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家塾书钞卷十　　　　宋　袁燮　撰

译以道来安宁；言语不妄发，就没有间断，所以言语凭借道来衔接。如果不这样，合乎道的时候常常很少，不合乎道的时候常常很多，怎么能衔接而没有间断呢？

译不做无益之事以免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看重珍奇之物而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所产就不饲养，珍禽异兽不在国内繁育。不珍视远方的物品，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所珍视的只有贤才，近处的人才能安定。

大体上，人的心思不能同时用在两件事上，做无益之事必定会损害有益之事，看重珍奇之物必定会轻视实用之物，不珍视远方的物品，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所珍视的只有贤才，近处的人才能安定。孟子所说的“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舍弃鱼而选取熊掌”就是这个道理。

唉！早晚没有不勤奋的时候，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堆山堆到九仞高，只差一筐土而前功尽弃。确实遵循这些道理，百姓才能保住他们的居所，你的子孙才能世代称王。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只是一个“勤”字。《诗经》说“文王真是勤勉啊”，只要不勤勉就会有间断，只要有间断就会有失误。古人没有哪一个念头是不勤勉的，就像农夫勤于耕种，学者勤于读书，这就叫做勤勉。九仞高的山，缺少了一筐土，就不能成为这座山；十分的努力，缺少了一分，怎么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呢？然而这并不是说补足这一筐土就停止，补足这一分就完了，如果有这种想法，就不是圣人的心态，大概只是说功夫不能有丝毫的不到家罢了。掘井九仞，堆山九仞，古人都用“九”这个数字，阳数到九就终结了，这是取圆满之数。能够实行我所说的，那么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世代称王天下。读《旅獒》这一篇，必须思考：接受一只獒犬，似乎危害不大，但召公却在此时写书来规劝告诫，为什么呢？这是三代辅佐君王端正心志的事业，在后世就没有了。后世如果有这样的事，看它不觉得紧急。三代辅佐君王纠正君王的过失，岂能容许有一丝一毫的不到家呢？为什么呢？古人做好事，唯恐时间不够，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脚踏薄冰，还害怕有失误，怎敢沉溺于耳目之好，早晚没有不勤奋的呢？现在接受獒犬，就是不勤勉。事情没有不是从细微处产生而在显著处形成的，现在虽然只是接受一只獒犬，但耳目的欲望会滋生炽盛，喜好不止，其危害难道小吗？自古以来的君主穷奢极侈，耗尽天下的财富来奉养一人，以至于败国亡家的，都是从细微处产生的。所以召公急切地在此处截断它。何况君主的心情，在经营创建之初，没有不知道警戒畏惧的；在治理安定功业成就之后，很少有不生发怠惰之心的。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后宫几乎达到万人；唐宪宗平定淮西之后，就大兴土木。这两位君主都是一时的英明君主，只是因为功业成就而懈怠，所以都不能善终。现在武王已经打通了九夷八蛮的道路，天下大治，玩忽懈怠之心容易兴起，召公怎能不深切忧虑呢！

武王生了病，周公作《金縢》【案：袁氏此条解释，永乐大典原文缺失】

金縢

攻克商朝的第二年，武王生了病，很不舒服。姜太公和召公说：“我们替武王虔诚地占卜吧。”周公说：“不可以惊动我先王。”周公于是自己作为祭品，修筑三个坛场，共用一个祭地，在南面修筑一个坛场，面向北方，周公站立在那里。树立玉璧，手持玉圭，于是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史官于是宣读祝词说：“您的长孙某，遭受了严重的恶疾。如果您三位先王在天上有重大的子嗣责任，就让旦代替某的身体。我仁爱的父亲，才能多才多艺，能够侍奉鬼神。您的长孙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您在天帝面前受命，广施保佑四方，因此能够安定您的子孙在人间。四方的百姓，没有不恭敬畏惧的。唉！不要使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坠落，我先王也将永远有所依靠。”武王攻克商朝的第二年，天下刚刚安定，人心还未安定，根本还未稳固，而恶疾如此严重，如果不幸去世，那么王业就危险了！这就是周公忧思不已，愿意以自身代替武王去死的原因。姜太公和召公的心思与周公不同，所以只想要虔诚地占卜。武王不可死，两位公本来看得很明白。然而只想要虔诚占卜，不过是看看吉凶的征兆，怎么能改变这件事呢？周公的心思，真是笃实深切，所以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想要代替武王去死，自己作为祭品，是说他自己承担这件事。看他祝册的言辞，至诚恳切，周公的心思是怎样的啊！武王还在，那么天命就不会坠落，先王也将永远有所依靠；否则天命离去，先王也将失去所依靠的了。

现在我立即向大龟占卜，您如果答应我，我就把璧和圭拿回去，等待您的命令；您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抛弃璧和圭。

抛弃璧和圭，是说不再侍奉鬼神了。武王如果保佑社稷宗庙，存亡都还未知，又怎么能侍奉鬼神呢？

于是占卜三次，一次是习吉，打开钥匙看到书，于是都是吉兆。周公说：“卦象显示，武王将没有危害。我小子刚刚向三位先王受命，只图长久终局。这等待的人能顾念我一人。”周公回来，于是把祝册放进《金縢》的柜子里。武王第二天就好了。

周公今天用代替死亡的言语告诉先王，而第二天武王的病果然就好了，真是这样啊！至诚的道理，它感应的快捷就是这样。至诚可以感动金石，何况是先王呢？所以说：“至诚而不能感动的，从来没有过；不诚，从来没有能感动的。”诚就是这心纯一，没有其他念头，自然通达鬼神。现在人之所以不能感动，都是因为不诚的缘故。念头纷扰，胸中杂乱，怎么能感动呢？

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兄弟们就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君主不利。”周公

译于是告诉太公望和召公奭说：“我不去避开这流言，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都居住了两年，那个进谗言的罪人才被抓获。此后，周公便作了一首诗送给成王，命名为《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秋天，庄稼大丰收，还没有收割，天上突然打雷闪电并刮起大风，庄稼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惊恐。成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打开金縢之柜中的文书，这才发现了周公曾经祷告愿以自身代替武王受难的记载。太公望、召公奭和成王于是询问史官和百官，他们回答说：“确实如此。唉！周公命令我们不敢说出来。”成王拿着文书哭泣，说：“不要再进行占卜了。从前周公为周室勤劳效力，只是我这个年幼的人未能知晓。如今上天显发威怒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个年幼的人应当重新接纳他，按照我国家的礼仪也应当这样做。”成王走出郊外，天便下雨，风向逆转，庄稼于是全部重新挺立起来。太公望和召公奭命令国人，凡是被大树压倒的庄稼，全部扶起并加固培土，这一年便获得了大丰收。

译辟，就是法度。流言四处传播，宗庙社稷又将无法保全，所以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天下才开始安定，《东山》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有人把“辟”解释为“避”，不知道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是道义上应当诛杀的。周公有什么私心呢？于是把管叔放逐到商地，这就可见了。身为宰相却敢长期在外，其中是有原因的。后世只有诸葛亮多年出师，也是因为国内有费祎、董允这类人，国家多贤者的缘故。“王亦未敢诮公”，大概是因为周公的形迹似乎可疑，管叔的流言似乎可信，心里不能没有疑虑，然而又看到周公的忠诚，所以虽然怀疑却不敢责备周公。当周成王怀疑周公时，上天降下大雷电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连根拔起。等到成王的疑虑一旦消除，上天便降下雨水并逆转风向，禾苗全部重新挺立。学者观察这件事，可以看到天人一致的理，真是明白，真是切近。人们常说天道遥远，观察这件事，天道果真遥远吗？还是切近？君主在一念之间，其报应就有反掌之易。由此可知天就是人，人就是天。上天降下大雷电并刮起大风，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成王的心。上天降下雨水并逆转风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成王的心。《洪范》中的咎征认为“蒙恒风若”，当周成王怀疑周公时，此心昏蒙，所以有大雷电并刮起大风的感应。等到得到《金縢》之书，前日的疑虑像冰一样融化，拿着书哭泣，并且说不需要占卜了。这是深深看到了周公的心，况且他不存有私身，何况想当天子呢？成王的心既已恢复，天变也随即消弭。想要观察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观察这里就昭然若揭了。曾经观察太甲悔过，以至于拜谢伊尹，有“我小子不明于德，自陷于不类”的话；成王得到书，拿着它哭泣，说不需要占卜，亲自迎接周公，出郊用币帛告天而谢前日的过错。观察他们言辞恳切，到了这种地步，像这两位君主，可以说是此心恢复的人了。

