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一

译的。如果在开始时谨慎小心，祸乱就会熄灭了。」

夏季六月癸亥日，鲁僖公在防地去世，从干侯返回。过了七个月，超过了安葬的期限才记载此事，是为了显示异常。

译戊辰日，定公即位。

戊辰日，是癸亥日后的第六天。《春秋》记载即位不记具体日期，因为即位有固定的常规时期，不必烦琐记载。嗣子在灵柩前确定继承位置，当天就举行即位仪式，《周书》记载乙丑日周王驾崩，召公迎接太子钊进入翼室，就是这种情况。在次年岁首举行即位仪式，《商书》记载“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在先王灵前祭祀，扶立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就是这种情况。天子和诸侯是一样的，定公在灵柩运到后的第六天确定即位，既不是当天在灵柩前的礼仪，也不是次年岁首的期限，大概是季孙意如随意制定的，所以记载日期以显示这是变例。权力的授予是国家的大节，明明有嫡子定公，为什么要把权力授予季氏呢？应该像尹氏立王子朝那样的例子，而记载“季氏立公子宋”，现在记载“即位”像平常一样的措辞，是为了避讳国家的丑恶。定公不能执守礼制来推辞，应当奉行道义去讨伐，最终没有讨伐，难免有篡位的罪责了。

秋天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

三个季度才回来，过了一个月就急忙安葬，记载此事以显示这是变例。

九月举行大雩祭。

这是僭越礼制，而且在居丧期间使用盛大的礼仪，不忌讳居丧的禁忌了。

建立炀宫。

炀公，是鲁公的儿子，考公的弟弟。昭公出逃，季孙意如在炀公庙祈祷。昭公死在国外，于是认为得到了神灵的保佑，超越典章制度来建立久远的祧庙。他们肆无忌惮，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冬天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

周历的十月，是夏历的八月。不是降霜的时节，却降了霜，这是异常现象。豆类耐霜，霜冻死了豆类，那么其他庄稼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灾祸非常严重。《谷梁传》说这是举重，是对的。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没有冻死草，那时庄稼已经收割了。《谷梁传》说这是举轻，是不对的。

二年

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借火灾来彰显僭越礼制。按照《明堂位》：天子有五座门，皋门、库门、雉门、路门、应门，这应该是正确的。鲁国有库门、雉门、路门三座门，库门的规制类似皋门，雉门的规制类似应门，这就是僭越了。天子外阙有两座观台，诸侯外阙有一座观台，鲁国设置两座观台，也是僭越。定公从贼臣手中接受权力，而面对百姓的地方，一天之内化为灰烬，上天的警示到了极点。假使定公遇到灾祸而恐惧，革除僭越的礼制，回归正道，从自身开始，或许能得到治理乱世的方法吧？

秋天楚国人攻打吴国。

自从襄公三年到现在，楚国六次攻打吴国，一次与吴国作战就率先发动战争，喜好用兵，理应会有郢都被攻入的祸患。

冬天十月新建雉门和两观。

鲁国僭越天子的制度，起初是由于成王的赏赐，但意在尊崇周公，让他可以使用郊祭和禘祭罢了。后世沿袭，于是无所不僭越。僖公二十年记载“新建南门”，南门就是鲁国的三座门。新建，是指比旧有的更加宏大。库门的规制类似皋门，雉门的规制类似应门，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吧？现在因为火灾而新建，何必说“作”呢？大概是因为上天降灾警示，仍然保持僭越而不革除，这是没有顺应上天的实际行动，也没有敬畏上天的心意。所以仍然使用“新建”的措辞，以显示罪责。

三年

春天周历正月，定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

家〇翁说：“解说的人认为季孙意如没有向晋国请示就立定公，所以晋国愤怒而拒绝定公。我认为没有了解实情。季孙意如驱逐昭公使其客死他乡，拥立定公篡位，都是晋国卿大夫为之羽翼。现在定公前往晋国而晋国拒绝他，大概是季孙意如的计谋，用来操纵他的国君，使定公一切都只听命于自己。昭公因为不能忍受，所以遭遇大祸；定公则低头顺气，苟且以国君自居罢了。”

二月辛卯日，邾子穿去世。

夏天四月

秋天安葬邾庄公。

冬天仲孙何忌和邾子在拔地结盟。

仲孙何忌以大夫身份与诸侯结盟，邾子正在居丧，却走出居丧之地结盟，都有罪责。但是邾国迫于强大势力，也是不得已，仲孙何忌倚仗势力欺凌小国之君，太过分了。

四年

春天周历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

三月，定公与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齐国夏在召陵会盟，侵犯楚国。

平邱会盟，晋国因为无道失去人心，二十多年没有会盟之事。楚昭王继承平王的昏乱而幼稚无能，囊瓦掌权，贪财虐待小国，甚至因为皮衣马匹的缘故拘留唐、蔡的国君。蔡昭公怨恨愤怒，向晋国请求出兵。晋国向周王请示，周王臣子下临，十七个国家一呼而集，大概是人心共同痛恨楚国。而且楚国已经具备亡国的形势，民心都背离了，附属国大多叛离，吴国又骚扰它。晋国如果能奉辞讨罪，肃清南方，功劳超过齐桓公、晋文公了。无奈晋国卿大夫贪婪鄙陋，又私下畏惧他们的国君，奉周王灵威以制服楚国，威权再次收回，一定对权势家族不利，所以索取贿赂以离间蔡国，假借旄节以轻视郑国，利用会盟诸侯以毁坏他们国君的功劳，而巩固自己的私利。晋定公昏庸，不能自主。世上没有内部治理不修而外部威权可以建立的。而且也是由于悼公、平公以来不谨慎操持，才达到这种极点。所以不能明确公正地讨伐楚国的罪过，掠夺其边境就返回，记载“侵”是鄙视这种行为。

夏天四月庚辰日，蔡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沈国，把沈子嘉带回来，杀了他。根据传文，晋国因为沈国没有参加召陵会盟，让蔡国讨伐它。沈国属于楚国，从未与晋国通好，凭什么责备它没有参加会盟？而且参加召陵会盟的人很多，能做什么呢？不能制服楚国，却在小国逞凶施虐，是晋国的罪过。出其不意，灭掉它的国家而俘虏它的国君，是公孙姓的罪过。蔡君

译多次被楚国杀害，于是效仿这种恶劣行为而杀害沈子，这是蔡侯的罪过。史书既记载“灭”，又记载“杀”，是为了哀怜沈子。只记载“以归”，则是批评他不能为守土而死罢了。

译五月，鲁君与诸侯在皋鼬结盟。

盟约中规定诸侯刘子不参与。刘子平定了王室的动乱，借由晋国请示王命而来到防地，大概有振兴王室的志向吧？参与防地之事而不参与盟会，也符合王臣下临防地的体统。可惜权柄出自晋国，刘子无法实现他的志向。第二年，王人在楚国杀死了子朝，那么这次行动也不算没有功劳了。晋国谋划对付楚国没有成效，这次盟会又是为了什么呢？王樵说：召陵讨伐楚国，屈完前来结盟；召陵侵扰楚国，诸侯自行结盟，史书这样记载是表示鄙陋。这是对的，凡是鲁君在防地之后结盟，史书就记载“公”，这次鲁君参与了防地之事。再次记载“公”，是因为鲁君受封于季孙意如，因为朝见晋国被拒绝，急切地寻求这次盟会，大概是不结盟恐怕会像曹负刍那样在防地之后被拘捕吧。

〇伯成在防地去世

在军中去世而史书记载，防地是讥讽侵楚而没有功劳。

六月，安葬陈惠公

陈子违背丧礼离开灵柩前往防地，返回后安葬亲人，是不合礼制的。

许国迁都到容城

许国虽然依附楚国，但楚国也衰弱了，所以召陵时不敢违背晋国。现在楚国让许国迁都，使其靠近自己，但这也是许国的意愿。知道晋国不能保护自己，所以仍然用自行迁都的措辞。

秋七月，鲁君从防地回来

不记载侵楚之事，是讥讽没有功劳。而且鲁君以能结盟为幸事。

刘卷去世

召陵防地，刘子下临。防地之事结束后去世，所以前来报丧。

安葬〇悼公

楚国人包围蔡国

这是因为蔡国灭掉了沈国。但是蔡国接受晋国的命令，蔡国被包围而晋国不救援，为什么呢？

晋国士鞅、卫国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谋划对付楚国不能成功，讨伐盟国蔡国不能救援，舍弃大计而去对付鲜虞，这是晋国卿大夫贪婪鄙陋的计谋。

安葬刘文公

王室臣子以去世报丧，而鲁国前往安葬，都是出于私交。既然记载了王臣的去世，以示警戒其大义已经明白。虽然报丧就必定安葬，但鲁国的失礼可以隐讳。现在刘文公记载安葬，是因为他贤德而记载，不能与尹氏、王子虎等同看待。生前称刘子，是因为王事而举爵位。去世称刘卷，内臣与外臣不同。安葬称刘文公，是因为鲁国防地之事而记载，本来各有其恰当之处。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

楚国是蔡国累世不共戴天的仇敌，蔡国求助晋国，晋国无能为力，而且导致蔡国被围的祸患。转而向吴国乞求军队，于是报了世仇，同时舒缓了中原各国的积愤，这件事很伟大。记载“以”是记录蔡国。吴国称爵位，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国君亲自率领军队而为蔡国，所以也称赞吴国。不记载“救”，是因为吴国为蔡国而救，不必多说。只是楚国战败，吴国兴起，中原日益衰微。记载这件事是表示哀伤。记载吴国参与交战，而不是责备的措辞，大概与城濮之战的意义相同。

楚囊瓦出逃到郑国

军队战败，囊瓦不死而逃跑，罪在于误国，而又保全自身。

庚辰，吴国进入郢都

郢，是楚国的都城。进入他国，直接说国而不说都，记载“入郢”，是特别的笔法。楚国的罪过很大，灭掉它都可以，进入有什么值得说的？吴国的罪过在郢都。根据传文，吴国进入郢都分占宫室，没有人理了。所以改变进入他国的措辞而记载都城。而吴国以国号举，春秋根据善恶来寄托褒贬，是王道的权衡。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把粮食送给蔡国

根据《左氏传》是鲁国送给蔡国，根据《公羊传》《谷梁传》是诸侯都送给蔡国，未详究哪个正确。如果是诸侯都送给蔡国，一定是晋国的命令。大概晋国惭愧不能救援蔡国，而用这个来安慰蔡国吧？这是忽视大计而施小恩小惠。至于鲁国力量不足救援蔡国，蔡国在战争之后困于饥荒，鲁国自行送给它则是善举。然而整个春秋时期，列国难道没有因饥荒而送粮食的吗？唯独见于蔡国。而且在蔡国以吴国战败楚国的第二年，那么送粮食不是体恤蔡国，而是畏惧吴国，借蔡国来结交罢了。《春秋》肯定它但不完全肯定，大概是想引导鲁国以诚心行事。诚心行义，那么大道就明了而天下就安定了。

