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絜斋家塾书钞》卷十一宋·袁燮撰

译至于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其由来已经很久了。聪明地听取祖先的常训，无论小德大德都归于一。《礼记》说：“小德如川流般普及，大德则敦厚化育。”《论语》说：“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有些出入是可以的。”德固然有小大之分，但到了“惟一”的境界，那么小德大德就都一并完善了。“一”，就是纯粹专一而不改变。小德大德都归于一，那么他不至于沉溺于酒就可以知道了。如果只致力于酒，那么私欲就会纷乱，那“一”在哪里呢？到了“惟一”的境界，自然就不会有沉湎的祸患。所谓的“一”，就是这“臧”字。除了土产之物，没有其他外在的贪慕，这不是“一”又是什么？

译《妹土》篇说，你们要继承先人的基业，做国家的栋梁，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长辈。开始牵车赶牛，远行经商，用来孝敬供养父母。父母因此欢喜，便自洁身心，备办丰盛的食物，以致用酒祭祀。各位士人、官吏以及各位长官、君子，都要认真听取我的教诲！你们若能大力进献恭敬之心，侍奉君主，你们才能饮食醉饱。不仅如此，还要说：“你们若能长久地观察反省，作为考察中正之德的准则。你们若能进献祭品以奉祀祖先，你们才能自我勉励而得以安逸。”这样才确实是君王正事之臣，这也正是上天顺从大德，永远不忘在王室。

这一段有三层意思：从“妹土嗣尔股肱”到“自洗腆致用酒”，是说庶民；从“庶士有正”到“尔乃饮食醉饱”，是说士大夫；从“丕惟曰”到“永不忘在王家”，是说康叔。做百姓的必须竭尽臂膀之力，接续不怠，近则种植黍稷，远则做商贾，用来孝敬供养父母。直到父母都喜悦，然后才可以饮酒。做士大夫的，必须将德行进献给老成之人，作为国中老成之人，以此来侍奉君主，然后才可以饮食醉饱。做康叔的，也必须常自观察反省检点自身，凡有所为，举足动步，都考察中正之德，这样或许才能奉祀，然后才可以安逸。大概人各有职分，子尽本职，则稍自安逸而无害；不然，职分未能尽，而可以只务饮酒吗！做诸侯而能奉祀，也很困难了，必须能保住社稷，然后才能奉祭祀。康叔如果自检其身，至于可以进献祭品奉祀，这才确实是君王正事之臣，上天也将顺从其德，永远不忘在王室。达到如此地步，是何等次第！大概康叔作为诸侯，将要以革除商人沉湎酒色的习俗，必须自律其身才行。自身端正，不命令而行；自身不端正，虽命令也不从。自己都不治理，何以治理他人？

王说：“封，我西土的辅助者，过去的邦君、御事、小子，尚能运用文王的教诲，不厚于酒，所以我直到今天，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

所谓文王诰教小子，不只是庶民的小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子都在其中。凡为小子的，尔〇然后禁，则抵触而不能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自幼而教之，或许容易进入。成汤三风十愆，具训于防士，周家之教国子，都是这个意思。所谓我民迪小子，却是说庶民，使民自训迪其小子。这里所说的御事小子，也是通上下而言的。说我文王昔在西土之时，自邦君、御事至于小子，无往不辅助之。徂者，言其已往也；棐者，辅助也。棐上下通称，惟御事厥棐有恭，是下辅其上也；至于天棐忱辞，则天固辅吾民矣。人生于天地之间，须得上之人辅助，方能有立。孟子举放勋曰：“辅之翼之。”就是这个意思。文王辅助昔之邦君、御事、小子，而当时为邦君、御事、小子者，皆能运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所以我今日所以能受殷之命而有天下者，皆由文王昔日诰教之所致，归其功于文王。夫人主受天之命，其事亦大矣，而周公乃独归之于不腆于酒，周公岂欺我哉！学者于此须当致思，知不腆于酒乃所以克受天命，则知腆于酒者，天命安得不灭绝！故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小而丧一身，大而丧其国，皆由酒之故。盖人只是这一心，此心既昏安能有为？且如人主为天下君，群下之所视效，苟惟酒是务，沉湎不已，丧国亡家，常必由之。周公之言，岂可不鉴！

王说：“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导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况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案此节注永乐大典原阙】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防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民怨弗恤，分明守之，不肯变易。古人兢兢焉求民之无怨，而纣乃保其怨，安得而不亡？厥心疾很者，大凡酣酒之人，自是多疾很。辜在商邑，可见染纣之恶者，只在商邑。惟逸者，言天之所以降丧于殷，只为他安逸之故。

王说：“封，予不

译只有像这样多次告诫。古人有话说：“人不要在水面上照看自己，应当在百姓身上照看自己。”现在只有殷商失去了它的天命，我们难道可以不大大地以此时为鉴，安抚天下吗？

译人们观察水面，只能看到其中的美丑；如果在民众身上观察，却可以看到国家的安危得失。现在殷商失去了它的天命，因此我大大地借鉴殷商的教训。古人都有所借鉴，殷商借鉴夏朝，周朝又借鉴殷商，这就是所说的“借鉴先王的成法”，我只是不能不借鉴罢了。

我说：“你要坚定而谨慎地对待殷商的贤臣、侯、甸、男、卫等诸侯，何况太史、内史这些宾友，以及贤臣和百官。何况那些为你效劳的臣子，无论是地位尊贵的还是地位低下的，何况你的同僚圻父、农父、宏父，何况你要坚决地禁绝饮酒。”

“毖”是敬畏的意思；“劼”是坚定的意思。人不可以没有敬畏之心，而敬畏之心，又贵在坚定。现在人有过失而德行不能进步，都是因为缺乏敬畏的缘故。如果常常能战战兢兢，如同临近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那么心怎么会放纵散漫？德行怎么会不进步？过失怎么会产生？周公用“劼毖”二字告诫康叔，这是教导康叔修身行己最亲切的地方。况且康叔驻守卫国，将要大大改变商人沉湎于酒的习俗，就应当先端正自身；要端正自身，怎么能不常怀敬畏的念头呢？如果真的能敬畏，才会表现出兢兢业业，凛然不敢懈怠的样子，怎么会去沉湎于酒呢？如果不这样，心一放纵，不能约束自身，怎么治理别人呢？那么应当敬畏的是什么？如下面所说的那样。卫国境内，殷商的贤臣大概很多，你难道可以不敬畏吗？你是诸侯之长，担任方伯连帅的职务，凡是侯、甸、男、卫的诸侯，都服从并隶属于你，都注视着你。一旦德行有失，事情有错，他们都会议论你，而内心不服从你。你难道可以不敬畏吗？唉！康叔如果知道责任如此重大，所谓“劼毖”的心，怎么可以忘记呢！况且不仅这样，你的国家还有太史、内史，对你有宾友的情谊。内史在《周礼》中地位很重，由中大夫担任。太史掌管六典、八法、八则，是冢宰的副手。诸侯国也有这些官职，这些都是你的宾友，又怎能不敬畏呢？前面说的殷商贤臣，是指殷商家的贤臣；这里说的贤臣百官，是指卫国的贤臣。也不仅仅是卫国，康叔既然作为诸侯之长，其他国家的贤者也都包括在内。服休，是地位尊贵的臣子；服采，是地位低下的臣子，都是为你效劳的人。圻父、农父、宏父，这是你国家的三卿。圻父负责征伐违抗命令的人，是司马的官职；农父，是司徒的官职；宏父，是司空的官职，都是你的同僚。从贤臣百官、服休服采的臣子，到三卿，也都应当没有不敬畏的。这是周公教导康叔做工夫最深切的地方，从上到下，从小到大，无处不敬。像这样，难道还会有一念放纵吗？古人做工夫真是精密。现在的人读《酒诰》，不过以为周公是教导康叔处置那些沉湎于酒的商民罢了，哪里知道教导康叔做工夫的地方在于这里呢？学者应当潜心玩味探索。“何况你要坚决地禁绝饮酒”，酒，是大欲。天下只有具备刚德的人才能战胜人的欲望，人到了被外物诱惑，心不能驾驭外物，反而被外物驾驭的地步，没有别的，是因为不刚强。坚决禁绝饮酒，这是康叔的职责，康叔如果真的想要坚决禁绝饮酒，能不敬畏吗？只有敬畏才能刚强，刚强就不会被酒所动。虽然如此，所谓的刚，又不是仅仅指外表的勇猛。按剑怒视，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自己，这只是血气罢了。血气的刚强，外表虽然很盛，一旦用声色和纷华盛丽来诱惑，没有不动心的，刚强在哪里呢！

如果有命令说：“聚众饮酒，你不要宽恕，全部逮捕拘禁押送到周，我要杀他们。”又说：“至于殷商那些引导的旧臣和百官，如果沉湎于酒，不要杀他们，姑且教导他们。有这种明白的赏赐，如果不听从我的教导，我一人不体恤不洁净他们的职务，这就等同于杀了他们。”

聚众饮酒的习俗，最不可不治理。因为相聚结成党羽，彼此以血气相尚，只以聚众饮酒为贵，其危害不可胜数。所以不赦免他们，应当逮捕拘禁押送到周，我要杀他们。这也不是最终的办法。如果真的杀，说“我要杀他们”，可见康叔以孟侯的尊贵，生杀大权自己专断，何必押送到周呢？只是说有这样的人，我应当杀他们罢了。又说：“至于殷商那些引导的旧臣和百官，如果沉湎于酒，却不可杀，应当姑且教导他们。”这样才明白享有国家的道理。至于教导他们不从，却等同于杀了他们，这也不是最终的办法。如果真的杀他们，也将用来震慑商人，使他们知道畏惧，他的话不得不这样说罢了。

王说：“封，你应当听取我的告诫，不要让你的治民官员沉湎于酒。”

这本书中多次提到这个“毖”字，“毖”是敬畏的意思。明辨你的职责，使之井然有序，整饬有法度，纲纪修整，这就叫“辩”。你不能明辨你的职责，那么民众都会沉湎于酒了。这是周公告诫康叔，临终时又用这两个字来震慑他，说商民有一人沉湎于酒，都是你身上的责任，那么康叔尽自己的职分应当如何呢？

梓材【案袁氏《梓材》篇解《永乐大典》原阙】

成王在丰邑，想要营建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址，作了《召诰》。

营建洛邑这件事，大概是因为洛邑是天下最中心的地方，向上可以

译顺应天道，向下可以便利四方诸侯前来朝贡。当时实际上并未迁都到洛阳，只是将其作为行都，让天子在其中往来。平时居住在镐京，或者去洛阳会集诸侯，这个想法非常好。唐朝从太宗到明皇之前，建都长安，而在东都洛阳往来，大概是深得周公、召公营建洛阳的遗意。然而周公、召公营建洛阳却没有最终定都洛阳，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洛阳虽然是天下的中心，但论其地理形势，却不如镐京。镐京与关中地区土地相连，关中天下的最险要之地，所谓从这里出兵攻打诸侯，就像站在高屋之上倾倒瓶中的水一样容易。自古建都没有比得上关中的，汉朝和唐朝之所以强盛，只是因为占据了关中这一形势险要之地罢了。只有宋朝定都汴京，地理形势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于是以军队作为险要，而供养军队的祸害不可胜数。到了仁宗末年，国家用度匮乏。英宗即位，已有变革的意图，然而不到四年就去世了。神宗登基，任用王安石辅政，于是新法等事情，都是因为供养军队导致财力不足，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太祖曾经驾临洛阳，看到那里山川壮丽，曾有定都洛阳的想法。如果当时真的定都洛阳，哪里还需要依靠供养军队来作为险要呢？然而当时太祖定都汴京，还有榆塞方田的险要，足以阻挡戎狄骑兵的入侵。后来榆木被全部砍伐，方田也遭到破坏，于是敌人畅通无阻，没有任何禁制了。

译召诰

二月十六日，过了六天是乙未日，成王从镐京出发，到达丰邑。太保召公先于周公勘察宅址。到了三月，初三日丙午，月亮初现。过了三天是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水边，占卜宅址。既然得到了吉兆，就开始规划经营。过了三天是庚戌日，太保率领殷商遗民在洛水北岸整治宫室基址。过了五天是甲寅日，宫室基址建成。第二天是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水，于是全面视察新邑的营建情况。过了三天是丁巳日，在郊外祭祀，用了两头牛。第二天是戊午日，在新邑祭祀社神，用了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过了七天是甲子日，周公早晨用文书命令殷商的诸侯、甸侯、男侯及各国首领。既然已经命令了殷商众人，殷商众人就大力劳作。

