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家塾书钞卷五　　　　宋　袁燮　撰

译罢了。况且像那违背正道、不守常法的行为，既然不守常法，能称之为“典”吗？荒淫无度、暴虐肆虐，能称之为“典”吗？如果能够不违背正道，不沉溺于骄纵淫逸，这就是所谓万世常行的道理，又哪里会超出这个范围呢？为什么呢？不善的行为去除了，那么善的行为自然留存；既然没有过失，那么所谓天然的美好本来也就完好无损了。所以人想要行善，不必向外寻求，没有那么多不好的地方，拥有这么多好的地方，这就是善。没有偏私，没有结党，没有结党，没有偏私，这就是王道广阔平坦、公正无私的样子。不违背正道，不沉溺于骄纵淫逸，这就是所谓的“典”，除此之外，还要求什么才是“典”呢？能够各自坚守你们的“典”，就能承受上天的福佑。想要明白这个道理很清晰，只需用这颗心去体察。当处于守常的时候，这颗心是怎样的？当处于不守常的时候，这颗心又是怎样的？守常的时候，内心安定，身体安泰，对上无愧，对下无疚，这就是所谓“坦荡荡”的样子，上天的福佑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不守常的时候，内心就不安定，身体就不安泰，对上愧对上天，对下愧对世人，这就是所谓“长戚戚”的样子，上天的福佑在哪里呢？这不仅仅是得到地位、得到俸禄、得到名声、得到长寿才称为上天的福佑。上天的福佑固然不超出这个范围，但也必须先尽到这颗心的福佑，上天才能给予福佑。所谓“种植的就培育它，倾覆的就颠覆它”，就是这个道理。不违背正道，不沉溺于骄纵淫逸，这就是“典”；各自坚守你们的“典”，这就是上天的福佑。

译你有善行，我不敢遮蔽；罪责应当在我身上，我不敢自我宽赦，只愿简察于上帝之心。如果万方百姓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不牵连万方百姓。唉！若能时常保持这份真诚，便能善始善终。

《论语·尧曰》篇，将尧、舜、禹、汤、文、武最精要之处，叙述在开头的几句中，这是二帝三王精微深奥的道理，叙述在《尧曰》篇中，作为《论语》的结尾。其中记载尧、舜、禹，不过“执中”这一句话；成汤则选取“我自身有罪，不牵连万方百姓；万方百姓有罪，罪责在我身上”这几句；武王也选取“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这句话。这大概是二帝三王内心的修养。现在试着涵泳讽诵，通过他们的遗言来探求圣人的心意：他人有罪，就认为是我实际导致的，所以责备他人的态度如此轻微；我一人有罪，就不敢归咎于他人，所以责备自己的态度如此沉重，他们的心意是怎样的呢！天下的事没有不在我身上的，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反省自己的仁爱；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反省自己的智慧；以礼待人而别人不回应，反省自己的恭敬。行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就要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他的过失说：“这是我的过失。”万方百姓有罪，都是由于上面没有感化他们的缘故，难道可以不自我责备吗？说：“你有善行，我不敢遮蔽；罪责应当在我身上，我不敢自我宽赦。”这是告诫诸侯的话。下面说万方，就是合天下而告诫他们，其用意是一样的。只愿简察于上帝之心，听从天心所选择的那样。我所说的话，都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你能时常真诚，就能在此有善终。成汤刚刚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天下诸侯都在这时新建邦国，天下百姓都在这时重新开始，如果能相信成汤的话，难道只有今天有开始而已，从此可以善始善终。读这一篇书，应当结合《仲虺之诰》来看。当成汤有惭愧之心时，深深后悔之前的举动，认为不对，岂敢出来承担？仲虺深知这种心态不可一日存在，所以回到大坰，在半路上作书，称赞成汤的盛德，认为这是天命人心所在，不是我个人的私意。于是成汤的惭愧之心才释然，才敢出来承担此事，才敢认为之前的举动是理所当然，于是作书宣告万方，历数夏桀的无道，认为天命没有差错，我能封植兆民，所以上天让我一人安定你们的邦国，今日之心，不再是之前有惭愧之心的状态了。如果不是仲虺能解释他的惭愧疑惑，汤正自悔不该这样做，岂敢明确告诉天下我所应当做的呢？然而仲虺当时作书，虽然是为了消除他的惭愧，也不忘记告诫，说：“心志自满，九族就会离散。”说：“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会灭亡。”说：“自以为是就会变小，”直接用危亡的话来警示他，说我的君主如果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那么宗庙社稷必定会灭绝。其严厉直率如此，所以成汤宣告万方，虽然出来承担此事，但仍然认为“我还不知道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恐惧，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他的心如此，是自满吗？是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吗？是自以为是吗？由此可以认识圣人心术的精微了。如果在宣告万方之后，泰然自足，自以为是，就是自满虚伪，不再是圣人的心态。玩味“我还不知道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恐惧”这些话，想象成汤的心意是怎样的呢！仲虺称赞成汤盛德之后，告诫他不要自以为是、自满；成汤宣告万方之后，有战战兢兢恐惧的话。这两本书本末相互表里，读这两本书，既可以见到古代王佐格物致知的心性事业，又可以见到古代哲王存养心性的道理。

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太甲，是太丁的儿子，汤的嫡孙。太丁未即位就死了，仲壬、外丙年纪尚幼，所以二人不即位而立太甲。所谓“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只是年数而已，二人实际上未曾即位。天下正统应当传给嫡系。按照《檀弓》：“仲子舍弃他的孙子而立他的儿子，子游问孔子。孔子说：‘不对，立孙子。’”大概儿子死了而传给嫡孙，这是正统。河南邵氏叙述《历代纪年》，没有所谓的外丙、仲壬，因为他们不是嫡系所以不立，而二年、四年只是年数罢了。

伊训【案袁氏《伊训》篇解，永乐大典原阙】

太甲即位后，不明，伊尹将他放逐到桐。三年后，回到亳，思悟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起初并非不明，说“即位后不明”，那么他起初本来是明的。大抵人的本心何尝不明，是有东西蒙蔽它罢了。太甲起初，未处于崇高富贵之位，没有事物蒙蔽他的心，他本然的明察本来如此。等到成为天子，一旦享受崇高富贵的极致，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这就是他不明的原因。伊尹让太甲居住在桐宫，本不是放逐，大概他的意思认为居住在深宫之中，每天与妇人女子相处，凡是迷惑他耳目、感移他心志的，不止一端，即使想悔过也不可能。迁到桐宫，远离纷华靡丽的习气，而接近先王的训诫

译这样，邪恶的念头或许就能消解，善良的心意便容易产生，伊尹的用意大概是很深远的。然而桐宫位于国都之外，作为臣子却将君主放逐到远方，这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圣人在史书中记载为“放逐”，以此来彰显伊尹的过错。

译太甲上

嗣王太甲不敬重阿衡伊尹，伊尹作书说：“先王成汤常常顾省上天的明命，以此来承奉上下神祇，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肃穆的。上天监察他的德行，因此汇聚大命，安抚安定万方。只有伊尹您能辅佐先王安定天下，所以嗣王才能盛大继承基业。”

阿，训为倚；衡，训为平尊，这是伊尹的称号。自从成汤以来，就尊敬伊尹，所以称为阿衡，大概意思是说我所倚靠的人，不专门以臣下的身份对待他。周武王得到姜太公，也称他为尚父，分明是把他当作父母一样对待。称阿衡、称尚父，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情，在后世就听不到了，即使有，也未必出于内心的真诚。諟，就是“是”的意思。顾諟，就是常常顾省的意思，精神专注，勤于省察，就像所说的言语顾念行为、行为顾念言语，就像所说的顾念你的德行。君主对于天命，必须常常顾省，稍有失德，天命就会离去，这难道可以片刻不顾省吗？培植的就要培育它，倾倒的就要颠覆它，如果不自我修养德行，上天虽然想给予美好的命运，也得不到，这就是顾諟之所以宝贵的原因。承奉上下神祇、社稷宗庙，就是奉行祭祀。君主的职责，没有比奉行祭祀更大的了，能奉行祭祀，就是有道的君主。为什么呢？当奉行祭祀的时候，内心恭敬肃穆，没有一丝邪念，没有一丝散漫，这难道不是有道的君主吗？《尚书》称自从成汤直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祀的。成王也说“我年幼，早晚谨慎祭祀”，而《召公之诰》也说“谨慎祭祀于上下”，这大概是君主的第一件大事。恭敬承奉祭祀，是用来存养我们内心的。读这一句，必须知道君道最大的就是这个。成汤的心，又不只是在正当奉祀时如此，祭祀只是其中的一件事罢了。成汤的心，大概常如在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的左右，常看见上下神祇、社稷宗庙在我眼前，所谓站着就看见他们参列在前，坐车就看见他们倚在车衡上，所谓文王升降在上帝左右，怎么敢有一毫不敬的心呢？这个“无所不恭敬肃穆”，就是顾諟天命的地方。无所不，就是没有一处不恭敬。辅佐先王安定天下，伊尹说我常在成汤的左右，辅佐赞襄，所以能安定天下之众。肆，就是遂的意思。伊尹说“嗣王盛大继承基业”这一句，是最深切警诫太甲的地方，大概意思是说今天坐享这治安无事的天下，不可不念及它的来源。只有成汤顾諟天命如此，无所不恭敬肃穆如此，我能辅佐先王安定天下如此，我和成汤艰难辛苦以奠定王业，所以王才能盛大继承基业，王能不念及它的来源吗？成王告诫康叔所说的“我寡兄勉励，所以你小子封在这里东土”，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伊尹您先在西邑夏看到了，从周有始终，辅相也有始终；那后来的嗣王不能善终，辅相也不能善终。嗣王要警戒啊！

周，就像孟子所说的周于德，纯全无亏的意思。堆山九仞，功亏一篑，做了九分，一分没做完，不叫周。只有周才能善终。像太甲起初有明德，即位后却不光明，可以叫周吗？为善不周，就是有始无终，可以叫终吗？君主有终则臣子有终，君主无终则臣子也无终。天下只有君与相，然而做臣子的无不看他的君主，君主诚信则臣子忠诚，元首明智则股肱良善，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大概在于上位者。忠臣事奉君主，固然不因君主无终就随之不终，然而君主如果有失德，臣子也不能保全自己，大概君臣之义自然不能善终。像太甲不明，使伊尹有放逐君主的过失，所以有不能善终的忧虑。

恭敬你的君主，君主不恭敬，就辱没了你的祖先。王如果怠慢，就不念及听闻。

伊尹说这话，是警诫太甲最深切的地方，说王现在做君主了，不和从前一样，从前在宫中，不过是一个王者的子孙罢了，现在做天下君主，这难道是小事？唐太宗说：“我过去做秦王，是一个藩府的主君，现在做天子，是四海的主君，既然做了四海的主君，怎么能和在下位时相同？”这是伊尹告诉太甲君道。周公告诫成王说：“告诉嗣天子王了。”又说：“孺子王了。”都是为了深深警诫他。

伊尹于是说：“先王成汤在天将明未明时就很显明，坐着等待天亮，广泛寻求俊才，启迪后人，不超越天命来自取覆灭。”

昧，暗；爽，明。昧爽，是天将明而未明的时候。在昧爽的时候，内心洞然大明，看见成汤的心早晚清明如此，所谓平旦之气，所谓存养夜气，坐着等待天亮，想要出来治理天下。大概念念想着天下，即使睡觉也不忘记。伊尹说“昧爽”二字，极有深意。如果沉湎于酒，亲近女色，在昧爽的时候，正且昏蔽，怎么能显明？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料想昧爽的时候一定不能显明。成汤之所以如此，也不是自然而然，这大有工夫。只看他不近声色，难道有一毫物欲能昏蔽他的心吗？这就是成汤早晚的工夫。旁求，就是无所往而不求。看“旁求”二字，想见成汤的朝廷，确实排列在位的，无非是俊才

译这是才能啊。

你要谨慎地保持节俭的德行，只须心怀长远的谋划。

就像张开的弓弩，去审视箭矢是否合乎法度，然后才发射。

恭敬地止于正道，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这样我才会喜悦，万世都有美名流传。

译“俭德”这两个字，是伊尹针对太甲的毛病所说的。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自己败坏礼制，他的不节俭已经到了极点，所以伊尹让他收敛。“谨慎你的节俭之德”，意思是回想古代圣明的君王，与万物交往有正道，自我奉养有节制。君主自我奉养，难道可以不节俭吗？君主又不与普通人相同，他享有四海九州的供奉，心中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往往容易放纵情欲、随心所欲。如果不自我约束，严格防范，那么放纵内心的欲望，什么事做不出来？大体上，创业的君主，亲身经历过艰难，所以能够恭敬节俭；守成的君主，坐享太平，往往容易奢侈浪费。伊尹用“俭德”告诫太甲，既切中了太甲的毛病，又在上面加了一个“慎”字，大概是让他常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念头，来保持和防范这种节俭之德。“惟怀永图”，是说他的图谋，应当做深远的打算，不可只处理眼前的小事。大体上，人多只是处理眼前的事，不曾为长久做打算。况且像君主享受极致的崇高富贵，放纵情欲，有什么不可以？想要声色，声色就在眼前；想要财货，财货就立刻得到。所以欲望没有不满足的，追求没有得不到的，那一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快乐的。然而不考虑日后的事情，我的心术因此被迷惑，朝廷的纲纪因此被破坏，天下将一天天走向混乱灭亡，这难道算是长远的图谋吗？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自己败坏礼制，只是因为追求眼前的快乐，不曾考虑后来的后果。自古以来淫乱荒废的君主，都只是在眼前寻求快乐。况且像唐明皇，如果他考虑到日后有覆亡的祸患，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现在看伊尹告诫太甲，不可轻视他，就像良医诊脉，清楚地看到病源，每一句都是一服药。像“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这两句话尤其亲切。“省”这个字，意义很深。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自己败坏礼制，只是因为念头升起时，不曾省察。看“欲败度，纵败礼”这两句话，可以想象出像亲近女色、喜好游猎、私下喜怒、随意赏赐、亲近任用阿谀奉承的人，这类事情都有。如果念头萌发时，随之省察，女色真的可以亲近吗？赏赐真的可以随意吗？阿谀奉承的人真的可以亲近任用吗？这几件事真的符合法度吗？符合法度就可以做，既然不符合法度，却怎么能冒然去做呢？虞人张开弓弩，检查箭镞是否符合法度然后发射，就可以必定命中，不然，百发百失。止，是人安顿自身的地方。《大学》说：“做君主，安顿在仁；做臣子，安顿在敬；做儿子，安顿在孝；做父亲，安顿在慈；与国人交往，安顿在信。”《诗经》说：“绵蛮黄鸟，停在山丘的角落。”孔子说：“对于安顿，知道该安顿在哪里，难道人可以不如鸟吗？”人没有不有所安顿的，这个安顿之处不可不敬畏，敬畏就能得到安顿之处了。太甲把自己置于放纵之中，放纵哪里是安顿之处呢？这没有别的，是因为不敬畏的缘故。人的安顿之处难道可以不审慎吗？在于安顿在至善，善就是安顿之处。仁人是安住的宅院，义人是正路，仁与义就是安顿之处。太甲想要敬畏他的安顿之处，也不必另求，遵循祖先所行的就足够了。祖先昧爽丕显，现在我却如此昏乱；祖先不亲近声色，现在我却因欲望败坏法度。这难道算是遵循祖先所行的吗？能遵循成汤所行的，就得到安顿之处了。君王如果能敬畏他的安顿之处，遵循祖先所行的，那么我的心大概会喜悦。“怿”这个字，可以看出伊尹忧国爱君之心深切如此。他看到太甲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自己败坏礼制，商朝的典章制度已经颠覆，商朝的基业岌岌可危，他的忧虑，片刻不能安宁，只有太甲悔过迁善，伊尹的心才喜悦。看这一句，就能看出伊尹的心。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我的心羞愧耻辱如同在集市上被鞭打，这是伊尹的心。万世有辞，是说他的名声传得远，直到万世之后，称赞无穷。古人的事业不但只了结眼前，一直要到万世之后无不称赞。周公告诫成王说：“敦大成就宽裕，你将有长久的名声。”康王命令毕公也说：“你应当为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有无穷的名声。”名声传到万世，这才是对的。况且像伊尹当时辅导太甲，功业巍巍如此，所以至今日都称颂他。如果有些许建立，一时的称誉也有，怎么能长久？读“惟朕以怿”一句，可以看出古人忧国爱君的忠诚如此；读“万世有辞”一句，又可以看出古人期望的远大如此。

君王没能改变，伊尹说：“这是不义，习惯与本性形成。我不亲近不顺从的人，在桐宫营建，接近先王的训诫，不要让世代迷惑。”君王前往桐宫居丧，能够始终信守美德。

“君王没能改变”，又不与“君王只是平庸，没有念及听闻”相同。“君王只是平庸，没有念及听闻”，是漠然好像没有听到。君王没能改变，那么也省悟了。他听到伊尹的训诫，自我反省：先王昧爽丕显，而我却如此昏乱；先王广泛寻求贤才，而我却亲近小人；节俭之德应当谨慎，而我却放纵情欲；法度不可失去，而我却因欲望败坏法度。言语切中他的毛病，怎能不省悟？只是天理不足以战胜私欲，两者交战。

译想要行善吗？但人的私欲炽盛，不能完全克制。想要行恶吗？但听到伊尹的训诫如此，知道善事是不可不做的。既然不肯行恶，又未能决意行善，这就是所谓的“王未能克制改变”，正是内心交战的时候。伊尹认为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他处于岑寂孤静的地方，使他远离耳目的纷华。所谓“不要让世人迷惑”，大概是因为尘世中最能迷惑人的。现在的人从出生以来，被尘世所淹没，一直破坏防备直到今天。伊尹看到太甲被世俗所迷惑，所以把他迁到桐宫，使他与世俗相远离。所以王前往桐宫居丧，却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德行。之前王未能克制改变，直到迁到桐宫，于是才改变了。孟子形容得好，说：“自我怨恨，自我改正，在桐宫居住仁德，迁移正义。”怨恨，是怨恨这个身体；改正，是常常像灼烧艾草一样。他之所以怨恨改正，又不因为他人，都是自我如此。居住仁德，迁移正义，就找到了他所应止的地方。只看“居处”二字，他的居丧，确实是居丧。古人居丧，不与后世相同。古人居丧，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孟子说：“养生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送死可以当作大事。”今天子的礼仪，虽然不可得见，以《仪礼》《士丧礼》推断，难道容易的事吗？说“王前往桐宫居丧”，那就是真实尽得居丧之礼了。“允德”二字，未易轻看。允，是实，朴实头是有所得，所谓“惟天下至诚”是也。太甲当时虽然败坏法度，败坏礼仪，但外面也自有缘饰，不是允德。现在悔过迁善，方才真实是有德，所以称为“允德”。自古人主有允德的极少，虽说是行善，但或出于好名，或出于矫伪，都不可称为“允德”。习与性成，人之所习，最不可不谨慎。大概习之既熟，却与性一般，这岂不厉害？太甲的欲败度、纵败礼，不是性，是习。人性本善，欲与纵岂人之性？但太甲习得熟了，欲变而不能，则与性无异。何谓性不可磨灭者？是也。穷天地、亘古今，此性只如此，何尝磨灭着？是性到得为恶既深，亦磨灭不得，则与性同，此所谓“习与性成”者也。且如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不待思量计较，是心倐然而起，这个是性。至于见淫声美色，此心便喜；为人所犯，此心便怒，亦不待思量计较而发，可以谓之性乎？此所谓“习与性成”者也。由此观之，人之所习，岂可不谨？后世霍光废昌邑王，欲比伊尹，不知此岂可同日语哉！伊尹辅导太甲，能使克终允德；霍光则便从而废之，岂可与伊尹并？光所以犹可恕者，其本心忠义也。若论君臣之大义，君岂可废也哉！三代王佐干甚麽事？太甲壊得狼狈如此，后来终始为商家之贤君，此岂易及也？后世莫説霍光，且如诸葛孔明，非不贤也，辅相蜀主，只能终其身，孔明一死，刘禅至于见擒，此无他，只縁渠工夫未到。伊尹力量是甚次第！

译太甲中篇

在太甲在位的第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礼服，扶着嗣王太甲回到亳都，并写了一篇书说：“百姓如果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如果没有百姓，就无法治理四方。”