于越进入吴国

于越就是越国。称越的有三次：在昭公时期。称于越的有三次：在定公、哀公时期。大概越地处偏远，是先代苗裔，周朝拥有天下，就地封他们，其国号因其自称而已。春秋前称越，是其旧号吗？后称于越，是其改号吗？也是因其自称而已。一定要寻求其意义来寄托褒贬，就穿凿了。吴国正在郢都，而越国进入吴国，倚伏的机变可畏啊！而且深责越国帮助不义来扰乱吴国，吴国也失道而没有办法保持胜利。

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去世

鲁国弑君的贼人有两个，逐君的贼人有一个，罪过略有分别，但都应当讨伐。桓同谋而弑宣，参与弑君，不可以责成他讨伐贼人，所以翚死不记载，遂死去族。讨伐翚遂就以罪桓、宣。定公并不参与逐君，只是因为君位不是自己所有，被季氏拥立而已。如果他能像叔孙舍之不赏私劳，讨伐意如如果成功，功劳足以赎罪；不成功，也是以身殉义。却贪图权位苟且偷安，忘记仇恨〇耻辱，开始不正的人，最终也不正了。《春秋》记载意如，以卿卒的常规，定公怎么能逃脱他的责任？

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去世

冬，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

晋国臣子贪图他人土地，屡次讨伐而又包围他，所以记载以显明其恶。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郑国游速率领军队灭掉许国，把许男斯带回来。

郑国贪婪〇于许国，很久了。许国依靠楚国图谋生存，至

译郑国四次迁都。如今吴国击败楚国，而许国失去了援助，郑国于是灭掉了许国。许国不知道自我图强，甘愿顺从楚国，固然违背了道义。然而郑国趁着机会追逐利益，灭掉他国的宗庙社稷，其罪过就大了。李亷说：郑国进入许国，齐国和郑国的党羽联合，天下于是就没有了天子。郑国灭掉许国，齐国和郑国的党羽再次联合，天下于是就没有了霸主。

译二月，鲁君侵犯郑国。

鲁宣公十八年，鲁君曾讨伐〇。此后鲁国没有国君亲自统帅军队，长达八十年。大概是因为军权分散于三桓家族，而季氏尤其独揽大权。如今季孙意如去世，他的儿子季孙斯虽然继位但年幼，所以鲁君重新亲自统帅军队。但这并非鲁君能够收回权力，而是阳虎趁机专权，挟持鲁君以自重。没有军队时，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有军队时，政权掌握在陪臣手中。然而《春秋》记载鲁君亲征，是表示赞许，希望他有所作为。根据《左传》，周朝儋翩率领王子朝的党徒作乱，郑国出兵，践踏了王畿的六个城邑。晋国命令鲁国讨伐他们，这是为了王室的事务。但鲁国不能声讨罪状进行征讨，只是暗中出兵掠夺郑国边境。大概阳虎只是借此揽权，并没有勤王的实际行动，所以记载为“侵”。可惜鲁君又受制于陪臣，用兵不符合正道。

鲁君从侵犯郑国归来。

鲁国没有向卫国借道，卫国将要追击鲁军。公孙〇劝谏卫国国君，才停止追击。《春秋》记载鲁君归来，是表示担忧他的危险处境。

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

季孙斯是为了进献郑国的俘虏，仲孙何忌是为了回报夫人赠送的礼物？通常一位卿大夫奉命出使，可以兼办其他事务，如今两位卿大夫同时出使，不符合制度。这是阳虎强行派遣他们，以讨好晋国。刘敞说：“季孙、仲孙专权，而阳虎能够控制他们，这是阳虎无所顾忌且必然作乱的征兆。”然而如果不借助晋国的权势，阳虎的动乱也无法得逞。季孙意如讨好晋国以驱逐国君，所以阳虎讨好晋国以颠覆三桓。《春秋》彰显往事以考察未来，记载此事以彰显阳虎作乱的根源。

秋季，晋国人抓获了宋国的使者乐祁犁。

晋国抓获宋国的仲几，宋国不敢怨恨。如今宋国又出使晋国，侍奉晋国已经很勤勉了，为什么还是无法避免灾祸？这不是宋国国君造成的，而是其臣子造成的。祸端起于赵鞅，而范鞅与他争夺权力和贿赂。召陵之会之后，诸侯都怀有二心，如今又抓获宋国使者，权臣互相倾轧，不顾国家大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宋国背叛晋国始于此时，范氏、中行氏与赵氏结怨也始于此时。

冬季，修筑城中城。

鲁成公九年，曾修筑此城。这次再次修筑，是为什么呢？是增修加固。汪克宽说：阳虎想要除掉三大家族，借口害怕齐国、郑国而修筑城池，打算挟持鲁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

鲁昭公二十五年，齐国夺取郓地以安置鲁昭公的后宫。郓地溃败，于是背离齐国。如今包围郓地而不记载“伐齐”，是因为郓地是鲁国内邑。这是齐国接纳叛徒。然而齐国接纳叛徒是有原因的。起初是为了安置鲁昭公的后宫，由于季氏的诱导，郓地溃败以颠覆鲁君，那么齐国的过错较小，而季氏的罪责重大。如今不先通过辞令交涉，就立即动用军队，虽然志在收复旧邑，但不是正道。第二年，齐国来讨伐鲁国，连年交战，大概始于此时。

七年。

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四月。

秋季，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

诸侯都背离晋国，所以齐景公出来寻求诸侯的支持。郑国怨恨晋国，所以跟随齐国。然而郑国刚刚得罪王室，而齐国与之结盟，不也很悖理吗？家〇翁说：所谓的盟主，必须对上尊崇周王，对下救济灾难、体恤患难，先解决天下的危难，然后才能使人信服而成霸业。鲁昭公被臣子驱逐，齐国不能接纳他，反而自己作罢。王室遭遇儋翩之难，又不能勤王，见义不为，却想趁机袭取霸业，没有这样的道理。陈傅良说：这不过是互相结盟，自齐桓公以来未曾有过。于是诸侯再次聚会，却没有盟主了。因此记载石门之盟，以记录诸侯的聚合；记载咸地之盟，以记录诸侯的离散。

齐国人抓获了卫国使者北宫结并侵犯卫国，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根据《左传》，咸地之盟时，齐国征召卫国参会，卫国想跟随齐国但难以背叛晋国，于是派北宫结出使齐国，并私下对齐侯说：“抓获北宫结来侵犯我国。”齐侯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在沙地结盟。卫侯欺骗晋国以依附齐国，这难道是邦交之道吗？于是北宫结被称为“行人”而被抓获，直呼“齐人”而不指责卫国，却深责齐国，是厌恶齐国逞强求霸。然而刚侵犯就结盟，卫国的欺诈也完全显露了。

举行大雩祭。

齐国大夫国夏率领军队侵犯鲁国西部边境。

齐国已经得到郑国、卫国，于是讨伐鲁国。鲁国曾经侵犯郑国，并与齐国争夺郓地。如今讨伐鲁国，是为了巩固郑国呢，还是为了威慑鲁国？许翰说：“齐景公趁着晋国衰弱，想凭武力确立霸业，这是知道时机或许可行，却不知道自身不可行。”

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季，十月。

八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君侵犯齐国，鲁君从侵犯齐国归来。

这是报复齐国的讨伐，鲁国本来有理由，但不估量自身实力而轻易以报复为事，不是良策。

二月，鲁君侵犯齐国。

三月，鲁君从侵犯齐国归来。

隔月再次侵犯齐国。虽然说是报复仇怨，鲁君为何甘愿如此冒险？大概是有晋国的命令。看齐国两次讨伐，而晋国军队到达瓦地，就可以知道了。鲁昭公出逃时，晋国偏袒臣子拒绝国君，尚且不如齐国稍有体恤患难之意。如今坚决服从晋国命令，难道是鲁君的本意吗？这是阳虎的谋划。季氏以讨好晋国为事，阳虎继承并加剧了这种做法。阳虎作乱后逃跑，最终依靠晋国，这就是验证。大夫专权，蛀蚀公室；陪臣专权，危及国君。两次记载“侵”，记载“至”，是痛惜鲁君。

曹伯露去世。

夏季，齐国大夫国夏率领军队侵犯鲁国西部边境。

鲁国以报复仇怨为事，意在扰乱齐国，所以记载“侵齐”；齐国以图谋霸业为事，意在胁迫鲁国，所以记载“伐鲁”，这是实情。

鲁君在瓦地防备晋国军队。

齐国军队来讨伐鲁国，鲁国无法抵御，紧急之下向晋国求援。听说有晋国军队，鲁君出城防备，《春秋》记载此事，是痛惜鲁君。先前轻率地结怨，如今离开国都而不守，幸好齐国军队自行撤退罢了。倘若齐国深入鲁国，那就危险了！

译晋国不直接奔赴鲁国救援，而是军队驻扎在瓦瓦，瓦瓦是卫国之地。这便不能算作救援了。率领军队的是士鞅，但史书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如果记载了士鞅，似乎像是以其他事务进行防备，而人们就不会知道晋国出兵前来以及这次出兵未能起到救援作用了。

译鲁公从瓦地返回。

不用“防”字来记载，是因为这不是平常的防地，所以用地点来记载。

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又侵犯卫国。

这是为了讨伐它们追随齐国。经文为何记载为“侵”？因为晋国公室地位卑微，其臣子各自顾念私利，而不体恤公室，所以只是小规模地侵略就撤军了，大概是不修德行而使用武力，但武力又不足以取胜。记载“遂”字，是因为不足以使郑国臣服，又怎能使卫国臣服？讥讽他们白白失去人心而没有益处。家〇翁说：讨伐应当讨伐的对象，那么遭受讨伐的人就会伏罪，诸侯也会震动；应当讨伐却坐视不管，不应当讨伐却轻举妄动，正好招致侮辱罢了。郑国趁着儋翩的动乱，侵犯周王室疆域，并且灭掉了许国，晋国因为与自己无关而委托给鲁国，现在因为郑国追随齐国而亲自侵犯它，又进而波及卫国，这难道是霸主应有的讨伐吗？所以经文这样记载以贬斥它。

安葬曹靖公。

九月，安葬陈怀公。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侵犯卫国，是为了讨好晋国。季孙和仲孙联合，驱逐了昭公。此后事事都与他们保持一致。现在阳虎专权，挟持国君作为倚重，所以季孙、仲孙更加互相勾结以巩固自己。等到阳虎拘捕季孙，又依靠仲孙的救援得以脱险。《春秋》每次将季孙、仲孙并列记载，大概是彰显他们同恶相济的事实。

冬季，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

这是约定背离晋国。晋国侵犯郑国、卫国，所以越是侵犯它们，它们就越发背叛，晋国的计策已经用尽了。所以君子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武力，知道武力不足以依赖。