周镐京是周朝的京城，文王建都于丰，到武王时迁都于镐京。镐京距离丰邑二十五里，早晨出发傍晚就能到达。丰邑是文王、武王宗庙所在的地方，成王想要营建洛邑，所以来到丰邑，是为了告祭宗庙。古时候做大事一定要占卜。经营，就是规划哪里建朝廷，哪里建市场，宗庙建在哪里，社稷建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经之营之”。攻位，就是整治宫室基址。水北岸叫汭，五天就建成了基址，这就是所谓的“百姓合力整治，不几天就建成”吧？但也不一定房屋都完全建成，只是规模确定罢了。太保负责经营细节，周公只总揽大纲，所以基址建成后，周公特意到洛水视察。在郊外用牲祭祀，是祭天；在新邑祭祀社神，是祭地。庶殷是从妹邦迁到洛邑的殷商遗民，包括侯、甸、男等邦国的首领。大概古时候王朝做大事，诸侯国都派人来协助服役。周公用文书命令庶殷，庶殷就鼓舞踊跃地奔赴工程，所以称为“丕作”。说庶殷都“丕作”，那么周人就更不用说了。像前面所说的“太保率领庶殷在洛水北岸整治基址”，都是举殷商来代表周人。那些来自妹土的百姓，周朝一下子把他们迁到洛邑，让他们离开家乡，远离祖坟，刚来到新邑，凡是房屋、器具之类都不方便适宜，必定会互相叹息抱怨上级。现在朝廷有大工程，他们却都竭尽全力，没有一个人有异心，这究竟是什么方法达到的？这种景象值得细看，后世没有这样的事。大概人心也不难感动，只看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如何。用圣贤的道德，本来就已经足以在不言中大大改变人心，何况古时候做事，凡是人多，就用军法来管理，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整齐有序。《周礼》用军礼来统一邦国，说“大役的礼仪，是役使众人”，所谓的五、两、卒、旅、军、师，其制度都与军礼相同。像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一家一人之类，想当时一定都用这种方法，只是书中没有详细记载罢了。看这里，也可以考察古人的役法。

太保于是率领各国君主出来取币帛，又回来，赐给周公。说：“拜手稽首，陈列币帛献给成王和周公，告诫殷商众人，以及你们的办事人员。”

这一段各位儒者的说法多不相同，朱熹认为周公想要回去，召公取天下诸侯的见面礼献给周公，与召公的告诫一并转达给成王，他的说法确实美好，但从礼制来看，恐怕未必如此。这只是成王曾经来到洛邑，召公当面陈述这些告诫，说营建洛邑是大事。召公既然先勘察宅址，周公又全面视察新邑的营建，之后成王必定也来看一次，不应该国家举行这样的大事而君王不亲自来看。朱熹的意思大概是说序言只说成王在丰邑，派召公先勘察宅址，没有说成王在洛邑，但不能这样论断。当时孔子作序，岂能一一详细记载，也只是举其大纲罢了。而且像《仲虺之诰》，序言不过说“商汤从夏地回来，到达大坰，仲虺作诰”，并没有说商汤有惭愧之德。如果没有这篇书，怎么知道是因为有惭愧之德而作诰？只看《洛诰》，召公既已勘察宅址，周公前往营建成周，派人来报告占卜结果，序言只说是派人来报告占卜结果罢了。但从“王拜手稽首”以下，都是周公、成王当面问答的话，序言又何曾提及这些呢？那么《洛诰》所说的“派人来报告占卜结果”，只到“派人来献图和占卜结果”；《召诰》所说的“派召公先勘察宅址”，只到“庶殷丕作”。从此以下，都是成王在洛邑，召公亲自对成王告诫，无可怀疑的。何况古人告诫君主，不像后世写一篇文章进呈给君主，而是当面亲自说。像《太甲》三篇、《说命》三篇，都是在君主面前说的，史官编录成书罢了。就像《立政》等书，也只是当面说，看其中曾有“周公说：‘呜呼！’”的话，这就是史官的辞令。大概只有当面陈述，才能感动人。如果让召公写书传达给成王，那么怎么会称成王为冲子呢？那么成王在洛邑，是可以断定的。“旅王若公”，是“庭实旅王”的旅，陈列币帛献给成王，并及周公。献给成王而及周公，分明是用对待君王的礼节对待周公。大概当时周、召虽然都是一等大臣，但周公的地位自不相同。看他朝见诸侯于明堂之位，抱着成王去朝见诸侯，以及“朕复子明辟，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七年”，当时摄政七年，分明有君王的形象，所以流言有“不利于孺子”等话。如果形迹没有

译令人疑惑，怎么能这样解释呢？只要看被称为“周公”这一称号，就可以明白：“周”是国号，不敢把它当作一国之公而冠以“周”字，正说明他是天下之公。因此，在祭祀时先祭王而后祭公，这是因为公与王地位相当，属于同等规格。“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御事”只是指处理政务的臣子，从后文所说的“王先服殷御事”就可以看出来。大概这些话语，也是想让众人全都听到。

译唉！皇天上帝，改变了它长子大殷国的天命，只有王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的是美善，也没有穷尽的是忧患。唉，怎么能不恭敬呢！

殷王，是天的大儿子。现在天不把殷当作儿子，而把周当作儿子。今天的天命，就是从前大殷国的天命。只有王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的是美善，也没有穷尽的是忧患。试看这里，玩味它的辞语气势，来想象它的用心，古代大臣用来感动君主的是怎样的？当周成王继承文王、武王积累的基业，营建洛邑，四方百姓大和顺，治理的美好无以复加，可以说有无边无限的美善。然而也有无边无限的忧患，百姓有过错，在于我一人。大概圣人这颗心，真是以天下为忧，而不以地位为乐。享受崇高富贵的极致，难道让他自己安逸身体吗？有大安逸其富贵，就有大艰难、大烦恼随之而来。后世的君主只知道它是无疆的美善，不知道它是无疆的忧患。既然责任如此沉重，怎么可以不恭敬？说：“怎么能不恭敬？”意思是如果念及此，怎么能不恭敬呢。话说得如此恳切。

天已经远远终结了大殷国的天命，这里殷朝许多先哲王在天，以及后来的王和百姓，这里服从他们的天命。他们的终结，智慧的人隐藏，病态的人在位。知道保护怀抱携带他们的妻子儿女，来哀求上天，逃亡出去被拘执。唉！天也哀怜四方百姓，他的眷顾天命用来勤勉。王要赶快恭敬德行！

天虽然终结了殷的天命，然而自成汤以下，各位先哲王，他们的英灵还在天上。《诗经》所谓“三后在天”就是这个意思。越后王后民，说他们后来服从他们的天命终结，是说纣王。忠智之士隐藏不出，而在位者无非是病态之人，所谓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都携带出亡，而纣王又拘执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受他的残虐。天怜悯我们的百姓如此，也很哀怜了。现在眷顾天命用来勤勉，王能不赶快恭敬德行吗？精神全在“疾”字上，更无等待，更无迟疑，现在就开始下手。看这个字，古人的言语真是各不相同。

考察古代先民有夏，天引导顺从儿子保护，当面考察天的意向，现在既已坠失他们的天命。现在考察有殷，天引导格致保护，当面考察天的意向，现在既已坠失他们的天命。现在年幼的儿子继承，就不要遗漏长寿的老人，说他们考察古人的德行，况且说他们能考察谋划来自上天！唉！有王虽然小，是大儿子啊！他不能以大诚信感动小民，现在美善。夏朝传子，所以天顺从它保护它，当面考察天的意向，考察天的意向而顺从它。天引导格致保护，大概说以诚意格天，天顺从它保护它，这是形容赶快恭敬德行的意思。天引导顺从儿子保护，天引导格致保护，是天对我的意思，所以夏商之君必考察天意之所向而顺从它。现在的眷顾天命用来勤勉，犹如前日的天引导顺从儿子保护、天引导格致保护，那么王的赶快恭敬德行，也应当像夏商之君当面考察天的意向一样。夏商之君，他们能顺从天的意向如此，其后还坠失他们的天命，现在王不能赶快恭敬德行，恐怕天命又转而到他处。那么王应当怎样？也只说不遗漏长寿的老人罢了。长寿的老人，能考察古人的德行，又能考察谋划来自上天，是可以违背的吗？考察谋划来自上天，就是当面考察天的意向的意思。现在须看召公告诫成王以恭敬德行，为什么须首先说不遗漏长寿的老人？这就看见古人告诫君主，一句是一句，如良医用药，真是下得恰当。况且先前成王怀疑周公，他不能恭敬信任长寿老人也很厉害了，对长寿老人而遗漏他们，何有于恭敬德行？当时不仅周公，如毛、毕之徒，都是文武旧臣，国家元老，成王若能听信这些人，怎么能不恭敬他的德行？告诫他以恭敬德行，又加一个“疾”字，至于说所谓恭敬德行，则又首先提到不遗漏长寿老人，其恰当如此。王今年虽然尚幼，然而既居天子之位，担任了这般职事，怎么却说小？所以召公对成王说：“王不可以我为小，现在为天子了，须是大能以诚信之道感动百姓，使现在就美善才行。”看这“丕”字与“今”字，古人告诫君主，真是与后世不同。盖些少诚信也不能感动，要须无一念之不诚，无一事之不诚，大能以诚信感动百姓，使目下就看见这美善才行，这就是赶快恭敬德行的意思。

王不敢后，用来顾念畏惧百姓的险恶。王来继承上帝，自己服事于土中。看这几句，尤见得成王到洛邑，分明说王不敢以此事为缓，畏惧百姓的险恶，来继承上帝，服事于土中。看“不敢”二字，分明是说成王，谁说成王未曾到洛邑呢？看它的语意，自然可见。古人真是看见百姓的险恶，所谓如踩虎尾，涉于春冰，凛然如用朽索驾驭六马。后世只见一人的尊贵，巍然在百姓之上，谁以百姓为可畏？殊不知稍有失德，民心离去，岂不是很险恶吗？

周公说：“要建造大邑，要从此配享皇天，谨慎祭祀于上下，要从此中治理。王有成命治理百姓，现在美善。”

这是召公既说了，周公又回答召公的话，正如禹、皋陶在帝舜面前陈述谋略，更进互说。或者以为召公举周公的话告诫成王，

译君前臣名，所以称“旦曰”，其实也不必这样讲。按人情常理来看，召公在周公面前，怎么会直呼周公的名？然而不说“周公曰”而称“旦曰”，这是史官的笔法。因为前面“旅王若公”，分明是以王者之礼对待周公，所以史官在这里称“旦曰”，是为了严明君臣的大分。而周公不敢承受币帛之礼，全部归于成王，用来供给成王祈求上天永保天命，那么“旦曰”这句话，也是史官揣测周公的心意而记载的。至于营建洛邑这件事，召公认为是成王前来继承上帝的意志，周公认为是成王从此配享皇天，这确实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所以继承天命而出治天下的关键，实在就在这里。作为大臣期望他的君主，想要达到配享天德的境界，这种宏大的格局，哪里能与后世的人臣相比呢！“毖祀”，是谨慎祭祀之礼的意思。洛邑是天下的极中之地，所以说“自时中乂”。“成命”，是说没有一丝一毫的亏欠。“昊天成命，二后受之”，在文王、武王时承受天命，所以没有不成功的。然而成王如果倚仗已有的成就而稍有疏忽，那么已经成功的事业难道可以长久保持吗？所以《君奭》说：“我能够到今天获得这样的休美，是因为我始终不懈怠地完成文王的功业。”文王的功业哪有不成全的呢？而现在正想着如何不懈怠地完成文王的功业，可见古人的心不敢如此自满。

译王首先要安抚殷商的旧臣，让他们与周朝的臣子亲近无间，约束他们的性情，使他们每天都能向善迈进。王要恭敬地确立自己的立身之本，不可不敬重德行。

周公营建洛邑，正是因为商朝的臣民日夜沾染恶习，无法自我革新，所以将他们迁到洛邑，使他们远离沉湎酒色的故土，而靠近周家的教化，这大概是为了改变他们的耳目，洗涤他们的心志。周公管理商朝遗民，可以说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这是周公的本意，所以他明确地告诉成王：“先安抚殷商的旧臣，使他们与我们周的臣子亲近而没有隔阂。”大概是不鄙视他们、不排斥他们，而是把他们纳入君子长者的圈子，让他们受到熏陶陶冶，每天每月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从前舜区分三苗的善恶，正是这个意思，所以三苗最终顺从，大概是因为处置他们的方法得当。所谓“节性”，就是让他们遵循法度准则，而不流于不善。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怎么会需要防范呢？然而如果没有法度准则，外物的影响，也能引导人偏离正道。本性就像水，节制就像水的堤防。水虽然没有不向下的，但如果堤防崩塌，就必然导致溃决；本性虽然没有不善的，如果不知道节制，难道不会放纵无度吗？然而这并不是要压抑本性，本性怎么能压抑呢！“惟日其迈”，是说每天都能进入高明远大的境界。虽然如此，这个根本又全在成王身上，必须把“敬”作为立身之所。“所”，就是居处。比如“君子所其无逸”、“为人君止于仁”、“居天下之广居”，都是这个意思。在仓促困顿之时，不曾暂时离开这个“敬”，这就叫做找到了立身之所。既然说“敬作所”，又说“不可不敬德”，言辞恳切，再三叮嘱。三代大臣劝谏君主的言语，自然是深切，比如“曷其奈何弗敬”，比如“不可不敬德”，都是这类言语，而古人格外深切。自汉代以后，说正当道理的人也有，但辞气像三代辅佐君王那样恳切的，就很难得了。

