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齐家塾书钞卷八　　　　宋　袁燮　撰

译因此，亲近正直的贤人，斥退疏远奸佞的小人，不敢有邪恶的思虑和妄念，不敢有贪欲和安逸享乐，这些都是用来涵养人的聪慧明智的。上天生育百姓，百姓有欲望，如果没有君主来治理就会混乱，上天赋予百姓聪慧明智，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治理欲望。这里将“聪明”与“欲望”相对而言，有欲望就不聪明了。大概是因为有欲望就会昏聩，哪里还能聪慧明智呢？虽然如此，所谓的聪明有小有大，对一事一物的察慧，是机巧的小聪明，并非真正的聪明。况且汉宣帝、魏明帝并非不聪明。汉宣帝的智慧，有什么不知道的？然而到了诛杀赵充国、盖宽饶、韩安国、杨恽等人时，果真能称之为聪明吗？如果他真的聪明，像这样忠直的大臣，怎么可以加以杀戮？魏明帝整天坐在朝廷上处理政务，幽深冤枉的事必定能通达，然而到了用刑残酷、天性狭隘急躁的时候，所谓的聪明果真在哪里呢？这些都不是所说的真正的聪明。“亶”的意思是诚信、真实，确实能够完全具备聪明的德行，所以称为“亶”。夏桀、商纣之所以天下大乱，只是因为不聪明的缘故。君主不聪不明，天下怎么能得到治理呢？所以周武王列举这些来数说商纣的罪状，而《汤誓》也说：“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本性，能够安定其谋略的只有君主。”这都是用来阐述君主的职责本分的。

译如今商王受，不敬重上天，降下灾祸给下民，沉溺于酒色，敢于施行暴虐，连坐族人来惩罚罪犯，世袭制来任用官员，只为了宫室、台榭、池塘、奢华的服饰，从而残害你们万民，烧杀忠良，剖开孕妇取胎。皇天震怒，命令我的文王严肃地奉行天威，但伟大的功业尚未完成。因此我小子发，率领你们友邦的诸侯，到商朝去观察政事。只见受没有悔改之心，依然安居享乐，不侍奉上帝和神灵，废弃祖先的宗庙而不祭祀。祭祀用的牺牲和谷物都被凶恶的盗贼所盗取，他却说：“我有民众，我有天命。”毫不惩戒这种侮慢行为。不敬重上天，这一句是纣王万般罪过的根源。君主居于亿兆百姓之上，比君主更尊贵的只有天罢了。没有比天更尊贵的，却还不知道敬重，那么对于其他事物还有什么可敬重的呢？虽然如此，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如沉溺酒色、施行暴虐、烧杀忠良、剖开孕妇之类，确实是其不可逃避的罪过。至于世袭任用官员，也被当作罪状一并列举，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这件事虽然看似不太计较利害，但实际上有着巨大的利害。为什么呢？只论出身世系，而不论贤能与否。只要是父亲担任这个官职，儿子就继承，孙子又继承，贤能或不贤能都不过问。君主治理天下，到了贤能不贤无法分辨的地步，天下将会怎样呢？一种情况是沉溺酒色，昏乱迷惑而不知道；另一种情况是怠惰苟且，不再用心。这就是它成为罪状的原因。详细观察武王列举纣王罪状的原因，纣王起初难道有意走到这一步吗？只是因为一味沉溺于酒，荒淫女色，因此昏乱迷惑了他的聪明，即使是纣王自己也有所不知。现在必须经过许多阶段，才能看出纣王不可为的原因。比如皇天震怒，命令我的文王严肃地奉行天威，当时如讨伐崇国、黎国之类，都是党同纣王作恶的国家，而征伐加于其上，纣王也可以醒悟了，却竟然不知道恐惧。至于武王率领你们友邦的诸侯到商朝观察政事，形势非常紧迫，而纣王没有悔改之心，也安然居住。至于祭祀用的牺牲和谷物都被凶恶的盗贼所盗取，把宗庙的祭品敢于盗取，这样侮慢上级也太过分了，却还认为“我有民众，我有天命”，毫不惩戒。既然这样，还有什么指望呢？不侍奉上帝和神灵，废弃祖先的宗庙而不祭祀。君主如果不管理祭祀，怎么治理天下呢？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恤祀的。试想敬承祭祀，这颗心是怎样的？不管理祭祀，那颗心又是怎样的？这就显而易见了。

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因为他们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有罪无罪，我怎么敢超越我的本心呢？

以臣伐君，怎么能说无罪？拯救百姓于水火，如果没有利于天下的心，又怎么能说是有罪？武王认为这是有罪吗？我不知道；认为无罪吗？我也不知道。有罪无罪，我都不暇顾及，我只是实行我的本心罢了。本心，是我的根本心意。古人做事，都先确定本心，本心一定，顺从它而行，不敢超越。所以武王伐纣，举此心以伐之，怎么敢超越我的本心呢？只有汤武的征伐是这样的，汉高祖以平民身份得到天下，还差不多；魏晋以后，欺骗孤儿寡妇以得到天下的人，反而寻求他们的本心，果真像这样吗？汤武的征伐，都用我的心来决断，如果初心如此，而所为却不是这样，这就是超越本心了。

力量相当则衡量德行，德行相当则衡量道义。受有臣民亿万，只有亿万颗心；我有臣民三千，只有一颗心。商的罪过已经贯满，天命诛杀他。我不顺从天命，我的罪过就和他一样。」武王说：“我今天的举动，不是随便的。我之所以反复筹度，已经到了极点。既衡量力量，又衡量德行，又衡量道义，三者都胜了才可以，有一项不具备，就不能成事。现在受虽然有亿万人，但人各有心，我的三千人都只有一颗心，他们虽然人多，但实际很少，那么力量与德行就胜了。力量与德行既胜，又必须衡量道义如何。现在商的罪过已经贯满，天命诛杀他，那么道义上也是应当做的。道义精微而难明，从常人看来，以臣伐君，说是不义也可以。然而纣因为逆天理，所以天命诛杀他。现在我不奉行天罚，就是逆天理。纣不顺天而得罪，我不顺天，罪过将和他一样。所以伐纣的举动，不是我的私意，是道义上应当做的。伐纣看似不义，而武王却这样看，就知道武王考察得很熟了。受的人亿万颗心，周的人只有一颗心，学者必须深思：纣为什么导致人心这样？武王又为什么能使人心这样？只因为我的心一，那么人的心也一；我的心不一，那么人的心也不一。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的；德行二三不一，行动没有不凶险的。我所为符合道义，道义是人心所同然的，自然是一颗心；所为不符合道义，那么一个人诽谤，一个人诋毁，想要一颗心，可能吗？」

我小子早晚恭敬恐惧，承受文王的命令，向上帝祭祀，向四方土地祭祀，率领你们众人，完成上天的惩罚。

武王伐纣，难道是轻易的吗？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汤说：“战战兢兢，恐惧不安。”武王说：“早晚恭敬恐惧。”犯天下不韪之名进行征伐，这确实是可惧的。看“受命文考”一句，则

译知道讨伐商朝，确实是文王的本心。后世之人凭借私意和小聪明妄加揣测圣人，于是对商汤和周武王的事迹每每产生怀疑。其实，尧舜的禅让，商汤周武王的征伐，如果交换处境，也都是同样的道理。武王讨伐商朝，就是秉承文王侍奉商朝时的本心。假使文王处在武王那个时代，也会夺取天下。只是因为文王当时，纣王还没有极其无道，所以虽然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仍然臣服侍奉商朝。然而武王的讨伐，是接受文王的遗命罢了。苏东坡在《武王论》中认为，武王在孟津观兵后返回，如果纣王改立君主，武王对待他的态度也就这样罢了。这话听起来并非不美好，然而天下哪有这种道理？以臣子讨伐君主，却还能北面侍奉他的子孙吗？魏晋以后，确实有为了避开篡弑的名声而进行受禅举动的人，但后来终究不能两全。如果商汤周武王不可讨伐，那只是不去讨伐；如果按道理应当讨伐，那就只能改朝换代，并非我有利夺天下的私心，而是合乎天理罢了。“类”，是祭天的名称；“宜”，是祭地的名称。德行与天相似称为“类”，德行与地相合称为“宜”。我今天的举动，既是秉承文王的遗命，等到祭祀上帝时又与上帝相类，祭祀后土时又与后土相宜。于是率领你们众人，执行上天的惩罚。因为天罚本应施加，我只是顺从而将其落实，所以称为“底”。

译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使四海永远清平，这正是时机，不可错过！

上天看，是通过百姓的眼睛看；上天听，是通过百姓的耳朵听。天与人只是一个道理。天就是百姓，百姓的心就是天的心。上天未曾不怜悯下民，如今百姓都背离商朝而归附周朝，那么上天必定顺从他们了。后世用兵，只是一时之间扫除天下的祸乱；古人用兵，不止于一时，所谓“永清四海”，是从今以后，四海永远清静，以至无穷无尽。时机啊，不可错过！这并不是说趁着纣王无道，抓住这个时机急切地去夺取天下，像功利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晋武帝夺取孙皓，认为吴人如果改立君主就难以图谋了，这是后世人的心态。圣人的心态不是这样的，天下的事都有它的时机。道理上应当做而去做，就是合乎时机；道理上应当做而不做，就叫做失去时机。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合乎时机的，这是大的时机；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皮裘、口渴饮水、饥饿进食，这是小的时机。然而道理是一样的。古代的圣人不抢在时机之前，也不落后于时机。时机未到，即使想做也做不到；时机已到，即使不想做也做不到。周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臣服侍奉商朝，这是合乎时机的；周武王在孟津会师，发动这次征伐，也是合乎时机的。看孟津的誓师，不期而会合的有八百诸侯，武王又未曾号令与人约定，而人心如此一致，那么这时机难道可以错过吗！时机就是这道理，也就是《易经》所说的“时义”。大禹和后稷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颜回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也都是合乎时机的，求学的人应当仔细推究它。

