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七
如所谓五鼔振衣、何思何虑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极。又曰：“天下何思何虑，正谓虽万变之纷纭，而所以应之，各有定理，不假思虑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须之顷，当之，则是日出事生之后，此“何思何虑”者遂爲闲废之物，而无所用矣。彼所谓得一贯之旨者，殆不过此，岂不陋哉？又曰：“谓曾子以门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爲言，则是不知忠恕之相爲体用，正所以明夫一贯之实矣。”愚按：以五鼓振衣、何思何虑者爲一，则“是一”爲虚无寂灭之一，而非一理浑然之一矣。
译像那些把五更天振衣而起、心中无所思虑当作极致妙道的人，又把“天下何思何虑”解释为：虽然世间变化纷繁复杂，但应对这些变化的方法各有其确定的理则，不需要借助思虑就能知晓。如今如果在中夜起身静坐，片刻之间去体悟这种境界，那么在日出之后事务发生之时，这种“何思何虑”的状态就成了闲置无用的东西，毫无用处了。他们所谓领悟了“一贯”宗旨的人，大概不过如此，难道不浅陋吗？又说：“认为曾子因为门人资质不足，所以暂且用忠恕来讲解，这是不知道忠恕互为体用，正是用来阐明‘一贯’实质所在。”我认为：如果把五更振衣、何思何虑当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个“一”就是虚无寂灭的一，而不是天理浑然一体的一。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一
记和靖先生五事，其一云：「先生日诵《金刚经》一卷，曰：『是其母所训，不敢违也。』」愚按：《论语》所谓「无违」，恐不如是。若和靖果有此事，不如曹月川逺矣。
记林黄中辨《易·西铭》谓太极是生两仪，不是包两仪。包如人之懐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愚按：包与生二字，学者当理会。
记濂溪传云：「国史载太极图说，乃云自无极而爲太极，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二字也。」愚按：「史臣不明理，其弊如此。」
偶读谩记，内如论子华子之僞，孟子排淮泗之误，与夫疫疾之不当避，学者皆不可不知。末后脩礼书一条，想是朱子初修原本与后来改定本，故有此论。
于永叔则考其事迹，于伊川则定其年谱，此是朱子论世之学。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二
北辰辨，声律辨，开阡陌辨，九江彭蠡辨，皇极辨，皆是经史之纲领。
尹和靖手笔，辨皆是《言语録》之不可废，此遗书所爲述也。
观杂学辨，所辨苏氏易解诸条，真尹和靖所谓训经而欲新竒，无所不至矣。欧阳公事迹曰：「公尝谓前儒注诸经，惟其所得之多，故能独出诸家而行于后世。而后之学者各持好胜之心，务欲掩人而▯已，故不止正其所失，虽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说，欲尽废前人而自成一家，此学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诗本义，止百余篇而已，其余二百篇无所改易。曰：「毛郑之说是也，复何云乎？」呜呼，此其用心公正，岂子瞻所及哉！宜朱子之有取焉。
杂学辨辨：苏黄门《老子解》曰：“圣人所谓上达，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贯之也。”苏氏之所谓达，则舍器而入道矣。愚按：此当与卷七十读，苏氏《记年》并五十二卷《答姜叔权论识心》同看。
杂学辨辨《吕氏大学解》曰：致知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则所致之知，固有浅深。愚按：此与卷四十六《答黄商伯》不同。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三
胡子知言疑义曰：「遗书中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者，盖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尝不在也。」愚按：「理气合一之论，只可如此说，此当与卷六十二答甘吉甫『天根月窟』一条同看。」
性无善恶，心无生死，此两言诚是知言中大病。
知言谓：欲爲仁，必先识仁之体。朱子曰：此语大可疑。观孔子答门人问爲仁者多矣，不过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从事于此而自得焉耳，初不必使先识仁体也。又曰：孟子指齐王爱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导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后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识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听其枝叶之自茂耶？愚按：观此，则程子之所谓识仁，岂可不善看？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四