周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黜殷商，作《大诰》。三监，是管叔、蔡叔、霍叔。周武王诛杀纣王，在朝歌立武庚，并让这三个人监视他，王制所说的“天子派他的大夫做三监，监视方伯的国家，每国三人”就是如此。周武王去世，三监挟持武庚、淮夷叛乱，不说武庚，因为倡为乱首的是三监。观察《金縢》所说的“管叔和他的众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幼主不利’”，可见他们叛乱的原因，是怀疑周公。然而监视武庚的人既然叛乱，那么武庚自然不言而喻了。下文“将黜殷”一句可见，先前武王虽然杀了纣王，但立武庚以延续商朝的后代，殷商的命脉还没有断绝，到此他的命脉才开始断绝。观察这一篇书，那么周公前日之所以想要代替武王死如此苦切，其用意更加分明。武王有病，痊愈之后，在位应当不下数年，而武王刚去世，三监就叛乱，何况在克商二年，如果不幸而不救，周家的社稷宗庙存亡未可知。周公安能不苦切？正因为苦切到了极点，所以能通乎神明。讨伐三监，像这样的事，都是非常之事，处理非常之事，是天下最难的。读这一篇，就应当观察古人之所以处理天下大变的原因。大概君子对于天下，没有固定的适宜或不适宜，只与义相合。周公对于兄弟，其亲爱到了极点，然而到了叛乱以危害社稷，那么义又在于国家。大概义没有固定的形状，像权衡一样，只看轻重。三监的叛乱，国家之义为重，而兄弟之义为轻，这是周公之所以决然为之不疑而行的原因。至于太宗杀建成，则又不与此相同，为什么呢？三监的叛乱，罪莫大焉，建成没有大罪，太宗怎么能杀？天下固然应该属于太宗，如果建成能像吴太伯、东海王疆那样，就可以保全，太宗就没有这个过失了。太宗不可与周公并论。大概圣人承担天下之重，只看道理如何，道理所当为则为之，天下谤议都不顾恤。观察周公七年摄政，何事不谨慎？等到众叔散布流言，便出征伐，更不顾天下之议，更不自有其身，如此方是宰相大臣，方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方见圣人之心。如果像后世宰相大臣，畏首畏尾，蓄缩顾忌而不敢为，固然可以免天下之疑了，然而国家依靠什么呢？

大诰

王说：“谋！大诰你们众邦以及你们办事的人。不幸，上天降下割害于我家，不稍延长。宏大啊，我年幼的人，继承无疆的大历服，不能造就哲人引导人民安康，何况说其有能格知天命？”

举天下之大事，须使人人皆晓然知朝廷之意，有一不知，天下皆将群起，而事未可知矣。所以周公不惟大诰你们众邦，虽诸侯之臣亦无不诰焉，所以使四海九州之人晓然皆知吾所以征伐之意也。夫此书皆周公之所作，而以“王若曰”为言者，体成王之意以作诰也。然成王疑周公者也，观其居东二年，罪人既

译周公得到（成王的信任），于是将《鸱鸮》这首诗献给成王，成王也不敢讥讽周公，他心中的疑虑直到这时才完全消除。如果还怀疑周公，那就是认为三监的做法是正确的了。周公于是顺应成王的心意去讨伐三监，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探究成王内心真正的想法来说的。大体上人有私心，有本心，不想讨伐三监，是成王的私心；想要讨伐三监，是成王的本心。看成王因为上天出现大雷电和狂风这样的灾异，就能豁然开朗不再怀疑，深知周公的忠诚，这是本心的恢复，那么从他的本心来看，难道不认为三监应当被讨伐吗？这就是周公不顾及成王的私心，而顺应他的本心去讨伐三监的原因。

译罢了，我这个小辈，就像涉过深渊之水一样，我必须前往寻求我所要渡过的地方。发扬光大并修饰前人受命的功业，这样才不会忘记伟大的功绩。

当祸乱兴起的时候，正如同涉过深渊之水一样，更没有渡口和岸边，说的是这种情况如此令人畏惧。然而如此艰难，而我今天又不得不前往，所以说：“我必须前往寻求我所要渡过的地方。”这是为了显示我决然一定要前往的意思。这两句话没有哪一句不是必须知道的，反复思考，贸然轻率地去做，固然不可以；然而只是畏缩不前，不寻求必定成功的方法，也不可以。所以两者并用，才能有所成就。敷，是大；贲，是修饰。大概作为人的子孙，不能只是守住先王的基业，必须有所增加和扩大。当时，周的王业已经确定了，天命已经安定了，而周公还不肯就这样停止，说“敷”，是想让它扩张；说“贲”，是想让它装饰。大概作为人的子孙的道理，必须这样才可以。看《君奭》篇中周公想告老归隐，而周公认为我能够到达今天的美好境地，我始终不懈怠地成就了文王的功业，广泛覆盖到海隅日出之处，没有不遵从教导的。文王的功业，哪有不成呢？然而周公还想勤勉不懈地成就他的功业，一定要达到天所覆盖、地所承载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的。唉！圣人的心意可以看到了。后来成王安抚万邦，巡视侯甸，四方征伐不服从的，安抚他的民众，六服的诸侯没有不承德的，制定礼乐，郁郁乎极其兴盛，果然能够践行周公的话了。后世继承皇位守成的君主，只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这个道理，怎么敢被声色迷惑？怎么敢沉湎于酒？怎么敢沉迷于游猎？只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姑且贪图眼前的安逸，而前人的功业最终不能扩大。这难道是作为后人子孙的道理吗！

我不敢拒绝天降下的威严，因此宁王留给我大宝龟，继承天的明命，说：“西土有大困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宁。”于是这些蠢动的殷朝残余势力，竟然敢记述他们的秩序。天降威严，知道我国有毛病，民众不安康，说：“我要恢复，把周邦当作边鄙。”

三监的征伐，是为了奉行天的讨伐，天已经降下威严，我怎么敢拒绝而不用呢？神龟是国家的宝镇，吉凶祸福将在这里占卜。绍天明，是继承天的明命。天的明命见于龟卜，即命，就是在这里命令。只是防范繇辞所说“西土有大困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宁”的话，这就是命令。等到这时果然蠢动，确实像龟卜所说的那样。武庚有一个国家，不过是小残余罢了，现在竟然敢记述他们既亡的秩序，因为天降威严于我武王去世，知道我国有毛病，民众都不安宁，说：“我要恢复先王的基业，把周邦当作边鄙。”武庚如此桀骜凶恶，可以不征伐吗？

现在蠢动，现在第二天，民众献上十个壮士，我第二天用来抚安武王所图的功业。我有大事，好！我占卜并且吉利。于是告诉我的友邦君以及尹氏、庶士、御事说：“我得到吉利的占卜，我只用你们众邦去征伐殷朝逃亡播迁的臣子。”你们众邦君以及庶士、御事没有不回答说：“困难大，民众不安宁，也在王宫、邦君室。以及我小子考察辅翼，不可征伐。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

今天四国蠢动，而第二天有十个壮士来报告。成王、周公认为四国应当征伐，辅翼我的作为，抚安武王所图的功业。寜武，就是寜王，指武王。贤者的心意已经归附，而我又占卜并且吉利，想当时因为四国的蠢动，又曾经占卜鬼神，认为这件事将如何，而占卜没有不吉利的，是鬼神的心意也认为正确。贤者的心意已经归附，鬼神的心意又跟随我，于是宣告你们友邦君及其臣，一起征伐这些逃亡播迁不轨的人，这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恰当。你们反而说：“这件事困难大，不可轻率。民众的不安宁，在于王宫及邦君室，由自己实际导致的，应当反求诸己，不可专门责备别人。”又说：“你小子应当考察自己的辅翼。占卜虽然说吉利，但道理不应当前往，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而不前往呢？”爱人而不亲，反思自己的仁爱；治人而不治，反思自己的智慧；礼人而不答，反思自己的恭敬。行为有不得的，都反求诸己。自我反思的说法，确实是君主所应当念想的。然而有应当自我反思的时候，也有不应当自我反思的时候。四国蠢动，将要危及我的宗庙社稷，而还自我反思，这是腐儒不通权变的言论。譬如兄长父亲有朋友讨伐他们的儿子，而说我将要自我反思，不迅速救助，可以吗？即使在我没有导致这种情况，也不必自我反思。古人做事，只看我的心意如何，我的心意认为应当做就做，好言语、好议论都用不着。这古人的做事之所以超过后世。

于是我这个年幼的人长久思考困难，说：“唉！确实蠢动鳏寡，悲哀啊！”我从事天的役使，留下大困难投在我身上。以及我这个年幼的人，不自我怜悯。义你们邦君，以及你们多士、尹氏、御事，安抚我说：“不要忧虑于困难，不可不成就你们宁考的图功。”考翼不可征伐的话虽然不可用，然而我听到你们的话，也曾经再三深思这件事的困难了。允蠢，是相信他们的蠢动。四国蠢动，军队一起兴起，只有鳏寡的人是可哀的。

译古人最怜悯那些鳏夫寡妇，《诗经》说：“富人倒是安乐，可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文王施政施仁，必定先从这四类人开始，大概是因为这些人最值得怜悯。然而上天降下灾祸，命令我去有所作为，却把巨大的艰难投放在我身上，我也无暇顾惜自身。如果为了百姓，连自身都不顾惜，那么三监难道可以不讨伐吗？邦君和御事们前几天虽然认为（叛乱者）在王宫、邦君室中，成王和周公委婉地开导他们，现在也认为应当讨伐，并安抚我说：“不要担忧，不能不自我奋起以完成先王所谋划的功业。”他们的话很合乎道义，所以说邦君们是合乎道义的。

译罢了，我这个小辈，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上天赐福于文王，兴起我们小国周，文王只依靠占卜来行事，能够安顿并承受这天命。如今上天辅助百姓，何况也是只依靠占卜来行事。邦君和执政大臣虽然能够安顿我们，但我仍担心他们心中有所不明白，所以又反复开导他们，因为文王之所以兴起，也只是依靠占卜。如今祸乱发生，正是上天辅助我们的表现，况且我们的占卜又没有不吉利的，难道可以不前往平定吗？

唉！上天显明其威严，辅助我们伟大的基业。」成王说：「你们都是旧臣，你们能够深谋远虑，你们知道文王是多么勤勉啊！上天警戒并保佑我们成功的地方，我不敢不彻底完成文王所谋划的事业。」

