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疑义举要卷二

译士、中士只有六人，难道能一一稽查吗？又四郊以内的人民、田地等，自有乡遂的官员负责稽查，也不是县师的职责。师氏、保氏另有专门的官员，并非三公中的师保，注解说“周公、召公兼任此职”，这是不对的。

译《考工记》用脂、膏、臝、羽、鳞将兽分为五大类，这与《月令》用羽、毛、鳞、介、臝将虫分为五类所指各不相同。臝类生物适宜生活在原野和低湿之地，自然应当像《月令》所说那样，臝虫属于中央，把没有羽毛、鳞甲和介壳的生物称为臝。郑玄的注疏都用虎豹之类来解释，这是错误的。

郑玄用骍刚等土色来解释九等，用十二分野来解释十二壤，并不确切。壤，是土的种类，正是骍刚、赤缇等。然而《草人》篇说九种土的混合，《禹贡》又不止十二种，意思是当时另有农书详细记载，《草人》篇没有说到的，大概是涂泥、黄壤、青黎这三种吧？九等应当像《禹贡》那样将田地分为九等。周朝定都洛邑，是为了使都城不远离天室，而四方入贡的道路里程均衡。人的谋划方面，武王已经迁鼎；鬼神的谋划方面，周公、召公先在河朔黎水占卜，再在涧水东、瀍水西占卜，以此审定。所谓土中，是综合九州的道路里程和地势形势而得知的，并不是先制作长一尺五寸的土圭，测量夏至日影与圭齐平，然后才称之为土中。既然确定了洛邑，树立八尺高的表，日影长一尺五寸，这就是土中的日影，于是制作土圭作为标准，其他地方测量日影也用这个土圭，根据其长短来衡量。这是日影以土中为标准而定，并不是土中因为日影而得。贾公彦的疏解说周公审慎，这比较接近事实。汉代时天文学尚不明晰，所谓的《考灵曜》，是汉人妄作，看到太阳运行有南北，寒暑进退，探求其原因不得，于是提出了四防的说法，又说太阳在三万里中升降。郑玄认为地中在半于三万里处，于是说日影每千里差一寸，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日影的差异，太阳靠近天顶则少，远离天顶则多，本来就不是平均差异，怎么能限定为千里差一寸？唐代太史监南宫说从滑台到上蔡武津，分段测量，说大概五百二十六里多一点日影差两寸多，驳斥旧说的荒谬，这在《唐书·天文志》中可以考证。

经文原本是说测量日影来建立王国，那么当时只在东都王城测量。到了汉代儒者才说颍川阳城是这样，阳城即现在的登封县，在洛邑的东南。这另有原因，大概黄道与赤道之间的纬度，古代宽阔而现今逐渐变窄，汉代王城夏至日稍微偏南而日影略微长，必须前进到阳城，然后才符合土圭的标准。然而《唐书》说阳城的日影长一尺四寸七分八厘，那么汉代应该比这更短。汉代和唐代人的说法，不知道谁更符合真实。测量日影只能知道南北的差异，至于东西则随着人所居住的地方而移动。经文说“日东则景夕，日西则景朝”，是说道理应当如此，并不是真的能同时立表，知道东边的表太阳已经西斜、西边的表太阳尚未中天。西法中东西里程的差异是用月食时刻的先后确定的，疏解中设立五表的说法也是如此。

五等诸侯的土地，大概也是立下的法则罢了。其实当时实行时，因事制宜，不能一概而论。有功劳而被封的，爵位虽然是侯但土地不妨多，比如封给鲁国的土田陪敦，敦，是加厚的意思。或者其先世是尊贵的爵位，没有罪过可以贬黜，也没有功劳可以进升的，爵位仍然保留旧制而土地不必增加，比如州公、薛侯就是这样【虞公、虢公大概都是周朝卿士的公，就像周公、祭公一样】。或者畿外没有土地可以封赐，也只食采于畿内。又有国在这里而土地在那里的，比如鲁国的许田、郑国的祊、卫国的阎土与相土的东都，都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统一。阅读《周官》的人，应当防备这种意思。

