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御纂春秋直解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

敕撰，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一子卷，实十五卷。大纲在于阐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

赐名曰《直解》，冠以

御制序文，揭露胡安国等人的附会臆断，以昭告天下，与

钦定《春秋说汇纂》宗旨相符。考班彪论《春秋》曰：“平易正直，是《春秋》之义。”王充论《春秋》曰：“《公羊》、《谷梁》的解说，日月不全，就随意发挥，平常之事有怪异的说法，径直的文辞有曲折的意义，这不是孔子的心意。”苏轼论《春秋》曰：“《春秋》是儒者的根本任务，然而此书有妙用，儒者很少能领会，多拘泥于绳墨规范中，这就接近法家一流，苛细缠绕，究竟有什么用？”朱子论《春秋》也说：“圣人作《春秋》，不过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然显现。”又说：“《春秋》的条例大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哪里有许多义例？”那么圣经的法戒，本是共见共闻，圣人的劝惩，也易知易从。自从啖助、赵匡倡导废弃传注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求新奇以相胜，而《春秋》因此荒废。自从孙复倡导“有贬无褒”之说，解说《春秋》的人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就罗织罪名以成其罪，而《春秋》更加荒废。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说：“传注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尤其严重，可谓片言居要。”此书恭承

训示，务求斟酌事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全部排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更加昭然。学者恭读

御纂《春秋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又恭读此书，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余蕴了。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春秋直解序

中古之书，没有比《春秋》更大的。推究其教化，不超过属辞比事。而推原成书之初，即使左丘明也不能赞一词，大概辞不待赞也。那南史、董狐，世称古之遗直。何况大圣人依据鲁史旧文，用笔削以正褒贬，不过是据事直书，而义自为比属，其辞本非得已，赞又做什么呢？其后依经作传，如左氏，身非私淑，号为素臣，尚且详于事而失之诬。至于公羊、谷梁，去圣逾远，乃有墨守而起废疾，俨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龈龈聚讼，人自为师，经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国、张氏洽为最著。及张氏废，而胡氏直与三传并行其间，附会臆断，往往不免。承学之士，宜何考衷也哉！我

皇祖钦定《春秋说汇纂》一书，熔范群言，去取精当，麟经之旨，言大义炳若日星，朕服习有年，绍

闻志切近，因辑《易》、《诗》二书竣事，命在馆诸臣系系是经，具解以进。一以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岐，以翼传。

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庶几辞简而事明。于范氏去其所滞，择善而从之，论深有取焉。夫儒者猥云五经如法律，《春秋》如条例，故啖助、赵匡、陆淳辈取经文书法，纂而为例，一一引徽切墨以求之，动如凿枘之不相入。譬诸叔孙通、萧何增置傍章，已后例转多而律转晦，大概曲说之离经，甚于曲学之泥经也，审矣。书既成，命之曰《直解》，不是不求甚解的意思，是说索解而过不直，则义不见尔。而岂独《春秋》一经为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读经者。乾隆二十三年秋月御制。

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是圣人尊王的经。元年春王正月，是开宗明义的第一条。解说此条的，自三传以至后儒，其说充栋，或致操戈，无容置议。然而识圣人之深意者，有几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是鲁的旧史。自隐公始，则不得不书隐公元年，而即继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无有也。大概言公之元年，乃禀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义乎？且是年也，于齐为九年，于晋为二年，卫、郑以下各为其年，不可娄指数而总为平王之四十九年。于斯时也，世人将何以纪其年而知其岁乎？是则圣人之书“元年春王正月”也者，其亦有感于斯乎？行夏之时，圣

译个人的私下议论，无法在当世施行。说“春王”而不说“王春”，月份可以更改而春季不可更改，这也隐含寓示了夏代的时令与天子的正统。所谓“大一统”，足以统一天下人心，从而避免任由其纷争、导致无法施行的叹息。这作为开篇阐明宗旨，贯穿了《春秋》的始终，并在获麟一事上绝笔。大抵圣人的道义存在于万世，也就是圣人的忧虑存在于万世。因此，关于分封制的说法，不仅不可在后世施行，推知圣人大概也未必认为它适宜如此。