上文既说「如今上天辅助百姓」，这里又说「辅助我们伟大的基业」。从常情来看，武王不幸患病，周公曾有代死的言辞，而武王的病就好了。不久，武王又去世，三监、武庚、淮夷相互勾结背叛，骨肉兄弟之间自相反叛，天意对周家似乎并不眷顾。而成王、周公却认为这是上天辅助我们的表现，这是上天辅助我们伟大基业的表现，这难道不是圣人独到的见解吗？汉人有言：「祸乱的发生，是上天用来开启圣人的。」大概国家无事，内外安定，未必不是上天用来酝酿毒害；敌国外患，侵扰纷乱，未必不是上天用来开启治理。考察古今的变化，像这样的情况很多。虢公接连获胜，而晋国人认为这是上天夺去他的镜子而加重他的疾病；晋军战胜楚国，而范文子却为此担忧。大概国家强盛，往往未必是福；如果有患难、有祸乱，那么志气会更加坚强，政治自然会修明，这才是上天辅助我们的方式。所以说：「在国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弼的贤士，在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患，国家常常会灭亡。」然后才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由此看来，君主处在天下安定的时候，不可以自恃；当祸乱正在发生的时候，也不可以自沮。你们邦君、执政大臣，都曾侍奉武王，都是国家的旧臣，也能深谋远虑，也知道文王之所以勤劳于天下的原因吗？以文王的勤勉如此，天命难道会到此就断绝吗？就知道周的王业必定不会就此废弃，我之所以知道三监的叛乱，正是上天辅助我们的表现。「勤」这一个字，是武王创立周家基业根本。古人只有一个「勤」字。我这个小辈早晚恭敬戒惧，召公作《旅獒》，也告诫说「早晚没有不勤勉的」。《诗经》称颂文王「既已勤勉」，古人的勤勉，不是后世所说的勤勉。后世所说的勤勉，不过是处理了一些事务；古人则是没有一念间断，所以德行成为圣人，也只是一个「勤」字。上天警戒并保佑我们成功，所谓「警戒保佑」，大致是戒惧的意思，说如今祸乱的发生，正是上天给予我们成功的地方。

所以我大力教化诱导我的友邦邦君，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考察我们的百姓，我怎么能不沿着前代文王所谋划的事业去终结它呢？

凡是人心至诚，那么言语也无非是诚信的言辞。诚信言辞的人，是上天所辅助的。怎么知道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考察我们的百姓，就可以看见了。况且当时成王、周公之所以看出「如今上天辅助百姓」，看出「辅助我们伟大的基业」，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只是考察百姓。大概当时只是三监、武庚、淮夷叛乱，天下人心爱戴周家是怎样的呢？只看武王用兵，华夏蛮貊无不顺从，不期而会于盟津的八百诸侯，人心如此归附周朝。百姓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人心既然归附周朝，上天难道不辅助我们吗？像这一句，是成王、周公讨伐三监的根本。

上天也只依靠勤勉来警戒保佑我们的百姓，如果有疾病，我怎么敢不沿着前代文王所接受的美好事业去完成它呢？

如今四国的叛乱，不只是警戒保佑我一人，也必定警戒保佑我们的百姓。人身上有疾病，必定思考去除它的方法。四国危害社稷，正如同疾病在身一样，难道可以不去除吗？这都是因为担心邦君、执政大臣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反复开导像这样。

成王说：「像从前我那样前往，我的话艰难，日夜思考。」

我的心自以为应当前往，知道其中的艰难，反复思考，所以如此勇敢地前往。成王说这话，是想让邦君、执政大臣知道这次行动不是轻举妄动吗？

「如果考察建造房屋，已经奠定法则，他的儿子却不愿意打地基，何况愿意建造房屋？他的父亲耕种，他的儿子却不愿意播种，何况愿意收获？他的父亲辅佐，难道能说『我有后代不抛弃基业』吗？」成王、周公思考如何与邦君、执政大臣共同图谋成功，大概是为了深远的计划，不只是讨伐三监而已。如今这次行动如果不顺从我们，那么日后深远的计划，还指望你们吗？既然不愿意打地基，何况愿意建造房屋？既然不愿意播种，何况愿意收获？看这一段，便可见古代的君主之所以与诸侯及诸侯的臣子，必定期望达到千万年不废弃的地步，其心意深远啊。

所以我怎么敢不通过我来安顿文王的大命？

「越」是「于」的意思，「卬」是「我」的意思，难道可以不通过我来安顿文王的大命吗？说文王的大命，不能让它到我这里就断绝。这便可见圣人自任天下重任的地方。

「如果父兄有朋友讨伐他的儿子，百姓供养他却不救助？」

「友」比喻三监，「子」比喻周家，「民养」比喻邦君、执政大臣。为人父兄，有朋友讨伐他的儿子，而百姓供养他坐视不救，那么必定会加以刑罚。

译如今三监作乱，危及我们的国家，你作为臣子却不加以救援，难道还不如民养吗？此处是成王、周公将道理阐述得极为明白，以解除他们的疑惑，破除他们的昏昧，使他们清楚地明白道理所在。大概当时邦君和执政者之所以不肯跟随成王讨伐三监，只是因为内心存有疑虑，因为疑虑所以昏昧。为什么呢？他们看到周家取得天下不久，不幸武王患病，没过多久武王又去世了，而兄弟骨肉之间却自相背离背叛，大概认为周家的天命难以预料。正当危急疑虑之时，所以这些人的内心都被昏昧遮蔽，不知道天理何在。周公用这些话开导晓喻他们，他们反过来思考，认为如果友伐他的儿子，民养不加以救援，我必定会加罪责于民养。如今你作为人臣，坐视国家的危难而不救援，可以吗？到了这里，前日的昏昧遮蔽都豁然消散了。此处可以看出人心本来就是分明的，又可以看出圣贤善于开导晓喻人心是这样的。

译王说：“唉！真是这样啊！你们各国的诸侯和负责政务的官员，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明智的人。只有那十位辅政大臣，能够真正践行并知晓上天的意旨，以及上天辅助真诚之人。你们在那时都不敢轻视法度，何况如今上天降下灾祸于周朝，巨大的艰难使得人们纷纷攻击自己的宗室，你们难道还不知晓天命是恒定不变的吗？”

治理好邦国，必定是明哲之人才能做到。“迪”是践行的意思；践行就是行动。说“迪知上帝命”，说“迪知天威”，都是真正知晓，不同于常人所谓的知晓，所以称为“迪知”。想象泰山的高大，那是主观推测的知晓；亲自登上泰山，亲眼见到它之所以高大的原因，这才叫“迪知”。上天的意旨极难知晓，而那十个人能够知晓，这就是他们被称为“迪知”的原因。“越天棐忱”，说的是三监尚未作乱的时候。难道是说上天从前辅助真诚，现在就不辅助了吗？现在上天也是辅助真诚的，只是措辞的方法本来就是这样罢了。你们在那时尚且不敢轻视法度，何况如今上天降下灾祸于周朝，你们正应当协力奖助王室，却反而劝阻而不救助，这怎么可以呢？这是你们不知晓天命是恒定不变的。当时邦君和御事不肯讨伐三监，只是因为怀疑周家的天命未必长久，不知天命本来就是断然不变的。天命最难知晓，当时能看见天命不易的，只有那十个人。

我长久地思考说：“上天只灭亡了殷商，就像农夫收割庄稼一样，我怎么敢不完成我田里的耕作？上天也只以前任宁王的安宁为美，我怎么敢不极力占卜以求善道？怎敢不遵从呢？”

武王诛杀纣王，立武庚，殷商的天命还没有断绝。到现在殷商才真正灭亡了。武王攻克商朝，就像农夫耕种这块田地，我怎么敢不与他一起完成呢？“极卜”，是占卜到极善的结果，我怎么敢不只听从善道呢？

遵循宁王的旨意去疆土，何况如今占卜全都吉利，所以我大规模地率领你们东征。天命不会差错，占卜的结果就是这样。

“指”，是旨意的意思。当武王攻克商朝时，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如果让他人占据，而不能完全覆盖统治，这难道是宁王的旨意吗？我今日之所以必须前往，道理已经这样了，何况我的占卜全都吉利，怎么可以不前往呢？大凡作为子孙，承受前人全盛的天下，如果被他人占据而不能完全覆盖统治，就失去了作为子孙的道义。武王完全拥有天下，如今三监叛乱，周公难道肯停止吗？“卜陈惟若兹”，是说占卜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读《大诰》这一篇，必须思考三监叛乱，周公东征三年，罪人才被抓获，为什么在天下大变之时，所做的必定成功如此？只要详细体味这篇文章，就可以明白了。这占卜极有深意，因为邦君和御事看见武王去世、三监叛乱，都怀疑周家的天命未必能长久，周公认为我占卜鬼神而占卜全都吉利，这是天意明显可知，天命断然不易。又何况今日四国蠢动，而明日有十人辅佐我，天意更加可见。所以这一篇文章多说占卜，又说十人，就是以此来破除当时人心的疑虑，使他们释然知道天命在我。圣贤言语真切，应当一句是一句，如果泛泛地说一篇，怎么能感动人呢？看这里就可以明白古人之所以处理天下之事而能必定成功的原因。不仅如此，比如《盘庚》迁都，必须思考他怎么最终迁都成功；比如周家安抚商民，必须思考他怎么抚慰他们使他们安分不动。能这样思考，就是经历。然而在这里又可以观察古今的变化。况且后世朝廷突然有非常变故，如果让君主谆谆告诫说：“我占卜鬼神而吉利，你们不可不前往”，谁相信我呢？而古人这样说，人们都相信，为什么呢？这却是在平日有功夫。因为古时候，上下之间内心相互信任，上面有言语，没有人敢不相信。后世上下相互猜疑，平日不曾做过功夫，一旦怎么能用空话动人呢？然而人心依旧自在，也未曾有不可感动的。唐德宗奉天之祸，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一下罪己诏，武夫悍卒没有不流泪的，人心又何尝不可感动呢！

