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家塾书钞卷四　　　　宋　袁燮　撰

译草木阻塞了道路，那么水势又怎么能治理呢？天下的土地，本来有很多是被草木所阻塞的。就像天台山、雁荡山，起初道路都不通。自从宋真宗想要建造玉清昭应宫，砍伐了几百年的大树来使用，那时把天台山、雁荡山的树木砍伐殆尽，然后才使得道路变成四通八达的大道。确立高山大川，就是先确定那些高山大川，并树立标志把它们标示出来。确立了高山，那么九州的疆界就可以辨别清楚了；确立了大川，那么小水的支流就有了归附的去处。不先确定那些高大显著的山川，却纠缠于细微末节，难道不是加倍费力吗？确立高山大川，这就是所说的抓住了关键。铺设土地、顺着山势砍伐树木、确立高山大川，这三句话就是大禹治理水患的总体方略是这样的。

译冀州已经治理完毕，疏通了壶口，修治了梁山和岐山。修治了太原，直到岳阳。覃怀地区取得了成效，直到衡漳。那里的土壤是白壤，赋税等级为上上等交错，田地等级为中中等。恒山、卫水已经顺从，大陆泽已经形成。岛夷进贡皮服，沿着碣石山的右侧进入黄河。其他各州都只说疆界，唯独冀州这样说的，是因为冀州是帝尧的都城，天子以四海为家，王者没有内外之分，举天下都在我的封域之内，怎么能自我限制疆界呢？“既载壶口”，这是大禹治水的第一要义。梁山、岐山这两座山原本在雍州，但与壶口相连，三山连成一片。黄河从积石山倾泻而下，力量非常强大，被这三座山阻隔，所以水流壅塞而愤怒，横流放肆，无法遏制。当时的祸患，以黄河最为严重。大禹于是在壶口以西开凿龙门，三山才开始分开，黄河从中流过，壶口的水患就平息了。壶口治理好了，梁山也治理好了，其余的功绩又及于岐山。这是大禹一凿龙门，而附近的水患无不治理好。如果不是大禹见识极其高明，怎么能做到这样？只做这一着，天下的水患都治理好了。说：“既载壶口”，是说最先处理的就是这件事。大体上世间做事，只要认清先后次序。太原称为“修”，是因为鲧也曾在这里有过功劳。壶口治理好后，才轮到太原，修治鲧的功绩。鲧不能说不忠诚，众人都说：“啊，鲧啊！”众人一致推举他可用，那么在当时他也是一个人才。他治水，并非不尽心竭力，只是道理看不明白，不能顺应水的规律，所以最终没有成功。就像冀州的水，鲧只知道在太原做事，而不知道龙门没有开凿，黄河壅塞而愤怒，太原能治理好吗？所以大禹先从壶口开始。壶口、梁山、岐山治理好后，太原也就治理好了，直到岳阳。覃怀，是两个地名。漳水横流入黄河，所以称为衡漳。水患平息后，土壤的颜色才显现出来，所以说：“那里的土壤是白壤。”赋税等级为上上等交错，“错”的意思是，赋税第一，夹杂着第二等。赋税如此之高，是因为帝都在那里，道路最近，凡事取给方便，所以特别重视。然而虽然如此，难道真的不均匀吗？其中自有相互弥补的地方，仍然不失为均平之道。就像《周礼》所说，只有王畿之内凡事最重，但也凡事优恤，用优恤来弥补其重，那么与其他地方就相等了。田赋之后，还有所谓治理水土的，这大概是其中较容易的，所以排在后面。写书的方法，先后次序视其难易。《易经》说“既载壶口”，这是最难的第一件事，所以先说。太原、岳阳、覃怀、衡漳，这是其次的，所以后说。至于恒山、卫水、大陆，这又是其次的，所以排在田赋之后。《禹贡》每州必记载通往帝都的道路，天子是四海九州之主，接受天下的朝贡，不容有一州的路不通向王畿。

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九条河道已经疏通，雷夏已经成为沼泽，灉水、沮水汇合。桑树之地已经养蚕，人们从丘陵降下来居住在地面上。那里的土壤是黑坟，草长得茂盛，树木长得修长。田地等级为中下，赋税等级为贞，经过十三年才与其他州相同。进贡漆和丝，筐里装着织锦。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

兖州的疆域，东南靠着济水，西北靠着黄河，是在黄河、济水之间。这个州位于黄河的下游，祸害最严重，所以大禹治理它，以疏通九河为首要。分成九条，是为了增加支流而削弱水势。这未必都是人力所为，顺着地势低洼的地方从而疏通它，其中有应当开凿的地方，固然也不免，但并非都是人力。西汉时期之所以有黄河祸患，只是因为没有了这九条河道。自从齐桓公称霸，急于一时的富强，堵塞了八条而合并为一条，所以到了汉代，成为百姓的大祸害。东坡苏氏引用纬书所说的“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是对的。当时固然未必一一去堵塞，但有填塞的地方从而顺着它，不为之疏通罢了。本朝定都汴京，正在黄河之中，祸害尤其严重，日夜处理的无非是黄河。自从失去中原，不处理黄河，而黄河祸患就平息了。虽然没有九条河道，却有九条河道的实际效果。没有其他原因，任其冲击而不与之争的缘故。看今天不与水争而黄河祸患就平息了，就知道大禹分成九条河道，固然是为了增加支流而削弱水势。这个州的水，以黄河最为严重，九河疏通后，其余的就不足治理了。水积聚的地方称为泽，但泽不专是水，其中也有洲岛之类。看楚子在云梦田猎，云梦，是泽，如果都是水，那么怎么在上面田猎呢？当洪水未平，奔放冲溢，雷夏二水怎么能归于泽？自从九河疏导，雷夏才成为泽，而灉、沮二水也都汇合于雷夏。大概先治理大的，那么其余的都跟从。从丘陵降下来居住在地面上，大概是以前想要躲避水患，所以处于高处，现在水患已经平息，那么土地可以居住了，这就是从高处降下来居住在地面上的原因。土壤黑色而隆起，所以称为黑坟。田地等级为中下，赋税等级为贞。先儒认为州排第九，赋税正与九相当，所以称为贞，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但大禹治理这个州，特别其结果得迟，最后于其他州，所谓“作十有三载乃同”是

译然而，怎么就能确定兖州是第九等呢？况且兖州靠近帝都，怎么会有下下等的赋税呢？那么先儒所说的，也不能没有疑问。从情理来看，所谓的“正”，就是赋税与田地相当罢了。田地是中下等，赋税也是中下等，所以称之为“正”。考察文意应当是这样，但不敢以此作为定论。先儒之所以必定这样解说，也不是没有根据，大概是因为兖州处于黄河下游，在九条河道还没有疏通之前，整个兖州都是大水泛滥之地，其赋税自然是极低，而等到十三年才与其他州相同，成功之迟缓，在诸州中是最靠后的。又因为禹制定赋税分为九等，雍州的赋税已经是中下了，如果兖州又是中下，那九等之说又体现在哪里呢？说它是第九等，赋税正好与第九等相当，难道没有道理吗？然而“正”这个字，其意思却不是指与州数相当，大概是因为其他州的田赋参差不齐，而兖州恰好相当，所以说“贞”罢了。如果认为两个州没有同为中下的道理，那么从九州来说，虽然可以称为九等，但两个州恰好相当，禹又怎么能违背实际情况呢？只是先儒的说法恐怕有渊源流传，沿用他们的说法也可以。等到十三年才相同，“同”是指与其他各州相同。禹在外治水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大概虽然只是八年，但全部完成，总共用了十三年。大概因为兖州处于黄河下游，遭受水患最严重，治理最难，所以经过十三年之久才与其他各州相同。看这一句，可见圣人做事与后世不同。他所说的“同”，大概是指兖州的水患完全治理好了，完全没有丝毫成为百姓的祸患，所有事情都彻底完成，直到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万世永远依赖，才可以称之为“同”。所以宁愿让成功迟缓，也不肯苟且简化以求快速。三十年为一世，十三年几乎半世了，用半世的时间来治理一个州的水患，难道是苟且行事所能做到的吗！后世做事，都要求在一年之内办理完毕，如果勉强可以停止，就随即停止，徒有其名，实际上没有补益。禹对于兖州的水患，不因为其他州都完成了，也就宣告成功，而是直接等到十分平定，确实与其他州相同，然后才停止，这难道不足以体现圣人的用心吗？其间难易程度不同，固然有一二年就治理好的，也有七八年才治理好的，只有兖州必须十三年，圣人做事与后世确实不同啊。兖州进贡漆和丝，用竹筐盛放锦绣织物。冀州唯独不说进贡，而其他各州都有进贡，大概是因为冀州赋税是上上等交错，其赋税很高了，赋税高而没有进贡，所以互相补充。锦绣织物，不一定像现在的蜀锦，古代商业不发达，难以得到稀有的货物，所谓的蜀锦，怎么能够进入中原呢？吃稻米，穿锦缎，如果像蜀锦那样，又怎么可能是日常穿着的物品呢？大概凡是织成花纹的，都称为锦，如绫罗之类都属于锦。禹制定的贡品，无非是想使用的物品，看这一点就应当明白圣人向百姓索取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轻便精美的物品放入竹筐，竹筐就是筐子。从济水、漯水浮运，到达黄河，这是兖州进入帝都的道路。

