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随笔卷三

译虽然看起来在细微之处与轮回说的浅陋有所不同，但对于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大概并没有真正深入地了解。”我按：这是朱子的说法，与《正蒙》在细微之处有所不同。

译回复黄商伯说：“经典文献和事物的道理，还可以用一件事来说明。‘知至’是指我心中所能知道的地方，不容许再有未尽之处。”程子所说的“一天格一件物”，是格物功夫的次第；“脱然贯通”，是知至的效验和极致。不遵循这个次序而立刻要求全部做到，就是自我设防；只求粗略了解而不期望贯通，就是自我画地为牢。我按：格物致知本是两个条目，以前见朱子往往当作一件事来看，我很怀疑。现在阅读这段文字才明白过来了。卷五十二《答汪长孺》却说：“一物的道理格尽了，就是一事的知至。”卷七十二《杂学辨》也是这样。《答詹元善》最后一封信，是陆子静去世后的话。《学蔀通辩》编于绍熙四年（癸丑年），大概因为这本书中有旅榇经过的话，而子静则卒于壬子年十二月。这是最确凿的证据。

回复潘叔度说：“所谓有为，如果是像舜那样的人，必定从确实、平稳的地方下功夫，不是徒然白天思考晚上揣度，用自己做的事去比较舜做的事，而急切地只怕不如舜。”我按：这段可以想见“志道”“志学”等地方，都是这样的。

回复潘叔昌说：中年以后，血气精神能有多少？不是记诵故事的时节。我因为眼睛昏花，不敢用力读书，在闲暇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得有力。我按：这也必定是有为而言，恐怕不是最恰当的话。又回复潘叔昌说：《易传》说阴阳交和，恐怕不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对于小人，固然不应当过分愤恨疾恶，然而没有交和的道理。韩琦、富弼当时的事势力量，大概不足以战胜两个奸臣，并非本来想与他们和好。元祐年间确实有过分的地方，然而当时的事势，恐怕不这样，也不免招祸，应当有办法开悟君主的心，才能杜绝后患。东汉诛杀宦官的事，前辈多议论它，然而我曾经仔细考察这件事，恐怕祸根不除，终究没有安定的道理。后人根据纸上的话，指责前人很容易，不知道事到眼前，实在需要决断，毫发之间，就有成败，不是容易的事。如果陈蕃、窦武只诛杀首恶一两个人，后来未必不取王允、五侯的祸患。我按：看这个，那么《幸存录》议论东林党，也有未必完全正确的地方。

朱子与黄直卿往来的书信，不知为什么这样少。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七

吕子约议论三年无改说：如果不幸而有应当改动的，这是我平日恳切而不能让父母信服的地方，现在哀痛之深，固然有在不动声色之中斡旋改移的了。朱子回答说：这个说法很好，但说固有在不动声色之中斡旋改移的，这句话不妥当。我旧时也曾经有这个意思，后来看史书，见有做官不改变前人的政令，只是因事迁就，使人不见其痕迹的，必定非常高兴，认为代人做官，还有能这样做的，何况对于父母呢？因此拿这个问题问李先生，先生说：这个意思虽然好，但每件事用心这样，恐怕渐渐所失去的却很多。圣人所说的无改，也是说尚可通行的罢了。如果不幸而有必不可行的，那么至诚哀痛而改动它，也是无可奈何，不必这样迂回曲折。这个意思我私下认为学者不可不知道。我按：议论事情这样，方才不偏颇，天下事岂可执一法来处理？又五十一卷回复董叔重议论这句话时说：存得住这个心，那么对于事情有不得不改的，我迫于公议，不得已而改动它，也不妨害它是孝了。朱子回答说：这个说法得理，应当与这条一起看。

又回复吕子约说：读书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的程课，日日依此积累功夫，不要产生疑虑。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枉费思虑，言语到最后没有尽头。古人所谓多歧亡羊，不可不警惕。我按：程课只宜以程氏分年日程为式。又回复吕子约说：承蒙告知专看《论语》，渐渐觉得滞涩固结，因此又看《易传》及《系辞》。这是我不明白的，大概前信陈述这个曲折已经再三了，似乎已经略微听从察知，不知为什么又重蹈旧辙呢？《论语》所记载的，都是圣人言行的要点，果真能专心玩味探索，它的意味无穷，哪有滞涩固结的道理？私下恐怕却是不曾专一，所以不见它的意味，反而认为滞涩固结。至于读《易》，也应当遵用程子的话，卦爻系辞自有先后，现在有什么迫切，而手忙脚乱到如此地步呢？所谓主一主事的不同，恐怕也不对。主一只是专一，大概无事则湛然安静而不惊于动，有事则随事变应而不及乎他。所谓主事，是用来作为主一的。看程子书中所论敬的地方，汇集而考察它，也可以看见了。如果有所系恋，却是私意，虽然似乎专一不舍，然而既然有系恋，那么必定有事已过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的，这其支离畔援与主一无适，不仅不同，简直是相反。现在比较而论，也可以说不明察了。我按：这段议论读书应当专一，与前段正相发明，而对于敬字的意义也最恰当。吕子约问：“主忠信的话，

译后来（有人问）：如果后面不庄重，就没有威严，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圣贤所说的为学次序，大体都是这样，必须先从外面那些分明可见、有具体形象的地方入手把握，不像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讲正心诚意，反而陷入到无形无影、无法考证的地方去了。我按语说：克己复礼只体现在视听言动上，道理也是如此。

译又回复吕子约说：“凡是谈到‘学’，大多是指讲论诵读而言，所以把‘习’当作思考推究。”我按：这只能用来解释《中庸》中“博学”的“学”，而不能用来解释《论语》中“学而时习之”的“学。”这一定不是定论。下卷有一封信，就说：“首章的意义，实在应当兼指实践履行而言。”

又回复吕子约说：“不把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当作本分内理所当然的事，而特意借它们作为认识仁德的凭借，那么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时候，心思也不专注于所做的事，反而另起认识仁德的念头了。”我按：这一段最能看出古人朴实用功的功夫。