《泰誓》中篇

戊午日，武王驻扎在黄河以北，诸侯率领军队全部会合。武王于是巡视军队并誓师说：“唉！西方地区的众人，都听我的话。我听说好人行善，总觉得日子不够用；坏人作恶，也总觉得日子不够用。如今商王纣，竭力行事没有法度，抛弃老臣，亲近罪人，荒淫酗酒，肆虐暴虐。臣下受其影响，同族之家互相仇视，凭借权势互相残杀。无辜的人向天呼号，秽恶的德行昭彰显闻。上天爱护百姓，君主奉行天意。夏桀不能顺从天意，流毒于下国。上天于是保佑天命给成汤，降下命令废黜夏朝。纣的罪过超过夏桀，残害贤良，杀害虐待劝谏的辅臣。他自认为拥有天命，认为恭敬不值得实行，认为祭祀没有益处，认为暴虐没有伤害。他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那夏王身上。上天将让我治理百姓。我的梦兆与占卜相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讨伐商朝必定胜利。纣拥有亿万百姓，却离心离德；我有十个治国的臣子，同心同德。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纣的都城在黄河以北，越过孟津向北，就驻扎在河朔。上篇总括告知众人，以及友邦的君主；中篇、下篇所告知的，只是西方地区的人。因为西方地区的人向来服从我的号令，整顿好属于我的部分，那么其他人就不必告知了。好人与坏人相差甚远，好人是十分好的人，坏人是十分坏的人。所以他们行善猛烈，作恶也猛烈。如果是不上不下的人，行善无力，作恶也无力。“惟日不足”，是说他们常觉得日子不够用。好人勇于行善，惟日不足；坏人勇于作恶，也惟日不足。纣所谓坏人，作恶也惟日不足。看“力行”二字，便是日不足的意思，便可见纣之所以不可救药的原因。假如纣作恶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那么还可能有救；正因为他为恶的力气惟日不足，无可复救，所以不得不发动征伐。假如纣把为恶的力气转为行善，谁能抵挡呢！“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这是说君主的职分，即前面所说的“真正聪明，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只有他能辅佐上帝，宠爱安抚四方。“朕梦协朕卜”，梦与卜都是吉利的。国家将要兴盛，必有吉祥的征兆；国家将要灭亡，必有妖孽。显现在蓍草上，动于四肢。祸福将要到来，善事必定预先知道，不善之事必定预先知道，所以至诚如同神明。梦兆的吉利，所谓动于四肢；卜筮的吉利，所谓显现在蓍草上。因为圣人与天合一，所以能预先知道。梦寐之间，自有兴王的景象。纣拥有亿万百姓，夷，平等的意思，都说他们是平平常常的人。治理混乱叫做乱，这也只是说纣有亿万百姓却只有亿万颗心，我有三千臣子却只有一颗心的意思。前面总说三千之众，这里只说十人，这是武王同心同德的人。周公讨伐三监，也有十人辅佐。大概举天下大事，没有这种治乱之才，怎么得了？周亲，指微子、微仲、王子比干之类的人。纣虽然有至亲却不能任用，我有仁人却能任用，这是商朝之所以不能抵挡的原因。有至亲不能任用，而任用的却是平庸之人，贤者都不与他同心同德，不灭亡还等什么！

上天看，是通过百姓的眼睛看；上天听，是通过百姓的耳朵听。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如今我必定前往。

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就是所谓“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以此为耻”。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想到天下的百姓，哪怕是一男一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一样。伊尹，是王者的辅佐，他的自我担当尚且如此，何况周武王这样的圣人，以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百姓有过错都归于一人

译这是他的罪责啊！如今商纣王身居高位，率领天下施行暴政，百姓顺从他，作恶的百姓大概很多，那么现在难道能逃避他的罪责吗？既然如此，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是为了使百姓脱离罪过和灾祸。上天的观察来自百姓的观察，上天的听闻来自百姓的听闻。周武王凭什么知道上天要灭亡商纣王呢？是通过民心来知道的。观察民心不归附商朝而归附周朝，那么天命不归附商朝而归附周朝就可以知道了。

译我们的武功伟大，侵入商朝的疆土，诛杀那凶恶残暴之人，我们的征伐得以张扬，足以使商汤的光辉更加显耀。想要观察夏、商、周三代用兵的原则，请留意这几句话：“诛杀其君主而抚慰其百姓”，这就是三代用兵的方法。所谓“诛杀那凶恶残暴之人”，只是诛杀那些作恶最严重的人罢了。后世用兵，无罪而死的人有多少呢？这不符合诛杀首恶的意义。

努力吧，夫子们！不要没有畏惧之心，宁可担忧对手并非敌人（意指对手强大，需保持敬畏）。百姓们恐惧战栗，如同磕头触地般恭敬。唉！只有同心同德，才能建立稳固的功业，唯有如此才能永保世代。

用兵，是天下最艰难的事情，稍有不谨慎，就会导致失败和耻辱，怎么可以轻视呢？所以宁可怀着对手强大的忧虑，不可没有敬畏之心。同心同德，大概是用兵必须内心和德行统一才行。如果有一人心德不统一，三军将士就会涣散。观察后世用兵因心德不统一而导致败祸的例子，就知道圣人必定在誓师时严格告诫，他的考虑是很深远的。商纣王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心德不统一，从前军倒戈攻击后军向北逃跑，就可以看出来。

泰誓下

第二天清晨，武王于是大规模巡视六军，向众将士明确宣誓。武王说：“唉！我们西土的君子们！上天有显明的道，其类别非常显著。现在商王受（纣王）轻慢侮辱五种常道，荒淫怠惰不敬，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在百姓中结下怨恨。砍断早晨涉水者的胫骨，剖开贤人的心脏，逞威杀戮，使四海百姓痛苦不堪。崇信奸邪之人，放逐罢免师保，抛弃典章刑法，囚禁奴役正直之士。不修缮郊社祭祀，不享祀宗庙，制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上帝不顺从，诅咒降下这丧亡。你们要勤勉地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这是因为即将交战，所以又接着进行誓师。武王的誓师，一方面是想阐明我们用兵的意图，另一方面是想勉励军士的心志。他列举纣王的罪状，又是想阐明纣王之所以得罪上天，不可不讨伐的原因。“你们要勤勉地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孜孜”二字有无穷无尽的意思，希望他们勤勉不懈。武王的军队不是专门崇尚勇敢，勇敢固然应当勇敢，但如果内心不勤勉，那么勇敢只是一时的而不能持续，这难道是必胜的道理吗？所以必须用“孜孜”来告诫他们，只有勤勉才能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祝降时丧”，“祝”是断绝的意思，说上天断绝商朝的命数是很决然的。商汤和周武王的征伐，因为桀和纣已经决然得罪上天，其灭亡无疑，然后才用兵。如果还有一分可以挽救，怎么敢就用兵呢？

古人有话说：“安抚我的就是君主，虐待我的就是仇敌。”独夫受（纣王）大肆逞威，他就是你们世代的仇敌。树立德行务求增长，铲除邪恶务求根本。因此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将士消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将士应当践行果敢坚毅，来辅佐你们的君主。功劳多的有厚赏，不践行的有显明的杀戮。

纣王在上位，实行严刑峻法，加重赋税，所以虐待百姓的事情很多。所以说：“他是你们世代的仇敌，应当践行果敢坚毅。”“迪”，是践行的意思。凡是书中说“迪”，都解释为践行。践行，就是实践履行的意思。如果心里知道应当果敢坚毅却不能实行，怎么算是践行呢？《泰誓》三篇，应当看它的次第节目。三篇的文章，到这里才讲赏罚，大概是因为未用兵之时，没有用赏罚的必要；到了交战之际，赏罚不可不严明。驱使三军冒着箭石，如果没有厚赏，谁肯向前？如果没有显明的杀戮，谁不退避？商汤征伐夏桀时说：“我就连累你的妻儿并杀戮你，没有赦免的。”也是这个意思。

唉！只有我的先父文王，如同日月的照耀，光辉遍照四方，显耀于西土。只有我们周朝，广泛承受多方天命。我战胜受（纣王），不是我的武功，而是我的先父文王没有罪过；受战胜我，不是我的先父文王有罪过，而是我小子不善。

文王有光显的德行，自然应当广泛承受天命。我今天伐纣而胜利，那是我的先父文王的功劳；如果伐纣而不胜，却与我的先父文王无关，是我一人的不善。以武王伐纣，怎么会有不胜的道理呢？但万一不胜，那就是我一人不善。你们军队的众人，怎么可以不自我勉励，而让我逃避不善的责任呢！

武王战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与纣王在牧野交战，作《牧誓》。古代兵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此外还有看守衣装的十人，砍柴的五人，打水五人，做饭五人，总共一百人。三百辆就是三万人。注家只列举步兵的数量，认为总共二万一千人，这是错误的。在三万人之外，又有勇士三百人，所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真是有力如虎的人。这些是君主身边的人。看《立政》中所说“王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那么他们是左右亲近之人就很明白了。

牧誓

甲子日黎明，武王早晨到达商郊牧野，于是誓师。武王左手持黄钺，右手执白旄指挥，说：“远道而来的，西土的人们！”武王说：“唉！我友邦的诸侯、管事官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列你们的盾，树立你们的矛，我要宣誓。”

三军之众，由中军的指挥，或进或退，或左或右，都看着中军而行动。“逖”，是远的意思。远道而来的，西土的人们！这是慰劳他们。有邦君，是诸侯。司徒、司马、司空，是三卿。天子有六军，所以有六卿；大国三军，

译所以三卿；中等国家有两支军队，就有两位卿；小国有一支军队，就只有一位卿罢了。亚，是指地位次于三卿的人。旅，是众人的意思，这里又指次于亚的众人的统领。行军的方法，就是井田制的方法。五个人编为一伍，五个伍编为一两，四个两编为一卒，一百人之中就有统领他们的长官，再从十个十人长之中选拔一人作为千人队的长官，这就是将比、闾、族、党的编制方法类推运用罢了。《泰誓》上一篇同时告诫友邦的君主，中、下两篇只涉及西土。到了这里，即使是庸、蜀、羌、髳、防、卢、彭、濮这些小国的诸侯，也一并参与誓师。因为在牧野陈列军队，两军交锋，关系着万民的命运，其中只要有一个人不齐心协力，就足以导致失败，这难道是小事吗？所以必须让所有人都参与誓师。

译周武王说：“古人有句话：‘母鸡不会打鸣。如果母鸡打鸣，那家道就要衰败了。’如今商王纣只听从妇人的话，昏乱地废弃了固定的祭祀而不回应，昏乱地遗弃了同宗的父兄子弟而不任用，反而尊崇、提拔、信任、任用四方许多有罪逃亡的人，让他们担任大夫和卿士，使他们残暴地虐待百姓，在商都作乱。现在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这话是说商王专门沉溺于女色，大抵人的心不过昏乱与清明罢了。清心寡欲，这颗心就常常清明；亲近声色，这颗心怎么能不昏乱呢？商王既然只听从妇人的话，所以处处都昏乱。废弃固定的祭祀而不回应，也是昏乱；遗弃同宗父兄子弟而不任用，也是昏乱。所以都用一个“昏”字来概括。

今天的事，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并整齐队伍。各位将士要努力啊！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刺击，就停止并整齐队伍。

古代五尺为一步，不超过六步，就停止并整齐队伍。伐，是刺击的意思。或者四次，或者五次，或者六次，或者七次，停止并整齐队伍。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让军队严整的缘故。因为行列部伍不能稍有混乱，稍有混乱就足以导致失败。古人用兵，只是不可失败，只要不可失败，就是胜利。又因为队伍中如果有人受伤，必须有人替补，所以需要常常保持整齐。

各位将士要努力，还要勇武，像老虎、貔貅、熊、罴一样，在商都郊外。不要迎击那些逃跑的人，以免劳役我们西土的人。各位将士要努力，你们如果不努力，你们自身将受到惩罚。”迎击，是迎头打击的意思。意思是说，纣王的军队中有来投奔我们的人，不要迎击他们，恐怕会劳役我们西土的人。这话一说出来，也是为了让敌人知道，投奔过来的人我们会善待他们。“你们自身将受到惩罚”，看这一句，就可以看出周朝对夏、商两代制度的损益之处。《甘誓》说“我就诛杀你并连累你的妻儿”，《汤誓》也说“诛杀并连累妻儿”，到了这里就只诛杀本人。诛杀并连累妻儿，终究过于严厉；只诛杀本人，这才恰当。这固然不是武王胜过商汤，而是时势到了这里才处理得尽善尽美，所以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多么文采斐然啊！我遵从周礼。”仅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看《泰誓》三篇、《牧誓》一篇，武王讨伐商朝，告诫军队的誓辞共有四次。这里学者应当仔细防备。且从武王的话来看，纣王的罪恶可谓满盈，天地所不容，天下人心都背离商朝而归附周朝。武王讨伐他，不像秋风扫落叶、高屋建瓴水那样容易用力吗？然而武王的誓辞却如此谆谆告诫。而且他说：“你们要勤勉地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又说：“各位将士要努力，不要有人不畏惧，宁可坚持正确的原则。百姓们战战兢兢，好像要叩头谢罪。”又说：“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并整齐队伍；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刺击，就停止并整齐队伍。”他戒慎恐惧的心情到了这种地步。武王难道是私心忧虑、过度计较吗？从这里可以看出武王用兵的心态。驱使三军大众，冒着箭石之下，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如果认为容易而轻视它，有简慢疏忽、轻易之心，就不是圣人的心态。兢兢业业，如同临深渊、履薄冰，这特别体现在用兵之间。有一毫简慢疏忽、轻忽之心，怎么能取得胜利？纣王之所以得罪上天，只因为不敬。武王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如果有不敬之心，那就和纣王一样了，凭什么战胜纣王呢？所以说：“徒手搏虎、徒步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和他同流。一定是面临事情时心存敬畏，喜欢谋划而成功的人。”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斋戒、战争、疾病。看武王的誓辞，大概就是所谓面临事情时心存敬畏吧？

