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疑义举要卷三
为公邑、稍、县、都，仿乡遂之制，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与食采大夫，然后谓之主也。从泉府买一不时须之物，必闗白大夫，恐难乎其为买矣。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受之。注谓：「与有司别其贷民之物，定其贾以与之。」非也。辨者，辨其人之可贷与否也。如其人有生业，不为防惰，是可货者也；否则贷不能偿，当不许其贷矣。此所贷者，是贷泉，非贷滞于民用之物。
译设立公邑、稍、县、都，仿照乡遂的制度，各自有其主管者，不必是公邑大夫或与食采的大夫，然后才称为主管者。从泉府购买一种非急需之物，必须向大夫报告，恐怕难以完成购买。凡是百姓借贷的，要与主管官吏辨别后接受。注解说：“与主管官吏区别借贷给百姓的物品，确定价格后给予他们。”这是不对的。辨别，是辨别这个人是否可以借贷。如果这个人有生计产业，不是为了防范懒惰，是可以借贷的；否则借贷无法偿还，应当不允许他借贷。这里所说的借贷，是借贷货币，不是借贷滞留在民用中的物品。
以国服为之息，后郑説近是。一説令国服役以偿所贷，亦通。但谓息为保息之息则非。既偿贷泉，又服役以偿息，非谓不取息也。唯賖者不取息。
闗市无征，文王法外之仁也；防而不征，法而不防，孟子救时之论也。征而勿苛，取之有度，是亦经常之法，周官所不废也。惟是古今情形不同，司市以下诸官，昔时行之不以为厉，后世有一于此，则民不胜其扰矣。
正其货贿，旧读正为征。后人欲避征货贿之事，不读为征。然司闗明言凶札无门闗之征，而遗人以门闗之委积养老孤，则门闗皆有征明矣。若谓养老孤之财惟出于犯禁，岂豫设用财之事以待犯禁之人乎？终年无犯禁，将不养老孤乎？宋国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门征之见于传者也。
闗上宜无防，而亦有防者，谓货贿物多，暂有停阁，以待有司之稽察也。物少则不必停于防。与其征防，旧解货贿之税与所止邸舍之布。后人欲避征货贿之事，谓征防惟征邸舍，其意则厚，而非实事。
惠士竒云：「司闗掌国货之节以聮门市，其法管子行之于齐，以为市者，天地之材具也，万人之所私而利也；闗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行道也。征于闗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闗，此司闗聮门市之法也。市有防布，闗有征防，皆货贿停储邸舍之税。自外入者，征于闗，闗移之门，门移之市，所谓征于闗者勿征于市也；自内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门，门移之闗，所谓征于市者勿征于闗也。若自内而不由于市，自外而不出于闗，然后举而罚之，否则征其防而不税其货也。康成谓参相聮以检猾商，则失之矣。」按闗与市不两征，此説固是，但専主征防为言则未是。防人有絘布、总布、防布。絘布者，市之屋税；总布者，货贿之正税；防布者，市之地税也。古者建国，王立朝，后立市，国中大小之肆皆是公家之财所成，故有屋税。防者，市中空地未有肆，停货物于此，则有地税。二者皆非商贾之正赋。《闾师》云：「任商以市事贡货贿。」总布正是货贿之税。货有贵贱，贿有重轻，举其总数以计布，故谓之总布。三布中总布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肆长随时敛之，以归防人，而防人以入泉府也。司闗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防。此征防是二事：征者，货贿之税也；防者，货贿停阁邸舍之税也。若不停阁，则无防布矣，不得以征防为一税，遂当闗上货贿之征也。
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此经为下文诸节提纲，玉、角、虎、人、龙，固邦节，而符、玺、旌，通行于民者，亦邦节也。辨其用，下文所云是也。以辅王命者，天下皆统于王，王遣使，固是王命，凡天下臣民往来，必有节乃达，亦所以辅王命也。凡诸官所掌，后有事目者，于职首先提其纲，属文之常，此职亦然。旧注失其指，谓邦节为珍圭、牙璋、谷圭、琬圭、琰圭，此圭璋掌于典瑞，不掌于守节，此泥「王命」二字而误也。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此谓诸侯与都鄙大夫遣使不出竟内者用之。凡邦国之使节，注云：「卿大夫聘于天子、诸侯，行道所执之信是也。」此即小行人之虎、人、龙节，后郑注谓：「使之四方，亦皆赍法式以齐等之是也。」陈氏祥道乃分为二，谓小行人所达者，邦国使于王侯者所执；此官所掌以辅王命者，王朝使于邦国者所执。此又泥「王命」二字，不达事理者也。夫列国之使，各用其虎、人、龙节以为行道之信，观其用虎节，知其自山国而来，人、龙亦然，注所谓「自其国象」是也。若王朝遣使邦国，则必用玉节，岂因其所使之国而从彼国之象哉？且王使或非一国，道涂所厯，有山、有泽、有土，岂到一国又易一节乎？守邦国犹用玉节，岂王使反降而用金节乎？近又有因陈氏之説，并谓王使所过道路，则乡遂之官授以旌节；所厯门闗，则守疆之吏授以符节。如此，则王使易节不胜其烦，别国之视王使，几如奸人间谍矣！
珍圭、牙璋、谷圭、琬圭、琰圭，此皆王使所
译用国家规定的赋税作为利息，后郑的说法比较接近正确。另一种说法是让国家征发劳役来偿还所借的款项，也讲得通。但把“息”解释为担保的“息”就不对了。既然已经偿还了借来的钱，又服劳役来偿还利息，这就不是说不收取利息了。只有赊购的人是不收取利息的。
关卡和市场不征收赋税，这是周文王超出常规法度的仁爱；设置关卡但不征税，有法度但不设关卡，这是孟子针对时弊的论述。征税但不苛刻，取之有度，这也是常行的法度，是《周礼》所不废弃的。只是古今情况不同，司市以下的各级官员，过去实行这些措施不认为严苛，后世只要有一点类似的做法，百姓就受不了这种骚扰了。
整顿他们的货物，旧读将“正”读作“征”。后人想要避开征收货物赋税的事情，就不读作“征”。然而司关明确说遇到凶荒疫病时免除关卡的赋税，而把关卡征收的财物用来养老人、孤儿，那么关卡都有赋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养老人、孤儿的钱财只来自犯禁者，难道预先设置用财的事来等待犯禁的人吗？如果整年没有犯禁的人，就不养老人、孤儿了吗？宋国用关卡的赋税赏赐耏班，让他享用这些赋税，称为耏门，这是关卡赋税见于传文的例子。
