论语稽求篇卷三

译明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而左丘明搜集整理其相关事实来为之作传，又进一步编纂不同与相同的史料写成《国语》。而刘向、刘歆、杜预等人却说左丘明与孔子一同观看鲁国史书而作《春秋》。刘歆甚至说：左丘明的喜好与厌恶与圣人相同，他亲眼见过孔子，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作者都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与亲眼所见，其详略程度是不相同的。他说“好恶与圣人同”，则明确指的是《论语》中“左丘明耻之”等语句。自唐代谈助、赵匡、陆德明等人不知依据什么，竟说《论语》中所引用的丘明是史佚、迟、任之类的人，左氏汇集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认为左氏就是那个人，这是错误的。宋代程颐于是说左丘明是古代的知名人士，而朱熹采纳了他的说法，于是也将《论语》和《左传》的作者分为两个人。然而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证据，而且他们未曾说过作《春秋》传的人并非左丘明。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有个叫季本的人写了一部《私考》，引用宋儒的说法：认为左氏的言论已经混杂了秦代的制度，比如“腊”，是秦代的祭祀名称；“酎”，是秦代的饮酒名称；“庶长”，是秦代的官名，而传文中都涉及这类词汇，不是战国以前的文字，而说丘明从孔子那里受经，岂不是很荒谬吗？又说：三传得以设立学官，《公羊传》最早，《谷梁传》次之，《左传》最晚。史书记载《左传》在汉初出于张苍家中，本来没有传授的人，大概张苍在秦代时担任柱下史，熟悉天下的图书记籍，又擅长历法，而在汉代担任淮南王刘长的丞相十四年，难道不是张苍与其门徒搜集整理而成的吗？当时隆庆、万历年间有一部无名氏所著的书名叫《左季折衷》，取《左传》与季本的《私考》进行折衷，其中有云：根据史书记载张苍喜好书籍，博闻强识，精通历法，司马迁为他作别传尤其详尽，如果张苍写了这本书，那么司马迁同时代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肯听之任之吗？反而说：左丘明失明后作《国语》吗？况且汉武帝初年，河间献王喜好古书，收购聚集，多达五百余篇，而《左氏春秋》就在其中，那么《左传》的出现不晚于《公羊传》和《谷梁传》，只是因为没有设立学官导致《史记·儒林列传》失载。所以刘歆写信给太常，责备各位博士，专门想要设立左氏学官，正因为《左传》不是后出的。因此看《武帝纪》就知道《左传》与《尚书》、《毛诗》一同被河间献王收购，看刘歆的信就知道《左传》与逸礼一同藏在孔壁中，这些都是张苍生前的事，何况张苍在秦代时担任御史主管柱下方书，高帝时制定章程，文帝时担任丞相，景帝前五年去世，年龄一百多岁，那么张苍距离武帝收购书籍时只有十年间的事。河间所收购的书号称古文，必定不是十年间所得的书。写藏收购如果确实是张苍所作，那么他的书问世不久，没有书一出就能在邹鲁、梁、赵、济南、胶东等地流行，使诸儒尊信并传习的，这必定是没有的事。又查桓帝时让蔡邕书写十三经刻石，立在鸿都门，观看的人每天数以千辆马车计，而《左传》也在其中。假使是当代的伪书，谁甘愿将它与圣经并列如此？到了唐开元二十五年敕令举进士者试大经，注曰：“唐代以《左传》为大经，三言为一帖。”既然称之为经，而又说大，那么《左传》在唐代已经尊过其他经。即使有谈氏、赵氏的怀疑，也只是说作经者与《论语》所引的人时代不同，或者是两个人，并非说《左传》不是经，也并非说《左传》不是左丘氏所作。如果他所列举的秦官、秦腊来断定其为秦代以后的书，则大错特错。秦国自从非子受封建国，在周孝王时代，传了十几代君主而进入春秋时期，那么没有春秋时就已经先有秦国了。人们只知道秦孝公时才有不更、庶长的称号，惠王十二年才有腊的名称，于是说虞国不腊。秦军战败，抓获不更女父，以至于秦庶长鲍、庶长武率军与晋国在栎地交战，都作为秦代以后书籍的证据。那么试问秦称腊、称不更、称庶长，毕竟创于哪位公，起于哪个时代，更制于何年何人的议论，而茫然无据，只以所见之日为始，那么怎么知道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见者，而以此作为判断，是殷助始，孟子、太宰、司败始，《论语》也。况且腊即蜡祭，见于郑氏、蔡邕等人的说法，即《月令》记腊虽自吕不韦，然而其中所记无非是周制，怎么知道虞之不腊在列国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断全经，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说，又说左氏即左史，古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故经为纪事传为记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则又不然汉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语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悦作《申鉴》，也说：“朝有二史，左记言，右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明明以《尚书》《春秋》分别言事。以《尚书》典谟诰命，单记词令；《春秋》单记事实也。若传，则事实词令均有之。谁说《左传》只