我们不能不借鉴夏朝，也不能不借鉴殷朝。我不敢断言：“夏朝承受天命，只有享国长久。”我不敢断言：“不能长久，是因为不敬重德行，所以早早失去了天命。”我不敢断言：“殷朝承受天命，只有享国长久。”我不敢断言：“不能长久，是因为不敬重德行，所以早早失去了天命。”现在王继承承受天命，我也只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命运，要继承他们的功业。

“不可不监”，是说必须借鉴。夏商享国长久以及后来失去天命，我都不敢断言。我所知道的，只有敬重德行就能承受天命，不敬重德行就会失去天命。在天上的事情我无法知道，可知的是在人间的道理，既然说不敬重德行而失去天命，那么以前敬重德行而承受天命也就可知了。现在要看“不敢知惟不敬德”这句话。周公难道不知道天命吗？周公不能不自己知道，却是不敢断言，因为天命不容易知晓。拘泥地要求上天必然如何，那么自我修养方面就缺失了。所以周公说夏商或长或短，或兴或亡，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他们以前能敬重德行，后来的君王不能敬重德行。敬重德行天命就归附，否则天命就离去。所谓“自求多福”，所谓“祸福无不自已求之者”，起初并不计较其他事情。后世不知道尽力于自身，却妄图谈论天命，天命岂是容易谈论的吗！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到五十岁才知天命。如果只计较在天上的事情，不也失去根本了吗？周公既列举了夏商享国长短的原因，于是认为现在王继承承受天命，那么借鉴前代，应当怎么做呢？我也只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命运，要继承他们的功业。大概功业应当继承延续，“嗣”的意思是常常接续，没有间断。

王刚刚即位。唉！就像生孩子一样，没有不在刚出生时，就为自己留下明智的命运。现在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凶、赋予享国长久，知道我现在刚刚即位，居住在新邑。因此希望王赶快敬重德行，王要用德行，祈求上天永保天命。

在还没有营建洛邑之前，周公总揽天下政务，成王还没有亲自执政。到现在，成王刚刚临政，分明是刚刚做君主。周公对王说：“现在刚刚承受天命，就像人刚生孩子。人生孩子，必须从小教育习练，那么耳目逐渐沾染，后来不至于抵触而难以接受。君王治理天下，也必须从即位开始，头脑就要端正，这才得其初。既然端正，那么以后就会每天进入高明光大的境界了。哲命，就是明智的人，上天必定赋予他。这不在天而实在在我，所以说自贻，所谓自求多福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上天赋予明智，也有吉凶，也可以享国长久。既然说赋予明智和享国长久，中间却夹杂吉凶，为什么呢？因为天命非常无常，所谓承受天命没有穷尽，只有喜庆，也没有穷尽，只有忧虑，有无穷的喜，便有无穷的忧，享有天下最大的快乐，便承担天下最大的艰难。虽然说赋予明智和享国长久，但是敬重德行天命就吉祥，否则天命就凶险，或吉或凶，有什么定数呢？现在我营建洛邑，做这样的大事，上天必定知道。所谓‘上帝监视你，不要有二心’，当武王与纣王作战时，上帝分明监视在上面，那么今天营建都邑，正是上帝监视你的时候，上帝分明睁着眼在上面。看王应当如何

译为什么呢？必须迅速恭敬地践行德行，再不容许稍有迟缓了。君王若能专一运用德行，就可以祈求上天长久地赐予国命了。」

译希望大王不要因小民放纵而滥用非正常的法度，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百姓，若能如此，便算是有功。希望大王居于德行的本源，小民才会效法这种德行用于天下，从而使大王的光辉彰显。君臣上下勤勉体恤，可以说：“我承受天命，宏大得像夏朝的历年，也务必不要废弃殷朝的历年。”希望大王通过小民来承受上天长久的命数。

这是针对商民所说的话，意思是王不能因为百姓地位低微，就使用非法的手段来治理他们，以至于施行威虐，灭绝杀戮这些百姓。王居于最尊贵的地位，就应当具备最伟大的德行；地位是天下最尊贵的，德行也应当与地位同样尊贵，这就是所谓“王位在德元”的意思。如果能这样，百姓就会像畏惧刑罚一样效法德行用于天下。如果用刑罚来治理，百姓未必会真正顺从；如果用德行来引导，百姓自然无不取法，就像不敢触犯刑罚一样。所谓“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齐，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用礼制整齐，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正”，百姓都效法德行，王者之德就会更加光显于天下。现在必须是君臣上下一齐勤勉体恤才行，如果只有一方勤勉体恤，事情办不成。譬如一个家庭，必须父子兄弟同心协力，家庭才能安定。周公这话，是说现在如果只是臣下勤勉体恤，也办不成事，必须是上下都以勤勉体恤为心才可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这一句最要看重。把承受上天长久命数归结于小民身上，是因为能治理好这些小民，天命就会归附；不能治理好这些小民，天命就会离去，关系难道不重大吗！称他们为小民，是极言他们极其微小柔弱，不足挂齿。然而王不能因为他们极其微小柔弱就忽视他们，承受上天长久命数全在他们身上。这样的议论，后世再也听不到了。

周公拜手叩头说：“我小臣敢以大王仇视的商民、百位君子以及友好的周民，来保全承受大王的威命和明德。大王最终有了成命，大王也会显耀。我不敢自劳，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用来供给大王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

周朝已经革除商朝，那么看待商民大概就像仇敌一样。然而商民之中也有贤人，所以称为百君子。友民，是指周朝的百姓。周公自任其责，认为我应当以商周之民来保全承受大王的威命和明德，这也符合“王先安抚殷朝的办事人员，使他们亲近周朝的办事人员”的意思，将商周合为一体。召公以币帛进献大王，并连同周公一起。周公认为我不敢承受这种礼节，所以把币帛全部归于大王，用来供给大王祈求上天长久的命数。币帛，大概是祭祀神灵的物品。史官之所以记载“旦曰”，大概也是探求周公的微妙心意吧？这一篇书既然略微没有提及成王来到洛邑的意思，不认为成王曾经来过也可以。但从“太保于是率领众邦国君”以下，分明是召公在成王面前所说。既然不是成王来到洛邑，那么一定是用来报告占卜结果，而书中大半是成王、周公相互问答的话，这是周公后来回到宗周时所说的话。《洛诰》既然如此，《召诰》为什么唯独不是这样呢？

召公已经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人来报告占卜结果，作了《洛诰》【案袁氏此条解释，永乐大典原缺】

洛诰

周公拜手叩头，说：“我将把明君的政事归还给您。大王如果不敢触及上天奠定命数的根本，我就继续作为太保大力辅佐东土，在那里奠定百姓明君的基业。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邑，我在黄河以北的黎水占卜。我又在涧水东面、瀍水西面占卜，只有洛水之地吉利。我又在瀍水东面占卜，也只有洛水之地吉利。派人来呈上图画和占卜的结果。”

关于复辟之事，解说的人都引用《说命》中“复于王”，有“复于王”作为证据，说周公把明君之道归还给大王，有失误然后才有归还，成王未曾不做君主，既然不曾失误，有什么可归还的？这话确实美好，然而看他的语气，未必如此。复辟只是复辟，起初不必如此曲意回护。况且周公既然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何必曲意解说？《尚书》说：“只有周公大力保全文王武王承受的天命，只有七年。”当初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天下事权都在周公手中，到现在成王壮大了，然后把人君的政事归还给大王，仅此而已，有什么可疑的？况且这本书中自很分明，如说“我小子退位，就在周地即位”，如说“治理四方新君”，成王做君主很久了，到这里才开始称为新君，大概从前虽然是王，政事却出自周公，今天周公已经归政，政事才出自成王，分明是新君。由此看来，复辟的话怎么唯独不信？并不是成王从前不是君主，成王做王固然很久了，但在摄政七年期间事权在周公，现在才开始把人君的政事归还给大王，所以称为复辟。如同后世霍光辅佐宣帝，宣帝壮大了，霍光叩头归政，君臣的名分也未尝不明，何况周公是大圣人，他处理此事有道。孔安国注释认为复还明君的政事，这话很好。经营洛邑的大事，本不应当出于周、召，周公认为我看成王的意思一如不敢触及天命之初，奠定这天命，经营邑址那么天命就安定了，我看成王不敢担当此事，所以我继太保之后大力辅佐东土，现在大王从此以后才开始成为天下的明君了。看这一句，复辟之事难道不是很分明吗？这是周公复辟的言辞。洛师，师是众的意思。占卜洛邑之事，所以既在黄河以北的黎水占卜，又在涧

译在洛水之东、瀍水之西进行占卜，又在瀍水之东进行占卜，如此曲折周旋，大概是因为虽然只是这一片土地，但是建都的地点、宗庙和朝廷的位置却必须恰当，所以不敢轻易决定。占卜时必定先用墨汁画一个圆圈，然后烧灼龟甲，烧灼后出现裂纹征兆，这就叫“食”；如果烧灼后没有出现裂纹征兆，就不叫“食”了。

译成王拱手跪拜，叩头说：“我不敢不敬重上天赐予的美善，前来相度宅址，以成就周朝的美善。您既然已经确定了宅址，派人来告诉我占卜的结果，总是吉祥的。我们二人共同坚守正道。希望您能让我在万亿年中敬重上天赐予的美善。”拱手跪拜，陈述教诲之言。

这是成王推辞周公复辟的言辞，认为我不敢承担这件事，必须得到您共同治理防范才可以，所以说我们二人共同坚守正道。我与周公应当在亿万年中敬重上天赐予的美善。看这一句，成王在这里的次序非常远大，简直是要与周公相约于万亿年，其规模宏大深远如此。拱手跪拜，陈述教诲之言，是致以敬意、尽到礼节，来感谢周公的教诲。古代君主对臣下都有拜礼，舜拜皋陶，禹也拜皋陶，太甲拜伊尹，成王拜周公，这是唐虞三代的事情，不能用后世的观点来看。古代君臣之间只是朋友关系，像太甲对于伊尹、成王对于周公，又不止于朋友，都是以父师的礼节对待他们。舜对于皋陶，分明是以朋友之道对待他，所以一听到他美好的谋略和善论，就以至于下拜，何尝俨然自尊，认为我是君主？如果认为我尊贵为君主，有这一念头，就不是唐虞三代圣人的心了。在后世，这样的事都不可得见了。孟子说：“所以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不被召见的臣子。”必须有不被召见的臣子，才能对天下后世大有作为。像汉高祖，四皓就不能招致。叔孙通制定礼仪，采用秦朝尊君卑臣的仪制，怎么指望他成就三代的事业？高祖尚且如此，其他人还有什么指望？世道日益衰微，则君主日益尊贵，臣下日益卑贱。现在必须思考古人为什么以至于以君主的高位下拜臣下，大概是因为他们喜好善道诚恳深切，一听到他的话，不知不觉就下拜，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周公说：“王开始称颂殷代的礼仪，在新邑祭祀，所有祭祀都按次序进行，没有遗漏。我整顿百官，派人跟随王到周地，我只说希望有所作为。现在王就命令说：‘记录功臣，以功劳作为大祀。’只命令说：‘你接受命令，切实辅佐，大大审视功劳的记载，那么你就自己教导百官。年轻人要结党！年轻人要结党！他们前往不要像火刚开始燃烧，它所灼烧的次序，不能断绝。他们如果遵循常道以及安抚事务，像我只有用周地的百官前往新邑，派人趋向就有僚属，明显地做出功劳，敦厚宽大，你将永远有美名。”

