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增订叶评《伤暑全书》裘氏序言 《素问》说：各种热病，都属于伤寒一类；凡是患伤寒的，在夏至以前发病的叫温病，在夏至以后发病的叫暑病。后人妄自解释经文旨意，大多认为热病就是伤寒，温病、暑病也都是伏藏的伤寒，只是发病时间不同，所以名称各异。只有《难经》说：伤寒有五种，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和温病。这已经明确说明，伤寒是一般外感病的总称，所以世俗间有湿温伤寒、暑湿伤寒、热证伤寒等名称。因为“伤寒”这两个字，无异于“疾病”这个词的代称，就像说湿温病、暑湿病、热证病一样。如果病名辨别不清，治疗设置也会混乱，竟有人把治疗伤寒的麻黄汤用于温病、暑病等病，这是把人命视同草芥，说起来实在令人痛心。考察张仲景的《伤寒论》，本来也是一部兼论温病、暑病的著作，只不过同样以“伤寒”作为各种外感病证的名称。反过来，又有人误以为张仲景是专门研究伤寒的医家，认为他的书专治伤寒，凡是温病、暑病证候都不能用张氏的方剂治疗。吴又可著《温疫论》，用来与《伤寒论》相比较；叶天士著《温热论》，也用来与《伤寒论》相比较；到了吴鞠通，他从叶氏的著作中脱胎而出，撰写《温病条辨》，其凡例第一条说：“本书仿照仲景《伤寒论》的体例写成。”这也就是说，他把《温病条辨》作为与《伤寒论》相对应的著作。这是因为不了解《伤寒论》本来就包括温病，例如其中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名为温病”等等。我认为，诸家的著作实际上都是对《伤寒论》一部分内容的推展；无论《温疫论》还是《温热论》，都属于《伤寒论》体系的病理学和治疗方法，并不是与《伤寒论》并行的另一套病理学和治疗方法。至于《温病条辨》，既不是与《伤寒论》并行的著作，也尤其不是《伤寒论》体系中的著作，实际上是《温热论》的注解书。这样看来，对于《伤寒论》，前人有前面的条文辨析，后人有后面的条文辨析。虽然病变无穷，病理极其精微，但我们这些学医的人，如果把《伤寒论》看作六气外感病的纲要，并且能够针对六气分别撰写专书，像诸家论述温热这一气那样逐条分辨、细致剖析，那也未尝不是后学的导师、先贤的功臣。我二十年来读书行医，所见患温病的人本来就很多，患暑病的人尤其多；唯独奇怪后学不知道暑是六气中的一种病证，先贤也没有专门论述暑病的著作来给我们看。吴鞠通还说暑病也是温病的一类，这就像古人把温病归为寒病一类一样，都是混同称呼。伤寒和温病确实相差很远，那么温病和暑病难道就没有差别吗？“暑”字由“日”和“者”合成，明明是夏季烈日之气导致的疾病，所以《内经》说：“夏至以后发病的叫暑病。”因为在夏至以后发病的，多数属于暑病。《伤寒论》特意设立了“中[原文缺字]”一篇，日本医家称它为日射病。无论古今中外新旧医说，都把暑看作一种专门的疾病。正当烈日高悬、酷热当空之时，或者天气时而下起连绵的雨，或者人们用冷水泼洒，地面上就会突然升起一种使人难以忍受、冲鼻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暑气。这比日本医家所说由日光照射而致病的情形更加严重。由日光照射而造成的疾病叫冒暑，讲究卫生的人还可以躲避它。由地气蒸腾而感染的疾病叫中暑，讲究卫生的人不容易躲避它。张洁古老人说，躲避暑热、到深堂大厦中纳凉，靠大扇子和风车取凉而得病的，属于安静状态下感受暑邪的阴暑证，这足以证明暑邪很难防避。从医的人如果把一年中请医治疗的病证按日期记录下来，必然会发现暑病占多数。所以专门治疗外感病的医生，在夏秋之间门庭若市，一过这个时节便无人问津。