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备览卷二
、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毌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译有精通道术的人来护卫辅佐他，让他和太子一起居住、出入。所以太子从出生起就见到正直的人，听到的事情都是正直的，言谈举止都遵循正道，身边前后都是正直的人。如果习惯和正直的人在一起，不可能不变得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可能不说齐语一样；如果习惯和不正直的人在一起，不可能不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国不可能不说楚语一样。
唐顺宗本纪》曰：「立为皇太子，喜学萟礼，重师傅，见輙先拜。」
本朝庆厯七年讲筵读贾谊传，论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上曰：“朕昔在东宫，崔遵度、张士逊、冯元为师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师也。”
绍兴五年，建国公出合，范冲除翊善，朱震除赞读。上曰：「朕命建国公至资善堂，见范冲、朱震，当设拜，葢尊师重傅，不得不如此。」
臣某曰：务学不如务求师，虽夫人犹当知之，况于教太子乎？记礼者所载，三王世子定师傅，至于徳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其所系甚大。贾谊所陈教太子之说，谓习与正人居，不能毌正；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毌不正，犹生长于齐楚之异，其说愈明矣。尝观春秋时，晋悼公以羊舌肸习于春秋，使教太子；楚庄王之为太子也，朝于婴齐而夕于侧，师傅固未始不择，而事之亦必以礼也。晋侯问锺仪以君王何如，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晋侯与鲁襄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然则春秋列国犹皆以太子为重，师傅左右，朝夕讲究，如晋公卒然所问，皆得以平时所讲学者而对，况有道之长如三代者乎？汉如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方髙帝意爱一偏，废立未定，通力諌之，可谓无忝厥职者矣。文帝有一贾谊，不用以辅太子，乃出以傅长沙，又傅梁王，而使刑名之晁错得以长景帝刻薄之资。景帝又以周亚夫鞅鞅非少主臣，而启佑后人，则畀之窦婴、田蚡辈。赖武帝英伟，犹未能转移其习。汲黯尝以父任为太子洗马，武帝不终用之，而江充乃得以投其奸。然则汉犹不足以望春秋诸国，况三代乎？国朝东宫多用老成，既已严师傅之择，见辄设拜，又必重尊崇之礼，则固宜。仁庙、孝庙皆为圣天子也。
○讲读
唐百官志》太子侍读，无常员，掌讲导经学。
陈夷行传》曰：夷行充翰林学士，兼皇太子侍读，诏五日一入长生院，侍太子读经。
韦绶传》曰：绶充太子诸王侍读，时穆宗在东宫方幼，绶以人间鄙说戏言以取悦太子，宪宗不悦，谓侍臣曰：「凡侍读者，当以经义辅导太子，纳之轨物。」绶乃罢。本朝政和五年，左庶子李诗言：「臣兼侍读职，当读史。窃惟史之所书，善恶兼列，治忽并载其间，固有不足为皇太子读者。欲望许臣于所读史，每甄别，遇有不足知者，姑置勿读，庶几皇太子为学日益，而见闻一归于正。」是日诏曰：「经以载道，史以纪事。皇太子始学，当先稽古明道，以趋先王之正。而史之所载，治乱纷错，是非杂揉，智不足以胜之，则汨乱其聪明，非所先也。可令东宫讲读官罢读史书，一导以经术，迪其初心，开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牵于流俗焉。」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圣旨，令侍读耿南仲讲《孟子》，今已讲毕，合续讲大经。臣窃以孔子之言《诗》曰：‘迩之事父，逺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臣于鸟兽草木之名，固愿多识以益浅陋，况事父事君，忠孝之道具在于《诗》，尤臣务学所当先者。伏望特降睿旨，令耿南仲讲《诗》。”从之。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陟言：「中书舍人胡说之乞令皇太子讲《孝经》，读《论语》，间日读《尔雅》，而废《孟子》。臣窃谓孔氏之后，深知圣人之道者，孟轲氏而止耳。说之何人，乃以为百家而黜之，使皇太子不闻七篇之义，以开发智慧。愿诏东宫官依旧例，先读《论语》，次读《孟子》。」诏从之。