殷，大也。王现在举行大礼，在新邑祭祀，虽然祭祀典籍中没有记载的，也不可不去祭祀。这里要仔细看。后世这事都错了。古人如果有功于民，如果有神灵的，无所不祭，这意思极好，次序非常广大。齐，整齐也。周公说我一一整顿百官，都是贤人君子，没有一个小人夹杂其中，所以称为齐。我整顿百官，使他们跟随王到周地，岂是徒然的吗？大概是希望治理政事罢了。现在王就命令说，成王曾有号令，认为应当记录功劳的尊者，以其功劳而设立大祀。古代祭祀，先王功臣都参与。所谓“现在我大享于先王，你的祖先也跟随参与享祭”，凡是有功的人，铭刻在王的太常上，在大烝祭中祭祀就是如此。又曾专门命令周公：“你应当切实辅佐我。”王的这个意思很好。然而前日虽然有这个意思，而今天则有不然的。我大大审视你所记载的功劳，却有出于左右近习的私意，而所记载的容有不当的，这是你所自己教导的百官，得以参预其中。人君应当以天下的人才为天下所用，其所任用的，应当用天下所想要的人，怎么可以私于左右之臣？后世如齐桓公的竖刁、易牙、开方，汉元帝的弘恭、石显，晋武帝的荀勖、冯紞，都是私人。这些人都是人君朝夕所亲近的，所以世主往往沉溺其中。宠之以禄位，听其计画，为害有未易胜言的。周公所以恳切以此警戒成王，说你的朋党，都是便僻使令之臣，至于记载功臣，有出于左右之私意，这便是你的朋党。从今断绝它，还容易用力；失今不治，像火之始燃，虽然焰焰之微，它所焚灼的，以次序而进，将至于不可断绝，岂不大可虑哉！周公的意思可谓深切了。厥若彝，彝常道也。周公说成王如果遵循常道以及安抚事务，如果想要像我，就应当用周地的百官。周地的百官，大概是前日周公所整顿的。这是朝廷公当的人，不是王的私人。用这些人而分布于官僚，为六卿者有六卿之职，为大夫者有大夫之职，各就其僚属，各勤其事，使他们踊跃奋发，兴事造业，而无怠惰委靡之习，这叫做明作有功。虽然，明作有功，未可已也。要必至于敦厚宽大，才可明作有功不过能理繁治剧，有能有为而已。若夫宽大宏裕，则进于德了。有才而不进于德，区区徒能办事，亦何足贵哉！惟夫二者兼尽，用人如此，则成王之声闻传于无穷了。

周公说：“罢了！你只是年轻人，要始终如一。你应当敬识百官的享祭，也要识其有不享的。享祭多有仪节，仪节不及物品，只说不享。只不役志于享祭，凡民只说不享。”

译祭祀，只在于事情是否轻慢亵渎。」

译大抵君主徒有善始，并不值得珍贵，必须从头到尾始终如一才行。成王刚开始亲理政事，能够委任周公，能够凡事都合乎道理，可以说是有了好的开端，然而必须深思谋划其最终的结果。诸侯朝见天子的事，有的进献贡品，有的不进献，你应当恭敬地辨识。所谓恭敬辨识，是因为恭敬所以能够辨识。不敢懈怠，不敢放纵，那么此心清明，自然不迷惑。所谓进献与不进献，并不在于物品的厚薄，只在于礼仪如何。物品虽然丰足，礼仪却不足，只说是不进献。因为诚意不存在，而只是庭院中陈列百种实物，物品丰盛丰厚，以此作为进献，这与不进献有何区别呢！成王是年幼的君主，在这件事上不能没有迷惑。周公深深担心他把诸侯进献贡品只看重物品，而不考察其礼仪，那么天下诸侯都将只看重物品，而礼仪不足，这对君主心术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周公勤勤恳恳地说：“你应当恭敬地辨识诸侯进献与不进献的情况，威仪不及于物品，这还如同不进献一样。”唉！周公为成王的心术考虑，是多么深切啊！如前文“孺子其朋”，与此处“敬识百辟享”，都是周公端正君主心术的地方。进献贡品的说法，延续到本朝，危害不小。自从王安石倡导这种说法，认为诸侯都应当向天子进献贡品，后来花石纲等事，以至于穷尽天下的力量，都是王安石的说法倡导的，其危害岂止轻微！所以周公在此处恳切，使成王知道进献与不进献不在于物品的厚薄。

于是只有年幼的你分担我的不暇，听我教导你辅助百姓。你如果不勤勉，那么这时光难道能长久吗！笃实地叙述你正父（武王）的德行，没有不效法我的，不敢废弃我的命令。古人治理天下，简直是不暇，朝夕匆忙，哪里还有片刻的闲暇？周公认为：“你应当分担我的不暇，意思是应当与我共同忧虑勤劳。”这也是恢复旧制的意思。我所教导你的，都是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你应当恭敬地听从。你如果不勤勉，却恐怕功业不能长久。正父，就是武王。武王的德行，你应当怀着笃实勤勉的心去依次施行，没有不效法我的话，那么我也不敢废弃我的命令了。这篇书从“周公曰王肇称殷礼”以下，都是周公回到宗周当面告诫成王的话。因为周公在成周，派人报告占卜，既已回来复命之后，周公回到宗周，于是以此告知成王。《书序》略微没有提到这一点，这是变体。《召诰》的序言不说成王回到洛邑，也是变体。只有这两篇的序言与其他不同。

你去吧，要恭敬啊！现在我应当明察农事啊！他们宽裕我的百姓，不要因遥远而违戾。

君道的最大在于敬，敬就没有过失。今人之所以有过失，都是因为不敬的缘故。什么叫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就是所谓的敬。周公告诫成王“敬哉”，只是教成王兢兢业业。“兹予其明农哉”，这是周公想要告归的意思，说我应当退休回乡，讲明农事，不再参与国政。以敬来宽裕百姓，这是你成王的职责。“无逺用戾”，意思是应当无所不及，不可对于遥远的人或事有所违戾。

王说：“公明察保护我年幼的儿子，公称颂伟大的显赫德行，让我小子发扬文武的功业，奉答天命，和谐四方百姓，安居军队，敦厚宗族将行礼仪，称述次序大祀，全都按次序祭祀没有遗漏。只有公的德行光明照耀上下，勤勉施恩于四方，广泛作出穆穆之德，迎接天命不迷惑文武勤勉教导，我年幼的儿子早晚谨慎祭祀。”

周公有告归的意思，所以成王不许他离去而留下他，这是成王挽留周公的话。“公举大明之德，以我小子扬文武之烈”，现在须要看这“称”字与这“扬”字，都是振作举扬的意思。文武的功业何尝不在？然而又须有人举而扬之才行。所谓“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中庸》也说：“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其人存，则其政举。”扬就是举的意思。天之命，就是文武的功业；能扬文武的功业，就是奉答天命。“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看这几句，成王可谓深知周公了。周公心术的微妙，都被成王看见后说出来如此。大明之德，足以昭示天地，非常次第光明俊伟，而没有丝毫厌倦之心，并且勤勉施恩于四方。看“勤”这一字，周公的心如何啊！所谓“昔公勤劳王家”，古代做宰相大臣的，是直勤勉不已。孟子形容此意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有所不合，就日夜思考；忽然得到，坐以待旦，便想出来做，其勤勉如何！后世做宰相大臣的，只是不勤，国势的微弱，民生的不安，贤才的隐伏，都置之不问，天下怎么能平治！所谓勤，却不是亲身处理簿书期防，断狱听讼之间，以此作为勤。称为施于四方，是施其事于天下，使四海无不被其恩泽，宰相的职业应当如此。匹夫匹妇有不与受尧舜之泽，若已推而

译把不贤之人安置在沟壑之中，这是伊尹作为宰相的功业；勤勉地施恩于四方，广泛地兴起和顺和睦之心以迎接太平，这是周公作为宰相的功业。身为宰相大臣，一定要像这样才行。所谓“旁作穆穆”，就是兴起天下和顺和睦之心。迓，是迎接的意思；衡，是太平的意思。周公的心意，虽然明德足以昭示感通天地，却常常好像还没有达到那样，不敢自以为是；天下虽然已经大治，却常常好像还不够，不敢自以为已经太平。所以称之为“迓衡”，是说看不到已经太平的样子，好像正有太平的征兆，从而去迎接它。就像人没有见到就前去迎接，如果已经见到了，还有什么可迎接的呢？周公所说的“迓衡”，正是这个意思。不迷惑于文王武王勤勉教导的人，文王武王也不过只是一个“勤”字。《诗经》称颂文王已经勤勉，召公告诫武王早晚没有不勤勉的。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其步骤勤勉不懈，周公的心，就是文王武王的心。唉！成王以年幼的资质继承大位，却能知道文王武王的心，能知道周公的心，都不出一个“勤”字。看成王称赞文王武王周公的勤勉如此，那么成王的勤勉就可以知道了。先前他审视功绩记载，说“你要自己全面地教导工匠”，还存有私心；到这里恭敬地接受周公的教导，从言辞语气中可以看出这样，前日的私心像雪消冰释一样，哪里还会有一毫存留在胸中呢？“我年幼的君主早晚谨慎地奉行祭祀”，是说我只是在上位恭敬地约束自己，寻求用来供奉祭祀的方法罢了。大体上，君主作为天地宗庙百神的主宰，没有比供奉祭祀更大的事了，能够供奉祭祀，君道就没有剩余的了。况且如果君主真心知道我的职分没有比供奉祭祀更大的，哪里还会有一念不谨慎敬畏，有一毫稍微放纵，又哪里敢信用左右之言，而所记载的功绩有不当之处呢？因此古代的君主早晚谨慎敬畏，不敢稍有怠惰，稍有蒙蔽，只求能够供奉祭祀罢了。成王日夜得到周公在左右周旋，启迪开导，此心清明，没有一毫的蔽塞，所以深刻地认识到君主的职业所在，因此他的话如此确切。成王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我只要能在上位恭敬地约束自己，恭敬地承奉祭祀，至于施恩泽于四方，使四海没有一个人失所，那是周公的责任。

译成王说：“您的功绩辅佐我至诚笃厚，没有不顺应这个时势的。”成王说：“您，我这个小辈将要退位，回到周京即位，任命您的后代。四方治理尚未安定，对宗庙礼制也未能完全平定，您的功绩辅佐我，监督我的士、师、工，大大保全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治理四方作为辅佐。”成王说：“您安定下来，我就前往了！您的功绩严肃奉行恭敬喜悦，您不要使我陷入困境啊！我只有不厌倦那康宁之事，您不要废弃法度，四方才能世代享受。”

成王又说：“您辅佐我至诚笃厚，没有不这样的。我如今从此退位，当即在周京即位，而任命您的后代在鲁国，您却留下辅佐我。”这是不允许周公离去，而允许周公复位。成王到这时才认为应当即位，谁说复位之说不是将政事归还给成王呢？观察这里，可见成王处事之精妙。不允许周公复位，是不顺从周公的心意；允许周公离去，那么左右无人，失去倚仗，尤其不可以。现在允许他复位，自己承担天下的大政，而又让周公留下辅佐，既不失自己的助手，又不违背周公的心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策略呢？如果不是成王心地清明，怎能处事如此精妙？“您不要使我陷入困境”，是说您如果离去，那我就陷入困境了。“康宁百姓之事，我不敢有厌倦”，看“无斁”二字，成王至诚不息的心意是怎样的？“您不要废弃法度”，您不可废弃那义法，应当留下辅佐我。

周公拜手稽首，说：“王命令我来，承担保全您文祖所受命的百姓，以及您光耀显赫的父王武王，我恭敬。您来相度宅基，要大大笃行常道，安抚殷商遗民，治理四方作为新的君主，作为周朝的恭敬先导。”又说：“从这时开始治理，万国都美好，只有王有成就。我旦以众位大臣和办事人员，笃行前人成就的功业，报答他们的师恩，作为周朝的诚信先导。考察我昭示子孙的法度，都是单文祖的德行。”

恭先，是以恭敬的德行领先于天下；孚先，是使天下都信服，以诚信领先于天下。周公对成王说恭，对自己说孚，大概君主处在九重之上，占据崇高富贵的极致，最难的是恭；而作为宰相大臣，必须使天下都信服才行。考察我昭示子孙的法度，法度就是“您不要废弃法度”的法度。说我所示的常法，都是文王的德行。

派遣使者来告诫殷民，于是命令用两卣黑黍香酒来安抚我，说：“明洁祭祀，拜手稽首，美好地享用。”我不敢留宿，就祭祀文王、武王。恩惠笃厚有序，没有遭遇疾病，万年厌足于您的德行，殷民于是引导考察。王派遣殷民于是承继有序万年，他们永远观照我子孙怀念德行。

黑黍香酒，是祭祀宗庙、社稷所用的。成王用两卣黑黍香酒赐给周公，用来安抚周公的心，分明对待他如同神明，尊敬到了极点。古代大飨的礼仪，都像宗庙的礼仪，那么用两卣安抚周公，不算过分了。“说明洁祭祀，拜手稽首，美好地享用”，这是使者的话，使者来时，成王拜送他。周公不敢当此礼，所以就用它来祭祀文王、武王。“恩惠笃厚有序”以下，是祝辞。

戊辰日，王在新邑，年终祭祀。文王用一头红牛，武王用一头红牛。王命令作册逸宣读册命，只是告诉周公的后代。王作为宾客杀牲祭祀，大家都来到，王进入太室灌酒。王命令周公的后代，作册逸宣告，在十二月。只有周公大大保全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只有七年。