又回复吕子约说：“陆子静的贤能，我听说很久了。然而似乎听说他有忽略文字、直探根本的意思，不知这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的宗旨，又是如何相合呢？”我按：这是朱子未与象山相会之前的话。大概朱子的学问，虽然初期、中期、晚期有所不同，至于不肯忽略文字，则从未有初期、中期、晚期的区别。

又回复吕子约说：“伯恭在言辞语气之间，恐怕难免有暗中推崇佛教的意思，但他德性深厚，能不表现在口头上，这不是小毛病。”我按：朱子对于朋友间能指出他们不言的毛病并加以救治，真是扁鹊那样的手段。

又回复吕子约说：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书，都摆在那里。以顿悟为高的人，既嫌它们障碍，认为不可读；以记诵浏览为重的人，又嫌它们狭小，认为不值得看。又说：如果通晓古今、考察世变，那就随着能力的所至，推广增益，作为辅助罢了。不应当把那些看得重，反而轻视凝定收敛的实质，缺少圣贤亲切的教诲。如果这样议论，那就是学问之道，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书；不在于经，而在于史。做子思、孟子，就孤陋狭劣而不值得看；一定要做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之类的人，然后才可以达到正大高明、简易明白的境界。我按：这切中吕氏的毛病而言。大概古今事变，不是不应当考察，但以此作为六经的羽翼就可以；如果反而重视这些而轻视那些，就错了。吕子约读书过于刻苦，而抱怨朱子说：“不知道是读什么书。”如果是圣贤的遗言，无非是存心养性的事，绝不会反而导致生病。恐怕又只是太史公在作祟罢了。我按：如果因为沉迷于书，以至于忘记饥渴寒暑，那么即使是圣贤的书，又何尝不可以致病？所以不但要问读的是什么书，还要问怎么样读。

又回复吕子约说：“所论述的为学之意，比向来完全正当了。但是所谓节省视听以及空闲出心地半时，就是半时功夫的说法，却似乎稍微有趋向静修的偏颇。我按：朱子的学问，不专主于静，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四十八

又回复吕子约说：先前听说解说书义旁推曲说，蔓衍太多，这是大病。如果是初学者，就遭受如此缠绕，就会辗转迷暗，没有超脱的日期了。应当暂且让他看得大意，正当精要简约，那么他的趣味自然增长，不在于如此支离多说。我按：解说书义贵在有贯穿的妙处，而又应当知道缠绕的弊端。这一段应当与前论张敬夫《癸巳论语说》一同看。又回复吕子约说：心有所知与耳有所闻、目有所见是同一时节，虽然未〇却未曾没有。心有所思，乃与耳有所听、目有所视是同一时节。一有这些，就不能称为未发。所以程子以有思为已发是可以的，而记录者以无见无闻为未发则不可以。我按：这一段应当与四十二卷答石子重论视听闻见的一条一同看，如此看未发，方才不像坐禅入定。

又一封信回复子约说：“如果一定以没有见闻为未发，那么《洪范》五事应当说：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书曰聋，思曰塞，才算是得其性。”这一段尤其明白。

吕子约说：“尹氏说学在己，知不知在人，微有确立自我的毛病。”朱子回答说：“尹氏的话未见确立自我的毛病，这一章是说初学入道的门径，不需要大段说得〇妙。”我按：“这一章今人因为‘君子’二字，便说涉及〇妙，都不是。又如‘敬事而信’，子约说：‘敬以事言，而信则无不尽也。’朱子回答说：‘信是与民有信，期会赏罚不欺骗百姓。浅显地说，那么魏文侯的期猎，商君的徙木，也是这一类。不需要如此高说，失去圣言的本意。’按：书中有不必深言的，都是这一类。”

又回复吕子约说：大概为学只是博文约礼两端而已。博文的事，那么讲论思索要极精详，然后见得道理巨细粗精，无所不尽，不可容易草略放过。约礼的事，那么只要知道合要如此用功，即便着实如此下手，更不要思前算后，计较商量。所以程子论述《中庸》未发处回答问难之际，起初很详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束了。他所谓的敬，又没有什么他〇妙奇特，只是教人每事习个专一而已，都没有许多闲说话。我按：这一段讲约礼最明白，可见此“约”字与“

译“万殊一本”的含义自然有所不同。

译《朱子大全集》卷四十九

曾子更换竹席这件事，不是大贤人做不到的。但他起初为什么接受那竹席呢？王子合认为这是对的，是因为不想做得太过分，所以勉强接受了那份赏赐。朱子说，如果这样理解，那就是出于世俗中委曲求全、斤斤计较的私心，而不是圣贤的心胸了。平心而论，季孙的赏赐和曾子的接受，都不符合礼制，或许是因为沿袭旧俗，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只是没能纠正罢了。我按语：朱子看得最直截了当，如果想为曾子掩饰粉饰，就不免陷入巧辩曲折、支离破碎的境地了。

又回复王子合说：探究事理的学问，只是要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事物到来时，心中没有疑惑罢了。并不是用这个心再去认识另一个心，然后才算是探究事理。我按语：这一条应当与《观心说》一起阅读。又在第五十卷回复潘文叔说：关于知行的说法，恐怕古人说的“知”字不是这个意思。《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就是在事物上穷尽本来自然、应当如此的理，从而使本心知觉的本体光明透彻，无所不照罢了。并不是回头向墙壁缝隙间窥探那一瞬间自己心中的光影，就认为是天命的全体。又回复王子合说：现在的学者，不论外界诱惑多不多，只是因循守旧、懒惰懈怠，自我放纵罢了。我按语：因循守旧的毛病，比外界诱惑更严重。

又回复王子合说：“‘继之者善’本来是讲造化发育的功效，明道先生这里却是从人性发挥的作用来说，就像孟子所说的‘乃若其情，则可以爲善’这一类意思。”我按语：前代儒者使用成语，多有借用的情况，不能不知道。

又回复王子合说：“我们这一辈人在财货、美色这两关上打不通，就再也没有话可说了。”我按语：这句话应当郑重地写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必须在这上面站稳脚跟，然后才可以谈论学问。

又回复王子合说：“‘定、静、安、虑、得’这五个字是功效的次第，不是做工夫的条目。”我按语：“这五个字虽然是功效，但之所以说这五个字，却是为了做工夫而发出的。”

