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年谱卷一

译你前去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并且只听从他的教诲，那么我死也就没有遗憾了。朱熹含泪接受了这些话，不敢忘记。父亲去世后，我就把这话告诉三位先生，并向他们求学。当时先生的兄长侍郎公，尤其把收容保护孤苦贫穷的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朱熹得以早晚在先生身边侍奉，而先生也不轻视我的愚笨幼稚，所以教导指示和期望我，都是非同寻常的事情。《白水墓表》说：“先父抛弃了孤儿，先生慨然代为料理家事，并且像对待子侄一样教诲我。后来又把他的小女儿嫁给了我。”《籍溪行状》说：“先生所交往的志同道合者，只有白水刘先生。后来一起隐居，又结识了屏山刘公彦冲先生并与他交游，互相切磋以成就学业。我的先父晚年也与他们定交。先父病重将逝时，于是把儿子托付给他们，所以我在三位先生的门下都能从事洒扫的杂役，而侍奉先生时间最长。”《少傅刘公碑》说：“先父晚年跟随先生交游，病重时写信把家事托付给他，先生怜悯我，像对待子侄一样收容教导我，所以我自幼得以侍奉在先生左右。”屏山先生为朱熹取字，字元晦，名钦。只有古制，朱氏子熹年幼时就显露出奇异才华，朋友崇尚他，请求为他取字，字为元晦，以表明名的含义。树木在根部晦暗，春天繁荣茂盛；人在自身晦暗，神明内在丰盈。从前曾子称赞他的朋友说：有好像无，实好像虚，不直呼其名而传于书中，即使百世之后，揣度他的气象，知道颜回像愚人一样。痕迹与曾参并游，英才驰骋俊才驱驰，难道没有其他人吗？谁敢居此位？从诸子言志来看，颜回想要不夸耀，一旦宣扬出声，终身不再超越。陋巷昏暗，他的光芒却强烈。从事于此，只有曾参无愧。贯通道义，唯一省察自身，那么三位辅佐孔门，翱翔两骖，学的想要端正，我知道这就是指南针。只有先吏部，文儒的精髓，彪炳培育珍宝，文华其继承而来。这里讲磨融融，喜悦喜悦，真聪廓开，如源泉方驶，望洋渺弥，老我缩气。古人不曾说吗？纯亦不已。怅友道之衰变，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则时予之耻。勿谓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养于蒙，言而思毖，动而思踬，凛乎惴惴，惟颜曾是畏。

译绍熙十四年甲子，十五岁，安葬韦斋先生。

【年谱记载：墓地在崇安县五夫里西面的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岁。

【语录：我十五六岁时，读《中庸》中“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这一章，因为看到吕与叔对这段的解说痛快淋漓，不禁感到震惊警醒，振奋努力。我十四五岁时，就觉得这学问是好的事物，心里便喜爱上了。我不敢自欺，确实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而获得的】

十六年丙寅，十七岁。

【语录：我从十六七岁开始下功夫读书，那时四周都没有边际可寻，只是自己硬着头皮去做，虽然到现在看来不足挂齿，但当时也是吃了不少苦头去读书】

十七年丁卯，十八岁，秋天在建州参加乡试贡举。

【年谱记载：考官蔡兹对人说：“我录取了一位年轻后生的三篇文章，都想要为朝廷谋划大事，他日必定不是普通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岁。春天，考中王佐榜进士；夏天，奉诏赐同进士出身。

【年谱记载：考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语录：我年轻时只写了十五六篇科举应试文章，后来也就这样。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不得不写文章。等到考中了，也不过如此。现在的人却要求必定能考中，哪有这种道理？做学问很难，都不肯自己去努力读书。我考中后要读书，被人横加阻截，我只是不管，一边自己读】

十九年己巳，二十岁。

【语录：我从十七八岁读《孟子》，到二十岁，只是逐句去理解，并不通透。二十岁以后，才知道不能那样读。原来许多长篇大论，都从头到尾相互照应，脉络相互贯穿。只是那样熟读，自然能看出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其通顺畅快。我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史书都不想看，只觉得是些闲杂是非，不重要，不难理解。大抵才看得这类文字有味道，终究是粗心了。我往年思考义理未透彻时，简直无法入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这一章，连续三四夜穷究到天明，整夜听到杜鹃的叫声。我往年读“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斸。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也，亦孔之将。”伊尹说：“先王开始修明人伦，听从劝谏不违逆，顺应先民的意思。居上位能明察，处下位能忠诚，对人不求全责备，检点自己唯恐不及，以至于拥有万邦，这真是艰难啊。”像这些地方，简直让我放下书卷，感慨向往而不能停止，觉得朋友间看文章，难得有这种意味。我二十岁前后，看书大意如此。我过去也想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歌、兵法，事事都要学，出入时带着无数文字，每件事都有两册。有一天忽然想：“且慢，我只有一具身体，怎么能兼顾这么多？”从此逐渐舍弃了。大凡人知道用心的地方，自然无暇顾及外事。文集跋：曾南丰帖说：“熹二十岁左右时，就喜欢读南丰先生的文章，私下仰慕效法。”跋徐诚叟诗说：“熹十八九岁时，在清湖之上拜见徐先生，便蒙他告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的道理。当时未能理解他的话，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不易之论”】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岁。春天，前往婺源祭扫祖墓。

【年谱记载：此前婺源乡里的长辈俞仲猷曾得到先生年轻时的翰墨，拿给好友董颖看，一同赞叹欣赏。董颖有诗说：“共同感叹韦斋老有儿子，笔力扛鼎。”当时董琦曾在乡人的座席上侍奉先生，酒酣之时，座客依次歌诵，先生独自歌诵《离骚》经一章，吐音洪亮畅达，座客肃然起敬。有书信给内弟程洵说：“听说各位先生都说写诗必须从陶渊明、柳宗元的门庭中来才好，不这样无法抒发萧散冲淡的情趣，不免陷于局促尘世，无法到达古人的佳境。如《文选》诗及韦苏州的诗，也不可不多看，但更需要读《论语》《孟子》，以深入探求其根本。”又有一封信说：“《诗经》是性情的根本，《离骚》是辞赋的宗师，学诗而不以此为本，也就浅薄了。然而学者所急迫的，也不在此，学者的要务，反求诸己罢了。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论语》《孟子》两本书，精熟它们，探求圣贤用意的地方，信服并努力持守就可以了。”按虞集《作复田记》略说：“吏部来到福建，抵押其先人产业百亩作为资财，同乡张公敦颐在剑州教授，请求为他谋划赎回，十年的收入可以抵偿其价值，然后将田产归还朱氏。癸亥年，吏部去世，张公写信在丧次慰问文公，并将田产归还。庚午年，公到婺源省墓，用其租税收入充作省墓祭祀之用”】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岁。春天，铨试中等，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三岁。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岁，夏天初次在延平拜见李先生【年谱记载】。起初，龟山先生在东南倡导道学，跟随求学的很多，语其潜思

译努力践行，肩负重任而达到极致的人，只有罗公仲素一人罢了。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师从罗公学习，确实得到了他的真传。同门弟子都认为他不如罗公，但他乐于道义而不做官，世人很少了解他。沙县的邓迪，在天启年间曾说：“愿中如同冰壶秋月，晶莹清澈没有瑕疵。”韦斋深深认为这是知人之言。先生小时候就听说过这话，等到将要赴任同安时，特意去拜访了他。

在《语录》的开头，先生曾师从屏山先生和籍溪先生。籍溪先生师从文定先生，又喜好佛家和道家，认为文定先生的学问用来论述治国之道是可以的，但道理尚未达到极致，然而对于佛家和道家也没有真正的见解。屏山先生年轻时能够从事科举学业，在莆田接墖做官。下面有一位僧人能入定，几天后才见到他。了老回家后读儒家书籍，认为与佛家相合，所以写了《圣传论》。后来屏山先生先去世，籍溪先生在某个地方自我显露，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去拜见延平先生。

《文集》中延平先生的行状说：“起初，龟山先生在东南地区倡导道学，士人游学在他门下的非常多，然而说到深思力行，肩负重任而达到极致，像罗公这样的人大概只有一人罢了。”先生既然跟随他学习，在讲习诵读之余，整天端坐，用来检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从而寻求所谓的“中”，经过很久才知道天下的根本，确实存在于这里。又说：“他接待后学回答提问，穷尽昼夜不知疲倦，根据人的深浅不同进行诱导，但关键在于反求自身而有所自得，这样才能进入圣贤的境界。”所以他说：“做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多说话，只是静坐使心境澄澈，体认天理，如果见到哪怕是一毫私欲的发动，也退让听从了。长久地在这方面用力，或许能逐渐明白，讲学才开始有力量。”又曾说：“求学者的弊病，在于没有达到豁然开朗、冰消雪融的境界，纵然有力量持守，也不过是勉强避免明显的过错和悔恨罢了。像这样的人，恐怕不足以称道。”又曾说：“读书的人，知道书中所说的无非是自己的事，就结合自身去探求，那么凡是圣贤所达到而自己尚未达到的，都可以努力达到。如果直接通过文字去探求，喜欢它的词句含义，用来作为诵读谈论的资料，那些不成为玩物丧志的人很少。”因此他未曾做过讲解文书，然而他的辨析精微，毫厘都考察清楚。曾经对提问者说：“讲学切要深潜缜密，这样气味才深长，路径才不会出错。如果一概用一个道理而不考察其分别的不同，这就是学者之所以流入似是而非、混淆真假的学说而自己不知道的原因。”他开导指示别人，大体上类似于这样。

译秋季七月，到达同安。

【行状】任职勤勉敏捷，细微之事必定亲自处理。郡县长官依赖他来决断事务，如果有利于百姓，即使辛劳也不畏惧。兼任学事，选拔县中的优秀子弟充任弟子员，访求名士作为表率，每天与他们讲说圣贤修身治人的道理。年纪刚过二十，听到他风气的人已经知道求学要有老师，因而尊敬仰慕他。

【年谱】官署中有闲坐的房间，改名为高士轩，并将法令中应当做的事项大字书写在门楣之间。又兼任学事，亲身率领诸生，规矩非常严格。起初士子还沿袭旧习，吃完饭就离开。先生写文章劝谕他们，认为求学就像追赶什么似的唯恐赶不上，还担心会失去，这就是君子之所以勤勉不懈、爱惜光阴、争分夺秒的原因。现在听说诸生早晨起床入学，不到中午各自都已散去，这难道是爱惜光阴的意思吗？大概如今的学者，除了科举之业就没有别的可做了，所以只要足以应付官府的征召，就至于懈怠放纵而不知回头。如果古人的学问只到此为止，那么可以在科举中得志也就罢了。那么之所以勤勉不懈、爱惜光阴、死而后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各位如果能在科举之外，知道求学的根本，那么就会有想要停止也不能停止的情况了。先生既然选拔县中的优秀子弟充任弟子员，就亲自加以督促勉励。有本县进士徐应中，议论纯正；有王宾，操守坚确，敦请他们到学宫，以宾客之礼相待，使诸生有所敬仰效法。又有柯翰先生，在家教授学生常有一百多人，品行严谨不苟，于是聘请他担任学职，众人更加敬畏不敢为非作歹。先生又认为，仅仅在法制的末节上防范，而理义不足以使他们内心愉悦，也就无法使他们知道所应趋向并兴起行动。于是增修讲问的方法，使职事诸生相互切磋理义，有以充实其内心，有以约束其外在行为，学者都欣然跟从。以至于学殿、讲座、斋舍都加以整修。

【语录】过去在同安做主簿时，每次追缴赋税，必定提前告示，只用一张纸截成三片做成小榜，到处张贴说：“本处取定日期追缴甚严，各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期限临近时，缴纳的人纷纷而来，这只是一个“信”字而已。如果违限遭到追究，一定判决不饶恕，所以人们害怕。初任同安主簿，县里公文委托补试，传唤吏人询问惯例，说必须张榜告示，让他们准备检阅的东西很多，就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只用一张纸写几个榜文，只说“县学某月某日补试，各位请知悉”，临近期限。吏人又回复说，按惯例应当延期，又告诉他们决不定期。主簿在任内，事情很多，县中许多簿册都应当管理。我过去做同安主簿，许多赋税出入的簿册，每天核对签押，以免吏人作弊。

【文集·答陈明仲书】说：“前一段时间在同安，看到官户、富家吏人、市户典买田地产业，不肯接受产业，凭借多余的势力，来坐困破产卖产、狼狈不堪的人，实在让人愤慨。每当县中有送来整理者，必定在一天之内处理完毕，因为不这样，村民就有住宿废业的祸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扰他们，使他们不敢申诉，这是最大的弊端。”

【文集】高士轩记。同安县谕示学者。谕示诸职事补试榜文。请徐、王二生充任学宾申县札子。举荐柯翰状。

这个月丁酉日，儿子塾出生。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岁，秋季七月，儿子埜出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岁，春季，建造经史阁。

【年谱】正月，因公文到帅府，全部摹写府中所有的书籍，收藏在阁中。又整理旧柜，治平年间所藏的书籍，得到尚可阅读的二百多卷，全部放在阁中，学者得以阅览。

【文集】同安县学官书后记说：“二十五年春正月，熹因公文向大都督府禀报事务，对连帅方公说，愿意摹写府中所有的书带回，使学者得以学习。方公当天就指派工匠摹写给我县，共九百八十五卷。”

【同安县故书目序】说：“同安学宫原有官书一柜，没有目录记载，文书都破旧残缺脱落，没有次序，为之整理，其中可阅读的共六种，一百九十一卷。又下令招募民间得到原来收藏的，又两种，三十六卷，登记在册，好好收藏，更加严格。”

【文集】经史阁上梁告先圣文。

夏季，县里有盗贼，分守城池的西北角。

【文集·射圃记】说：“二十五年夏，县里有警报，县令、县丞以下率领吏士分守城池，而我与监盐税曹侯沆分守西北。曹侯与我巡视所部，循勉慰饬，晓谕吏士，士人都感奋效命。又一起查看城池的角落，得到空地作为射圃，嘱咐他的徒众每天在那里射箭。后来盗贼虽然溃散离去，但射圃因此没有废弃，偶尔去射箭像当初一样。”

确定释奠礼。

【年谱】起初，县学释奠旧例，只由人吏行事。先生到任，寻求政和五礼新仪印本，县里没有，于是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互相参考，画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解释辨明，细微之处都完备，使执事学生朝夕观览，临事没有差错。

申请严防礼。

【文集】申严防礼状说：私下认为礼律之

译婚姻之事，以防范不当婚配为重，这是为了区分男女界限，规范夫妻伦理，端正社会风俗，从而杜绝祸乱滋生的根源。我访查得知，本县沿袭旧俗，没有防范不当婚配的礼仪，乡里百姓因贫穷无力聘娶，有时甚至发生私奔诱骗的情况，却称之为“引伴为妻”，这种习惯已经形成风气，其影响甚至波及士人学子和富裕人家，也有人这样做，不再有所顾忌。这种弊端不仅仅是违背礼制、亵渎扰乱国家法度而已，更导致嫉妒猜忌相互激化，酿成祸端，甚至有人因此丧命也不后悔，这种习俗使人昏庸愚昧，实在令人悲伤怜悯。恳请查阅现行法令，晓谕并禁止此类行为，同时恳请详细上报给路级长官，查核政和年间《五礼》中关于士庶婚娶的仪式规定，下发以作为遵守约束、施行管理的依据。

译在同安学宫建立已故丞相苏公的祠堂。

【年谱记载：苏公名颂，字子容，是同安人。他在元祐年间担任宰相，其学术造诣和风范气节被世人所称颂。】

【出自《文集·苏丞相祠记》】

绍兴二十六年丙子年，朱熹二十七岁。秋季七月，任期届满。冬季，奉命前往邻近郡县公干。

【年谱记载：当时任期已满，但继任者未到，因此朱熹送老幼亲属回乡。语录记载：读书看文字，只有在离群索居、独自静处时，才能精专深入，看得透彻。我往年同在安任职时，因公事出差体察，夜里寒冷无法入睡，因而将子夏论学的段落看得十分明白。后来官职期满在郡中，等待批阅文书已派人处理，行李中没有书籍可读，便在馆舍管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之后才懂得“养气”一章的文意脉络。当时也没有时间抄写，只是逐段用纸条标记，说此处是这样说的。标记之后便看得更加分明。后来虽然中间有修改，不过是转折转换之处，大体意思不出当时的见解。我从前任同安县主簿，任期届满到泉州，〇批阅的文书在客舍，只借得一册《孟子》来仔细研读，才找到根本的见解。看他起初如此发问，便如此回答；等到再次发问，又如此回答。其文字虽然看似不同，但自有内在意脉贯穿其中，字字句句都有着落。少年时在同安，夜里听到钟鼓声，听那一声尚未断绝，而我的心已经散乱走神，因此警惕畏惧，才知道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

绍兴二十七年丁丑年，朱熹二十八岁。春季，回到同安，〇继任者未到，罢官回乡。

【曾在陈氏家馆舍住了数月，命令喜爱学问的朋友与学生同住，将居室命名为“畏垒庵”。陈氏世代行医，名叫良。行状记载：历经四次考核，罢官回乡，以奉养双亲、讲学论道为急务。年谱记载：冬季十月，继任者最终未到，因四次考核期满而罢官回乡。他离去时，士人思念他的教化，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共同在学宫为他建立祠堂。】

绍兴二十八年戊寅年，朱熹二十九岁。春季正月，在延平拜见李先生。

【赵师夏为《延平答问》作跋说：朱文公幼年丧父，跟随屏山刘公学习学问；等到壮年，因为父亲的关系而侍奉延平李先生。至于讨论学问，起初并未契合，而朱文公常常诵读他所听到的见解，延平李先生也不认可。朱文公任同安主簿时，反复思考延平的话，似乎有所领悟，于是尽弃以往所学而拜师侍奉。那么此编所收录的，大概是同安罢官回乡之后的事了。朱文公先生曾经对赵师夏说：“我开始学习时，也致力于宏大宽泛的言论，喜好相同而厌恶不同，喜欢大而耻于小。对于延平的话，则认为为何如此多事，心里疑惑而不信服。同安任上，我反复思考，才知道他没有欺骗我。”原来延平的话说：“我们儒家的学问，之所以不同于异端，在于理一而分殊。理不担心它不统一，难的是分殊罢了。这是关键所在。”《文集》中给范直阁的信说：“朱熹近期到延平，拜见李愿中先生，询问关于‘一贯’和‘忠恕’的说法，与我的意思不约而同地相合。”又给范直阁的信说：“朱熹奉养双亲，隐居在山间深僻之处，也可以读书，又得到胡先生归来，朝夕有请教的地方，在穷困简约之中，这也足以快乐了。”】

冬季十一月，因奉养双亲请求担任闲职。十二月，被任命监管潭州南岳庙。

【年谱记载：先生从同安归来后，更加乐于其道，对于仕途进取淡然处之。文集记载：向建宁府呈递的状子说：在同安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然因为双亲年老、家境贫寒，不能等待补缺，于是乞求岳庙的差遣。行状记载：请求奉祠监管潭州南岳庙。】