这一篇书，从周公拜手稽首说“我复位给您明君”到“拜手稽首教诲之言”，是成王在宗周，周公在成周，派遣使者来报告占卜的话。占卜洛邑的，是召公，周公实际上未曾占卜，而说“我占卜河朔黎水”的，是召公的占卜。从周公说“王开始称颂殷礼”以下，是周公派遣使者来报告占卜之后，回到宗周，当面告诉成王的话，让成王来洛邑做这些事。如说“王开始称颂殷礼，在新邑祭祀”，如说“你去恭敬吧”，如说“您来相度宅基”，如说“去新邑派遣使者前往就有僚属”，都是让成王去这新邑。到“戊辰，王在新邑”，那么成王就来洛邑，于是在文武之庙祭祀，因此册命鲁侯。这《书》的节次大概如此。当周公有明农之言，分明有退归之意，到成王苦苦挽留，周公见其心意诚笃，又见其即位于周、任命周公后代，处理得如此得当，于是再次为成王留下。看他告诉王作为周朝的恭敬先导，而自勉作为周朝的诚信先导，就与前日“我将明农”的话不同了，这是周公再次留下辅佐成王。“大大保全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只有七年”，自此以上，都是摄政七年间的往事。

<经部,书类,絜斋家塾书钞>

钦定四库全书

絜斋家塾书钞卷十二，宋袁燮撰。

成周建成，迁徙殷商顽民，周公以王命告知，作《多士》。

读《尚书》必须考究其节目次第分明。且如这一篇书，所谓“成周建成，迁徙殷商顽民”，是洛邑建成之后，才迁徙殷民到这里。而《召诰》一书，所谓“太保于是率领殷众在洛水边攻击位置，已经命令殷众，殷众大力作为”，那么是营建洛邑之初，殷众已在洛邑了。以为

译如果先迁徙洛邑的百姓，洛邑才开始建成，那么这篇书序的文势就不应该像这样；如果认为洛邑已经建成，才迁徙商朝的百姓，这又与《召诰》相违背。这是非常可疑的地方。或许有人没有仔细考察，便说《多士》这篇书应当写在《洛诰》之前，只是编次混乱罢了。其实并非如此。《召诰》中所说的“庶殷”，大概是在开始营建洛邑时所征调服役的人，那时并没有迁徙他们。实际上迁徙百姓的时间，是在洛邑完全建成之后。因为周朝既然已经得到天下，那么商人都是我们的役使对象。国家有大的兴作，就都征调他们来服役，这就是《周礼》所说的“凡起徒役”。等到都城建成，然后才将他们的百姓全部迁徙过来。周公营建洛邑的步骤，大概就是这样。从“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古代圣人处理事务的精妙。比如盘庚当时迁都，臣民不服从，必须委婉曲折地开导劝谕，等到他们听从了，然后才开始迁徙。现在周公迁徙百姓，却没有一句话去告诫劝谕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显示出圣人一定有方法在其中处理。因为既然建成之后才迁徙，那么宗庙、朝廷、社稷的位置就确定了，房屋、田界的设施就完备了，凡是百姓日常生活的用具没有不充足的。到了这个时候才迁徙百姓，谁不欣然听从呢？所以当时营建洛邑一定要征调商朝百姓，正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规划安排的完备，亲眼看到凡事便利，那么他们内心信服，跟随迁徙也就容易了。不然的话，让安居已久的百姓，突然迁徙到新邑，一旦激起他们的怨恨叹息之心，就足以招致祸乱，这难道是小事吗？现在他们一致听从，没有一个人敢有异心，这才显示出圣人处理事务的精妙大概就是这样。

译多士

在三月，周公初次来到新建的洛邑，用来告诫商朝的遗臣。周王这样说：“你们这些殷朝的遗臣！苍天不幸，给殷朝降下巨大的丧亡。我们周朝承受上天的佑助和天命，奉行上天的明察与威严，执行王的刑罚，使殷朝的命运终于终结于天帝。因此你们这些士人！并非我们小国敢于夺取殷朝的天命。只是上天不给予殷朝，确实没有坚固的乱臣辅佐我们，我们怎敢谋求王位？只是天帝不给予殷朝，我们下民秉持的是上天的明察与威严。我听说：‘上帝引导安逸。夏朝不适宜安逸，于是天帝降临，面向当时的夏朝。夏朝不能奉行帝命，大肆淫乱，有罪可辞。当时上天不再念及听闻，于是废弃了夏朝的大命，降下惩罚。’于是命令你们的先祖成汤革除夏朝，任用贤民治理四方。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而忧恤祭祀的。也是上天大力建立并保护治理殷朝，殷王也不敢违背天帝，无不配合上天的恩泽。”

将顽劣的百姓迁往新邑，作书来告诫他们，将使他们安定所居之地，作为生生不息的长远打算。如何告诫呢？第一，先晓谕他们天命至为公正，破除他们怀疑周朝的心思。因为当时商朝的士人都认为周家夺取了商朝的天命，心中不服，常有复兴商朝的意思。称他们为商士，其中有多少忠义之人！孔子编订《尚书》称他们为顽民，是说他们不知天命。周公不敢以普通百姓看待他们，而是以士人对待他们，因为商朝数百年的深厚恩泽，已深入骨髓，怎肯一下子臣服于周？所以常怀报复之心。虽然不知天命，但他们的心意非常忠义。既然是忠义，不是士人又是什么？他们的心意在忠义，这最难调停，所以周公先破除他们的疑虑，说不是我们有心夺取商朝的天下，上天归附我们，百姓归附我们，我们不得已起来接受它，何尝有一毫私心呢！说“惟帝不畀”，就是上天抛弃商朝而归附周朝；说“惟我下民秉为”，就是百姓离开商朝而归于周朝。于是又引用成汤革除夏朝的原因来开导他们，说我们今天革除商朝，就是从前你们成汤革除夏朝的道理。上天保护治理殷朝，殷王也不敢违背天帝。上天面向商朝，商王也能顺从上天的意旨，这就是从成汤到帝乙，传世如此长久，他们的君道没有遗漏的地方。

至于后来的嗣王，大大地不显扬上天的意旨，何况说他们还能听念先王勤劳治家的事迹？他们大肆淫乱，不顾及上天的明察和百姓的敬畏。当时上帝不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丧亡。上天不给予殷朝，是因为他们不明德。凡是四方大小国家的丧亡，没有不是有罪而受罚的。周王说：“你们殷朝的士人，现在只有我们周王大大地灵验地承奉天帝之事，有天命说：‘割除殷朝，向天帝报告并告诫。’我们做事不专一于他处，只有你们王家是我们专一的对象。我将说只有你们广大而无度，我不动你们，从你们的城邑。我也念及上天即将对殷朝降下大戾，所以不纠正。”周王说：“谋划！告诉你们这些士人，我只是因此迁移你们居住在西边。不是我一人奉行德行而不安宁，这是天命，不要违背。我不敢有后患，不要怨恨我。只有你们知道，只有殷朝的先人有册有典，殷朝革除夏朝的天命。现在你们又说：‘夏朝简拔的人在王庭，有职事的人在百官。’我一人只听从任用德行，所以我敢在天的都城商朝寻求你们，我只是率领并怜悯你们。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

周王说：“士人们，从前我从奄地来，我大大地降下你们四国的民命。我于是明确地执行天罚，迁移你们到远方，比附事务臣服于我的宗周，多为谦逊顺从的行为。”周王说：“告诉你们殷朝的士人，现在我只不杀你们，我只是因此命令有申诫。现在我在洛邑建立大邑，我四方没有宾客，也只有你们这些士人服役奔走，臣服于我的宗周，多为谦逊顺从的行为。你们还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安宁地居住。你们能恭敬，上天就给予怜悯你们；你们不能恭敬，你们不仅不保有你们的土地，我也将执行上天的惩罚于你们自身。现在你们只在此时居住你们的城邑，继承你们的居所，你们在洛邑有干禄和长寿，你们小子就兴起跟随你们迁移。”周王说：“又说此时我，你们或许说你们所居之地。”

奄与三监同为乱者，迁移你们到远方。远方，都是远的意思。说我们使你们远离妹土的恶习，而来到这新邑，是想让你们比附事务臣服于我的宗周，多为谦逊顺从的行为。这就是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的意思，所以下文又说也只有你们这些士人服役奔走，臣服于我的宗周，多为谦逊顺从的行为。大概迁移到洛邑，改变前日傲慢的心，都变为谦逊顺从的行为，这是周公营建洛邑的本意。既然委曲开导，说我们拥有天下，确实是上天给予的，而没有一毫私心；又说你们有德行的我都听从任用，用来慰安宽裕的道理也到了极点。然而一味宽厚地对待他们也不行，所以到篇末又有严厉威严的话，用来使他们恐惧，使他们震惊而知道敬畏。说你们如果能恭敬，能兢兢业业，上天就给予怜悯你们；你们不能兢兢业业，敢于为非作歹，我也将执行上天的惩罚于你们自身。商民听到这些，能不肃然在心中有所触动吗？大体上圣人说话都是这样，宽严不曾偏废。就像盘庚的迁移，既是这样委曲开导，但也有“况且我制定你们的长短之命”和“其犹可扑灭”的话，大概不这样，无法耸动人心。

周公作无逸

做君主岂可有一天的逸乐？然而周公在此之前未

译撰写这本书，其理由有两点：一是成王尚未亲自处理政事，由周公摄政，周公凭借师保的尊贵身份，早晚侍奉在成王身边，成王即使想放纵自己，也有无法做到的地方；二是，当时天下尚不太平，武王刚刚去世，三监相继叛乱，周公在外平叛三年，罪人刚刚抓获，而顽劣的百姓日夜不安分，成为周朝的祸害。所谓的敌国外患，这些顽民就是周朝的敌国外患。在这个时候，周公正兢兢业业，怎敢有安逸享乐的心思？所以《无逸》这篇著作也不必作。到了这个时候，三监已经被诛杀，洛邑已经建成，顽民也已经迁徙，周公又作《多士》来安抚他们。在天下安定、功业成就之后，人心最容易放纵懈怠，更何况周公已经还政，成王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尤其不可片刻自我放纵。所以周公刚迁徙商朝百姓，就作了这本书，大概是在放纵的念头刚刚萌发时，就顺势将其遏制断绝。学者阅读这本书，必须注意周公写作时的时机。

译无逸

周公说：“唉！君子应当以不贪图安逸为立身之本。先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这样就能懂得百姓的依靠。观察那些平民百姓，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于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贪图安逸，变得粗俗无礼，既荒诞不经，否则就轻侮他们的父母说：‘从前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

所谓“以不贪图安逸为立身之本”，就是把不贪图安逸作为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像所说的“恭敬地安守本分”，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居所，是一个安放身心的地方。人心都有其所安之处，如果行为不善、有过失，都是失去了所安之处。所谓“以不贪图安逸为立身之本”，大概是指日常周旋于规矩法度之中，不敢放纵自己超出规矩法度之外。召公告诫成王要“君王恭敬地确立所安之处”，周公告诫成王要“以不贪图安逸为立身之本”，道理是一样的。先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并不是说先经历艰难，就可以贪图安逸享乐了，大概是在艰难之中自有安逸享乐存在。比如农夫浑身沾满泥土，整年辛勤劳作，耕耘收割不违背时节，到了进入室内居住，妻子儿女嬉戏欢乐，足以度过一年，这就是农夫的安逸之处。如果说开始时经历艰难，而后就顺从情欲放纵欲望，荒淫无度，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周文王、周武王开始时忧虑勤政，最终安逸享乐，也不是普通人所说的安逸享乐。大概是因为俯仰无愧，内心泰然自若，自有可乐之处，这是天下真正的快乐。如果认为周文王、周武王开始时忧虑勤政，等到天下安定功业成就，就放纵自己贪图安逸享乐，那是唐明皇之类的人所做的，还配称为周文王、周武王吗？一定不是这样。大概所说的安逸享乐，只是不像以前那样忧虑勤政罢了。所谓“百姓的依靠”，是说他们所依赖的只有耕种收获，“依”字和“所”字意思一样。平民百姓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放纵自己贪图安逸，说鄙陋虚妄的话来轻侮他们的父母，认为不知道享受自己的安逸，却从事农田的辛劳，荒诞虚妄地抬高自己，说从前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只是白白地自讨苦吃罢了，这就是平民百姓之所以成为平民百姓的原因。君子和平民百姓相对，平民百姓不知道艰难，所以成为平民百姓，作为君子，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现在要看周公用不贪图安逸来告诫成王，还没说不贪图安逸的道理，就先从耕种收获说起，为什么呢？周公极有深意。为什么呢？天下最劳苦的，没有比农夫更甚了。春天忍受寒冷去耕种，夏天忍受酷暑去除草，到了秋天又去收割，像寇盗来临一样，大概是天下最劳苦的，没有比农夫更甚了。现在试着想想日常用度之间，哪一件事不是来自农夫？人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悠闲度日，是农夫的力量。如果没有农夫，人们连饭都吃不上，何况其他事情呢？那些君主尊贵地居于深宫，之所以敢于贪图安逸，只是因为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比如崇尚奢侈浪费，如果他们真的知道农夫在田地里辛勤劳作，浑身沾满泥土，如此劳苦，那么我还敢顺从情欲放纵欲望来追求一时的华丽美观吗？观看游猎来极尽耳目之好，如果他们真的知道农夫耕耘收割不能躲避寒暑，如此劳苦，那么我还敢在这里放纵情意来从事嬉戏吗？了解得既深，那么凡是声色货利、台榭池沼之类的事情，都不敢做了。周公到这里才开出这《无逸》的一剂药方，而且开得如此切当，哪里像后世那样泛泛而谈呢？然而后世的君主谁不知道小民的艰难，却敢于致力于贪图安逸享乐，这是因为他们的知道不是真正的知道。所谓“先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这个不是随便知道，而是真正知道，那么就没有理由敢于贪图安逸了。〇山解孔子五十岁知道天命，认为天命福善祸淫，谁不知道呢？孔子的知道，大概不同于普通人所说的知道。古人的知道，确实是各自不同的。