君主与百姓本为一体，百姓固然不能没有君主，君主也不能没有百姓。天下的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居乐业、从容饮食，从容地面对生死，这究竟是谁的力量呢？是君主为他们做到的。因此，百姓没有君主，确实无法互相供养。然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君主如果没有百姓，难道还能独自立于上位吗？太甲以前之所以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道理罢了。他把自己置于崇高富贵的地位，心中所想没有不实现的，只看到百姓不能没有我，而我哪里依赖百姓呢？因此他顺从私欲、放纵欲望，不再有所畏惧顾忌。如果他深知这个道理，还敢如此放纵吗？为什么呢？如果君主在上位独自放纵，那么人心必然背离；人心一旦背离，君主就无法独自立足。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难道还能沉溺于声色吗？难道还敢沉迷于游猎吗？难道还敢亲近小人吗？难道还敢沉湎于酒色吗？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之所以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毫的放纵，正是因为他们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认为如果自己稍微不谨慎戒惧，民心就会离去；民心一旦离去，我又凭什么去治理四方呢？太甲以前没有看到这个道理，所以敢于放纵自己。现在既然已经悔过，良心恢复了。然而伊尹仍然担心他的决心不够坚定，所以用这些话告诫他，让太甲明白君民一体的意义，那么即使他想放纵，又怎么敢呢？这些话，是为了巩固太甲已经恢复的良心。像这样的语句，都是三代时期的言语，后世不会这样说话。后世的人把自己置于崇高富贵的地位，只看到生杀予夺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说百姓不能没有君主，谁知道君主也不能没有百姓？三代的圣王只看到君民一体，忘记了君主的尊贵和百姓的卑微，哪里敢把自己置于崇高富贵的地位，轻视百姓以为可以忽略呢？这就叫做三代圣人的心境。

上天眷顾保佑商朝，使嗣王能够始终坚守他的德行，这确实是万世无尽的福祉。伊尹对太甲说：“今天之所以能够悔过，是因为成汤的德行在百姓心中尚未泯灭。上天眷顾保佑我们商朝，所以使嗣王能够始终坚守他的德行，这是天意。现在幸好能够始终坚守德行，难道不应该更加勉励自己吗？”这都是因为担心太甲这颗心刚刚开始恢复，还不够坚固，所以这篇书无非是为了坚定太甲的心，使他以前那种放纵的欲望不再兴起，从他的言辞语气中，大概可以看出这一点。

太甲跪拜叩头说：“我年幼无知，不明晓德行，自己导致行为不合规范，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从而招致罪过降临到自己身上。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逃脱。过去违背了师保的教诲，不能在开始时做到，还希望依靠您的匡正挽救之德，谋划好最终的结局。”“我年幼无知，不明晓德行”，这是太甲自己陈述过失的原因。人有过失，都是因为昏昧，如果这颗心常常清明，怎么会有过失呢？而且在过失产生时，试着自我反省，这颗心究竟是清明的呢？还是不清明的呢？知道过失产生于不明，就知道太甲之所以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是因为他昏昧。人都有礼法度规，礼法度规就是规矩绳墨。仪容举止可观，进退有度，凡是行为符合法度的，这就是“度”；有约束而不可逾越的，这就是“礼”。一个人身上的礼法度规，难道可以不谨慎遵守吗？放纵的欲望日益滋生，那么礼法度规就会败坏。眼睛贪恋美色，耳朵贪恋声音，嘴巴贪恋美味，四肢贪恋安逸，这些都是欲望。既然有了欲望，就顺从私情放纵心意，不该做的都做了，怎么能符合法度呢？放纵就是恣意妄为，这颗心既然要放肆纵逸，怎么能遵守礼制？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这样之后礼法度规才不会丧失。太甲用功很深，所以看出以前的过失，都在于放纵欲望。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逃避，比如日月食、星辰运行失常之类，都是天象。我能修养德行，那么天变就可以消除，所以还可以逃避。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逃脱，如果自己做了不善之事，就像物品被污秽沾染，清洗不掉，虽然后来改悔自新，但以前不善的名声，怎么能抹去呢？这就是为什么无法逃脱。这是太甲悔过的深切，知道以前的过失都是自己造成的，现在既然无可奈何了。幸好今天的悔过，还依靠您的匡正挽救之德，或许能有好的结局。大体上，人虽然能悔过，但往往功夫就停止了。太甲悔过之后，他的心不断进步不止，只图谋最终的结局，从“尚赖”两个字，可以看出他无穷无尽的心意。唉！像太甲这样的悔过，真可以说是悔过啊！太甲跪拜叩头，以君主的尊贵，却向臣子下拜，并且自己说：“我年幼无知，不明晓德行，自己导致行为不合规范，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从而招致罪过降临到自己身上。”又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逃脱。”又说：“过去违背了师保的教诲，不能在开始时做到，还希望依靠您的匡正挽救之德，谋划好最终的结局。”想要了解三代贤明君主的心，看这里就可以明白。现在的人哪里曾经有过！像太甲这样的悔过，他怨恨悔恨之深切，言辞非常哀痛，而本心的善良，卓然分明。以前住在桐宫，虽然已经能够始终坚守诚信的德行，仍然担心他的决心不够坚固。所以伊尹用君民一体的意义告诫他，用上天的眷顾保佑商朝，使嗣王能够始终坚守德行的道理告诫他，让太甲已经恢复的心坚定而不松懈。现在太甲还依靠匡正挽救，

译谋划好最终的结局，那么果真能够不辜负伊尹的期望了。

译伊尹拱手叩头说：“修养自身，使真实的德行与百姓相协调，这才是英明的君主。先王以慈惠爱护困苦贫穷的人，百姓顺从他的政令，没有不喜悦的。拥有邦国的诸侯及其邻国，都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到来就不会有惩罚。’君王要努力修养您的德行，效法您的伟大祖先，不可有片刻的安逸懈怠。”

三代王佐感通人心的事业，与汉唐以来的宰相不同。且看太甲悔过之后，伊尹是如何告诫他修养自身的？说您这一身不可不常常修治。大抵心不需要修治，身不可不修治。因为身是一个物体，器物有残缺损坏，必须修治它，器物才完整；身有不好的地方，修治它，善德才完整。伊尹说您的心虽然已经恢复，但您的身还有病痛之处，更应当修治。下一个“修”字，分明像器物损坏了，修补它使之完整。允德协于下，允德，是确实有所得。凡人的德行，如果是外面装饰做些好事，有所为而为之，都不可称为允德。允是确实真正自得。太甲的悔过，可说是允德了。既不是因他人而如此，也不是有所为而如此，真实自有所得。伊尹说这确实是您的允德，但必须与百姓相协调，才能成为英明的君主。协，是合，翕然都合乎天下人的心，天下都称颂他，这样之后才称为允德。如果未能与百姓相协调，怎么能称为允德？这是伊尹又让太甲进一步，于是就把先王所以与百姓相协调的原因告诉他。说先王看待困苦贫穷的人，爱护他们分明像儿子一样，百姓顺从他的教命，没有不喜悦的，拥有邦国的诸侯及其邻国都盼望他，就是孟子所说的“商汤一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信任他。向东征伐，西夷怨恨；向南征伐，北狄怨恨：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盼望雨水一样。四海之内都说：“不是为了富天下，而是为平民百姓报仇。”孟子说了一遍，仲虺也曾说了一遍。且一个方伯出来用兵，适宜天下都怀疑他，现在却只怕他来得晚，天下对于商汤，是信任呢？还是不信任呢？孟子推究其根本，只是一个“信”字。等到天下如此信任他，这才是允德与百姓相协调的地方。君王能不自我勉励吗？懋如所谓“努力修养德行”，效法您的祖先，不可有片刻的安逸懈怠。豫是安逸，怠是怠惰。人必须常常勤勉，岂可有一毫的安逸懈怠！召公告诫武王“早晚没有不勤勉的”，《诗经》称赞文王“已经勤勉了”。太甲前日的过错，就是安逸懈怠的缘故。现在既然登上至尊之位，如果安逸懈怠的念头一萌生，那么前日放纵的心就会起来，能不害怕吗！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就像君子有九思：看要思虑明白，听要思虑聪敏，脸色要思虑温和，言语要思虑忠诚。像这类，思者就是心。心的职能就是思虑，大概这心常存。

视逺惟明，听德惟聪。朕承王之休无斁。

这是告诫太甲真正的聪明。确实聪明，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君王的德行，没有比聪明更大的。后世的君王，察知簿书期会的细节，揣度人难以知道的事，像汉明帝、唐宣宗之类，自以为聪明了。然而我看这些人，见识不远，暗于大体，果真可以称为明吗？忠言善教，教诲谆谆，听之藐藐，便佞之言则喜悦而想听，像这样，果真可以称为聪吗？所以看远听德，才可以称为聪明。〇子云：“敢问大聪明？”回答说：“只有天只有聪，只有天只有明。”聪明自有大小，看远听德，这是大聪明。君王进德的心没有厌倦，那么我承受君王的福泽也没有厌倦了。所谓“在彼无恶，在此无斁”，这两个字更应当玩味。

太甲下

伊尹再次告诫君王说：“唉！上天没有亲疏，能恭敬的它就亲近；百姓没有固定的归附，归附有仁德的人；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用，享用能真诚的人。”

从修养自身，允德与百姓相协调，这是伊尹回答太甲的话。然而伊尹还担心他已恢复的良心不够牢固，所以又接着告诫他。当太甲悔过之后，事天必定恭敬，抚民必定仁厚，奉鬼神必定真诚。那时，天也亲近他，百姓也归附他，鬼神也享用他了。这心一旦有懈怠，天就不亲近，百姓就不归附，鬼神就不享用。所以称为无亲，称为罔常，称为无常，想要他深明这个道理，常存这颗心。敬、仁、诚，这三个字应当仔细思索。伊川说：“主一叫做敬，无适叫做一。”正当这心没有一毫的驰散，没有一毫的夹杂，既不思量这个，又不思量那个，这是主一，这是无适，这就是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临深履薄的时候，这心有一毫的驰散吗？由此看来，那么敬的道理就显现了。只要是能敬，天就亲近他，因为正当他致敬时，这心就是天心，天怎么能不亲近？仁是识痛痒的地方。前辈所谓：“痒疴疾痛，都切于我的身体。”这两句论仁最亲切。孟子以乍见孺子入井都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仁的开端，从此扩充它，举天下都与我为一体，那么仁道就尽了。后世人主所以赋敛重、刑罚峻、

译安抚百姓而不仁爱的人，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不能将天下视为一个整体罢了。如果百姓的疾苦痛痒都切身感受于己身，那么仁政自然会通达于天下，我以仁爱安抚百姓，百姓会有不爱戴、不归顺我的吗？真诚就是成就。《中庸》所说：“真诚的人，不只是成就自己而已，而是用来成就万物。”至诚没有杂念，纯粹完美没有亏损，这就叫做诚。真诚就能与鬼神融为一体，所以鬼神会享用祭祀。《中庸》说：“鬼神的德行，真是达到了极致啊！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体现于万物之中而不能遗漏。让天下的人，斋戒沐浴、穿着盛装，来承接祭祀。浩浩荡荡啊，好像就在上方，好像就在左右。”既然鬼神无法被听闻看见，却能让人间如此敬畏，正是因为它德行的盛大。说它没有形体却又有形体，说它有形体却实在没有形体，这就叫做体现于万物而不能遗漏。人达到了真诚，那么这颗心就是鬼神的心，怎么能不享用我的祭祀呢？鬼神是天地间最精微的气。《易经》说：“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荡的灵魂变化为鬼神，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礼记》说：“气，是神的旺盛表现；魄，是鬼的旺盛表现。结合鬼与神，是教化的极致。”众生必然死亡，死亡必然归于尘土，这就叫做鬼。骨肉腐朽在下面，阴气化为荒野的泥土，它的气发散在上面，成为昭明。烟火缭绕、凄清悲凉，这是百物的精华，是神的显现。依据万物的精华，制定最高的准则，明确命令鬼神，作为百姓的法则，众人因此畏惧，万民因此顺服。仔细品味这些话，那么所谓鬼神就可以认识了。侍奉上天以恭敬为主，所以说敬；安抚百姓以仁爱为主，所以说仁；供奉鬼神以真诚为主，所以说诚。百姓和鬼神，难道不应当恭敬吗？只是各自根据所主导的原则来说罢了，然而义理也是相通的。

译天位真是艰难啊！有德则治，无德则乱。

仁、敬、诚这三者，就是所谓的德。天下的治乱在于我一人，居于天位的人哪里是容易的事呢？古代的君主之所以不以地位为乐，是因为知道它艰难的缘故。不明德的君主只看到处于崇高富贵的极致，享受四海九州的供奉，耳朵听尽各种声音，眼睛看尽各种色彩，嘴巴尝尽各种味道，于是认为地位是可乐的，不知道有德则居其位而天下治，无德则天下因此而乱，这难道不是很可畏的吗！太甲的良心虽然已经恢复，稍有懈怠，天下百姓和鬼神的心意离去很容易，由治变乱如同翻手一样容易，怎么可以认为地位是可乐的呢？

与治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同事，没有不灭亡的。始终谨慎地选择所与，只有英明圣哲的君主才能做到。

乱不可用道来言说，所以称为事，如沉溺于声色、沉迷于游猎，都是事。治乱只看他所与如何，这个所与，必须极其谨慎。况且像君主，谁不知道与治同道则兴盛，与乱同事则灭亡？然而每每到了失去所与的地步，是因为不知道谨慎的缘故。周宣王，是三代中的贤君，看《诗经》所载，开始时赞美宣王，不久就规劝宣王，不久就讽刺宣王。唐明皇与宪宗，起初都是英明的君主，一时的功业难道不显赫吗？后来明皇有播迁的变故，宪宗有篡弑的祸患。只看这三位君主，所与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起初认为我纵然有些许逸乐宴安，也不妨害事情，不知道这就是与乱同事，最终到了狼狈不可收拾的地步，这都是不谨慎的缘故。能始终谨慎所与，则明而又明，所以说“惟明明后”，不仅仅是明君而已，从头到尾更没有遗憾，所以称为明明。如果起初为善，后来不能坚持到底，就不能称为明明了。古人多说明明二字，“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都是明而又明。

先王因此努力敬重他的德行，能够配得上上帝。现在的君王继承美好的基业，还要鉴戒这些啊！

自强不息叫做懋，兢兢业业叫做敬。能努力敬重他的德行，那么此心就是上帝的心。我与上帝为一，所以称为配得上上帝。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举四海九州之人，此心都是天心。然而人与天如此遥远，为什么呢？是因为不能努力敬重的缘故。此心虽然本来与上帝相同，不能努力敬重，那么与上帝不止有千万里的距离了。读书到这里，怎么可以不知道我的心就是上帝的心？我能努力敬重我的德行，便与天为一，天人难道有二理吗！

如果登高必定从低处开始，如果远行必定从近处起步。

这是告诉太甲真实用功的地方，应当从低处和近处着手，不要抛弃卑近而羡慕高远。从自身来说，心为近，身为远，未能正心，怎么修身？从自家来说，身为近，家为远，未能修身，怎么齐家？推而广之，未能齐家，怎么治国？怎么平天下？二帝三王，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功业，之所以如此巍巍，且看他们从哪里做起？“能够彰显美好的德行”，然后才能亲近九族；九族和睦，然后才能辨明百姓；百姓昭明，然后才能协和万邦；至于黎民顺从教化而和睦，这是不可改变的顺序。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而不使用武力，并非没有功劳，然而之所以止于霸者，只是因为没有从低处和近处着手，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仅这一件事，其荒淫如此，而只在外面夸耀，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桓公一死，五个公子争夺立位，齐国大乱。汉武帝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所羡慕的不高，然而骄奢纵欲，巫蛊之祸，以至于父子不能相保。唐太宗使百蛮冠带，不可谓没有功劳，然而闺门之内，惭愧的德行多了，再传之后，唐室中绝。这些都是无根的积水，早晨满而晚上干，必须填满坑洼然后前进，才是正确的，怎么可以猎取等次呢？这是伊尹告诉太甲治道的根本，从下到上一级升一级，不担心不高；从近到远一步远一步，不担心不远。不然，徒然羡慕高远，果真可以高远吗？王霸之所以不同，三代汉唐之所以不同，都在于此。

不要轻视民事，要认为艰难；不要安于其位，要感到危险。

太甲悔过之后，欲望消尽，良心显明，前日是昏庸的君主，今日是聪明的君主了。然而当他前日昏庸时，是非利害不能识别而已；今日的聪明，却恐怕倚仗此而有轻忽天下之意。伊尹担心他有轻心，所以告诉他“不要轻视民事，要认为艰难”。天生民而立君，使君主管理他们，所以立君专为民事。既想使他们富裕，又想教育他们，其中多少事，怎么可以轻视呢？抚慰我则是君主，虐待我则是仇敌，民心至无常，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古代将民数献给君王，君王拜而受之，其不轻视而重视如此。学者必须知道什么是民事，就知道所以不轻视的原因了。“不要安于其位，要感到危险”，也是担心太甲认为悔过之后地位已经安稳了，所以用惟危的话警示他。前日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则被伊尹放逐；今日虽然已经恢复君位，稍有怠慢，则天位也不可保，怎么可以

译难道认为身处高位就是安稳的吗？《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在于生生不息，圣人最大的珍宝在于地位。”之所以将地位称为大宝，大概是因为说它如此重要。后世的君主都不识得这地位，不知道身处四海九州之上，极其尊贵崇高，这哪里是容易居处的呢！前面说过“天位艰难啊”，《咸有一德》这篇文献又说“保持他的德行才能保住他的地位，德行不能保持，九州就会灭亡”，伊尹恳切之意，只怕太甲认为地位已经安稳，所以说它危险而难以保持到了这种地步。在太甲悔过之后，伊尹担心他依仗聪明资质而轻视民事，就告诫他“不要轻视民事，要认为它艰难”；担心他因为觉得安稳而不知道警戒恐惧，就告诫他“不要安于地位，要认为它危险”。品味这两句话来探求伊尹的深意，夏商周三代辅佐君王的臣子洞察人心的功业，哪里是后世所能企及的呢！

译慎终于始

这句话是说，要谨慎地对待事情的终结，应当始终像开始时那样谨慎。又说，想要终结时谨慎，必须从开始时就谨慎，这样才可以。大意是，从头到尾都应当保持谨慎。

如果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中去探求；如果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从非道理中去探求。违背心意的言论，也有不合道理的情况，但大体上符合道理的较多，所以应当从道理中去探求。顺从意志的言论，也有符合道理的情况，但大体上违背道理的较多，所以应当从非道理中去探求。大凡人君与常人不同，他掌握着富贵和生杀的大权，天下的人谁肯舍弃富贵而接受刑罚杀戮，用刚直之言触怒人君呢？所以顺从我意志的言论常常很多，违背我意志的言论常常很少。人君听取言论时，听到逆耳之言，内心一定不悦。当他不悦时，试着反过来用道理去审视，如果确实符合道理，难道可以因为逆耳就不接受吗？听到顺从意志的言论，内心一定欢喜。当他欢喜时，试着用非道理去审视，如果确实不符合道理，难道可以因为顺从意志就接受吗？伊尹的意思，大体是说人君不可一天听信顺从意志的言论，一天疏远忠诚正直的议论。说“必求诸道”，是说不可不向道理中探求；说“必求诸非道”，是说不可不向非道理中探求。当听到逆耳之言时，来不及思考说：“其中也有不合道理的吗？”就应当在道理中探寻。当听到顺从意志的言论时，也不来得及思考说：“其中也有符合道理的吗？”就应当在非道理中探寻。要看这两个“必”字，很有力量。伊尹断然这样说，是想让太甲知道，顺从意志的言论决不可听，这是听取言论的关键方法。

呜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

太甲今天悔过，是思虑的功效。想他居住在桐宫，日夜思考，自己知道陷入罪过而被伊尹流放，自己知道不足以继承成汤的德行，反复思考，认为这身体将怎么办。思考得深切，所以能有所收获。看他的悔过之言，往日骄傲自大虚浮的气概一丝也没有了，温和恭敬谦逊压抑的意思纯粹可掬，如果不是本心恢复、卓然有所收获，怎么能这样呢？然而太甲的收获固然深厚，往日因思虑深切而得到本然之心，今天又必须用力去做，才能有所成就。耻于有言辞而没有德行，耻于有德行而没有行动。躬行实践的君子，我还没有得到。知道达到目标就达到它，可以参与防备；知道终结就终结它，可以参与保存道义。在心中得到，必须体现在身上，做就是实实在在地做这件事，就是躬行实践的意思。太甲往日不是思虑深切，怎么能有所收获？今天不是力行的功效，怎么能有所成就？伊尹既赞美他能有所收获，又勉励他体现在躬行实践上。人如果想要有所收获，必须致力思考。思考称为睿，睿能成就圣明。《管子》说：“思考又思考。”反复思考，自然通达，就像驾驶小船在江湖之间，不停划桨，最终到达岸边。念念不忘，日夜思考，那么我的本心就昭然分明了。虽然如此，如果不加躬行实践的功效，即使有所收获，怎么能有所成就？孟子说：“为长者折枝，是不做，不是不能。”又说：“慢慢走，难道是人不能做的吗？是不做。”这与这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做罢了。仔细品味孟子所说的“为”，就得到伊尹的意思了。自古人君有所见的也有，但往往不体现在行动上。如汉武帝赞美唐虞、乐于商周，虽然不如太甲收获深厚，但也不是没有所见，但却不曾真实做这件事，所以董仲舒劝他尊重所听到的、实行所知道的，都是勉励他有所作为。