诸侯的土地，土田是实封。如果附庸在其封地内，虽然是社稷之臣，但不能拥有其土地。名山大泽，有不拿来封赐的。其余的山川、薮泽、盐碱地、贫瘠之地，以及城郭、宫室、沟渠道路，都是不可食用的，统而计之，大国应该有数百里，小国也不止百里。这是《周礼》与《孟子》、《王制》不能相同的原因，《周礼》是根据其虚宽的情况来说的，《孟子》、《王制》只举出土田实封罢了。天子地方千里，公侯都是方百里，还说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得到十分之一罢了。大国百里，次国七十，小国五十，还说以九为节，以七为节，以五为节，大约降杀以两罢了。怎么能截然齐一，其间略无增减呢？

子产回答晋国的话说：“从前天子的土地一圻，列国一同，从此以后逐渐减少。”这话与《孟子》、《王制》相合，与《周礼》相违。应当观察他立言的意图。这是因为晋人责备他侵犯小国，而晋人自己有兼并数圻的过失，所以子产不想举出大国虚宽的大数，而只举出一同的制度，以显示兼并数圻之多，使晋人因为他的话反诘，如果说：“郑国的先人难道能实行七十里之制吗？”那么郑国也就不能没有瑕疵？而晋人不敢以此反诘，是因为兼并数圻的瑕疵更大。子产也预料到他不敢反诘，所以这样说。那么孟子也是因为当时列侯土地过大超过制度，所以舍弃虚宽的数字不说，而只举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制度，他的话是有针对性的。《王制》则是叙述孟子的。不然，孟子生于靠近齐鲁的地方，难道真的不知道齐鲁始封时还有余地，而说俭于百里吗？

先郑说：“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国也，属天子。参

译“三分之一”的情况也是这样。后郑说：“大国进贡重，是正其名分；小国进贡轻，是爱抚它。”这是说天子享用诸侯的贡赋。从文势来看，“土其地”、“制其域”，凡是说“其”的，都指侯国，那么“其食”也应当指诸侯，先郑的解释更为合理。大司马规定赋税，上等土地可食用的占三分之二，中等土地占一半，下等土地占三分之一，这也是说土地中可供食用的部分。司勋凡分赏土地，三分之一供受赏者食用，也是说受赏者享用其中的三分之一，其余用来养活百姓，以供给上级。先郑认为一半作为附庸小国隶属于天子，三分之一的情况也是这样，大概是因为小国没有附庸，但也应当连同山川及不可食用的土地一起计算，这才接近严密。诸侯固然各有贡赋，但九贡都是货物和服饰，不贡粮食，那么天子不食用诸侯的土地，不能称为“食”。规定他们的贡赋，也只是根据他们所有的东西罢了，难道会拿出土地的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来要求他们进贡吗？后郑所说的“正之”、“字之”，言辞虽然美好，却不是事实。小国可食用的土地少而虚宽的数字多，这就像下等土地三百亩一样，也是用来优待他们吗？

译田休耕一年、两年，是为了养护地力。南方没有休耕不种的田地，并非全因为土地肥沃，也是因为勤于施肥，而施肥确实既劳苦又费钱。北方施肥尤其困难，所以有休耕的方法。

本地安抚百姓的六种方法：第一是美化宫室。宫室不完固，百姓就会轻易离开家乡；坟墓不能合葬，兄弟、老师、儒者、朋友不能联结，所以把这作为安居的根本。

职事有十二种：从耕种到生财，就是大宰的九种职事。其中的学艺、世事、服事，这三种职事不是生财的人。生财，先郑认为九职中的闲民转移执事者能得到它。闲民在农、工、商、贾、虞、衡之家执事，都是为了生财。后郑认为养竹木的人，不对。

夫家九比的数量，先郑说“九夫为井”，后郑说“出九赋的人数”，都不对。下文“颁比法”，“三年大比”，乡师把国比的法令下达到车辇、马牛，那么比是简阅校计的意思，应当读作毗志反，不像五家为比的比，读作必二反，是连属相从的意思。通晓各官职来考察，怀疑九比是：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莱四，畜五，车六，辇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是九比之首，其余八种都是夫家所有的，所以说“夫家九比的数量”。下文“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是约略列举的话；“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则是通晓九比之物而分别统计它们。