顺次祭祀先公。

《三传》解释“从”为顺，但“先公”则没有明确的指代。注疏者因为文二年僖公升位是逆祀，于是用提升闵公、降低僖公来解释。但逆祀是由臧氏造成的，而且已经历了好几代，不是季氏的罪过。冯山认为“从”是后随先的意思，昭公死在外的防地，回国后季氏想要隔绝他的墓地，不让他与先公相同。后来只安葬在墓道南面，安葬既不能合于大墓，那么神主自然也不能附祭于宗庙了。阳虎想要彰显季氏的罪过，以讨好国人，开始不记载昭公“从祀”，因为昭公在国内是避讳的。但此前记载在庄公宗庙举行“吉禘”，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现在说“从祀”却不指明昭公，虽然是避讳，也不应该如此晦涩难明。薛季宣说：“鲁国的祭祀，提升僖公，让昭公‘从祀’，是开始纠正其礼仪。”兼用两种说法，那么经文和传文就吻合了。大概闵公、僖公和昭公都可以用“先公”来指代，而且《左传》说“顺祀先公而祈祷”，意思应当是适逢大祫祭，众位先公都在，所以就概括地说先公。圣人根据事实来彰显其实情，善恶自然显现。大概“从祀”是正当的。“不书曰”，也就是“不书大事”，表明这不是出于国君的命令。接着记载“盗”，那么就是盗贼所为。大概是用正当的名义来推行极大的不正当之事。所以说：“《春秋》的旨意微妙而彰明。”

盗窃宝玉和大弓。

盗指的是阳虎。宝玉、大弓，是周公的分器，子孙应当世代守护的。阳虎将在蒲圃宴请季孙斯，并杀了他。依靠仲孙的救援才得以脱险。阳虎作战不胜，于是进入公宫，取走宝玉、大弓而出逃。陪臣谋杀大夫，这是背叛并发动叛乱。然而季氏的罪过太大了。阳虎如果拘捕他并请求治他的罪，收回他的权力归还给国君，难道不可以吗？却逞泄私愤而想要杀他。战败后进入公宫，取走分器，这就是盗窃。分器被盗窃，是鲁国无人而丧失政令。因为不记载叛乱的罪名，季氏以盗窃罪惩治阳虎，以丧失分器责问鲁侯，这是天子才做的事。

九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戊申日，郑伯虿去世。

获得宝玉和大弓。

盗贼盗窃，是想用来贿赂其他国家以求容身。现在他将逃往齐国，齐国以谋求霸权为事，如果不认为他的盗窃不义而责问他，反而会成为祸害。所以把宝玉大弓遗留在堤下，就像是盗贼归还了一样。盗窃而又归还，这算什么国家？所以记载“得”，只是得到了被盗的物品而已，并没有抓获盗贼。鲁国丧失政令，也充分显现了。

六月，安葬郑献公。

秋季，齐侯、卫侯在五氏驻扎。

齐国挟持卫国以争夺霸权，而晋国力量尚强，不敢公然说讨伐它，所以在五氏驻扎。五氏，是晋国的地方。大概有所窥伺但未能实现。家〇翁说：陈傅良说，传文说讨伐晋国，而经文记载驻扎，是着重断绝与晋国的关系。我认为厥貉的驻扎，是楚国的商臣窥视中原；五氏的驻扎，是齐景公图谋继承霸权。记载“次”相同，但驻扎的原因不同。霸国的子孙，难道可以和僭越称王的楚国同日而语吗？晋平公以来，举起霸权而让给楚国，《春秋》本来对晋国就没有期望了。齐国如果能修明桓公的功业，《春秋》将暂且认可它，难道说诸侯不应当亲近齐国而着重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吗？然而齐景公不能尊崇周王而安定诸夏，反而窥视晋国的衰弱而屡次驻扎以求逞快，这就不合道义了。所以记载“次”以讥讽它。

秦伯去世。

冬季，安葬秦哀公。

十年。

春季，周王三月，与齐国讲和。

阳虎两次侵犯齐国，以结下怨恨。现在阳虎出逃了，鲁国任用孔子，首先与齐国讲和。大概齐国和鲁国是唇齿相依的，那么和睦齐国就是紧要事务了。这时阳虎在齐国，将图谋祸害鲁国，所以三桓也都深知圣人谋国之善，而低头听从命令。圣人一被任用，国君就实行法度，臣子就服从命令，对内安定国家，对外和睦邻邦。像这样，为什么记载“及”？大概侵犯齐国是鲁国的祸患，那么与齐国讲和本来就是鲁国的志向。圣人只是顺应人心所渴望的罢了。

夏季，鲁公在夹谷与齐侯相会。

鲁国卿大夫单独与诸侯相会，已经是旧例了。

译如今记载“公防”，是因为鲁公开始执政。《春秋》重视在防地结盟，国君出行必定由上卿陪同。三桓曾经与齐国结下仇怨，如今刚与齐国讲和，担心齐国意图难以揣测，所以让鲁公去试探其中的危险。三桓也不敢随同出行。孔子刚刚在鲁国被任用，而鲁国大治，所以让孔子代理相事。治理的声誉在防地之会前已经传播，礼制的诚意又在担任相事时得到体现，所以在防地没有结盟。昭公七年与齐国讲和，叔孙舍前往齐国主持盟誓。定公十年与郑国讲和，叔还前往郑国主持盟誓。讲和必定要结盟，如今不记载结盟，是因为不需要烦劳结盟。由此可知，治理国家要用礼制来安抚万物，用诚意来感化他人，征伐可以不进行，诅咒发誓可以不举行。大道的施行，格局宏大深远啊。

译鲁定公从夹谷归来。

记载“至”并加上地名，是因为夹谷属于边境之地；如果是从“参”以上的地点，就不记载地名。

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在咸沙结盟时，卫国开始背叛晋国。士鞅于是侵犯卫国。卫侯再次与晋国结盟，赵鞅便派地位低下的人去结盟以羞辱他。卫国于是断绝与晋国的关系，与齐国结成五氏之盟。现在的包围，是讨伐五氏之盟的行为。这样怎么能使卫国臣服呢？况且晋国已经衰败，所有的军事行动都称为“侵”，而这次唯独称为“围”，是因为卫国曾经在寒氏攻打邯郸午，这是赵氏的私怨。所以包围卫国是为了满足私欲。赵鞅的罪过，罪不容诛。

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

史书记载“来归”，是他们自己主动归还的。齐国在天下强大，攻打盟主，虐待同盟国，现在却主动归还，这是被礼义所感动，被诚心所感召，神妙的教化，人们无法测度。在这里可以看出人都可以行善，而圣人的道义是伟大的。东周可以有所作为，就在于此。那么郑国的祊地、卫国的宝物也记载“来归”，为什么呢？那些是因为利益而结合，这些是因为道义而信服，虽然都是主动归还，但情况不同。《左传》却说：“在夹谷结盟时，齐国人胁迫鲁国说：‘齐国的军队出动，如果鲁国不用三百辆甲车跟随齐国，就有这样的盟约。’”孔子于是派兹无还去要回田地。如果真是这样，齐国轻视鲁国到了极点。齐国既然归还了田地，鲁国难道就要成为齐国的附庸吗？经文中不记载结盟，说明《左传》的记载明显是诬蔑。至于《左传》和《谷梁传》，又记载击退莱国的军队，诛杀优施。两君友好结盟，却挟带军队以示威，敢于杀人以显示能力，这是战国时期倾覆危亡的习气，难道是圣人的事吗？以前的儒者说这些不足信，确实如此。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郈是叔孙氏的封邑，包围它，为什么叛乱呢？以前南蒯凭借费邑叛乱，现在侯犯凭借郈邑叛乱。南蒯还假借强化公室的名义，侯犯只是与叔孙氏有私怨罢了。也不记载“叛”，是因为三桓无视君主而专权鲁国，所以家臣一概不记载“叛”。

秋天，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以前包围它而不臣服，叔孙氏应该改过向善，退守臣子的本分，那么陪臣就没有借口而自行失败了。却再次用兵以满足私欲，难怪郈邑更加不臣服。最终用驷赤诱骗侯犯将他驱逐，而郈邑依附于齐国，最终被齐国占有。于是齐国又归还了郈邑。这大概是圣人道义教化的感召，不然齐国怎么会把郈邑给叔孙氏呢？

宋国的乐大心出逃到曹国。

宋公派乐大心出使晋国，乐大心以生病为由推辞。这本来就有罪，于是乐溷趁机窥探宋公的怒气，用恶言诬陷他。宋公驱逐他，也难逃听信谗言的过错。

宋国的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宋公夺取公子地的马匹给宠臣向魋。公子地愤怒而夺回马匹。君主固然失道，公子地也无君无臣了。公子地听从宋公弟弟辰的话而出逃，是想让宋公阻止他，但宋公没有阻止。公子地与辰本来就是为了要挟君主，宋公也是重用宠臣而轻视亲人。所以经文对双方都加以讥讽。

冬天，齐侯、卫侯、郑国的游速在安甫结盟。

重温咸沙的友好关系，为卫国谋划以应对晋国的危难。

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既然归还了田地，又送还了郈邑。所以叔孙州仇前往齐国，表示感谢。休养生息，讲求礼义，文雅有礼。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辰为公子地求情，宋公不听，所以出逃。出逃到陈国，是跟随公子地。宋公沉溺于宠臣，所以辰记载为“弟”，是责备宋公。辰看重小信而抛弃君主兄长，所以记载“奔”，是罪责辰。仲佗、石彄私下侍奉辰，跟随他出逃，也是厌恶这两位卿大夫。

十一年

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邑叛乱。萧，是宋国的城邑。叛乱，那么罪过很大，仍然记载为“弟”，为什么呢？郑国的共叔段图谋篡位，《春秋》多次纠正并诛杀他，所以不记载为“弟”。现在辰为公子地求情，不被允许而出逃，君主仍然不阻止，这是叛乱因激愤而成。况且叛乱与图谋篡位有区别。记载“叛”足以纠正其罪过，宋公宠爱宠臣，蔑视亲人，罪过很大，所以仍然记载为“弟”，是将罪责分给宋公。出逃不是辰所愿，是为了要挟君主，所以记载“暨叛”；叛乱是辰所愿，是为了发泄愤恨，所以记载“及”。“及”与“暨”都是针对辰而言，不是以两位卿大夫和公子地为义。出逃时两位卿大夫在辰之下，叛乱时两位卿大夫和公子地在辰之下，所以“暨”与“及”又用来辨别首从。深罪辰以明确君臣之义。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这样天下君臣的名分才能安定。

夏天，四月

秋天，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邑。

四个叛党在萧邑，乐大心进入那里，这也是叛乱。不记载“叛”，大概是因为辰是叛乱的首领。两位卿大夫和公子地都是同谋。乐大心不是同谋，是听说叛乱而依附叛乱。依附叛乱与叛乱，略有区别。《春秋》的书法，各按其罪过，而细微之处没有差错。那些用深刻解释经义的人，是错误的。

冬天，与郑国讲和。

侵犯齐国、侵犯郑国，不是公意。现在与齐国讲和，又与郑国讲和，是因为孔子在季孙氏那里行事，所以公室执政，而三桓也知道与邻国结怨不对，从而顺从。讲求信用，修好和睦，而战争刑罚逐渐平息，圣人以此仁爱天下。《左传》不明白大义，以背叛晋国为说辞。春秋崇尚尊王，那些赞同跟随霸主的人，是因为霸主假借尊王的名义。然而仍然罪责霸主没有尊王的实质，而只知道跟随霸主的人，也不能没有罪过。现在晋国失道，还以背叛晋国为说辞，不是错误吗？

叔还前往郑国主持结盟。

与齐国讲和，叔孙州仇前往齐国；与郑国讲和，叔还前往郑国。臣子服从命令，确定君臣的名分，结交四邻的友好，内外没有战事了。圣人联合天下，靠的是仁；安定天下，靠的是礼。