译海岱之间是青州，嵎夷地区已经划定疆界，潍水和淄水已归正道。那里的土壤是白色而疏松的，海边广阔而盐碱地众多。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上下，赋税等级是中上。那里的贡品有盐、细葛布，以及海产杂物交错罗列。岱山山谷出产丝、麻、铅、松木和怪石。莱夷地区从事畜牧，贡筐里装着檿木蚕丝。船只浮于汶水，通达于济水。

东北濒临大海，西南靠着泰山，这是青州的疆域。嵎夷在东方，就是《尧典》中所说的“居住在嵎夷”的地方。古时候九州之内都有戎夷，东方称为夷，西方称为戎，嵎夷大概是夷族中在中国境内的。略不是简略，而是封略，即划定疆界。《左传》中有封略二字，不纯粹用中原之道治理他们，而是为他们划定疆界，所以说“用周朝的政治教化他们，用戎狄的法律划定他们的疆界”，索是法律，用夷狄的法律治理他们。当洪水为患时，封略都不存在，到这里才开始划定，所以说“既略”。看青州的水利，不过嵎夷已经划定疆界，潍淄二水归道，以及莱夷从事畜牧，用功似乎很节省。然而“海滨广斥”一句，占用的田地非常大。广是广阔，斥是开垦。当洪水泛滥时，海边都成了大水，土地很狭窄。现在大禹治水，能使海边的土地更加开垦广阔，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而大禹怎么能做到呢？这其中大有文章，大禹在这里大有功夫。学者只看到所谓海边广阔开垦罢了，却不知道所以能广阔开垦的原因，这岂是容易说清的吗！因此想要读《禹贡》，不可只在《禹贡》内部寻求，必须到《禹贡》之外去寻求才可以。那一州的土地不胜其宽阔，其间的水流何止有限？书中记载的，只是举出最大的罢了。如果大禹当时治理的，岂止于此呢？那么观看的人，岂能只停留于此呢！青州产盐，所以作为贡品。絺，是细布。海错，凡是海中所产杂然不一的东西。岱畎，是岱山的山谷。所谓怪石，一定不是供耳目玩赏的东西，也只是可用的。注家说是石似玉的，既然是似玉，自然可用，大概其质地似玉，不与寻常石头相似，所以称为怪石。如果说如后世所谓奇怪可喜的石头，那么大禹制定贡品，岂会让耳目玩赏之物到达君主面前，而让远方百姓劳累供给耳目玩好，这又岂是圣人的心意呢？莱夷从事畜牧，大概水患已经平息，莱夷之地可以放牧了。称为莱夷，一定是多草莱之地，所以可以在这里放牧马牛之类。檿丝，适合用于琴瑟。冀州不言贡，兖州所贡的不过漆、丝、织文，只有此州既有盐、絺，又有丝、枲、铅、松、怪石，又有檿丝，比起各州独多。大概没有的不使之有，少的不强求多，多的也不节制使之少，各自随其土地所适宜，这就是所谓的任土作贡。

海岱及淮河之间是徐州，淮河、沂河治理好了，蒙山、羽山可以种植。大野泽已经蓄水，东原已经平定。那里的土壤是红色而黏重疏松的，草木茂盛包裹。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上中，赋税等级是中中。那里的贡品只有五色土，羽山山谷的夏翟，峄山南面的孤桐，泗水边的浮磬，淮夷的蠙珠以及鱼。贡筐里装着黑缯、白缯。船只浮于淮河、泗水，通达于黄河。

东到海，北到岱山，南到淮河，这是徐州的疆域。淮河、沂河二水，蒙山、羽山二山，此州的水患只有淮河、沂河为患，所以二水治理好了，那么二山都可以种植了。《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有一句一事的，有相因而言的，如此四句都是相因而言，不必用力于蒙、羽，淮河、沂河治理好了那么蒙、羽就可以种植了；不必用力于东原，大野泽已经蓄水那么东原就平定了，大概得其要领。大禹治水，行其所无事，所谓无事，也是省力的意思。那里的贡品只有五色土，大概古时候分封诸侯，各自以其方色土给予他们，注家所说的给予他们使立社，这是从古以来的惯例，奉天子之命以立社，不是诸侯所能私有的。此州的土五色皆备，所以作为贡品，不使各州各自贡其色之土，而只有徐州贡土五色，这是圣人简便的方法。大概各州都贡则劳民很严重，此州的土既然备五色，那么只让它贡，一州的百姓虽然少劳，而各州的百姓都不受害，圣人重视不劳民的意思，大概可见了。羽畎夏翟，翟，是野鸡，羽山的山谷有野鸡，其羽毛可以做旌旗，也可以做乐器，也可以做车的装饰，所以说“右手拿着翟羽”，而古时候也有翟车。峄阳孤桐，大概挺然孤独，可以适合琴瑟之用。泗滨，是泗水之滨，浮磬，是《周礼》所说的其声清越而远闻，适合做磬，现在的灵壁石就是。蠙珠，是蚌珠。此州的贡品既有五色之土，其他又无非礼乐之器，大概天地温厚之气盛于东南，和气所钟，所以其所产如此。厥篚纤缟，是说黑缯、白缯都细密。

淮河、东海之间是扬州，彭蠡泽已经蓄水，阳鸟所居。三江已经入海，震泽已经安定。篠簜已经遍布，那里的草茂盛，那里的树木高大。那里的土壤是涂泥，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下下，赋税等级是下上交错。那里的贡品只有金三品，瑶琨、篠簜，齿、革、羽毛以及木材。岛夷穿着草服，贡筐里装着织贝，包裹着橘柚作为锡贡。沿着江海，通达于淮泗。北靠淮河，南到海，这是扬州的疆域。彭蠡，是泽名，现在的鄱阳湖就是。大凡泽与川不