【延平答问李先生的信说：我自听到师友的教诲，仰赖上天灵佑，这些话时时只在心目之间。虽然资质不佳，世俗牵累妨碍争夺之处很多，但这颗心未曾敢忘记。对于圣贤的言论，也时常有防备之心，也偶尔能认识其所以然，但总觉得见解反而被理道所〇，毫无进步之处。如今已经老了，日益恐惧。我的元晦却不鄙夷我孤陋寡闻，远道而来质问所疑惑之处，我惭愧极了！戊寅年十一月《文集·存斋记》说：许生的学问，大概有意于孟子所说的“存其心”，于是用“存”来命名他的书斋，并告诉他说：“人之所以位居天地之中而成为万物之灵，全在于心罢了。然而心的本体，不能通过听闻看见来认识，不能通过思考推求来获得。说它有实物，则在言语中得不到；说它无实物，则日常用度之间无处不是它。君子在这方面，又将用什么力量呢？一定要有事做但不要预设目的，心不要防备，不要助长，这就是存养心的方法。像这样去存养，存养久了，久了就熟练，心的本体，必将了然有见于细微之间，而没有一息不存养的了。”这就是我命名书斋的说法。】

绍兴二十九年己卯年，朱熹三十岁，春季三月，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

【文集后序说：谢先生名良佐，字显道，在程夫子兄弟门下学习。有《论语说》流传于世，而这本书〇者很少。朱熹最初得到括苍吴任的抄本一篇，后来得到吴中版本一篇。这两家的书，都是温陵曾恬天隐所记录。最后得到胡文定公家的抄本两篇，总共四篇书，互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录胡文定公的问答；下篇四十七章，与版本、吴氏抄本大致相同，但有时有小差异，就因其旧本定为两篇。唯独版本所增多的还有百余章，但有的失去本意，混杂其他书籍，其中尤其严重的

译五十多章，直到诋毁程氏以助长佛学的部分，就全部删去并断绝了。其余部分也多有删削，从而得到先生遗言三十多章，另编为一篇。凡是所确定的著述三篇，已经校订完毕可以抄写了。】后记说：过去删去版本中的五十多章，只是根据事理推断那决不是先生的话，起初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知道那些话究竟出自何人之口。后来籍溪胡先生入京，从他的学生吕祖谦那里得到《江民表辨道录》一篇，阅读后发现，先前所删去的五十多章，从头到尾、次序先后没有一个字的差异，这才知道那是江公所写，而不是谢氏的话，因此更加明白，于是写下这些来给读者看，使大家没有疑惑。旧传记载说：“语录某二十年前得到《上蔡语录》，初看时用朱笔画出相合之处，等到再看时就不一样了，于是改用粉笔，第三次看又改用墨笔，经过多次阅览之后，就与最初看时完全不同了。”】

译秋季八月，被召赴行在，辞谢。

【年谱：因执政陈康伯推荐。先生当时正上疏辞免，言路中有借抑制奔竞之名来阻挠的人，因此没有就任。原本是由辅臣推荐，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一同被召，以生病为由辞谢。】

【文集：辞免召命状】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岁冬，在延平拜见李先生，开始向他求学。【文集】再题《达观轩诗序》说：“绍兴庚辰冬，我来拜见陇西先生，退下后寄居在西林院，只有可师的房舍，以便早晚往来接受教诲。过了几个月才离开。”年谱：退下后寄居在西林院旁，过了几个月才离开。行状：“延平李先生师从豫章罗先生，豫章罗先生师从龟山杨先生。韦斋与延平是同门好友。先生从同安归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追随他。延平称赞他说：‘乐于行善，崇尚道义，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又说：‘聪颖悟性超出常人，努力践行令人敬畏。’他所提出的质疑辩难，体认真切透彻，从此跟随游历多年，精心思考，切实体会，学问的造诣更加深厚了。”年谱：“延平给他的朋友罗博文写信说：‘元晦在学问上进修非常努力，乐于行善，敬畏道义，我们这些人中很少有的。’又说：‘这个人极其聪颖，努力践行令人敬畏，讲学极能深入精微之处，他所提出的质疑辩难，都是深入堂奥，从源头体认而来，所以说话好。我过去从罗先生那里得到入门处，后来没有朋友切磋，差点懈怠，得到他这样极有益处。他起初从谦开善那里下功夫，所以都能从里面体认。现在既然提出质疑辩难，看到儒者的路脉，极能指出其错误之处。自从见到罗先生以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又说：‘这个人没有其他杂事，一心潜心于此。刚开始讲学时，颇为道理所困惑，现在渐渐能在日常用事处融会贯通，一心下功夫。如果在这方面渐渐熟练，那么体用就合一了。这道理全在日常用事处熟练，如果在静处有而在动处无，那就错了。’我十五六岁时，也曾留心禅学。一天在病翁处，一个僧人与他交谈，那僧人只是相应和，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我也理悟得个昭昭灵灵的禅。刘后来告诉某某，于是怀疑这僧人更有精妙之处，于是去叩问。他见他说得也极好。等到去应试时，便用他的意思去胡说。那时文章不像现在这样细密，随人粗说，试官被我打动，于是考中。后来赴同安任时，年纪二十四五了，才见到李先生并与他交谈。李先生只说不是，我却反而怀疑李先生理悟得不够，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怎么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我于是把那禅学暂时搁置，心里想禅学也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佛教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初见到李先生说得无限道理，李先生说：‘你这样悬空理悟得许多面前事，却理悟不得。道也没有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理悟便自见得。’后来才晓得他说的话，所以今天不至于无理悟。沈元周问尹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是最切要处。’后来举此问李先生，先生说：‘尹说固然好，但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着落，方始说得此语。如果学者未曾仔细理悟，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耽误他？’我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李先生令去圣经中求义，我后来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众人之误。延平先生尝言：‘道理须’

【是日中理悟，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到。我依此说做去，真个是不同。我向来从师，一日间所闻说话，夜间如温习一般，字字仔细思量过，才有疑，明日又去问】

三十一年辛已，三十二岁。

【年谱：这一年给黄枢密写信】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岁。春，迎拜李先生于建安，于是与他一起回到延平。

【文集：再题达观轩诗序说：壬午春再次拜见李先生于建安，跟随他而来，又在此寄居数月。年谱：再次寄居西林数月。文集：延平行状说：熹有幸跟随先生游历，每次离开后又回来，那么所听到的必定更加超绝，大概因为他上达不已，日日新如此。延平答问李先生书信说：我幸得早年跟随罗先生游历，自少年时粗略听闻端绪，中年一无帮助，被世事污染得很厉害。所幸近年来得到我的元晦相与讲学于颓堕中，再次激发，恐怕有望于晚年境界，有什么比这更欣慰的呢！七月二十一日】

夏五月，祠秩满，再次请求祠禄。

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再次差遣监南岳庙。

秋八月，应诏上封事。

【年谱：这一年五月祠秩满，再次请求，恰逢六月孝宗即位，诏求直言，于是】

译臣曾呈递密封奏章，陈述自身品行及任职情况，任期届满后再次请求留任。孝宗即位后，又因臣担任边防职务，下诏征求直言进谏，臣因此呈递密封奏章。其大略内容是：圣上自身虽然没有缺失过失，但帝王治国的学问不可以不熟练研习；朝政虽然没有遗漏疏忽，但修身治国与抵御外侮的计策不可以不早日确定；利害得失虽然无法一一列举，但根本源头之地不可以不加以重视。陛下在培养德行的初期，亲自翻阅典籍，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近年以来，想要探求大道的要领，又颇为留意于老子和佛家的书籍。诵读词藻，并不是用来探究本源、施行治道的途径；虚无寂灭，并不是用来贯通本末、确立中正之道的依据。大凡帝王的学问，必须先做到格物致知，以穷尽事物的变化，使义理所在之处细微详尽都清晰明了，这样自然心意真诚、思想端正，从而可以应对天下的事务。其次说，当今的计策不过是修明政事、防备边境，然而计策不能及时确定的原因，是被议和的说法所疑虑。现在敌人对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么就不可以议和，这在义理上是明确的。明知义理上不可为，却还要去做，是认为有利而无害。以臣看来，所谓的议和，有百害而无一利，何必一定要这样做呢？希望广泛咨询大臣，总揽众人的意见，考察失误的原因，寻求应对的方法，以义理的公正作为决断，参考利害的实际，关闭关口、断绝盟约，任用贤能，建立纲纪，整肃风俗，使我们在修明政事、防备边境之外，孤立无援，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倚仗来拖延时日、自我宽慰的资本，而不敢怀有片刻自安的想法。然后将领、相臣、军民都清楚地知道陛下的志向，互相激励，以图谋事功。数年之后，志向坚定、士气饱满，国家富强、兵力强大，观察我们力量的强弱，审视对方破绽的深浅，慢慢兴起而图谋收复中原故地，如果不归我们所有，那还能到哪里去呢？其次说，天下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休戚，百姓的休戚关系到地方官的贤良与否，监司是地方官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想要百姓得到安身立命之所，根本源头之地也在朝廷罢了。陛下认为当今的监司中，奸贪赃污、狼藉不堪、肆虐以危害百姓的人是谁？难道不是宰相、执政、御史、谏官的亲旧宾客吗？那些已经失势的人，既然已经查办并看到他们徇私枉法的情形而被斥退，那些还在掌权的人，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

译《文集》壬午年应诏封事，《文集·答许顺之书》说：“你所记录的各种说法，追求起来都似乎太过分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恐怕渐渐就会失去正道，陷入异端的学说，造成的危害也不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何况这不仅仅是毫厘之差呢？况且以二程先生以及范、尹两位先生的学说为标准，反复玩味，只在平易笃实的地方认定最恰当的道理。凡是以前所从事的那些看似高新奇妙的说法，并且搁置一旁很久，见到实在的道理自然都用不上了。大概因为从前相聚时，我也自有这种毛病，所以互相沾染形成了这种习尚，今天竟然成了互相误导，只有自我责备罢了。像子韶的说法，直接就不是正理，说得越高妙，病痛越深，这可以作为警戒而不可以效仿。”

孝宗隆兴元年癸未，朱熹三十四岁。春天三月，再次被召见，朱熹推辞有顾虑，催促出行。冬天十月，到达行在。

《文集·辞免召命状》

十一月六日在垂拱殿奏事

《行状》入朝应对，其中第一点说：“《大学》的道理，在于格物，来推致自己的知识。大概有这种事物，就一定有这种道理。然而道理无形而难以知晓，事物有迹而易于看见，所以凭借这种事物来寻求它，使这种道理在心目之间清晰明了，而没有丝毫的差错，那么应对事务，自然没有丝毫的谬误。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天性，高出世俗的德行，却没有随着事物来观察道理，所以天下的道理大多没有考察清楚；没有依据道理来应对事务，所以天下的事务大多没有明白。因此举措之间，动辄涉及疑虑；听取采纳之际，难免受到蒙蔽欺骗。太平治理的成效，之所以没有显著，是由于不讲究《大学》的道理，而沉溺于浅近虚无的过错。”第二点说：“君父的仇敌，不共戴天。这是天所覆盖、地所承载，凡是有君臣父子本性的人，发自极度的悲痛，不能自我控制的同情，而不是专门出于一己的私欲。那么今天所应当做的，不作战无法复仇，不坚守无法制胜，这都是天理的共同认可，而不是人欲的私愤。”最后说：“古代圣王控制强敌的方法，其根本不在于威势强大，而在于道德功业；其防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器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法纪纲常。今天谏诤的途径尚且阻塞，奸佞宠幸的势力尚未张扬，爵位赏赐容易得到而威严刑罚不施行，民力已经耗尽而国家用度没有节制，那么道德功业不能说已经修明，朝廷不能说已经端正，法纪纲常不能说已经建立。凡是古代圣王用来强固根本、挫败敌手、威制强敌的方法，都不能说已经完备。”三篇奏札所陈述的，不出封事的意思，而更加恳切。先生认为：“治理国家的本源，没有比讲学更紧迫的；经世济民的事务，没有比复仇更大的。至于道德功业的成败，则取决于君子小人的任用与舍弃。”所以在奏对时再次申述。“大概学问有定见，事务有定理，而表达在言语上就是这样。”《年谱》当时，朝廷派遣王之望出使金国，约定和议尚未返回，宰相汤思退等都主张和议，而亲近宠臣曾觌、龙大渊专权，所以奏及此事。在此之前先生将要赴召，问李先生应当说什么，李先生认为：“今天三纲不立，义利不分，所以中国的道义衰微而敌国兴盛，人们都追求利益不顾道义，而君主的势力孤立。”先生采用他的说法来应对。

《文集·癸未垂拱殿奏札一》《奏札二》《奏札三》

十二日任命为武学博士等待补缺

《年谱》填补成资阙的职位，接受任命于是返回，《行状》任命为武学博士等待补缺，《文集·与魏元履书》说：“我六日登对，起初读第一奏，论致知格物的道理，天颜温和纯粹，应答如响。接着读第二奏，论复仇的道义，第三奏论言路壅塞、奸佞宠幸专权，就不再听到圣上的话语了。十二日有诏任命此官，然而阙额尚远，恐怕不能等待，已经准备了请求祠禄的奏札，当天投递。”

《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完成

《年谱》既已编次《论语要义》，又因为它的训诂简略而义理详细，不是启蒙的要领，因而删录以成此编。《文集·〈论语要义〉序》说：“我十三四岁时，从父亲那里接受二程先生关于《论语》的解说，没有通晓大义，而父亲抛弃孤儿离去。中间拜访师友，认为不够，于是遍求古今诸儒的说法，合并编撰。诵读学习久了，更加迷惑。晚年亲近有道之人，私下有所听闻，于是慨然发愤，尽删其余说法，独取二程先生以及他们的门人朋友几家说法补辑订正作为一书，命名为《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序》说：“我既已编次《论语要义》，以备阅览，又因为它的训诂简略而义理详细，大概不是启蒙的要领，因此删录，以成此编。依据注疏，来通晓它的训诂；参考释文，来纠正它的音读；然后参酌于各位老先生的说法，来阐发它的精微。一句的意义，系于本句之下；一章的旨意，列于本章之左。又把平生从师友那里听到而从心思中得到的，偶尔附见一两条。本末精粗，大小详略，不敢有所偏废。然而推究它之所以作，取便于童子学习罢了，所以命名为《训蒙口义》。”

《文集·〈论语要义〉目录序》《〈论语训蒙口义〉序》

归还刘氏田地

《年谱》按：乾

译《道中田券跋》说，起初，屏山与朱子在武夷山讲习学问，因为离家很远，当时在半途修建了歇马庄，购买了二百多亩田地，用来供应各项费用，实际上是与朱子共同拥有的。屏山去世后，忠肃公张珙将田地全部给了朱子，资助他奉养母亲。后来朱子同安任期届满归来，想把田地还给屏山的儿子张玶，张玶不接受。朱子便与忠肃公商议，将田地转赠给南峰寺，至今仍然存在。

译《文集·答汪尚书书》说：我对于佛教的学说，曾经拜师学习，尊崇其道，探求也极为恳切深入。然而未能有所心得，后来凭借先生君子的教诲，校勘先后缓急的次序，于是暂时搁置那些学说，转而致力于儒家的学问。起初，佛教之说未曾有一天不在心中往来，我认为等到彻底穷究儒家学说之后，再去探求佛教，也不算太晚。并不是敢于立刻贬斥断绝它。而近一两年以来，内心独自有所安顿，虽然未能立即具备那些境界，但想要重新去探求外道之学，以完成我当初的心愿，已经不可能了。

乾道二年甲申，三十五岁。春季，正月，前往延平，哭祭李先生。等到安葬时，又前往守丧。

《年谱》开始记载：福建帅臣汪应辰延请李先生到帅府，坐下谈话未结束，李先生就去世了，当时是癸未年十月十五日。我于十一月返回，正月就前往哭祭，等到安葬时，又前往守丧。

《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再祭延平李先生文的序。

秋季九月前往豫章。

《续集·答罗参议书》说：九月二十日到达豫章，赶上魏公的灵舟而哭祭他。对逝去的哀叹，难道只是我们这些人共同拥有的吗？这是天下有识之士所共同的。从豫章送灵至丰城舟中，与钦夫得以三日款待。他资质非常敏捷，学问非常纯正。如果不断充实涵养，哪里可以限量呢？

《困学恐闻》编成。

《年谱》记载：先生曾经用“困学”命名他闲坐的房间，因此将他的杂记汇编命名为《困学恐闻》。到这一年书成，《文集·困学恐闻编》序说：“我曾经用‘困学’命名我闲居的房间，将杂记的汇编命名为《困学恐闻》，大概是取子路听到道理未能实行，唯恐再听到别的道理的意思，认为困顿而学习的人，其用力应当像这样。”《困学诗》说：“从前喜欢安心，苦苦寻觅心；抛弃书籍断绝学问，耗费追寻。困顿衡门今日，安心无地；才发觉从前枉费寸阴。困学的工夫岂易成就，这名字独自恐怕是虚称。旁人不要笑标题有误，平常的言行实在未能做到。”《文集·答江元适书》说：“我天资鲁钝，自幼记忆听闻言语不能及人，凭借先父的教诲，颇知有意于为自身的学问，但未得其处，大概出入于佛老之间十余年，近年以来，得以亲近有道之人，才知道所向往的大方向，终究因为才质不敏，知识未脱离章句之间，虽然时常好像心中有所领悟，但反过来探求，实在没有可以自信的地方。”《答何叔京书》说：“我年少时鲁钝，百事不及人，唯独庆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修身之学，而探求不得其要领，晚年亲近有道之人，粗略得其绪余的一二，正庆幸有所向往而为之，却还未完成学业，就突然有了山崩梁坏之叹，茫然如盲人无目，摸索道路，终日而不知所往。”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岁。春季，省札催促就职。夏季四月，到达行在。再次请求祠禄。五月，再次被任命监南岳庙。

《行状》记载：乾道元年，催促就职，到达后，因为当时宰相正主持和议，请求监南岳庙而返回。《年谱》：此前，省札催促就职，到达后，执政钱端礼等人正主持和议，意见不合，请求祠禄而返回。

《文集》戊午谠议序，与陈侍郎书的序。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七岁。

《文集》与张钦夫书说：“人自从出生，就有知识，事物交加而来，应付接应不暇，念念变迁，以至于死亡，其间最初没有片刻停息，举世都是如此。然而圣贤的话，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的，难道是以日常流行者为已发，而指着暂时休息不与事物接触之际为未发之时吗？尝试以此探求，则在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乎不是虚明应物的本体；而在觉察细微之际，一有觉察，则又便成为已发，而不是寂然的含义。大概越探求越不可见，于是退而验证于日常之间，则凡是感之而通，触之而觉，大概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尽的，这是天命流行，生生不已的机枢。虽然一天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的本体，则未曾不寂然。所谓未发，如此而已。难道另外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称为中吗？然而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的，其体用固然如此，难道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禁锢灭亡的吗？所以虽然沉溺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芽，也未曾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仔细察识而操持存养，则差不多可以贯通大本远道的全体，而恢复其初了。”又与张钦夫书说：“前信所问，正恐未得确切，所以求正，幸蒙教诲，尚有认为两物的弊端，深想听闻，幸甚幸甚。当时乍见此理，说话唯恐不亲切分明，所以有指东画西，张皇奔走之态。从今看来，只一念间，已具备此体用，已发的方往，而未发的方来，毫无间断隔截处。难道另外有物可指而命名吗？然而天理无穷，而人之所见，有远近深浅之不一，不知如此见得，又果无差错吗？龟山所谓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