武王讨伐殷商，前往讨伐，归来后像野兽一样归顺，记录他的政事，写成《武成》。

没有一毫亏欠叫做成。武成，是说他的武功没有一毫亏欠。自从秦汉以后，用兵的人都不足以称为成。以汉高祖为例，尚且被流矢射中，差点死掉，哪里称得上成呢？看他与项羽作战，多次失败，才失败就不能称为成。武王开始用兵时，纣王率领他的军队像树林一样密集，而前面的士兵倒戈攻击后面的人向北逃跑，更不费余力。等到他讨伐纣王之后，各国诸侯和百官都接受周朝的任命，没有一个人敢有异心，而停止武备、修明文治，把战马放归南山，把战牛放归桃林，又不是致力于穷兵黩武。这果真是成吗？果真有亏欠吗？古人凡事都要达到成的境界，对内正心修身，对外治国平天下，不达到成不停止。如孔子的圣德，一定要达到集大成；大禹治水，一定要达到九州安定、四方居住、九山开辟、九川疏通、九泽筑堤、四海平定、六府修治，才称为成。成功如果有毫厘不到的地方，就不能称为成。往伐，是说开始前往的时候；归兽，是说归来之后的事情。识，是记录的意思。《武成》的写作，是为了记录武王的政事。注家说记录商朝好的教化作为法则，这也包含在内。书中说“于是改变商朝的政令，政令依照旧制”，大概是改变纣王的暴政，采用商朝先王的仁政。所谓敦厚信用、彰明道义、崇尚德行、报答功劳，都是商朝先王的旧政，武王推行它们，所以说记录商朝好的教化作为法则也可以。

武成

在一月壬辰日，月亮处于晦日。到了第二天癸巳日，武王早晨从周地出发，去征伐商朝。到了四月，月亮初生明亮，

译武王从商都返回，到达丰邑，于是停止武备，修治文治，把战马放归到华山的南面，把耕牛放归到桃林的野外，向天下显示不再使用武力。

译初一月亮无光，到初三开始生明。旁死魄，是初二，说它靠近月亮无光的日子。过了第二天癸巳，就是开始生明。不说开始生明而用癸巳来记录，是因为下面已经有了开始生明，所以上面变换文字，这是作史的方法。其实武王讨伐商朝，从正月初三出发讨伐，到四月初三回到丰邑，确实是初三出发，而先说一月壬辰旁死魄，下面从癸巳开始记录，这是记录的方法。文王定都丰邑，武王诛杀纣王后，又回到旧都，就像商汤废黜夏朝天命后，又回到亳一样。偃武修文的事情，这里只说大概，详细情况见《乐记》。上天产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废弃一种都不行，谁能去掉兵器？天下虽然已经平定，武王难道能完全抛弃兵器不再使用吗？回答说：“武王这样做，是为了安定天下人心。当纣王在位时，不只是纣王作恶，当时追随纣王作恶的人很多。武王已经诛杀纣王，如果还穷兵黩武不停止，那么人心就会疑虑，有了疑虑祸乱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武王以此向天下展示，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我不再使用兵器了。武王真的完全抛弃它们吗？记载说：‘把兵器倒载在车上，用虎皮包裹。’包裹并收藏起来，一旦有紧急情况，当然可以取出来使用。说归马放牛，归还并放养它们，等到想要使用时，当然没有不在的。只是想把偃武修文的意思向天下展示，因为这意思不能自己说明，所以做了倒载兵器、归马放牛的事情，以此来展示这个意思罢了。看他对天下人说不再征伐的话，就可以知道了。”唐穆宗时，萧俛、段文昌因为两河平定，武力不可滥用，于是停止武备崇尚文治，叫做销兵。不久强盗蜂起，招募乌合之众，最终导致失败。这都是拘泥于古人的陈词滥调，而不深入理解古人的意思。武王的偃武修文，不像萧、段等人那样完全销毁抛弃。

丁未，在周庙祭祀，邦甸侯卫的诸侯奔走效劳，拿着豆笾。过了三天庚戌，举行柴望祭，隆重宣告武王功成。月亮开始生明，各邦国君主和百官在周接受命令。邦甸侯卫而没有提到男采，是举上下以包含其中。奔走效劳，拿着豆笾，是说他们都来助祭，所谓“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就是这样。焚烧柴草告天，遥祭山川，而隆重宣告武王功成，就像所谓“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一样。既生魄，是四月十六日。上自各邦国君主，下及百官，都接受周王的命令。在此之前还是商朝的臣子，到这里都接受周家的命令，那么作为诸侯的都是周家的诸侯，作为百官的都是周家的百官了。到了这里，武功难道还有一点点不成功吗？商汤武王的征伐不道，诛杀他们的君主，慰问他们的百姓，大概是因为他们大无道，天下所不能容忍，百姓所不拥护，所以奉行天命、顺应人心，从而讨伐他们。已经诛杀他们的君主了，我们的责任尽到了，然后才回到旧都，所以废黜夏朝后回到亳，武王讨伐纣王后回到丰，难道有一点点贪图土地百姓的心吗？自秦汉以后，攻破别人的国都，就占据并拥有它，自立为天子，商汤武王的征伐何曾这样？商汤回到亳而天下人心自然不舍商汤，武王回到丰而天下人心自然不舍武王。现在看武王回到丰之后，邦甸侯卫奔走效劳，拿着豆笾，各邦国君主和百官在周接受命令，武王没有命令，没有约定，而天下自然一致拥戴他作为君主。既然是天下自然归顺我们，然后不得已而起，从而命令他们罢了。所谓感动后才回应，逼迫后才行动，不得已后才兴起，圣人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征伐，不是有意征伐；他作为天子，不是有意作为天子。如果有一点点私意在中间，难道足以称为圣人吗？所以尧舜的禅让，商汤武王的征伐，其准则是一样的，大概都归结于没有私心罢了。学者读书，不只是想观看圣人的事迹，本来是要寻求圣人的心，像回到亳，从商到丰防，这里就可以认识商汤武王的心。

武王说：“唉！各位诸侯，只有先王建立邦国开辟土地，公刘能够厚道前代的功业，到了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基础，王季勤劳王家，我的文考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勋，大大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只有九年，大业没有完成，我小子继承他的志向。”

三代的天子，都是积累德行然后兴起。商朝从契到成汤拥有天下，周朝从稷到武王拥有天下，他们的积累都不是一天的。大概积累而兴起，与普通人突然崛起不同。自汉朝以后，都是突然崛起的，哪里有积累的根基呢！武王说这个，大概说我们周家积累德行，由来已久了。先王是后稷，后稷称王，是追封的王。追封太王亶父、王季歴、文王昌，不以卑贱凌驾尊贵。《诗经》说〇王桓拨，说的是契。契既然称王，稷怎么能不称王？周家建立邦国开辟土地，始于后稷，所以从而追封他为王。到公刘则能够厚道前代的功业，到太王则王业在这里开始奠定了。看他离开邠地的时候，邠人说：“仁爱的人，不能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那么人心已经归顺周朝了。看他于是建立皋门，

译皋门高耸；于是建立应门，应门庄严宏大，其规模广大，已具备王者的气象。所以讨伐商朝虽然是武王的事，却说“住在岐山南面，实际上开始剪除商朝”，这是因为在大王时期，天命本来就已经有了离开商朝归于周朝的渐次趋势。这就是所说的开创王业的基础。王季为王室勤劳，到了文王，他的功业才完成。强大的邦国，如果不是国势强盛、兵威显赫，不足以使其服从，所以说畏惧其力量，而德行本来就在其中。小邦则不必谈力量，所以用怀想其德行来说，并不是说对待大邦就专门依靠力量而不从事德行。文王九十七岁才去世，他接受天命成为诸侯，应当已经有五六十年了，却说是九年，为什么呢？有人认为是文王受命称王九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纣王既然在上面，文王怎么会有自称王的道理？这是俗儒的言论，道理绝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说九年呢？大概是在文王初年，纣王也还没有非常无道，等到后来，天下的人心都离开纣王而归向文王。看虞、芮两国请文王裁决争端，当时朝见的人、歌颂的人、打官司的人，都不去纣王那里而去文王那里。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难道是天下分裂而占据其二吗？靠近纣王而迫于其威力的人，本来不得已而跟随纣王，其他二分，纣王的号令已经自然不行了。天下人心没有不归向文王的，像这样大概有九年了。所以说：“只有九年大统没有汇集，才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大致圣人观察天命，也只是从人心来推测。天的看视来自百姓的看视，天的听闻来自百姓的听闻。民心既然归向，天命就可以知道。现在人心都离开纣王而归向文王，这就是文王承受天命的原因。

译周武王声讨商纣王的罪行，向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祷告说：“有道周的曾孙周王，即将对商进行重大的讨伐。如今商王纣无道，残害天物，虐待百姓，成为天下逃犯的庇护所，聚集罪人的深渊。我小子既已得到仁人，敢恭敬地承奉上帝，以遏制叛乱的谋略。华夏和蛮貊，没有不顺从使唤的。恭敬地奉行上天的命令，所以我向东征伐，安抚那里的士女。那些士女，用竹筐装着黄金，彰显我周王的德行。天地震动，用来依附我们大邑周。只有你们神灵，尚能辅助我，以拯救亿万百姓，不要使神灵蒙羞。”

