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家塾书钞卷一　　　　　宋　袁燮　撰

译聪明，是内在德性向外显现时鲜明而有章法的表现，比如威严的仪态，比如言语表达，乃至礼乐制度、法律规范，这些都是“文”的体现。不称为“思”而称为“思【去声】”，是因为“思”这个字难以用言语完全阐明。思含有悠远深沉的意味，只有外在的文采而没有内在的思虑是不行的，有内在的思虑而没有外在的文采也是不行的。具备了这四种德行，怎么能不光辉普照、安顿天下呢？如今用自身来体察，我一身的光辉所能照耀的范围又能有多大呢？住在一户人家中，未必能惠及整户人家，何况是一乡呢？未必能惠及一乡，何况是一国呢？未必能惠及一国，何况是天下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在我自身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平日里有许多过失，所以我的光辉不能照耀到远方。

译《尧典》

说考察古代，帝尧名叫放勋，恭敬、明察、文采、思虑，安详而又安详，诚信恭敬且能谦让，光辉照耀四方，通达天地上下。

考察古代不必专指尧，考察历史只是史官考察古代，有像尧这样的人。放勋，是依仿前人的功绩。有成功的人称为勋，古人做的事很多，我选择那些成绩显著昭著的来仿效，这就叫放勋。有人认为放勋是尧的名字，不对。尧、舜、禹应当是名字，怎么说呢？说：“来啊，你舜。”说：“来啊，你禹。”舜、禹既然是名字，那么尧也是名字。古人不避讳名字，孟子引用放勋说，或许那是他的号吧？钦明文思，就是聪明文思，去掉“聪”字只说明“明”字，便可见聪明本是一个，分析不得。说：“钦，是说它都从恭敬中来。德行虽然达到圣人境界，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念头，何曾有一天敢忘记？片刻不恭敬，就会有失误，非常可畏。”安安，是安而又安。说是安于他所应当安的地方，却没什么意味。仁者安于仁，有的安而行之，恭敬而安，古人多讲这个“安”字。德行盛大、仁德纯熟，终日周旋不出于规矩准绳之内，而没有丝毫辛苦勉强之意，这就叫安。一个“安”字不足以尽意，所以又加一个“安”字。

能够彰显俊美的德行，来亲睦九族。九族已经和睦，便平定彰明百官。百官彰明，便协和万邦。黎民于是发生变化，这时和谐。

从钦明文思到格于上下，这是治理的根本；从克明俊德到黎民于变时雍，这是治道的大体。俊德只是我的德行，俊有俊敏之意。现在人俊爽的叫作俊，圣人固然不是寻常所说的俊爽，但他日进无疆的地方是俊。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这些很多都是克明俊德。但写文章的方法，要说下面的事情，必须先说这句话。治道大体，从自身而及于家，从家而及于国，从国而及于天下。自身不修养不可以齐家，家不齐不可以治国，国不治不可以平天下，本末先后的体例，井然有序。《大学》一篇可见。又应当仔细看“克明”二字、“既睦”二字、“昭明”二字。克，是能够。必须实在能够明俊德，才可以亲九族。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如说妻二族、母三族，似乎不对。亲九族里面有很多事，如立宗法、辨昭穆、服纪、燕饮之类，礼仪既完备，然后九族可亲。我去亲九族，必须等到九族一齐和睦了，才能平章百姓。百姓，是百官族姓。平，是当；章，是分明。德行大的在上，德行小的在下，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一一都处置得平当分明，这是平章百姓。昭明也只是个分明，必须百姓已经昭明了，才能协和万邦，黎民翕然大变。

于是命令羲和，恭敬顺从昊天，推演日月星辰的历象，恭敬地授给人时。

子云说：“羲近重，和近黎。”羲和既是重黎的后代，作为司天地的官，分明以羲和为天地之官，以四子为四时之官。朝廷大臣不出此六官，这便是周的六卿，自古如此。《甘誓》之战，便召六卿，在夏时已然可见。四子所主管的，各一时。凡属于天的，都是羲氏所掌；凡属于地的，都是和氏所掌。天下万事，哪件不是天地？就像周家六卿，虽说各有所主，总之天地官所属的，分外较大。六官无非是治理防范民众，设官分职，作为民众的准则，民众之外还有什么事？所以叫作敬授人时。如果人时不定，怎么使人趋时赴功？然而想要敬授人时，必须先治理防范历象，历以算数，象以参历，既无差错，然后可以颁历于天下，所谓敬授人时。古人对此事非常重视，舜初即位，便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羲和湎淫，诸侯至举六师征之。为什么如此重视？只因为事事重民。滕文公问治国，孟子首先回答以民事不可缓。立为君师，使之享崇高富贵之极，究竟为何事？无非为民而已。自后世这类官都轻视，不以民事为重。司马子长说：“先人以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在汉时已如此。

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嵎夷，叫作旸谷。恭敬地迎接日出，平定东方的耕作。日中，星鸟，以定仲春。民众分散，鸟兽繁殖。再次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交趾。平定南方的农事，恭敬地致祭。日长，星火，以正仲夏。民众因循，鸟兽换毛。分别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叫作昧谷。恭敬地送日落，平定西方的收成。宵中，星虚，以定仲秋。民众平定，鸟兽毛润。再次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叫作幽都。平定北方的农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民众聚集，鸟兽厚毛。

居住在嵎夷、南交、昧谷、幽都，都不是常在其所。这些都是王朝大臣，自在朝廷辅佐人主，特设一局于彼，时常往来而已。万物

译四子互相会见，这是南方卦象的含义，所以说“南交”。羲仲负责东方，羲叔负责南方，和仲负责西方，和叔负责北方。四季的事务，四位官员各自主管一方，并不是说他们只专门负责那一方。凡是四方春季的事务，都由羲仲掌管；凡是四方夏季的事务，都由羲叔掌管；和仲、和叔，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只专门掌管一方，那么只有羲仲评定东方春耕的事务，而其他三方都不参与，那么其他地方的春季事务将由谁来负责呢？只是羲仲所主管的是春季，春季属于东方，所以说东方；羲叔所主管的是夏季，夏季属于南方，所以说南方罢了。和仲、和叔也都是这样。比如日出、日落，每天都有，就像如今历法家所说的太阳从何处升起、在何处落下，这些都需要每天加以防范和治理，由四位官员共同掌管。只是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所以迎接和送别太阳的礼仪体现在羲仲、和仲二人身上，并不是说另外两位官员都不知晓。恭敬地迎接日出，不必说太阳从东方升起，羲仲就去那里迎接；恭敬地送别日落，不必说太阳在西方落下，和仲就去那里送别。大概太阳升起时，自有应当防范和治理的事务；太阳落下时也是如此。“敬致”的意思是，太阳到达中天时，羲叔恭敬地处理日中时的事务，《周礼》中有“致日”、“致月”的说法。说“宾”（迎接）、说“饯”（送别），就可见天与人本来是一致的，明确地用人道来侍奉天。古人治理政事，首先要公平均平。就像授予田地，根据土地肥瘠的高低来决定多寡的数量，这才是公平均平。不只是这一件事，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大概用来安定民心的道理就是这样。先后缓急，井然有序而不混乱，这就叫做“秩”。春、夏、秋三季都说“平秩”，唯独冬季说“平在”在于“察”。大概冬季的末尾，是一年的终结，也是一年的开始，正是阴阳交错的时候，怎么能不加以观察呢？日中、宵中，都是昼夜平分。在春季说“日”，在秋季说“宵”，是因为阴阳的不同，随着时节不同而改变名称。观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迎接、送别等事务并不是只针对一方而言。鸟、火、虚、昴，都是在二分二至的黄昏时分出现在南方。用数理推算，比如春分时星鸟应当出现，那么这一天的黄昏它就出现了。“厥民析”，意思是百姓分散在田间劳作。想必羲仲在这里一定督促劝勉，谁敢不勤劳，必定加以惩罚；如果有疾病灾祸，或有丧事祸患，都妥善安排处理，使百姓分散在田亩中劳作而没有一人敢懈怠，然后才可以称为“析”。“因”的意思是，顺应春季而不变。春耕夏耘，耕作固然不可懈怠，如果勤于耕作而怠于耘田，那么杂草就会成为好庄稼的祸患，好的庄稼就无法生长了。所以顺应春季的时节，也让百姓分散在田间，有一毫的偏差，就不能称为“因”。“夷”的意思是，到了秋季稍微有些闲暇，“夷”解释为平，也解释为易。“隩”的意思是，冬季没事，可以进入室内居住。说到百姓便连带提到鸟兽，这就是所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

译帝说：“咨！你们羲和！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就一岁。确实要治理百官，使各种功业都兴盛。”

前面既然命令羲和用历象授人时，这里又让他们考察余分以明确置闰的方法。大概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正好三百六十天。余下六天，六个小月又余下六天，这是一年余下十二天。三年余下三十六天，以三十天为一个闰月，又两年余下二十四天，凑上前所余的六天为一个闰月。所以三年一闰，五年再闰。这样然后四时才开始确定，岁功才开始完成，百官都能顺应时节赶工，各种功业没有不兴盛的。厘，治理；熙，兴盛。大体上事情必须随时做。经说：“百官只顺时。”又说：“饮食只顺时。”又说：“敬慎只顺时，辅佐天工。”如果不置闰来归并余分，那么四时都不能得其正，天下事颠倒错乱，百官怎么治理？各种功业怎么兴盛？“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日既有余，无处安放，自然是用置闰。天地没有全功，置闰的方法，分明是圣人在这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似乎专是人事，然而也是天理之自然。斗指两辰之间，便知其为闰，以此可见也不是圣人以私意为之。凡是读《二典》，不可当作后世看。后世视此等事多以为缓而不切，唐虞之时此事甚重。大概四时不定则各种功业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无一事不顺天时，圣人安得不以为急乎？

帝说：“谁有能顺时登用？”放齐说：“丹朱开爽明晓。”帝说：“吁！嚚讼可乎？”帝说：“谁有能顺我采？”驩兜说：“都！共工正聚集成功。”帝说：“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帝说：“咨，四岳！滔滔洪水正割裂，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说：“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说：“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此时，字即上文“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之时。圣人之心最以时为重，前既命天地四时之官，使之各任其职矣，圣人之心犹以为未，又咨询于众，言：“谁有能顺天时者？吾将登而用之。”登庸之职不是小事，分明是有六卿，又求三公。启明者，开爽也。丹朱、共工在当时皆是一个开爽明晓、能办集事功底人，便如鲧亦是防做者。但放齐称朱为启明，尧则见其嚚讼。言不忠信为嚚，好与物竞为讼。既是嚚讼，岂能顺天时乎？驩兜言共工方鸠僝功，尧则见其庸违滔天。众人举鲧为可用，尧则知其方命圯族。静言庸违者，静则能言，用则违之也；象恭滔天者，外为足恭，其中实滔天也。方命是逆命，圯族败坏族类也。大概圣人观人，不惑其迹而深察其心。众人但见其外开爽明晓、能办集事功，遂以为可用。圣人动烛心术之防然后悉知其病，而见其有不可用也。知人一事，是君道最大者，既能知人，更复何虑？但他人之心腹肝胆皆欲灼见而深知焉，此岂易事？丹朱、共工与鲧又是最难看者，看得破，方见得尧之所以圣。后世人主所以不知人，只为惑于其外耳。虽然，尧知丹朱、共工之不可用，遂弃之而不疑；至于鲧，既知方命圯族，然犹从众人之议而用之，何哉？盖治水之任，又与登庸、若采二事不同。既有羲和四子，若时之任少缓，亦不甚害；便是若采，亦未可暂阙。惟洪水之患，在当时为害最大，且舍鲧之外，别无可任其责者。众人既以为试可乃已，尧亦只得用之。而尧所以命之者，不过一“钦”字。大概人之过失为不善，只是不能敬。鲧虽方命圮族，苟能持之以敬，则前日过失皆可使之风休冰释，水亦可治。曰：“往钦哉！”言其自此以往，不可不敬也。使鲧诚能佩服尧之言，何至于九载绩用弗成乎？

帝说：“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防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说：“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说：“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说：“钦哉！”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则尧固深知舜，而天位之逊，大概属意于舜也。然舜隐于耕稼陶渔

译一旦将天位授予他人，也是很难的，所以尧向四岳谦让，说：“你们能奉行天命，来继承我的帝位。”前辈认为这是尧在寻求能奉行天命的人，打算让出帝位，其实不必这样解释。四岳是尧朝的大臣，大概是一时的贤人，自然可以承担天下的重任。尧想要退位，既然还没有其他人选，自然首先向四岳询问。如果说尧本来就知道四岳决不敢接受，只是姑且试探一下，尧的本意却不是这样的。四岳既然说尧的德行不足以居帝位，尧于是让他们明察侧陋之人，于是众人一致推举舜，舜是瞽瞍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舜却能以孝道使他们和谐。“谐”这个字最值得注意。大抵处在天伦亲情之间，粗疏是做不到的，必须是由细微精密的功夫在里面调停和谐，功夫到了，自然能感动感化。处在父子兄弟之间，与外面的事情不同，外面的事情，果决有才力的人都能做；在父子兄弟之间，所有的果决才力都用不上。舜处在愚顽、奸诈、傲慢的亲人之间，此心不敢有一毫放逸，只看“谐”这个字，是多少功夫！后来伯益说：“舜恭敬地侍奉父亲瞽瞍，小心谨慎，瞽瞍也顺从了他。”孟子说：“人们喜欢权势、美色、富贵，都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如果舜有一毫粗心，怎么能感动感化呢？《礼记》说：“父母有过错，要低声和气，用柔和的声音劝谏。”又说：“孝子有深切的爱心，就一定有和气；有和气，就一定有愉快的神色；有愉快的神色，就一定有温婉的容貌。”观察“谐”这一件事，可以想见舜处在愚顽奸诈的亲人之间，所谓低声和气、柔和声音，所谓和气、愉快的神色、温婉的容貌，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如果是常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归咎于父母兄弟，认为他们愚顽奸诈傲慢不可教化，从而产生怨恨愤怒之心。舜完全没有这种念头。这种心不仅舜有，人人都有。所谓“孩童，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大概一降生就有，这正是人秉承常道的良心。但是人有这种心却不能保养，孩童之所以爱父母如此深切，是因为本心的良善没有丧失，而得天之全。后来被外物扰乱，所以良心昏塞。舜之所以成为圣人，只是没有丧失他的良心罢了。所以说：“伟大的人，就是不丧失他赤子之心的人。”四岳推举舜，只说他在家庭内部的事情，可以说是善于举荐人才了。尧说：“我要试一试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在……”二女，尧认为舜在父母兄弟之间虽然如此，但不知道他在夫妇之间怎么样，所以用两个女儿来考验他，这就是所谓的“经历各种艰难”，这是第一件事。二女虽然是尧所生，毕竟是天子之女，舜实际上只是一个平民，而舜能使二女忘记了作为天子女儿的骄贵，降心以相从于妫汭。厘，是理的意思；降，是降心以相从的意思。嫔于虞，是指在有虞氏那里尽到妇道。之所以能降心以相从，之所以能使她们在有虞氏尽妇道，只因为舜的心就是前面以孝道使亲人和谐的心，舜的心没有被妻子改变。如果舜的心变动了，一定不能感动二女。看他处在父母兄弟之间，既能如此以孝道使亲人和谐；看他处在夫妇之间，又能使二女降心以相从，这是朴实有功夫的表现，确实可以授予天位。尧说：“要恭敬啊！”意思是说他之所以能如此，只是一个“钦”字。现在看尧用人，放齐举荐丹朱，尧因为他愚顽好讼而不用；驩兜举荐共工，尧因为他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而不用；四岳举荐鲧，尧因为他方命圯族而不用。至于众人向尧推荐舜，尧就说：“我要试一试他！”毫不怀疑就相信了他。观察他的取舍用否，尧究竟是什么意思？大抵常人观察人，看他的外表；圣人观察人，考察他的内心。丹朱的启明，就是现在所说的明敏；共工的方鸠僝功，就是现在所说的能办事。众人看他的外表，似乎可喜；圣人考察他的内心，实际上不可用。至于舜的兢兢业业，在家庭内部尽诚，尧却立刻把天下授予他。大抵外面的事情都可以伪装，只有家庭内部不容许一毫的虚伪。像启明，像鸠功，都可以外表伪装来欺骗人，但在笃实处却看不到。处在父子兄弟之间，如果不是此心没有一毫放逸、朴实头有功夫的人，怎么能做到！现在读《尧典》一篇，虽然有很多事情，但其纲领不过有二：一是修身，二是用人。从“钦明文思”到“黎民于变时雍”，是说尧的修身；从“乃命羲和”到结尾，是说尧的用人。必须是确实如此，钦明文思，允恭克逊，才是修身；必须是贤不肖的情伪灼然，如同辨别黑白，才是用人。对内修身，对外用人，这两者都做到了，治道的根本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呢？君主的修身，应当像尧的修身；君主的用人，应当像尧的用人，这才是朴实头的地方。