成王已经废黜殷商的天命，杀了武庚，命令微子启继承殷商的后代，作了《微子之命》。微子，是帝乙的长子，应当继位的其实是微子。帝乙未即位之前生了微子，帝乙即位之后生了纣，因为纣是正妻所生的儿子，所以立他。纣灭亡后立了武庚，是纣的儿子。武庚灭亡后，按理应当立微子。从前尧拥有天下，丹朱不贤，而禅让给舜。等到舜成为天子，就把丹朱当作虞宾，《书》所说的“虞宾在位”就是这个意思。舜既然把尧的后代当作宾客，夏朝也必定把虞氏的后代当作宾客了。到了周朝，把虞、夏、商的后代当作三恪，《左传》所说的“封之于陈以备三恪”就是这个意思。“恪”的意思是敬，不敢用对待臣下的礼节对待他们。这篇文章任命微子，也说“作宾于王家”，大概是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看这里，就可以明白古人对前代后代未曾灭绝。自汉朝以下，这件事就不再有了。魏晋以来，名义上是受禅，实际上是夺取，他们的子孙宗族灭绝没有遗留，还指望他们尊崇礼遇吗？古今世代的变迁，在这里可以考证；三代圣王的心意，在这里可以看见。

微子之命

王说：“啊！殷王的长子，只有考察古代崇尚德行，效法贤人统

译继承先王的遗志，修明其礼仪制度，在王室中担任宾客之职，与国家共同享有美善的声誉，世代绵延，永无止境。

译纣王得罪于上天，武王秉承天意讨伐他。纣王虽然被灭绝，但自从成汤以下的贤圣君主，难道可以不祭祀吗？这就是命令微子继承殷商后嗣的原因。修整他的礼制器物，是让他使用商朝的礼制器物，如礼乐等，都沿用商朝一代的制度。

唉！你的祖先成汤，能够齐备圣明、广博深远，皇天眷顾保佑，大大地授予他天命，以宽厚安抚百姓，除去邪恶暴虐，功业加于当世，德行流传给后代。

这一篇书有四件事：一是应当防止（理解）三代圣王之所以重视前代后裔的用意；二是应当防止（理解）成汤的德行；三是应当防止（理解）微子的贤德；四是应当防止（理解）成王之所以命令微子的原因。这一段是说成汤的德行。“抚民以宽”这一句，应当采纳东莱吕祖谦的说法。虽然说商人尊崇而不亲近，先惩罚而后奖赏，如果稍微过于威严，但一代治国的体制毕竟宽厚。大抵立国的体制，没有不宽厚的。他们稍微过于威严，虽然与周家的忠厚不相似，但大略依旧只是宽厚。所谓的宽厚，不是说萎靡不振，只是一个宽宏大度。仲虺称赞成汤，自己说“能够宽厚能够仁爱，昭示诚信于亿万百姓”，大概可以看到了。

你只应实践修明他的谋略，旧有美好的名声，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敬对待神灵和百姓。我嘉奖你的德行，说笃实不忘。上帝这时歆享，下民敬服协和。

这是称赞微子的贤德，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敬对待神灵和百姓，深深体味这两句话，微子可以说贤德了。想象他的为人，必定是一个严肃恭敬、至诚笃实的人，有一毫的松懈吗？有一毫的懈怠吗？可以说是不失其本心的人了。说“笃实不忘”，相信他的笃厚而不可遗忘。人的德行贵在厚道，谁没有这种德行，积累得不厚，又哪里值得珍贵呢？

因此把你建立为上公，治理这东方地区。要敬慎啊！前往施行你的教令，谨慎你的职任命令，遵循典章常规，以藩屏王室。〇效法你的烈祖，约束你的百姓，永远安固你的地位，辅佐我一人。世世代代享受德行，万邦作为法式，使我有周不厌倦。唉！前往吧只有美好，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这是成王之所以命令微子的原因，大抵为上公的道理应当如此。“前往施行你的教令，〇效法你的烈祖”，说施行说〇这样的字都应当详细体味。大抵君主有命令，不只是遵守所说的而已，又应当广泛地施行；前人的德行也不只是持守不失而已，又应当廓大而弘扬。微子是商的后裔，正处在危疑之间，而成王却用成汤的事命令他，说“〇效法你的烈祖”，说“万邦作为法式”，是让他恢复成汤的事业。大抵古人的心不与后世相似，我心里认为应当如此，应当说便说，更没有疑忌。在后世肯这样说吗？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人的心，也可以观察古今的变化。

唐叔得到嘉禾，不同田亩却长出同一穗谷，献给天子。王命令唐叔将嘉禾归还周公于东方，作《归禾》。周公已经得到嘉禾，遍告天子的命令，作《嘉禾》。

天地间只有一个和气，嘉禾的生长，是和气所导致的。当成王开启金縢之书，前日怀疑周公的心消散无余，而本心卓然显著。在这个时候，成王的心与周公的心一致，所以不同田亩却长出同一穗谷，分明是君臣间一德一心所感召的。〇子云说：“太和大概就在唐尧虞舜成周吧！”观看《书》和《诗》，温和的样子其和气可以知道了。观看百兽跟随舞蹈，凤凰来仪，与唐叔得到嘉禾不同田亩却长出同一穗谷，祥瑞达到这个地步，真可以说是和气的极致啊！

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将殷商的剩余百姓封给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武王已经灭掉纣王，封武庚于朝歌，朝歌，是纣王国都之内。等到武庚作乱，已经杀了他，于是将朝歌的百姓，凡是强家大族，迁移到洛邑，让他们靠近周家的都邑，服从周家的教化，所谓“警惕殷商的顽民，迁移到洛邑，紧邻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就是这样。而其余没有迁移的百姓，封康叔于卫国来治理他们。学者读到这里，应当观察古圣贤之所以治理天下、斡旋造化的妙处。易穷则变，变则通，天下事到了穷尽处，难道可以不知道通变吗？况且当初武庚既然是纣王的儿子，怎么能不封他来延续商的后嗣？管叔、蔡叔既然是周家的骨肉，怎么能不信任而任用他们？然而等到他们叛乱危害王室，那么怎么办？可以不知道通变的道理。所以周公在这里警惕殷商的顽民，迁移到洛邑，而又不重新立商的后裔于朝歌，于是封微子于宋，而其余的百姓则让我家的子孙治理他们。大抵微子虽然不至于成为武庚，但万一有人挟持他作为祸乱，难道不可忧虑吗？因此周公变而通之，他考虑事情深远啊。如果当时不迁移百姓，固然不可以；迁移百姓而重新立商的后裔于朝歌，也不可以。封康叔一事，而命令的书达到三篇，大抵商民沾染纣王的恶习，深入骨髓，哪里容易安抚？所以不得不如此委曲详尽切要地说明。

康诰

只有三月望日后，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洛邑建立新的大城，四方百姓大大和谐会聚。侯、甸、男邦、采、卫，百官播民和谐，在周朝见到士人。周公全部勤劳，于是宏大诰诫治理。

这一段说的人多认为是脱简，其实不然。这

译这件事与册封康叔一事在脉络上是相贯通的。当时虽然任命了康叔，但周公的心意却在于洛邑。商朝的百姓既然已经迁徙到这里，周公便在此地发布命令。这不仅是告知康叔，也是让商朝的百姓听到，使他们清楚地知道君上的心意所在。周公的本意正是如此，那么撰写这篇书的人就应当叙述这一段内容，怎么能说是简册脱落了呢？“侯、甸、男、邦、采、卫”中，在中间夹杂“邦”字，是为了说明九服范围内的诸侯没有不到来的。不可能全部见到，所以所见的只有士人。咸勤，就是全都慰劳他们。

译成王说：“孟侯，我是你的兄长，小子封！你的伟大显赫的父亲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用刑，不敢欺侮鳏夫寡妇，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威慑该威慑的人，使百姓显达。因此开创了我们的中原地区，连同我们的一两个邦国来治理我们的西土。当时依靠和冒犯（指对商朝的依赖与背离），被上帝听闻，上帝喜悦，上天于是大大地命令文王消灭强大的殷商，广泛地承受了那个天命，连同那个邦国和那个百姓，都得以有序。你的寡德兄长勉励你，因此你小子封，镇守在这东土。”