译鲁昭公十二年

春季，薛国国君薛伯定去世

夏季，安葬薛襄公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摧毁郈邑

译铲平险要坚固的城防，叫做“堕三家”。将公室四分，各自崇奉私邑来自卫，而家臣因此屡次叛乱，这自卫之举反而成了盗贼的资本。季氏专权最为严重，所以家臣造成的祸患尤其酷烈，于是谋求安定乱局的方法，向国君举荐孔子并试用他。不久政声传遍四方，齐国归还了侵占的土地，于是孔子代理相事，拆除三座都邑，是谁拆除的呢？是让家臣自己拆除，顺应他们的时机并引导他们。当时侯犯正在叛乱，所以州仇首先拆除郈邑，家臣没有凭借来叛乱，大夫中那些叛公的人也就失去了凭借，这是断绝他们作乱的根源。家臣顺从大夫，顺从公室，上下各自得其理。一定要率领军队，是因为侯犯虽然出逃，担心余党追随作乱。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彄是絷的儿子，絷字公孟，他的儿子以父亲的字为氏。曹国的罪过没有记载在经文中，而卫国讨伐它，大概是欺凌小国罢了，所以史书这样记载来谴责它。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除费邑。

州仇自己拆除郈邑，斯也自己拆除费邑，于是约定何忌一同拆除，是因为费邑强大。从前季友赐给费邑后大力修筑城墙，成为鲁国的祸患，意如驱逐国君却没有灾祸，是因为费邑坚固的缘故。现在拆除它，这是恢复强干弱枝的形势。孔子在季孙那里行事，大概是依据都城不超过百雉的礼制，顺理而言，恰好触动了季孙的心，而季孙完全不怀疑这会害了自己。国家有不起眼的疾病，治疗一下立刻痊愈，这是以礼治国的成效。

秋天举行大雩祭。

孔子在位，而鲁国仍然僭越礼制。大概是有害而不能治理的，听从孔子治理之余，就不能全都听从他了。

冬天十月癸亥日，鲁定公与齐侯在黄地结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

鲁定公从黄地回来。

十有二月，鲁定公围攻成邑，鲁定公从围攻成邑回来。

郈、费被拆除而成邑还在，就围攻它。而且书写“公”，是因为仲孙不想拆除。郈、费是两家的祸患，而公敛处父在成邑，正对仲孙有功，他不想拆除，本来也是适宜的。费邑强大已经被拆除，成邑还凭借什么呢？慢慢将会听从命令了。定公匆忙亲自围攻，轻率出兵而没有功效。可惜定公失策，而自轻自贱了他的威严。成邑虽然是内邑，强大而不能攻克，所以书写“至”。然而成邑不拆除，本来也没有害处。孔子自必有办法处理。不久齐国人送来了女乐，而孔子离开了。可惜啊！

十有三年。

春天，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

再次驻扎是为了谋划讨伐晋国而争夺霸权。齐桓公创立霸业，将要争夺什么？晋文公继承霸业，又难道是争夺齐国而得到的吗？齐景公应当先治理内政，内政既已治理好，向周天子请命，号召诸侯。晋国衰落而内乱正起，怎么能与齐国争夺？于是急于从事于晋国，他的计策错了。根据《左传》，齐、卫谋划讨伐晋国河内，他的臣子只有邴意兹认为可以，大概是料定晋国来不及救援。这是侥幸苟且的计策，因此军中有人说晋军到了，有人说没有晋军，齐侯因此惊恐动摇，所以驻扎而未能讨伐。计策既已错，而进退又失去凭借，以此来求取霸权，不也远了吗？

夏天修筑蛇渊囿。

在比蒲举行大搜。

三桓窃据国家，掌管军政而修筑郎囿，来取乐昭公。昭公被他们愚弄，而最终被驱逐。现在鲁国任用孔子，以王道感化齐国，而归还田地；以王道治理鲁国，而拆除邑城。公室的振兴，指日可待。然而定公平庸软弱，而孔子离开了。围攻成邑不能攻克回来，而以囿为乐。兵权仍然归于臣下，所以修筑囿、大搜，并列记载在册。君主荒淫臣子横行，故态复萌，复兴无望了。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隔年再次讨伐，书写来深罪之。

秋天，晋国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

根据《左氏》，赵鞅杀死邯郸午，而邯郸叛乱，借秦国围攻邯郸。荀寅、士吉射不参与围攻，而将作乱。董安于劝赵鞅先防备，而赵鞅遵守晋君的命令，不敢首先作祸。等到荀寅、士吉射讨伐赵氏的宫室，赵鞅才逃往晋阳。高闶说：“赵鞅抗拒荀寅、士吉射而书写叛乱，大概是彰显他不遵从君命，专据土地兴兵的罪过。但荀寅、士吉射首先作祸，那么赵鞅是被祸害的人。既然讨伐他的宫室，事情已经紧急了，君臣隔绝，怎么能请命？即使以专据土地为罪，情理还可以原谅。现在放过首先作祸的人而罪责后来的人，不也颠倒了吗？”大概荀寅、士吉射最终灭亡，而赵氏回归晋国，这都是赵氏的修饰之辞，而《左氏》轻信了它。而且即使根据《左氏》所载，赵氏的罪过已经不可掩盖。赵鞅起初擅自杀死邯郸午，已经是无君。荀跞偏袒赵氏而排斥荀寅、士吉射，还说三臣首先作祸，那么赵鞅不是后来者就很明白了。大概荀寅、士吉射首先作祸，是先谋划攻击赵鞅；赵鞅首先作祸，是听到谋划先采取行动，如《公羊传》所说，以清除君侧之恶为名。而董安于最终因为先采取行动而被诛杀，那么赵鞅的罪过就确定了。圣人难道不察情理，而轻易以叛乱加于赵鞅吗？

冬天，晋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以叛乱。

荀跞说：“三臣首先作祸，而只驱逐赵鞅，刑罚已经不均了，请都驱逐他们。”晋侯已经命令驱逐赵鞅，荀寅、士吉射也首先作祸，为什么没有驱逐？由此知道荀寅、士吉射是先谋划，而不是先采取行动，审明了。晋阳是私邑，朝歌是公邑。荀寅、士吉射与赵氏为敌，想必也发动了自己的私邑之兵。现在都驱逐他们，所以荀寅、士吉射又袭据公邑来对抗君主。从秋天到冬天，他的臣子三次叛乱，晋国衰败得很厉害了。这是由于晋国主持夏盟，不能尊崇周王，王室有难，尚且不体恤，所以他的臣子效尤罢了。晋国又屡次帮助邻国叛乱，叛臣就出自他的国家，难道不是积恶的明显警戒吗？

译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

三种叛乱的罪行，性质是一样的。韩氏和魏氏为赵鞅请求宽恕，晋君答应了，所以史书用“归”字，这是改变了通常的措辞。叛乱后得以返回，刑罚的缺失太严重了。以前的儒者认为赵鞅的“归”是褒扬的措辞，那孙林父的史书也记载为“归”，又有什么褒扬的意义呢？

译薛国的人弑杀了他们的国君比。

这件事的详情已经无法详考了。称国名，是因为这是当国大臣的罪责。

十四年

春天，卫国公叔戍来投奔鲁国。卫国赵阳出逃到宋国。

据《左传》记载，公叔戍打算清除夫人南子的党羽，南子诬陷他作乱，从而驱逐了他，并牵连到赵阳家族。〇翁氏说：“南子的恶行已经积重难返！戍作为宗族中的老臣，纠正她是理所应当的，但这并非戍个人能力所能做到的。臣子想要匡正君主，必须先端正自己。戍依仗富贵而骄横，一向没有在国内的声誉，事情不成而招致祸患，是理所当然的。”

二月辛巳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掉了顿国，把顿国国君牂带回去。

这是楚国再次灭国。顿国国君曾召陵会盟，所以被灭。顿国追随中原诸侯，却没有人救援它。没有天子，没有霸主，君子对此感到悲伤。陈国曾经被楚国灭亡，却帮助楚国灭掉顿国，大概是因为与顿国有旧怨吧？为了报复旧怨而忘记追随楚国的耻辱，太不义了。况且楚国祸患中原已有一百多年，柏举之战的失败，才使它的威势开始收敛，诸侯不再追随楚国，而陈国却偏偏追随它。楚国势力重新扩张，陈国也是中原的罪人。楚国主导战争，陈国充当役使，于是把顿国国君带回去。是带回到楚国。

夏天，卫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

这是公孙戍事件的缘故。

五月，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吴国国君光去世。

“败”是指欺诈作战。吴君去世系于战败之下，是因为受伤而死。然而并非死于阵前，所以不说“灭”，也不记载地点，是因为距离檇李不远。以悖逆手段取得国家，喜好战争不止，以至于丧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吴国是太伯的后代，吴君又有抵御楚国的功劳，越国因为楚国的缘故，屡次与吴国交战。越国的罪过，难道还能被诛杀吗？而周朝子孙日益丧失秩序，《春秋》对此不能没有感慨。

鲁定公在牵地防备齐侯、卫侯。

齐侯两次谋划进攻晋国而未能成功，现在晋国有荀跞的祸患，再次防备以谋划进攻，大概是挟持叛臣以扰乱晋国，破坏了君臣之义。鲁国亲身遭受臣下作乱的祸患，而定公也参与其中，为什么呢？荀跞过去对季氏有恩德，现在的防备是为了三家，定公不得已罢了。孔子已经离开，定公再次受制于臣下，就是这样。

定公从牵地回来。

秋天，齐侯、宋公在洮地相会。

自从齐景公图谋称霸郑国、卫国、鲁国，并与它们结盟后，宋国起初不忍心断绝与晋国的关系，现在才开始追随齐国。这时卫国有公叔戍的祸患，宋国有公子辰的灾难，宋国追随齐国，大概是寻求平定动乱。《左传》说牵、洮两次相会，都是谋划救援荀跞。齐国不能为两国平定动乱，反而挟持它们帮助晋国的叛臣，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示厌恶。

周天王派遣石尚来归还祭肉。

石尚是周天王的元士，祭肉盛放在蜃器中，所以叫脤。《周礼》大宗伯用膰脤亲近兄弟之邦，大概是指协助祭祀而接受脤肉。现在并非协助祭祀而远远颁赐给鲁国，所以用不同的文字说“归受脤”，这是合乎礼的。归脤不合礼，然而颁赐给君王而不说“赐”，为什么呢？这是神的赏赐，不能说“赐”。宣公十年，王季子来聘问，之后没有一个使者到鲁国。现在晋国霸权已经衰落，孔子相佐鲁国之后，鲁国势力稍有振兴，所以派遣石尚来亲近鲁国。礼制虽然缺失但情意深厚。天王的称号还存在，祭祀尚且具备典章，鲁国如果能以礼辅佐，东周有什么不可为的呢？可惜定公不像君主，再次受制于臣下，鲁国终于衰微，而天王的威灵不可再振兴。归脤之后没有记载，是为此感到悲伤。《春秋》对周朝关怀备至，没有止息。