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元，是善的首领，是万善的根源。《春秋》称一为元，人的头也称为元，头都取第一的意思。人君的名位，是天下宗主，位与德都极其尊贵，这就称为元。召公告诫成王：“只有王位在德元。”《易经》中也多要说这个元字，他的位至无敌于天下，他的德也足以领先天下，这就是元的原因。只要是元，自然是良。一人元良，那么万邦就正，所谓一正君而国定。

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利口覆邦家，是古今的通病。大概利口辩舌，其言论似乎有理，所以人君多被迷惑，变乱旧章，常常由此而来。不论其他，只如王安石当时被称为贤人君子，但也只是口辩。前辈说他在人君面前议论，出入古今，贯穿经史，所以神宗听信他，最终至于尽改祖宗法度，可见辩言之足以乱政。太甲今天悔过之后，不担心他被淫辞邪说所迷惑，而所谓辩言巧言之若有理者，却担心被他所迷惑。伊尹在未然之前忧虑，所以以此告诫他。既说“君罔以辩言乱旧政”，接着说“臣罔以宠利居成功”，这是君臣之道。伊尹将告归，所以有此语。大抵人臣功成之后，最不可贪宠利而不知退。何况伊尹做了什么事！现在既已复辟，岂可一朝居？所以急用去。不特伊尹，人臣成功之后，自是不可居。后

译像范蠡在平定吴国、称霸越国之后，随即乘船隐退于五湖；张良在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随即追随赤松子云游；像李泌在肃宗朝时，刚建立功业便抽身退隐，陈述了五件不可为之事，并说：“杀我的不是陛下，而是这五件不可为之事。”像这样的人，都是通晓事理的人。因为凭借恩宠和利禄来居功，并不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不能保全自己，也就不能保全君主。韩信功成不退，既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又使高帝落得杀戮功臣的恶名；霍光功成不退，既自取灭族之祸，又使宣帝落下刻薄寡恩的过失。这就是所说的不能保全自己，也就不能保全君主。君主不因为巧言乱政而改变旧有的政令，臣子不凭借恩宠利禄来居功，国家的福祉，确实能够长久且无穷尽。这些都是伊尹考虑到太甲有许多毛病，所以事先告诫他的。

译伊尹作《咸有一德》

这本书是伊尹将要告老还乡时，担心太甲增进德行的心不能始终如一，所以留下这本书来赠给他，希望他有所遵循。人都有这一种德，论其本来的初始状态，纯粹专一而不混杂，哪里会有二三不一的情况呢？自从耳目有了知觉以来，每天受到雕琢防范，所以纷纷杂杂而变得二三不一。况且像太甲在败坏法度、败坏礼制之前，这颗心只是如此罢了，这就叫做“一”。这颗心本来何曾有欲望和放纵，而太甲却因欲望而败坏法度，因放纵而败坏礼制，那么这颗心就不专一了。后来既然悔过，从前那种专一的状态于是得以恢复。看他的悔过之辞，在当时，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其他念头呢？孟子推究根本、穷尽源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没有不善的，就像水没有不向下的。现在如果有事在此，对的大家都认为是对的，错的大家都认为是错的，不只是贤人君子如此，即使是愚笨卑鄙的小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么知道这善恶是非的是谁呢？是由我们内心本来的专一决定的。这颗心本来专一于善，本来没有不善的东西夹杂其中，一旦有了不善，便是二三不一。所谓二三不一，专一并没有消失，只是既有善又有不善，所以称为二三不一。专一叫做德，没有达到专一而变得二三不一，就不能称为德。孟子说大人是不失去赤子之心的人。赤子之心，极其纯粹专一而不混杂。“有”的意思是，实实在在地拥有于自身。《礼记》说：“德，是得之于身的。”如果不能拥有于自身，怎么能称为德呢？君臣都有这一种德，这就叫做“咸”（都）。

咸有一德

伊尹既已把政权交还给君主，将要告老还乡，于是陈述关于德的告诫，说：“唉！天道难以信任，天命没有常态。保持德行专一，才能保住君位；德行不专一，九州就会灭亡。”

保持德行专一，这里的“常”就是“一”的意思

夏王不能践行德行，怠慢神灵虐待百姓，皇天不再保佑他，观察万方，启发天命，眷顾寻求有专一德行的人，让他做神主。只有伊尹自身和商汤，都拥有这一种专一的德行，能够承受天心，接受天明的命令，从而拥有九州的军队，于是革除夏朝的历法。不是天偏爱我有商，而是天保佑专一的德行；不是商向百姓索取，而是百姓归附专一的德行。

不能践行德行，就是不能拥有专一的德行。观察万方，就像《诗经》所说“观察四方，寻求百姓的安宁”的意思。只有伊尹自身和商汤，都拥有这一种专一的德行。想要知道伊尹的德行，只要看他在田间耕作时，一丝一毫不给别人，一丝一毫不从别人那里索取，在取予之间，毫厘必计，他的专一到了什么程度？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如果不是商汤和伊尹都拥有专一的德行，天下怎么能如此信任他们？都拥有专一的德行，那么这颗心就是天心，与天合一，不留一物，因此享受天下最大的快乐，所以称为“克享”。人都有这颗天心却不能享受它。君子心胸坦荡，就是享受的人；小人常常忧愁，就是不能享受的人。古人是何等次第，自得其乐！不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得志行于中国才得到快乐，就像颜回穷困在下位，天下的至乐也没有超过他的。如果能拥有这一种专一的德行，那么即使居住在穷巷陋室之下，也有王公大人的尊贵，他所称的享受，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天得到专一而清明，地得到专一而安宁，人得到专一而灵明。天之所以为天，只是专一罢了。我的德行既专一，那么这颗心就是天心，所以天也保佑他。天看从我民看，天听从我民听，天下最灵明而不可欺骗的，是人心。我的德行既专一，那么这颗心就能与人心相合，所以百姓也归附他。如果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这颗心不专一像这样，天心难道会不去，人心难道会不离吗！

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祥的；德行二三不一，行动没有不凶险的。只有吉凶不差错地在人，只有天降下灾祸或吉祥在于德行。

在行动之前，拥有这一种专一的德行，那么凡是所施行的没有不善的。上合于天心，下合于人心，天归附他，人归附他，到哪里不吉祥呢？没有不吉祥，就像所说的没有不休息，是说没有一件事不吉祥。如果德行二三不一，做什么不凶险呢？

现在继位的君王新近承受天命，要更新他的德行，始终专一，这时就每天更新。德行的新，像事物的新；德行的不新，像事物的破旧。人的德行必须让它常新，专一就新了。现在必须先认识这个“一”，那么新就在其中了。乍见小孩掉进井里，都有惊惧怜悯的心，这颗心不期而发，这就叫做“一”。如果是为了结交小孩的父母，为了在乡党朋友中求取名誉，厌恶那名声而这样做，这就二三不一了。一是天理，二三是人欲。大体上天理自然是纯粹专一的，始终能保守这一种专一，那么也就始终常新。商汤的盘铭说：“如果能每天更新，就天天更新，又每天更新”，是无时不新。

任用官员只选贤才，左右近臣只选合适的人。臣子对上为君德，对下为民。艰难谨慎，只和只专一。

从“这时就每天更新”以上，这是告诫太甲专一自己的德行；从“任用官员只选贤才”以下，这是告诫太甲选择有专一德行的人。既专一自己的德行又选择合适的人，这就叫做“咸有一德”。有专一德行的君主而没有专一德行的臣子，那么辅佐成就君德的就缺位了。成汤既有这种德行，又得到伊尹辅佐，只有伊尹自身和商汤都拥有专一的德行，所

译凭借能够克制私欲来承奉上天之心，承受上天光明的命。如今太甲难道不可以自己寻求具备“一德”的人吗？这个人，大概比一般的贤才更为重要。他朝夕在人主的左右，涵养气质，熏陶德性，不是卓然独立、品格高尚的人是不行的。然而大抵具备“一德”的人，想要寻求这样的人，只看他此心的作为如何。此心在上位时，就想要辅佐成就君主的德行；在下位时，就想要恩泽遍及百姓。他所做的，不过是想让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让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除了成就君主、恩泽百姓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念头。此心如此，是专一呢？还是二三其德呢？如果既想成就君主、恩泽百姓，又想贪恋爵位俸禄，又想沽取名声荣誉，又想为自身一家打算，这就是所谓的“二三其德”。任用这样的人并把他放在人主左右，岂不是反而成为君主心志的毒害吗？“其难其慎”，是说选择这个人应当感到艰难、谨慎，十分仔细。伊尹着力强调这几句话，这是人主观察人才最重要的方法。“惟和惟一”，和，不是迎合顺从君主的意思，迎合顺从君主是“同”，不是“和”。君臣德行相同，精神相互信任，没有间隔，这才叫做和。如果德行不同，怎么能和谐呢？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和谐了。

译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作为老师；善也没有固定的主宰，关键在于协调一致。

凡是在内心真正获得的都是德行，有什么不是德行呢？伊尹担心如果只说“德”，太甲会感到泛泛而无所适从，所以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准则的就是老师；善也没有固定的主宰，有什么不是善呢？协调一致，才是真正的善。“天亮就起来，勤勉不懈地行善的人，是舜的门徒；天亮就起来，勤勉不懈地谋利的人，是跖的门徒。想要知道舜和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于利与善之间。”前辈说“利与善之间”，意思是它们相去极微，大概也有为了行善却出于私利的情况，所以善没有固定的主宰，必须协调一致。所谓“一”，就是乍见小孩掉进井里，惊惧同情之心不期然而然地产生，这就是“一”，不是专一的“一”。荀子多讲这个“一”字，但只讲到了专一，专一是有始有终。这个“一”是本根上的“一”，认识了本根上的“一”，才能下专一的功夫。没有把握自己的本心，只是有意去行善，勉强专一地去坚守，也未必正确。人的本心是一而不是二，又怎么会有三呢？

让万民都说：“王的言论伟大啊！”又说：“王的心志专一啊！能够安定先王的福禄，永远奠定众生的生活。”

王言论的伟大，根本在于王心志的专一。君主号令天下，他的言论必须极其广大。想要知道大小的不同，只要把秦汉以来的诏令与《典》、《谟》、《训》、《诰》、《誓》、《命》这些书对照来看，就可以明白了。就像汉朝的诏令，自然与三代时不同。这没有别的原因，圣人的言论发自本心，后世的言论都追逐末流，那么其广狭大小自然不同。大体上人的言语，其发出必定有本于心，虽然外表想要广大，也不可能做到。因此，只有本心专一，其中不杂，言语自然广大；心有二三，其中纷乱，言语必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既然不合理，又怎么能伟大呢？至于万民都因为王言论的伟大，看到王心志的专一，那么先王的福禄就可以常常安定而不危险了，众生的生活就可以永久而无穷尽了。言论的伟大，根本在于本心的专一；能够安定先王的福禄，永远奠定众生的生活，也是凭借本心的专一。大概先王之所以有此福禄，只是因为“一”而已；民众之所以有此生活，也只是因为“一”而已。生活不仅仅指形体上的生存，这是伊尹告诉太甲关于“一德”效验的地方。必须达到万民都称颂，又必须达到能够安定先王的福禄，永远奠定众生的生活，才能显现出我们之所以为“一”的地方。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一定是我们的德行有了二三。《易经》说：“观察我的生命，就是观察民众。”观察在那边的情况，可以验证在这边的情况。至于能够安定先王的福禄，永远奠定众生的生活，一德的效验，难道不伟大吗！

唉！七代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万人的首领，可以观察政治。

这是告诉太甲要广泛观察、多方汲取以增进他的德行。大体上人增进德行的地方本来就不止一个，观察七代的宗庙，看到有功有德的人，宗庙祭祀他们，可以增进德行；观察万人的首领，他的政治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善，可以增进德行。凡是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没有不是我们增进德行的地方。像这样，那么我们德行的增进，哪里可以限量呢！读《咸有一德》这篇书，必须看伊尹说的这个“一德”，才能看得分明。况且伊尹既说“只有我伊尹和汤，都具有一德”，是说君臣之间必须具有这一德；又说“始终专一，这时才能日日更新”，是说只有专一然后才能更新；又说“任用官员只选贤才，左右近臣只选合适的人”，是说君主左右前后应当没有不是具有一德的人。然而又担心所说的“一”不够明白，所以从德推演到善，从善推演到一，那么所谓“一”就可以知道了。又极言其效验，必定要使万民都说“王的言论伟大啊”，又说“王的心志专一啊”，直到“能够安定先王的福禄，永远奠定众生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德行专一的地方。又让他广泛观察、博览群书，无处不致力于观察以增进他的德行，伊尹为太甲考虑，是多么详尽啊！

君主没有民众就无法役使，民众没有君主就无法侍奉。不要自我扩张而狭隘待人，平民百姓不能自我尽善，君主就无法与他们共同成就功业。

君主和民众本来是一体相互依存的关系，起初没有尊卑的区别。如果看到自己尊贵，民众卑贱，这就是心志不专一的地方。为什么呢？当看到自己尊贵，民众卑贱时，心志必定骄纵自大。我们的本心起初并没有骄纵自大，本心没有，却外加上去，这不是不专一吗？太甲今天既然悔过迁善，在我这里已经光明广大，却担心有自我扩张而狭隘待人的心。只要有这种心，就是二三，所以伊尹恳切地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君民一体的道理，不可以骄纵自大。大体上人的长处就是短处。“君主无法与民众共同成就功业”，“与”是“与民”的意思。君主想要成功，必须与民众共同完成。天下的平民百姓不能自我尽善，那么谁与君主共同成功呢？

沃丁在亳地安葬伊尹，咎单于是训诫伊尹的事迹，作《沃丁》。

沃丁，是太甲的儿子。伊尹死后，咎单于是根据伊尹的事迹，把他侍奉成汤、侍奉太甲的事情，写成一本书，想让沃丁常常不忘记伊尹的事迹。

伊陟辅佐太

译戊日，亳地出现了吉祥的桑树和谷物共同生长在朝廷上的异象。伊陟辅佐巫咸，撰写了《咸乂》四篇。太戊辅佐伊陟，撰写了《伊陟》和《原命》。

译朝廷天子统临百官，百官尊奉侍奉天子的地方，桑树和谷树却在那里生长，这是宫室将要空毁的征兆。有了这样大的怪异现象，理应必然有危亡的变故。然而君臣之间互相警戒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虽然出现了灾象却没有相应的祸应，这就是商朝兴盛之所以没有衰止的原因。赞，如同益辅佐禹，伊陟辅佐巫咸，是臣下自我警戒。太戊辅佐伊陟，是君臣互相警戒。伊陟，是伊尹的儿子。

盘庚五次迁都，将要治理亳殷，百姓叹息互相怨恨，于是作了《盘庚》三篇。

从契到成汤迁徙了八次，从成汤到盘庚又迁徙了五次。亳邑，是商朝的都城。当时耿邑因为黄河水患，所以盘庚又想迁回亳邑。百姓叹息互相怨恨，也是形势使然。平时安居在这里，田园房舍在这里，维持生计的办法也都在这里。一旦让他们舍弃这里去别处，田园房舍必须重新经营，维持生计百事都不方便。而且他们前往时，路途之中又有渡河涉水的劳苦，有搬运的费用，以人情来推测，他们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即使是贤者也不免畏惧这种劳役，那么百姓互相怨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河水冲决，都城毁坏，靠什么来立国呢？即使想不迁，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不迁，而百姓又不愿迁，那么应当怎么办呢？盘庚在这里，只能委婉开导，使臣民的心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不能不迁，这样既不会阻碍我的大事，又不会大大违背人的情理。对内不失去自己，对外不失去别人，这是两全之道。大凡君主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必须使人己两全，然后才可贵。世间有一类人，只想要百姓赞誉自己，违背正道来顺从人的私情；或者又认为只要致力于成就自己的事业罢了，这是理当做的，对于别人的言论可以不考虑。这两种都是不对的。不要违背正道来求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想要阅读《盘庚》这本书，应当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唐以来，虽然有黄河水患，但从未迁都，商朝为什么屡次迁都呢？大概因为汉朝都城在关中，离黄河远；光武帝都城在洛阳，离黄河也远，所以黄河虽然有患，但波及不到都城。到了本朝都城在汴京，正在黄河之中，所以日夜都需要防备堤防。商朝黄河水患既然冲毁了都城，怎么能不迁呢？然而商朝的君主，难道不能选择一个水患不到的地方建都吗？从契以来屡次迁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因为走远了就受不了其劳苦，当时的迁徙也只是在近处，河水冲溢，所以常常遭受其害。

盘庚上

盘庚迁往殷地，百姓不适应那里的居住，盘庚于是呼吁众人，说出直率的话，说：“我们的王祖乙来到，既然已经安居在这里，重视我们百姓，没有尽情杀戮，（但）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占卜考察，说‘那该怎么办呢？’”

百姓不适应那里的居住，是盘庚想要迁徙，而百姓不肯前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想要有所作为，而天下的百姓自己不肯离去，由此看来，君主的权势哪里可以依仗呢！所以孟子说“百姓最贵重，国家次之，君主最轻”。吁，是呼唤；慼，是忧愁；矢，是直。直率像箭一样，所以称为矢言。呼唤众人并用直率的话告诉他们，说自从我们的王祖乙以来，就居住在这里。这里，指的是耿邑。当时耿邑毁坏，祖乙也曾想要迁徙，而当时的百姓也曾不听从。按常情来说，上面有所作为而百姓不听从，尽情杀戮是可以的。祖乙重视百姓，不忍心立刻加以杀戮，所以隐忍在这里。然而百姓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这就严重了！水患如此，都城毁坏，百姓都穿着破旧衣服，吃着偷来的食物，早上顾不到晚上，又哪里有空互相匡正，求得生存之道呢？百姓既然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所以我今天不得不迁。我曾经考察占卜，又都完全符合我的心意，所以说“那该怎么办呢”。这一句不可轻视，说“那该怎么办呢”，大概盘庚的心已经清楚地看到不能不迁，我的志向先确定了，然后咨询鬼神，鬼神与我相合，那么应当迁徙就明白了。所谓“官占先要确定意志，然后命令于龟甲”，我的意志先确定，咨询谋议全都相同，鬼神就会依从，龟筮就会协调顺从。就像当时舜想要把天下授予禹，舜的意志先确定了，所以接着占卜，那么龟筮就协调顺从。盘庚的迁都，也是他的意志先确定，所以考察龟筮，就符合我的心。古人卜筮与后世不同，后世都是疑似不能自己决定，所以决断于鬼神。不知道龟筮的心就是我的心的体现，我的心不定，那么它的吉凶又怎么能定呢？所以它的吉凶都不可信。卜稽说“那该怎么办呢”，这两句是万世卜筮的大法。

先王有职事，恭敬谨慎地奉行天命，这还常常不安宁，不长久居住在一个地方，到现在已经五个都城了。现在不继承古代的做法，不知道上天断然的命令，何况说能够遵循先王的功业呢？有服者，是拥有这天下。继承无疆大的历数职事，可见先王恭敬谨慎地奉行天命，兢兢业业如此，灾变本来是可以消除的。然而还常常不安宁，就不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地方，到现在大概五个都城了。我的德行未能像先王，我怎么知道能得到上天断然的命令？又何况能够遵循先王的功业呢？所以我不得不继承古代的做法。

译今天的迁徙，大概是用来继承古制的。

译就像倒下的树木还能生出新的枝芽，上天或许会在这座新邑长久地延续我们的国命，继承并恢复先王的大业，使四方安定。树木虽然已经倒下，但仍有萌发的嫩芽，这就意味着树木有重新生长的道理。盘庚说今天的事情，形势正与此类似。耿邑毁坏，就像树木已经倒下一样，但在毁坏之余，却有复兴的道理。只有盘庚知道这一点，所以说：“上天或许会在这座新邑长久地延续我们的国命。”意思是说，迁都到新邑，天命将会长久。天下生存已经很久了，经历着一治一乱的循环，治理到了极点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到了极点就会产生治理。当天下治理达到极致时，危亡的端倪就萌发了；当天下混乱达到极致时，安定的征兆就显现了。所以说：“祸乱的发生，是上天用来开启圣人的契机。”盘庚的时候，虽然还没有达到祸乱的境地，但耿邑毁坏，纲纪不能确立，人心颓废萎靡。迁都到新邑，重新整顿纲纪，从头开始治理，却是复兴的道路。大概不好之中才蕴含着好。大抵人心长期安定，一旦迁移变动，其精神状态自然会有所不同。

盘庚教导百姓，从在位的官员开始，用常旧的职事来端正法度，说：“不要有人敢隐瞒小人们的规劝之言。”

