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疑义举要卷四

译应当使用四圭有邸来祭祀它，为什么与祭祀地神所用的玉器相同呢？大概是因为所说的祭祀，主要对象是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也随着四方来设置位置，那么天神也就顺从于地，所以使用祭祀地神所用的玉器。

译又四望之祭也有远近之分。小宗伯在军将有战事时，便参与祭祀。有司在四望之神处举行祭祀。疏文说：“四望指的是五岳、四镇、四渎。但四望之神中，距离战场远的就不必祭祀，前往战场祭祀时，要选择距离近的来祭祀。”“在四郊为五帝立坛，四望、四类也如同五帝一样立坛。”后郑（郑玄）说：“四类，因为日月星辰运行没有固定方位，所以按照气类来设立它们的位置。在东郊为日立坛，在西郊为月和风师立坛，在南郊为司中、司命立坛，在兆郊为雨师立坛。”我怀疑四类就是四望，经文说“四望、四类亦如之”，意思是四望之中的神灵，各自按照类别位于四方，并不是另外有四类的坛位和四类的祭祀。因此各种官职中都没有提到四类祭祀所用的牺牲、玉器、服饰、乐舞等。郑玄列举星辰，只提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但实际上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星辰之中应当包括五星和列宿。诸侯尚且可以祭祀自己分野的星辰，那么天子应当祭祀十二次的星宿，而且五星也不可遗漏。

天子宗庙九献之礼已经失传，郑氏依据经文大意进行解说，后人大多对此表示怀疑。郑说的确值得怀疑：秋冬将朝践改为朝献，将再献改为馈献，说是因为尊卑相承。然而把酳尸的献酒称为朝献，说它在馈献之前，这种礼仪不在朝堂举行，却强行命名为朝献，次序颠倒，名义乖谬，我也非常怀疑。我另外提出九献的解释说：二祼之后应当有七献，经文不想逐一列举，采用了错综互见的写法，实际上朝践与朝献、馈献与再献，只是四个阶段罢了。朝践是进献生肉，之后的献酒就不必再说了。朝献不是君王酳尸，而是堂上进献半熟的肉，君王与王后的献酒；馈献不是进献熟食的开端，而是尸进食举酒后，君王酳尸的献酒；而再献则是王后与作为宾客的诸侯，次于君王酳尸的献酒。《礼运》说：“生肉放在俎上，熟肉放在殽中，将犬豕牛羊分解肢体。”注疏认为生肉之法效法上古，半熟肉之法效法中古，而进献熟食是后世的饮食方式。熟肉者，是分解肢体后煮至半熟。《祭义》说：“爓祭，祭生肉而退。”《郊特牲》说：“生肉、半熟肉、熟肉祭祀。”可见有进献半熟肉之礼。既然半熟肉之法效法中古，这时怎么可以没有献酒呢？那么秋冬所说的胡献，如果不是献半熟肉又是什么呢？至于进献熟食则不应当有献酒，为什么呢？进献半熟肉之后，肉煮熟，羹汤定好，在堂上宣告，于是捧着俎进入室内，设置阴厌以飨神，然后迎接尸进入室内，举起奠斝，宣告安顿尸。这时尸就应当进食举酒，怎么会有献酒呢？大概堂上的生肉和半熟肉都是不可食用的，所以有献酒而没有进食；室内的食物可以食用，就应当进食之后才献酒。所谓的馈献，是尸已经进食后君王献酒以酳，就像《特牲》、《少牢》中主人献尸一样。这时王后不立即次于君王酳尸，尸有回敬君王的礼仪，有命令祝官致福的礼仪，有夫妇致爵的礼仪，王后才献酒以酳尸，这叫做再献。而宾长献一酒以终结，也通称为再献。那么这七献之中，堂上有四献，室内有三献。以朝献次于朝践，在早晨举行，不违背“朝”字的含义；以献半熟肉对应，又没有半熟肉祭祀缺略的嫌疑。阴厌之后，进食举酒之前没有献酒，而献酒在进食之后，也符合馈献的含义。春夏说朝践、再献，是举首尾以包含中间；秋冬说朝献、馈献，是举中间以补充春夏。足以看出经文错综互见的妙处，追享、朝享也可以类推。总之，堂上献酒用前文提到的尊，室内献酒用后文提到的尊。醢人、笾人在朝践时进献豆笾，而胡献没有豆笾，朝献统属于朝践。馈食时进献豆笾，而再献没有豆笾，再献统属于馈献。九献之后，另外有加爵，那么进献加豆、加笾，而不是进食之后称为加的意思。这样解释九献，对照经文不乱，验证记文可通。