译用内心去体察，那么“中”的本体自然显现，但这也不算完全完善。大体上，这件事浑然一体，没有分段、时节先后可言。如今加上一个“时”字、“际”字，便是毛病所在。当时只说“寂然不动”的本体，又不知如何？语录中也曾怀疑一处所说的“存养于未发之时”这一句，等到提问者说“当中之时，耳目无所见闻”，而回答的话却很不痛快。不知道左右所怀疑的，是不是这里？更希望指点教诲。”先前看到所著的《中论》中有说：“未发之前，心精妙地契合于性；既发之后，则性运行于心的作用之中。”对此我私下有所怀疑。大概性无时无刻不运行于心的作用之中，只是不妨常有尚未运行于作用之中的性罢了。如今加上一个“前”字，也略微有前后割裂的气象。如何？如何？仔细玩味《中庸》，只需加上一个“未”字，便是活生生的地方。这难道有一息停住的时候吗？只是来源无穷无尽，便常有一个未发的状态罢了。如果没有这个本体，那么天命就有终止的时候，生物就有穷尽之处，气化就会断绝，有古无今，早就如此了。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之大本，如果不能真正地看见，也就无法揣测把握。

译处于此境。又在与张敬夫的书中说：“您教诲指点的那几条曲折之处，起初我都不能不心存疑惑。随后思考起来，便时而怀疑时而相信，却无法融会贯通。近来深入思考，才知道只是有一个地方没有透彻，所以处处感到阻碍。偶然间看到了其中的缘由，就详细陈述出来，以判断是否正确。”大抵目前我所见到的，以及多封信中所陈述的，只是笼统地看到了大本达道的影子，便执意认定这就是了。却对“致中和”这一句完全没有深入思考，所以屡次承蒙您教导，以求仁为急务，而我自觉完全没有可以着手用功的地方。大概我只看到了直截根源、倾泻江海那样的气象，白天只觉得被大化所驱使，如同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许片刻停泊。因为我的见解一向如此，所以在应对事务、接待人物时，只觉得粗厉勇果比从前增加了一倍，而宽裕雍容的气度却丝毫也没有，虽然私下里以此为病，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从今以后，才知道在浩浩大化之中，自家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宅院，这正是自己安身立命、主宰知觉的地方，也就是确立大本、践行达道的关键。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在于此。而此前“方往方来”的说法，正是手忙脚乱、无处安身的表现，道就在近处却去求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也可笑啊。又在与张敬夫的书中说：“前信中所禀告的‘寂然未发’的旨意，‘良心发见’的端倪，自以为与过去偏颇滞塞的见解有所不同。自从寄出书信后，连日来潜心玩味其实体，似乎更加精明透彻。于是又取来凡圣贤的书以及近世各位老先生的遗言，阅读并验证，则没有一条不符合的。大概平日所疑惑而未明白的，现在都不待刻意安排，自然显现出洒脱之处，开始私下自信天下的道理果然在于此，而致知格物、居敬精义的功夫，自然就有施展的地方了。”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没有间隙，不容许停息，根据已发的指称未发的，那么已发的是人心，而未发的都是其性，也没有一物不具备的。难道另外有一物拘束于一时、限于一处而给它命名吗？就在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同川流不息，天运无穷。这就是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没有一丝一毫间隙的原因，而鸢飞鱼跃，处处都明朗清晰。存养就是存养这个罢了，涵养就是涵养这个罢了，必有事焉而不要刻意端正心志，不要遗忘，不要助长。从前做了多少安排，没有安顿之处，现在觉得像水到船浮，解开缆绳顺流而下，无论顺流逆流，只凭心意所至罢了。难道不轻松吗？开始相信明道所说的未曾施加丝毫力量，真不是空话。而这一段事情，在程门先达中，只有上蔡谢公见解透彻没有隔阂之处，其余的虽然不敢妄加指责议论，但品味他们的言语也可以看到了。近来范伯崇从邵武来，一起详细讲论此事，也感叹说得到了未曾有过的收获，并悟出以前用心的偏差，而且认为虽然先觉者发明指示不算不深切，但私意淹没，不见头绪，如果不是老兄抽丝剥茧、开启关键，直接揭发我的私意，不因为愚昧而舍弃我，怎么能得到这些？感激庆幸之情如何能形容！区区笔舌，大概不足以表达谢意，只是不知道从高明之处看，又认为如何呢？回答何叔京的信中说：我孤陋如旧，近来得到伯崇来这里讲论一个多月，觉得很受益，遗憾的是不能向高明请教。李先生教人大抵让人在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分明，那么处事应物自然合乎节度，这是龟山门下相传的秘诀。然而当时亲近受教的时候，贪听讲论，又私下喜好章句训诂的习气，不能尽心于此，至今若有若无，没有确实的见处，辜负了教育之意，每想到此未曾不惭愧得汗湿衣服。又回答何叔京的信中说：体认操存虽然不敢废弃，但没有豁然自得之处，只是比起旧日也有不同了。所患的是完全没有朋友的帮助，整天兀然猛省提掇，仅仅免于昏乱而已，稍微松懈就又茫然。这正是天理人欲消长的关键，不敢不着力。不知道别来高明所进的又如何？向来所疑惑的已经冰释了吗？如果果然看得分明，那么天性人心未发已发浑然一致，没有别的物，由此克己居敬以完成学业，那么日用之间也没有不是这件事的了。《中庸》一书应当以这个为主，而各位君子训义于此很少没有遗憾的，近来读之也觉得有可疑之处，即使是子程子的话，他的门人所记录也不能不失误，记录者的错误不可不审慎取舍。又回答何叔京的信中说：过去听老师说应当在未发已发的旨意上默识而心领神会，然后文义事理触类旁通，没有不是这个道理所出的，不待区区求之于章句训诂之间。以前虽然听到这个但测不出它的含义。由现在看，才知道它是切要至当的说法，而终究也不能一蹴而就达到那个境界。伯崇近来经过建阳，相见得了两个晚上的款待，所论更加精密可喜，他的进步不可限量。回答罗参议的信中说：“我枯坐穷山，完全没有师友的帮助，只有时常得到钦夫的书信，往来探究此道，近来才觉得有豁然开朗之处。潜心体味久了，更加觉得以前在西林听到而未契合的，都不欺骗我了。幸运啊。”

译真是幸运。原来这件事与禅学非常相似，所争的不过是毫厘之差罢了。然而这毫厘之差却占据着很大的地位。现在的学者既然不懂禅，而禅宗的人又不懂儒学，互相排斥攻击，完全不触及要害之处，这也是可笑的事情。」又在回复罗参议的信中说：「钦夫曾经从安问那里得到很多有益的警示，大体上衡山的学问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操持存养、辨析察究，根本与枝节一致，尤其容易见到功效。近来才意识到这样，如果不是当面请教，是不容易彻底探究明白的。」在回复许顺之的信中说：「秋天以来心中清闲无事，得以专心体会验证，比起往日渐渐觉得明朗清晰，方才有了用功的地方。目前的情况真是一个盲人带领一群盲人罢了。还有一首绝句说：『半亩方塘像一面镜子打开，天光云影一起徘徊。要问它为何如此清澈？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流来。』试着把它举给石丈看看怎么样？

译三年丁亥，三十八岁。秋七月，崇安发生大水灾。我奉官府文书，前往视察水灾情况。

【《文集·答林择之书》】说：我因为崇安水灾，被各官府文书召来，与县官商议赈济抚恤事宜，因此走遍山谷之间，十天后才返回。大体上，当今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对百姓漠不关心，实在难以与他们谋划事务。不知道这种头绪，为什么被淹没得如此严重？由此可知，如果这种学问不能阐明，天下事绝对没有可以成就的道理。

八月，在潭州拜访南轩先生张敬夫。

【《年谱》】途经昭武，在他家中拜谒黄端明中。黄端明端庄沉静，德行容貌纯粹美好。先生先写信请求拜见。《文集·与曹晋叔书》说：“九月八日抵达长沙，至今半个月了。承蒙敬夫对我关爱深厚，一起讲明我未曾听闻的道理，每天都有问学的收获。敬夫的学问越来越高，见解卓然独立，议论超出常人意料。近来读他的语录，不觉心中豁然开朗，实在令人赞叹佩服。”《年谱》：这时范念德随行，曾说两位先生讨论《中庸》的含义，三天三夜也不能达成一致。在长沙停留了两个多月，与南轩一同登上衡山，到衡州才分别。

冬十一月，与南轩先生张公一同登上南岳衡山。

【本月六日庚午，从潭城前往南岳。十日甲戌到达，十三日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山，十九日癸未才离开南岳。二十三日丙戌到达槠州。次日与敬夫分别，与伯崇、择之一起东归。总共二十八天到家，是十二月二十日。从甲戌到庚辰的诗，名为《南岳唱酬集》，敬夫作序。丙戌赠答诗文集，有《南岳游记后记》与伯崇、择之东归的诗，名为《东归乱藁》。《文集》有《东归乱藁序》。《南轩先生集》诗送元晦尊兄说：“您从南方起事，豪气盖过九州。不久前登上文石陛，忠言打动皇帝。使得声利场中的人，缩颈感到羞愧。您来到衡山隐居，无愧于自我修养。收敛湖海之气，仰慕洙泗之游。不顾关山阻隔，为我停留两月。遗经得以阐发，心事两相契合。超然领悟太极，眼中没有全牛。只有这断金之交，出处难道不同谋？南山对床夜话，并非为了林壑幽静。白云正在望中，归袖风声飒飒。早晨出来分别的话，已怀离别之忧。美好的资质贵在刚强矫正，精微之处更要穷尽搜求。毫厘若有不察，体用怎能周流？驱车万里道，中途可以停辀。努力共同不倦，遥远地追慕前贤。《文集》答诗说：“我行走二千里，拜访您于南山之阴。不忧虑天风寒，何况忌惮湘水深。辞家仲秋之日，停车九月之初。问这是何时，严冬岁将尽。劳您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无极，雪深路漫漫。泥泞行走又几程，今夕宿槠州。明天将分背而去，惆怅不得留。诵您赠我的诗，三叹增绸缪。厚意不敢忘，为您商声讴。昔日我抱冰炭，从您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命名。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万化从此流，千圣同此源。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为何学力微，未胜物欲昏。涓涓始欲达，已被横流吞？岂知一寸胶，救此千丈浑？努力共同不倦，此语期相敦。”】

十二月从潭州回来。

本月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等待任职。

【《年谱》】因执政陈俊卿、刘珙推荐，替代施元之的缺额。本传：陈俊卿、刘珙推荐为枢密院编修官，等待任职】

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夏四月，崇安饥荒，向府衙请求粮食来赈济【《文集五·夫社仓记》】说：“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荒，知县诸葛廷瑞写信嘱托我，以及乡中的长老刘如愚，劝豪民拿出藏粟，降低价格来赈济。不久盗贼在浦城发动，人心大震，藏粟也将耗尽，于是向府衙请求。当时知府徐嚞送来粮食六百斛，于是登记依靠粮食生活的人口大小若干人，按比例分配粮食，百姓于是得以免于饥荒死亡，无不欢喜。而浦城的盗贼也因无人附和而被擒获。这年冬天丰收，百姓愿意用粮食偿还官府，将用车运回给有司，而知府王淮让他们留在乡中，并将借于府衙的事上报】

《程氏遗书》编成。

【《年谱》】起初，二程的门人各自有所记录，杂乱并行，间或颇为后人窜改。至此，编排有序，取舍精审，学者始有定本，而程子的道复明于世。《文集·程氏遗书后序】说：右《程氏遗书》二十五篇，是二先生门人记录其所见闻、答问之书。起初诸公各自为书，先生去世后其传渐广，然而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改。历时既久，几乎无全编。熹家有先人旧藏数篇皆着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首末通贯，盖未更后人之手，故其书最精善。后益以类访求，得凡二十篇，因稍以所闻岁月先后第为此书。篇目皆因其旧，而又别为录，如此以见分别次序之所以然者。然而尝窃闻之，伊川先生无恙时，门人

译尹焞得到了朱光庭抄录的先生语录，恭敬地拿着它向先生请教。先生说：“我在世，何必读这本书？如果不能领会我的心意，那只是别人的见解罢了。”尹公从此不敢再请求。两位先生倡导阐明道学，在孔孟去世后千百年无人继承的时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的。而当时跟随学习的士人，大概都是天下的英才，他们对于先生的美好言论和善行，都是耳闻目睹并亲手记录的，理应亲切准确没有差错，可以流传久远。然而先生的告诫仍然如此反复叮咛，难道不是因为学者不知道心传的要点，而滞留在言语之间吗？或许失之毫厘，那么其错误将有不可胜言的了？更何况此后又过了几十年，仅仅从残破的书籍中搜集拾取，传诵道说，玉石不分，却认为真能完全得到其精微严密的旨意，这也太错误了。虽然如此，先生的学问，其大要还是可以知道的。读这本书的人，如果能以主敬来确立根本，穷究事理来增进知识，使根本确立而知识更加明晰，知识精微而根本更加稳固，那么在日常用度之间，就能有所得于先生的心意，而对于可疑与可信的传授就可以坐而判断了。此外各家所抄录的还有很多，大都是割裂补缀，不再是原来的篇章。将来如果得到它们的来源，应当再拿出来，附在今录之后；如果没有，也将去掉重复的部分，另外编为外书，以等待后来的君子罢了。《程氏遗书附录后序》说：右边附录一卷，明道先生行状之类共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状一篇都是原文。没有可议论的。唯独伊川先生行事的本末，当时没有论述著作。我曾经窃取实录所记载的，文集内外书所载的，以及所有其他可以证明的书，按先后次序排列，编成年谱。既然不敢凭主观臆造来形容，又不能保证没有错误，所以在每件事之下，都注明了所得的来源。现在也就擅自取来写在篇中，合为一卷，附在二十五篇之后。唉！学者通过考察言语来探求其心意，通过考察事迹来观察其运用，从而有所自得，那么这道统的传承，大概差不多了吧？乾道四年，岁在着雍困敦，夏四月，文集答复程允夫的信说：“去年冬天我去湖湘，讲论的益处不少。然而这件事必须是在日常用度间自己下功夫，行住坐卧自有见解，然后从此操持存养以至于极致，才算是自己的东西。”敬夫所作的艮斋铭，就是下功夫的次第。近来一起考证古圣所传的门庭，建立这个宗旨共同遵守。与曾裘父的信说：“敬夫为元履作斋铭，你见过吗？随便送一本给你。他的话虽然简约，但大学始终的意义都具备在其中，恐怕可以放在左右。”答复何叔京的信说：“先前妄论持敬的说法，也不记得是怎么说的。只是顺着良心发见的细微之处，猛然醒悟提撕，使心不昏昧，这就是下功夫的本领。本领既已确立，自然下学而上达了。如果不察于良心发见之处，就渺渺茫茫，恐怕没有下手的地方。你所比喻的多识前言往行，固然是君子所急迫的。我向来所见，也是如此。近来因为反求未得个安稳处，才知道这未免支离。如所谓通过诸公来求程氏，通过程氏来求圣人，这是隔了一层重公案。何不默识于心以立其本，而其言语的得失，自然不能逃脱我的鉴察呢？钦夫之学之所以超脱自在，不被言句所桎梏，也是因为合下入处亲切。”又答复何叔京的信说：“博观的弊端，确实不自量力。如果道可以通过多闻博观而得到，那么世上知道道的人就不少了。我近日因事才有省发之处，如鸢飞鱼跃，明道认为与‘必有事焉勿正’的意思相同，现在才明白无疑。在日常用度之间观察这流行的本体，起初没有间断处。有下功夫之处，才知道日前自欺欺人的罪过，不可胜赎。这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好在日常用度间察之，知道这个就知道仁了。”答复石子重的信说：我从去年秋天，去长沙，经过一个月才到，停留两个月后才回来。在路上绕道，又五十多天，回到家。幸好老人康健，其他情况大致舒适，其他没有值得说的。钦夫见解卓然，跟随他时间久，反复开益很多。但他天资明敏，起初不经历阶级而得到，所以今天对人说话也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跟随他少的，就一律学为虚谈，其流弊也将有害。近来颇觉此病了。分别后应当有办法救之。然而跟随的士人，也自己绝难得朴实头理路者，可见此道之难明。胡氏子弟及其他门人，也有说这个的，但都没有实得，拈槌竖拂好像说禅了。与文定合下门庭，大段相反，更没有商量处。只有钦夫见得表里通彻，旧来习见稍微有所偏颇，现在相见，尽觉释去，尽好商量。敬字之说，深契鄙怀。只如大学次序，也必须这样看才行。不是格物致知全不用诚意正心，等到诚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只是下学处须是密察，见得后便泰然行之，这是有始终之异罢了。其实始终是个敬字，只是敬中须有体察工夫，方能行着习察不然兀然持敬，又

译没有进步的地方。看孔子回答弟子关于仁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大要以恭敬作为入门之处，正要在日常用事中纯熟的地方去体认，这样才不会偏离正道。不像现在的学者前后自相矛盾，行为与理解各自不相辅助。最近才领会到这个意思，也担心未能将其融会贯通。在天地大化之中自有安身立命之所，这种说法固然有毛病，但当时的本意却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家主宰之处。所谓的大化，必须在此处去体认，然后鸢飞鱼跃，处处都洞然明白。如果只是泛泛地指着天、指着地说一个大化就是安身立命之所，安身立命之所就是大化，恐怕就会粗疏笼统，这就不是圣门求仁的学问了。在回复许顺之的信中说：大体上圣门求仁、格物的学问，没有一件事与佛教相同，所以平时议论间偶尔因为记忆自然提及，并不是特意立意要与它争胜负、较曲直。可以想见孟子辟杨墨，也是这样，所以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又在回复许顺之的信中说：最近听说越州洪适想要刊刻张子韶的经解，为此忧虑叹息，不能释怀。如果能看到孟子端正人心、继承三圣的意思，才知道这颗心不是随便如此的。

译五年，己丑，四十岁。春，正月，戊午朔。孔子诞生。

夏五月，省劄再次催促就职，再次辞谢。

【枢密院编修官施元之因为磨勘改官，另行注授，省劄催促前来供职。先生以脚疾在身，无法起身出发为由推辞。又因家贫亲老，急需俸禄供养，请求差遣到岳庙任职】

秋七月，省劄再次催促出行，再次辞谢。

【年谱记载当时，太学录魏掞之因议论曾觌而离开朝廷，于是极力辞谢。文集《与陈丞相书》说：“我本性愚钝，遇事容易妄发议论。私下观察近来的事情，深怕一旦不能自我抑制，从而招致罪责。我这不成器的身体，并非敢自我爱惜，实在是害怕辜负相公亲手书信招揽的美意，严重玷污了朝廷听取言论、优待士人的美名，那罪过就太大了。况且老亲年已七十，身边没有其他人侍奉，尤其不希望他陷入这种境地，日夜担忧烦闷，恐怕废寝忘食，作为人子的心，实在顾不上这些。敢再次倾诉诚恳之心，希望乞求检阅之前的奏状，特别给予岳庙的一次差遣，实在是莫大的幸运。”《与汪尚书书》说：“前信告诫不要以元履的去留作为自己的去留标准，我本来已经大致说过了。朝廷有缺失的政治，宰执、侍从、台谏熟视无睹、退立一旁，不能进一言，致使小臣越位犯分，颠沛流离至此，这已经不是圣朝的美事。又不能宽容鼓励，反而让他犹豫退却而离去，从而更加失去士人的心。又不等他自行请求，而直接贬斥他出去，那就太令人惊骇了。陈公对待天下士人，竟然如此。明公又不稍加调护，而听任他们的作为，那么我也凭什么敢来呢？大概我不是敢以元履的去留作为自己的去留标准，而是看各位公卿对待天下士人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进退罢了。”行状记载五年三次催促就职，恰逢魏掞之以布衣身份被召为国子录，因议论曾觌而离去，于是极力辞谢。先生曾经两次进献绝和议、抑佞幸的告诫，言论既然不被采纳，虽然提拔任用接连而至，也不敢就职，出处的大义，凛然有不可改变的原则】