上级有所作为，命令却不听从，按理应该逼迫他们，强迫他们必须听从我，但盘庚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委婉曲折地开导，使他们心中清楚地明白是非的道理。仅仅这一个“教”字，就体现了三代圣人忠厚的地方。大抵天下的事情，有是非，有利害。理当迁移，不可不迁移，这是是非；认为生计在此，害怕迁移，这是利害。凡事只应当论是非，不应当论利害。因为对的本身就是利，错的就是害，是非之中，本来就有利害的实质。当时的人，只被眼前微小的利害所蒙蔽，而看不到利害的实质，所以不肯迁移。盘庚委婉曲折地开导，使他们知道迁移就是利，不迁移就是害，从而使利害的实质在心中清楚明白，从在位的官员开始。当时不肯迁移，不是百姓的罪过，问题全在在位的人身上。因为百姓的利害小，在位的人利害大。那些富贵人家，生计无不在这里，根基深厚牢固，一旦让他去别处，一定不乐意服从。盘庚深得要领，所以教导百姓却从在位的人开始。以前恭敬谨慎地履行职责，一心侍奉上级，现在上级有所作为，却傲慢不听从，并且鼓动率领百姓，肆意发泄怨恨，这还能说是旧日的职事吗？臣子顺从君主，这是法度的正道。现在傲慢上级而追求安逸，毫无畏惧，这还能说是法度吗？所以盘庚使他们始终一心，常像旧日那样，从而端正法度。说：“不要有人敢隐瞒小人们的规劝之言。”这是在告诫在位的人，不得隐瞒小人们的言论。盘庚想要迁移，百姓叹息互相埋怨，现在盘庚不把他们看作埋怨，而看作规劝。因为百姓的言论，是说上级所做的不对，这就是规劝我的地方，只是他们被利害所蒙蔽，规劝得不对罢了。我现在让在位的人不得隐瞒，凡是有所言论，都能上达于君主，然后根据他们的言论，与他们商量，这样就可以解除他们的蒙蔽而开通他们的心。如果隐瞒而不能上达，又怎么能开导他们呢？从常情来看，流言蜚语互相煽动，正是用来阻碍我想要做的心，按理不应该想听他们的言论。现在反而让他们不要隐瞒，因为圣贤做事，一定希望百姓心中清楚明白，欣然乐意服从，所以让他们都能陈述利害，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导晓谕他们。不然，即使强迫他们必须服从，又岂是出于他们内心的乐意呢？至于商鞅之类的人，则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谈论至高德行的人不和世俗同流。”成就大功的人，不与众人谋划，一切都不顾了。三代的圣贤难道是这样吗！百姓不听从上级命令，不逼迫他们，而是委婉地教导告知；流言蜚语互相煽动，不压制他们，而是让他们不要隐瞒。可见圣贤做事与后世不同。古人之所以凡有所为而没有不成功的，只是因为掌握了要领。比如盘庚的迁都，被他如此详细地解说，百姓就乐意服从，轻易地就迁移了。如果不得要领，怎么能这样呢？只看“从在位的官员开始”这一句，就能看到他之所以能成功的地方。

君王命令众人全都来到朝廷，君王说：“来到这里的众人，我告诉你们训诫，你们要摒弃你们心中的傲慢与贪图安逸。”

君王命令众人全都来到朝廷，群臣和庶民都让他们前来。只看这一句，分明像一家人共同商量。你们要摒弃你们心中的傲慢与贪图安逸，这是摒弃他们傲慢上级、贪图安逸的心。这一句，尤其显示出盘庚说得亲切的地方。上级有所作为，而作为臣民的却互相煽动流言，敢于不听从，这是傲慢；留恋乡土自我安逸，贪图眼前的小利，忘记日后的重大祸患，这是贪图安逸。盘庚说：“你们先摒弃这傲慢与贪图安逸的心，听我说话。”臣民众人一听到这话，惊惧地知道君命可畏，傲慢上级的心就没有了；清楚地知道留恋乡土、重视迁移的危害，贪图安逸的心就没有了。既然摒弃了傲慢上级、贪图安逸的心，那么是非利害的实质，难道还不明白吗！盘庚这样说，分明像良医用药，药与病对症，才能攻去他的病。唉！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贤圣之君的原因吧！

古代我们的先王，也只是图谋任用旧人共同执政。君王宣告修明的政令，不隐藏他的旨意，君王因此非常敬重；没有放荡的言论，百姓因此大大改变。现在你们吵吵闹闹地起来

译你行事险诈浅薄，我不知道你究竟在争辩什么。不是我自己荒废了德行，而是你怀有德行，却不警惕我一人。我看待此事如同观火般清楚，我也曾谋划拙劣，导致你安逸放纵【据袁氏注，此节《永乐大典》原文缺失】

译就像渔网有了总绳，条理分明而不混乱；就像农夫耕种田地，努力收获庄稼，秋天自然会有收成。你们若能摒弃私心，向百姓施行实实在在的恩德，甚至惠及亲戚朋友，我才敢大声说你们有积下的德行。你们若不畏惧远近的祸患，像懒惰的农夫那样自求安逸，不肯辛勤劳作，不耕种田地，那么就不会有黍稷的收成。

这是盘庚告诫群臣的话。从君臣关系来说，君主是臣子的纲纪；从臣民关系来说，臣子是百姓的纲纪。君主既然是臣子的纲纪，上有命令，难道可以不遵从吗？臣子既然是百姓的纲纪，如果你们不听从君主，又怎能率领百姓呢？所以盘庚用“网在纲”作比喻，让他们深思所谓“纲”的含义，知道君主是我的纲纪，就必然有理由顺从上级；知道我又为百姓的纲纪，就必然有理由率领下级。大致这篇书，臣子和百姓都包含在内，所谓“王命众人全都来到朝廷”，从群臣以下，无论是父老还是庶民，没有不在场的。大概古代臣子与百姓地位相差不远，看《周礼》中面南的三棵槐树，三公位列其中，州长和众庶站在他们后面，那么百姓常常与臣子处于同一位置。盘庚前面说“古时我们的先王，也只图任用旧臣共同执政”，所以百姓没有大的变故。现在你们反而喋喋不休，轻信浅薄险恶之言，我不知道你们争讼的是什么事情。既然这样告诫百姓，这里又告诫臣下，说百姓不听从，都是臣子的罪过。所以“网在纲”的比喻，是用来矫正他们傲视上级的心理；“农服田”的比喻，是用来矫正他们顺从安逸的心理。当时的人不肯迁徙，毛病只在于傲视上级和顺从安逸。盘庚深深看透他们的毛病，所以让他们摒弃有害于心的念头，那么道理就清楚了，然后顺势晓谕他们迁徙，就没有不听从的了。大致有害于心的念头如果不摒弃，那么好的念头就无法伸展。《易经》说：“颐中有物，叫做噬嗑。噬嗑则亨通。”人心有所遮蔽，就像颐中有物一样，如果不咬碎它，怎么能亨通呢？盘庚后来终于能完成迁徙，只因为他识破了当时人的病痛。后世只知道让百姓行善，却不知道先摒弃他们不好的念头，胸中既然有所遮蔽，良心怎么能明朗？这就是事情不能成功的原因。盘庚前面既说“你们要摒弃私心，不要傲视上级和顺从安逸”，到这里又说“你们能摒弃私心”，所摒弃的不是别的，就是傲视上级和顺从安逸的心罢了。这个“黜”字大有功夫，必须是直截了当地舍弃，毫不吝惜，这才叫“黜”。这不是有勇气的人做不到的，仅这一个“黜”字，包含多少精神！当时的人一听到这话，所谓傲视上级和顺从安逸的心就都没有了。盘庚说：“你们现在所说的爱民，并非真正能爱民，必须讲求实际才行。”大概当时群臣之所以互相煽动浮言，必定说：“迁徙的劳苦，路途的遥远，让百姓跋涉险阻，蒙受霜露，深……值得怜悯，以此作为爱民，不知道这些都是虚言，不是实德。如果讲求实际，难道可以不迁徙吗？你们若能向百姓施行实德，甚至惠及亲戚朋友，都讲求实际商量，我才敢大声说你们有积德。如果不能这样，就不是积德。大概当时的人倡导浮言，必定认为我自有积德，都邑虽然毁坏，我的积德自然可以胜过它。却不知道天下只有实际，有这种理，实际有这种事，然后才能有所积累。未能向百姓施行实德，却拿什么来积累呢？所以盘庚说：‘你们能向百姓施行实德，甚至惠及亲友。’实际为此事，然后才可以称为有积德了。如果无所畏惧，对远近造成大害，就像懒惰的农夫自求安逸，他能有黍稷吗？大概当时不肯迁徙，只是怠惰苟安罢了。平时安居于此，一旦迁徙，劳苦是劳苦了，但道理应当迁徙，为什么不迁呢？当时所见的是利害；盘庚所说的是是非。

你们不和百姓说吉祥的话，只是自己制造祸患，于是败坏祸乱奸邪之事，从而灾祸降临自身。你们既然先在百姓中作恶，于是承受他们的痛苦，你们后悔自身又怎么来得及！

吉祥的话，就是吉祥善意的话。和吉言，是说你们应当用吉祥善意的话去调和百姓。现在你们不能这样，岂不是自己制造祸患吗？大概当时群臣鼓动小民，抵触上级，自以为有利，自以为得计。不知道今天虽然可以苟且偷安，日后都邑毁坏，百姓不得安居，也将归怨于你们，认为因为你们不让我迁徙，所以导致我今天狼狈，那么你们所谓的得计，就是最大的失计；你们所谓的至安，就是天下的至危。所以说：“你们既然先在百姓中作恶，于是承受他们的痛苦。”不能向百姓施行实德，却倡导浮言，鼓动众庶，这是先在百姓中作恶。你们既然先在百姓中作恶，那么百姓也将归怨于你们，这不是自己承受痛苦吗？盘庚说这话，用来唤醒群臣的心，可谓深切显明了。

看看那些小民，尚且顾忌规劝的话，说话还有顾忌，何况我掌握着你们命运长短的权力？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却互相煽动浮言，害怕沉溺于众议之中？就像火在原野上燃烧，不可靠近，难道还能扑灭吗？这只是你们众人自己作乱不安定，不是我有过错。

小民，就是百姓。小民听到规劝的话，尚且互相顾忌而害怕有口过。现在我的话如此委曲详尽，而你们不听从，竟连小民都不如吗？何况你们的命运，或长或短，都由我掌控

译对于我，你们不听从我的命令，即使杀掉你们也是可以的。你们如果认为不应该迁都，自然应当来告诉我，我们可以共同商量。现在却不是这样，而是互相鼓动那些无根据的言论，煽动小民，抵触上级的计划，遏制我的威势，这确实令人畏惧。然而我想要消灭你们，难道做不到吗？就像大火在草原上蔓延，虽然不能靠近，但还是可以扑灭的，天下哪有不能扑灭的火呢！等到我消灭了你们，那是你们自己招致的，却不能说我没有事先警告过。由此，更加可以看出盘庚曲尽人情的心意。大抵世间的人不过两类：一类人如商鞅之流，只知推行一切严酷的政策；一类人如宋襄公之流，号称施行仁义之道。这两者都是不对的。如果像商鞅那样，一切不顾，上级有所作为，必定要强迫百姓顺从，短时间内固然能成就事业，但所谓的宽大从容的气度，又在哪里呢？然而如果一味宽大从容，而没有森严不可侵犯的威严存在于其中，就会失之软弱，百姓无所畏惧，又怎能成就事业？所以这两者都没有符合中道。现在看盘庚迁都，召集所有群臣百姓，亲自来到天子的朝廷，反复陈述利害，开导他们的心意，哪里敢以君王的尊贵自居，可以说是委曲详尽到了极点。然而虽然如此委曲详尽，起初也不失之柔弱，其中的言语自有森严不可侵犯的地方。如果说“况且我掌握着你们生死长短的命运”，如果说“还可以被扑灭”，直接用生杀大权来震慑他们。不仅如此，又直接说“那就是你们众人自己作乱不安定，不是我的过错”，如此凛然可畏。既不像商鞅之流，违背他人而顺从自己，没有宽大的气象；也不像宋襄公之流，软弱无力，不能有所建树。他的宽大，温和如春天；他的严厉，肃穆如冬天。既让人喜爱他，又让人畏惧他，这样才是儒学，才是王道纯粹的地方。想要认识治国的根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迟任曾说：“用人应当寻求旧臣，器物不必沿用旧的，只取新的。”

盘庚迁都，事情正好符合这两句话：与老成持重的人共事，就是“用人应当寻求旧臣”；舍弃旧都而迁往新邑，就是“器物应当取新的”。而当时群臣不服从，正好与这两句话相反：用人应当寻求旧臣，现在却对老成持重的人加以侮慢；器物应当取新的，现在却眷恋故土、畏难迁居，不知道谋求新的计划。所以盘庚引用迟任的话来告诫他们，使他们明白道理，于是他们进而深思：懂得“用人应当寻求旧臣”的道理，还敢侮慢老成持重的人吗？懂得“器物不必沿用旧的，只取新的”的道理，还敢不跟随我迁都吗？

古时我们的先王，与你们的祖辈父辈，一同经历安逸与勤劳，我怎么敢随意动用不合宜的刑罚？历代选拔任用你们的功劳，我不掩盖你们的善行。现在我隆重祭祀先王，你们的祖辈也跟随一同受享，他们能降福也能降灾，我也不敢随意动用不合宜的德行。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与你们的祖辈父辈同享安逸，同受勤劳，休戚与共，就像一家人一样，你们的子孙也就如同我的子孙。我们的先王与你们的祖辈父辈关系如此亲密，我怎么敢轻易把刑罚加在你们身上？然而现在你们不跟随我迁都，那就难免要施加刑罚，难道我不念及先王与你们祖辈父辈一同经历安逸与勤劳的情分吗？”所以说：“我怎么敢随意动用不合宜的刑罚？”盘庚确实是出于不敢。你们中有为王室尽力的人，我都选拔任用，世代都是如此；你们中有善行的人，我都表彰显扬，不敢掩盖。因为你们是国家的世臣，我对待你们非常优厚，所谓“世选”，就是世代选拔任用你们。古时对世臣极为重视，孟子说：“所说的故国，不是指有高大的树木，而是指有世臣。”只看成周教导贵族子弟，其法度非常严谨，大概是因为世臣与新进之人不同，对国家根本源流无不周知，又能尽忠侍奉君主，所以希望他们世代相承，祖父贤能，子孙继承，那么国家就常有依靠了。这个意思很好，读到这里可以想象先王忠厚之意，不敢随意动用不合宜的刑罚，而有功劳的人世代选拔任用，这是多么忠厚啊！隆重祭祀先王，你们的祖辈跟随一同受享，就像后世的配享一样。这个意思更好，大概是对王室有功的人，始终不忘，一旦在宗庙受享，就能降福降灾，这并非盘庚姑且这样说，而是确实有这个道理。既然能降祸降福，我怎么敢随意动用不合宜的德行呢？唉！从常情来看，以万乘之尊，凡是先王的功臣，都是我的臣子，何必害怕他们能降祸降福？而盘庚却担心先世的臣子降福降灾，而不敢随意动用不合宜的德行。那么今天迁都这件事，盘庚难道是轻率而为的吗？臣下能不跟随吗？

我告诉你们困难，就像射箭有靶子一样。

我进行迁都这件事，确实是困难的，劳民动众，难道是容易的事吗？我现在告诉你们困难，我深思熟虑，明确知道不可不迁，就像射箭瞄准靶心，没有丝毫偏差。”这一句，可见盘庚迁都，确实是计算得十分审慎。不只是盘庚迁都，二帝三王处理天下大事，都在于这一句。尧舜的禅让，汤武的征伐，是这样；曾子的离去，子思的留守，比干的死节，箕子的为奴，禹稷过门不入，颜回居于陋巷，也是这样。不只是处理事情，凡是一言一行，一动一静，都如射箭命中靶心，没有丝毫偏差。

你们不要侮慢老成持重的人，不要欺压孤弱幼小的人，各自在你们的居所长远打算，努力拿出你们的力气，听从我一人的谋划。

老成持重的人，考虑事情深远，当时本来希望盘庚迁都，不服从的是新进之人，所以盘庚让他们不要侮慢老成持重的人。都邑毁坏，百姓不能安居，强壮有力的人都能自己逃避，遭受祸害的，只有鳏寡孤独幼弱之人，所谓老弱转死沟壑就是这样，所以盘庚让他们不要欺压孤弱幼小的人。因为现在你们不肯跟随我迁都，将来都邑毁坏，孤幼遭受毒害，那就是你们虐待他们了。各自在居所长远打算，是让他们都思考长久之计。现在畏惧眼前的小劳苦，虽然得到一时的安逸，但这难道是长久之道吗！努力拿出你们的力气，是人都有这种力气，只是苟且安于怠惰，不知道自我勉励，所以力气使不出来。如果能奋然自我勉励，再整顿精神起来，那么以前苟且安于怠惰的人，就转变为强壮有力的人了。这没有别的，是因为力气使出来了。能努力拿出力气，然后听从我一人的谋划，必定会深入他们的心。

不分远近，用刑罚惩治有罪的人，用德行表彰有善的人。

从群臣来说，大臣为近，小臣为远；从臣民来说，群臣为近，小民为远。盘庚说：“我不论远近，有罪的人一定惩治，有德的人一定表彰。”这话一出，谁不震惊？因为盘庚担心当时群臣有的倚仗自己是大臣，有的倚仗自己是世臣，所以说我的赏罚像天地一样无私，那么群臣的心就失去倚仗了。

国家的善政，全靠你们众人；国家的不善，全靠我一人承担过失的惩罚。

盘庚说：“从今天迁都之后，国家因此得到善治，那都是由于你们众人肯跟随我迁都而造成的。如果国家不善，那是我有失德，所以招致天下的罪责，不是迁都的过错。”

译这些话是用来表明不得不迁都的意思。因为道理上应当迁都，就只得迁都。如果迁都后国家不美好，那是我自己有失德之处，难道是迁都的过错吗？成汤说：“如果万方百姓有罪，责任在我一人。”武王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盘庚说：“国家不美好，只有我一人有放纵的惩罚。”大体上，对待别人常常宽恕，而对待自己非常严格，二帝三王都是同样的心意。《盘庚》这篇文献，其中虽然有刑罚的话，但在这里发出这样的言论，这就是它成为三王精粹的原因。

译各位民众，务必广泛传告：从今往后，各自恭敬地做好本职工作，端正自己的职位，节制自己的言语。如果受到惩罚波及自身，那就后悔莫及了。

当时聆听《盘庚》诰辞的人，都是到庭的民众，还没有波及远方，所以让他们广泛传告。所谓“广泛传告”，就是辗转相告，使我的意图传达至四方万里之远。“从今往后”的意思是，盘庚说以前许多事，我都不与你们计较，但从今天起，必须各自恭敬地做好本职工作，端正自己的职位，节制自己的言语。如今你们傲慢于上，安于享乐，真的恭敬地做好本职工作、端正自己的职位吗？互相煽动流言，真的节制自己的言语吗？从今天以后，必须彻底革除旧习才行。“日”这个字，又蕴含盘庚的深意，是说应当天天如此，不可有间断。如果今天虽然能听从我的话，但日后私心又起，又将中途变卦而不肯迁徙，所以要让他们天天如此，从而使他们的努力接续不断。仅这一个“日”字，就蕴含多少精神！

《盘庚中》

盘庚作诰，是因为渡过黄河带领民众迁徙。于是告诫那些不遵从的民众，广泛宣告以真诚相待。他的民众都来到王庭，没有怠慢的。

这篇诰辞大概是盘庚在迁徙中途所作。上篇大致是告诫臣子，民众也在其中；这篇则大多是告诫民众的言辞。因为渡过黄河迁徙后，作为臣子的人固然不用担心中途变卦，但小民没有常性，万一背叛离散，岂不是很值得忧虑！这就是盘庚作这篇诰辞的原因。“诞告”就是广泛宣告，即广泛布露心腹之言，使人们都相信。天子所居住的地方都称为王庭，这里指的是迁徙途中的王庭。小民都来到王庭而没有怠慢的。看“咸造勿防”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出先王的治国之道：不以君主的尊贵自居而鄙夷民众，而是让他们都来到天子的庭前，亲近他们到了这种程度；然而虽然亲近他们却没有怠慢，也就未曾不保持威严。他们全都来到，气氛和乐；没有怠慢，气氛严肃。君民之间的情意通达无间，而君民之间的名分也未曾不严肃。这就叫做把握两端：只偏向宽和而没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是不对的；只偏向严肃而没有和蔼亲近的意思，也是不对的。只有“咸造勿防”，两者结合，这才是先王的治国之道。

盘庚于是让民众上前，说：“仔细听我的话，不要荒废遗失我的命令【案：袁氏此节注大典原缺】。唉！我们古代的先后君主，无不以承顺民众为务，保护后世的君主共同忧患，很少有不顺应天时的。殷商降下大灾，先王不贪恋安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观察民众的利益而迁徙。你们为什么不念及我们古代君主的传闻？承顺你们、使你们，只是为了让你们欢喜、安康、恭敬。