大体上圣人做事，只要内心没有愧疚，那么面对天地鬼神也不会有惭愧。况且后世用兵的人，都只是贪图土地，利用人民，作为自己的私利罢了。既然有这种心思，又怎么敢面对上帝而无愧呢？商汤讨伐夏桀时说：“我小子履，敢用纯色牡牛，敢昭告上天神后，请求惩罚有夏。”周武王讨伐商纣时，也遍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如果圣人有一丝一毫的私意，又怎么敢对天地鬼神说话而无愧呢？学者观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商汤、周武王用兵确实没有富天下的私心。“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以及“惟其士女，篚厥玄黄”，这些都是后世所没有的事情。况且周武王做这件事，不期而至孟津的有八百诸侯，即使是庸、蜀、羌、髳、防、卢、彭、濮这些偏远小国，没有不到场的，后世用兵有这种事吗？即使有跟随的人，也只是强迫胁迫他们，然而又怎么能使华夏蛮貊无不顺从呢？只有汉高祖起兵时，北方的燕人来送骑兵帮助汉朝，还保留着古意，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耀武扬威地逼近别人的国都，理应惊慌失措，奔走逃避都来不及，却用竹筐装着玄色和黄色的丝帛来彰显我周王的德行，这就是百姓盼望他，像大旱盼望下雨一样。百姓用箪盛着食物、用壶装着浆水来迎接王师，后世用兵有这种事吗？只有汉高祖宽仁大度，父老争着拿着牛酒献给军士，从此以后又没有了。观察“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篚厥玄黄”，这才是天讨，这才是王师。人心归服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是极点了。常人在这种情况下，谁没有骄傲自大的心思呢？而周武王反而不敢满足，说：“只有你们神灵，尚能辅助我以拯救亿万百姓，不要使神灵蒙羞。”认为我现在告天地神灵而行事，我如果不胜，神灵也会预先受到侮辱。战战兢兢好像有所不足，仔细体味这里，就可以看见圣人的心。如果有一丝一毫骄傲自大的念头，就不是圣人的心了。这一段与前文所说的归马放牛之事似乎不类似，然而这是周武王告谕群后之时，叙述他前日用兵的事情，说“我前日所以告天地山川的话是这样”，而记录史书的人因为觉得不类似，从而移易了文辞，这是错误的。

到了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都郊外列阵，等待上天的休命。甲子日黎明，纣率领他的军队像树林一样密集，在牧野布防，没有能与周军对抗的。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攻击后面的部队向北逃跑，血流得能漂起木杵。一次穿上战衣，天下就大大安定。

从“无作神羞”以上是叙述当时告天地山川的话；从此以下是说当时用兵的事情。陈兵于商郊，是在国都之外。周武王在商郊陈兵，纣率领如林的军队来牧野布防作战，没有能与周武王对抗的，反而倒转兵器攻击自己的后方。孟子所说的“确实能实行这五种德行，那么邻国的百姓仰望他就像仰望父母一样。率领他们的子弟攻击他们的父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成功的。”纣的民众视纣如仇敌，而视周武王如父母，天下哪有率领子弟攻击父母的呢？这就是前面士兵倒戈，攻击后方而向北逃跑的原因；这就是血流漂杵的原因。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就不如没有《尚书》。我在《武成》篇只取两三处罢了。以至仁伐至不仁，为什么血流得能漂起木杵呢？”如果是三代用兵，断没有这种事。但这本书所说的，不是周武王的军队攻打纣，而是纣的民众自己倒戈导致这样的结果。孟子的意思，深深担心人们把它当作周武王攻打纣，所以这样说。如果把它当作周武王攻打纣，那么这本书断不可信；既然是纣的民众自己倒戈攻击，那么确实可信。用兵征伐，而能使敌人自己攻击自己，真是王者之师啊！周武王誓师的话说：“纣有亿万的人，只有亿万的心；我有三千的人，只有一颗心。”又说：“纣有亿兆的夷人，离心离德；我有十个治事的臣子，同心同德。”纣率领如林的军队，可以说是众多了。然而眼前虽然看见如此众多的军队，其实人各有心。既然是心腹肾肠各自不同，又怎么可以用呢？学者必须思考周武王为什么能使天下成为一心，纣为什么导致人各有心。这没有别的，只因为周武王做得对，纣做得不对。理义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我所做的符合理义，就感得了天下理义之心，可以使之成为一心。在我这里无理无义，又怎么能使天下之心统一呢？这里应当深思。周武王先做观兵的举动，后来又与纣作战，而说“一戎衣，天下大定”，大概他起初虽然观兵，实际上未曾用兵，后来才与纣在牧野作战，

译这就是所说的“一戎衣”啊。

译于是废除商朝的政令，恢复旧有的制度。释放被囚禁的箕子，修筑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里巷表示敬意。散发鹿台积聚的财富，打开巨桥粮仓的粮食，广泛赏赐天下百姓，于是万民喜悦归服。爵位分为五等，分封土地分为三等，设立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事务只任用能人。重视教化百姓的五伦，重视粮食、谨慎丧礼、祭祀祖先，敦厚信用、彰明道义，尊崇德行、报答功劳。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

武王平定商朝之后，起初并没有亲自处理政事，只是去除了纣王的政令，反而恢复商朝先王的善政罢了。因为商朝先王的政令，就是尧舜的政令。纣王违背了它，武王反而恢复了它，这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从释放箕子的囚禁以下，所说的商朝旧政，不过如此。贤者应当被尊重任用，纣王有的囚禁他们，有的杀害他们，有的抛弃他们，武王则释放他们的囚禁，修筑他们的坟墓，在他们的里巷表示敬意。货财应当与天下共享，纣王聚敛收藏以奉养自己一人，武王则散发、打开它们，这都是为了废除商朝政令而恢复旧制。散发财富、打开粮食的事情，当时固然曾经散发、打开了，然而所散发、打开的只限于附近的人，怎么能波及远方呢？当时必定是减免了租赋。减免租赋，本来就是为了给予百姓。看“广泛赏赐天下”这一句就可以明白，如果只是散发、打开国都之内的财富，怎么能赏赐天下呢？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种封国制度。设立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事务只任用能人，就是孟子所说的尊重贤人、使用能人，贤人在高位，能人在职事。《周礼》所说的让百姓推举贤人，派出去让他们做长官；让百姓推举能人，派进来让他们治理事务。古代对贤和能的辨别很严格，大概天下有德行的人未必能办事，而才能足以成事的人又未必都有德行，所以古人两者兼用，未曾偏废。后世人才难得，都是这里错了。只求品行端正而有才能的人未必任用，或者只取有才能而品行端正的人又抛弃不录用，都是失误。五教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这些伦理。人伦一天不明，就与禽兽没有区别，所以武王重视它。粮食与谨慎丧礼、祭祀祖先，也是他所重视的。百姓以粮食为生命，丧礼以谨慎终结，祭祀以追念远祖，怎么可以不重视呢？大抵天下所重视和轻视的，看朝廷如何。朝廷认为重要，天下也就认为重要；朝廷认为轻贱，天下也就认为轻贱。敦厚信用，凡是朝廷政令之类，都想要它有信用，所以应当加厚它。义是正当的道理，凡事怎么可以不合道理呢？我能使它们都合乎道理，明显昭著于天下，百姓都亲眼看见、心里明白，这就叫作彰明。有德行的人虽然未必有功劳，然而朝廷倚重他们，所以应当尊崇他们；有功劳的人则根据功劳大小来报答他们。这些都是商朝的政令，武王遵循而不改变，所以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把天下置于大治之中。现在看前军倒戈攻击后军向北逃窜，必须思考为什么能这样。看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又必须思考为什么能这样。这些都不是后世所有的事情。后世用兵，率领人民，驱赶他们在刀箭之下，都是出于勉强，哪有敌国的人自己倒戈来攻击自己的呢？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劳累筋骨，役使心智，还每天不够用，何况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呢？然而古人之所以这样，也没有其他方法，只是像释放箕子的囚禁以下，如果能实行这些，那么天下自然归于大治，哪里还需要耗费多余的力气呢？尊重礼遇贤者，散发财粮，遍布九州之内的都是贤诸侯，列于百官职事的都是有才有德的人，而又重视百姓的五伦教化，以及粮食、丧礼、祭祀，信用和道义就敦厚彰明，功劳和德行就尊崇报答，天下虽然想不大治，能吗？学者读这段文字，可以观察武王的初期政事了。后世君主如果真能努力实行这些道理，天下又何必担心不大治呢？尧舜的恭己正南面，无为而天下大治，也不过是这个道理罢了。

武王战胜殷商，杀死受，立武庚，把箕子带回来，作《洪范》。

看孟子听到“诛杀独夫纣”的话，武王杀死受是很明显的。汤、武的征伐，只是诛杀他们的君主而慰问他们的百姓。武王既然杀了受，又立受的儿子。因为受得罪了百姓，所以诛杀他，不是我贪图他的土地、有利他的百姓，那么又立他的儿子，而自己回到国都，怎么敢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呢？等到武王回去，天下的心自然不能舍弃武王。把箕子带回来，是回到丰邑。注家认为回到镐京，怀疑不一定如此，因为当武王刚平定天下时，还没有镐京。

洪范

在十三年，王访问箕子。王于是说：“唉！箕子，只有天暗中安定下民，辅助协调他们的居住，我不知道他们的常理如何排列。”

十三年，是武王的十三年。在十三年，武王伐殷，已经杀了受，立武庚，所以把箕子带回来而访问《洪范》。商朝称祀，周朝称年，现在这里用祀记载，大概这本书是箕子所作。箕子所作，那么还是商朝的书，所以遵循它的本称。说十三，是记载武王的十三年；说祀，是记载商朝所称的。这一句大概兼商周而言，说纯粹于商，那么天

译天命已经坠落了；如果完全归属于周朝，那么这本书本来就是箕子的著作，但箕子从未做过周朝的臣子。完全归属于商朝固然不行，完全归属于周朝也不行，说“十有三祀”，是兼商周两代而言，其用意深远啊。这件事非常重大，武王不敢轻易发问，所以称为“王乃言曰”；箕子不敢轻易回答，所以称为“箕子乃言曰”。“乃”这个字，含有慎重的意思。武王认为人禀受了天地英灵之气，独自超出于万物之上，这大概是在防范戒备之中，暗中有所提升的缘故。“骘”的意思就是提升。野兽聚集就会争斗，如今人类群居族处，欢欣和协，常理井然有序而不致于混乱，这必定有其中的原因。韩愈所说的：“鸟儿低头啄食，抬头四处张望；野兽深居简出，害怕其他动物对自己造成危害，尚且还不能摆脱危险。弱者的肉，被强者吞食。如今我与文畅安居乐业、从容进食，优游自在面对生死，与禽兽不同的原因，难道可以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他所说的“自”，就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武王说，我观察到人类群居而不致混乱，却不知道这种秩序是从何而来的，武王也可以说是善于提问了。这个道理从未不在天下，普通人愚昧而不察觉，武王唯独能够察觉，思考而产生疑惑，疑惑而提出疑问，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吧！

译箕子于是说道：“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了五行，天帝因此震怒，不把《洪范》九类大法赐予他，常理因此败坏。鲧被处死，禹继承父业兴起，上天于是将《洪范》九类大法赐给禹，常理因此得以整顿。”