译水流汇聚的称为川，水积聚停蓄的称为泽。地面上有低洼凹陷的地方，水流注入并积聚在那里，这就形成了泽。嶓冢山导引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再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泽，那么彭蠡泽的水，正是汉水。这一州的河流，也以彭蠡泽造成的灾害最为严重，所以特别先提到它。阳鸟，是鸿雁一类的鸟，它们的本性畏惧寒冷。北方阴冷，所以秋天向南飞来，春天向北回归，因为它们所向往的是阳气，所以称为阳鸟。有人认为是山名，援引“鸟鼠同穴”作为证据，认为这座山才开始可以居住，这种说法虽然有理，然而先儒相传称之为鸿雁一类，必定有所依据。况且《禹贡》所记载的鸟兽草木无不详尽，那么称之为鸿雁是可以的。关于三江的说法不胜枚举。薛常州以松江、庐江、固江为三江，东坡的说法则又不同。从道理来看，应当是大江、浙江、松江，这是毫无疑问的。苏氏说：“当水患尚未平定之时，东南都是海，哪里还有吴越呢？”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震泽，就是现在的太湖。如果说没有吴越，又怎么会有太湖呢？松江与太湖实际上相连，那么知道它是松江就明白了。如果按照薛氏的意思，大概是说庐江、固江在松江旁边，距离震泽较近。然而从钱塘到松江，不过百余里，起初并不遥远，而且大江正在扬州的边界，现在的通州、泰州，是古扬州的边界，正临大江；镇江、江阴也是扬州的辖区。由此可知三江是大江、松江、浙江，毫无疑问。这三江大概是主要的河流，舍弃它们不谈，却只选取庐江、固江，道理上必定不通。三江既然流入大海，那么震泽自然就会安定。三江之中，有一条没有流入大海，震泽也就无法安定，所以必须等到三江都流入大海，然后震泽才开始安定。大禹治水，大体上先治理东南，然后才轮到西北。只有冀州是帝都所在，所以特别先治理。其实最先开始治理的，是兖州。因为天向西北倾斜，地不满东南，东南的土地最为低洼。下游不先治理，那么上游的水倾泻而下，下游没有地方容纳。只有先疏通下游，然后上游的水才开始有地方容纳。况且兖州的黄河水患，灾害尤其严重，说“经过十三年才统一”，可见为什么特别先在这里开始治理。大禹能够治水，只因为他的规划先确定了。看敷土的话，足以看出他的规划，哪个为先，哪个为后，哪个为缓，哪个为急。规划先在胸中确定，所以体现在行动上，都是他预先确定的规划。先治理东南，然后治理西北，这大概是大禹的规划。所以兖、青、徐、扬既已治理，才轮到荆、豫、梁、雍。不只是治水如此，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先做什么事？其次做什么事？再其次做什么事？最后做什么事？都有预先确定的计划，这就是所谓的规划。规划不确立，能在天下有所作为吗？所以大禹治水，所谓能成就万世永远依赖的功业，是因为他有这个规划。这一州下下的田地，非常不好，大概也是因为处于下游的缘故。田地既不好，所以赋税也只是下上上错。然而在现在，那里的田地极高，大概这是大禹当时所确定的，后来水日益深，田地日益高，所以到现在扬州的田地最为上等，即使是贡赋，也只是当时所确定的，后来未必不变。东莱吕氏说：“大禹正当水患刚刚平定之时，人工尚未完全修缮，地力尚未完全开垦，制定贡赋的定法，虽然人口众多土地开垦，赋税也不增加。”他的话确实美好，然而恐怕未必都如此。如果后来人口众多土地开垦，所产出的既多，从而稍微增加一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大禹当时所确定的，大体上都轻。田地是下下而赋税是下上上错，大概因为那里的土壤是涂泥，那么适宜种稻，所以田地虽然低但赋税自然稍好。读《禹贡》一篇，应当看先王从百姓那里索取的，无非是有用的物品。大禹当时立法之初，真是仔细，在其中比较核查，毫厘必计，所以有所谓上上错的，有所谓下上上错的，有所谓下中三错的，不只一错而至于三错，可见他立法的精妙、用心的仁爱。这就叫做任土作贡。任土作贡，这句话只有唐、虞、三代如此，后世从百姓那里索取，不根据土地情况的很多。厥包橘柚锡贡的意思，尤其足以看出圣人的心意。大概必定是有用的物品所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让他们常贡。如果是不常用的，必定等待赐命，然后才开始进贡。如橘柚，如磬错，如大龟，都必定等待赐命，确实因为不常用而让他们常贡，这是重重地困苦我们的百姓，圣人怎么忍心这样做呢？由此看出圣人没有一丝一毫妄取于民。如“厥贡惟土五色”，以及所谓的“锡贡”，这些地方都足以深深看出圣人的心意。《禹贡》一篇有三件事，赋是一，贡是一，篚是一。它从天下索取的，不过这三类。赋也有两类，田赋是一，兵赋是一。古代什一之法，八家都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以其十分之一归于公上，这是田

译这是赋税。兵役赋税也包含在其中，比如所说的“甸服地区出长毂一辆”，这就是兵役赋税。古代是依据井田制来征发军赋的。孔子对仲由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那里的赋税。”由此可见，兵役也被称为赋。之所以称为赋，大概是因为从上面颁布政令，向下面征收。除了赋之外，还有贡，都是根据土地所出产的东西来征收。至于那些轻细珍贵的物品，则用箱子和篚器来盛装进献。先王向百姓征收的大致不过这三种罢了。然而这些都是从下面进贡到上面，所以总称为《禹贡》。孟子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大禹的制度，大概是贡法。孟子之所以区分贡法和助法的优劣，是因为贡法和助法本来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但是贡法只规定固定的额度，丰收之年粮食堆积如山，征收的也不增加；荒年田地荒芜收成不足，征收的也不减少，所以在荒年百姓难以缴纳。如果是助法，丰收之年多征，荒年少征，有余和不足可以相互弥补，因此百姓不会叫苦。总之，三代圣人的制度，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所以说：“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禹贡》中只有三个州提到草木，而其他州都不提，大概是因为东南地区地势低洼潮湿，自然草木茂盛；西北地区草木自然稀少，所以只列举最盛行的来说，难道其他州都没有草木吗？就像所说的“那里的土壤是白壤”之类，难道这一州的土壤纯粹都是这一种颜色吗？也是只列举其主要的来说罢了。现在几十里之外，土色就不同了，哪里有一个州如此广阔，而土壤只有一种颜色呢？像“那里的田地是中下等”之类，也是只列举其主要的。现在所说的下下等田地，其中自然也有上上等的田地，也未可知，只是比较起来，大致属于下下等罢了。求学的人必须灵活看待，不可拘泥于所说的话，就把它当作定论。读书要知道灵活的方法，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厥篚织贝”，贝，是一种水生昆虫，用多种花卉编织成花纹，看起来像贝一样，《诗经》中所说的“贝锦”就是这种。

译荆州的范围，西起荆山，南到衡山的南面。长江和汉水像诸侯朝见天子一样，浩浩荡荡地流入大海。九江的水势非常盛大，沱水和濳水已经疏通河道，云泽和梦泽的土地得以治理。那里的土壤是黑泥，田地属于下中等，赋税等级为上下等。进贡的物品有羽毛、象牙、皮革，还有金、银、铜三种金属，杶木、榦木、栝木、柏木，砺石、砥石、砮石、丹砂，以及箘竹、簵竹、楛木，这三个地方的特产都以其著名而进贡。用筐包裹菁茅，用竹筐盛放青丝、浅红色丝织品、玉器和丝带，九江进献大龟。船只从长江、沱水、濳水、汉水航行，越过洛水，到达南河。