又回复王子合说：“大禹治水，伯益烧山，周公驱赶猛兽，难道能不役使人力而坐享成功吗？想见当时也一定有不乐意的人。但有见识的人，必须自己看清利害的真实情况，知道那些劳累我的人正是为了让我安逸，自然就不会怨恨了。”我按语：这是因经界一事而言，凡是执政的人大多如此。回复陈肤仲说：“陆九渊的学问固然有类似禅宗的地方，但我近来觉得婺州的朋友专门从事见闻之学，而在自己身心上全无功夫，所以常常劝学者兼取其长处，要使身心稍微端正安静，才能在义理上做出抉择，并不是希望他们枯坐无所作为，以期望有一天豁然顿悟。”我按语：这一定是中年时的言论，所以还想要兼取其长处。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

回复潘端叔说：《论语》或问这本书，很久没有工夫去修订，只是《集注》屡次修改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了。我按语：《四书大全》之所以不收录《论语》《孟子》的《或问》，极有见识。

又回复潘恭叔说：“圣人的门下，不让人逃避世俗、避开他人，以标榜高洁。所以众多弟子多在乱世国家做官。然而像子路、冉有这些人，也太不择地而仕了。”我按语：“不逃避世俗，不迎合世俗，后世的许平仲，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

又回复潘恭叔论及子张、子夏说：“这两人晚年增进德行，虽然不可预知，但子张的言语，终究有慷慨激昂之气；子夏终究是谨守规矩。”至于杨朱、墨翟的学说，恐怕未必如此。杨朱的学问，出自老子、庄子的书；墨子则在晏子时已有其学说，并非这两人的流派。我按语：杨朱、墨翟的学说，是其学问的偏颇，与人的气质无关。有因为杨朱、墨翟的学说而做得过头的，也有因为杨朱、墨翟的学说而做得不够的。

又回复潘恭叔说：“胡氏《大记》所论述的井田之类，也多出于主观臆断，不如注疏那样精密。”我按语：朱子对于注疏未曾不采纳。回复程正思说：“祝汀州责备我的意思，怎敢不恭敬接受？大概是因为旧日曾学过禅宗，所以对于那套学说虽然知道它不对，但不免有私心喜好之意。也是被他们说得天衣无缝，没能完全看清其底蕴。譬如杨朱、墨翟，只能知道他们为我、兼爱，而不知道他们到了无父无君的地步；虽然知道他们无父无君，也不知道那便是禽兽了。”去年冬天因为他们的门徒来到这里，狂妄凶狠，丑态毕露，从此才开始公开鸣鼓攻击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了。我按语：这一条也一定是晚年针对陆九渊而发的。后来又有回复程正思的一封信，说“陆九渊将朱子回复的书信誊抄四处散发”，则已记载于《学蔀通辩》中。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一

董叔重问张子韶，说温良恭俭让固然不能不学，应当学习圣人的道，以求其自然显现的东西。董叔重说，仪容神色言辞气息之间，也是学者应当用功的地方，是致知力行的本源。朱子回答说：“如果像张氏所说，那么《乡党》篇就可以废除了。”我按语：约束外在行为以涵养内心，最是程朱用功的大纲，由此也可知《乡党》一篇，不必急于追求圣人德盛仁熟的地方，且看圣人外在的气象如何。

董叔重问《西伯戡黎》的旧说，多指周文王。只有陈少南、吕伯恭、薛季隆、吴材老认为是周武王。朱子说：“这类没有证据的可以暂且空缺。”我按语：

译这可以看出读书的谨慎。

又回答董叔重说：“关于‘九江’的说法，现在也只能大致而言，恐怕当时那片土地属于三苗之地，大禹也无法详细考证。如果谈论各条河流的上游，其数量不止九条。如果实际计算流入湖泊的水系，只是湘水、沅水、澧水之类，不过三四条罢了，又达不到九条之数。”

我按语说：现在蔡沈《书集传》中关于“九江”的说法，朱子也不敢轻易断定。

董叔重问道：“程先生论述《中庸》‘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之处，说这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的意思相同，都是‘活泼泼地’。先生以前的说法，大概是认为程子所引用的‘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句话，都是指天理的实体，而形容其流行显现，没有滞碍倚靠的意思。现在的说法则认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指此心的存养主宰之处；‘活泼泼地’，才是形容天理流行、没有滞碍的妙处。大概因为道的体用流行显现，虽然没有间断，但在人身上体现于日常用事的，起初不超出此心之外，所以必须此心存在，然后才能见到其全体显露，妙用显著施行，‘活泼泼地’毫无滞碍罢了。”

朱子回答说：“以前的说法固然好，但似乎涉及人为的安排。”

我按语说：第四十五卷中回答廖子晦关于‘鸢飞鱼跃’的一条，似乎还属于旧说。

董叔重问：“《史记》说孟子亲自受业于子思的门人，赵岐的注以及《孔丛子》都说孟子亲自受业于子思，两种说法并存。《孔丛子》恐怕是伪书，似乎不必引用。”

朱子回答说：“《孔丛子》虽然是伪书，但和赵岐相比，也不知道谁先谁后，暂且保留也无害。”

我按语说：《孔丛子》终究不引用才是对的。

译又回复黄子耕说：“持守恭敬才是小学阶段存养心性的功夫，不能就此称为笃行。必须到了修身、齐家以下，才可以称为笃行。”我按语说：程子说：“涵养心志必须用敬，增进学问则在于致知。”只说主敬、致知，大概是因为“敬”字已经包含了“行”的意思。

又回复黄子耕说：“格物只是就某一事物上穷尽该事物的道理，致知便只是穷尽了事物的道理之后，我的知识也就没有不尽之处。如果推扩这种知识而使之达到极致，这其中的文义只是如此。一旦认定了，就依照这个用功。只要能够格物，那么知识自然就会到来，并不是另外一件事。又说：格物致知只是穷究道理，圣贤想要为学者把曲折详尽地说清楚，所以又设立了这些名目。现在的人反而被名目所迷惑，生出重重障碍，添枝加叶，没有穷尽的时候。必须认清本意，并在其中看清许多曲折分明，就依照这个切实下功夫，才会发现许多名目都一并脱离，而功夫的实处却没有任何欠缺。”我按语说：这一条应当与第四十六卷回复黄商伯论及格物致知的地方一同参看。