这是周公奉成王之命来告诫康叔的话。说“王”的，是指成王；说“孟侯，朕其弟”的，是周公自述。成王对于康叔应当称为叔父，现在周公奉王命来告诫却称弟弟，大概虽然出于王命，但因为是周公自述，却没有理由以叔父相称，从人情来看就可以明白了。丕显，是有光辉的意思。《诗经·大雅·大明》说文王有明德，这明德人人都有。当此心存在时，必定有些光辉，只是很微弱罢了。圣人的光明，确实是极大，所谓光耀四方、显赫西土，尧的光明安居天下，舜的光明照耀天下，都是丕显。明德慎罚，不敢欺侮鳏寡，这是周公举出文王的心意告诉康叔。明德，都是丕显的意思；慎罚，是在使用刑罚时，确实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这种恭敬慈仁的心意是怎样的呢！庸庸、祗祗、威威，这六个字必须仔细防备。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威慑该威慑的人，防备起来似乎很容易，其实这件事最容易出差错。比如所谓庸庸，必定是有十分之德，然后给予他十分之官爵；有九分之德，然后给予他九分之官爵。德与位相称，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才是庸庸。如果有十分之德却给予他九分之官爵，这就不是庸庸了。祗祗，比如鬼神，比如父兄尊长，比如贤者，都是应当尊敬的，当敬而不敬，难道是祗祗吗？有应当用威的时候，当威而不威，难道是威威吗？说庸庸、祗祗、威威，措辞如此，大概必须是恰好相对才行，有一毫差错便不是了。起初并不高远，只是应当如此便如此，就是道理；应当如此而不如此，就违背道理了。只有文王能顺从道理，所以他的道大显于天下，成为天下的君主。天所覆盖，地所承载，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尊亲的，他的尊显是怎样的呢！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是说他的艰难积累的勤勉如此。当纣王在位时，文王开创区夏确实是难的，都是渐渐从一两个邦国做起。怙冒，是西土之人依赖文王。革除商朝的是武王，现在称文王而说殪戎殷，大概当文王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实商朝的命运在此已经断绝了。在太王时已说居住岐山之南，实际开始翦商，何况又经历王季、文王，三分天下，归附纣王的只有一分而已，天命难道不在周吗？寡兄以为武王固然顺理，但前面极力称赞文王如此尊显，不应称武王只说“寡兄勗”三字，在这里觉得不安。只以为是周公自称，古人不嫌于自称，我有这功劳便自己说，又有什么可嫌的呢？这却不是夸耀，何况是命令他的弟弟呢？有什么可嫌于自称呢？勗，是勉励。说文王如此积累的艰难，我又辅佐文王勤劳如此，以得到天下，而你今天小子封能在东土，说这些，是想让康叔知道他的来历。大凡人安享现成，最担心的是不知道来历。康叔今天据有孟侯的尊位，享受富贵的奉养，能不知道他的来历吗？周公说这些，所以警戒康叔很深切。这意思学者应当讽诵而玩味。孟侯，是诸侯之长，方伯连帅之国。看《诗经·卫风·旄丘》诗序说卫国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黎的臣子以此责备卫国，那个国家大概是侯伯之国。

成王说：“唉！封，你要思念啊！现在百姓将在于敬述你的文考，继承听闻并佩服德言。前往广泛寻求于殷的先哲王，用来保护治理百姓。你要远大考虑商的老人成人，安守内心知道训诫。另外寻求听闻遵循古先哲王，用来安定保护百姓。至于天，如果德行宽裕你的自身，不废弃在王命。”

祗遹，是敬述文王所做的。绍，是接续。衣，是佩服。说不只是在耳朵上听闻，必定在自身佩服，像衣服一样不曾稍离。说祗遹，说绍，说衣，其中有工夫，能绍闻衣德言，才是祗遹乃文考之处，闻与德言在文王，绍与衣在我。文王既有所闻了，我又从而接续之，这就是绍。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确实有所得叫做闻。现在的人谁没有耳朵，而确实不曾有闻，入于耳而不得于心，不是闻。文王有此德，我又必须佩服之。佩服，不只是听闻而知之，便以为已经够了。能只遹文王这样，也足够了，而认为还不够，又必须前往广泛寻求于殷的先哲王所以康乂民的；还认为不够，又必须远大考虑商的老人成人所以宅心知训的；还认为不够，又必须另外寻求听闻遵循古先哲王，那么上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无所不取。既寻求了，又听闻了

译又顺着它去实行，这就叫做“求闻由”。读这一段，必须仔细玩味古人之所以无所不取的意思。孟子称赞舜，认为他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哪一样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的。如果像常人的看法那样，只是遵循你父亲的法度，也就自足了，而周公的话却如此深切，大概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治理百姓。古人对内修养自身，对外建功立业，无论远近，都没有不吸取的地方，这样才恰当，才经得起推敲。后世苟且简略、粗疏破裂，怎么能期望达到古人的治理水平呢？古人的治理，光明卓越，长久而没有弊端；后世的治理，卑劣污浊、浅陋艰难，毫无可观之处，区别就在这里罢了。学者做学问也应当如此，这是周公在这里下功夫的地方，所以举出来告诫康叔。以上所说的，都是“于天”的意思。天，就是天德，有了天德，就应当顺着它去“于”它。“于”，是恢弘广大的意思。孔子说：“人能弘道，不是道能弘人。”孟子论述人都有这四种善端，认为知道都要扩充它，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如果能够扩充它，就足以保有天下。曾子论述孝道，认为把它放置起来就充满天地，把它推广开来就横贯四海，施之于后世而没有早晚之分，推而广之到四海都准确无误，这都是“于天”的意思。想要认识这个道理，只要看《中庸》所说的：“现在的天，不过是明亮的光亮很多，等到它无穷无尽的时候，日月星辰都系挂在上面，万物都覆盖在下面。”现在的地，不过是一撮土很多，等到它广博深厚的时候，承载华山而不觉得重，震动河海而不泄漏，万物都承载在上面。现在的山，不过是一块石头很多，等到它广大的时候，草木生长在上面，禽兽居住在上面，宝藏兴起在里面。现在的水，不过是一勺水很多，等到它深不可测的时候，鼋鼍、蛟龙、鱼、鳖生长在里面，财物繁殖在里面。知道了这些，就知道所谓“于天”了。顺从我自己的德行，达到充沛有余于自身，这就叫做“裕”。“裕”，是说它充足饱满，绰绰有余。说“于”，说“裕”，这些字都应当仔细玩味。大体上想要出来在世上有所作为，必须在我这里有剩余，才能有所建树。古人完全尽到了这个道理，只是适时地拿出来使用罢了。他所使用的，大概不能增加丝毫。这样才不废弃王命，不然都是废弃王命。

译成王说：“唉！小儿子封啊，你要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病痛，要恭敬谨慎啊！天命威严，只辅助真诚的人；民情虽然大体可见，但小民却难以保全。你要竭尽你的心力，不要贪图安逸享乐，这样才能治理好百姓。我听说：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对不施恩惠的人施以恩惠，对不勤勉的人加以勉励。”

痛，是疼痛；瘝，是疾病。意思是应当常常像疾病疼痛在身上一样的感受。况且康叔以诸侯之尊，处于富贵之位，难道让他安逸享乐来奉养自己吗？地位越尊贵，责任就越重，他是诸侯效法的榜样，也是下民观察效仿的对象。恐惧谨慎地常常像抱着疾病疼痛在身，这种心意怎么可以稍忘呢？唉！如果不是周公，怎么能说得如此深切呢！天命虽然光明可畏，但真诚的人上天必定辅助他；民情虽然大体可见，但最难保全的莫过于此。这是说百姓难以保全，比天命可畏更甚。常人只知道小民难以保全罢了，现在周公直接认为百姓难以保全比天命可畏更严重，他的言论尤其深切。论述到这一步，怎么不是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病痛呢？竭尽你的心力，就是顺应天命。人有这种心意不可不尽，不贪图安逸享乐，就是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病痛。尽心竭力，而安逸享乐的念头不萌发，这样才可以治理百姓了。所以说：“你要治理百姓，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意思是怨恨大固然不可以，怨恨小也不可以，无论大小，都不可以。孔子告诉仲弓说：“在朝廷中没有怨恨，在家族中没有怨恨。”人怎么可以有怨恨呢？何况作为一国之君，以至于百姓都怨恨上级，这难道是小事吗？百姓的怨恨之心容易萌发，所谓“夏天暑热下雨，小民就说怨恨叹息；冬天严寒，小民也说怨恨叹息”，这是多么艰难啊！古人唯恐百姓有一丝一毫怨恨上级的心，所以说：“小民怨恨你、咒骂你，就要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这是深知怨恨必然会产生。怨恨岂止在明显时？在未见时就要图谋预防。太康之所以失去国家，也只是因为结怨于民。起初怨恨也很小，日复一日，怨恨越来越大，所以最终导致百姓都离心离德。唉！怎么可以不恐惧呢！惠不惠，是常人不施恩惠，我反而施恩惠；懋不懋，是常人到这里不勉励，我反而更加知道自我勉励。对人不施恩惠的施以恩惠，对人不懈怠的加以勉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怎么还会有人怨恨呢？所以惠不惠、懋不懋，这是止息怨恨的方法。

好了！你虽然是小子，你所从事的事务就是顺应成王，应当保全殷商遗民，也要帮助成王安守天命，教化新人。

这是指康叔所从事的事务。人没有不有所从事的，上自天子之尊，下至一个读书人，都有所从事的事务，那么作为诸侯所从事的究竟是什么事务呢？顺应成王，保全殷商遗民，帮助成王安守天命，这就是他所从事的。应，如同“丕应徯志”中的应，百姓以怀保之道期望于我，我能顺应民心而保全他们，这是成王的心意。你应当顺应并扩大它，“应”这一字，意思深远，不止于此就停止，更想要恢弘扩大，所谓顺应天命就是如此。周朝国家的安危治乱，系于商民，康叔如果能安抚商民，不仅卫国可以治理好，王室也有依靠。商民安定，那么周朝的天命也可以常治而不乱，常安而不危了，这就是所谓的安守。康叔所治理的只是卫国罢了，而周朝国家的安危去就系于它，那么他的责任岂不是很重，而他所从事的事务岂不是很艰难吗？这就是成王明确指出来告诉他的原因。