北边依靠荆山，南边到达衡山的南面，这是荆州的疆界。长江发源于岷山，汉水原本是漾水，到了荆州才称为汉水，与长江并行流入大海。《左传》说“楚国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项羽将沛公迁往蜀地，立为汉王，这就清楚地表明漾水流到荆州才称为汉水。“朝宗于海”，就像春季朝见、夏季宗庙祭祀的意思。前面说“灉水和沮水汇合”，这里说“长江和汉水朝宗于海”，说“汇合”，说“朝宗”，都寄托了人事的含义，意思是长江和汉水流入大海，就像诸侯朝见天子一样。“朝宗”二字也有深意，大概因为荆楚地区有溪山阻隔，风俗轻浮剽悍，所谓国家有道则后归服，国家无道则先叛乱，其中的诸侯国容易产生不敬顺之心，所以圣人在这里示以警戒，好像说水尚且能尊崇大海，侍奉天子的人应当如何呢？关于九江的说法非常多，现在也难以考证，但大禹到这里才开始将水分流为九条。兖州的九河，荆州的九江，这是大禹治水的精妙之处。黄河从龙门直冲兖州，长江从岷山直达荆州，水势非常猛烈，力量非常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所以只能多分派支流来削弱水势，这不是大禹就不能领悟这个道理。天下的河流，除了海之外，只有长江和黄河造成的祸患最严重。长江和黄河既已治理，其他的就不难治理了。所谓的九河九江，虽然是水流冲击自然形成的沟壑，但也是人力参与其中，不仅仅这一方面。大体上大禹治水，既顺应自然，也参入人力。天下的土地，高的为山陵，平的为平地，其次就是水居住的地方，有多少水就有多少地方容纳它。但在洪水泛滥时，水都不回归原来的河道，大禹治水，怎么能凭私意去做呢？大概是顺应自然，引导它回归原来的河道。虽然顺应自然，但也需要人力发挥作用。所以能恢复原状，还是需要人力去做，所以称为治水。“治”字，就是人力参与其中。参入人力，也只是顺应自然，所谓“水在地中流动”就是这个意思。“殷”解释为“中”，也解释为“正”。当洪水泛滥时，水不得其正太严重了，所以到这里才开始得其正。九江非常盛大，那么沱水和濳水自然顺道。水从汉水流出的是濳水，岷山导引长江向东别出的是沱水，沱水既然是长江的支流，那么濳水出自汉水就明白了。长江和汉水既已流入大海，何况从长江流出的呢？这就是沱水、濳水已经疏通的原因。云梦，是两个沼泽的名字。《春秋》有“楚子在江南的梦泽打猎”和“进入云中的……”的说法，那么云梦的区别就是这样，说“云土梦作乂”，在中间加上“土”字，就像“厥篚〇纤缟”在中间加上“纤”字，这是写作的方法。其实云梦的土地都可以治理。有人说云泽低洼只见到土，梦泽高所以可以治理，虽然似乎有理，但未必如此。《尚书》古本是“云梦土作又”，本朝得到石经作“云土梦作乂”，所以改正了它。〇、荆州的土地都是黑泥，而荆州的田地高出一等，赋税又排第三，大概〇州地势低洼而荆州稍高。后来水日益加深，地日益增高，田地更加肥沃，但在当时赋税也已经很高。土壤是黑泥，那么适宜其赋税高。只有箘竹、簵竹、楛木这三个地方进贡它们的名称，箘竹、簵竹是美竹，楛木适合做箭杆。有人说这些不是常用之物，不让他们常贡，只是条列名称进贡，想要用时就取用。这个说法虽然可信，但未必如此。弓箭的锋利用来威慑天下，武备是国家一天也不能缺少的。如果它们真的适合做箭杆，圣人应该更加重视，怎么会反而认为可以缓一缓呢？孔氏说它们的名称天下称善，只从这个说法意义却更深。天下的物品固然处处都有，但只有一处名称著名的，这必然比其他地方更加美好，所以圣人根据名称著名的取用。箘竹、簵竹、楛木三样虽然是荆州所产，但只有其中三个地方在天下著名，所以只有这三个地方进贡。

荆州和黄河之间是豫州，伊水、洛水、瀍水、涧水已经流入黄河，荥波已经蓄水。疏导菏泽，覆盖孟猪。那里的土壤是黄土，下等的土地是坟垆。田地属于中上等，赋税交错为上中等。进贡的物品有漆、麻、细葛布、苎麻，竹筐里盛放细丝和丝絮，进献的有磬和磨石。船只从洛水航行，到达黄河。西南到荆山，北边直到黄河，这是豫州的疆界。疏导菏泽，覆盖孟猪。菏泽、孟猪，是两个沼泽。菏泽的水不能全部容纳，而孟猪的沼泽还有可以容纳的地方，所以疏导菏泽的余波而覆盖在孟猪上。这是大禹治水的精妙之处，不认为两水不能相杂，而将余水分到其他地方，可见他通达权变如此。大禹之所以能治水，正是因为他不固执一端，变化无穷。现在的人只知道大禹行其所无事，不知道所谓行其所无事，难道是任其自然的意思吗？其间固然也有人力为之，只是同归于行其

译不过是顺应自然、不妄加干预罢了。大概是指冷静地观察义理中本然的状态，遵循道理去行动，不曾夹杂丝毫私意，这就是所谓的“行其所无事”。江河分流为九条，菏水漫溢至孟猪泽，以至于龙门被开凿，这些都是顺应自然、不妄加干预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道理上应当分流，道理上应当漫溢，道理上应当开凿，顺应这些道理而行而不掺杂私意，这难道不是“无事”吗？所以，舜的无为而治，禹的顺应自然，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完全听任自然。而是遵循这道理的正道，不曾妄加作为，不曾生事端，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治，所谓的顺应自然罢了。那里的土壤是壤土，下面的土壤是坟土和垆土。壤土意味着土壤肥沃，而下面的土壤又是坟土和垆土。坟，是隆起的意思；垆，是疏松的意思。土壤疏松适宜种植，这就是为什么田地既属于中上等，赋税又较高的原因。孔子编订《尚书》，用“任土”二字来评判禹制定的制度，大概只有禹才配得上这两个字。贡品中有细绢和绵絮，纩，就是绵絮。有蚕桑就有绵絮，到处都有，但进贡的唯独是豫州。贡品中有织贝，这也是到处都有的，但进贡的唯独是某州。大致上，每州进贡的物品，都是到处都有的，但只让一个州进贡，其余州都不进贡。大概一定是因为那里的土地物产丰富，用之不竭，才让它进贡。如果不是那里的特产，或者虽然是特产但获取困难，就不让它进贡。这就叫做“任土”，难道有丝毫强迫百姓的意思吗！如果像后世那样，不论土地是否适宜，到处都要许多物品，这里要绵絮，那里要绢帛，这里要金子，何曾问过这个州有没有呢？唉！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人，是多么幸运！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的人，是多么不幸啊！

译华阳、黑水之间是梁州。岷山、嶓冢山已经可以种植作物，沱水、潜水的河道已经疏通。蔡山、蒙山的水患已经平定，和夷地区已经取得治理成效。那里的土壤是青黑色的，田地等级是下上等，赋税等级是下中等，且三种等级交错分布。进贡的物品有美玉、铁、银、镂金、石砮、磬石、熊、罴、狐狸皮、织成的兽皮。从西倾山沿着桓水而来，乘船浮于潜水，越过沔水，进入渭水，横渡黄河。

东面依靠华山南面，西面以黑水为界，这是梁州的疆域。岷山疏导江水，向东分流形成沱水；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形成汉水。岷山、嶓冢山，大概是长江和汉水的源头。所谓“既艺”，是指可以种植作物。其他州都先说河流湖泊，而这一州唯独先说这两座山，正是因为水的源头在这里，治理水患应当先治理源头，就像治病应当先治根本一样。说岷山、嶓冢山已经可以种植，那么长江、汉水的治理就隐含在其中了。水从长江分出形成沱水，从汉水分出形成潜水。长江、汉水既然已经治理好，何况从长江、汉水分出的支流呢？难怪沱水、潜水都顺其道而行。蔡山、蒙山，是两座山。旅，是祭祀山神的名称。旅平，是说水患已经平定而举行祭祀以庆贺平安。九州都有山，现在只有岷山、嶓冢山说“既艺”，而蔡山、蒙山、荆山、岐山说“旅”，其他州都不这样说，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大禹制定贡赋的方法。水患既已平定，九州的群山都可以种植，都可以举行旅祭。只是其他州地形低洼的地方还不是很适宜种植，只有蒙山、羽山、岷山、嶓冢山确实可以种植，所以这两座山独说‘艺’。至于蔡山、蒙山、荆山、岐山地形最高的地方，比其他州更加治理得彻底，所以这两座山独说‘旅’。除了蒙山、羽山、岷山、嶓冢山之外，不能说是‘艺’；除了蔡山、蒙山、荆山、岐山之外，不能说是‘旅’，都有深浅程度的区别。写书的方法就是这样，实际上九州的群山没有不举行旅祭的。”和夷地区取得治理成效，是说和夷之地都可以耕作，都可以种植作物，所以称为“底绩”。从西倾山沿着桓水而来，乘船浮于潜水，越过沔水，进入渭水，横渡黄河，这是梁州通往帝都的道路。从西倾山沿着桓水而来，乘船浮于潜水。潜水不通往渭水，所以从潜水舍船陆行到沔水，从沔水进入渭水。凡是舍船陆行都叫“逾”，“逾于洛”就是这样。横渡水流叫“乱”。大概大禹治水，既顺应自然，又结合人为努力。况且天下的水，岂能都通行无阻？其中必有隔断的地方，四周可以迂回而行，就引导水流到四周；如果迂回不可行，而隔断不远，也只能开凿使之连通。根据道理推断，应当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人为努力。但如果隔断太远，就不勉强连通，所以有舍船陆行的地方。