译虞舜出身偏远低微，尧听说他聪明睿智，打算让他继承帝位，于是经历各种艰难考验，因此作了《舜典》。侧，是偏远的意思；微，是低贱的意思。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徙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夷人。”既然说是东夷，就可以说是偏僻遥远。又说：“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既然提到耕种、制陶、捕鱼，就可以看出他的低微。凭着舜如此偏远低微的身份，尧却听说他聪明。况且士大夫在近处，君主尚且不能了解他们；至于偏远的人，君主必然没有途径去了解。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偏远低微的人呢？舜处在深山中，尧居于九重宫阙之上，而舜的聪明，尧确实听说了。这里就应当思考：尧凭什么知道舜？舜凭什么让尧了解？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尧的聪明与舜的聪明相同。只有尧具备这种聪明，所以舜虽然在下位，确实能被听闻了解；只有舜的聪明与尧一样，所以虽然身处偏远低微，但他的德行能上达九重宫阙。如果两位圣人的聪明有一丝一毫不同，必然无法被听闻。聪明二字，不可不仔细思量。这心中，六通四辟，没有一丝障蔽，这就是聪明。尧舜二典所说的聪明，就是《论语》所说的仁。仁与聪明，虽然看似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四肢麻木不仁叫做不仁，这心有毫厘的窒碍，就是不仁，就是不聪明。孔门学者急于求仁，求仁就是为了求聪明。这是学问最亲切的地方，现在应当详细玩味什么是聪明。然而舜虽然如此聪明，尧虽然如此了解舜，至于将要授予他天下，必须先经历各种艰难考验。观察他对两个女儿的教化，已经试验过了，说：“我要再试验他！”可见这是第一件难事。尧还认为不够，又把天下的难事都用来试验他，谨慎地弘扬五种常道以下就是如此。孔子编次《尚书》用了一个“难”字，可见众人所说的难事他都做到了，那么那些容易的事就可以想见了。

舜典

说考察古帝舜，名叫重华，与帝相合。深邃明智，文明温恭，诚信充实，德行上闻，于是任命他担任职位。

华，是光华的意思。舜的光华，就是尧的光华。重华，是明两作离的意思。尧有此光华，舜也有此光华，所以与帝相合无间。现在试着以身体验，圣人为什么有此光华，而众人为什么唯独没有此光华？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既然有此秉彝良心，便有此光华，只是局限于狭小，更被物欲所遮蔽，昏塞的人多了。总之，本来光华自在，只有圣人功夫既到，胸中无一毫蔽塞，体现在政事上，一一都符合道理，都合乎人心，举天下都尊仰他，都称颂他，所以他的光华充塞天地。现在必须将他发见于政事的地方，才能看到他光华弥满宇宙的地方。濬是常常去疏浚，不使有一毫障塞，如同疏浚河流的濬。哲，是智的意思。人岂可以无智？禹治水，只是一个智。所谓智，如同禹行水。《中庸》说：“舜真是大智啊！舜喜欢问而喜欢考察浅近的话，隐藏恶而彰显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就是舜吧！”人都说自己有智慧，却驱赶他们进入罗网陷阱之中，而不知道躲避；人都说自己有智慧，选择中庸之道，却不能一个月坚守。学者只要玩味《中庸》说舜大智的地方，什么是智，就可以见得这哲字。文是粲然有文可观，只如这一文字，须是仔细思索，什么是文。如所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粲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如所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这就叫做文。现在有文的人能有多少？纵然有，也很微小。色彩杂合叫做文，《周礼》也说青与赤叫做文。古人多说这文字，称尧说焕乎其有文章，说夫子说文章可得而闻，记言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棫朴》一诗，诗人美文王而比之以天之云汉，其诗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可见其文了。《易》又说：“内文明而外柔顺。”大概刚健文明之德，这个断少不得。明，是高明的意思。神有妙意，老氏说：“神之又神，众妙之门。”庄老言语虽差，然毕竟下一神字，亦是圣人神妙不可测处。于尧言俊德，于舜言神德，一也。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的神字，即《舜典》的神字。伯益言尧之德，也说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至于变化无方，不可测识，方是圣人之盛。现在业一艺之精者，犹能造微妙处，如奕秋之奕、轮扁之轮、痀瘘之承蜩，皆造于神，况圣人日夜在这里理会做人！舜之所以谐顽嚚、友傲弟，是做多少工夫！他直至于神妙不可测处，所以能感化嚚与做烝烝于乂。德若未至于神，何以受得尧之天下？

谨慎地弘扬五种常道，五种常道能够顺从；纳入百官，百官按时序治理；接待四方诸侯，四方诸侯恭敬肃穆；

译（舜）被安置在险要的山谷中，狂风暴雨也不能使他迷失方向。

译从这以下，是历次考验舜的各项事务。孟子说：“让契担任司徒，用人伦道理来教化百姓：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妇之间有分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这就是五典。徽，是美善的意思，形容其美好而值得观览。从，是顺从的意思，指各自顺从其应有的道理。君主得到他作为君主的道理，臣子得到他作为臣子的道理，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没有不各自顺从其理理而没有违背冲突的，所以称为“从”。如果君主侵夺臣子的职权，臣子僭越君主的权力，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一旦违背了应有的道理，就不是“从”了。称之为慎徽，舜在这里下了大功夫，使天下身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人，都能尽到各自的道理而美好可观，这就叫作慎徽典常。这是万世常行而不可改变的，所以称为“典”。

现在看尧对舜的考验，也有先后次序。当初选取舜，是因为他能调和顽劣的父亲和傲慢的弟弟。随后又用两个女儿来考验他，观察他处理夫妇关系的情况。舜既然能让两个女儿下嫁并和睦相处，在这次历次考验中，又以慎徽五典为首要。圣人修身，把这件事作为根本；朝廷用人，也把这件事作为急务。为什么呢？因为看待这件事为最紧急的任务，只因为天下的道理，不出于人伦；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因为有这些人伦。现在试着想一想，日常周旋应酬，都在人伦里面，舍弃了人伦，还有什么事呢？佛教之所以得罪于儒家，正是因为它灭绝天伦。既然灭绝了天伦，却劝告路人效法眷属，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夷子二本。虽然如此，舜之所以能使五典顺从，只是一个感化。现在的人处在家庭之间，尚且有难以处理的情况，何况治理天下呢？现在说五典顺从，是指天下身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人，都顺从其道理。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必定是我自己没有毫发欠缺，然后才能感化到如此程度。因为这不同于寻常官员出来做一点小事，想做一些小事，有才智的人都能做到；只有这件事，才智都派不上用场。五常之道，舜既然在自己身上尽到了，而天下没有不顺从的，所以说：“瞽瞍最终喜悦，而天下做父子的关系就确定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纳入百揆，百揆是宰相的职责。用道来衡量百事，所以称为道揆。三公的官职，不被具体事务所累，只是用道来衡量于上罢了。时叙，是指事事都有次序，应当先做的先做，应当后做的后做，井然有序不乱。宾于四门，是让他接待四方诸侯。诸侯感念舜的德行，无不肃穆和顺。纳入大麓，是让他主持祭祀。古代因山而祭，礼制所说的因名山升中于天就是如此。烈风雷雨弗迷，是指春无凄风、秋无苦雨之类。迷是迷乱错乱。比如怒号的风，只有冬天适宜有，春夏的烈风，不就是迷乱吗？雷声收敛之后，雷风发作，也是迷乱。《洪范》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既具备又有序，这就叫作时。《洪范》的时字，就是《舜典》的弗迷字。苏氏认为弗迷是舜不迷乱，似乎不对。说风雨按时令，这意思自然很好。这些全都是感化。比如百揆时叙，难道是事事去理防吗？宰相用道衡量于上，而有法度定于下的人，都趋时赴功。百官互相效法，百工遵循时令，没有先时而为的，也没有后时而不为的；没有应当先做而后做的，也没有应当后做而先做的。这完全是感化。在我者德行盛大仁德成熟，不待看他的脸色、望他的容貌，而人自然感动。所以不仅明处的人可以感化，即使鬼神的幽暗之处也没有不能感通的。

说乃言底可绩，五典克从，百揆时叙，四门穆穆，烈风雷雨弗迷，都是他的成绩。如果像苏氏所说舜自己不迷乱，那么烈风雷雨弗迷可以说成是成绩吗？

帝说：“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尧对于舜，起初用两个女儿来考验他，随后又用各种艰难来考验他，而舜遍历诸事，都有成绩，所以说“乃言底可绩”。舜在尧之前，必定时常有谋略，只是没有记载在书中罢了。听他所言，既说得对；考察他所行，又不违背所言，可以登上帝位了，这是唐虞用人的方法。大抵能言的人常多，而言行一致有成绩的人常少。共工因为静言庸违，所以不被任用。后世用人，只因为只听他说后就任用，所以多败事。言论如果可取，固然可以任用，但还不可以大用。必定是卓然有成功，才可以大用。即使是舜的圣明，也等待他的言论有成绩，然后才登上帝位，那么岂止是空言而已呢！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受终者，尧受终也；文祖者，尧之祖庙也。尧将禅位于舜，故受终于文祖之庙，以为君临天下许多时节，至于今日，方保得彻头彻后，可以无憾。自古人主有终者极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甚矣有终之难也！唐可称者三君，明皇、宪宗皆不克其终。自古人君，岂惟不克

译他最终，在位时间稍长，便与起初不同。唐太宗即位不久，魏征就已经有“十渐不克终”的告诫。尧到了这个时候，才敢说有始有终，唉，太难了！当他接受禅让时，心里必定会告诉他说：“这都是宗庙神灵的力量。”自然有许多推辞的话，只是没有记载在这里罢了。

译通过璇玑玉衡来校准七政。

璇玑玉衡，是校正天文观测的仪器。璇玑描绘天象，用玉衡来观测。七政，指日、月和五大行星。使用璇玑玉衡，是为了治理历法、明确时节，也是为了观测天文、考察时运的变化。璇玑玉衡所代表的日月星辰，是恒定不变的；而天上的日月星辰，却有时会发生变化。用璇玑玉衡来验证天象，如果有一丝一毫不符合，就是灾异，就是君主失德所导致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警惕地反省内心，恐惧并修身省过，以回应天意，以消除灾异。大体上天和人本是一回事，所以君主失德，天象随之变化，这不是天变了，而是我先变了。天上有多少吉祥善兆，就源于我有多少善政；天上有多少灾异变化，就源于我有多少过失。三光圆满，寒暑调和，是我实际做到的；日月发生亏蚀，星辰运行失常，是我先有了变化。这没有别的，只因为天和人本是一个道理。现在必须明白这确实是一个道理，才行。

于是向天帝报告，向六宗祈祷，遥望山川，遍祭群神。

肆，是于是、遂的意思。舜通过璇玑玉衡来校准七政，既然没有灾异变化了，然后才敢举行祭祀的礼仪，作为天地百神的主祭者。如果观测天象有一丝一毫不符合天意，一定不敢祭祀。为什么不敢？这应当思考。《尚书》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而慎重祭祀的。”又说：“我年幼无知，早晚都谨慎祭祀。”古人对祭祀非常看重，君主早晚从事，只以此为要务。观测天象而有变动，那就是在我自身未能无愧，怎么能与神明交往呢？即使极尽崇敬来祭祀，神明也不会享用。只有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上足以对得起天意，然后才敢与神明交往，作为天地百神的主祭者。史臣用一个“肆”字，写出了大舜的心境。

收集五瑞，过了一个月，于是每日接见四岳和各州的长官，将瑞玉分发给诸侯。

辑，是聚集的意思。新天子即位，五等诸侯都进献他们的宝物，过了一个月然后归还给他们，就像如今节度使刚开始任职，僚属都进献他们的印信相似，过了一个月然后归还，那么在这一个月之内，必定大力询问考察，当他们刚来朝见时，与他们讲论奏对，就可以看到了，而在一个月之内，询问考察他们政治的得失、才德的高下，必定确实是一个足以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人，然后才归还瑞玉，如果不是这样，一定不再归还。诸侯之所以能统治他们的国家，是因为拥有这些宝物，拿着它足以统治国家，一旦失去它，凭什么统治国家呢？那么诸侯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更加自我勉励？学者读书，看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应当想想大舜的心境是怎样的；看到“辑五瑞”，也应当想想当时诸侯的心境是怎样的，想想诸侯必定警惕地内心恐惧，只怕自己有所不及。

二月，向东巡视，到达泰山，焚烧柴草祭祀。按等级遥望山川。于是接见东方的诸侯，协调四季月份，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修整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作为见面礼，如同五器，最后才归还。

前面是诸侯朝见天子，这里是天子巡视诸侯。岱宗，是泰山。柴，是焚烧柴草祭祀。巡视四方山岳，也必定先祭天。望秩于山川，是遥望山川祭祀。这就是“肆类于上帝”等事。前面是内政，这是外事。协调四季月份，校正日期。时，指春夏秋冬四季；月，指十二个月。度、量、衡都起源于律，律统一了，度、量、衡就都统一了。律起源于黍，用黍的长短作为度，用黍的多寡作为量，用黍的轻重作为衡。自唐代以后，律已经失传，所谓的度、量、衡都是主观臆断，而且参差不齐。诸侯受命于天子，所谓的四季月份日期、度、量、衡，不容有丝毫差异，所以在巡视的时候协调、校正、统一它们。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统一人心。这就是《春秋》大一统的意义，天下风气相同，九州贯通一致。如果让天下诸侯各自制定正朔，各自制定度、量、衡，那么各国政令不同，各家习俗各异，变风变雅就是由此产生的。天没有两个太阳，民没有两个君王，家没有两个主人，尊位没有两个至上者。如果各国各自为政，那么所谓尊贵的人就太多了。协调四季月份，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古人这个意思非常深远。他们之所以巡视，无非是治理防范的事，所以说：“天子到诸侯那里叫巡视，巡视，是巡视所管辖的地方。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务。”无非是治理防范的事，什么不是治理防范的事？五礼，是吉、凶、军、宾、嘉。五玉，是公拿着桓圭，侯拿着信圭，伯拿着躬圭，子拿着谷璧，男拿着蒲璧。三帛，是诸侯世子拿着纁色帛，公的孤拿着白色帛，附庸之君拿着黄色帛。二生，是卿拿着羔羊，大夫拿着大雁。一死，是士拿着野鸡。作为见面礼，所以叫贽。给他们整顿，教他们都符合道理，所以叫修。“修五礼”应当断句。如同五器最后才归还，五器就是五玉，事情办完就归还它们。三帛、二生、一死则不归还。诸侯拿着这些宝物，然后才能治理他们的国家，所以最后才归还，这本来是一个意思。然而读古人的书，不可只局限于一个意思。《礼记》说：“事情办完就归还圭璋”，这是轻