成王说：“唉！封啊，你要恭敬地明确你的刑罚。人犯有小罪，不是过失，而是坚持作恶，自作不循法度，像这样，即使他的罪小，也不可不死。人犯有大罪，不是坚持作恶，而是偶然遭遇灾祸，适逢你，已经教导他极尽其罪责，这时就不可杀。”

怙终者虽小必刑，过眚者虽大必赦，所谓“过失和灾祸可以宽赦，怙恶不悛者要处以极刑”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用刑的原则，不同于后世用刑的原则。后世用刑，不过看其表象；古人用刑，必定深察其情由。后世罪大的加之大刑，罪小的加之小刑，对于情由所在，未曾深究。古人原情定罪，固然有进入死刑的，但如果情由不是怙恶不悛，就从而赦免；也有所犯不至于死，但情由不是过失灾祸，就从而杀死的。所以说：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用刑，不是后世的用刑。况且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盛世，四方风气感动，百姓协调于中正，陶冶天下，人人有士君子的行为，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达到这样呢？只看用刑这一件事，就可以看见了。过失灾祸者虽大必赦，那么谁敢不迁善远罪？怙恶不悛者虽小必刑，那么天下谁敢故意作恶？所以能使百姓协调于中正，只是这个道理。人都说古人崇尚宽厚，不知道这其实是至严之处。看那人有小罪，不是过失，自作不循法度，又自以为合乎法度，即使是小罪，不可不杀，这不是严又是什么？至宽之中，固然有至严存在。后世的严都不是真严，就像汉宣帝、汉明帝，不是不严，但当时怙恶不悛而刑罚反而不加的，哪里能计算得尽？怎么能说是严呢？古人的严，才是所谓的真严。至于所犯罪大，几乎不可宽恕了，但深究其情由，实在不是怙恶不悛，适然冒犯法律，就在可以宽宥之列。虽然如此，既然说“极尽其罪责”，又必须有这一句才可以。极尽其罪责，就是穷尽其罪责。

译既然已经明确判定了他的罪行，又考察了他的真实情况，确实属于过失或灾祸所致，然后才予以赦免。如果不这样，下层的百姓就会借此机会行奸作恶，凡是犯罪的人，谁不会声称自己是因过失或灾祸而请求侥幸免罪呢？所以必须有这一句规定才行。

译成王说：“唉！封啊，你遵循这伦常秩序，就能使刑罚大明而使人信服，百姓就会勤勉和睦；你对待刑罚如同身患疾病般急切想要去除，百姓就会彻底抛弃过错；你爱护百姓如同慈母保护婴儿，百姓就会安康治理。”

伦常，就是秩序。天下的事怎能逃脱这伦常秩序呢？《吕刑》说：“只有整齐而不整齐，才有伦常和要领。”所谓的伦常，就是这秩序。皋陶恭敬地遵循这秩序，施行象征性的刑罚而非常严明。皋陶用刑，也只是有一个次序。什么叫次序？罪行大的施加重刑，罪行小的施加轻刑，这是次序；罪行大但属于过失或灾祸的予以赦免，罪行小但坚持作恶到底的予以处死，这也是次序。用刑有次序，就能使刑罚大明而使人信服。服，就像上刑适合减轻到下一等、下刑适合加重到上一等中的“服”一样。勤勉和睦，是指百姓都互相告诫、互相勉励以达成和顺，而没有乖张争执、悖乱的风气。不得已而使用刑罚，常像疾病疼痛在身，急切想要去除它。我这样用心，百姓怎肯触犯我呢？凡是有过错，都将彻底抛弃，也就像疾病疼痛在身，想要它迅速离去一样。古人用刑，分明像疾病疼痛在身，大概因为用刑罚对待天下，难道是一件美好的事吗？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实情，就应哀怜同情而不高兴。”曾子哀怜同情而不高兴的意思，就是这里所说的像身患疾病的意思。《大学》说：“就像保护婴儿，诚心诚意地去探求，即使没有完全做到，也不会相差太远。”婴儿口不能言，而慈母能知道他所想要的，是因为诚心诚意地去探求的缘故。所以说：“百姓没有要求得到想要的东西却得到了，这就叫信。”百姓没有要求于上位者，而上位者能探求百姓的心意，可以称为信了。康叔保养这些百姓，一定要像慈母保护婴儿那样才行。一定要说像保护婴儿，是用来形容他爱民之笃切恳挚到了如此地步。这样之后，百姓没有不安康治理的了。这三句是一节：遵循秩序，就能使刑罚大明而使人信服，也看不出刑罚是不美好的；至于像身患疾病，就深深地认为刑罚是不得已而去除的，唯恐去除得不快；至于像保护婴儿，那么刑罚就将搁置而不用了。成王对康叔的期望，难道不是很深吗！

不是你封去刑罚人、杀死人，就没有人去刑罚人、杀死人；不是你封，又说去割鼻、割耳人，就没有人去割鼻、割耳人。

康叔掌握一国的生杀大权，那么那刑罚人、杀死人的，不是你封吗？然而还有刑罚杀戮，就不值得珍视了。至于没有人去刑罚人、杀死人，又不是你封吗？割鼻、割耳人，是你封；至于没有人去割鼻、割耳人，也是你封。不说不是你封，是省略文字。割鼻、割耳，是较轻的刑罚，即使是较轻的刑罚，也以无为贵。虞舜治理天下，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官吏。成王、康王时期，刑罚搁置四十年不用，大概还有刑罚，终究不是盛世的美好之事；搁置刑罚不用，才是达到治理的极致。教化施行，以至于家家户户都可以封赏，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即使有刑罚，将施加在哪里呢！

成王说：“对外的事，你陈列这法度，效法这殷商的刑罚而有次序。”

如上所说，已经详尽地告知了。然而此外还有事，所以称为外事陈列。断案的时候，凡法度官吏都陈列在这里，就像《周官》所说的“众士掌管刑罚的都在”，想要他们合众人之论，不专断于一己之见。“效法这殷商的刑罚，有次序”，有次序就是所说的有秩序。效法这殷商的刑罚，这意思很好。康叔是周朝的诸侯，固然应当用周朝的刑罚，现在却让他只效法殷商的刑罚，大概因为商周两朝的刑罚大体固然相同，然而一旦用周朝的刑罚去治理，终究会抵触而难以接受；用殷商的刑罚去治理，那么都是他们耳目所熟悉的，于是民心就安定了。这可见古人施政懂得变通。如果固执不通，立刻用我们周家的刑法去约束，固然没有不可以的，但百姓大概也会受到扰动了。古代有九州的戎人，就用戎人的法度去治理他们，左丘明所说的“疆界用戎人的法度”就是如此。没有别的，正是想要他们安定且便利罢了。所以治理国家不可不知变通，胶柱调瑟，难道能调得准吗！

又说：“重要的囚犯，反复思考五六天，以至于十天，甚至更久，才判决重要的囚犯。”

重要的囚犯，狱辞已经形成的，狱辞虽然已经形成，然而不可轻易判决，必须反复思考。这里可以深深看到古人的用心。况且思考五六天也足够了，却还认为不够，一定要到十天；以十天为不够，甚至长达一时之久。其详审谨重到了如此地步，那么刑罚的使用怎么会有错误呢？这就是百姓协和于中正的原因，这是成王、周公的心意。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实情，就应哀怜同情而不高兴。”深深体味反复思考五六天以至于十天的话，那哀怜同情、仁爱百姓的心意是怎样的呢！学者玩味诵读此处，以想象成王、周公的用心，古代圣王用心的端正之处，在这里就看到了。

成王说：“你陈列这法度之事，判决遵循殷商的常法，使用合乎义的刑罚和合乎义的杀戮，不要迁就你封的意思。你完全顺从，说这有次序，只说没有不顺从的事。”

臬事，是指刑罚之事。判决遵循殷商的常法，就是效法这殷商的刑罚而有次序的意义，理所当然。凡有刑罚杀戮，都应当观察其理是怎样的，不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夹杂其间。次，就是迁就，不可迁就你的意思。古人治理天下，都只是顺行乎义理之当然，未曾把自己的意见夹杂其间，所谓“巍巍乎舜禹拥有天下而不参与私意”。先说臬司，后说臬事。臬司，是掌管

译法，是官职的名称；臬事，是刑法的事务。这便可以看出古人用人而不专任法律的地方。《吕刑》中多讲用人，也是这个意思。后世只因为任法而不任人，所以胥吏得以掌握权柄。顺于理叫做逊，无所不顺叫做尽逊。能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可以称为尽逊了，可以称为得其叙了。然而不可以以此为足，一定要常常好像还没有逊一样。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古人的用心。且如成王、周公告诫康叔，已经如此详细周备了，却还认为不够，又说：“此外还有事情。”既让他陈述当时的臬司，又让他陈述当时的臬事，又让他反复思考五六天，直到十天之久，可以说尽逊了，却又告诫他说“只说还没有逊事”。大概才说道这样就停止，就是有了善却丧失了善，夸耀其能却丧失了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是说天之所以为天；“于乎不显，文王之徳之纯”，是说文王之所以为文王。只有这种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才是圣人。如果有一毫自满的念头，难道是古人的用心吗！

