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春秋直解卷五下

译他们的说法不同。胡氏认为，季友和仲遂是因为活着而被赐予氏，使他们世代担任卿。世代为卿的人很多，难道只有季友和仲遂吗？

译夏季四月丙申日，鄫国的季姬去世。

秋季七月甲子日，公孙兹去世。

公孙兹是公子牙的儿子，这就是叔孙氏的由来。

冬季，十二月，鲁桓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在淮地会盟。

淮夷侵扰鄫国，齐桓公为此会盟以谋划对策，并且借此扩大向东开拓的名声。后来修筑鄫国城墙的计划未能实现，齐桓公的志向更加懈怠，霸业也就更加衰落了。许国以男爵身份参与，却排在邢、曹之前；邢国以侯爵身份参与，却排在郑国之后。许国的排位不合礼制。邢国未曾参与齐国的会盟，大概是想讨伐卫国，所以主动请求参加会盟，以向齐国示好吗？

鲁桓公十七年

春季，齐国人、徐国人讨伐英氏。

这是为了报复楚国在娄林之战中的行为。楚国打败了徐国，却让英氏遭受兵祸，这合理吗？

夏季，灭掉了项国。

国内灭国通常避讳记载，这里却记载为“灭”，是因为鲁桓公正在会盟吗？那么是谁灭掉了项国呢？是执政者灭掉的。季友去世后，鲁桓公任用仲遂执政，后来如向楚国乞求援军、率领军队进入某地等事，都是仲遂所为。大概这次灭项也是仲遂做的吧？《春秋》为君主避讳，是尊重他；不为臣子避讳，是责备他。

秋季，夫人姜氏在卞地与齐侯会盟。

齐侯从会盟归来，道路经过鲁国，夫人在卞地与他相会。此前在阳谷的会盟，夫人还跟随鲁桓公一同出行；如今鲁桓公尚未到达，夫人却独自外出，非常不合礼制。《左传》说：鲁桓公因灭项之事被齐国阻止，夫人会齐侯，请求后得以释放。然而考察《春秋》经文，接着记载“公至”，不说从齐国回来，而说从会盟回来，哪里见得是被阻止了呢？如果真是被阻止，即使避讳其名，也不应掩盖其实。这是传文的说法，不足以依据。

九月，鲁桓公从会盟归来。

在淮地会盟后返回，在宗庙中举行饮至礼。鲁桓公与齐侯在淮地会盟，齐国讨伐英氏，而鲁国经略淮夷。《鲁颂》所歌颂的，大概就是这件事吧？

冬季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

周朝王道衰微，齐桓公开创霸业，以尊崇周王、安抚四方为要务，一匡天下的功绩，是圣人所赞许的。然而五霸是三王的罪人，那么齐桓公是功之首，也是罪之魁吗？况且一个人，前后截然不同，管仲辅佐则治理有序，竖刁等三人用事则混乱。大概齐桓公本是中等才能，志向在于功利，起初委屈自己纠合诸侯，以成就霸业，后来志向得遂欲望放纵，于是变得骄横懈怠，最终沉溺于内宠，继位者未定，死后发生动乱，并非不幸。

鲁桓公十八年

春季周历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讨伐齐国。

这是为了拥立公子昭而讨伐齐国。齐桓公没有嫡子，而无亏是长子，齐国人立无亏为君，昭逃奔宋国。《左传》说：齐桓公与管仲将昭托付给宋襄公，立为太子，所以宋国拥立他。齐桓公自立其子，何必借助宋国？大概宋襄公此前已讨伐曹国以争夺霸权，如今趁昭逃奔宋国，便诬称齐桓公曾托付他，所以讨伐齐国以拥立昭。昭即位，则齐国顺从宋国，天下谁敢不顺从？宋国这是扰乱齐国而巧妙地谋求霸权。《春秋》推究隐微，不记载“纳”而记载“伐”，认为宋国的意图，并非拥立，只是讨伐防地以扰乱齐国罢了。所以记载此事以深恶之。曹、卫、邾顺从宋国，是被宋国欺骗。

夏季，鲁国军队救援齐国。

诸侯没有周王命令不得擅自兴师，但用于救援，尚且值得肯定。急于解救邻国危难，何况齐国此前派高子安定鲁国，难道可以不报答吗？记载此事以褒扬救援者而谴责讨伐者，更加明显了。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

这是宋公。改变文辞称“师”，是因为动用众多兵力，所以“师”字显得重要。《谷梁传》说：“战不言伐，客不言及。”大概伐与战都是罪过。记载战而伐，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宋国交战，却先记载伐，是为了厌恶宋国。凡是遭受讨伐者，有理由应以礼告知，无理由应以礼谦让，不能告知、不能谦让，就交战了。这交战是由遭受讨伐者造成的，所以客方不言“及”。如今说宋“及”什么呢？宋国既然胁迫杀害无亏，而四位公子与昭的长幼还应当辨别。宋国仍一定要立昭，则这场战争宋国实为祸首，所以首书宋国。记载“败绩”，是怜悯齐国。齐桓公的恩泽断绝了。曹、卫、邾顺从宋国，鲁国救援齐国，不列于交战者，是略写。

狄人救援齐国。

肯定救援行为，只要有善举，即使是狄人也必定肯定。齐国军队既已大败，狄人救援来不及了。如果为了行善，即使无功也必定肯定，劝善之心没有止境。

秋季八月丁亥日，安葬齐桓公。

九月才安葬，是因为动乱的原因。

冬季，邢人、狄人讨伐卫国。

卫国顺从宋国讨伐齐国，是罪过。然而邢国不早出兵救援齐国，反而结仇敌而讨伐同姓，可以吗？狄人称“人”，是行文方便。救援齐国无功，转而讨伐卫国，仍是以前进入卫国的意图。《谷梁传》说：“进兵是错误的。”褒扬救援齐国而厌恶讨伐卫国，进退的权衡，没有成见。如此。

鲁桓公十九年

春季周历三月，宋人拘捕滕子婴齐。

滕国并非有罪。宋国图谋霸权，首先拘捕国君以树立威势，又不将他送回京师，所以称“人”以归罪于他。到了盂地会盟，他自己也遭受拘捕。出尔反尔，确实如此！诸侯去世记载其名。名，是终事。拘捕而不返回，终于拘捕了，所以也记载其名。

夏季六月，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

曹南，是曹国的南面。这是宋国约曹、邾结盟。却不记载地点而在曹南，是因为曹国未服。迫于宋国而勉强顺从，所以刚出国都就结盟，这是要盟。

鄫子参加盟会于邾。己酉日，邾人拘捕鄫子，将他用于祭祀。

译曹国、介国与邾国之间已经结盟，宋公向南返回，邾子向东返回。邾国再往东，就是鄫国。鄫子趁着结盟的机会前来会盟，但迟到，邾国因此记载为“在邾国会盟”。邾国人拘捕鄫子的原因，大概是邾国与鄫国有仇怨，便借宋国对鄫国的怨恨，扣留鄫子并向宋国请示，宋国下令拘捕并加以惩处罢了。《左传》说：“在次睢之社将他作为牺牲，以统属东夷。”同为诸侯国君，却像对待猪狗一样加以使用，这还符合人道吗？然而史书不记载是宋国派遣（邾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宋国召集会盟而邾国执行惩处，邾国秉承宋国命令是显而易见的。况且陷害鄫子的，实际上是邾国。杜预说：“以‘邾国使用’来记载，是因为南面称王的君主，善恶之事应当自己决断，不能推托于他人的命令，这是正确的。”鄫子没有称名，是史官的失误。

译秋天，宋国人包围了曹国。

曹国虽然参与了盟会，但内心尚未臣服。宋国反省自身德行即可，却轻率地动用武力，甚至包围其国都吗？半年之间，拘捕滕君、使用鄫国、包围曹国，〇而且过于急躁了。霸主尚且假借仁义，这却是真正的不仁啊！

卫国攻打邢国。

卫国不反省自己反而怨恨，并且舍弃狄人而攻打同姓诸侯，所以归罪于它。

冬天，与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国结盟。

会盟的是谁？是鲁公。为什么把陈国列在首位？左氏说：“陈国请求与诸侯修好，以不忘记齐桓公的恩德。”如果不忘记桓公的恩德，请求加入桓公的旧盟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拉拢楚国加入盟会？由此可知陈国的请求，是楚国的谋划。楚国列入齐国的盟会，从这次会盟开始。蔡国一向跟随楚国，郑国新近跟随楚国，都是楚国的党羽。齐国抛弃先前的志向，邀请他们到国都结盟，扰乱了中原与蛮夷的防线，成为诸侯的祸患。所以在这里隐讳鲁公，称诸侯为“人”，在开始时就谨慎对待。

梁国灭亡。

梁伯喜好土木工程，轻视民力，虐待使用他的百姓，百姓疲惫而内部崩溃。没有外敌入侵讨伐而灭掉它，所以说是自取灭亡。《春秋》的笔法，国家灭亡，是圣人感到悲伤的。只有自取灭亡的，虽然灭亡了也有多余的责备。《尚书》说：“因为顾念畏惧百姓的怨恨，害怕自取灭亡。”

二十年

春天，新建南门。

南门是天子规格，诸侯应为三门，说“新”是有原因的。建造则超过了应有的规格。春天则是不合时宜。

夏天，郜子来朝见。

赵鹏飞说：郜国灭亡已经很久了。隐公十年，鲁公打败宋军，夺取郜国，就是那个地方。郜国是文王的后裔，与鲁国同姓。大概是宋国灭掉它而鲁国分封它吗？然而经文中没有记载。姬姓诸侯中幸存的寥寥无几了。记载这件事，大概是感到悲伤。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西宫是小的寝宫。发生火灾就记载，没有防备而不应当谨慎。

郑国人进入滑国。

滑国曾经在幽地结盟，又在王畿之内，而郑国进入它，所以记载以归罪于它。

秋天，齐人与狄人在邢国结盟。

当时卫国怨恨邢国，大概是替邢国谋划对付卫国。齐桓公称霸时，北伐戎人而南伐楚国。齐孝公即位时，南与楚国结盟而北与狄人结盟，不像儿子了。邢国屡次亲近狄人，而替卫国谋划失算了。

冬天，楚国人攻打随国。

楚国对随国用兵多次了，经文中没有记载的，是因为告命的缺失。既然拉拢它加入同盟，所以假借告命作为恐吓诸侯的计策。

二十一年

春天，狄人侵犯卫国。

侵犯卫国是为了邢国，但这正好加速了邢国的灾祸。记载以责备邢国，结交外援，残害同类，最终导致自我残害。

宋人、齐人、楚人在鹿上结盟。

左氏说：“宋人举行鹿上之盟，以求取诸侯。这次盟会本来由宋公主导，而称‘人’，是因为图谋霸业而求取楚国，与它结盟，自取败辱，不足以成为霸主。齐国参与盟会为什么呢？宋国挟持齐国作为倚重，齐孝公屈服于拥立自己的恩德，不得已而跟随，所以把宋国列在首位。由此可知宋襄公拥立昭公的心思。一旦拥立昭公，齐国、楚国都位居宋国之下，不俨然成为霸主吗？不知道楚国只是暂时顺从他，而暗中图谋他，而宋国不醒悟，多么愚蠢啊！”

夏天，大旱。

旱灾持续时间久，“大”表示程度严重。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以讨伐宋国。

鹿上之盟，楚国答应宋国以诸侯之尊，所以会盟以定此事。宋国不足以主持会盟，而把宋国列在首位，是楚国表面上推举他。各国都排在后面，楚国名义上是霸主，宋国实际上是霸主，这是楚国的计谋。宋国与各国都称爵位，是因为荆蛮欺凌中原，而拘捕会盟的主持者，变化很大，不得不详细记载。楚国称“子”，是正名。宋国所倚仗的只有齐国，而齐国没有到来，陈、蔡、郑、许都是楚国的党羽，曹国又是宋国的仇敌，被楚国拘捕，是应当的。不记载楚国拘捕，是因为诸侯在会盟中，拱手听从，把罪恶分摊给诸侯。以讨伐宋国，是加重语气。如果不是公子目夷，宋国几乎灭亡吗？那么宋公的罪过，更加无法掩盖了。与僭越称王的楚国会盟，而且向下求取。德行不足以怀柔，考虑不深远，辱身败国，是应当的。

冬天，鲁公攻打邾国。

楚国拘捕宋公，是中原的耻辱，却趁机攻打邾国吗？记载以批评鲁公。

楚人派宜申来进献防邑。

楚人大概是楚子。为什么？防邑是宋国的，来进献，是威慑鲁国。古代，诸侯向周王进献四方蛮夷的防地，周王用来警戒蛮夷。现在楚国却用中原的防地，来警戒中原吗？鲁国不能以正当言辞拒绝楚国，所以防邑不说宋国，是为内部隐讳。

十二月，癸丑日，鲁公会合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

这次会盟的是盂地的诸侯，薄地是宋国领土，诸侯跟随楚国讨伐宋国，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还在宋国领土，又跟随楚国结盟，这是中原各国都跟随楚国了。记载会合诸侯而不记载会合楚国，是不认可楚国专断释放，以保存中原。会盟同日进行，是因为盟约不是预先约定的，鲁公畏惧威势而来，一会盟就结盟。结盟就立即释放，楚国的威势已经伸张，结盟与释放都是楚国的意思。宋公不说“归”而说“释”，是自己投入陷阱，依赖别人释放，没有归去的道理。诸侯返回，还称名，这里不称名，是因为没有失去国家。

二十二年

春天，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

按照左氏，邾人灭掉须句，鲁公攻打邾国而恢复其君主。须句是风姓，太皞的后裔。既然恢复其君主了，为什么以灭国的罪名归罪它？大概是让它成为鲁国的附庸。那么就是鲁国夺取它。陈傅良说：《春秋》严格区分义利，如果认为是利，即使恢复其君主，也记载为“取”。

译啊。

夏天，宋公、卫侯、许男、滕子联合攻打郑国。

宋公向楚国求和，本应悔过自守，却反而恼怒郑国，朝见楚国，随即攻打郑国，从而招致楚国的介入，这是多么不自量力啊？三国之所以跟随宋国，是畏惧楚国的强大，并且希望中原地区有霸主出现。

译秋季八月丁未日，鲁国与邾国在升陉交战。

“及”字表明是鲁公亲自出战。国内交战不记载战败，记载交战即意味着战败。《左传》说：“邾国人缴获了鲁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之上。”这说明鲁国战败了。《春秋》记载：“邾娄人用箭射鲁公，鲁公在升陉交战。”起初，邾国也战败了。不记载鲁公，不记载战败，是为了替国内避讳。由此可知，夺取须句并非出于复兴灭亡国家的公义。

冬季，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国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因为宋公亲自出战，所以深责宋公。不懂道义而轻率开战，残害百姓性命以图雪耻，导致战败是理所当然的。汪克宽说：宋公身受重伤，不记载宋公战败，还是替宋国避讳。如果是鄢陵之战，就直接记载楚子战败了。楚子救援郑国，不记载“救”字，又称楚人为“人”，是为了防范他。也是厌恶他。

二十三年

春季，齐侯攻打宋国，包围了缗地。

宋国在泓水战败，楚国更加嚣张。齐侯没有志向去抵御楚国，反而去救援宋国，就已经不明大义了。现在竟然帮助楚国作恶，所以记载“伐”，记载“围”，以加重他的罪责。

夏季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因为在泓水之战中受伤，所以去世。鲁国畏惧楚国而没有参加葬礼，所以不记载葬礼。

秋季，楚国人攻打陈国。

《左传》说是讨伐陈国对宋国的二心，自从曹南之盟以来，陈国不跟随宋国，后来盟会齐国，会盟盂地攻打宋国，也都跟随楚国，没有看到对宋国有二心。根据《左传》，楚子玉在顿地筑城后返回，大概顿地旧属陈国，楚国攻打陈国是为了争夺顿地。

冬季十一月，泓水之战后宋公去世。

二十四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狄人攻打郑国。

根据《左传》：郑国攻打滑国，周王派使者到郑国，请求归还滑国，郑国不听，并且拘禁了周王的使者。周王愤怒，出动狄人的军队攻打郑国。郑国虽然应当受到讨伐，但使用狄人则不对，不记载周王的命令，是为了避讳周王开启寇患以消灭亲属，不让狄人假借王命来扰乱华夏。尊崇周王而为之避讳，厌恶狄人而纠正其非，爱护中原而保存其体的心意深远啊。

秋季七月。

冬季，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

这是为了躲避子带的祸难。襄王作为世子时，因为母亲和弟弟子带受宠而几乎被废黜，等到子带招引戎人逃往齐国，襄王仍然让他回来，子带于是勾结狄人攻打襄王，这是不能以道义制约他，没有早做打算，把招引狄人的权柄交给颓叔和桃子，从而给他们羽翼，以至于遭遇祸难，记载“出”字表示他自弃宗庙社稷。诸侯以不合道义的方式出逃，称为“奔”；周天子以不合道义的方式出逃，称为“居”。表明没有外邦，诸侯国都是他的所有，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在郑国，是因为图谋郑国。愤怒郑国而让狄人攻打它，愤怒狄人而与郑国图谋。对比此事来看，过失自然显现。

晋侯夷吾去世。

秦国接纳重耳回国即位，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告知。

二十五年

春季，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了邢国。

《春秋》记载灭国的很多，灭同姓国家的也不少。卫侯为什么称名？特别厌恶他挟诈。《左传》说：卫国将要攻打邢国，礼至说：“得不到他们的守备，国家就不能得到。我请求兄弟去那里做官。”于是前往得到了官职。卫国攻打邢国，两个礼至跟随，国子巡视城墙，搀扶着他们到外面，杀了他们，于是灭掉了邢国。叶梦得说：灭国的罪过，不需要贬斥就显现了。《春秋》的道义，常常在意那些难以察觉的地方。所以杀蔡侯称名楚子，厌恶诱杀别人的君主；灭邢国称名卫侯，厌恶诱灭别人的国家。

夏季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

文公重新建立卫国，《诗经》中记载《定之方中》，规模远大。齐桓公称霸时，没有战役不跟随，晚年跟随宋襄公攻打齐国，攻打郑国，后来又灭掉邢国，年老而昏乱了。

宋国的荡伯姬来迎接儿媳。

荡伯姬，是鲁国女子而嫁给荡氏的人。婆婆迎接儿媳，不合礼制。为什么记载？因为是公主亲自去的。也不合礼制。

宋国杀了他的大夫。

罪在专杀，不称名，是史官的失误。

秋季，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

顿子被陈国逼迫而逃往楚国，所以楚国送他回去。陈国确实有罪了，诸侯不救援，而借给楚国废立诸侯的权力，以包围显示威势，以送入显示恩德。楚国的势力于是成就了。

安葬卫文公。

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鲁公会同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莒国因为季友抓获挐的缘故，与鲁国断绝关系。卫文公曾经想调解他们，所以卫国为此结盟。莒子怀疑鲁国，不肯和解，于是派大夫听命。卫国称子，是因为没有超过一年。

二十六年

春季，周王正月，己未日，鲁公会同莒子、卫甯速在向地结盟。

重申洮地的盟约，莒子来信任他，鲁公再次会合以慰劳莒国。卫国知道鲁国、莒国可以和解，所以不再亲自出面，而派大夫。洮、向两次盟会，莒国、卫国竟然以大夫的身份与鲁公对等，不合礼制。然而不避讳鲁公，还是因为以化解怨恨来宽恕他。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孝公因为争夺君位与鲁国有嫌隙，他在齐国结盟，怨恨已经化解了。于是趁着卫国、莒国的盟会，暗中出兵侵犯。到了夏季，又攻打鲁国北部边境。对比记载的罪过，自然显现了。

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侵犯称“人”，是举将；追击称“师”，是表明众多。酅是齐国的土地，敌人到了不能应对，敌人走了才开始追击，是没有防备。敌人已经出境，追击到酅地，是深入。将要追上了，畏惧人多而返回，又是何等的怯懦？鲁国的军政如此，谋划国家就疏漏了。

夏季，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卫国人攻打齐国。

洮、向盟会的缘故。然而洮、向盟会是为了化解怨恨，反而报怨以结怨吗？《春秋》阐明大义，不看重小信，记载以归罪卫国。

公子遂前往楚国乞求军队。

“乞”是重辞，又

译这是卑下的言辞啊。自己的军队不依仗道义而行动，尚且不可，何况是别人的军队呢？军政不修明，却向友好邦国求援，这已经不是立国的正道了，何况是向下向荆蛮求援呢？齐国虽然无道，却引来楚国去残害甥舅之邦，这不是道义。示弱招致侮辱，而且使楚国的祸患远及于齐国，这不是谋略。

译秋天，楚国人灭掉了夔国，把夔子俘虏回楚国。

祭祀不超过祖父，夔国的祖先是熊挚，楚国难道是因为夔国不祭祀祝融、鬻熊而责备夔国吗？夔国以正当的理由回答，但楚国最终还是灭掉了它，这是贪图它的土地罢了。灭国是大恶，何况是同姓国家呢？何况是无罪的国家呢？况且夔国是上游的国家，夔国被灭，楚国就通往巴蜀地区，楚国更加富强，这是《春秋》所担忧的。夔子没有写出名字，是史官的失误。

冬天，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了缗地。

宋国是显赫的大国，楚国忌惮它，一定要消灭它才肯罢休。记载“伐”，记载“围”，是为了彰显楚国的蛮横。

鲁公借助楚国的军队攻打齐国，夺取了谷邑。

鲁国向楚国请求出兵，楚国贪图得到鲁国的依附，就派军队前往。鲁国倚仗楚国，得到了齐国的城邑。鲁公自以为计策得当，不知道倚仗楚国就必然要侍奉楚国，侍奉楚国的人是把国家交给楚国了。把国家交给楚国，却只换来齐国的一个城邑，可以说是分不清轻重主次了。

鲁公从伐齐之地返回。

不义地返回，却当作功劳，报告到达，记录功勋，这是使鲁国陷入危险。从楚国接受恩德，与齐国结下怨恨。楚国将无休止地要求回报，齐国也将无休止地报复怨恨。如果不是晋文公的霸业，鲁国就危险了？

二十七年

春天，〇子来朝见。

夏天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

孝公趁着混乱争夺君位，与楚国、狄人结盟而攻打宋国、鲁国，虽然凭借父亲的威势，但最终不能振作，是理所当然的。

秋天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

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〇国。

《左传》说：“责备它无礼。”伯姬把儿子托付给鲁国，现在继位来朝见，执礼恭敬，但军队进入它的国家，欺凌弱小，侵犯寡弱，自己确实无礼，凭什么责备别人？公子遂率领军队，是厌恶他专权。请求出兵攻打齐国，率领军队进入〇国，东门氏的恶兆就在这里。

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楚国主导军事，所以把楚国列在前面，这是楚子，却称为“人”，是贬低他。四个国家称爵位，却列在楚国下面，是罪责跟随楚国。以前包围城邑，现在将要包围国家，是立志要灭掉宋国。

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会合诸侯在宋国结盟。

包围宋国而结盟，是约定长期包围。包围宋国，那么宋公不参与是明确的。为什么记载“在宋国结盟”？大概是在宋国境外结盟，不能另外说明地点。鲁公起初不参与包围，因为接受楚国的恩惠，并且畏惧它的威势，所以前往会合。隐去楚子而记载“会合诸侯”，是避讳鲁公的恶行。这时跟随楚国的诸侯，几乎占天下的一半。攻打齐国，包围宋国，形势岌岌可危。如果不是城濮之战，天下还可以问鼎吗？《春秋》因此不隐没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

二十八年

春天，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

晋侯是重耳。楚国攻打齐国而包围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狐偃说：“楚国得到曹国，与卫国通婚，攻打曹国，卫国必定救援楚国，那么齐国、宋国就解除了危险。”那侵犯和攻打，都是为了引诱楚国。两次记载晋侯，是因为侵犯曹国返回后才攻打卫国，大概是两件事。不记载救援宋国，是根据事实记载，谋略隐晦而事实明显。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伤。

晋国攻打卫国，而鲁国戍守它，是服从楚国的命令。鲁公畏惧晋国，就杀了公子买来免除罪责，并告诉楚国人说：“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诬陷杀人来取悦晋国，用诡辩来取悦楚国，持两端观望胜负，能免除霸主的讨伐，是侥幸。刺伤，是避讳专杀而用轻率的措辞。

楚国人救援卫国。

凡是记载“救”大多是善行，这里因为卫国依附楚国而楚国救援它，不是善行，是厌恶晋国。卫国依附楚国可以定罪，请求结盟也可以免罪，但晋国不允许，认为卫国是楚国必定救援的，志向在于引诱楚国。谋略虽然巧妙，但道义却狭隘。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逮捕曹伯，交给宋国人。

晋国攻打卫国以引诱楚国，楚国分兵救援卫国，还不肯解除对宋国的包围，率领全部军队而来。挫败它的偏师，让它知道困难而退兵，那么楚国没有受到重大创伤，还不能制服它。于是转移军队逼近曹国，进入它的国家而逮捕它的君主，并且交给宋国，那么楚国不得不率领全部军队一决胜负，这是为了成就城濮之战的功绩。然而进入曹国，〇；逮捕曹伯，无礼；不归还京师而交给宋国人，不义。

夏天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国军队、宋国军队、秦国军队与楚国人战于城濮，楚国军队大败。

这场战役，宋公也在其中。只称晋侯，而三国称军队，是赞许晋国的霸业。苏辙说：“《春秋》记载开始得到诸侯的，喜好防备称‘人’，军队会合称‘师’，是对的。”晋国与战，是晋国的志向。记载“楚国军队大败”，显示它使用众多军队是被晋国所导致的。赵鹏飞说：“晋文公的功绩与齐桓公相同，但形势不同。齐桓公难于会合诸侯，而容易制服楚国；晋文公难于制服楚国，而容易统领诸侯。齐桓公兴起时，诸侯不认识什么是霸主，必须多次会盟而后服从。那时楚国正强盛，侵伐不出蔡、郑，所以久而后问其罪，期望于服从罢了。晋文公兴起时，诸侯习惯于服从霸主，一挥而至。然而楚国的强大，不是从前可比，军队逼近齐、宋的郊外，自东以南都是楚国了。不大大战胜它，无法夺其气势，而定诸侯之心。晋文公一战而称霸，可谓一时的伟绩。”

楚国杀了其大夫得臣。

战争，称“人”是略写；厌恶其扰乱华夏，杀，记载官职和名字，是详写；厌恶专杀。得臣有罪，楚国又自我疏远王化，尚且不赞许其专杀。天子的治理，没有内外之分。

卫侯出逃到楚国。

畏惧晋国，派元咺奉叔武来守卫。没有两个君主，所以不写名字。晋国打败楚国，是功绩；逮捕曹伯，使卫侯出逃，是罪过。功罪不相掩盖。

五月癸丑日，

译鲁僖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

这是为了共同奖助周王室。晋侯排在齐侯、宋公之上，表明其霸业已经确立。齐侯排在宋公之前，是按照势力强弱来排序的。鲁国、卫国依附楚国，蔡国、郑国跟随楚国，围攻宋国，莒国则与鲁国、卫国交好。一旦战胜楚国，这些诸侯就都来了。卫子就是叔武。叔武奉命代理国政，按理应当称“弟”或者称“字”，现在称“子”，并且排在莒子之上，这是晋文公确立了他的地位。叔武不敢以正式国君自居，降低身份称“子”。“子”是世子继承君位但尚未正式成为国君时的称呼，并不是他的名字。鲁庄公二十七年，周天子任命齐桓公为霸主，这里也是任命晋文公为霸主，史书都没有记载，是因为这两位霸主并非真正能够尊崇周王并尽到霸主的职责，所以史官删去了这些记载。

译陈侯前往会盟。

陈国已经归服，但来不及参加盟誓，所以记载为“前往会盟”。不再次盟誓，是为了不亵渎盟约。

鲁公在王所朝见天子。

诸侯在京城朝见天子，天子巡狩时则在四方名山大川朝见。为什么说是“王所”，因为那不是天子本应所在的地方？鲁公来到践土慰劳晋侯。不记载慰劳晋侯，是为了保全天子的尊严。鲁公朝见，那么诸侯都朝见，这是可以推知的。只是晋国不能率领诸侯朝见京城，这是傲慢。诸侯因为晋国的召集盟会才开始朝见，这是懈怠。所以删去这些记载而止，通过记载鲁公朝见来表明意思。胡安国说：“《春秋》不把前往朝见当作错误，而是把不在正确地点朝见当作贬斥，这是端正根本的意思。”

六月，卫国国君郑从楚国返回卫国。

晋国没有早点让卫侯复位，卫侯因恐惧而出逃。出逃不称名，是因为有罪，这是晋国的责任。现在称名，是因为他失去了国家。而且因为他从楚国回来。

卫国元咺出逃到晋国。

为了杀叔武的事向晋国申诉，申诉虽然有理，但扰乱了君臣的名分。

陈国国君款去世。

秋天，杞国伯姬前来。

这是为杞国谢罪。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由妇人沟通，是不合礼制的。

公子遂前往齐国。

伯姬前来，齐国的怨恨消除了；公子遂前往齐国取回谷邑，齐国的遗憾消除了。伯权确立，诸侯不敢私自用兵。

冬天，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会盟。

左氏说这是讨伐不服从的国家，跟随楚国围攻宋国的四个国家中，只有许国没有归服，所以谋划讨伐它。陈国称子，是防备的意思。践土之盟，让卫国的臣子夺取君位；温地之会，让陈国的孤儿夺取父亲的防地，这都不合礼制。秦国开始与会盟，是与晋国和睦。

天子在河阳巡狩。

这是晋侯召见天子，让诸侯朝见，改变文字记载为“巡狩”，好像天子按时巡行一样，是尊重天子。温地在河阳，记载河阳，是夸大其词，忌讳天子去温地会见诸侯。《春秋》尊重天子而保全他的名声，以此来彰显王道。如果天子能够省察德行、修明政治，怎么见得东周不能治理呢？圣人尊重周朝而想要复兴它，无处不尽心竭力。

壬申日，鲁公在王所朝见天子。

河阳靠近周京，不在京城朝见，而在河阳朝见，这是防备的意思。这是晋国的命令。晋国在一年之中，两次率领诸侯朝见，虽然朝见的礼仪未尽完备，《春秋》还是有所肯定。所以河阳记载为“巡狩”，是尊重周朝，也是保全晋国。

晋国人抓住卫国国君，把他押送到京城。

这是因为元咺申诉的缘故。君臣之间没有诉讼，难道让臣子逮捕君主吗？“押送到京城”是缓和的措辞。自己审理案件，案件审结后再押送回去，专擅太过分了。而且卫国的祸患是由晋国造成的，驱逐卫侯，立叔武为君，让兄弟互相猜疑。那个元咺也是窥探到晋国厌恶卫侯，才申诉君主的。