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

据《左氏春秋》，蒯聩想杀夫人，被发觉，向灵公控告。蒯聩害怕而逃跑。刘敞说：“蒯聩虽然不好，谋划哪有这种事？况且杀夫人，蒯聩能独自保全吗？”大概蒯聩听到野人的歌谣而惭愧，回家告诉夫人。夫人厌恶他指责自己而诬陷他。况且宋国是夫人南子的娘家，杀母亲而进入母亲的娘家，敢吗？这话深得情理。《左氏春秋》所记载的，是南子的谗言与戏阳速迎合夫人以希望免祸的掩饰之词。然而南子怎么忍心以母亲身份诬陷儿子？大概世上母亲淫乱而对儿子失恩的，是有的。南子害怕蒯聩以野人的歌谣告诉国君，所以反而控告以先发制人。经文中记载世子有两种：从君父角度立义，以明确国家根本，如晋申生、宋痤；从臣子角度立义，以正大逆，如蔡般、许止。如果记载“奔”，就不是大逆之罪。以继承君位而获罪，以至于无处容身，儿子固然不像儿子，然而有儿子却不能明辨，以至于动摇国家根本，父亲也不像父亲。记载世子，大概是两相指责的措辞。等到灵公去世而辄即位，赵鞅接纳蒯聩，仍然记载世子，直接与郑忽归郑的文辞相同。世上有想杀母亲而始终称世子的人吗？即使说逃跑，失去了子道，然而不逃跑而被杀，更使父亲陷入大恶，他的逃跑本来不可深罪。

卫国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彄屡次率领军队，是当国的卿。世子驱逐大臣，出逃都是因为南子。在内宠幸，难以逃脱首恶的责任。他们几代动乱，是理所当然的。

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

与辰共同叛乱的共有五人，只记载辰，是举出首恶；记载从萧地，说明长期叛乱；记载来奔，是罪责容纳贼臣。贼臣作乱，失败后还有容身之处，这就容易作乱了。罪责容纳贼臣，是为了制止动乱。屡次记载“弟”，是悲伤天伦之变；是互相归罪。

在比蒲举行大搜，邾子来与定公相会。

相会不记载地点，就知道是在比蒲了。定公在比蒲，就知道亲自举行搜阅了。不记载“公”，自从昭公以来军队分属三桓，现在虽然定公在，

译鲁公不能主持政事。庄公二十三年，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萧叔来朝见鲁公，朝见的地点不合礼制。这次在比蒲举行大规模阅兵，邾子来防备鲁公，防备的地点也不合礼制，这些都是《春秋》所讥讽的。

译修筑莒父和霄两座城池。

举行大搜以渎，武公兼筑两座城邑以劳役百姓，鲁国的政事又混乱了。这一年史书不记载，是因为冬季的记载缺失。

十五年

春季，周王正月，邾子来朝见。

之前来到防邑，大概必定有求于鲁国。现在又来朝见，以示臣服。不自强而求助于人，这样的国家能长久吗？

鼷鼠吃了郊祭用的牛，牛死了，改占卜另一头牛。

牛的身体被普遍啃食，所以不说它被吃的具体部位，是漫无定处的意思。

二月，辛丑日，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去。

胡国和顿国臣服于楚国，晋国纠集十八个国家在召陵设防，将要讨伐楚国，而胡国和顿国一并归附晋国，于是楚国未能讨伐，而胡国和顿国却被晋国所误。之前史书记载灭顿，现在记载灭胡，是深罪晋国。许国也跟随召陵之盟，不久迁到容城，意图表明自己不得已的情况，因而请求迁都以讨好楚国吗？等到郑国灭掉许国，楚国又封立许国。这是晋国无能为力，而小国且任由楚国的喜好来决定存亡了。

夏季，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

冬至日的郊祭，在正月；祈求谷物的郊祭，在三月。五月则过时，很久了！在失礼之中，又是失礼。

壬申日，定公在高寝去世。

高寝是别宫，不是正寝。定公由季氏拥立，不敢讨伐弑君之贼。阳虎专权，三桓势力也微弱。阳虎逃跑而孔子执政，纲纪粗略建立。东周可有所作为的时候到了。定公沉迷于女乐，不能完成孔子的任用，他凭什么逃避责任？

郑国罕达率领军队讨伐宋国。

宋国公子地逃奔郑国，所以郑国讨伐宋国。哀公十二年的传文说：“宋国元平的族人从萧地逃奔郑国，郑国为他们修筑嵒、戈、锡三座城邑，就是这件事。”邻国的危难既不能平定，反而接纳叛臣而又帮助叛臣，罪过太大了。两国结怨不解，从此开始。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

郑国讨伐宋国，宋国理直而郑国理屈。然而宋国新近依附齐国，而郑国则是旧好的盟友。齐国偏袒郑国，道义上不足以使人信服；偏袒宋国，情感上不足以结交郑国。所以驻扎在两国之间观望，而希望他们自行和解罢了。五氏、垂葭想要讨伐晋国而不敢，渠蒢想要救宋国而不能。屡次记载“驻扎”，是深加讥讽。李廉说：“五氏、垂葭的驻扎，都是谋划讨伐晋国，这次驻扎大概也是谋划晋国而出兵。所以明年讨伐晋国时，郑国跟随齐国方才坚决，齐国肯救宋国仇视郑国吗？”他的说法也合乎情理，保留此事以备参考。

邾子逃奔到防邑。

不是周王和父母的防邑，不逃奔；逃奔，是紧急的言辞。邾子来逃奔，鲁国接受他，罪过是相等的。

秋季，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

定公的妾，哀公的母亲。

八月，庚辰日初一，发生日食。

九月，滕子来到防邑参加葬礼。

近者逃奔防邑，远者参加防邑的葬礼，都是侍奉周王的礼仪。鲁国曾经逃奔齐晋的防邑，参加楚国的葬礼了。不记载，是避讳。大概这是失礼而对方接受，这方罪过较重，所以避讳；那方失礼而这方接受，那方罪过较重，则不必避讳。

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不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能安葬。这与宣公八年安葬敬嬴，都是越日安葬。那日是日中，这日是日昃。安葬之日举行虞祭，是为了安抚亲人。说“而克葬”，是转折的言辞，如同赶上虞祭。说“乃克葬”，是艰难的言辞，错过了虞祭的期限。记载礼仪的变故，以保存孝子之心。

辛巳日，安葬定姒。

成风、敬嬴以妾母的身份而记载为夫人，去世和安葬都记载为小君了。定姒也是妾母，为什么没有夫人、小君的称呼？《公羊传》说：哀公尚未即位。然而孟子是昭公的配偶，为什么不记载夫人去世？《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避讳娶同姓。但避讳娶同姓，记载孟子就足够了，何必削去夫人的称号？削去就是贬低，不是避讳。况且安葬定姒，左传说不成防，孟子不葬，更不成防了。大概是季孙氏做的。记载孟子去世而不安葬，显示季孙氏憎恶其君；记载定姒去世而安葬，显示季孙氏削弱其君。因为儿子未逾年，而其母亲因此不成防，大概是假借正义以抑制其君，而哪里是用典呢？成风、敬嬴僭越礼仪。那时鲁国尚有国君，定姒去世安葬似乎合乎礼仪，而鲁国无君了。凡此类，直书其事而义自见。礼仪并有防葬，先母后父。现在定公去世在五月，姒氏去世在七月，防葬不是同时，所以安葬各有期限。姒氏不另加谥号，且与襄公生母同谥，典礼更加紊乱了。

冬季，修筑漆地城池。

漆是邾国庶其的城邑，鲁国接纳叛臣而取其地，现在将要讨伐邾国而修筑城池，作为坚固的防御，很不义！况且两次防葬刚结束，又兴土木，劳役百姓太甚了。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二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三十九年春秋终】

哀公

名蒋，定公的庶子。

元年

春季，周王正月，哀公即位。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包围蔡国。

借报怨之名以欺凌蔡国。陈国跟随楚国，是陈国的罪过。以前与蔡国一同被楚国灭掉而忘记了吗？随国自僖公二十年楚国讨伐之后，不见于经书，大概是世代臣服于楚国。现在再次出现，是因为吴国攻入郢都，楚子逃奔随国，随国救免了他，所以感激他，使他列于诸侯。也许许国被郑国灭掉，又记载许男，是楚国封立的。罪责郑国的灭国，削去楚国的封立，不承认诸侯有权灭国，而有权封立，这是天子的事。胡安国说：“按左传，蔡人男女以辨别楚使，疆于江汝之间

译这样看来，就是蔡国投降而楚国迁走其国都。只记载“围”，为什么呢？蔡国借助吴国攻入郢都，鞭打楚平王的坟墓，蔡国理应得到报复，而楚王复仇，是可以宽恕的。」家〇翁说：「柏举之战，蔡昭公为父祖报仇，直到攻入郢都鞭打楚平王，那么吴国不能报答蔡国，却在蔡国身上发泄怨恨，这能叫作复仇吗？灭了顿国，灭了胡国，现在又包围蔡国，不过是贪图吞并小国以谋取利益罢了。《春秋》对此有什么肯定呢？《左传》说蔡国投降而楚国迁走其国都，为什么又说蔡国请求迁往吴国呢？大概是因为蔡国百姓有归附楚国以求生存的，而蔡国国君确实坚守不屈，所以《春秋》记载“围”而不记载“入”。」

译鼷鼠吃了郊祭用的牛，于是重新占卜选牛。

夏季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

秋季，齐侯、卫侯攻打晋国。

齐侯图谋晋国很久了，屡次谋划却没有成功攻打。如今晋国的大臣长期叛乱，齐、卫便帮助叛臣去攻打晋国，所以史书这样记载，以谴责晋国不能平定叛乱的罪责。齐、卫勾结叛臣，也许翰说：“楚国专擅封立国君，正道已经穷尽了；晋国遭受多方攻打，霸业断绝了。《春秋》时代的变乱，到这里已经穷尽了。”

冬季，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邾国侍奉鲁国很恭谨，前来会盟，前来朝见，甚至到了奔丧的地步。然而邾子刚刚回来，鲁国就修筑城池来威胁他，随即出兵攻打他。鲁君新近即位，这不是鲁君的过错，而是三家的缘故。祲祥与拔地的盟会，都是仲孙何忌主事的。如今他率先攻打邾国作为开端，不顾道义，贪图利益，不顾信用，动用武力，不顾君主，这难道只是仲孙何忌一个人的责任吗？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当时各国都吞并小国来壮大自己，这是《春秋》将要进入战国时代的征兆。

二年

春季，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了漷水东边的田地和沂水西边的田地。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

三卿同时率领军队，大概是各自专擅其军权；三卿同时出动，都是为了经营自己的私利。孔子用鲁国的礼法教化，所感化的三家听从命令，并且和睦邻国修好，边境没有战事。孔子离开后，三家势力扩张，仍然沿袭旧例，更加追逐利益欺凌小国，以前夺取邾国的田地是从漷水开始的。如今又夺取漷水东边以及沂水西边的田地，对于像邾国这样微小的国家，三次接纳其叛逃的城邑而三次夺取其田地，难道还能不尽数夺光吗？恐怕邾国控制在大国手中而增加兵力，于是又胁迫它结盟，季孙作为主将，不亲自前往而派两位卿去，其专横太过分了。郑玉说：“季氏不结盟是因为不屑，与它结盟则是包藏祸心，一定要灭掉邾国才罢休。”汪克宽说：“国内大臣同时出使，始于遂得臣出使齐国，但未曾同时率领军队。同时率领军队始于行父、许侨与婴齐在鞌地的战役，但未曾同时防备。同时会盟始于宿老防备吴国，但未曾同时结盟。如今三卿同时率领军队，二卿同时结盟，强横僭越到了极点。而且这盟约也与其他的盟约不同，夺取了它的土地而胁迫它结盟，不也太过分了吗？”蔑地与句绎的盟约，是《春秋》记载盟约的始终，可以用来考察世道的变迁。