堂上进献生肉和半熟肉，效法前古朝践、朝献的尊，盛放醴齐，醴齐比盎齐浑浊。室中进献熟食，用后世食馈献、再献的尊，盛放盎齐，盎齐比醴齐清澈。如果君王酳尸而使用朝践的醴齐，就失去其意义了。

彛尊有两个，疏文说郁鬯和齐都配以明水，三酒都配以〇酒，这是对的。后人认为君王与王后分别酌取彛尊，所以有两个，大错特错。古人〇酒配尊的礼仪很重视。事情使用醴的，质朴简略，就一个尊陈设在房中，叫做侧尊。两个尊都是酒的，是特牲的旅酬，燕礼的尊士旅食，大射礼的两壶献酒，玉藻的飨野人。用酒优待他们，正是简略、轻视他们的表现。怎么会有宗庙大祭，进献生肉、半熟肉、血、毛、大羮，事事返本修古，却在堂上的尊单独没有配酒，等同于简略轻视的事情呢？秋官特设司烜氏用鉴从月亮取明水，难道是说室中陈设一个就嫌多，而不用来配彛尊吗？君王与王后合体同尊卑，共同酌取一个尊未尝不可。记文说“君王在西酌取牺象尊，夫人在东酌取罍尊”，这是杂记中侯国的礼仪，不可以用那个例子来类比这个。即使君王夫人分别酌取他们的尊，也一定有〇酒，一定不是两个尊都是酒。记文说：“明水调和齐，贵在新。”凡是调和，就是使之新。即使按照司尊彛的本职

译加以证明，下文说“盎齐涚酌，凡酒脩酌”，也就是用所配兑的明水、〇酒来涚它、脩它罢了，哪里是远远从室内取明水呢？《礼运》说〇酒在室【元酒就是明水】，是举室内明水配郁鬯作为首要的例子来说的，并不是说在户、在堂、在下方的酒就不配兑了。

译都有罍，所谓“皆”，是指春夏都有，秋冬也有，追享、朝享也都有，并不是说一尊酒就配一个罍。

盎齐涚酌，是说用所调配的明水来调和它。《礼记》说“明水涚齐”，这是为了使其清新，并不是说三酒中的清酒就是涚。凡是酒脩酌，是说用所调配的〇酒来涤荡它，并不是说另外取水。

大裘冕，也一定有配套的冕服，经文没有说，是省略了文辞吧。《礼记》说：“王穿着衮服以象征天。”那么也应当穿着衮冕。

先前的儒者认为爵弁是次于冕的，它的衣服用丝，蔽膝用韎韐，鞋饰用绣次，这些都是次于冕服的。而旧说认为爵弁以木为体，用布染成爵头的颜色覆盖在上面，也大致像冕，只是冕的板前俯后仰，爵弁则是平放的，所以不能称为冕，旧说相传如此。然而“弁”字上尖是象形，爵弁与皮弁同名为“弁”，而爵弁有覆盖的板，为什么叫“弁”？况且夏官弁师为什么有韦弁而没有爵弁？陈祥道在《礼书》中考证得很详细。陈祥道说：“《周礼》有韦弁没有爵弁，《尚书》与《冠礼》、《礼记》有爵弁没有韦弁。士的服饰止于爵弁，而荀卿说士穿韦弁，孔安国说雀韦弁，刘熙《释名》也说用爵韦做的，叫做韦弁。看弁师、司服韦弁在皮弁之前，《尚书》雀弁在綦弁之前，《士冠礼》第二次加皮弁，第三次加爵弁，而以爵弁为尊；《聘礼》上卿赞礼服皮弁，及归饔饩服韦弁，而以韦为敬。那么皮弁之上，不是韦弁就是爵弁。”这就是怀疑它们是一物的原因。爵弁是士的祭服，而王穿它，是因为王哭诸侯穿爵弁，而临战也穿它。爵弁虽然是士的祭服，但天子、诸侯、大夫都穿它。郑玄说爵弁像冕但没有缫，然而古文“弁”是象形，那么它的形制上尖，像合手一样，不像冕。韦是它的质地，爵是它的颜色。按陈氏此说很有根据，王临战穿韦弁服，就是爵弁服。它穿纁色下裳、朱色蔽膝，臣子中地位高的用朱色，地位低的用韎韐。所以《诗经》说方叔带兵，穿他的命服，朱色蔽膝多么辉煌；又说韎韐红艳，用来统率六军，都是爵弁的蔽膝。鄢陵之战，郤至见楚子，穿韎韦的跗注，就是朱韨韎韐的意思，这难道不是爵弁用于临战的证据吗？凡是说爵弁像冕的，都是不对的。