卫国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

诸侯的国家，世代守护，所以可以说“复”；大夫的职位，由君主任命，不可以说“复”。说“复”，是抗辩的措辞。记载“从晋国”，是深深谴责晋国。

诸侯于是围攻许国。

诸侯不排列次序，是因为温地会盟的防备，于是接着做事。围攻宋国的战役，许国实际上跟随楚国；践土会盟，许国又没有到来。这是它自取灭亡。

曹国国君襄返回曹国，于是与诸侯会盟围攻许国。

晋国释放了他吗？为什么称名？因为晋侯生病？曹国国君贿赂筮史以返回曹国吗？刘敞说：“卫侯因为杀叔武而称名，曹伯因为贿赂而返回国家称名，他们的恶行不同，但贬斥是一样的。”这是对的。

二十有九年

春天，介国的葛卢前来。

介国名葛卢，它的国君称名，是因为没有被周天子册命。记载“来”，是因为不能行朝见之礼，是简略的记载。

鲁公从围攻许国回来。

围攻许国超过一年，不能使其归服。以围攻许国作为结束，是因为温地会盟的本意，是记录事实。

夏天，六月，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谋划讨伐郑国，晋文公召见天子朝见，接受申诉并逮捕卫侯，因为生病而恢复曹国，诸侯窥探到了这一点。所以许国不归服，郑国也怀有二心。不自我反省而谋划讨伐，晋国的志向骄傲了。诸侯同盟，王官莅临，但不参与盟誓。洮地之盟，王人开始参与，但还敌视诸侯。现在则大夫敌视他们了。胡安国说：翟泉近在王城之内，而王子虎下与国卿结盟，这是上位者取代国卿；国卿与王子结盟，这是下位者凌驾。所以国卿贬称为“人”，而王子也参与。端正根本的意思，这是对的。鲁公参与盟誓而不能纠正其过失，所以忌讳不记载鲁公。

秋天，下大雨并伴有冰雹。

雨雹，因为大所以异常，而且伤害庄稼成为灾害。不记载月日，是史官的失误。

冬天，介国的葛卢前来。

春天来过，鲁公在外，所以又来了，不是修习礼仪。大概是要借道去侵犯萧国。

三十年

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晋文公做公子时，在狄国很久。狄国倚仗他的宠信，所以敢于乘虚侵犯齐国。晋国正主持霸业，以安定内政、抵御外侮为事，对狄人置之不问，是不义的。

秋天，卫国杀了大夫元咺和公子瑕。

卫侯没有入国就杀了元咺，称国是因为卫侯贿赂周朝冶官而杀了他。元咺的罪当诛，而记载官职，是因为卫侯志在入国，不是明正其罪。瑕是元咺所立的，记载“公子”是不承认元咺立君，记载“及”是表明罪起于元咺。意思是瑕还年幼，而元咺立他以擅权吗？那么瑕没有罪，而卫侯杀害亲人的恶行就昭著了。

卫国国君郑返回卫国。

“归”不说“复”，是断绝的意思。刚回来就杀了叔武，再回来就杀了瑕，这是长恶不悛，虽然得到国家，但义理上不可以拥有国家。不记载“从京城”，是因为权柄在晋国。赵鹏飞说：记载“归于卫国”

译那么，天命就不依附于周王，而权力也不会归于晋国。假如像卫国国君那样主动归顺就好了。

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

在翟泉谋划讨伐郑国，讨伐进而包围别国。〇人们看不到德政，只听到暴虐，而秦国又助长这种暴虐，所以都用“人”来称呼他们以表示贬斥。郑国被围而不屈服，霸业由此衰落了。况且与秦国结盟并非良策。秦国是虎狼般贪婪的国家，引导它看到中原各国的虚弱，从而产生野心。祸端从入侵滑国开始，灾祸延续数代而不停止，这都是晋文公的过错。

译介人侵犯萧国。

再次来到鲁国，于是便侵犯萧国。这是憎恶介人，并且归罪于鲁国。

冬天，周天子派遣宰周公来鲁国聘问。

周襄王因为晋文公两次会合诸侯并朝见自己，于是派遣三公下聘。大概是借着聘问晋国的机会，依次聘问那些朝见天子的诸侯，并不是特意聘问鲁国。礼制中虽然有天子聘问诸侯的条文，但必须是诸侯先朝见天子，然后天子才有聘问。鲁国两次朝见天子，是因为跟随晋国而去朝见，并非自己能够朝见。天子不能端正王法却下聘，所派遣的人又是以宰的身份兼任三公。王室衰微，大臣失职，也太过分了。

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

鲁公不亲自入朝觐见，以承受拜受王命的屈辱，于是派遣陪臣回报聘问，并且前往京师和晋国，因为两件事一同出行，这是把周天子和晋国等同看待。《春秋》记载“遂”，好像是大夫擅自行事一样，是为了替鲁国隐瞒恶行，并且尊崇周天子。李廉说：这与成公十二年鲁公前往京师，接着会合诸侯讨伐秦国的书法相似。这次本来是因为两件事一同出行，《春秋》却把前往晋国作为“遂”事，不敢把王事与霸主之事等同。那次本来是因为讨伐秦国出行，《春秋》却把讨伐秦国作为“遂”事，不敢把霸主之事置于王事之前。

三十有一年

春天，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

外国的土地必须系属国家而不系属国家，这是鲁国原有的土地。为什么记载？因为晋侯进入曹国，将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鲁国于是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这是借助晋国的力量。郓、讙、龟隂的土地是依礼归还的，所以称为“归济西田”；与汶阳的土地都是凭借武力夺回的，所以称为“取”。虽然归还了原有的土地，但不以正道行事，与凭借武力夺取他人土地的人同列。意思是说“夺取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公子遂前往晋国。

这是为了拜谢夺取土地之事，周天子依礼聘问，晋国以利诱饵，一次前往周王室，两次前往晋国，知道霸主而不知道天子，知道利益而不知道道义。

夏天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但仍然进行三次望祭。

天子在冬至日祭祀上帝，又在夏历的孟春祈谷于上帝，礼仪在郊外举行，所以称为郊祭。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祈谷的郊祭，这是僭越礼制。然而每年的常事，不胜记载，往往因为变故而记载。龟甲违背意愿的有四次，牛受灾的有四次，严重不合时宜的有一次，大概是因为变故来彰显僭越，作为后世的警戒。冬至有固定的日期，祈谷使用辛日，就在前十天占卜日期，占卜不吉利，再过十天再次占卜，占卜不超过三四次，占卜是不合礼的，免除牺牲是顺从占卜结果。牛在涤宫三个月称为牺牲，不郊祭却仍然占卜，如果免除牺牲顺从占卜结果就免除，如果不顺从就拴着等待准备牺牲。《周礼》大司乐舞云门来祭祀天神，舞咸池来祭祀地祇，舞大韶来祭祀四望，舞大夏来祭祀山川。四望附属于天，山川附属于地，鲁国只进行三次望祭，比天子降等。望祭是郊祭的细目，不郊祭却仍然望祭，是喜好僭越。

秋天七月

冬天，齐国的伯姬来鲁国求取媳妇。

夫人的教化，不施行于国境之内，何况与邻国缔结婚姻呢？荡伯姬迎娶媳妇，不符合婆婆的道义。伯姬求取媳妇，不符合母亲的道义。

狄人包围卫国。

狄人的气焰更加嚣张，之前侵犯齐国、晋国没有讨伐，所以又包围卫国。晋国对于卫国，讨伐并驱逐他们，诉讼并拘捕他们。现在卫国被包围却不救援，这与齐国保存三个亡国的行为相比如何呢？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怎么能并称呢！

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这是为了躲避狄人的灾难。国家的兴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社稷的主君，不可以轻易变动。周朝有西戎的灾难，东迁后于是衰弱；楚国有群蛮的叛乱，不迁徙而重新振兴。唐玄宗西幸而混乱，宋朝南渡而衰弱。记载迁都帝丘，垂示警戒深远啊。

三十有二年

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四月己丑日，郑伯姬防去世。

卫国人侵犯狄人。

秋天，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根据《左传》，狄人有内乱，卫国人侵犯狄人，狄人请求讲和，卫国人同狄人结盟。卫国遭受狄人的祸患，国家两次迁徙，几乎不成其为国了。现在趁着狄人的危难而侵犯他们，等到他们已经屈服，就在他们的土地上与他们结盟。从此狄人的势力稍微收敛，大概是因为狄人的性情畏惧强者、欺侮弱者，而卫国制约他们抓住了时机。然而制约敌人有机可乘，治理国家有道可循，道不修养，不是根本的计策。

冬天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晋文公经历险阻，发愤成为霸主，城濮、践土的战役，几乎超越齐桓公。然而急功近利崇尚诈术，看齐桓公还以德行礼义团结诸侯，远远不及。于是齐桓公死后就衰落了，而晋国连续几代称霸呢？齐桓公起初任用管仲，后来任用三个竖人；晋文公的随从，都是卿的才能。三军的统帅，谦让而崇尚德行，所以子孙依赖他们维持不废。得到人才的人昌盛，确实如此。

三十有三年

春天，周王二月，秦国人入侵滑国。

秦国帮助晋国包围郑国，却私下与郑国结盟，并戍守郑国。等到晋文公去世，又听从杞子，谋划袭击郑国。郑国有防备，谋划没有成功，所以灭掉滑国。记载“入”，是因为不能占有那块土地。本来谋划袭击郑国，因为来不及而灭掉滑国，所以略去不记。

齐侯派遣国归父来鲁国聘问。

这是回报公子遂的聘问吗？公子遂聘问到现在四年了，为什么回报呢？大概是晋文公已经去世，齐国趁机图谋霸业，所以假借回报聘问来招揽鲁国吧？

夏天四月辛巳日，晋国人同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

晋国人，是指晋国的太子，在守丧期间，出兵作战，应该是有罪的。于是改变文字记载，称“人”，好像晋国人，共同意愿而不让晋太子承担其事，是为了保全晋太子。及，是区别开来。不让戎与晋并列。秦国的罪过应该讨伐，但应当向天子请示，并且没有明正其罪，就邀击打败他们。而先君受秦国的大恩，完全抛弃不顾，却保全晋太子，为什么呢？回答说：滑国是同姓且邻近

译晋国，殽山又是晋国的地盘，这简直是家门口的祸患。过去违背与晋国的盟约，如今又无视晋国的边防，过错就不在晋国了。

癸巳日，安葬晋文公。

译狄人侵犯齐国。

鲁公攻打邾国，夺取了訾娄。

左氏说：这是报“升陉之战”的仇。升陉之战已经过去十年了。如今大概是趁着晋国防备松懈而欺凌小国，是为了追逐利益的计谋罢了。史书既记载“伐”，又记载“取”，其用心就显而易见了。

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左氏说：邾国没有设防，于是再次攻打它。公子遂引导国君行不义之事，理应成为鲁国的祸患。家翁说：齐桓公死后，宋国和楚国争夺霸主地位，鲁国趁机攻打邾国，一年之内竟有两次；晋文公死后，秦国和晋国交战，鲁国趁机攻打邾国，也是一年之内有两次。

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箕是晋国的土地，狄人攻打晋国到达箕地，其气焰极其嚣张。许翰说：“自从狄人侵犯齐国而晋国无暇讨伐以来，中原各国年年遭受狄人的祸患，直到在箕地被击败，狄人才不再侵犯。由此可知，戎狄的祸乱，不得不以武力震慑，不容易用德行来感化。”

冬天十月，鲁公前往齐国。

晋襄公刚刚即位，鲁公轻视他。而且趁晋国攻打邾国之机，认为与晋国的交好不可稳固了。所以借着齐国聘问的机会去朝见，以求自保。这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吗？况且周天子聘问时只派卿前往，齐国聘问时国君却去朝见，违背礼制太严重了。

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

小寝是内寝。弥留之际，大臣在旁，是为了端正始终、明确临终遗命。即使安于内寝，也不符合正礼，会让妇女和宦官得以作乱。所以史书记载以示警戒。鲁公初期政事精明，所以有《鲁颂》之作。晚年懈怠，而且用人不当，于是预示了再世之乱的征兆。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

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霜已经降下，草木依然生长，而树木再次结果，这是反常的现象。大概是人事上的失误，而灾异征兆相应地出现了。

晋人、陈人、郑人攻打许国。

晋文公称霸时，许国独自坚决依附楚国而不来朝见，攻打它是适宜的。然而晋襄公既在殽地覆灭了秦国，又在箕地挫败了狄人，不担心威信不立，只担心德行不彰显罢了。为什么在一年之内三次出兵呢？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晋文公围攻它而未使其屈服，现在郑国跟随晋国，是因为秦国偷袭郑国而晋国打败了秦国的缘故。

《御纂春秋直解》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春秋直解》卷六

【乙未】周襄王二十六年【在位三十三年，儿子顷王即位，在位六年，儿子匡王即位】鲁文公

名兴，是鲁僖公的儿子。

元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即位。

太子继承君位，在先君去世的那一年，称为“子”；过了新年虽然尚未安葬，也称爵位。这是遵循始终的道义，一年之内不有两个君主；遵循臣民的心愿，不能长年没有君主。即位，是指告祭宗庙，临朝会见群臣。鲁隐公不称即位，是因为谦让。鲁庄公、鲁闵公、鲁僖公称即位，是因为继承旧例。鲁桓公称即位，是因为安忍而自立。鲁文公称即位，是因为继承父亲，继承父亲而即位，是正当的。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公羊传》：日字上面有朔字】

周天子派遣叔服来会葬。

叔氏，字服，是周天子的大夫。周天子对诸侯有吊唁、赠送财物、含玉、赠衣的礼仪，而派遣人来会葬，则是周天子对鲁国的加礼。惠王下葬时，鲁君没有赴告，也没有派遣使者，而周天子的臣子却提前等待。诸侯下葬时鲁国不臣服于周王，是失政。通过比较这些事来看，就可以明白了。

夏季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周天子派遣毛伯来赐给鲁公命令。

毛国伯爵，是作为周天子卿士的诸侯。诸侯立太子，必须在周天子面前发誓。太子继承君位，要告知周天子。丧期结束，穿着士服朝见周天子，接受命令，赐予黻冕圭璧。文公在丧期，没有朝见，周天子先来赐命。大概是襄王把鲁国当作宗国，所以先赐命，但这不符合礼制。谷梁氏说：礼制有接受命令，没有前来赐命。

晋侯攻打卫国。

晋侯因为卫国不朝见以及侵犯郑国的缘故而攻打它。到达南阳，听从先且居的话而朝见周王。先且居攻打卫国，为什么一定要称晋侯呢？晋侯因为攻打卫国而出兵朝见周王，这是借故，所以删去朝见周王不记载，而以攻打卫国来举出晋侯。晋国因为元咺的缘故拘捕了卫侯，卫国怨恨晋国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卫国刚刚迁徙，不自我反省反而乘人之危，极其不义，所以史书记载以谴责它。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这是去拜谢赐命。周天子派人来赐命，应当等到丧期结束而亲自前往朝见，这才是礼制。竟然只派陪臣去拜谢命令，太不恭敬了。

卫人攻打晋国。

卫人是指孔达。记载“伐晋”是谴责卫国。卫国依附楚国侵犯郑国，不自我反省反而攻打盟主，可以吗？所以晋国攻打卫国，就谴责晋国；卫国攻打晋国，就谴责卫国。

秋季，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

鲁国的大夫会见霸主，所以直接举出名字和姓氏，谴责其傲慢。大夫擅自会见诸侯，从此开始。赵鹏飞说：孟氏从公孙敖开始专权，叔孙氏从得臣开始横行，季孙氏从行父开始奢侈。

冬季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害了他的国君頵。

自从进入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的去世不见于经书，是将其排除在外。特别记载楚頵，是因为世子犯下大逆之罪而记录。楚国僭越称王，其立世子必定不在周天子面前发誓，却记载“世子”，是为了显明元凶而讨伐他。国君对于世子有君主的尊严，有父亲的亲情，记载“其君”，看着世子就知道父亲的亲情，所以以君主的尊严来体现大义。周天子如果以其罪行告知诸侯，命令晋国去讨伐，阐明大义，折服强大的楚国，这就叫天讨。然而周天子不谴责他，而晋襄公只争小故，大概讨伐贼臣的大义不明已经很久了。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公孙敖前往齐国。

既会见了晋侯，又前往齐国，大概是两属，并且图谋联姻。

译鲁僖公二年

春季，周历三月甲子日，晋国国君与秦国军队在彭衙交战。秦国军队大败。凡是交战，若胜利则记载将领之名，若失败则称“师”。秦国在战事中被称为“师”，是哀怜其士卒众多而憎恶其将领无能。此前入侵滑国，是贪婪之师；如今则是愤怒之师，已有失败的征兆了。晋国既然已在殽地得志，秦国再次来犯，晋国本应修明文告以退却秦军，或者坚守城池以抵御秦军。秦国又能把晋国怎么样呢？却逞强好胜于再次交战，所以史书用“及”字记载。穆公因战败而不能平复怒气，襄公因连胜而不知适可而止，大概双方都有罪过。

译丁丑日，为僖公制作神主牌位。

古代葬礼结束后举行虞祭，虞祭的神主用桑木制作；周年举行练祭，练祭的神主用栗木制作。最终神主入庙以区分昭穆次序，过了练祭才制作正式神主。这大概是因为逆祀的苗头已经出现，议论尚未确定。

三月乙巳日，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根据《左传》，晋国因为鲁公没有去朝见而来讨伐，鲁公前往晋国，晋国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羞辱他，史书称“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表示厌恶。《公羊传》说：“阳处父不称氏，是避讳与大夫结盟。”《谷梁传》说：“不称公，是因为阳处父傲慢，为鲁公避讳。”三部传文的记载，鲁公实际上参与了结盟。公孙敖在防地会见晋侯，鲁公与阳处父结盟，事情恰好相当，并且借此显示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都是国君授予他们权柄，所以谨慎地记录下来。鲁公的丧期未满，所以出访不记载，如果返回不记载到达，则是为了加重为鲁公避讳。

夏季六月，公孙敖在防地会见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在垂陇结盟。晋国召集诸侯，却让士縠参与，这是由大夫主持结盟。结盟应当以主持者为首，而《春秋》将士縠列在诸侯之后，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晋襄公凭借接连的胜利而骄傲，轻视诸侯，这是罪过。从士縠之后，凡是军事行动多记载大夫，是大夫势力张扬。结盟是为了讨伐卫国，陈侯为卫国请求讲和，晋国抓住孔达来取悦陈侯。

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

不降雨，追溯从去年冬季的十二月开始，显示时间长久，直到七月，那么八月就降雨了。不降雨，汇总记载，降雨则不记载，表明不因为民事而牵动忧乐。

八月丁卯日，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位次。

大事指什么大？指祫祭。四季的祭祀有分散有合并，合并群庙的神主，升祭于大庙，称为祫祭，并祭祀已毁弃的神主，称为大祫祭。大祫祭三年举行一次，五年又举行一次，所以说“五年举行两次大祭”。祭祀，记载名字，是讥讽不合礼制。时祭称为有事，大祫祭称为大事，这是常礼。讥讽不在于祭祀，而在于“跻”，即提升。父亲去世儿子继承，称为易世；哥哥去世弟弟继承，称为同世。同世不区分昭穆，而以先后为次序。僖公虽然是哥哥，曾经臣服于闵公，却提升位次居于闵公之上，以亲情扰乱道义，非常不合礼制。

冬季，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秦国。

晋国两次击败秦国，可以停止了。却又再次怨恨，不修养德行而残害百姓以逞私欲，不需要贬斥，其恶行已经显现。

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

纳币，是常礼，为什么记载并讥讽？因为丧期未满，就图谋婚事。

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叔孙得臣会见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

讨伐沈国是因为它服从楚国，楚国的商臣负有天地不容的罪过，晋襄公不能仗义讨伐，反而畏惧楚国而攻打服从楚国的国家，服从楚国的难道只有沈国吗？况且沈国偏僻在南方的边远地区，向来没有参与晋国的防地盟约，因为国家弱小而服从楚国，有什么值得深究的罪过？攻打它导致其百姓溃散，可以吗？蔡国溃败后随即讨伐楚国，这是齐桓公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沈国溃败却不讨伐楚国，显示晋襄公不足以有所作为。

夏季五月，王子虎去世。

周王臣子以去世通报的，有三人：尹氏、王子虎、刘卷，都不记载爵位，是讥讽他们从事外交活动。

秦国人攻打晋国。

讥讽攻打晋国。秦国屡次战败，勉强能够恢复，仍然讥讽它，为什么呢？逞强求胜，是依仗过错，所以讥讽它。《史记》说：“秦穆公在殽山埋葬尸体后，就在军中发誓，以申明不采纳蹇叔谋略的错误。”所以程子说：“秦国人极度愤怒后能够悔过，圣人取的是他们最终能够悔过。”

秋季，楚国人围攻江国。

商臣叛逆，曾经不畏惧晋国的讨伐，所以此前只是自保而不敢出兵。自从晋国攻打沈国，才知道晋国的本事不过如此。况且晋国与秦国结怨，秦国每天在晋国后方伺机而动，所以楚国趁机攻打江国。江国、黄国原本顺从楚国，自从贯地结盟之后，与楚国产生隔阂。齐国称霸时顺从齐国，晋国称霸时顺从晋国。楚国已经灭亡黄国，现在又攻打江国并围攻它，是轻视晋国。

宋国降下蝗虫。

蝗虫生于地下，现在从天空降下，是非常大的异常。数量多且危害作物，所以虽然是外国的灾害也记载。

冬季，鲁公前往晋国。

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晋国因为阳处父结盟，鲁公认为无礼而请求改盟，于是召鲁公在其都城结盟。晋国不能以礼道歉，鲁国不能以礼进退，双方都受讥讽。

晋国的阳处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

霸主国家的大夫率领军队以名字和氏姓出现，从此开始大夫势力强大。攻打楚国是对的，记载以救援江国，是讥讽不能讨伐贼寇，惋惜攻打楚国的不对，攻打楚国。况且楚国人围攻江国，难道会倾尽全国兵力而出吗？晋国派一名大夫率领偏师前往，就能抵挡楚国并解除江国的围困吗？惋惜救援江国的不对，救援江国。

四年

春季，鲁公从晋国返回。

过了一年才到达，显示离开国家时间之久。

夏季，从齐国迎娶妇姜。

夫人正在迎娶时称为女，到达本国称为夫人，有婆婆称为妇，正在迎娶就称为妇。《谷梁传》说：“在齐国完成礼仪，是对的。”在防地纳币，中途在妇家完成礼仪，失礼之中，又失礼，所以不称公，是避讳。不记载以夫人到达，是因为礼仪不完备，史官省略。刘敞说：“文公昏暗软弱懒惰傲慢，不能遵循礼制，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最终导致祸患。夫妇是人伦之首，能不慎重吗！”

狄人侵犯齐国。

许翰说：“狄人自从箕地战败，到现在再次侵犯齐国；是趁着晋国有秦国、楚国的困难。”

秋季，楚国人灭亡江国。

救援江国而江国灭亡，是责备晋国。江国、黄国都因为仰慕道义顺从霸主而

译国家灭亡，先记载“讨伐”，后记载“灭亡”，表明齐国无法救援黄国；先记载“包围”，后记载“灭亡”，表明晋国无法救援江国。记载灭亡，却没有记载国君逃亡或被俘的史实，说明国君是为国家而死。

译晋侯攻打秦国。

楚国灭掉江国，是晋国的耻辱。王官之战，晋国只是回避秦国而没有交战罢了，这给晋国造成了什么损失呢？于是晋国不把军事行动指向楚国，却频繁地对付秦国，失去了处理缓急事务的适宜原则。攻打楚国时只派大夫前往，攻打秦国时国君亲自出征，失去了衡量轻重的主次标准。史书特书“晋侯”，是直指其人，以责备他。秦穆公从此不再报复，史书按顺序记载至此结束。《秦誓》的颁布是有原因的。

卫国国君派甯俞来鲁国聘问。

卫国曾经多事。到了这件事，极大地和睦邻国以安定社稷，这大概是甯俞的谋略吧？

冬天十一个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风氏是僖公的母亲。僖公尊崇生母，尊她为夫人。《春秋》是正名分的书，于是就用她所被称呼的名号来称呼她，并记载她去世，没有使用不同的措辞，这是根据事实记载，谨慎对待礼制变化的原因。

五年

春天周王正月，周王派荣叔送来含玉和赗赠之物。

荣叔是周王的大夫。口中的含玉称为“含”。既送含玉又送赗赠之物，是过分的言辞。给予厚礼，大概是因为最终确立了她的夫人地位。

三月辛亥日，我国小君成风。

下葬时称小君，又私下给她谥号。仲子另设宫室，当时还对此有所疑虑。不再疑虑而完全遵循小君的礼制，是从成风开始的。

周王派召伯来会葬。

召伯是周王的卿。既然已经派大夫送来含玉和赗赠之物，又派卿来会葬。礼制越来越隆重，而失误却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谨慎地记载这件事，不敢省略。

夏天，公孙敖前往晋国。

周王接连派人给鲁国增加礼遇，鲁国不去拜谢，却频繁派遣使者前往晋国，通过比较事情来观察失误，更加明显了。

秦国人侵入鄀国。

根据《左传》，鄀国背叛楚国依附秦国，又对楚国怀有二心。秦国人侵入鄀国，说明鄀国本来是楚国的盟国。它依附秦国，一定是认为秦国可以依靠。秦国不可依靠，又转而依附楚国，鄀国固然反复无常，而秦国竟然侵入它，也是错误的。后来鄀国最终被楚国吞并。

秋天，楚国人灭掉六国。

六国是皋陶的后代，国家弱小且受到楚国的逼迫。周朝法纪衰败，荆蛮肆意横行。灭掉江国，灭掉六国，像蚕吃桑叶一样肆意侵略。这是因为没有人能讨伐楚国的罪过，所以如此。

冬天十月甲申日，许国国君业去世。

六年

春天，安葬许僖公。

夏天，季孙行父前往陈国。

陈国不是大国，又未曾先来鲁国聘问，行父为什么要去陈国？大概是季友与陈国有旧交，行父借聘问之机缔结私情，史书记载了这种志向。行父得以掌权。

秋天，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文公即位六年，未曾一次前往京师，却两次朝见晋国，并且派尊贵的大夫每年聘问，过分了。行父与公孙敖争夺权力，竞相出使。既去了陈国，又去了晋国。史书记载大夫出行的日期，是因为他们恣意妄为。

八月乙亥日，晋侯驩去世。

晋襄公继位，在服丧期间，向西打败秦国，向北打败狄人，向南攻打许国和商国。臣子弑君叛逆，不能讨伐；江国、六国被灭，拱手听任。大概是因为突然胜利而懈怠，只见小利而忽略大局。晋文公在楚国强大时崛起并战胜它。襄公正值楚国混乱，却最终不能在楚国得志，可惜啊。

冬天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晋襄公。

诸侯之间的礼仪，士去吊唁，大夫会葬。晋文公开始称霸，命令卿大夫承办葬事，是不合礼制的。国君继承人未定，三个月就安葬国君，也是不合礼制的。然而晋国从此就把这作为常制了。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晋国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晋襄公去世后，继承人还年幼，杀阳处父的是狐射姑。称国名来杀，为什么呢？晋襄公让狐射姑统领中军，赵盾辅佐他，听从阳处父的话而更换了人选，于是泄露了话语给狐射姑。杀阳处父的是狐射姑，而导致他杀人的是襄公。阳处父杀了狐射姑，狐射姑出逃。通过比较事情和连缀文辞，可以知道杀人者是狐射姑。记载“出奔”，是讥讽刑罚失当。

闰月没有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

闰月，是积累节气盈余和朔日虚缺而形成的月份，用来确定四季和完成一年。告朔，是宣告每月初一。闰月很多，唯独这里说没有告朔？知道以前都是告朔的。文公因为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而不告朔，轻视正朔而怠慢时令了。王葆说：“朔是每月的开始，吉月不告朔，那么一个月的政令就不推行了。所以改变文字记载为‘月’，是对的。”在宗庙告朔，因此有朝见宗庙的礼仪。“犹”字，是庆幸他没有停止的措辞。这是圣人爱护礼制的心意。

七年

春天，鲁公攻打邾国。

趁着晋国发生内乱。

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于是修筑郚城。

鲁国曾经夺取过须句，再次记载“取”，大概是因为须句又落入邾国之手。僖公夺取须句，归还了它的国君。现在邾国的公子背叛邾国，在鲁国，文公夺取须句，让邾国的公子守卫那里，断绝了太皞的祭祀。贪图土地而收留逃亡者，很不义。郚是鲁国的城邑，于是借着攻打邾国的军队修筑它。不体恤百姓劳苦。况且春耕刚刚开始，却剥夺农时，怎么治理国家？

夏天四月，宋公王臣去世。宋国人杀了它的大夫。

“人”是众人的意思，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众人杀了他。成公在殡，昭公即位后想除掉众位公子，穆公、襄公的族人因此攻打国君并杀了大夫。他们作乱的罪过，无法逃避。也是昭公有所引发的。大夫不记载名字，是因为他们为国君而死，不可以贬低；仓促遇难，也没有可褒奖的地方，不能与孔父、仇牧相同。所以不记录他们的名字，只记载大夫，就看出大夫既杀了国君，自己也岌岌可危了。这是表示危险。成公不记载安葬，大概是深深责备继承人轻举妄动招致动乱，导致先君安葬不合礼制，而邻国也没有防备。

戊子日，晋国人与秦人在令狐交战。晋国先蔑逃奔秦国。

根据《左传》，这场战争

译这是秦康公和赵盾的事。两人都被记载为“入”，为什么呢？赵盾舍弃嫡系继承人而向外寻求，这是君不君、臣不臣了。秦国接纳不义之人，也是不义。史书不记载“秦国攻打晋国，拥立雍”，是因为晋国实际上是召请秦国，并非秦国自行拥立雍来扰乱晋国。那么晋国的罪责就更重了。赵盾畏惧灾祸而改变图谋，却不向秦国谢罪，反而兴兵袭击秦国。所以史书记载“晋国与秦国交战”，以深重地谴责他。先蔑是迎接雍的人，跟随赵盾而希图获得拥立国君的功劳，也有罪过。所以史书记载“奔迎雍”，先返回后又跟随军队。是从军队中逃跑，所以不说“出”。

译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秦、晋两国相互争战，狄人趁机窥伺，于是越过齐、卫两国而远道入侵鲁国，其气焰嚣张到了极点。鲁国趁晋国发生危难而攻打邾国，狄人也趁晋国发生危难而入侵鲁国，鲁国也应当自我反省而感到羞愧了。

秋季，八月，鲁公与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大夫专自主持盟会，从这时开始。垂陇之盟，士縠曾经主持过。然而那是晋襄公命令的，仍然算是襄公主持的。所以排列诸侯而单独列出士縠的名字。现在则是赵盾专断主持了。所以改变书写方式，只写“晋大夫”，大夫与国君结盟的情况有两次，这次与庄公七年齐国大夫的情况相同。那时齐国没有国君，大夫自行结盟，没有嫌疑。况且庄公想拥立公子纠，与他结盟，并非齐国大夫敢于与国君抗衡。此时晋国有国君，大夫自行结盟，就是无视国君，而且用大夫的身份召集诸侯结盟，就扰乱了君臣的道义了。凡是诸侯不排列爵位的，都是因为同一件事再次出现。这次之前没有出现过却不排列爵位，关键在于大夫主持诸侯的盟会，所以大夫不写出名字，诸侯不排列爵位，是为了责备晋国大夫，也批评诸侯。大夫主持盟会，而八个国家的国君顺从地跟随，所以略去不写。