黑水、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已经向西流，泾水汇入渭水北岸，漆水、沮水已经顺从，沣水与之汇合。荆山、岐山已经举行旅祭，终南山、惇物山，直到鸟鼠山。原野和低地已经取得治理成效，直到猪野。三危山已经安居，三苗部族已经井然有序。那里的土壤是黄壤，田地等级是上上等，赋税等级是中下等。进贡的物品只有美玉、琳玉、琅玕。乘船浮于积石山，到达龙门、西河，在渭水北岸汇合。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各部已经有序。

西面以黑水为界，东面以黄河为界，这是雍州的疆域。大禹治水，都先治理大的，再治理小的。这一州的弱水本来不是极大，却唯独先治理它，是因为它不能承载船只，危害不小，按法应当先治理它。养生的人务必去除疾病，治国的人务必去除小人。既然成为百姓的危害，治理它岂能稍有迟缓？水本来向东流，现在不顺其本性，决开堤坝让它向西流，大概是不让它在中国境内泛滥。合黎山、流沙，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果只顺从水的本性，任其向东注入，岂能消除天下的危害吗？看“既西”二字，猜想大禹当时必定开辟了一条道路，逆着水流决开堤坝，这就是顺势而为，是理之所当然。泾水、渭水两条水最大，泾水浊渭水清，并流而不相混杂。属，是到达的意思。汭，是水的北岸。泾水流入渭水。泾水、渭水既已治理，那么漆水、沮水“既从”，是顺从渭水；沣水“攸同”，是与渭水汇合。大禹治水的大概原则，都是先治理大的，小的自然顺从，所谓“九河已经疏通，雷夏已经成为沼泽，灉水、沮水汇合”就是这样。雍州的水，泾水、渭水最大，先治理弱水，是为了先消除其危害。荆山、岐山说“既旅”，那么终南山、惇物山、鸟鼠山都可以旅祭了；原野和低地说“底绩”，那么猪野也底绩了。举出上面的，下面的自然可知。三危山已经安居，是说都可以居住。舜将三苗流放至三危，洪水既已治理，圣人给他们安排住处，使他们都有次序而不混乱，所以说“三苗丕叙”。田地等级是上上等，田地很高了，而赋税等级只是中下等，为什么呢？大概这一州地形最高，而且土壤是黄壤，得到土的正色，所以田地等级高于赋税等级。但也因为地形高，不宜种植，所以赋税等级低于田地等级。大致东南地区，赋税多胜过田地等级；西北地区，田地虽然高而赋税不及。所以冀州的田地是下下等，而赋税是下上上等交错；荆州的田地是下中等，而赋税是上上等。因为土壤是涂泥，适宜种稻，赋税自然高。至于雍州田地这样高，赋税也这样低，大概北方土重水急，性质不宜种稻，那么所产自然微薄。至今北方物产土壤适宜性，不如东南，所以说天下大计仰赖东南，又认为东南是财赋的渊薮。现在东南可以立国，正是因为它出产财货。

译昆仑、析支、渠搜这三个国家都进贡织成的兽皮。西戎已经安顿有序，这就是“三苗也已安顿有序”的意思。上古时期有九州之戎，都处在险要阻隔的地方，那里的土地无法划分成井田，那里的百姓无法编组为比、闾、族、党，于是就用治理戎人的法则来管理他们。这并非像后世那样，把异国才称为戎狄。如今阅读《禹贡》，看到“嵎夷已经大致治理，西戎也已安顿有序”的话，就知道不只是近处的百姓得到治理，即使是戎夷也没有不被治理的；看到“那里的草长得茂盛，那里的树长得高大”以及“阳鸟在那里栖息”的话，就知道不只是百姓得到治理，即使是草木鸟兽也没有不蒙受恩泽的。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巨大功绩的原因。《禹贡》中关于九州的记载，大抵是互相阐明的。九州都有草木，却只在三个州中提及；九州都可以开辟道路，却只在两个州中提及。像这类情况，都是举出一例来显示其余的情况。

译疏导岍山和岐山，到达荆山，跨越黄河。经过壶口、雷首山，到达太岳山。经过厎柱山、析城山，到达王屋山。经过太行山、恒山，到达碣石山，流入大海。经过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到达太华山。经过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到达陪尾山。疏导嶓冢山到达荆山。经过内方山，到达大别山。从岷山南面，到达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

这是记载《禹贡》中疏导山脉跨越黄河的情况，有两种说法。无垢张氏认为是山势的跨越，东莱吕氏认为疏导山脉则疏导水流也包含在内，此前可见大禹识变通之处。他不以大的为先，而以对百姓危害大的为先，这种通达权变、不拘泥于一端的做法，岂是浅薄智慧所能窥测的呢！

疏导弱水到达合黎山，余下的水流进入流沙。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山，流入南海。

这是记载大禹疏导河流的情况。天下的水，除了海之外，哪有比江河更大的呢？疏导河流应当以江河为首。然而先疏导弱水和黑水，是因为弱水不能承载物体，黑水善于污染物体，危害不小，所以先疏导它们。黑水的危害尤其大，因此又疏导黑水使其流入大海。其间有应当开凿的地方，人力也参与其中，但大致是顺应地势。必须知道它是顺应地势，那么孟子所说的“行其所无事”的意思，就可以明白了。大凡水的本性不可与之相争，后世治水的人只知道修筑堤防，却不知道堤防一旦决口，就必然泛滥。汉代黄河在瓠子决口，淹没十六个郡县，这就是堤防的危害。

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山，向南到达华阴山，向东到达厎柱山，又向东到达孟津，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达大伾山，向北经过洚水，到达大陆泽，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流，汇合成逆河，流入大海【案：袁氏此条解释在《永乐大典》原缺】

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岷山疏导长江，向东分出支流为沱水，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迂回向北，汇合于汇泽，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又向东到达菏水，又向东北汇合于汶水，又向北向东流入大海。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向东汇合于泗水、沂水，向东流入大海。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开始，向东汇合于沣水，又向东汇合于泾水，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向东北汇合于涧水、瀍水，又向东汇合于伊水，又向东北流入黄河。汉水就是漾水，既然叫漾，又叫汉，又成为沧浪，向东汇聚成泽又成为彭蠡，本来只是一道水，因为所到的地方不同而给它不同的名称罢了。如沇水又成为济，又成为荥，也是如此。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淮水发源于桐柏山，所以如此。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开始，也是渭水发源于这两座山，所以如此。学者读书不可没有疑问，所谓疑问，不是只在个别句子上怀疑，应当怀疑其大的方面。如看《禹贡》叙述九州完毕后，为什么在后面叙述疏导山脉？既然叙述了疏导山脉，为什么又在后面叙述疏导水流？几乎像是多余的话，能这样怀疑，所怀疑的就大了，这样读书才刚开始开阔。大抵《禹贡》有三部分：九州应当逐州理解，疏导河流又应当总体理解，既然理解疏导河流，又应当理解疏导山脉。只逐州理解而不总体理解疏导河流，是不行的；只理解疏导河流而不逐州理解，也是不行的；既然逐州理解，又总体理解疏导河流而不理解疏导山脉，也是不行的。孔子编撰《尚书》选取“随山”二字，其意很深。如果高山不固定，不认识天下的大势，怎么能治水？怎么能成就万世永远依赖的功业？鲧不是不用力于治水，然而功绩没有成功，只因为在这种地方不明白的缘故。