【文集《回申催促供职状一》《乞岳庙劄子》《回申催促供职状二》】文集已发未发，说的是《中庸》未发已发的义理。此前认识到此心流行的本体，又因为程子凡是说“心”的，都指已发而言，于是将心视为已发，而将性视为未发之中，自以为心安理得了。近来观看程子文集遗书，发现他所论述的多不符合，于是再次思考，才知道前日的说法虽然在心性实质上未曾有差错，但未发已发的命名不当，而且在日常用功方面欠缺根本的一段工夫，这所缺失的不仅仅是文义之间的问题。于是分条列出他的话并附上自己的见解，告诉朋友，希望一起研讨。根据各种说法，都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在这个时候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的本性体段具备于此，因为它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所以称为中。然而这已经是就心体流行处而言，所以直接称之为性则不可以。吕博士论述这个大概得到了要领，只是认为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发，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程子纠正他，因为赤子之心动静无常，不是寂然不动的意思，所以不可以称为中。然而没有营求欲望、智巧之思，所以为未远离中罢了。未发之中本体自然，不需要穷究探索，只在这个时候用敬来持守，使这种气象常存而不丧失，那么从此而发出来的必定合乎节度。这是日常用功的根本工夫，那说在已发之处观察的，是为了察识端倪的发动而致力扩充之功。一旦不中，就不是性的本然，而心之道或许就趋于消歇了。所以程子在这里每每以敬而无失来说，又说入道没有比敬更重要的，没有致知而不在敬的，又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从事物来说则有动。

有静，从心来说，则周流贯彻，其工夫最初没有间断。只是以静为本罢了。向来讲论思索，直接将心视为已发，而所论述的致知格物，也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因此缺了平日涵养的一段工夫，其日常意趣常偏于动，不再有深潜纯一的意味。而其发出的言语事为之间，也常躁迫浮露，没有古圣贤的气象。这是由于所见偏颇而造成的。程子所说的凡是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这却是就心体流行而言，不是说事物思虑之交。然而与《中庸》本文不合，所以认为不当而再次纠正。固然不可以执着他已改过的话而尽疑各种说法的错误，又不可以就认为恰当而不探究其所指的不同。周子说：无极而太极。程子又说：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的时候便已经不是性了。大概圣贤论性，无不因心而发。如果想要专门论述它，那就是所谓无极而不容言的，也没有体段可以命名了。《中和旧说序》说：我早年跟随延平李先生学习，接受《中庸》一书，探求喜怒哀乐未发的奥秘，没有通达而先生去世，我私下哀悼自己的不敏，像穷困的人没有归宿。听说张钦夫得到了衡山胡氏的学问，就去跟随他询问。钦夫告诉我所听到的，我也没有省悟。退下来沉思，几乎忘了寝食。一天感叹说：人从婴儿到老死，虽然其语默动静不同，然而其大体莫非已发，只是其未发的未曾发罢了。

译从此不再怀疑，认为中庸的防范果然不出于此。后来得到胡氏的书，其中有与曾吉父讨论“未发”之旨的论述，其论点恰好与我的意思相合，因此更加自信。即使程子的言论有不一致的地方，也直接认为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失传所致，而不相信那些说法。然而偶尔向别人谈论，却未见有人能深刻领会其旨。乾道己丑年春天，我对友人蔡季通谈及此事，在问答辨析之际，我忽然对自己所理解的这个理产生怀疑。虽然这是我内心默识的，但也没有不可以告诉别人的道理。如今分析起来如此纷乱纠缠而难以明了，听来如此模糊迷离而难以理解。想来乾坤易简的道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大概不是这样的。而程子的言论，出自他门下高弟之手，也不应该一切谬误到这种地步。那么我所自信的，难道反而是自误吗？于是再次取出程氏的书，虚心平气慢慢阅读。没读几行，就像冰冻融化一样豁然开朗，然后才知道性情本来的样子，圣贤微妙的旨意，其平正明白，竟然如此。而前日阅读不详细，妄加穿凿附会，凡是辛苦才得到的见解，恰好足以自误罢了。至于推究事理到极致，反求诸己，又看到其危害之大，大概不仅仅是名物言辞的失误而已。于是又暗自恐惧，急忙写信报告钦夫，以及曾经共同持此论的人。只有钦夫回信，深以为然。其余的人则有的相信有的怀疑，有的直到今天多年仍未确定。忽然舍近求远，厌倦常规而喜欢标新立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能不引以为戒吗！闲暇时整理旧书，得到当时往来的书信稿一编，于是叙述其中的缘由并题名为《中和书说》，这大概是为了深刻惩戒前日的毛病，也让有志于学习的人读后，因为我的可戒之处而知所警戒。只是遗憾不能奉呈并请教李氏门下，但根据先生已经说过的话推想，知道他未说过的话，大概也不会相差太远。壬辰八月与湖南诸公讨论中和的第一封信说：中庸未发已发的意义，以前我认得此心流行的本体，又因为程子凡说心都指已发而言，于是把心看作已发，把性看作未发。然而看程子的书，多有不相符合的地方，因而再次思考，才知道前日的说法，不仅心性的命名不当，而且日常用功全无本领，所失的不仅仅是文义之间的问题。查阅文集遗书诸说，似乎都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在这个时候，就是此心寂然不动的本体，而天命之性全部具备于此。因为它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所以称为中。等到它感应而通达天下的事理，那么喜怒哀乐之情就发动显现，而心的作用可见。因为它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所以称为和。这就是人心的正，而性情的德性如此。然而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发之后不容安排，但只要平日庄敬涵养的功夫做到位，而没有私欲扰乱它，那么它未发时就像镜子明亮水静止，而它发动时就没有不中节的了。这是日常用功的根本功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也必须以这个为本，而在已发之际观察它，那么它具备在未发之前的，固然可以默识。所以程子回答苏季明反复论辩，极其详密，而最终不过以敬来说明。又说：“敬而无失，就是所以中。”又说：“入道没有比敬更好的，没有致知而不在敬的。”又说：“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从前讲论思索，直接把心当作已发，而日常用功，也只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因此缺失了平日涵养的一段功夫，使人胸中扰扰，没有深潜纯一的意味，而它发动在言语事为之间，也常常急迫浮露，不再有雍容深厚的风度。大概见解一有偏差，其危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可以不审慎啊。程子所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这是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说“凡言心者”，那么其说法有误，所以又自以为未当而再次纠正。固然不可以只执着于他已改正的话，而尽疑诸说之误，也不可以就认为未当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不知诸君子以为如何？答张钦夫信说：“诸说例蒙印可，而未发之旨，又其枢要，既无异论，何慰如！”然而近来看旧说，却觉得没有甚么纲领，因而再次体察，发现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那么性情之德，中和之妙，都有条理而不乱了。然而人之一身，知觉运用，无非是心之所为，那么心固然主宰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然而当其静时，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全，道义全具，其所谓中，乃是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的。等到其动时，事物交至，思虑萌生，那么七情迭用，各有主宰，其所谓和，乃是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的。然而性之静而不能不动，情之动而必有节，这就是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未始相离的。然而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则无以彰显此心之妙；人虽欲仁，而或不敬则无以致求仁之功。盖

译心主宰一身，在动静语默之间没有间断，因此君子对于“敬”，在动静语默之中也没有不用力的时候。未发之前是敬，这本来就已经确立了存养的实际功效；已发之际是敬，又常常施行于省察的过程之中。当它处于存养状态时，思虑尚未萌生，而知觉并不昏昧，这就是静中之动，也是《复》卦之所以能显现天地之心的原因；等到它进行省察时，事物纷繁交错，而品节规范没有差错，这就是动中之静，也是《艮》卦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的原因。因为有主宰静中之动的力量，所以寂然不动却未曾不感应；因为有省察动中之静的作用，所以感应万物却未曾不寂然。寂然而常感应，感应而常寂然，这就是心之所以周流贯通、没有一息不仁的原因。那么，君子之所以能达到中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发育，就在于此罢了。

主宰于身，在动静语默之间没有间断的，是心。仁是心的正道，而敬是心的贞固。这是贯穿上下的大道，是圣学的根本统绪。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性情的德性、中和的奥妙，就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尽了。来信说，做学问的人，必须先察识善端的萌发，然后才能施加存养的功夫，对此我朱熹不能没有疑问。诚然，在已发之处应当察识，但人自有未发的时候，这时就应当存养，怎么可以一定要等到已发之后才去察识，察识之后才去存养呢？况且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曾存养，就想随事察识，我私下担心会茫茫然没有下手的地方，而毫厘的差错，会导致千里的谬误，那将是有说不尽的后果。比如洒扫、应对、进退，这些都是存养的事情。不知道做学问的人，是要先做这些存养的事然后再去察识呢？还是要先察识然后再去存养呢？由此看来，用力的先后次序，就明显可以分辨了。

来信又说：“说到静就会沉溺于虚无”，这固然值得深深忧虑。然而这两个字，如果是佛家的言论，确实有这种弊病。但如果从天理的角度来看，动不能没有静，就像静不能没有动一样。静不能没有存养，就像动不可不省察一样。只要认识到一动一静互为根本，敬与义相互扶持，不容间断的意思，那么即使下一个“静”字，原本也不是死物。在极静的中间，其实有动的端倪，这就是之所以能看见天地之心的原因，也是先王之所以在冬至日闭关的原因，大概在这个时候，只是安静下来以存养这个心罢了，本来就不是远离世事、断绝外物、闭目枯坐而偏执于静的意思。只是在未接触事物时，就有敬来主宰其中，那么当事物到来时，善端就明显昭著，而用来省察的手段也就更加精明了。程颐所谓“在已发之际去观察”，正是说未发时只有存养，而已发时才有可观察的内容。

来信又说：“朱熹你说以静为本，不如直接说以敬为本”，这固然不错。然而“敬”字的功夫，贯通动静，但必须以静为本，所以我朱熹向来就有这样的说法。现在既然改成了“敬”，虽然看似完整，却看不出敬的运用有先有后，也就不能说是恰当的了。至于来信所说，必须察动以见静之所存，察静以涵动之所本，动静相互依存，体用不离，然后才没有疏漏。这几句话见解卓越，意旨和语言都很到位，然而前两句的次序似乎不太妥当。我认为如果交换一下位置，就有切实可行的内容，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如何？

答林择之的信中说：《中庸》从头到尾说的就是谨独的功夫，也就是所谓“敬而无失”，平日涵养的意思。《乐记》却直到好恶没有节制的时候，才说不能反躬自省，天理就灭绝了。殊不知在未感物时，如果没有主宰，也就不能安于静，仅这一点就自己昏昧了天性，不等到与外物交接被牵引才出错。因为中和两个字，都是道的体用，对人来说，就是未发和已发的意思。但不能慎独，那么即使事物还没有到来，本来就已经纷乱胶扰，不再有未发的时候，既然无法达到所谓的中，那么它的发出必然乖违，也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和。只有戒慎恐惧，不敢片刻离开，然后中和才能达到，而大本达道就在我身上了。二先生大概多次说过，而杨时所谓“在未发之际能体会所谓的中，在已发之际能获得所谓的和”，这话比较接近，然而未免有毛病。以前听说李侗先生论述这个最详细，后来所见不同，就不再深入思考。现在才知道他为人深切，但遗憾自己不能全部记住他的曲折细节了。比如他说：人固然有无所喜怒哀乐的时候，然而称之为未发则不可以，因为说没有主宰。又说：“致”字像“致师”的致，又像先说慎独然后才谈到中和，这个意思我也曾经说过，但当时既然没有领会，后来又不深思，于是成了错失，辜负了这位老先生啊。

又答林择之的信中说：前日关于中和的说法，你看懂了吗？这几天来玩味这个意思，在日常用功中极觉得得力，才知道以前之所以若有若无，不能得到纯熟而气象浮浅，容易动摇，其毛病都在这里。湖南的各位朋友，他们的毛病似乎也是这样。近来看张栻的文字，大体上都没有前面的那一部分功夫。大体上，心体贯通有无、包含动静，所以功夫也要贯通有无、包含动静，才没有疏漏。如果一定要等到它发出之后才去察识，察识之后才去存养，那么功夫所达不到的地方就太多了。只有在未发之前进行涵养，那么它发出的地方自然合乎节度的就多，不合乎节度的就少，在体察的时候也非常明审，容易着力，与没有根本可以依据的说法，大不相同。

译了。又回复林择之的信中说：“古人从孩童时期就常常教导他们不要说谎，在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日常事务中，就是进行涵养的功夫，哪里需要先去认识端倪然后再去涵养呢？只是从这种涵养中渐渐体悟出这端倪来，那么一切就都成为自己的东西了。接着只像平常那样去涵养，自然就会纯熟。现在说当天所学，就应当察识这端倪然后加上涵养的功夫，似乎不符合古人做学问的次序。因为义理是人心固有的，如果得到涵养而没有物欲的蒙蔽，那么自然会显现得明显显著，不需要另外去寻求。格物致知，也是因为它已经明显而使之更加明显罢了。现在却说如果不先察识端倪，那么涵养什么呢，不是太急迫了吗？”敬字贯通动静，但在未发之时，浑然就是敬的本体，并不是知道了未发才去下敬的功夫。既发之后，就随着事情省察，敬的作用就运行了，然而如果本体没有预先确立，那么省察的功夫也没有地方施展。所以敬和义不是两件事，一定要有事做而不要预设，不要遗忘，不要助长，那么这颗心就卓然贯通动静，敬确立义运行，没有哪里不是天理的正道了。回复林谦之的信中说：“自古以来圣贤教导人的方法，没有不让人以孝悌忠信庄敬持养作为下学的基础，然后广泛观察众理，接近……”

译思密察因为注重实践的实际效果来推求知识，其发端和要点，又都简易明白，起初似乎没有难以理解的地方，但等到达到极致时，却有学者终身思考努力也不能达到。大概不是因为思考推测困难，而是亲身践行、默默契合不容易。所以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孔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却听不到。圣门之学，之所以从容积累、涵养成就，无论深浅，无非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现在的学者却不是这样，大概还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就已经傲慢地自处，把自己归入上智、生知一类，把圣贤平时指示学者入门的最亲切之处，一概视为钝根小子的学问，不值得留意。他们平时谈论的，无非是子贡所说的听不到的话，往往追求险怪悬绝的言论来互相标榜，严重的甚至到了周行却立、瞬目扬眉的地步，对内欺骗自己，对外迷惑众人。这种风气肆意流行，日益严重，使得圣贤至诚善诱的教化反而成为荒诞虚幻、险恶浅薄者的资本，仁义被堵塞，非常令人恐惧。

九月戊午，因母亲祝孺人去世而守丧。

【年谱：孺人，是歙州祝处士确的女儿，享年七十岁。文集外：祖父祝公遗事】

乾道六年庚寅，四十一岁。春天，正月，安葬祝孺人。

【年谱：墓在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天湖的南面，名叫寒泉坞，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秋天七月，迁移韦斋先生的墓。

【年谱：根据《迁墓记》，乾道六年七月五日迁移到乡里的白水鹅子峰下。又考察吏部行状，又说庆元某年某月某日迁移到寂历山，就是现在的墓。难道韦斋的墓曾经迁移过两次吗？】

【文集：先妣孺人祝氏圹志、皇考吏部府君迁墓记。《文集》答吕伯恭书说：我过去读程子的书已经多年了，却不得要领，最近因为研究《中庸》首章的宗旨，才知道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虽然简约，但实际上进入德行的门径没有超过这个的。我正暗自洗心革面来奉行这些话，但还没有收获，不敢自外于这个，就把它献出来。《答刘子澄书》说：程夫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体用本末无不具备。试着用一天的功夫，应当得到其中的趣味。涵养的功夫，不是别人所能参与的，在于贤者加以注意罢了。至于致知的事情，则正需要朋友讲学的帮助，才能有发明。《答陈师德书》说：程夫子的话说：“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实在是学者立身进步的关键，而这两者的功夫，大概不曾不互相启发。然而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理衣冠、端正容貌为先，而所谓致知，也不过是在读书史、应对事物之间，寻求道理的所在罢了，不像近世荒诞怪谲、不近人情的说法。况且读书的方法，应当循序渐进而有常，专一而不松懈，从容于句读文义之间，而在操存践履的实际上体验，然后心静理明，渐渐见到意味。不然的话，虽然广求博取，日诵五车，对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语录》说：李先生当时讲学，已经有许多意思，只是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候没有捉摸处。又说：旧时失去了这个事物多时，现在收回来尚未便入腔窠，但当尽此生的力量，然后停止。】

冬天十二月，召赴行在，因为丧制未终，推辞。

【年谱：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的身份推荐，与王庭珪一同被召】

乾道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夏天五月，在五夫里创立社仓。【文集·五夫社仓记】说：刘侯与我既然奉行王公的教导，留下百姓偿还的官粟，贮存在乡里中。次年夏天，又向府衙请求说：“山谷间的细民没有积蓄，新粮旧粮未能接上，即使是丰年也不免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借贷粮食，而官粟堆积在不用的地方，后来会腐烂，不能再吃。希望从今以后，每年一次收敛和散发，既以缓解百姓的急难，又能换新的来储存，让愿意借贷的人出十分之二的利息，不愿意的不要强迫。小饥荒就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就全部免除，请求定为惯例。”不久又请求说：“粟分贮在百姓家中，对于看守和出纳不便，请求仿照古法建立社仓来储存。”在七年五月开始建造，八月建成。建了三座仓亭、一门，围墙、看守房屋无一不具备。又讲求社仓的利弊，详细制定条约，张贴在门楣上，以警示后来者。于是社仓的各种事务，大小都有规程，可以长久而不败坏。辛丑延和奏劄四说：“臣所居住的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一座社仓，是去年乾道四年乡民粮食困难，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石，委派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赈贷。到冬天收到原米，次年夏天，本府又命令依旧贷给百姓，冬天归还。臣等申报府衙处理，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此后每年依此收敛散发，或遇小歉收，就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就全部免除。到现在十四年，其支取的息米，造成仓廪三间，收贮已将原米六百石还纳本府，现存三千一百石，都是历年百姓交纳的息米，已申报本府照管，将来依前收敛散发，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

译三升。由臣与本地居住的官员及士人等共同掌管，遇到征收或发放粮食时，就向府衙申报，派遣一名县官监视收支。因此，在一乡四五十里的范围内，即使遇到荒年，人们也不缺粮食。