译财物是重视礼义的表现。即使是诸侯想要凭借它来统治自己的国家，但轻视财物、重视礼义的道义也蕴含在其中。

译五月南巡守，到达南岳，如同泰山之礼。八月西巡守，到达西岳，如同初次之礼。十一月朔日巡守，到达北岳，如同西岳之礼。归来，到艺祖庙祭祀，用特牲。

艺祖，就是文祖。天下万事都有根本，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为根本。外出时奉艺祖之命而出，返回时则告祭祖先，道理也应当如此。这个道理也只是日常生活中的道理。

五年一次巡守，诸侯四次朝见，陈述政事以言语，明确考察以功绩，赐予车服以酬劳。四年之内，五服诸侯来朝见都已遍。到第五年，天子巡遍四岳。所谓诸侯来朝，并非同时。圣人顺应人情而制定礼仪，根据道路远近，也有一年一朝的，也有隔年、三年一朝的。所以四季朝见各有不同名称。《周礼》说：“侯服一年一见，甸服二年一见，男服三年一见。”虞、周的制度虽然不同，但也可见他们来朝的时间各自不同，只是说四年之内五服都遍，没有不来朝见的罢了。在五年之内，诸侯都已朝见天子，天子又巡守诸侯，王者、诸侯常常相见，政治的得失，人才的优劣，民情的隐微，都能详细考察而周知，里巷间的隐微之事无不达于朝廷。后世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尚且不废，至于天子巡守的制度则全无了。古代君主非常辛劳，后世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往来巡守，然而不过是极尽耳目之观罢了。大体上古代的巡守是为了百姓，后世的巡守是为了取悦自己。所谓车服以酬劳，不是说到了这里才开始赐予车服。既然身为诸侯，统治一国，哪有不成乘车，也没有没有服饰的？这里所说的车服以酬劳，是《礼记》所说的“对百姓有功德的人，增加封地，提升爵位”的意思。车服如《周礼》所说的“夏篆、夏缦、鷩冕、毳冕”之类，根据他们的言论，考察他们的行为，确实有成功的人，从而加以宠命。如子男则升为侯伯，侯伯则升为公，这叫车服以酬劳，却不是开始赐予的。

开辟十二州，封十二山，疏通河流。

九州开辟为十二州，这是因为禹治水，发现州有太大的，隔绝遥远，耳目有所不及，所以分为十二州，而另建三州牧，希望地近而百姓都能蒙受恩泽，这是当时开辟的意思。十二山，是十二川的山；川，是十二州的河。封如《周礼》所说的厉禁，官司有职掌，不得非时进入，所以叫封。山泽的利益，古人与百姓共享，这不是夺取百姓的利益而归于官府。夺取百姓的利益固然不可，如果毫无禁令也不可。孟子说：“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网不入池塘，鱼鳖就吃不完；斧斤按时进入山林，木材就用不完。”论木材的使用而与粮食、鱼鳖并提，大概这些都是百姓日常所用的，之所以至于用不完，也是因为砍伐按时故。古代木材不合规格不卖于市，草木黄落然后进入山林，他们封植培养就是这样。濬，是疏通。必须是常常疏通，就没有壅塞的祸患，农田可以依靠它灌溉，商旅可以依靠它往来，稍不疏通，便壅遏而不通了。现在看两篇《典》，只将后世并看，后世如山川之类都不曾去治理，只如河渠壅塞，旱无所蓄，水无所泄，才有水旱，农田便被其害，至于舟楫不通，商旅不至，都是不曾疏通的缘故，为害甚不小。由此看来，唐虞之际以此事为最紧急的事务，其用意岂不很深吗！大体上后世以为缓而不切者，古人视之为甚急。

画在刑具上作为常刑，流放宽宥五刑，鞭刑作为官刑，扑刑作为教刑，罚金作为赎刑。过失灾祸一律赦免，怙恶不悛、始终作恶者处以贼刑。恭敬啊，恭敬啊，只有刑罚要体恤啊！流放共工到幽州，放逐驩兜到崇山，放逐三苗到三危，殛死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都信服。

象以典刑，是象其所犯之罪而加之刑，说刑罚与罪行正相当。《易》说：“象也者，像此者也。”象有似的意思。罪行大的加之重典，罪行小的加之平典，罪行轻的加之轻典，刑与罪对，无毫厘之差，所以叫象以典刑。后世用刑多是过差，何尝与罪行相对？才是过差，便至于有罪者幸免，无辜者滥及。刑非其罪，非象也；难以常行，非典也。只有恰好相当，无毫厘之差，所以叫象；可以万世常行，所以叫典。流宥五刑，有疑者，罪疑惟轻，所以用流来宽宥他。鞭作官刑，官刑谓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类是。既是庶人在官，必是才智过于凡民，与田野间庶人不同，所以不施肉刑而以鞭代之。扑作教刑，扑者，榎楚也，扑又与鞭不同。金作赎刑，使之输金以赎罪。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无目者谓之眚，说小民无知误触刑宪，非其本情，有如眚者，如此者直赦之。至

译对于那些怙恶不悛、坚持作恶而不悔改的人，确实不可宽恕，然后才施加刑罚。前面提到的“象以典刑”，实际上并未真正使用，到了这种情况才有所不赦。要慎重啊，要慎重啊，只有对刑罚要心怀忧恤啊！史臣赞叹舜对待刑罚如此忧恤，恤，就是忧的意思。流、窜、放、殛，这些事情本发生在舜摄政之初，因为历时已久却记载在这里，大概是史臣因为论述舜慎重忧恤刑罚这一章，所以将这件事附在后面，以表明那四罪而天下人都信服，正是由于他忧恤所致，这是写文章的方法。怎么知道是在摄政之初呢？只看十二州就可以明白。禹治水时才划分为十二州，鲧被殛死而禹兴起，那么初创十二州时鲧的死已经很久了，而现在却列在下面，由此可知是在摄政之初。现在读《尧典》和《舜典》，《舜典》比《尧典》更加详细，比如巡守、朝觐、用刑，都记载在《舜典》中。难道尧的时候没有巡守、朝觐的制度，而刑罚没有使用吗？大概到了舜的时候才开始完备，所以记载在这里。比如唐虞之时难道没有贡赋，而贡赋的制度在《禹贡》中记载得细微曲折，到了禹的时候才大大完备，所以如此。凡是读书都应当这样看待。

译过了二十八年，尧帝便去世了。百姓们如同失去了父母一样悲痛，三年之内，天下禁止演奏各种音乐。

舜代理天子之位二十八年，尧帝才去世。尧去世称为“殂落”，舜去世称为“陟方”，后世的君主去世也称为“崩”，这些说法都与“死”字不同。《檀弓》记载：子张去世，召来申祥并对他说：“君子称去世为‘终’，小人称去世为‘死’，我今天大概可以称为‘终’了吧？”意思是说，大概可以称得上是“终”了。普通人只是说死，圣人则不然。三年之内，天下禁止演奏音乐，并不是因为有禁令而不敢演奏，而是发自内心，自然有所不忍。现在且问尧帝为什么能让人们这样？求学的人就应当这样深入思考。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尧帝平时治理天下，体现在政令颁布、建立纲纪等方面，事事都契合人心。我所做的既然契合人心，所以人心自然无时无刻不怀念，不是不能忘记尧帝，而是不能忘记自己的本心。孟子说：“用武力使人服从，不是内心信服，是因为力量不足；用德行使人服从，是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就像孔子七十位弟子信服孔子那样。”大概因为孔子的一言一行都合乎人心，寻找他毫厘的过失都找不到，所以七十位弟子真是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尧舜治理天下也是如此。后世虽然有贤明的君主，也是是非各半，对的方面人们就信服，错的方面人们就都能指责议论。如果是尧舜的时代，怎么会有不是的事？怎么会有人议论他们毫厘的过失？既然这样，理应深深结系人心，即使时间久了也不被遗忘。如果是用微小的恩惠来结系人心，一时间固然感激我的恩惠，恩惠用尽了就会疏远，恩惠厚的稍微久一些也会疏远。如果事事都契合人心，却不会疏远，大概是因为我所做的正是他们内心的想法。

正月元日，舜来到文祖庙。

三年的丧期结束后，舜才到文祖庙去禀告。这三年中，舜都不处理政务。孔子说：“何必是殷高宗呢？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国君去世，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听从冡宰（宰相）的指挥。”唐尧虞舜的时代，虽然不一定有冡宰这个官职，但也是当时的大臣，比如四岳、百揆之类。说“三年，四海可见”，意思是三年丧期结束，天下才可见其作为。来到文祖庙，是在三年丧期结束后，三年都不记载政事，可见这期间没有施行什么作为。孟子说：“尧去世，舜到南河之南去躲避尧的儿子。”想来三年之内，舜必定曾躲避丹朱。

咨询四岳，敞开四方之门，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通达。

四岳，是朝廷的大臣，舜刚即位，首先咨询他们。敞开四方之门，是开辟四方进言的门路，使民间的利弊、人才的隐伏、好的谋略和言论，都能上达，旁通而没有阻碍。使四方之目明亮、四方之耳通达，是扩大四方视听的范围，使凡是有聪明才智的人无不前来禀告，集合众人的聪明才智作为一人的聪明才智。在此之前，舜还是代理天子，到这里舜才开始真正君临天下。这是君临天下的第一件大事。《易经》以天地相交为泰卦，不相交为否卦，观察否泰两卦，可见这是最紧急的事务。上下不通，情意隔绝，民间隐微的情况无法上达，人才被遗漏无法上闻，休戚利害都无法知晓，这难道是小事吗？敞开四方之门，有公正听取、全面观察的意思。魏征曾说：“凡是君主之所以英明，是因为兼听；之所以昏庸，是因为偏听。”君主最不可偏听。只听从、信任亲近的小人，而不能公正听取、全面观察，危害不浅，所以敞开四方之门，就是兼听。说敞开四方之门就够了，又说使四方之目明亮、四方之耳通达，大概只是我敞开四方之门，还不见得天下人都来禀告；至于使四方之目明亮、四方之耳通达，那么天下有聪明才智的人就没有隐瞒的了。这真是上下相通，不与后世刚即位时下诏求言，只是作为形式而未曾追求实际效果的情况相同。如果像后世的空文，有聪明才智的人也不一定来禀告。

咨询十二州的州牧，说：“让百姓吃饱饭，要顺应农时！安抚远方的人，亲近近处的人，敦厚德行，任用贤人，而排斥奸佞之人，蛮夷就会顺服。”

二帝三王，治道的兴隆，没有其他原因，只是认清了先后的顺序罢了。后世治道不如古代，也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失去了先后的顺序罢了。圣人难道不知道礼乐教化是治理的急务，却把百姓的衣食放在首位吗？衣食充足了，然后教化礼乐才能兴起，先后的顺序就是这样。孟子所以告诫当时的君主，首先是不违背农时。汉文帝、汉景帝致力于养育百姓，至于考究古礼文事，还有很多缺失。汉朝的贤明君主，也深深洞察这个道理。不然的话，那就是所谓“救死都怕来不及，哪有空治理礼义呢”！现在看舜继位的开始，首先是求取言论，其次是百姓的衣食，他所优先的只有这两件事，治道的纲领可以认识了。顺应农时，古人最重视时宜，看《尧典》一篇就可以知道。说“让百姓吃饱饭，要顺应农时”，是举出纲领。其中的条目，如耕耘收获不失其期，分析高低地势不违背其常，如使用民力不妨碍农时，驱使百姓必尽其道，都包含在其中了。安抚远方的人，亲近近处的人，安抚，是怀柔的意思。远方的人不服从，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用德行来怀柔他们，以改变他们傲慢悖戾的心，这就叫安抚。敦厚德行，任用贤人；而排斥奸佞之人，排斥，是阻抑、阻隔的意思，使他们难以进用。十二牧，大概是州牧侯伯，在外统领诸侯的人。《王制》建立国家的制度，五国为一属，一属

译有长官；十个国家组成一个连，连设有帅；三十个国家组成一个卒，卒设有正；二百一十个国家组成一个州，州设有伯。虽然这与唐尧、虞舜的制度不同，然而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百官，内部有百揆和四岳，外部有州牧和侯伯，那么十二牧大概是诸侯中的长官。既然身为诸侯的长官，那么一州之内诸侯的贤良与否，作为州牧的人都可以加以罢黜或升迁，从而决定他们的去留。后世的帅臣，也是古代州牧的职责，因此一路的官吏，贤良的人得以被举荐，不贤良的人得以被检举弹劾，用现在来衡量古代，就知道古代也是这样。只是后世的帅权很轻，帅臣权力轻，根源在于监司的权力重。古代天子派遣他的大夫担任三监，监督方伯的国家，每国三人，这也是监司的意思，然而他们的权力不至于太重。宋朝兴盛时期，只有转运使、提刑、提举，都没有监司。自从王安石执政后，监司的权力才开始加重，于是州县之间，只知道有监司而不知道有安抚使。然而安抚使还能够决定一路贤良与否的人的去留，那么他的权力还在。十二牧能够决定诸侯的去留，诸侯也各自能够决定其下属的去留，自下而上，层层统属，也如同现在监司帅臣能够举荐贤良、弹劾不肖，而郡守自然能够考察一郡的僚属。然而十二牧不仅决定一州诸侯的去留，其下也有许多官吏。作为州牧，既然能够让百姓都衣食充足，能够让贤良的人实现志向，不贤良的人不能苟且容身，一州之内，还担心什么不能治理好？所以蛮夷都顺服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虽然是蛮夷，然而良心根植于本性之中，看到上面的政治没有丝毫过失如此，怎么能不心悦诚服？蛮夷不像后世的夷狄，古代自有九州之戎，看《禹贡》就可以知道。冀州，是天子的都城，却说“岛夷皮服”。舜居住在深山中，与戎狄一起居住，正是冀州的地方。由此可知十二州都与蛮夷相接。

译舜说：“唉，四岳！有谁能发扬功业，光大帝尧的政事，让他担任百揆之职，明察政务，顺导僚属呢？”大家一致说：“伯禹可以担任司空。”帝说：“好，唉！禹，你平治水土，务必努力啊！”禹叩头拜谢，将职位让给稷、契和皋陶。帝说：“好，你去上任吧！”