从下承顺上称为“承”，以君主临视民众而说“以承顺民众为务”，先王敬重民众就是如此。“使民如承大祭”，古代圣王对待民众，分明就像下属承顺上级一样，所以说“民众最尊贵，国家次之，君主最轻”。《周官》中向王呈献民众数量，王拜受，只看“承”这个字，就能看出三代治国的体制与后世不同。君主敬重民众，所以民众也都保护他们的君主并共同忧患。“很少有不顺应天时的”，是说大致都是顺应天时迁徙。顺水漂流称为“浮”，天降大灾于殷商，所以先王不敢贪恋安居，他们的行动都是观察民众的利益而迁徙。盘庚说这些，意思是如果迁徙都邑这件事，我们古代君主未曾有过，而是我首创，那么你们不服从也可以。然而从契到成汤迁徙了八次，从汤到现在迁徙了五次，为什么以前能做，而我今天不能做呢？所以说“你们为什么不念及我们古代君主的传闻”。盘庚这话最妙，所以能使他们的心豁然开朗。“承顺你们、使你们”，就是所谓“以承顺民众为务”。既说“以承顺民众为务”，又说“承顺你们、使你们”，解释这两个“承”字，盘庚又有深意。因为盘庚担心当时的民众认为我以人主的尊贵临视民众，驱赶他们去别处，所以这样说以表明我的心意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应当迁徙而不迁徙，导致都邑毁坏，小民流离失所，那就是我不以民众为重，轻慢他们而造成的，那是不敬到了极点。应当迁徙而迁徙，眼前虽然似乎有些辛劳，却是知道民众为重，敬重他们而不敢忽视，所以才这样。盘庚渡过黄河，深深担心当时的民众不理解他的心意，所以明确告知他们，使他们知道我今天迁徙，不是用刑罚威势驱赶他们，以至尊的身份临视他们，而是敬重你们，想让你们与我共享欢喜安康的福气。唉！盘庚迁徙都邑的本心显现出来了。

并不是你们有罪，才比附于刑罚。我之所以呼唤并怀念这座新邑，也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以便大大顺从你们的意愿。

盘庚说：“我之所以迁徙，不是因为你们有罪而惩罚你们，也不是我自己为一己之私，都是为了你们的缘故。都邑毁坏，你们民众将流离失所，所以我必须迁徙。”唉！当时的民众，认为盘庚是为自己打算。这话一出，他们的心难道不为之震动吗？况且天生民众而立君主，不过是为了治理民众，君主行事，岂可自私其身？无非是为了民众打算，以大大顺从他们的意愿。这一句尤其应当着力看，因为民众的本意只是想要迁徙，是非对错，本心未曾不明。只是一时被利害所蒙蔽，畏惧路途的险阻、迁徙的辛劳，所以不服从。盘庚深深洞察他们的本心，所以直指而言，认为你们的本意也只是认为应当

译迁都，我今天的举措，正是为了完全顺从你们的意愿。这一句是盘庚迁都的核心要义，盘庚之所以迁都，其根本全在于此。在此之前只是没有说罢了，到这里才说出来，更加明确。大抵天下最光明的，是人的本心。现在试着拿迁都这件事去问一个愚昧鄙陋的人，他应当迁都吗？还是不应当迁都？他一定会认为应当迁都。这难道不是人的本心吗？本心虽然光明，但一时被利害关系所蒙蔽，就往往混淆是非的道理，然而它实际上终究不会泯灭。古代善于兴办事业的人，不顺应人们一时的情绪，而是顺从他们本然的意愿。不只是盘庚如此，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治理天下，都是从人心上着手，起初不曾离开人心而向外寻求。这一句关系重大，求学的人应当潜心体会探究。

译如今我将试着让你们迁往安定你们的邦国。

盘庚已经渡过黄河，那么百姓就已经跟随盘庚迁徙了，然而却说“将试着让你们迁”，这是为什么呢？看这“试”字，可见盘庚敬重百姓的心意。大概确实不强迫百姓必须迁徙。遥想盘庚敬重的心意分明，如同承行大祭，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兢兢业业，敬畏恐惧，只怕百姓心中生变而导致邦国不安，怎敢强迫百姓顺从呢？应当仔细玩味这“试”字。

你们不担忧我内心的困顿，却都大大地不表达你们的心意，用恭敬的思念和诚信来打动我一人。你们只是自取穷困和痛苦，就像乘船，你们不渡河，就会使船上的货物腐烂发臭。

看这“困”字，可见盘庚谋划迁徙时，反复思虑，不是轻率举动。大概不迁徙，那么都城就会毁坏，百姓生活困苦，王业不能成就；迁徙，那么劳役百姓，人心不服，防备涉险，劳费不一。不迁徙既然不可，迁徙又严重违背人情，而百姓不听从我们，又思量如何去告诫他们，如何去感动他们，日夜思念，以至于忧困，所谓“内心困顿，思虑阻塞”啊。看这“困”字，可以深深见到盘庚的心。盘庚说：“我这一举动，思考之深、思虑之极啊！你们却不念及我为何困顿，如此反而肆意互相怨恨，违抗上级的命令，可以吗？”宣，是表达的意思。你们百姓都有这颗心，只是被利害的私欲横亘在胸中，所以本心不能表达。你们不表达，你们的心恭敬思念诚信，来感动我一人，你们只是自取穷困和痛苦。你们傲慢上级而顺从安逸，可谓不敬了，也可谓不信了。鞠，是穷尽的意思。现在说不迁徙，那么都城毁坏，老人小孩辗转死于沟壑，不是自取穷困和痛苦吗？譬如乘船而不能最终渡河，那么所载的东西必定腐烂发臭。这又是盘庚委婉地引喻，使他们清楚地看到利害的实情。正当渡河之时，所以指着船来作比喻。

你们的诚意不专一，只会互相牵连而沉溺，不稍微考察一下，自怒怎能痊愈？

这“忱”字就是前面说的“钦念以忱”，人都有这种诚意，但必须相连属才可以。今天说要迁徙，明天又不想迁徙，那么诚意之心就涣散而不相接续，既不相接续，事情怎么能成功？只会互相牵连而沉溺罢了。盘庚当时想要迁徙这些百姓，百姓往往怀着怨怒来归咎上级，所以又告诫他们说：“不稍微考察一下，自怒怎能痊愈？”说人的愤怒，只是被私情所夺，不曾仔细考察。且如迁都一事，你们试着仔细考察其利害是非，认为迁徙是对的吗？不迁徙是对的吗？水患一到，百姓生活不能自保，那么今天确实不可不迁徙。理当迁徙，我们从而迁徙，怨怒之心从何而生？人之所以有怨怒，正是因为没有考察。有人问明道先生：“人要发怒该怎么办？”先生说：“应当在发怒时，衡量道理应当发怒还是不应当发怒，怒气自然会平息。”就是这个道理。

你们不谋划长远，来思考你们的灾祸，你们大大地劝诱忧患。现在只有眼前没有以后，你们凭什么活在世上？

你们百姓之所以不肯迁徙，这都是不为长久之计，又不思考不迁徙的灾祸。如果为长久之计，那么耿邑毁坏，近在朝夕，岂可不迁徙？如果思考流离失所，辗转死于沟壑，那灾害切身，又怎么会有违抗上级命令的人呢？你们今天都不曾自己去思量，这是告诫他们最亲切的，教他们试着自己去思量看。盘庚告诫百姓，一句是一服药。你们如果不迁徙，是不以安逸快乐来劝诱，而以忧患来劝诱啊。你们的意思一定认为今天的迁徙，有涉险的劳苦，所以苟且安处以祈求眼前的快乐，却不知道今天虽然有这安逸快乐，日后水患到来，还怎么能享受这安逸快乐呢？所以说：“现在只有眼前没有以后。”你们不迁徙，祸害立至，虽然想长久活在世上，怎么可能呢？

现在我命令你们：一心一意不要兴起污秽来自臭，恐怕有人倚仗你们的身躯，使你们的心意迂曲。我接续你们的生命于天，我难道是用威势胁迫你们吗？是用来奉养你们众人的。

“一”就是前面的“忱”字，盘庚深恐民心之中变，再次涣散，所以命令他们一心一意，使他们的心常像今天这样，那么迁都之事或许有成。如果今天想迁徙，而明天不肯迁徙，始终不能专一啊。你们的心才不专一，就是兴起污秽来自臭。当时的迁徙，也不下数万人，人多那么其中必有奸邪之人，倚仗众人作乱的，所以说“恐怕有人倚仗你们的身躯”，说你们虽然想迁徙了，又恐怕有人倚仗你们的身躯而作乱，可不谨慎吗！使你们的心意迂曲，你们的心本自正直，又恐怕有人用利害的私欲来蛊惑你们，使你们不想迁徙，那么正直的心反而变得迂曲了。你们前日在耿邑遭受水害，你们的生计几乎断绝了，我今天迁徙，使你们处在安乐之地，是我再接续你们的生命于天啊。我又不是用威刑驱迫你们使你们迁徙，我的本意正要畜养你们众人，使你们得以保全生命啊。

我念及我先代神明的君王辛劳你们的祖先，我大大地进献给你们，用来安抚你们。然而政事有失，陈列在这里，高祖大大地于是降下罪疾，说：“为何虐待我的百姓？”你们万民却不生生不息，与我一人同心，先代君王大大地降给你们罪疾，说：“为何不与我幼孙同心？”所以有违背道德的行为，从上面惩罚你们，你们不能遵循正道。这是告诫

译民众，说我先代神灵也曾劳苦你们的祖先，从而迁徙我们，所以使你们来到此地，用来安抚招徕你们，这就是王命众人全部来到朝廷的意思。都城毁坏，我如果长久停留在那里而不迁徙，那么高祖必定会降下灾祸疾病给我们。为什么呢？我今天所有的民众，是先王的民众。水灾将要到来却不迁徙，这是我虐待我的民众，哪里能逃避罪责？现在我想迁徙，你们万民却不与我同心，先王和后王明明在上，从上面惩罚你们，你们怎么能遵行呢？迪，就是道的意思，是说没有借口。

译古时我们的先王曾辛劳你们的祖先和父辈，你们共同作为我的百姓，你们若有杀害之心，便在于你们心中。我们的先王安抚你们的祖先和父辈，你们的祖先和父辈却断然抛弃你们，不救你们的死。如今我有整顿政令的同僚，备齐你们的贝玉，你们的祖先和父辈于是大声告诉我的高祖说：“对我的子孙施加重刑！”于是高祖便隆重地降下不祥之灾。

这是告诫臣子在民中的道理，说你们先前在臣位，说你们的祖先和父辈，臣与民的分别就是这样。这也与上一章意义相同，大略是说：我若不迁都，我定受其罚；我欲迁都而你们不跟随我迁，那么这罪罚却是你们应当承担的。所谓我们的先王，所谓你们的祖先和父辈，都是鬼神。盘庚怎么知道他们必定降下罪罚，必定降下不祥？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以我的心而知之。我的心就是鬼神的心。“精气构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我的精气游魂，就是鬼神的精气游魂。以我的心如此，就知道鬼神的心也如此。况且都城毁坏，我的心知道应当迁都；应当迁都而不迁，我的心知道这是不对的。我的心既然知道这是不对，那么鬼神也必定认为不对；鬼神既然认为不对，怎么会有不降下罪罚的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统是一个道理。盘庚又不是随便这样说，而是确然见得道理是这样。然而又须看盘庚说的这两个“劳”字，说“我念我先神后辛劳你们的祖先”，又说“古时我们的先王既辛劳你们的祖先和父辈”。所以下面用这两个“劳”字，盘庚的意思大概说我们的先王也曾辛劳你们万民群臣以迁都，然而当日群臣万民都不怕那劳苦，跟随我而迁，大概以迁都为正确。你们的祖先既跟随我们的先神后而迁，今日我欲迁都，你们却怕一时的劳苦而不跟随我，你们的祖先以你们为正确呢？还是不正确呢？我知道他们必定以你们为不正确，怎么能不降下罪罚？所以说这两个“劳”字，盘庚的意思深远。我不迁都则罪罚在我，你们不跟随我而迁都则罪罚在你们，盘庚与臣民都同等地说这祸福，这意思很好。不说君主的尊贵自有一等祸福，臣民的卑下又有一等祸福，都只是一体而言。后世岂肯这样说？便见得这是三代之时圣贤之君说话。

唉！如今我告诉你们不再改变，永远恭敬大加忧虑，不要互相疏远隔绝。

不再改变是说断然不再改变。永远恭敬，就是没有你们诚意不专一的祸患。今日虽然恭敬承受我的命令，明日你们倘若又轻慢而不从，果真能永远恭敬吗？大加忧虑，是忧虑那重大的事。一时的迁徙，有跋涉的劳苦，这是小事；适应这新邑，共同生生不息作为无穷之计，这是大事。你们应当忧虑那重大的事，不要忧虑那小事。你们现在虽然迁都，如果其中有一人萌生背叛之心，这便是互相疏远隔绝而不能互相保全以生存，必须使他们欢欣交通，邻里互相保全，所以说“不要互相疏远隔绝”。

你们分别思虑以相从，各自在心中设立中正。

说“分别”，说“各自”，这两个字应当仔细看。大概当时的人浮言互相煽动，都不曾自己去思量，只见上面有倡导之说的人，下面的人就同声附和，认为迁都不正确，起初不曾反过来思考。盘庚于是使他们分别思虑，使他们各自设立中正。各自反求于心，今日的迁都果真是正确呢？还是不正确呢？不可只随人乱说，各自思量，那么道理自然显现。中正，就是统一，现在使他们各自设立中正，大概随声附和是非，乃是人各有心，各自设立中正。到了道理最恰当处，人心统一而已。使他们各自设立中正，乃是使人心统一。唉！盘庚怎么深深看见这人的毛病，而用药如此切当呢？大概古时贤圣之君，胸中没有丝毫的蔽障，所以深深看见他人的心，一言一句都切中心病的要害。如果使胸中先自蒙蔽，怎么能知道得如此深？当时所以不从，正缘随声附和是非，不曾各自思念。只有盘庚此心明白，所以确然见得。

你们若有不吉利不遵循正道，违背礼法不恭敬，突然遭遇奸邪盗贼，我就割鼻灭绝你们，不留遗类，不让你们在新邑改变种族。

当时所以不肯迁都，只缘大家巨室各有宝物，深恐道路之间或遇奸邪盗贼，导致遭受劫夺，所以倡导浮言抵触上面。盘庚深深看见当时的毛病在此，所以前面既说备齐你们的贝玉，这里又严厉暂遇奸宄之刑。暂遇者，突然相遇即为奸邪盗贼。大概当时岂能一一都是好人，小人只视利害，何所不至？万一道路间或遇劫夺，这就瓦解涣然离散，怎么迁得成？所以那刑罚必须用大故严，割鼻灭绝不留遗类，直都灭了更无遗类，凛然有甚可畏者。我则连累妻子杀戮，这是治军的刑罚，现在以连累妻子杀戮之刑施于迁都之时，虽说军容不入国，然而这事非十分严不可。这就见得古人之善变，不拘于常处。盘庚之诰虽说宽，然而严处直是严，大概不如此不能成事。后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缘是不知变。古人处事通变不执，直是与后世不同。当时固然不曾用此刑，但其号令不得不

译如此严厉。号令既然严厉，那么人们就知道畏惧躲避而不敢触犯；人们既然不敢触犯，那么又哪里会真正使用它呢？

译去吧！生生不息啊！如今我将试着让你们迁徙，永远建立你们的家园。

《易经》说：“生生不息叫做易。”“生生”这两个字不可不仔细参看，无论精微还是粗浅的道理都包含在其中。从能够离开毁坏的地方，来到这新的城邑，得以安居乐业，家庭相互保全，这也是一种“生”。所谓“生”，不仅仅是活在世上，而是让百姓永远获得生存之道，这才叫做“生”，难道仅仅是具备生命的形体就算了吗！如果不明白道理，虽然活着也与死人没有区别。像这样解释“生”，又进了一层。如果更进一步说，就是行善而且不断进步不止，日日更新，有无穷无尽的意味，这就是所谓的“生生”。要知道，无论是精微还是粗浅的道理都包含在其中。

盘庚下

盘庚已经迁徙，安定了他们的居住地，于是端正了他们的位次，安抚并爱护众人，说：“不要嬉戏懈怠，努力建立伟大的天命。”

古代建立国家，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右边是社稷坛，左边是宗庙。如今既然已经迁徙，这些位次不可混乱，所以要端正它。“绥”是安抚的意思。百姓刚刚聚集，凡事都不方便，房屋居住不方便，器具使用不方便，所分给的田地还没有耕种，必须安抚他们，使他们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乡一样，有今日安居的快乐，忘记前日迁徙的辛劳，处在新建尚未聚集的国家，却与长久居住在安定之地没有两样，邻里之间和乐融融，如同在春风和气之中，那么百姓都会乐于此处而没有离散之心了。看这个“绥”字，应当知道其中包含无限的事务。《周礼》中旅师安置新来百姓的方法，是不征发徭役，根据土地的优劣来划分等级。这下面的一个“绥”字，那么其中的役使、授田等事务，都与平常不同，只是没有详细陈述罢了。《尚书》与后世的史书不相似，后世的史书都明白地说清楚了，而《尚书》只下一个字，其中却有无穷的含义。比如“乃正厥位”，只说一个“正”字；“绥爰有众”，只说一个“绥”字，而其中自然有许多条目，所以学者读《尚书》，不可不自己思考。无戏怠，就是使他们不得嬉戏懈怠。当时臣民之所以不肯迁徙，只是因为贪图安逸的缘故。盘庚在迁徙之前，谆谆教诲，好像说“努力使出你们的力气”，好像说“你们像农夫一样努力耕种，才能有收获”，好像说“懒惰的农夫自我安逸，不勤勉劳作，不耕种田地，就不会有黍稷”，这些都是为了消除他们贪图安逸的心。如今既然已经迁徙，又恐怕这种心再次散漫，不知道为生生不息做长远的打算，所以又用这些话告诫他们，这就体现了古人坚持不懈的地方。前日的告诫，是担心他们留恋故土不愿迁徙，想要使他们勉力从事；今日的告诫，是担心他们迁徙后懈怠，想要使他们孜孜不倦，勤于行善。百姓的生存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嬉戏懈怠的心难道可以有一天存在吗？古代统治天下的人，常常把百姓置于不得不勉力的境地，所以《尚书》说：“四方之人，没有不勤于德行的。”又说：“黎民敏捷于德行。”尧舜三代治理天下，常常使百姓勤于德行。盘庚在迁徙之后，仍然告诫百姓不要嬉戏懈怠，其用意深远。伊川《易传》解释卦辞说“其来复吉”，认为既然解除了危难而安平无事，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就应当修复治道，端正纪纲，明立法度，恢复先代明王的治理，这就是“来复”，意思是回归正道。自古圣王救难定乱，起初来不及立即施行，安定之后，就施行可以长久继承的治理。自汉代以后，动乱消除后就不再有所作为，只是姑且随时维持罢了，所以不能成就善治，大概是不懂“来复”的含义。这话很好，学者应当参看。《盘庚》在迁徙之后，仍然如此告诫，就体现了古人的不同之处。懋建大命，就是孟子所说的“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用来确立天命。

如今我将敞开心腹肾肠，向你们百姓历数我的心志。不怪罪你们众人。有人说盘庚到这里才开始说敞开心腹肾肠，那么前日所说的话难道不真诚吗？这不是了解盘庚的心。盘庚三篇的话，都是敞开心腹肾肠说的。况且盘庚之所以迁徙，又不是用刑罚驱赶他们，又不是用智术笼络他们，只是一味用至诚感动他们。如果他的心腹肾肠有一毫隐藏而不敞开的，又怎么能感动人、化动物呢？由此可知三篇的文章，无非是心腹肾肠之言。之所以在这里说，大概是因为要说“不怪罪你们众人”罢了。在前日未迁徙的时候，曾经有过怪罪的话，好像说：“况且我控制你们的生死。”好像说：“我将割鼻灭族。”盘庚深深担心百姓迁徙之后，仍然害怕有罪责降临，所以明白地告诉他们，说我今日不再怪罪你们众人，你们众人也没有可怪罪的地方。百姓在这里才开始安心无疑了。

你们不要共同愤怒，结党营私，暗中议论我一人。

前文说：“如果不顺从，自己愤怒怎么能痊愈？”这里又说：“你们不要共同愤怒。”之所以多说这个“怒”字，大概是因为人情刚离开故土来到新地，凡事都不方便，必定会怨恨，怨恨就必定会愤怒，所以盘庚让他们不要共同愤怒，不要结党营私，暗中议论我一人。从常情来看，如今既然已经迁徙了，又有什么可愤怒的呢？又有什么暗中议论的呢？然而盘庚仍然谆谆告诫，大概是因为虽然已经迁徙，万一激起怨恨愤怒之心，万一有人暗中鼓动煽惑，那么百姓将不安于居所，岂不是非常可怕吗！这是盘庚不能停止的原因。既然迁徙之后，而他的言语