又回复黄子耕说：“率性之谓道，并不是说人有这种本性而能够遵循它，才叫做道。只是说自然的道理，顺着它去就是道罢了。道与性这两个字，其实没有差异，只是‘性’字是浑然整体，‘道’字便有条理分别的不同罢了。修道之谓教，乃是圣人修明这个道来作为教化天下，比如礼乐刑政之类就是。”我按语说：像这样解说，那么性与道两个字分开，不得已才发出已发与未发的区别。

又回复黄子耕说：“生病时不宜思虑，凡事都可以暂且全部放下，专门以存心养气为务。只要盘腿静坐，眼睛看着鼻尖，注意力集中在脐腹之下，久了自然温暖，就会逐渐见到功效了。”我按语说：这不知是何时的话，或许只是针对病中情况而言罢了。

回复曹立之论及元祐年间各位公卿施行有过当之处说：“这恐怕也只是姑且论说理之当然。如果是我朱熹自己去做，那么必定有比元祐各位公卿所做的更过分，而陷入范滂、阳球的祸患，那是必然的。”我按语说：现在的人只喜欢议论古人，谁能够像朱子这样自我省察呢？

万正淳问：“至诚不仅仅像天一样广大、像渊一样深邃，却是说至圣不如至诚，哪有这种道理？”朱子回答说：“至圣与至诚没有优劣之分，然而‘圣’字是从外面说的，‘诚’字是从里面说的。”我按语说：“这样的话，‘溥博渊泉’四个字也是从外面说的了，应当更加详细地考究。”

又万正淳问：“君子在屋漏之处也不惭愧，这就是所说的知道远处的在于近处，知道风的源头。必定谨慎独处，这就是所说的知道细微的在于显著。远处的在于近处，从事物来说，那么它的道理未曾不具备于我们心中；风的源头，从人伦来说，那么它的作用未曾不根本于我们心中。”朱子回答说：“你领悟了。”我按语说：这段乍看似乎与《章句》稍有不同，然而书中明明说《章句》的意义，本来就已经明白。如果再用这个意思参究，那么上下语脉更加通贯精密了。而朱子赞许他领悟了，那么《章句》所指原本就是如此。

又回复万正淳说：“仁义不足以穷尽道，防范杨朱、墨翟的意思大抵多是这样。大概因为老庄的学说陷溺得很深，所以虽然亲自听到两位先生的言论，却不能虚心反复，用心权衡，以求其归宿是否恰当。所以阳离阴合，到了紧急关头，便只是以这个为主了。”最近得到《龟山列子说》一编，读了让人惶恐，不知何故，竟然如此背离正道。我按语说：游酢、杨时在宋代，难道就像高攀龙、顾宪成在明代吗？

又回复范正淳说：“《易经》的卦爻辞，本来只是各自附着本卦本爻的象，说明吉凶的占断，应当如此罢了。并不是站在圣贤的地位说道理。所以乾卦六爻，从天子到平民，从圣人到愚笨不肖之人，占卜得到它，意义都有可取之处。”我按语说：这是《易》学的纲领。

又说：“赵岐的《孟子》注笨拙而不明白，王弼的《周易》注巧妙而不明白。”我按语说：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须看王弼的注。胡瑗、王安石的解释，这是在《程易》出现之前的说法。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二

吴伯丰问说：“齐地东边到海，西边到河，南边到穆陵，北边到无棣。”《史记·索隐》说：“按现在淮南有旧的穆陵门，是楚国的边境，无棣在辽西孤竹。”服虔认为：“这是太公受封所到的地方，不是这样。”大概说是征伐所到的地域，这个说法如何？朱子回答说：“穆陵在密州的西边，无棣是现在的棣州，再考证地志就可以看见。”索隐恐怕不对。我按语说：朱子对地志也如此留心，现在《诗传》主张服虔的说法。

又回复吴伯丰说：“作为下属，世俗常礼有不可废除的，也暂且随例行事，不必大段标新立异。办不成事，徒然被人指指点点，憎恶嫌弃却耗费调护，请求宽假所受的委屈反而更多。”我按语说：这也是孔子猎较的意思。

排开淮水泗水而注入长江，沈存中一派的学说，朱子都曾辨驳过，所以在《孟子集注》中独断其误，斩尽葛藤，看所回复吴伯丰的话就可以知道。又回复吴伯丰说：“现在世间做学问不过两种，一种径直趋向简约，脱略过高；一种专

译追求外在的驰骋，导致支离破碎、烦琐细碎。那些过于高远的固然有害，但还算是接近根本；那些向外驰骋的，则诡谲狼狈，更是难以言喻。我们幸而稍显平正，但也觉得欠缺涵养根本的功夫，这不能不自我反省。」愚按：朱子所说的“径直趋向简约”与所说的“欠缺涵养根本的功夫”，又是不同的。

译吴伯丰问程子说：“良就是易直。”又说：“良就是善心。”朱子回答说：“《或问》中多有这类地方，后来没能修改，大概是因为搁置很久了。‘良就是善心’这句话立论太宽泛，不如‘易直’来得切当。”我按：这一条《论语或问》是朱子已经废弃的。

吴伯丰问周氏关于“君子无所争”、“君子不器”，都说君子是以仁成名的人。恐怕解释经书不应如此拘泥。朱子回答说：“这是王氏解经的弊端，大致熙宁、元丰以来多有这种毛病。”我按：“解经的毛病，只是一个‘拘’字。拘就是偏颇，不知的人却把这当作横逆。”

又回答吴伯丰说：“异端的学问，以性为自私，固然是一大弊病。然而又不考察气质情欲的偏颇，而随意妄行，便说无非是至理，这尤其有害。近世儒者的议论，也有近似的，不可不考察。”我按：“良知家的弊端，正是这样。”

又回答吴伯丰说：“年少懂得看文字的人，不免让他们熟读注解，慢慢思考其中的意义，只寻找正意，不要枝蔓，似乎方略有头绪。然而却恐怕把秀才变成学究，也不济事。”我按：我们做学问，正应当把学究、秀才的学问合而为一，偏废一方是做不得的。