更同安县学四斋名曰如彚征之名乃学优而仕之事非学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禄诱人岂斆学者之意哉今欲复四斋之旧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目之愚按朱子惟恐人不知义利之辨故随处指示如此观同安县谕学者数条及策试牓喻真足破俗吏之习《白鹿洞学规》《玉山讲义》增损《吕氏乡约》皆学者所当熟玩而《沧洲精舍谕学者》一条尤足令初学兴起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五
困学恐闻》编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谓也。知其困而学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学之之事也。」愚按：朱子以「困学」名燕居之室，而目其杂记之编曰《困学恐闻》，其自励深矣。今人不但不能学，并不自知其困，何怪其不如朱子哉！
戊午《谠议》序曰：「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此二语断尽南宋诸臣之案。
论孟精义》序曰：「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茍不先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愚按朱子之言如此，今人竟置注疏不读，何哉？
中和旧说序，当与魏庄渠与余子积书同看。
王梅溪《文集序》注云：「代刘恭父作。」今人代笔文字，盖朱子所不能免。程
译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一
记载和靖先生五件事，其中第一件说：“先生每天诵读《金刚经》一卷，说：‘这是母亲所训诫的，不敢违背。’”我按：《论语》所说的“无违”，恐怕不是这样的。如果和靖先生确实有这件事，那就比曹月川差远了。
记载林黄中辨析《易·西铭》，说太极是生出两仪，而不是包含两仪。包含就像人怀胎，孩子在母亲体内；生出就像人生孩子，孩子在母亲体外。我按：“包”与“生”这两个字，求学的人应当加以理会。
记载濂溪传中说：“国史记载《太极图说》，却说‘自无极而为太极’，不知依据什么，而增加了‘自’‘为’这两个字。”我按：“史臣不明理，弊端竟至于此。”
偶然阅读随意记录，其中如论述《子华子》是伪书，孟子排斥淮泗之说是错误的，以及疫病不应当躲避，求学的人都不可以不知道。最后关于修订礼书的一条，大概是朱子初修原本与后来改定本的缘故，所以有这样的议论。
对于欧阳永叔则考证他的事迹，对于程伊川则确定他的年谱，这是朱子论世的学问。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二
《北辰辨》《声律辨》《开阡陌辨》《九江彭蠡辨》《皇极辨》，都是经史的纲领。
尹和靖的手笔，辨析都是《言语录》中不可废弃的内容，这是《遗书》所记述的。
观看《杂学辨》，其中辨析苏氏《易解》的各条，真是尹和靖所说的为了注解经典而追求新奇，无所不至了。欧阳公的事迹说：“欧阳公曾说，前代儒者注解各种经典，只因为他们所得的多，所以能够独出诸家而在后世流传。而后来的学者各自怀着好胜之心，务求掩盖别人而突出自己，所以不仅纠正前人的失误，即使是正确的部分也一概用己说替换，想要完全废弃前人而自成一家，这是求学的人的大患。”所以欧阳公作《诗本义》，只有百余篇而已，其余二百篇没有改动。说：“毛亨、郑玄的解说是对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唉，这种用心公正，哪里是苏子瞻所能比及的呢！难怪朱子有所取法。
《杂学辨》辨析：苏黄门《老子解》说：“圣人所说的上达，是兼括本末精粗而一以贯之的。”苏氏所说的达，则是舍弃具体事物而进入抽象道理了。我按：这应当与卷七十的读苏氏《记年》以及五十二卷《答姜叔权论识心》一起看。
《杂学辨》辨析《吕氏大学解》说：致知格物，是大学的开端，是学习的事情。格一物，则一知至，其功夫有渐进，积累久了贯通，然后胸中分明不疑，所行的意诚心正了。那么所致的知，本来就有深浅。我按：这与卷四十六《答黄商伯》不同。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三
《胡子知言疑义》说：“《遗书》中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大概是说其流变如此，而性的本然状态也未尝不在。”我按：“理气合一的论述，只能这样说，这应当与卷六十二答甘吉甫‘天根月窟’一条一起看。”
性无善恶，心无生死，这两句话确实是《知言》中的大病。
《知言》说：想要行仁，必须先认识仁的本体。朱子说：这话大可疑。看孔子回答门人问如何行仁的很多，不过是告诉他们求仁的方法，让他们从事于此而自得罢了，起初不必让他们先认识仁体。又说：孟子指出齐王爱牛的心，是顺着他所明白的来引导他，并不是认为必须这样然后才可以求仁。如果一定要通过枝叶来认识根本，哪里比得上培养根本而听任枝叶自然茂盛呢？我按：看这个，那么程子所说的识仁，难道可以不善加看待吗？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四
更改同安县学四斋的名字，叫做如彚征的名字，乃是学业优秀而做官的事情，不是求学的人所应当先追求的。揭出来作为名字，是用利禄诱人，哪里是教导求学的人的意思呢？现在想要恢复四斋的旧名，用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来命名。我按：朱子只怕人不知道义利之辨，所以随处指示像这样。观看同安县谕示求学者的几条以及策试榜文谕示，真足以破除俗吏的习气。《白鹿洞学规》《玉山讲义》增减《吕氏乡约》，都是求学的人所应当熟读玩味的，而《沧洲精舍谕学者》一条尤其足以使初学者兴起。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五