译像这样，这里应当从精神层面去理解。

译古时我们的先王，将要在前代功业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迁都于山地，以此消减我们遭受的凶险灾祸，将美好的功绩留给我们国家。如今我们的百姓，却因动荡离散而流离失所，没有安定的归宿。

迁都于山地，既是依靠险阻地势，也是为了躲避水患。凶德，指的就是水患。降凶德，是说居高临下以避祸。

你们对我说：「为什么要惊动万民来迁都呢？」于是上帝将要恢复我们高祖的美德，整顿我们的国家。

盘庚迁都，一方面是因为耿邑毁坏，百姓陷入困境，为了躲避水患；另一方面也是天意将要复兴商朝，让百姓离开这个旧都，回到亳都，恢复成汤在天下有所作为的局面，使天下再次成为成汤时代的盛世。这是两层意思。为什么呢？耿邑作为都城也已经很久了，现在毁坏，分明是上天诱导其内心，想要恢复我们高祖的美德，让我们重新振作精神做大事。灾祸之中蕴藏着大福。只有盘庚的心，上与天相通，知道天意是这样。当时的人起初并不知道，此前盘庚也曾透露过他的心意，说：「就像倒伏的树木长出新的枝芽，上天将在这新都延长我们的国命。」但此前尚未迁都，不能把话说破，到这时才明确说出来。虽然如此，也是因为盘庚有志想要出来做事，所以才能看到成效；如果他没有志向，怎么会有成就呢？

我秉持笃实恭敬的态度，恭敬地顺应百姓的意愿，以便在新都长久地安定下来。

盘庚说：「我并不是凭自己的私意行事，我曾向笃实恭敬的大臣们商议，他们也认为应当迁都。」自古以来的君主，事情虽然出于自己的意愿，也必须依赖贤人的辅助。周公讨伐三监，有十个勇士辅佐他。人的生存，或祸或福，或夭折或长寿，都有定数。耿邑毁坏，百姓的性命都面临断绝。所以我迁都，是为了让已经断绝的性命得以延续，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就是所说的「我在上天那里接续你们的性命」的意思。承，就是无不顺应百姓的意愿，这个「承」字体现了重视百姓、轻视君权的思想，所以以上位者顺应下位者，以尊贵者顺应卑贱者，忘记了权势地位的尊崇。看这一个字，就可以知道三代圣人的道。

所以我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废弃那些谋划，哀怜并采用那些善谋，大家都不是敢违背占卜的结果，以此来扩大这盛大的基业。盘庚迁都，人们说他是不顾人言，凭自己的意志断然行事。不知道盘庚向众人谋划，其实是非常周全的。看「朕及笃敬」和「非废厥谋」这些话，难道他是凭自己的私意行事吗？论及至德的人不和世俗同流，成就大功的人不与众人商议，愚民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这是战国时期实行专制政治的人的做法，三代圣贤办事，怎么会这样说呢？《洪范》说：「你有重大疑惑，要和自己内心商议，和卿士商议，和庶民商议，和占卜商议。」这几方面没有不遵从的，这才叫大同。办事一定要达到大同，才是正确的。盘庚迁都，反复思虑，所以和自己内心商议到了极点；「朕及笃敬」、「非废厥谋」，所以向人谋划也做到了极致；「各非敢违卜」，则是又和占卜商议了。盘庚什么时候敢废弃神人和众人的谋划，而只顺从自己的意志呢？吊由灵，灵是善的意思，采用那些善的谋划。宏和贲都是大的意思，扩展其广大的规模。大体上治理天下的人，其规模应当极其广大。管仲得到君主的信任那样专断，执掌国政那样长久，功业却那样卑微。况且管仲并非没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但功业却那样卑微。如果像唐尧、虞舜、三代的治理，其广大悠久与天地同量，所谓「用宏兹贲」，只有唐尧、虞舜、三代的时候才是这样。处在毁坏的都城，人情认为也可以苟且安身，但这不是广大长远的计策。盘庚之所以断然迁往新都，是要再造王业，制定长久不拔的规划。

唉！各国的诸侯、长官、百官，都要把话藏在心里啊！我将勤勉地考察和辅助你们，你们要想着恭敬地对待我的百姓。

孟子说：「王如果怜悯他无罪。」又说：「恻隐之心。」隐，好像有东西藏在里面一样。听我的话，而心中好像有东西藏着，那么进入内心就深了。如果耳朵虽然听了，却不曾思考他的话，不曾内心有所触动，难道叫作隐吗？简，就像所说的「惟简在上帝之心」；相，就像所说的「佑贤辅德」的意思。简是说我不忘记你们，相是说辅助你们。我勤勉地考察和辅助你们，你们怎么能不想着恭敬地对待我的百姓呢？

我不任用贪爱财货的人，敢于恭敬地奉行生生之理。那些能养育百姓、为百姓谋划安居乐业的人，我按次序恭敬地任用他们。功绩有大有小，所以任用也有次序。

现在我既然已经明确告诉你们我的心志，无论好恶，没有不恭敬的。

羞，进献的意思。进献给你们，而把我心中认为好与不好的明确告诉你们。若否，就是好恶。贪爱财货的人，是我所否定的；敢于恭敬地奉行生生之理、养育百姓、为百姓谋划安居乐业的人，是我所肯定的。我明确告诉你们我所好恶的，你们应当没有一件事不恭敬，那么贪爱财货的念头哪里敢萌发，而生生之理哪里敢不恭敬呢？

不要总聚财货，生生之理自然有用，要广布民德，永远肩负一心。

庸，用的意思。生生之理不曾不在天下，在于人使用它罢了。如果有东西在这里，能使用它

译任用。生生不息的道理自古以来本就存在，早晚都从事于它，这就是所谓的“庸”（常道）。如果不曾从事于它，那么这个道理就与我截然成为两样东西，对我有什么益处呢？百姓都有这种德行，在上位的人有办法推广它。大概德行虽然是百姓所固有的，但是良心善性，极其隐微而没有显现，极其微小而没有壮大。在上位的人有办法启发教化他们，使隐微的日益显现，微小的日益壮大，那么百姓的德行就广博了。“一心的人，我将长久地任用他”，这就是所谓的永远承担一心的责任。盘庚迁都，当时之所以众口纷纭、流言四起，正是因为当权的人只看重财货，所以畏惧迁徙。天下的事情，不过是义与利罢了。舜与跖的区别，可以说是很远了，也不过是在利与善之间。只看重利益而不顾义理所应当的，这是当时人内心根本的弊病，难道可以不加以去除吗？如果今天已经迁都之后，以前贪好货财的心还没有完全去除，那么怎么能尽忠来侍奉君主呢？盘庚深刻洞察这种弊病，所以明确地用喜好和厌恶来指示他们，使他们都顺从我内心所认可的。况且人只有一颗心，既想要做善事，又想要谋取私利，哪里称得上是一心呢？盘庚之所以告诫他的臣下，大略是让他们专一其心。

译《经部，书类，絜斋家塾书钞》

钦定四库全书

絜斋家塾书钞卷七 宋 袁燮 撰

高宗梦见傅说，于是让百官在野外寻访，最终在傅岩找到了他，并作了《说命》三篇。古人也有谈论梦境的，武王说“我的梦与占卜相合”，孔子说“我不再梦见周公”，《周礼》中也有占梦的官职，在季冬向君王进献吉梦，大概是因为事情有征兆，所以会显现在梦中，这也是“嗜欲将至，有开必先”的一个端绪。然而高宗的梦却与众不同。常人即使有这样的梦，未必真的会有这样的事；高宗的梦，却在迷茫恍惚之中，清晰地看见了那个人，等到在岩野找到他时，与梦中所见毫无二致，这多么奇特啊！唉！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他的精神专一，邪思妄念一丝也不起，这颗心没有障蔽，因此向上与天相通，在梦寐之间得到了贤良的辅佐，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并非不做梦，但也有白天没有这样的事却做了这样的梦的情况，这难道是昼夜不同，而梦与醒有两种道理吗？其实道理只有一个罢了。常人的梦，只是白天所显现的形象；高宗的梦，只是白天所思念的内容。为什么呢？凡人在日常之间，邪思妄念数不胜数，虽然不曾做这样的事，但心中有这样的念头，既然有这个念头，就应该有这样的梦，天下哪有白天不想做，而晚上在梦中显现出来的呢？高宗朝夕所思，念念都在求取贤才，所以在梦中显现，也不外乎这个原因，他的精神直接与上帝相通，这难道有一丝其他的念头吗！大体上，贯通上下，只是一个道理，只有一颗心。高的是上帝，低的是下土，都是这个道理、这颗心罢了。正因为本源是一，所以上帝虽然巍巍然在上，他的精神直接与之交往；贤者隐居于岩穴之间，他的精神实际上与之相接。常人因为有所障蔽，所以抵触而不通；圣贤的心虚明，没有障蔽，那么天人之间难道不相流通而没有间隙吗！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本源是一罢了。

《说命上》

君王居丧守孝，在丧期保持沉默三年。守丧期满后，他依然不说话。群臣都劝谏君王说：“唉！知道叫做明哲，明哲确实可以作为法则。天子作为万邦的君主，百官效法他的榜样。君王的话就是命令，如果不说话，臣下就没有可以遵奉的命令。”

亮，是明的意思；阴，是沉默的意思。古人在守丧期间三年不说话，虽然不说话但内心非常明察，所以叫做亮阴。守丧期满，可以说话了，但他依然不说话，这沉默之中有多少功夫啊！高宗之所以能与上帝神交，之所以能得到贤良的辅佐，都来自于这沉默之中。大体上，少说话的人，他的功夫一定深；多说话的人，他的功夫一定浅。少说话的人，他的功夫日益积累；多说话的人，他的功夫驰散。就像人的哀乐喜怒蕴藏在心中，不会轻易消散，如果发泄到外面，不久就会平息。所以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自身做不到为耻。孔子也说：“我想不说话。”古代进取大道的人，言语极少，确实因为多言最损耗精力。譬如天将下雨，迅雷一震，往往未必有雨，为什么呢？因为气泄散了。高宗三年不说话，守丧期满后依然不说话，那么他内心涵养的功夫是怎样的呢！像高宗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知道的人了。大体上，人对于道，一定贵在真知，能真知的，才可以叫做明哲。所谓真知，就像知道陷阱不可进入，知道水火不可践踏一样。人没有触碰陷阱、践踏水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得很审慎。至于做不善的事，反而不知道。假如他知道做不善的事，也像陷阱、水火那样可畏，那么天下谁还会做不善的事呢！伊川先生曾说：“知道得深的人，就像亲身遭受老虎伤害的人；未曾真知的人，就像听说老虎伤人的人。”这就是知，是真正的知。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三年不说话，守丧期满后依然不说话，可以说是真知了，可以君临万邦，作为天下的法则了。所以说：“君王的话就是命令，如果不说话，臣下就没有可以遵奉的命令。”他们尊崇高宗到了这样的地步。

君王于是作书来告诫说：“我要以端正的态度治理四方，我担心德行不相称，因此不说话。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梦见上帝赐给我贤良的辅佐，让他代替我说话。”

高宗到这里依然不肯说话，而是作书来告诫，唉！他用功之深竟然如此。《诗经》称颂文王的德行说：“能够明察，能够类似。”类似，是相似的意思。君主处于四海九州之上，掌握庆赏刑威的权柄，他的地位巍然，是天下最尊贵的。必须有极大的德行，然后他的德行与地位才相称。如果居于极大的地位，却以中等才能来处之，难道能叫做相称吗？梦见上帝赐给我贤良的辅佐，说未曾有所见吗？那么上帝赐给的话就不是虚假的。说确实有所见吗？那么所谓上帝，难道有形体吗？如果按照道家的说法，就说天帝与人间没有不同。天地之性，人最尊贵，至贵莫过于人，所谓天地，也不过只是人。按照道家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然而又从何处知道呢？这不是我们儒家所应当议论的。大体上可以用此心来论，而不可以用形骸来论。所谓天，只是这颗心、这个道理罢了。高宗梦见上帝赐给我贤良的辅佐，也未必真的看见了上帝，大概是在梦寐之间亲近

译见到傅说，有人说道：“这是上天所赐予的，用来辅佐君主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吗？”

译于是仔细审视梦中的形象，让天下人根据这个形象四处寻访。在傅岩筑墙的野外，找到了与梦中形象相符的人。于是任用他担任宰相。

高宗的梦，难道不奇异吗！根据梦中所见的形象，在天下四处寻访，果然找到了这个人。既然找到了这个人，就立刻信任他而不怀疑，于是把宰相的职位授予他。这是高宗对梦的信任多么深厚啊！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宗的心了。普通人平日的修养功夫没有达到，因此自己怀疑自己的心，怎么能相信自己的梦呢？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三年不说话，即使脱去丧服后仍然不说话，想他对于居丧的礼仪，曲折周旋，没有不尽力做到的，这是多少功夫啊！这颗心透彻清明，没有一丝一毫的障碍，因此既相信自己的心，也相信自己的梦。从岩穴中提拔他，把他置于王公之上，如果不是高宗自信坚定，怎么能这样呢？所以说：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宗的心了。

君王把他安置在左右身边，命令他说：“早晚进献教诲，来辅助我的德行。”

宰相不同于百官、众臣，各有自己的职分。宰相的职责，不在于文书簿籍、期限防范、审理案件、听取诉讼之间，而是早晚在君主的左右，辅导君主的德行，这是宰相的职事。古代三公坐着讨论大道，日夜在君主身边周旋，君主以此任用宰相，宰相也以此自任。看伊尹说“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他的内心惭愧耻辱如同在集市上被鞭打，一定要使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这正是宰相的职分。后世的宰相进见有时，上朝奏事，不过像一个小吏拿着文书侍奉他的长官罢了，哪里还有辅导君主德行、启发君主心思的事情呢？高宗用辅助德行来命令傅说，这正是夏商周三代宰相的事业，汉唐以后这种意思就不明确了。

如同金属，用你作为磨刀石；如同渡过大河，用你作为船只；如同遭遇大旱，用你作为及时雨。开启你的心，滋润我的心。如果药不苦口，疾病就不能痊愈；如果赤脚不看清地面，脚就会受伤。

这些都是辅助德行的事情。金属不经过磨刀石，就不能成为器物；君主没有贤臣，凭什么成就德行？渡河没有船只，就不能到达岸边；君主追求大道，不依靠贤臣，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大概正在追求大道而还没有得到，就像泛舟在河流中间而没有到达岸边一样，必须渡过这条河才行。君主追求大道，也必须到达岸边。《诗经》称赞文王“不要徘徊犹豫，不要羡慕贪求，率先登上岸边”，“如同遭遇大旱，用你作为及时雨”，这又足以看出高宗求助的迫切。如此渴望忠言劝谏，就像禾苗将要枯死盼望及时雨降临，高宗的心多么迫切啊！这些都是说君主身心上的事情，不可以当作具体事务来说，看“开启你的心，滋润我的心”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了。“开启你的心”，是指凡是有想法，都毫无保留地直言；滋润我的心，就像及时雨灌溉万物一样。“如果药不苦口，疾病就不能痊愈”，大概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却找到了办法；没有道理的时候，却找到了道理。孔子教导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大概是因为他愤悱，然后才去启发他。高宗让傅说用苦切的言语开启滋润我的心，使我达到不能忍受、无处安身的地步，却在这里忽然有所省悟。好比服药，到了没有道理的时候，疾病才开始痊愈。高宗的话，可以说是深切了。这一句是让傅说用苦切的言语来逼迫约束，至于“苦口”下一句是让傅说早晚辅导，使我常常分明，稍微不分明，就会陷入不善了。赤脚看清地面，是用眼睛看；照管自身，是用心看。人之所以陷入不善，是因为这颗心不明亮不能看清的缘故。必须让这颗心清明常在里面看着才行。想要我的心常常明亮，难道不依靠贤者的辅助吗？这是高宗所以恳切对待傅说的原因。这一段都是辅助德行的事情。大概君主所珍贵的，不是说琐碎地在具体事务上运用聪明；正心修身，盛德纯全，那么君道就尽善了。大臣所珍贵的，也不是说仅仅在一职一事之间；辅助成就君主的德行，达到尧舜那样的盛况，那么相业就隆盛了。看高宗命令傅说，只说辅助我的德行，不在具体事务上讲究，从这里就知道君道了。

只和你身边的僚属，没有不同心的，来匡正你的君主，使他遵循先王，践行高祖成汤之道，来安定亿万百姓。唉！敬重我的这个命令，希望有始有终。

高宗命令傅说，句句深切，只有“和你身边的僚属”这句话，尤其显示出深切之处。一个薛居州，独自对宋王有什么办法呢？必须谨慎选择僚属，使他们都是端方正直的人，然后才足以使君主的心向善。如果辅助德行的人只有一个，而蛊惑败坏的人有十个，而且一天暴晒他，退下来后让他受寒的人很多，即使有萌芽，又能怎么样呢？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那些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人，早晚承奉辅弼君主，这是周文王、周武王所以圣明的原因。率，是遵循；迪，是践行。先王，是商朝所有的贤君；高后，是成汤。遵循先王之道，践行成汤之事。大概高宗的意思，是想恢复像成汤那样在天下有所作为。看他说“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先王，没有让阿衡独占商朝的美名”的话，就可以看到了。

傅说回复君王说：“木材顺着墨线就正直，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君主能够圣明，臣子不命令他继承，谁敢不恭敬顺从君王的美命呢？”

高宗对傅说的倚重

译这确实很迫切啊，傅说向高宗进言，没有听到其他议论，却首先以听从劝谏为开端，这是为什么呢？唉！傅说的用意深远啊。大概高宗作为君主，应当让他听从劝谏。他恭敬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三年不说话，真是想要出来成为中兴之主，他那英明锐利、果敢有为的气概，谁能抵挡得住呢？大体上，君主昏庸的，本来不值得说；中等才能的君主，也不担心他们不能听从劝谏；只有英明锐利、果敢有为的君主，却恐怕会忽视忠臣劝谏的话。高宗思考治国之道如此迫切，以至于与上帝精神相通，他自己看胸中没有什么愧疚，怎么能降低心气来听从劝谏呢？即使他的话深刻切中要害，也未必真的能听从。所以傅说稍微抑制他英明锐利、果敢有为的气概，使他降低心气来顺从劝谏。

译《说命中》

只有傅说总领百官，于是进见高宗说：“唉！贤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设立后王君公，辅以大夫师长，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这是告诉高宗关于天子的职责。上天设立君主，难道只是为了让他享受极致的崇高富贵，而放纵他的安逸欲望吗？因为百姓有欲望，没有主宰就会混乱，所以产生聪明的君主来治理他们，那么治理百姓，就是君主的职事。治理混乱称为“乱民”，百姓混乱而君主能治理，这就叫“乱民”。君主如果知道我的职分在于治理百姓，那么怎敢不兢兢业业？怎敢不反复周全地思考治理百姓的方法？天冷了才为他们做衣服，饿了才为他们提供食物，教化不能推行，风俗不够美好，都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早晚用心钻研，那么治理百姓的职分就尽到了。后世的君主，起初就不曾知道职分所在，聚在一起居住，任由百姓自安自危、自生自死，那些使百姓吃饱穿暖、生养死葬而没有遗憾的措施，已经缺失不完备，而他们的教化，比起古代更是大不相同。周公《酒诰》一篇，禁止百姓聚众饮酒，严厉到了这种地步。后世却建造高台观阁，装饰倡优，引导淫欲，劝诱沉湎，从上到下，只以财赋为急务，日益剥削，凡是能够刻薄搜刮的，不遗余力，所谓治理百姓的事情，完全弄错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知道我的职分在这里罢了。古代是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后世是用天下人来奉养一个人，贾山所说的“周朝用一千八百个国家的君主来奉养一千八百个国家的百姓，秦始皇用一千八百个国家的百姓来奉养自己”，也是这个意思。“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这两句话是万世君主的职分。

只有上天是聪明的，只有圣人能顺应天道的法则，只有臣子能恭敬地顺从，只有百姓能服从治理。

高宗可以说是聪明的君主了，精诚到了极点，以至于与上帝精神相通，如果这颗心有一丝一毫的蒙蔽，怎么能这样呢？聪明到了这种程度，而傅说还要用顺应天道的言语来告诫他，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圣人的聪明，虽然与天合一，但圣人也是人。人的聪明，有时并不聪明；上天的聪明，则无时无刻不聪明。利欲蒙蔽它，外物争夺它，人本来有时就不聪明。仰观上天，万世之前是这样，万世之后也只这样。日月运行，从古至今不变，而光景常新，它的聪明就是这样。所以作为君主，一定要取法于天，常常像天那样聪明。“宪”这个字，其中大有功夫。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这就是所说的效法上天的聪明。君主效法上天的聪明，那么这颗心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蒙蔽，自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过失。凡是所施行的作为，都恰当地符合人心，天下人都尊仰他，都信服他，这就是臣子之所以恭敬顺从，而百姓之所以服从治理的原因吧！

