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周礼疑义举要》礼类一【周礼之属】
提要
【臣】等谨案：《周礼疑义举要》七卷，
国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书融防郑义，间立新説，多中乎理。其解《考工记》二卷，尤见専长，在是书亦为最胜。如经文「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今考轸围尺一寸，见于经文，轐围不着，并轸轐以求七寸之崇，颇为难合。郑注未详，后儒莫解。永则谓：「轸方径二寸七分有半，自轴心上至轸面，总高七寸。毂入舆下，左右轨在毂上，须稍高容毂转，故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围径无正文，辀人当兎之围，居辀长十之一，方径三寸六分。辀亦在舆下庋舆者，则兎围与当兎同可知。轴半径三寸二分，加轐方径三寸六分，共髙五寸八分。以密率算毂半径五寸一分弱，中间距轨七分强，可容毂转。以五寸八分加后轸出轐上者约一寸二分，总髙七寸。舆之厚上与轸平，亦以一寸二分为率，后轸在舆下余一寸五分，辀踵为缺曲以承之。算加轸与轐之七寸，当从辀算起。盖辀在轴上，必当舆底相切，而两旁伏兎亦必与辀齐平，故知辀之当兎围必与兎围等大。后不言兎围者，因辀以见。」其説寔可补康成所不及。惟考《释名》曰：「轸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枕也。枕，横也，横在下也。荐板在上，如荐席也。」似舆板在上而轸在下。永谓轸面与舆板相平，似乎不合，然舆板之下仍余轸一寸五分，则其説仍不相悖。又考《説文》曰：「□，车伏兎下革也。」则是伏兎钳毂之处，尚有革承其间。永算伏兎距毂崇三寸六分，而伏兎下革厚尚未算入，亦稍为未密。要其增分甚微，固亦无妨于约算也。又经文曰：「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详于《曲礼》孔疏，其説谓车箱长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后二，横一木下去车牀三尺三寸，谓之为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谓之为较。至宋林希逸直谓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为之。永谓揉两曲木，自两旁合于前，通车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谓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处言之，两端与两輢之植轵相接。军中望逺，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传》长勺之战「登轼而望」是也。若较在式上，如何能登轼而望？若式于隧三分之前横架一木，则在阴板之内，车外不见式矣。记如何云「苟有车，必见其式」云云？考郑注曰：「兵车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则经所云一在前者，皆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仅于两輢之中横架一木名之曰式，则一木前后更不为式，注又何得以深浅度式乎？孔疏谓横架一木于车箱内，盖未防郑注「式深」二字之义。又郑注云：「较，两輢上出式者。」两輢则两箱板也，上出式而度之以两輢，则两较各在两箱之上明矣。故《释名》曰：「较在箱上。」不云较在式上，是其明证。孔疏之误显然。至于经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谓揉之使直，尤属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説确凿有征。其他援引典核，率皆类此，其考古亦可谓详矣。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疑义举要卷一
婺源江永撰
天官
周礼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犹可考。顾命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后而官制改，别有一人为卿士执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诗云：「皇父卿士，畨维司徒，家伯维宰【今诗误作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葢上卿执政者皇父，而家伯虽为宰，非复统百官均四海之职矣。至东迁后，又有两卿士，虢公忌父为右，郑庄公为左，则当时之为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咺归赗，宰渠伯纠来聘，鲁史直书其名，本非上卿执政者也。説春秋者犹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考之亦不详矣。
