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诸国统纪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诸国统纪》一卷，《目录》一卷，元代齐履谦撰写。履谦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详见《元史》本传。此书是他于延祐丁巳年任国子司业时所著，前有自序，说现在的《春秋》大概是圣人综合二十国的史记编纂而成，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专门论述褒贬，对于各国分合以及《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的大概情况，都没有涉及，所以编写此书以弥补诸家的缺失，共二十二篇。首篇为鲁，次为周，次为宋，次为齐，次为晋，次为卫，次为蔡，次为陈，次为郑，次为曹，次为秦，次为薛，次为杞，次为滕，次为莒，次为邾，次为许，次为宿，次为楚，次为吴。除了内尊鲁、外尊周之外，其余各国按五等爵位排序，那些进入《春秋》后爵位降低的，就随其降低后的爵位列位，而楚、吴因僭越称王，排在最后。《目录》说这些都是各国史书尚存，圣人依据它们来编写《春秋》的；又将各小国、各亡国分为两篇，附录在末尾。《目录》说这些没有国史，是因为二十国的事件涉及而记载的，都在各国下列出，叙述大势及其编排的意图，题为“某国春秋统纪”。大概是依据《墨子》有“百国春秋”，徐彦《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的文字，所以不主张依据鲁史，遵循赴告的意义。查《春秋》如果不依据鲁史，不应以十二公纪年；如果不遵循赴告，不应僖公以后晋国的事最详细，而僖公以前晋国却不记载一事。这大概是搜集杂说，不考证正经。况且鲁史不记载周年的年号，内尊鲁是可以的。履谦分国编排，而鲁第一，周第二，难道不是说“王人虽然卑微，也加在诸侯之上”吗，何况是天王呢。至于隐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经文中都有明文，履谦遗漏了这两条，却在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时，说各国都僭越称公，只有蔡国仍沿旧制，反而引用《左传》为证，非常疏漏错误。又经文记载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六年九月丁夘“子同生”，这件事更没有疑问，《谷梁传》怀疑并加以说明的说法已经不符合事实，履谦竟然认为庄公是齐侯的儿子，尤其荒谬。因为他的编排经文颇易寻览，所论述的也时有可取之处，所以收录保存。吴澄序称他条缕分明，旁通博引，务求符合书法，间或追求太过，总之不随便发言，大概瑕瑜不掩，吴澄已有微词了。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诸国统纪序

读三百五篇的诗，说是有美有刺。读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说是有褒有贬。大概孔子去世后，编序《诗经》、传述《春秋》的人，本来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不是秦汉以后的儒生首创的说法。解说经书而迷惑于此，已经千年了。等到朱熹《诗集传》出现，人们才知道诗不是为美刺而作，至于《春秋》不是为褒贬而作，朱熹没有专门著述，谁又能纠正呢？有迷惑的和不迷惑的，各占一半。邵雍说：“圣人的经典，浑然无迹，如同天道。《春秋》记载实事，而善恶自然显现其中。”话说得真好啊！朱熹说“依据事实记载，而善恶自然显现”，其宗旨是一致的。唐代啖助、赵匡，宋代孙复、刘敞以下，不拘泥于传注，对经学有功的，何止数十家？然而褒贬的蔽病，还没有完全消除，必须等到宋末李、吕之后才大大不迷惑。他们所谓的褒贬，以记载时、月、日为详略，以记载爵位、人、国为荣辱，以记载字、氏、名、人为轻重，仅此而已。唉！事情或记时或记月或记日，君主或记爵位或记人或记国，臣子或记字或记氏或记名或记人，法则一定而不改变，难道圣人有意于高低取舍吗？魏郡齐履谦伯恒先生解说《春秋》，则不同于此，不承袭陋见，所以都苦心深思而自得。除了内尊鲁、外尊周之外，经文记载其君主去世的，十八国乃分汇各国的统纪，共二十篇。特别见解各自附于经文，条缕分明，旁通博引，务求符合书法，其余事情缺漏而不记录。其义理比李氏更明决，言辞比吕氏更简净。我所认可的，没有不同意的，间有不同，也是他追求太过罢了，而不是随便发言。没有九方皋相马那样的眼力的人，又怎么能识别呢？伯恒先生笃志经学，我虽然知道很久，晚年得以看到他的两本书完成，心里怎能不痛快呢？两本书是指什么？《易》和《春秋》。临川吴澄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诸国统纪目录