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在殷王中宗的时候，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宁。因此中宗在位七十五年。”读《无逸》，要看周公这些“唉”的地方，叹息而言，之所以使人有所感动。“无逸”的道理，谁不会说？但周公自己说得与众不同。只看他反复叹息，直是如此深切，怎么能不使人感动！严肃恭敬敬畏，大略只是敬畏的意思。自我约束，就是自我合乎法度。这个自我约束，就是天命。在天称为天命，在人称为法度。现在如果真能周旋于规矩法度之中，念头纯粹专一，私意不萌发，岂不是侍奉上天吗？看大戊因为桑谷之祥，一时君臣之间恐惧修省，可以说是能敬畏上天的人了。不敢荒废安宁，要看这“不敢”二字。如果有一敢的心，什么做不出来？古人直是不敢，能如此畏惧，这就是他享国长久的原因。曾经观察古代的圣贤，往往都享高寿。尧、舜都一百多岁。不只是上面的人如此，下面的人也大多长寿。所谓父亲不丧子，兄长不哭弟，大概古人自我修养得其道，所以寿命也长。后世戕害生命的人多了，怎么能不夭折？比如喜怒不合时宜，起居失去节制，饮食有时不谨慎，这些都能伤害生命而减损寿命。如果是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这些都没有了。兢兢业业，常如临深履薄，念头之间纯粹不杂，怎么能不享高寿？孔子所说的“仁者寿”，就是这个意思。

他在高宗

译当时，他在外长期操劳，于是与下层百姓同甘共苦。他即位之后，有时在丧礼中守孝，三年不说话。他之所以不说话，一旦说话便和谐顺畅。他不敢荒废政事而贪图安逸，使殷国安定美好，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人产生怨恨。因此高宗在位五十九年。

译所谓“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并不是指亲自从事耕种收割的事务，而是让世子处在田间地头，与平民百姓出入相伴，从而亲眼见到耕种收割的艰难，忘记他尊贵骄横的习气。这是先王教导世子的深远用意。古代王世子与公卿大夫元士的嫡长子一同在学宫按年龄排序学习，所以说：“天子的嫡长子，也是士。”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古人处在万乘之尊的地位，却略无丝毫骄矜之气，这是因为他们平常处于众人之下，不曾自高自大。自从后世人生来就尊贵骄横，便自高自大，失去了古人的本意。“嘉靖殷邦”，称为嘉靖，这并不是寻常所说的安定。后世君主喜好安定的也有，然而纲纪不立，法度不修，凡事都萎靡不振，怎么能称为嘉靖呢？嘉靖，并不是不做事的意思。至于“小大无时或怨”，是说上下都没有怨恨君主的人。《无逸》篇中多次提到这个“怨”字，比如“百姓如果不顺从，他们心中就会违背并怨恨”，比如“小人怨恨你、咒骂你，那么君王就要自我敬德”，这是因为治理天下怎么能让百姓有怨恨君主的心呢？古人之所以兢兢业业，安抚百姓，只是希望他们不怨恨罢了。“无时或怨”，那就是举国上下都心悦诚服，这高宗更是没有怨恨之心，这是何等境界！

至于祖甲，如果不义，就不会成为君王；他过去曾做过平民，当他即位时，于是知道了平民的依靠，能够保护恩惠百姓，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因此祖甲在位三十三年。

祖甲大体上就是太甲，有人认为另外有一个祖甲，这是不对的。只要看“旧为小人”这一句，就可以明白太甲即位之初，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而说“当他即位时，于是知道了平民的依靠”，为什么呢？古代君主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三年，这时继位的君主还没有即位，太甲正在居丧期间，尚未登上君位。等到伊尹穿着礼服奉继位君王回到亳都，太甲才正式即位，所以周公的话这样说。然而太甲的世次应当在中宗、高宗之前，现在却叙述在他们之后，这是根据在位时间的长短来论述，而不是根据世次的先后。解说的人只看到太甲即位之初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而又排列在中宗、高宗之后，就认为另外有一个祖甲，这仅仅是没有深入考证罢了。中宗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宁；高宗不敢荒废安宁；祖甲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大体上只是一个“敬”字。现在必须看周公论述三宗的无逸，不说其他，只说他们不敢荒废安宁，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因为古人所说的无逸，并不是说在事上一定要亲身去做，只要此心恭敬，就是无逸之处。为什么呢？此心恭敬，就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惟恐有一丝毫的不到位，怎么会去追求逸乐？后世君主像衡石程书、卫士传飱那样，都是降低君主的尊严而代替臣下的职责，把这当作无逸，不知道这其实是元首丛脞，与荒淫自纵有什么区别？这不是古人所说的无逸。古人的无逸，才是元首明哉！大体上古人的无逸，是此心的无逸；后世的无逸，是事务上的无逸。

从这以后，继位的君王生来就安逸。生来安逸，不知道耕种收割的艰难，听不到平民的辛劳，只追求享乐。从这以后，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

读《无逸》，必须看商朝先王之所以在位长久是怎样的，以及后王之所以没有谁能长寿又是怎样的。这没有别的，区别在于能否恭敬罢了。如果能够恭敬，就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想象此时，念头有一丝毫的杂念吗？喜怒有一丝毫的私心吗？此心有一丝毫的放逸吗？所以伤害生命的东西既然没有，自然就有延年益寿的道理。

周公说：“唉！那也只有我们周朝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谦抑畏惧。文王穿着卑贱的衣服，从事安民和耕种的事务。美好柔和，美德恭敬，关怀保护平民，恩惠鳏夫寡妇。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没有空闲吃饭，用来调和万民。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因为各诸侯国只供给正当的贡赋。文王受命是在中年，他在位五十年。”抑，是谦抑；畏，是戒慎恐惧。能够自我谦抑畏惧，这是太王、王季的无逸。文王穿着卑贱的衣服，这是文王的无逸。降低衣服的规格，不追求奢侈浪费，只从事安民和耕种的事务。康功，是安民的功效；田功，是耕种收割的事务。徽柔懿恭，这一句描绘出文王的形象。徽和懿都是至美的言辞，柔和而称为徽柔，不同于常人的柔和；恭敬而称为懿恭，不同于常人的恭敬。这就是尧的允恭克让，舜的温恭允塞，孔子的温良恭俭相同。恭敬逊顺，圣人的心意可见了。有一丝毫骄矜悖慢之气，就不是圣人的心意。用这样的德行来关怀保护平民，没有匹夫匹妇不受到他的恩泽。大概关怀保护平民，不是傲然自大的人所能做到的，只有徽柔懿恭的人，看待平民的细微之处，就像慈母保护婴儿一样，所谓像保护婴儿一样，诚心诚意地寻求，即使不中也不远矣。惠鲜鳏寡，是文王将恩泽施予百姓，而百姓都有生机，如同及时雨降临，草木都变得鲜明，所以称为惠鲜。从早晨直到

译在正午时分，连吃饭都来不及，他忧虑勤勉到了这种地步，并不是琐碎地亲自处理细微的事务，而是常怀此心，不敢有一毫的间断、一毫的放纵，像这样才能够使万民和谐。因为君主是百姓的表率，百姓看着表率行动，听着倡导响应，功夫稍有不到位，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能使百姓和谐，这就是文王太阳偏西还不吃饭的原因。游猎在国有固定的制度，而文王却不敢沉溺其中。上面没有过度的使用，下面就没有过度的索取，所以各国所供给的，没有不是正当的。文王担任西伯，因此各国都有进贡。

译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在观赏、安逸、游乐、打猎上过度放纵，以便让万民只供给正当的赋税。”

观赏、安逸、游乐、打猎，是君主无法完全避免的，但如果到了过度放纵的地步就不可以了。行为举动既不符合应当做的，又超过了限度，这就叫做“淫”（过度）。君主如果荒淫无度，那么赋税征收必定沉重，这是因为用度奢侈，没有东西来满足他的欲望，形势所迫不得不从百姓那里索取。这就好比一个家庭，主人如果在上面荒淫无度，那么财物必然会被奴仆侵吞。君主如果荒淫，就不会有正常的政事；没有正常的政事，财政用度就会不足；财政用度不足，不向百姓索取又能向谁求取呢？如果在观赏、安逸、游乐、打猎上不曾放纵欲望，那么万民所供给的赋税自然都是正当的了。

不要说：“今天沉溺于享乐，就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也不是上天所顺应的，这时人们就会有大的过失。不要像殷王受（纣王）那样迷乱，酗酒败坏德行啊！”

现在需要思考：一天的沉溺享乐，对事情有什么妨害？而周公却说“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不是上天所顺应的”，为什么禁止得如此严厉？求学的人必须体察：在兢兢业业的时候，这颗心是怎样的？在沉溺享乐的时候，这颗心又是怎样的？这样就可以明白周公的意思了。比如在兢兢业业的时候，这颗心戒慎恐惧，这时候，就是圣人的心了；到了沉溺享乐的时候，这颗心荒废迷乱、颠沛错乱，天下的人必定都认为我是不对的，这怎么能作为百姓的榜样呢？天与人本是一心，百姓既然认为不对，上天也必定认为不对，这怎么能顺应上天呢？所以这种过错虽然看似微小，却与大罪没有区别。因此君子自我检点，善事不可以因为小而不去做，恶事不可以因为小而不除去。现在的人只认为它小，大多在此处疏忽，不知道善事虽然小，但天人的心都认为是对的；恶事虽然小，但天人的心都认为是不对的。所以说：“你的德行没有小的，万国会因此喜庆；你的不德没有大的，会因此败坏宗庙。”不德没有大的，怎么会败坏宗庙呢？然而当他有不德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就已经有了败坏宗庙的道理。周公的话并不过分。因酒而行凶叫做“酗”；酒德，是把酒当作德行。德的意思是“得”，实实在在地拥有于自己，达到坚固不可夺的地步，这就叫做“得”。行善达到深处叫做“得”，作恶用力深重也叫做“得”，其他泛泛之辈都不是这样。德称为酒德，大概是因为沉溺于酒而成了痼疾。前辈多认为“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舜难道有这种情况吗？“不要像商王受那样”，成王难道有这种情况吗？其实不是这样。这个道理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遵循它就成了君子，背离它就成了小人。成王虽然贤明，如果一念不谨慎，就是商王纣了。所以说：“只有圣人如果不思虑就会变成狂妄，只有狂妄的人如果能思虑就能成为圣人。”孟子说：“慢走跟在长者后面叫做悌，快走抢在长者前面叫做不悌。悌就是尧舜，不悌就是桀纣。”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还互相训诫告知，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导，百姓没有互相造谣惑乱。如果这样却不听从，人们就训诫他，他却变乱了先王的正确法度，无论大小，百姓要么心里违背怨恨，要么口中诅咒。”周公说凭借古代人的盛德，君臣之间尚且互相训诫告知、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导，现在难道可以不像这样吗？“犹”的意思是，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辞气。可以停止却不停止，这就是古人之所以盛大的原因。百姓没有互相造谣惑乱，大概是因为君臣之间诚意已经交相信任，那么下面进谗言惑乱人听闻的人，自然不能得逞了。大体上天下的道理，只有上面失去正道，下面的人才敢放肆地发表虚妄无根的话。君臣既然互相警励，他们又怎么能趁机钻空子呢？这就好比一个家庭，父子兄弟之间和睦无间，做奴仆的虽然有谗言挑拨，又怎么能得逞呢！如果这样却不听从，而君臣互相训诫告知，却把先王的正确法度无论大小都变乱了，那么百姓都会心里怨恨他而口中诅咒他。大概在有道的时代，君臣交相信任，那么谗言就没有途径进入；在无道的时代，君臣失德，那么下面的人都放肆地怨恨诅咒。其关键只在于上面罢了。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周文王，这四个人都能践行明智。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在怨恨你、咒骂你。’他们就大大地自我敬重德行。如果有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不仅不敢怀怒。如果这样却不听从，人们就有人造谣惑乱，说：‘小人在怨恨你、咒骂你。’就相信了，那么像这样，不长久地思念他的君主，不宽宏他的心胸，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害无辜的人。怨恨就会相同，聚集在他身上。”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