冬季，徐国攻打莒国。

徐国僭越称号，在归顺戎狄之后，曾经跟随齐国。所以《春秋》记载为“人”，现在因为中原没有霸主，徐国兴兵攻打莒国，所以再次用其称号来记载。

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会。

莒国因为被徐国攻打的原因，向鲁国请求结盟，以延续洮地向鲁国示好的情谊。公孙敖前往莒国，是借公事谋取私利。凡是鲁国臣子出使大国，多是为了结交外援；出使小国，多是为了谋取私利。

八年

春季，周王的正月。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戊申日，周天子驾崩。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与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

《左传》认为扈地之盟，鲁公迟到，晋国人前来责问，公子遂再次进行这次盟会。但《春秋》既然记载了鲁公参与盟会，可知并非迟到，〇不足为信。大概赵盾、公子遂都是各国的正卿，再次进行这次盟会，是借公事缔结私交罢了。公子遂趁鲁文公懈怠，结交强援以专权，因此埋下了杀害嫡子、立庶子的祸根。汪克宽说：大夫专断盟会始于此时。在此之前，翟泉之盟还有僖公在；此后有袁娄之盟、鸡泽之盟、湨梁之盟，诸侯都在场而大夫自行结盟了。在宋国、在虢国，晋、楚的大夫频繁主持齐盟，而诸侯不再在场了。这件事从衡雍之盟开始。

乙酉日，公子遂与雒戎在〇地结盟。

雒戎，是居住在雒水的戎人，衡雍与〇，都是郑国土地且靠近周王畿。当时有王防，俨然在王畿旁边结盟，不臣服的态度太明显了。壬午日，距离乙酉日共四天。两次记载公子遂是因为他因两件事出使。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

前往京师奔丧，是合乎礼的。鲁公应当亲自前往却派遣大夫，这是无视周王。公孙敖又没有到达，就返回并抛弃了君命。宣公八年，公子遂前往齐国，因病不能前进，还是不得已的。所以说“到了黄地才返回”，“乃”是难以推辞的辞令。公孙敖本就没有意图前往京师，所以直接记载“没有到达”，心里另有打算，所以说“就返回”，“而”是转折的辞令。趁机逃奔到莒国。逃奔不写“出”，是因为从外面逃出的。根据〇地，公孙敖逃奔莒国跟随已氏，鲁国派遣了不合适的人，而政令刑罚不建立如此，还能治理国家吗？跟随已氏的恶行，没有记载在《春秋》中，为什么呢？《春秋》只列举大法罢了，不曾〇琐碎地涉及私事。然而前面记载“前往莒国主持盟会”，现在记载“逃奔莒国”，从迹象考察，他对莒国有私情可知，所以说“《春秋》的旨意微妙而彰明”。

发生蝗灾。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鲁国。

再次称“人”来杀人，宋国又动乱了。记载大夫而单独列出这两个官职，是重视这两个官职。不写名字，是因为道义系于官职，不在于名字。之前昭公想除去众公子，穆公、襄公的家族作乱，所以六卿调和公室。司马乐豫让出官职，昭公的弟弟卬，卬因亲属关系被任用，不是凭德行选拔的。于是公孙夀害怕灾祸，辞去司城，请求任用他的儿子意诸。意诸因年幼被提拔，不是民心所向。昭公又对襄夫人无礼，夫人借戴氏家族作乱，杀了司马而驱逐司城。继任司马的，就是戴氏家族的华孙，那么主势孤立，而昭公的灾祸就形成了。前面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这里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后面记载“宋国人弑杀他们的国君杵臼”。对比这些事来看，昭公无道而官员任用不当，动乱自然发生。多次记载“人”，说明应当讨伐的人众多。三族作乱，襄夫人谋乱，与公子鲍促成动乱，都在讨伐之列，应当区分轻重来定罪。《春秋》诛杀乱贼，严厉啊。司城是荡意诸，伯姬的儿子。伯姬迎娶媳妇为意诸的缘故，所以来投奔。

九年

春季，毛伯来请求金钱。

职贡不修，王防有缺，向鲁国请求金钱，记载此事以责备鲁国，而诸侯的不臣服，都显现出来了。周王居丧而宰辅执政，所以不记载使者。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夫人是出姜。前面记载迎娶妇姜，是讥讽鲁公失礼。这里记载夫人，是纠正她的名分。前往齐国是归宁，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夫人厌恶及视，而鲁公宠爱敬嬴，生下倭，夺嫡的机兆已经显现。她归宁，大概有缘故。《春秋》想用礼制制止动乱，特意在这里纠正她的名分。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襄王。

周王的葬礼，诸侯应当亲自参加而不参加的，一定有缘故。无

译所以派遣大夫，是不符合礼制的。然而即便如此，能做到的也只有臣和昭公二十二年时的叔鞅罢了。鲁国号称恪守礼制，尚且如此，那么其他诸侯国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译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

据《左传》记载，先都、士縠、箕郑父三人的死，都是因为争权而杀害中军佐先克。当时，晋灵公年幼，赵盾执政，借国君的名义进行讨伐，并非出于国君的本意，所以不能使用“君”的称谓。连续使用“国”的措辞，但为什么书写为“人”？“人”是指国家混乱、没有政令，众人将其杀死的说法。赵盾执政，他的党羽附和，改变文书称“人”，是为了表明赵盾的党羽势力强大。所以宋国人屡次杀害大夫而国君被弑，晋国人屡次杀害大夫而国君被弑，详细记载下来作为鉴戒。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夫人与国君是一体的，出入必须告祭宗庙。她的出行不合礼制，因为没到齐国而被定罪；回娘家省亲后回来，是正当的。但这也在常事不记载的例子里。出姜被记载回来，大概是为了表明小君（夫人）的重要责任。鲁僖公宠幸敬嬴，从而导致了祸乱。吕大圭说：记载叔姬回来，是为了引出她回到酅地；记载出姜回来，是为了引出她回到齐国。这是圣人的微妙用意。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凡是杀害大夫而连续列举人数的，那些人要么是同谋，要么是同罪而被杀，记载的意图也是一样的。书写“及”字则表示滥杀。先克被杀，《左传》认为是盗贼所为，原本没有主谋的名字。赵盾杀先都，是为了试探，后来将罪责归咎于士縠，而箕郑父也牵连其中，这都是赵盾的意图。依次记载，彰显赵盾诛杀异己、专权弑君的迹象，并非一朝一夕的原因了。

楚国人攻打郑国。

楚国自从城濮之战失败后，不敢争夺郑国；灭掉江国、六国，还只是它们的邻国。赵盾执掌晋国政事，专权行私；晋国国君年少，志向不在诸侯，于是被楚国窥伺。军队又到达郑国了。

公子遂抵御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许国人救援郑国。

没有超过时限就救援，虽然来不及，但楚国并非迟缓。然而列国都称“人”，不是正规军队，救援之力不足了。不在开始行动时挫败其锋芒，让楚国得意离去，所以晋国因不竞争而楚国于是兴盛。圣人赞许他们的救援，又惋惜他们救援不善。

夏，狄人侵犯齐国。

四次侵犯齐国了。

秋八月，曹伯襄去世。

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

大地静止，是常态；震动则是异常。大概是阴气逆乱而不顺的征兆，而且危害百姓。

冬，楚子派椒来聘问。

自从齐桓公死后，楚国与宋国争夺霸权，所以盂地会盟记载“楚子”。自从晋文公、晋襄公死后，楚国与晋国争夺霸权，所以从此交替记载“楚子”。大概楚国势力日益扩张，特别记载其爵位，以显示其会盟与中国侯伯相当。〇者不知道，却说“进之”。那“楚子”是商臣这个大逆不道的贼人，难道要进用他吗？等到楚庄公称霸后，楚国卿大夫书写氏、名，完全同于大国，也是形势使然。

秦国人来送僖公成风的丧服。

《春秋》对于国君的正妻称为夫人，国君的母亲和祖母也称为夫人，大概周代没有别的称呼，孔子也沿用旧史，不敢增减。成风系于僖公，是因为礼制的变化而辨别名分。成风之所以称为夫人，是因为她是僖公的母亲。仲子为什么不系于桓公？桓公未即位，而隐公、桓公的父亲惠公的心意，向周王报告，所以系于惠公。衣服称为襚，成风去世六年了，秦国才送丧服而鲁国接受，都不合礼。大概晋国已经失去霸权，秦国、楚国伺机而动，所以楚国椒来聘问，秦国人送丧服以结交鲁国。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日，臧孙辰去世。

夏，秦国攻打晋国。

令狐之战，理亏在晋国。秦国的报复，也是常情。不称“人”，称“师”，大概是缺文。然而秦国接纳不正当的人，不自省，又攻打晋国，那么兵祸何时才能停止呢？

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宜申。

按《左传》记载，宜申谋划弑杀穆王，被穆王所杀。那穆王就是商臣。宜申不能早日讨伐他的大逆之罪，却北面侍奉他。过了十年才谋划弑杀他，这是作乱。然而逆贼没有人不可讨伐，也没有时间不可讨伐。《春秋》终究不宽恕商臣，所以称国杀他而不除去他的官职，其用意微妙。

从正月不雨直到秋七月。

与苏子在女栗结盟。

苏子是周王的卿士。他与鲁国结盟，大概是周王派遣的。顷王新即位，不能修明王法以朝见诸侯，却派大夫出外结盟，不是政令。及，是指鲁公。顷王即位而鲁公不朝见，却与周王臣下结下互不信任的盟约，不合道义。及盟不记载，是为鲁公避讳。而责备鲁国的意思很深。

冬，狄人侵犯宋国。

狄人侵犯宋国，间隔宋国，是难事。凡是外患，必定内部有招致的原因，所以君子治理内部。

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凡是记载“次”，是军队驻扎。商臣背负罪责，未受讨伐，他陈兵驻扎，窥伺中原，终究有怀疑畏惧而不敢前进的意思。然而晋国以前救援郑国不力，失去郑国和陈国，所以郑国、陈国跟随他，而宋国也迎降服了。然而为什么单独记载蔡侯一同驻扎？大概三位国君都迫于威力，暂且跟随楚国以缓解国难罢了。看后来新城之盟，又跟随晋国，就可以知道了。只有蔡国坚持跟随楚国，所以特别举出他的爵位排在楚子之下，以纠正他跟随逆贼的罪过。

十一年。

春，楚子攻打麇国。

厥貉之会，宋、陈、郑作为大国公侯受役于楚国，麇是小国。麇子独自以此为耻而逃跑，大概是不屈服于无礼。而且麇子难道不知道逃跑必然被攻打，攻打就会灭亡吗？于是在防渚一败，再在锡穴受迫，最终不求

译麇子最终在楚国死去，大概是效忠而死以殉大义。《春秋》以是非来判定荣辱，不以成败来论定功过罪责，所以不记载麇子逃跑的事，却特别记载楚国讨伐麇国的事，以此来表示憎恶。

译夏，叔仲彭生在承筐与晋国的郤缺会盟。

当时，诸侯大多背离晋国而追随楚国，所以晋国召集诸侯会盟来谋划此事。然而晋国的政权掌握在赵盾手中，赵盾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派遣郤缺到各国去，各国都没有响应，只有鲁国前往会盟。鲁国的叔仲彭生也不是执政的大夫，那么这次会盟就不值得重视了。但是郤缺有恭敬的德行，有击败狄人的功勋；彭生有为君主抵御外患、为人调和兄弟关系的美德，有忠于君命的志向。事情靠人来成就，后来诸侯再次会合结盟，新城之盟实际上就发端于此了。

秋，曹伯来朝见。

会盟结束后来朝见。曹国原本追随齐国，宋襄公围攻它，就追随宋国；晋文公拘捕它，就追随晋国。现在晋国失去了霸主地位，所以曹伯朝见鲁国以求得庇护。然而在会盟结束后才来朝见，这难道不是把侍奉周天子的礼仪用来侍奉鲁国吗？这非常不合礼法。

公子遂出使宋国。

根据记载，公子遂聘问宋国，并且送还荡意诸。因为祝贺楚国军队没有造成祸害。鲁国在夏季的会盟中，晋国谋划那些追随楚国的诸侯，而此时宋国追随楚国已经四年多了，新城之盟又使宋国重新追随晋国。推测鲁国是因为祝贺宋国而邀请宋国追随晋国吧？

狄人侵犯齐国。

从僖公三十年到现在，狄人五次侵犯齐国，齐国没有办法抵御，衰败到这种地步了吗？

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

狄人太猖狂了，侵犯各国，几乎遍及各地，叔孙得臣击败他们，这是记载功绩。咸是鲁国的土地，用兵不利，对寇贼有利，抵御寇贼的缘故，庄公讨伐戎人则被记录，超过这个程度的击败狄人则记载功绩，比较这两件事，其中的义理就显现了。不记载军队，是因为军队少；不记载交战，是因为没有列阵。

十有二年

春，周历正月，郕伯来投奔。

根据《左传》，郕国太子朱儒在夫钟自安，国人不服从。郕伯去世，郕国人拥立了国君，太子带着夫钟和郕邽来投奔。鲁公以诸侯的礼节迎接他，所以记载为郕伯。赵匡说：继承君位未满一年称为子，哪有君主父亲生病不去探望，死了不去送葬，自己尚未即位，带着封邑出逃，却被称为郕伯的呢？因为鲁公以诸侯的礼节迎接他，于是称他为郕伯，这是扰乱王纲啊，为何如此厚诬《春秋》呢？他的话是对的。既然经文书写郕伯，哪里看得出他是太子呢？大概是因为继承君位不久，被他的臣下驱逐，所以书写郕伯来纠正他。

杞伯来朝见。

二月庚子，子叔姬去世。

《左传》认为子叔姬去世不系于国名，而与杞伯来朝见相连接，于是说杞伯请求断绝与叔姬的婚姻但不断绝婚约，鲁公答应了。成公八年，杞叔姬回国，那么是续婚而又断绝，鲁国为何甘心只听命于杞国呢？其错误是明显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这是许嫁而尚未出嫁的人，这是正确的。赵匡说：因为是当时国君的女儿，所以称为子。

夏，楚国人包围巢国。

秋，滕子来朝见。

秦伯派遣术来聘问。

九年，秦国将要讨伐晋国，所以送丧服。这次将要战于河曲，所以来聘问。大概因为晋国主持夏季的盟会，秦国害怕晋国联合诸侯来困住自己，所以有事于晋国，必须先对诸侯行礼，不仅仅是结交鲁国。

冬，十二月戊午，晋国人与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秦伯亲自率领军队，赵盾抵御他。称人，为什么呢？是共同归罪于他们。令狐之战，理亏在晋国。秦国已经讨伐晋国，现在又来交战，理亏在秦国。凡是交战，都以主方和客方来记载，不书写晋国及秦国，是因为秦国报复不止，志在交战。所以加重归罪，不书写大败，是双方军队互相撤退，没有大败奔逃。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

以前修筑过诸邑了，现在再次修筑并扩大它。郓有两个，成公四年修筑的郓是西郓，靠近晋国，这是东郓，是莒国的城邑。莒国的城邑，鲁国为何要修筑？大概是因为靠近它的土地而修筑它。担心莒国有争执，所以率领军队前往。诸和郓靠近费邑，大概行父是为了自己封地的利益打算罢了。一时之间同时修筑两座城邑，劳民已经太过分了，何况是率领军队去修筑呢？

十有三年

春，周历正月

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去世。

邾子蘧蒢去世。

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七月

大室的房屋倒塌【大音泰】

大室，是鲁公的宗庙。周公被封于鲁，留任成王的相，让伯禽去就封。周公是鲁国的始祖，所以鲁国的大庙祭祀周公。其两昭两穆应该称为宫，而主位则轮流毁弃。但伯禽开始就封，所以又建立大室来祭祀鲁公。虽然创立时符合礼制，看《春秋》记载倒塌，不记载新建，就可以知道了。宗庙是君主经常举行祭祀的地方，因为长久不省视，所以倒塌。怠慢祖宗而专注于民事，有什么益处呢？日益衰败削弱，是有原因的。

冬，鲁公前往晋国。

承筐会盟的缘故。彭生约定了，鲁公履行诺言。从此有了新城之盟。

卫侯在防地会见鲁公。

承筐会盟时卫侯没有到，是害怕楚国。现在趁着鲁公前往晋国，在路边拦截会见他，大概又想与晋国沟通。看卫国的情况，列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

狄人侵犯卫国。

卫国以前侵犯狄人并与之结盟，狄人不敢加兵有十多年。现在卫侯外出，而狄人再次侵犯卫国，是寻找机会。狄人的情性畏惧威势而追逐利益，类如此。

十二月己丑，鲁公与晋侯结盟。

结盟，是约定抵御楚国。不记载地点，就不合礼法了。鲁公勤勉于晋国，而晋国怠慢鲁公，失去霸主地位，不也是应该的吗？

鲁公从晋国返回，郑伯在棐地会见鲁公。

卫国在承筐不赴晋国的会盟罢了，郑国在厥貉直接追随楚国了。卫国既然因为鲁国而求通，郑国于是因为鲁国而求平。他们因为鲁国什么呢？鲁国是望国，并且与晋国和睦，所以都以鲁国为中介。由此可以看出人心的相同，而天下事果然可以做。鲁国能够和睦邻国以辅助霸主，

译而楚国的战事稍微平息了。《春秋》详细记载鲁公的往返行程，也是为了褒扬鲁国。

十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从晋国回到鲁国。

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叔”字下缺失“仲”字】邾国驻守防邑却结下怨恨，鲁国随即报复并攻打防邑，大概双方都有罪责。

译夏季五月乙亥日，齐侯潘去世。

六月，鲁公在防地会见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以及晋国的赵盾。癸酉日，众人在新城结盟。

宋国、陈国、郑国是跟随楚国的，许国虽然处在文公、襄公称霸的时期，却仍然坚定地跟随楚国。鲁国带头跟随晋国，而这四个国家以及卫国、曹国都来到防地会见晋国，共同排斥楚国。灵公虽然年幼，赵盾应当奉持灵公来主持防地之会，但赵盾却自己充当主事者，这不是太过专断了吗？盟书的措辞与众人相同，不把赵盾作为这次盟会的主持者。以前在幽地与齐国结盟，齐国作为方伯的地位尚未鼎盛；这次与晋国结盟，晋国失去了霸主地位却仅仅收回了盟会的事务，这两次结盟的性质是相同的。

秋季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七星。

这是不应该出现的。星芒偏向一方指向，称为彗星；光芒向四方散开，称为孛星。说北斗，是为了区别于南斗。北斗有环绕的区域，所以说“进入”。北斗七星位于天的中央，紧密地拱卫着北极星，统摄万象。孛星进入其中，这种变异非常严重。

鲁公从防地回国。

晋国人想把防菑送入邾国，但没有成功。

邾国世子貜将要立庶子防菑，防菑是晋国人，逃奔到晋国，所以赵盾要送他回去。邾国人坚持道义而屈服于晋国，所以没能成功送入。“弗”字，表示力量能够办到但道义上不可行。赵盾难道能改变道义吗？然而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人”字，是因为赵盾以大夫身份擅自安置国君，而且帮助不正派的人夺取正位，虽然听说道义而屈服，罪过只能减轻而不能免除。楚国正在向大国聘问，驻扎在厥貉，晋国侥幸借助诸侯的帮助，举行了新城之盟，却仅仅为了送入一个逃亡的公子，而被邾国所屈服。赵盾不义且无能，也太过分了。

九月甲申日，公孙敖死在齐国。

大夫在位，记载其死亡。公孙敖抛弃君命，流亡在外，死在鲁国，已经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要记载他的死亡？因为鲁国不能与他断绝关系。庆父专权扰乱鲁国，而公孙敖继承了他的做法。公孙敖虽然出逃，但他的两个儿子又继承了他的做法。他生前，国君已经宽恕了他，恢复了关系。所以不得不记载他的死亡，以此来显示臣子强势而礼法典范败坏。

齐公子商人杀害了他的国君舍。

继承君位未满一年，称“子”，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国君。这是顺着孝子的心情而这样称呼的。对于臣子来说，他本来就是国君。陆淳说：未满一年被杀，而不称“君”，那么乱臣都会肆意作恶，所以推究情理而确立这个义例。晋国的奚齐本来就不正统，所以与此不同。

宋国的子哀来投奔鲁国。

子哀，是宋国附庸萧国的封地人。宋国让他担任卿，所以他来投奔。大概是因为宋公失道，大臣相继死亡，子哀超然远举，得到了保全自身、远离祸乱的道义。因厌恶而离开国家叫“奔”，外国臣子来到鲁国，不能隐瞒“奔”的事实。如果只记载“来”，就无法体现他离开国家，所以特别称他为“子哀”，这是褒奖他。不让他与有罪的人同等看待。

冬季，单伯出使齐国。

这是去请求归还子叔姬。子叔姬，是齐君舍的母亲。叔姬不受宠爱，舍没有威势，所以被杀。文公想念他的女儿，派单伯去请求。不讨伐贼人而降低身份去请求，遭受侮辱是理所当然的。

齐国人逮捕了单伯。

请求子叔姬，为什么会被逮捕？大概商人杀了舍，一定是让贼人杀了她，而不是明确说已经杀了她。现在说“杀了他的儿子”，哪里还用得着他的母亲？这直接说是商人杀了她，所以愤怒而逮捕了他。

齐国人逮捕了子叔姬。

齐国的国母，却称“子叔姬”，是从鲁国内部记录的角度。两次记载“执”，虽然事情牵连到国内的女子，但不能与大夫连在一起叙述，以示区别。商人已经杀了他的国君，又逮捕了国君的母亲，而记载为“齐人”，为什么呢？商人突然在国中施暴，齐国人怀有私恩而不讨伐，而且助长他的暴虐，所以记载为“齐人”。记载“齐人”，那么商人的罪过就显现了；记载“商人”，那么齐国人的罪过就不显现了。《春秋》惩治乱贼，一定要惩治他们的党羽。这一年春季，周顷王去世，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报丧。然而臣子对于国君，就像儿子对于父亲，难道要等到报丧才开始奔丧吗？国内不报丧，国外不奔丧，双方都有罪。

十五年

春季，公孙行父出使晋国。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来结盟为什么用官职来称呼？是为了彰显华族作乱，而华孙代替担任司马吗？华孙，是华督的孙子，名叫华耦。华督背负大恶，他的孙子又成为乱党，所以用“华孙”来称呼他，而不称其名。不系于名吗？不称使，是因为不是君命。第二年昭公被杀，死难的只有荡意诸。华耦担任司马，没听说他为国君抵御外侮，他的行迹很明显了。

夏季，曹伯来朝见。

防地之会结束后来朝见，现在过了五年，又来朝见，都是侍奉天子的礼仪。曹国实行，鲁国接受，都有罪。

齐国人送还了公孙敖的棺材。

大夫的棺材送还不记载，这是出逃的大夫。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有君命。惩罚不能施加，而且允许他回来，失政太严重了。不说“来归”，是因为齐国人只是把棺材送到边境，而公孙敖的儿子自己取回安葬。所谓“着教”，是指因为他的儿子的哀求而彰显教化，这是不对的。儿子怎么能以非分的请求干扰国家的典章？为什么要彰显教化呢？

六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牲祭社。

单伯从齐国回来。

大夫被逮捕，返回国家必须记载。到达国家关系到国家体面。命令大夫不称名，是尊重王命。

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攻打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

在厥貉驻扎时，蔡国首先跟随楚国；新城之盟，蔡国又没有到，所以攻打它。先记载攻打，然后详细记载进入的日期，显示攻打不服从，然后才进入。只是舍弃楚国而在蔡国用事，是末节。厌恶蔡国而痛恨晋国。

秋季，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归罪于齐国人，还是鲁国有招致的原因？不讨伐贼人而多次请求，被贼人侮辱，是理所当然的。

译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报告齐国入侵的情况。晋国拘捕我们，我们就去晋国；齐国入侵我们，我们也去晋国。不依靠自身力量而依赖他人，没有能够成功的。

译冬季十一个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新城曾排列诸侯的次序。这时蔡国刚归服，八个国家结盟，以讨伐齐国。那么为什么不排列晋国的次序呢？因为晋国终究不足以有所作为。以讨伐的名义召集诸侯却接受贿赂，释放了贼人，所以削去晋国的霸主地位而将其等同于诸侯。并且将罪责分摊给诸侯。将罪责分摊给诸侯，那么讨伐贼人的途径就宽广了。

十二个月，齐国人送回了子叔姬。

“来归”，意思是女子被休弃。本国女子被休弃的，三郯伯姬、杞叔姬停止记载，书写“来归”，罪责在于自己。子叔姬，书写“齐人来归”，罪责在于齐国。被拘捕和被送回，都受制于齐国，深深责备鲁国。鲁国两次向晋国告急，而晋国军队没有出动，晋国也不能推卸罪责了。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

齐侯是个商人，没有人能讨伐他，于是成为国君了。扈地盟会时，晋国索取齐国的贿赂，商人知道诸侯无能，更加肆意暴虐，所以再次侵犯鲁国。于是攻打曹国，是因为曹国朝见鲁国而迁怒于它。进入其外城，其罪行太严重了。

十六年

春季，孙行父在阳谷拦截齐侯，齐侯没有来得及与他结盟。

商人杀害鲁国的女婿，休弃鲁国的女子，拘捕鲁国的使者，侵犯鲁国的疆界。鲁国两次向晋国告急，晋国不能主持公道，而齐国的军队又到了。鲁公于是恐惧而求和。已经在防地约定了，畏惧齐国的侮辱，又怠慢于派遣使者。孙行父拦截他，商人吝啬而不与他结盟。所以说：齐侯没有来得及结盟。如果把商人当作贼人，那么人人都可以讨伐，何况大夫呢？如果把他当作齐侯，那么大夫怎么可以抵挡？国君应当对齐国有言辞。不明大义，不能自强，反而被贼人侮辱，是理所当然的。

夏季五月，鲁公四次不视朔。

朔是周王颁布的。向上禀告叫告，向下临视叫视。先告朔，是尊重周王；因而朝拜宗庙，是敬重祖先。由此视朔，是勤勉于民事。它的典制重大。四次不视朔，大概是从二月到五月。怠慢成为习惯，礼制将要废弃，所以记载以谨慎对待。《左传》说：“生病不视朔，《春秋》记载不视朔而不记载生病，表明怠慢于政事，不是因为生病。”

六月戊辰，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

这是用贿赂得到的盟约。孙行父和公子遂都是大夫。孙行父请求结盟，就被拒绝；公子遂献上贿赂，就听从了。齐国贪婪，而鲁国更加懦弱。贪婪者没有可责备的，而懦弱者屡次请求，是非常可耻的。齐国理亏，鲁国理直，不能仗义执言，请求结盟不止，以至于献上贿赂。公子遂和孙行父谋划国事，多么相悖啊！

秋季八月辛未，夫人姜氏去世。

她是僖公的妻子，文公的母亲。

毁坏泉台。

泉台，是先世所筑。它的存在与毁坏，不是治乱安危所系。劳民伤财去毁坏它，是彰显先君的过失。根据《左传》，实在是被妖祥所迷惑，讥讽其毁坏，又以正名来纠正它。

楚人、秦人、巴人灭掉了庸国。

楚国一向倚仗强大，对待附属国无道，所以庸国趁着楚国饥荒，率领群蛮背叛它。楚国起初畏惧而想迁都，几乎危险了。凭借蔿贾的计谋攻打庸国，转败为胜。庸国固然自招祸患，然而楚国何不自我反省呢？却于是灭掉了它，罪过谁更大呢？秦国排在楚国之下，是深深责备它。秦国不是楚国所能胁迫的，却勾结僭越称王的楚国以灭国，这不过是狄夷罢了。晋国失去防备，也没有比失去秦国更严重的了。起初在襄公时失去，再在赵盾时失去，既用错误的计策立庶子，又用不义的手段袭击别人，怙恶报复，驱使他们依附楚国。楚国更加强大，而晋国因此不振，是有原因的。

冬季十一个月，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杵臼。

弑君，记载贼人，狱案已定；不记载贼人，狱案未定。有时记载“国贼”，在当权者身上；有时记载“国人”，贼党众多。昭公即位时，两次记载“宋人杀其大夫”；现在记载“宋人弑其君”，那么贼党众多可知。所以称国以弑，而概括为“人”，好像说众人不可指名，而弑逆的大恶则不可掩盖，其狱案固然有所归属。荡意诸死难，不记载，大概开始逃往鲁国，志在苟且免死；后来又返回，计图巩固地位，虽然死难，不是全节。

十七年

春季，晋人、卫人、陈人、郑人攻打宋国。

四国称人，是因为攻打宋国讨伐叛乱。称人，是因为行为失去了道义。何况讨伐叛乱必须寻求乱源，襄夫人所助，国人所奉，最终篡夺国家并占有它的是鲍氏。现在不讨伐鲍氏，还立鲍氏，这是成全叛乱。然而晋国将用什么言辞来释放鲍氏呢？大概是左氏所说的“记载人弑君，国君无道”的意思吧？有邪说，就有暴行，孔子所以恐惧。

夏季四月癸亥，安葬我国的小君声姜。

九个月才安葬，太慢了。无故而缓慢。文公作为国君，无所不怠，即使是亲防，也不尽力。姜不系于僖公而单独谥号，是不合礼的。

齐侯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郪丘刚刚结盟，又攻打西部边境，为什么呢？之前的盟约，是贪图贿赂罢了。得到贿赂却仍以鲁公不到场为借口，于是用武力胁迫他。齐国的无道，到了极点！鲁国的不振，太严重了。

六月癸未，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

因为被攻打而结盟，是耻辱。文公的时代，强大的齐国屡次侵犯权益，臣下窃取命令，是怠慢的缘故。怠慢就只依赖别人，所以威势不振；怠慢就把重任交给别人，所以权力下移。

诸侯在扈地设防。

晋国设防。鲁公不参与，在谷地。诸侯不排列次序，是因为不值得排列。在扈地结盟，不能讨伐齐国；在扈地设防，不能讨伐宋国。

译不仅没有进行讨伐，而且安定边境的防备，扈氏的罪恶比盟会时的扈氏更加严重了。家翁说：桓公二年，宋国的华督杀害了他的国君，齐、鲁、陈、郑等国在稷地设防。《春秋》记载说：“以成宋乱。”两次扈氏之乱没有记载“成乱”，为什么呢？华督的弑君行为，当时霸主之事尚未兴起，所以记载“成乱”，一并谴责在稷地设防的诸侯。如今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却裹挟诸侯来安定篡位作乱之人，罪过超过稷地之防，因此削去晋国的霸主地位以示讨伐。