洪水的祸害，只是因为河水泛滥，被龙门、壶口阻挡，所以冲荡而无法控制。鲧不疏导水势，反而修筑堤防来阻挡它，不知道水势如此猛烈，哪里是堤防所能阻挡的呢？所以称为堵塞洪水。鲧之所以九年劳绩没有成功，关键在于一个“堵”字。天一生水，水既不能顺其道而行，那么五行就都混乱了。上天因此震怒，不把《洪范》九类赐给他，这就是常理败坏的原因。然而既然帝尧在位，常理怎么会败坏到这种地步，而箕子的话却这样说，为什么呢？我曾研读孟子，才知道箕子的话并不过分。孟子说：“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茂盛，禽兽繁殖，五谷不成熟，禽兽逼近人类，兽蹄鸟迹的道路交错于中原。尧因此开始举用舜来治理，益放火烧山泽，禹疏通九河，后稷教导百姓耕种，契担任司徒，教导人伦，然后天下才治理太平。”由此看来，就知道在尧舜的时候，也不是大治的时节，常理确实是败坏了。所谓百姓不亲近，五种伦常不恭顺，蛮夷扰乱华夏，强盗奸邪之人横行，舜确实为此忧虑。直到大禹继承兴起，上天才将九类赐给他，常理因此得以整顿。而且上天又未曾谆谆告诫，怎么知道是赐给禹呢？又怎么知道是不赐给鲧呢？我曾研读孔子的论述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这是感叹周朝不再复兴。孔子因为黄河不出图而知道周朝不再复兴，就知道天下将要治理，一定有祥瑞。鲧不能顺应治水的本性，扰乱五行，而洛书不出来，所以常理败坏。禹顺应自然无所作为，洛书就出现了，这就是上天赐给他的，这就是常理得以整顿的原因。龙背负图，龟背负书，自古以来就有这种说法。神龟背负文字出现，排列在背上，有从一到九的数字，这大概是兴隆的征兆。而世俗的儒者大多不相信，这大概是不对的。只看孔子感叹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易经》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怎么能够不相信呢？魏朝时也有石头从水中出现，上面具有二十八宿和八卦的文字，当时认为是吉祥的征兆。由此知道天下将要治理，必定会有祥瑞出现，只是众人不认识，圣人独自能认识罢了。八卦虚其中，九类建其中，所谓《河图》、《洛书》互为经纬，八卦、九章互为表里。而且常理得以整顿，不过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五种常道井然有序不乱，吉凶……军、宾、嘉五种礼仪，整齐有伦常，这就是常理所整顿的。武王难道不知道这些，却还要这样问吗？大概是武王深思其中的缘故，必定有必然的原因。大抵圣人的见识与常人不同，常人的见识浅，圣人的见识深。说：“我不知道常理为什么得以整顿。”深深体味“攸”这个字，大概是穷究其必然的原因。箕子详细列举九类，大概是回答武王关于常理为什么整顿的提问，说常理之所以整顿，是因为洛书的出现。大抵我所做的，顺乎天理，没有一丝私意夹杂其中，那么我的心就是天的心，所以上天也赐予他；我所做的，不遵循自然的道理，那么我的心就不是天的心了，这就是上天不赐《洪范》九类的原因。

第一类叫五行，第二类叫敬用五事，第三类叫农用八政，第四类叫协用五纪，第五类叫建用皇极，第六类叫乂用三德，第七类叫明用稽疑，第八类叫念用庶征，第九类叫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九类起初不过有它的数目，就像八卦，起初只是许多画。圣人根据数目知道它的意义，知道意义于是就有了文字。从“第一类叫五行”以下，大概是九类的意义。所以说：“皇极的敷陈言论，是常道是训诫，对于天帝来说是训诫。”上天何尝有言语呢！然而圣人的心就是天的心，所以他的话就是天的训诫。九类以五行为首，因为五行是万物的本源。天下万事，谁能逃脱这五行呢？就像人日常使用之间，也没有这金、木、水、火、土不行，只是人遵循它而不知道罢了。因为它周流不息，所以称为行。而且比如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土分旺于四季。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东南，是阳；西北，是阴。所谓五行，不出于“阴阳”两个字，总括起来是阴阳，分散开来是五行。一阴一阳叫做道，阴阳结合而道存在于其中了。天下万事，哪有外于阴阳的呢？这就是五行之所以在九类中居首的原因。在天就是五行，在人就是五事。人的五事，也本于五行。容貌，属木；言语，属金；视觉，属火；听觉，属水；思维，属土。具备这五行，所以有这容貌、言语、视觉、听觉、思维。所以说：“人，是五行的秀气。”凝聚五行的秀气，所以成为人。不然，这身体尚且没有，何况

译至于“用”字呢？五事之所以说“用”，大概是因为人虽然都有这五事，却未曾加以运用。“用”的意思，就是举起来加以使用。所谓“敬用”，就是能够恭敬然后才能运用。容貌能恭敬就表现为恭顺，言语能恭敬就不会有口过，视听能恭敬就不会违背事理，思虑能恭敬就不会产生邪思妄念，所以以“敬”为主。求学的人想要认识“敬”字，请看看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话，想象一下面临深渊、脚踏薄冰的时候，这颗心是怎样的呢？我知道它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这就是伊川先生所说的“主一”啊。如果能保持这颗心而不散乱，五事哪有不能运用的呢？八政以食为首，衣食不足，哪有空闲去治理礼义？所以说“农用八政”，先治理农事，然后才能运用八政。五事是用来修养自身的，八政是用来体现治理的，能够修养自身然后才可以建立政事。人事已经尽力，然后才可以与天相合，调和天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第四畴说“协用五纪”。“协”，是合，是和，是说它与天相合而没有间隙。五行是万物的本源，所以排在第一位。皇极是用来统摄九畴的，所以居于中间。皇，是大；极，是中。只有大然后才能中。指一间屋子来说，就有一间屋子的中，如果居于屋子的侧面，中又在哪里呢？所以说穷尽它的大然后中才可以寻求，指出其中然后大才可以有。建，是立，明显地把这个道理树立在上面，使天下人都取法这个中，所以称为建。自己不能自立，凭什么立人呢？乂，是治，出来治理天下，必须拥有这三种德行：正直、刚、柔，根据时势来运用。皇极，是它的本体；三德，是它的作用。至于沈潜者以刚克、高明者以柔克，也最终归结于中罢了。从敬用五事到乂用三德，这样可以说已经完备了。然而人不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一定要向人咨询，向卜筮考察。想要考察疑惑，必须是我这颗心明显至极，然后才能果断而没有疑惑，所以说“明用稽疑”。又必须考察征验。大体上天、地、人是一个道理，在人这里有这件事，就在天这里有这个征验，所以考察吉凶，来观察我的得失。念，是念念不忘于此而不忘记，不要让凶险的征验出现。向，是向往，向往这个而去，那么五福就会汇聚；威，是畏惧，畏惧它而不敢触犯，那么六极就会远离。大体上福与极只在于人向往还是背离，向往就得到，背离就得不到。比如去燕地的人一定要向北，去越地的人一定要向南，如果迷失了路途，不顺着方向前往，难道能侥幸到达吗？第八畴、第九畴，都是说效验的地方。八畴都说“用”，而五行不说“用”，是因为五行是用来运用这八畴的。古人对五行非常看重，启兴起讨伐有扈氏的军队，列举他的罪状说“威侮五行”，就是说他不知道把五行看得很重。

译一、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火的特点是炎炽向上，木的特点是弯曲伸直，金的特点是顺从变革，土的特点是种植收割。

这是五行的美德。水之所以成为水，是因为它能滋润向下；火之所以成为火，是因为它能炎炽向上。其他情况也都是这样。滋润向下是从灌溉的角度来说的，炎炽向上是从煮熟食物的角度来说的。或弯曲或伸直，是用来成就树木的；顺从变革，是指金属可以被冶炼者铸造。变革，就是改变。五行都是用确定的性质来描述的，唯独土是用种植收割来描述的，这是因为土的功效非常大，不仅仅限于种植收割。爰，就是“于”的意思。在种植收割中得以体现，但土的美德本来就不止于此。

滋润向下产生咸味，炎炽向上产生苦味，弯曲伸直产生酸味，顺从变革产生辛味，种植收割产生甜味，这是五行对应于五味的关系。因为水滋润向下，所以产生咸味，大抵物体处于下方的，其味道自然就是咸的，现在的河海之水就可以证明。因为树木弯曲伸直而结出果实，因为果实而味道酸，这就是弯曲伸直之所以产生酸味的原因。凡是树木的味道，起初都是酸的。五行与五味，看似截然不同，而箕子在这里提及，大概是为了阐明五行生养人类的作用如此巨大。人如果没有五味，靠什么来生养呢？只是人们习以为常而不知道罢了。

二、五事：第一是容貌，第二是言语，第三是视觉，第四是听觉，第五是思维。

人出生时，首先具备的是容貌，逐渐长大后才能说话、能看、能听，再长大后才能思考。五事本源于五行，但其叙述顺序与五行不同，这是从人的生长过程来说的。

容貌要恭敬，言语要顺从，视觉要明亮，听觉要聪慧，思维要通达。

这是五事的美德。庄重恭敬叫做恭，不恭敬就不算容貌端正；顺从道理叫做从，不顺从就不算言语得当。视觉贵在明亮，听觉贵在聪慧，聪明就能对是非邪正了然于心而不迷惑。如果不聪慧不明亮，对于视听有什么益处呢？睿，就是通达的意思，心中没有邪念而道理没有不通达的，这就叫做睿。思考而不通达，就不能称为思考了。《管子》说：“反复思考，思考不得，鬼神尚且会使之通达。这不是鬼神的通达，而是精诚到了极点的缘故。”这话非常好。

恭敬产生肃穆，顺从产生治理，明亮产生智慧，聪慧产生谋略，通达产生圣明。

所谓“作”，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容貌恭敬就自然庄重肃穆，俨然有令人敬畏的样子；言语顺从就自然条理分明，对内足以治理自己，对外也足以治理他人；明亮就自然能识人，所以产生智慧；聪慧就自然能详审是非，所以产生谋略；至于通达则无所不通，无所不通，不是圣明又是什么呢？学者观察“睿作圣”这一句，就可以知道圣人的道理并不远离我们。况且人出生时，谁不具备这五事呢？能够致力于这五事，然后就可以成为圣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孟子难道欺骗我们吗？形体容貌是天生的本性，只有圣人能够践行其形体。人具备这五事，这就是形体，然而只有圣人能早晚致力于此，所以叫做践行。比如容貌一定恭敬，言语一定顺从，视听一定聪明，思维一定通达，这就是所谓的践行形体。《尚书》所说的“事”，就是《孟子》所说的“践”。

三、八政：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财货，第三是祭祀，第四是司空，第五是司徒，第六是司寇，第七是宾客，第八是军队。

政，是国家的大事。孔子说：“那是政事。如果有政事，即使不被任用，我也会参与听闻。”大抵小事叫做事，大事叫做政。学者想要了解国家的大政，请观察这一类，这叫做政，而其条目有八项。仔细体味这八项，然后才知道古人所说的政，大概就是这样。民以食为天，如果连救死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去治理礼义？所以第一是粮食。舜咨询十二州牧，也首先说粮食要及时。必须使天下的粮食充沛有余，像孟子所说的圣人治理天下，使豆类和谷物像水火一样充足。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到了这一步才算是治理国家。古人对民众的粮食非常重视，只看把它放在首位，就可以看出来。纪纲法度，难道不是政吗？然而不先于那些而先于粮食，是因为粮食不足，即使有纪纲法度，也没有地方施展。其中规划安排的条目，固然不止一端，这里所说的，只是举出大纲罢了。民众粮食充足，然而财货不通，也无法互相资助，所以其次是财货。像金银，像布帛，都是财货。贸易有无，调节物价，民众才能得以吃饭。有无既然相通，然后民众才开始得以吃饭。财货难道不是急务吗！粮食充足财货流通，人事就完备了，于是处理祭祀。从国家来说，祭祀天神、地祇；从民间来说，则各自祭祀祖先以及户、灶之类。大抵读书，只要对古人言语中可疑的地方加以思考，自然就能明白。比如八政，第三项为什么就说祭祀呢？因为祭祀是人心所敬畏的。既然是人心所敬畏的，怎么可以缓办呢！司空执掌法度，测量土地，安置居民，治理山川沼泽。在《周官》中，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种民众，适时利用地利，那么安置居民，就是司空的职责。大概粮食充足财货流通，又需要他们各自安居，规划安排，使之得当，使之安稳便利，使之各自得到地利，这是安置居民的职责。古代安置居民，不与后世相似。古代士、农、工、商不曾混杂居住，房屋大小必有制度，死亡迁徙不出乡里，如果有迁徙的，也必定要告知上级。