夏季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

卫灵公初年，君主的威严没有树立，而盗贼杀死了他的兄长；后来他年老昏聩，家政不修，而妻子驱逐了他的儿子。无道导致动乱，几代人都不能安定。他能善终，算是幸运的了。

滕子前来朝见。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世子蒯聩进入戚地。

赵鞅怨恨卫国帮助荀士，没有机会报复。卫国人拥立蒯聩的儿子辄，因此赵鞅护送蒯聩去争夺君位。史书记载赵鞅率领军队，表明他意在扰乱卫国。蒯聩仍然称世子，是为了正名。蒯聩罪行未明而逃亡，灵公后来想立郢，郢推辞，于是作罢。那么蒯聩与国家的联系并未断绝。但他既然已经逃亡，父亲没有命令让他复位，父亲死了该怎么办？又借此谋取利益吗？况且现在拥立的人，就是蒯聩的儿子，却一定要争夺，这不是把父亲当父亲了。父亲虽然不像父亲，儿子不能不像儿子。辄推辞即位而迎接父亲是可以的。如今将他送入戚地而不能进入国都，这是拒绝父亲。《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这是尊崇祖先，是不对的。即使祖先命令立辄，辄难道是没有父亲的人吗？拒绝父亲，是灭绝天理。况且辄的即位，只是因为郢推辞即位，而逃亡者的儿子辄在国人之中，因而拥立他罢了，难道是祖先的命令吗？

秋季八月甲戌日，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与郑国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鐡地交战，郑军大败。

荀士在朝歌，而齐国人输送粮食。郑国罕达护送粮食，他率领军队是为了防备劫掠罢了。那么赵鞅是这场战争的主谋。赵鞅曾经叛乱，如今以叛乱惩治叛乱，并且主谋这场战争，这是赵鞅的罪过。罕达党附叛臣，而率领军队追随，这是罕达的罪过。

冬季十月，安葬卫灵公。

卫国动乱，所以安葬迟缓。

十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蔡国杀死了大夫公子驷。

这是为了躲避楚国，吴国灭掉州来并在那里建邑，蔡国迁往那里，是依附吴国。前年春天，请求迁都到吴国，如今才迁，是因为中途后悔了。大概是公子驷阻止了。吴国人假借聘问袭击蔡国，蔡国因此杀了公子驷来取悦吴国，哭着迁都。这实际上是吴国迫使蔡国迁都。然而蔡国原本是自己请求迁都，迁都后仍然自己作为国家，所以用“自迁”的文辞。迁都是国家大事，依附他人不是长久之计。国君应当以死守国土为正道。公子驷如果真的为君主忠诚谋划，应当在请求之前进谏，等到与吴国达成协议后违背它吗？蔡侯起初听从了公子驷，危急时却推卸罪责，也不是君主的正道。所以称国家杀了他，而不去掉他的官职。

三年

春季，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

蒯聩在戚地，而辄派石曼姑包围他，这与楚国的商臣、蔡国的般相差无几。然而包围者，是卫国的意志，却让齐国主兵，为什么呢？齐国是大国，而世代的霸主不能用大义纠正辄，反而帮助他包围父亲。这是辄的逆乱，齐国实际上促成了。然而齐国为什么要帮助辄？髙闶说：齐国与晋国是仇敌，如果蒯聩进入卫国，那么卫国就会跟随晋国，所以帮助辄。也许翰说：晋国君臣动武，而齐国作为臣子攻打君主；卫国父子争夺国家，而齐国帮助儿子包围父亲。由此可知齐国将要动乱。

夏季四月甲午日，发生地震。

五月辛卯日，桓宫、僖宫发生火灾。

桓公是哀公的八世祖，僖公是哀公的六世祖，世系有先后，子孙尊崇他们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宫庙并列而不说“及”。杜预说：亲尽不毁，应当被上天降灾。但诸侯五庙，亲尽祧主，庙宇依然如此，不是可以毁掉的。《公羊传》说：是复立宫庙。但立宫必定要记载，如武宫、炀宫就是这样。桓宫、僖宫为什么不记载呢？

译鞌之战，季孙向武公祈祷；昭公的孙子季孙向炀公祈祷。他们为这两位先君设立宫庙，严重违背礼制，所以《春秋》记载此事。桓公对于隐公是弟弟，僖公对于闵公是哥哥，他们在昭穆次序上的情况相同。起初因权宜之计而另外设立宫庙，并非从祧庙中重新迎回神位再立庙，这还算没有严重失礼，所以《春秋》略而不书。只是隐公、闵公既然已经迁入祧庙，桓公、僖公也理应迁入祧庙，现在却仍然保留着宫庙，这是三桓家族出于私意保留下来的。三桓出自桓公，在僖公时确立地位，世代把持鲁国政事，大概因此感到喜悦而保留这些宫庙吧？上天降下灾祸作为谴责，不是谴责桓公、僖公，而是谴责三桓家族。

译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在启阳筑城。

发生地震、宗庙火灾等灾异，却不加图谋，反而在夏季动用军队去筑城？这不仅是劳苦百姓，也是不敬畏上天啊！季本说：“启阳是原来的鄅国，在邾国的东边，靠近费地。昭公十八年，邾国人袭击鄅国，鲁国已经夺取了邾国漷水以东、沂水以西的土地，估计鄅国也并入鲁国，因为靠近邾国，所以率领军队在那里筑城。季孙让叔孙依附自己，与他共同筑城，而土地则归季孙所有。”

宋国的乐髠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讨伐曹国进贡的事，是因为乐大心扰乱宋国，帮助叛乱开启祸端，这是灭亡的征兆。

秋季七月丙子日，季孙斯去世。

蔡国人把他们的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

称“人”，是因为众人共同承担罪责。蔡侯不遵守纲纪太严重了！史实如此，但记载有误。

冬季十月癸卯日，秦伯去世。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邾国。

叔仲为了句绎的盟约，过了一年就包围邾国，背弃信用太严重了。

四年

春季周王二月庚戌日，强盗杀害了蔡侯申。蔡国的公孙辰出逃到吴国。

按照《左传》记载，蔡侯将要前往吴国，众大夫担心他再次迁都，公孙翩射杀了他，蔡侯因此去世。公孙翩身为公孙且在大夫之列，并非地位卑微的人，为什么记载为“盗”？而且即使地位卑微，也应当记载为“弑”，为什么记载为“杀”？这说明《左传》所载，未必准确。黄仲炎说：“‘盗’是从他国来到这里的，‘贼’也是从他国来的，不能称为‘弑’。如果事情已经查明，那么宣公十八年邾人在鄫地杀害鄫子就是例子。如果阴谋尚且隐秘，就称其奸行为‘盗’，称其横暴为‘杀’，以示应当追查强盗来自何处以及从哪里发起。大概楚国派刺客杀害了他吧？而公孙辰于是出逃，大概与楚国同谋，强盗的行迹涉及他家吧？然而为什么不逃往楚国而逃往吴国？大概逃往楚国则真情必然暴露，自身虽然免祸，但蔡国必定灭其家以作为讨伐，不如逃往吴国则可以诡辩以求自免，也可以希望免除家族的灾祸。宣公七年记载蔡侯申去世，现在与高祖同名，必定有一处文字错误。蔡侯能够报复累世的怨恨，可谓有志气，但最终死于动乱，记载此事是表示哀怜。”

安葬秦惠公。

宋国人拘捕了小邾子。

讨伐曹国，拘捕小邾子。大概齐景公图谋霸业，没有成功，而宋国也志在争夺霸权。宋襄公趁着齐桓公去世而争夺霸权，在小国中逞强。宋景公趁着晋国衰落而争夺霸权，也在小国中逞强。

夏季，蔡国杀害了他们的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接着强盗杀害蔡侯之后记载此事，公孙辰出逃，强盗事发，从公孙辰可以知道。于是蔡国人怀疑是公孙姓、公孙霍而杀害了他们，《春秋》不除去他们的官职，表明他们不是贼人。未加讨伐的奸恶，诛杀他们无法洗白冤屈，雪冤，是为了辅助王政的穷尽，弥补天地的遗憾。或许公孙姓曾经灭掉沈国并杀害其君主，这就是所谓的积恶招致杀身之祸吧？

晋国人拘捕了戎蛮子赤，把他交给楚国。

戎蛮子曾经诱骗并杀害过楚国人。现在他的后代又被楚国所逼迫，走投无路而回到晋国。晋国不能庇护，已经是盟主的耻辱了。拘捕后交给楚国，这是为楚国服役。然而为什么不像晋国拘捕曹伯交给宋人那样，记载为“交给楚人”呢？大概交给宋人，权力在晋国；交给楚国，权力在楚国。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京师就是楚国”。拘捕并直呼其名，是不让他回去的意思。

在西边筑城。

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亳社，是商朝的社庙。武王攻克商朝，将商朝的社庙分赐给诸侯，所以各国都有两个社庙，传文说“介于两社之间”就是这个意思。亡国的社庙，加盖屋顶以遮蔽阳光。因为加盖了屋顶，所以发生火灾。记载灾祸，是为了表示警戒。

秋季八月甲寅日，滕子结去世。

冬季十二月，安葬蔡昭公。

贼人未受讨伐就记载安葬，是因为强盗没有主名。

安葬滕顷公。

五年

春季，在毗地筑城。

夏季，齐侯讨伐宋国。

定公十四年，齐国、宋国在洮地结盟。宋国顺从了齐国。后来宋国讨伐曹国，拘捕小邾子，是为了争夺霸权。所以齐国讨伐它。晋国霸业衰落，而吴、楚、越在外部争夺，齐、宋在内部争夺。《春秋》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

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讨伐卫国。

卫国帮助齐国以结党荀寅。荀寅已经逃往齐国了。赵鞅估量齐国强盛而荀寅暂时无法制服，所以放弃他而讨伐卫国。这时卫辄还在戚地，计划接纳卫辄而得到卫国，就可以削弱齐国而孤立荀寅。家翁说：“卫辄以儿子抗拒父亲，国夏为他包围戚地，这是逆理。卫辄以父亲讨伐儿子，赵鞅为他讨伐卫国，这顺理吗？”唉！齐国固然错了，晋国也未见得做得对。晋国想要伸张大义，应当请求周王命令，召集诸侯讨伐卫国，拘捕卫辄送回京师，然后立郢为君，这样才妥当。如果偏袒卫辄，一定要让他回国，也不是《春秋》所允许的。何况实际上是因为荀寅的缘故而接纳卫辄作为名义呢？