这尤其足以证明，六气外感病中最多的是暑病；因此暑温、暑湿、暑毒、中暑、冒暑、伏暑等病名，几乎家喻户晓。然而，专门论述暑病的书，只有张凤逵的《伤暑全书》。而且张氏的原刻本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距今不过几百年，这部书却已经湮没无闻，无法寻觅。读医书的人，在《伤寒论》之后，只看到一部《温热论》；仿佛除了伤寒病以外，就只有温热病。口头上天天念着暑温、暑湿、暑毒、中暑、冒暑、伏暑等病名，心里却习以为常，不再深入寻求论治暑温、暑湿、暑毒、中毒、冒暑、伏暑的书。唉！暑病对人的生命如此重要，而暑病著作在人世间又如此被轻视，我常把这看作医界的一件憾事。今年秋天，扬州的叶仲经君从南京邮寄来令尊子雨先生遗留下来的几种著作，其中有《增订伤暑全书》的未刊稿两卷。我不禁喜出望外，打开书卷阅读。这样看来，张氏原书对于暑病证候本来就兼收并蓄，已经无愧于“全书”之名；经过叶氏增订，对于暑病证候又进一步阐发纲要、纠正错误，更足以称为“全书”。叶氏原序说过：“《素问》关于六气的道理，只有张长沙能够探究到其中的精微。”又说：“《增订伤暑全书》的希望，是使初学者能够看到暑病证候的关键。” 又说：“张氏难道不就是《素问》的功臣吗？” 这几句话表明，前辈著书的本意，无不在于辅佐先贤、启发引导后学。我主张把《伤寒论》看作六气病的纲要，把《温热论》看作推展《伤寒论》中六气之一的著作；如今这部书也可以说是推展《伤寒论》中六气之一的著作，那么张氏难道不也是《伤寒论》的功臣吗？学医的人如果能够本着叶氏增订此书的心意，认识到暑病证候的关键，就一定会知道这部书应当与《温热论》等书同样受到重视。如今有刊行国医百家著作的举措，于是赶紧把这份稿本交给刻工，使它广泛流传。我知道，《温热论》刊行后，温病与伤寒的鉴别就清楚了；这部书刊行后，温病与暑病的鉴别也会清楚。从此医生多了一种方法，病人少一些夭亡。那么，叶氏保存并增订这部书的功劳，岂只是辅佐先贤、启发后学而已吗？民国六年冬月，绍兴吉生裘庆元谨慎作序。叶氏序言

译医家认为，《素问》中有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所导致的疾病，它们与天地的六种气相合，变化似乎难以预测；这样看来，《素问》大概就是医学的圣经，而圣经的意义就如同天一样高深。天怎么能够一下子接近呢？必须循着台阶逐步登上去。所以，经过山岭必定要走过层层石阶，登上房屋必定要借助高梯；想要明白《素问》的旨意，必定要依赖后人的解释。解释《素问》的著作，并不是只靠省略诵读、草率下笔就能达到阐发深奥义理的目的。我常认为，《素问》关于六气的道理，只有张长沙能够探究到精微之处；至于金元诸家，也不时有所著述，但历代很少有人专门论述暑病，学医的人没有可以遵循的规范，难道是因为《卒病论》残缺散佚而失传了吗？还是因为暑病大概很少见，所以遗留下来的论述被舍弃而没有取用呢？其次，我又奇怪如今的医士怕难而喜欢容易，避开深奥而趋向浅近，每天学习《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书；一问到《素问》，就茫然不知如何回答。这就是所谓舍本逐末，大概是因为没有可以循序登进的途径。六气同出一源而流变各异，所以经典说寒、暑等六气侵入人体；关于寒和火的要旨，张长沙、刘河间已经在前代论述过了，难道唯独对于暑病就不能有循序学习的途径吗？我心中一直感到惭愧，想有所著述却未能做到。去年我在书铺看到张凤逵先生的《伤暑全书》，立即买回放在案头，每天加以搜寻研读，感叹说：“张氏难道不就是《素问》的功臣吗？