臣某曰：学不贵乎博，而贵乎精；诵习不贵乎多，而贵乎择。扬雄氏有曰：「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精且择其卓约之谓乎？东宫侍读官，始建于唐，而必専导以经学。本朝因之，侍读设官始于元佑，伴读说书始于嘉佑。然则东宫讲读之官，莫备于本朝，而其所讲读亦未有不先经而后史也。真宗皇帝尝作《元良述》以示太子，其略曰：「欲全其徳，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勤于学。」所以勤于学者，
译《唐顺宗本纪》说：“（顺宗）被立为皇太子时，喜爱学习技艺礼仪，敬重师傅，见到师傅就先行拜礼。”
本朝庆历七年，在讲筵上诵读《贾谊传》，讨论三公、三少都是天下的正直之士，与太子同处同住、一同出入，所以太子从小养成的习性就像天性一样，习惯就像自然反应一样。皇上说：“我过去在东宫时，崔遵度、张士逊、冯元是我的师友，这三个人都是德高望重的老成之人，至于崔遵度，更是良师。”
绍兴五年，建国公出宫就藩，范冲被任命为翊善，朱震被任命为赞读。皇上说：“我命令建国公到资善堂，去见范冲、朱震，应当行拜礼，因为尊师重道，不得不这样。”
臣某说：致力于学习不如致力于寻求良师，即使是普通人也应当知道这个道理，何况是教导太子呢？记载礼制的书籍中所说，三位先王的世子确定师傅，直到德行成就而教化受到尊重，教化受到尊重而官职端正，官职端正而国家治理有序，这所关系到的事情非常重大。贾谊所陈述的教导太子的学说，说与正直的人相处，不能不正直；与不正直的人相处，不能不邪僻，就像生长在齐国和楚国的人习性不同一样，他的说法更加明白了。曾经观察春秋时期，晋悼公因为羊舌肸熟悉《春秋》，让他教导太子；楚庄王做太子时，早上朝见婴齐，晚上朝见侧，师傅固然没有不选择的，而侍奉他们也一定按照礼节。晋侯向钟仪询问君王怎么样，钟仪回答说：“他做太子时，师傅保傅辅佐他。”晋侯与鲁襄公在黄河上宴饮，询问鲁襄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会盟的那一年，我们的国君出生。”那么春秋时期的各国都还以太子为重，师傅在左右，早晚讲求学问，像晋侯突然所问的，都能用平时所讲求学习的内容来回答，何况像三代那样有道的君主呢？汉朝如叔孙通做太子太傅，正值高帝偏爱一方，废立太子尚未确定，叔孙通极力劝谏，可以说是不辜负他的职责了。文帝有一个贾谊，不任用他来辅佐太子，却派他去辅佐长沙王，后来又辅佐梁王，却让讲究刑名之学的晁错得以增长景帝刻薄的资质。景帝又因为周亚夫刚直不阿不是辅佐少主的臣子，而启佑后人，则交给窦婴、田蚡等人。幸亏武帝英明伟大，仍然未能改变这种习性。汲黯曾经凭借父荫担任太子洗马，武帝没有始终任用他，而江充却得以施展他的奸诈。那么汉朝尚且不足以期望达到春秋各国的水平，何况三代呢？本朝东宫多任用老成之人，既然已经严格选择师傅，见到就设拜礼，又一定重视尊崇的礼节，那么本来就是这样。仁宗、孝宗都是圣明的天子。
○讲读
《唐百官志》说：太子侍读，没有固定的员额，掌管讲解引导经学。
《陈夷行传》说：陈夷行充任翰林学士，兼任皇太子侍读，诏令每五天进入长生院一次，侍奉太子诵读经书。
《韦绶传》说：韦绶充任太子及诸王侍读，当时穆宗在东宫年纪尚小，韦绶用世俗鄙陋的戏言来取悦太子，宪宗不高兴，对侍臣说：“凡是侍读的人，应当用经义辅导太子，使他纳入正轨。”韦绶于是被罢免。本朝政和五年，左庶子李诗说：“我兼任侍读职务，应当诵读史书。私下认为史书所记载的，善恶并列，治乱并载，其中固然有不适合给皇太子诵读的内容。希望允许我在所读的史书中，逐一甄别，遇到有不值得知晓的内容，暂且放置不读，希望皇太子做学问日益增进，而见闻都归于正道。”当天诏令说：“经书用来承载大道，史书用来记载事迹。皇太子刚开始学习，应当先考察古代明白大道，以趋向先王的正道。而史书所记载的，治乱纷杂交错，是非混杂揉合，智慧不足以驾驭它，就会扰乱他的聪明，这不是首先应当做的。可以命令东宫讲读官停止诵读史书，一律用经术引导，启迪他的初心，开辟他的正道，希望遵循王道，而不被流俗牵制。”