唐尧虞舜时代，百揆是宰相的职务。舜摄政二十八年，虽然已有君主的德行，但实际仍是摄政。如今既然登上帝位，这才寻求百揆的人选加以任用。名叫百揆，是说他要揣度百事。帝之载，就是帝尧的政事。熈，是广大的意思。帝尧建立法则垂示宪章，留传给后人，只有能够恢弘光大它，然后政事才能一天比一天兴盛。然而想要光大帝尧的政事，非明察政务、顺导僚属的人不能做到。亮，是明察；采，是政务；惠，是顺导；畴，是僚属。宰相对于天下大事，虽然不必亲身去做，但心里不能不明白。如果完全委托给别人，而心里糊里糊涂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怎么能够揣度百事呢？对内要洞察天下的大政，对外要统率天下的百官。宰相是百官之长，那么百官都是他的属员，这就是所谓统管百官的事务。惠，就是使他们互相顺从。封育善类，斥退小人，那么他的僚属才开始顺从。大概宰相不能不明察天下事务，但也并非一人所能独自完成，必须依靠僚属的辅佐。傅说所说的广泛招揽贤才，排列在众位官员之中，这就是宰相的职责。我的心既然对天下事务了然于胸，又得到僚属共同协力，难道不足以担任百揆吗？难道不足以光大帝尧的政事吗？大家一致说：“伯禹可以担任司空。”司空，是掌管水土的官职。禹平治水土，所以担任司空。帝说：“唉，禹！你平治水土，务必努力啊！”让他居于百揆的职位，而统领司空的官职。时，是这；懋，是勉励，是说今日担任百揆，应当像平治水土那样努力。禹之所以治水，只是一个“努力”字。禹的努力，不同于常人所说的努力。当他治水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间断，八年在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儿子启呱呱啼哭，我不去抚养他，只看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当时禹的心专一在于理防治水，没有间断，可见他的努力了。但人有这种心，往往在患难未平的时候知道自我勉励，等到治理安定功业成就，这种心就容易散漫，便忘记了前日许多艰难。舜命令禹担任百揆，让他把前日治水的心用来担任百揆，那么还担心不能光大帝尧的政事吗？禹的努力，就是帝舜所说的奋发功业。奋，是兴起；庸，是功业。居于宰相的职位，必须奋发振作，用力去做，怎么可以有一丝一毫的怠惰？最难得的是舜能指出禹的心，认为前日治水的时候，只是一个努力，现在只要能以此心担任百揆就足够了。这种心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圣人的言语不同于常人，他之所以命令禹，真是能指出禹的心。大抵人有这种心，大多是不能推广。孟子说：“古代的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别人的，没有别的，善于推广他所做的罢了。”《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扩展到兄弟，用来治理家邦。”是说把这里的心加到那边去罢了。用给妻子做榜样的心去对待兄弟、治理家邦，只是把这里的心加到那边。舜命令禹说务必努力，是让他把治水的心加到担任百揆上。他告诫臣下如此，难道与后世相似吗？帝说：“好，你去上任吧！”大概当时朝廷大臣也没有超过禹的，担任百揆的职位，必须还是禹才行。

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种各种谷物。”

伯禹治水的时候，稷已经奏报各种艰难的食物、稀少的食物，那么稷播种百谷已经很久了。现在才任命他，未必是初次任命，或许是舜继位后，从而重申任命他呢？这里都难以深入考证。食物，是百姓的大命，虽然说十二牧各自管理食物，但朝廷专门设置一个官职总领纲纪于上，天下有一个人不得食，都是后稷的责任，他的责任重大啊。在后世大司农的职位，还专门设置一个部门，何况唐虞时代呢？但后世所谓司农，只以办理财赋为职责，把古代养民的官职，移变为国家的官职，失去了古意。播种各种谷物，其中有很多事情，如《周礼》六遂诸官，所说的授予田野，教导稼穑，督促耕种，实行秩序，必须这样方能播种各种谷物。播这个字，最不容易理解，如果只说是播种，有什么难的？何必后稷才能做到？播，是布的意思，布于天下，使大家都勤于播种。《思文》这首诗，颂扬后稷配享上天，它的辞句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养育我们的百姓，没有不是你的恩德。赐给我们小麦，帝命普遍养育。没有你的疆界我的疆界，在天下陈列这播种之道。”都没有疆界的区别，在天下陈列这播种之道，称为能够配享上天，是说他所覆盖的像天一样无所不覆。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学者应当深深体味“播”这个词。

帝说：“契，百姓不亲爱，五伦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施行五教，在于宽厚。”这未必是初次任命。百姓以食物为本，播种各种谷物，已经使他们食物充足了。然而所谓天生百姓而立君主，让他管理

译对于百姓，不让他们丧失本性，难道仅仅是给他们吃、给他们穿就完了吗？一定要能够保养他们的良心，这才对得起管理百姓的责任。那么，保养他们的良心，难道有别的办法吗？不过就是在人伦关系中去教导他们罢了。五品也只是五典。恭敬地广泛推行五教，在于宽厚。推行五教最不可不恭敬，要战战兢兢，如同捧着玉，如同端着满水，这就是所谓的恭敬。像舜那样圣明，还说谨慎地彰显五典，舜所说的“慎”字，就是这里所说的“敬”字。有一丝一毫不恭敬，在我自己这里就已经有了过失，怎么还能去教导别人呢？然而以恭敬为主，又必须用宽厚来对待他们。大概人伦之间的关系，不与其他事情相似。办理一件事，就是果断坚决，稍微急躁一些，也不会有很大的害处。如果是推行五教，如果追求速度，就必然反而导致相互伤害。从粗浅的方面来说，儿子不孝顺，弟弟不敬爱兄长，朝廷用严酷的刑罚来治理他们，难道不是很痛快吗？然而他们父子兄弟之间，反而无法相处，这是追求速度的做法，却因此疏远了他们天然的血亲关系。孔子担任司寇时，有父子打官司的，把他们拘禁了三个月，大概正是这件事需要宽厚，不能急于求成。以恭敬为主，用宽厚来对待他们，这是司徒的法则。在唐虞时代政治极其清明的朝廷，还有所谓百姓挨饿、民众不亲近、五品不恭顺的情况，为什么呢？大概圣人治理天下，常常觉得不足，从未见过天下大治。后世只因为都不管，所以看到天下无事。圣人看到天下有一个人不顺理，就自己觉得不足，何曾敢自以为天下大治呢？凤凰来仪，百兽率舞之后，还告诫天命，只有时机和细微之处，这颗心从未稍息。至诚无息。天道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天之所以为天，是因为它从古至今运行不止。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只是一个不停息。才有一丝一毫自满之心，就是停息，就不是圣人了。圣人只有这一个不停息，就是圣人之心，还用什么来做圣人呢？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不是禹故意这样责难，以舜的圣明，有一点自满，就是丹朱，这有什么奇怪？苏东坡说：“舜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却不是这样。

译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强盗奸邪犯法作乱，你担任士官。五刑各有适用的罪行，五等刑罚分为三处执行；五等流放各有安置的居所，五等居所分为三类居住。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公允。”

朱熹说：这两段记载都与后世不同。蛮夷扰乱华夏，强盗奸邪犯法作乱，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而舜只命令皋陶明正刑罚，大概只要有一个皋陶明正刑罚，自然就能处理妥当。所谓蛮夷扰乱华夏，也不必像后世的蛮夷那样，只是远方的人敢来中原作恶罢了。五刑各有适用的罪行，是说墨、劓、剕、宫、辟这五种刑罚，其罪行各自有所对应。应当受劓刑的就服劓刑，应当受墨刑的就服墨刑，像这类情况，就叫做“服”。必定是罪行足以承受这种刑罚，必定是我有理由让他承受，而他也无不心服，这才可以称为“服”。如果该轻判的却重判，该重判的却轻判，都失去了实际，他虽然承受了这种刑罚，然而并非心服，怎么能称为“服”呢？只有刑罚与罪行相当，没有丝毫差错，那么他受刑的人自然会反省内心，知道这是自己招致的，谁不心服呢？五等流放各有安置的居所，所谓流放宽宥五刑，也必须轻重都恰当，才可以称为“宅”。三就、三居，先儒认为是轻重与轻重之中，远近与远近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有五等的区别，那么这三者就在其中了，这里有用不尽的意思。虽然有五等刑罚，但实际使用的只有三就；虽然有五等居所，但实际使用的只有三居。大概刑罚只是设立在这里，哪里会一一都用尽呢？成周之时，刑罚四十多年没有使用；汉文帝时，也说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何况在远古盛世，怎么能把刑罚都用尽呢？如果说五服、五宅都用尽了，还能称为唐虞的盛世吗？大略五分中只用得三分。只有明察才能公允，公允，就是恰当。只有明察然后才能恰当，必须在我这边真是清明，方才轻重小大不至于差错，才可以称为公允了。任命禹只用一个“懋”字，任命弃只用一个“播”字，任命契只用一个“敬”字，任命皋陶只用一个“明”字。仔细玩味这几个字。

帝说：“谁能够胜任我的百工之职？”众人说：“垂啊！”帝说：“好，咨垂，你担任共工。”垂拜谢叩头，推让给殳斨和伯与。帝说：“好，去吧，你会协调好的。”

畴，众人。唐虞用人和后世不同，任用一个人，必定采纳公论，所推举的那么这个人贤能可知了，然后才任用他。这与天下为公的意思，哪里能有一丝私意夹杂其中呢？自从后世揽权的说法兴起，人主做事开始都想由自己决定。唐虞之时，只是致力于事情归于正确而已，揽权的说法未曾听说过。放齐推举丹朱，尧因为他愚顽好讼而不任用；驩兜推举共工，尧因为他花言巧语、表面顺从而内心违背而不任用；至于众人推举鲧，尧虽然知道他违背命令、败坏族类，但还是任用了他。为什么尧对前两个人果断拒绝，却唯独对鲧犹豫不决呢？那么圣人与天下为公的意思，大概可以知道了。丹朱、共工，只是放齐、驩兜推举的；鲧是众人推举的。既然出自众人的公论，尧怎么能不任用呢？圣人之心至公无私，可以想象而知。若，顺。工，百工。那百工的事情都顺从道理，就叫做“若予工”。在此之前，这个职位，共工实际担任。舜已经流放了共工，才开始寻求能够顺从道理担任百工的人。用百工的事情特别设立一个官职，要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看《周礼·考工记》就可以明白。国家有六种职事，百工占其中一种。轮、舆、弓、庐、匠、车、梓、筑、冶、鳬、防、叚、桃、函、鲍、韗、韦、裘、画、缋、钟、筐、防、玉、楖、雕、矢、磬，以至于陶、旊，都是百工的事情，都是日常所用一天也不能缺少的。所以说：“百工的事情，都是圣人的创造。”《易经》说：“砍削木头做耜，弯曲木头做耒，挖空木头做船，削尖木头做桨。”无非是圣人做的。像这样，怎么能不重视呢？孟子说：“一个人的身体，百工所制作的东西都具备。”现在手所用的，身体所穿的，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都是百工制作的。日常之间无非是百工，只是顺着它而不知道罢了。既然关系到民生的日常，适宜这件事重要。还有更严重的，《月令》所谓“不要制作淫巧之物来动摇君主的心，物品刻上工匠的名字来考核他们的成功，有不恰当的必定执行刑罚”，甚至关系到君主的心，怎么能不顺从道理呢？圣人必定要让他顺从的，正是因为关系到人心。共，敬，恭敬地执行他的事情。

帝说：“谁能够胜任我管理上下草木鸟兽的职务？”众人说：“益啊！”帝说：“好，咨益，你担任我的虞官。”益拜谢叩头，推让给朱虎、熊罴。帝说：“好，去吧，你会协调好的。”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天地所生的，然而中间却少不得这一个圣人。《中庸》说：“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人的本性；能尽人的本性，就能尽万物的本性；能尽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胜任我管理上下草木鸟兽”，都是为了尽万物的本性，而赞助天地的化育。在尧的时候，洪水没有平定，泛滥于天下，草木茂盛，禽兽繁殖，五

译庄稼歉收，禽兽逼近人类，野兽足迹和鸟兽踪迹交错出现在中原地区。在这个时候，草木鸟兽，是顺应呢？还是不顺应呢？如果不是圣人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宰，与人类共同安排处置，那么就会颠倒错乱，万物必定不能得到合适的位置，必定不能顺遂它们的本性。草木茂盛，禽兽繁殖，这并不是万物的本来本性。万物的本来本性并非如此，只是因为上面没有人安排处置，所以才变成这样。虞衡的官职既然设立，万物的本性才开始得以顺遂。所谓“我上下顺从草木鸟兽”，其中确实有深意。比如斧头按时进入山林，细密的渔网不进入池塘，必须这样，然后草木鸟兽才能顺从。只要看《周礼》中虞衡之官制定严厉禁令，就可以知道虞衡的政事了。上下，指山泽。若，也是顺从的意思。

译帝说：“咨询，四岳！谁能够掌管我的三礼？”众人都说：“伯夷。”帝说：“好，咨询伯，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恭敬，正直才能清明。”伯夷拜谢叩头，向防、龙推让。帝说：“好，去吧，要恭敬啊！”

咨询四岳，又不同于一般的咨询。四岳，是大臣，事情重大而体统庄重。首先咨询朝廷中的大臣。三礼，是天、地、人的礼仪。秩宗，秩的意思是次序，宗的意思是宗主，是说担任我礼仪的宗主。《周礼》中的大宗伯就是此职。注释说这是指郊庙之礼，这种说法失之偏颇。郊庙之礼也包含在内，但不仅仅限于此。早晚都要恭敬，正直才能清明。寅，就是敬。从早到晚，没有一念不恭敬。因为恭敬所以正直，因为正直所以清明。直，就是正直，是人的本心。其实正直如同平坦的道路，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私曲？然而人有许多偏私，有许多邪念，千机万械，纷纷扰扰，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不恭敬。如果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个念头常不敢丧失，在这个时候，哪里还有一丝邪念？这不是正直又是什么？伊川说：“专一而不旁骛叫做敬。”尹和靖后来才明白，说进入神祠中，这颗心不曾散失。不曾散失的地方就是专一，专一就是正直，正直就清明。《礼记》说：“清明在身，志气如神。”人怎么能不清明呢？然而如果不能以敬来端正内心，那么方寸之间扰攘不安，胸中蔽塞，怎么能清明？正直则心中无私曲，表里洞然，彻底如此，就是清明。所以说因为恭敬所以正直，因为正直所以清明。能做到这三点，就可以掌管礼仪了。掌管礼仪的职务，不与其他事情相似，才智勇力都用不上，必须恭敬才行。稍微有不敬，那么用它来排列礼仪，该轻的变重，该重的变轻，该小的变大，该大的变小，颠倒错乱，就失去了次序。恭敬则这颗心清明，譬如明镜一般，美丑都不能逃脱。所以秩宗的职务，以这颗心为主。去吧，要恭敬啊，也不是“去吧，你合适”的意思。钦，就是应当恭敬。饮字就是这寅字。

帝说：“防，命令你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语，声音依据延长的言语，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互相争夺次序，神与人就和谐了。”防说：“啊！我敲击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

胄子，从世子以下到卿大夫的子弟。古代天子的儿子也在学校中按年龄排序。《礼记》说：“世子在学校中按年龄排序。”又说：“天子的长子，也是士。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凭借天子的儿子却只能比同于士，大概是不让他显得尊贵，这个意思很好。古人教育国子非常留意，成周时期的教养之法非常详尽，而舜也特意设立一个官职来教育他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大概是因为古人想要让他们世袭家业。周公封在鲁国，其后代伯禽成为鲁侯；太公封在齐国，其后代伋成为齐侯。举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公卿大夫的子弟，是因为想要世袭家业。既然想要世袭家业，那么怎么能不教育呢？大概公卿大夫的子弟，不与贫寒的读书人相似，东坡《王仲义真赞》论述得很详细。古人用人多是贵族子弟，成周时期，在王朝做官的，都是周、召、毛、毕的子孙。将要使用他们，所以必须先教育他们。然而教育子弟的方法，必定用音乐，大概是用音乐感化人，与言语不同。言语进入人心很浅，音乐的动荡鼓舞，进入人心很深。古代学校中多演奏音乐，商代的学校叫瞽宗。瞽宗，就是音乐，用它来命名学校，是说在学校中演奏音乐。“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大体上人的本性虽然相同，但人的气质禀赋各不相同。承受天地之中气而生，这本性哪里会有两种？然而禀受山川之气以及日月的不同，那么气质就不能没有偏差。北方土厚水深，那里的人多深沉厚重；南方土薄水浅，那里的人多轻浮。这可见山川之气不同。像这样，教育就是发扬善行，补救过失，矫正偏颇而归于中道。如果正直而不温和，宽厚而不严肃，刚强以至于暴虐，简约以至于傲慢，那么就失去了中道。只有能够揉合其偏颇而归于中道，然后才能得到本性而不丧失上天所赋予我的东西。

帝说：“龙，我厌恶防的巧言断绝善行，震惊我的军队。命令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诚信。”