六乡的制度：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卒伍的制度：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说：“凡是起用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极像每家出一人为兵，如管仲用十五乡三万家出三万人的制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天子六军只在六乡取足，为什么六遂以及甸、稍、县、都都有作民师田行役的事情？六遂以外的百姓都每家出一人为兵，那么王畿千里可以出数十军，为什么限制在六军？由此说来，小司徒防备万民的卒伍而使用他们，也是说联络卒伍的方法应当如此。如果有军旅，或者调遣远方，或者调遣近处，必有更替休息的方法，应当不让远方独自安逸、近处独自劳苦。上地、中地、下地，家家虽然有可任之人，也自有均平的方法，应当不让下地家五人，也与上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为兵。管仲的制度，则是每家出一人为兵。大概这时兵农已分，住在士乡而受田的，征其人而不征其税；住在野鄙而受田的，征其税而不征其人。难道也是仿照成周六乡出六军的制度而变通它吗？

天子六军，取自六乡，而六遂与甸、稍、县、都也有兵，是用来防守的，不在六军之中。即使天子六军，也是用来备制的，如果有征伐，还要向诸侯征兵。王朝将帅率领元戎十乘，以先启程，不全部使用六军。看桓王伐郑，有陈人、蔡人、卫人跟随，那么兴盛时期就可以知道了。畿内六军与六遂、甸、稍、县、都的兵，大抵是为了防备寇盗而设，所以小司徒说：“只有田与追胥竭尽劳作。”畿内如果有盗贼，即使是羡卒也应当使用他们。平王时，用畿内的百姓戍守申、戌甫，诸侯不为天子守，而王民反而为诸侯守，《扬水》的诗因此作。管仲改变成周的制度，以士乡十五为三军，那么还是六乡为六军的遗法。他国军制大约相似，虽然说寓兵于农，其实兵自兵而农自农；虽然说无养兵之费，而六乡的田即是养六军的田，如同后世的屯田。六乡的百姓，六军取于这里，兴贤能也取于这里，齐的士乡也是如此。这是古今制度大不相同的地方。

只有田与追胥竭尽劳作，我也怀疑有更替休息。一年四次田猎，正羡尽行，难道不劳民妨农？大搜于红，从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不常用，春秋必定谨慎而记载它。如果盗贼窃〇，应当调遣近处的人而追捕他们。

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衍沃用井，隰臯用牧，有这种通融的法度，那么凡是高下〇邪之地，都可以用方田的算术齐之，无地不可井了。但有公田、无公田，其制度不能画一。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有通融之法，而《国语》也说：“先王制土，借田以力，而砥其逺迩。”这话似乎与孟子合。借田以力，助耕公田；砥其逺迩，似乎说远处用助法，近处可用贡法。而小司徒只说九夫为井，未及论其中区之为公为私。载师任地，近郊什一，逺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什二，似乎皆无公田。司稼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也惟有私田才有不定之敛法。如行助法，则惟以公田之稼归公，不必论年之上下了。这是《周官》之大

译对于存疑的义理，有不可强行贯通之处。

译根据《司马法》，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而《小司徒》中说到考核夫、屋，旅师中说到聚集野外屋区的粟米，这是采用了三夫为一屋的制度；采用了屋的制度，就不是八家共一井的制度了。

《司马法》中“通”与“终”通用，封畿之地以十为基数起算，这是计算里程的方法。《小司徒》中的井、邑、邱、甸、县、都，以四为基数起算，这是制定赋税的方法。“甸”与“乘”，古字通用。稍人掌管发布邱乘的政令，也就是邱甸。《左传》中“良夫乘衷甸”，也就是衷乘。因为一乘应当使用四匹马，其制度形成于六十四井，所以都以四为基数起算。这与计算里程的方法本来不相通，但也可以相通，是因为井田和道里有实数、有虚数。因此《汉书·地理志》说：一同百里，总共有万井，除去山川、低洼盐碱地、城池、城邑居住区、园林囿苑、道路三千六百井，实际出赋税的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万乘，也都是以百分之六十四为实数，三十六为虚数。那么一成十里，也是以一甸六十四井为实数，三十六井之地为虚数了。《汉书·地理志》的文字，大概也出自古《司马法》，这都是大约计算的通率，是说山川、低洼盐碱地、城池、城邑居住区、园林囿苑、道路大约除去三分之一多一点罢了。而郑玄注《小司徒》说“一甸八里，一成十里，其边缘一里之地治理沟渠；一都八十里，一同百里，其边缘十里之地治理洫、治理浍”，这是郑玄凭意思说的，没有实际计算沟渠的面积。沟渠的面积没多少，怎么能占百分之三十六呢！

《注》引用《司马法》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与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制度不同。贾公彦的疏以及《坊记》“制国不过千乘”孔颖达的疏，都说是都鄙的军制，这是不对的。七十五人的，是丘乘的根本制度；三十人的，是调发军队的通制。《鲁颂》中“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正好与《司马法》相合。