译秋，鲁公从谷地回国。

诸侯与晋国在扈地结盟，鲁公却单独与齐国结盟，在谷地背弃霸主而追随仇敌，过了规定的时间才返回，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彰显他的过失。

冬，公子遂出使齐国。

鲁公在秋天返回，公子遂在冬天出聘。而齐国又规定了出兵的时间了。卑躬屈膝不足以消除祸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高闶说：“鲁公已经结盟而公子遂又前往，这是因为政令掌握在公子遂手中的缘故。”

十八年

春，周历二月丁丑日，鲁公在台下去世。

君主不在正寝终老，就是失正，何况是在台下呢？赵鹏飞说：“三桓的专横，始于文公，而在昭公时更加严重。仲遂是庄公的儿子，因亲近而掌权，尤其比三桓更专横，所以他的祸害对鲁国来得更快。这是由于文公懈怠懦弱不像君主，各位大夫对外结交大国，对内笼络国人，以自保并壮大势力，公室逐渐衰弱，权力下移，最终无法收回。鲁国因此衰微，这是文公的责任。”

秦伯防去世。

夏，五月戊戌日，齐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商人。

商人杀君，应当讨伐他。贼人齐人，国君已经三年了。现在邴歜、阎职只是仆役御者的贱职，却因私怨杀了他。按法应当记载为“盗”，却改变文字而将罪责归于齐人，为什么呢？大概商人能成为国君，是因为齐人接受了他的私恩而拥立他。等到得志后便肆意暴虐，所以邴歜、阎职杀了他之后，放下酒杯就离开，毫无顾忌。这说明齐人都厌恶商人而希望他被人杀。所以特别记载“齐人”，表明商人起初由齐人而篡位，最终由齐人而丧命，足以证明天道不会差错。齐人先前不能因依附叛逆而逃避诛杀，后来不能因坐视不管而逃脱刑罚。而邴歜、阎职也是齐人，不会漏网了。然而如果有能伸张大义而讨伐商人的人，会怎样呢？回答说：卫国的州吁，就是先例。所以以贼人讨伐他，就斥责其名而记载为“杀”，以正统治理混乱。不以贼人讨伐他，就称君而记载为“弑”，不以混乱代替混乱。不以混乱代替混乱，是不让混乱相继发生。《春秋》拨正乱世，使之回归正道罢了。

六月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

派遣上卿是常例，现在却是两位卿一起出聘了。事情不同，所以文字也不同。夫人姜氏生了世子恶和视，敬嬴受宠而私下活动，于是谋划立她的儿子倭。然而世子是齐国的外甥，公子遂畏惧齐国，所以挟持叔孙得臣一起出聘以向齐国请求。表明这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惠公新立，也想亲近鲁国，所以听从罢了。公子遂犯下不义，而谋划废立，以向新君讨好，从而长期专掌国政。他的祸患由内宠开始，所以说：做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招致首恶的名声。前有谗言而不见，后有贼人而不知。

冬，十月，世子去世。

世子就是世子恶，不称名是因为先君已经安葬。一年不立两位国君，所以不说“公薨”，而说“子卒”。文字虽然不同但实质一样。不记载地点是因为被杀，不记载安葬是因为贼人未被讨伐。杀君立君的谋划，发起于公子遂，而叔孙得臣、季孙行父也参与了。所以在世子去世前，叔孙得臣一同出使齐国，在世子去世后，季孙行父又出使齐国。怀抱忠诚而独立的人，只有叔仲彭生罢了。《公羊传》记载他拒绝公子遂的话，《左传》记载他殉君的事迹，为什么不记录他的节操呢？大概是因为旧史不直言世子恶被杀，所以《春秋》以不记载地点来暗示被杀，而叔仲彭生的死，史官畏惧公子遂而不敢记载，那么《春秋》也无法记载了。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继世子去世后记载夫人，可知她是嗣君的母亲。归，就是被休弃。妇女被休弃，由丈夫决定。先君已经去世，谁休弃了她呢？何况嗣子去世而夫人被休弃，那么嗣子不得善终，而夫人不被鲁国容留，都可见了。嬖妾、庶子、权臣的罪过，还能宽恕吗？而齐侯庇护贼人忘记亲情，他的恶行也显著了。

季孙行父出使齐国。

是去报告立宣公的事，并且害怕夫人申诉而来讨伐，所以预先做安排以化解吗？

莒国杀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根据《左传》，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宠爱季佗而废黜太子仆，而且在国中多有无礼的行为。太子仆依靠国人杀了纪公，带着宝玉来投奔。这就是以子杀父。《春秋》怎么能不按照商臣的先例，以明正典刑呢？只是因为莒国已经杀了国君，太子畏惧祸患，偷带宝玉来投奔。莒国人因此加上杀君的名号，所以季孙行父借此进言罢了。圣人难道会因为虚假的投奔者而定罪吗？记载“国”，大概是因为贼人由大臣所为，而未得到主谋的名号。

<经部,春秋类,御纂春秋直解》>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春秋直解卷七

【癸丑】匡王五年【在位六年，弟定王立】

宣公

名倭，是文公的庶子。

元年

春，周历正月，公即位。

桓公、宣公的篡位，情况相同但情由稍异。桓公是首恶，宣公只是参与听闻罢了。他们的即位相同，但实质迥异。桓公因罪归于寪氏，贼人已受讨伐，隐公已摄政，本应立桓公。宣公则内倚仲遂，外结齐援，如同继位正统，于是自立。所以都举行即位之礼，《春秋》据实记载，以彰显他们的恶行。

公子遂出使齐国迎娶女子。

桓公篡位，翚为逆，娶女；宣公篡位，遂为逆，娶女。可知他们是先君的贼人，当时国君的谋主。翚的谋划在国内完成，他娶齐女以结外援，大概是后图。遂的谋划在齐国完成，他娶齐女以固位，大概是本计。权臣与邻国勾结而杀君立君，

译最终因为季孙行父娶妻，明确显示出失礼且与恶行同流合污。

三月，于是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不称“公子”，是因为季孙行父如同齐国人一样行事。称“妇”是因为有婆婆在，原来的夫人姜氏已归返齐国了。那位以妾母身份作为婆婆的，是敬嬴。杀害嫡子，驱逐夫人，急切地以婆婆自居，这大概是她本来的志向。

译夏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据《左传》记载，这是为了送贿赂以请求齐国支持鲁宣公占据防邑。从去冬到今夏，孙行父两次出使齐国，奔波往来，共同作恶的情状显露无疑。

晋国将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

晋国三次杀大夫都称“人”，是因为赵盾主持其事。放逐胥甲父称“国”，说明不是赵盾主持的。据《左传》记载，这是为了惩处河曲之战中不服从命令的人，那么赵穿就是罪首。事情已经过了八年，之前没有惩处，是因为赵盾包庇他。如今赵盾委曲求全地释放赵穿，而把罪责推给胥甲父。胥甲父被放逐后，赵穿确实感到恐惧。于是赵穿谋反的意图更加急切，第二年便发生了桃园弑君之事。

鲁宣公在平州与齐侯相会。

这是为了确定鲁宣公的君位，但篡弑的罪行，难道靠相会就能免除吗？这是因为当时喜好贿赂、容忍奸邪，是流弊极深的恶习。鲁宣公志在确定君位，齐侯志在获取贿赂，史书不写“及”而写“防”，体现了治理乱贼必须先惩治其党羽的道理，使人不敢结党助贼，动乱就可以平息了。

公子遂前往齐国。

这是为了拜谢齐国支持鲁宣公即位，并且送去贿赂。自从鲁宣公未即位时，到君位确定后，公子遂共三次出使，始终经办此事，显露出他是首恶。

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西的土地。

外国夺取内地的土地，不避讳书写，是因为失地是耻辱。这是因为用土地贿赂齐国，是篡弑的缘由，按义理不得避讳。公子遂当初答应给齐国土地，如今才送去，史书不写“致”而写“取”，是深重地谴责齐国。齐国厌恶商人杀死子舍而自立，如今子卒杀死子恶，就如同子舍被杀一样。鲁宣公即位，就如同商人篡位一样。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就如同子叔姬被逐出一样。况且姜氏是齐国女子，子恶是齐国外甥，齐国灭亲党贼，违背了初心，为什么呢？是为了土地。黄仲炎说：许田进入郑国，桓公篡位成功；郜鼎进入宋国，华督的罪行被赦免；济西土地进入齐国，宣公君位确定，利益的祸害竟然如此极端。

秋季，邾子来朝见。

黄仲炎说：“僖公、文公时代，邾国与鲁国抗衡，宣公篡位后反而来朝见，是因为畏惧齐国。齐国贪图鲁国的利益，邾国畏惧齐国的强大，于是就不问是非了。”

楚子、郑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

这是为了争夺霸权。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日益强大，所以争夺霸权。郑国因为晋国在两扈之战中受贿，放走了贼人，所以背叛晋国。然而楚国又未曾用武力胁迫郑国，郑国为何就帮助楚国呢？侵犯陈国，是因为陈国抛弃楚国而依附晋国。接着侵犯宋国，是为了彰显争夺霸权的志向。宋国是望国，又是中原的枢纽，所以楚成王此前围宋，楚庄王如今又侵宋。宋国固然有罪，但楚国并非为了讨罪，只是为了行暴。陈傅良说：齐国接着伐楚，志向不在蔡国。楚国接着侵宋，志向不在陈国。南北对峙的局势，从此开始了。十五年后宋楚讲和，五十一年后晋赵武、楚屈建在宋国结盟。诸夏的君主，分别依附于晋国和楚国了。

晋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

楚、郑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大概已经移兵到宋国了。晋军来不及救援陈国，却还能得以救援。史官记录此事，是因为楚、郑听说晋国兴师，于是撤军，这值得记录。不写救援宋国，是因为宋国负有罪责。如果写救援宋国，就乱了纲常典型。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拦截晋军，讨伐郑国。

晋军，就是救援陈国的军队。楚国已经撤军，赵盾驻扎在棐林，并召诸侯讨伐郑国，所以四国前来拦截。拦截是为了确定计谋，所以先写地点后写讨伐。讨伐必有军队，而四国只举爵位。君主重于军队，卿与军队并重，却不书写。赵盾压制赵盾，不让赵盾主持军事。

冬季，晋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

崇国是秦国的盟友。秦国自从在殽之战失败后仇视晋国，与楚国深交。如今晋国正抵御楚国，又无故侵犯秦国的盟友，这是侮辱秦国并挑起争端。赵穿实际上是这个计谋的主持者，赵盾为何允许？大概是赵穿想要作乱，借讨伐崇国来专掌兵权。赵盾顺从他的意思而假借兵权给他。次年桃园之事，是因为赵穿掌握兵权。经文书写赵盾率师，赵穿率师，真相就彰明了。

晋人、宋人讨伐郑国。

郑国没有臣服。郑国已经依附楚国。宋国弑君，晋国不能讨伐。棐林之战，被楚国挫败。郑国更加轻视晋国。如今又兴起不收敛的军队，并偕同负有罪责的宋国去临阵。郑国不臣服，是理所当然的。

二年

春季，周王二月壬子日，宋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俘获宋华元。

两书“帅师”，显示两国阻挠兵事、毒害民众，书写“及”，显示华元主导这场战争，书写“败绩”，书写“获”，显示华元残害百姓、辱没国家。君主出征不写“师”，君主被俘不写“败”，君主重于军队；卿出征写“师”，卿被俘写“败”，卿与军队同等。胡安国说：从行军来说，以元帅为司命；从国家来说，以得众为邦本。明白这个义理，然后才知道王者之道，轻重权衡的道理。

秦国军队讨伐晋国。

河曲之战，至今七年，秦、晋幸好没有边境的忧患，于是赵穿无故侵犯崇国，招致秦国的讨伐，讨伐者有理由可执。围焦不书写，是略去秦国的暴行，彰显晋国的失误。宋国败于郑国，而晋国又被秦国干扰，使楚国得以专心北方，这是赵盾包庇私情而误国的结果。

夏季，晋人、宋人、卫人、陈人侵犯郑国。

赵盾因为救援焦国而再次侵犯郑国，大概是想稍微洗刷大棘之耻，以安抚宋国。不知道开始计谋不善，不仅不足以使郑国臣服，反而招致楚国的敌对。大概这时赵盾担忧内乱，借讨伐他国，掌握兵权自卫，实在没有斗志。所以棐林之战，楚囚解扬立即返回，如今与斗椒相遇，又避开离去，这就是他的心思

译赵盾确实是在场的。桃园事件已经迫在眉睫了。

秋季九月乙丑日，晋国赵盾杀害了他的国君夷皋。

这是因为赵氏专权所致。国君丧失政令而臣下独揽兵权，对内清除同僚，对外收服诸侯，这种局面是逐渐形成的。《春秋》传文说：“赵穿弑君，赵盾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弑君是什么事，竟然宽恕弑君者不加以罪责，却让没有弑君的人来承担罪名吗？赵盾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国后又不讨伐弑君贼人，这正是证明赵盾是弑君首恶的证据，并非姑且以此定罪。他不出国境，就是教唆赵穿弑君。等到他返回国内，正忙着感激赵穿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去讨伐贼人呢？赵盾起意，赵穿顺从。起意者是首犯，这是孔子在《春秋》中确立的刑法原则。越过国境才能免罪，这不是孔子的言论。如果赵盾没有参与弑君，即使没有逃亡，也应当宽恕他。如果确实参与了弑君，即使逃到海边，难道能解脱免罪吗？奸雄之所以敢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是依仗他们的智谋和辩才，认为自己在暗中做了实质性的坏事，表面上却不接受弑君的名声，而圣人不会被他们所欺骗。于是，奸雄的伎俩用尽，乱臣贼子感到恐惧。所谓“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难道仅仅是这样吗？

译冬季十月乙亥日，周天子驾崩。

三年

春季周历正月，用于郊祀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祀，但仍然举行了对三望的祭祀。饲养而未长成称为牛，在涤宫洁净三个月称为牲。牛口受伤，是牛自己伤的。鲁国已经僭越了祈谷的郊祀，现在正当正月，又僭越了日至的郊祀。况且周天子尚未安葬，几乎要等同周天子越过丧事来行事了。“乃”是不得已的措辞；“犹”是多余的措辞。可以停止而不停止。

安葬周匡王。

四个月后安葬，太快了。因为防陵的缘故不记载，是因为事情细微。

楚子讨伐陆浑的戎人。

陆浑的戎人，是允姓，被秦、晋共同迁徙到伊川的罢了。异族逼近王都居住，是秦、晋的罪过。但是当时没有听说造成祸患，也与楚国没有怨恨。楚庄王讨伐他们，大概是为了窥探周王室。史传记载他陈兵示威、询问鼎的大小，违背情理明显了。只记载讨伐戎人，陈述可以陈述的部分罢了。先儒常常认为称爵是褒扬，看这里就知道行不通了。

夏季，楚人侵犯郑国。

郑国跟随晋国，根据史传，晋侯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不记载，是因为事情可以省略。接着讨伐戎人而侵犯郑国，楚国的势力更加嚣张，所以单独记载楚人侵犯，以彰显扰乱华夏的罪过。

秋季，赤狄侵犯齐国。

狄人的分支，有赤狄，又有白狄。赤狄靠近晋国，白狄靠近秦国。

宋国军队包围曹国。

宋鲍篡位后的第二年，武氏家族引导昭公的儿子，而拥立鲍的母亲弟弟须，鲍杀了他，于是全部驱逐武穆的家族。两大家族率领曹国军队讨伐宋国，不记载，是因为不是讨伐罪过不足以记载。然而曹国军队为什么到宋国呢？鲍不自我反省而倚仗强大，包围国家不需要贬斥而恶行就显现了。

冬季十月丙戌日，郑伯兰去世。

安葬郑穆公。

月份日期不全，是缺漏。冬季去世而冬季安葬，大概在三月份之内，太快了。

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国人不同意，鲁公讨伐莒国，夺取向地。莒国、郯国互相怨恨，郯国是鲁国的姻亲国家。鲁公因此想为郯国平定莒国。平定不可偏袒，也不是可以用势力压制的。记载“公及齐”，大概是借齐国的势力。记载“莒及郯”，大概是责任重在莒国。所以莒国人不同意，显示同心不服，不只是他们的君主。鲁公不自我反省，愤怒而讨伐他们，太暴虐了。何况借此获利呢？记载“取向”，深深责备鲁公。

秦伯稻去世。

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公子归生弑杀其君夷。

根据史传，公子宋策划，归生跟随，那么宋是首犯，却归罪于归生，为什么呢？归生是正卿。宋有逆谋，不纠正诛杀，反而屈从跟随，罪过大了。而且宋为什么策划？权力在归生手中。归生害怕宋反咬诬陷，而跟随他的谋划，大概是归生先有无君之心，而宋才用逆谋告知他。如果不是同心，他敢同谋吗？宣公十年史传记载，郑国人讨伐叛乱，砍断归生的棺材，没听说惩治宋，那么归生亲自弑君可知。春秋的权衡，审慎了。

赤狄侵犯齐国。

凭借齐国的强大，而狄人连年侵犯。齐国没有政令，而中原没有霸主，都显现了。

秋季，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

宣公之所以篡位齐国辅助他，既然用贿赂结交，又匆匆前往朝见，大概是谄媚大国以求安宁。然而第二年，高固让齐侯扣留鲁公，也危险了。春秋详细记载，以彰显齐鲁的恶行。

冬季，楚子讨伐郑国。

左氏说郑国未服。郑国弑君，讨伐它可以。然而楚国不是讨伐罪过，是争夺郑国罢了。这是扰乱华夏而已。

五年

春季，鲁公前往齐国。

刚过冬季，又前往齐国。失去地位而屈服于大国，太甚了。左氏说：高固让齐侯扣留鲁公，请求叔姬。

夏季，鲁公从齐国回来。

鲁公五次前往齐国，只有这次历时很久才返回。经文虽然避讳扣留鲁公的痕迹，然而接着记载齐高固迎娶叔姬，其实情不可掩盖。可见扣留而联姻，齐臣降低身份失序，侮辱先君，竟然在宗庙饮酒吗？所以记载以示过错。

秋季九月，齐高固来迎娶子叔姬。

鲁国有嫁女给大夫的。齐高固却凭借胁迫得到她。鲁公又自主其事，所以记载在史册。大概自身不义，所以受辱而屈服于人如此。

叔孙得臣去世。

不记日期，是缺文。

冬季，齐高固与子叔姬来。

礼制，嫁女留下送马，谦卑不敢自安。三个月后庙见，女婿派遣使者返回马匹。现在高固亲自前来，不合礼。女子出嫁，一年一次回娘家。现在叔姬出嫁未满一年，又与高固一起来，也不合礼。而且高固无君，侍奉齐国放纵行为。鲁国与他交往，扰乱典章而纵容私情。所以记载以示警戒。

楚人讨伐郑国。

前文记载“爵君将”，本文记载“人大夫将”。史传称“荀林父救郑而不记载，是削去”。赵盾归来，生同为大恶，所以同恶相保。如果记载救，则似乎善，而讨贼之义就隐没了。

六年

春季，晋赵盾、卫孙免侵犯陈国。

陈国就是楚国的缘故，不能使楚国屈服，而只侵犯陈国，道义何在呢？而且赵盾背负大恶，没有人能讨伐，而拉拢诸侯讨伐别人，春秋哀伤他。宣公元年，楚国侵犯陈国，而晋国讨伐郑国；没过多久，楚国讨伐郑国，而晋国侵犯陈国。小国的困境，百姓的苦难，到了极点。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蝗灾

冬季十月

七年

春季，卫侯派遣孙良夫来结盟。

来结盟称使，前定

译这是确定的，因为晋国已经决定跟随晋国。鲁宣公侍奉齐国而疏远晋国，卫国与晋国关系和睦，所以为晋国招致鲁国。既然已经约定了言辞，鲁国仍然有所怀疑，而卫国担保不会有灾祸，所以派良夫来结盟。结盟之后最终受到侮辱，盟约不可依赖，这是很清楚的。

译夏天，鲁宣公在防地会合齐侯讨伐莱国。

“及”表示以鲁国为主导；“防”表示以外国为主导。平定莒国和郯国，是鲁公自己的意愿；讨伐莱国，是顺从齐国的命令。莱国靠近齐国而远离鲁国，齐国想要吞并它，而鲁国却助纣为虐。鲁公本来甘愿做齐国的仆从，鲁国的百姓多么不幸啊！

秋天，鲁公从讨伐莱国回来。

帮助别人攻打国家，是不义的。用这种理由来报告，是欺骗祖先。

发生大旱。

蝗灾之后，又接着大旱，百姓无法生活了。宣公侍奉齐国而不体恤下属，甚至为了齐国去攻打无罪的国家，从而残害自己的百姓，因此违背了阴阳调和之道而招致旱灾。《春秋》特意详细记载，以示警戒。

冬天，鲁公在防地会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

晋国自从两次在扈地会盟后，诸侯次序混乱，失去了霸主的职责。成公即位已经五年，请求周天子来会合诸侯，周天子命令王叔主持，大概是有志于统领诸侯。所以重新排定次序，重新排定次序，是期望他恢复秩序。没有天子而思念霸主，大概也是不得已。无奈成公由赵盾拥立，其根本不正，而且政权还在赵盾手中，所以无能为力。据《左传》记载，晋国人阻止鲁公在防地会盟而不让他参加，鲁公亲近齐国而忽视晋国，实在是自取其辱，所以隐讳不写。但是冬天会盟而春天才回来，考察其缘由就明白了。

八年

春天，鲁公从防地回来。

被扣留超过一年，通过贿赂才得以免罪。鲁国与晋国罪责相当。

夏天六月，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

出使齐国，是奉君命聘问齐国。“乃”是承接前事的词，含有专断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到了黄地生了病，遂就擅自返回，从他在垂地去世可以知道这一点。大夫接受君命，即使死了也要用尸体带着使命回去，怎么能因为生病就返回呢？昭公二十三年，鲁公出使晋国，生了病，才返回。那是鲁公亲自出行，所以记载生病。臣子不能因为生病就抛弃君命，所以不记载生病。留下的训诫深远啊。

辛巳日，在大庙举行祭祀，仲遂在垂地去世。

“有事”是指按时进行的常规祭祀。为什么要特别记载呢？就像“绎祭”去掉籥舞一样，是为了引起下文。遂如《齐书》所说：“公子去世就记载”，“仲”是遂的字，因为他弑君。《春秋》虽然屡次揭露他的罪行，但没有明确定罪。现在趁他去世，削去他的公子身份，以定罪于遂。“仲”是遂的字，活着时赐给他氏。从此世代称为仲氏。这是宣公的罪过。黄和垂，都是齐国的地方。

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舞。

“绎”是指祭祀的第二天，宴请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礼制规定，大夫去世，如果正值祭祀，就不宣布完成祭事；如果听到了去世的消息，就不举行绎祭。不宣布完成，是为了在庙中尽到肃敬之心；不举行绎祭，是为了保全对臣子的始终之恩。“犹”是指可以停止而没有停止。“万”是舞蹈的总称。“籥”是文舞。去掉籥舞以示变化。仲遂是贼臣，本来应该立即诛杀，然而没有明确定罪，而他身为国卿，就应当为他废除绎祭，以保全君臣之义。臣子侍奉君主以忠诚，君主使用臣子以礼制。不辱没君命，至死没有二心，是忠诚的最高节操。尊敬对待大臣，生前荣耀死后哀悼，是礼制的善举。有病不返回，教导臣子忠诚；卿大夫去世不举行绎祭，教导君主守礼。虽然厌恶那个人，不可不明示其道。

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

嬴氏是文公的妾室，称为夫人，是沿袭成风的先例。然而实际情况不同。庄公的夫人哀姜淫乱并弑君，被齐国讨伐。文公的夫人姜氏无罪却被乱臣悖妾驱逐，道义上不应断绝，不能与哀姜相比。嬴氏与仲遂勾结，弑杀嫡子，驱逐嫡母，立自己的儿子并自尊自大，怎么能与成风相比呢？只是王室不兴盛，霸权不确立，最终没有被讨伐，所以遂以卿的身份去世，嬴以夫人的身份去世，《春秋》记载此事，大概是哀伤吧。然而篡弑才八年，遂死在齐国，嬴死在鲁国，相隔八天，与哀姜、庆父先后被诛杀相似，难道不是天意吗？乱贼也可以知道畏惧了。

晋国军队联合白狄攻打秦国。

晋国侵犯崇国，导致秦国来攻打，自我反省就可以了。白狄与秦国接壤，晋国与白狄通婚，却联合他们攻打秦国，结党非同类，好战，所以与狄国并列记载，深加责备。况且晋国屡次因为攻打秦国而失去霸权，现在黑壤会盟，诸侯和睦，不思制衡楚国却攻打秦国，失策太严重了。

楚国人灭掉舒蓼。

之前记载，徐国人攻取舒国。舒国已经灭亡了。叫蓼、叫庸、叫鸠，是同宗而不同的国家。灭掉舒、蓼，楚国更加嚣张了。

秋天七月甲子日，发生日全食。

冬天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敬嬴。因为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中午才安葬。

己丑日是安葬的日期。“克”是能够的意思，“不克”是想安葬而不能，因为雨很大。占卜定在己丑日，延到庚寅日早晨，仍然不行，直到中午，这是礼制的变通。安葬是慎终的大节，所以谨慎地记载。

修筑平阳城墙。

不合时宜，而且不义。正举行大型会盟，又兴起这项工程，严重困乏民力。

楚国军队攻打陈国。

跟随晋国，是旧例。楚国攻打陈国，晋国不能救援。从此又跟随楚国。

九年

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到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

有母亲丧事却远道朝见齐国，忘记哀痛太严重了。

夏天，仲孙蔑出使京师。

宣公两次到齐国，而对京师却缺席。现在亲自到齐国，而周天子派遣使者聘问，就派遣大夫前往。对比事件直接记载，罪责就明显了。

齐侯攻打莱国。

狄人屡次侵犯齐国，不敢报复，却频繁攻打莱国。齐惠公畏强凌弱，就是这样。襄公五年，齐国最终灭掉莱国。

秋天，攻取根牟。

根牟是小国。国家为什么要记载？“取”是隐讳国内灭国。昭公八年，在红地搜捕，从根牟到商

译卫国，大概就是那个地方。

八月，滕子去世。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设防。晋国的荀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译晋国与楚国争夺陈国，长达十多年。晋国趁着陈国依附楚国，先在扈地设防，大概是等待陈国归服。如果陈国不归服，才开始讨伐它，这样大概就有讨伐的借口了。况且晋国曾经救援过陈国，是应该援助的对象，但最终没有去援助，所以《春秋》按次序记载诸侯会盟，接着记载讨伐陈国，这是深深责备陈国。既然设防却不亲自讨伐，是因为晋侯有病。诸侯来扈地设防，必定率领军队听候命令，不记载诸侯的军队，是因为荀林父兼任统帅。新城的会防，由大夫主持盟约；扈地的会防，由大夫主持讨伐。会盟征伐，都由大夫主导了。

辛酉日，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

诸侯去世都不记载地点，因为这是对外事务，所以简略。如果事情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就记载。所以在军中去世，记载军中；在会防地去世，记载会防地。这里已经会防，而晋侯独自因病留下，不是会防的时候。所以记载扈地，以表明他的志向。这与记载郑伯在鄵地去世、宋公在曲沃去世，用意相同。

冬十月癸酉日，卫侯郑去世。

晋国和卫国两位国君都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鲁国专门侍奉齐国，卫国为齐国沟通。鲁国在晋国的黑壤会防，被晋国阻止，所以扈地的会防，鲁国独自没有去。两国相继以会防的名义赴告，也都未参加，是不合礼制的。兄弟之间即使有小怨恨，也不废弃美好的亲情。

宋国人包围滕国。

滕国参加会防而不被吊唁，而且宋国动用军队包围它，是不仁义的。趁着晋国会防而侵犯小国，是不义的。赵汸说：齐桓公死后，宋国拘捕滕子；晋国霸业衰落，宋国包围滕国。中原没有霸主，是小国的忧患。宋襄公拘捕滕子，自己也拘捕于楚国；宋文公包围滕国，也被楚国包围。中原没有道义，是蛮夷的资本。

楚子讨伐郑国，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楚国趁着晋国会防而扰乱华夏，郤缺救援郑国，记载这是为了褒奖晋国。此前荀林父救援郑国不记载，为什么呢？那时赵盾弑君而专权，郑国也刚有弑君的动乱，所以削去记载。现在赵盾死了，政权在郤缺手中，郤缺不能与赵盾相比。明年《左传》记载郑国砍断归生的棺材，意思此时归生已经死了。郑国因为晋国救援，于是在柳棼打败楚军。

陈国杀死它的大夫泄冶。

凡是称国名而杀大夫，都是罪在专杀。而在专杀之中，又有不同。如申侯、里克，是有罪而杀，但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泄冶则是无罪的。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在朝廷上宣淫，泄冶进谏，这是他的职责。幸好被听从，保全的就大了。不幸而死，这是死于忠诚。记载这是为了显示杀害谏臣的人，必定有弑君亡国的祸患，不仅仅是表明泄冶无罪而已。

十年

春，公去齐国，公从齐国回来。

连年朝见齐国，直接超过了六年朝见周王的制度了。屈身媚齐，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齐国人归还我济西的田地。

齐侯高兴鲁国媚己，而归还所贿赂的田地。经书记载“归田”，共有三处：郓、讙、龟阴之田。齐景公被鲁国的道义感动，所以记载说“来归”，是服从的辞令。讙及阐，齐悼公因为哀公的悔过，所以记载说“归顺”，是顺从的辞令。这里记载说“归”，是我方责备的辞令。大概是为了表明这是贿赂。夺取时不说“我”，是因为田地不是宣公所有，篡国而借此获利，断绝与宣公的关系。归还时说“我”，是因为田地不是齐国所有，鲁国的田地归还鲁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而两国的罪过就显着了。

夏四月丙辰日，日食。

己巳日，齐侯元去世。

齐国崔氏出奔卫国。

记载氏是因为以家族出奔。国君去世而出奔，必定是国君所宠爱的人。嗣子在会防，高氏、国氏驱逐他。因为他的宗族强大，所以能返回齐国而作乱。

公去齐国。

奔齐会防也不记载，是为了尊重内政。赵汸说：奔会防是臣子的事，宣公侍奉齐国恭敬，没有比奔会防更甚的了。后来成公送晋景公的会防，襄公且送楚子的会防，甚则昭公吊唁少姜而晋国不接纳，鲁国说卑微了。他的过失从宣公开始。

五月，公从齐国回来。

癸巳日，陈国夏徵舒弑杀他的国君平国。

在夏氏那里淫乱，是原因。看《株林》的诗，淫乱而荒废了。又杀死忠谏，应该受到惩罚。因为弑君是大恶，所以正名以治他的罪。

六月，宋国军队讨伐滕国。

宋国趁着晋国多事。先前已经包围滕国，现在又讨伐它。所以称师，深深厌恶它欺凌小国。

公孙归父去齐国，安葬齐惠公。

公奔会防，卿会防安葬，对齐国来说过分了，而对匡王来说缺失了，他的罪过大了。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讨伐郑国。