殄，断绝。防的巧言之人，自断绝其善行，是说没有善行。纳言，是喉舌之官。《诗经》所说的“传达王命，王的喉舌”就是此意。在后世为给事中、舍人，就是古代的纳言之官。传达我的命令，上面的命令，如果恰当，就随之宣布；如果不恰当，就随之驳回。宣布叫做出，驳回叫做纳。务必诚信，是告诫纳言之官，说其不可不诚信。那些巧言断绝善行，震惊我的军队，也很可畏了。然而巧言之人，敢来到君主身边，肆意言论而无忌惮，都是君主命令不谨慎的缘故。如果上面的命令稍有不当，纳言之官就随之驳回，上面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对，那么谁敢进谗言？况且君主任用一个人，如果不是应当任用，作为纳言的人敢与君主力争，必定是应当任用

译然后加以任用，那么他所任用的都是公众舆论所赞同的人，谁还敢进谗言陷害他呢？如果任用不当，那么防范和指责的言论就会由此兴起了。所以，即使是拥有君主那样尊贵地位的人，也不能自以为是，如果只追求命令必须执行，这恰恰是招致防范和指责之口的原因，其危害难道小吗！后世设有给事中，纳言这样的官职也没有废除，但是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未必是合适的人选，所谓“惟允”（只有诚信公允的人），却缺少了这一个字。古人认为这个职位非常重要，所以把它列在九官之中，是看重它的职责。九官未必都是新任命的人，比如皋陶掌管刑法，后稷推广农业，后夔掌管音乐，这些职位由来已久。也许是舜即位后，重新任命他们，让他们继续担任这些职务；也许是当时恰好缺少这九位官员，舜才开始任命他们，这些都无法详细考证。殳、斨、伯与朱、虎、熊、罴，在当时肯定是被任用的，但是舜只任命这九官，大概是因为这九项职责没有比它们更重的，事务没有比它们更紧急的，君主掌握纲要，所以选择紧急的事务来任命官员。况且天下如此广大，除了这九项事务之外，还有什么大事呢？从百官统领之下，播种的人有，施行教化的人有，掌管刑法的人有，管理山泽的人有，主持礼仪音乐的人有，至于纳言的官职也有合适的人选，天下的大政方针，其纲纪都在这里体现了，其根本和枝节都在这里完备了。所以，想要认识朝廷政事的大体，应当从这里去观察。

译帝说：“咨，你们二十二个人，要恭敬啊！要顺应时宜，彰明上天的功业。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使各项功业都兴盛光大。”

二十二个人，正如注家所说的九官、十二牧、四岳，合起来就是二十二个人。“惟时”的意思是，让他们都能顺应时宜，也就是《尚书》中“百工惟时”的意思。《礼记》说：“符合恰当的时候叫做时。”快慢先后，该做的就做，这叫做符合恰当，这就叫做时。“亮天功”是说，设置官职、分配职责都是遵循天理，都是代天行事，并非君主凭私意而为。在天上有这个理，在人世间就有这件事，所以朝廷有这个职位，难道是人为的吗？后世设置官职不符合天理的很多，有的出于某件事的创立，有的出于君主的私意。只是枢密使本是五代时由宦官担任的，现在却成为朝廷的执政大臣，大的尚且如此，何况小的呢？“亮”，就是明的意思。书中多有这个字，如“亮采惠畴”、“亮采有邦”、“寅亮天地”，都是明的意思。大概居于天位、治理天职，一定要内心清明，然后才知道这是上天的功业而不敢怠慢。稍有怠惰，稍有昏暗，那么内心就会闭塞，怎么能够彰明天功呢？这两句是舜告诫二十二个人的话，“三载考绩”以下，则是史官的话。绩，就是功绩。确实取得了成功叫做绩。只以九官来说，如明刑必须达到百姓心中和谐，如典乐必须达到百兽跟随起舞，像这类情况，都是各自因其职责而取得成功。三年就考核他们的功绩，三次考核后就实行升降。古人用人一定要长久，只有长久，那么他们的谋虑就精详，他们的规划就端正审慎，他们所做的事都是长远的事业。以鲧治水为例，直到九年功绩没有成就，然后才罢免他。九年之内姑且让他去做，后世用人多犯急于求成的毛病，所以做官的人刚有点头绪就离开了。大概如果求效太急，那么人才也不能有所作为。子产执政，第一年百姓想杀他，三年后百姓歌颂他。如果像后世那样用人，那么百姓想杀他时，子产一定被罢免了。只是宋文帝时，做官的人以六年为期，所以元嘉之治人们都称赞；后来以三年为期，就说元嘉之政衰落了。本朝太祖任用边将，远的长达三十多年，所以使人深思熟虑，做长远的打算。唐虞的制度何止九年？如皋陶明刑，后稷播种，伯夷典礼，后夔典乐，都是终身任职。所谓黜陟，是在这个职位之中进行升迁。如宋、邢、邴做学官，只是就学官升迁，官职日益升高而职责不变。“庶绩咸熙”，“熙”字不可不详细玩味。如“熙”字，这都是唐虞时的字。“熙”，就是光大的意思，广不足以尽之。有能奋起功业光大事业，只下一个“熙”字，以尧的事业尚且还想要它更加光大，大概不能这样就停止了。如果当时各项功绩有些欠缺，有些不到位，就不是“熙”了。后世君主常担心我用的不够，财富不丰，却不知道各项功业都兴盛光大，就没有一事不备的了。这就是唐虞治道达到极盛的原因。

分北三苗

“北”读作南北的北。三苗国在南方，是现在重湖之地，所以有洞庭、彭蠡之湖，大概依仗其险阻，容易作乱。舜将他们的民众分散安置在这里。先前已经迁走了他们的君主，现在则迁走他们的民众，这最是一个教化人的方法。改变他们的井田疆界，表彰善人，区别恶人，以此来激发他们的愧耻之心。大概北方土厚水深，南方土薄水浅，所以北方人多沉稳厚重，南方人多轻浮。舜之所以将三苗分散到北方，大概是因为桑麻沃野之地，即使想作乱也不可能。

舜三十岁出生，三十岁被举用，在位五十年，巡狩南方而死。

史官总叙上文来总结，“陟方”的意思与“殂落”相同。

帝治理下土，设置居处，区别所生，分类族属，作了《汨作》、《九共》九篇、《稾饫》。“厘”，就是理的意思，是说治理下土。称为下土，大概是四方幽隐之处。尧舜之时，距离太古的风气不远，其间天下未尽之事与不整齐之处，不可能没有。舜一旦出来为他们治理。刚设置居处，如建立诸侯之类。区别所生，分类族属，区别他们所生，分类他们的族类，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就是这个意思。

皋陶陈述他的谋略，禹成就他的功业，帝舜申述它。作了《大禹》、《皋陶谟》、《益稷》。《尧舜》称为“典”，《大禹》、《皋陶》称为“谟”。典，是常行的道；谟，是至善的言论。典就是谟，谟就是典，本来是一样的。皋陶大体上是论思献纳之官，禹则专门治理平定水土。皋陶虽然是作士，但毕竟自在朝廷，朝夕在君主身边，可以启发开导君主，正如今刑部虽云掌刑，毕竟是论思献纳之官。只有皋陶多所献纳，所以说谟；禹却专于平水土，治理地平天成的事，所以说功。“矢”，就是陈的意思，展尽底蕴，更无一毫隐匿不尽之意，叫做矢；纯全

译准备完备，再也没有丝毫亏缺遗漏的地方，这就叫做“成”。如果皋陶的谋略还有怀藏而不尽吐露之处，大禹的功业还有毫厘的欠缺，就不能说“矢”，也不能说“成”。“申”，是重复的意思。皋陶之所以能吐露他的谋略，大禹之所以能完成他的功业，都是因为上面有一位帝舜。在谋略尚未吐露、功业尚未完成之时，能够使他们得以吐露和完成的，是帝舜；等到谋略已经吐露、功业已经完成之后，帝舜的心意仍然不停止，所以称之为“申”。“申”，是重复不止的意思。圣人只是一个不停止，这不停止的地方就是圣人。唐尧虞舜的道理，就是天道。上天之命，深远而不停止。唐尧虞舜的道理之所以极其兴盛，也只是因为不停止罢了。想要观察帝舜“申”的地方，将这三篇合起来看就可以明白了。《益稷》篇中帝舜说：“来啊禹，你也畅言吧。”直到篇末，仍然是皋陶继歌，这就可以看出他“申”的地方。这三篇本应合为一篇，所以孔子编排《尚书》，将这两句话一并叙述这三篇，到最后才能看出来，应当仔细体察这个“申”字。

译大禹谟

大禹说：“考察古事，大禹说：‘文德教命遍布四海，恭敬地承继帝尧的事业。’”

文命，指文德教命。大略是说声威教化遍布四海，言其声威教化远及四海之远。所以人多说这“四海”二字，中国居其中，环四方皆海也。极天地之所覆载，可谓至远矣，而声教无不及焉。古人非虚言也，如奄有四海，盖实有此事。曰敷于四海，则实无不及也。观此如何不与天合德？《中庸》曰：“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但仔细玩味此数句，可见敷于四海处，可见其治之荡荡巍巍处。承，继也。禹之德与尧舜之德吻合无间，所以能继承二帝之统。若使其道有一毫不相似，中间略曾间断，不可以言承矣。

大禹说：“君能艰难于为君，臣能艰难于为臣，政事乃治，百姓乃勉力于德。”

孔子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君臣皆欲尽其道，此是第一件难事。须是知其为难，临深履薄之念，斯须不忘，庶几能尽其道。稍以为易而忽之，则不知其难，将见君不君，臣不臣矣。君臣克艰于上，则朝廷政事无不修举，故谓之“政乃乂”；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故谓之“黎民敏德”。这“乂”字与“敏”字，便是这“艰”字。在我者少有放漫，政事便有欠阙，黎民便有怠心。敏不特是速，有黾勉不已之意，速亦在其中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盖所谓司牧之责，非但衣之食之而已。孟子养生防死无憾，只是王道之始，须是天下皆敏于德，皆为善人君子，方可以无愧于君师之任。唐虞之时，比屋可封；成周之治，人有士君子之行。必如此，则君臣之道尽矣。若使朝廷政事有不修举，群黎百姓有不遍为尔德，君何取于君？臣何取于臣？君臣之间，两失其道矣。呜呼！斯其所以为难也。

帝舜说：“是的！确实如此，美好的言论没有隐伏，田野没有遗漏的贤人，万国安宁。咨询众人，舍弃己见而听从他人，不虐待无助之人，不废弃困穷之人，只有帝尧能这样做。”

帝舜平日在克艰上做工夫，今一闻禹之言，有合于心，曰：“允若兹，信其如此也。”于是举尧所以克艰者言之。嘉言罔攸伏者，忠嘉之言悉上达而无有隐伏也。后世天下有嘉谋嘉猷而不得上达者何限？今观此一句，须当思何故能如此，必是人主中心好之，然后在彼方能无隐。孟子曰：“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若是人主好谗佞、恶忠直，则天下之人何苦而犯人主之所恶哉？尧所以能使之罔攸伏，这里大有工夫。惟嘉言无有伏，则在野无一贤之遗，此皆不是容易的事。惟如此，方是唐虞之时。天生贤，固欲人君用之也，以天下之贤为天下之用，所以万邦无一不宁。人主不能用贤，则不能用天下，既不能用天下，何以能使万邦之咸宁？嘉言罔攸伏，是忠嘉之言无一人之隐伏也；野无遗贤，是田野之间无一贤之或遗也；万邦咸宁，是天下之大无一民之不得其所也。此岂非是唐虞盛时？虽然，嘉言既无伏矣，野既无遗贤矣，犹且稽询于众，舍己之能，从人之长；万邦既咸宁矣，犹且不虐无告，不废困穷，非帝尧之心，孰能如此？故曰惟帝时克，以言尧确然能尽此道也。自嘉言罔攸伏至不废困穷，皆是尧克艰处。

伯益说：“好啊！帝德广大运行，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顾天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广大也，运行也，言其广大运行也。变化无方谓之圣，圣而至于神妙不可测谓之神。凡强刚毅皆武也，宽裕温柔皆文也，戡定祸乱此是武，礼乐文章此是文，但不止此耳。广运二字便是克艰二字，既如此广大而又运行不已，所谓圣人只是不已。看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之后，犹且稽于众，舍己从人；万邦咸宁之后，犹且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此所谓不已也。惟其不已，故圣神武文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不可以一德名。凡

译能够以单一德行来命名的人，都是因为他们的修养功夫有所间断。柳下惠的温和、伯夷的清高，就可以用“清”和“和”来命名。至于孔子那种合乎时宜的圣德，又怎么能够用一个固定的名称来界定呢？现在看天有四季，春天温和而夏天炎热，秋天凉爽而冬天寒冷，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命名。至于元气的运行，循环往复形成春夏秋冬，又怎么能够用固定的名称来界定呢？这就是所说的“圣之时”。《中庸》论述天下的至圣，说聪明睿智足以统御天下，宽宏温和足以包容万物，刚强坚毅足以坚持原则，庄重中正足以令人敬畏，条理细密足以辨别是非，这就是尧的既圣且神、既武且文。君子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尚且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才能，何况是圣人呢？然而圣人之所以如此，正是源于他自身修养的永不停息。如果他的修养功夫稍有间断，就会偏向一端而不全面，就会浅薄狭隘而容易被看透。正因为他的修养功夫运行不息，圣德才能如此盛大，所以皇天眷顾并授予他天命，让他拥有四海而君临天下。舜、禹、益的话，都只是在反复阐明君主的道理。禹说：“能够克服艰难，这就是君主的道理。”舜说：“只有帝尧能够胜任。”意思是能够尽到君主的道理。益又说：“成为天下的君主。”也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君临天下。天下人拥戴他作为君主，享受崇高富贵的极致，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必须尽到君主的道理才可以。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很少懂得君主的道理，其中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也不过只懂得三五分。如果真的完全懂得，那必定是尧、舜和三代的君主了。读书应当认清纲领，比如读到这里，就应当思考明白什么是君主的道理。

译禹说：“顺道则吉，逆道则凶，就像形影相随、声响相应一样。”

所谓“顺道”，就是顺应这道理；所谓“逆道”，就是违背这道理。大凡顺应这道理就吉祥，违背这道理就凶险。“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能够践行这道理，就是所说的“顺道”。“皇天眷顾天命，拥有四海，成为天下君主”，这不是吉祥又是什么呢？所谓的道，不过是眼前显而易见的道理，圣、神、武、文都是应当如此的样子，顺应它而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吉祥呢？有形就有影，有声就有响，形就是影，声就是响，顺道就是吉，逆道就是凶。试着反过来想想，凡是有所作为无不顺应道理，在这个时候，内心安宁，身体舒泰，就是所说的“心胸宽广，身体安适”，这不是吉祥又是什么呢？像这样，鬼神也会享用祭祀，天命也会归附。凡是有所作为都违背这道理，在这个时候，抬头有所惭愧，低头有所羞愧，这不是凶险又是什么呢？像这样，鬼神也不会享用你的祭祀，天命也不会眷顾你。由此可知，顺应道理的时候，吉祥已经具备；违背道理的时候，凶险已经萌发，都是我们自己招致的，不是从外面寻求来的。

益说：“唉！要警惕啊！在太平无事时要保持警戒，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纵情于享乐。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去除奸邪不要有迟疑，可疑的谋划不要实行，各种志趣都要光明正大，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的意愿来顺从自己的私欲。不懈怠，不荒废，四方蛮夷都会来朝拜。”