乡师中的輂辇，注解说輂是驾马，《说文》也说大车驾马，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从后面推叫輂，从前面拉叫辇。輂字从共，是用两手拱着推的意思。现在还有从后面推的车。

国中人口多劳役少，适宜早征发而晚免除；野外人口少劳役多，适宜晚征发而早免除。现在却反过来了，恐怕不如注解说得好。大概国中百姓多脆弱，所以晚征发而早免除；野外百姓能耐受劳苦，所以早征发而晚免除。这里的征发指的是力役的征发，注解说的是赋税，这是不对的。

怀疑六遂之外，公邑、采地也应当有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来联系其百姓。但其长官未必有大夫、士的爵位，而小的邑仅仅像一个乡，那么其乡大夫就是由邑大夫担任吗？

乡大夫职经文“各宪之于其所治”是一句，“国大询于众庶”是一句，贾公彦的疏可以考证。唐石经在“国”字上误衍了“之”字，俗本注疏于是把“之国”归属上文，乡中怎么会有国呢？虽然石经不足以作为依据。鼔人所教的不止是乡民，凡是王朝用乐的鼓也是此官教导的。其中所说的神祀、社祭、鬼享，不一定都是州党的祭祀。救助日食月食，诏告王鼓；大丧，诏告大仆鼓。那么此官本来就在王朝，之所以不隶属于大司乐，是因为他兼教四金、鼛鼓，用于军旅田役，所以隶属于地官罢了。

《国语》说：“作战时用錞于丁寜，是警戒其百姓。”那么军中自有金錞，疏解说未见所用，这是不对的。

远郊有牧田，用来授予九职中的薮牧，让他放牧六牲，就以牲物作为贡品，由牧人掌管。国家有祭祀，牧人供给王朝。牛归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门；羊归夏官，羊人；猪归冬官，豕人；狗归秋官，犬人，而豢养在地官的槀人；鸡归春官，鸡人；马归夏官，圉人。马牲只有在祭祀四海山川以及丧祭遣奠时使用。将要祭祀时，则各官供给，小宗伯梳理毛色并辨别，颁给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让他们共同供奉。牛是大牲，使用的多，那么远郊又有牛田，由牛人掌管，饲养国家的公牛，而祭祀用牛的与牧人共同供给。十二闲的马，另有校人等官掌管，不是牧人的职责。羊人说：“如果牧人没有牲，就从司马那里接受布帛，让他买牲来供给。”这是说牧人有时偶尔缺乏羊牲，就从长官那里接受布帛买牲，来供给王朝之用，不是说供给牧人。有人引用此文证明各官都供给牲给牧人，那么《载师》的牧田、《大宰》的薮牧、《闾师》的任牧贡鸟兽，脉络就不能贯通了。

先郑说：“防，是市中空地没有店铺，城中空地没有住宅的地方。”后郑改变说：“防，里，就像现在说的邑里居住了。”“防，是民居的区域。”“里，居住。”后郑的说法更为妥当，但也应当兼说市宅才完备。

以园圃职事任用园地，是说城外有可以作园圃的土地，授予九职中种植园圃的人，让他贡奉草木果蓏之物，由园人掌管，不是农民筑园圃缴纳禾稼的园圃。农家园圃

译圃自是在防地制作的，与这里无关。先郑认为宅田是百姓的住宅用地，以备人口增多之用；后郑引用《士相见礼》，认为这是授予退休官员的田地，后郑的说法更为妥当。退休官员中，也只有大臣以及群臣中贤能的人才有田地作为优待，闲散职务的人未必都能授田。宋代的祠禄制度还保留着一些古意。

译士田，先郑认为这是士大夫之子得以耕种的田地，后郑认为是圭田，先郑的说法更为正确。学校中的士人，应当在此类田地中供养他们；如果是圭田，则应当属于赏田的范畴。

贾田，先郑认为这是官吏为官府出售财物而获得的田地，后郑认为这是在市中经商的人家所受的田地。后郑的说法更为正确。《汉书·食货志》记载，工商家庭也按人口授田，五口人相当于一个农夫。那么，在官府从事百工制造的人，其家中也应当有田地，或许是在官田中授予的；在民间从事工匠行业的人，也给予田地，如同商人的例子，让他们进贡器物来抵充田赋。