关卡上本应不设防禁，但也有防禁的，是说货物多时，暂时停搁，等待有关官员的稽查。货物少就不必停在防禁处。与其征收防禁税，旧解说是货物的税和停歇邸舍的布税。后人想要避开征收货物赋税的事情，说征收防禁税只征收邸舍的税，这种想法虽然厚道，但不符合实际情况。
惠士奇说：“司关掌管国家货物的节度以连接城门和市场，这个方法管子曾在齐国实行，认为市场是天地财物的聚集地，是万人谋取私利的地方；关卡是诸侯国的边陲通道，是外来财物的门户，是万人通行的道路。在关卡征税的就不在市场征税，在市场征税的就不在关卡征税，这就是司关连接城门和市场的方法。市场有防布，关卡有征防，都是货物停储在邸舍的税。从外面进入的，在关卡征税，关卡移交给城门，城门移交给市场，这就是所谓在关卡征税的不在市场征税；从里面出来的，在市场征税，市场移交给城门，城门移交给关卡，这就是所谓在市场征税的不在关卡征税。如果从里面出来不经过市场，从外面进入不经过关卡，然后才举发并处罚他们，否则只征收防禁税而不征收货物税。郑玄说三者相互连接以检举狡猾的商人，这就错了。”按：关卡和市场不双重征税，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专门主张征收防禁税的说法就不对了。防人有絘布、总布、防布。絘布是市场的房屋税；总布是货物的正税；防布是市场的地税。古代建立国家，王设立朝廷，后设立市场，国中大大小小的店铺都是公家财力所建，所以有房屋税。防是市场中还没有店铺的空地，货物停放在这里，就有地税。这两者都不是商贾的正税。《闾师》说：“根据商人的市场事务贡纳货物。”总布正是货物的税。货物有贵贱，贿品有轻重，统计总数来计算布税，所以称为总布。三种布税中总布最多，所以让每个店铺出一个肆长随时征收，交给防人，防人再交给泉府。司关掌管货物的出入，管理其禁令和征防。这个征防是两件事：征是货物的税；防是货物停搁在邸舍的税。如果不停搁，就没有防布了，不能把征防当作一种税，于是就成了关卡上货物的税。
掌节，掌管守卫国家的符节并辨别其用途，以辅助王命。这段经文是下文各种符节的提纲，玉、角、虎、人、龙，固然是邦节，而符、玺、旌，通行于民间的，也是邦节。辨别其用途，就是下文所说的内容。以辅助王命，是因为天下都统属于王，王派遣使者，固然是王命，凡是天下臣民往来，必须有符节才能通达，这也是为了辅助王命。凡是各官所掌管的，后面有事目的，在职官开头先提纲领，这是文章的常例，这个职官也是这样。旧注失去了本意，说邦节是珍圭、牙璋、谷圭、琬圭、琰圭，这些圭璋由典瑞掌管，不由守节掌管，这是拘泥于“王命”二字而造成的错误。守卫邦国的用玉节，守卫都鄙的用角节，这是说诸侯与都鄙大夫派遣使者不出境外的使用。凡是邦国的使节，注解说：“卿大夫聘问天子、诸侯，在道路上所执的信物就是。”这就是小行人的虎、人、龙节，后郑注解说：“出使四方，也都携带法式以齐等之。”陈氏祥道却分为两类，说小行人所传达的，是邦国出使王侯者所执；此官所掌以辅助王命的，是王朝出使邦国者所执。这又是拘泥于“王命”二字，不通事理。列国的使者，各自使用虎、人、龙节作为道路上的信物，看他们使用虎节，就知道来自山国，人、龙节也是如此，注解说“自其国象”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王朝派遣使者到邦国，就一定用玉节，难道因为所去的国家而采用那个国家的象征吗？况且王的使者可能不止去一个国家，道路经过的地方，有山、有泽、有土，难道每到一个国家就换一种符节吗？守卫邦国尚且用玉节，难道王的使者反而降低等级用金节吗？近来又有根据陈氏的说法，并说王的使者所过的道路，就由乡遂的官员授予旌节；所经过的关卡，就由守疆的官吏授予符节。这样，王的使者更换符节不胜其烦，别国看待王的使者，几乎像奸细间谍一样了！
珍圭、牙璋、谷圭、琬圭、琰圭，这些都是王使所
执以达王命之玉，非道路上为信之节也。道路为信，当如守邦国者之玉节。玉节之制，当不同于圭璋。王聘诸侯，非有他故，则使者执瑑圭以达王命，又不同于珍、谷、琬、琰也。学者当细辨之，不得以珍圭等为聘问之玉，又不得以《典瑞》之瑞为掌节之节。
译使者手持用来传达王命的玉器，并不是道路上作为凭证的信物。道路上作为凭证，应当像守卫邦国者所持的玉节那样。玉节的形制，应当不同于圭和璋。天子聘问诸侯，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原因，那么使者就手持刻有纹饰的圭来传达王命，这也不同于珍圭、谷圭、琬圭、琰圭。学者应当仔细辨别，不能把珍圭等当作聘问时所用的玉器，也不能把《典瑞》中提到的瑞玉当作掌管节符的节。
单子述周之《秋官》曰：「敌国宾至，闗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此谓行理以节为信，将其逆宾之命，非谓以节授宾，使其道路为信也。岂有王使诸侯，须侯国沿途授节，而后可厯门闗哉？
小行人不言玺节，玺节非以竹为。郑注：「今之印章是也。」旌节，郑注：「今使者所拥节是也。」此似苏武所仗之节。然小行人旌节亦以竹为之，而顔师古注《汉书》云：「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则是象竹而非竹，疑汉节未必即古之旌节。
小行人，都鄙用管节。管节与角节异者，角节都鄙大夫遣使之节，管节都鄙之吏授民之节。然此经道路用旌节，亦兼都鄙，而小行人旌节、管节别异之，是侯国之都鄙异于畿内之都鄙也。郊以外皆为野，六遂野之始也。注谓甸、稍、县、都，是遗六遂矣。
以下剂致甿，旧谓致为防，新説谓致为役，皆不然。愚谓野地广阔，虑其民稀土旷，一以下等家二人之率，招致田甿。《旅师》凡新甿之治，使无征役，以地之媺恶为之等，亦下剂致甿之意也。经文属辞有次第，先招致之，乃以田里安之，以乐昏扰之，以土宜教之。利甿、劝甿、任甿，皆所以使之稼穑也。土均平政之事最在后，不当先言役甿。若防计之，防与致字不相协也。
以兴耡利甿，旧谓起民人令相佐助。愚谓此即《旅师》之职，兴▯耡粟，颁之于民，施其恵，散其利，至秋而敛之者也。若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此当在「以时器劝甿」之中。「以时器劝甿」，若以歳时合耦于耡之类。耡者，治田之器也。耡粟之耡，亦因其合于耡而名。又説见《旅师》。