宣和元年，皇太子上奏：“昨天奉圣旨，命令侍读耿南仲讲解《孟子》，现在已经讲完，应当继续讲解大经。臣私下认为孔子谈论《诗经》说：‘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主，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字。’臣对于鸟兽草木的名字，固然愿意多认识以弥补浅陋，何况侍奉父母、侍奉君主，忠孝的道理都存在于《诗经》中，这更是臣做学问应当首先做的。希望特别降下圣旨，命令耿南仲讲解《诗经》。”皇上听从了。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陟说：“中书舍人胡说之请求命令皇太子讲解《孝经》，诵读《论语》，每隔一天诵读《尔雅》，而废除《孟子》。臣私下认为孔子之后，深知圣人之道的人，只有孟轲罢了。胡说之是什么人，竟然把他当作百家之一而排斥他，使皇太子听不到七篇大义，以开发智慧。希望诏令东宫官员依照旧例，先读《论语》，再读《孟子》。”诏令听从了。
臣某说：学习不贵在广博，而贵在精专；诵读练习不贵在繁多，而贵在选择。扬雄说：“多闻守之以简约，多见守之以卓越。”精专且选择，说的就是卓越简约吧？东宫侍读官，始建于唐朝，而一定专门用经学引导。本朝沿袭它，侍读设官始于元祐，伴读说书始于嘉祐。那么东宫讲读的官员，没有比本朝更完备的，而他们所讲读的也没有不先经后史的。真宗皇帝曾经作《元良述》给太子看，其大略说：“想要保全他的德行，在于修养他的自身；想要修养他的自身，在于勤于学习。”所以勤于学习的原因，
必首及于读《易》、诵《书》、阅《诗》、观《礼》，而遗编旧史则次之。至作《劝学吟》之意持（以下原本俱缺）
译必定首先涉及研读《易经》、诵读《尚书》、阅读《诗经》、观摩《礼记》，而遗存的典籍和旧有的史书则排在其次。至于创作《劝学吟》的用意和所持的见解（以下原本都缺失）
东宫备览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宫备览卷三
（宋）陈模撰
○择术
西汉《贾谊传》曰：「秦俗非贵辞逊也，所上者告讦也；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髙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諌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
晁错传》曰：「错为人陗直刻深，因上书诏，以为太子舍人。又上书言：『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者，以知术数也。』臣窃为皇太子急之。或曰：『皇太子无以知事为也。』臣以为不然。上古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刼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上善之，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家，号曰智囊。
戾太子传》曰：「立为皇太子，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本朝干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昔元稹上书宪宗，论教太子之道，在谨游习，可为国逺虑。秦汉以来，不知谨择其人为储君师友，或以刑狱教，或以术数进，或以外戚护家事。其卒兆衅稔祸，皆符其初之所习。然则择人，安可不谨哉！」