译难道像后世那样混同杂处，高低大小任由他们作为，迁徙移动任由他们自东自西吗！粮食货物既然流通了，居住既然安定了，然后设置司徒的官职来教化他们。因为吃饱穿暖，安逸居住却没有教化，那就接近于禽兽了，这哪里可以稍微延缓呢！让契担任司徒，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来教化：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妇之间有分别，长幼之间有秩序，朋友之间有信用。这只是说其中大的方面罢了，他用来教化的本来不止这一方面，只看《周礼》中大司徒的职责，六乡六遂，其间事事都具备，没有不是教化的。仅以宣读法律这一件事来看，他用来反复教导百姓的，是多么深切啊！国家的法律常常在民间宣布，使他们都在心中明白知晓，像这样，百姓怎么能不向善呢？尧说：“慰劳他们，安抚他们，纠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使他们有所依靠，让他们自己有所得，然后又从而发扬他们的德行。”仔细品味这里，圣人深切教化百姓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虽然如此，圣人教化百姓本来非常委婉曲折，然而教化有行不通的地方，于是就不能没有刑罚，所以第七项是司寇。未曾教化就先施加刑罚，本来是不可以的；教化而不顺从然后施加刑罚，那么施加刑罚本来就是为了教化他们。因为使他们有所震动，有所敬畏仰慕，使天下的百姓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而没有放纵邪僻之心，是因为有司寇的官职来警示他们。宾，是宾客。从国家来说，就是诸侯朝见聘问宴饮；从民间来说，就是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往来。人道之所以相亲，上下之所以相敬，是因为有这个，这也是天下的大事，所以第七项是宾。师，是军队。有人认为是以道义赢得百姓归附的师，大概古代兵刑是一道的，既然有司寇，那么兵本来就在其中了，这是不对的。司寇掌管刑罚，司马掌管军队，各有其职责，师就是大司马的职责。如果认为兵刑是一道，那么圣人设官有司寇就足够了，为什么要设司马呢？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设置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家、征讨不服从的，这难道是小事吗？然而排在八政的末尾，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次序本来就是这样。圣人治理天下，先用教化，教化不从，然后用刑罚施加，刑罚不服，然后用军队讨伐。奸邪暴乱，不过只是用刑罚，一定有大罪，然后才开始兴师，至于兴师，这难道是不得已吗？所以把它排在后面的，是表明它不应当先做，不是说事情小才把它排在后面。学者读书，不过想要识别头绪，然后触类旁通，而在我身上的积累日益增多。比如读《三八政》这一畴，就知道古人所说的政，原来是这样，这就是学问所珍贵的。仅以食货来说，古人治理天下的食货，后世所治理的不过只是国家的财赋，因为古人以公天下为心，后世不过私心为己，这就是安危治乱之所以分开的缘故。

译五纪：第一是岁，第二是月，第三是日，第四是星辰，第五是历数。岁，指岁星；月，指月亮每月绕天一周；日，指太阳每年绕天一周；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辰：这些是在天上的。历数用来推算占卜，这些是在人间的。“纪”的意思是纪纲，是说这五种事物，是天地的纲纪。岁、月、日、星辰，虽然是天自然的运行，但如果没有历数来推算占卜，也无法掌握，所以说“协调运用五纪”。“协”的意思是合，天人相合然后五纪才能确立。所谓“观测历象日月星辰”，正是这个意思。学者想要知道五纪不可忽视，只需看《尧典》一篇和《月令》一书，便可见其中一年之中的所作所为，国家的政教，民事的细微之处，都依赖于天时，怎么能忽视呢？

五：皇极。君王建立中正的标准，汇聚这五种福分，用来广赐给他的百姓。这时他的百姓对于你确立的标准，赐给你保持中正。

“皇”是大；“极”是中。只有大然后才能求中，偏执于一方一曲，中道在哪里呢？它的道是中，所以它的数也是中，而它的位置也居中并贯通上下。这个中道，人人都有。现在那些愚昧卑鄙的小人，有事在这里，毫厘的过错、毫厘的不足，他们都知道；或轻或重、或对或错，他们都知道。他们之所以知道的是谁呢？因为他们有这颗心。这颗心，就是所谓的中道。所以说：“只有伟大的上帝，将本性降给下民。”又说：“人承受天地的中道而生。”由此可知人人都有这个中道。但是人虽然有这个中道，而能够把它昭然揭之于上，使天下人都取法中道的，则依赖于人君。所以百姓的本性虽然降自上天，而若有常性，能安定其谋略的，是人君；人虽然是万物之灵，而做百姓父母的，乃是聪明的元首。所谓“建其有极”，是建立的意思。君王不建立极则，天下人取法什么？君王在上建立极则，那么福分都汇聚于此。这福分，不是从外面来的，所谓“自求多福”。大体上人如果行善，自然是享福。大概不妄用，那么富的福分就得到了；不伤生，那么寿的福分就得到了；胸中泰然，不是康宁是什么？所喜好的是德，不是攸好德是什么？死必得其正，不是考终命是什么？考终命不只是有长寿，世上固有长寿而死非其道的人，不可以说是考终命。所以行善而得福，道理非常明确。虽然其间有参差，但大体没有不获福的。颜回的夭折、盗跖的长寿，只是个别的事罢了，造化之大，难道可以用个别的事来论断吗？君王在上建立极则，而能够汇聚福分于上，天下人都归于中道，而全都享有五福。是谁给予他们的呢？是君王给予的。所以说：“用来广赐给他的百姓。”福分本来不可以赐给别人，但从君王建立中道作为百姓的仪表，天下人都归向中道，而都获得享受其福分，那么福分固然可以赐给别人了。唐虞时代，百姓顺从教化而和睦，比屋可封，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满天下都归于中道，这没有别的，是君王在上建立极则，而能够确立其根本罢了。“锡”是上下通用的称呼。君王以福分赐给百姓，百姓都保有这个极则，不敢失坠，用来报答他们的君王，百姓有报答上级的，也是赐。所以说：“赐给你保持中正。”淫朋、比德，都是人私僻的心。至于举天下没有淫朋、比德的人，都是君王作极则的证明。学者看《皇极》一篇。须防他未曾说皇极的道理，而首先论及君民的，是什么原因？正是不这样，不足以成为皇极。只有贯通上下而没有间隔，这才是皇极的原因。大概天下的道，只有可以通行而没有阻碍的，才是道；不足以通行于天下的，不是道。如果在我自以为是对的，而施加于人却违背，怎么算是皇极呢！大概皇极之道没有不可以通行于天下的，不可以通行于天下的，必定是我自己未尽，偏执于偏曲而没有达到大中。《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是“皇建其有极”；所谓修道之谓教，就是“敷锡厥庶民，锡汝保极”。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谓天下之大本，就是“皇建其有极”；所谓天下之达道，就是“敷锡厥庶民，锡汝保极”。大概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这个中道而建立它，用来通行于天下，所以称为达道，称为中庸。达，是通；庸，是用。确实啊！大中之道，贯通君民而没有二理。唉！不这样，怎么算是皇极呢？箕子首先论及君民，大概是以这可以阐明皇极之道罢了。

凡他的百姓，没有结党营私的朋党，人没有结党营私的德行，只有君王作为极则【注：袁氏此节解，永乐大典原缺】

凡他的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要念及他们。

谋略，是谋略；作为，是作为；操守，是操守。百姓中有这样的人，君王都应当念及他们

译“念”是指念念不忘的意思，心中挂念就能加以任用了。后世士大夫中贤能的人，君主尚且未必能想到，而在皇极之世，连庶民中的防备之人都能被君主挂念。凡是天下哪怕只有毫发丝粟般微小才能的人，在上位者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没有不挂念的，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最太平盛世的原因，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皇极之君的原因。看这一句，所谓赐福，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译不契合于最高准则，也没有招致灾祸，君主就应当接纳他们。并且要和颜悦色，说“我所喜爱的是德行”，你就赐给他们福泽。这样，人们就都归向于君主的最高准则。

虽然未能合乎中正之道，但未曾有过错，像这样的人，应当以宽宏大量的胸怀去兼容并蓄。川泽容纳污秽，山林隐藏病害，君主治理天下，难道可以没有江海般的度量来兼收天下吗？当他们被接纳时，一定要和颜悦色。因为傲慢的声音和脸色，会把人拒之千里之外；如果不能和颜悦色，人们都会畏惧而不敢亲近我。凡是人心中的想法，不会掩饰在脸色之外；脸色不和，必定是因为内心存有愤怒乖戾的念头。他们说自己喜好德行，我就应当赐给他们福泽。所谓赐福，不仅仅是用车马服饰、爵位来赏赐，能够容纳他们、引导他们上进，也就是所谓的赐福了。既能扩大度量来接纳他们，又能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而他们所喜好的是德行，我就赐给他们福泽。像这样，先前那些不契合于最高准则的人，如今都归向了中正之道，所以说：“这时人们就都归向于君主的最高准则。”

不要虐待孤弱之人，也不要畏惧显贵之人。

人的祸患，容易因为外在的人事物而改变内在的本心。比如孤弱之人与显贵之人，都是人，但人们见到孤弱之人必定轻慢虐待，见到显贵之人必定畏惧忌惮，这是被外物所转动的表现。若从道理上讲，公卿大夫是我应当尊敬的，卑贱困顿、孤立无援的人也是我不可忽视的，怎么可以因为他们外在的状况而改变我内在的本心呢？如果被他们所转动，那么我内在的本心就已经不稳定了。这就是我心中的私意，这就是我偏颇的地方。既然已经偏颇，哪里还谈得上是最高准则呢？这件事用心体悟，自然就能明白。因为对方权势地位崇高就畏惧他，因为对方卑贱困顿、孤立无援就虐待他，这只是看外在表象，而完全不顾是非对错。反躬自问，这真的合乎情理吗？既然不合乎情理，不是私心又是什么？不是偏曲又是什么？《诗经》说：“不欺侮鳏夫寡妇，不畏惧强暴之人。”就是这个意思。

那些有才能、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以履行职行为荣，国家就会昌盛。

说有才能、有作为，接着说让他们以履行职行为荣，这说明所谓的有才能、有作为，并不是指那些只有小聪明的人，必定是德行操守超过常人的人。高辛氏有八个才子，他们所说的才，是指齐、圣、广、渊、明、允、笃、诚；颛顼氏有八个才子，他们所说的才，是指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古人的才，不同于后世的才。有才能、有作为，而且德行值得称道，那么他的才就不止于足以办理一件事、担任一个职务而已，进而将他用于国家，将会日益昌盛壮大，所以说“国家就会昌盛”。昌盛这个词，也不是指治理的成效仅仅表现在眼前而已。

凡是正直的人，已经富裕并且有了实实在在的才能。你不能让他们在你的朝廷中相亲相爱，这些人就会陷入罪过。对于那些没有喜好德行的人，你即使赐给他们福泽，他们也会成为你的祸患。