译已。你虽是年轻人，但还没有人像你这样心地纯正。我的心思和德行，只有你能够知晓。周公对我说：“遍察朝廷群臣，没有谁像你的心术这样端正。”大抵古人用人，不论他外表如何，首先要看他心术是否端正。康叔虽是少年小子，成王和周公却让他担任方伯、连帅，居于诸侯之长，正是因为他心术端正的缘故。细细体味这一句话，康叔的为人是怎样的呢？真可以说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了。正因为他的心如此，所以我的心思和德行只有你知晓。

凡是百姓自己获罪的，如强盗抢劫、内外作乱，为夺取财物而杀人，凶悍不怕死，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王说：“封，那些首恶大奸之人，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呢？儿子不恭敬地侍奉父亲，大大伤害了父亲的心；父亲不能慈爱地养育儿子，反而憎恶儿子；弟弟不念上天显明的恩德，不能恭敬兄长；兄长也不念抚育子女的辛劳，对弟弟极不友爱。只有哀叹这些，不认为这是执政者的过错，上天就让我们的人伦常理大大败坏混乱。”说：“你就赶快依照文王的刑罚来惩处，对这些罪行不予赦免，不要遵循常法。”

杀人为财的人，众人无不痛恨，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呢？虽然如此，对于首恶之人，杀了也就罢了，但在父子兄弟之间，没有断绝亲情的法律。如果儿子不孝就治儿子的罪，弟弟不恭就治弟弟的罪，那么父子兄弟之间就终身无法复合了。这件事关系到教化，教化不明，导致人伦常理败坏混乱，这是执政者有罪才导致这样的局面，正应当自我反省都来不及，又怎么能怪罪别人呢？如果因为他们有罪，就依照文王的刑罚来惩处，这是不遵循常法。戛，就是常法。文王的刑罚，固然没有不好的，但人伦常理的败坏，却不能立即用刑罚来治理。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人的变通之处。《周官》八刑中，有不孝之刑、不弟之刑，这固然是国家的常法，但如果因为是常法就以此定罪，岂不大大伤害父子兄弟之情，大大败坏天下的风俗吗？《王制》说：“凡是审理五刑的诉讼，必须推究父子之亲，确立君臣之义来权衡。”又说：“凡是制定五刑，必须依据天伦。”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有父子打官司的，拘禁了三个月，父亲请求停止诉讼。季孙替父亲说话。孔子说：“军队大败，不能斩首；监狱混乱，不能施刑。这是因为罪不在百姓的缘故。”骨肉亲戚的刑罚，岂能与其他事情相同？拘禁三个月，父子之间的天性终究不会泯灭，所以父亲请求停止，从而赦免了他，父子关系就复合了。

何况那些外庶子、训人，以及正人、小臣、诸节，他们另立名目散布政令，博取百姓的赞誉，不念及君主的命令，损害君主，这时你就引导恶行，我实在痛恨他们。已！你就赶快依照这个义理率领众人诛杀。也是君主和长官，不能管好自家的人，以及小臣、外正，只知威吓虐待，大大违背王命，这不是用德行来治理。你也无不能够恭敬常道，从而宽裕百姓，效法文王的敬忌；你宽裕百姓说：“我只有恩泽。”那么我一人就会高兴。

庶子、训人的官职，就像《周官》中的诸子之官一样。正人、小臣、诸节，是卫国的臣僚。如果这些人不遵奉国君的号令，而另有所散布，以谋求百姓的赞誉归附自己，不奉行君主的命令，而损害君主，导致这种局面的，都是你们君长不能胜任的缘故。我实在痛恨他们，而你就赶快依照这个义理率领众人诛杀。不知道你们作为君长不能安顿好自家的人，这是你们应当自我反省的，怎么能轻易对别人施加刑杀呢？小臣、外正都施行威虐，大大违背王命，也是你们不用德行治理的缘故，不能归罪于别人。从“凡民自得罪”到这里共三节。强盗抢劫、内外作乱，为财杀人，这样的人，固然是众人所痛恨的。至于父子兄弟之间，不孝、不慈、不友、不恭，则关系到风俗和人伦常理的败坏混乱，这又比强盗抢劫、内外作乱更严重。然而人伦常理的败坏，固然是风俗不好，至于臣下敢自定号令，要求美名，只知威吓虐待，大大违背王命，那么纲纪就荡然无存了，还能治理国家吗？这又是关系极大的事情。所以说：“何况是不孝不友”，又说：“何况是外庶子、训人”，看这两个“何况”字就可以明白了。然而父子兄弟的不和睦，不能立即用文王的刑罚来惩处；臣下的不遵教令，也不能立即依照这个义理率领众人诛杀。既然不能施加刑罚，那么应当怎么做呢？说：“你也无不能够恭敬常道，从而宽裕百姓，效法文王的敬忌；你宽裕百姓说：‘我只有恩泽。’那么我一人就会高兴。”这是康叔应当尽心去做的。典，就是常道。恭敬这个常道，以宽裕百姓，优柔地对待他们，使他们满足而饱足，逐渐熏陶抚育，让百姓日益向善而不自知，这就是所谓的宽裕。文王所敬重的是德行，所忌讳的是刑罚，忌讳是说他对刑罚心存敬畏。文王虽然制定了刑罚，何曾敢轻易使用呢？康叔如果能取法文王的敬忌，致力于德行而不致力于刑罚，就能安慰我一人的心，我就会高兴了。现在看周公告诫康叔，对于文王的刑罚，希望他不要使用；对于文王的敬忌，希望他取法，细细体味这里，就可以懂得治国的道理了。后世说遵循祖宗法度的人，都认为祖宗的法令明确具备，我们从而遵循使用。现在对于文王的刑罚，周公却希望康叔不要使用，这就可见古人为政与后

译世道不同，处境也就不同。如果一律用法令来治理，不孝不敬的人受刑罚，制造民怨的人受刑罚，专行威虐的人受刑罚，社会也能整齐有序，但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约束，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制来约束，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且归服。因此，必定要有道德和礼制来感化他们，难道可以专用政令和刑罚吗！

译王说：“封，明白地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这是至为明显的道理。我此时所依循的，正是殷商先代圣王的德行，用以安抚治理百姓，以此作为天下的准则。况且现在的百姓，若不加以引导就不会走上正道；若不走上正道，国家就没有政事可言。”

“爽”是明白的意思，有道理去引导他们，百姓就都能吉祥安康，这是极其明显的道理。我现在也只效法殷商先代圣王的德行，用来安抚治理这些百姓，以此作为天下的准则。你康叔，现在所治理的是商朝遗民，能不效法商朝先代圣王吗？所以说：“前往广泛寻求殷商先代圣王的德行。”又说：“你要重视那些商朝的年高德劭之人，观察他们的心志，了解他们的教诲。”又说：“刑罚要依据殷商的常法。”又说：“效法这些殷商的刑罚，是有条理次序的。”反复强调以商朝为榜样，是因为纣王因为无道而断绝了国运，商朝的先王难道可以不效法吗？成王、周公既然依循殷商先代圣王的德行来安抚治理百姓，康叔又怎能不知道效法呢？百姓的良心没有不可感动的，有道理去引导他们，就一定会归于正道。有不引导就不走正道的情况，但没有引导了还不走正道的。如果治理国家不知道以引导百姓为要务，那可以说是没有政事了。

王说：“封，我确实不能不借鉴。告诉你关于德行的道理以及刑罚的实施。”

“监”是借鉴观察的意思。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礼乐制度多么丰盛啊！借鉴先王的成法，就能长久没有过失。古人凡事都有借鉴，观察其中的得失、是非，都以前人为借鉴，那么哪里还会有过错偏差呢？“监”这个字不能轻易放过，心中没有存留借鉴的意识，怎么能观察借鉴？不能观察借鉴，就是出于自己的私意，用它来建立政事，会有多少弊端！所谓借鉴，固然不是拘泥地追求与前人完全一致，随着时势增减调整，本来也是有的；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一定要更改。但应当常常保持清醒，以防备前代治乱得失的教训，这样参酌运用，才可以没有过错。告诉你关于德行的道理以及刑罚的实施，所谓“德行的道理”，也就是“刑罚的实施”。大体上刑罚有施行得当和不得当的区别，刑罚施加于上而人心都信服，这是刑罚施行得当；刑罚施加于上而人心有的不服，这是刑罚施行不得当。刑罚施行得当，是因为我有德行作为根本；刑罚施行不得当，是因为我的德行不足。有德行作为根本，轻重各得其所，人心都信服，这不是刑罚施行得当吗？惩罚一个人而千万人畏惧，这不是刑罚施行得当吗？教化逐渐深入，百姓将不再触犯官府，这不是刑罚施行得当吗？后世并非没有刑罚，但人心未必都顺从，这是因为没有德行寓于其中。