吴伯丰问《孟子集解序》，说引《史记》列传，认为孟子的书是孟子自己写的。韩愈说：“轲的书不是自己写的。”先生认为两种说法不同，《史记》的说法接近正确。而在《滕文公》首章注中说：“门人不能完全记住他的话。”又在第四章决汝汉处的注中说：“是记录者的错误。”不知如何解释？朱子回答说：“前面的说法是对的，后两处错了。熟读七篇，看它的笔势，如同熔铸而成，不是拼凑而成的。”我按：看这个，那么《孟子集注》也有修改得不完善的地方。

吴伯丰问明道说：“既得之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看颜子的学问，具体而微了。然而得一善，就拳拳服膺而勿失，守得牢固，如此。不知明道放开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上蔡也说：“学者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开始得开。我私下认为固滞狭隘，固然不足以适道。然而不勉励学者以存养践行的实功，而立刻把这当作要务，这是曾点的学问，不是颜子的学问。”朱子回答说：“明道的话，也是上蔡所记。恐怕‘须’字是必然的意思，说既得之后自然有此验证，不只是如此拘拘而已。不是说必须要放开。曾点的胸怀洒落，也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摆脱使之开。有意摆脱，也就不能开，而不是所以为曾点了。”上蔡的说法，恐怕不缜密，生出病痛。我按：朱子对于二程的话，真是字字称量过。

朱子回答吴伯丰论孟子博学详说：“横渠所说的未博学而先守约，就是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的意思，也是切要的话。”我按：这却与集注不同。

回答姜叔权说：“所谓察识此心，是致知的切近者，这说法是对的。然而也须知所谓识心，不是只想识此心的精灵知觉，而是想识此心的义理精微。想识其义理的精微，那么固然应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期。但至于久熟而贯通了，就不待一一穷究，而天下之理固然已无一毫之不尽了。”我按：这段与《观心说》相表里，并可想见一贯的光景。玩味所谓久熟而贯通，就知道别无一贯之法，只有随事精察而力行之法。颜子所谓“如有所立卓尔”，也是一贯境界，也只是由博文约礼之功而得之。但虽曰贯通，而与夫子的耳顺从心，则必有间。又卷五十四中《答王季和第二书》也可见一贯之由。又卷七十内有《读苏氏纪元》，也应当同看。又回答姜叔权论江西学问气象：“贤者天资慈祥，故于恻隐上发生；彼资禀粗厉，故别生一种病痛。大致其不稳帖而轻肆动荡，则不相远。”我尝说阳明之学，其病各随气质而不同，也是这个意思。

又回答汪长孺说：“明道所谓全体此心者，是说涵养本原，作为致知格物的基础而已。如说：‘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求其放心，自然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是这个意思。未可说得太深，也不是教人止于此而已。”我按：此条看“求放心”尚属旧说，与勉斋黄氏所说的不同。

又回答汪长孺论江西气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骂人的，曾举贾生论胡亥的话戏之。我按金溪派，头上达而后下学，其弊必至此。”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三

回答刘公度说：“说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这未论其许与的当否，然而其言的发亦太轻了。”旧见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学的效验。向见伯恭说：“孔子顺答魏王问天下之高士，

译却说“世上没有那样的人”，这一句似乎完全不符合孔子的家法。”这话意味深长，我认为这段论述轻率之弊最为警策切中，反复诵读它可以当作南容所珍藏的白圭。

译又回复刘公度说：“你说君举想要包罗万象、调和会通各种学说，不让它们互相冲突，其实他根本不了解各种学说的对错得失，自有无法调和的地方。”叶正则也是如此，真是令人叹息！我按语说：现在那些谈论三教合一的人，难道不是朱子所叹息的吗？然而又有人说三教不可合一，但各自有其妙处，不妨并存，这又是不以合一为合一，更加巧妙地包罗会通了。又回复刘公度说：“圣人门下的教学，循序渐进，没有一开始就追求顿悟的道理，只要持守反省、观察，渐渐久了就会熟练，自然能够贯通，自然就有安稳受用的地方了。”我按语说：梁溪的学问，也就是所谓一开始就追求顿悟的。

又回复刘季章说：“论及商汤和周武王，他们达到‘反之’的程度是否有差别，恐怕需要区分。这些地方虽然不是后学敢轻易议论的，但现在只要读他们的书，恐怕也不必等到听到他们的音乐才知道了。”我按语说：朱子对于商汤和周武王也说有优劣之分，但不同于苏氏“武王不是圣人”的论调。又卷五十七，李尧卿问：“《中庸》所说的三种知、三种行，既然说成功是一样的，而体现在音乐上，又有不同的实际表现，为什么呢？”朱子回答说：“由本性回归和由后天努力回归，成功虽然一样，但武王的地位终究让人觉得有痕迹存在。”

刘季章说不可以轻易谈论权变。集注末尾有这样的话。用孟子“嫂子溺水，用手去拉”的意思推论，那么权变与常道也应该有区别。我私下认为，天下的事只有一个理，所重视的在这里，那么它的理就不超出这里。当嫂子溺水的时候，只应该用手去拉，虽然出于紧急不得已的行为，却是天理和人伦所不容许不做的。现在说有区别，开了这一条路，恐怕学者因此借口，稍微偏离正道，来不及自我顾惜了。怎么样？朱子回答说：“既然说是紧急不得已的行为，就是权变不可以常用，而常道可以常用，自然有不容许没有区别的地方。如果只说权变，那么常道就没有分别，恐怕它的弊端不止开一条路而已。”我按语说：程朱论权变不同，总是一个忧世之心。又回复刘季章说：“江西人崇尚意气，不肯跟随别人后面，凡事都要从自己出发。”我按语说：这种毛病难道只是江西人吗？

回复许景阳论及“未发之中”说：“只是这个理，相对于恶来说，就叫做善；相对于浊来说，就叫做清；相对于四方来说，就叫做中。起初并不是有两个东西。”我按语说：这几句话概括了许多注疏。