农民最患无葢藏，秋敛之粟，厯冬及春已欲尽，东作方兴，室如悬磬，数口之家嗷嗷苦饥，将称贷于兼并之家，则有倍称之息，至秋而敛，仅足以偿，曾未几时而又告匮矣。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安能比户如此哉！故合野有耡粟之法，豫为之储，旅师聚之，又兼屋粟、间粟以益之。其用之也，春颁而秋敛，并不令其出息。于是农人无半岁之饥，田功无荒废之患，而余一余三之积亦由此基之。此大有利于田甿之事，故此职特言以兴耡利甿，在时器劝甿之先，正是旅师春颁出粟以散利之事。若其春耕已不足，虽欲以时器劝之，亦不能枵腹而秉耒矣。惜先儒説此句失其义。
以时器劝甿，三时用田器，以耕、以耨、以获，毋失其时，毋惰其力也。
遂人之所谓野，实兼都鄙。大司徒言都鄙授田之制，与此经相表里。大司徒言其畧此言其详，非有二法也。六乡田制亦视此矣。
余夫亦如之，谓其所受田亦分三等，如正夫之率。不定畆数者，当视其力之所能耕也。二十五亩，孟子之法也。十夫有沟与九夫为井，亦通为一法。九夫为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沟以长言之耳。
此言治野之法，大畧如此。十夫至百夫以上，皆为虚寛大数，不能细算步亩。匠人亦云：「凡沟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磬折以参伍，非可画方棋局也。」大川常在两山之间，岂可限以万夫哉！
经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衍沃、隰臯，可食者也；京陵、淳卤之类，不可食。或谓「君所食非是。」
遂师、遂大夫、县正皆听治讼，其狱讼之大者，遂士听断之。春秋内外传有司里之官，宾客至，授馆，兴土功，期于司里，此城中掌里居者，与遂之里宰无涉，释者皆以里宰释之，误矣。
里宰虽徴敛二十五家之赋，而无府史胥徒，则里宰不能为之储峙，亦不能为之输将。葢均人有人民牛马车辇之力征，当于二十五家中起徒役，以输之县师，而县师又以徒役输之于国也。如其里近六乡者，亦可输之闾师。有当存畱为委积者，粟米输之遗人，屋米间粟输之旅师，薪刍疏材、朩材输之委人。
凡邑中之政，相赞，此即里宰之邑。
旅师所掌，即遂人以兴耡利甿之事。耡粟者，农民合出之，因合耦于耡，故名耡粟，正犹随唐社仓、义仓，每岁出粟少许贮之当社，以待年饥之用者也。旅师所聚，以耡粟为主。旅，众也，谓
译单子叙述周代《秋官》的记载说：“敌对国家的宾客到来，关尹上报，行理拿着符节去迎接他们。”这是说行理凭借符节作为信物，带着迎接宾客的命令，并不是说把符节交给宾客，让他在路上作为通行的凭证。哪有天子派遣诸侯，必须让诸侯国沿途授予符节，然后才能经过城门关隘的呢？
《小行人》篇没有提到玺节，因为玺节不是用竹子做的。郑玄注解说：“就是现在的印章。”旌节，郑玄注解说：“就是现在使者所执持的符节。”这似乎就是苏武所执持的那种符节。然而《小行人》中的旌节也是用竹子做的，而颜师古注《汉书》说：“符节是用牦牛尾毛做的，上下重叠，取象于竹节的形状，因此得名。”那么这是象征竹节而不是真正的竹子，怀疑汉代的符节未必就是古代的旌节。
《小行人》规定，都鄙地区使用管节。管节与角节不同的地方在于，角节是都鄙大夫派遣使者时使用的符节，管节是都鄙官吏授予民众的符节。然而这里经文说道路上使用旌节，也兼及都鄙地区，而《小行人》将旌节和管节区别开来，这是因为诸侯国的都鄙不同于王畿内的都鄙。郊外以外都称为野，六遂是野的起始。注解说甸、稍、县、都，这是遗漏了六遂。
用下等剂来招致田民，旧说认为“致”是防备，新说认为“致”是役使，都不对。我认为野地广阔，担心那里民少地荒，按照下等家户二人一率的比例，招致田民。《旅师》职掌中，对于新来的田民，不征收赋役，根据土地的优劣定等级，这也是下等剂招致田民的意思。经文措辞有先后次序，先招致他们，然后用田里安顿他们，用乐昏安抚他们，用土宜教导他们。利甿、劝甿、任甿，都是为了让他们从事耕种。土均平政的事情在最后，不应当先说役使田民。如果是防备计算，防与致字不相协调。
用兴办耡粟来利便田民，旧说认为这是发动民众互相佐助。我认为这就是《旅师》的职掌，兴办耡粟，颁给民众，施予恩惠，散发利益，到秋天再收回。如果里宰按时令合耦于耡，治理耕种，督促耕耨，这应当包含在“以时器劝甿”之中。“以时器劝甿”，就像按时令合耦于耡之类。耡是治田的器具。耡粟的耡，也是因为合耦于耡而得名。另说见《旅师》。
农民最担心没有积蓄，秋天收获的粮食，经过冬天到春天已经快要吃完，春耕刚开始，家里像悬磬一样空荡，几口之家嗷嗷待哺，向兼并之家借贷，就有加倍的利息，到秋天收回，仅够偿还，没过多久又告匮乏了。耕三余一，耕九余三，怎么能户户都这样呢！所以野地有耡粟之法，预先储备，旅师聚集，又兼用屋粟、间粟来增加。使用的时候，春天颁发秋天收回，并不让他们出利息。于是农民没有半年的饥荒，农事没有荒废的忧患，而余一余三的积蓄也由此奠定基础。这对田民大有裨益，所以这个职掌特别说用兴办耡粟来利便田民，在时器劝甿之前，正是旅师春天颁发粮食散发利益的事情。如果春耕已经不足，即使想用时器劝勉，也不能空腹拿着农具耕作啊。可惜先儒解说这句话失去了本意。
用按时令的农具劝勉田民，三个农时使用田器，用来耕种、用来除草、用来收获，不要错过农时，不要懈怠力气。
遂人所说的野，实际上兼指都鄙。大司徒讲述都鄙授田的制度，与这篇经文互为表里。大司徒说其大概，这里说其详细，并非有两种方法。六乡的田制也参照这个。
余夫也这样，意思是他们所受田也分三等，如同正夫的比例。不规定亩数，应当看他们力气所能耕种的程度。二十五亩，是孟子的方法。十夫有沟与九夫为井，也通为一种方法。九夫为井是从方形说的，十夫有沟是从长形说的罢了。
这里讲述治理野地的方法，大概如此。十夫到百夫以上，都是虚宽的大数，不能细算步亩。匠人也说：“凡是沟渠必须顺应水势，堤防必须顺应地势，曲折参差，不能画成方棋局。”大河常在两山之间，难道可以用万夫来限制吗！
经文说牧养田野，辨别可以食用的土地。衍沃、隰臯，是可以食用的；京陵、淳卤之类，不可食用。有人说“君所食非是。”
遂师、遂大夫、县正都听治诉讼，其中重大的狱讼，由遂士听断。春秋内外传有司里之官，宾客到来，授予馆舍，兴修土功，期限在司里，这是城中掌管里居的人，与遂地的里宰无关，解释者都用里宰来解释，错了。
里宰虽然征收二十五家的赋税，但没有府史胥徒，那么里宰就不能为他们储备，也不能为他们输送。大概均人有人民牛马车辇的力征，应当在二十五家中起徒役，输送给县师，而县师又用徒役输送给国家。如果里靠近六乡，也可以输送给闾师。有应当存留作为委积的，粟米输送给遗人，屋米间粟输送给旅师，薪刍疏材、木材输送给委人。