臣某曰：有学术，有心术。太子，国之储君，异日将以一心运天下，而学术所以养吾心术者也，其可以不谨乎？尝考晁错、江充二事，未始不为汉文、武二君惜也。何者？二君贤君也，不能择贤师傅以辅成太子之徳，而使谲诈行险之人皆得以授其奸，不明甚矣。文帝寛厚仁柔，所尚者非刑名谦恭朴厚，所喜者非术数。贾谊教太子之说，又明言赵髙傅胡亥而教之狱，亦帝所嘉纳者，而卒惟刑名术数之用。武帝聪明之君，若深于知人者，而江充之奸，帝乃惑之。初，充与赵太子丹忤，亡西入闗，告以阴事，竟败赵太子。后充从上甘泉，尝奏太子家使乗车马行驰道，竟以属吏，皆帝所知者。彼与太子忤旨之罪矣，今劾太子家使，岂非忤太子者？又安能全之邪？帝乃命之为使，纵之掘蛊于皇后太子之宫，其不免于祸宜矣。然则通宾客，进异端，固立博望苑之咎，而帝不悟江充前日之事，而堕其奸，岂得为智耶？异时汉杀大臣之祸，自景帝始，而武帝之贼恩伤义，莫此为甚。术之不可不谨也，如此。国朝之教太子，俾之日闻正言，日见正事，固已下视先汉，而干道宰臣独以谨择术为言，以外戚护家事为戒，可谓知所逺虑者矣。
○广诲
通鉴·唐本纪》太宗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乗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乗矣。』见其乗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諌则圣。』」
太宗又尝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諌，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修身治国，备在其中。」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
本朝艺祖皇帝尝问王官侍读曰：“秦王学业何如？”对曰：“近日所作甚好，文辞。”艺祖曰：“帝王家儿，何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尔。”
大中祥符九年，以张士逊、崔遵度充寿春郡王友。士逊尝谒王旦，称王学书有法。旦曰：“公为王友，职止于是耶？”士逊媿谢。
臣某曰：观解牛而知养生，观舞剑而喻笔法，牧羊存治民之旨，斲轮寓读书之意。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存乎其间，而通伦理之学者难其人也。今唐太宗之于太子，遇物诲之，岂亦以伦类之学以开其智虑乎？使太子于事事物物知有警戒之意，则过日改而徳日新矣。《帝范》十二篇之作，则《中庸》九经之遗意也。《中庸》以修身、尊贤、亲亲为先，《帝范》以君体、建亲、求贤为急，此治道之权舆，而其它皆可以类推也。虽然，
译东宫备览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东宫备览卷三
（宋）陈模撰
择术
西汉《贾谊传》说：“秦国的风俗不崇尚辞令谦逊，所推崇的是告发揭短；不崇尚礼义，所推崇的是刑罚。让赵高教导胡亥，教他的是刑狱之事，他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诛灭三族。所以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射杀行人；把忠诚劝谏的人称为诽谤，把深思熟虑的人称为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这难道只是胡亥本性恶劣吗？那是引导他的人，不符合正道啊。”
《晁错传》说：“晁错为人严峻刚直、苛刻深刻，因此上书被诏令任命为太子舍人。他又上书说：‘君主之所以尊贵显赫、功名流传万世，是因为懂得权术谋略。’我私下为皇太子对此感到焦急。有人说：‘皇太子不需要懂得事理权术。’我认为不是这样。上古的君主，不能供奉宗庙，而被臣下胁迫杀害的，都是不懂权术谋略的人。皇太子读的书很多，但没有深入理解权术谋略，是因为不询问书中的解说。”皇上认为他说得好，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因为他善辩而得到太子家的宠幸，号称智囊。
《戾太子传》说：“被立为皇太子，皇上为他建立了博望苑，让他结交宾客，顺从他的喜好，所以多有持异端邪说的人进献。”