译乾隆戊戌年孟夏月

正总裁官：

御前大臣兼管理理藩院事务，暂行署理步军统领事务，忠勇公臣傅恒。

臣来保

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臣刘统勋，经筵讲官、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臣汪由敦，为副总裁官。

经筵讲官、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兼都统领侍卫内大臣、武毅谋勇公臣兆惠，太子少保、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兼都统臣纳延泰，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教习庶吉士臣刘纶，为提调官。

湖广道监察御史臣觉罗巴延三，户部银库员外郎臣额尔景额，吏部文选司郎中臣袁守侗，为纂修官。

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梁锡璵，为收掌官。

户部颜料库司库臣巴尼珲，户部陕西司额外主事臣冯光熊，为誊录官。

举人臣夏秉衡

举人臣王文炯

举人臣叶能

捐职州同臣王成曾

捐职县丞臣员志

选主簿臣张荩臣

监生臣高士帅

监生臣潘敬苍

监生臣徐应瑞

监生臣诸廷光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御纂春秋直解目录 春秋类

第一卷 隐公

第二卷 桓公

第三卷上 庄公

第三卷下 庄公

第四卷 闵公

第五卷上 僖公

第五卷下 僖公

第六卷 文公

第七卷 宣公

第八卷 成公

第九卷上 襄公

第九卷下 襄公

第十卷上 昭公

第十卷下 昭公

第十一卷 定公

第十二卷 哀公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春秋直解卷一

《春秋》是继承《诗经》和《尚书》的。《雅》诗亡于《黍离》，《尚书》终结于《文侯之命》，于是《春秋》便应运而生。它假托始于隐公，是因为时间上相衔接。依据时事来维系王道的踪迹，于是是非得以彰显，治乱情况具备，法度警戒昭示，使后世得以考察并借鉴。这是孔子的志向。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孙子桓王即位】《春秋》是为了尊崇周王而作的，却使用鲁国的纪年，是因为它本于鲁国的史书。后人因此用干支和周天王的年号冠在鲁国纪年之上，这种用意是好的。只是经文所没有而加以增补，就会混淆经文。况且鲁公的年号大字书写，而周王的年号分注小字，这难道是圣人尊崇周王的意思吗？现在特别将周王的年号立于鲁君元年之前并大字书写，是为了区别于经文。也是用来彰显尊崇周王的义理，不违背圣人的微言大义罢了。

隐公

名息姑，是惠公的长子。

元年

元是开始的意思，先君去世，嗣君即位，所以称为元。王者，正朔通行于天下，而各诸侯国的史书各自称元年以记载事件，是为了志在开始。

春王正月

春，是一年的首季，天道的开始；正，是月份的首月，人事的开始。称首月为正，是正始的意思。在“正”前冠以“王”，是因为这是周历的正月；夏历建寅，周历建子。子月为什么称为春？春为青阳。寅，是三元具备；而子则是一阳初生，天开之始，春气萌发的时刻。干支的开始，是甲子；卦图（先天八卦）的开始，是震卦和复卦；律吕的开始，是黄钟；历象的开始，是冬至，这些都是天道的体现。周朝改时改月，而商朝建丑为地正，不改时改月，是因为没有成就新义的意思。建子之月，改朔改时，本于天道以授予人，这是周王的法度。在正月之上，书写“春”，书写“王”，记载王制，以昭示后世，这是孔子的教化。《春秋》整年无事，才书写首月；这里三月有事，却书写正月，是因为元年正月应该有即位之事。隐公志在让位给桓公，不行即位之礼，史官无可记载，并非孔子删削所致。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这是为了寻求与邾国交好。鲁侯爵位而称公，是因为鲁国史书所写，是臣子的言辞。盟誓有书写“及”，有书写“会”。书写“及”的只有盟誓之事，书写“会”的兼行会礼。邾，是鲁国的附庸国，仪父是其国君的表字。邾国靠近鲁国，隐公即位后与之结盟以结为外援。不记载日期，是史官的疏漏。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驱逐他的弟弟。凡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