秋季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

冬季，叔还前往齐国。

闰月，安葬齐景公。

丧事不计算闰月，闰月安葬是不合礼的。

六年

春季，在邾瑕筑城。

瑕是邾国的邑地。鲁国未曾夺取它。邾国却突然在那里筑城。倚仗强盛以逼迫邾国。这年冬天讨伐邾国。第二年就进入邾国。大概失去了险要之地而没有能力抵抗鲁国。

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以前屡次讨伐鲜虞，是贪兵的缘故。现在因为鲜虞帮助荀寅而讨伐它，是愤兵。晋国臣子只凭贪婪和愤怒兴兵，晋国岂止失去霸权，恐怕将要失去国家。

吴国讨伐陈国。

吴国进入楚国，召见陈国而陈国不从，现在讨伐它，是报复怨恨。家翁说：“吴国以太伯的后代身份，谋求主持华夏盟会，如果让他仗义行事，像卫辄抗拒父亲，宋国谋害曹国，鲁国谋害邾国，郑国灭掉许国，请求周王命令以讨伐他们，然后……”

译有足以大服人心的举措。如今都不能做到，反而争相在楚国陈列，所以《春秋》讥讽他们。」

夏季，齐国的国夏和高张来投奔。

陈氏用丰厚的施舍来谋划窃取齐国政权，齐景公已经对此有所顾虑，却无可奈何。于是齐景公自己开启祸端，废黜长子而立幼子，陈乞因此产生了野心。高氏和国氏顺从君主的邪僻，为了贪恋权位而固守权力，势态使他们不能察觉陈乞的欺诈，从而导致失败，于是抛弃了他们所侍奉的君主而逃亡。《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声讨他们。一同逃亡却记载为“及”，意思是国夏发起逃亡，而高张跟随他。从此权力归于陈氏，最终改变了齐国的国运。这作为轻视国家根本而任用非贤之人的警戒，是非常明白切要的。

译叔还到柤地会见吴国使者。

开始侍奉吴国了，楚国强大，就侍奉楚国；吴国强大，就侍奉吴国。程端学说：“因为鲁国政治不修明，致力于与吴国亲近，以借助它的力量。记下柤地的会盟，是知道鲁国将会有来自吴国的祸患了。”

秋季七月庚寅日，楚昭王熊轸去世。

楚昭王复国后，能够任用贤人、修明政治，因而再次强大。大概是因为楚国战败后感到恐惧，所以没有灭亡；吴国战胜后变得骄傲，所以最终被灭。

齐阳生进入齐国，齐国大夫陈乞杀死了他的国君荼。

阳生因为是齐国嫡长子，按理应当被立为国君。然而国君已经下命立荼了，所以《春秋》不记载公子恶争夺国位的事。陈乞召请阳生回国，按理不应有阻碍，这里记载“入”，是违背常理的措辞。虽然阳生应当被立，但立他的方式却是悖逆的。根据《左传》，阳生派朱毛杀死了荼，为什么把罪责归于陈乞？大概是因为陈乞有窃取国家的野心，所以驱逐高氏、国氏，图谋废立，以此专揽威权，作为篡夺政权的阶梯。他起初迎合景公的心意而立荼，现在又在外迎接国君而立阳生，那么荼的死就决定了。只是陈乞不想明显承担这件事，等待阳生来动手罢了。不然的话，阳生只是一个流亡者，公子身能否安定尚且难以自保，何况敢轻易进行弑君的大逆之事，不怕陈乞追究吗？《春秋》推究事理以揭示隐微，将陈乞定为罪魁祸首，以杜绝祸乱的根源。同时也借此表明立幼主的危害。国家如果没有裂痕，谁能乘虚而入？国君的废立，是权臣借以谋私的资本。景公喜爱荼，陈乞顺从他的心意而立荼，景公也以为这是爱护荼，却恰恰导致了荼的被杀。荼被杀，阳生被立，齐国最终就为陈氏所有了，真令人恐惧啊！

冬季，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这是记载将要灭亡邾国。

宋国大夫向巢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这是记载将要灭亡曹国。齐国、晋国都背离正道而衰落，吴国、楚国、越国相继强大而横行霸道。郑国、卫国依附逆党，鲁国、宋国成为牺牲品，百姓的祸害，没有停止的时候。

七年

春季，宋国大夫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左传》说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但是从定公六年，晋国拘捕宋国使者起，两国的友好关系已经断绝，郑国凭什么为晋国讨伐叛乱？哀公九年，宋国又讨伐郑国，赵鞅甚至想救援郑国，难道宋国为晋国讨伐郑国，晋国反而帮助郑国吗？《左传》的说法不对。赵鹏飞说：这是报复罕达的讨伐。罕达的军队已经七年了，那时宋国、郑国都跟随齐国，而郑国尤其与齐国关系深厚，宋国虽然仇视郑国，但不敢报复。现在齐景公去世而国内发生动乱，宋国才开始报复。

晋国大夫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赵鞅讨伐卫国，卫国没有屈服，所以魏曼多又侵犯它。魏曼多帮助赵鞅，是因为韩氏、魏氏与赵氏和睦。

夏季，鲁哀公在鄫地会见吴国使者。

臣子防备吴国，国君又去会见它，太过勤勉了。后来被吴国讨伐，是失去了依靠的原因。所以跟随别人不可以不谨慎。

秋季，鲁哀公讨伐邾国。

国君没有军队，怎么能讨伐邾国？这是顺从季氏的意思。三家屡次讨伐邾国，夺取它的土地，等到它将要灭亡时，让国君亲自领兵以承受恶名，从而抵挡大国的讨伐。权奸欺瞒国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国君只是听从命令而不敢违抗，丧失君道太严重了。

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

这是记载内灭的情况，夺取这里就攻入其国，俘虏其君，直接记载而不避讳，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讨伐邾国的是三家，国君虽然随行但实际上没有参与，臣子获取利益，国君承担恶名，如果不直接记载其事，人们只知道邾国遭受鲁国的虐待，而不知道国君遭受臣子的侮辱。邾国大夫茅夷鸿在茅地防守，向吴国请求救援，吴国讨伐鲁国，鲁国又送还邾子，所以虽然攻入邾国但并非灭亡它。“以”和“以归”，都是归来的意思；“来”，是内部的措辞。

宋国人包围曹国。

屡次讨伐它又包围它，这是记载将要灭亡曹国。

冬季，郑国大夫驷弘率领军队救援曹国。

郑国听说宋国屡次讨伐曹国，说：“宋国拥有曹国，是郑国的祸患，所以救援它。”大概是忌惮宋国的强大。而且春季有皇瑗的侵犯，这也是为了报复。然而仍然记载“救”，是因为与人做善事。列国的动乱很严重了，如果有救援的人，就赶紧与他一起制止动乱。郑国世家的用心很急切啊。

八年

春季，周历正月，宋公攻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

《左传》说灭亡了，经文记载“入”，苏辙因此认为不说是“灭”，是因为曹国自取灭亡。曹国长期被宋国困扰，没有大恶，不幸而亡，与其他国家的灭亡没有不同，为什么特意罗织罪名，认为是自取灭亡？大概是因为夺取了它的土地但没有断绝它的祭祀，所以只记载“入”。看孟子时代，有曹交作为曹君之弟，这就是证据。鲁国攻入邾国而俘虏益，宋国攻入曹国而俘虏阳，情况相同。

吴国讨伐我国。

这是邾国的缘故。《春秋》对内详细对外简略，所以其他国家被攻击，举国而言鲁国多说是四境，这里只记载“伐我”，是因为敌人已经深入到了城下。敌人到了城下，难道能不战而退吗？不记载“战”，是因为鲁国屈服了。在城下盟誓。不记载救援邾国，是因为吴国的志向在于使鲁国屈服。鲁国盟誓后吴国就回去了，不能算是救援。昭公、定公以前，三家刚开始窃取国家权力，还同心协力抵御外侮，所以邻国侵伐只到四境就停止了。到了这时，三家的势力已经形成，互不相让，没有人愿意为国家承担祸患。敌人直接逼近国都，国家已经不是它的国家了。

夏季，齐国人夺取讙地和阐地。

这是邾国的缘故。邾子是齐国的外甥，鲁国攻入邾国而俘虏邾子，导致齐国以此为借口，所以进献贿赂以取悦齐国。在这里说是贿赂，根据那边则说是夺取，委婉其辞以避讳国家的丑恶。然而不记载“伐”，那么不是用武力夺取就可知了，而鲁国进献贿赂的事实就显现了。虽然避讳但没有掩盖事实。招致吴国的讨伐，丧失齐国的土地，治国不义，其危害本来就是这样。

把邾子益送还到邾国。

俘虏后又放回，为什么说是“归”？应当是归还。齐国夺取鲁国城邑，怒气还未平息，又向吴国请求出兵，所以鲁国感到恐惧。

译然后把它送回去。送回去，是合乎道义的。然而如果是被人胁迫才这么做，也不能说是合乎道义了。齐国想要保全邾国，是合乎道义的。然而却召来外国的军队去攻打同盟国，也不能说是合乎道义了。况且齐国的力量，本来足以制服鲁国，何必去召吴国？召吴国来祸害鲁国，最终反而祸害了自己。

译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邾国国君伯过去世。

齐国人归还讙地和阐地。

这是因为先前鲁国归还了邾子，齐国却拘捕并夺取了这两地，如今将邾子归还，齐国也就归还了这两地。虽然齐国在取舍上显得随意，但其目的并非为了贪利，君子对此仍有可取之处。史书用“归”字，是褒扬齐国的行为。

鲁哀公九年。

春季，周历二月，安葬杞僖公。

宋国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

将他们全部俘虏，称为“取”。隐公十年，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它。讨伐，是声讨其罪过；说“取”，还难以掩饰其辞令。这里直接记载“取”，是因为事情容易。这是用欺诈手段掩盖对方防备不足。根据传文，让有才能的人不死，只让两个人回去，那么杀的人就太多了。崇尚欺诈、嗜杀成性，是百姓的大祸害。《春秋》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的史书，原因就在于此。

夏季，楚国人讨伐陈国。

鲁哀公六年，吴国讨伐陈国，楚昭王救援陈国，死在城父。既然死了，就不能救援了。陈国因为失去援助，所以依附吴国和楚国，于是愤怒地讨伐陈国。此后，又两次派遣臣子讨伐陈国，放肆到了极点。

秋季，宋国国君讨伐郑国。

卓尔康说：“宋景公不自量力，妄图称霸。前年因为曹伯阳回国，他的志向更加骄横。而皇瑗又俘获郑国军队，他看待灭掉郑国，不像进入曹国那样容易。连年侵伐，最终在嵒地和雍邱丧失军队。军队骄傲就会失败，说的就是宋国。”

冬季十月。

鲁哀公十年。

春季，周历二月，邾国国君益来投奔鲁国。

根据传文，鲁国归还了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国讨伐他，把他囚禁在楼台，用荆棘围住，让大夫们奉太子执政。现在来投奔，是逃避吴国。家翁说：“邾子没有立志的人，不是怙恶不悛的人，难道失国返回后，还能无道吗？大概是吴国国君索要贿赂未遂而加罪于他。先前吴国救援邾国，本来就没有成功，现在却逞威索报。邾子既被鲁国俘虏，又再次来到鲁国，史书记载是为了归罪于吴国而责备邾子。”