九州所同》，四方低湿之地已经安居，九山砍伐草木设置祭坛以旅祭，九川疏通源头，九泽已经修筑堤防。这是说成功之后，说：“九州攸同”，同归于治理。兖州经过十三年才同，到第十三年，九州都治理好了，所以称为攸同。四隩旣宅，低湿之地称为隩，说虽然低湿之地水患已经平息，都可以居住了。前面也偶尔有说宅的，如“三危旣宅”之类，到这里则不仅高处可以居住，四方之内低湿之处都可以居住了。九山刋旅，说砍伐草木，设置祭坛以旅祭。前面也偶尔有说旅的，如“蔡蒙旅平”、“荆岐旣旅”之类，到这里则不仅这两州的可以旅祭，九州的都可以旅祭了。疏通水所从出的地方称为涤源，水各自有源头。凡疏导河流所从出的地方，所谓嶓冢疏导漾水、岷山疏导长江，都是大的罢了。天下的水何止这几件？所以每一疏导河流各有源头，如冀州覃怀、衡漳，这两水自有源头。称为九川涤源，则不仅大的疏通，九州的河流其源头没有不疏通的。水的堤防称为陂。彭蠡旣猪，大野旣猪，如此之类都是泽，然而未必九州都如此。至于九泽旣陂，则九州的泽没有不修筑堤防的。这是记载其成功之后，天下的水都归于治理了。

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财

译制定赋税，根据上、中、下三等土地的状况来征收赋税，以成就王国的赋税体系，赐予土地和姓氏。

译当洪水造成灾害时，道路堵塞不通，往来也非常不便。等到水患治理好了，因此四方诸侯都聚集在京城。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原本都没有得到整治。水患既已治理，那么六府就都得到很好的整治了。所谓“庶土交正”，是指将九州的土地相互比较，从而确定其高低等级。“厎慎财赋”，是说其谨慎。在“财赋”之下加一个“慎”字，大概是形容圣人征收民赋时不敢丝毫怠慢的样子。他们斟酌损益，秤量比较，没有毫厘之差，所以说“厎慎”。“厎慎”二字，其中包含无穷的意义，作书的人无法详尽说明，所以只写下这两个字，让后人自己去思考体会。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只希望财赋充沛，国家用度充足，只怕向百姓征收的不多，哪里曾经做到谨慎呢？看“厎慎”二字，可以看出先王向百姓征收赋税的做法，与后世大不相同。想要认识圣人的用心，从这里观察就看得很清楚了。正因为谨慎，所以能够根据土地情况征税。三壤，即上、中、下三等，依据这三等土地在中国制定赋税。古代的赋税只涉及中国，〇孔子说：“五种政令所施加，七种赋税所供养，处于天地之中的称为中国。”英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夷狄都来归顺，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地方特产。四夷国家所谓的进献方物，固然也有，但贡品不是固定的赋税，赋税则是每年的定额。所谓“锡土姓”，就是所说的“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地赐予姓氏”。古代有姓氏的人很少，黄帝的儿子二十五人，得到姓氏的只有十四人，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赐予土地，根据他们的出身赐予姓氏，使他们明显区别于众人，这也是古人表彰区别的方法。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台德先，是敬重自己的德行并以此为先。不距朕行，是天下没有人违背我的行为。禹治理水患，岂是一手一足的力量？也是众人辅助才完成的。人们之所以协力辅助，没有人违背我的行为，是因为我敬重自己的德行并以此为先。“祗台德先”，这一句是《禹贡》全篇的根本，之所以能够成功，都根源于德行。自古圣人在天下建立大功业，没有不根源于德行的。德行在于善政，政令在于养育百姓，根本在于心术的精微防范，体现在亲身实践，这样之后建立的天下大功业，都是根本所〇出的。后世君主即使有些小功业，都不从根本出发。唐太宗一时的治绩显著，并非没有功劳，但未必都出于德行。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功劳并非不美好，但孔子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羞于提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从外表做，而不是从根本生发出来的。《禹贡》全篇，只是许多事迹，至于其根本，却在这句话上。况且禹当时治水，必然依赖众人的辅助力量，如果只不修德行，自己未治理好，那么凭什么使人呢？就像谨慎财赋，没有德行的人怎么能做到呢？所以禹能够治水，能够制定赋税，能够使众人尽心竭力，都根源在于德行。什么是德行？《礼记》有记载：“德者，得也。礼乐都得到，称为有德。”又说：“德，是得于自身的。”孟子说：“圣人先得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德字就是得字。况且仁义礼智，人人都有，贤者能不丧失，称为有德；如果丧失而不存，就像无德一样，我没有得于自身。有德行的人，他的心至明，没有一丝私意。况且禹治水，千变万化，不可揣测，不曾拘泥于一种方法，没有德行怎么能做到呢？只有德行充满，心地清明，所以变化无方，该开凿就开凿，该疏导就疏导，该先就先，该后就后，顺应天理的自然，做该做的事，而没有丝毫私意夹杂其中，没有根本的人能这样吗？唉！学者只看到《禹贡》所记载的，不过是事迹罢了，谁知道大本大原在于此呢？有了这一句，所以有《禹贡》全篇，所以说这一句是《禹贡》全篇的根本。读二帝三王的书，无不如此。《臯陶谟》全篇，所说的是知人、安民两件事，然而兢兢业业，则是知人、安民的根本。没有舍弃根本而能成事的。《禹贡》全篇，是禹自己所作，所以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说台、说朕，都是自称。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为天子治理田地称为甸，说赋，是因为这就是常赋。甸服的赋税输送到中都，其他的则各自在侯国缴纳。因为百里之地近，禾藁都进入，所以称为纳总；二百里则输送禾穗，所以称为纳铚。铚，是收割禾苗的工具，说铚就表示禾穗都缴纳了。秸，是藁。有壳的称为粟，无壳的称为米，都是根据远近来制定制度的。虽然如此，三百里为近，四百里、五百里为远，近的缴纳粟米，远的缴纳藁秸，正合适。现在如果交换，岂不是颠倒了吗？说：“这就是圣人称物平施的原因。”因为粟米虽然贵重但运输省力，藁秸虽然便宜但运输非常劳累，既然运输非常劳累

译那么，怎么可以要求远方的人承担呢？所以先王在这里权衡轻重，让三百里内的地区缴纳秸秆，虽然看似本末倒置，却正是为了达到均平，这也是圣人通达权变的地方。如果不懂得通达权变，认为粟米应当由近处缴纳，秸秆应当由远处输送，岂不是会严重祸害我们的百姓吗？先王谨慎处理财赋，他所进行的称量计算，都能深切体察他人的心意。只看这里，先王处理事情细致曲折到了这种程度。秸秆，注家说用来喂养国家的马匹，虽然用途不尽相同，但大体上主要是为了养马。由此可以看出，先王供给中都，凡是天子自己供养的，以及百官有司的俸禄，都不超出五百里范围，没有后世漕运的劳苦了。

译五百里侯服，其中百里为采地，二百里为男邦，三百里为诸侯。

公、侯、伯、子、男，是五等诸侯的爵位。这里不提及公与子，只说侯服，大概是因为古代上公极少，除了两位先王的后裔被封为上公外，其他都是侯。成周时期，被称为公的，如宋公、虢公，不过几个人罢了。从侯以下，都统称为侯，提到侯便连带涉及男邦，这是举出上下两端来包含中间的部分。百里采地，所谓“采”，是指采地不封建诸侯，而是让管理者治理，缴纳贡赋，这就是所说的“都鄙听从其主”。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这两百里各自不同。从百里开始是采地，再向外百里是男邦，其外三百里则都是诸侯。采地虽然不封建诸侯，但也各自有主人，各有疆界。男邦是小国，所以设在二百里内，使其靠近天子。大概是因为如果让它们处在远处，明君在上，固然不足忧虑；但如果处于世道衰微之际，它们必然无法立足，所以先王将它们安置在近地，其余的诸侯则在外。

五百里绥服，其中三百里推行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以保卫。

内三百里推行文教，外二百里奋起武备以保卫。合起来说是五百里。文教出自朝廷，需要揣度衡量后施行，因为先后缓急各有适宜之处，不可不加以揣度衡量。绥服距离王畿逐渐变远，武备不可不修习，所以奋起武备来保卫中原。