译《文集·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答林择之书》说：“我在哀痛困苦之余，没有其他外在的诱惑，痛切地自我约束整顿，才知道‘敬’字的功夫，如此亲切精妙。而以前不知道在这方面用力，只是用口耳之学浪费光阴，人欲横流，天理泯灭。现在回想起来，悲痛战栗，简直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的身体。”又《答林择之书》说：“近来因为与朋友讲论，深入探究近世学者的弊病，只是起初欠缺持敬的功夫，所以事事败坏。那些谈论‘敬’的人，又说只要能够存养此心，自然合乎道理，至于容貌辞气，往往完全不加以功夫。假使真能如此存养，也与佛老有何不同？更何况心思恍惚，未必真能存养得住呢？程子谈论‘敬’，必定以整齐严肃、端正衣冠、尊重瞻视为先。又说没有箕踞而坐而内心不轻慢的人，这才是至理。而先圣所说的‘克己复礼’，平常讲论‘礼’字，每每不称心，一定要解释为‘理’字，然后才罢休。现在才知道它精微缜密，不是常情所能达到的。”

冬季十二月，尚书省发文催促起行，朱熹以俸禄不足以供养父母为由，推辞。

《文集·辞免召命状》说：“上述朱熹于正月十七日，接到建宁府递送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书省发出的札子，命令朱熹遵照已颁布的指令，迅速起程前往行在。随后又接到本府再次送到的原本寄存在军资库的尚书省札子两道，其中一道详细列出了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共同奉圣旨召朱熹前往行在的指令。自念朱熹才能不及他人，学业没有成就，屡次蒙受召用提拔，终究没有补报。近来丧期未满，又蒙受收召的命令，刚过除服之期，朝廷又催促起行。朱熹虽然极其愚钝，仰承恩遇，怎能不感激奋励，希望以此图报万分？实在是因为平庸自知得很清楚。从前希望微薄的俸禄，只是为了双亲；现在则是灾祸惩罚之后，荒废更加严重，实在不忍心虚冒荣宠，以致遭遇来不及尽孝的悲痛。加上忧患侵凌，心志凋残衰弱，近来大腿内侧又复发痈肿，虽然幸而破溃，耗损却更多。即使道义上无可推辞，筋力也难以勉强。只是行为涉及违慢，心中不安，敢竭尽微诚，仰求洪恩。恳请特别赐予奏报，早日停止原下的指令，那么朱熹将不胜荣幸。”

乾道八年壬辰，四十三岁。春季，正月，《论孟精义》完成。

《年谱》说：这本书后来改名为《要义》，又改名为《集义》。《文集》序言说：《论语》《孟子》之书，是学者求道的最紧要之处，古今为之作注说的，大概已有百余家。然而自秦汉以来，儒者大都不能参与听闻此道的传承。宋朝兴起百年，有两位程先生出现，然后此道的传承有了接续。他们对于孔子、孟子的本心，大概是异世而同符的。所以他们用来阐发这两本书的学说，言语虽然浅近但探求起来无穷尽，旨意虽然深远但把握起来有要领，用来振兴斯文，开悟后学，可以说是极至了。我曾经搜集编次，附在本文之后。后来又选取那些学问与先生相同，以及从先生那里有所心得的人，如横渠张氏、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等九家的学说，加以增补，命名为《论孟精义》。我曾经论说，《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它用来指示人的，无非是操存涵养的要领；《孟子》七篇的旨意无所不究，而它用来指示人的，大多是体认扩充的端绪。圣贤的区别，其不同固然如此，然而体用同源，显微无间。如果不是先生的学问达到极致，谁能知道这一点呢？唉，这就是他在百世绝学之后奋起，而独自获得千载不传的绪论的原因吧？至于张公对于先生，论其所达到的境界，我私下认为他就像伯夷、伊尹对于孔子一样，而当时及门之士，考察他们的言行，又不知道谁可以成为孔氏的颜回、曾参呢。现在记录他们的言论，不敢说没有少许不同于先生，而完全合乎圣贤之意，只是说大的方面既然相同，那么浅深疏密毫厘之间的差别，正是学者所应当尽心探究的。至于近年以来，在先生门人那里学习的人，又有人写出他们的书，那么我想他们的源头深远而末流分化，醇薄异味，而不敢收录了。有人说：那么流传于世而没有列入此书的学说，都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汉、魏诸儒，校正音读，疏通训诂，考证制度，辨别名物，他们的功劳很大了。学者如果不先涉猎他们的学说，那么又凭什么在这里用力呢？而近世二三名家，以及在先生门人那里学习的人，他们的考证推说，有时也对文义有所补益。学者从这里有所心得，然后观看，那么到哪里会没有收获呢？至于那些外表依托程氏，而窃取其近似之言，来文饰异端学说的人，确实不可以进入学者的心中。然而因为他们荒诞虚幻浮夸，足以欺骗世人，而流俗已经趋向他们了。他们的危害难道轻微吗？只是他们的语言气象之间，确实有不难辨别的。学者如果真在这本书上用力而有心得，那么对于那些言论即使想读，也将无暇顾及了。那么这本书的写作，虽然不敢推辞率尔的讥讽；至于阐明圣传的统绪，成就众说的长处，驳正流俗的谬误，则我私下也妄自认为大概可以吧。乾道壬辰正月元日写于《语孟要义》序后说：熹

译前几年编次这本书，在建阳刻版印刷，学者们传习它已经很久了。后来仔细考证，发现程颢、程颐、张载等先生的学说，有时还有遗漏缺失的地方。既然已经加以补充填补，又得到了毗陵周氏的四篇半学说，在建阳的陈焞字明仲再次将它们附在本章之后。豫章郡南康的黄某字商伯看到后很高兴，既把它刻印在他的学校中，又担心读者对详略的不同产生疑惑。于是嘱托我在前序的左侧书写说明，并且将原来的书名“精义”更改为“要义”。淳熙庚子年冬十一月

译夏季四月，有人催促我赴任，我再次推辞。六月，省劄再次催促我赴任，我再次推辞。

《资治通鉴纲目》成书

《文集序》说：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接受诏令编集《资治通鉴》，完成后，又摘录其中的精要语句，另外编成目录三十卷。晚年他担心本书过于详细，目录过于简略，于是又著《举要历》八十卷，以取适中，但没有完成。到了绍兴初年，已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才根据司马公的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于是文字更加简练而史事更加完备。然而过去我从他家中得到此书并伏案阅读，仍暗自担忧自己记忆力不强，不能把握其纲要并涉及其细节。因此曾不自量力，便与志同道合的人依据两位先生的四部著作，另外制定义例，增删剪裁，编成这部书。大概是用表格标示年份以统领一年，并依据年份来彰显正统；用大字书写以提取要点，用分注来完备叙述。使得年份的久远与接近、国家正统的分裂与统一、言辞事件的详略、议论观点的同异，贯通晓畅，如同指掌般清晰。命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共若干卷，收藏在箱中，暂且供私人查阅，以备遗忘罢了。至于两部书著述的本意，则有非我所能企及的。虽然如此，年份周流于上，天道就明确了；正统确立于下，人道就安定了。大纲概略列举，鉴戒就昭示了；众目全部展开，防微杜渐就显著了。这就是凡是为致知格物之学的学者，也将对此感慨有所感悟，而两位先生的志向或许可以默默领会了。因此叙述其旨意，条例如此，列在篇首，以等待后来的君子。乾道壬辰年夏季四月与蔡季通信中说：“通鉴节本，只命名为纲目，取一纲举则众目张的意义，条例也已经确定了。三国最终必须以蜀汉为正统，才能心安。”又与信中说：纲目凡例修改大致确定，极有条理意义了。到此再商量一下，只是修书的功绪尚广，若能得数月像这两月无事，就可以小有成就了。又与信中说：纲目正在修改未定，旧本太简略，不成文字。辰与李伯谏信中说：纲目三国以后的草稿之类，临行忘记提及，现在想随行有的便归还，幸甚。又与信中说：通鉴文字近来刚修得数卷，南北朝部分，伯起不承当，已托付给元善了。估计他必能完成，只是见修者颇费工夫，大概旧看正史不熟，仓促间无处查考，估计今秋可了。已又与信中说：通鉴诸书全不得下功，此前却修得晋事粗定，条例因事参考也颇详密，只是晋事最后两三卷未到，所以前书奉速，宋以后事分属张元善已修得大字数卷来，尚未得勘验。与林择书信中说：通鉴工夫浩博，甚悔开始谋划太锐，今甚费心力，然而业已为之，不容中辍，须来年春夏间靠近入山僧寺，谢绝人事，作一两月期毕力了之，才可。答吕伯恭信中说：近稍得暇，整顿得纲目数卷颇为可观，欲寄未有别本，俟来春携去，求是正也。又答吕伯恭信中说：纲目草稿略具，俟写校净本毕，即暂且休歇数月。答刘子澄信中说：纲目也修得二十余卷，义例益精密，上下千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了，恨相距远，不得少借余力一加订正，异日脱稿终当以奉累耳。又说：近看温公论东汉名节处，觉得未尽。只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章、明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曹氏，不知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驱之也。且以荀氏一门论之，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荀爽已濡迹于董卓专命之朝，及其孙荀彧，则遂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为非矣。盖刚直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全身就事之计，故不觉沦胥至此耳。想其当时父兄师友之间，自有一种议论文饰，复使骤听者不觉其为非，而真以为是，必有深谋奇计可以活国救民于万一之中也。邪说横流，所以甚于洪水之害，孟子岂欺余哉！年来读书，只觉此意思分明，参前倚衡，自不能舍，虽知以是为人所恶，而终穷死，其心诚甘乐之，不自悔也。答张敬夫信中说：“通鉴纲目近再修到汉晋间，条例略举，今亦漫录数项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纂成书，而多事分夺，无力誊写未知何时可脱稿，求教耳。”答吕伯恭信中说：“纲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条例整顿，较前加密矣。”答李滨老信中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此曾窃取春秋条例，稍加剪裁，别为一书，而未及”

译我年老体衰，视力日益恶化，草稿堆积如山，非常害怕不能完成这部著作，以此作为终身的遗憾。”在给吕伯恭的信中说：“《纲目》这部书正自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来抄写，也苦于没有专心细致的工夫，所修订的内容未必恰当，请还是暂且搁置吧。”在给尤延之的信中说：“承蒙您指教关于扬雄、荀彧两件事的处理。查考司马光先生的旧例，凡是王莽的臣子都记载为‘死’，比如太师王舜之类，唯独对扬雄隐瞒了他所接受的王莽朝廷的官爵而只记载为‘卒’，似乎涉及曲笔，于是不得不按照原本的体例记载为：‘王莽大夫扬雄死’，认为这足以警戒那些因畏惧死亡而丧失节操的人，同时也并没有改变司马光先生直笔的正统体例。荀彧却是汉朝的侍中、光禄大夫，并参与丞相军事，他的死是自杀，只是据实记载为‘某人某官自杀’，并将其系于曹操攻打孙权到达濡须之下，并非故意将荀彧视为汉朝臣子。然而详细记载他的官职，也是显示事实，作为汉天子的近臣却依附贼寇，不忠的罪过，并非因为他身为汉朝臣子。这些地方当时极费斟酌安排，不知道最终能否免于后世的公正议论？胡安国评论荀彧是曹操的谋臣，而胁迫迁都、九锡这两件事，都是由董昭首先发起，所以想要稍微延缓九锡的提议，等待日后慢慢自行发起。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而自杀，属于刘穆之这一类，而宋齐邱在南唐的事迹也与此相似。这个评论我认为符合荀彧的真实情况。”又给尤延之的信中说：“我个人的浅陋意见，正认为扬雄与王舜等人侍奉王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他们侍奉王莽这一事实是相同的，所以借用赵盾‘止之’的体例，一概以王莽臣子记载。以此来彰显万世臣子的警戒，表明即使没有臣服贼寇的心，只是因为畏惧死亡、贪恋生存而留下了这样的痕迹，也难免被诛绝的罪责。这正是《春秋》严谨的法度，至于司马光先生的变例，则不知道依据什么，实在不敢遵从。”在给潘恭叔的信中说：“《通鉴举要》详细记载不能完备首尾，简略记载又不足以供检阅，这就是《纲目》这本书所作的原因。只是精力早衰，不能完成这部著作，恐怕成为千古的遗憾。”壬寅年辞免江东提刑的奏状三贴黄中说：“臣以前阅读《资治通鉴》，私下发现其中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纠正其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反而记载为入侵，这类情况不止一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又凡是事情的首尾详略，一律用平文书写，虽然有目录，也难以查找。于是私下妄意根据这些事实，另外编写一本书，用大字标明年份以统领一年，并因年份而彰显正统，用大字提要，用小字注释以完备言论。至于是非得失的关键之处，则又随意使用古史的书法，略示训诫，命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如果蒙受圣上慈爱允许我担任闲职，就应当缮写首篇草稿，首先进呈，恭敬地等待圣上裁决。语录说《纲目》如果成书，应当也不少于《通鉴》那么多文字，只是恐怕精力跟不上，未必能完成罢了。如果估计不能完成，就必须烧掉它。”《纲目》现在还没有来得及修订，后来的君子必定会采纳它。《行状考论》说从西周以来直到五代，选取司马光编年的著作，用《春秋》纪事的方法来衡量，纲举目张而不烦琐，条理清晰而不混乱，国家的治乱，君臣的得失，如同指掌般清晰。又说《通鉴纲目》仅仅能够编成，常常以没有来得及修补为遗憾】

译《八朝名臣言行录》编成

【文集序】说：“我阅读近代的文集和记载史事的书籍，观察其中所记载的本朝名臣言行的事迹，大多对世道教化有补益。然而因为这些记载分散各处而没有统摄，既无法穷究其始终表里的全貌，又混杂在虚浮怪诞的说法中，我曾对此感到忧虑。于是选取其中的要点，汇集成为这部录，以便于记诵阅览。还遗憾书籍不完备，多有遗漏缺失，日后有所获得，应当继续书写。”答复吕伯恭的信说：“《名臣言行录》这两部书，也是当时匆匆忙忙编成的，其中自己知道尚有很多错误，编排次序也没有章法。刚写成文字，因为看得出来需要订正，展示给我看是幸事。”

冬天十月，《西铭解义》编成

【年谱】横渠先生张载学习古法并努力践行，笃志好礼，是关中壬子年的宗师。曾经在学堂的两扇窗户上，左边书写《砭愚》，右边书写《订顽》。伊川先生说：“这是开启争端”，于是改为“东铭西铭”。伊川先生曾说：“《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的道理，发扬了前代圣人所未阐发的内容，与孟子关于性善和养气的论述功效相同。自孟子之后，大概没有见到这样的著作。”游学于他门下的学生，一定让他们阅读《大学》和《西铭》。先生至此阐发其中的义理。语录：“以前到云谷，从山下往山上走，中途大雨倾盆，全身都湿透了，才到达目的地。于是思考‘充满天地的，是我的形体；统帅天地的，是我的本性’。当时季通和某人在那里，我因此让每个人解释这两句话，自己也作了两句解释。后来自己觉得说到了要害，所以逐渐便作了《西铭》等解释。”

【文集·西铭后记】文集《答复薛士龙信》说：我自幼愚钝，事事比不上别人，只是曾经侧面听闻先生君子的余教，粗略知道有志于学问，但寻求却不得其法，大概是舍近求远，身处低位却窥探高远，心神驰骋于空灵玄妙之境长达二十多年，近来才因困顿而自我悔悟，开始转而寻求于句读文义之间，谨慎于视听言动之际，但也还没有什么听闻。正打算与一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心协力从事于其中，希望积累点滴，逐步攀登，以侥幸能粗略知晓理义的真实，不归于小人之列，然而岁月流逝，齿发竟然已经如此了。《答复汪尚书信》说：圣门的教育，是由下学而上达，从平易的地方讲究讨论，积累思虑潜心钻研，从容满足，久而久之渐渐有所收获，那么就会日渐看到其高深远大而无法穷尽。程夫子所说的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言论必定从近处开始，不善于从近处着手的人，不是懂得言论的人，也是说的这个意思。现在说此事不是言语揣测所能达到的，必须先有见识然后才能进入平易的境界，这就是想要先上达而后下学，譬如这就好比先看清秋毫而后看见山岳，先举起万石而后能举起一只小鸡。道固然有不是言语揣测所能达到的，然而如果不是颜回、曾参以上达到化境的人是不能参与的。如今在为学用力的初始阶段，正当通过学问思辨并努力践行，才可以变化气质而进入道，反而先自我禁绝，不学不思，以坐等无故忽然有所见识，岂不是沉溺于无用的地方，虚度光阴，而最终看不到成功呢？即使侥幸在恍惚之间有所得，也与天理人心秩序命定的真实毫无关联，他所自称有所得的，恰好足以作为自私自利的资本罢了。这就是佛教的祸患泛滥滔天而无法遏制的原因，有志之士因此深深忧虑浩叹而想要烧毁他们的书。

九年癸巳，四十四岁。春天三月，省札再次催促出行，再次推辞，并请求担任祠官【文集·辞免召命状五】

夏天四月，《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编成

【年谱】起初濂溪先生周敦颐著《太极图》，阐明天理的根源，探究万物的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阐发太极的蕴义。他的言论简约而道理宏大，文辞质朴而义理精微，得孔子、孟子的本源，对学者大有功劳。先生说二程先生谈及性命之际，未曾不依据他的学说。然而周子亲手传授给二程的原本图附在书后，传抄者见其如此，于是误将图当作书的结尾，不再厘正，使得先生立象尽意的微妙旨意晦暗而不明，而匆匆阅读《通书》的人也不知道有所统摄。又朱震进《易说表》说此图的传承来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氏认为先生不仅仅学习种穆的学问，这仅仅是他学问的一位老师，不是他学问的极致。以先生学问的奥妙，不出于此图，认为得之于人，那么决非种穆所能达到；认为不是他学问的极致，那么先生的学问又何以超越此图呢？至此为之作传解，与《西铭解义》，都未拿出给人看。文集《答复胡广仲信》说：太极的奥义，周子在前立象，在后作说，互相阐发，平正通达，绝无毫发可疑之处。而旧传的图说都有错误，幸好在此处失去的在那里还有保存，所以以前得以参考互证，改正它。凡所更改都有依据，不是出于己意的私见。程允夫问：“程子未曾明确将此图展示给人，现在却依据它作解说以流传，这难道是先生的意思吗？”回答说：“当日此书未流行，所以可以隐藏。今日流传已广，如果不说破，却令后生白白产生疑惑，所以不得已而为之解说。”

【文集《太极通书后序》《太极图说后记》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译《通书后记》《题太极西铭解后》

译五月朝廷有旨，特意改授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再次辞谢。【年谱记载：先前有旨，再次催促赴任，再次辞谢。接着四次接到省札，都辞谢了。至此进呈乞求岳庙的札子。宰相梁克家于是上奏说：“朱某屡次征召不起，应当蒙受褒奖录用。”执政官员都向皇上称赞，皇上说：“朱某安于贫困、坚守道义，屡次推辞退让值得嘉奖，特赐改授合入的官职，主管台州崇道观，允许随意居住。”行状记载：先生认为改授官阶并赐予祠禄，都是进用贤才、奖赏功劳、优待老人、报答勤勉的典制，如今没有缘故突然获得，请求退让却得到进用，在道义上不安，于是再次辞谢。文集：辞免改官宫观状第一状、第二状】

六月，《程氏外书》编成。

【文集后序说：右边《程氏外书》十二篇，由熹编排次序，可以抄写。起初熹编排次序《程氏遗书》二十五篇，都是各位门人当时记录的完整书籍，足以纠正俗本纷乱更改的谬误。而对于两位先生的言论，则不能没有遗漏。于是从各种集录中选取，参互比较、去重除冗，得到这十二篇，作为《外书》。先生的言论，并没有精粗的区别，而两本书都不是同一人所记录，其深浅工拙，又不可以一概而论。之所以称为《外书》，只是因为选取来源杂乱，有时不能审察其原本出处。比起前书，更应当精心选择、审慎采纳罢了。乾道癸已六月】