孔子说：“组织言辞，比次事件，是《春秋》的教化。”所谓《春秋》，是古代史书的通称。怎么证明呢？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庄子说：“《春秋》，是先王经世的志。”墨子说：“我见过百国

译“春秋”二字，都不是指现在所说的《春秋》。”我又曾考证过，古文中有所谓《夏商春秋》，又有《晋春秋》；《国语》中记载“晋国羊舌〇习于春秋”，晋悼公让他辅导太子；楚庄王派申叔时辅导太子箴，教他《春秋》。《左传》中记载韩宣子到鲁国，看到了鲁国的《春秋》。至于后世的史学著作，也多以《春秋》来命名，像《虞卿春秋》《吕氏春秋》《陆贾春秋》《吴越春秋》《汉魏春秋》《唐春秋》之类的，往往都有。所以知道“春秋”是古代史书的通称；而现在的《春秋》，是经过圣人用来统一异说、以一统万的书。它始于鲁国，终于吴国，是综合了二十个国家的史书而编成的。然而自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分立之后，世间的学者大多致力于以褒贬笔法为能事，至于各国分合的情况，以及《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的根本原因，没听说有人涉及过。我私下对此怀疑已久了。闲暇时便将自己所见的见解随意分类叙述，藏在书箱里，这不仅是为了弥补各家学说的缺漏，或许也能保全整部经典的纲领，从此或许可以由此探寻究明。延祐四年丁巳年夏六月乙未初一，沙鹿人齐履谦恭敬地写下此文。

译鲁国春秋统纪第一

孔子曾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统，所以去杞国，但不足以验证。我想观察商代的道统，所以去宋国，但也不足以验证。我观察周代的道统，周幽王、周厉王损害了它，我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呢？”这就是圣人依托鲁国史书来寄托王道法度的原因。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应当先观察圣人所记载的内容。鲁国十二位国君，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其文字可以考证，其义理可以推究。其中的治乱得失，反复展现一个时代的变迁，可以覆验审视。从鲁隐公元年开始，是鲁国史书的起始。记载礼乐，记载征伐，记载盟会，记载赋税，记载军队甲兵，记载城池修筑，记载田邑，记载灾异，记载世袭卿大夫，记载夫人和宗室女子，唯独在各国中最为完备，这不仅仅是为了详细记录本国的事。用《春秋》的标准来看周代典章，那么鲁国是最混乱的；用鲁国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齐、晋等国，难道没有所谓一次变革、再次变革直到道统难易的等级差别吗？根据事情，运用笔削褒贬，大概是为了训诫。后世的作者，还有值得在这里考证的。所以叙述鲁国《春秋》统纪第一。

周王春秋统纪第二

《诗经》中《黍离》降为《国风》，显示天下不再有《雅》诗。《春秋》将周王室等同于诸侯邦国，哀伤王道没有人能振兴。当时，周史固然还在，十三位周王的世系先后可以考证。然而《春秋》不按照周王统绪来书写元年，而只是用周历正月来开始记事，其用意是可以知道的。记载归还物品的有三次，记载来求取的有三次，记载赐予命令的有三次，记载出兵的有三次。记载天王出居在郑国，接着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进入成周。记载王札子杀害召伯、毛伯，记载天王杀害他的弟弟佞夫。接着记载王室发生动乱，王子猛去世，德行日益削弱，力量日益困迫，变故日益极端了。孔子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我大概会成为东周吧？”大概是哀伤周王室衰败，虽然有继位的君王，也不能再复兴了。这是制礼作乐的根本防范，难道仅仅是因为礼乐征伐不发自天子吗？所以叙述周王春秋统纪第二。