率领他的属官巡视墓地，严厉地住在其中的屋子里守卫它。这段文字承接上文争夺墓地而言，是说争讼时恐怕有盗葬、斗殴喧哗、暗中移动兆域的弊端，所以率领属官巡视守卫，争讼结束后就停止。其中的屋子，并不是说墓中有官署。因为争夺墓地而审理狱讼，那么争讼的人暂时借其他屋子居住，墓大夫罢了，怎么能设官为民守墓呢？

《吕氏春秋》：“黄帝作咸池。”庄子也说：“黄帝在洞庭之野张设咸池之乐。”那么咸池不是尧的音乐。《乐记》说：“大章，是彰显；咸池，是完备。”郑玄注说：“大章，是尧乐的名字；咸池，是黄帝乐的名字，尧增修而使用它。”这是郑玄自己圆其说。咸池是黄帝乐，而《云门》、《太卷》都是黄帝乐，也很可疑。这里没有《大章》乐，是因为当时《大章》之乐不存。至于鲁国所存的，又只有四代之乐，所以季札观乐没有《云门》、《咸池》。

郑玄注六律六同，这十二个以铜为管，转而相生，黄钟为首，长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分，这是汉人的说法。考证《管子》、《吕氏春秋》，则是以半黄钟四寸半者为黄钟之宫，作为律本，由此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损一以下生，不是以黄钟九寸为首。另有《律吕阐防》详细论述。分乐奏黄钟，歌大吕，这是一律一吕的相合，为地支的子与丑合，也就是日躔与月建的相合，下面的诸律吕都是如此。

一变而致羽物，一节注说：“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怀疑未必如此，而乐的感格，如《尚书》所谓“祖考来格，鸟兽跄跄，凤凰来仪，百兽率舞”，也实在有此理。

夹钟因奏圜丘而名圜钟，林钟因奏方丘而名函钟，各以其类。黄钟不改者，黄为中之色，人也居天地之中，义类相比附。扬雄《太元》之数，子午为九，丑未为八，寅申为七，卯酉为六，辰戌为五，己亥为四，也就是声律之数。所以以黄钟为宫者，其数九，大磬之乐也九变而终；以林钟为宫者，其数八，咸池之乐也八变而终；以夹钟为宫者，其数六，云门之乐也六变而终。

三大祭不用商者，是无商调，不是无商声。注说祭尚柔，商坚刚，未必如此。后儒说商调肃杀，鬼神所畏，固是一说。我怀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是避金克木。所以佩玉右征角，左宫羽，也无商。荀子也有《太师》审商之说。

乐有金奏，有升歌，《仪

译《礼记》以及《仲尼燕居》、《左传》、《国语》中记载得非常清楚。升歌是演唱诗歌，金奏是用钟鼓演奏《九夏》，《九夏》有篇名而没有歌词，即使有歌词也不收录在《颂》中。金奏主要体现器乐之声，升歌主要体现人声。郑玄在注解《钟师》和《仪礼》时，既然说《九夏》记载在乐章中，随着礼乐崩坏也随之失传，这是正确的。但他却引用吕叔玉的观点，将《肆夏》等同于《时迈》，《繁遏》等同于《执竞》，《渠》等同于《思文》，而《诗谱》也说天子宴请元侯时升歌《肆夏》，这就把升歌和金奏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时迈》本来就不是《肆夏》，只是因为“肆于时夏”这句话而被附会罢了。《仲尼燕居》说：“入门而金作”，这是演奏《肆夏》。升歌则使用《清庙》，《文王世子》中养老时也歌唱《清庙》，哪里曾经升歌《肆夏》呢？