官田，先郑认为这是公家所耕种的田地，后郑认为这是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之家所受的田地，先郑的说法更为正确。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俸禄足以代替耕作，应当供给他们粮食。牛田、牧田，兼用先郑和后郑的说法，都是授予百姓田地以供公家畜牧，即《九职》中薮牧负责繁育鸟兽，《闾师》中负责畜牧以进贡鸟兽的人。牛田由牛人掌管；牧田由牧人掌管。至于十二闲的马匹，应当自有牧地，大概也在近郊、远郊，这里没有提及，是因为主要论述的是田地。司勋还有加田，没有国家征赋，大概也属于赏田之中。

近郊、远郊的七种田地，都是农田之外的闲田，从近郊以外都有，不一定就在近郊、远郊，所以不再具体说明。下文提到近郊征收十分之一，远郊征收二十分之三，那么农田就包含在其中了。

《国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借田地的远近来调节劳力，从而平衡远近的差异。”这说明田赋有根据远近来取平的方法。《禹贡》中甸服五百里范围内，近处进贡粗劣物品并服役，远处进贡精细物品而不服役，这是虞夏时期平衡远近的方法。《载师》中近郊征收十分之一，远郊征收二十分之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分之一，这是周官平衡远近的方法。向百姓征税固然不超过十分之一，但劳役首先从近处征取，近处的人多而远处的人少，这种形势不得不如此。增加远处百姓的赋税来补充近处百姓的劳役，政令才能均平。如果可以用统一的标准施行，那么禹的时候为什么不在三百里内征收粟米，而在三百里外用总、秷、秸、服来均平呢？超过十分之一，就是大桀、小桀，这是针对法制之外横征暴敛的人而言的。如果通融远近来建立均平的法度，乃是王政，不是横征暴敛。如同后世征收粮食的方法，土地有不便缴纳实物粮食的，允许缴纳折色，而在正供之外酌情增加解费，这也是百姓乐于接受的。后人大多怀疑《周官》，也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

载师用公邑的田地来承担甸地的赋税，而公邑大夫在经文中没有见到，并不是没有，而是六遂的法度通行于野外，公邑、采邑都有遂大夫以下的官员，遂大夫、县正也就是公邑大夫，经文只是举六遂为例罢了。管仲参国伍鄙的法度，鄙有五个属大夫来统领县帅、乡帅、卒帅、邑有司，大概是仿照周法而加以变通的。

里布，布不是布帛，指的是钱币。里字的含义有三：一是三百步的里，二是二十五家的里，三是里居的里。里布指的是里居的里。此经文用以防里来承担国中的土地，《遂人》用田里来安顿百姓，《王制》说田里不卖，《孟子》说收取其田里，都是这个意思，即指他们所居住的宅院。宅院如果长满杂草，则有嫔妇的贡赋；如果不长庄稼，是废弃的土地，不能因为不长庄稼就完全不征税。里布的轻重虽然不可知，郑注认为是二十五家的里，那就太重了；又有人认为方里而井的里，都不明白里字的含义。

朱子认为此经文针对的是拥有土地的士大夫，宅院长满杂草，指的是建造亭台；田地不耕种，指的是挖掘池沼；百姓没有职事，指的是士大夫家中供养的闲散人员。这个说法很确切。这些都是应当征收的职赋，不是惩罚游手好闲的人。屋粟又见于《旅师》，自然是当时征税的名称，不知道具体数量。田地不耕种有多少，应当根据田地面积来征收粟米，怎么能限定为三夫呢？

百姓没有职事，却要求他们缴纳一夫百亩的税赋、一家的力役征调，立法太重，势必难以实行。不实行而法度松弛，先王不会这样做。这是后儒解释时的失误。考察经文，凡是说夫家的，犹如说男女。没有妻子的称为夫，有妻子的称为家。这里说征收夫家的赋税，意思是这个人如果尚未娶妻，或丧妻，则缴纳一夫的力役征调；如果已有家室，则同时缴纳嫔妇布帛的贡赋。

按时征收赋税，承接上文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载师只征收这三种赋税。其中的粟米进入旅师。

家中有种桑麻的土地，所以让嫔妇进贡布帛，所谓布缕之征。此经文中凡是无职的人，与农圃等同列，即九职中的闲民。夫布也是闲民本身的正赋，大概六七尺以上都有力役征调，闲民受雇于人，不能赴公旬之役，所以出夫布来抵当三日、二日、一日之用，类似后世的雇役钱，不是惩罚。先儒认为是警戒游手好闲的人，是错误的。