《困学恐闻》编序说：“困，就是行为有不得意的意思。知道其困而学习，用来增益其所不能的，这是困而学习的事情。”我按：朱子用“困学”命名燕居的室，而将其杂记的编次命名为《困学恐闻》，其自我勉励很深了。现在的人不但不能学习，并且不自知其困，何怪其不如朱子呢！
戊午《谠议》序说：“拥有天下的人，承受万世无疆的统绪，那么也有万世必报的仇敌。”这两句话断尽了南宋诸臣的案件。
《论孟精义》序说：“汉、魏诸儒，校正音读，通晓训诂，考证制度，辨析名物，他们的功劳博大啊。求学的人如果不先涉猎其流，那么又凭什么在此用力呢？”我按：朱子的话如此，现在的人竟然放置注疏不读，为什么呢？
《中和旧说》序，应当与魏庄渠与余子积的书信一起看。
王梅溪《文集序》注说：“代刘恭父作。”现在人代笔的文字，大概是朱子所不能避免的。程
傅伯拱字说，发明吉礼尚左之义，最好。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七
存斋记所云「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体，必将了然有见乎参倚之间，此似观心说所讥者，其爲未定之论无疑。《通鉴室记》曰：「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毫分。」此二语是读书要法。
建阳县主簿防记曰：「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戸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愚按：主簿之职如此，诚任之而使克尽其职，岂不有以分令之烦哉？」此当与《洪武教民榜文》同看。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九
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曰：「三先生之道，则髙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乡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尝游宦之邦也。」愚按：朱子之言如此。然近世刋程朱阙里志者，何与？琼州学记曰：「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导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虑其由而不知，无以久而不坏也，则爲之择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学校，而聨之以师儒，开之以诗书，而成之以礼乐。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传是教而施之无穷者，盖亦莫非因其固有而▯明之，而未始有所务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学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无逺之不暨，而无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泽，所以爲盛，而非后世所能及也。」愚按：观此记，则知所谓「不可使知之者」，非不欲其知明矣。韶州濂溪先生祠记曰：「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学。言天者遗人而无用，语人者不及天而无本。专下学者不知上达，而滞于形器；必上达者不务下学，而溺于空虚。优于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随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愚按：此等语说尽古今爲学之弊。又云：「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盖有以阐夫太极隂阳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义者，得以知其所自来。言圣学之有要，而下学者知胜私复礼之可以驯致于上达；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诚心端身之可以举而措之于天下。」婺州金华县社仓记曰：「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爲说耳。以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愚按：论社仓者，必明于青苗之弊，而后可。又《建阳县长滩社仓记》曰：「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于崇安，其规模大略放元履，独岁贷收息爲小异。元履常病予不当祖荆舒聚敛之余谋，而予亦每忧元履之粟久储速腐，恵既狭而将不久也。然元履之言虽疏，而其忠厚恳恻之意，蔼然有三代王政之余风。」愚按：朱子不茍从人，而又不掩人善，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
鄂州州学稽古阁记。此一篇足破“六经皆我注脚”之言。此是癸丑年作，又可见其晚年之论矣。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二