这时，陈国有弑君的祸患，却放过陈国而对付郑国，就不是义了。况且以讨伐叛逆遗留给楚国，贬称人。晋国失去霸权，是应该的。

秋，天王派王季子来聘问。

回报仲孙蔑。《公羊传》认为王季子是王的母弟，不记载弟是因为他是卿。如果一概记载王子，不知道是母弟，所以记载季以区别他。大概表明周王重视鲁国。宣公以篡位立，且十年未朝，于是因为鲁国聘问而以母弟的尊贵回报他。王灵更加不振了。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绎邑。

宣公初立，邾国来朝见。有什么辜负鲁国的，而讨伐它？又夺取邑，暴虐且贪婪。归父未终，父亲去世而讨伐邾国，他助长恶行而专权鲁国，像这样不终，是应该的。

大水。

季孙行父去齐国。

聘问新君。

冬，公孙归父去齐国。

趁着齐国丧事讨伐邾国而随即去齐国，畏惧讨伐而卑贱地侍奉齐国。这一年，公两次去齐国，派他的臣子三次。王下聘问而不往，拜命直书而罪过显着了。

译齐侯派遣国佐前来鲁国聘问。

鲁国以往对齐国的朝见和聘问，齐惠公都没有回礼。齐顷公刚刚即位，就急忙来鲁国聘问，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齐国国内不安定，想要与鲁国结好。齐惠公去世，崔氏出逃，齐国国内的不安定由此可见。然而，继位的君主如果能够尽孝守礼，民心自然会稳固。那齐宣公平庸无能，哪里值得作为援助，齐顷公却如此急切地寻求呢？既然在三个月内就迅速安葬了父亲，又在未满一年的时候就举行吉礼，史书特意记载“齐侯”和“使”，是为了彰显他忘记丧哀的实情。胡安国说：继位之初，举动如此，已经失去了保全自身的根本了。防地军队失守土地，几乎被俘获，是理所当然的。

译发生饥荒，是因为有大水灾的缘故。如果田野里有储备的粮食，国君勤勉赈济救助，即使有灾害也不会发生饥荒。这里记载“饥”，是因为宣公在内部事务上虚妄不实。齐国不体恤其百姓，且漫不经心毫无补救措施，所以大水之后，百姓于是缺乏食物。对此的责备是很深的。

楚子攻打郑国。郑国介于晋、楚之间，不能自立，《春秋》常常怜悯它。只是因为晋国在两扈之战中未能擒获贼人，郑国愤恨而依附楚国，这是加入楚国阵营。此后郑国一旦跟随晋国，楚国反而能以叛变为由责备郑国，郑国总共五次遭受楚国兵祸，这是郑国自取其祸。《左传》说：晋国士防救援郑国，在颍北驱逐楚军，诸侯的军队戍守郑国，只是观望。次年经文书写楚国与郑国结盟，而晋国反而防备狄人，那么这次救援郑国、驱逐楚军，并且留下军队戍守，并非实情。如果晋国真能排斥楚国，郑国没有甘心跟随楚国的道理。

十一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晋国不能讨伐，陈国又不足以庇护郑国，所以都屈服而跟随楚国了。特意将楚子列在陈侯、郑伯之上，彰显其强势。胡安国认为楚庄公谋划讨伐陈国的贼人而进兵，这是错误的。根据传文，楚国侵犯郑国到达栎地，郑国已经臣服，并征调陈国防备，于是举行这次盟会。盟会过后超过三个季节，才开始讨伐夏徵舒。那时陈侯在晋国，如果辰陵之盟有谋略，陈侯难道还会去晋国吗？陈傅良又说给予楚国霸权，更是错误。《春秋》之所以给予霸权，是因为尊重周王。楚国已经僭越称王，楚庄公又陈兵问鼎，即使有微小的善行，哪里足以抵赎其大恶。

公孙归父会同齐国人攻打莒国。这是齐国的命令，齐鲁平定莒国而齐国不肯。鲁国已经攻打莒国，夺取了向邑。齐国再次攻打莒国，其意图可想而知。鲁国会同攻打莱国，又会同攻打莒国。年成饥荒却屡次兴兵，百姓不堪其命了。

秋季，晋侯会同狄人在欑函会盟。楚国在辰陵与诸侯结盟，晋国不敢过问，却孜孜不倦地对付狄人，并且前往会盟。晋国衰败得很厉害了，楚国于是假借名义讨伐陈国，不仅势力足以凌驾晋国，道义也足以倾覆晋国了。不自我反省而进行邲之战，以争夺郑国，理应失败。

冬季十月，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人”，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卫国人杀州吁，是国家讨伐。蔡国人杀陈佗，是邻国讨伐。楚国人杀陈国夏徵舒，是蛮夷讨伐。都认为是善行。善行在远方，那么责备就在近处。周天子与中原各国，有什么事呢？又严厉惩罚放逐贼人的行为。

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杀夏徵舒，书写“楚人”，是出于公义。进入陈国，书写“楚子”，是出于私欲。陈国背离晋国而将国家托付给楚国。夏徵舒因愤恨耻辱而弑君，楚庄公本有志讨伐贼人，在辰陵会盟时，召来杀了他就可以了。却在盟会半年后，兴师而来，而且陈侯又在晋国，这是攻击空虚的计策，假借道义以谋取利益罢了。夏徵舒的食邑在株，在株地抓获他并驱赶至陈国都城，在栗门车裂他，于是进入陈国并把它设为县，假借讨伐贼人而巧取国家。特意在杀夏徵舒之下、进入陈国之上书写丁亥日，大概是既杀了夏徵舒，就趁机进入陈国，事情已经明白，心意也达到了。“入”，是灭掉而不占有的措辞，听从申叔时的话而重新封立陈国。

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凡是国君书写“纳”国，是其自有之事，是顺从的措辞。楚国接纳顿子，齐国接纳北燕伯，就是这样。这两人，只是陈国的大夫罢了。大夫离开职位，借助外部权力对抗国君，书写“纳”是逆乱的措辞，所以断绝而不隶属于陈国。这两人导致陈国动乱，陈灵公既被弑杀，两人逃奔楚国，于是引诱楚国以利益，所以楚子杀夏徵舒并将陈国设为县。现在既然知道陈国不可夺取，于是接纳这两人，让他们掌握国家权柄以侍奉楚国，大概其心只在于利益罢了。《春秋》先表彰其讨伐贼人的道义，后彰显其进入国家，且接纳乱臣的罪过，彰善瘅恶，细微之处无遗漏，不是圣人谁能修撰。

十二年。

春季，安葬陈灵公。安葬，是臣子的事。贼人不讨伐就不安葬，是责备臣子。晋国弑杀州蒲，用车一辆安葬在翼东门之外。至此，楚国人杀夏徵舒而陈国的臣子改葬其国君，符合礼制。所以得以书写安葬。

楚子包围郑国。《春秋》不给予楚国霸权，其争夺诸侯，都正其侵犯中原的罪过。况且楚国既与陈、郑在辰陵结盟，口血未干，于是假借讨伐贼人而进入陈、郑，郑国怎能不恐惧而背叛楚国依附晋国？楚国不自我反省，于是包围其国家，残暴啊。传文记载其攻克城池而进入，郑伯屈降，楚子退兵，允许讲和还未达到“入”的程度，所以只书写包围。

夏季六月乙卯日，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晋军出动，是为了救援郑国。然而春季被包围，而夏末才到达，那么迟缓不及事，没有救援患难的实情，所以不得书写“救”。以晋国与交战，徐邈说：“亲近晋国而疏远楚国，是对的。”书写“林父帅师”，是主导这次战争的人。主导者，是责备的对象。晋景公继承灵公、成公之后，霸业不兴盛，楚庄公正强盛，晋国既来不及救援郑国，却不量力而轻率与之交战。林父不能节制其下属，又不能亲自率领奋力作战。楚军一乘，仓促间不知所措，在军中击鼓，倡导奔逃。书写“败绩”，是深罪林父。城濮之战，晋国打败楚国；邲之战，则楚国打败晋国。喜好晋国而厌恶楚国，是疏远楚国。疏远楚国，是为了尊崇周王。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戊寅日，楚子灭掉萧国。楚国得到陈、郑，又打败晋军，于是想在宋国逞强。萧国，是宋国的附庸，灭掉萧国，是为了逼迫宋国而威慑诸侯。

译啊。萧国位于宋国的南面，从楚国到宋国，大约有一千里，楚国的祸患深重了。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丘结盟。

译宋国与卫国、曹国相邻，萧国被灭后宋国畏惧受逼迫，于是因恐惧而愿望相同，依附于晋国。然而晋国与各诸侯国不能任用贤能、施行善政，只是依靠盟约来抵御楚国。这是末路了，新城结盟之后，原本离散的诸侯又聚合起来，这已经是晋国霸业衰落的征兆。现在虽然仍有因恐惧灾难而联合交好的心意，但谋划没有成功，情况比新城结盟时更差了。所以用“人”来称呼他们，表示轻视。

宋国军队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

清丘结盟时，陈国没有参加，宋国讨伐它，是为晋国讨伐背叛者。然而陈国发生了弑君的动乱，晋国起初不能讨伐，等到楚国讨伐并安定其国君。陈国臣服于楚国，本来不值得奇怪。宋国履行盟约，代替晋国责备陈国的背叛，也是不自量力了。附庸国被灭，不敢过问楚国，却向陈国发泄怒气，所以救援陈国的人被记载为“救”，是说陈国无罪却遭受兵祸。然而清丘刚刚结盟，卫国却背弃晋国去讨好楚国，又有什么心思呢？双方都有罪过，直书其事，道理自然显现。

十三年

春季，齐国军队讨伐莒国。

左氏说莒国倚仗晋国而不侍奉齐国，趁晋国不兴盛而肆意暴虐。鞌之战的起因大概就在这里吧？记载“师”，是用众兵欺凌小国。

夏季，楚子讨伐宋国。

楚国灭了萧国，其志向在于宋国。宋国不图谋自我巩固，根本轻率地用兵，先讨伐楚国的盟国，宋国失算了。然而宋国因履行盟约招致兵祸，晋国不能救援，它凭什么做诸侯的宗主？

秋季，蝗虫。

冬季，晋国杀了其大夫先縠。

邲之战的失败，林父实为罪魁祸首。即使先縠违抗命令，率先渡河，林父也可以命令军队不动，依法执行刑罚。然而林父既然听从了韩厥的话，也就一同渡河了。魏锜、赵旃再次激怒楚军，仓促间没有防备而失败。这是林父身为主帅，应当作为诛杀的首要对象。魏、赵招致祸端导致军队溃败，先縠刚愎自用专断妄为，他们的罪过相当。然而林父已经恢复职位，魏、赵都被搁置不问。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罪过只归于先縠，可以吗？所以称国名来杀他，而不除去他的官职，表明这是出于国君和大夫的喜怒，而不是正当的刑罚。

十四年

春季，卫国杀了其大夫孔达。

因为救援陈国，所以取悦于晋国。孔达追寻陈、卫的旧约，而背弃晋国的新盟。甚至想要以身救国难，他的志向值得怜悯，但他的行事却错了。现在晋国来讨伐，而孔达自缢而死，不是卫国杀他的。然而进献计谋的是臣子，决定命运的是国君。起初利用他的计谋来行私利，后来利用他的死来谢罪，失去了君道。所以称国名来杀他，而不除去他的官职。

夏季五月壬申，曹伯夀去世。

晋侯讨伐郑国。

邲之战，是为了救援郑国。军队不服从命令，所以失败。现在却不反省德行，而致力于武力；不思制伏楚国，却残害郑国。他图谋霸业，已是末路了。

秋季九月，楚子包围宋国。

宋国不估量自己，而讨伐陈国，固然失算。然而楚国争夺中原，郑国臣服后必然轮到宋国，即使没有祸端，也难免遭受兵祸。所以起初灭萧国以逼迫它，现在又让楚国不借道以挑衅它。讨伐它不屈服，接着包围它，得到宋国的讲和才停止，楚国的暴虐太甚了。这时晋国最紧急的是救援宋国，却使军队在郑国劳顿，而把宋国置之度外。等到说鞭长莫及，郑国既没有得到宋国，又失去了宋国给楚国。气氛日益炽烈，而晋国于是屡败不振，只是畏惧楚国强大，而不明白缓急的适宜，所以如此。

安葬曹文公。

冬季，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

楚国包围宋国超过一个季度，形势危急了。宋国归附楚国，那么接下来就是齐、鲁。然而齐国强而鲁国弱，更畏惧楚国，想同时侍奉楚国又害怕齐国的责备。所以在谷地谋划这件事，第二年公孙归父会见楚子，则是禀命于齐国而齐国允许了，可以知道了。齐国为什么允许？大概楚国派申舟出使齐国，没到而宋国杀了他。齐、楚本来就想交好了。

十五年

春季，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

楚国以无名不义包围宋国，已经经过三个季度，坚守不下，宋国的志向也可怜悯了。鲁国，是望国，纵然不能救援，忍心助虐吗？却在宋城之下会见楚子，使包围者更加嚣张，被围者更加困窘而没有希望了。而且兵祸未到鲁国，望风进献贿赂，独自有什么心思呢？公孙归父刚在齐国会见回来，就往宋国会见楚子，那么他的谋划可以知道了。

夏季五月，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楚国包围宋国很久了，宋国不投降，是盼望救援。楚国千里之外包围国家，久攻不下，军队疲敝了。这与城濮之战的形势相同，是晋国恢复霸业的机会。晋国不出兵，而鲁国去会见。宋国绝望，所以不得不与楚国讲和。不举国名而书“人”，谷梁传说是上下都愿意，是对的。华元以实情告知，子反以道义答应。宋国不甘于城下之盟，楚子也勉强顺从。讲和先说宋国，是宋国的谦辞，也彰显宋国的道义。而不救援者的过失，也显现了。

六月癸卯，晋国军队灭掉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

潞氏，是赤狄的别种。戎狄没有爵位，记载爵位，一定是曾受王命的。潞氏的罪过，在于其臣鄷舒拘捕并杀了他。安定后，潞子改正政治而返回也可以了。灭掉他的国家而把他的国君带回来，有什么道义呢？而且楚国在宋国逞志，坐视而不救援。狄国没有晋国的忧患，却妄自兴师，贪图其土地，悖逆了。所以林父为帅，不记载名字，而记载“师”，责备他失去霸业，且厌恶暴虐。

秦国人讨伐晋国。

这是秦桓公吗？为什么称“人”？大概秦国因晋国败于楚国，乘隙而动，不义，所以秦伯亲自率领，称“人”。晋国虽然失败，秦国不记载，轻视晋国而责备秦国。

王札子杀了召伯毛。

译伯王札子。杜预说：“王子札，掌握着生杀大权。周王室衰微，诸侯已经专断生杀，如今内臣一天之内就杀了两位卿大夫，周王不能讨伐，王室的威灵更加衰落了。”

译秋螽

仲孙蔑在无娄抵御齐国的高固。

自从齐惠公夫人（鲁女）之后，鲁国侍奉齐国逐渐懈怠。在宋国抵御齐国时，又同时侍奉楚国。齐国大概有理由议论鲁国了。高固娶了鲁国女子，所以仲孙蔑趁着高固出使的机会前往无娄抵御，以此向齐国自我辩解。根本不正当，只知道畏惧他人，也是可鄙的。

初税亩

治理土地，商朝叫“助”，周朝叫“彻”。“助”法区分公田和私田，“彻”法则公田私田相通，“彻”法其实还是“助”法。宣公实行按亩征税，《左传》说：“谷物产出不过借，既然已经借了，又按亩征税，这是超过借的限度。”变法来加重赋税，史书初次记载时便痛恨这种开端，因为残害百姓，到了哀公时，即使加倍征税也不够了。

冬蝝生

蝝，是螽斯的幼虫。周朝的冬天相当于夏历的秋天。谷物将要成熟时蝝虫出现，灾祸严重波及百姓。天灾接连而至，不畏惧上天却剥削百姓，所以谨慎地记录这件事。

饥

宣公时期再次记载饥荒，在灾年增加赋税，坐视百姓死亡，丧失了君主的道义。

十六年

春天周王正月，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

晋国灭掉潞氏，还有理由。甲氏是别的部族，留吁尤其微小。又有什么罪过而灭掉他们，使他们没有遗留呢？况且在欑函会盟后不久，灭掉狄人三大部族，是不守信用的表现。晋国自从被楚国打败后，只致力于兼并狄人的土地来壮大自己，是五霸中的罪人。士匄作为将领，却记载为“人”，是深深贬低他。

夏天成周宣榭发生火灾

成周，是东都。宣榭，是宣王的榭。它的形制有堂没有室，以便射箭。宣王在这里讲习武事，就是《诗经》所说的“再次在东方会盟诸侯”的情况。振兴衰败，平定战乱，成就了中兴的功业。它的遗迹仅存，遭遇火灾被烧毁，上天示意以警戒周朝。

秋天郯国的伯姬来归

用“自归”作为文辞，是因为有过错而被休弃而出。夫妇是人伦的根本，风化的源头。到了被休弃的地步，那么人伦就变了，教化就衰败了。张洽说：“即使是诸侯的尊贵，也应当谢罪于自己教导无方而接受休弃。”

冬天大有年

十八年中，屡次记载灾荒，只有一年大有年成，也算是幸运了。记载它来为百姓庆贺。

十七年

春天周王正月庚子日，许国国君许男锡我去世。

丁未日，蔡国国君蔡侯申去世。

夏天安葬许昭公。

安葬蔡文公。

自从楚国强大以来，蔡国、许国不见于经书，是归属楚国的缘故。宣公为人，计较利益不顾道义。他起初依靠齐国取得君位，唯独厚待齐国。即使是天子的尊贵，盟主的强大，也简略他们的礼节。现在则依附楚国，蔡国、许国成为楚国的私属，都防备他们的葬礼。比较这些事，他的实情就显现了。

六月癸卯日发生日食。

己未日，鲁公与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盟。

《谷梁传》说：“同盟是为了排斥楚国。”楚国已经得到宋国，晋侯害怕而结下这个盟约。鲁公虽然依附楚国，因为晋国征召会盟，又跟随晋国。况且当时，宋、郑、陈、蔡跟随楚国，卫、曹、邾跟随晋国，而鲁国两属。现在晋侯亲自出来，而四位国君一起来，所以记载为“同”。然而不修明政治，只靠自强和要挟结盟来互相巩固，也是末节了。至于向齐国征召会盟，而齐侯因为妇人的喜怒拒绝郤克，因此有第二年春天的讨伐。以及成二年的鞌之战。

秋天鲁公从会盟地回来。

冬天十一月壬午日，鲁公的弟弟叔肸去世。

诸侯的兄弟担任卿，本来依据先君而记载为公子，以区别于现在的国君。他们因事出现而记载为兄和弟，是改变文辞，意义系于事情。到了去世，就不是因事出现而是以人著称了。叔肸不担任卿，去世不应该记载。记载他的去世，是重视这个人。所以不以尊贵区别，而以亲情相通。称为“公弟”是认为他贤德。宣公弑君自立，叔肸内心不认同。因为道义所以不做臣子，因为亲情所以不离开，做到了弟弟的道义。宣公在他去世时给予加礼，所以记载“叔”来记录这种特殊待遇。叔肸不担任卿，但他的后代世代担任卿，这是叔氏的开始。

十八年

春天晋侯和卫国世子臧讨伐齐国。

断道同盟排斥楚国，而齐国不参与，是不义的。只是齐国作为霸主，其余国家只因为晋文公的强盛，齐国跟随他。现在晋国霸业衰落了，能一定让齐国跟随吗？况且楚国侵扰中原，晋国不过问，却劳师动众讨伐齐国，这是避开楚国而残害华夏。诸侯中齐国、秦国最大，晋国已经失去秦国，现在又激怒齐国。如果楚庄王不死，将要收取卞庄之利的便宜了。卫国跟随晋国，是惩戒孔达被杀的缘故。记载“世子”，是讥讽。世子不可以率领军队。

鲁公讨伐〇。

鲁国与〇世代通婚，僖公、文公时期〇都来朝见。宣公即位后〇不来，不来是合乎道义的。宣公讨伐它，正好暴露自己的恶行，而彰显〇的道义。

四月

七月邾人在鄫地杀害鄫子。

贼人在内叫弑，从外叫戕。戕，是残害杀害。人微贱，联系到邾国的谋划，出自邾子。以前利用鄫子，现在杀害鄫子，邾国的恶行极点了。地点记载为鄫，是归罪于鄫。在邾国利用鄫子而不报答，在鄫地杀害鄫子而没有防卫。鄫国的臣子，罪过太大了。

甲戌日，楚君楚子旅去世。

楚君从此开始记载去世，大概鲁国侍奉他如同侍奉齐、晋，所以根据讣告而记载。记载“子”，是纠正他的爵位。不记载安葬，是因为他僭越称号不可记载，所以删去。楚旅以前，虽然僭越称号扰乱华夏，甚至窥视周鼎，与诸侯力争，但楚旅尤其横行。议论的人认为进用他，所以用爵位称呼他，重视他，所以记载他去世，失去了《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

公孙归父前往晋国。

宣公之初，一心侍奉齐国。等到楚国包围宋国

译即使让归父防备楚国前往晋国，征召防公，就亲自前往防备晋国。晋国攻打齐国而齐国屈服，又派归父出使晋国。大概只是以利益作为向背的标准罢了。根据《左传》记载，归父谋划借助晋国的力量去除三桓以加强公室，但仲遂身为大逆之人，归父继承他独揽国家大权，难道能用自己的不正派去纠正别人吗？即使去除了三桓，归父自己也是一个三桓，对公室有什么益处呢？况且不能用礼制来制止动乱反而招引外兵，这正好加速灾祸罢了。宣公此举是失策了。当时晋国的政事也掌握在强势家族手中，又事奉晋国不久，所以所谋划的事情没有成功。

译冬季十月壬戌日，成公在路寝去世。

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

从晋国回来这件事，是事后的补充。到达笙地还没有回国，于是逃奔，是因为国君去世而家族被遣散，不可以返回了。不说是从国外逃奔，是因为归父本来就在国内。宣公因为仲遂而即位，后来却宠爱归父，任用他过于专断，三桓忌恨他很久了。现在又谋划除去三桓，更加加重了他们的怨恨。国君去世而三方面的怨恨发作，所以归父逃奔。夫遂的弑君自立，是为了子孙打算罢了。刚转身家族就遣散儿子逃奔，值得鉴戒啊。传中记载季孙追论仲遂的罪过，臧孙附和并驱逐归父，不把国君去世当作悲痛，不把嗣君当作心意，罪不容诛啊。归父听说国君去世，家族遣散，在宗庙设立帷帐成踊，在介子那里复命，符合礼仪，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惜谋划不善，应当招致祸患啊。

【辛未】周定王十七年【在位二十一年，儿子简王即位】

成公

名黑肱，是宣公的儿子。

元年

春季周历正月，成公即位。

二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宣公。

没有冰。

经文中三次记载没有冰，襄公二十八年春季没有大事，附在春季之后。桓公十四年二月没有大事，附在正月大事之后。这里正二月三月都有大事，附在二月大事之后。大概冰统管亥、子、丑三个月为候，亥月开始结冰，丑月则坚硬，到寅月就解冻了。所以以二月为界限。这是常年温暖的惩罚，事情关系天下，而国家也参与其中。这时成公年幼，政令在三桓手中，是纲纪松弛的应验吗？胡安国说：“《春秋》所载，都是治理国家的重大训诫。人有防备而不登载姓名，事有小而不记载本末。至于雨雹冰雪则全部记载，大概天人是一理。观察阴阳寒暑的变化，来考察其盈虚消长，这是敬天勤民谨慎于防备的意思，每谨慎于防备，王道就完备了。”

三月制作丘甲。

这是因为谋划对齐国作战而增加兵力。丘甲，是每丘出一甲。《司马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赋车一乘，步兵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这是四丘共出三甲。现在每丘出一甲，那么一甸四甲，而士卒共百人，总计一乘，增加一甲了。累计三甸计算，增加一乘了。作与初都是创立的名称，而意义不同。食赋的额度，年年征收，从初到终。兵赋的额度，有事时使用，有开始而有停止。然而扰乱先王的制度，以重重困民，则是一样的。这时行父因为齐国的一笑，愤怒齐国丘甲的制作，与后来四卿的将领，都是行父的缘故。他的罪过大了。

夏季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

行父当政，怨恨齐国人接纳归父，又听说他们将出动楚国军队，所以结交晋国。晋国既愤怒，齐国也想安抚鲁国，所以不害怕降低身份而为此盟。大概都是以缔结私交而分裂道义，不顾了，所以记载以讥讽之。

秋季周王军队在茅戎大败。

不记载战，不以戎抗王。至尊无敌，无敌而有败，是自败。戎不是小败，王军王军自败而已。这是自治之道，自治而天下定了。

冬季十月

二年

春季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鲁国背离齐国事奉晋国，所以齐国怨恨它。只是赤棘刚结盟，齐军随即到来攻打鲁国，刚好与晋国为敌，不待贬责而罪过就显现了。

夏季四月丙戌日，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国军队在新筑作战，卫军大败。

《春秋》称卫国侵犯齐国，大概是趁着齐国攻打鲁国而空虚罢了。齐国知道，就用攻打鲁国的军队抵御它。新筑，则卫国计谋不行了。良夫不听石稷的话而贸然作战，导致军队受辱国家受损，所以以良夫主持此战。卫国记载将领，记载率领，师事起于卫国，明白了。齐国只记载军队，其为攻打鲁国的军队，明白了。

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与齐侯在鞌作战，齐军大败。

策书的体例，将举元帅。现在鲁国四卿都记载，是各自为将。既制作丘甲，扫境兴师。晋国郤克与鲁、卫诸大夫都对齐国有憾，齐国又攻打鲁国，打败卫国，所以以北鄙新筑为借口，因而各泄其憾，这是四国大夫的志向吗？此战，齐军大败，有败道。无礼以生衅，放肆以结怨，而又好勇轻敌，宜其败也。晋国赏赐鞌之功，作六军而六卿专权，晋国的机兆了。季孙一怒，扫境兴师，自此鲁国知有季，不知有公了。良夫的儿子林父，逐君立君，为卫国乱首了。大夫专政，兵革繁兴，诈力相尚，而礼若弁髦。特书诸卿，着当时之横，而忧其继此之祸也。

秋季七月，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己酉日，与国佐在袁娄结盟。齐军既败，纳贿求免，卑亦甚矣。曰：“如师盟，不盟，未可知之辞也。”乃郤克恃胜，以不义求多于齐，为国佐正辞所屈，其气遂馁，而及之盟。是晋欲盟而制盟，反在国佐也。齐伐人而自伐，晋侮人而自侮，可鉴已。

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

译庚寅日，卫侯速去世。

夺取汶阳的田地。

这是齐国的贿赂，晋国得到了宝物，而鲁国、卫国各自得到了被侵占的土地。这里记载用“取”字，与“僖公取济西田”相同。

译冬天，楚国军队和郑国军队侵犯卫国。

卫国跟随晋国讨伐齐国，所以楚国借救援齐国的名义来侵犯卫国。郑国排在楚国之后，是听命于楚国调遣的意思。称“师”表示动用大量军队。晋国既然已经倾尽全国兵力战胜齐国，于是无力救援卫国，而十一个国家都跟随楚国了。楚国占据防地却攻打防地，郑国偏袒楚国却残害华夏，晋国争夺小利而失去大局，这些都是罪过。

十一月，鲁成公在蜀地防备楚国公子婴齐。

防备〇楚国军队侵犯卫国，接着在蜀地侵犯我国军队却不记载“侵”，为什么呢？军队正对着鲁国的三桓，急忙让国君出迎，还没有构成侵犯。以诸侯之君的身份防备荆蛮之臣，不避讳国君，为什么呢？是为了彰显三桓的罪恶。楚国军队本为救援齐国而来，而在鞌之战中，季孙和叔孙实际上是主事者，〇自身被俘受辱，所以让国君来承担。诸侯霸主用嘉礼来盟会，三桓前往与之抗衡礼仪，楚国大臣率领军队前来，让国君受辱。通过对比事件来看，不臣服的罪恶就显明了。楚国卿大夫记载为“公子”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的势力日益强大，不得不详细记载。

丙申日，鲁成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

楚国主持盟会，鲁国没有坚定的志向，先于诸夏前往防备。从此楚国召集盟会，各国都到了。记载“公及”，是深深责备鲁国。“婴齐”出使，称“师”，彰显其人多势众。防备时记载名字，是责备其对抗。盟会时记载“人”，是压制其强势。各国的大夫都称“人”，是厌恶他们废弛礼制。天下都跟随楚国，不值得再排序了。新城跟随晋国大夫盟会，这次跟随楚国大夫盟会，变化更加低下了。

三年

春天周历正月，鲁成公在蜀地防备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郑国跟随楚国，扰乱华夏，晋国讨伐它，是适宜的。只是卫国刚被侵犯，畏惧楚国不出兵，各国在蜀地盟会，畏惧楚国不争斗。楚国离开后才出兵吗？晋国的无能太严重了。宋国、卫国一会儿亲楚，一会儿亲晋，是可耻的。楚国来，鲁公首先跟随；楚国去，鲁公首先背叛，更是过分了。宋国、卫国国君未葬，就跟随出兵，是罪过。然而听从晋国命令，晋国也有责任。

辛亥日安葬卫穆公

二月，鲁成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

昭穆的宗庙，都称为宫。旧的主牌位迁走，新的主牌位进入，一定要更新。所谓新，只是更换屋檐、粉刷墙壁罢了。这时，宣公刚入庙，不称谥号，而称新宫，是因为火灾的缘故，不忍心说出。哭三天，是哀悼，没有讥讽。只是记载火灾罢了。

乙亥日安葬宋文公

七月才安葬，大概是因为葬礼隆重而超过了时限，而且疑似符合王礼。宋国国君背着灵柩跟随出兵，却用厚葬来表明孝心，是悖理的。

夏天，鲁成公前往晋国

拜谢汶阳的田地，并且盟会结束后朝见，用侍奉周天子的事来侍奉晋国。

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许国倚仗楚国而不侍奉郑国，郑国因此讨伐它。然而郑国且背叛晋国而专门侍奉楚国，凭什么责备许国呢？郑国遭受晋国讨伐，又讨伐许国来激怒楚国，这是同时挑拨晋国和楚国。况且许国是郑国的南部屏障，何不放过许国作为外部屏障，反而自己撤除它，是失策了。

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秋天，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〇

〇不属于国内邑」，《公羊传》说：「是汶阳的邑。」恢复旧地而百姓不服，是因为税亩、邱甲赋税繁重役使沉重，「〇不愿做这里的百姓」。成公不修德行政治来招抚他们，却命令将领兴师包围攻打，失去了安抚的道理。