译记言的是左史吗？这是窃取《汉书·艺文志》的话，却又误解了它，这是胡乱依据、杂乱举证。况且左右史记录言动，也只是大概的说法，原本就没有一定之规。如果《礼记·玉藻》又说道：“行动则由左史记录，言语则由右史记录。”怎么见得记录言语一定是左史呢？况且《汉志》以左右来区分言和事，明确指向左丘明是右史，是记录事件的人。如果说孔子因为鲁国周公的史官有法度，所以与左丘明观看其史记，依据实际发生的事，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各自记录不同的说法。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从而失去真相，所以论述本来的事迹而作《传》。那么这就确定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左丘明本来就是右史吗？为什么呢？左丘明依据实际发生的事论述本来的事迹，不像弟子们只是记录不同的说法。到了崇祯年间，又有吴继仕这个人，极力偏袒季本的说法，并且说《左传》中记载了韩、魏、智伯的事，又列举了赵襄子的谥号。从获麟到赵襄子去世，已经八十年了。如果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不应该在孔子去世七十八年之后，左丘明还能著书如此。殊不知前人长寿的人很多，在春秋时代尤其如此。先儒之所以认为老彭就是籛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况且人活到九十岁左右，并不是怪事。季本怀疑《左传》是张苍所作，因为张苍年龄超过一百岁，能够记住前代的事情。张苍的年龄可以长寿，而左丘明的年龄不能长寿，这更不可理解。况且张苍同时代有窦公，年龄一百八十岁，对于左丘明九十岁左右的年龄来说，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所有这些，都是辗转穿凿附会，毫无义理，不值得深入辩驳。恰好有朋友提出这些说法并颇为迷惑，因此详细地加以说明。

译齐王王籍模仿谢灵运的诗，非常相似，当时人们称王籍之于康乐（谢灵运），就像左丘明之于孔子。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晋代卫瓘读这两句时，以“者”字断句，“焉”字属下句，作“何”字解释，意思是“为什么不如丘那样好学呢”？这也只是偶然如此，原本不足以作为依据。后来见到监本《北史》中苏绰为周文帝所作六条诏令，引用此句也没有“焉”字。等到查看其他版本，却又不是这样。这不知道是监本偶然遗漏，还是其他版本增入呢？然而已无法考证了。

【不有祝鮀节】施愚山曾说：这本书有三处可疑，其中“有毕竟不是不有”两作“不有”，是第一个可疑之处。然而如果说一个有，一个不有，世人看重谄媚而轻视美色，那么对于孔子屡次感叹“未见好德如好色”的说法，就自相矛盾了，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况且“难免”，是指遭受祸害。所以旧注都将“难免”解释为祸害，像所说的“惧不免”“几不免”，世上有几次呢？祝鮀说“无”，即“不免”，那么六合之外，八荒之内，有谁能够幸免呢？恐怕孔子没有这种说法，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先仲氏说：这是寓言。说的是没有迎合世俗的资质，却只抱着美好的资质在人间游历，很少有不被世俗所害的。用谄媚比喻迎合世俗，用美好比喻善良的本质，直截了当且明白。大概美好而善于淫邪，人没有不想要迅速加害他的。这与怀抱美好资质以迎合世俗使用是一样的，所以说“难免”。邢氏疏说：宋朝祝鮀美好而淫邪，当时世人憎恶他，正是这个意思。