现在只有百姓不安定，心志没有归附，引导多次也没有达到统一。明白地看，上天可能会惩罚我们，我们也不敢怨恨。他们的罪过不在于重大，也不在于众多，更何况说还会显扬闻达于上天！民心没有停止归附，多次引导而没有达到大同，大概有的人行善，有的人作恶，没有达到大同的境界。君主代替上天管理百姓，使天下人都不要丧失本性，这是君主的职责。有一个人没有进入善道，就是荒废了管理百姓的职责。我代替上天管理百姓，以至于荒废了职责，就失去了上天的意旨。失去了上天的意旨，上天必定惩罚我们，我们怎么敢怨恨呢！成王、周公说这话，是为了深深警示康叔。说我尚且如此，你康叔应当怎样？必定要使从前沉湎酒色的习俗，以及强暴不懂道理的风俗，全都发生巨大变化，没有一个人不被教化，这样上面才能符合上天的意旨，卫国才可以保全。不然，失去了上天的意旨，上天必定惩罚，国家还能是国家的吗！看这里，便可见古圣贤力求尽到自己的职责，不敢有丝毫不到之处。况且所谓引导多次没有达到统一，又不是百姓都习惯于恶习，只是没有达到全都统一罢了，古人就认为上天会惩罚我们，可见他们看得很明白。所谓代替上天管理百姓，专门在于使他们不要丧失本性，如果不尽自己职责，上天怎么能不惩罚呢？后世治理天下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固然认为即使有没做到的，也不至于怎样。如果他们明白这个道理，难道能容忍有一个人不归向善道吗？罪过不在于重大，也不在于众多，是说不能有丝毫的罪过。《易经》说：“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而不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而不除去。”大体上善最不可以因为小而不做，恶最不可以因为小而不除。而且正在行善的时候，虽然看似很小，但那时，这颗心就是千古圣贤的心；正在作恶的时候，虽然看似很小，但那时，就是有罪。只要省察行善时，这颗心如何；作恶时，这颗心又如何，就可以看出罪过不在于大与多。不在于大，虽然小也不可以；不在于多，虽然少也不可以。小罪尚且不可以有，何况是职责不尽而显扬闻达于上天的，那罪就大了，上天怎么能不惩罚呢？唉！成王敬畏上天的心可以说到了极点，他用来警示康叔的话可以说非常恳切。

王说：“唉！封，要恭敬啊！不要制造怨恨，不要采用错误的计谋、错误的引导。果断地实行诚信之道，大力遵循敏捷的德行，用来安定你的心，顾念你的德行，深谋远虑，宽厚地使百姓安宁，不会让你有瑕疵而毁灭。”“蔽”是断定的意思。诚信之道，果断地实行是必然的。后世的人，虽然心里知道善是应当做的，但往往弊病在于没有决断，所以德行不能进步，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停止，这是没有决断的人。应当做就去做，既没有疑惑，更没有等待，这就叫“蔽”。“敏德”者，

译这是“日进无疆”的意思。想要快速达到目标反而不能成功，前进迅猛的人后退也迅速，事情本来就要警惕急于求成。然而，敏捷地修养德行与急于求成是不同的，更何况是“丕则敏德”，“丕”就是大的意思，既然已经宏大且能勉力于增进德行，怎么会担心后退呢？人们之所以前进迅猛而后退迅速，并不是因为“丕则敏德”。只是一时勇于行善，却没有忠信诚笃的心志来坚守，所以最终必然后退。如果确实能宏大且敏捷地增进德行，那么他的格局已经很大，怎么会有后退迅速的祸患呢？求学的人必须警惕“蔽”字和这个“丕”字，不是区区寸进寸益，而是前进时就是真正地前进，这就是所谓的“丕”。周公告诫康叔的一篇书，纲领之处只在这两句话上。能够这样，就用这个道理来安顿你的心，顾念你的德行，扩大你的谋略。“康”，就是安的意思，就像所说的“安汝止”、“宅厥心”一样。外物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安然不受干扰，这就叫作“康”。“顾”，就是顾念反省的意思，常常循着反省，常常照管，只怕自己有一丝一毫的过失，就像用明亮的眼睛去注视一样，这就叫作“顾”。“远乃猷”，是说长久无穷的格局，不止于仅仅应付眼前罢了。这些方面都宽绰有余，百姓才开始安宁了。“裕”，就像“德裕乃身”的“裕”，解释在前面已经见过。康叔如果真的能完全做到这些，哪里会有可挑剔的缺点呢？又怎么还会落到灭绝的地步呢！

译王说：“唉！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你们要牢记在心！不要断绝祭祀享用的礼仪，明确你们所应遵行的命令，提高你们的听闻，以此来安定和治理百姓。”

上天的命令，哪有恒常不变的？康叔你必须牢记这一点，不要断绝向上祭祀享用的道义，明确你所应当遵行的事务。前面所说的“你虽然是年轻人，但你所担任的职务是辅佐王保护殷商遗民”，就是这个意思。人的听闻，不可以低贱污浊。听闻德行要聪明，只有有德行的言语才值得听。如果听信没有根据的言语，听信阿谀奉承的言语，那么这种听闻就是低贱的。所以听闻不可以不高尚，只有这样才能安定和治理百姓。

王说：“去吧，康叔，不要废弃恭敬常道的态度，听我告诉你的话，你就能让殷商遗民世代享有福祉。”前面已经告诫过你“你也不能不恭敬常道”，所以这里再次告诫你不要废弃。常道，就是恒常的道理。道理不可以片刻背离，一旦废弃了恭敬常道的心，就是背离了道。背离了道，还怎么做人呢？让你让殷商遗民世代享有福祉，就是让他们世世代代享有卫国。这个“享”字，富贵也在其中。然而不仅仅是富贵，即使处于贫贱，也有值得享受的东西。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享受呢？这是上天赋予的爵位和真正的尊贵，富贵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

读《酒诰》这一篇，必须看到饮酒不过是一件事，周公为什么专门为此写一篇书呢？周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重视这件事。因为当时商纣王在位，天下都变成了沉溺于酒的习俗，现在要彻底革除这种弊端，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如果把它混杂在其他篇章中，那么论述就不够有力，所以专门写一篇书，反复详细阐明，事理都讲尽了，他的用意很深。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正好像良医善于用药一样。人的疾病，有的在体表，有的在体内。良医观察脉象脸色，确切知道病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药与病对应，人就没有不痊愈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也是这样，必须知道弊病在哪里，才有下手的地方。周公确切地看到当时的弊病只在于沉溺于酒，看得明白，所以直接只来治理这件事，所以一篇书反复深切如此。

王说：“在妹邦宣布重大的命令。”那是你的穆考文王，在西土开始建国。他的告诫谨慎地针对众邦国的众士，以及少正、御事等官员，早晚说：“只有在祭祀时才饮酒。”

妹邦，是商纣王的国都，也是康叔所治理的地方。文王作为方伯，所以能够告诫众邦国以及众士、少正、御事，早晚谆谆告诫他们，使他们不得在非规定的时间饮酒，只有在祭祀时才可以饮酒。大体上古人饮酒自有其时节，如果一切禁止，那就是断绝人的情欲，不能通行于天下，不是正道。但是如果非时饮酒，致力于沉溺，那就足以丧失德行，这难道可以吗？所以只有祭祀才有酒，只有宴饮才有酒。祭祀时饮酒，是为了接受福佑，而饮酒，并不是为了酒，而是为了饮福。如果不是祭祀、不是宴饮，古人何曾在非时饮酒？《诗经》所说的“醉酒饱德”，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乡党》称赞孔子“只有酒没有定量，但不至于失态”，也只是因为合乎时节罢了。所以《诗经》说：“那端正的仪容，用来祈求你的爵位。”而《礼记》认为是祈求，请求适中而辞谢爵位。酒，是用来养老的，是用来养病的。请求适中而辞谢，是辞谢养老养病之礼。因为将用来养老、养病，难道是可以常用的东西吗？

上天降下命令，开始我们的民众，是为了重大的祭祀。上天降下威严，我们的民众因此大乱而丧失德行，也没有不是因为酒的缘故；小国大国因此灭亡，也没有不是因为酒的罪过。

之所以制作酒醴，也只是因为祭祀的缘故，因为神明隐藏在幽深之处，没有酒就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意，最初并不是让人放纵私欲。上天之所以降下威严给民众，都是因为民众因为酒的缘故大乱而丧失德行，以至于小国大国因此灭亡，也没有不是因为酒的罪过。说“没有不是”，是说小到丧失自身，大到丧失国家，往往都是由酒导致的。这是周公自己阐述这个道理来告诉康叔。

文王告诫教导年轻人、有正、有事等官员，不要经常饮酒。至于众国，饮酒只有在祭祀时，德行引导就不会醉。只说我们的民众引导年轻人，只爱土地上的物产，他们的心就是善的。聪明地听取祖考的常训，以及小大德行，年轻人只专一。

这又是叙述文王的事情。告诫教导年轻人、有正、有事，不得常常饮酒。至于众国，他们得以饮酒的时候，也只是因为祭祀，但又必须用德行来引导，才能不醉。既然因为祭祀得以饮酒，而又用德行来引导，不至于醉，古人对酒如此严肃。因为即使因为祭祀而饮酒，如果到了醉的地步，难道可以吗？我们的民众引导年轻人，是让庶民都训导他们的年轻人，只爱土地上的物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念头，那么他们的心就是善的。看这里，必须看到文王教导当时的人如此详细：上自众邦、众国，以及众士、少正、御事，下至年轻人，以及庶民的年轻人，都一一教导他们不得沉溺于酒。因为深深看到酒的祸害，所以如此委曲详尽。周公的心，就是文王的心。学者读《酒诰》，必须看到古人无所不教的意思。上自诸侯的士大夫，下至百姓，无处不教。不仅卑贱者在被教，尊贵者也有被教；不仅低贱者在被教，高贵者也有被教。所以治理达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