迪哲，是确实能践行这种明智。明哲人人都有，实践到了，他的明智常常秉持而不丢失，这就叫做“迪”。不然，未能亲身践行，虽然有这种明智，也不是我所有的了。如果有人告诉说：“小人在怨恨你、咒骂你。”就大大地自我敬重德行，如果有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不仅不敢怀怒。求学的人诵读此处，可以认识古代圣贤的心。皇，是大。小人的怨恨咒骂，有什么常理呢？而古人一听到怨恨，就大大地自我敬重德行，反躬自省，认为我确实导致了这样，相信确实如此，不仅不敢怀怒而已。人本来有外表做出自我反省的样子，而内心其实怀有愤怒的。古人岂止不敢怀怒，简直是不敢有一毫怪罪别人的念头。

译人们心中，都认为是我的罪过。圣贤此心纯正的端倪，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如果对此不听劝告，有人便告诉他说：“小人在怨恨你、辱骂你。”你就相信这话，便加以杀戮，完全不知道自我反省，那么天下人都将同心怨恨他们的君主，全天下人的怨恨，都聚集到我身上了。君主如果到了被天下人都怨恨的地步，又凭什么独立于百姓之上呢？自古以来的人，都互相训诫告知。直到全篇结束，虽然分为两章，但内在脉络实际上是相通连贯的。前章认为如果不听劝告，那么人们都将背离怨恨；后章认为人们怨恨你，只应当自我反省，却可以消除怨恨。如果因为人们怨恨我就施加刑罚杀戮，民众的怨恨会更加严重，越发不可遏止了。周公作《无逸》，在最后一章反复强调关于“怨恨”这个词，大概是说作为百姓的君主，怎么能让百姓有怨恨之心呢？直到天下人都没有怨恨，才算是《无逸》的境界。天下还有怨恨君主的人，一定是我自己还有安逸享乐的心思。所以百姓怨恨还是不怨恨，就是安逸还是不安逸的验证。

译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分别位于左右。召公心中不悦，周公于是作了《君奭》。

《易经》说：“能够知晓进退存亡的道理而不失其正道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功业已经成就，权势地位已经显赫，从道理上看，自然应当寻求退隐，这就是召公不悦的原因。不仅仅是召公如此，周公在洛邑建成之后，也曾请求归隐，但成王竭尽礼节表示敬意，再三挽留，周公于是改变心意，再次为成王留下。到了这时，召公又想退隐，周公于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复开导劝谕并挽留他，这就是《君奭》产生的缘由。周公挽留召公的意图别无其他，大概是因为召公不同于寻常人的情况，他的去留关系到国家的轻重。如果是其他人的去留，还不至于过分计较利害。凭借召公这样的大贤，周王室是离不开他的，用还是不用，周王室的轻重就系于其中，周公怎么能不留他呢？现在读这篇文章，必须思考：周公作为圣臣辅佐武王建立周朝，事业如此，哪里还需要依靠召公的帮助呢？当时又有毛公、毕公等人，人才济济，其中难道没有可以辅佐成王的人吗？而周公却急切地唯独挽留召公，原因何在？正是因为召公不同于寻常人。

君奭

周公如此说：“君奭！不幸啊，上天降下灾祸于殷商，殷商已经丧失其天命，我们周朝已经承受了天命。我不敢断言说：‘周朝的基业能够长久地保持美好吗？如果上天辅助我们的诚心，我也不敢断言说：最终会出于不祥吗？’”

天命不可轻信，顺逆向背，吉凶祸福，都不可预先估计，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其余就听任上天罢了。所以基业能否长久美好，上天是否辅助我们的诚心，都不敢断言。大凡种植的要培育它，倾覆的要颠覆它，灾祸吉祥、殃及庆贺，固然各自以其同类到来。然而天下也有行善却未必立刻得福的人，以孔子的圣德，最终却老于行役；以颜回的美德，却未能长寿。由此看来，怎么就能说只要我诚心尽力，上天必定辅助我呢？《礼记》说：“得到是理所当然，得不到也是理所当然，以此听任天命。”这也只是尽人事罢了。计算祸福并必定如此，不是真正了解天命的人。周公又说：“我今日果真能尽诚心，也不敢断言。”说最终会出于不祥，从而自我放弃于不可为之事。大概行善固然自有获得福报的道理，又怎么能因此认为上天不赐福给我呢？只是福与祸，都不是我所敢断言的。孟子说：“夭折或长寿都不改变志向，修养身心以等待天命，这就是确立命运。”夭折或长寿，固然自有天命，都不是应当去探究的，只要能修养身心以等待就足够了，也是这个意思。大抵古人用心，真是如此，求学的人也应当如此。修养身心、规范行为，力求尽到自己该做的，穷困显达、富贵贫贱都听任上天，哪里可以必定其得失呢！

唉！君奭您曾说：“此时我也不能安于上天的命令，不能永远念及天威和我的百姓，没有过错违背的只有人。对于我的后代子孙，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遏制放佚前人的光辉，在家中不知晓。”

从“此时我”到“只有人”，都是召公前日说的话，周公引用他的话来证实。召公也曾说：“这件事确实在于我。”凡是天命是否安宁，民心是否顺从或违背，都不敢断定，所应当自我尽力的大概只有人事罢了。这类地方，应当先观察大意，以意逆志，不应当因文字而损害辞意。大意只是说天命去留，人心顺逆，都没有必定之理，只有尽人事为先。看召公谈论天命，也说我不敢知道，与周公的意思相同，那么召公的话就可以推知了。“对于我的后代子孙”到“在家中不知晓”，这是周公挽留召公的话。召公不要认为今日基业已成，天命已固，民心已安，没有可做的，就匆匆离去。万一后来子孙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骄慢怠惰，遏制放佚祖宗的光辉，召公如果不在朝廷，在家中怎么能够知晓？您如果在他们左右，还可以辅佐赞襄、弥补缝隙，纠正过失错误，匡正其非分之想，用正道训导，在事情未萌发时就匡正补救，或许能够扶持而不致败坏。如果退隐居家，既不参与朝政，那么凡是国家的大计，怎么能听闻？君主的得失，怎么能匡正补救？与其在家中不知晓，何不一起挽留并扶持。

天命不易，天命难信，如果其丧失天命，就不能长久经历。继承前人，恭敬明德，在于现在。我小子旦，并非能够有正，只是遵循前人的光辉，施之于我年幼的儿子。又说：“天命不可轻信，我的道路只在于延续宁王的德行，上天不会轻易放弃文王承受的天命。”天命不易，天命难信，大略只是前面的意思，说天命难保，如果其丧失天命，就不能长久。继承前人的基业，以恭敬承受前人的明德，我岂敢说自能有正？也只是奉行前人的明德，以施之于我年幼的儿子罢了。上天岂可轻易相信？只有宁王的德行，可以延洪，或许不至于丧失天命。何况《昊天有成命》，文王承受了它，上天必定不会轻易放弃，或许还有所依赖凭借扶持的。周公的意思，说我有什么能力呢？所依赖的是前人的德行，其符合天心的足以垂裕后昆，我只是遵行它，以启佑后人罢了。将功劳归于前人，自处为不能有所正，而将功劳归于前人，那么退托求助于召公的意思就在

译（伊尹）已经在那里面了。

周公说：“君奭，我听说在从前成汤既已承受天命的时候，那时就有像伊尹那样的人，感通于伟大的上天。在太甲的时候，就有像保衡那样的人。在太戊的时候，就有像伊陟、臣扈那样的人，感通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的时候，就有像巫贤那样的人。在武丁的时候，就有像甘盘那样的人。全都是因为有这些贤臣陈列在朝，保卫治理殷朝，所以殷朝的礼仪能够上达配享上天，经历了很多年。上天只专一保佑天命，那么商朝的百姓、王臣没有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恤的。小臣和屏藩的侯甸之君，何况都奔走效力。只有这些德行相称的人，用来治理他们的君主。所以天子在四方有所作为，如同占卜筮问，没有不令人信服的。”

译从普遍覆盖的角度来说，就称之为天；从主宰统治的角度来说，就称之为帝。天和帝是同一个东西，就像人一样，总体说来就叫做人，特指其主宰部分就叫做心。心就是人，人就是心。“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只有具备纯全美德的人才能做到。巫咸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只说治理王家，即使是有才能的人也可以做到。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应当知道这是夏、商、周三代辅佐君主的宰相所具备的德行与功业。身为宰相大臣，必须达到能够感动上苍的地步，这才配得上做宰相大臣。三代的辅相都是这样的。只看成王怀疑周公时，上天降下巨大的雷电风雨，成王迎接周公后，上天便下雨且风向反转，以及代替武王受死，而武王第二天病就好了。如果不是周公能够感通上天，怎么能达到这种效果？这分明是与天合一了。这其中的法则也不遥远，只要自身没有一丝一毫的障碍，此心即是天心，那么精诚自然就能交通。读到这里，可以看到三代辅相的德行与功业，可以认识三代辅相的心。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怎么配称为尊贵的宰相大臣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巫咸如此贤能，只说到治理王家，还没有进升到感通天地帝的境界，难道这是容易的事吗！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这几个人都是卓然立于千万人之上，名震一世的人。治理天下国家，必须任用这样的人才行。因为这些人都是当世的英伟杰出人物，如果是其他平庸的众人，对成败治乱的命运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尧以得不到舜为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忧虑。”大体上做人，必须做这样的人；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寻求这样的人来任用。自从汉唐以后，这样的人就不再出现了。其间值得称道的也有，如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都是一时的人物。然而与三代辅相感通天地的功业相比，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率惟兹有陈”，是说他们的功业都昭然陈列于上。只有商朝有这样多的大贤人，所以其道理足以配得上帝，历经多年。古代在郊外祭祀天地，就用祖先配享，这就是所谓的配天。“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无不秉持美德并明察体恤，历数商朝贤人的众多。因为上面既然有许多有头脑的人，所以上天也眷顾保佑他们，而举凡内外小臣无非是贤能有德之士。百姓，指百官的族姓。王人，如《春秋》所说的“王人虽然地位卑微，却排在诸侯之上”那样的人。小臣，指侍奉左右的仆从之臣。侯甸，指在外地的诸侯，作为藩屏的。奔走于四方，就是所谓的“宣力四方”的人。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无论小臣还是大臣，无非是贤才，无非是只推崇德行的人。称，即举荐。《诗经》说：“德行轻如羽毛，人们很少能举荐它。我观察谋划，只有仲山甫举荐它。”谁没有这种德行呢？然而有德行却不能举荐，德行就不属于我了。勤勉努力，自强不息，这就叫做举荐。因为当时的人，不只是有小小的才能，都是进升到德行层面的人。乂厥辟，即治理其君主。正因为贤才众多知道这一点，所以君主有所作为，而举国上下都信任他，就像占卜一样，到这里才是“用乂厥辟”的地方。君主想要有所作为，如果天下人不信任，怎么治理呢？三代的王佐辅相辅助君主，简直是使天下人都尊崇信任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仲虺称赞商汤“能够宽厚仁爱，彰显信用于亿万民众”，《诗经》说“效法文王，万国都信服”。后世作为君主的人，天下人未必都信任他。诏令不被信任，政事多变，再加上君主有所作为，天下人都说：“这未必真的会实行，这未必能长久。”因为君主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所以人们的话不被君主信任。三代兴盛时，天下人尊崇信任君主，分明就像占卜一样，谁不相信占卜呢？至于在四方有事时，就像占卜一样，没有不信任的，因为真正能恭敬信任君主。周公的话如此深切。

周公说：“《君奭》篇说，上天赐予长寿且平正感通，保佑治理殷商。殷商继承天命却灭亡威严。现在你长久地思念，就有稳固的天命，你的治理能使我新建立的邦国光明。”