虞，是度量的意思。当四方尚未安宁，百姓生活尚未安定，必须反复思量度量，用什么来安定四方？用什么来安抚百姓？等到中原已经治理好，边境安宁平静，这就没有需要思量度量的事情了。在这个时候，人心最容易失去警戒。即使是圣人早晚警戒不懈怠，但毕竟时节不同，人心恐怕会因为时势而变化，所以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常常要像有事的时候一样，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像这样大概就能保持治世了。因为治乱相生而没有定规，正当治世的时候，所谓的乱局已经潜伏在这里。看《易经》泰、否两卦，天地交感而万物通畅，可以说是泰卦的极致了，但上六爻就有“城墙倒塌到护城河”的警戒；至于否卦的九五爻“休否”，是休息天下的否塞，以循致于泰卦，但就有“灭亡啊灭亡，系于苞桑”的警戒。圣人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很深啊！自古以来，在治安的时候，而危乱之兆已经显露的很多。汉宣帝在渭水上的朝会，出现在甘露三年，而这一年，元后得到太子的宠幸，实际上生成了成帝，那么王氏篡夺汉朝，已经在极盛之日显露征兆了。仅就这一件事来看，太平无事的时候难道可以不警戒吗？警戒的念头不忘，那么法度自然不至于失坠。从个人来说，举止周旋符合礼仪，是个人的法度；从天下来说，纲纪文物，是天下的法度。个人的法度，就是天下的法度。我个人的法度如果颠倒错乱，那么天下的法度也颠倒错乱了。法度二字不可轻视。古人说仪容举止可以度量，又说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然度量。就像个人，必须整天在规矩准绳之中，视听言动一旦有不合礼仪的，就失去了法度。孔子七十岁而从心所欲不越出规矩，不越出规矩就是没有失去法度。古人盘盂上有警戒，几杖上有铭文，不曾片刻放纵在法度之外，整天只在法度里面行事。个人的法度尚且不可失去，何况天下呢？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纵情于享乐。逸，是安逸；乐，是欢宴。沉溺于安逸的人，贪图安逸而忘返；纵情于享乐的人，过度享乐而无节制。难道能没有安逸的时候吗？也难道能没有欢乐的时候吗？但却不可沉溺不可纵情。安逸与享乐并非坏事，如果不致于过度，也不妨害其为法度；流荡忘返，便是失去法度了。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是说知道他是贤才，就应当果断地任用他；去除奸邪不要有迟疑，是说知道他是奸邪，就应当果断地去除他。贤才与奸邪，就像黑与白，本来有定论。贤才显然应当任用，奸邪昭然应当去除，初心本来自明，这贰心与迟疑，都是后来产生的。勿字，是说不可有贰心、不可有迟疑。可疑的谋划不要实行，也是这个意思。大抵人心本来自明，有不善的未曾不知道，知道了未曾不怀疑。如果有怀疑，就应当不要实行。人只是用心不刚强，停留积蓄在这里，所以成就其可疑谋划的很多了。这怀疑之处就是人的初心，初心至明，实行的话就一定有后悔。各种志趣都要光明正大，心所向往的叫做志，熈是光明的意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心只是一个心，但心所向往的却不一致。可疑的谋划不要实行，那么各种志趣怎么能不光明呢？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的意愿来顺从自己的私欲，这两句是既不想失去自己，又不想失去他人。内不失去自己，外不失去他人，就是所说的合内外之道，就是所说的忠恕一贯之道。害怕百姓不赞誉我而想要他们的赞誉，于是违背正道去顺从他人，违背正道就失去自己了；或者只想要自己的事情成功，不体恤百姓的利害，不顾天下的便利与否，一切为之，这是违背百姓，违背百姓就失去他人了。自己固然不可失去，他人也不可失去。这个需要妥善处置，使之两全，然后才可以。后世做事，之所以做了却不成，

译这都是因为不能通达这两句话的缘故。暂且用一件事来说明，朝廷想要裁减官员、削减军队，这是道理上应当裁减的。既然道理上应当裁减，却想要顾及别人的赞誉，犹豫不决，这难道不是违背道理吗？如果又全部裁减，不顾及人情，那就一定会违背人心。所以善于处理天下事务的人，必定在这两者之间有所权衡，既不违背道理，又不违背人心。如果真能明白这个道理，什么事做不成呢？“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怠是怠惰，荒是荒唐，无怠无荒，就是警戒的意思。君主不敢怠惰荒唐，那么即使是远方的夷狄之人，谁不仰慕道义而来称臣呢？舜三十岁被举用，三十岁在位，到如今又不知道他在位多少年了。想来舜当时年纪已经很高了，而伯益的告诫却如此，甚至教导他不要怠惰荒唐，大概即使是圣人，稍不警戒就会有过失，这颗心不可片刻放松。现在看伯益称赞尧说：“帝王的德行广博运行，既圣明又神妙，既勇武又文治，皇天眷顾天命，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玩味他的言辞语气，尊崇尧如同上天，至于告诫舜，简直不像告诫一个中等资质的平庸君主。道只是一个道理，尧的圣明神妙、勇武文治，先前原本就是从警戒中得来的。警戒而不怠惰，实行得久了，习惯得熟了，所谓的圣明神妙、勇武文治就已经在其中了。所以求道起初不在高远之处，只在眼前。一部《论语》只是眼前的道理，所谓固然有精妙不可测的地方，然而却不可在这上面去求，而在那些最容易、最切近的事情上亲身实践去求，那么所谓精妙不可测的地方自然就能得到了。

译大禹说：“啊！帝啊，您要时刻记挂啊！德行体现在良好的政事上，而政事的关键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这六项事务，必须加以整治；端正德行、物尽其用、丰厚民生这三件事，必须使之和谐。九项功业只有井然有序，才能被百姓歌颂。用美好的事物来警戒他们，用威严的法度来督察他们，用九歌来勉励他们，使他们不致败坏。”帝说：“好啊！大地平定，天道成就，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得当，万代永远依赖，这都是您的功劳。”

“念”就是念念不忘。书中多次提到这个字，比如：“三苗顽固不服从劳役，帝啊，您要时刻记挂啊。”又说：“念念不忘，时刻在心。”都是指不忘怀的意思。况且修身的道理，关键在于能够时刻记挂，然后德行才能日渐精进。君主治理天下，也必须念念不忘天下，然后天下才能治理好。稍有懈怠荒废，便不能时刻记挂。只要能够时刻记挂，那么所谓的安逸游乐、懈怠荒废，这些许多事情自然就不会有了。古代的君主，无论仓促匆忙还是颠沛流离，没有片刻不在关心天下，所谓的“念”，只是要求不要忘记了。德行体现在良好的政事上，君主治理天下，都是政事。但必须根源于德行，才是良好的政事。如果只是在外表做事，有不本于德行的，不足以称为良好的政事。所谓良好的政事，只在于养育百姓。“养”这个字，意味非常深远。使天下百姓都处于生育养育之中，就像天地养育万物一样。况且万物充盈在宇宙间，都是天地养育它们的功劳。圣人治理天下，没有一样东西不得其所，也就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普通男女、鳏寡孤独，如果有一人不能自我满足，就不能说做到了养育。《易经》说：“圣人养育贤人，进而惠及万民。”求学的人必须深入思考，什么是圣人养育百姓的地方。给予他们粮食布匹，用恩惠来联结他们，不足以称为养育。养育百姓最为广博的时候，还是要数唐、虞、三代。汉代的文帝、景帝，赏赐田租，鼓励农桑，也可以说是养育百姓了，但还没有完全得到圣人养育百姓的道理。总之，也比后世贤明。所以只说文帝、景帝致力于养育百姓，文帝、景帝之后，就说不通这个“养”字了。武帝穷兵黩武，可以称之为养育吗？宣帝严刑峻法，可以称之为养育吗？后世的君主，谁不治理百姓？但未曾真正养育过。水、火、金、木、土、谷必须整治，以下是养育百姓的具体事务。这六项，都是百姓日常所用的，必须圣人在上位，为他们治理防范，所以说必须整治。水、火、金、木、土、谷必须整治，这只是举出纲领，其中的条目，则极其细微详尽，看《周礼》一书就可以明白。比如沟渠、洫、浍、川，以及用池塘蓄水、用堤防防水、用沟渠排水、用遂均水、用列舍水、用浍泻水之类，都是治理防范水患的事务。比如季春月出火、季秋月纳火之类，都是治理防范火灾的事务。比如筑、冶、凫、防、叚、桃等工匠，是治理防范金属事务的。轮、舆、弓、庐、匠、车、梓等工匠，以及山虞、林衡所应执行的砍伐禁令，是治理防范木材事务的。比如土防辨别五地的物产，土宜辨别十二土的名称物产，土均辨别五物九等制定天下的地税，土化使地物相宜而种植，都是治理防范土地事务的。比如六遂的官员，督促耕种锄草，检查农具，修明农政；廪人掌管九谷的数量，仓人掌管粮食的储藏，司稼掌管巡视邦野的庄稼，则是治理防范谷物事务的。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是天地间本来就有的，而整治它们则在于圣人；端正德行、物尽其用、丰厚民生，这三件事，也是民性本来就有的，而使之和谐则在于圣人。端正德行，是使他们都归于正直，不至于放纵邪僻。利用是顺利的意思，待人接物都应对得当，凡所施为都做得正确，怎么会不顺利呢？如果在应对之间有所不当，举事之间有所不安，则必有悔恨，不可以说是顺利。厚生，生不仅仅是形体上的生存，善心常常不泯灭，这才叫做生。能够安顿先王的福禄，永远奠定众生的生活，这哪里只是给他们衣食，保全他们的身体在天地之间而已呢？饱食暖衣，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虽然活着无异于死亡。如果认为生只在于养育形体，那么水火金木土谷用来养育它们的也就足够了，何必又说端正德行、物尽其用、丰厚民生呢？人未曾不生存，必须能够丰厚他们的生活才行。所谓和谐，是熏陶陶冶，使他们日渐向善而不自知，这才叫做和谐。九功，是说它们都达到了成绩。六府三事，有一点欠缺，有一点不整治不和谐，不可以说有功。九项都具备而达到有成，这才叫做功。九项的功业以至于井然有序，所以表现在歌谣中，不能自已。百姓歌颂这些，不是可以勉强做到的，必须出于内心的自然。孟子所说的“快乐就产生了，产生了就难以停止，难以停止就不知手舞足蹈。”成康之时，颂声在下兴起，《关雎》在上创作。什一税，是天下中正的体现。什一税实行而颂声兴起，只是唐虞三代之时有此，在后世则罕闻了。只看《行苇》、《既醉》等诗，真可以说是治世之音。康衢之歌说：“确立我们的百姓，没有不是你的准则。”这都是欢欣喜悦之情，表现在咏歌讴吟之际，这极不容易得到。只有汉代到文帝景帝，大概接近于此，所谓“六七十岁的老人嬉戏如小儿状”。本朝咸平景

译德政之间也有这种气象，必定要体现在百姓的歌谣之中，才是九功有序的地方。用美好的事物来警戒，用威严来督察。美好接近于奖赏，威严接近于刑罚，不直接说奖赏刑罚而说美好威严，是说奖罚的话，意味就不深长；说美好、威严，则其意蕴深远绵长。毕竟治理天下，奖赏和刑罚也不可废除。想要百姓知道所趋向的，怎么能没有奖赏？想要百姓知道所避忌的，怎么能没有刑罚？用美好来警戒，使他们有所仰慕而知道自我勉励；用威严来督察，使他们有所恐惧。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前面有了许多基础，才可以使用奖赏和刑罚。没有前面的基础，就谈奖赏刑罚，就不是所谓的端正德行了。虽然如此，这两句话在前面说，固然不可在后面说，而没有下面“用九歌来劝勉”这一句，也不是所谓的端正德行。这九歌，就是民间的九歌。古代采集百姓的言论而寄托在音乐中，即将民间的歌谣编入乐章，再用来劝勉百姓。现在《诗经》三百零五篇，有的出自平民贱役、妇女女子，都是街头巷尾的歌唱。孟子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音深入人心。”用歌谣来劝勉，与言语不同。如果让君主谆谆教诲用言语劝人，未必能感动人。用九歌来劝勉，是为了鼓舞激荡，深入人心的防线。现在的歌曲，不是正声，但也足以浸润人的肌肤、渗透人的骨髓，何况先王中正的音乐呢？有了这些，然后九功才可以不毁坏。“俾”是使的意思，是用来使九功不毁坏的方法。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只是一个“不毁坏”，所以大禹首先说：“帝王要念念不忘啊！”说的是应当念念不忘，使之长久久远而不毁坏。一旦不念念不忘，就有欠缺，就是毁坏了。六府三事，没有一样不修治，和谐到井然有序，歌声齐鸣，而又警戒它、督察它、劝勉它，必定达到长久不毁坏。这样，才是德政，才是养育百姓。养育百姓的事情，在这里完备了。看这一章，想象当时的百姓，生长在太平和谐之中，那气象如何呢！想象那仰事俯育的器具，都充足有余，没有遗憾，不只是衣食充足而已，而且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歌谣的声音洋洋盈耳，所谓的叹息愁恨之声是没有的。养育百姓的功绩，达到这样，难道还有一毫的亏欠吗？拱把大的桐树梓树，人如果想让它生长，都知道怎么养育它。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代，只因为缺少这个“念”字。且如水火金木土谷，何尝去治理防范？只以谷这一件事来说，如懒惰的农夫不耕种田地，耕耘收割不及时，水利不修，灌溉没有依靠，上面的人未曾为之整顿安排。帝王说：“好啊！地平天成，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好了，万世永远依赖，这是你的功劳。”先说地而后说天，是因为洪水为患，地不平则天也不成；水患既平，然后万物才开始生养，而天道成就，所以先说地而后说天。确实治理好了，是说确实治理好了。六府三事，固然是天地间所自有，百姓本性中所自具，但所以修治、所以和谐，都是大禹实际做的。且以当时浩浩荡荡的形势，下民有沉溺的忧患，生养的器具在哪里？端正德行、利用万物、丰厚生活，又哪里有呢？自大禹出现，然后六府三事才开始治理，所以说：“没有大禹，我们都要变成鱼了！”我们与你戴着帽子穿着礼服，在今天万世之下，安居而闲暇饮食，优游以生以死，都是大禹的功劳。假使洪水的祸患，没有大禹治理，怎么能再见到今天呢？所以说是万世永远依赖。这样才可以说是功绩，所以说：“大禹成就了功绩。”功业必定达到，这样才可以与天地并列了。

译帝说：“禹啊，我居于帝位已经三十三年了，年老力衰，对勤于政事感到疲倦。你只有不懈怠，统领我的百官。”禹说：“我的德行未能胜任，百姓不归附。皋陶大力推行美德，美德才得以降临，百姓怀念他。帝应当思念啊！思念他，就时刻想着他；放下他，也时刻想着他；谈论他，也时刻想着他；真正实行，也时刻想着他，只有帝应当思念他的功劳。”

舜三十岁时被征召任用，三十岁即位，到此时居于帝位又过了三十三年，已是九十三岁了。古代的帝王必定享有高寿。修养功夫既已达到，自然有延年益寿的道理。后世之所以很少得到高寿，大概是因为平日失于保养，私心喜怒，妄念杂虑，所以戕害生命的因素太多了。倦于勤，不是志气的疲倦，而是血气的疲倦。大抵人有志气，有血气，这两者不可不明辨。无老无少的是志气；少壮老衰的是血气。圣人的志气虽到老也不疲倦，但筋力形体有不可勉强的，所以即使是圣人，其血气老了也必然衰退。舜的血气比常人强大得多，所以不疲倦。年近九十，仍尊临天下，每日处理万千事务，难道不是血气异常才能做到吗？但到了耄耋之年，即使想勉强，也有做不到的。若论舜这颗心，何曾稍减疲倦？此事须要讲得极精微，不可把血气误认为志气。舜倦于勤，而禹却能不懈怠。“勤”这个字，不可轻视。《诗经》称颂文王“既勤止”，召公告诫成王“夙夜罔或不勤”。况且君道尊贵，若不亲自处理庶政，那么所勤的究竟是什么事呢？求学的人应当思考而得之。大概因为此心不可有一念不存，兢兢业业，一日二日有万千事务，必须常常兢业，仓促匆忙时必定如此，颠沛流离时必定如此。别人一次能做到的，自己一百次去做；别人十次能做到的，自己一千次去做，这就叫勤。勤则德行日益增进。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过是勤罢了。今日有过失，都是因为不勤的缘故。禹也只是做到一个不怠，所谓“克勤于邦”，说“朕徳罔克”，看这四个字，便可见禹不怠之处，便可见大禹之心。况且禹的功业可谓极大了：四方居住之地都已安定，九山都已刊除，九州都已疏导，四海都已会同，六府都已修治，地平天成，六府三事都已治理妥当，万世永远依赖。有如此功业，而禹的心常觉不足，认为我所成就的只是功业罢了，而不是德行。外面虽有如此功业，至于切身利害处，却尚有欠缺。“我的德行未能胜任，确实不如皋陶的大力推行；百姓归附我，确实不如怀念皋陶。”禹平日此心常以此不足，所以见于言语如此。这是禹心腹肾肠间的说话。讽诵这几句，难道不足以见禹之心吗？不仅足以见禹之心，也足以见皋陶之心。他孜孜不倦地推行美德，所以用功极深。“帝应当思念啊”，是说不可忘记皋陶吗？舜固然不是忘记皋陶的人，但现在统领百官的重任，不及皋陶而及我，是帝未念皋陶啊。