大雩

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讨伐廧咎如

赤狄的残余，防备人国而不留余地，残暴不仁太严重了！只是追逐利益罢了。孙良夫每次跟随郤氏的军事行动，是同恶。

冬天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防备〇两位卿大夫派使者来聘问，并且寻求盟约，大概都有君命。然而来只说聘问而另外说盟约，聘问用来结交友好，盟约用来消除疑虑，重视友好而厌恶疑虑。不记载国君，是避讳。荀庚在晋国，班次在第三；孙良夫在卫国，则是上卿。先与荀庚结盟，是不合礼的。蔑视周朝班次而畏惧霸主。

郑国讨伐许国

再次讨伐许国，厌恶郑国。不记载，是因为人与军队都缺漏。

四年

春天，宋公派华元来聘问

宋国未曾聘问鲁国，这次继晋国、卫国之后来聘问，大概是因为三年盟会讨伐郑国而相互结交。卫国与宋国都未服丧完毕，就交往聘问，是不合礼的。

三月壬申日，郑伯坚去世

〇伯来朝

杜预说：「将要出奔，叔姬先修朝礼，说明原因。」

夏天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

鲁成公前往晋国

鲁成公因为蜀地盟会背叛晋国跟随楚国，内心有所畏惧，所以接连几年前往晋国，不知道过分恭敬，反而招致侮辱。

安葬郑襄公

秋天，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防备〇鲁成公因为晋侯不敬，想向楚国求和，行父劝谏他才停止。家〇翁说：「鲁成公心中没有主见，所以楚国的强大足以动摇他，而乞求盟会；晋国的傲慢足以改变他，而思谋背叛。跟随楚国又前往晋国，全部记载下来而他的过失就显明了。」

冬天修筑郓城

郓就是汶阳的一个邑，鲁国既然得到汶阳，所以修筑郓城来自我巩固，虽然当时也记载重视役使百姓。

郑伯讨伐许国

三次讨伐许国了。已经速葬，以节俭亲近却背叛盟约而为〇。而且未满一年就记载爵位，已经成为国君了。不配做儿子了。

五年

春天周历正月〇叔姬回来

去年〇伯来朝，说明

译所以，臧伯本来就有推辞的理由，因此用“自归”作为记载的措辞。

仲孙蔑前往宋国，

是为了报答华元。

夏季，叔孙侨如在穀地拦截晋国的荀首。

穀是齐国的地方，别国的大夫如果没有经过我国境内，却让大夫前往拦截，这是不合礼制的。汪克宽说：自从文公十一年，彭生拦截郤缺；宣公十五年，仲孙蔑拦截高固。从此以后，大夫拦截大夫，就逐渐成为惯例。鲁国的政令掌握在三家手中，晋国的政令掌握在六卿手中，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梁山崩塌。梁山原本在韩国，用以防御晋国，后来被晋国占有。山崩不记载在晋国，是因为这是天下的异象。

秋季发生大水。

冬季十有一月己酉日，周天子驾崩。这是周定王。自周桓王以后，王政不能施行于列国。自周定王以后，王政不能施行于王畿之内。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

十有二月，己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在虫牢举行同盟。齐国自从鞌之战后，臣服于晋国，两国国君未曾相见。郑国屡次攻打许国，楚国人对此愤怒，郑国想要追随晋国，所以举行大规模会盟来谋划此事。使齐国在新近臣服的状态下安定下来，使郑国从长期叛离中回归，联合宋、鲁、卫、曹、邾等国并重申命令。这是恢复霸业的关键吗？然而周天子新近驾崩，会盟却不废止，无视天子的罪过，比起其他的盟会更加严重了。

六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会盟晋国之后，安然回国，记载“自防”而不记载“奔”，无视天子的罪过就显露出来了。

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武宫，是武公的宗庙。武公，是周公的九世孙，成公的十一世祖。他辅佐宣王征伐有功，所以谥号为武。诸侯设五座宗庙，而鲁国设六座。太庙、太室不毁，二昭、二穆轮流毁弃，那么武公的宗庙早就该毁弃了。《左传》说季文子因为鞌之战的功劳而建立武宫，而服虔认为是因为祈祷武公而获胜，所以再次建立他的宗庙。《公羊传》说：“立，是不应该建立。”这大概是季孙氏的罪过。

攻取鄟国。鄟国是附庸国，记载“取”是为了避讳内乱。

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这是晋国的命令，宋国因为国难推辞会盟，所以如此。此前楚庄王围困宋国九个月，晋国没有救援，虫牢之盟，宋国确实参与了，没有二心，诸侯尚未归附，又谋划再次会盟。晋国的命令实在繁多，却责怪宋国推辞会盟，让卫国侵犯它，不也是过分吗？孙良夫屡次率领军队，专权了。

夏季六月，邾子来朝见。

公孙婴齐出使晋国。接受侵犯宋国的命令。鲁公连年出使晋国，大夫又相继前往。霸政的烦苛，小国的困顿，都显现出来了。

壬申日，郑伯费去世。

秋季，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鲁国与宋国曾经会盟，曾经聘问，曾经同盟。晋国命令攻打它，不敢以道义劝谏晋国，却急忙攻打它的国家，可以吗？况且国家的大事，只有军事听从别人的命令，而轻率使用武力，有什么益处？在鞌之战，四位卿大夫都记载了，这里又两位卿大夫都记载了，大夫的力量更加强大了。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郑国背离楚国，依附晋国，这是改过迁善。况且又处于会盟之中，婴齐攻打它，非常不义。楚国大夫率领军队，在这里开始见于经书，大概是政令在大夫手中，列国都是如此，婴齐不过是效仿罢了。

冬季，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这是祝贺迁都，晋国迁都新田，选择有利之地自便，大概是常事，所以不记载。有人说：这是再次侵犯宋国的命令。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郑国依附晋国而楚国攻打它，不得不救援，在绕角遭遇楚军，楚军撤退，救援郑国的道义伸张了。于是又转移军队侵犯蔡国，就没有名义了。再次在桑隧遭遇楚军，晋军撤退，大概是谋划不善，知道困难而退却。经书记载以肯定其救援，而对其侵犯蔡国和躲避楚军则省略，肯定善良而宽恕其不足之处。

七年

春季周王正月，小老鼠吃掉了郊祭牛角的肉，重新占卜选牛，小老鼠又吃掉了新牛的角，于是免除郊祭。牺牲，是变异。郊祭的牛是牺牲中最尊重的，小老鼠竟然能吃到它的角吗？吃一次还可以说是偶然，再吃一次就不是人力所能防备的了。大概是鲁国僭越郊祭上天，本来就不应享受，小老鼠的灾害，又是天意不赞许鲁国。程端学说：“当时成公年幼弱小，三桓专权，小老鼠吃郊祭牛的角，是上天显示谴责。不知道恐惧，又吃新牛的角，上天的谴责更深了。”

吴国攻打郯国。吴国是太伯的后代，它初次见于经书，只举国名而外之。因为它追随楚国而僭越称号，攻打郯国扰乱华夏。楚国的祸患未止，吴国又兴起了。

夏季五月，曹伯来朝见。曹国是鲁国的兄弟之国，自僖公、文公以后，屡次朝见鲁国，鲁国未曾回报聘问，因为它是小国。邦交的不合礼制，可以知道了。

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之祭。凡是记载“免牲”、“免牛”，就是不举行郊祭。正月记载“免牛”，那么冬至不举行郊祭就可以知道了。现在五月是祈求谷物，也过时了。既然不举行郊祭，为什么记载？大概是鲁国在五月举行三望之祭。“犹”字，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意思。不合时宜，而且不合礼制。

秋季，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援郑国，这是再次救援郑国。霸主的职责修明了。前次的救援，还是大夫；这次则是九位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超过一年都到了。郑国依靠这个不屈服于楚国。蜀地会盟之后，晋国的霸业得以延续，依赖的就是这个。所以经书记载以肯定它。

八月戊辰日，在马陵举行同盟。晋国两次救援郑国，都还未到达，楚军就撤退了。楚国的兵力还没有削弱。诸侯大概共同畏惧楚国，所以晋国在救兵未返回时，就举行这个同盟，用来消除诸侯的恐惧，并平息他们与楚国两属的心思。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诸侯会盟而楚军撤退，不费兵力就成功了，得到了救援郑国的好处，所以就从会盟之地回国。

吴国进入州来。州来，是楚国的附庸国，是吴楚之间的关键要地。吴国原本属于楚国，晋国派巫臣到吴国，教他背叛楚国。凡是

译属于楚国的土地，吴国全部夺取了。婴齐在吴国奔走效力，没有空闲去侵犯楚国内部，吴国的锐气于是受挫。然而眼前给楚国留下祸患，并且自己树立敌人。大概是因为不致力于政治，而借助外力，终究不是好的计策。

译冬季举行大雩祭，是因为发生了旱灾。周历的冬季相当于夏历的秋季。

卫国孙林父出逃到晋国。孙林父，字良父，是孙氏的后人。孙氏世代掌握卫国政权，并且在外结交晋国的强大家族，因此被国君厌恶，于是逃往晋国。后来他从晋国返回卫国，成为卫国的祸患，直到卫成公四十年。这是因为晋国的强大家族为他提供了援助。晋国国君不明大义，听信强大家族的话，庇护乱臣，从而危害他国。而晋国自身，也将暗中受到强大家族的操控，这是值得鉴戒的。

鲁成公八年

春季，晋国国君派韩穿来告诉鲁国：“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齐国。”

汶阳的土地，本来是鲁国的土地，却被齐国侵占。鞌之战后，晋国命令齐国将土地归还给鲁国。如今齐国臣服于晋国，并且多次跟随晋国出征。晋国又想取悦齐国，于是再次夺取土地送给齐国。韩穿来告知此事，是因为道义上不可行，却强行这样说。这实际上是胁迫鲁国。这样做既不合道义又失信于人。收回自己原有的土地，称为“归”；获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称为“取”。以前对鲁国说“取”，现在对齐国说“归”，为什么呢？因为凭借晋国的力量，却不能坚守道义。即使是自己的土地，也好像不是自己的土地一样。所以称为“取”。顺从晋国的命令，而不敢坚持道义。即使是自己的土地，也好像齐国的土地一样。所以称为“归”。说“归还给齐国”，是因为归还是给了不该给的地方。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侵犯蔡国。

这是为了与楚国争夺蔡国。大国争夺霸权，小国遭受祸害。以前对郑国记载“救”，是欢喜郑国；这里对蔡国记载“侵”，是鄙薄蔡国。圣人的情感，由此显现出来了。

公孙婴齐出使莒国。

这是为了与莒国交好。鲁国曾经调解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国不肯接受，鲁国多次讨伐莒国。在虫牢的盟会上，莒国人也参加了，所以鲁国与莒国交好。后来鲁国又被迫服从晋国而讨伐莒国，鲁国的邦交关系就是这样吗？

宋国国君派华元来聘问。

华元不是专门执行聘问任务，而是兼为宋国国君谋划婚事，所以接着记载了纳币之事。

夏季，宋国国君派公孙寿来纳币。

婚礼不称主人，而记载宋国国君派遣使者，这是没有母亲的措辞。纳币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宋伯姬。国内女子出嫁，只有纪叔姬、宋伯姬，记载得特别详细，是因为她们贤德。纳币本来可以省略，却没有省略，以此来显示她的贤德，所以特别记载。此后记载送媵妾，记载送新娘，言辞繁多不简略，都是这个意思。因为将有其结局，所以记录其开端。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赵同、赵括。

赵同、赵括被杀，是因为赵庄姬进谗言，说他们将要作乱。晋国国君相信了，于是栾氏、郤氏、徵氏请求诛杀他们，所以称国名以杀，而不除去他们的官职。然而赵氏子孙无罪而死，这也是赵盾专权晋国的祸患吗？

秋季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予鲁公命令。

天子，即天王，是通用的称呼。经文中记载“天王”二十五次，这里记载“天子”；记载“锡命”两次，这里记载“赐命”。而且《公羊传》、《谷梁传》也都作“锡命”，大概是抄写错误。鲁成公未曾入朝觐见，又没有功德可褒奖，赐命做什么呢？周天子对鲁国一共三次赐命：桓公终其一生未入朝觐见，是追赐的；文公不等入朝觐见，是预先赐的；成公八年未朝觐，是就地赐的。爵位命令，是天子用来控制天下的，如果轻率使用，王室的威灵就衰落了。

冬季十月癸卯日，纪叔姬去世。

国内女子出嫁，不记载。去世，像齐子叔姬、郯伯姬就是这样。这里因为纪伯迎娶她的灵柩，带回去，不可以不记载。断绝了与纪国的关系，但仍然用纪国的称谓来称呼她，以示从一而终的道义。

晋国国君派士燮来聘问。

叔孙侨如会同晋国士燮、齐国人、邾国人讨伐郯国。

吴国讨伐郯国，晋国不能救援，力量衰竭而屈服于吴国，难道是他们愿意的吗？晋国急忙兴师讨伐郯国，这是让小国无所依靠而遭受两面军事打击。以前在楚国那里失去了道义，现在又在吴国那里使用武力，深深责备晋国。鲁国与郯国通婚，被迫服从强权命令，也是不对的。

卫国人来送媵妾。

送媵妾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宋伯姬。记录宋伯姬，为什么记载她的媵妾？因为后面有晋国、齐国，显示大国都来送媵妾。程子说：“一个女子的贤德，尚且闻名于诸侯，何况君子呢？”

鲁成公九年

春季周历正月，纪伯来迎娶叔姬的灵柩，带回去。

纪伯认为叔姬贤德，当初就不应该让她出嫁；认为她不贤德，那么灵柩就不应该接回。灵柩在鲁国，请求接回。以前为什么接受她？现在为什么请求她？都失算了。

鲁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纪伯在蒲地结盟。

没有事情却再次结盟，是因为诸侯害怕背叛。晋国自从马陵之战后，接受了孙林父的投奔，从而与卫国产生嫌隙，归还汶阳的土地，从而疏远鲁国，力量不敢问罪楚国，却侵犯蔡国；威势不足以波及吴国，却讨伐郯国，不知道自我反省，却想用威势来约束诸侯。即使多次结盟，有什么益处呢？《春秋》记载同盟，有欢喜他们会同的，有幸庆他们还能会同的，有担忧他们勉强会同而终将不同的，根据事情考察就可以知道了。

鲁公从蒲地回国。

二月，宋伯姬嫁到宋国。

国内女子出嫁，是常事。常事可以省略而记载，是为了记录宋伯姬。

夏季，季孙行父出使宋国送新娘。

送新娘，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录宋伯姬。程子说：“古代女子三个月后在宗庙拜见祖先，才算正式成为媳妇。父母派人安抚她，称为送新娘。鲁国重视宋伯姬，所以派卿大夫去送。”

晋国人来送媵妾。

晋国是霸主国家。宋伯姬的贤德，闻名于四方邻国，所以晋国也来送媵妾。

秋季七月丙子日，齐侯无野去世。

晋国人拘捕了郑伯，晋国栾书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春季在蒲地结盟。郑国正跟随晋国，楚国人用重金贿赂请求郑国。郑国畏惧楚国的强大，又贪图其利益，偷偷在邓地结盟。郑国确实有罪。然而

译郑国随即又朝见晋国，这说明它最终还是不敢背叛晋国。然而晋国却立刻抓捕郑伯，这种做法太过残暴了。怎么知道郑国是来朝见的呢？既然没有发动侵伐，也不是为了防备盟约，而史书直接记载“执来朝”，由此可以推知。抓捕了郑国的国君，随即又攻打郑国，这是想要出其不意来防备郑国罢了。这样怎么能使郑伯信服并安慰郑国百姓的期望呢？后来郑国虽然暂时顺从晋国，但最终却归附了楚国。扰乱中原诸侯的，长达二十年，这还能怪谁呢？所以，抓捕郑伯时称“人”，是责备晋国无视周王室的权威；攻打郑国时称“师”，是厌恶晋国滥用武力、肆虐无度。

译冬季十一月，安葬齐顷公。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庚申日，莒国溃败。

防〇楚国侵犯陈国以救援郑国，又从陈国出发攻打莒国。不记载救援郑国，是因为没有向郑国报告就侵犯陈国，不能说是救援郑国。也不记载侵犯陈国，是因为楚国的意图不在陈国，而在于深入敌境以扰乱晋国。记载莒国溃败，是责备晋国。马陵与蒲、莒刚刚结盟，又不是遥远的国家而不救援，这是为什么呢？莒国是小国，哪里足以抵抗楚国？它没有防备的罪过可以忽略。况且莒国一向与楚国隔绝，哪里料到楚国会直接侵犯它的国家呢？《左传》不责备诸侯没有谋略，而责备莒国没有防备，这不符合《春秋》的本意。

楚国军队攻入郓地。

左〇认为郓是莒国的城邑，但莒国已经溃败，攻入其旁边的城邑不值得记载。这大概是文公十二年行父所筑的城邑，崔彦直说：“郓，是鲁国的城邑。”这是对的，攻入鲁国的城邑应当先有侵犯讨伐的记载，现在只记载“入”，是因为莒国既已溃败，乘势攻入，郓地还谈不上侵犯讨伐。楚国是防备者，婴齐在莒国，另派偏师攻入郓地。记载“入”郓，是警示鲁国危险。楚国扰乱华夏的方法有二，一是径直经过蔡国争夺郑国，一是经由徐国使鲁国受困。

秦国人联合白狄攻打晋国。

宣公十五年，秦国攻打晋国，晋国未曾报复。晋国哪里对不起秦国呢？现在楚国攻打莒国，以扰乱晋国。秦国并且联合狄人，来攻打晋国，这是勾结楚国扰乱华夏。所以记载此事以表示厌恶。白狄介于秦晋之间，交替被利用，来互相攻伐，罪责相当。然而祸患实际上是晋国开启的。

郑国人围攻许国。

郑伯尚未被释放，却围攻许国。大概是为了显示不急于迎回国君，所以不畏忌晋国而激怒晋国。郑国人想以此作为迎回国君的手段。秦国俘获晋惠公，惠公最终返回国家，那么晋国迎回国君是得法的。不这样做，却使用欺诈，而且国君在外又另立国君，这是导致动乱的阶梯。这是执政大臣的罪过。

修筑内城。

《春秋》经记载修筑内城，两次在定公六年，《谷梁传》说：“不是排斥外民，也不是仅仅讥讽，那么内城大概是在外郭之内了。诸侯的守备应在四境，已经不算有道，何况降格到修筑内城呢？况且劳役百姓以排斥外民，国君和谁一起守城呢？”

十年

春季，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晋国既然拘捕郑伯来攻打郑国，又命令卫国攻打它，不义极了。卫国听从命令而助虐，也是不对的。叶梦得说：“黑背为什么称弟？战争凶险危急，不任用可以统兵的人，却偏爱自己的弟弟，这不是爱护弟弟的道理。”胡安国说：“黑背生了公孙剽，孙林父驱逐卫侯衎而立剽，剽的即位大概是孙林父宠爱的结果，与齐无知相同，特意记载以作为后世的警戒。”

夏季四月，五次占卜郊祀都不吉，于是不再郊祀。

三月，是郊祀的时节。在二月下旬占卜，过十天占卜一次，到三月中旬，三次占卜都不吉。时节已经过了。僖公四次占卜，是勉强；五次占卜，亵渎神灵太甚了。

五月，鲁公会见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晋国拘捕郑伯，很久不释放，而郑国也不寻求迎回国君。而且已经另立国君了，晋国不得已攻打并迎回他，以求和解。不义却劳烦诸侯，以残害百姓，悖理极了。《春秋》经在十三年记载“郑伯跟随晋国攻打秦国”，那么此时“郑伯回到郑国”，可以知道不记载，是因为晋国强行接纳他，不是真正的归顺。

齐国人来送陪嫁。

诸侯娶妻，两国送陪嫁，卫国、晋国已经完备，次数多了。齐国又来送陪嫁，伯姬虽然贤德，确实超过礼制了。鲁国和宋国不推辞，是不合礼的。

丙午日，晋侯獳去世。

秋季七月，鲁公前往晋国。

奔丧送葬，都是臣子的事情。晋国发丧而鲁公亲自前往，是用侍奉天子的礼节侍奉晋国。当时晋国怀疑鲁国对楚国有二心，扣留鲁公让他送葬，是以天子的礼节自居。所以删去记载送葬，以纠正无视天子的罪过。

冬季十月

十一年

春季，周历三月，鲁公从晋国回来。

总共九个月才回来，时间很长。《左传》说：“晋国人认为鲁公对楚国有二心，所以扣留鲁公，请求接受盟约后才让他回去。”

晋侯派郤犨来聘问。己丑日，与郤犨结盟。

鲁公刚到，郤犨就跟随而来，表面上是聘问，实际上是胁迫结盟。鲁公与大夫为敌，是耻辱，所以避讳不记载鲁公。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这是回报聘问。黄仲炎说：晋国扣留鲁公九个月才让他回去，他派来聘问鲁国的人，难道是亲近鲁国吗？是怀疑鲁国叛变而胁迫他。鲁国受辱于晋国，还继续朝见并聘问，难道是感激晋国的恩德吗？是畏惧他的威势而谄媚他。晋国以胁迫结盟为信用，鲁国以谄媚侍奉为礼节。

秋季，叔孙侨如前往齐国。

鲁国自从鞌之战与齐国结怨，后来虽然会盟攻打、送陪嫁，但聘问没有修复。现在既然被晋国疏远，恐怕齐国乘隙重提旧怨，所以疏通旧好的关系。不久就求婚，于是齐国最终没有回报聘问。由此可知，国家事务应当自强，左右求免，不是好的防备。

冬季十月

十二年

春季，周公出逃到晋国。

按照《左传》，周公楚厌恶惠王、襄王的逼迫，并且与伯舆争夺政权，不胜愤怒而出逃。周王派刘子与他结盟让他回国，三天后又出逃到晋国。这是无视周王，是打算挟持晋国来对抗周王。而晋国敢接纳他的逃亡，罪责相当。周王臣子记载出逃的有三次：周公楚是离职的人，所以说“出”。王子瑕、王子朝都是叛逆作乱，而不是离职的人，所以不说“出”。

夏季，鲁公在〇泽会见晋侯、卫侯。

鲁公被晋国扣留，又被胁迫结盟，鲁公有怨恨。现在晋厉公新即位，将要联合诸侯来

译讨伐秦国，担心鲁国不会来，所以加以防备，这是放下怨恨、重修友好的做法。卫国一向与晋国和睦，又与鲁国和睦，所以卫国国君也参与了这件事。

秋天，晋军在交刚打败了狄人。

译宣公、成公在位时期，晋国屡次对狄人用兵。要想谋求霸业，应当先驱逐楚国，即使是秦国也理应暂且搁置，何况是狄人呢？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讥讽晋国。

冬十月。

十三年。

春季，晋侯派郤锜来鲁国请求出兵。军队的征调权属于周天子，没有天子的命令而动用别人的军队，已经是罪过了。自从霸主兴起，向诸侯征调军队，这简直是窃取天子的权力，罪过更加深重。然而事情如果符合道义，《春秋》也会予以记录。功过分明，罪责与功劳不会互相掩盖。如今晋国将要讨伐秦国，是为了报私仇，恐怕诸侯不服从，便以“请求出兵”为借口，希望没有不响应的，以此来达成自己的欲望罢了。《春秋》就按照晋国的说辞来记载，大概是因为借此来纠正向来征调军队者的罪过，尊崇周天子，同时也重视百姓。僖公二十六年记载“如晋乞师”，这里记载“来乞师”，是因为鲁国是内国。晋国是霸主，却一律以“乞”为名，圣人的用心由此可见。

三月，鲁公前往京师。

凡是鲁公前往他国都是朝见，那么前往京师也是朝见。但在僖公二十八年，两次记载“朝于王所”，而这里却不说是朝见，是因为河阳、践土之会，是晋侯召见周王，让诸侯去朝见，其本意在于朝见，但召见周王的行为是悖逆的，所以记载“公朝于王所”，意思是周王不在应有的尊位上。这次则是晋国请求出兵以讨伐秦国，路途经过京师，不能越过周王而直接前往，于是顺便朝见，如果不是为了会师讨伐，何必去朝见周王呢？其本意不在于朝见，所以记载“公如京师”，意思是不能算作朝见。诸侯朝见周王，只见于僖公、成公两代，而僖公是做了朝见的事却不符合正道，成公是修了朝见的形式却没有实质。《春秋》通过文字来显示义理，诸侯罪过的轻重，都显现出来了。

夏五月，鲁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会合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

从京师出发会师讨伐，那么诸侯都是在京师会师，由此可知鲁公前来是为了讨伐秦国，而不是为了朝见周王，这就很明白了。程子说：“把讨伐秦国作为继起之事，表明朝见周王更为重要。”

曹伯庐死在军中。

为了替晋国报复私怨，而死在国外，曹国值得怜悯，晋国值得责备。

秋七月，鲁公从讨伐秦国归来。

以讨伐秦国的事向宗庙告祭，大概是因为当时会师的人不知道朝见周王应当更受重视，反而把讨伐秦国看得更重。记载“如”而不记载“朝”，是轻视朝见，以此来端正侍奉君主的道义。把“如”作为本来的事，把“伐”作为继起的事，严格区分会师的性质，以此来保存尊崇君主的礼仪。以讨伐秦国来推究其诛讨的意图，以此来彰显忠诚于君主的诚意。一件事而三次表达深意，维系人伦大道以告诫后世，其考虑深远啊。

冬，安葬曹宣公。

十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去世。

夏，卫国的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晋国收留卫国有罪的逃犯，又把他送回去，记载“自晋”，是深深谴责晋国。从前孙良父屡次跟随郤氏作战，郤氏专权晋国，所以孙林父依靠他们返回卫国，这是要挟君主。要挟君主的人，是驱逐君主的开端。

秋，叔孙侨如到齐国迎娶夫人。

迎娶夫人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失时。新君即位，娶正妻，以供奉祭祀，这是孝道。成公即位已经十二年了，不是太晚了吗？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这是第四次讨伐许国了。郑国介于晋、楚之间，是两国必争之地，而郑国每次在争战平息之时，又自己出兵欺凌小国，这是互相吞并，非常不义。而晋国不过问。第二年，许国迁到叶地，避开郑国以依附楚国。襄公三年，晋国荀偃反而跟随楚国讨伐许国，为什么呢？

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侨如不称氏，是因为事情被省略，这是文辞上的处理。妇有婆婆，当时穆姜还在世。

冬十月庚寅，卫侯臧去世。

秦伯去世。

十五年。

春王二月，安葬卫定公。

三月乙巳，仲婴齐去世。

鲁国有两个婴齐，都是公孙。前面记载公孙婴齐，是叔肸的儿子；这个是仲遂的儿子，归父的弟弟。仲遂被立时，已经赐姓，所以鲁国人用“仲”来区别，而旧史沿用了这个称呼。仲遂与行父勾结作乱，归父想除掉三桓，所以驱逐归父而立婴齐。后来仲遂一驱逐一立，都是行父操纵的。大逆不道如仲遂，还能世代为卿，国家还能安定吗？

癸丑，鲁公会合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在戚地结盟。

十三年，曹伯去世，负刍杀了世子而自立。晋国不立即讨伐，而是向周王请示，率领诸侯执行九伐之典。如今过了三年，借其他事情会合，却与他结盟，这是把奸邪之人列入盟会。后来，曹国人向晋国请求立君，说：“如果有罪，那么君主就把他列入盟会了。”这就给了借口来开脱奸邪之门，举动能不谨慎吗！卫国违背盟约，是不合礼的。宋世子前来，是因为宋公病了。

晋侯逮捕曹伯，把他押送到京师。

逮捕曹伯是讨伐他的篡位，接近于义了。不敢自己处理，而押送到京师，接近于礼了。只是想要讨伐他，不结盟就可以了。结盟却逮捕，这是诱捕，在道义上不光彩。奉王命逮捕，是礼。擅自逮捕，即使押送到京师，命令还是出于晋国，在礼仪上不恭敬。然而自《春秋》记载以来，诸侯互相逮捕的情况很多，这还算比那些好一点，所以记载“晋侯”，大概是肯定他。

鲁公从会盟归来。

夏六月，宋公固去世。

楚子讨伐郑国。

郑国讨伐许国，是原因。郑国从前讨伐许国，楚国不过问，因为郑国当时正依附楚国。如今改而跟随晋国，所以楚国讨伐它。

秋八

译庚辰日，安葬宋共公。

三个月就下葬，速度太快了。防范礼仪上的苟且敷衍，由此可见一斑。

宋国的华元出逃到晋国。

宋国发生动乱，荡山作乱。华元想要讨伐他，担心打不过，所以出逃到晋国借取援助。

译宋国的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

从晋国回来，是借助了晋国的力量。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山。

是华元杀了他。华元担任宋国的正卿，长期执掌政权，不能在祸乱发生前平息它，等到祸乱已经发生才借助外援，他的谋略是低下的。然而这终究不是为了私利，所以史书称“国杀”。大概是因为制度由晋国制定，权力在华元手中，而宋国国君也知道他是讨伐祸乱并听从了他的意见。山不称宋氏，是因为他是因罪被讨伐，所以报丧时不称氏，这是沿袭旧史的做法。山虽然有罪，仍然称他为大夫，是为了保存周王的禁令。

宋国的鱼石逃奔到楚国。

鱼石是山的党羽，害怕受牵连，所以逃奔到君子之国。虽然违背了不逃往敌国的原则，但宋国是中原的关键，是楚国必定争夺的地方，而鱼石却依托了楚国。楚国因此帮助鱼石攻入彭城。如果导致宋国覆灭，那么鱼石的罪过就大了。

冬季，十一月，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虿、邾国的人，在钟离抵御吴国。

这是两次抵御，先则是国内大夫与国外大夫共同抵御，后则是各国与吴国共同抵御。钟离是吴国的地方，前往那里抵御。抵御吴国是晋国的意图。各国只是跟随晋国罢了。如果只记载叔孙侨如会同各国大夫，而吴国也列在其中，那么前往抵御的事实就不完整，就失去了事实真相。况且各国都是大夫，吴国却是国君。如果列在一起，吴国国君就排在下面，这就乱了名分。只有初次抵御以晋国为首，再次抵御特别指出吴国，这样事实既得以体现，名分也彰显清楚了。吴国国君却率领全国军队，这是僭越。大夫不能与诸侯对抗，诸侯不能僭越天子。记载晋国抵御，是责备晋国。黄池争盟的事件，这次抵御就开启了先例。

许国迁都到叶地。

为了躲避郑国而依附楚国，虽然是楚国迁走它，但这是为了文饰郑国的罪过，还是为了责备许国呢？楚国难道是可依仗的国家吗！从此四次迁徙辗转，流离失所不能成国，所以最终被郑国所灭。周王的纲纪已经丧失，霸主的政令又衰落，小国无法自存，真是可悲啊。

十六年

春季，周历正月，下雨结冰在树上。

这是记载异常现象。周历正月建子，应该下雪却下雨，说明上部温暖；附着在树木上结冰，说明下部寒冷。

夏季，四月辛未日，滕国国君去世。

郑国的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晋侯抓住郑伯并再次攻打郑国，几乎灭亡郑国，所以楚国趁虚而入用贿赂要挟郑国，郑国于是决意跟随楚国。然而怨恨晋国而背叛，晋国的情由是可以原谅的。但勾结楚国而扰乱华夏，罪过是不可逃避的。