鲁哀公防备吴国讨伐齐国。

齐国因为邾国的缘故，既夺取了鲁国的城邑，又向吴国请求出兵。后来鲁国归还了邾子，齐国归还了鲁国的城邑，吴国就停止了出兵。吴国于是讨伐齐国。齐国合乎道义而吴国不合乎道义。鲁国忘记了被讨伐的怨恨，背弃了归还城邑的恩惠，帮助吴国扰乱华夏。所以记载“公会”，是责备鲁国。家翁说：夫差太不仁了！邾子既然已经返回国家，齐国来停止出兵，齐鲁之间没事了。吴国也可以借此让百姓休养生息，反而因此发怒而讨伐齐国。大概夫差自负才力，天天寻找战事，听说讨伐别国就高兴，听说停止出兵就愤怒。由此可知他将要灭亡。

三月戊戌日，齐侯阳生去世。

左氏说：齐国人弑杀悼公，向军队报告，一定有主谋的名字。为什么只说齐国人？而且齐国是大国，怎么会因为害怕吴国而弑杀国君来取悦吴国呢？经书记载齐侯阳生去世，与平常去世没有区别，看不出是弑杀。当时因为吴国军队来讨伐，而悼公恰好死亡，于是认为是弑杀。传文不说弑杀者的名字，是因为听信传闻，不能指名道姓。传文不可信，相信经书是可以的。

夏季，宋国人讨伐郑国。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齐国帮助卫辄，并且偏袒荀士，所以赵鞅趁着齐国有吴国军队，就不顾齐国的丧事而侵犯它。赵鞅的罪过太大了。

五月，鲁哀公从讨伐齐国回来。

齐侯在三月去世，听到丧事而返回，是可以的。很久才回来，是因为受制于吴国。

安葬齐悼公。

卫国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

彄起初逃到郑国，现在记载“自齐”，一定是从郑国到了齐国。记载“归”，是内部接受他。彄本是蒯聩的党羽，现在回到卫国，大概是看到蒯聩在戚地势力弱小，又依附卫辄，不计较道义而依附权势，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薛伯夷去世。

秋季，安葬薛惠公。

冬季，楚国公子结率领军队讨伐陈国，吴国救援陈国。

楚国连年讨伐陈国，是与吴国争夺陈国，所以吴国救援陈国。吴国难道是以保存中原国家为道义吗？只是贪图陈国的私利罢了。然而记载“救”，终究是褒扬它。褒扬在外，责备在内。并且哀伤诸夏日益衰落。

鲁哀公十一年。

春季，齐国国书率领军队讨伐我国。

这是因为鲁国会合吴国讨伐齐国，所以齐国报复。传文记载老幼守卫宫室，驻扎在雩门之外。军队与齐国军队在郊外交战，所以又记载“伐我”而不说“鄙”。大概是因为政权在季氏手中，挑起事端，两家不肯同心协力，所以没有记载战胜或战败。这是因为风俗以礼义取胜，而诸位贤人效命，这是洙泗教化的结果。不然，国家几乎灭亡了。去年会合吴国讨伐齐鲁，确实有罪，但吴国是主谋。齐国畏惧强暴欺凌弱小，而且在居丧期间讨伐别人，无礼无义，再次招致吴国军队而导致失败。又可以看出齐国的放肆和失策。

夏季，陈国辕颇出逃到郑国。

辕颇剥削下级讨好上级以谋取私利，而触犯众怒。国家将要灭亡，却任用聚敛之臣，以至于让众人执政而驱逐他。纲纪败坏了，这是加速灭亡。

五月，鲁哀公防备吴国讨伐齐国。

齐国讨伐鲁国，是鲁国招致的。不反省自己的行为，而使吴国的祸患再次波及中原，是谁的过错呢？这虽然是强国的行为，但鲁哀公参与了会盟，怎么能推卸责任呢？

甲戌日，齐国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齐国军队大败，俘获齐国国书。吴国军队前来，齐国人皆知，齐国必败，就应当坚守，不要触犯其锋芒。况且齐国的祸患在内，不在外。陈氏弑杀君主，专断国政，又正值新丧，是危险疑虑的时刻。国书是齐国的世臣，应当修明政治以辅佐幼君，怎么能在外挑起事端，贪恋兵权呢？而且春天讨伐鲁国，是不义；夏天抗拒吴国，是大难。陈氏

译记载“书”字，难道是将军权让给书吗？这是让他以不义之举结下怨恨，以冒犯危难招致灾祸罢了。书身处权谋之中却未能醒悟。况且刚刚征伐鲁国回来，疲惫的军队迎战，军队战败、自身被俘，成为国家的大祸害，而陈氏的势力却更加稳固了。因为书参与作战，所以归罪于书。记载齐国战败，是表示哀伤。楚国打败晋国就表示哀伤，吴国打败齐国也表示哀伤。《春秋》亲近齐、晋而疏远僭越称王的吴、楚，这是天子的立场。根据传文，将要作战时，吴王呼叫叔孙并赐给他甲胄、剑和戟，说：“奉行你君主的使命。”那么鲁国也参与了作战。作战不记载鲁公，是因为帮助吴国扰乱中原，有所避讳。然而记载会盟，征伐的事实就显现出来了，避讳却不掩盖事实。平邱之会没有结盟，人们认为是耻辱，《春秋》却不隐瞒；艾陵之战取得胜利，人们认为是荣耀，《春秋》却为之避讳。圣人以是非作为荣辱的标准，不以荣辱作为是非的标准。

译秋季七月辛酉日，子虞的母亲去世。

冬季十一月，安葬滕隐公。

卫国世叔齐出逃到宋国。

诸侯之间结怨，侵伐不止；大夫争夺权力，奔亡相继。春秋末期，混乱到了极点。

鲁哀公十二年

春季实行田赋。

这是厌恶加重赋税。用，是不应该用的意思。赋有财赋，有兵赋。财赋，是税收；兵赋，是出兵车。夏后氏分配土地给百姓，让他们自行缴纳财赋，而兵赋也包含在其中。商周实行助法而不征税，只计算井、邑、邱、甸来出兵车，所以治理军队称为治理赋税。宣公初税亩，就是从私田中征收财物了。成公作邱甲，就是在旧制基础上增加了兵赋。这田赋，根据传文说“征收应取其薄”，以及“贪婪无厌”等语，应该是财赋。然而田就是亩，赋也就是税，与税亩有什么不同呢？况且传文说“按邱征收也足够了”，又像是兵赋呢？大概分开称为亩，总括称为田。税亩，传文说“按亩征税”，意思是当时按亩查看收成的丰歉，从而对丰收者征税，并非对所有有田者一概加税，所以不能称为田赋。后来作邱甲，兵赋在正数上已经增加，而财赋也就以此为准，有了定额，还不及十分之二。传文说“按邱征收也足够了”，是根据当时的增额而言的。现在的田赋，有田者已经一概加税，而且税额更重，大概就是所谓的十分之二吧？哀公在位二十七年，询问年饥荒时，有若的回答，又是在这之后呢？

夏季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

她是昭公的夫人，根据传文说季氏不戴绖，大概是不以夫人丧礼对待，所以不记载薨及葬。昭公娶吴国女子，记载为孟子，为什么呢？因为称呼她而称呼她。古话说：国君娶吴国女子，因为是同姓，称为吴孟子，是对的。据实记载，昭公的失礼和三家的不臣，都显现出来了。

鲁哀公在槖皋会见吴王。

这是延续鄫地的友好，吴王想谋求霸主地位，将要会合诸侯。鲁哀公会见他，是哀公的过错。

秋季，鲁哀公在郧会见卫侯和宋国的皇瑗。

郧，是吴国的地方。卫侯和宋国的皇瑗，为什么在郧而鲁哀公会见他们呢？宋、卫跟随吴国，可以知道了。赵鹏飞说：诸侯向东事奉吴国的，是鲁国造成的。所以《四书》《公羊传》吴继，记载公防宋、卫。明年记载公防晋侯及吴子于黄池，鲁国的罪责就明显了。

宋国向巢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夺取郑国军队后，又三次攻打郑国了。

冬季十二月，发生蝗灾。

冬季温暖而蝗虫滋生，记载异常现象。

鲁哀公十三年

春季，郑国罕达率领军队在嵒夺取宋国军队。

夺取军队虽然宋国是首恶，但郑国的报复也太残酷了，所以均分罪责。

夏季，许男成去世。

鲁哀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王。

黄池之会，左传说先晋。《国语》说：“先吴，但果然先晋。”应该记载“公防晋侯、吴子”。现在记载“防晋侯及吴子”，那么主人在吴王了。大概自从吴国柏举之战，晋侯不再出现二十多年，晋国本来不能做主人了。然而不记载吴子、晋侯，是保存中国。只先记载“防晋侯”，后记载“及吴子”，而吴先晋与内晋、外吴的意思都显现了。所以说：“春秋的志向微妙而彰明。”晋国是盟主，鲁国是望国，都跟随吴国，世变至此极点了。

楚国公子申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趁吴国出会而争夺陈国，畏惧强大而欺凌弱小。然而楚国还能出兵，而晋国就衰落了。圣人哀伤。

越国进入吴国。

趁吴国出会，而攻击空虚。柏举战胜楚国，而越国进入吴国。黄池先晋，而越国又进入吴国。都是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的警戒。然而柏举还属于义举，黄池志在争强。而且屡胜而骄傲，反而忘记越国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欺凌上国。应该被越国灭亡。

秋季，鲁哀公从会盟地返回。

晋国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黄池，晋国屈居吴国之下，耻辱很大。晋国臣子不以为耻，反而结党欺凌近国，倚仗权力自私，这是霸业已尽的时候。所以都成为战国，也是晋国极衰的征兆，所以分于三家。

安葬许元公。

九月，发生蝗灾。

冬季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不说星次而说方向，平旦众星都隐没了。周十一月，是夏九月。太阳在房心，是明堂布政的朝廷。这时早晨出现，与太阳争明，异常很大。从此七国并兴，都以号僭越周室，更加不可为。

盗贼杀害陈国夏区夫。

春秋记载盗贼四次，都是国家混乱无政。区夫的先人，征舒叛逆而被杀于楚国，陈国还让他世代为卿，陈国无政了。现在被盗贼杀害，虽然事情不可详知，但总之是以乱招乱。

十二月，发生蝗灾。

两年之内，三次记载蝗灾，由于田赋为害，百姓穷困而天变发生。

鲁哀公十四年

春季，在西郊狩猎捕获麒麟。

周朝的春季，有子丑月狩猎的时候。鲁国的西郊，是大野狩猎的地方。得时得地，就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呢？捕获麒麟，记载异常现象。麒麟，是仁兽，王者的祥瑞。有什么异常呢？时没有王者，出现不是时候，而又被捕获。捕获，是用力得到的词。麒麟死于兵。孔子周游天下，希望道能实行，而最终不行。晚年才约鲁史作《春秋》。《春秋》阐明王道。如果有王

译孔子举而行之，天下如同治世一样。如今麒麟出现却被捕获，因此感慨而悲伤地说：“我的道穷尽了。”《春秋》于是停止笔削。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从鲁隐公开始，到获麟结束，文章写成数万言，历时二百四十二年，完备了。道在世上施行，有利于一时；道著录为教化，有利于万世。圣人困厄于际遇，麒麟死于兵祸，也是《春秋》的气数如此罢了。天意本来自有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