夫布的多少，大约以公旬三日为率。如果一日佣力可得钱三十，那么三日九十。用这笔钱入官，可以免除三日的劳役，与现在的丁钱相似。孟子说防止无夫里之布，夫布即此经文的夫布，里布即载师的里布。大概战国时实行一切之法，凡是居住在防地的百姓，不

译询问他们是有职事还是无职事，却都让他们缴纳布匹；也不问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却都让他们缴纳里布。这是额外的赋税，所以想要废除它。

译九职之中，只有臣妾不责求他们进贡疏材，是怜悯他们身为奴婢的缘故。委人所掌管的薪柴、草料、疏材、木材，以及掌荼所管的疏材，都是从虞衡及山泽的农夫那里征收来的。九职中除去臣妾，将虞衡分为两项，总数仍是九项，所以大府称他们为九功之人。

不织布的人不佩衰，斩衰、齐衰当心处前长六寸、宽四寸的布叫做衰。不织布的人，遇到斩衰、齐衰的丧事，他们的衰服上不设这块布，以此来表示羞耻，并不是不穿丧服。

县师以县为名，所主管的是甸、稍、县、都。然而县都之外连接邦国，甸稍之内连接郊里，这四等公邑之间犬牙交错，所以连同邦国、郊里与稍、甸、都鄙的地域一起论述，正是为了区分它们属于甸、稍、县、都的地域，作为辨别稽查的依据。县师实际上不掌管邦国，也不涉及郊里，下文说“辨别其夫家、人民、田莱的数量，以及六畜、车辇的稽查”，又说“役使那里的众庶”，所谓的“其”，是指县师所主管的范围而言。郑氏认为县师主管周天下的数目，王应电认为调兵通于天下，这是让卑官参与大司马的权力，是错误的。

县师所掌管的，是指邦国与都鄙、稍甸与郊里之间相连的地域，县师负责分别管理，不得侵越，而先儒的解释都是错误的。

甸、稍、县、都，地域广阔民众众多，县师设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之所以能够辨别、稽查，是因为都家公邑也仿照乡、遂，各有亲近百姓的官吏，用邦比之法校勘登记。乡师则是按照簿籍进行辨别、稽查罢了。考核群吏，就是考核甸、稍、县、都的群吏。

稍人说“役使同徒輂辇，率领他们到达”，这是稍人自己率领。这里说让大家都准备好旗帜、鼓和兵器来率领到达，这是让都家公邑的长官率领，而县师不率领。稍人的职事是按照县师之法来役使，那么就是县师从司马那里接受法令，稍人从县师那里接受法令，县师是中间接受和传达命令的人，不仅不率领师徒，而且致使乡师也不是他的职事。疏解“率领到达乡师”，则与经文“率领到达”不相符合，又侵占了稍人的职事。凡是建造都邑，测量其土地而划定其区域。职文开头通掌地域，是指与甸稍县都相连已确定的地域；这里则是新划定的地域。

按时征收野外的赋税和贡品，六遂以外通称为野，这里是指征收公邑的民赋和三等采地的贡品。公邑的民赋，由邑大夫征收，县师将其送入大府；三等采地，大夫享用其土地，仍将剩余部分进贡给王，也由县师征收。其委积随地储存，由遗人掌管。

王朝设置都鄙的官员，礼事方面有都宗人、家宗人，军事方面有都司马、家司马，刑事方面有都士、家士。只有征收财赋，王朝不专门设置官员，只是遵循载师甸稍县都皆不超过十二里的法则。自从设置官员征收以来，县师只征收公邑中已在官府管理的，以及都家中应当进献给王的。那些疏材等物，由委人征收。如果说县师亲自征收民赋，那么公邑民赋繁多，岂是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征收的呢？