《伊洛渊源录》编成。

【文集·答吕伯恭书】说：“想要作《渊源录》一书，全部记载周、程以来各位君子的行实文字，正苦于没有这些资料。等到永嘉各位人士的事迹首尾，于是写信给士龙告知，委托他搜访，现在寄来了。”又回信说：“《渊源录》允许作序引，很好。”又回信说：“《外书》《渊源》两书，颇有头绪了吗？希望早日留意。”

冬十一月，省札检查旨意，已下达的指挥，不合辞免。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岁。春二月，再次辞谢。三月有旨，不许辞免。再次辞谢。夏六月，才开始接受任命。

【行状】淳熙元年，又再次辞谢，皇上心意更加坚定，才开始接受任命，改授宣教郎奉祠。年谱：先前十一月，省札检查旨意，依照已下达的指挥执行。二月，再次辞谢。三月，省札检查旨意，不合辞免，旨意下达，又辞谢。五月，省札再次检查旨意，依照已下达的指挥。先生认为改授官职赐予俸禄，是朝廷进用贤才、奖赏功劳、优待老人、报答勤奋的典制，却让小臣整年安坐，一天没有缘故而突然获得，请求退让却得到进用，在道義上不安，所以三次具表辞免，谦让躲避超过一年。皇上心意更加坚定，至此才开始接受任命。

【文集辞免改官宫观状第三状、第四状，申建宁府状，谢改官宫观奏状】

编次《古今家祭礼》

【文集跋】《古今家祭礼》说：“右边《古今家祭礼》，由熹编纂次序，共十六篇。大概人的生存，没有不根本于祖先的，所以报答根本、回归初始的心，凡是有血气的人所不能没有的。古代的圣王，根据这不能没有的心，制定为典礼，用来表达精神，加深恩爱，有义理有法度，本末详尽。遭遇秦朝毁灭学术，礼制最先毁坏。从汉朝以来，各位儒者相继出现，稍微缀辑，仅存一二。因为古今便利不同，风俗不同，虽然有崇尚儒学重视道义的君主，知晓经典喜好学问的人士，也不能完全依照古礼以恢复三代的兴盛。那些因时述作，随事讨论，作为一国一家制度的，固然不一定都符合先王因义而起的本意。然而存在于今天的，也没有多少了。可惜散失脱落残缺，将要于是泯灭于无人知晓，于是私下搜辑，合并为一篇，以便观览，希望它可以流传于后世。然而都没有杂糅，原本可以参校，往往缺误不可晓知。虽然《通典》、《唐书》博士官旧藏版本，也不足以依据，那么其他的就更可以知道了。各家之书，如荀氏、徐畅、孟冯翊（孟诜）、周元阳、孟诜、徐润、孙日用等，只有目录而未见到的，尚且有很多。有能采集善本，通校并广泛传播的，希望见闻有所兴起。”

【互相损益折衷，共同成就礼俗，以此辅助圣朝敦化导民的意思，难道不美好吗？淳熙元年五月答郑景望信说：“家祭礼三篇一并送上，不知道可以补入现在版本的卷中吗？如果可以添入，那么孟诜、徐润两家应当在贾顼家荐仪之后，孟诜为第七，徐润为第八，而依次排列以后篇数至政和五礼为第十一，接着以孙日用为第十二，于是以杜公四时祭享仪为第十三，依次排列以后至范氏祭仪为第十九，又在后序中将‘十六’改为‘十九’，仍然删去孟诜、徐润、孙日用七个字。”如果不这样，就保留旧序而另外作几句话附在后面，尤其不审尊意以为如何？再等待教诲指示。但是写校必须令精审无误，然后刻板，避免将来更改费力为佳。或者在未刻之间，暂且一并写定上板真本寄示，容许与各位学生详细勘验纳上尤其方便。马端临《文献通考》《古今家祭礼》二十卷。陈氏说：“朱子汇集《通典》《防要》所载，以及唐朝本朝各家祭礼都在其中，共二十卷。”

朱子年谱卷一

<史部,传记类,名人之属,朱子

译《谱》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年谱》卷二

译宝应王懋竑撰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岁。夏季四月，东莱吕公伯恭前来拜访。《近思录》编成。

【《文集·书近思录后》说：淳熙乙未年夏天，东莱吕伯恭从东阳来到我的寒泉精舍，停留了十天，一起研读周子、程子、张子的著作，感叹其内容广大宏博，仿佛没有边际，担心初学者不知道从何入手，于是共同选取其中关乎大体且切合日常用处的内容，编成此书，总共六百二十二条，分为十四卷。凡是学者寻求入门和用力的地方，治理人事的要领，以及辨别异端、观察圣贤大略的内容，都大致可见其梗概。以此作为偏远地区后进学者，有志于学习却没有明师良友先后引导的人，如果确实得到此书并潜心玩味，也足以找到入门的途径。这样之后再去探求四位先贤的全书，深入潜思、反复研读，从容涵泳、充分满足，以达到广博而返归简约的目的，那么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大概就能完全掌握了。如果害怕烦劳，安于简便，认为取足于此就可以了，那就不是今天编纂这本书的本意了。五月五日，东莱吕公说：《近思录》既已编成，有人怀疑首卷关于阴阳变化、性命之说的内容，大体上不是初学者的事。祖谦私下曾参与编次的意图，认为对于后出晚进的人，虽然不能立刻让他们理解义理的本原，但如果茫然不识其梗概，那又哪里能有所归宿呢？将其列在篇首，只是让他们知道名义，有所向往罢了。至于其余各卷所载讲学的方法、日常躬行的实质，都有阶梯可循，按照这个顺序前进，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大概不至于违背编纂的本意。如果厌恶卑近而追求高远，逾越等级、违背节次，流于空虚，最终没有依据，那难道就是所谓的‘近思’吗？阅读的人应当详细体会。】《文集·答吕伯恭书》说：《近思录》近来的册子，也自有可观之处，但以前嫌它太高深，删去了几段。

【现在看似乎不可删去，颜子论作为首章，却不是专门论述道体，自然应归入第二卷，又事亲居家之事直接放在第】

【九卷似乎也太迟缓，现在想另作一卷，让它放在出处之前，才得其序。卷中又删去了几处，草稿附上呈览，不知您的意下如何？第五伦的事，阃范中也没有记载，不记得曾经讲过吗？不知取舍的意思如何？因为来信告知及此。此书如果想要刊行，必须再请老兄在目录之后加几字，表达叮咛之意才好，千万不要吝惜。又答吕伯恭书说：近思录中几段已补入各篇末尾，现在送上，恐怕有不安妥之处，希望指教。想要移入第六卷的内容，是否可以？也希望早日告知。答张敬夫书说：近思录中关于举业的三段以及横渠语一条，一并抄录呈上，幸而交给那里的旧属员校正，或者再得几字说破，增添之意尤佳。酊答吕伯恭书说：钦夫寄来所刻的《近思录》，想要添入关于举业的几段，已经写付给他，不知他是否已离开那里，能否完成此书呢。语录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近思录》好看，是四子六经的阶梯，《近思录》是四子的阶梯。《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害，十四圣贤气象圣贤说得语言平，如《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皆平易，《近思录》是近来人说话便切。又说：且熟读《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近思录》首卷难看，我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几语以载于后，正是为此。如果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同顿兵坚城之下，不如《语》《孟》只是平铺直叙可以游心。看《近思录》，如果对第一卷未晓得，且从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渐晓得。

偕东莱吕公至鹅湖，复斋陆九龄、象山陆九渊来会【年谱】东莱吕公送先生至信州鹅湖寺，江西陆九龄字子寿、陆九渊字子静及清江刘清之子澄都来会，一起讲论所闻，而陆九龄、陆九渊坚持自己的见解，意见不合而罢。其后陆九龄颇悔其非，而陆九渊终身守其说不变。附《象山年谱》：淳熙二年乙未，吕伯恭约先生与兄复斋会朱元晦诸公于信州鹅湖寺。复斋诗云云。元晦三年后才和此诗。朱亨道说：“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吕伯恭大概是顾虑朱熹与陆九渊还有异同，想让他们归于一统并确定所应遵循的方向。吕伯恭大概有志于此，但言语自得则未也。临川赵守景明邀请刘子澄，赵景昭，赵景昭在临安与先生相款，也有意于学。又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的意思，想让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的意思，想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认为陆九渊教人太简，陆九渊认为朱熹教人支离，这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

译辩难，认为“尧舜之前，有什么书可读？”复斋制止了他。赵、刘等各位只是拱手静听罢了。《象山语录》吕伯恭举办鹅湖之会，先兄复斋对我说：“伯恭约请元晦参加这次集会，正是为了学术上的异同。我们兄弟俩先就意见不同，怎么指望在鹅湖达成一致呢？”先兄于是与我辩论，又让我自己陈述观点，直到晚上才停止。先兄说：“子静的说法是对的。”第二天一早，我请先兄发表看法，先兄说：“我没有话说，夜里思考后，觉得子静的说法非常正确。”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孩童知道爱，长大后知道敬，古代圣人相传的只是这颗心。大概有了地基才能建造房屋，没听说没有地基忽然形成山峰。留心于传注反而变得杂乱阻塞，刻意追求精微反而陷入沉沦。珍重朋友间的切磋琢磨，要知道最大的快乐在于当下。”我说：“诗很好，但第二句稍微有些不妥。”先兄说：“说得这样了，还说不妥，还要怎样？”我说：“不妨一边动身，我沿途再和这首诗。”到了鹅湖，伯恭首先问先生别后的新进展，先兄举出诗的前四句。元晦看着伯恭说：“子寿早就上了子静的船了。”举完诗后，元晦便与先兄展开辩论。我说：“我途中和了家兄这首诗：‘面对墟墓兴起哀思，面对宗庙产生敬意，这种人心千古不灭。防止水流积聚成为沧海，卷起石头堆成华山。’”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業竟浮沈。举诗到这里，元晦脸色大变。到后两句说：“想要知道从低处升到高处，真伪首先必须从今辨别。”元晦非常不高兴，于是各自休息。第二天两位先生商量了几十个回合，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接着几天凡是辩论他的学说，随屈伯恭，很有虚心倾听的意思，最终被元晦所阻止。《文集·答吕伯恭书》说：“陆子寿我听说他的名声很久了，遗憾没有认识他。子澄说他的议论很推崇无垢，不知道现在究竟如何。”《答吕子约书》说：“陆子静的贤德，我听说很久了，然而似乎听说他有忽略文字、直趋本根的意思，不知道他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的界限，又是怎样的呢？”又《答吕子约书》说：“近来听说陆子静言论风格的一二，全是禅学，只是改变了名称罢了，争相效法，恐怕误导后生，遗憾没有认识他，不能深入探讨他的学说，因此提出我的疑惑。然而想到他的学说正盛行，也未必肯听我这老生常谈，只是私下忧虑叹息罢了。”《东莱集·与朱元晦书》说：“抚州士人陆九龄字子寿，笃实孝顺友爱，兄弟都有成就，旧时所学稍微偏向〇这次相聚多日，也很有向四方问道的意思。”《文集·答张敬夫书》说：“子寿兄弟气象很好，他的毛病却是完全废弃讲学而专门致力于实践，却在实践之中要求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这是最大的毛病。要说他操守谨慎质朴，表里如一，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可惜他自信太过，格局狭隘，不再吸取别人的优点，将流入异端而不自知。”《答王子合书》说：“前月末送伯恭到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讲论之间深感有益，这个月八日才分手回去。”《东莱集·答邢邦用书》说：“祖谦从春末前往建宁，与朱元晦相聚四十多天，又一同出来到鹅湖，二陆及子澄各位兄长都聚集，很有讲论的益处。前信所论很恰当，近来已经曾为子静详细说过。讲贯诵绎是百代治学的通法，学者因此支离泛滥，自然是人的毛病，不是方法的毛病，看到这一点就想完全废弃它，正是因噎废食。然而学者如果只是能言说它的不对，而不能反省自己落到实处，泛泛汨汨没有止境，这又正好用来坚定他们的自信。”《南轩集·答朱元晦书》说：“陆子寿兄弟怎么样，肯听劝告吗？”又回信说：“临川他的学说正盛行，这尤其值得忧虑。”

译秋季七月，云谷晦庵建成。

【《文集·云谷记》】

丙申年，四十七岁。春季三月，前往婺源。

【年谱：蔡元定随行，到达后，县令张汉率领众学生请求在学宫讲书，朱熹推辞；又请求撰写藏书阁的记文，朱熹答应。并将程氏《遗书》、《外书》、《文集》、《经说》、司马氏《书仪》、高氏《送终礼》、吕氏《乡仪》《乡约》等书，留在学宫中。当地子弟每天拿着经书请教，朱熹根据他们的资质禀赋，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又作了《茶院朱氏谱序》。到六月初旬，才返回。曾与滕璘游览，看见山水幽静，说：“这正像我昔日梦中所见的景象。”问那地方叫什么，回答说：“名叫绯塘，是滕璘的产业。先人的坟墓在这里。”朱熹说：“所以我与你有一种神交的缘分。”于是命令在坟上建亭，写下“草堂”二字给他。《文集·答吕伯恭书》说：“汪丈突然去世，想必你也为此伤叹。我早晚就要回婺源，应当顺路去哭祭他。”又《答吕伯恭书》说：“昨天承蒙您远道来访，几天下来启发警醒很多。我十二日到达婺源，再过一两天走遍山间的坟墓，回来后也不能久留。”】

修复远祖的坟墓。

【先生祭扫坟墓，因为远祖制置府君的墓域，年代久远没有修缮，被他人占有，于是向官府陈述，恢复了原状，砍伐石头堆高泥土，加以修缮。】《文集·祭汪尚书文》《祭告远祖墓文》

【《文集·答吕伯恭书》说：“途中与季通讲论，因而领悟到向来涵养的功夫太少，而讲说太多，强求必得、寻流逐末的弊端。类推以求，众病不一，但其根源都在于此。恍然自失，似乎有顿悟的功夫。如果能保持这种不懈的状态，或许对将来有所希望。但这并非像近日诸贤所说的顿悟之机。”】

夏季六月，授予秘书省秘书郎，推辞不被允许。秋季八月，再次推辞，并请求主管祠观，被允许，任命主管武夷山冲祐观。

【行状】任命为秘书郎。先生认为改官的命令，正是为了嘉奖他的廉洁退让。现在却承受进升提拔的恩宠，这是左右观望以谋取私利，极力推辞。当时皇上谕示大臣想要奖用廉洁退让之士，执政者因此以先生进言，所以有这个任命。恰逢有人说虚名之士不可用，因此再次推辞，就听从了他的请求，主管武夷山冲祐观。年谱：当时皇上谕示大臣奖用廉洁退让之士以激励风俗，参政龚茂良以先生操行耿直，屡次召见不起用为由进言，于是有这个任命。先生认为改官的命令，正是为了嘉奖他廉洁退让的节操。现在却承受进升提拔的恩宠，这是左右观望而谋取私利，极力推辞。并且亲手写信给龚茂良说明。当时权幸小人乘隙谗毁，恰逢有人说虚名之士不可用，于是趁他再次推辞，就听从了他的请求。《文集·辞免秘书郎状一》说：右熹奉六月二十一日尚书省札子并告命一道，授予熹秘书郎。熹听闻任命震惊，不知所措。私下认为圣祖日夜思慕俊杰，图谋建立功业，片善寸长，无不收用，岩穴幽隐之人，也不舍弃遗弃，于是使妄庸之人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难胜，岂敢修饰言辞逊避，以辜负奖赏提拔之意。然而熹私下考虑国家间建图书之府，用来储蓄秀异之才，选试有程序，未曾轻易授予。郎官以奉守为职，虽然不同于典校之官，但自古以来相承，或者用来安置老成有德之士，如熹这样凡陋之人，岂能胜任。现在如果贪冒宠荣，不自量力，这必然坐取嘲笑，以累圣主知人之明。何况近年屡次以多病不才，恳辞召命，已经蒙受圣慈洞照肺腑，大概既怜悯其爱君忧国，粗有守亩夙夜之诚，而又知其衰朽无用，重悯劳以官职之事，所以假借褒嘉惠养全活之意，虽非愚贱之人所当得，然而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则有不可以最终推辞的。这是熹所以恳辞逾年而终于拜受明命，并且复具以此意附奏陈谢，其感恩自誓之诚，大概有皎然而不可欺的。现在却想因圣主前日所以假借惠养之资，而遂夤缘以冒进擢无涯之宠，这是古人所谓登垄防而左右望以罔市利的，不惟士夫清议有所不贷，而且熹之不肖也私下羞耻，是以恐惧惶惑，不敢祗受。伏惟钧慈怜悯体察，特为敷奏，早赐寝罢。元降指令，使熹愚分，稍安，不胜幸甚。熹除已将省札告命申建宁府，送军资库寄纳之外，谨具状申尚书省，伏候指令。谨状。辞免秘书郎状二：答韩尚书书说：区区行役，前月半闲，始得还乡。忽闻除命，出于意望之外。自视能力，岂称此选？愧惧窘迫，不知所为。私下妄意这必是尚书丈过恩推挽之力。后来府中递到六月十五日所赐书信，也将所得别纸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虽深，然而非本心平日所望于门下。熹狷介之性，矫揉万方，终究不能回转迂疏之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由此自知，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所以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

译我不过是修身守道，以此度过余生罢了。趁着闲暇时日讽诵遗留的经典，参考旧日的见闻，以求探明圣贤立言的本意所在。这既是为了自我愉悦，偶尔也将其记录成书，与求学之人共同分享，并且等待后世的君子，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丝毫多余的念头。中间我曾恳切推辞召命的征召，反而错误地得到了宠爱的褒奖。起初也不敢接受。后来仔细思量，这大概是君主和宰相清楚地知道我没有用处，却想借此施加怜悯慰劳、恩惠供养的恩典，所以稍微提升我的官职，增加我的俸禄，最终答应让我闲居。似乎有可以接受的理由，因此我恳切回避了一年多，最终还是拜受任命。我私下认为，这足以对上承接朝廷的美意，对下得以让自己断绝仕途。从此以后，我将能够悠闲自得地度过岁月，专心于自己的学业，而没有忧愁紧迫的顾虑了。然而事情却大大地不像这样，我朱熹又怎能沉默不语呢？像我这样狭隘迂疏，不能随顺世俗，本来就已经听到风声而厌恶了。只依赖当时贤能的公卿，或许有误而了解我。然而在下风处听闻，考察他们行事议论的始末，那么对于我内心不能没有怀疑的地方还很多。现在如果我不推辞而冒然接受，那么宾客主人之间不同的议论，必定有所不能避免。这对治理没有益处，反而正好成为众小人嘲笑的材料。况且我私下的愿望想要成就的，也将被淹没而不能成功。或者在晚年侥幸有所成就，人们也一定会认为这是已经试验过而不灵验的书，而不去阅读了。又何况今日一旦出仕，那么前日所斟酌辞受而不敢苟且的心意，也将变得昏暗而不能自我辩明了。各位公卿如果真的了解我，厚爱深厚，那么为什么不寻求伸展我的志向、保全我的操守的方法，而一定要胁迫驱使、怂恿使我达到这种地步呢？况且士大夫的辞受出处，又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处境的得失，关系到风俗的盛衰，所以尤其不可以不审慎。像我这样的人，先前因为推辞召命而得以改任官职，现在又因为改任的官职而有这次的任命。我如果接受而不推辞，那就是美好的官职要职，可以从容推辞谦让，安坐而必定能得到的。近世以来，风气颓败习俗萎靡，士大夫倚靠欺骗来获取爵位俸禄的人，数不胜数，唯独没有这一类罢了。而我恰好不幸，各位公卿一定要强迫我充数。我虽然不才，实在不忍心让自己蒙受这种耻辱，让天下后世秉持清议的人得以唾骂轻视我。况且我在门下说这些话已经多年，苦言悲恳，无所不至，而办事的人听之藐然，反而从容游谈，大为看重，而其最终成效，不过是让我内心违背素志，外在招致深深的讥讽，然后罢了。这是我不能理解的，而且又私下计算我一生的言行，必定有大大不相符的地方，而使办事的人不相信我的话以至于此。深深地自我悔责，无处归咎，然而也不敢最终在门下沉默，所以敢再次陈述。恳请怜悯并明察。我前几天回复大参的信，匆忙来不及说尽这些曲折，所以现在冒昧直言，不仅是为了向明公伸展我的浅意，也是借此向龚公表达。如果成命已经下达，不想追回停止，那么希望趁着他请求免除复任祠官之职的机会，这在出令的体制上似乎没有失当，何必等到他狂疾发作之后然后再用药呢？瞻望门墙，没有机会趋前侍奉，情意迫切，言语杂乱，恳请高明垂赐矜察。