帝说：“皋陶，这些臣民，没有人敢干犯我的正道。你担任士官，明晓五刑以辅助五教，期望达到我的治理。刑罚的期望在于无刑，百姓协调于中正，这是你的功劳，要勉力啊！”没有人敢干犯我的正道，是说天下无人干犯我的正道。明晓五刑以辅助五教，圣人治理天下，不过只是五教。五教即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成周之法，也有不孝之刑，不婣之刑，不睦之刑，大概日用之间不出此五者，何往而非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所以圣人之教以此为急，故五刑之用，也只是为了辅助五教罢了。期望达到我的治理，刑罚的期望在于无刑，这两个“期”字不可不详细玩味，可以见得皋陶之心。期望达到我的治理，是期望使天下至于大治；刑罚的期望在于无刑，是不但苟且了结职事，必欲至于无刑。犹有刑罚，是天下犹有不善之人。天下犹有不善，是明刑的责任。人莫不有所期望，如射手期望射中靶心。所期望高的，其至必高；所期望远的，其至必远。如果无所期望，则也终于卑污浅陋而已。看“期”这个字，想见一人不得，皋陶必说：“这是我的罪过。”只有其心足以风动天下，百姓协调于中正，能使天下皆为皇极之民，用刑之效，竟然如此之大吗！百姓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心皆有此中。有事于此，稍有过，皆知其为过；稍不及，皆知其为不及。必至于至中不偏，的当恰好，然后人心始无憾。不仅贤者、智者为然，愚鄙小人亦然；不仅士大夫为然，工商走卒亦然，此可见人心皆有此中。百姓协调于中正，是举天下皆归于中，皆为皇极之民。皋陶以明刑为职耳，何以能使百姓协调于中正？这没有别的，只因为皋陶之刑既协调于中正，所以能使百姓协调于中正。他在使用刑罚之际，此心清明，如明镜一般，斟酌审谛，轻者从轻，重者从重，毫厘不差。如此，百姓安得不协调于中正？皋陶之刑，非后

译世间的刑罚啊。后世的刑罚，有罪的人侥幸免罚，无辜的人却遭到滥罚。皋陶的刑罚，哪里只是有罪与无罪不弄错而已，简直是连一丝一毫的差错都没有。他勤勉地施行德行，德行于是降临，百姓都归附他。这仅仅是用刑所导致的，我因此知道皋陶的刑罚不同于后世的刑罚。懋，是勉力的意思，也就是勤奋而不懈怠。

译皋陶说：“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治理下属以简略，统御大众以宽厚。惩罚不牵连后代，奖赏延及子孙。宽恕过失不论大小，惩治故意犯罪不论轻重。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绩有疑问时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官府。”帝说：“使我顺从心意来治理天下，四方风气随之而动，这都是你的美德。”

过失，过错。没有过失，是说没有丝毫过错。看这两个字，应当思考舜为什么能没有过失？又应当思考普通人为什么多有差错？看他兢兢业业，不懈怠不荒废，一听到大禹克服艰难的话，就顺从而赞同说：“确实如此。”舜亲身实践的就是这样，而伯益等人甚至有“不沉溺于安逸，不纵情于享乐”的告诫，像这样怎么会有差错！大体上，才能兢兢业业不懈怠荒废，自然就没有过失；才不兢兢业业，才懈怠荒废，就会有差错。知道普通人因为懈怠荒废不兢兢业业而有差错，就知道舜之所以没有过失的原因。其根本在于治理下属以简略，统御大众以宽厚。简略，就是简要；宽厚，就是宽宏。简要，是君主的道理。君主面对万国，如果不知道抓住要领，就是自同于臣下，失去了作为君主的体统。以上临下，居于君主之位，其道必须简略。皋陶告诫舜说：“元首琐碎了吗。”琐碎，就是不简略的意思。文王不兼理各种诉讼、各种谨慎之事，这就是文王的简略。孔子说：“雍啊，可以让他面南而坐。”仲弓问子桑伯子，孔子说：“可以，简略。”知道简略可以面南而坐，就知道君主的道理贵在简略，这就明白了。这些都不可以轻视，比如“治理下属以简略”，这四个字是万世君主的大端。周公《立政》一书，专门讲这一句。后世的君主都失之于喜好详备，汉唐贤君如宣帝尚且五天听政，太宗尚且兼行将相之事，贤君尚且如此，何况秦皇的衡石程书呢？何况隋文的卫士一餐呢？荀卿有言：“君主喜好要领则百事详备，君主喜好详备则百事荒废。”君主岂能不知道简要的道理！宰相尚且不亲细务，何况天子呢？没有过失，是本源；治理下属以简略、统御大众以宽厚，都是没有过失的来源。仲弓说：“居敬而行简，以此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居敬就是没有过失，治理下属以简略就是所谓行简。统御大众以宽厚，应当宽宏，不要急促逼迫，广大优游，使天下都在我的养育之中，日入于善而不自知。如果急促逼迫，那么百姓即使想为善，也难了。所以用宽厚来养育。能够宽厚能够仁爱，抚民以宽厚，古人多说这个宽字。后世只有汉高祖被称为宽厚长者。古人的宽厚，不是后世的宽厚。后世的宽厚多失之于纵弛，古人只是一个宽宏。说统御大众以宽厚，就像驾驭马一样，操纵都在我，如果是纵弛，哪里是所谓驾驭呢？简略也不是简略，简略则失之于不周密，简略的简不是真正的简，纵弛的宽不是真正的宽，才是没有过失。既得此大本，那么在治理下属时，自然真是简略；在统御大众时，自然真是宽厚。惩罚不牵连后代，奖赏延及子孙；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功绩有疑问时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大体上，奖赏即使过度也无害，惩罚则不可稍微过度。奖赏惩罚一样，为什么奖赏可以过度而惩罚不可以过度？因为奖赏是仁恩一向，惩罚是杀戮一向。大略二者皆不可过度，必不得已，宁可过度于奖赏，不要过度于惩罚。这是圣人忠厚之心，讽诵这几句，圣人之心应当在此处观看。看见圣人之心如此，那么我的存心也应当如此。才不忠厚，才是刻薄，便不是圣人之心。虽然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可谓极于宽厚了；至于惩治故意犯罪不论轻重，乃毅然有所不可犯。这不仅仅是严厉，也是用来端正人心。为什么？一时有过失，这只是错误罢了，于心术没有害处；至于故意犯罪，其罪虽小，但心术却有病。天生百姓而立君主，使司牧之，不要使失性。作为君主，大概是要保存人心的本然。既然是心术有病，岂可以不惩罚？所以罪虽小而断然惩罚，有所不恕。《中庸》说：“舜大概是大智吧！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宽恕过失不论大小，惩治故意犯罪不论轻重。当他宽厚时，虽大必有；当他严厉时，虽毫厘之间亦必察。这就是所谓两端，观此便见圣人之时中处。观舜与皋陶之问答，须要知君无臣不得，臣无君不得。人君虽有此欲，然无臣下辅佐，何以达于天下？至于人臣，若非人君主张，亦无可为之理。所以禹、皋陶不得舜，自以为己之忧，人主之忧只忧此耳。盖此等未得，吾一人亦不能自治其天下。至于自古，人臣不遇明圣之君，则亦终身不出；若出来，亦须辅佐其君，使至于罔愆之地。如太甲之不贤，伊尹尽心辅翼，必使至于克终允德，盖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舜称皋陶“民协于中”，为时乃功；皋陶复归于舜，以为“帝德罔愆”之所致。舜犹以为“俾予从欲以治

译这是你的福分啊。反复吟诵玩味，君臣相互依存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译帝说：“来，禹！洪水警戒我，能够诚信并成就功业，只有你贤能。能够为国家勤劳，为家庭节俭，不自满自大，只有你贤能。你如果不自夸，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能；你如果不自矜，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功。我勉励你的德行，赞美你的伟大功绩，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你最终将登上君位。”

孟子说：“洚水，就是洪水。水的本性，起初并非如此，如今到了泛滥冲溢，浩浩荡荡漫过天空，成为百姓的祸害，这一定是我感召的原因有所不当。所以舜认为这是上天在警戒我，分明是天以此警戒君主。大凡灾异，都不是外来的事物，都是这里的事物。日月蚀，星辰运行失常，水旱成灾，像这类事情，没有不是有所感召的。稍有欠缺，灾异随即应验。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天与人本来是一致的。怎么知道天与人本来一致？只因为此心没有天人的区别。天得到此心而成为天，地得到此心而成为地，人得到此心而成为人。如今只是被形体所阻隔，于是看到有如此差别。试着静心思考，所谓的形体在哪里？我的形体尚且是没有的，又怎么有天人的差异呢？这可见天与人本来是一体的。只因为心的本体是一，所以君主失德，惩罚就显现在天象上。尧舜的时代，固然没有失德感召灾异的道理，然而天象示警，在我自己应当警惕警戒，恐惧修省，一定是我有不当之处，所以导致这样。义理之学非常精微，不能有毫厘的间隔，像天人一致的道理，必须透彻明白，直接没有疑问才可以。成允成功，允，就是信。禹之所以能治水，只是一个诚信。别人只看到禹成就了治水的功业，只有舜能知道禹的成功，都从诚信中来。如果禹的心有一毫不诚，就有私意，有了私意，就不能顺应水的本性。禹既然能诚信，所以能成功。六府三事，诚信治理万世，永远依赖九山，刊定九川，疏通九泽，既已堤防四海，统一六府，很好地治理众土，交汇正定向东流入海，向西到达流沙，向北到达朔方，向南到达声教之地，直到四海，可以说成功了。所谓禹成就了功业，有禹的功业，才当得起一个‘成’字，功业不如禹的，不可以说‘成’。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要明白这两句，应当看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的一段。孔子说：‘禹，我对他没有可挑剔的地方。饮食菲薄而尽力孝敬鬼神，衣服粗劣而尽力美化礼服，宫室低矮而尽力治理沟渠。禹，我对他没有可挑剔的地方。’间，就是间隙。无间，是说再没有间隙可寻。看他奉养自己的时候，如此微薄，至于为国家、侍奉鬼神，却如此丰厚，这就是君子的时中。如果我在奉养自己时微薄，而为国家、侍奉鬼神也从微薄，是不对的。如果我在外面丰厚，奉养自己也从丰厚，也是不对的。只适宜薄薄的既薄，应当厚厚的又厚，完全符合人心，还有什么间隙可寻？明白了这几句，就明白了‘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这两句。谁不爱他的儿子？禹却对启呱呱哭泣而不顾。谁不爱他的家？禹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禹不是有心这样做，而是急切于为民，心思专在治水，忘记了家和儿子。他的心如此，可谓勤劳了。为国的念头如此勤劳，至于处理家事，就饮食菲薄、衣服粗劣、宫室低矮，他的节俭又有如此程度。这可以看出大禹的心。大禹的心，只有孔子知道。这里都是万世不变的至理。不自满假，假，就是大，说不自满、不自大。不矜不伐，注家认为自贤叫矜，自能叫伐。大概矜接近贤，伐接近功，总之只是自夸耀、自尊大的意思。禹有如此巨大的功业，而此心尚且谦逊不自足，这就是圣人的心。读书就应当认识圣人的心，像启呱呱哭泣，我不顾他，这就是圣人的心；不自满假，不矜不伐，这就是圣人的心。学者必须在这里常常涵泳，使自然自得，那么圣人的心就会显现了。‘予懋乃徳，嘉乃丕绩’，说禹的德行勤勉不已，所以说勉励你的德行；禹的功绩非常美好，所以说赞美你的伟大功绩。丕绩，就是大功，所谓成允成功。功就是德，德就是功，功与德本来不可分。成就自己的地方就是德，成就事物的地方就是功。成允所以成就自己，成功所以成就事物。能成就自己就能成就事物了。像正心诚意，就能治国平天下，这难道是两样东西？自从后世功德开始分开，所以有功德兼隆的议论。只因为有功的人未必有德，有德的人未必有功，所以有这样的议论。三代以前没有这种议论，说功德兼隆，是功德衰微的表现。‘天之厯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况且舜怎么知道上天的历数在禹身上？舜也只是以人事观察。父亲传位给儿子，固然是万世不变的道理，然而舜的儿子却不肖，而当时的大臣像禹这样的人有如此大的功业，百姓都尊崇敬仰他，天意就可以知道了。盖人心天心是一体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凡是人便有这心，所谓人心、道心者

译这是良心的体现。人心危险而难以安定，道心微弱而难以显明。所谓的道心，只是这心中能认识道理的部分。人心每天与外物接触，就容易受外物的诱惑，正如孟子所说“物与物相交，就会牵引人罢了”。有时被喜怒所触动，有时被富贵所牵制，有时被声色所转移，怎能不危险呢？然而当喜怒刚萌发时，反过来用道理来观察，这该喜吗？不该喜吗？该怒吗？不该怒吗？当接触声色时，反过来用道理来观察，这该喜欢吗？不该喜欢吗？是非美恶就明显地非常清楚了。那么知道这些是非美恶的是谁呢？这正是我们的本心，这就是所谓的道心。只是道心微弱不明显，人心已经危险，道心又微弱，那么应当怎么办呢？“惟精惟一”，这是圣人用功的方法。精是精细，一是纯一。极其仔细，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这就叫精。圣贤的功夫，确实是精密的。今人之所以有过失，是因为不精细的缘故。《中庸》说：“天地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作为万物，没有二心。”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只是纯一不二。所谓的一，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私意，有一丝一毫的人欲，就不是“一”了。做到惟精惟一，那么人心就一定不至于危险，道心也一定不至于微弱，中庸之道的宏大，于是就可以坚守而不丧失了。想要看到精微的地方，应当观察古人兢兢业业，好像面临深渊，好像踩在薄冰上，他们的精细就是这样。爱护自己的孩子，是人的常情，大禹专心于治水，以至于忘记了孩子，他们的专一就是这样。

译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没有广泛咨询的谋划不要采用。

稽，是考求；询，是谋议。有所证据的叫做稽，广泛咨询于人、曾经商量过的叫做询。言语如果没有考求，怎么可以听信？谋划如果没有广泛咨询于人，怎么可以采用？这两句话是万世听信言语、任用人才的大法。后世的君主，谁不听信言语？谁不采用谋划？然而其中不审慎，以至于败坏事情的很多。舜亲身经历过，对此道理看得明白，所以举出来说明。