遗人、委人都掌管委积，但所主管的不同。遗人兼管薪柴草料，但所主管的是粟米的积蓄；委人主管薪柴草料、疏材、木材等所有蓄积之物的积蓄。遭遇困厄、老弱孤寡、凶荒的百姓，以粟米为急迫，至于薪柴、疏材等物，也需要他们自己采集，国家不能普遍供给。只有宾客、羁旅之人不能自己采集，既需要粟米，又需要薪柴草料、蓄积等物，所以遗人供给他们饮食，而委人又用稍聚接待宾客，用甸聚接待羁旅之人。委人又说：“凡是剩余的积蓄，用来等待颁赐。”这是指薪柴、疏材等物，如果有剩余，也颁赐给遭遇困厄、老弱孤寡、凶荒的百姓，这是出于特别的恩惠，不能作为常例，如果没有剩余也就不颁赐了。后世赈济荒年困厄、供养孤老，也只给谷米，不能给薪菜，因为财物有限。后人读这两项职事，不知道委积的不同，因为委人说稍聚接待宾客、甸聚接待羁旅，就认为遗人不掌管稍甸的委积，这是错误的。遗人的委积，从乡里到县都都掌管，只是所主管的是粟米，不是委人所蓄积的那些罢了。

公旬的“旬”应当读如本字。公旬，是公家力役的程期日数。力役以旬计算。《左传》中令尹蒍艾猎筑沂城，事情三十天完成，没有违背预定；士弥牟营建成周，估量事情期限，筑城三十天完成。公旬就是这个“旬”字，旧读作“均”是不对的。力役或一旬、二旬、三旬，而一个壮丁不超过三天，三天之外，由其他役夫替代。

如果是合乎道义而杀人，不应当报仇，报仇就会死。如果是违背道义而杀人，王法应当讨伐，不应当教他逃避。这种逃避仇敌的人，都是过失杀人，按法律不应当死，调人调和他们的仇怨，而仇家必定不肯和解，才让他逃避。让他逃避而不逃避，就有违抗命令的罪过，于是调人与报仇的人以瑞节为信物，让他拿着到官府去治罪。这瑞节也不一定是剡圭，注解说“王用剡圭让调人拿着去治他的罪”，是不对的。如果调人应当拿着，那么用官法拿着就可以了，何必王给瑞节？瑞节必定是让仇人自己拿着，是想伸张他的报仇

译这是仇家之间的情感。将仇人逮捕并押送到官府处理，那么也不允许私自杀死他。《周礼》中没有关于君王与调人持有瑞节的记载，所以知道这是调人与仇家之间有牵连。《典瑞》篇认为这种瑞节是谷圭，这也是错误的。谷圭是用来和解困难的，只是用来和解诸侯之间的困难罢了，并不是用来命令法官处理仇杀的意思。既然已经逮捕了仇人，又有什么和解困难可言呢？凡是合乎道义而杀人的，命令不得报仇，“不同国”三个字是误增衍文。合乎道义而杀人，是指当官依法惩处罪犯、在战场上杀人，或者因为奸淫盗窃而被杀等情况。注解说“父母兄弟师长曾经侮辱过他而杀死他们”，这是错误的。侮辱也有轻重之分，难道可以因此就杀人吗？判妻入子，有一种说法是娶判妻，指娶别人休弃的妻子；入子，指再嫁时带着女儿进入后夫家的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记载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他们发生争讼。有缘故而延迟归家的，可能是因为贫穷匮乏，或者因为灾祸，在仲春时节防止男女私奔的命令下，允许他们不备齐礼仪就结婚，《摽有梅》这首诗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缘故而不遵守此时不禁婚嫁的命令，却仓促成婚的，就加以处罚。这个职官的职责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仲春时节防止男女私奔的命令，也是说此时阴阳调和，适宜嫁娶罢了，并不是一定要以此为限制。

译《周礼疑义举要》卷二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疑义举要》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疑义举要》卷三

婺源江永撰

地官【二】

市场中的群吏负责平定店铺、查验成交、确定物价。平定店铺，是指平定店铺中的货物，不让它们的名称与实际相混淆。胥师、贾师、肆长这三个职位都提到“平”，而肆长尤其专司此职。查验成交、确定物价，则是贾师的专司之职。查验成交，就是质人掌管市场中货物的成交，指将所买卖的物品写在质剂上，完成交易。确定物价，也是将物品的价格写在质剂上，都由贾人审查、确定。辟布，是指百姓有遗失钱币到市场寻找的，让他们在遗失的地方寻找。量度，是指百姓有争度量衡不平的，借市场中的度量衡来平定，也让他们在附近的地方进行。