宋国春秋统纪第三

公羊氏说：“大国称齐、宋。宋是王者之后，是中原的期望。陈是舜的后代。杞是夏的后代。宋是商的后代。追溯他们最初的封爵，都是公爵。而在《春秋》中，陈只称侯，杞起初也称侯。到鲁庄公二十七年，记载为伯；鲁僖公二十三年，降格记载为子。直到《春秋》结束，共记载了三次，降了三次爵位。只有宋始终维持公爵。虽然宋襄公图谋霸业没有成功，战败受伤，但宋作为诸侯的期望，未曾改变旧制。所以晋文公通过解除宋国的围困而成就一战称霸，晋悼公通过讨伐鱼石而兴起三驾之功。《春秋》对外国讲和一般不记载，但宋楚讲和却记载了，其大势可见一斑。”所以叙述《宋国春秋统纪》第三。

齐国春秋统纪第四

五霸在此之前没有，齐国开创而晋国随后。虽然如此，当时王道衰微，诸侯放纵威势互相威胁，崇尚欺诈互相夸耀，天下都是这样。大的如宋、鲁、卫、郑这样的国家，小的如邾、莒、滕、薛这样的国家，能知道尊崇周王室的有谁？能以礼治国的有谁？推究他们的本心，无非是齐桓公、晋文公；考察他们的行事，也无非是齐桓公、晋文公。他们之所以不做齐桓公、晋文公，不是不想，只是智慧有所不及，力量有所不够罢了。所以孟子论述《春秋》，不举其他各国，而唯独称颂这两位国君，用意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叙述《齐国春秋》统纪第四。

晋国春秋统纪第五

近代永嘉陈氏有言：“古代诸侯没有私人的史书，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东迁之后的史书。”现在用这话来考证，《春秋》中凡是诸侯记载去世的，都有国史来考证他们的世系；那些不记载去世的，或者国家灭亡失去了原本的历史，或者国家虽然存在但还没有史官，都无法考证他们的世系。又有些世系在《春秋》中一开始就出现的，有些是接近后期才出现的：比如秦国到文公十八年才开始记载康公去世，薛国到庄公三十一年才开始记载薛伯去世，杞国到僖公二十三年才开始记载成公去世，莒国到成公十四年才开始记载渠丘公去世，邾国到庄公十六年才开始记载邾子克去世，许国到僖公四年才开始记载穆公去世，楚国到宣公十八年才开始记载庄王去世，吴国到襄公十二年才开始记载王寿梦去世，晋国则到僖公九年才开始记载献公去世。所有这些，其史书的起始有早有晚，所以其世系记载有先有后。那么陈氏的话在这里是可信的。所以叙述晋国《春秋》统纪第五。

卫国春秋统纪第六

子路问孔子说：“卫国国君等待您来执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事情就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刑罚就不得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卫灵公废黜他的儿子而把孙子立为继承人，卫出公不把父亲当父亲而把祖父当父亲，蒯聩争着回国，卫辄围困戚邑，到了这个地步，人伦不正就太严重了。所以孔子因子路的提问而启发他。然而这话，虽然专门针对卫辄而发，但考察《春秋》所记载的，像州吁、惠公、公孙剽，追究他们祸乱的根源，无非是不知正名分的罪过。然后才知道孔子的话所包容的范围很广，不仅仅局限于一人一事而已。不然的话，卫国以康叔封国，考察其政治风俗，兄弟之国如同鲁国，加上内部

译没有专权国家的臣子，外部也少有诸侯间的纷争，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那么人伦关系就没有不得到端正的，对于礼乐的兴起，还有什么困难呢？所以叙述《卫国春秋》统纪第六。

译蔡国春秋统纪第七

古代的王制，诸侯的爵位次序先后有序。在《周官》中，大司马设立仪制以辨别位次，用来区分邦国的等级，这就像天建立、地设置一样，是不可混乱的。到了春秋时期，礼制已经消亡，霸主凭自己的意向来决定升降，各国凭势力的强弱来互相上下。所以自从进入春秋时期，蔡国常常排在卫国之前。隐公十年讨伐戴国，记载为“宋人、蔡人、卫人”；桓公五年讨伐郑国，记载为“蔡人、卫人、陈人”；十四年又讨伐郑国，记载为“齐人、蔡人、卫人、陈人”；十六年在曹地会盟，仍然记载为“宋公、蔡侯、卫侯”，都是蔡国排在卫国之前。从此以后，在讨伐郑国的战役中，以及接纳卫惠公的军队中，蔡国就排在卫国、陈国之后了。虽然说到有先后次序，也是因为国家势力孱弱，不能在治理上自强，由此可见。它世世代代追随楚国而遭受楚国的祸害，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叙述《蔡国春秋》统纪第七。