凡邑中的政事，互相赞佐，这就是里宰的邑。
旅师所掌管的，就是遂人用兴办耡粟利便田民的事情。耡粟是农民共同出的，因为合耦于耡，所以名叫耡粟，正如同隋唐的社仓、义仓，每年出少许粮食贮存在本社，以备年饥之用。旅师所聚集的，以耡粟为主。旅，众也，谓
主众甿合输之粟也。耡粟无多，恐不足以给，又以载师之屋粟、闲粟益之。此粟不必为凶年之用，即不饥之岁，当东作时，皆用此粟颁之，在秋而敛之。旧读「而用之」「而」字为「若」，今详文势及经意，当读本音，与上连为一句。此粟岁歳皆用，非谓有时而用也。其用之之法，以质剂致民。质剂，犹今之契券，所以为授受之验，一半给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敛，合符于官也。民即田野之民，平日合出耡粟者。平颁其兴积。积者，岁歳之积；兴者，兴▯之。平颁者，其数皆均，无偏饶、偏乏也。必平颁者，耡粟本均输，颁之有不平，则人不肯出耡粟矣。施其恵，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此粟补民不足，贷而无息，是恵利也。施之、散之，农民皆蒙恵利也。均其政令者，毋有贷而不偿、抵冒侵欺诸弊也。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此申明用粟之时与敛粟之法。粟不敛，则无以继。歳岁又有合出之耡粟与増人之屋粟、间粟，故此粟可不收息也。此旅师之専职。后言新甿之治，劳来新徙之农，是其兼职余事，非谓以此粟待羇旅也。羇旅与新甿不同。羇旅者，他方之民，羇留不得归，又未受田为土著，故有委积待之：遗人给之粟米，委人给之薪蒸、疏材。若新甿来徙，既授以三等之地，即是土著之民，岂得谓之羇旅？且耡粟本野民豫积以为已利，岂可夺彼土著之物，以散新徙之民乎？新甿食土著之粟，野民失储粟之利，劝输不行，而良法坏矣。注谓「耡粟民相助作」，近之；谓「一井之中九夫之税粟」，非也。税粟当入县师，旅师惟聚此三粟，非徴赋之官。委人注言「野之农赋旅师徴之」，亦误。
译旅师的职责是汇集民众共同缴纳的耡粟。由于耡粟的数量不多，恐怕不足以供给使用，因此又用载师征收的屋粟、闲粟来补充。这些粟米并非专为灾荒年份准备，即使在丰收无饥之年，到了春季耕作时，也都用这些粟米发放给百姓，等到秋季再收回。旧时注解将“而用之”中的“而”字解释为“若”，如今仔细推敲文势及经文原意，应当读本音，与上文连成一句。这些粟米每年都要使用，并非说有时才用。使用的方法是，凭借质剂来招致民众。质剂，相当于现在的契约凭证，用来作为交付和接受的凭据，一半发给百姓，一半由官府保存，等到秋季收回时，再与官府手中的凭证合验。这里的民众，就是指田野中的百姓，也就是平时共同缴纳耡粟的人。公平地发放他们兴办的积蓄。“积”，是指每年的积蓄；“兴”，是指兴起、创办。所谓“平颁”，是指发放的数量都平均，没有偏多或偏少的情况。之所以必须公平发放，是因为耡粟本来就是均摊缴纳的，如果发放不公平，人们就不愿意缴纳耡粟了。施予恩惠，散发利益，并使政令公平。这些粟米用来弥补百姓的不足，借贷而不收利息，这就是恩惠和利益。施予、散发这些粟米，使农民都蒙受恩惠和利益。所谓“均其政令”，是指没有借贷不还、抵赖欺诈等各种弊端。凡是使用粟米，都是春季发放、秋季收回，这是阐明使用粟米的时机和收回粟米的方法。粟米如果不收回，就无法接续使用。每年又有共同缴纳的耡粟以及增加的屋粟、闲粟，所以这些粟米可以不收利息。这是旅师的专职。后面提到对新迁来民众的管理，慰劳招徕新迁徙的农民，那是他的兼职和余事，并非说用这些粟米来接待羁旅之人。羁旅之人和新迁来的民众是不同的。羁旅之人，是其他地方的百姓，滞留不能回家，又尚未受田成为土著居民，所以有委积来接待他们：遗人供给他们粟米，委人供给他们柴草、木材。如果是新迁来的民众，既然已经授予三等田地，就是土著居民了，怎么能称为羁旅之人呢？况且耡粟本来就是野外百姓预先积蓄以利于自己的，怎么能夺取土著居民的财物，来散发给新迁徙的民众呢？新迁来的民众吃了土著居民的粟米，野外百姓失去了储粟的利益，劝勉缴纳的政策就无法实行，良好的制度也就破坏了。注解说“耡粟是民众互相协助耕作”，这比较接近原意；说“是一井之中九户的税粟”，则是不对的。税粟应当交给县师，旅师只是聚集这三种粟米，并不是征收赋税的官员。委人的注解中说“野外农民的赋税由旅师征收”，这也是错误的。
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为句，不得于赋字读断。委人惟敛薪刍、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货诸物之赋也。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羇旅，与遗人之待宾客、羇旅者别异。委人无遗人之粟米，而遗人无委人所聚之物也。此义不明，将疑此职何以不言囏阨、老孤、凶荒矣。凡其余聚以待颁赐，有余乃颁赐于囏阨、老孤、凶荒之民，否则不颁赐也。説见《遗人》。
稍聚待宾客，亦有刍薪。又复言共其刍薪，前为储于庐宿候馆，以给在道之用。此为共饔飱之刍薪，平时积之国都，不必委人所敛者也。饔飱中物多，诸官分职共之。刍禾又见于舍人，葢委人共其物，而舍人载之于车，犹舂人、舍人各言共米也。薪则委人自载之与？
聚者，通薪、刍、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皆随地储偫，主其地者守以待宾旅道路之用也。共则以式灋共之，有定数。
军旅共其委积薪刍，凡疏材。注谓委积之薪刍，此谓共委人平日少积为委、多积为积之薪刍，对上文所共或有非委人所积者也。疏谓大行人委积中有牲牢、米、禾、薪、刍之属，委人惟共其薪刍，非是。
共野委兵器与其野囿财用，承上文军旅而言。共野委兵器者，野委之兵器，犹下文野囿之财用也。野委谓军行止宿，薪刍露积于野，有守之者，故共其兵器。有谓通言国野之委者，误。野囿财用，谓野囿中竹木鱼鼈之财，亦以给军行之用也。《国语》曰：「囿有林池，所以御灾。」言野囿，所以别于囿人之牧百兽者。注「苑囿藩萝之材」，非是。上下文皆言军旅，则此二事皆为军旅而共，非军旅无是供也。国野委积甚多，何能一一共其兵器？若藩萝之材，不可谓之财用。
军旅之宾客疏，谓诸侯以军旅助王征讨者是。
土均所主，唯在畿内，不及诸侯。其云邦国者，谓国都，非谓诸侯之国。
以地媺恶为轻重之等，如居沃土者，当禁其奢侈，示人以俭；居瘠土者，当救其鄙陋，示之以礼。