只有言语会招致羞辱，只有铠甲头盔会引发战争，只有衣裳在箱子里，只有干戈要反省自身。君王只要警戒这些，确实能够明察，就没有不美好的。

君子住在室内，说出的话好，那么千里之外的人都会响应，何况近处的人呢？住在室内，说出的话不好，那么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违背，何况近处的人呢？至于说出的话不好，而人们违背他，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所以说不可不谨慎，应当思考招致羞辱的原因。君主心思专注于铠甲头盔，那么天下人暗中观察君主的意思，就足以引发战争之心，所以铠甲头盔会引发战争。嘴巴难道能不说话，而用来保卫国家的，难道能不用铠甲头盔吗？傅说的意思，大概是说言语不可不谨慎，而君心不可有所偏倚执着罢了。比如衣裳在箱子里，难道是说藏在箱子里不给人吗？大概是说在箱子里的时候应当谨慎，拿出来之后，即使谨慎也没有益处了。学者读书应当以意逆志。没有瑕疵的人可以责备别人，所以干戈应当反省自身，一定要在对方确实有罪，在自己确实无愧，然后才可以使用。如果在我这里还有未尽之处，在对方那里还没有到可以刑罚的地步，那么干戈怎么能轻易使用呢！虽然如此，高宗三年不说话，免除丧期后仍然不说话，他言语的谨慎到了这种地步，而傅说还有招致羞辱的告诫，为什么呢？唉！傅说的意思深远啊。大体上君主英明特出、高明的，固然可喜但也可怕。天资不到高明，不太英明特出，凡事却能做到谨慎；只有英明特出、高明的资质，凡事却恐怕会疏忽。高宗是英明特出的君主，虽然说三年不说话，谨慎到了这种地步，但怎么知道日后不会稍有疏忽呢？所以傅说对此恳切告诫。关于铠甲头盔的告诫、衣裳干戈的告诫，意思也是这样。大概在那个时候，商朝道统不振，诸侯有的不朝贡，纲纪有的不整肃，国势又不甚强盛，高宗这样的资质，怎么能忍受？他三年不说话，真的是要出来在天下大有作为，他的志气勇锐奋发，一定要兴动兵戎来讨伐不服从的人，而衣裳的赏赐恐怕也不审慎。所以傅说用这四件事来告诫他，说君王能相信这些，以至于毫厘分明，那么就没有不美好的。言语一定谨慎，就不会招致羞辱；铠甲头盔应当理防，然后理防，就不会引发战争；衣裳在没拿出来之前谨慎，而赏赐没有僭越；干戈一定反省自身，而刑罚没有滥用。难道不美好吗！古代的辅佐之臣，与后世完全不同。况且傅说一见高宗，就知道他的资质，随着他的资质来辅导他，就像良医治病，确切知道病在哪里而用药一样。

译后世担任大臣的人，未必了解君主的资质究竟如何，却想要启发开导君主，自然难以打动他。夏商周三代辅佐君王的贤臣劝谏君主，每一句话都切中要害，每一件事都落到实处。

译治乱的关键在于众官，任命官职不给予私亲昵爱的人，只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爵位不给予品德恶劣的人，只根据他们的贤能。

“治乱的关键在于众官”，这一句是指示高宗治乱的根本所在，说明治乱不在于其他，而在于众官任用得当与否。让君主听到这话，在用人之际，怎敢稍有疏忽呢？为什么呢？任用一位贤人，天下固然未必立刻大治，但已有治理的条理；任用一个小人，天下固然未必立刻大乱，但已有动乱的苗头。纵观古今治乱的变迁，没有不是在此决断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治世，几乎达到贞观之治的水平，他所任用的是姚崇、宋璟；等到天宝年间的大乱，以至于流离迁徙，他所任用的是李林甫、杨国忠。所以崔群认为：“人们都以为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是动乱的开始，我却认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免张九龄的宰相职务，专任李林甫，这才是治乱分野的根源。”大概不必等到天下大乱才称之为乱，任用非其人，祸乱的端倪就已经显露了。诸葛亮论述前后汉的兴亡，以君子和小人的任用与舍弃作为判断，治乱的分野果真在于其他吗？后世对于这类事情太过粗略忽视了，他们固然认为我任用一位贤人，功效未必立刻显现；任用一位不贤的人，又怎能就导致大乱呢？不知道任用得其人，最终归于治世；任用非其人，最终归于乱世。傅说阐明治乱的道理，只在于众官，其严谨到了如此地步。私亲昵爱的人，是指私下亲近的人，即左右近侍。朝廷设立官职分工，是为了代替天职，凡是任用一人，必须是天下人都希望任用的人才可以，岂能出于君主一人的私意呢？对于私亲昵爱的人，君主往往容易偏信，轻易授予官职，大概因为他们朝夕在侧，情意亲密，不同于其他人，所以必须特别严谨。傅说这番话，涵盖的范围很广。纵观自古，如汉元帝偏私石显、弘恭，汉哀帝偏私董贤，晋武帝偏私荀勖、冯紞，都导致了大乱，这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从公卿大夫以下，这是官职；公侯伯子男，这是爵位。大凡一项职务、一件事，有才智的人都能做得到。至于建立国家、接受爵位，将要统治国家、养育百姓，这不是仅靠才智就能做到的，必须确实有德行的人才可以。《周礼》以德行来授予爵位，古人对爵位非常严格。所以说：“授予爵位不给予品德恶劣的人，只根据他们的贤能。”“任命官职不给予私亲昵爱的人”，那么有才能的人固然可以授予官职。至于爵位，则不仅不给予私亲昵爱的人，即使有才能的人也不给予，必须是贤德的人才可以。傅说的论述，精微到了如此地步。

考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务必把握时机。

凡是所施行的作为都是行动，行动必须考虑善道，反复思考我所做的行为果真正确吗？必须确实是正确的才可以施行。君主的一皱眉一笑，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岂能不谨慎呢？大概在行动之前不能做到谨慎，等到行动之后再去更改，那就难以用力了。古人有所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后有所作为，不像后世轻举妄动不加审察，等到不利于百姓，又再去改变它。《易经》蛊卦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其精微到了如此地步。子产说：“政事如同农事，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始并谋划它的终结，早晚施行它，施行不超越思考的范围，如同农夫有田界，他的过错就很少了。”这就是所说的考虑善道吧！虽然如此，行动固然不可不考虑善道，但尤其不可不及时机。大概天下确实有事情出于善道，但时机尚未成熟不可施行的，也不可以轻举妄动。试举一端来说，如“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爕友柔克”，从至理来说，不刚不柔固然是中道；但时机是强横不友善，则刚强不得不胜利；时机是温和友善，则柔和不得不胜利。类似的情况都是这样。礼仪以时机为最大，尧舜禅让、汤武征伐，这是时机最大的体现。其他事情也必须把握时机才可以。我的行动，与当时的时机恰好相当，这就叫作时机。《易经》中多次论及时机的意义，义是理所当然，时是当时应当做的符合道义，一定要把握时机。符合道义，这是考虑善道；把握时机，这是只在于时机。

夸耀自己的善行就会丧失善行，夸耀自己的才能就会丧失功业。

大禹如此圣明，尚且不夸耀不骄傲；颜回谈论志向，尚且希望不夸耀善行。大概虽然有这些善行、这些才能，如果一旦产生夸耀骄傲之心，恰恰就会丧失已有的善行和才能而已。

凡是做事都要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就没有祸患。

天下的事情，哪里能穷尽？都应当有事先的准备，有事先的准备就没有后患。比如军事，应当在国家闲暇之时，思考用来防御的器具，然后兵器战备充足，就没有被侵侮的祸患了。比如农田，应当在年成丰收之时，思考用来积蓄的计划，然后水旱灾害有所准备，就没有饥荒的祸患了。类似的情况都是这样，不仅仅是一方面。比如人才，也必须在无事之时广泛听取意见来寻求人才，如果事情到来才寻求人才，那又怎么来得及呢！详细考察傅说之所以告诫高宗，他的论述非常精微。告诫他听从谏言，又告诫他夸耀善行就会丧失善行，夸耀才能就会丧失功业，这是让他应当自我谦虚。告诫他考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务必把握时机，又告诫他凡是做事都要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就没有祸患，这是让他凡事详细审慎。傅说为什么用这些来告诫高宗呢？大概高宗是高明英特的主君，对于忠直的谏言未必能虚心顺从，而对于自身拥有的未必不自恃，至于行动

译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会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足以有所作为，所以他的行动未必能考虑到周全，又未必能把握时机，而预备的措施恐怕也会有所不足。因此傅说对此恳切叮咛，希望他内心常保持谦逊而不自满，而对外界的应对则详尽审慎而不敢疏忽。唉！傅说的用意，是多么深切啊！

译不要因偏爱而招致轻侮，不要因羞耻而掩盖过错、坚持错误，只有坚守正道，政事才能纯正。

凡是人心中的偏私，都是偏爱。君主如果有所偏爱，那么人们就会因此轻侮他。人们本来没有轻侮我的心思，是因为我偏爱他人，才导致他们轻侮我。不仅被偏爱之人敢于轻侮我，这种开端一旦开启，所有人都会产生轻侮之心。尊贵为天下君主，却落到被人轻侮的地步，这哪里还像君主呢！所以人不可有所偏私，因为被人轻侮，就丧失了君主的体统。人谁没有过错？可贵的是能够改正。以有过错为耻而固执己见，文过饰非，那么过错终究无法改正。所以君主不可以有过错为耻。“居”是人所止息的地方。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就是这个“居”。又说：“仁人是安适的住宅。”所谓安适的住宅，就是这个“居”。《尚书》说：“安守你的止息处。”又说：“敬守你的止息处。”所谓“止”，就是这个“居”。人都有这个“居”，片刻不可离开。此心有一丝邪思妄念，就是离开了这个“居”；在运用上有一丝不当，也是离开了这个“居”。“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丘隅是黄鸟止息的地方，人难道不知道安身立命的地方吗！大抵安顿在此处，就得到了所居；安顿得不当，就失去了所居。舍弃居室而站在危墙之下，这难道是人的安居吗？得到了所居，内心就纯正专一，所以体现在政事上也纯正专一而不杂乱。只有坚守正道，只有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圣人做到了，汉唐以后都失去了所居。况且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治理，纯粹如一，前圣后圣，如同符节相合，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居相同。以汉朝的治理尚且不免夹杂霸道，那么根本原则也就可见了。这两句话是最切中要害之处。

祭祀过于频繁，当时认为是不敬。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

祭祀是为了表达敬意，祭祀到了滥滥的地步，反而是因为不敬；礼仪是为了治理，礼仪到了繁琐的地步，反而是因为混乱。高宗主持祭祀，对近亲祭祀过于丰厚，那么他的祭祀近乎滥滥，而他的礼仪近乎繁琐了。高宗孝心至极，不知为何如此，却担心好处反而成了弊病。傅说的告诫，是为了矫正他使他归于中道。商人尊崇神灵，神灵渺茫恍惚，如何能测度？所以说：“侍奉神灵困难，君子从事人道就容易。”至于侍奉神灵，自然是困难的。傅说一旦从筑墙的工作中被起用，便立即担任宰相，历时不久，而高宗的病痛隐微难测之处，他都明察秋毫。他的告诫，无非是针砭高宗的毛病，多么明智啊！唉，这就是傅说之所以贤明的原因。

王说：“好啊！傅说，你的话值得信奉。你不善于言辞，我未曾听闻你的行为。”傅说拜手稽首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王若能真诚实行并不难，确实能与先王的成德相合。只有我不说话，才有我的罪过。”

高宗听了傅说的议论，认为非常切当，所以感叹赞美，认为你的话确实值得信奉。然而傅说的意思，认为见解明白不足以依靠，关键在于实行，所以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希望高宗有践行的实效。高宗恭敬沉默思考道，与上帝神交，在梦中得到良辅，可以说是知道了。但仅仅道理明白，也不算极致，必须体现在亲身实行上。三代君臣相互期许的，必定要达到践行笃实的境界。自从后世见闻的习气日益盛行，而躬行的实效才开始衰退。之所以不能躬行，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实行难罢了。知道的人，如同知道泰山很高；实行的人，必定要亲自到山上。难易自然不同。这必须早晚孜孜不倦，自强不息，然后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天下却没有现成的好道理，这就是实行之所以困难的原因。然而实行确实困难，必须不认为困难，务必努力实行，才能有所收获。所以傅说告诫高宗，既让他知道困难，又让他不认为困难。知道困难而不认为困难，就必定能朝夕自勉，亲身践行，难道不能与先王的成德相合吗！成德，是德行纯全具备，没有一丝过失，没有一丝欠缺。先王，是成汤。成汤之所以能成就德行，也只是知道了而能实行。看他远离声色，不积聚货利，战战兢兢，好像将要坠入深渊，成汤因此成就了德行。王如果真诚不满足于知道，务必努力实行，确实能与先王相合而无间隙。“只有我不说话，才有我的罪过。”大概认为我作为辅相大臣的职责，有应当说的话，固然应当尽情无隐，然而我只是说得，至于实行，却在君主。不说话是我的罪过，实行是君主的职责。

傅说下

王说：“来，傅说！我小子从前向甘盘学习，后来他逃到荒野，进入河内，从河内到亳。直到最后没有显达。你只须训导我的志向，如同制作甜酒，你就是酒曲；如同制作和羹，你就是盐梅。你共同修治我，不要抛弃我，我就能践行你的训导。”

傅说勉励高宗以躬行的实效，高宗于是自言其所以讲学的情况。甘盘的逃避，处理得非常恰当。大概高宗既然做了天子，如果以师道自居，就废除了君臣之分；如果完全

译臣子侍奉君主的礼节，如果师道的尊严不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离去，这是旧日学问的法则。然而对于甘盘来说，这固然算是得当；但对于高宗而言，却失去了依靠。所以高宗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一定要得到天下的大贤人，来继承甘盘之后的位置。“你只应在我的志向上进行教导”，这是希望傅说像甘盘那样行事。心中所趋向的称为志，不必等到表现在外，正当我有此心而尚未成形时，你就应当来教导我，希望傅说启发开导这颗心。看“训”这个字，足以看出古人接受臣下教导的态度；看“朕志”这句话，又足以看出古人用功的地方。前面说“早晚进献教诲”，这里说“教导我的志向”，说教诲、说教导，这种求教的意思非常恳切，哪里敢以君主的尊贵自居呢！后世高高在上居于九重宫阙，只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肯接受臣下的教导吗？这些都是三代时期的言语，后世就听不到了。酒醴盐梅的比喻，都是关于教导我志向的事情。没有酒曲，那么即使有高粱米也不能酿成酒；没有盐梅，那么即使有鱼肉也不能调出味道。君主虽然有天赋资质，如果没有大臣辅佐，怎么能成就德行呢？看这两句话，可以看出高宗不认为天赋资质是可以依赖的，一定要寻求能够成就他天赋资质的人。“交修”，注家认为是不止一人的意思，也讲得通；但也有相互交接的意思，精神相互契合，彼此相接，这就叫做“交”。“罔予弃者”，意思是不要认为我不能胜任而抛弃我。“克迈乃训”，是实行你的教导的意思。“迈”有广大的意思，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流通，充实而扩展到四海，这就叫做“迈”。

译傅说说道：“大王，人们追求广博的见闻，这时就要建立功业。向古代训诫学习，才能有所收获。做事如果不效法古人，想要成就永恒的功业，这不是我所听过的。”

孔子说：“结交见闻广博的朋友。”《易经》说：“君子因此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事。”人的见闻，必须广博，见闻广博就能穷尽天下的道理，能穷尽天下的道理，就能建立天下的功业。想要建立天下的功业，难道是见闻浅陋狭隘的人所能做到的吗？虽然如此，既然见闻广博了，又必须向古代训诫学习，才有所得。在心里隐隐约约，确实有所心得，这才叫作“获”，凭见闻主观猜测，不叫作有所得。见闻广博，古今都包含在内；向古代训诫学习，就必须考察古事。训诫又说：“做事不效法古人，想要成就永恒的功业，这不是我所听过的。”又说：“借鉴先王的既定法度，就能永远没有过失。”大概倚仗自己的天赋才能有所作为，眼前似乎没有害处，但从长远来看却没有这个道理。孟子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丘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川泽。治理政事不凭借先王之道，可以算是明智吗？现在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但百姓不能蒙受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是因为不实行先王之道。”仔细体味孟子的这句话，君主怎么能不考察古事呢？有了规矩然后才能画出方圆，有了六律然后才能校正五音。规矩、六律，是从来就有的，怎么能一天舍弃呢？所谓考察古事，其中斟酌增减，固然不能没有，但必须有所考据。后世的君主都不能考察古事，就像汉朝的治理，到了文帝，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只是凭他的天赋去做，原本不知道考察古事。假使文帝考察古事，那么难道只是做一个恭俭的君主吗？武帝、宣帝以下更加严重了。穷兵黩武，古人有这种事吗？专任刑法，古人有这种事吗？汉朝的贤明君主，幸好天赋大多美好罢了。倚仗天赋而不知道向古代训诫学习，汉朝的治理可以限定范围（指不能长久），是理所当然的。高宗凭借高明英特的气质，一定认为我自己能运用治理一世，在考察古事方面恐怕不能，所以傅说反复恳切地在此处告诫。

只有学习，谦逊心志，随时敏捷，修养才能到来。

人的心志应当常常谦虚，不要高傲。高宗天赋高明，傅说担心他的心志不谦逊，所以用谦逊心志来告诫他。高宗可以说很敏捷了，然而担心他不恒常，所以用随时敏捷来告诫他。随时敏捷，就是无时不敏捷。如同“学而时习之”，就是无时不温习。孟子说：“前进迅猛的人，后退也迅速。”当他后退迅速时，敏捷在哪里呢？既能谦逊心志，又能随时敏捷，然后他所修养的德行源源而来。所谓“来”，不是从外面来的，他的学问日益精进，像水汇聚，像河流增加，这就叫作“来”。

确实怀想这些，道义就积累在他身上。只有教学相长，始终念念不忘于学习，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完善了。借鉴先王的既定法度，就能永远没有过失。

确实怀想，就是常常念及这些而不忘。既然说“确实怀想这些”，又说“始终念念不忘于学习”。“典”是常的意思。古代做学问的人，仓促匆忙时一定这样，颠沛流离时一定这样。在仓促颠沛之间，念念于学问，工夫确实不能有所间断。有所间断，就不成其为工夫。为什么呢？今天做善事，明天做恶事，早晨做善事，傍晚做恶事，那么所谓做善事的人都没有看见，因为被做不善事所间隔了。只有无所间断，然后道义才开始积累，日积月累就丰富了。如“获”字、如“来”字、如“积”字，都应当潜心玩味探究。荀子多说“积”字，如说“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真积力久”，但荀子所说的积，不是傅说所说的积。荀子所说的积，是向外追求的。看他以人性为恶，根本道理既然不明，那么所谓积，难道不是外在的吗？“修养到来”，不是从外面来的；“道义积累在他身上”，不是从外面积累的。“教学相长”，大凡教人和受教的人，都只得到一半。《学记》说：“教与学互相促进。”教人的人必须自己用工夫，才能教别人，所以也得到一半；受教于人，那么别人所得自然是别人的，我有什么呢，所以也只得到一半。“始终念念不忘于学习，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完善了”，这两句就是“勿忘勿助长”的意思。“始终念念不忘于学习”，是勿忘；“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完善了”，是勿助长。如果帮助它生长，从外面追求，怎么能不知不觉呢？杨朱、墨翟的仁义，于陵仲子的廉洁，都是帮助生长的，心中没有所得，所以在外面另外寻找一个道理。至于德行日益精进，不知道它所以然的原因，这不是帮助生长的人所能做到的。到了“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完善了”的地步，也可以了，用这个来治理一世，何愁不足呢？然而傅说的意思，认为这虽然可以没有过错于现在，但未必没有过错于长远，所以必须让他借鉴既定法度，然后才能永远没有过失。

只有傅说能够恭敬地继承，广泛招揽贤才，排列在众官位上。

广泛招揽，不只是在朝廷之上寻求，幽深隐僻遥远的地方，无处不询问访求，广泛搜罗博取来任用，这就叫作广泛招揽。后世的宰相都在此处欠缺，看见现成在面前的就使用，更不曾去搜求。如果是现成在面前的，那么又何必需要宰相呢？傅说告诫高宗，只让他致力于学习，他自己所承担的，也不过是求贤罢了。大概君主和宰相不必一一亲自处理天下事务，君主能致力于学习，宰相能求贤，人君尽到人君

译君主尽君主的职分，宰相尽宰相的职分，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

译商王说：“唉！傅说啊，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这都是你的教化所致。辅佐我的大臣是贤人，良臣就是圣人。”