本朝乾道八年，宰相梁克家上奏说：“从前元稹上书唐宪宗，论述教导太子的道理，在于谨慎选择交游习染，可以作为国家的长远考虑。自秦汉以来，不知道谨慎选择人来担任储君的师友，有的用刑狱来教导，有的用权术谋略来进献，有的由外戚来保护家事。他们最终酿成祸端、积累灾祸，都符合他们起初所习染的。那么选择人，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臣某说：有学术，有心术。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将来要用一颗心来治理天下，而学术是用来涵养我们的心术的，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我曾考察晁错、江充这两件事，无不为汉文帝、汉武帝两位君主感到惋惜。为什么呢？两位君主是贤明的君主，却不能选择贤能的师傅来辅助成就太子的德行，反而让诡诈行险之人都得以传授奸邪，不明察得很严重啊。文帝宽厚仁柔，所崇尚的不是刑名谦恭朴厚，所喜欢的不是权术谋略。贾谊教导太子的言论，又明确说出赵高教导胡亥学习刑狱，也是文帝所嘉许采纳的，但最终只用了刑名权术。武帝是聪明的君主，如果深于知人，却对江充的奸邪迷惑不解。起初，江充与赵太子丹相抵触，逃亡向西进入函谷关，告发阴私之事，最终败坏了赵太子。后来江充跟随皇上到甘泉宫，曾奏报太子家的人乘坐车马在驰道上行驶，最终交给官吏处理，这些都是皇上所知道的。他与太子抵触旨意有罪，如今弹劾太子家的人，难道不是抵触太子的人吗？又怎么能保全他呢？皇上却任命他作为使者，放纵他在皇后和太子的宫殿挖掘蛊毒，其不免于灾祸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结交宾客，进献异端，确实是建立博望苑的过错，而皇上不醒悟江充前日之事，而落入他的奸计，怎么能算是明智呢？后来汉朝杀害大臣的祸患，从景帝开始，而武帝贼害恩义、伤害道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权术不可不谨慎，就是这样。本朝教导太子，让他每天听到正言，每天看到正事，本来就已经远胜先汉，而乾道年间的宰相唯独以谨慎选择权术为言，以外戚保护家事为戒，可以说是懂得长远考虑的人了。
广诲
《通鉴·唐本纪》记载，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自立太子以来，遇到事物就教诲他。看见他吃饭，就说：‘你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就常有这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你知道劳逸结合不竭尽其力，就常能骑马了。’看见他乘船，就说：‘水既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像船。’看见他在树下休息，就说：‘木材顺着墨线就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
太宗又曾作《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说：“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而且修身治国，都包含在其中。”又说：“你应当再寻求古代的哲王作为老师，像我这样不足以效法。我即位以来，不善之处很多。”
本朝艺祖皇帝曾问王官侍读说：“秦王的学业怎么样？”回答说：“近日所作的文章很好。”艺祖说：“帝王家的儿子，何必要会写文章？只要让他通晓经书义理，知道古今治乱罢了。”
大中祥符九年，任命张士逊、崔遵度担任寿春郡王的友。张士逊曾拜见王旦，称赞秦王书法有法度。王旦说：“您作为王的友，职责仅止于此吗？”张士逊惭愧谢罪。
臣某说：观察解牛而懂得养生，观察舞剑而喻示笔法，牧羊存有治理百姓的宗旨，斫轮寓含读书的意旨。事事物物，都有至理存在于其中，而通晓伦理学问的人却难以做到。如今唐太宗对于太子，遇到事物就教诲他，难道也是用伦理类推的学问来开启他的智虑吗？让太子在事事物物中知道有警戒之意，那么过错就会日益改正而德行日益更新。《帝范》十二篇的创作，则是《中庸》九经的遗意。《中庸》以修身、尊贤、亲亲为先，《帝范》以君体、建亲、求贤为急，这是治道的开端，而其他都可以类推。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