八则治都鄙，注：専指采地，然亦当兼公邑言之。灋，则以驭其官，谓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周礼疑义举要》礼类一【周礼之属】
提要
【臣】等谨按：《周礼疑义举要》七卷，
本朝江永撰写。江永字慎修，是婺源人。这本书融会并防范郑玄的义理，间或创立新说，大多符合事理。其中解释《考工记》的两卷，尤其显示出专长，在这本书中也是最为出色的。例如经文说：“六尺六寸的轮子，轵的高度是三尺三寸，加上轸和轐，总高四尺。”现在考察，轸的周长是一尺一寸，见于经文；轐的周长没有明确记载，将轸和轐合并以求得七寸的高度，颇为难以吻合。郑玄的注疏不详细，后来的儒者无法解释。江永则认为：“轸的方径是二寸七分半，从轴心向上到轸面，总高七寸。毂插入车厢底部，左右的车轨在毂的上方，必须稍高一些以容纳毂转动，所以毂的上方必须有轐来托住。轐的周长没有明确的经文记载，辀人应当根据伏兔的周长，伏兔位于辀长的十分之一处，方径三寸六分。辀也在车厢底部托住车厢，那么伏兔的周长与当兔相同是可以推知的。轴的半径是三寸二分，加上轐的方径三寸六分，总高五寸八分。用密率计算，毂的半径是五寸一分弱，中间距离车轨七分强，可以容纳毂转动。用五寸八分加上后轸高出轐的部分约一寸二分，总高七寸。车厢板的厚度上面与轸平齐，也以一寸二分为比例，后轸在车厢板下剩余一寸五分，辀踵做成缺曲形状来承托它。计算加上轸和轐的七寸，应当从辀算起。因为辀在轴的上方，必定与车厢底部相切，而两边的伏兔也必定与辀齐平，所以知道辀的当兔周长必定与伏兔周长相等。后面不提及伏兔周长的原因，是因为通过辀就可以推知。”他的说法确实可以弥补郑康成（郑玄）所不及的地方。只是考察《释名》说：“轸横在前面，就像卧床有枕头一样。枕，就是横，横在下面。荐板在上面，就像垫席一样。”似乎车厢板在上面而轸在下面。江永说轸面与车厢板平齐，似乎不合，然而车厢板下面仍然剩余轸一寸五分，那么他的说法仍然不相违背。又考察《说文》说：“□，是车伏兔下面的皮革。”那么伏兔夹住毂的地方，还有皮革承托在中间。江永计算伏兔距离毂的高度是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面的皮革厚度尚未计算在内，也稍微不够严密。但增加的尺寸非常微小，本来也不妨碍大约的计算。又经文说：“将隧分成三份，一份在前面，两份在后面，用来揉制车轼。”车轼的制度详细记载于《曲礼》孔颖达的疏中，他的说法认为车箱长四尺四寸而分为三份，前一份后两份，横放一根木头下去，距离车床三尺三寸，称之为轼；又在轼上二尺二寸横放一根木头，称之为较。到了宋代林希逸直接说揉，是揉制木头使其正直而做成。江永说揉制两根弯曲的木头，从两旁合于前面，贯穿车前三分之一的隧，都可以称之为轼。轼高三尺三寸，连同轼的深度来说，两端与两边的车箱板上的植轵相接。军队中瞭望远方，也可以一只脚踏在前轼上，一只脚踏在旁轼上。《左传》长勺之战“登轼而望”就是如此。如果较在轼的上面，怎么能登轼而望呢？如果轼在隧的三分之一前面横架一根木头，那么在阴板之内，车外就看不见轼了。经文为什么说“如果有车，必定能看到它的轼”等等呢？考察郑玄的注说：“兵车的轼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那么经文所说的一份在前面，都是轼大约一尺四寸的地面，注才开始说轼深。如果仅仅在两箱板中间横架一根木头称之为轼，那么一根木头前后就不再是轼，注又怎么能用深浅来度量轼呢？孔颖达的疏说横架一根木头在车箱内，大概没有防备郑玄注中“轼深”二字的含义。又郑玄注说：“较，是两箱板高出轼的部分。”两箱板就是两边的车厢板，高出轼而用两箱板来度量，那么两边的较各自在两箱板之上是明显的。所以《释名》说：“较在箱上。”不说较在轼上，这是明显的证据。孔颖达疏的错误显然。至于经文中凡是说揉的，都是揉制使其弯曲，而林希逸反而说揉制使其正直，尤其属于不考察，都不及江永的说法确凿有证据。其他援引典籍严谨，大都像这样，他考据古代事物也可以说是详细了。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疑义举要》卷一
婺源江永撰写
天官
周礼六卿的制度，到成王末年还可以考证。《顾命》中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这是六卿。等到后来官制改变，另外有一人作为卿士执政，冢宰的职位在他之下。所以《诗经》说：“皇父是卿士，番是司徒，家伯是冢宰【现在《诗经》误作家伯冢宰】仲允是膳夫。”大概上卿执政的是皇父，而家伯虽然是冢宰，不再统领百官、均衡四海的职务了。到了东迁之后，又有两位卿士，虢公忌父为右，郑庄公为左，那么当时担任冢宰的人职位更加卑微。因此宰咺归赗，宰渠伯纠来聘，鲁国史官直接书写他们的名字，本来就不是上卿执政的人。解说《春秋》的人还用周初冢宰的制度来说，考察起来也不详细了。
八则治理都鄙，注：专指采地，但也应当兼及公邑来说。法，则用来驾驭其官员，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