胡季随问：“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叫做中，就是天命叫做性；发作都符合节度，叫做和，就是遵循本性叫做道。”朱子回答说：“详细考察程先生关于率性的文义，恐怕不是这样。”我按语说：“这应当与卷五十一回复黄子耕论率性的一条一起看。”《中庸大全》说：“峰胡氏认为率性是天下通行的道，他大概没有考察到这里吧？”

又回复胡季随说：“《遗书》所说，佛教有尽心知性，没有存心养性，恐怕记录的人有错误。总之，佛教只是在恍惚之间见到一些心性的影子，却没有仔细见到真实的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即使有存养的功夫，也只是存养他所见到的影子。固然不可以说没有见到，也不可以说不能养，但所见所养的不是心性的真实罢了。”我按语说：知道这个，那么一切改头换面的说法，都不能附会了。

又回复胡季随说：“文义的失误，还是小病，却是自欺欺人、强词夺理，乃是心腹膏肓之疾。”看朱子的针砭如此，他对象山，难道是喜欢辩论吗？

又回复胡季随说：“论及洒落二字，只要有追求洒落的心，就终身不能得到洒落。因为只要有这个意思，就不自然。那些自认为洒落的人，不过是疏略放肆的别名罢了。”又说：“洒落二字，本来是黄太史的话，后来延平先生拈出，也是想要学者认识一个深造自得的气象，来考察自己所得的深浅。没想到传了一两次之后，弊端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我按语说：“这段应当与卷五十二《回复吴伯丰论明道》既得之后须放开一条一起看，都是教人专心下学的意思。”回复沈叔晦说：“平常确实有似是而非的论调，不幸被人传出去，将来或许能扰乱正道、误导人，这是可惧的。”我按语说：“看这个，那么《学蔀通辩》一书，确实是朱子的功臣。”

又回复沈叔晦说：“最近一派流入江西，践踏董仲舒，而推崇管仲、王猛。”我按语说：“这是吕子约的流弊，一说出来，明代末年的学问，大抵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四

回复孙季和说：“明道、伊川论性疏密，固然不同，但他们的气象也各有极致之处。明道直是浑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细朴实。正像文王治理岐山，周公制定礼制的不同，又像马援论汉二祖那样。”我按语说：“看这个，那么二程不可偏废，就明白了。”

又回复孙季和说：“读书玩味道理，外在考证又是一种功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然喜好，固然是个毛病，但也不能说没有帮助。”我按语说：像沈括、程大昌之类的人，朱子都有

译从中汲取（精华）。这就是朱熹之学之所以宏大的原因。

译回复诸葛诚之说：“先前讲论的时候，看见各位贤者往往有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意思，脸色严厉、言辞愤怒，如同面对仇敌一般，不再有长幼的礼节、谦让的仪容。我曾经私下里觉得可笑，认为即使是真正的仇敌，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只是看到各位贤者意气正盛，不能立刻用片言只语取得信任，因此沉默不语。到现在心里常常感到不满。”我按：看这段话，可以想见朱子言语与沉默的节制。

回复项平父讨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一封信，这是王阳明所选取作为朱子晚年定论的。然而在这封信之前，还有另一封回复项平父的信说：“您告知，这心原本就是圣贤，只要在未发的时候常常认识它，已发的时候常常记住它。认识它、记住它，不知道所认识、所记住的是指什么东西？如果是指这心，那么认识者、记住者又是什么东西？心有两个主宰，自己互相争夺，圣贤的教诲，恐怕没有这种方法吧。持守的关键，大抵只是要让这心常常自我整顿，清醒明了，即未发的时候不昏昧，已发的时候不放纵罢了。我的见解如此，不知道陆子静会怎么回复？”那么所谓陆子静的“尊德性”，也就是这种自我互相争夺罢了。一篇《观心说》，正是指出这种毛病，只是朱子此时还没有看透陆子静罢了。

又回复项平父说：“告子的毛病，大概是不懂得心中满足的地方，就是义所安适的地方；心中不满足的地方，就是不合于义的地方。所以直接把义当作外在的东西，而不寻求。现在的人因为孟子的话，却能够看到这种意思，而认识到义是在内心的。然而又不知道心中满足与不满足，也有必须依靠讲学省察，然后才能察知其精微的地方。所以对于学习积累、询问辨析所获得的，都指斥为外在的，而认为不是义所在的地方，于是全部抛弃而不做。这与告子的话，虽然看似稍有不同，但实际上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差别罢了。以此互相嘲笑，就如同一起洗澡却讥笑别人裸身一样。”我按：告子对于义，也不是完全不求，只是认为心在自然就能合乎义。

又回复项平父说：“现在的人读书不仔细，把圣贤的话都看错了。又便以此作为根本确立一切法则，横说竖说，欺骗恐吓众生，恐怕他的罪过不止像范宁的议论、王弼那样而已。”我按：陆象山所谓“六经皆我注脚”，分明是自己承认这一点。

回复周叔谨说：“我近日也感觉到以前说话有很大的支离破碎之处，反省自身来寻求原因，正是由于自己用功也不够切实罢了。因此减少了文字方面的功夫，觉得清闲中的气象非常舒适。常常劝勉学者，暂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切实体察收拾最为重要。其余的文字暂且大致诵读涵养，不需要大力考索。”我按：所说的减少文字功夫，难道是尽数抛弃书册的意思吗？只是想要循序渐进罢了。

回复路德章说：“认为东莱遗言中有涉及经济维持的内容，是另外一件事，而不同于平日道学的意思，恐怕这也未免有损于东莱。龟山曾经讥讽王氏的学问，分离内外，割裂心迹，使道常常无法应用于天下，而经世的事务都是私智的穿凿，正是说的这个。”我按：“王氏的学问，分离内外，割裂心迹，陆象山、王阳明，则是分离而强行合并，割裂而强行连接，实际上仍然是分离和割裂。”

又回复路德章说：“认为如果遇到汉高祖、唐太宗，也必须有争不过去，暂且放过的地方，方寸之地，只有一毫之差。这种见识，就是枉尺直寻的根本。如果真像这样，那么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张仪真可以称为大丈夫了。”我按：朱子在这些地方，他正谊明道的心肠，简直与日月争光。