跋《李后主诗》后：此寥寥数语耳，却可见异端之流毒。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三
跋《余岩起集》云：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搢绅，下及闾巷韦布，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以醖借袭藏、圆熟软美爲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所懐；听其言者，终日而不知其意之所乡。回视四五十年之前，风声气俗，盖不啻寒暑昼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愚按此极似今人病痛，然惩此而一槩以刚介质直爲尚，又恐有东汉党锢之病。君子之言行，其必务
译傅伯拱字说，阐发吉礼崇尚左方的义理，最为精妙。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七
存斋记中所说“存养而日久则熟”，心的本体，必将清晰地洞察于参差倚斜之间，这似乎正是观心说所讥讽的，其作为未定之论无疑。《通鉴室记》说：“大的方面提纲挈领，小的方面剖析毫厘。”这两句话是读书的要法。
建阳县主簿防记说：“县的属官有主簿，品级从九品，每县一人。掌管县的文书簿籍，凡是户口租税的版籍，出纳的账目，符檄的委派，狱讼的成案，都汇总治理。稽查事务的延误，以及财用的损失，以辅助县令治理。我按：主簿的职责如此，确实委任他而让他能尽其职，岂不有助于分担县令的烦劳吗？”这应当与《洪武教民榜文》一同参看。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九
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说：“三先生的道，确实高深而美好。然而这婺源，不是他们的故乡，不是他们寄居的地方，也不是他们曾经游历做官的国家。”我按：朱子的话如此。然而近世刊刻《程朱阙里志》的人，为何如此呢？琼州学记说：“从前圣王兴起，设立君师，分设官职，以长养治理。而教化民众的项目，则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仅此五者罢了。大概人有了这身体，就一定会有这五者，而不能一日离开；有了这心，就一定会有这五者的理，而不可以一日离开。因此圣王的教化，顺应其固有，反过来引导他们，使他们不忘记初心。然而又担心他们由此而不知晓，无法长久而不败坏，就为他们选择民众中的优秀者，聚集在学校，用师儒联结他们，用诗书开启他们，用礼乐成就他们。凡是为了使他们明晓这理而坚守不失，传承这教而施行无穷的措施，大概无非是顺应其固有而使之明晓，从未有所追求于外。像这样，所以教化容易明晓，学问容易成就，而其施行的广博，达到没有远方不能到达，没有细微不能感化的地步。这是先王教化的恩泽，所以兴盛，而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我按：看这篇记，就知道所谓“不可使知之者”，并非不想让他们知晓明晓了。韶州濂溪先生祠记说：“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人不知道如何为学。谈论天道的人遗弃人事而无用，谈论人事的人不及天道而无本。专于下学的人不知道上达，而滞留在形器；必求上达的人不务下学，而沉溺于空虚。擅长治理自己的人，或许不足以推及他人；而随世就功名的人，又未必能从根本推演。像这样，所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盛，道学不传而异端兴起。”我按：这些话说尽了古今为学的弊端。又说：“濂溪先生兴起，然后天理明晓，而道学的传承重新接续。大概有以阐发太极阴阳五行之奥妙，而天下为中正仁义者，得以知道其所由来。言圣学有要，而下学者知道胜私复礼可以循序渐进达到上达；明天下有本，而言治者知道诚心端身可以举而措之于天下。”婺州金华县社仓记说：“凡世俗之所以对此感到弊病的，不过是以王安石的青苗法为说辞罢了。以我观察前贤的论述，而以今日之事验证，那么青苗法，其立法的本意，本来并非不善。但其给予的是金钱，而不是谷物；其处置的是在县城，而不是在乡村；其任职的是官吏，而不是乡村的士人君子；其施行的是聚敛急迫之意，而不是惨怛忠厚之心。所以王安石能在一个县施行，而不能在天下施行。我按：论社仓的人，必须明晓青苗法的弊端，然后才可以。又《建阳县长滩社仓记》说：“从前元履既做了这件事，而我也在崇安做了这件事，其规模大略仿效元履，唯独每年借贷收息稍有小异。元履常怪我不当效法荆舒聚敛的余谋，而我也每每忧虑元履的粮食久储速腐，恩惠既狭小而将不能长久。然而元履的话虽然疏漏，而其忠厚恳恻之意，和蔼地有三代王政的余风。”我按：朱子不轻易随人，而又不掩盖他人的善，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
鄂州州学稽古阁记。这一篇足以破除“六经皆我注脚”的言论。这是癸丑年所作，又可见其晚年的论断了。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二
跋《李后主诗》后：这寥寥数语罢了，却可见异端的流毒。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三