值得爱戴的不是君主吗？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吗？百姓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呢？君主如果没有百姓，谁和他一起守护国家呢？前面已经说了听信言语、采用谋划的道理，这里又论述敬重百姓的道理，这些都是天下的大事。舜禹禅让，把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他，让他知道君道的大务在于此。怎么知道君主值得爱戴？百姓如果没有君主就无所拥戴，君主难道不值得爱戴吗？怎么知道百姓值得畏惧？君主如果没有百姓就无法守护国家，百姓难道不值得畏惧吗？看这几句话，必须知道这是唐虞时代说的话，到了三代还有这样的言语，三代以后就不肯这样说了。况且至尊无过于君主，至卑无过于百姓，贵为万乘之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下看这些百姓，怎么可以同日而语！现在却并列而言，百姓没有君主拥戴谁，君主没有百姓无法守国，好像地位对等一样。大概从势位来说，固然有尊卑的区别；从利害来说，君民是平等的。百姓固然不能没有君主，君主也不能没有百姓。自从后世被势位所迷惑，于是看见君主尊贵、百姓卑贱，才看见百姓卑贱，就有轻视天下之心，才有轻视天下之心，就是危亡的契机。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君主最轻。”周朝司寇向王进献百姓的数目，王拜受，古人敬重百姓到了如此地步！大概他们不被势位所迷惑，深知君臣相互依赖的道理，看得明白，所以畏惧到了极点。伊尹告诫太甲说：“百姓没有君主无法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无法开辟四方。”伊尹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一并说出。深知百姓值得畏惧，必须还是尧舜三代的时候。汉唐治世还有遗留的意旨，所以一个女子的言语能废除肉刑之法，君民还不是很隔绝。降及后世，君臣之间尚且不相交接，何况百姓呢？所以民间疾苦，上面的人都不知道。

恭敬啊！谨慎你的职位，敬修那些值得愿望的。

把天下相授，接受命令告诫的话，不过只是“钦哉”、“慎”、“敬”这几个字。大概做天下的君主，不是容易的事，必须把“钦哉”作为主导。修其可愿，人没有不有所愿望的，愿意为善的，是人之所同然。然而必须修其可愿，才能得其所愿。如果不知道修其所愿，从哪里得到愿望呢？孟子所谓“可欲之谓善”就是这个意思。况且人谁不愿意做圣人？愿意做圣人的心，是良心。然而必须去做圣人的事，圣人才能到达。未曾亲身实行，怎么能成圣？绝无此理，所以贵在修。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年老疲倦于勤劳，精力至此衰败了，虽然想要勉强也做不到。君主才疲倦于勤劳，四海就困穷。舜疲倦于勤劳，而禹却有大功之德，这就是天的历数在禹，就是舜的天禄至此而终。圣人也只是以理推演罢了。

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

看这句话，可见圣人的谨言如此。言行，是君子的枢机；枢机是荣辱的主宰。言语，是君子所以感动天地的，能不谨慎吗？口能说出好事，也能兴起兵戎。一言之失，就足以兴起兵戎，这难道能不谨慎吗？圣人言语未曾有一辞之妄，只因为看得明白，所以说得公正。后世的君主有知道言语不可轻率的，也不过说：“言语不可不谨慎。”谁说它可以兴起兵戎？舜直至说兵戎的兴起在于言语之间，以见其致谨如此。后世的君主言语轻率，以至于招致兵戎的也有。

禹说：“占卜功臣，只听从吉兆。”帝说：“禹，官占只先蔽志，然后命于元龟。我的志向先定，咨询谋划一致同意，鬼神依从，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坚决推辞。帝说：“不要！只有你和谐。”正月朔旦，在神宗受命，率领百官像帝之初。

官占只先蔽志，这一句是万世卜筮的大法。我的志向先定，然后可以谋之于鬼神；我的志向不定，而谋之于鬼神，也不相应，吉凶也未必确实。后世的卜筮，都是志向不先定，疑惑无所决，从而卜筮，所以吉凶祸福都不确实。《洪范》说：“你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鬼神依从，龟筮协从。”所谓谋及卜筮也。谋之于心，谋之于人，方可谋之于鬼神。谋之于心，不谋之于人，犹不可谋之于鬼神，何况志向不先定而欲卜筮，怎么可以呢？卜不习吉，既吉则不再卜，不敢渎也。读书只欲晓头项，如此一段，要知道万世卜筮的大法，神宗是尧。

帝说：“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防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

译众人，都听从我的命令。那三苗之人，昏庸迷乱，不敬不恭，轻慢无礼而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贤良之士流落民间，奸邪小人占据高位，百姓被抛弃而得不到保护，上天降下灾祸。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将士，奉行天意讨伐有罪之人。你们应当集中你们的智慧和力量，必定能够建立功勋。”过了三十天，三苗之人仍然违抗命令。伯益向禹进言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无论多远都能到达。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自然的规律。尧帝起初在历山，前往田间耕作，每天对着苍天哭诉，向父母谢罪，承担过错。恭敬地拜见父亲瞽瞍，谨慎严肃，瞽瞍也终于顺从。至诚的德行能感动神灵，何况是三苗呢。”禹拜谢伯益的良言说：“好。”于是整队撤军。尧帝于是广泛宣扬文德，在宫廷的两阶之间举行干羽之舞。过了七十天，三苗之人前来归顺。

译禹虽然受命于神宗，然而舜还在上位，禹只是代理天子。孟子说：“尧年老时，舜代理天子之位。”舜既然代理了尧的天子之位，那么禹也只是代理舜的天子之位。所以征伐三苗的命令仍然出自舜，而三苗既然不服从，广泛宣扬文德，实际上是舜做的。大概尧舜之间的权力交接，不像后世那样禅让后就完全不管政事了。所谓代理，并不是正式成为天子，只是代理行使天子的职权罢了。道理应当如此，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人间没有两个君王，天下怎么会有两个君主呢！此前固然曾经把三苗流放到三危，又曾经把三苗分散到北方，既然诛杀了他们的首领，赦免了他们的百姓，以显示激励和劝诫，又分散他们的族群，以显示表彰和区别的法度。到了这里仍然不遵从，所以不得不动用军队去征伐他们。以两位圣人在权力交接之初，来不及处理其他事务，却首先进行征伐三苗的行动，似乎不是当务之急，不知道这其实是为了消除天下的祸害。然而还要看他们既已流放三苗，又已分散三苗，还有不遵从的，然后才开始施加武力。如果不曾教化就立即征伐，难道是圣人的本心吗！禹于是告诫众诸侯，在军队中誓师。观看禹的誓师辞，必须结合《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等誓师告谕的文章一起观看，这样可以观察世道的变迁。君子在民间，小人在朝堂，百姓被抛弃而不被保护，禹列举三苗的罪状，不过如此罢了。希望你们集中心力，能够建立功勋，禹用来誓师的言辞，也不过如此。至于《甘誓》就不同了，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受戮，我则要诛杀你们并连累你们的妻儿，禹的誓师辞中不曾有这样的话语。成汤列举夏桀的罪状，只有《汤誓》一篇。武王列举商纣的罪状，到了《泰誓》三篇、《牧誓》一篇。至于《费誓》，戈矛弓矢、器械干粮，没有不详细列举的，更加详尽。圣人的本心虽然没有不同，然而时势自有不同，风气一天比一天开化，所以说可以观察世道的变迁。禹列举三苗的罪状，虽然不过几句话，然而君子在民间，小人在朝堂，既不能任用君子而罢黜小人，百姓被抛弃而不被保护，又不爱护百姓，举出这两件事，罪责怎么能逃避呢！上天之心爱护百姓，抛弃百姓而不保护，上天因此降下灾祸。圣人深知三苗的罪过，是上天所不赦免的，所以用军队去讨伐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天讨”。三十天三苗百姓违背命令，伯益向禹进言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到达。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天道。”所谓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只是说德行。广泛观察天下万物的道理，没有自满而不受损，谦虚而不受益的。用容器装水，满了就一定会溢出，空了就能容纳，有一毫自满之心，德行怎么能进步？不仅不能进步，反而会有损失。只有谦虚谨慎常常好像不足，这样才能有所接受而增加益处。说“这是天道”，是说上天的道理大概就是这样。知道损盈益谦是天道，就知道德行盛大的人一定能感动上天。伯益向禹进言的意思，是说三苗不应当立即兴起征伐，而应当在内部修养德行。德行到了感动上苍的地步，哪里远方不能感化呢？《诗经》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能够持盈守成，神明祖先安乐他们。”天下只有盈满成功之后最难持守。在舜的时候，继承累世接续的盛世，内外安宁，百姓富足繁多，所谓垂衣拱手观看天民富足，就是这个时候。当时正值盈盛，容易自满。有一毫自满之心，就不是天道。帝在历山，所以能恭敬地接待看见瞽瞍，瞽瞍也顺从，只是因为谦虚而不自满。况且舜以前为什么能感动瞽瞍，现在却不能感动三苗？大概以前是处在父子之间，既然没有可以离去的道理，只能自我勉励。现在以君主的身份看待百姓，百姓不服从，就认为是百姓的罪过，才自认为是正确的，而说百姓有罪，这就是自满的意思。当他每天向苍天、向父母号哭，背负罪责、归咎于己的时候，这颗心是怎样的？向苍天号哭，就是孟子所说的“父母不爱我，对我有什么呢”的意思。自己背负罪责，把过错归咎于自己，只看到自己的不对，看不到父母的过错。勤勉自我勉励，恭敬之心发自恭敬谨慎的仪容，即使是瞽瞍那样无道的人，也顺从了。下一个“也”字，是说瞽瞍是天下最无道、最顽固的人，也能被感动。至诚感动神明，何况是三苗呢？大概这种良善之心，是人所固有的。爱护自己的孩子，是人的常情。瞽瞍日夜以杀害舜为事，良心几乎泯灭，然而感动到了极致，还是顺从，良心未曾不存。三苗虽然傲慢不服，不知礼义，不知君臣上下的名分，只是因为他们这颗心昏迷罢了。究其本然的良善，未曾泯灭，哪有不可感动的道理？所以禹一听到伯益的进言，不觉下拜，整顿军队而返回。舜一见禹班师，于是广泛宣扬文德。当他广泛宣扬文德时，不仅不做征伐之事，也没有征伐的念头。班师整顿军队，禹没有一毫自满之心；广泛宣扬文德，舜没有一毫自满之心。读“帝乃广泛宣扬文德，在两旁台阶上舞干羽”的句子，这颗心就是前日背负罪责、归咎于己、恭敬地接待瞽瞍的心。这颗心既然恢复，所以七十天三苗百姓自然感化，果然无事乎兵刑，是可以的。天下果然没有不可感动的心。禹接受舜的命令而去征伐，听到伯益的话而班师毫不迟疑。舜见禹班师，也不怪罪禹违背命令，

译正将要广泛地传播文治德化。这种气象，只有唐尧虞舜的时代才是如此。

译《经部，书类，絜斋家塾书钞》

钦定四库全书

絜斋家塾书钞卷三 宋 袁燮 撰

臯陶谟

臯陶说：“考察古事，臯陶说：‘真诚地践行他的德行，谋略光明，辅弼和谐。’禹说：‘是的，该怎么办呢？’臯陶说：‘都！谨慎地修养自身，思虑长远，厚待并有序地安排九族，使众贤明者勉励辅佐，近处可以推及远处，道理就在这里。’众人拜谢并发表善言说：‘是的。’”

“迪”训为“蹈”，“蹈”就是践履的意思。获得此心称之为“德”。人固然有所得却不见于亲身践行的，那不是真诚地践行他的德行。以有言辞而无德行为耻，以有德行而无践行为耻。君子以成就德行为行动，是每天可见的行动。有所得而见于亲身践行，这才叫做德行。“允迪”就是确实能够践行。见到善行必定迁善，有过错必定改正，急切惶恐的样子好像怕赶不上，这就是所谓的真诚践行他的德行。确实能够真诚践行他的德行，那么表现在谋略上自然就是光明的。“明”这个字不可轻视。后世臣子之所以不能启迪君主，并非都是君主不听，也是他们的谋略没有达到光明的程度。如果他们的言论昭然显著，像黑与白一样分明，怎么能不感动人呢？况且君主的德行有缺失，政治有错乱，以及当世有利弊，如果看得明白，必定知道弊病产生的原因、根源所在。就像良医察看病源，药与病相对，就没有毫厘之差。这样才可以称为“明”。只要是真诚践行德行的人，他的谋略自然显著光明。大概体会得越深，言论就越切中要害。未能亲身践行的人，就像想象山的高耸却未曾到达过；真诚践行德行的人，是亲自经历、亲眼看到山之所以高的原因。深浅之间，确实不同。他所获得的既然深，他的言语自然与众不同。“明”这个字，只有唐虞三代的臣子足以担当。汉代的贾谊、董仲舒，他们的言论并非不美好，但不足以称为光明之谋。至于达到“明”，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言论不恰当，不是明；道理没有穷尽，不是明。像董仲舒，只是说应当说的话，难道不可喜吗？但比较孟子当时启迪君主，岂能同日而语？只看他因易牛之事，指出齐宣王的良心，就可以说是明了。“弼谐”，“谐”是和谐，意思是说它不费力。事情如果有抵触，必定会犯颜逆耳，终究不是盛世的美事。唐虞之时，在殿堂上赓续歌咏，所谓犯颜逆耳的情况是没有的。既然能真诚践行德行而谋略达到光明，那么他的辅弼自然和谐。这两句话分明是臯陶说的，接着禹说“如何”，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是臯陶对禹说平日心腹间的话，所以史官借此赞美他的德行，而附在《若稽古》之下。臯陶说真诚践行德行的人，谋略是光明的，而辅弼是和谐的。禹于是问臯陶想要如何陈述谋略。“慎厥身修，思永”以下，这是臯陶所说的。修身之道必定贵在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就是所谓的谨慎。“修”，就像衣服破了就补，器具坏了就修。人有这身体，必须加以修治，去除恶行而增长善行，弥补缺失而归于完美。不极度谨慎是做不到的。身体不可不修，心则不需要修。扬子说“修性”，性怎么可以修呢？《大学》论述修身之道，说：“有所愤怒、恐惧、喜好、忧患，就不能端正。”只说身而未曾说心。“思永”，应当思虑长久之道，不可只为眼前打算。君子致力于知道大的、远的，小人致力于知道小的、近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远近大小之间罢了。“敦叙九族”，“敦”是厚，“叙”是次序。这只是恩与礼两个字，用恩厚待，使感情日渐亲近，这就是所谓的“敦”；用礼节制，有尊卑大小的分别，这就是所谓的“叙”。“庶明励翼”，是说贤者都勉励辅佐。“迩可远在兹”，从自身与家庭来说，则自身为近，家庭为远；从家庭与百姓来说，则九族为近，百姓为远；从天下国家来说，则这三句为近，天下国家为远。必定能谨慎修养自身、思虑长远，然后九族可以厚待有序；必定能厚待有序九族，然后百姓没有不勉励辅佐的；必定能尽到这三者，然后天下国家才可以治理。所以近可以推及远的道理，就在这里。“可”这个字，有无穷的意义。谁不是近的呢？然而可以推及远的实在很难。且总而言之，人没有不想修养自身的，没有不想亲近亲人的，没有不想朋友亲戚辅佐我的，这就是所谓的近。如果在这三者上没有尽到其道，可以期望吗？我有理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臯陶平日在此亲身践行，清楚地知道这个道理可以推及远处，所以坦然说出。所谓“庶明励翼”，并不是向他人有所求。修身齐家的道理既已尽到，气类所感召，贤者自然来辅佐。所以修身、敦叙都讲在上面，而励翼单独讲在下面。修与敦叙在于我，励翼在于人，这是感化的效果。既然能感动贤者都来辅佐，哪有不能感动天下的呢？这就是知道近必定可以推及远的原因。光辉照耀四方，感通上下，帝尧治理天下可以说很远了。然而彰显美德、亲近九族、协调百姓，尧只是从近处开始。臯陶所说的真诚践行德行，大概就是指真诚践行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