六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

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

这是将要讨伐郑国，比讨伐秦国更有名正言顺的理由。来请求出兵，是表示谦卑。所以孟献子说：“有胜利了，霸主国家的祸患在于骄傲，不在于谦卑。”

甲午晦日，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军大败。晋军是为了讨伐郑国而出兵，不记载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听说晋军出动而告知楚国，楚子立刻赶来，所以只说交战。上文记载请求出兵，没有其他国家参战，是因为来不及等待诸侯到达。大败归咎于楚子，是因为国君受伤，那么国君比军队更重要。晋灵公、成公、景公三代积累衰落，那些卿大夫对内怠慢国君，对外畏惧敌人。自从邲之战失败后，大势已去。现在楚国又让郑国侵犯宋国，宋国支撑不住，诸侯将随风倒向楚国。厉公在极度衰败之后，不借助外援，一战战胜楚国，功绩与城濮之战相当。只是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经过长期经营的，一战称霸，尚且不高兴而担忧，知道一次胜利不可依赖。厉公在鄢陵获胜，哪有成熟的谋略，不过是侥幸罢了。于是战胜后骄傲奢侈，听信谗言导致内乱。士燮始终给予警告，确实是有原因的。经书记载楚军大败，以记录他的功劳，随后叙述事情以彰显骄傲奢侈导致灾祸的迹象，劝诫之意就很明显了。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侧。

军队战败，将领被诛杀，本来是法律的常规。主持军事的是将领，驾驭将领的是国君。婴齐与公子侧向来不和，楚子在军中无法驾驭他们，让敌国谋臣窥探间隙而失败。楚国却只归咎于公子侧，而婴齐反而借此排挤公子侧，这就不是法律的公平了。所以称国名来杀，并且记载大夫，是用周王的制度来衡量楚国的专断；同时记载公子，是因为公族亲近，以此批评楚国的不审慎。

秋季，公会同晋侯、齐侯、卫侯、宋国的华元、邾国的人在沙随会见，没有见到公。鄢陵之战，公因为国内祸乱而迟到，所以晋侯没有接见公。只是鲁国距离鄢陵很远，请求出兵和交战，都在一个月之内，期限已经很紧迫，何况还有国内祸乱呢？晋侯立刻对鲁国发怒，是不宽恕了。而且不到场的只有鲁国吗？偏怒鲁国，是不公正了。大概有进谗言的是侨如，有接受贿赂而主持进谗言的是郤犨。晋侯战胜而骄傲，所以不体察人情而听信谗言，不体恤邻国的祸患而轻易发怒，不见公而不避讳，是因为公是可以见的。晋国的过错，不是公的耻辱。

公从会见回来。

国内有祸乱，国外不被霸主礼遇，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至”来记载，是表明公对会见没有愧疚。

公会同尹子、晋侯、齐国的国佐、邾国的人讨伐郑国。

尹子是周王的卿士，子爵。鄢陵之战，郑国虽然战败但还不臣服，所以晋国假借周王命令并援引周王大臣来监督。大概是因为晋国霸业中衰，厉公对待周王颇为谨慎，将罪责归于京师，兴师动众禀告周王命令，难道是尊崇周王吗？是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春秋不赞成诸侯使用周王军队，所以文公三年，晋国救江，王叔桓公不记载；成公十三年，晋国讨伐秦国，刘子、成子不记载；而这里记载，是因为救江是父亲对抗上级，讨伐秦国是厉公报复怨恨，现在会同周王大臣讨伐背叛者，比那些情况稍好一些。公会同讨伐，是解释晋国的怒气。

曹伯从京师回来。

负刍篡位叛逆，

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如果周王惩治他的罪行并加以诛杀，那么上天的讨伐就符合了人伦大义，这才是正确的。如今将他囚禁两年，放归后却宽恕了曹国的国君，这是有罪的。经文不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他使周王蒙羞。这件事与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拘捕卫侯的情况相似，但实质不同。那件事是晋国为了报复私怨，私怨是可以宽恕的。这件事是举爵位来讨伐邪恶悖逆之人，悖逆之罪怎么能赦免呢？那件事记载“归之于京师”，是用委婉的措辞，表示先由晋国自己处理狱讼。这件事记载“归于京师”，是用急促的措辞，表示只等待周王来判定他的罪行。卫侯虽然身在京师，但依然受制于晋国，经文记载“归之于卫”，体现的是晋国的意志。曹伯既然已经回到京师，就受制于周王，经文记载“自京师”，体现的是周王的命令。曹国屡次请求免于晋国的惩罚，却没听说派过一个使者去周王室，而曹成公却能安然回国，虽然名义上是周王的命令，实际上是由晋国做主的。然而周王如果早点执行刑罚，晋厉公又有什么借口呢？却拖延了两年，慢慢等待晋国的命令。《春秋》注重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所以将失刑的责任归于周王，而讥讽不到晋国。

译九月，晋国人拘捕了季孙行父，将他安置在苕丘。

沙随的盟会，晋侯没有接见鲁公。随同盟会去讨伐郑国，虽然没有接见鲁公，但鲁公不敢懈怠。又拘捕了季孙行父，不是太过分了吗？“舍”是安置的意思。不让他回国而是安置在苕丘，大概是听到了婴齐的话，知道叔孙侨如进谗言了。不让他回国，是因为打算释放他。安置在苕丘，是不立即释放而有所要求。大概是担心他怀恨在心而怀有二心，所以有了郤犨的盟约。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

叔孙侨如知道晋国察觉了他的谗言，而鲁公和季孙行父将要回国，所以逃往齐国。史书这样记载，以显示世袭卿大夫势力强大，有罪不能讨伐，而齐国接纳乱臣的罪行，也完全显露了。

十二月乙丑，季孙行父与晋国的郤犨在扈地结盟。

这是胁迫下的盟约。程端学说：“拘捕他、安置他、与他结盟，晋国的举动可以知道了。鲁君在场，而大夫私自结盟，晋国和鲁国的政令混乱，也可以知道了。”

鲁公从沙随回国。

这是讨伐郑国。用“沙随”来记载，是因为鲁公的危险不在于讨伐，而在于沙随。所以用沙随来报告。大夫被拘捕后回国，必须报告鲁公。等待季孙行父台阶回国，以鲁公为重，所以季孙行父不单独报告。

乙酉，刺杀公子偃。

沙随〇叔孙侨如与穆姜私通，想除掉季孙和孟孙，夺取他们的家产。鲁公将要赴晋国讨伐郑国，穆姜送鲁公并派他驱逐季孙和孟孙。公子偃、公子鉏快步走过，穆姜指着他们说：“你们不行，这些人都是国君。”这是刺杀公子偃的原因。季孙行父专权鲁国，归父曾经想除掉他。叔孙侨如借此进谗言，以危害鲁公。等到叔孙侨如已经出逃，季孙行父就杀了公子偃。公子偃被穆姜所指使，也是胁迫鲁公顺从自己。穆姜难道真的谋划废立，而公子偃真的有当今篡位的心思吗？季孙行父一向结交晋国作为外援，肆意行私，幽禁国君的母亲，杀害公子，名义上是清除国君的恶人，实际上是胁迫国君。成公平庸昏暗，拱手听任，鲁国更加无法治理了。《春秋》记载此事，以哀伤鲁国。然而与刺杀公子买用词不同，为什么呢？戍守卫国没有完成，僖公因此定罪公子买并告诉楚国，所以可以记载。刺杀公子偃则原因不明，以疑似推测罢了，所以无可记载。公子买的刺杀不当，公子偃的刺杀不明，不仅仅是专断杀戮而已。

十七年

春，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听从晋国的命令。

夏，鲁公、沙随、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讨伐郑国。周王已经派尹子赴沙随讨伐了，郑国仍然不服。晋国又向周王请求，所以增加了单子。周王的大臣同时降临，鲁、卫、齐、宋大国都到了，郑国仍然不服。大概是因为晋国虽然侥幸获胜，但内政不修，不足以使郑国信服并抵御楚国。然而郑国屡次抗拒周王军队，罪过难道可以尽数诛杀吗？

六月乙酉，在柯陵共同结盟。

盟约不列举，诸侯尹单也参与了。讨伐郑国未服，而在中途寻找盟约，是怀疑诸侯。何况尹单在呢？晋厉公只想依靠周王大臣来命令诸侯，而不考虑触犯慢待周王大臣的罪行。然而从此就习以为常了。李防说：“记载‘同’，是为了共同排斥楚国。不是为了尹单而记载‘同’。”

秋，鲁公从沙随回国。

正在沙随讨伐郑国，而楚国救援到达，诸侯于是返回，所以用沙随报告。

齐国高无咎出逃到莒国。

高无咎的出逃，是由于国君母亲声子的谗言。庆克污浊混乱内宫，国佐指责他。声子进谗言陷害国佐，因而牵连到高无咎。然而高无咎作为卿，不谋划国事，正国君也失职了。所以记载出逃，没有不同的文辞。

九月辛丑，举行郊祭。

《公羊传》《谷梁传》认为“用郊”是讥讽，不合时宜则记载九月就够了，为什么说要“用”？“用”是指不是郊祭的正祭而使用其礼仪。比如记载“类于上帝”就是这样。然而只有天子有大事才可以，鲁国哪里用得着呢？九月不合时宜，用又非礼。

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军队。

再次讨伐郑国而没有功效，恐怕诸侯懈怠而不响应，所以仍然以请求为名。然而德行不足而只靠人多，难道是使人信服的道理吗？

冬，鲁公会同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讨伐郑国。这是第三次争夺郑国。郑国最终不服，不是兵力不强，而是德行不显著。兵器不收敛，将自焚了。家〇翁说：“假如厉公在鄢陵，获胜之后，不骄傲不奢侈，而勤于安抚诸侯，郑国将自来归顺。为什么要屡次讨伐呢？”

十一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回国。

沙随〇各国围郑，所以从讨伐郑国回国。

壬申，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

大夫死在外面，则地名因事而见。这里无事而记载地名，为什么呢？苏辙说：“跟随讨伐郑国回来，而在路上去世。然而为什么在鲁公回国之后去世？大概是因为生病而留在貍脤吧？”十一月没有壬申，文字有误。

十二月丁巳朔，日食。

邾子貜且去世。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晋厉公在鄢陵获胜而骄傲，于是想全部除掉众卿，而立他的宠臣。所以先杀三郤，因为他们的家族大而多怨，容易除掉。只是郤至在鄢陵，排除众议而战胜，有功了。何况卿是国君的股肱，升降生杀，也自有道理。却不明确征讨他们的罪行，而暗中采用宠臣的计谋，袭击而杀死他们。一朝而杀死三卿，是自求祸患。所以历数他们以显示其恶。有人认为晋国卿族强大，不除掉他们终将酿成后患。然而除掉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况且厉公不是消除祸患，只是想让他的宠臣专权，不也很悖逆吗？

楚国讨伐舒庸。

楚国刚刚遭受挫败，而

译他过去的威势还足以蚕食远方的国家，那么他在鄢陵之战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十八年

春季，周历正月，晋国杀了大夫胥童。

译防〇栾书、荀偃杀胥童，这不过是两方互相杀戮罢了，为何要称国（以国君名义记载）？赵汸说：这是因为他们将要弑君而杀胥童。栾书、荀偃弑君之事没有明确记载在《春秋》中，那么他们杀胥童自然不能以两方互相杀戮的名义上报。这是正确的，先前杀孔父而宋殇公被弑，记载了“及”；先杀胥童而晋厉公被弑，不记载“及”，是因为胥童有罪，不能归咎于他的国君。大概胥童是致乱之人，杀胥童的人是作乱之人，各自惩治其罪，这是《春秋》的法度。

庚申，晋国弑杀其国君州蒲。

弑君而记载国名。赵汸说：不将弑君者上报是正确的。大概栾书、荀偃派程滑弑君，本意是让程滑上报，或者因为国内混乱众人弑君而没有主名上报？鲁国史官承接上报而记载，必定不符合事实。《春秋》没有防备来更改旧史，只是削去虚假的上报而记载国名，意思是晋国有这件事，弑君者自然可以推求而得。大概通过比较事件、连缀文辞，这是《春秋》的教化。晋国臣子先前在经文中出现的，都是旧任大夫。三郤既已被杀，胥童忽然以大夫身份被记载而被杀，那么他是新任大夫。不久国君被弑，那么新旧势力相互激愤而祸患在于国君。所以说：《春秋》的旨意在防范而彰明。

晋国杀其大夫国佐。

齐灵公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既听信母亲的谗言，驱逐高无咎，又任用庆克，所以国佐愤恨而杀了庆克。防邑背叛国君，其罪大矣。齐灵公与国佐结盟而恢复他的职位，却随即又杀了国佐，又任命庆克之子庆封，最终酿成后来的祸患，迷惑也太深了。所以称国以杀，罪责连累到上位者。

鲁公前往晋国。

朝见新即位的国君。

夏，楚子、郑伯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

这是攻打宋国以接纳鱼石吗？为何不记载“纳”？有人说：不认可接纳。那么孔宁、仪行父记载“纳”，是认可接纳吗？孔宁、仪行父不连属陈国，有人说：是与陈国断绝关系。那么鱼石连属宋国，是不与宋国断绝关系吗？大概《春秋》指陈事理、推究情由，文辞成立而义理确立，不能拘泥于成例来探求。孔宁、仪行父的志向在于复位，楚子的志向在于控制陈国，得以接纳而他们的志向都实现了，所以记载“纳”以表示不应当接纳，所以不连属陈国。鱼石未曾不志向复位，而楚子的志向在于扰乱宋国，难道接纳鱼石就完了吗？所以不记载“纳”而记载“伐”。攻打而鱼石进入彭城，就可以凭借险要而扼制宋国了。借宋国的鱼石来扼制宋国，所以连属宋国。进入记载“复”，是深恶痛绝；不记载“叛”，是因为楚国驱使他来扰乱宋国，道义上不连属于鱼石。

鲁公从晋国回来。

晋侯派士匄前来聘问。

晋侯，是悼公。虽然不是厉公的儿子，但嗣位未满一年而称爵位，是不合礼的。由此可以看出掌权者不把厉公当作国君，而弑君者果然是掌权者。悼公未能讨伐弑君者，所以弑君者的名字不得而知。前来聘问，是勤于诸侯。大概是为了谋求霸业。根本不正而急于功利，霸主本来就是这样。

秋，杞伯前来朝见。

八月，邾子前来朝见。

杞、邾相继前来朝见，因为晋悼公首先对鲁国施以礼遇，所以前来重修旧好，想凭借鲁国来与晋国沟通。然而邾子尚居丧，丧期未满，不朝见周王，何况诸侯呢？

修筑鹿囿。

筑，是新修筑防地作为苑囿。山林沼泽，是百姓所赖以获利的，修筑苑囿就剥夺了他们的利益而自我娱乐，是不义的。此后修筑苑囿的有两处，大概是沿袭而为之。所以记载以警示。

己丑，鲁公在路寝去世。

冬，楚人、郑人侵犯宋国。

防〇宋国华喜包围彭城，楚子重救援他，却记载侵犯宋国，为什么呢？既然让鱼石防守彭城了，又联合郑国而来，所以记载“侵”，用以彰显其扰乱宋国而窥伺中原的实情。

晋侯派士鲂前来请求出兵。

悼公之初，还遵循厉公的旧例。元年之后，就只是征调军队罢了。

十二月，仲孙蔑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在虚朾结盟。

谋划救援宋国，懂得大义了。晋侯亲自出征，有勇气了。不剥夺鲁国的盟主地位，符合礼了。诸侯军队到达，楚军已经撤退。所以宋国人辞退诸侯而请求他们的军队，去包围彭城。先前为此结盟。陈傅良说：崔氏逃奔卫国，现在记载齐崔杼，为什么呢？齐国接纳他作为大夫。驱逐高无咎，杀国佐，而崔杼掌权。攻打莒国，攻打鲁国，都是崔杼率领军队。齐国的祸患，是灵公造成的。

丁未，安葬我们的国君成公。

<经部,春秋类,御纂春秋直解》>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春秋直解卷九上

【己丑】简王十四年【在位十四年，子灵王立，在位二十七年，子景王立】襄公

名午，成公的儿子。

元年

春王正月，鲁公即位。

鲁公出生四年了。

仲孙蔑会同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包围宋国彭城。

楚国夺取宋国彭城，派鱼石据守，并且派三百辆兵车戍守。仍然连属宋国，大概是根据先王授予土地来辨别名分。楚国以蛮夷扰乱华夏，鱼石以臣子背叛国君，晋国率领同盟国包围他们，霸主的职责修明了。记载它，是给予肯定，然而都是大夫而国君不参与，那么政令下移了。李廉说：“宋华元会同晋国包围彭城，如同卫石曼姑会同齐国包围戚。然而彭城连属宋国，戚不连属卫国，是因为曼姑为儿子抗拒父亲，华元为君主讨伐叛贼。其义理审慎了。”

夏，晋韩厥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晋国既已降服彭城，而拘捕鱼石

译罢了。因为郑国依附楚国，扰乱宋国，所以（晋国）凭借正义讨伐郑国。诸侯的军队都到了，唯独晋国去讨伐它，是承担了辛劳。让自己辛劳而使别人安逸，有体恤诸侯的心思。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来给予他（褒奖）。

译仲孙蔑与齐国的崔杼、曹国人、邾国人会盟。〇军队驻扎在鄫地。

这是为了防备楚国。如果楚国不出兵，那么韩厥一人就足以控制郑国。如果楚国出兵，那么五国的军队本来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史书用“次”（驻扎）来记载，这是谨慎地使用诸侯兵力，并厚实地抵御楚国，而且不轻易残害郑国。齐国〇先前没有参与包围，是因为来得晚。宋、卫、莒、滕、薛现在没有参与，是因为驻扎后先回去了。汪克宽说：齐桓公讨伐楚国，军队驻扎在陉地；晋悼公讨伐郑国，军队驻扎在鄫地；这都是不轻易用兵，重视百姓性命的用意。

　　秋天，楚国的公子壬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对于鱼石的讨伐，各国诸侯的言辞非常正当。楚国不敢对抗，转而怨恨宋国，所以史书用“侵”来记载以纠正其罪责。

　　九月辛酉日，周天子驾崩。

　　邾国国君来朝见。

冬天，卫国国君派公孙剽来聘问。晋国国君派荀防来聘问。

左氏认为诸侯即位，小国朝见大国、聘问是合乎礼制的。然而周天子刚刚驾崩，鲁襄公正在守丧，而各国诸侯的朝见和聘问却像往常一样。这是各国诸侯不尊重周天子，鲁侯不尊重先君的表现。

　　二年

　　春季，周王正月，安葬周简王。

　　五个月就安葬，太快了。

　　郑国军队讨伐宋国。

郑国讨伐宋国，只是奉行楚国的命令。晋厉公凭借武力而不畏惧，晋悼公凭借道义而不屈服，这是郑国迷失后反复无常的表现。

　　夏季五月庚寅日，夫人姜氏去世。

　　她是鲁成公夫人，鲁襄公的嫡母。

　　六月庚辰日，郑国国君郑成公睔去世。

郑国依附楚国，所以诸侯不为他举行葬礼。郑成公因为楚国君主曾射中他的眼睛，所以最终依附楚国。然而楚国也是为了争夺诸侯罢了，难道是为了郑国吗？郑国却怀着私恩而追随恶行，真是误入歧途。

　　晋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大夫甯殖侵犯郑国。

晋、宋称“师”，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众多。卫国举出将领名字，是因为将领地位高，军队较少。郑国虽然以依附楚国为罪，但已经改朝换代了。现在趁着郑国守丧而接连两国侵犯它，这是想要乘机得逞罢了，哪里符合礼制呢？直接记载而罪责就显明了。

秋季七月，仲孙蔑与晋国的荀防、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在戚地会盟。

谋划对付郑国的事，这时仲孙蔑提议修筑虎牢城，以逼近郑国的计策，是好的谋划，但没有成功。修筑城墙的齐国军队还没到，因为崔杼心里不服从晋国，而滕、薛、小邾因此也没有到。

　　己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齐姜。

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齐姜是齐国的谥号，这是别谥，不合礼制。

　　叔孙豹前往宋国。

　　是为了与新君沟通。

冬天，仲孙蔑与晋国的荀防、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在戚地会盟，于是修筑虎牢城。

重申之前的谋划。齐、滕、薛、小邾也都到了。两次在戚地会盟后才修筑城墙，那么“遂”表示是继前事而行，而不是另起事端。虎牢是郑国的土地，不隶属郑国记载，是因为郑国处在南北要冲，而虎牢是其要害，不夺取郑国就无法抵御楚国，不修筑虎牢城就无法控制郑国。修筑完成后，过了一年，郑国来在鸡泽结盟，而陈国也改变计划向北归附。这次行动，不残害百姓而取得胜利，功劳巨大。赵鹏飞说：“安定一国的功劳小，安定天下的功劳大。安定一国的人，用一国的言辞来系属，包围彭城，系属宋国就是如此，是为宋国整治叛臣。安定天下的人，用天下的言辞来系属，修筑虎牢，不系属郑国就是如此，虎牢城修筑而成，天下就都安定了。”

　　楚国杀了他的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担任司马却以受贿闻名，本来就有罪了。然而大概也是婴齐、壬夫，因为受到他的逼迫而进谗言，而楚王听信了吧？所以书法与杀侧相同。

　　三年

　　春季，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吴国。

晋国与吴国在钟离会盟了。楚国害怕吴国乘虚袭击后方，所以讨伐它以示威慑。晋国侍奉秦国，而霸业因此衰落；楚国侍奉吴国，而势力于是受挫。

　　鲁公前往晋国。

会盟完毕而朝见，童子侯都不朝见，何况周王是同列呢？

夏季四月壬戌日，鲁公与晋侯在长樗结盟。

晋悼公在诸侯间修明礼制，走出国都与鲁公结盟，这是诸侯和睦的原因。

　　鲁公从晋国回来。

因为朝见晋国而回来，本来谋划就是去晋国，所以不以长樗为回来之地。

六月，鲁公与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会盟。己未日，在鸡泽共同结盟。

郑国归服了。过去屡次讨伐都不到，现在不召唤自己来了，为什么呢？政教修明，六卿和睦，内部治理好了。包围彭城，道义昭彰了。修筑虎牢，谋划成功了。谋划成功则势力稳定，道义昭彰则人心归服，内部治理好则外部顺从。然而开始会合诸侯而结盟，有周王臣子参与，与齐桓公不同了。所以先会盟后结盟，只记载日期以区别，而不再提及鸡泽。这件事不值得宣扬。

　　陈侯派袁侨到会盟之地。

陈国自从辰陵之战，就依附楚国二十八年了。现在郑国归服，而陈国也来了，是痛恨楚国的暴虐，而仰慕晋国的道义。

戊寅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

郑国国君先到，诸侯已经与他结盟了。陈国臣子后来，派大夫与他结盟。安慰初次归附的心，区别君臣的分别。晋侯真是合乎情理而明于礼制啊！记载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显示受命于国君。记载与陈国袁侨结盟，显示以此结交陈国。两次记载“及”，是为了完备事实。然而谷梁子批评说：“诸侯与大夫结盟，又私下结盟，是大夫专权。”不知道这与十六年湨梁之盟有什么不同？那是诸侯与大夫结盟，大夫自己结盟，是私下的结盟。这是各位臣子的结盟，袁侨就是各位国君的结盟，也就是郑伯的结盟。哪里是私下结盟呢？只是积习成常，

译诸侯还在世，大夫就可以多次举行盟会，那么湨梁之盟或许也是由此引发的。因此君子谨慎对待开端，况且晋文公在践土会盟，陈侯到防地会盟，晋文公不再次盟誓，陈国服从晋国三代没有背叛。如今袁侨到防地会盟，晋悼公让他再次盟誓，陈国跟随晋国五年就逃跑了。大概会合诸侯在于德行与权势，盟誓有什么值得依赖的呢？

译秋，鲁公从防地会盟归来。

冬，晋国荀防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这是因为许国没有参加鸡泽的会盟，自从许国从新城迁都以来，就不参与诸侯的会盟，这是被郑国所困；许国新近迁都到叶地，是楚国让它靠近自己。许国难道能背叛楚国而远道追随晋国吗？晋国如果真能让楚国臣服，许国又将何去何从？于是晋国因为郑国、陈国偶有顺服，就傲慢地向许国索取过多，心胸狭隘且急于求成，理应得不到。许国合并了郑国、陈国却最终失去了它们。

四年

春，周王三月己酉日，陈侯午去世。

夏，叔孙豹出使晋国。

这是为了报答荀防来鲁国聘问。

秋，七月戊子日，夫人姒氏去世。

她是鲁公的生母，与齐姜并称为夫人，是沿袭成风的旧例。

安葬陈成公。

因为陈国背弃楚国而投靠晋国，所以诸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八月辛亥日，安葬我们的小君定姒。

过了一个月才安葬，礼仪简略。据《左传》记载，季孙行父不想用小君的礼仪安葬，因为匠庆的话而勉强听从，但最终还是简化了礼仪。如果不愿用小君礼仪安葬，定姒真是鲁公的本意吗？如果是遵循典制，那是守礼；如果是出于私心，那就是怠慢君主。看齐姜安葬时礼仪也简略，那么行父大概是借君主的名义来怠慢君主罢了。

冬，鲁公前往晋国。

鲁公刚满七岁，又处于母亲去世的丧期，却急于朝见晋国吗？大概是季孙行父用超越礼制的行为来讨好晋国罢了。

陈国人包围顿国。

据《左传》记载，楚国让顿国离间陈国并侵犯它，所以陈国包围顿国。然而顿国虽然被楚国用来离间陈国，陈国也应当固守。如果楚国来侵犯，就向晋国请求援助来抵御。现在却忍不住愤怒，违背盟约出兵，这是自取祸患。

五年

春，鲁公从晋国归来。

夏，郑伯派公子〇来聘问。

郑国长久沦陷于楚国。因为陈国效仿郑国而服从晋国，所以楚国无暇争夺郑国。郑国得以稍得宽裕，于是对诸侯修好礼仪。大概是晋国的霸业复兴，诸侯和睦。

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出使晋国。

鄫国夹在鲁国与邾国、莒国之间，受不了三国的苛求，所以请求专门隶属于鲁国，作为附庸。鄫国本是子爵，放弃王爵而隶属鲁国。鲁国没有王命而私自向晋国请求，晋国就专断地答应了，这都是罪过。诸侯的世子不应排在大夫之后，现在鄫国世子直接排在鲁国内臣之下而不记载。等到把自己比作鲁国臣子，这就不合礼了。

仲孙蔑、卫国孙林父在善道与吴国会盟。

晋国与吴国沟通，吴国两次没有来。现在派人请求友好，晋国将在戚地会合诸侯。因为鲁国、卫国靠近吴国且关系亲近，所以派仲孙蔑和孙林父先通好，并告知会盟日期。善道是吴国之地，前往那里会盟。晋国依靠吴国来扰乱楚国，但请求过于卑微，不合礼，没有长远考虑。仲孙蔑和孙林父不说“及”，是因为都受命于晋国。

秋，举行大雩祭。

楚国杀了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对小国有侵犯贪欲，固然有罪。但楚王早就知道了，先前不禁止，等到陈国怨恨已深而不顺服，才归咎于他并杀了他，这不是刑罚。况且接连杀了三位卿，不也太过分了吗？所以史书的笔法相同。

鲁公在戚地与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会盟。

会盟吴国，并且谋划陈国的事。以前分别记载前往会盟，这次列名会盟，吴国来了。以前称吴国君主，这里称吴人大夫。奔走天下会盟吴国，不是好计策。陈侯到达，谈论楚国的祸患，所以命令戍守陈国。吴人排在世子之下，合乎礼。鄫国列入会盟，是因为鲁国不利于隶属鄫国，让鄫人在会盟上听命。诸侯在戚地会盟多次，孙林父不怕供应繁多以取悦晋国，对内专权，对外结援。

鲁公从会盟归来。

冬，戍守陈国。

戍守是为了防备楚国的祸患，合乎义。谁戍守？鲁国。诸侯都在戚地受命，为什么只记载鲁国？因为离开会盟地后无法按顺序排列。程颐说：“没有王命而让百姓远戍，是罪过。但帮助陈国而抗拒楚国，是可以的。”

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鲁公在戚地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会盟，救援陈国。

戍守，是在无事时戍守；救援，是在被攻击时救援。既戍守又救援，谋划周全。冬天讨伐，冬天救援，赴难勇敢。诸侯都到，和睦；楚国不战，避开。那么晋国的力量足以成功。但士匄不能顺承君主的美意，宣称有陈国不是我们的事，导致人心不和，最终失去陈国，不也很荒谬吗？

十二月，鲁公从救援陈国归来。

因为救援陈国而至，是善救陈国。

辛未日，季孙行父去世。

六年

春，周王三月壬午日，杞伯姑容去世。

夏，宋国华弱来投奔。

秋，安葬杞桓公。

杞国小而远，因为婚姻的缘故，参加他的葬礼。叔姬嫁到杞国，定姒是杞国女子。

滕子来朝见。

莒国人灭掉鄫国。

鄫国起初请求隶属鲁国，鲁国又与晋国沟通而将其列入会盟。晋国坐视其被灭而不救，为什么呢？《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莒国世子继承鄫国世子而记载为灭，是不对的。如果莒国世子以其子扰乱鄫国的继承，这是断绝世系而非灭国。如果鄫国世子以莒国世子为自己的外孙而让他继承，那么罪不在莒国，应当像梁国灭亡那样记载鄫国亡，不能说莒国人灭掉它。况且灭是亡国的善辞，上下同心。两传不可通。

冬，叔孙豹出使邾国。

鲁公刚即位，邾子来朝见。四年，有狐骀之战。至此，前往聘问以释怨，修好。

季孙宿出使晋国。

宿是行父的儿子。

译鲁桓公去世未满一年，就急忙前往晋国。这是因为继位的鲁庄公执掌国政，急于向晋国表示归附。

十二月，齐侯灭掉了莱国。

齐国图谋莱国已经很久了，到这时终于灭掉了它。在防地结盟时，让世子去灭国，这是表示亲近；懈怠于做合乎道义的事，却勇于做不合道义的事。

译鲁昭公七年

春天，郯子前来朝见。

夏天四月，三次占卜郊祀之事，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

占卜不超过三次，然而郊祀的占卜只限于三月、四月，而三次占卜则超过了时节，这是不敬的表现。

小邾子前来朝见。

修筑费邑城墙。

费邑是季氏的私邑，既然已经冒犯防邑去晋国，谄媚侍奉伯国，又修筑其受赐的城邑，想要做什么呢？然而自从南遗请求修筑城墙，南氏也世代占据该邑，大概宿只知道营谋私利以削弱公室，没有预料到陪臣会在其后效仿。