跋《余岩起集》说：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缙绅，下及闾巷平民，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门以蕴藉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相处的人，穷年而莫测其中所怀；听其言的人，终日而不知其意所向。回看四五十年之前，风声气俗，简直不像寒暑昼夜那样相反。是谁使之如此呢？我按这极似今人的病痛，然而惩此而一概以刚介质直为尚，又恐有东汉党锢之弊。君子之言行，其必务
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纎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廹，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闗有如此者。愚按此条，当与程子「作字甚敬」同看。
跋程沙随帖云：「顔公刚毅忠烈，得之天资，与其学之不纯而谄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于道者，师其所当师，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愚按：富郑公、赵清献皆当以此例看。跋病翁先生诗谓：「学诗且当以文选、乐府诸篇爲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乃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也。愚按：此是朱子晚年之语，以此言之，则王李之学汉魏未可全非，但不当背理耳。爲经义者，又岂可舍成▯、嘉、隆之规矩，而思立异以爲髙哉？
朱子题跋，在于僞学禁后爲多，大抵不欲以文自见，而聊书数语以应人之求，此亦可见朱子苦心。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五
调息箴不知是何年作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六
刋四经成，告先圣文，可见其郑重。内云：前遭秦火煨烬之厄，后罹汉儒穿凿之谬，不惟微词奥旨莫得其传，至于篇帙之次，亦复淆乱。朱子此刋所欲正者，不过篇帙之次。如易之十翼，当自爲卷；诗书小序，不当冠于篇首。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曰：「周程授受，万理一源。」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愚按：惟张邵司马，乃可云殊辙同归；若金谿姚江，是适越而北趋耳，何同归之有？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七
朱子祭南轩文，共四篇：一，讣而祭；一，葬而祭；一，祭于祠；一，祭于墓。其友朋之情，亦笃矣。
祭蔡季通文，凡二篇。一止有「呜呼哀哉」四字；一寥寥数语。其不欲以语言触世网，如此哉！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八
刘珙神道碑。珙从容言于上曰：「世儒多病汉髙帝不悦学，轻儒生。臣窃独以爲，髙帝之明，其所不悦，特腐儒之俗学耳。诚使当时有以二帝三王之学告之，臣知其必将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愚按：此论最公。又珙因上斋居请雨，一夕而应，诸公皆贺。公因进言曰：「陛下诚心感格，其应如响，此足以见天人相与之际，真有不容髪者矣。然则隠微之间，纎芥之失，其应岂不亦犹是乎？臣愿陛下察此而益谨其独焉，则天下幸甚。」上爲竦然改容。愚按：此可爲纳约自牖之法。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三
朝散黄公墓志铭，言黄讳瑀，福州郡闽县人。子干从学，考《宋史新编》，盖即勉斋之父也。又按志称，瑀卒乾道四年，即以其年葬。其长子杲，后公十二年卒。然则此志，盖作于葬后，而非埋于圹中者也。又按志中，尚未言以女妻直卿。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四
韦斋迁墓记》云：府君将没，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灵梵院侧。时熹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既惧体魄之不获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某月日迁于里之白水鵞子峯下。又云：祝孺人后二十七年卒。又《祝孺人圹志》云：孺人乾道五年九月卒，明年正月葬于建宁府建阳县后山天湖之阳，东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逺。愚按：朱子于韦斋之葬，迁之于二十七年之后，又与祝孺人之墓相去百里，不知何故？又卷九十八有《韦斋行状》云：公卒之明年，葬于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硕人别葬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然公所藏地势卑湿，乃卜以庆元几年迁于武夷乡上梅里寂歴山中峯僧舍之北。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五上
张德逺行状中直言宰相李纲以私意论谏议大夫宋齐愈腰斩，絶不爲李公讳。又后张公论赦曰：纲虽轻踈，亦尝爲国任事。上用公奏，纲得内徙。"轻疎"二字似亦足服李公。又将西行奏曰：小人进谗，说以快其私，经营窥测，投隙伺间，固不正名其