译冬十一月，刘氏去世。

【刘氏是草堂刘公的女儿。次年某月，葬于建阳县唐石大林谷。将亭子命名为宰如亭，并在其侧规划寿藏。将庵堂命名为顺宁庵】

绍熙四年丁酉，四十八岁。夏六月，《论语孟子集注》和《或问》完成。

【年谱】先生编次《论语孟子集义》之后，又作了《训诂本义》。随后，他选取其中的精粹，深得本旨的，编为《集注》；又阐述取舍的理由，编为《或问》。然而担心学者转而追求浅薄，所以《或问》一书未曾拿出来给人看。当时书肆有私自刊印流传的，先生急忙向县官请求追索其印版，因此只有学者私下抄录。此后《集注》删改日益精密，而《或问》则不再修订，所以两者在取舍上有所不同。然而辨析毫厘，互相阐发，也是学者应当仔细体味的。又《答何叔京书》说：“《孟子集解》应当全部已经过目，有差错谬误之处，切望大力删削，警示我这昏聩，幸甚。”答张钦夫书说：“《中庸》《大学》章句因此略加修定，再抄录呈上。然而觉得其间还有应当删去的地方，《论语》也是如此。草定一本，没有闲暇誊清。《孟子》则正想为之，但时日精力来不及。”答吕伯恭书说：“两个月间只看了两篇《论语》，也是黄直卿先看过，参考同异之后，才加以折中。”答胡季随书说：“熹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略有成说。然而近日读来，在一二大关节处，仍有谬误，不停修削。有时随手又觉得毛病生出，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如果倚仗一时的聪明才气，略看一遍，便以为事毕，岂不轻率，自误之甚吗？”《语录》：“《论语集注》大概是我十年前本为朋友传阅而去，乡人便不告而刊印。等到发觉时已经分裂四处，无法收回了。其间多有未稳妥之处，严重误导阅读。”《文集》答张元德书说：“《大学》等书近来多有改定之处，没有闲暇抄录寄去，也有来不及整顿的。如《论》《孟》二书，很遗憾它们出得太早了。”答孙敬甫书说：“南康《论语》《孟子》是后来所定的本子，然而比读之下尚有应当改定之处，来不及下手。《大学》也有删定数处，没有闲暇抄去。”《语录》：“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说语内。我《集注》《论语》只是阐发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都在经文内。”《精义》是许多言语，而《精义》能有几何？言语一字是一字，有一字抵百十字的，你都当作平常看了。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须解说，只因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注解，替学者省一半力。如果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能看出圣人的意思？前辈解说，恐怕后学难懂，所以集注尽撮其要。已经说尽了，不须更在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只把这个仔细玩味，自然晓得。对学者说：“我《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灭一字不得。你们仔细看。”又说：“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论语集注》如同秤上称过一样，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学者不肯用功去看。”我对于《论孟》四十余年，理睬中间，逐字称量，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应当仔细玩味。我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是闲字。那个无紧要的闲字，越要玩味。自家意里说是闲字，那个正是紧要字。我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是要人精粗本末，字字咀嚼过。此书我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犹未了，不可草草看。道集注于正文之下，正解说字训文意，与圣经正意。如诸家之说有切当明白的，即引用而不没其名。如《学而》首章先尹氏而后程子，也只是顺正文解下来，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者，或文外之意而于正文有所发明，不容略去；或通论一章之意，反复其说，切而要不可不知也。集注中解有两说相似而稍异的，亦要相资。有说全别的，是未定也。问集注有两存的，何者为长？曰：“使某见得长的时，岂复存其短的？只为是二说皆通，故并存之。然而必有一说合得圣人之本意，只是不可知耳。”又说：“大率两说，前一说胜。我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量轻重，方敢写出。”我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解说之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贺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入的，大概他本未有这般意思在。《文集·答潘端书》说：“《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功夫修定，只集注屡改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了。”

译山间无人，无法抄录，所以不能奉寄，可以只用旧本观看，有不稳妥的地方仔细告知，再好好评议衡量也可以。”张元德问道：“《语孟或问》是丁酉年的版本，不知道后来修改定稿的情况如何？”回答说：“《论孟集注》后来修改的地方很多，于是与《或问》不太相应，又没有工夫修定《或问》，所以不曾刊印。现在不如暂且就在正经上玩味，有不适切的地方参考《集注》，再自己思索为好，不可以依赖这部未定的书就认为是对的。”丙语录：“《论语或问》很好，为什么不肯刊行？”回答说：“就是不必如此，文字太多，学者反而更不把它当回事了，只看《集注》就足够了。”友人问：“《论语或问》说是五十岁前的文字，与现在的说法不同，当时想要修改，后来精力衰退，那个工夫太大，后来就搁置了。”

译诗集传成

《文集·诗集传序》：丁酉年冬十月，吕氏家塾读《诗》记录的后序，壬寅年九月。读《吕氏诗记·桑中》篇。写在临漳所刊《诗经》后的话：郑康成说《南陔》等篇章遭遇秦朝而亡佚，其义理则与众篇的义理合编在一起，所以保存下来，直到毛公作诂训，才将众篇的义理分别置于各篇篇首。我认为：郑氏说三篇的义理原本与众篇的义理合编，这是对的。然而就认为《诗》与义理都出于先秦，《诗》亡佚而义理尚存，直到毛公才将众义理分别置于篇首，这就错了。后汉卫宏传明确说卫宏作《毛诗序》，那么序怎么可能是与经文同时出现而由毛公分开的呢？然而序原本不冠于篇首，则因郑氏此说而可见。我常忧虑现在读《诗》的人知道有序而不知道有《诗》，所以依据他的说法而重新审定这个本子，以恢复其原貌，还担心阅览者迷惑，又在后面详细论述。淳熙庚戌年冬十月。

答范伯崇书说：十五国风的次序，恐怕未必有意，所以集传中不敢提起。欧阳公的本末论很好，也收录在后语中了。

答吕伯恭书说：私下得知您读完《诗》的终篇，想必多有发明，遗憾未能从容请教。我所集解当时也很详备，后来凭心意删定，剩下的才这些。然而被旧说牵制，不满意的地方极多，近来想修正，又苦于没有别的考证依据，这件事终究累人。

又答吕伯恭书说：《诗》说想要修改的地方是哪一类，因为书信告知，略及于此。近来也得以刊定，大抵小序都出于后人的臆测，如果不摆脱这个窠臼，终究没有缘由得到正当的理解。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还遗憾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成完书罢了。

又答吕伯恭书说：《诗》说昨天已附在《小雅》后两册寄去了。小序的说法不容以一言断定，更待您的教诲，得以反复推敲，我的意思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信未说尽，更须有话说，恐怕您的意见不如此处，却望仔细一一垂谕，更容考究如何，逐条批示尤幸，一并得到却难看清也。

又答吕伯恭书说：向来所喻《诗》序的说法，不知后来您的意思防备得如何？“雅”、“郑”二字，“雅”恐怕便是大小《雅》，“郑”恐怕便是《郑风》，不应一概以风为《雅》，又在《郑风》之外另求郑声。圣人删录取其善者以为法，存其恶者为戒，无非是教化，岂必灭其籍呢？看此意思，甚觉通达，无所滞碍，气度也自公平正大，无许多迂回费力处，不知高明以为何如？

又答吕伯恭书说：诗不知究竟作如何看？近来看前日的说法，犹是泥里洗土块，毕竟心里未安稳。清脱便中求所定者节目处一两篇，一看恐怕或有所警发也？

答潘文叔书说：诗也再看，旧说多所未安，现加删改，别作一小书，庶几简约易 read，若详考即自有伯恭之书矣？

答潘恭叔书说：近再防备二南旧说，极有草草处，已略刊订，别为一书以趋简约，尚未能便就也？

答吕子约书说：诗说久已成书，无人写得，不能奉寄，也见子约专治小序而不读诗，故自度其说未容易合，而不寄耳？

答李公晦书说：诗说近修得国风数卷，旧本且未须出，甚善？

语录：诗本易明，只被前面的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而乱了诗的本义，且只将四字成句的诗读，却自分明。现作诗集传，待取诗编排放在前面，把序驱逐到后面，自作一处。诗序东汉儒林分明说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同，都是被它坏了。我又看得也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越说越疏。向来郑渔仲有诗辨妄，极力诋毁诗序，其间言语太过，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为，起初也怀疑，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而质问史记国语，然后知道诗序果然不足信。贺某向作诗解文字，起初用小序，间或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才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涤尽旧说，诗意方活。大续集与叶彦忠实书说：诗两本，烦为以新本校旧本，其不同处依新本改正，有纸册副在内，恐怕要帖换。

年谱：诗，自毛郑以来，皆以小序为主，其于经文相悖，则穿凿为说以通之。先生独以经为主，而订其序之是非，复为一编，附录经后，以还其旧。

周易本义成

《文集·书临漳所刊易经后》说：右边是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亡友东莱吕祖谦伯恭所定，而音训一篇则是其门人金华王莘叟所笔录的。我曾认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显示训诫，故其言虽简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也略举其一端以见凡

译不过是举例罢了。然而自从众儒将经文与传文分合之后，学者便为了文辞的便利而取义，往往没有深入研习整部经典，就急忙抓住传文的一端作为定论，于是导致一卦一爻仅对应一件事，使得《易》的应用反而受到局限，无法通达天下的事理。对于这种情况，朱熹大概对此感到忧虑，因此反复研读晁说之（字伯恭）的著作而有所感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章句接近古本而已。至于音义训诂方面，朱熹推测其中或许仍有遗漏脱失之处，晁说之曾说书刚写完而晁伯恭就去世了，这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朱熹也不敢擅自补正。于是将这些看法分别记载在篇末。淳熙九年夏六月，吕祖谦在《古易》后题写。

汉朝兴起时，研究《易》的有六家，唯独费氏的《古文易》没有立于学官。刘向用中秘的《古文易经》校勘施氏、孟氏、梁邱氏的经文，有的地方脱去了“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的经文与古文相同，那么费氏经就是真正的孔子遗书了。东汉的马融、郑玄都研习费氏之学，其书才开始盛行。如今学官所列的王弼《易》，虽然推崇庄老，但其书原本就是郑玄的书。费氏《易》在汉代诸家中最接近古本，却最遭排斥，千年之后，依然独立存在，难道不是天意吗？自从郑玄、王弼将彖辞、象辞、文言附于经文之后，学者便不再见到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纂《古周易》，想要恢复其旧貌，但在刊刻补正、分合离合之处，阅览者有的认为不妥。祖谦谨因晁氏之书参考传文记载，重新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律以古本为准则，其说法详载于音训之中。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序。

《周易》卦爻辞为一，彖辞为二，象辞为三，文言为四，系辞为五，说卦为六，序卦为七，杂卦为八，谨慎地排列如上。查考晋朝太康初年发掘汲县旧墓，得到古简编，科斗文字散乱不可训释，唯独《周易》最为明了，上下篇与现在完全相同，另有阴阳之说而没有彖辞、象辞、文言、系辞。杜预怀疑当时孔子在鲁国编撰，尚未传播到远方国家，而《汉书·艺文志》记载《易经》十二篇，施氏、孟氏、梁邱氏三家，颜师古说上下经及十翼，所以是十二篇，那么彖辞、象辞、文言、系辞开始附于卦爻之后，大概是在汉朝吧？先儒说费直专门用彖辞、象辞、文言参解《易》爻，将彖辞、象辞、文言纳入卦中，是从费氏开始的。起初，费氏没有列入学官，只在民间流传。到了汉末，陈元方、郑康成等人，都学习费氏古十二篇的《易》。于是孔颖达又说王弼的意思，认为象辞本是解释经文的，应当相互靠近，将分爻的象辞各附于当爻之下，那么费氏最初改变古制时，还像现在乾卦的彖辞、象辞系于卦末那样吗？古经开始被费氏改变，最终被王弼大乱，可惜啊！朱熹在嵩山《古易》序后写道，按晁氏此说与吕氏音训大同小异，大概互有得失。先儒虽然说到费氏用彖辞、象辞、文言参解易爻，但起初并没有说他将传文分开以附于经文。至于说郑康成开始将彖辞、象辞合于经文，那么《魏志》的话很明白，而《诗疏》也说：汉初做传训的，都与经文别行，三传的文字不与经文相连，所以石经书《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而《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也与经文别行。等到马融为《周礼》作注，才说想要省去学者两读，所以具载本文并就经文作注。马融、郑玄相隔不远，大概是仿照他的意思而做的。所以吕氏在此义上有所得，而晁氏不能没有失误。至于晁氏说最初扰乱古制时，还像现在乾卦彖辞、象辞并系于卦末，最终被王弼大乱，那么他的说法源于孔疏，而吕氏不采纳。因为孔疏的话说：夫子所作的象辞本在六爻经辞之后，为了自卑退让，不敢干扰先圣正经之辞。等到王弼的意思，认为象者本是解释经文，应当相互靠近，其义容易明白，所以分爻的象辞各附于其当爻之下言之。这认为夫子所作原本在经辞之后，是夫子自己所定，虽然未免有失误，但说王弼分爻的象辞以附于当爻则是正确的。所以晁氏舍弃了一半而取了一半。其实现在所定恢复为十二篇的，是古经的旧貌。王弼注本的乾卦，大概保存了郑氏所附的例子。坤以下六十三卦，又是王弼自己所分的。吕氏在序语中虽然说郑康成、王弼合传于经，但在音训中却只归于郑氏，而不及王弼，那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

译两家观点的区别，以及王弼本《周易》中次序与两种体例的不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难道不是困惑吗？

朱熹在《答吕伯恭书》中说：“研读《周易》的方法，我私下怀疑卦爻辞原本是为了给占卜者防范吉凶，并借此进行训诫。直到《彖传》《象传》《文言传》写成，才开始依据这些吉凶训诫的含义，推演阐述其中的义理来阐明它。后世人只看到孔子所讲的义理，不再推究文王、周公的本意，因而轻视占卜为不值得谈论，他们谈论《周易》的方式，于是远离了日常生活的实际，大多牵强附会、曲折迂回，偏执于某一件事而言，不再有包容贯通、曲折畅达、旁通无碍的妙处。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圣人当时完全可以另外写一本书，明确陈述义理以昭告后世，何必借助卦象来说这些艰深隐晦的话呢？所以现在想要每当读一卦一爻，就像占卜所得一样，虚心探求辞义所指，作为吉凶可否的判断，然后考察卦象所已经呈现的样子，探求道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再推演到具体事务上，使上自王公，下至百姓，在修身治国方面，都有可应用之处。我私下认为这样探求，似乎符合三位圣人的遗意。然而目前只读完了上经，其中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不敢强行贯通。那些能够贯通的地方，原本非常平易浅近，现在的注释却误作高深微妙的说法。”

“这类情况不一而足，我也想私下记下自己的看法，与朋友商讨，但还没有完成。”

《答虞士朋书》说：“寄来的赵仓《易说》，简易精密，遗憾的是没能见面详细请教。但象数是创作《周易》的根本，卜筮是其实际用途，而各位儒者探求不得要领，以至于苛细纠缠，令人厌烦。如今却完全摒弃、粗略对待，不再留意，恐怕看不到制作的纲领、语意的来历，似乎不太妥当。昨天在乾坤两卦中，略记下所疑惑的一两点，现在随意抄录呈上，希望您详细指教。试着在谈话间，用您的高见去请教他。”

《与赵提举书》说：“大概《周易》这本书，本是为卜筮而作，以前也曾草草写下一些看法，现在随意抄录两卦呈上，其他文义尚未明晰的地方很多。”

“没能完成学业，姑且等待后世的杨雄那样的人吧。近来又编了一部小书，略论象数的梗概，一并献给您。”

《答陈明仲书》说：“读《易》也很好，但经书难读，而这本书尤其难。廷老所鄙薄的说法，当时草草抄出，未成文章，但试着略加考察，也可以看出门径梗概。”

《答余正叔书》说：“回家后只看了《大学》和《周易》，修改很多。义理无穷，心力有限，怎么办？只有尽力钻研，死而后已。”

《答郑仲礼书》说：“您告知的读《易》之说很好。我曾用邵雍的话去探求，从而得知画卦的次序。至于经文，也只是虚心阅读，偶尔略知一二。遇到不可理解的地方，就放下。也曾粗略写下一些看法，但尚未完成。至于画卦揲蓍的方法，又曾有一本书刻板印刷，名叫《启蒙》。”

《答孙季和书》说：“您寄来的《易说》，意思非常精密。但近世谈论《周易》的人，直接抛弃卜筮而空谈义理，导致文义牵强没有归宿，这已经很久了。必须先用卜筮占决的意思探求经文的本义，然后再用义理来解释，那么其命辞的意思以及其来源的缘故，都可以逐渐显现了。以前读这本书，曾有一些私人笔记未定稿就被传出摹印，近来虽然收回销毁，但流传已经很多，不知您是否见过？那些说法虽然未定，但大概可以看出。遵循这个去探求，或许不至于凿空妄说。又曾作《启蒙》一书，也已经刻板发行，不知您是否见过？现在寄去一本，试看如何。”

《答刘若房书》说：“《本义》未能成书，却被别人偷出再次摹印，有误于观览。《启蒙》从现在看来，如论河图洛书，也难免有多余的话。”

《答杨伯起书》说：“读《易》想必更有滋味。我的谬说本来未成书，以前被人偷出印卖，更加错误，实在不可读。没想到流传已经到了您那里，更不值得观看。”

语录：我的《易》简略，当时只是随手记录，兼及文义。伊川及各位儒者都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在语脉中略略牵带过这个意思。问：《本义》为何专以卜筮为主？答：且须熟读正文，不要防备注解。大概古《易》的《彖》《象》《文言》各自在一处，到王弼才合为一，后世各位儒者于是不敢移动。现在难以一下子说完，且须熟读正文，久了自然领悟。