五百里要服，其中三百里是夷，二百里是蔡。五百里荒服，其中三百里是蛮，二百里是流。

所谓夷、蔡、蛮、流，都只是名称罢了，难以用常理贯通。看这一段，五百里是甸服，又五百里是侯服，五百里是绥服，总共是一千五百里。从一千五百里之外，便是要服和荒服，不再纯粹用中原之道来治理，称之为要荒，可见“要”是约束的意思，“荒”是简略的意思。由此可知先王所治理的范围不超过一千五百里之内，一千五百里以外，先王不直接治理，并非不治理，而是详细治理内部，这才是治理的方法。天下哪有腹心安定而手足不安定的呢？先王的治理，只在腹心上用心，不从事于四肢百体。为什么呢？眼睛不能同时看两样东西而明亮，耳朵不能同时听两样声音而聪慧，即使是圣人，其才力本来也是有限的。我只详细治理内部，内部治理修举，那么远方的人尚且尊敬不暇，怎敢萌生侵扰中原的念头？这难道不是治理的方法吗？如果只求详细治理外部，则必然简略内部，纲纪不振，政事不举，贤人不用，人民不安，远方的人必然有轻侮之心，这难道是治理的方法吗？所以先王并非故意区分远近，大概是揣度形势不能普遍顾及，就只把精神用在内部，树立标准，使他们有所效法，通过观感而教化。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不是先王的治理之道。汉武帝讨伐匈奴，唐太宗讨伐高丽，都耗尽中原之力去侍奉远方夷狄，中原内部疲敝而远方夷狄终究不可征服。由此看来，先王所治理的范围不超过一千五百里之内，其考虑是多么深远啊！

向东延伸到海边，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以及声教所及，直到四海。大禹赐予黑圭，报告他的成功。

东西都指明了所指之处，而南北唯独没有指明，大概是因为天下地势东西狭窄而南北狭长，所以北方和南方无法指明具体所指。说北方和南方以及声教所及，那么向东延伸到海边，是声教所浸润的地方；向西覆盖到流沙，是声教所覆盖的地方。在下面总括而言。北方和南方虽然没有固定所指，但大致到达四海了，所以说直到四海。看这里就知道先王所治理的范围虽然很近，但其声教所及却非常遥远。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不尊亲的，声教哪里不被覆盖呢？只是不像中原治理得那样详细罢了。大禹赐予黑圭，报告他的成功。治水的功业已经完成，所以向天帝报告成功。这篇是报告成功的文献，所以知道是大禹自己所作。其中固然不全是禹的话语，但大致是大禹所作的。《尚书》往往都是如此。比如伊尹作《太甲》三篇，其中所说的“王惟庸罔念闻”“王未克变”，难道也是伊尹的话吗？而大致是伊尹所作的。武王誓师的文章，其中固然有史官的辞令，而大致是武王所作的。《禹贡》也是这样。〇，黑色。大概是因为大禹报告治水成功，水属于北方，其颜色又是黑色，所以用黑圭。锡，如同“师锡帝”的锡，自上赐下、自下赐上，都通用。学者读《禹贡》一篇，看所说的“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刋旅，九川涤源，九泽旣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又看所说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声教，讫于四海”，应当思考后世的人想做毫发之事尚且不能，而禹却成就如此大功，与天地并其长久。在当时广大若此，而万世永赖，又且至于无穷。他人为什么不能，而禹为什么独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成为圣人。

启与有扈在甘的郊野作战，作《甘誓》

天子有征伐而没有战争，启是君主，有扈是臣子。君臣以至于互相作战，是德行的衰微。舜命令禹征

译对于苗族，只是征讨罢了，未曾听说苗族敢与天子抗衡。如今竟然发展到交战的地步，这是有扈氏敢与启抗衡，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译《甘誓》

在甘地举行大战，于是召集六位卿士。

解说的人认为这六位卿士不是王朝的六位卿士，而是大夫；如果说他们是王朝的六位卿士，那么太宰以下就不应该隶属于大司马了。这大概是不深入了解《周礼》而胡乱做出的解说。所谓的六位卿士，就是王朝的六位卿士。平时无事时，太宰固然尊贵，大司马固然卑微；至于行军用兵时，权力在大司马，所以即使是太宰也隶属于他。《周礼》中的六位卿士都是这样：大司宗掌管礼仪，凡是属于礼仪的事都由大司宗主持；大司徒掌管教化，凡是属于教化的事都由大司徒主持；大司马掌管军事，那么在用兵的时候，即使是太宰也一定听从大司马的命令。只要看大司宗“凡朝觐会同，则为上相”，知道朝觐会同以大司宗为上相，就知道用兵以大司马为主，凡是太宰以下都隶属于他，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王朝的六位卿士，就是六乡的大夫。《周礼》注说：“六位卿士在内参与六官的事务，在外兼任六乡的教化”，这话非常恰当。无事时六位卿士分别主管六乡，有急事时调动六乡的百姓作为军队，而六位卿士担任军将，所以说“军将都是命卿”。由此看来，所谓的六位卿士，就是王朝的六位卿士，这是很明显的。

夏王说：“唉！六位卿士，我宣誓告诉你们：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上天因此剿绝他的国命。现在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六位卿士，就是六位卿士。现在看这篇誓师的话，应当结合前后的几篇誓词一起看，又应当看之所以列举有扈氏罪行的话，不出“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两句。这两句话虽然看似宽泛，但所关系到的事情很大。天下万事，哪一件能脱离五行呢？《尧典》一篇，反复叮咛羲和的命令；皋陶陈述谋略，恳切地谈到顺应五辰的话；《洪范》九畴，而五行独居首位。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时期，对于天时非常谨慎，凡是所施行的作为，没有一件事不顺从天时。如果能顺应它，这就叫做抚；违背它而行，这就叫做侮。以一年来说，比如春天属木，夏天属火，在春天就有春天所应当做的事，在夏天就有夏天所应当做的事，都不能紊乱。这只是它的大纲罢了。看《月令》一篇，比如孟春行夏令，孟夏行秋令，灾异随之出现，这难道可以侮慢吗？古代治理极好的时候，阴阳调和，风雨应时，五谷茂盛，众草繁茂，凡是充满天地之间的，没有一丝悖逆之气，这都是顺应五辰所导致的。五行如果不顺，天下事到哪里不失去秩序呢？三者，是天下的正理。上顺天，下顺地，中得人，三者不可舍弃其中任何一个。上不顺乎天道，那么风雨有时应时有时不应时，阴阳有时调和有时不调和，都无人顾念了；下不顺乎地道，那么地利有时兴起有时不兴起，都无人顾念了；中间人道不修，那么风俗的美恶，民生的安危，境内的治乱，一切漠不关心，这就是所谓的怠弃三正。有扈氏的罪行，不过只是威和怠两个字。狠厉威严，不把五行当作事，这就是所谓的威侮；沉溺于怠惰荒废，不把三正当作事，这就是所谓的怠弃。作威以侮慢五行，怠惰以抛弃三正，看这两个字，有扈氏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既然如此刚愎狠厉，又如此苟安怠惰，有这两条罪行，刑罚杀戮怎能不加于他呢？这就是上天剿绝他国命的原因。《礼记》说：“所以上天生养万物，一定依据它的资质而厚待它。所以栽种的培育它，倾斜的颠覆它。”大体上有德行的人，上天虽然想不给他天命，也不可能；没有德行的人，上天虽然想给他天命，也不可能。所谓依据它的资质而厚待它，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读“上天因此剿绝他的国命”这句话，就知道天命的断绝，不是上天的私意，是他们自己断绝的；读“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这句话，就知道今天兴师，也不是我的私意，是上天断绝他。看这些可以认识二帝三王用兵行师的大要了。像二帝三王用兵，才是天讨。后世兴兵，都是贪图他们的土地、贪图他们的人民，何尝一一是有罪的呢？这不是所谓的天讨。一定要使四海之内都说“不是为了富有一天下”，这才是天讨。