学习暑病证候的阶梯，除了这部书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 但书中有时仍有未尽之处，我确实浅陋，冒昧地取用各家的精当言论，附加在后面，却仍担心学医的人难以登堂入室。我又自己阐发浅陋的见解来解释它，凡是纠正其中的讹误、补充其中的脱漏，仍然编成两卷，题名为《增订伤暑全书》。希望初学者能够由此看见暑病证候的关键，使他们通过我的见解认识张氏的思想，再通过张氏的思想明白《素问》的旨意；这样一来，关于六气的著作大概就没有缺憾了。希望留心医学之道的人，能够接近岐伯、黄帝尚未显明的精微言论。旧有林北海的增刊本，没有什么得失，似乎只是多余的附赘，我把它全部删去了。时在著雍阉茂年暮秋，石林医隐叶霖写于鹤寄轩中。原序 医学只是九流中的一技，但它能够挽回夭折和意外死亡，使人获得安乐，进入长寿之境，补救造物主未能做到的事情，其功劳是非常广大的。然而，五行之理掌握在手，夭亡就可以延缓；阴阳尚未辨明，能够延长寿命的反而会促成死亡。审辨只在极短的一步之间，走对了就相隔如燕地与越地，真是可怕啊。寒和暑都是天地间的厉害之气，伤寒、伤暑这两种病，都是能够使人死亡的厉气所致。《素问》关于因寒、因暑致病的论述，清楚明白，足以成为万世不易的准则。伤寒方面的著作，创始于张长沙，朱南阳论述得很详细，又由陶节庵反复精细分析；这部书的内容排列清楚，学医的人大多能够依据书籍、按方施治，所以往往能够取得疗效。至于伤暑这一病证，医书只把它列在小项目中，世人都忽视它；一遇到这种病证，通常就把它看作伤寒，投用发散等药剂，有时还加盖衣被以取汗，甚至用灸法，以致伤害生命的情况屡屡发生，却始终不能醒悟，难道不可悲吗？我做诸生时，万历戊子年夏天患了这种病，病势极重，气力衰竭，昏乱而自我失神。庸医认为是脾胃内伤，或者认为是劳役过度导致中气折损，我几乎不能自持。恰好徽州医家汪韫石在旁边，他皱眉说：“心中烦闷，面部污垢，这是暑病证候。” [原文“何多指”疑有缺误]许多医生听到这个病名都很惊骇。我在昏乱之中稍稍清醒，依照他的判断服用益元散二剂便苏醒过来，后来又用加味香薷饮数剂调治而痊愈。于是撰写了《伤寒伤暑辨》一篇。在暑月刊印散发，并同时施药，疗效迅速，如同谷中回声一般，于是发愿搜集各类书籍，撰写成一部完整著作来救济世人。担心阅历尚浅，不能胜任，便约定五十岁以后才开始撰写。戊申年因眼睛患病，向户部请假，闭门静养，得以专心研究性命之学以及黄帝、老子的各家学说，早晚[原文缺字]，没有一刻闲暇；还焚香静坐，偶尔进入静室内观，连续百日不做其他事情。眼睛痊愈后，到了天启壬戌年，感受到仙师的教诲，便开始撰写，兼取古代各位名家的著作，参考编纂而成书稿。[原文“拮”疑有缺误]十余年间，大约写成二万余言，分为上下两卷。议论都使用平常的语言，不敢探究过于深奥的内容，以便医家阅读理解；方剂大多遵循古法，没有其他奇异之处，适合病证就会灵验。豆粟之类难道比珍馐美味差吗？只要在适当的时候食用，身体各部自然就会得到调理。关键在于要在燕地与越地般的歧路之处用力辨别：平息争竞，消除嫉妒，澄清心志、观察事理，审察病证后投用药物，这难道不是医学中最上等的策略吗？难道只是医治人的一颗心吗？虚与实相反，曲折与圆融相互抵触，这是古今成败的重大关节。掌握国家政务、参与谋划国策的人，身系国家安危，掌握百姓的命脉，怎么可以不虚心而有圆通的智慧呢？我因医学而推广了这个道理。天启三年癸亥年初夏朔日，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户部陕西司郎中、颖郡张鹤腾撰写。上卷 辨析春夏秋冬温、暑、凉、寒四种病证的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