【人之生也直节】人生在世是直的，并非生理本性就是直的。如果生理本性就是直的，那么“罔之生也”就不通顺了。这个“生”字只作《孟子》中“生斯世也”来解释，意思是人生活在当今世上，与世俗相接，是因为直道的缘故。如果欺诈无直道，却还能安然处在人世，那是侥幸免祸罢了。孔子说：“三代实行直道。”直道，是人在世上生存的事。旧注将“生”解释为寿终不横死，虽然与“幸免”相对，然而“幸免”也只是免于一死罢了，寿命长短、顺逆如何，哪里知道呢。

【觚不觚节】觚不像觚，是警戒酗酒。觚，是酒器的名字，容量可以容纳二升，它的含义是“寡”。古代量酒以三升为恰当，五升为过量，二升为寡，而制造器具的人就依据这个。所以凡是设置器具命名含义，各有取义。君子看到它的名字，应当思考它的含义，所谓名与实相称。现在名字虽然是觚，而饮酒常常不寡，实际上不符合，怎么配得上这个名字？所以说：“觚啊，觚啊！”按照礼器有爵、散、觯、角等各种酒器名，而都有取义。所以韩婴作《诗说》有云：“一升叫爵，爵是尽的意思；二升叫觚，觚是少的意思，饮酒常常寡少；三升叫觯，觯是适的意思，饮酒身体舒适，适然的样子；四升叫角，角是触的意思，不能自我舒适，只是触犯罪过；五升叫散，散是讪的意思，饮酒不知节制，徒然被人诽谤讥讽。”如果觞也是五升，用来作为饷饮；觥也是五升，用来明罚。虽然同样是五升，而觥觞名称不同，这是礼器称名，必定以义起如此。现在淫酗之家，饮酒常常过多，虽然拿着觚，也不寡少，所以孔子借觚来感叹。如果把觚当作棱角，那么棱角不是器名，即使觚也没有称为棱角的。如果说觚是竹简，那么是供书写的竹片，《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汉书》“操觚之士”，都是薄竹方片可以拿着书写，从未有棱角的。如果说学书的牍，削木制成，其形状或六面，或八面，这就是原涉传所说的“削牍而疏”，那么六面、八面都不记得，但这叫牍不叫觚，是另一样东西。大概觚不是牍名，即使操防的防，本是竹头；柧棱的柧，本是木旁，都是借写作觚，不是本字。如果把牍当作觚，把柧防当作觚，那么孔子正要正名，却先弄错这个字，觚就不像觚了。至于后世花瓶也有称为花觚的，这些都不是上古的称名，而且花觚、酒觚并没有八面与八角的，即使其间花纹有齿、有乳、有釿、有锷，都不是棱角。花觚是俗器，还可以杜撰称名，酒觚是古礼器，也可以杜撰吗？

有人说《史记》有“破觚为圜”的话，集注为什么不引此作为依据，反而以木牍花瓶为证，适宜其错误。不知道《史记》所说的，指的是顽骪之世，廉隅尽被磨平，好像打破方物成为圆物，这就像《离骚》“何方圜之能周偭，规矩而改错”的话，同样说的是方圆有变更，不是说名实有乖反。打破方物不叫方物，那么难以说方不像方了。古文语词有似是而实非的，像这样，正需要学者考辨罢了。

【君子博学于文节】博与约是两件事，文与礼是两样东西，然而与“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不同，为什么呢？那里的博约是用文礼来博约，这里的博约是用礼来约文，用约来约博吗？博在文，约文又在礼。先教谕曾说：“解经须识字，于文于此文也，约之即约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礼则谓用礼来约之，以也者，用也。”所以后汉范升传引孔子说：“博而约之，弗叛矣夫。”又说：“夫学而不约

译（如果那样做），必定是背离了大道。”将“博而约”连成一句，又用“博而不约”作为反义的一句，可知孔子的语意原本就是这样，历来讲解经书的人也都是这样理解的。一定要把“致知格物”与“克己复礼”相对举来说，这是后世儒者的私意罢了，难道是孔子的本意吗？

译【子见南子章】孔子发誓，旧注多不能理解。孔安国也认为这是可疑的文字。即旧注解将“矢”解释为“誓”，这必定没有道理。天下原本没有暧昧不清的事情，况且圣人的行为无不可告诉别人的，更何况是与门弟子说话，有什么不容易明白而一定要发誓呢？而且“矢”解释为“誓”，别无考证依据。只有《盘庚》中有“出矢言”一句，是直言而非誓言。