武丁尚未即位时，商朝的国运衰微，诸侯都不来朝见商王，《史记》对此已有简略记载。高宗一旦即位，普天之下都一致地尊崇仰慕他，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武丁使诸侯来朝，拥有天下”。看高宗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三年不说话，等到得到傅说后，之所以如此深切地依靠他的辅助，天下怎能不尊崇仰慕呢？然而高宗不敢自居其功，将这一切都归功于傅说，认为使天下都仰慕我德行的，都是你像风一样感化的结果。如今风这种东西，它来时没有踪迹，它鼓舞万物，人们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却自然如此。古人治理天下，使天下人都顺从地跟随，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像风吹草伏一样。所谓“安抚他们他们就来了，动员他们他们就和谐”，在《虞书》中则说“四方像风一样被感化，都是你的美好”。古人治理天下，必须达到这种像风一样感化的境界。

从前先正伊尹辅佐我先王，曾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心里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闹市上被人鞭打一样。如果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顿，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辅佐我伟大的祖先，感通于上天。”

“作”，是兴起的意思。舜歌唱道：“元首兴起啊！”“起”就是“作”。凭借伊尹的贤圣，在成汤身边周旋，使成汤增进德行、修治功业，常常振奋兴起而不能自己停止，这就叫做“作”。如果萎靡怠惰而没有振作的意思，难道能叫做“作”吗？孟子说伊尹想要使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这个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以君主不及尧舜为自己的耻辱，这就是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以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顿为自己的罪过，这就是使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所以说他这样以天下的重任为己任。看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担当了。辅佐我伟大的祖先，以至于感通上帝，这就是所谓的“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想要认识宰相的职责，应当在这里看。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辅佐君主能如此感动上天，那么宰相的职责就尽到了。这三者没有尽到，难道能叫做贤宰相吗？三代辅相的职责，全在这里。看伊尹平日所期望的如此，他立志的远大如此，难怪他的功业如此伟大。所以太甲不贤，宁可冒着不义的名声，也一定要使他最终能够成就美德，大概是因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不肯止步。

你还要明察并辅佐我，不要使伊尹独享商朝的美名。

看这里，可以见到高宗的志向。用伊尹来期望傅说，是高宗以成汤来期望自己；想要傅说与伊尹一样，是想要自己与成汤一样。一定要与成汤一样，他的志向是多么宏大啊！孟子所说的“大有作为的君主”，说的就是高宗吧。大体上有天下的宏大志向，就会有天下的宏大功业。人的立志，好比射箭有靶子。射箭必须射中靶子，才能说射中；人的志向，应当自我期望成为圣人。高宗以成汤为靶子，又让傅说以伊尹为靶子，高宗真是所谓有天下宏大志向的人啊！古人立志，没有不期望达到圣贤境界的。颜回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孟子说：“忧虑怎么办？像舜那样就行了。”这都是以舜来期望自己。大概天下事没有不可做的道理，那么固然不可以勉强做，成为圣人成为贤人，都是分内的事，只是不做罢了，不是不能。古人之所以自我期望成为圣人，只是因为看破了这个道理。

君主没有贤人就不能治理，贤人没有君主就不食其禄。

君主如果没有得到贤人，那么和谁一起治理天下呢？贤者如果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又怎么肯苟且享受他的俸禄呢？自古有志之士，没有遇到明君，宁可终身饥饿而死，决不肯轻易享受他的俸禄，这就是所谓的“只有贤人没有君主就不食其禄”。这些都是责备傅说的话，他的意思是：“你如果不尽心辅佐我，那么我一定会有缺失的德行，你也不肯享受我的俸禄了。”

你如果能继承你的君主在先王那里，长久地安抚百姓。

“绍”，是比肩、等同的意思。成汤有这样的圣德，高宗又接着与他比肩等同，这就叫做“绍”。“永绥民”，是为百姓做长久无穷的计划。看“永”这一个字，足以见到三代治国之道与后世不同：后世只是顾全眼前，古人一定要做长久不拔的计划。

傅说拜手叩头说：“敢称扬天子的美好命令。”

“对”、“扬”，注家认为是称扬他的说法，没有说尽。“扬”，是举起并宣扬的意思。“以我小子宣扬文武的功烈”、“对扬文武的光明命令”、“傅说拜手叩头，对扬王的美好”，都能尽到这道，岂止是称扬而已？况且高宗以至大至重的责任托付给傅说，傅说佩服这些话，一定能尽到这道，这就是所谓的“扬”。如果君主用这个命令我，我废弃这个命令，不能举起并实行它，那么难道能叫做“扬”吗？它的意义很深。

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祖己训诫商王，作了《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高宗祭祀，对近亲丰厚，对远祖微薄，正当祭祀的时候却有野鸡鸣叫，大概是上天以此警示他。注家认为野鸡在鼎耳鸣叫，是因为他耳朵不聪的缘故，这种说法失之拘泥。主要是由于庙中没有人负责其事，所以野鸡得以飞入，大概是上天以此警示高宗，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一念疏忽，宗庙

译祭祀的礼仪必定有所欠缺，所以野外之物得以进入鼎中。”雉鸡进入鼎中，是高宗此心所感召的结果，求学的人应当用心去推求体会。

译高宗肜日

高宗在肜祭之日，有野鸡鸣叫。

祭祀的第二天，又接着进行祭祀，所以称为肜。商朝称为肜，周朝称为绎，意思是一样的。既然已经祭祀过又再次祭祀，古人究竟是何用意呢？大概是因为诚意不可分散，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诚意保持不散。《祭义》说：“《诗经》说：‘明发不寐，有怀二人。’祭祀的第二天，天亮就睡不着，享用祭品后致祭，又接着思念祖先。”这意味非常深远。虽然这特别体现在祭祀这一件事上，但古人用心大体都是如此，大到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小到一事一物也是这样。况且治理天下，即使是治绩已经成就，难道就可以萌生懈怠疏忽之心吗？

祖己说：“只有先至道之王，才能纠正他的政事。”于是训诫高宗说：“只有上天监察下民，常行其义，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上天厌弃下民，而是下民自己断绝了性命。下民有不顺从道德的，不听从天命的罪过。上天已经以确然可信的命令来纠正他们的德行，于是说：‘天命能把我怎么样呢？’”

格，是至的意思，指至道之王。《尚书》说：“天寿平格。”又说：“格人元龟。”都是到达极致的意思。人们说古代的格王，凡事都归于正道，现在祭祀祖先却过于丰厚亲近，那么这件事就不正了。上天日日监察下民，都有常道。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上天厌弃下民，而是下民自己断绝了性命。大凡人的出生，都可以长寿，都有长寿的道理，只是人自己断绝了它。人们只看到颜回早逝，盗跖长寿，于是认为天寿不在人掌握之中。伊川先生曾经论述过，造化之大，难道可以用一两个人来论断吗！《洪范》九五福，第一就是寿。《论语》说：“仁者寿。”《中庸》说：“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长寿。”那么长寿难道不在人掌握之中吗？下民有不顺从道德的，不听从天命的罪过，上天已经以确然可信的命令来纠正他们的德行了。孚，是确然可信的命令。善人必定有福，恶人必定有祸，明确的命令凛然可畏，使下民致力于行善而不敢作恶，这就是使他们的德行归于正道。天命如此可信，而下民却说：“天命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如此不畏天，这就是无知下民的原因。贤圣的君主，难道可以这样吗！灾异到来，必定恐惧修省，思考消除天谴的方法。祖己不直接指责君主，借下民作为比喻，说小民不知畏天，所以是小民，贤圣的君主应当如何？高宗于此必定在心中有所警戒。古代大臣告诫君主，未必都一一正言直指，只是使君主自己心中有警戒。孟子告诫齐宣王：“把妻子托付给朋友，朋友却让她们冻饿，士师不能治理政事。”接着说：“四境之内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伊尹告诫太甲三风十愆，卿士有一项在身，家必败；邦君有一项在身，国必亡。接着说：“嗣王敬畏自身，要思念啊。”言辞不迫切但意思已经独到，这是古代大臣告诫君主的方法。

唉！王应当敬重下民，没有不是天子的嗣子，祭祀祖先不要过于丰厚亲近。

这几句是告诫高宗，认为君主只应当治理民事，不可只治理事神。礼仪烦琐就会混乱，事神就会困难。君主治理天下，应当对神略而对民详。对神略，不是故意简略，而是对民事详，这才是事神。随季梁所谓“圣王先成就民事而后致力于神”，孔子告诉樊迟说“致力于民义，敬鬼神而远离之”，《左传》说“国家将兴，听于民；国家将亡，听于神”，都是这个道理。事神尚且不可，何况过于丰厚亲近呢？“王司敬民”，这是论述君主的职事。大凡天下的下民，都是天所生的。下民是天所生的，那么都是天的嗣子。君主如果知道天下的下民都是天的嗣子，那么怎么可以不敬重呢？古代使用民力如同承行大祭，凛然如同用朽索驾驭六马。向王报告民数，王拜受，登于天府，其敬重如此。大概知道他们与我同体，不仅是我天所生的，天下的下民都是天所生的。唉！祖己的话，何其深切如此啊！

殷开始责怪周，周人乘胜攻克黎国，祖伊恐惧，奔跑告诉纣王，作《西伯戡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臣礼事殷，他完全以臣事君的礼节，殷没有怀疑周的心。到后来攻克黎国，黎国党附纣王作恶，周乘胜讨伐它，所以殷开始责怪周。看“始”这个字，就知道在此之前，殷不曾怀疑周。常人看到这件事，也未必知道恐惧。祖伊，殷的忠臣，看到事穷势迫，心中非常恐惧，奔跑告诉纣王，这就是《西伯戡黎》所作的原因。

西伯戡黎

西伯已经攻克黎国

西伯，有人认为文王，有人认为武王。称为武王的，大概认为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臣礼事殷，必定没有攻克黎国的事。不知道《诗经》说“既伐崇墉”，崇墉党附纣王作恶，已经讨伐了；黎国也党附纣王作恶，那么怎么能不讨伐呢？所以称为文王也可以。

祖伊恐惧，奔跑告诉王说：“天子！天已经终结我殷的命，至道之人和大龟，都不敢知道吉利。不是先王不辅助我后人，只是正淫戏用自绝，所以天抛弃我，没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现在我的下民没有不想

译祖伊说：“上天为何不降下威严？天命为何不稳固？如今大王将如何是好？”商王说：“唉！我的生存难道不是天命所定吗？”祖伊回答说：“唉！你的罪过重重地显现在上天，你还能向天命推诿责任吗？殷商的灭亡就在眼前，这取决于你的作为，你的国家难道不会遭受杀戮吗？”

译国家的兴盛衰亡、安定动乱，古人常常依据贤人的意见和龟甲占卜的结果来决断。周武王讨伐商纣时，有十个乱臣辅佐，他说：“我的梦境与占卜相合。”周公讨伐三监时，百姓中有十个人辅佐我，占卜的结果也是如此。盘庚迁都，也只与那些笃实恭敬的人一起，恭敬地顺应民意，占卜后说：“结果会怎样呢？”大概常人的话也未必正确，而贤人，是至德之人，他们的言论没有不恰当的；常人的话未必没有私心，而鬼神的心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所以古人做事，以及判断国家的兴亡，都以此作为决断的依据。如今贤人和龟甲占卜都认为不吉利，那么上天抛弃我们，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难道是祖先不保佑我们的后代，只是君王淫乱嬉戏而自绝于天吗？商纣日夜沉溺于酒，从未安宁地进食，所以说“没有安定的饮食”。虞，是度量的意思。沉溺酗酒、肆虐横行，难道是人的天性所应有的吗？现在却如此，那就是不度量天性了，所以说“不度量天性”。淫乱荒淫的人，所行的都不是正道，所以说“不遵循常法典章”。至于百姓都想与他一同灭亡，那么他的危亡就可以立刻等待到了。祖伊因此用这些话劝谏商纣，而商纣反而说：“我的生存不是有天命在天吗？”富贵贫贱，固然有定命。穷困时做平民，是命该做平民；尊贵时做天子，是命该做天子。说不受命于天是不可以的，但仅仅这样说也是不对的。上天化生万物，必定根据其资质而厚待它，该栽培的就栽培，该倾覆的就倾覆。又必须知道这也是天命，这才说得通。比如人的寿命长短，固然有定命，如果倚仗自己有定命，而残害生命、损害本性之事无所不为，那么上天虽然想给他长寿，难道能得到吗？尊贵为天子，确实是定命，如果肆意横行无道，那么天下人心都背叛他，上天虽然想让他长久居于尊位，难道能得到吗？商纣只因为错误地认为这就是天命，以为命该做天子，即使无道也不能被剥夺，不知道天命本来不能这样论述。“我的生存不是有天命在天”，这一句话是商纣作恶的根源，所以祖伊认为他的罪行已经贯满，都罗列在上面了，难道还能向天命推诿责任吗？商朝已经错乱了天命，凡是它所做的事都达到了成功的程度。大凡事情成功的，无论是善是恶，都称为功，必将在这国家受到刑戮，所以说“不会不在你的国家受到刑戮”。周武王战胜商朝杀死商纣，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看祖伊的话，完全没有君臣的分别，几乎到了不恭敬的地步。然而不这样，没有办法感动他，所谓“如果药不让人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用苦切的话来说，或许还有可以挽回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出忠臣爱国为君的心。虽然如此，祖伊尽言极谏到这种地步，而商纣最终不发怒。苏东坡认为后来的君主中不如商纣的很多，他的话不是不好。殊不知君主拒绝劝谏，固然可虑；听到劝谏既不高兴也不发怒，尤其可忧。因为一时拒绝劝谏，后来恐怕会后悔；用苦言像药一样劝谏，而耳朵像没听见一样，那就无可指望了。李德裕《丹扆箴》说：“忠诚虽然不违逆，但善言不听从，把规劝当作耳塞，这就是堵塞听觉。”这是古今君主的大患。

商朝已经错乱了天命，微子作诰辞给父师、少师。

天命，是天道的道理。在我这里不遵循道理，先自己错乱，那么天命也就随之错乱了。父师，是箕子；少师，是比干。微子到这时才离开，所以作书诰告这两个人。在此之前，这三个人在商纣身边，他们用来劝谏开导商纣的方法，大概没有不竭尽全力的。看孟子所说的“商纣距离武丁的时间还不长，他的旧家遗俗，流传的风气善政，还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互相辅佐”，就知道他们委曲求全、弥缝补漏，凡是可以尽其诚意的，没有不竭尽全力的。然而商纣最终不醒悟，最终不可感动，所以微子作书诰告这两个人而想要离开。微子，是商纣的亲哥哥，是国家的宗臣，舍弃他的君主而离开，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然而在微子不得不离开，为什么呢？微子，是帝乙的长子。帝乙还没有立太子时，生了微子；他既然做了天子，又生了商纣。因为微子是妾的儿子而不立他，于是立了商纣。如果论道理，那么继承先王统绪的，应该是微子。微子认为商朝的灭亡，已经不可挽救了，商纣既已灭亡，那么商朝的祭祀岂不是就从此断绝了吗？所以不得不离开，希望将来可以继承先王的统绪。所以微子的离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先王。

微子的命令

微子说：“父师、少师，商朝大概不能治理整顿四方了。我们的祖先成功，陈列在上天，我现在却沉溺酗酒，在下面败坏我的德行。商朝无论大小，都喜欢偷盗抢劫，作奸犯科，卿士们互相效法的，都不合法度。凡是有罪过的人，都没有被抓获，小民正兴起互相成为仇敌。”

“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是说商朝必定不能治理整顿四方。商朝贤圣的君主，前后最多。孟子所说的“从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尚书》也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恤祀的。”所以说：“我祖底遂，陈于上。”是说我们祖先的成功，都陈列在上天。我现在却沉溺酗酒，在下面败坏我的德行。无论大小，都喜欢偷盗抢劫，作奸犯科。卿士们互相效法的，都是非法的事情。凡是有罪过的人，都藏匿他们，

译无法得到而获得。小民正兴起争斗，而成为仇敌。大概除了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这几个人之外，上自卿士，下至小民，没有一个人是好的。大抵君主，是天下的根本。根本既然错乱，其下也都错乱。上天生育百姓而设立君主，让他高高地居于九重之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大概是想要治理天下的百姓。因为上天生育百姓，百姓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百姓本来容易作乱，因为有君主统治他们，所以不敢发作。君主既然一旦混乱，其下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因此自古有道的朝代，君主在上端正安坐，朝廷的各项政务，没有不修明举行的，那么天下的臣民，也没有不听从的。这就是所说的“只有上天是聪明的，只有圣人是适时制定法度的，只有臣下恭敬顺从，只有百姓服从治理”的意思。

译如今殷国即将沦亡，如同渡过大水，却没有渡口和边际。殷国于是陷落败坏，直到今天。说：“父师、少师，我难道要犯下狂妄之罪，我家老迈昏聩而流亡于荒野。现在你们不指点告诉我即将坠落的危险，那该怎么办呢？”父师回答说：“王子，上天降下毒害般的灾祸于殷国，正兴起沉溺酗酒之风，于是无所畏惧，违背那些年老德高、身居旧位的人。现在殷国的百姓竟然抢劫神灵的祭祀牺牲，用来取悦神灵，将要吃喝而认为没有灾祸。上天监察殷国百姓，用惩治和聚敛的手段，招致敌人的仇视而不懈怠。罪过汇聚于一处，许多瘦弱的人没有训诫。商朝如今将有灾祸，我将承受它的败亡；商朝如果沦陷，我将不做臣仆。告诫王子出来引导。我从前说刻薄王子，王子不出来，我于是就会坠落。自我审察！人们各自向先王献祭，我不顾念而逃避。”

《经部，书类，絜斋家塾书钞》

钦定四库全书

絜斋家塾书钞卷八 宋 袁燮 撰

周书

在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言称十一年，书中称十三年，前后的说法很多。有人认为两处必有一误，有人认为是在十一年观兵。总之，观兵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你们友邦的君主，在商朝观政”，书中这样说，难道不是观兵之事吗？武王还希望纣王知道悔改，而纣王毫无悔改之心，反而安然居住，所谓“只有纣王没有悔改之心，于是安然居住”就是这样。这就是武王在孟津誓师的原因。伐纣虽然在十三年，但在观兵之时，伐商之心大概始于此时，所以孔子定为十一年，这是春秋的笔法。“一月戊午”，这就是十三年的一月。孔子的书法非常严谨，看书中“一月”就可以明白。不说正月而说一月，正者正也，这时没有王，不得为正，所以不称正而称一，其严谨如此，那么十一年难道能不严谨吗？十一年，是武王的十一年。古代国君即位就称元年，虽然禀受天子的正朔，但其国自有元年。如春秋隐公自有隐公的元年，桓公自有桓公的元年，如果诸侯不得称元年，那么春秋之作，孔子自然应当以周的正朔为本了，为什么书写鲁国的年号？如注家的说法，认为周自虞芮质成，诸侯并附，作为受命之年，到九年文王去世，武王三年服丧完毕，称为十一年，这却不对。纣王在上，文王哪有自称王的道理？这不过是武王即位的十一年罢了。如退以示弱的说法，也不对，这是以后世之心揣度古圣人之心。其解释“一月戊午”，说十三年正月再与诸侯约定共同讨伐纣王，这却是正确的。

泰誓上

在十三年春，在孟津大誓师。武王说：“唉！我友邦的君主，以及我办事的众士，明听誓辞。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确实聪明，作为元首，元首作为百姓的父母。”

孟津是河边的地方，这时还未渡河，下一篇则已渡河。纣王都城在河北，渡河就逼近国都了。这时武王尚未为主，所以称诸侯为友邦。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确实聪明作为元首，元首作为百姓的父母。这是说人君的职分。桀纣之所以失去天下，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汤武之所以征伐，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道理。万物充盈于宇宙之间，都是天地所生，人也是天地间一物，而只有人最灵。大抵禀受气之全者则为人，禀受气之偏者则为物。因为全所以明，因为偏所以昏。灵，是说其有所知。但至于聪明，则又不止于灵。人谁不灵？即使小夫贱隶，所谓的灵固然自在。但尽得这灵，方才是聪明。有此灵而不能尽之，岂能至于聪明？只有确实聪明的人，才可以作为元首，才可以为民父母。因为我的德行高出天下之上，所以能像父母一样对待百姓。如果我与众人同等，怎么能作为百姓的父母呢？聪明二字不可不防备。目视而耳听，这是耳目的聪明。此心的聪明，也应当如视听之审慎。但至于做不义之事有过失，则何异于无目之人自投陷阱之中呢？这不是其本性如此，而是不能尽此灵的缘故。如今的天，这昭昭之多，及其无穷，日月星辰系于其上，万物覆盖于其下。如今的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承载华岳而不重，振动河海而不泄，万物承载于其上。人有此灵，犹如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拳石。但须至于无穷处始得。所以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如果能扩充它，足以保四海；如果不能扩充它，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芽，要必能扩充而尽之。故人君的聪明不可以不培养。以尧舜之圣，而犹兢兢业业。尧舜为何而兢兢业业？所以养其聪明也。以成汤之圣，而不近声色，不殖货利。成汤为何而不近不殖？惧其昏此聪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