草人种字皆当读去声，凡粪种，谓粪其地以种禾也。后郑谓凡所以粪种者，皆谓煑取汁；先郑谓用牛，则以牛角汁渍其种；王氏谓用麻实，▯汁渍其种，是读种为上声，恐皆是臆説。凡粪当施之土，如用兽，则以骨灰洒诸田；用麻子，则用▯过麻油之渣布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渍其种，如何能使其土化恶为美？此物理之易明者。因读种字误，遂为曲説。今人粪田，未见有煑汁渍种者。后人説经好破先儒，此当疑而不疑，何也？
农家岁岁粪田，欲其肥美多谷也。若骍刚诸土，未经变化，恐非一岁所能化，况又惟渍其种乎？
以猪畜水，以防止水。先郑引《左传》「町原防，规偃猪」。后郑云：「偃猪者，畜流水之陂也。防，猪旁隄也。」愚谓此两句分二事，先郑引《▯甚合，后郑解猪字得之，解防字未确。此职専掌稼下地，凡下地常忧潦，田间之水欲其易出，外流之水欲其不入。以猪畜水，所以分减内水也；以防止水，所以堵截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则句于矩。」此猪即所谓渊也，于沟中作之，视其地势句曲过于矩之处掘▯之，令水洄复，畜聚于此而成渊。沟之为渊之处多，则田中之水减矣。下地常滨大川大泽，必为隄以阑之，今江南之围田是也。后郑解为猪旁隄，则是陂塘之隄，畜水以备灌溉，此平原忧旱之地，非下泽忧潦之地矣。
以涉扬其芟作田，先郑云：「以其水写，故得行其田中，举其芟钩。」后郑云：「开遂舍水于列中，因涉之，扬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种稻。」「涉」字后郑得之，「扬其芟」先郑得之。下地之田，田中常有水，足涉水，扬举除草之器以芟之。若水尽写，不得谓之涉。扬芟是举器以除新生之草，非扬去前年所芟之草。
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夏月草盛长，乘其水热殄草之时芟夷之，则根易絶，明年可稼也。
芒种注谓：稻、麦，麦不宜于泽地，当是种芒稻也。后世五月节曰芒种，谓其时可种有芒之稻。
旱暵共其
译委人主管征收郊野的赋税，征收柴草作为“句”（一种赋税单位），不能在“赋”字处断句。委人只征收柴草、疏材、木材以及各类积蓄的物品，不掌管粟米、布帛、钱币等物品的赋税。用“稍”这种积蓄来接待宾客，用“甸”这种积蓄来接待羁旅之人，这与遗人接待宾客、羁旅之人的方式不同。委人没有遗人那样的粟米，而遗人也没有委人所积蓄的物品。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就会疑惑这个职官为什么不言及困厄、老孤、凶荒的情况了。凡是其余的积蓄用来等待颁赐，有剩余才颁赐给困厄、老孤、遭受凶荒的百姓，否则就不颁赐。解说见《遗人》。
“稍”这种积蓄用来接待宾客，也有柴草。又再说供给柴草，前面说的是储存在庐宿候馆，以供在途中的使用。这里说的是供给饮食所需的柴草，平时积蓄在国都，不必是委人所征收的。饮食中的物品很多，各官分职供给。柴禾又见于舍人的职责，大概是委人供给这些物品，而舍人将其装载到车上，就像舂人、舍人各自说供给米一样。柴草则是委人自己装载的吗？
“聚”，是统称柴草、疏材、木材以及各类积蓄的物品，都随地储存，由主管该地的人守护，以供宾客和旅途之人的使用。供给则按照法式供给，有定数。
军队供给其委积的柴草，以及各类疏材。注解说委积的柴草，这里说的是供给委人平时少积为“委”、多积为“积”的柴草，与上文所供给的或许有非委人所积蓄的相对。疏解说大行人委积中有牲牢、米、禾、薪、刍之类，委人只供给薪刍，这不是正确的。
供给郊野委积的兵器以及郊野苑囿的财用，承接上文军队而言。供给郊野委积的兵器，郊野委积的兵器，就像下文郊野苑囿的财用一样。郊野委积是指军队行军止宿，柴草露天堆积在野外，有守护的人，所以供给其兵器。有说法认为通指国野的委积，这是错误的。郊野苑囿的财用，是指郊野苑囿中竹木鱼鳖等财物，也用来供给军队行军之用。《国语》说：“苑囿有林池，用来抵御灾害。”说郊野苑囿，是为了区别于苑囿人放养百兽的苑囿。注解说“苑囿藩萝之材”，这不是正确的。上下文都说军队，那么这两件事都是为军队而供给，没有军队就没有这些供给。国野委积很多，怎么能一一供给其兵器？如果是藩萝之材，不能称之为财用。
军队的宾客疏远，是指诸侯以军队帮助君王征讨的人。
土均所主管的，只在王畿之内，不涉及诸侯。所说的邦国，是指国都，不是指诸侯的国家。
根据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来定赋税的轻重等级，比如居住在沃土的人，应当禁止其奢侈，向人展示节俭；居住在瘠土的人，应当救助其鄙陋，向他们展示礼制。
草人篇中“种”字都应当读去声，凡是用粪种，是指用粪肥土地以种植禾苗。后郑认为凡是用粪种的，都是指煮取汁液；先郑认为用牛，就是用牛角汁渍其种；王氏认为用麻实，〇汁渍其种，这是把“种”读为上声，恐怕都是臆测。凡是用粪应当施于土壤，如果用兽，就用骨灰洒在田里；如果用麻子，就用〇过麻油之渣布在田里。如果土壤没有转化，只用汁液渍其种，怎么能使土壤化恶为美？这是物理上容易明白的。因为读“种”字错误，于是产生曲解。现在人粪田，没见过煮汁渍种的。后人解说经书喜欢驳斥先儒，这应当怀疑而不怀疑，为什么呢？
农家年年粪田，希望土地肥美多产谷物。如果是骍刚等土壤，未经过变化，恐怕不是一年所能转化的，何况又只是渍其种呢？
用猪（池塘）蓄积水，用防（堤坝）防止水。先郑引用《左传》“町原防，规偃猪”。后郑说：“偃猪，是蓄积流水的陂塘。防，是猪旁边的堤坝。”我认为这两句分两件事，先郑引用《〇甚合，后郑解释“猪”字正确，解释“防”字不准确。这个职官专门掌管低洼地的庄稼，凡是低洼地常担心积水，田间的水希望它容易流出，外流的水希望它不进入。用猪蓄积水，是为了分减内部的水；用防防止水，是为了堵截外部的水。《匠人》说：“凡是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想要做渊，就句于矩。”这个猪就是所谓的渊，在沟中做，看其地势句曲超过矩的地方掘〇之，让水洄复，蓄积在这里而成渊。沟中做渊的地方多，那么田中的水就减少了。低洼地常靠近大川大泽，必须筑堤以拦阻，现在江南的围田就是这样。后郑解释为猪旁堤，那就是陂塘的堤，蓄积水以备灌溉，这是平原担心干旱的地方，不是低洼泽地担心积水的地方。