陈国春秋统纪第八

春秋时期赴告的说法始于左氏，他说：“诸侯有命令告知就记载，不然就不记载。军队出师的善恶，也是这样。即使涉及灭国，灭亡不告知失败，战胜不告知攻克，不记载在简策上。”他的本意是说邻国互相友好，或者同恶而互相仇视，或者同利而互相救助，于是就有了赴告的命令。像传文中说“宋人夺取邾国的田地，邾人告知郑国说：‘请君王在宋国发泄怨恨，敝邑作为向导。’郑人用周王的命令告知讨伐宋国”之类，并不是说每件事每个国家都一定要赴告。凡是《春秋》所记载的事，都是当时承接赴告而记载的，如果真像左氏所说那样，不仅当时诸侯封地有远近，情谊有疏密，而且国家有忌讳，事情本来就有不可告知、不当告知以及不能告知的情况，而《春秋》却都详细记载了。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甲戌之下原本缺失“陈佗作乱”的事，而左传认为陈国发生动乱，国人离散，所以再次赴告。昭公九年夏四月，陈国发生火灾，陈国已经灭亡了，定公时没有来告知的人，而胡氏认为叔弓在陈地防备楚子，回国后向朝廷报告。凡像这样的情况，都是拘泥于赴告说法的弊端。总之，《春秋》的编纂，各自依据本国史官的记录，在道理上是通顺的，赴告的说法，恐怕并不完全如此。所以叙述《陈国春秋统纪》第八。

郑国春秋统纪第九

郑国在春秋列国中封国最晚，与各姬姓诸侯关系较近。然而在春秋之初，郑国是动乱的阶梯，记载克段，记载来渝平，记载归祊，记载假许田，记载从王伐郑，都是特别的笔法。后来楚国向北征讨中原各国，而郑国与陈、蔡、许四国正好处于要冲。陈、蔡、许从始至终都甘愿追随楚国，而郑国介于晋、楚之间，处于两国必争之地，早上追随楚国盟会晋国的军队，晚上就到；晚上追随晋国盟会楚国的军队，早上就到。作为国家太难了！如果不是子产用礼制来巩固自己，使晋、楚的暴行不能施加于郑国，那么郑国的废墟恐怕在春秋时期就终结了。刘安世的评论好啊：“郑国是个小国，又时常有君臣之间的动乱，得到子产然后才安然。”子产执政时，晋、楚逐渐衰落，又能侍奉他们。区区小国，夹在大国之间，能自保已经很难，如果妄动就会灭亡。传文称子产善于辅佐小国，说的就是这个。所以叙述郑国春秋统纪第九。

曹国春秋统纪第十

春秋记载用兵，轻重深浅各有不同，而最严重的莫过于灭国。灭，是亡国的重辞。宋景公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春秋》只记载“入”，而左氏传述其事，说曹伯阳喜好田猎，鄙人公孙疆趁机进献田猎之说，曹伯阳喜好，公孙疆趁机进言霸业之说，曹伯阳于是背离晋国而侵犯宋国，宋国讨伐他，晋国不救援，于是曹国灭亡。所以曾经据此考察：经文中记载“灭”而实际上未曾灭亡的，襄公六年记载“莒人灭鄫”，昭公四年记载“取鄫”，这就是鄫未曾灭亡。定公六年记载“郑游速率领军队灭许，把许男斯带回来”，哀公十三年记载“许男成去世”，这就是许未曾灭亡。也有经文中记载“入”而传文说灭国，也不再出现的，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人入滑”，传文说灭滑而返回，而滑也不再出现。哀公八年记载“宋公入曹”，传文说晋国不救援而于是灭亡，而曹也不再出现。大概未曾灭亡的或许又复存了，那些记载“入”而国家不再出现的，都是自取灭亡。所以叙述曹国，《春秋统纪》第十。