秋天，季孙宿前往卫国。

宿刚掌权，去晋国，去卫国，几乎没有空过的年份，都是借公事来缔结私交罢了。

八月，发生蝗灾。

冬天十月，卫侯派孙林父来聘问。壬戌日，与孙林父结盟。

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包围陈国。

征伐未能得逞，又倾尽兵力包围它，期望必定得到陈国。

十二月，鲁昭公在鄬地会见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

谋划救援陈国，没有记载“救”字，是因为救援没有成功。陈国被围已经三个月了。陈侯大概是冒着围困前来，鲁昭公却慢慢地进行会见吗？这是不急于救援陈国，而是扣留陈侯作为人质来要挟陈国罢了。悼公继承厉公的动乱，所以初年励精图治，如今诸侯和睦了，所以畏惧与楚国为敌而贪图安逸。一念自足，事业由此败坏。可惜啊！

郑伯髡顽前往鄬地，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

据《左传》记载，是公子騑弑杀了他。郑伯将要在鄬地会见诸侯，騑想要依附楚国，郑伯不同意。騑弑杀了他，为什么用“卒”字记载呢？大概是因为郑国人以疾病为由报丧，鲁国史官用“卒”字记载，《春秋》没有依据来更改它。特意记载说“前往鄬地”，说“没有见到诸侯”，以消除人们的疑虑而显示事实。大概“前往鄬地”是事情；“见到诸侯”是心意。鄵，是郑国的地方，外国诸侯死在境内，不记载地点，因为“前往鄬地”所以记载地点。然而行程还没有越过国境，为什么就说“没有见到诸侯”？借此彰显郑伯的心意，想要见到诸侯。想要见而没有见到，必定有缘故，那么弑杀的实情就彰明了。为什么称他的名字？《谷梁传》说：“诸侯活着时不称名，这里称名，是死时称名。死时称名为什么呢？加在‘前往鄬地’之上，表明是因为‘前往鄬地’而死。”这是对的。郑伯被弑杀，而郑国人俨然以疾病报丧，让晋侯不知道，这是不明；知道而不讨伐，这是纵容贼人。那么晋侯的罪责也无法逃脱了。

陈侯逃回国内。

这与郑伯逃离齐桓公首止之盟相同，但也有不同。那里记载“逃归”，并指明逃归的原因，说不结盟，专门归罪于郑伯。这里记载“逃归”，而他逃归的原因无可记载，兼归罪于晋侯。大概陈国被楚国困住，陈侯亲自前来求救，不急于前往救援，以致陈国臣子内部叛变，依附楚国胁迫君主。他的逃跑，也是不得已罢了。郑伯随后请求结盟，桓公的道义足以使郑国信服。陈侯于是不再前来，悼公的德行不足以安抚陈国。赵鹏飞说：陈国正遭受兵祸，应该派遣使者告知晋国而自己坚守，等待救援，既然已经轻身前往鄬地了。晋国不救援，应该请求回国以死社稷，晋国用什么理由羁留他呢？起初没有考虑就出来，最终不告而逃。虽然圣人以道义责备人，但不使人陷入道义的绝境，然而作为国君而逃跑，难道算有礼吗？与郑伯首止之盟用同样的措辞，是极度的贬低。

鲁昭公八年

春天，周历正月，鲁昭公前往晋国。

鲁昭公继位八年来，三次前往晋国了。

夏天，安葬郑僖公。

贼人没有讨伐，为什么记载安葬？旧史没有弑君的文字，即使删去安葬的记录，也无法阐明讨伐贼人的大义。

郑国人侵犯蔡国，俘获蔡国公子燮。

郑国公子騑弑杀国君，想要依附楚国。于是假装好像不想依附楚国的样子，而侵犯蔡国。蔡国依附楚国很久了，中原各国不再过问其去留。郑国正处在鄬地，无故而急忙侵犯它，想要做什么呢？讨好晋国而逃避讨伐。然而借此就可以招致楚国军队，而坚定依附楚国，而国人也没有借口了。騑也很狡猾啊！蔡国没有战败的文字，而俘获其公子，是恰好得到的。

季孙宿在邢丘会见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会见是为了命令诸侯朝聘的次数。晋侯加重烦扰诸侯，而让大夫听命。意图并非不善，然而以此优待诸侯，而政令反而出自大夫。莫非是把姑息当作爱护，而不依靠德行吗？况且这时君弱臣强，霸主又降低身份与会见，更加无法挽回了。张洽说：“大夫会见诸侯，必定称‘人’的，是为了严明君臣的名分，谨慎上下的交往，而革除霸主苟且的政令。”这是对的，至于让郑伯与会见，更是错误的。郑国贼人没有讨伐，贼臣反而让嗣君违背会见来到晋国，以献捷为名，这是什么礼呢？因为他恰好到达，让他列于会见，几乎可以用蔡国的捷报掩盖失去陈国的耻辱。直书其事而罪责就彰明了。

鲁昭公从晋国回来。

鲁昭公在晋国几个月了，没有列于会见，留着他做什么呢？如果说是不敢烦扰鲁昭公，那么郑伯本来就在会见了。名义上是优待鲁昭公，而实际上是轻视他，认为会见鲁昭公，不如会见季孙宿。

莒国人侵犯我国东部边境。

争夺鄫国田地，鲁国主持鄫国以通达晋国。莒国灭掉鄫国，晋国不讨伐。于是侵犯鲁国而争夺鄫国田地，轻视晋国。一念的懈怠，四国都窥探到了。至于鲁国不能保全鄫国，而窃取其田地以兴起莒国军队，又不能抵御，这怎么治理国家呢？

秋天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天，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得到陈国，又争夺郑国。假使救援陈国，楚国军队怎么能到达郑国呢？救援陈国，则两全其美；不救援，于是两败俱伤。

译《左传》记载，楚军到达而郑国讲和，大概是招引楚国以顺从楚国，这是郑国原本的计谋。

晋侯派遣士匄前来聘问，

拜谢鲁公屈尊接待，并且告知将在郑国用兵。晋国屡次聘问鲁国，仍然知道修习礼制，诸侯理应无论大小都和睦相处，霸业也就能够复兴了。

译鲁襄公九年

春季，宋国发生火灾。

外国的灾祸来报告，所以史书予以记载。

夏季，孙宿前往晋国。

这是为了报答士匄的聘问。士匄前来聘问，是为了报答鲁公的朝见。再次报答，就过于恭敬了。

五月辛酉日，夫人姜氏去世。

她是宣公的夫人，鲁公的祖母。

秋季八月癸未日，安葬我国的小君穆姜。

从去世到安葬仅用了四个月，太快了。穆姜被行父幽禁而死，大概是借大义来发泄私愤，而襄公和两任国君都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国君软弱，臣子强势，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冬季，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讨伐郑国。

去年冬天，楚国讨伐郑国，鲁国不能救援。现在已过了一年，又不敢讨伐楚国，却只去讨伐郑国，这凭什么责备郑国呢？幸好没有强行约束郑国，而是采用了荀防将四军分为三部分的计策，来削弱楚国。并且回国谋划节省民力的办法，这还算知道根本，所以最终成就了三次征伐的功绩。

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结盟。

郑国接受盟约，史书用“同”字，表示共同约束他们。李廉说：当时诸侯都不想作战，那么内外的心思都怀疑懈怠了。盟书用“同”字，虽然说是共同对抗外部的楚国，但实际上显露了他们的反复无常。幸好悼公英明，最终取得了成绩，那么这次盟约大概是盛衰的关键所在。

楚子讨伐郑国。

晋国和楚国交替讨伐，而郑国左右依附大国，没有道义；作为小国，也没有信用。

鲁襄公十年

春季，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在柤地防备吴国。

晋国与楚国争夺郑国，虽然得到了郑国却屡次失去，是因为不能断绝楚国的侵扰。因此想利用吴国来牵制楚国，然而吴国强盛但距离遥远，所以晋国联合诸侯远赴柤地防备吴国来结交它。柤是楚国的土地，大概是为了向楚国显示已经得到了吴国的支持，这与齐桓公结交江、黄两国的意图相同，不直接使用他们的兵力而借重他们的声势。但以霸主身份降低身份远赴防备，虽然说是用权变来成就大事，但功业更加卑微了。

夏季五月甲午日，于是灭掉了偪阳。

偪阳，国名，妘姓。趁着防备的机会，乘便灭掉了它。意图大概是认为偪阳是晋国和吴国往来的要冲，所以灭掉它以打通吴国的道路？然而这不符合道义，所以史书以此定罪。

鲁公从防备之地回国。

楚国公子贞、郑国公孙辄率领军队讨伐宋国。

凡是内外卿大夫专任将领，说“帅师”，防备和讨伐动用军队，只有鲁国的卿大夫说“帅师”，这是详于内而略于外。其他国家的防备和讨伐动用军队，只列举某师、某师罢了。大概是因为共同谋划动用军队，或者遵从大国的命令而动用军队，他们的意图不在一个国家，所以不说“帅师”。现在郑国跟随楚国防备和讨伐却记载“帅师”，大概是郑国自己动用军队来讨好楚国，不是出于楚国的命令，他们的罪恶更加严重了。所以史书以此定罪。

晋国军队讨伐秦国。

这是荀防率领的，只记载“师”，是因为在不该用兵的地方轻视百姓的生命，那么军队就显得沉重了。诸侯中只有宋国侍奉晋国最恭敬，现在宋国遭受兵祸，不迅速救援，却处理自己的私怨，不知道什么是紧要事务。况且楚国与秦国相通，牵制晋国；晋国与吴国相通，牵制楚国，他们的计谋是相同的。晋国知道吴国和楚国互相削弱对自己有利，却与秦国互相削弱以利于楚国，计谋也错了。

秋季，莒国人讨伐我国东部边境。

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

郑国跟随楚国讨伐宋国，所以晋国率领诸侯讨伐郑国。《左传》说这是晋悼公三次征伐中的一次。在柤地防备时，光排在小的邾子之下，是正确的。现在防备讨伐郑国，光先到达，晋悼公于是提升他的位次，排在薛、杞、小邾之上。明年讨伐郑国，光又先到达，更提升到莒、邾之上。大概是因为齐国大而扰乱礼制，以此来拉拢齐国。光竟然安然接受，傲慢也太厉害了。所以据实直书，以彰显他们的过失。

冬季，盗贼杀死了郑国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两方互相杀戮，两方都记载名和氏，都是卿大夫。卿大夫接近国君，而权力足以扰乱国家，被杀的人即使有导致被杀的原因，而杀人者的罪过也很大。所以详细记载他们的名氏，以纠正他们无君乱国的罪过。现在杀人者是尉止等人，都不是卿大夫。既然不在朝廷任职，却窥伺空隙暗中发动，那么他们的名字可以省略而称之为盗贼。盗贼固然应当定罪，而被杀的人也有招致祸患的罪过，而且也是国君没有政令的缘故。凡是国家讨伐，记载国家，而指明其大夫，大概是因为大夫是国君的大夫。众人杀戮记载“人”，也指明其大夫。众人既然隶属于国家，那么也是该国的大夫。地位低贱而记载为盗贼，怎么能与国君的条例相同？暗中发动的只有这几个家族，又怎么能用众人的条例？所以不说“其大夫”。然而为什么不采用盗贼杀死蔡侯申的条例，而记载盗贼杀死郑国大夫某某呢？大概是因为騑坚决跟随楚国以劳烦中原各国，又是弑君的贼人，发和辄只听从騑。不记载大夫，是因为他们都是应当讨伐的贼人。然而按照讨伐贼人的条例，应当去掉他们的属籍，为什么还记载公子、公孙呢？大概是因为尉止等人不能以贼人的身份讨伐，不可以用混乱代替混乱。这是《春秋》的权衡之道。

在郑国的虎牢驻守军队。

诸侯讨伐郑国，军队驻扎在牛首。恰逢郑国有内乱，如果乘乱进攻，进入郑国是必然的。晋国不志在攻克郑国，而志在使郑国屈服，所以在先前修筑的虎牢，用诸侯的军队驻守。虎牢虽然不是郑国的土地，而系于郑国左边，说将要归还，得其要领了。大概只求郑国屈服罢了，不贪图它的土地。陈宗之说：“既驻扎军队扼守险要，以逼迫郑国，又想切断楚国的道路，作为郑国的屏障。郑国屈服就将归还，恩德……”

译威德并行，以此安抚郑国。”然而修筑城池却不驻军防守，这就如同没有修筑城池一样。驻军防守就要驻扎军队、储备粮草，撤退时可以据守，进攻时可以作战。郑国顺服，就保护郑国以抵御楚国；郑国怀有二心，向南足以抵御楚国，向北足以威慑郑国。

译楚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凡是救援，大多使用善意的言辞，但也有不同于霸主救援的情况，这是安定内政、抵御外侮的道义所在。诸侯之间相互救援，是体恤邻国的道义所在。如今郑国依附楚国，而楚国救援它，这只是在争夺诸侯罢了，难道是善事吗？只是如实记载罢了。晋国攻打郑国以疲惫楚国，楚国也攻打宋国以扰乱晋国，晋国不敢抵挡楚国，楚国也不敢抵挡晋国，所以屡次出兵却不相遭遇。如今晋国攻打郑国而楚国救援郑国，就会与晋国正面对抗了。荀防仍然想要避开楚国，这只是想要使诸侯劳累而自己保全罢了。况且率领十二个国家的军队却避开楚国的偏师，也太懦弱了。于是郑国再次依附楚国。

鲁公从伐郑之地返回。

十一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国建立三军。

《尚书·费誓》说：鲁国有三郊三遂，那么鲁国有三军是旧制了。史克歌颂僖公说：“公车千辆，仍然没有失去旧制。”如今史书记载“建立三军”，到昭公五年记载“废除中军”，似乎鲁国只有两军。如今增加中军，后来废除中军，仍然成为两军，为什么呢？孔颖达说：从文公以来，霸主的命令，军队多则贡赋多，鲁国自行减为两军，道理或许如此。那么应该记载“恢复”，为什么记载“建立”呢？大概军队原本属于国君，有事时各位卿大夫轮流统帅，事情结束后将领回归朝廷，战车回归甸地，铠甲散于邱地，士兵回到邑地，互不隶属。文公、宣公以来，政权在私门，襄公年幼软弱，季氏更加嚣张，借建立三军之名，趁机改制，将公室分为三份，各占一份。况且这三军，也不是旧制，所以特别记载“建立”，以彰显扰乱王制、削弱公室的罪过。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于是就不进行郊祀了。

凡是占卜郊祀不吉，必定要占卜免除牺牲。免除牺牲就不进行郊祀了。占卜免除不吉，而不敢免除，所以直接记载不郊祀。

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当初晋悼公刚与楚国争夺郑国时，晋楚的强弱未定，所以騑想要只跟随强者，而舍之想要凭借信义等待晋国。如今騑死了，而各位大夫也知道楚国弱于晋国了，舍之仍然背叛晋国，为什么呢？因为晋国避开楚国。而且不只是背叛晋国，又侵犯宋国以挑衅，想要让晋国迅速而来而楚国不能抵挡，然后才可以稳固地依附晋国。后来虽然最终实现了他的计谋，但也是行险求侥幸了。万一事出不意，国家就危险了！晋国用计谋保全自己，郑国用计谋招致晋国，君子都不取这两种做法。

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攻打郑国。

这是三次出兵中的第二次。这时军队戍守虎牢，防备攻打容易，所以诸侯应时而至。

秋季七月己未日，在亳城北结盟。

郑国再次接受盟约，之前的盟约已经违背，又结盟为什么呢？

鲁公从伐郑之地返回。

楚子、郑伯攻打宋国。

郑国已经结盟了，而楚国又来，郑伯迎降服，于是与楚国一起攻打宋国。他违背盟约更快，他扰乱华夏更急。难道不害怕晋国吗？不得已罢了。晋国志在避开楚国，所以激使他抵挡楚国。晋国力量能制服楚国，而屡次避开楚国，只是驱使诸侯来使用。郑国，大概是使诸侯劳累以困住郑国，使楚国疲敝而晋国可以完全控制胜利。用权术不用正道，确实计算利益不计算道义。

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攻打郑国，在萧鱼会盟。

这就是所说的三次出兵而楚国不能与之争夺。一年两次出兵，楚国疲敝而没有力量应对。攻打而会盟得到郑国的言辞，从此郑国依附晋国二十多年，中原赖以稍微安定。三次出兵虽然劳累，其功劳怎么能轻视呢？虽然如此，悼公只是争夺郑国罢了，与桓公制服楚国、文公战胜楚国有差别了。况且连年兴师，滥用武力已经太甚，楚国虽然疲敝而诸侯也道路困敝了。幸好吴国议论楚国，后来无暇争夺郑国，不然诸侯道路困敝而没有成就，必定有二心，恐怕像士匄所担忧的那样。怎么能与桓公、文公相比呢？

鲁公从会盟之地返回。

郑国也与会盟而服罪，那么诸侯可以卸去重负了。所以用会盟来记载。

楚国人抓获郑国行人良霄。

行人是使者，交战时使者在中间，以传达命令。楚国不能争夺郑国，愤怒而抓获使者，行人有什么罪呢？记载以讥讽他。

冬季，秦国人攻打晋国。

秦国与楚国通婚所以依附楚国攻打晋国。

十二年。

春季，周王三月，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地。

莒国三次攻打鲁国了，攻打而包围台地更加暴虐了。

季孙宿率领军队救援台地，于是进入郓地。

文公十二年，行父在郓地筑城。大概郓地本是莒国的邑，鲁国又在其地筑城，那么鲁国也有郓地了。这里的郓地，是莒国的郓地。所以杜预说：“郓，是莒国的邑。”是对的。率领军队救援台地，是应对战事。于是进入郓地，就不合乎道义了。

夏季，晋侯派士鲂来聘问。

来聘问，并且拜谢出兵。晋悼公制服郑国，控制楚国而在诸侯中修明礼制，善于保持胜利。

秋季九月，吴子乘去世。

吴国已经列入会盟，所以以去世报丧，不记载安葬，是避讳他的称号。

冬季，楚公子贞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不攻打郑国而侵犯宋国，是不能争夺郑国。

鲁公前往晋国。

朝见并且拜谢聘问，过于恭敬了。左氏认为是礼，为什么呢？

十三年。

春季，鲁公从晋国返回。

夏季，夺取邿国。

邿国是小国。记载“取”是避讳国内灭国。据传邿国动乱，分为三师，救援邿国于是夺取它，以救援为名，因而获利。自从建立三军，国君没有军队了。三家灭掉它，假借国君

译这是天命罢了。臣下获取实利而君主空担虚名，人们之所以还忌讳这种说法，是因为尊重君主而不愿让他承担虚名。

秋季九月庚辰日，楚子审去世。

赵鹏飞说：“楚国既然与中原各国为敌，却仍然向诸侯报丧，这是为了试探诸侯们是离去还是归附。”

译冬季，在防地筑城。

庄公二十九年已经筑过防城了，如今再次筑城，是因为臧氏在防地享有采邑，大概是效仿季氏率先为其私邑筑城，以此来尊崇自己的私邑吧？鲁国有两个防地，一个靠近宋国，隐公十年伐宋夺取防地就是那个；一个靠近齐国，隐公九年齐侯在防地等候就是那个。这大概是靠近齐国的防地，后来齐国的高厚伐鲁，包围防地，莫非这也是借防备齐国之名而筑城吗？

十四年

春季，周历正月，季孙宿、叔老在防地会见晋国的士匄、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郑国的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在防地抵御吴国于向地。让叔老作为上宾，并且一并记载，是因为以卿作为副使。以卿作为副使，名义上是尊崇晋国，实际上是季孙自尊。而叔老不敢违背鲁国的行事，由此可知了。晋国的士匄、郑国的公孙虿以名字出现，是作为卿。各国只书“人”，都是抵御吴国的人。地位卑微的人却排在郑国卿之上，是按照国家的强弱排序，不考虑职位的尊卑，这是不合礼制的。此前晋国借助吴国牵制楚国，所以再次前往抵御。如今晋国为吴国谋划对付楚国，也前往抵御，为什么呢？只是虚张声势地推崇礼节，而不实际应承其事。所以晋国与吴国的抵御，只到此为止。

二月乙未朔，发生日食。

夏季四月，叔孙豹在防地会见晋国的荀偃、齐国人、宋国人、卫国的北宫括、郑国的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讨伐秦国。

晋悼公用了十年的力量，率领诸侯争夺郑国，才刚刚得到。又率领他们讨伐秦国，使中原各国劳苦疲敝也太严重了。讨伐秦国与争夺郑国不同，不过是报复私怨罢了。此前讨伐秦国，多是独自作战，《春秋》尚且厌恶，何况动用诸侯去行私事呢？

己未，卫侯出逃到齐国。

《春秋》阐明君臣的道义，但也根据事情作为权衡。弑君则急于讨伐贼人，而君主的无道放在后面。驱逐君主则臣子固然应当诛杀，而君主也有失去驾驭的警戒。所以君主被驱逐与臣子被驱逐同样记载。出逃并驱逐君主的姓名，暂且省略。然而观察措辞，臣子的恶行与君主的过错也显现了。卫君夏季出逃，孙林父冬季在私邑会见诸侯的卿，那么孙林父驱逐君主可知了。据传，卫侯对孙甯无礼，又作诗讥讽他，那么就是失道了。而孙林父于是先图谋作乱，卫侯两次派人去孙林父那里，都被杀了。等到卫侯出逃，又追击打败卫侯的军队，距离弑君叛逆只差一点。与其他驱逐君主的人相比，罪行更加严重。所以君主出逃而另立君主，必定写明出逃君主的姓名以区别。如今孙甯立剽，而卫侯不写姓名，是改变文辞。表明臣子的罪行大，君主的过错小，保全君主的尊严，臣子应当诛杀。

莒国人侵犯我国东境。

季孙宿进入郓地，并非战争的首领。莒国仍然以此为憾，侵犯鲁国来报复。国家小而好战，湨梁被俘是有原因的。

秋季，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吴国。

楚国因为吴国的缘故，在北方不得志，所以放弃郑国、宋国而讨伐吴国。传记载这一年冬季，公子贞将要去世，遗言必定要筑郢城，那么吴国对楚国的威胁紧迫了。

冬季，孙宿在戚地会见晋国的士匄、宋国的华阅、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孙虿、莒国人、邾国人。

孙林父驱逐君主，晋悼公不讨伐，反而让大夫会见他，并且就在他的私邑会见，这是成全作乱。所以这年春季在防地向地会见的各国，大半没有到，也可以看出人心的公正，而晋悼公被荀偃的邪说误导不小。依次排列各位大夫而没有贬斥罪责，归咎于悼公，讥讽不在大夫。

十五年

春季，宋公派向戌来聘问。二月，己亥，在刘地与向戌结盟。

许翰说：“不在国都而在刘崇结盟，是向戌。但鲁国对于晋国卿，从未出国结盟，为什么对宋国卿如此推崇呢？”高闶说：“凡是因聘问而结盟的，必定在国内。宣公十年，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与荀庚结盟，丁未与孙良夫结盟。成公十年，晋国郤犫也是这样，襄公五年，卫国孙林父也是这样。”赵鹏飞说：“鲁地没有刘地，因为经文连续记载，刘夏迎接王后的事情相连而错误，暂且保留两种说法供参考。”

刘夏在齐国迎接王后。

刘是采邑名，就作为姓氏，夏是名，是周王的上级士。《春秋》十三位王，迎接王后共两次记载。大概太子即位而妃子成为王后的，无缘无故而记载，王迎接王后而非鲁国主婚，即使主婚而合乎礼制的，也是常事不记载。只有祭公因为顺从事情被讥讽，刘夏因为不是卿被讥讽。齐姜回到京师不记载，是因为回去无可讥讽。

夏季，齐侯讨伐我国北境，包围成地。

鲁国旧事，齐国后来跟随晋国进行鞌之战，齐国人怨恨。但不敢对鲁国用兵，三十多年，是畏惧晋国。如今卫侯出逃到齐国，晋侯且释放君主帮助臣子，在戚地会见以成全其作乱，而季孙宿也参与其中。所以齐国认为晋国不值得畏惧，于是讨伐鲁国而包围成地。

公救援成地，到达遇地。

自从设立三军，公就没有军队了。如今公亲自率领，救援成地，是因为齐军久驻，三桓畏惧，所以逼迫公使将，大概是避开危险而以公试探。等到齐军撤退，而筑成地的外城，那么季孙、叔孙率领军队，观察措辞而情势显现了。然而为什么不到达成地而到达遇地？大概军队不是公所有，岂能为公所用呢？军心畏惧齐国，所以公率领而不前进。救援记载“次军”，能够救援而已，不尽力。“救援记载至”，已经想要救援而军队不前进。以城池的安

译安身自处，并且巩固其私人交情的牢固，来挽救其危局。君主与臣子都加以防范，从而招致缺乏勇武的讥讽。三桓的罪过，难道还数得尽吗？

译季孙宿、叔孙豹率领军队修筑成邑的外城。外城被齐国毁坏，所以重新修筑。然而，孟是鲁国的邑，却由季孙、叔孙两家来修筑，为什么呢？因为三家互相勾结，借防备齐国的名义，大兴劳役来扩建私人的城邑。城邑既已坚固，最终成为鲁国的祸患，因而无法拆毁。

秋季八月丁巳日，发生日食。

邾国人侵犯我国南部边境。邾国依附齐国并勾结莒国，所以莒国攻打鲁国；东面齐国攻打鲁国，北面邾国攻打鲁国，南面也受侵扰。鲁国是受诸侯瞻仰的大国，并非弱小，为何竟衰弱到如此地步！许翰说：政令出于国君，百姓就同心；百姓同心，国家就强大。政令出于臣下，百姓就离心；百姓离心，国家就衰弱。鲁国遭到四邻交相侵犯，是因为百姓被三桓分割的缘故。

冬季十一月癸亥日，晋侯周去世。周的父亲叫惠伯，祖父叫桓叔，是晋襄公的小儿子。晋厉公防范祸患，周凭借公族身份被迎立为君，在位十四年，能够努力整顿内政，勤勉安抚诸侯，救援宋国，包围彭城，制服郑国，修筑虎牢关，诸侯都归顺他。后来虽然失去了陈国，但最终得到了郑国，楚国不能与他争功，地位仅次于齐桓公、晋文公。然而他不能谨慎对待大夫专政的苗头，直到孙子晋顷公驱逐国君，造成动乱，他的过错太大了。大概是因为他资质美好但未受教化，大义不明，且继位前已有弑君逆乱之事，贼臣未除，最终被他们蒙蔽，可惜啊。

鲁襄公十六年。

春季周王正月，安葬晋悼公。想要防备诸侯，却加速安葬亲人，违背礼制太严重了！人伦政事的根本，国君教化的基础，晋平公凭什么让诸侯尊崇呢？

三月，鲁君在湨梁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〇伯、小邾子。戊寅日，大夫结盟。

晋悼公打算为鲁国讨伐莒国、邾国，未成功就去世了。晋平公以继承父亲遗志为名，借会盟来图谋霸业。卫侯是谁？是剽。他在会盟中列出奸邪之人，晋悼公时失察，到晋平公时得以确立。然而《春秋》为何记载“卫侯”？大概是因为篡位者都不掩盖其实际身份，这正是为了证实他的篡位并确立讨伐他的正当性。齐国没有参加，是因为高厚逃跑了。此时诸侯都在场，却由大夫结盟，这是无视国君。晋平公刚执政，大夫怎敢如此无视国君？是晋平公让他们这样做的。大概当时政事多涉及大夫，认为让国君结盟不如让臣下结盟更好。因此让大夫结盟。况且六卿专权晋国的迹象已经显露，一定是晋国臣下以此误导晋平公，而晋平公就听信了。在此之前，大夫还暗中窃取君权，这次结盟之后便公然擅权了。晋平公自祸害自己的国家，并祸害诸侯的国家，而诸侯也都听任，都难以推卸罪责。

晋国人抓获莒子、邾子带回国。莒国、邾国侵犯鲁国，确实有罪。向周天子请示，抓获他们带到京师，是可以的。擅自抓获两位国君，像囚犯一样带回来，这是无视周天子。所以记载为“人”，以彰显其罪过。

齐侯侵犯我国北部边境。齐侯自从成公十七年柯陵之会以来，就不再亲自出席会盟，只派世子出席，大夫听命。现在晋国为鲁国抓获莒子、邾子，齐国又攻打鲁国以报复，这是侮辱晋国。

夏季，鲁君从会盟地回国。

五月甲子日，发生地震。

叔老会同郑伯、晋国荀偃、卫国甯殖、宋国人攻打许国。

许男请求迁都到晋国，被他的臣下阻止，所以晋国攻打他。这是晋国主导军事行动。郑国与许国有怨仇，而郑君来会同攻打，为何把郑国列在前面？臣下不能排在国君前面。然而郑国怎能号召诸侯？郑伯之下，晋国卿大夫首列，那么主导军事的人也就显而易见了。宋国称“人”且排在卫国之后，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许男受制于臣下，不依道义责备他的臣下，却急忙用兵临逼他的国家，失去了体恤小国的道理。

秋季，齐侯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成邑。

举行大雩祭求雨。

冬季，叔孙豹出使晋国。

鲁国不能自强，危急时求助于晋国，也可鄙了。

鲁襄公十七年。

春季周王二月庚午日，邾子牼去世。邾子被抓获，不记载去世，是因为晋国把他送还了。送还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告知。不记载安葬，是因为有怨恨。

宋国人攻打陈国。宣公十四年，宋国军队攻打陈国，是为晋国讨伐背叛者。这次《左传》没有记载两国结怨的原因，大概也是晋国的命令吧？但陈侯此前逃避鄬地的会盟，是晋国的过错。现在楚国衰弱了，用德行安抚他，可以得到陈国。为何急忙让宋国攻打他呢？况且陈国靠近宋国，宋国实际上有利可图，借晋国之力来满足私欲罢了。大概含有三重讥讽。记载为“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

夏季，卫国石买率领军队攻打曹国。

孙蒯因为打猎而被侮辱，是自找的。蒯想攻打曹国，而石买却为孙氏效力吗？石买是石碏的后代，石碏讨伐贼臣，而石买却勾结贼臣，愧对他的祖先了。

秋季，齐侯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包围桃邑。齐国高厚率领军队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包围防邑。放弃成邑而包围桃邑，大概是出乎鲁国意料。况且君臣一同前来，分兵包围两座城邑，更使鲁国顾此失彼。

九月举行大雩祭求雨。

宋国华臣出逃到陈国。

华臣在宗室中暴乱，国家不加以讨伐，他因恐惧而出逃，这是政令刑罚的失误。况且陈国是宋国的仇敌，而臣下投奔那里，尤其该杀。

冬季，邾国人侵犯我国南部边境。

邾国的先君因攻打鲁国被抓获，继位的国君在会盟中，却又攻打鲁国，这是助长恶行。直接记载而罪过就显明了。

鲁襄公十八年。

春季，白狄人来朝。

春秋时期，戎狄杂居在中国，与他们会盟，则有讥讽；如果他们仰慕道义而来，就容纳接待他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