又回复路德章说：“先前看见伯恭说，年轻时性情粗暴，嫌饮食不如意，就敢打破家什。后来因为久病，只拿一册《论语》，早晚闲看，忽然觉得有意思，一时平静了，于是终身没有暴怒。这可以作为变化气质的方法。”我按：伯恭的变化气质，是从读书体认中来的，所以能够进步如此。比起今天悟道而明天骂人的人，相差太远了。至于读书，如果在文字议论上用功多，而在性情义理上用功少，以至于身心放纵，念虑粗浅，这就是不善学伯恭的人了。又回复路德章说：“读书也必须逐章逐句，仔细研究穷究，才能见到意味。如果只用粗心，只求快意，恐怕终究无法涤荡尘埃，铲除鳞甲。”我按：这正与伯恭的变化气质相反。

回复时子云说：“先前编撰《近思录》，想要收入几段说科举败坏人心术的话，而伯恭不肯。今天才知道这个病根，从那时就已经在心田里栽种培养了。”我按：“这也不是举业兴盛而圣学灭亡的话头，只是要人在这里剖析一个义利罢了。”

回复赵几道的信，所谓近来深深感觉到弊端，不免直截了当说破的，一定是针对陆象山的学问而言。

回复杨简卿说：“您告知赵帅的信，在我们朋友年轻的时候，何必如此急切？平生不敢做这种事，所以也不愿把这种态度施加于人。不喜欢人婉转地为人求取知遇，所以也不愿写这样的信。反复思考，没有可以回应命令的话。只有一句话作为赠言，希望贤者立志高远，

译有能超脱于世俗之人，才是我所期望的。」井伯虽然确实与我交好，然而似乎并不明白我们相爱的真正原因。又回复吴宜之说：「我身处闲散偏远的地方，怎能替人辗转谋求馆舍和试职？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亲戚中像黄直卿这样的人，应当早就替他们谋得了。况且我平生治学，只学安于贫困、坚守道义这一件事。朋友们之所以远道而来询问，也正是为了这个。如今如果迁就宜之的意思，替他四处经营，那就是师生之间抛弃仁义而怀着私利来交往了，这难道是彼此探求学问的本意吗？」看朱子的这两封信，真是立场坚定。

译回答赵昌甫说：“文人擅长言辞，被人喜爱，容易走入邪路。像近世陈无已不写文章，雷州吕居仁不回复梁师成，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可贵。”我按：君子不但不可轻易求人，即使有人来引荐自己，又岂能就堕入坑陷呢！

回答徐彦章说：“老庄和佛家崇尚静，而想要消除天下的动，这就像常睡不醒，把有用的东西抛弃而归于无用，圣贤本来就不会这样做。现在崇尚动，而想要消除天下的静，这就像常走不停，虽然劳累却得不到休息，圣贤也不能做到。大概他们的过失虽然有彼此的不同，但都偏执于一端，而不是天下的正理，则是一样的。唉！学者如果能知道一阴一阳、一动一静可以相互制约，却不能相互取代，又知道静是主体，动是客体，那么大概就不会对道的本体感到迷惑，而在日常生活中有所用力了。”我按：所谓“崇尚动而想要消除天下的静”，这是以寂灭为嫌，而想要废除静，虽然没有详细说出他们的说法，大概是认为未发和已发都属于动罢了。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五

回答潘谦之说：“性只是理，情是理流露运用的地方。心的知觉，就是具备此理而实行此情的原因。”我按：由此看来，那么《大学》首节注中“虚灵不昧”四个字，只是知觉二字。又《黄氏日抄》记载回答潘谦之说：“伊川有时教人静坐，但孔孟以上却没有这种说法。必须看到静坐与观理两不相妨，才是恰当的。”回答李时能说：“定静只是知止的效果，不必说用定静来涵养，又另外做一项工夫。”我按：这就是存疑所说的知边静。回答包详道：“严厉驳斥那种认为必须豁然顿悟然后才渐次修行的说法，不知道高景逸为什么还指一贯为起手工夫呢。”又回答颜子坚说：“所谓古人学问不在简编，必定有所谓统之宗、会之元，那么我的愚见对此还没有明白。”我按：高子所谓的一贯，难道不就是子坚所说的统宗、会元吗？

回答安仁吴生的一封信，如果没有万物一体的胸怀，不能开出这样的药石，难道不是所谓不屑于教诲吗？回答赵然道的一封信，也是如此，又可见朱陆晚年的同异。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六

回答徐载叔说：“放翁的诗，读起来爽快。近代只看到此人有诗人的风致。我按：朱子如此推许放翁，也是宋代的一位人物。”

回答方宾王谊说：“性就是理。现在认为它是万理的来源，又好像另外是一物。康节先生说：‘性是道的形体’，这话却似乎亲切。”我按：这应当与卷五十三回答胡季随论未发一条同看。又后面卷五十九回答陈卫道“性只是理”一条，也应当同看。

合起来看，那么未发已发，区分性情可以，区分性道则不可以。方宾王问：“吾无隐乎尔”一章，谊认为圣人的作止语默，无非是教化。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因为圣人全体都是此理，没有事物不体现，没有时刻不是这样。所以用这话告诉二三子，也是道的实际罢了。如果像谢氏、杨氏的说法，那么就像我与二三子共有此理，他们仰观俯察，以及百姓日常所用，无非是此理的流行，那么恐怕举出事物而遗漏其法则，将有运水搬柴、扬眉瞬目的意思，不知如何？朱子回答说：“好。”我按：“天何言哉”一章，也应当这样看。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七

李尧卿认为樊迟问知，告诉他要敬鬼神而远之，在三代的时候，民间所谓的鬼神，士人有五祀和他的先祖，这是樊迟所应当祭祀的，想来没有后世所谓的淫祠，告诉他要敬而远之，莫只是以五祀为戒吧。朱子回答说：鬼神固然不是说淫祠，但淫祀的鬼神既然不当其位，未能除去，那么也应当敬而远之罢了。我按：尧卿看得切实，朱子所回答的则是为后人说的罢了。

回答陈安卿淳说：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诚心正的效果，不只是用功的地方。不惑知命，是意诚心正而所知道的日益进步不已的验证。以至于耳顺，那么所知道的又达到极致而精熟了。我按：依此，那么立处已经是一贯了然，以可与立，未可与权来看，恐怕立还不是知至一贯。安卿后一封信，也对此有疑问。而朱子回答说：细想这一章，只能当作学者事来看，而圣人所寄托的，则是他自己看到有略相似处，现在窥测他不得。正如曾子借忠恕两字，阐发一贯的妙处，回答得很含糊。