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罪犯。魏氏认为不说“王”，是不敢直斥至尊，所以举国君为例，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夫人经过市场，也是以国君为例，指王后。赦免罪犯，也只是赦免市场中宪徇扑打之类的刑罚罢了，不是说市场中刑杀大罪也赦免。幕、帟、盖、帷，都是遮蔽之物，用它们来惩罚，以示不应游逛市场，以此来羞辱他们。如果像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官陪乘而招摇过市，更是不知羞耻的人了。

《王制》说：“兵器不在市场上卖。”这里说可以卖兵器，弓矢、佩刀、服剑之类，都是常用器具，应该不在禁止之列。戎器，大概是指甲胄、戈盾之类吧？《王制》又说：“兵车不符合标准，不在市场上卖。”那么符合标准的兵车，也是可以卖的。

絘布，先郑认为是排列店铺的税布，是对的。絘就是“次”字的异体字。王氏认为是胥师惩罚在店铺中欺诈虚伪者的布，大错特错。惩罚欺诈虚伪应当归入罚布，怎么能在这里首先列出？排列店铺有税，就像百姓的乡里有税一样，不必因为孟子“乡而不征，法而不乡”的说法而曲意避开它的名称。

总布，杜子春读总为儳，认为是没有店铺站立持卖者的税；后郑读如租〇之〇，认为是看守斗斛铨衡者的税。两种说法都不对。没有店铺站立持卖，这是贩夫贩妇售卖小物品，暂时站立就离开；看守斗斛铨衡，这是闲民受雇于商贾出力，都不应当征收他们的税。王氏认为是肆长总敛在店铺中各种物品的布，是对的。肆长陈列货物，辨别它们的名称和实际而平正之，又总敛总布，正是货物的市场。

质布，后郑认为是质人惩罚违反质剂者的钱币，王氏认为是质人惩罚违反度量禁令者的布，都不对。惩罚就应当归入罚布，为什么另名为质布？我认为这是偿还质剂费用的布。古代没有纸，大券小券应当用帛制作，交易时给买者，卖者也收藏一半。质剂大概是官府制作的，上面应当有玺印，所以量取买卖的钱币来偿还费用，就像后世契纸有钱一样。

罚布有三种：质人惩罚违反度量、淳制禁令的，是一种；胥师惩罚欺诈虚伪、装饰行为、隐藏恶意的，是第二种；胥惩罚有罪者的，是第三种。而凡是违反禁令之类的，如不该卖而卖、乘天灾而抬高物价，都有罚布可以知道了。郑注说“惩罚违反市场法令者的钱币”，是对的。而质人惩罚违反质剂者的钱币，就是欺诈虚伪、装饰行为、隐藏恶意者的惩罚，却另外归入质布，那么罚布的种类就不完备了。

防布，郑注认为是货物邸舍的税。疏说货物停储邸舍的税，是对的。防与絘不同的地方，絘是卖物的店铺，防是停储货物的仓库，卖者、买者都有，现在称为栈房。卖者店铺中容纳不下，就把货物停在防；买者当时不能立即运走，又或许储存起来等待时机再卖，也需要防。这个防也是官物，所以应当有税。

五布的次序：先列店铺，次货物，次质剂，次罚布，然后才到防。防也是地税，不排在絘布之后的原因，是总、质、罚都是店铺中的事物，防在店铺外，所以排在后面，这是属辞的体例应当如此。官府独用防来命名的原因，是举防来概括店铺。五布中只有总布最多，地税有定数，质剂物品微小，罚布无常，货物充盈，市场防布源源而至，不是防人所能全部稽查的，所以必须让每个店铺的肆长总敛，交给防人。这总布是商贾的正赋，就像农民的九谷，嫔女的布帛，工匠的器物，大宰所说的“市赋”，闾师所说的“任商以市事贡货贿”，就是这个。商虽然不以其所卖的物品为贡，但布也就是货物，先儒失掉了总布的意义，而各种职事的脉络就不能贯通了。

《周官》所征收的，是征收商贾的。如果没有店铺站立持卖者，只是贩夫贩妇罢了，怎么能征收他们的货物呢？市场中看守斗斛、铨衡者，是闲民转移执事的人，本身自有夫布，一定不征收他们的总布。

饰行、儥慝，都是欺诈虚伪的事情。饰行者，是欺诈于事，如鲁人早晨饮羊以欺诈市人之类；儥慝者，是欺诈于物，如卖柑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类。注说“让人行卖恶物于市”，不对。

都鄙跟随他们的主人，国人、郊人跟随他们的有司。从比长、邻长以上，都可以称为主人、有司。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