译顿首见于传文的有三例：穆嬴抱着太子在赵宣子面前顿首，季平子在叔孙面前顿首，申包胥到秦国乞求援军，吟诵《无衣》诗并三次顿首。这是有求于人者使用顿首，头触地而没有容身之地的，是丧礼中的稽颡。拜礼必定屈膝而俯首，军队中戴着头盔铠甲的将士使用肃拜，妇女也使用肃拜，不弯曲膝盖而低头向下，就像现在人的长揖一样。新妇向公婆进献菜蔬时则扱地，意思是屈膝而引颈至地，这是妇女最隆重的拜礼。对于重丧则行稽颡。现在妇女的拜礼，身体直立而防止手部动作，防止膝盖弯曲，这种习俗不知起源于何时。郝敬说这就是肃拜，是不对的。现在男子的作揖，正是古代的肃拜，而古人的作揖像现在人拱手向前推，推得高叫天揖，推得平叫时揖，推得低叫土揖。推手叫揖，引手叫正，又叫厌。

大史校正岁年以叙述历法，颁布并告知各诸侯国每月初一。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王朝未必能颁布朔日，各国自行推算历法，月日时常有参差。测量日影是为了验证四时的节气，而汉代人认为日影是否到达极点由君主政事的得失决定，这是汉代人的妄说。又不知道有岁差，却说冬至日在牵牛座，难道它常在牵牛座吗！

保章氏根据星土来辨别九州的地域，所封的疆域都有对应的分星，用来观察妖异和吉祥。从《春秋》、《左传》、《国语》以来，到历代史志及各家论述分野的话都很详细了。用《职方外纪》来考察，大地像球体，周长九万里，分为五大洲，幅员非常广阔，难道只有中土的九州吗？五大洲都有山水、人物，都有君长、臣民，那么人心与满天星宿相关联，灾祥祸福随地都有，难道只有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星，而边远地区就与天星无关吗？分野的道理，就像人身上的经脉，内应脏腑，各有孔穴，暗中相互联络，疾病由此产生。而大地的精华聚集在中土，就像人身上的精华聚集在面部。擅长叔服、许负相术的人，能按部位占测气色，从而知道吉凶妖祥，这就是占测分野的道理。玉路、金路、象路，注解说用玉、金、象牙装饰各种末端。按车上的各种材料，只有两较的两端可以装饰，其他地方都不可以装饰。

传文说：“三辰旗帜，昭示其光明。”郑玄注《司服》：“到了周代而在旌旗上画日月星辰。”那么王的大常上有日月，也应当有星辰，不说星，是省略文字。《曲礼》：“招摇在上。”星是画北斗吗？又《曲礼》：“前行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具备四方五兽。通帛、杂帛用来间隔，而全羽的旞、析羽的旌，也应当有通帛作为旗的縿，而且有旈，而在干首插旄，所以说：“在干首插旄叫旌。”俗画旌有羽无旗，是不对的。羽应当是雉羽，钟氏染制。注应当是插在干首。郑氏说系在旟旌之上，是不对的。

周礼疑义举要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疑义举要卷五

婺源江永撰

夏官

有人说有征伐才建立军队，是不对的。看春秋时，晋国建立二军、三军、三行、新军、六军，鲁国建立三军、废除中军，都是在平时建立的。有中军，有上军、下军，人有所属的军，军有统领的将。说建立军队必须搜阅，那就是说必须等到出兵时才建立，难道平时都是涣散没有纪律的吗？那么王畿千里，可以建立数十军，却只有六军，为什么呢？用人的数量不过如此，其余都是羡卒，等待简稽而轮流使用。天子六军，在六乡为正军，六遂辅助，都家的军队又辅助。六乡七万五千家，每家出一人为兵。五家为比，所以五人为伍，伍长下士就是比长；闾出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中士，就是闾胥；族出百人为卒，卒长上士，就是族师；党出五百人为旅，旅帅下士，就是党正；州出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中大夫，就是州长；乡出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军帅命卿，就是乡大夫，也就是王朝的六卿。大司马的序官，与大司徒六乡的官职正相符合。所以郑玄注《州长》说：“掌管其戒令赏罚，在军中因此为师帅。”又注《党正》说：“在军中因此为旅帅。”注《族师》说：“在军中因此为卒长。”恐怕人们认为乡官不是军帅，所以明确说明。乡大夫作为军帅，闾胥作为两司马，比长作为伍长，不用说就明白了。伍法起于五人，而车法起于百人的卒。大概兵车一辆，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车一辆二十五人，共百人。四两为卒，所以一两的人驾驭重车，分为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以三两的人为士徒：一甲士主射，率领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率领二十四人；一甲士为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