用涉水扬起芟（除草工具）来耕作田地，先郑说：“因为把水排干，所以能在田中行走，举起芟钩。”后郑说：“开遂舍水于列中，因而涉水，扬起前年所芟的草，而治田种稻。”“涉”字后郑解释正确，“扬其芟”先郑解释正确。低洼地的田，田中常有水，足以涉水，扬起除草的工具以芟之。如果水完全排干，不能称之为涉。扬芟是举器以除新生之草，不是扬起前年所芟的草。
凡是低洼地的庄稼，夏天用水灭草而芟夷之。夏天草茂盛生长，乘其水热灭草的时候芟夷之，那么根容易断绝，明年可以种植庄稼。
芒种注解说：稻、麦，麦不宜于泽地，应当是种芒稻。后世五月节曰芒种，说这个时节可以种有芒之稻。
旱暵共其
凡服耜斩季材，旧説是。王平仲谓：「车、耜器最劳，非穉材可任。」或谓季为老，非也。车之劳在轮毂，若牝服为车箱，小车则为舆，非当劳之处。耒耜人所推，不可用大木，皆当用柔刃之材为之。季材犹季弟，岂可谓之老？
泽虞贾疏云：「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国，独泽虞言国者，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互见为义。」此説是也。凡山林川泽皆国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种蓺草木，长养鱼鼈，即九职中虞衡之民，是谓之守，而官为之禁令。当取物之时，各入其物以为地职之贡，闾师所谓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者也。入贡之余，即是民所自有，犹必令其取物有时、取之有节，若官自取物，不在禁限，此二虞、二衡之通法也。
入木材于官，用中冬、中夏。民自取材，别有时。《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是用季秋也。
春秋》之斩木不入禁，亦谓邦工也。邦工或非中冬、中夏，而取木于四野，取之不入守禁之山林。
以时舍其守，从旧説。时按视守者于其舍，申戒之。有读「舍」上声，谓弛禁者，非经意。
卝人与秋官职金聮事，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守禁，而职金受其入征，以入于诸府也。此不言丹青者，文不具。角人疏云：「言农，则皆有夫田出税。近山泽者，即以齿角骨物之属当地税。」此説是也。此为三农之职，别于虞衡。闾师言贡九谷者，正赋也，有他物亦可代之。象非周地所产，葢他兽之齿亦有可用者。
葛材惟中絺绤，而又言凡葛征，益蔓草之类如葛者亦征之。灰物出于薪，有谓石灰、烟煤之类，恐古时未有石灰，而煤炭亦不见经传。
野疏材凡畜聚之物，注谓「徴于山泽，入于委人是也」。有谓臣妾所聚敛者，非。闾师不言臣妾之贡，悯其为人奴婢也。
医师聚毒药以共医事，药物、草木为之多。疏财、畜聚中当有药物入于医师。
有谓民之▯圃，载师任以徴之；国之▯圃，▯人树以敛之。愚谓此即载师之▯圃，虽▯人树，亦是民树。
廪人匪颁，即大宰之匪颁，百官之禄是也。注谓委人之职诸委积，未确，且委人亦无粟米。
统言匪颁，则稍食在其中；分言之，则诸臣之禄为匪颁，在官工役之禀为稍食。
凡万民之食，食者通计万民之食，非谓食国家之粮食者也。疏误。
考工记》防氏之鬴，旧説谓六斗四升，然以圆算、方算皆不合。明宗室郑世子朱载堉据《管子·轻重篇》云：「齐西之粟，釜百泉，则鏂二十；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鏂二泉。」釡即鬴也，鏂即区也。四升为豆，四豆为区，五区为鬴，鬴乃八斗，非六斗四升也。此説是。廪人谓一月粟米之率，以中年三鬴为常率计之，十日食八斗，一日食八升，毋乃太多乎？葢防氏所谓深尺、方尺者，非夏后氏之尺，乃周尺也。周尺当夏尺之八寸，以八寸计之，一鬴八斗仅得四斗零九合六勺，则日食四升一合弱耳。又以商尺当夏尺一尺二寸半，以此为鬴八斗，当夏之十五斗六升二合有竒。后世之营造尺与商尺同，今时方尺、深尺容四斗，周鬴四斗九合有竒，商鬴一十五斗六升二合有竒，约为四之一而稍赢，则今量四斗，周量一斗稍赢，日食八升，当今量一斗稍赢，正为今人日食之数，与廪人之鬴宻合。
司禄职虽阙，观其序于廪人、仓人、舍人之后，司稼之前，皆为谷米之类，其为颁谷禄于羣臣可知矣。薛氏以为授田赋禄，愚谓诸官之授田、食邑者，三公、六卿、王子、母弟及诸卿之大夫、元士也。其余散官非特赐，当不得有田，宜以廪人、仓人之粟给之，所谓匪颁之式也。校人等驭夫之禄，是其一隅。
又按：司士以徳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是有田者为禄，无田而授之粟者为食。禄必待有功，食则能任其事者，定其多寡予之也。内史、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此有功而授田禄者也。若食，则司禄给之，当不闗内史。分言之，禄与食异；通言之，食亦禄也，故官名司禄。
食亦谓之秩，宫伯月终则均秩。《月令
译凡是服耜、斩季材，旧说是对的。王平仲说：“车、耜这类器具最为劳损，不是嫩材所能胜任的。”有人把“季”解释为老，这是不对的。车的劳损在轮毂，如果牝服做车箱，小车做舆，都不是容易劳损的地方。耒耜是人推的，不能用大木，都应当用柔韧的材木制作。季材就像季弟，怎么能说是老呢？
泽虞贾疏说：“山虞、林衡、川衡都不说‘国’，只有泽虞说‘国’，这是因为二虞、二衡的条文有所不同，互相补充以表达完整的意思。”这个说法是对的。凡是山林川泽都是国家所有的，让当地的人各自占据土地，种植草木，养育鱼鳖，这就是九职中虞衡的民众，称为守，而官府为他们制定禁令。在采集物品的时节，各自将采集的物品作为地职的贡赋，闾师所说的“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就是这个意思。缴纳贡赋之后，剩余的就是民众自己所有的，但仍然必须让他们采集物品有时节、有节制，如果官府自己采集物品，就不在禁令限制之内，这是二虞、二衡的通用法则。
将木材送入官府，用中冬、中夏。民众自己取材，另有时间。《王制》说：“草木凋零之后，然后进入山林。”这是用季秋。
《春秋》中砍伐树木不进入禁令，也是指邦工。邦工如果不是中冬、中夏，而在四野取木，取木不进入有守禁的山林。
按时解除他们的守禁，遵从旧说。按时巡视守禁的人在其住所，告诫他们。有人把“舍”读为上声，认为是弛禁，这不是经文的本意。
卝人与秋官职金联事，卝人掌管金玉锡石的守禁，而职金接受其征收，送入各府。这里不说丹青，是因为文字不完整。角人疏说：“提到农，那么都有夫田出税。靠近山泽的，就用齿角骨物之类作为地税。”这个说法是对的。这是三农的职责，区别于虞衡。闾师说贡九谷，是正赋，有其他物品也可以代替。象不是周地所产，大概其他野兽的牙齿也有可用的。