富的意思是多，谷的意思是实。正直的人已经富裕并且有了确凿可用的实绩，君主必定应当使他们相亲相爱。好，是亲爱的意思。古代的君主，与天下的贤者，确实是相亲相爱，所谓“臣子就像邻居一样亲近”就是这个意思。正直的人如果不能与他们相亲相爱，反而会陷入罪过。因为君主才不与他们相亲相爱，小人就能进谗言陷害他们，而贤者就不能在朝廷上安居，蒙受恶名，被放逐废弃到田野，如东汉的党锢之祸，这不是这些人陷入罪过吗？后世忠臣良士，君主不能亲近任用，反而使他们陷入罪过的，简直数不胜数。至于那些没有喜好德行的人，你却赐给他们福泽，这却是成为你的祸患。作为奉行最高准则的君主，应当兼容并蓄，即使不是贤人君子，也应当包容养育，怎么可以有所抉择呢？而现在对于没有喜好德行的人，赐给他们福泽，却反而成为你的祸患，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事只看道理的是非，贤者就应当任用，不贤者就应当罢免，顺理而行，何尝不广大呢？害怕不广大，而对贤与不贤不加区别，全都兼容，这就是私心。既然有了私心，哪里还谈得上广大？哪里还谈得上是最高准则呢？那么最高准则之道，并不是泛泛地不加抉择的意思。

没有偏私，没有歪曲，遵循王的义理；没有偏爱，遵循王的正道；没有厌恶，遵循王的正路。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就宽广；没有结党，没有偏私，王道就平坦；没有反复，没有邪曲，王道就正直。

这是古人指示人们关于最高准则之道，最深刻的地方。因为所谓最高准则，不在于向外寻求，能够去除那些损害最高准则的因素，就可以了。能够去除不善，那么所谓的善自然存在，起初不需要向外寻求。孟子说：“不做不应该做的事，不想要不应该想要的东西，就这样罢了。”因为这就是道。没有偏私，没有歪曲，就能遵循王的义理；没有偏爱，就能遵循王的正道；没有厌恶，就能遵循王的正路。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就宽广；没有结党，没有偏私，王道就平坦；没有反复，没有邪曲，王道就正直。去除了损害因素，善就自然呈现。君子论述最高准则，为什么如此精微严密呢！反复陈述，不过是歌咏最高准则之道而已。

汇聚那些拥有最高准则的人，归向那些拥有最高准则的人。

天下的人，无论智慧愚笨，无论贤良不肖，都有这个最高准则；举天

译天下万事万物，无论大小、精粗、本末，都具备这个终极准则。这终极准则充盈于天下，必须有一种方式将其汇聚起来，然后才能归于统一。就像诸侯朝见天子，就像百川汇流于大海，这就叫做汇聚。君主如果不能汇聚那拥有终极准则的事物，那么天下就会各自拥有自己的中心，怎么能使它们归于统一呢！

译说：“皇极所宣示的言论，是常道，是训诫，对于天帝来说也是训诫。所有百姓，对于皇极所宣示的言论，是遵循是实行，以此来接近天子的光辉。”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以此成为天下的君王。”

《洛书》的出现，是因为天地本有这些自然的数理，圣人依据这些数理来阐明其中的义理。将我胸中想要表达的内容，〇划分为九类范畴，圣人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这虽然是圣人制定的，但实质上本源于天，所以说“对于天帝来说也是训诫”，大概是因为天有此理，圣人有此言，这言论就是天的言论，不是人凭私意造作的。这里容不得丝毫私意。所有百姓，因为皇极所宣示的言论而能努力实行，那么百姓的光辉与君主的辉光就都相互连接，所以说“以此来接近天子的光辉”。君主能使百姓都接近天子的光辉，所谓做百姓的父母、做天下的君王，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说”这个字，不是百姓说的话，而是用来〇阐明圣人最大的德行。这光辉，人人都有，没有什么遮蔽它，那么它的光辉就会显现。就像日月一样，不被云雾遮蔽，自然就有光辉；就像明镜一样，不被尘垢遮蔽，自然就有光辉。人如果能去除那些对皇极有害的东西，没有偏私、党同、好恶的私心，那么光辉就会〇越，难道是从外面来的吗！学者读《皇极》这一篇，必须看他常常提到百姓，就能看出皇极之道贯通上下的地方。大概贯通上下只是一个道理。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这是已经有所成就的人，君主应当念念不忘，思考如何任用他们；不协和于极、不遭受灾祸，这是尚未有所成就的人，君主也应当扩大度量来接纳他们。大概天生贤才俊士，本来就想让君主任用他们来治理天下，所谓代替上天管理百姓，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不能思念、不能接纳，那么人才就没有归宿，必然导致他们四处奔散，其祸害难以言说。只看后世的情况，比如战国时期，上面的人没有承担容纳、培养、收拾人才的责任，所以天下的才智之士都奔赴到四公子的门下，食客动不动就有几千人。唐末五代的混乱，也是因为没有人能任用他们，所以他们都隐遁到佛道之学中。由此可知人才没有归宿，祸害竟至于此。这就是皇极的君主之所以要收拾天下的人才，不敢有所遗漏的原因。《皇极》这一篇，学者应当潜心研读。只看那八畴处于终始的位置，而皇极独自位于中间，有什么不统领的呢？就像都城占据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都来朝会于此，天下的舟车都汇聚于此。皇极居于中间，天下的义理就汇聚于此，所谓“会其有极”就是这个意思。做百姓的父母，不是容易的事，能做百姓父母的，除了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就没有了。使天下都不丧失这种本性，都归于大中至正，这样才算是做百姓的父母。看《表记》所说的，有父亲的尊贵，有母亲的亲切，这样之后才能成为父母。它对夏、商、周都有所不足，而说后世无法企及的，唯独归于虞舜，那么能穷尽此道的人，岂不是很困难吗！

六三德：一是正直，二是刚克，三是柔克。时世平康就用正直，强横不友好就用刚克，和顺友好就用柔克。沉潜的人用刚克，高明的人用柔克。只有君主可以赐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美食。臣下不可以赐福、施威、享用美食。臣下如果有赐福、施威、享用美食的行为，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遭凶。人就会邪僻，百姓就会僭越乖违。有皇极之道，拿出来体现在治理上，就有这三种德行，三德就是皇极。一是正直，就是所谓王道正直。克，是胜的意思。时世平康，就用正直之道来治理；时世强横不友好，那么刚强不得不取胜；时世和顺友好，那么柔和不得不取胜。所谓强横不友好用刚克，难道完全没有柔和吗？只是用刚稍占优势，柔和本来就在其中。所谓和顺友好用柔克，难道完全没有刚强吗？只是用柔稍占优势，刚强本来就在其中。这是谈论治理他人。沉潜的人用刚克，高明的人用柔克，这是谈论修养自己。我的资质沉潜，就应当用刚强来战胜它，沉潜而不刚强，将流于委靡；我的资质高明，就应当用柔和来战胜它，高明而不柔和，将流于高亢。治理天下，强横不友好就用刚，而修养自己，沉潜就用刚来战胜；治理天下，和顺友好就用柔，而修养自己，高明就用柔来战胜。看似相反，然而其理是一致的，这是圣人变通的妙处。因为说到刚柔，所以论及君臣之道。大概君主，是天道；臣下，是地道。天道贵在刚强，地道贵在柔和。只有阳刚，是君主的道，所以威福美食，君主都专断；只有阴柔，是臣下的道，所以威福美食，臣下都不参与。大概做君主应当知道君道，做臣下应当知道臣道。君主不刚强，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根本；臣下不柔和，就失去了作为臣下的根本。自古强臣专权、僭窃威福，都是因为上面没有阳刚之德的缘故。

七稽疑，选择建立卜筮的人，于是命令进行卜筮。说雨，说霁，说蒙，说驿，说克，说贞，说悔，总共七种。卜用五种，筮用两种，推演差错。设立专门的人进行卜筮，三个人占卜，就听从两个人的意见。你如果有大疑惑，就咨询你自己的内心，咨询卿士，咨询百姓，咨询卜筮。你如果听从，龟

译王意顺从，龟卜顺从，蓍筮顺从，卿士顺从，百姓顺从，这就叫作完全一致。身体康健强壮，子孙福泽绵延，吉利。王意顺从，龟卜顺从，蓍筮顺从，卿士违逆，百姓违逆，吉利。卿士顺从，龟卜顺从，蓍筮顺从，王意违逆，百姓违逆，吉利。百姓顺从，龟卜顺从，蓍筮顺从，王意违逆，卿士违逆，吉利。王意顺从，龟卜顺从，蓍筮违逆，卿士违逆，百姓违逆，在国内行事吉利，在国外行事凶险。龟卜和蓍筮都违背人意，保持静止吉利，有所作为则凶险。

译阅读《稽疑》这一篇，必须懂得天下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疑虑，有了疑虑就不能不去考察验证。《易经》说用来决断天下的疑虑，大概是因为疑虑不决，积聚在心中而没有去考察验证，既想做又不想做，那么事情最终就没有办法确立。事情既然不能确立，它的危害难道小吗？所以一定要向人和神明去考察验证，然后才能剖析判断出我所疑虑的问题。后世办事的人，起初也不能没有疑虑，然而不去考察验证，最终应当做的不做，不应当做的却做了。应当做而不做就会失去时机，不应当做而做了就会失去人心。就像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商鞅变法，苻坚讨伐东晋，像这类事情，起初不听从的人也有很多。然而这几位君主都凭自己的意志决断而一定要去做，所以最终导致败乱的也有。商汤、周武王的征伐，盘庚迁都，周成王讨伐三监，起初天下不免有疑虑，但是圣人考察验证后知道是正确的，所以事情都能成功。后世办事，大多要说没有可疑之处，这是从大计的利害来考虑，圣人的心思不是这样的。天下的事情固然有不值得怀疑的，但难道都能没有疑虑吗？才说没有可疑之处，便不是谨慎敬畏，便不是圣人的心思。所谓圣人没有别的，只是一个不停止，这就是圣人早晚勤勉努力，常觉得自己不足，哪里敢认为没有疑虑呢？考察验证固然不仅仅限于占卜，咨询自己的内心，咨询卿士，咨询百姓，难道仅仅限于占卜吗？然而把占卜放在首位，大概是因为人还有私心杂念，到了占卜就纯粹是天意了。龟甲和蓍草，起初都是极其灵验的东西，所以即使是枯骨朽草，那所谓的灵性自然不可磨灭，这就是占卜之法之所以取用它们的原因。占卜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怎么能与神明交通？所以必须选拔建立占卜的人。只看《周礼》中掌管占卜的官职，其事非常重大，必须是那人至诚纯一没有邪思妄念的，然后才能与神明合一，从而可以与神明交通。如果心中纷乱，在我者与神明已经有隔阂了，又怎么能占卜呢？雨、霁、蒙、驿、克，这五种现象出现在占卜中；叫贞、叫悔，这两种现象出现在筮占中，这就是所说的“卜五占用二”。忒，是差错的意思。一画的差错，那么一卦必然有变化，必须要能推演它。人，时人，指的是上文所说的话。雨、霁、蒙、驿、克、贞、悔，这七种情况极难识别，而差错的也极难推演，必须能在这上面做到，然后才可以做占卜，所以说：时人，要深深体味“时人”二字，那人应当是怎样的呢？有一毫的邪思妄念，有一毫的不纯不粹，就不可以做占卜了。古代占卜都用三个人，就是卜三龟的意思。这三个人，虽然都是贤人，他们的话虽然都可听，但是善事应当从众，所以三人占卜就听从两人的话。“大同”二字不可轻视，内在自己，外在他人，幽深到鬼神，没有不契合的，这就叫大同。唐、虞、三代之所以极盛，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至于无所不契合，那么他的心是怎样的呢？〇之于身自然康宁，施及子孙自然逢吉，大概吉不足以尽述了。其下还有不听从的，就用吉来说。大体上考察疑虑以占卜为主，所以人虽然违逆而龟筮都顺从，无害其为吉。龟筮之中有一个违逆，作内虽然吉，作外就凶了。如果龟筮共同违逆于人，静止还可以，行动就凶了。虽然如此，先咨询自己的内心，然后咨询卿士、百姓，然后咨询占卜，那么虽然以占卜为主，而尤其必须首先决断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意志不定，怎么占卜？舜说：“官占首先要遮蔽意志，然后命令大龟。”这大概是万世占卜之法吧！