平，是平正，不偏不倚，坦然正直，这就叫做平。格，是到达田地，即达到极致。平正感通的人，上天必定赐予长寿。像伊尹、臣扈这类人，往往都享有高寿。怎么知道的呢？只看伊尹辅佐成汤，又辅佐太甲，难道不是有长寿吗？《汤诰》说：“汤战胜夏后，想迁移夏的社稷，不可以，于是作《夏社》。怀疑到臣扈。”这是成汤时代的人。后来历经太甲，又历经太戊，难道不是有长寿吗？周公认为商朝的兴盛，贤人如此众多，足以保佑治理殷商。然而其后继者纣王继承天命，却有灭亡的威严。现在召公难道可以认为周家的天命已经稳固，就突然想要退隐吗？以前虽然已经很好，但以后的事情还不可保。必须常常思念，才能永远稳固天命，治理使我新建立的邦国光明。这是周公恳切挽留召公的意思。

周公说：“君奭！在过去，上帝割裂申劝宁王的德行，将大命聚集在他的身上。只有文王还能修治和睦我们的夏朝，也只有像虢叔，像闳天，像散宜生，像泰颠，像南宫括这样的人。”又说：“没有能力往来，

译于是遵循常道施行教化，文王的美德降临于国人。也只有那些纯粹保佑、秉持德行的人，才能引导人们知晓上天的威严，于是当时昭示的文王之道得以显现，被上帝所听闻，这才承受了殷商的天命啊！武王因为这四个人而尚能享有福禄。后来他们与武王一起发扬上天的威严，全都消灭了他们的敌人。正是这四个人昭示武王，以伟大的德行著称。

译割割是丧礼，割丧是殷家的丧礼，而申述劝勉宁王的德行。宁王通晓文治武功，所以说文王一怒而安定天下百姓，武王也是一怒而安定天下百姓，都是安定天下的君王。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五个人在当时卓然出众，可以称道，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治乱。看周公不提及他人，而唯独举出这五个人，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普通人了。说：“如果没有这五个人往来其间，引导常道教化，文王就没有德行降于国人。”体味这四句话，这五个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呢！文王是圣人中最盛大的，周家的治世，文王实际上促成了它。而文王如果没有这五个人往来其间，引导常道教化，我就没有德行降于国人。仔细体味这些，就可以认识古代圣人的心了。大概君臣相互依存，本来就是实在的道理。文王虽然圣明，如果没有贤人的辅助，又怎么能独自达成天下的治世呢？舜称赞皋陶，认为“使我顺从欲望来治理，四方风气感动，都是你的美善”，君主依靠臣子，从古就是这样。降就是德行降下的降，君主向百姓施予恩泽，如同万物正枯萎而天降及时雨，蓬勃兴起，这就叫降。王者必定要使他的德行降于天下，普天之下，没有不蒙受其恩泽的，可以称为降了。汉唐以后，统治天下的人，他们的德行都没有降下，其间贤明的君主也有能降下的，但与三代相比就有差距了。纯佑秉德，上天眷顾保佑他，而贤才无非是秉持德行的人。即前面所说的“上天只纯佑天命，那么商朝的百姓和官吏无不秉持德行明察体恤”，看这里所说的秉德，就知道说“王人秉持德行”，意思是王者不秉持他的德行，就错了。迪知天威，不只是知道，真正能实行。天的可畏，谁不知道？然而五个人所知道的不同于常人的知道，所以称为迪。昭明文王的德行，施行于天下，显现于天下，而升闻于上帝，所以称为迪见。冒闻文王虽然没有称王，然而在文王时，天命本来已经归附了，所以称为惟时受有殷命。五人中虢叔先死，到武王时四人还有禄位，所以能辅佐武王伐纣，昭示武王的德行，覆盖冒于天下，使天下的人无不称颂他们的君主，称为丕单称德，说普天之下同声一辞。文王侍奉商朝，武王伐纣，交换位置也都一样。看这四个人在文王时引导常道教化，在武王时宣扬天威，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现在在我小子旦，就像渡过大河，我前往与你奭一起渡河。小子同未在位，不要责备我收敛，不要勉励不及。老成之人造德不降，我就听不到鸣鸟的声音，何况说能感格皇天呢？

其济，小子，小子指成王。成王已经做君主了，然而正当周公摄政七年之际，成王虽然做君主，还不可以说在位。至于复辟之后，才开始亲理政事，才开始在位。周公对召公说：“你辅佐成王，应当常常像他未在位的时候一样，不可以只责备我离去。”大概召公的意思，认为现在成王已经亲理政事，不同于从前，所以浩然有离去的意思。周公的心意却不是这样，大概成王天资本来不是刚毅英果能自强自立的人，必须常常得到贤人在左右辅助，或许才可以不失去德行，这是周公恳切的心意，所以常常像未在位的时候一样。收，是收敛；罔，是不勉励。君主有不勉励不及的心意，应当收敛它，大概不勉励不及的心意容易放纵，必须收敛，不使它荡然无制，这样心意就常存了。这是周公匡正君心的事业。耇造德不降，说老成之人造德不降，鸣鸟尚且恐怕听不到，何况能感格皇天呢？降，就是降于国人的降。古代以凤凰为祥瑞，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完了！”大概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吉兆，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现在必须看这个降字和这个格字，周公的规模，必定要使德行降于国人，而上能感格皇天上帝，王佐辅相的事业，哪里是后世能赶得上的呢！

周公说：“唉！君主务必鉴戒于此！我受命无疆只有美善，也大有艰难。告诉君主你的谋略宽裕，我不让后人迷惑。”

我受命无疆只有美善，也大有艰难，就是召公所说的“现在君王受命无疆只有美善，也无疆只有忧虑”的意思。大概有莫大的美善，就有莫大的艰难。君主占据富贵崇高的权势，可以说是无疆的美善了，然而也有无限可忧可惧的。大概这件事常常相对，不曾只有一边，这边有一分，那边便有一分，随着所处的不同，地位越隆则忧虑越重，好处越多则不好处也多。后世的君主大抵只知道有无疆的美善，不知道有莫大的艰难，所以周、召恳切地这样告诫君主。“你的谋略宽裕，我不让后人迷惑”，古人必须达到这宽裕的地方。宽裕，是绰然有余，在我常常宏大宽裕。如果自视迫窄，哪里是所谓的宽裕呢？好问则宽裕，自用则狭小。大概得到人的辅助，自然就是宽裕；如果独自自用，自然就是不足。周公认为召公如果离去，那么在我这里就不宽裕了，必须勉励为我留下，共同辅佐成王的事业，那么我就绰绰乎有余裕，而君主也就不至于迷惑了。

译“后人”，是指成王而言。他的德行常常明智而没有迷惑错乱，这就叫做不迷。

译周公说：“前人广布他们的诚心，于是详尽地命令你，作为百姓的准则。”

《周官》设立官职、分配职责，以此作为百姓的准则。作为君主，治理政事，防备祸患，做什么呢？在上位确立准则，使天下人都有所效法，都知道如何取中正之道，这是君主的职责。所以说：“皇天建立其有准则。”又说：“确立我们众民的准则，没有不是你的准则。”夏、商、周三代的圣王治理天下，只是作为百姓的准则。他们委任使用的辅佐大臣，也是能够作为百姓准则的人。汉代、唐代以后所任用的辅相，不过是办理一时的事务，要求他们作为百姓的准则就难了。王吉所说的“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言听计从，然而没有建立万世的长远策略，使君主达到三代那样的兴盛”，他们的致力于期会簿书、断案听讼罢了。在三代的时候，虽然断案听讼，固然也都是中正之道的体现。皋陶担任士官，而能使百姓协于中正，这不是作为百姓的准则又是什么呢？但在后世则已经失去了根本，这就是与三代不同的原因。

说：“你应当勉励自己作为王的匹偶，切实地承担这重大的使命，只有文王的德行，才能承受无尽的忧劳。”

“偶”的意思是匹偶。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表明他们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而成。臣子是君主的匹偶。在三代的时候，君臣之间相互看待如同匹偶，有同为一体的意义。秦汉以后，凛然以权势地位相互对待，而师友之道丧失，不再看到他们是匹偶了。周公告诫召公：“你应当勤勉不懈，作为王的匹偶。现在一旦想要离去，那么成王就失去他的匹偶了。”像“偶”这个字，都是三代时的议论，后世哪里还有这样的言语！“在亶乘兹大命”，是确实能够承担这重大的使命。大命，就是“乃悉命汝”的命令。乘，如同乘舟、乘车之乘。周公说召公应当服从并承担这重大的使命，现在想要离去，就是坠失这使命而不能承担了。“丕承无疆之恤”，这个“承”字是承担的承。只有王承受天命，无尽的福祉，也有无尽的忧劳。这无尽的忧劳，必须有人承担才行。召公如果离去，谁来承担这件事？周公说这话，是想让召公亲身承担天下的重任。后世国家大事，作为宰相大臣的都不能承担，这也可见古今的变化。

周公说：“我告诉你，我确实信任保奭。如果你能恭敬，以我鉴戒于殷商丧亡的大否运，于是思念我的天威。我不允许像这样告诫，我只说：‘辅助我们二人，你有所契合吗。’说：‘在这二人之时，天福更加到来，只有这二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恭敬德行，明察我俊美的百姓，在让位于后人于伟大的时代。”

周公告诫召公：“你不可以不恭敬。”什么叫恭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就是恭敬。周家的王业虽然已经稳固，正是应当兢兢业业维持保守的时候，认为已经稳固就想要离去，岂不是不恭敬吗？既然说恭敬，又说恭敬德行，谆谆告诫，只是想让召公不倚仗功业已经成就，常以恭敬存心。否，是泰的反面，殷商的丧亡，其否运到了极点，我们难道可以不鉴戒吗？倚仗功业已经成就，稍有一念懈怠，那么前日殷商的事情，能不为之恐惧吗！我常以为辅佐成王，这件事全在我们二人。你召公的心与我的心相合，也说在这二人之时，举出召公自己所言来晓喻他，这就是周公最终能留住召公的原因。如前所说君已说这时我要，也是这个意思。周公认为这个道理，你的心本自分明，然而你认为天福更加到来，只有这二人不能胜任，这却不可以。因为周朝到成王，达到治理的极致，召公认为功成身退，是天之道，知道进而不知道退，知道存而不知道亡，有所不可，所以毅然想要离去。然而周公的心，起初不见天福的更加到来，常若有所不足。所以说召公：“你不可以说天福的更加到来如此就可以停止了。你须当恭敬自己的德行，明察俊美的百姓，更收拾人才而列之位，至于功成业遂，治道极隆如此之时，你才可让位于后人了。在今天岂是求退的时候呢？”以当时人才的兴盛，而同列相互勉励，方且更想明察俊美的百姓，三代辅相的心，君子将在这里观察。周公复辟之后，便有告归的意思，盖当时不求去不得；及成王反复挽留，周公便留下，盖当时不留亦不得。周公既为成王留下，所以也勉励召公为周家留下。

呜呼！厚辅这二人，我方能达到今天的休美。我全都成就文王的功业于不懈怠，丕冒海隅出日，无不率俾。

笃、棐这二人说：“厚辅周家的，在我们二人而已。我达到今天，固然已经休美了，然而我更当成就文王的功业于不懈怠。”文王的功业，哪有不成者？而周公又想要成就它，盖周公的心，常见其不足，未曾见其为已成。呜呼！人以为天福更加到来，而我不见其已至；人以为人才极盛，而我方想要明察俊美的百姓；文王的功业既极于成，而我方想要成就其功业于不懈怠。周公的相业，在这里可见了。丰镐在极西，出日之地在极东，现在必欲自天地之西极，而到于天地之东，盛德无不丕冒，

译大概必须像这样，才可以说是达到了治理的极致，也就是所说的光辉普照四方。大体上，古人修养自身，做得十分完善，却不显露出好人的样子；古人治理天下，成就了极大的功业，却不显露出功业的样子，这都是出于一心。如果自以为已经是好人，自以为已有功业，便不是自强不息的道理。

译周公说：“君王不仁惠，像这样多次告诫，我只是因此担忧天命和百姓。”

前面说：“我不是像这样多次告诫。”这里又说：“君王不仁惠，像这样多次告诫。”言辞的繁多，并非圣人愿意如此。道理上应当说的，只能反复地说。然而他的本心，难道以多言为美事吗？我只是因此担忧天命没有常道，与民心没有常怀，不可保持。

周公说：“唉！召公，只有你了解百姓的德行，也没有人不能善始，关键在于善终。恭敬地对待这样的事，前往恭敬地施行治理。”

周公对召公说：“你也了解那彰明百姓德行的道理吗？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起初没有不善的，而人心的初始，也没有不想行善的。只是后来渐渐变坏，所以不能善终。你现在虽然做好了前面这一段，但如果就想离开，就没有后面这一段了。你应当恭敬地听从我的话，从此以后，要恭敬地施行治理。”周公告诫召公，反复强调“敬”这个字，大概是一见到功业已经成就，便不再算是所谓的敬了。读《君奭》这一篇，可以看到三代辅佐君王的大臣的心志，可以看到三代辅佐君王的大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