秦国春秋统纪第十一

秦国从穆公开始进入《春秋》。僖公十五年，与晋惠公在韩原作战，其气势本来就已经强悍了。等到再次接纳晋文公，主持中原盟会。穆公外表虽然追随晋国盟会，内心则积蓄威武，趁空闲抵隙，等待时机发动。所以晋文公刚去世，今年灭滑，明年伐晋。任用败于殽山的将领，说出罪己的话，威行东夏，奄有西戎。这可以说是秦国的显赫国君了。所以《春秋》秦国自彭衙以前，入滑，围郑，盟于翟泉，防于温，师于城濮。凡是穆公的事，无不都详细记载。康公、共公以下，则好像有不详尽记载的，不是缺文，只是认为不值得详细记载罢了。所以叙述秦国《春秋》统纪第十一。

薛国春秋统纪第十二

春秋降爵的国家，薛从侯降为伯，滕从侯降为子，杞从公

译降为侯爵，又降为伯爵，又降为子爵。虽然他们被贬降的具体原因不可得知，但确实可以看出他们的国势日益削弱，一天天走向卑微衰败。有人问：薛国与滕国、杞国自从进入春秋时期，不参与诸侯的防盟，各自长达一百多年。直到成公五年虫牢之会，才开始记载杞伯；成公十三年讨伐秦国，才开始记载滕人；襄公元年包围彭城，才开始记载薛人。那么，说他们“一天天走向卑微衰败”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又不对了。春秋时期设立防盟，本来是用来控制大国、扶持小国的。所以他们的征召命令不滥用，诸侯之间井然有序。葵丘之盟，是最大的盟会，而参加盟会的只有八个国家，杞、滕、薛不在其中。践土之盟，也是最大的盟会，而参加盟会的也只有八个国家，杞、滕、薛也不在其中。这是齐桓公、晋文公霸业的鼎盛时期，也是小国所依赖的。霸政衰落后，盟防频繁，赋役繁重，即使大国有的也不来，而像杞、滕、薛这样的小弱国家，没有不奔走听命的。即使耗尽他们的国家财力，困顿仆倒于道路，他们也没有闲暇顾及自身。况且宋国发生火灾，是细微的小事，为了防盟而因此遭受损失的就有十二个国家。修筑杞国城墙，是次要的事务，相继接受其功劳的也有十二个国家。甚至到了晋定公召陵之役，参加防盟的有十八个国家，连刘子都不被计入在内。其中的得失可以知道了。由此说来，那些得以参与防盟的，并不是被提升，恰恰是走向卑微衰败罢了。所以叙述薛国，《春秋统纪》第十二。

译杞国春秋统纪第十三

杞国既已降等并在经文中称“子”，却又退居到人臣的行列。它降等称“子”，我不知道这说法从何而来。至于它退居到人臣的行列，则有承担这一责任的人了。凭什么看出它退居到人臣的行列呢？因为《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记载“杞子来盟”，由此可以看出来。经文中记载“来盟”的有：桓公十四年郑国的语来盟，闵公二年齐国的高子来盟，僖公四年楚国的屈完来盟，文公十五年宋国的华孙来盟，宣公七年卫国的孙良夫来盟，这些都是人臣。本来就没有诸侯记载为“来盟”的，也没有与诸侯结盟而不记载“公”字的。《左传》说：“杞文公来盟，经文记载为‘子’，是轻视他。”这种说法不对。轻视他的意思，不在于记载为“子”。杞国是夏朝的后裔，负责守护天子的祭祀，礼制等级的降低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怪孔子曾经说：“我称道夏朝的礼制，杞国不足以作为验证。”所以叙述《杞国春秋》统纪第十三。

滕国春秋统纪第十四

《春秋》中诸侯以宾客之礼拜见诸侯，只有两件事：滕侯、薛侯、邾人、牟人、葛人就是这样。怎么知道这是宾客之礼的拜见呢？从经文所记载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古代诸侯之间的邦交，名位不同，礼制也有差异。至于宾客之礼的拜见，则必定统一其称呼。称号的作用，在于统一贵贱，齐平等级威仪。那么称为“侯”的，是以君主的礼节拜见的；不称为“侯”的，不是以君主的礼节拜见的。滕国本来就不是侯爵，薛国也是这样。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这样。所以叙述滕国《春秋统纪》第十四。