晋代栾肇作《论语驳》说：“‘否’是‘否’，‘屈’是言语？我之所以身体弯曲像这样，是因为上天厌弃断绝我。”但“否”没有“否屈”的解释，而且“矢”字也没有意义。

《正义》引用蔡谟说：“矢，陈述。孔子为子路陈述天命。这就是《诗经》中‘矢歌’、《左传》中‘矢鱼’的解释。‘祗’，陈述，是下级向上级报告的用语。如皋陶陈述谋略，屈原在《离骚》中叩问重华陈述言辞，都是铺张陈述，称为布告。孔子见南子，是什么事？孔子与弟子说话何等，竟用这种报告的体例？况且先烦劳记录者郑重记下一句，大大不合情理。”

查《释名》说：矢，指。《说文》说：否，不。当时，孔子用手指天说：“我敢不见吗？不，那么上天将厌弃我。”意思是南子正得天命。所以《史记·世家》记载此事在孔子发誓之下，直接说：“予所不者”，竟将“否”字当作“不”字，不必训诂。大概“不”者，“不见”也。此词例与《项羽传》中“不者，吾属将为所虏”正同，是明白的文字，并无牵强。千古疑义，都可豁然开朗【“所若”也。《左传》“所不与崔庆”、《史记》“所不与子犯”都作“若”解，旧注以此为誓，正是以“所”字相似罢了】

宋代孙奕《示儿编》说南子是南蒯，南蒯想扩张公室以背叛季氏，这与孔子想赴佛肸之意相同，而子路不高兴，所以发誓。这仍然是以“矢”为“誓”，唯恐见到淫乱失德而作发誓，涉及暧昧。于是想避开南子一名，而致使称南蒯为子，圣门记录者怎么便如此。

【黙而识之节】“黙识”三句，集注说谦言无有，即“出则事公卿”，节也说谦言无有。然而“黙而成之”，存乎德行，见于《易·系辞传》。但这也不是异人的事，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见于《子罕》篇。“我学不厌，而教不倦”，见于《孟子》。这都是孔子自己所承担的事，以自己所承担的事而忽然谦称，圣言有伦理不至于诡辩悖谬。至于酒困数事，这是庸之又庸的事，以此作谦则过于卑近谄媚，过于贬低类似欺诈，大大无理。所以近人有以“何有”训“不难”的，如孔子说于从政乎何有，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孟子回答是也，何有？这类但可谓云尔为公西华说，学不厌，教不倦为子贡说，都是答词。现在无故而忽然自夸一语说“此皆不难”，则是骄言伐德，又没有这种道理。查郑康成有云：“何有于我”，说无是行于我，我独有之。此语又难解。大凡“何有”作“无有”解，说视若无有，前所云“于从政乎何有”类是也。此“何有于我”则又着当有，说故云“谁则有于我”，说不为我所有，所以康成急着“我独有之”句，说此我当自有也。彼之“何有”以“何”训“无”，此之“何有”以“何”训“谁”也。此非谦词，实勉词也。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二节】二节皆见《檀弓》。一曰：“食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一曰：“吊于人，是日不乐。”都与论语文同，虽不实署夫子名，但礼经出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即以夫子之事为礼者，特“不乐”乐字即作乐之乐，与“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余哀未忘”，则音洛矣。然而“余哀未忘”，犹是注“不歌”之由，固是无碍。至小注引新安陈氏谓：“是日歌，或遇当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纵或遇歌，乐可以已也。”此则本《檀弓》文，而“歌”字与“乐”字竟分见者，然语滞矣。伊川“歌则不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则又不然。哀乐同是情，无可偏执。傥出吊之后，偶奉傧命，则晏飨赠答，固亦非哭可谢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曾云哭不可歌耶？

论语稽求篇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稽求篇卷四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程子谓“音”字之误，见《大全》小注。不知此本唐韩退之说，而程子遵之。大概唐人《论语》多异字，如宰予画寝，置其杖而芸，类若此字，则《史记》明云“闻韶音”，学之三月，是“音”与“三月”各出焉，得形误。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集注引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