葛材只用于中絺绤，又说凡葛征，益蔓草之类如葛的也征收。灰物出于薪，有人说石灰、烟煤之类，恐怕古时没有石灰，而煤炭也不见于经传。
野疏材凡是畜聚之物，注说“征收于山泽，送入委人是也”。有人说臣妾所聚敛的，不对。闾师不说臣妾的贡赋，是怜悯他们为人奴婢。
医师聚毒药以共医事，药物、草木为之多。疏财、畜聚中应当有药物送入医师。
有人说民之〇圃，载师任以征之；国之〇圃，〇人树以敛之。我认为这就是载师的〇圃，虽然〇人树，也是民树。
廪人匪颁，即大宰的匪颁，百官的禄是也。注说委人之职诸委积，不准确，而且委人也没有粟米。
统说匪颁，则稍食在其中；分说，则诸臣的禄为匪颁，在官工役的禀为稍食。
凡万民之食，食者通计万民之食，不是说食国家的粮食。疏误。
《考工记》防氏之鬴，旧说谓六斗四升，然而以圆算、方算都不合。明宗室郑世子朱载堉据《管子·轻重篇》说：“齐西之粟，釜百泉，则鏂二十；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鏂二泉。”釜即鬴也，鏂即区也。四升为豆，四豆为区，五区为鬴，鬴乃八斗，非六斗四升也。这个说法是对的。廪人说一月粟米之率，以中年三鬴为常率计之，十日食八斗，一日食八升，岂不是太多了吗？大概防氏所谓深尺、方尺者，不是夏后氏之尺，而是周尺。周尺当夏尺之八寸，以八寸计之，一鬴八斗仅得四斗零九合六勺，则日食四升一合弱耳。又以商尺当夏尺一尺二寸半，以此为鬴八斗，当夏之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后世之营造尺与商尺同，今时方尺、深尺容四斗，周鬴四斗九合有奇，商鬴一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约为四之一而稍赢，则今量四斗，周量一斗稍赢，日食八升，当今量一斗稍赢，正为今人日食之数，与廪人之鬴密合。
司禄职虽阙，观其序于廪人、仓人、舍人之后，司稼之前，皆为谷米之类，其为颁谷禄于群臣可知矣。薛氏以为授田赋禄，我认为诸官之授田、食邑者，三公、六卿、王子、母弟及诸卿之大夫、元士也。其余散官非特赐，当不得有田，宜以廪人、仓人之粟给之，所谓匪颁之式也。校人等驭夫之禄，是其一隅。
又按：司士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是有田者为禄，无田而授之粟者为食。禄必待有功，食则能任其事者，定其多寡予之也。内史、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此有功而授田禄者也。若食，则司禄给之，当不关内史。分言之，禄与食异；通言之，食亦禄也，故官名司禄。
食亦谓之秩，宫伯月终则均秩。《月令
》「收禄秩之不当」是也。庄公十九年，恵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此散官无田有秩之证也。谓凡禄皆授田，考之亦不详矣。
译“收回那些不应当享有的俸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鲁庄公十九年，周惠王夺走了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地，并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禄，这就是散官没有田地却享有俸禄的明证。如果说所有的俸禄都是授予田地，考察起来也是不确切的。
司稼职所谓兴起也、▯也，谓赒急之时，平其所兴▯之廪食，犹旅师平颁其兴积也。注谓「兴所徴赋」，非也。
周礼疑义举要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疑义举要卷四
婺源江永撰
春官
序官镈师，郑注：「镈如钟而大。」《国语》：「细钧有钟无镈。」韦注：「钟大钟，镈小钟。」当以郑説为正。《大射礼》东方笙钟与笙磬竝陈，而鑮在其南；西方之鑮亦在颂钟、颂磬之南，岂非笙钟、笙磬、颂钟、颂磬为编县，而鑮为特县与？《左传》郑赂晋侯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国语》作「寳镈」，其云歌钟，必是应歌之钟；云二肆，必是编县十六枚者，而于镈则言「及」以殊之，岂非特县者为镈与？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钟师掌金奏，镈师掌金奏之鼔，岂非登歌用编钟，金奏用镈钟，钟小者应人声，钟大者应鼔声与？即《国语》伶州鸠之言，亦是以镈为大钟。其云「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大谓金声，即细钧之钟也。若奏细钧而兼用镈钟，则镈又大于钟，钟声为镈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镈，所以使钟声之昭也。「大钧有镈无钟」，两大相配为宜。若又甚大，则镈不可用，用镈则丝竹细声为所抑如不鸣，故亦不用镈，所以使丝竹之鸣也。伶州鸠因景王铸无射而为之大林，细抑大陵，钟声不和，故言钟声不可为镈所陵，丝竹不可为镈所抑，以明无射有林之失，则镈正是大钟，韦注未细绎其言而误解耳。孟子以金声为始条理，亦是击镈钟。
五祀唯有户、灶、中霤、门、行。一説以《礼经》亡逸之余，犹有《中霤礼》一篇，与《月令》正合。若《左传》、《家语》所谓五祀者，乃是五官之神。其生为五行之官，没而配食于五行。此四时迎气而祭之，《月令》所谓「春其帝大皥，其神句芒」，此五人帝、五官神，岂非附祀于五帝者乎？安得地示中又有五官之祀，而以血祭祭之也？郑氏惑于《祭法》七祀之説，谓户、灶、中霤、门、行为殷制，而以五官之五祀释《大宗伯》。此人神也，乃入地示中耶？社稷、五祀皆在国内，故以逺近为次先于五岳。王志长言在五岳之上，则非门户可知，误矣。旧解肆、献、祼为祫祭，馈食为禘祭。礼馆吴纂修绂云：「非也。肆、献、祼者，享先王之隆礼；馈食者，享先王之杀礼。以二者统冒于上，而以四时之祭分承于下。肆、献、祼、馈食不专一祭，随所值而当之者也。」按此説发前人所未发。禘、祫大祭也，皆于四时祭中行之，故《司尊彜》谓之四时之间祀。如行于春夏，即以禘、祫为祠、禴；行于秋冬，即以禘、祫为尝、烝。非禘、祫，则行三祭，时以馈熟为始耳。