译在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的书帖后题跋说：“张敬夫曾经说，平生所见的王荆公书法，都像是在非常忙碌中写成的，不知道荆公哪里有那么多的忙事。这虽然是戏言，但确实切中了他的毛病。现在看这卷书帖，因而回想平日所见韩公的书法，即使是写给亲戚晚辈，也都端正严谨庄重，大致与此相同，不曾有一笔写成行书或草书的笔势。大概是因为他心中安静详密，从容和乐，所以没有片刻的忙碌，也没有丝毫的忙乱之意。这与荆公的躁动急迫，正好相反。”书信虽是小事，但与人的德性，其关联竟有如此之大。我按：这一条，应当与程子所说的“写字非常恭敬”一同看待。
在程沙随的书帖后题跋说：“颜公刚毅忠烈，是天资所得，与他学问不纯而谄媚佛道，自然不相掩盖。有志于道的人，效法他应当效法的，警戒他可警戒的，就可以了。”我按：富郑公、赵清献都应当用这个例子来看待。在病翁先生的诗后题跋说：“学诗应当以《文选》、《乐府》等篇作为法则，差不多才不会失去古人的本分体制。往后如果能够成就变化，固然难以估量。”这是鲁男子效法柳下惠的意思。我按：这是朱子晚年的话，由此说来，王世贞、李攀龙学习汉魏诗并非完全错误，只是不应当违背义理罢了。写经义的人，又怎么可以舍弃成化、嘉靖、隆庆年间的规矩，而想着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呢？
朱子的题跋，大多写在伪学被禁之后，大概是不想以文章自我显露，只是随便写几句话来应付别人的请求，这也可见朱子的苦心。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五
《调息箴》不知是哪一年作的。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六
刊刻四经完成，告祭先圣的文章，可见其郑重。文中说：先前遭受秦火焚烧的灾难，后来遭遇汉儒穿凿附会的谬误，不仅微言大义无法传承，至于篇章卷次的顺序，也再次混乱。朱子此次刊刻想要纠正的，不过是篇章卷次的顺序。比如《易经》的十翼，应当自成卷；《诗经》《尚书》的小序，不应当冠于篇首。《沧州精舍告先圣文》说：“周敦颐、程颢程颐的传授，万理同源。”说到邵雍，说到张载，以及司马光，学问虽然途径不同，道理则归于同一。我按：只有张载、邵雍、司马光，才可以说是途径不同而归于同一；至于金溪（陆九渊）、姚江（王阳明），这是要去越国却向北走，哪里有什么归于同一呢？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七
朱子祭南轩的文章，共有四篇：一篇是收到讣告后祭；一篇是下葬时祭；一篇是在祠堂祭；一篇是在墓前祭。他对朋友的情谊，也很深厚啊。
祭蔡季通的文章，共有两篇。一篇只有“呜呼哀哉”四个字；一篇寥寥数语。他不想用言语触犯世俗的罗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八
刘珙的神道碑。刘珙从容地对皇上说：“世俗儒生多批评汉高祖不喜欢学问，轻视儒生。我私下认为，高祖的英明，他所不喜欢的，不过是腐儒的俗学罢了。假使当时有人用二帝三王的学问告诉他，我知道他一定会肃然起敬并相信，那么他的功业成就就不止于此了。”我按：这个议论最公正。又刘珙因为皇上斋居求雨，一夜之间就应验了，各位大臣都祝贺。刘珙趁机进言说：“陛下诚心感动上天，响应如同回声，这足以看出天人相互感应之间，真有不容发之微的紧密关系。那么在隐微之处，丝毫的过失，其感应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我希望陛下察觉这一点而更加谨慎地保持独处时的敬畏，那么天下就幸运了。”皇上因此肃然改变脸色。我按：这可以作为通过简易途径自我引导的方法。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三
朝散大夫黄公的墓志铭，说黄公名瑀，是福州闽县人。儿子黄干跟随他学习，考证《宋史新编》，大概是勉斋的父亲。又查墓志称，黄瑀死于乾道四年，就在当年下葬。他的长子黄杲，在黄公死后十二年去世。那么这篇墓志，大概作于下葬之后，而不是埋在墓穴中的。又查墓志中，还没有提到把女儿嫁给黄直卿。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四
《韦斋迁墓记》说：父亲将要去世时，想葬在崇安的五夫，去世的次年，就安葬在乡里的灵梵院旁边。当时朱熹年幼，没有经历过世事，占卜选地不吉利，既担心体魄不能安息，于是在乾道六年某月某日迁葬到乡里的白水鵞子峰下。又说：祝孺人二十七年之后去世。又《祝孺人圹志》说：孺人乾道五年九月去世，次年正月葬在建宁府建阳县后山天湖的南面，距离先父白水的墓地东北方向百里之远。我按：朱子对于韦斋的安葬，在二十七年之后迁葬，又与祝孺人的墓相距百里，不知是什么原因？又卷九十八有《韦斋行状》说：父亲去世的次年，葬在崇安县五夫里的西塔山，而硕人另葬在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的寒泉坞。然而公所葬的地势低洼潮湿，于是占卜在庆元几年迁葬到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的北面。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五上
张德远的行状中直言宰相李纲以私意议论谏议大夫宋齐愈腰斩，绝不替李公隐瞒。后来张公议论赦免时说：李纲虽然轻率疏漏，也曾为国任事。皇上采纳了张公的奏章，李纲得以内迁。“轻疏”二字似乎足以让李公信服。又将西行奏章说：小人进谗言，用来满足私欲，经营窥测，投隙伺间，固然不端正名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