陈安卿问：“颜子无所不悦，与终日不违，闻一知 ten，语之不惰等类，如果从知上来说，那么此时只是天资明睿，而学力精敏，对圣人的话都深晓默识，还不是对天下的理廓然无所不通，还未能完全说是物已格，知已至而复其本心光明知觉的全体处，因为这时还依赖于圣人的话。至于所谓卓尔之地，乃

译这（境界）是开阔通达而认知达到极致，与圣人天生就知晓的意味相似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朱子回答说：「恐怕是这样的。」我按：这一条对颜回的地位区分得最为明白。

译读朱随笔卷三

<子部,儒家类,读朱随笔>

钦定四库全书

读朱随笔卷四

监察御史陆陇其撰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八

朱子回答张仁叔说：“霍光在重大节操上，也有很大的亏欠之处。”我按语说：“霍光在重大节操上的亏欠，没有比许后之事更严重的了。这也是因为他平日里在家庭内部不能端正自身、教化家人，以至于妻子骄纵过度，酿成了大祸。所以要想在重大节操上没有亏欠，一定要从谨慎细微之处开始。”

朱子回答徐子融说：“关于有性无性的说法，实在难以理解。当时方叔对此，本来就没有去理会，只是轻率地越级挑选难懂的问题来问。我如果顾念得到这一点，那么对此自然应当不回答，并且只教他仔细熟读圣贤明白、平易、切实的言论，就在自己本分上按次序下功夫，这才对他有益，而我也不会失言。却不应当随他所问，轻率地回答他，导致他一向如此狂妄，这是我的罪过。”我按语说：“在这里最能看出朱子教导人不轻率的态度，应当与卷五十五《答安仁吴生等书一同观看。”

又回答宋深之说：“五峯的书，《知言》最为精妙，然而其中也不能没有小小的可议论之处，其他往往又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向来敬夫不想广泛传播它。现在想来广仲的意思，恐怕也有所难以言说的地方，并不是吝惜。”南轩的文章，这里刻版有两本，其中一本是我作序的，差别不大混杂。黄州也有官刻本，篇目次序更多，然而多是年轻时的作品，可惜啊。我按语说：“古人对师友的文章，不想轻易流传刻本，像这样是何等慎重。”

回答叶味道说：“陆子静在服丧期间，竟然想在卒哭祔祭之后，撤去几筵而返回。认为朱子关于祔祭与迁主本是两件事的说法不对。”我按语说：“子静对亲人淡薄，也是从他的学术偏差而来。”

邓卫老问孔子、颜回所快乐的是什么，回答说只是遵循天理罢了。朱子回答说：“这些地方不容易用一句话断定，暂且应当虚心玩味，兼考圣贤做学问用力的地方，实在下功夫才能见到如此。硬说对事情没有益处。”我按语说：“说遵循天理也不怎么差错，但是朱子最怕人硬说，不切身体会。”邓卫老又问：“曾参、漆雕开已经见到大意了吗？”朱子也说：“必须实在下功夫，真有见处才有意味罢了。”

回答邓卫老说：“韩魏公议论不应当在正殿让道士设坛斋醮，却不知道设坛斋醮的不当之处。”我按语说：“现在的人议论治国，往往像这样。”

邓卫老又问：“程先生议论封建制，很采纳柳子厚的说法，而范唐鉴也推广了它。到了胡氏的《管见》，却极力诋毁柳子厚，一并排斥苏轼、范氏，他的说法反而与程门不合，为什么呢？”朱子回答说：“《遗书》中只有一条议论封建制而采纳柳子厚的，其他却不是这样，恐怕这一段是记录的错误。范氏的说法大多苟且简略，不足以作为法则。胡氏的议论虽然正确，然而他谈论利害也有偏颇。总之，封建制和郡县制互有利害，但其道理则应当以封建制为公正罢了。这类问题暂且慢慢讲，不是今天所急迫的。”我按语说：“议论封建制的，明代沈一贯，人品虽然不正，然而他的话却多可采纳。”

回答张敬夫议论“必有事焉”这一段说：“这一段依照孟子原文，只应当在养气上说。《集注》说得很完备了。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说，却是养气之前的一段事。功夫虽然细密，然而恐怕不如暂且依照孟子来看。”我按语说：“朱子虽然采纳程子的言论，然而讲到孟子，却不依照他的说法，是何等权衡？卷六十一回答林德久也说：孟子上下文没有‘敬’字，只有‘义’字。程子是移就‘敬’字上说，不是孟子的本意。”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九

回答吴斗南说：“搜集程门各位先生的行事，前些年也曾做过，但没有完成。现在邵武印本所谓的《渊源录》就是。当时编集没有完成，却被后生传出，导致这样流传，心里很遗憾。近来深入考察程先生的言论，他的门人恐怕没有能承当得起这个衣钵的。”我按语说：“看这个，那么《渊源录》是朱子未定稿的书。”

回答陈卫道说：“性只是理，因为它在人身上所禀受，所以称之为性。并不是有一个块然独立的物体可以命名为性，而不生不灭的。”我按语说：“这也是‘性’字切要的解释。又说：‘凡是古圣贤说性命，都是就实事上说。比如讲尽性，就是尽得这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道而没有剩余；讲养性，就是养得这道理而不损害。尤其明白。’

回答余正叔说：“先前所议论的，不曾想要专门追求止息念头，只是认为不可以一向专门依靠书册，所以稍稍放教虚闲，务必要亲切自己。然而在那无事的时候，更是根本所在，不可以昏沉懒惰杂扰，所以又想要就此便加持养，立个主宰。其实只是一个提撕警策，贯通动静。只是无事时只是一直这样持养，有事处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内直外方之别。并不是以动静真假截然分为两物。”我按语说：“看这一条，那么凡是朱子所说的内外动静之处，可见他未曾有所偏颇。果斋李氏所谓‘晚见诸生缴绕于文义之间，始颇示本体’者，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