宿眂涤濯，宿字为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太史及宿之日，即此「宿」字。
四望，许慎以为日月星辰，先郑谓道气出入，又谓日月星海，后郑谓五岳、四镇、四渎。先郑两説日月星海近之，许氏与后郑説各得其一者也。四望葢合上下四方之神而祭之。《大司乐》、《司服》「四望」皆言祀，是四望有天神；《典瑞》、《玉人》「旅四望，两圭有邸」，与祀地同玉；《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四望有地示。然则四望之兆，当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星辰则嵗星与苍龙七宿兆于东，太白与白虎七宿兆于西，荧惑、塡星七宿兆于南，辰星与元武七宿兆于北，五岳、四镇、四渎、四海兆各因其方。祭则设表位，合于一坛而祭之，其礼行于郊后，而国有大故亦旅之。《公羊传》：「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及余山川，凡三十六所。」此説得之。而春秋之三望，杜氏云：「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楚昭王谓：「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杜又云：「诸侯望祀境内山川星辰。」因此説亦可以推知四望也。陈祥道疑于后郑之説谓望兼上下之神，得之。近世説者唯据《大司乐》、《司服》言祀不言祭，谓四望为日月星辰，如此则
译司稼的职掌所说的“兴起”、“〇”，是指在赈济急难的时候，平定其所兴办的粮仓中的粮食，就像旅师平定分发其兴办的积蓄一样。郑玄注解说“兴起所征收的赋税”，这是不对的。
《周礼疑义举要》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疑义举要》卷四
婺源人江永撰
春官
序官中的镈师，郑玄注解说：“镈像钟但比钟大。”《国语》说：“细钧有钟没有镈。”韦昭注解说：“钟是大钟，镈是小钟。”应当以郑玄的说法为正确。《大射礼》中，东方的笙钟与笙磬并列陈列，而镈在它们的南面；西方的镈也在颂钟、颂磬的南面，这难道不是说明笙钟、笙磬、颂钟、颂磬是编县（成组悬挂），而镈是特县（单独悬挂）吗？《左传》记载郑国贿赂晋侯，赠送歌钟二肆以及镈、磬，《国语》中称为“宝镈”，其中所说的歌钟，必定是应和歌声的钟；说二肆，必定是编县十六枚的钟，而对于镈则用“及”字来区分，这难道不是说明单独悬挂的是镈吗？磬师掌管教习击磬、击编钟，钟师掌管金奏，镈师掌管金奏的鼓，这难道不是说明登歌使用编钟，金奏使用镈钟，钟小的应和人声，钟大的应和鼓声吗？即使《国语》中伶州鸠的话，也是认为镈是大钟。其中说“细钧有钟无镈”，是为了彰显其大。大指的是金声，也就是细钧的钟。如果演奏细钧时兼用镈钟，那么镈又比钟大，钟声会被镈声所压倒，无法彰显，所以不用镈，这是为了使钟声得以彰显。“大钧有镈无钟”，两大相配为宜。如果又非常大，那么镈就不可以使用，使用镈则丝竹细声会被它抑制如同不鸣响，所以也不用镈，这是为了使丝竹得以鸣响。伶州鸠因为景王铸造无射钟而为之大林，细声被抑制，大声被压倒，钟声不和谐，所以说钟声不可被镈声所压倒，丝竹不可被镈声所抑制，以此说明无射有林的过失，那么镈正是大钟，韦昭没有仔细推究他的话而误解了。孟子以金声为始条理，也是指击镈钟。
五祀只有户、灶、中霤、门、行。一种说法认为，《礼经》亡佚之余，还有《中霤礼》一篇，与《月令》正好相合。如果《左传》、《家语》所说的五祀，乃是五官之神。他们生前是五行之官，死后配食于五行。这是四时迎气而祭祀的，《月令》所说的“春天其帝是大皥，其神是句芒”，这五位人帝、五官神，难道不是附祀于五帝的吗？怎么能在地示之中又有五官的祭祀，而用血祭来祭祀他们呢？郑玄被《祭法》七祀的说法所迷惑，认为户、灶、中霤、门、行是殷代的制度，而用五官的五祀来解释《大宗伯》。这是人神，怎么能列入地示之中呢？社稷、五祀都在国内，所以以远近为次序，在五岳之前。王志长说在五岳之上，那么就不是门户可以知道的，这是错误的。旧解将肆、献、祼解释为祫祭，馈食解释为禘祭。礼馆吴纂修吴绂说：“不对。肆、献、祼，是享祭先王的隆重礼仪；馈食，是享祭先王的简略礼仪。将二者统括于上，而将四时的祭祀分别承接于下。肆、献、祼、馈食不专属于一种祭祀，是随着所遇到的情况而相应的。”按此说阐发了前人所未阐发的道理。禘、祫是大祭，都在四时祭中举行，所以《司尊彜》称之为四时之间的祭祀。如果在春夏举行，就将禘、祫作为祠、禴；如果在秋冬举行，就将禘、祫作为尝、烝。如果不是禘、祫，就举行三祭，时祭以馈熟为开始罢了。
宿眂涤濯，“宿”字成句。指祭前三日申诫警戒。太史及宿之日，就是这个“宿”字。
四望，许慎认为是日月星辰，先郑认为道气出入，又说日月星海，后郑认为是五岳、四镇、四渎。先郑两种说法中，日月星海的说法接近正确，许氏与后郑的说法各得其一部分。四望大概是合上下四方之神而祭祀。《大司乐》、《司服》中的“四望”都说祀，说明四望中有天神；《典瑞》、《玉人》中的“旅四望，两圭有邸”，与祭祀地神用同样的玉器；《牧人》中的“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说明四望中有地示。那么四望的兆域，应当在东郊兆日，在西郊兆月，星辰则岁星与苍龙七宿兆于东，太白与白虎七宿兆于西，荧惑、填星七宿兆于南，辰星与玄武七宿兆于北，五岳、四镇、四渎、四海兆各因其方位。祭祀时设立表位，合于一坛而祭祀，其礼仪行于郊祀之后，而国家有大故也旅祭之。《公羊传》说：“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何休说：“方望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及余山川，凡三十六所。”此说正确。而春秋之三望，杜预说：“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楚昭王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杜预又说：“诸侯望祀境内山川星辰。”因此说也可以推知四望。陈祥道怀疑后郑的说法，认为望兼上下之神，这是正确的。近世解说者只根据《大司乐》、《司服》说祀不说祭，认为四望是日月星辰，如果是这样，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