八：庶征：叫雨，叫旸，叫燠，叫寒，叫风，叫时。五者都具备，各自按照次序，众草茂盛。一个极端具备，凶；一个极端没有，凶。叫休征：叫肃，按时雨就顺；叫乂，按时旸就顺；叫晢，按时燠就顺；叫谋，按时寒就顺；叫圣，按时风就顺。叫咎征：叫狂，常雨就顺；叫僭，常旸就顺；叫豫，常燠就顺；叫急，常寒就顺；叫蒙，常风就顺。叫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没有改变，百谷因此成熟，乂因此明，俊民因此显扬，家因此平安。日月岁时已经改变，百谷因此不成熟，乂因此昏不明，俊民因此防备，家因此不安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的运行，就有冬有夏；月亮跟随星星，就以风雨。

庶征这一畴，是以在天上的征兆来征验在人间的状况。一年之中，五者都具备，没有欠缺，而又各有次序，那么众草就茂盛了。所谓次序，如夏天热、冬天冷、春天雨、秋天风，所谓“春无凄风，夏无苦雨”就是这样。五者都具备而又有序，这是和的极致，所以众草没有不茂盛的。大概天地间只是一气，在我者有至和之气，就足以感应至和之气。说众草繁茂，是天下人民没有不得其所的，山川、草木、鸟兽、鱼鳖没有不遂其性的。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天地万物岂是二气呢

译吗？所谓“极备”，是说其过度；所谓“极无”，是说其不及。这两者都失去了应有的次序，所以两者都是凶兆。天地氤氲之气酝酿而成雨，人正当其庄重严肃、精神收敛之时，似乎与天气酝酿之时相似，所以时雨顺应它。“乂”是治理的意思，办理治理称为“乂”。凡事都办理治理，正如同天地开霁、日月光辉灿烂之时，所以时旸（晴天）顺应它。“晢”近于“乂”，“燠”（暖）也近于“旸”，但其中自有不同。大抵柔和昏暗一向都属于阴，光明哲智一向都属于阳，只要是光明哲智，自然时燠顺应它。人的谋虑必须深沉，如同寒气收敛，所以君主能谋略，则时寒顺应它。圣人无所不通，风也无所不通，圣人教化而无痕迹，风也无痕迹，所以君主能圣明，则时风顺应它。至于为人轻狂，如同久雨之漂荡，所以常雨应验；凡事僭越过分，如同亢阳之可畏，所以常旸应验；沉溺于安逸享乐，柔弱懦弱不能自立，则常燠应验；急躁暴烈伤害急切，则常寒应验；昏暗蒙昧，如同大风不止，天地因此昏暗，所以常风应验。《诗经》所说的“终风且曀”就是如此。观察成王怀疑周公，上天降下大雷电并刮风，蒙受恒常的风，难道不是很明显地可以验证吗！大抵天地人只是一个道理，现在的人被微小的形体所阻隔，于是看见我与天地不相似，不知道本来只是一个理。肃、乂、哲、谋、圣，就是雨、旸、寒、燠、风；雨、旸、寒、燠、风，就是肃、乂、哲、谋、圣。在我身上的就是在天上的，在天上的就是在我身上的。但在人则称为肃、乂、哲、谋、圣，在天则称为雨、旸、寒、燠、风，其实是一样的。学者必须深知天地万物本是一体，才算有所得。“王省惟岁”以下，也是庶征在天。在天的与在人的，原本只一般，难道不是庶征吗？后世见其与上天不类似，于是移而附于五纪，这很不对，不知道这也是庶征。“王省惟岁”，如同一岁统摄四时；“卿士惟月”，如同一月统摄三十日；“师尹惟日”，如同一日统摄十二辰。比拟那一定不可改变的次序，君主就是君主，臣子就是臣子，大的就是大的，小的就是小的，这称为“无易”。唐、虞、三代天下之所以大治，只是因为完全做到了“岁日月时无易”这一句。大抵君主有君主的道，臣子有臣子的道，大臣有大臣的职责，小臣有小臣的职责。君主做臣子的事，不可以；大臣做小臣的事，不可以。后世这里都颠倒错乱，以唐太宗这样的英明君主，却兼行将相之事，难道是君道吗？贾谊对汉文帝说：“大臣只以文书没有上报、期限聚会之间的小事作为大事”，这就是大臣做小臣之事。天地间的气，不过逆与顺而已。尊卑上下秩然有序，就是顺；名分一旦改变，就是逆。顺气形成景象，则百谷得以成就；逆气形成景象，则百谷不得成就。天下治平之时，则贤者都出来为国家所用，所以俊才得以显扬；不然，则贤者都隐伏不出，所以俊才得以隐藏。庶民众多，以其众多而言，所以称为星。月亮经过箕宿，风扬起沙尘；月亮经过毕宿，大雨滂沱。从古就有这种说法，这也只是气类相感。月亮运行到箕星的星度，与箕星气类相感，所以起风；月亮运行到毕星的星度，与毕星气类相感，所以下雨。日月运行以成就岁功，月亮顺从星宿的喜好，如同卿士辅佐君主成就治理，必定应当成就人的欲望。月亮难道刻意顺从星宿，而卿士难道可以有意顺从民欲吗？气类相感，风雨应验；卿士顺从民欲，也只是看道理应当如何罢了。从“王省惟岁”以下，上面应当看“岁日月时无易”一句，下面应当看“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一句，这两句是纲领之处。箕子在庶征这一畴之后，而叮咛从星的话，其意深远。卿士，是王朝的大臣，也应当朝夕开导君主，使君主顺从民欲是可以的。这都是说庶征在天的是如此，而在我的却不是这样，难道可以作为征验吗？

译《五福》：第一是长寿，第二是富贵，第三是健康安宁，第四是喜好美德，第五是善终。《六极》：第一是凶夭短折，第二是疾病，第三是忧愁，第四是贫穷，第五是凶恶，第六是羸弱。

《洪范》第八、第九这两类，都是讲效验的。“趋向运用五福，威严运用六极。”从五行以下，顺应这些就是五福，人不可以不向往；违背这些就是六极，人不可以不畏惧。向往它，就能得到这五福；畏惧它，就不会陷入那六极。后世的人多喜欢谈论天命，认为贵贱、贫富、寿夭都是命中注定，不知道天命哪里是轻易可以说的呢！天命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关键也在于人怎么做。如果人事尽力了，那么命运即使注定贫贱，也有可以改变的道理；如果人事不尽，命运即使注定富贵长寿，也会有与命运不相符的情况。求学的人只应当自己下功夫，不可以只谈论天命。人活在世上，必须能够完全具备五福、享受五福才可以。如果只有富贵长寿而没有健康安宁，或者富贵长寿健康安宁都具备却不喜好美德、不能善终，这都不能说是完全。凶夭短折，是与长寿相反的；贫穷，是与富贵相反的。凶恶，是指为人凶狠缺德；羸弱，是指为人柔弱无力。凶恶的人不能行善，羸弱的人行善无力，所以都归属于六极。五福中没有提到尊贵，因为尊贵属于外在的东西，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系辞》说：“易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河图、洛书互为经纬，八卦、九章互为表里。八卦产生于太极，那么九畴也产生于太极。所以八畴居于外，而皇极独自居于其中；八畴都用数字来说明，而皇极独自不用数字来说明。因为满天下事事物物无非都是皇极，哪里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呢！即使是九畴，也只是这个道理。皇极，是九畴的主宰。五行如果没有这个主宰，凭什么周流于天下？五事如果没有这个主宰，凭什么各自得到准则？八政、五纪以下，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怎么能找到皇极的主宰，来与他叙述九畴呢？”

西，是西戎的国家。旅，是庭实旅百。意思是西戎的国家来进贡，在庭实旅百之中有獒犬。《尚书》说：“西旅底贡厥獒。”而孔子编纂《尚书》时写为“献”，大概所谓贡，像《禹贡》所说的贡赋，都是服食器用等有用的物品。獒犬难道是实用物品吗？不是实用物品却进贡它，这是远方的夷狄用这个来讨好中原王朝。所以圣人把“贡”改为“献”，其用意很深。

《旅獒》

只有攻克商朝，于是开通道路到九夷八蛮，西旅才进贡他们的獒犬，太保于是作《旅獒》用来训诫周王说：“唉！英明的君王谨慎德行，四方夷狄都来归顺，无论远近，都进贡地方特产，只是服食器用。君王于是昭示德行到达异姓诸侯国，使他们不废弃服事天子的心；分赐宝玉给伯叔同姓诸侯国，以此来展现亲爱之义。”

服食器用这类物品，是人生日常不可缺少的，所以诸侯进贡给天子的只有这些。君王于是分赐给异姓诸侯国，昭示我的德行所到达的地方，使他们不废弃服事天子的心；至于宝玉，则分赐给伯叔同姓诸侯国，以此来展现亲爱之义。把宝玉分赐给同姓，并不是厚待同姓而薄待异姓，而是道义上有亲疏之别，遵循这个原则去实行，这才是公正。人亲近自己哥哥的儿子，必然不同于亲近邻居的婴儿，君王对待诸侯也是这样。如果让君王对待同姓、异姓混然没有区别，那么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

人不轻易对待物品，只有德行能驾驭物品。德行盛大就不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君子，无法竭尽人心；轻慢侮辱小人，无法竭尽人力。

“易”字有一个读音如本字，有一个读音读作“以豉反”，两种说法都通。如果作轻易的“易”解释，那么就是“我”用物品与人交往，而人不轻易对待物品，是因为德行寓于其中。德行盛大的人不轻慢侮辱别人，别人也不轻慢侮辱我，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作“易”字（变易）解释，意味又觉得更好。易，是变易的意思，说人之所以不被物品所改变，大概是因为有德行在其中。像服食器用，怎么能改变人呢？现在獒犬这类物品，不过是供耳目喜好，那么在我必将为之所转移，怎么可以接受呢？接受一只獒犬，虽然像是小事，但就是轻慢侮辱。为什么呢？当接受它的时候，就是不敬。既然不敬，不就是轻慢侮辱吗？轻慢侮辱君子，那么人一定不尽心；轻慢侮辱小人，那么人一定不尽力，是说轻慢侮辱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用处。

不役使耳目，各种事务才能纯正。玩弄人丧失德行，玩弄物品丧失志向。志向以道义安宁，言语以道义交接。

大体上人应当有主宰耳目的方法，不可被耳目所驱使。我的心有主宰而不被耳目所役使，那么各种事务都纯正了。现在接受獒犬，是取悦我的耳目，这是耳目足以役使心，而心反而听命于耳目。心失去权柄而耳目役使它，这种危害难道轻微吗！人心最容易玩弄，而最不可有所玩弄。当玩弄人的时候，在我者必然轻狂，德行在哪里呢？所以丧失德行。被物品所引诱，玩好没有满足，那么我的志向不过局限于区区物品，志向就小了，所以丧失志向。合乎道理则此心泰然，所以志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