莒国春秋统纪第十五

莒国地处齐国和鲁国之间，齐国虽然遭到征伐，但莒国曾经不敢稍微欺凌齐国。鲁国则自从宣公平定莒国和郯国，莒国人不肯顺从，直到再次在防地齐国征伐他们，干戈相寻，直到没有安宁的年份。在襄公时代，不过几年，莒国人征伐我国三次，侵犯我国一次，也可以说是强国了。所以《春秋》记载莒国，每次排在郑国、曹国之下，至于攻入向地、夺取牟娄、灭亡鄫国，都是强国的行为。所以叙述莒国，《春秋统纪》第十五。

邾国春秋统纪第十六

《春秋》时代世卿制度，不只是大国有，小国也有。莒国的牟夷、邾国的庶其、畀我、邾国的快、黑弓，就是这样。至于邾仪父，有人认为这是子克的字，有人认为这是大夫的名。考察鲁国有行父、归父，晋国有林父、郑父、甲父，这些都是大夫的名。那么说仪父是名的，也不是没有根据。邾国、鲁国是附庸国家，它们来朝见鲁国的次数很多，而鲁国的君臣之所以屡次对邾国用兵，其意图是责备邾国不恭敬的程度更深。所以既接纳了它的城邑，又分割了它的田地；后来又攻入其国，并把它的国君带回来。必定要等到灭亡才肯罢休，这难道是先王保护弱小国家的道理吗？公行很少有不记载“至”的，只有征伐邾国则全都不记载“至”。难道是因为邾国在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内吗？所以叙述邾国春秋统纪第十六。

许国春秋统纪第十七

《春秋》的排列次序，齐侯是爵位。自从进入僖公时期，常常排在宋公之上。邾子是爵位，常常排在薛伯之上。许男是爵位，常常排在曹伯之上。又有排在邢侯之上的，甚至到了蜀地的盟会，秦国排在宋国之上，郑国排在齐国之上，这都是习以为常的混乱之事。所以统纪从内部的鲁国直到降等的周王室以下，都依照王爵称为公、侯、伯、子、男。爵位相同的以亲近为先，应当排在齐国之前，因为齐国是霸主的倡导者，特别列居侯爵之首。荆楚、吴国僭越名号，王爵不加以承认，所以附在五等爵位之后。所有这些，大概都是《春秋》圣人用来阐明名分的意思吧。所以叙述许国春秋统纪第十七。

宿国春秋统纪第十八

《春秋》自从迁徙不记载有迁徙者，而后才记载。然而记载为“某人迁某者”，是因为内属而迁徙。宋人迁宿，齐人迁阳，就是这样。记载为“某迁于某者”，是因为避难而迁徙。邢国迁到夷仪，卫国迁到帝丘，蔡国迁到州来，许国迁到叶地，到白羽，到容城，就是这样。虽然迁徙的原因不同，但其国家危弱不能自守，是一样的。可悲啊！所以叙述宿国，《春秋统纪》第十八。

楚国春秋统纪第十九

荆楚、吴国僭越窃取名号，不与中原各国交往的，各自有十余代。自从进入《春秋》时期，虽然他们因事制宜，义理存在于笔削之间，然而他们的国君记载卒，大夫记载名，记载聘问使者，记载会盟，记载率领军队，都与诸夏冠带之国并列没有间隔。大概这两个国家的罪过，用先王的王法来论处，那么排斥他们、驱逐他们、诛杀他们、断绝他们是可以的。用《春秋》信史来说，那么圣人对于中外盛衰的变化深切关注。详细记载其事，保存其实录，是为了给后世作为鉴戒。所以其书法如此。所以叙述楚国春秋统纪第十九。

吴国春秋统纪第二十

吴国在东南，距离中夏尤其遥远。成公七年，吴国征伐郯国，开始出现在经文中。在钟离，在善道，在柤，在向，都是诸侯前往会盟。他们来与中原各国交往的，在戚地就停止了。虽然借助他们来疲敝楚国，然而吴国也骄傲了。艾陵之战，齐国；黄池之会，晋国。其末流有必然到达的结局。《春秋》记载这些，是想让后世谨慎其开端。所以叙述吴国，《春秋统纪》第二十。

诸小国春秋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