左边不攻击左边，你们不恭敬命令；右边不攻击右边，你们不恭敬命令；驾车不是驾驭马的正道，你们不恭敬命令。听从命令，在祖庙受赏；不听从命令，在社坛受戮，我就杀戮你们并牵连你们的妻儿。

古代用车战，驾车的人在中间，拿弓箭的人在左边，王射勇力之士在右边，主要进行刺击。远处就用射，短兵相接就刺击，用兵的事不出这两种。然而居中驾车的人，必须能调停六匹马，不慢不疾，得其正道才可以。应当奔驰时就奔驰，应当驱赶时就驱赶，应当缓慢时就缓慢，应当紧急时就紧急，都不失其正道。如果这样做诡遇，即使侥幸取胜，也不是正道。“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这就叫做正。所谓的正，也不止一端，大抵不失其义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正。古代天子亲自征伐，一定载着迁庙的主牌和社坛而行。听从命令在祖庙受赏，表示不是我的私赏；不听从命令在社坛受戮，表示不是我的私戮。一定要载着迁庙的主牌，是因为迁庙是已经祧迁的庙。如果是未祧迁的庙，也难以移动。迁庙虽然已经祧迁，载着它而行

译这也是为了奉行祖宗的命令。由此可知，古代的祧庙，与汉代儒者所论述的不同。汉代儒者如匡衡、韦元成等人所论述的祧庙，主张全部扫除，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古代的祧庙，在出兵作战时将其载着随行，而在举行祫祭和禘祭时，祧庙的祖先也参与其中，何曾就全部扫除呢？只是关系疏远罢了。社，是土神。不说土神而说社，是因为刑罚属于阴。诛杀并牵连其妻子儿女称为“孥”，解说的人认为诛杀并牵连妻子儿女，不是夏商周三代誓师时的言辞，大概是将他们诛杀后作为奴隶罢了。不知道治理国家与出兵作战，本来就有不同。“惩罚不牵连后代，奖赏延及子孙”，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则；“我就诛杀你并牵连你的妻子儿女”，这是出兵作战的法则。难道没看到《司马法》所说的吗？国家的仪制不能带入军队，军队的仪制不能带入国家。国家的仪制带入军队，那么民众的德行就会软弱；军队的仪制带入国家，那么民众的德行就会混乱。军队的仪制与国家的仪制，截然不同。帝王心存宽厚，至于出兵作战，则严厉肃穆，人们肯效死力，这也是事理上理所当然的。

译五子之歌【案：袁氏此篇解《永乐大典》原阙】

〇征【案：袁氏此篇解《永乐大典》原阙】

<经部,书类,絜斋家塾书钞》>

钦定四库全书

絜斋家塾书钞卷五 宋 袁燮 撰

商书

汤誓【案：袁氏《汤誓》篇解，《永乐大典》原阙】

仲虺之诰【案：袁氏《仲虺之诰》篇解，永乐大典原阙】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说它“黜夏命”，那么已经是革除夏朝天命而建立商朝了。商汤在此时登上天子之位，是可以的，而且又返回亳都，这是为什么呢？这可以看出三代取得天下与后世不同。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天下，是因为天下环绕归向于他们，自己没有丝毫利欲之心。假使我退回到亳都，而人心都归向我，我不得已才登上那个位置；不然，即使终身居住在亳都，我又有什么可求的呢！后世所谓接受禅让的，都是诛杀了他们的君主就立即占据他们的宫室，惶恐不安地只怕天下不归自己所有。仅从“复归于亳”这四个字，便可见出三代取得天下的地方。

汤诰

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

衷的意义与中相同，都只是指人心。天下最中正的，就是人心。这个中，天得到它而成为天，人得到它而成为人，起初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说它“降衷”，那就是在天上的降下来而在百姓中，百姓的衷就是上帝的衷。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怎么不是善的呢？天道降下来而在人身上，起初不曾分开。孟子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所以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只因为看得这个道理分明。成汤大告万方的话首先说这个，所以让万方百姓都知道良心善性是我们本来固有的，都知道我们心中的衷与上帝一样，其警戒人是很恳切的。然而百姓虽然有这个衷，但用来顺从其常性，使他们安于大道的，则有赖于君主。说“若有恒性”，其中实在有事。此心荒废懈怠就不能顺从，贤智隐伏就不能顺从，朝廷没有善政良法美意不能通达于天下，都莫能顺从其常性。必须尽到这几方面，然后才能治理百姓，使他们不失去本性。君主的职责在这里就没有亏缺了。尧舜三代治理天下，都是用来顺从天下人的常性。后世君主知道职责的很少，不知道尊居九重之上，备享四海九州的供奉，极尽天下富贵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想以此保养天下人的本性罢了。所以说若有恒性，能安定大道，这就是君主的职责。所谓“真正聪明的人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所谓“天生百姓而立君主，让他治理百姓，不要使他们失去本性”。君主的职事，除了这个没有更大的了。成汤大告万方的话首先提到这个，正是以君主别无其他职事。学者读这几句，应当知道君主的职责在这里。

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只。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〇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案：袁氏此条解《永乐大典》原阙】

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天命弗僭差，显然如草木焉。草木之栽者，天从而培之；其倾者，天从而覆之。人事为本，天命特因人事如何尔。独以草木言者，其理显然可见，故谓之贲。贲者，昭然分明之谓也。既以草木形容天命，又以兆民形容草木。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主无职事，能安民者，是乃人主之职事也。人主能封殖兆民，犹草木之栽者也，天命亦予之；不能封殖兆民，犹草木之倾者也，天命虽欲予之而不可得。桀不能封殖兆民，所以天覆亡之；汤能封殖兆民，所以天眷佑之。天民之理贯通，知民则知天矣。曰：「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观「俾」之一字，则知成汤能封殖兆民，是以天使之辑宁尔邦家也。

天命不差错，明显得像草木一样。草木中栽种的，天就随之培育它；那些倾斜的，天就随之倾覆它。人事是根本，天命只是根据人事如何罢了。单独用草木来说，是因为其理显然可见，所以称为贲。贲，是昭然分明的意思。既用草木来形容天命，又用百姓来形容草木。只有天爱护百姓，只有君主奉行天意。君主没有职事，能使百姓安定的，这才是君主的职事。君主能养育百姓，就像草木被栽种一样，天命也就给予他；不能养育百姓，就像草木倾斜一样，天命虽然想给予他也不可能。桀不能养育百姓，所以天倾覆灭亡他；汤能养育百姓，所以天眷顾保佑他。天与百姓的道理是贯通的，了解百姓就了解天了。说：“使我一人安定你们的邦国。”看“俾”这个字，就知道成汤能养育百姓，所以天使他安定你们的邦国。

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今日之举，虽因乎天命人心，然亦未知获戾乎上下乎？否乎？方且栗栗危惧，何敢自以为是？此可以观圣人之心。

现在我还不晓得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地恐惧，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今天的举动，虽然是因为天命人心，但也还不晓得是否得罪了天地呢？还是没得罪呢？正战战兢兢地恐惧，怎么敢自以为是呢？由此可以观察圣人的心。

凡我造邦，无从匪〇，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谓之「凢我造邦」，则非独自谓也，天下诸侯昔夏而今商，则造邦自此始矣。邦家新造，其可从匪〇而即慆淫乎？匪〇者，不常也；慆淫者，淫荒、淫虐之类是也。其道可以万世常行者，谓之典。所谓「各守尔典」，不必外求，无从匪〇、无即慆淫，即所谓典

凡是我们要建立的邦国，不要随从非常之道，不要陷入淫乱，各自遵守你们的法度，以承受上天的福佑。说“凡我造邦”，就不是独自说的，天下诸侯从前属于夏朝现在属于商朝，那么建立邦国从此开始了。邦国新建立，怎么可以随从非常之道而陷入淫乱呢？非常，就是不常；淫乱，就是淫荒、淫虐之类。那些可以万世常行的道理，称为典。所谓“各守尔典”，不必向外寻求，不随从非常之道、不陷入淫乱，就是所谓的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