庚戌年五月初在临漳初见先生，问看《易》，先生说：“《易》未好看。”《易》自难懂，先儒讲解失圣人意的地方很多。又问读《诗》，先生说：“《诗》固然可以兴起情志，但也自难，先儒的说法也多失之。”我枉费许多年工夫，近来于《诗》《易略得圣人之意。近赵子钦有信来说：“某说《语》《孟》极详，《易》说却太过简略。譬如这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就挡住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整体光明，岂不更好？大概着不得详说。”先生于《诗》自以为无复遗恨，说：“后世若有杨雄那样的人，必定会喜欢！”但对《易》《本义》意思不甚满意。大概先生的意思只欲作卜筮用，而先儒说道理太多，终究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导致遗憾。

译遗憾啊

译绍熙五年戊戌，四十九岁。秋季八月，朝廷任命我为南康军知军，我推辞不接受。

【年谱记载：宰相史浩一定要起用我，有人建议让我担任外郡官职，于是任命我暂代南康军事务，兼管内劝农事，仍借绯色官服。本传记载：史浩再次担任宰相，任命我为南康军知军，降旨让我就近赴任】

【文集：辞免知南康军状】

冬季十月，收到朝廷命令，不许我辞免，我再次请求担任宫观闲职。

【十月奉到朝廷命令，不许我辞免，命令我迅速前去赴任。等到任期届满前来奏事时，再具文请求宫观差遣】

【文集：乞宫观劄子】

十二月，朝廷下发命令催促我赴任。

绍熙六年己亥，五十岁。春季正月，我再次请求担任宫观闲职。二十五日，启程出发。在铅山等候命令。

【年谱记载：朱熹多次写信勉励我出行，张栻也说必须出去一趟才好。虽然去留出处早有定论，但仍须斟酌时势，不要做得太过。如果一味坚决拒绝，那么上面的人会说贤者不肯被任用，这对大局反而有害。先生到这时才开始有出行的意思。二十五日离家，走到信州铅山，等候命令，暂住在崇寿寺僧舍】

二月再次请求担任宫观闲职

陆子寿来访

【文集：和鹅湖寺子寿韵诗云：德行义理的风流我向来钦佩，分别三年更加挂念。偶然扶着藜杖走出寒谷，又劳烦您乘蓝舆度过远山。旧学问的探讨更加精密，新知识的培养转趋深沉。只愁说到无言的境界，不信人间还有古今之别。语录记载：陆子寿从抚州来，到铅山观音寺拜访先生。子寿每谈论事情，必定以《论语》为证据。比如他说：圣人教导人，居处要恭敬，做事要严肃；又说：孔子平时说话，读《诗》《书》、行礼仪，都用雅言。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谨慎守信，博爱众人而亲近仁德。这些都是教导人在实处践行，何曾高深？先生说：我过去持论也喜欢高深，近来渐渐移向低处，渐渐踏实了。比如孟子却是把人教到底，如说存心养性，知性知天，有他的说法。是他自己知道的，别人未达到他的境界，如何知道他的滋味？最终想要践行，也没有入手的地方。如果《论语》却是教人存心养性，知性知天，实在涵养的地方就能看见就能践行。子寿看先生解释“莫显乎微”说：几微是细微的事情。于是赞叹其说法之好说：前后解说者连“莫见乎隐”一起说了，更不见切体的地方，现在这样分别却是使人有检点的处所。九龄自觉力量薄弱，平常不合礼的念头固然能常常警戒，不使它萌生于心，但志气力量终究不免有懈怠的时候，这大概所谓几微处须要检点。先生说：确实如此。陆子寿说：古代教导小子，从能说话能吃饭就有教育，以至于洒扫应对都有学习，所以长大后就容易教导。现在人从小即】

【教做对对子，稍大就教作虚诞的文章，都败坏了他们的本性。我曾想做一个小学规，使人从小教育就有法度，这样也须有益。先生说：只做禅院清规的样子也自好。子寿说：孔子回答众弟子所问，随其才能回答，不让他们听到不能践行的说法，所以成就的多。如克己复礼为仁，只交付给颜子，其余弟子不得听闻。现在教学者说着便令克己复礼，几乎以颜子标准要求他们了。现在佛教徒接引人还能分上中下三根，说我则随其根器接引。我们却没有这个。先生说：此说固然正确，如克己的说法却是因为众人都有此病，须克之才可进步，使肯相从却不误他走错路。假若教他佛教徒来相问，我们让他们克己复礼，他们还相从吗？子寿说：他们不从。曰：那么他们所谓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见得是与不是？解释后却错了不可知。文集答吕伯恭书信云：近来两得子寿兄弟书信，却自讼前日偏见之说，不知结果如何。又答吕伯恭书信云：子寿相见其说如何？陆九渊近来得书，他的学生曹立之来访，气质很好，也似乎知道其师说的错误。拿着陆九渊答他的书与刘淳叟的书，却说人须是读书讲论，那么自觉其前说之误矣，但不肯翻然说明，今是昨非的意思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词说，只此气象却似不佳耳。又答吕伯恪书信云：陆九渊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淳者，也很好，见来此相聚。说陆九渊却教人读书讲学也得到。江西朋友书信也说如此，此亦皆济事也。又答吕伯恪书信云：子寿兄弟得书，陆九渊约秋凉来游庐山，但恐此时已换却主人耳。他们兄弟今日岂易得？但陆九渊似犹有旧来意思。闻其门人说，陆子寿言其虽已转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势久之亦必自转回。思鹅湖讲论时是何气势，今何止什去七八耶？朱熹集与朱元晦书信云：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庐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和，相识中甚难得也。文集答曹立之书信云：“录示陆兄书信，意甚佳。近大冶万正淳来访

译过去已有隔阂了。只是觉得还有人兼采旧说，认为根据时势确立教化，是不得不如此的。像这样的意思，却似乎逐渐掩盖了不明白的地方，因此包显道等人仍然主张先入为主，还以……

译读书讲学，是充塞仁义的大祸。而张栻（南轩）近来也说：“像梦泉那样扬眉瞬目地谈论，恐怕不如直接剖判是非，让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学者各自洗去旧习，以进于日新之功，不应当再怀有疑惑和秘藏，从而滋生困惑。”《祭陆子寿教授文》说：“求学不偏私于一家之说，只追求大道。如果诚心择善，即使次序不同也能同流。如我与兄长，年少时未能一同游学，一生之中仅再见一次，于是倾心相交，情意深厚。回想过去在鹅湖之下，确实是初次识面。兄长驾车前来，带着季氏一同到达，拿出新篇示我，情意恳切而无保留。厌倦世俗学问的支离破碎，推崇简易的新规模。但我听后，在浅陋之中独自疑惑而不安，起初在胸中听得很明白，最终在谈论中却纷乱纠缠。慢慢揣度兄长不可轻易用辩论使其屈服，又知道兄长必将返回来深入观察，于是迟疑徘徊，怅然犹豫。分别不久，兄长来信，审查之前的说法尚未确定，说：‘你的话值得怀念。’等到我辞官未获批准，在道旁僧斋停下车马，兄长于是屈驾前来教导，我们尽情讨论而没有猜忌。从此以后，道合志同，为何像风流云散？于是一个向西一个向东，大概多年独自居住，仅两通书信往来，期望拄杖穿履肯来顾访，或许能慰满我的归属之情。于是听说兄长病重，急忙发信问讯，并裹药携带前往，曾派使者去却未返回，为何传来的消息不祥？惊得失声落泪，泪水淋浪沾湿我。呜呼哀哉！今年的岁数，既非龙也非蛇，为何唯独贤人不吉？屡次兴起对吾道衰微的深叹，只有兄长的德行尤其杰出，俨然申正而无邪。至于他降心从善，又岂有一毫骄吝的私心呢？呜呼哀哉！兄长已经去世，此心实存，炯然参倚，可以觉察懈怠昏昧，谁能泄露？我哀痛一恸，在寝门缄辞千里，以此杯酒助祭。”《答吕伯恭书》说：“子寿又成为古人，可痛可伤。不知今年是什么气数，而吾党不利如此。”又《答吕伯恭书》说：“子寿去世，深可痛惜。吾道不振，这是天命，奈何奈何。”《答某子渊书》说：“荆州去世，忽然岁晚，最近又得到青田教授陆兄的讣告，吾道不幸，竟至于此。每念及此，心中悲痛。”

三月，省劄再次催促出行，当月晦日赴任上任。

【年谱记载：到任后首先下达教令三条：一、因为郡地贫瘠，人口稀少，徭役繁重，赋税沉重，寻求宽缓防备的方法，让士人、父老、僧道、百姓中有能知道利弊根源的人，全部陈述；二、让士人、乡人、父老在岁时集会，教育告诫子弟，使他们修养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互助，以成就风俗之美；三、让乡党父老各自推举有志于学的子弟，派遣到学宫，在闲暇时与教官共同讲说经义，以诱导他们，希望长材秀民为时而出。先生每四五日去一次学宫，为诸生讲说，勤勉不倦，郡中有贤德的人被礼聘担任学职，士风一致不变】

在学宫建立濂溪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享，又建立五贤祠。

【年谱记载：先前移文给教授司户，认为奉恩假守，托付民社，将要宣明教化，敦厉风俗，不仅仅是责成簿书期会而已。于是访寻陶威公侃、谢文靖公安、陶潜靖节先生、前朝孝子司马暠、司马延义、熊本仁赡、义门洪氏等人的遗迹，以及白鹿洞学宫的废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涧先生刘、父子了翁先生陈公祠宇的有无，并核实实际情况上报。至此，于是建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享。那陶靖节、刘西涧父子、李公择、陈了翁，则另外建堂祭祀，匾额题为《五贤堂》】

【文集知南康榜文 又牒】

夏五月，派遣使者祭祀唐孝子熊本仁赡的墓。

修复刘屯田墓

【《壮节亭记》：刚到任，访求先贤遗迹，在城西门外草棘中找到故尚书屯田员外郎刘凝之的墓，在他墓前作小亭，建立门墙，谨慎锁钥以限制樵夫牧童，用欧阳公的话，命名其亭为壮节】

【文集》告熊孝子墓文，祭屯田刘先生墓文，壮节亭记】

请求辞官未获批准

作卧龙庵祭祀诸葛武侯

【年谱记载：庵在庐山之阳，五老峰下，捐出俸钱，委托西原隐者崔嘉彦主持工程，在堂中绘制诸葛武侯像，在楣间书写武侯《出师表》中的话“洪毅忠壮，奉身忧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十六个字，后来又越过数百步，面对龙潭，作亭作为吏民祈祷之所，当时正值旱灾，认为龙之渊卧者可以起来天行，因此匾额题为“起亭”】

【文集卧龙庵记】

【文集答吕伯恭书说：四五日去一次学中，为诸生诵说，仅这一件事，还觉得未失故步。又答吕伯恭书说：学中略为说《大学》，近已终篇，现在只是让教官挑覆所授《论语》，诸

译对于先生未曾论及之处，我略加阐发，也未曾擅自登上讲席，侵扰官员、冒犯告发，这正是如来教义所担忧的。我只是像文翁、常衮那样行事，微小的志愿仅此而已。政事固然希望简静，但如今做官的人不致力于体恤百姓，大多是故意纵容吏胥，畏惧忌惮权贵豪强，凡是公事，稍微加以防范检查，没有不因此患上这两种弊病的，形势所迫，不得不挑选一两个人来根治。除此之外，不敢有丝毫的骚扰。财赋方面，各县都不得力，废弛特别严重，被丞佐逼迫，也不免派遣吏员监禁防遣。然而想想做县令的人，难道不想办好财赋，让州郡知晓吗？何必如此拖欠怠慢？想必也是有做不到的地方，每次握笔想要判写这类文书，没有不感慨叹息的。又说：修造之事，学宫中的两座祠堂只是沿用旧设的塑像，没有地方可以新建，其他方面才做得。刘凝之的庵亭和门，凡此之类，都是用初到任时送交代替者的折送香药以及每月供给中不应得的部分来管理使用，不敢动用官钱。至于前信所说的卧龙庵，又用自己的俸禄，也不敢动用这笔钱了。

译六月，上奏请求减免星子县的税钱。

【详细陈述并上奏：本军各郡县，大体上都荒凉凋敝，而星子县尤其严重。由于官吏屡次增加税额，以及和买折帛的数量庞大，百姓竭尽全力供给缴纳，仍有不足，请求恩赐免除或减少。此事下达给户部处理。】

请求担任闲职未获批复。

秋季七月，因与同僚不和，用札子向省府申报，自我弹劾。

【行状记载：先生在任期间，曾使用札子奏事。后来因为台谏官员进言，使用札子不符合旧制，于是申报请求罢免黜退。】

八月，严厉执行分家析产的禁令。

【文集《答吕伯恭书》中说：“郡中的事务近来也很简静，偶尔因为两个县发生破坏，不得不暂时更换官员。如今诉讼便减少了十分之七八，现在有时甚至整天都没有诉讼，这也是因为略微铲除了一两个制造混乱、引发诉讼的人的缘故。告诫命令并劝导率从，民间也愿意相信。比如执行分家析产的禁令，父子重新合家的有几家，起初担心他们未必会听从法令，没想到他们能做到这样。】

【文集《晓喻兄弟争财产事》】

冬季十月，重新修建白鹿洞书院。

【书院是唐代隐士李渤居住的地方，当时的学者多跟随他游学，于是建立了校舍。五代时期，李氏政权为其设立官师，供给田地以赡养学生，非常兴盛。太平兴国年间，曾下诏赐予九经，并任命洞主为官。咸平年间有敕令重修，此后毁坏日久，荒废为丘墟。于是探寻遗址，嘱托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在该地重建书院。第二年三月完工，率领宾客佐吏会同师生举行释菜之礼，以告慰先圣先师。又上奏请求赐予书院敕额以及太上皇帝御书的石经九经注疏版本，并遍求江西各郡的文字收藏其中。又置办田地以供养学者，每逢休沐日便前往一次，学生们质疑问难，教诲诱导不知疲倦。退下后便一同在泉石间漫步，整天才返回。文集《白鹿洞书院学规》：父亲与儿子之间有亲情，君主与臣子之间有道义，丈夫与妻子之间有所区别，年长与年幼之间有序列，朋友之间有信用。以上五项是教育的纲目，尧舜任命契为司徒，恭敬地广泛推行这五项教化，就是这些。】

【罢了，学者学习这些就够了，而学习的次序，也有五项，分别如下：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切实地实行。以上五项是学习的次序，学问思辨这四项，是用来穷究事理的。至于笃实实行的事情，从修身到处理事务、与人交往，也各有要点，分别如下：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克制愤怒、遏制欲望，向善改过。以上是修身的要点。端正义理，不谋求私利；阐明正道，不计算功利。以上是处理事务的要点。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行为没有达到预期，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以上是与人交往的要点。我朱熹私下观察古代圣贤教导人们做学问的意图，无非是让他们讲明义理，来修养自身，然后推广到他人，不只是想要他们致力于记诵阅览、写文章，来钓取名声、获取利禄罢了。现在人们做学问的，却完全相反了。然而圣贤教导人的方法，都存在于经典中，有志之士本来应当熟读深思并提问辨析。如果知道了事理本来如此，并以必然的要求来约束自身，那么那些规矩禁令的工具，难道要等待他人之后才有所遵循吗？近世对于学习有规条，那对待学者的态度已经太浅薄了，而且他们的做学问未必符合古人的意图。所以现在不再把这些规条施加于此堂，而是特别选取圣贤做学问的大端，条列如上，并张贴在门楣之间。各位请互相讲明遵守，并责求于自身，那么在思虑言行之际，那些用来警戒谨慎、心怀恐惧的，必定比那些规条更严格了。如果有不这样做的，或者做出被这些话所摒弃的行为，那么那些所谓的规条，必将加以惩处，所以不能忽略。各位也请念及这一点！东莱吕公《白鹿洞书院记》：淳熙六年，南康军秋雨不合时令，高处的田地受灾。郡守新安朱熹巡视陂塘，沿着庐山向东，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感慨地看着他的僚属说：“这大概是唐代李渤隐居的地方，而太宗皇帝驿站运送九经，让学生在此学习的地方。”书院创建于南唐，其事非常浅显。太宗在扫平天下、日不暇给的百忙之中，奖赏鼓励、封植培育唯恐不及，格局深远了。中兴五十年，释道宫观被寇乱毁坏的，斧斤之声相闻，各自恢复原状，唯独此地委弃于榛莽之中，路过的人叹息，难道不是我们这类人的耻辱吗？郡中虽然贫薄，难道不能建造几间房屋，上以宣扬本朝崇建人文的大旨，下以延续先贤的风声给未来吗？于是嘱托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主管此事，又写信命令祖谦记录其建成。祖谦私下听各位长者说，建国之初，百姓刚脱离五代兵祸的灾难，学者尚少，逐渐趋向太平，文风日盛，儒学先贤往往依托山林，在闲旷之地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陽以及此洞最为著名，天下所谓的四书院。祖宗尊崇儒术，分设官职，书命俸禄，赐予匾额，所以宠幸安抚的措施非常完备。当时，士人都崇尚质朴真实，鄙弃新奇，敦行道义而不苟且，恪守训诂而不穿凿。虽然学问的渊源统纪或许尚未深入探究，然而甘受和谐，白受文采，已经有了进德的地方了。庆历、嘉祐年间，豪杰并出，讲治更加精微。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互相倡导阐明正学，然后】

译夏、商、周三代以及孔子、孟子的教化，其始终条理由此可以考证。熙宁初年，明道先生（程颢）在朝廷任职，提出建立学校制度、教养考察及选拔人才的方案，纲领条目非常详尽。不幸的是，王安石的新学正兴起，他的建议于是被搁置。有志之士对此没有不叹息的。建炎年间朝廷重建，典章制度逐渐恢复旧貌，关中和洛阳地区的学术言论稍从被贬斥剪灭的余绪中显露出来。后进的年轻学子突然听到这些言论，不知道亲近老师、结交朋友来探求用力的实质，而是越级冒进、违背常理，忽视近处而仰慕远处，未能窥见程颐、张载的门庭，却先有了王安石自命为圣贤的弊病。像这样深入研习道术的人就很少了。那么书院的恢复，难道是随便说说吗？这里的士人何不共同承继先儒淳厚笃实的余风，遵守辨别志向的初始教育，由广博归于简约，由低处迈向高处，以报答杨熙陵开导乐育的大德，这样对于贤侯劝学的举措就没有辜负了。至于考证地方志、记载人物，也是地方长官应当谨慎对待的。像李濬之的遗迹，固然不能忽略。贤侯在这次工程中，重视百姓的劳苦，征发劳役已经很少，大多捐弃了原有的规制，力量虽然不足但心意却有余了。兴废的始末都记录在当权执事者的记载中，这里都不再书写。

译这个月，向朝廷上奏自我弹劾。

【上奏说：所属县份今年秋天有遭受旱灾损害的地方，不仅没有及时查验减免赋税，而且催缴旧欠过于严厉急切，导致百姓流离失所，请求特别允许上奏，尽早罢免我的官职，以此作为远近地方长官的警戒。十二月，又因为未能妥善处置，再次上奏自我弹劾】

申请赐予晋朝太尉陶威公庙额。

【上奏转运使说：根据都昌县纳税户等陈述，陶公起初家住在鄱阳，后来迁居浔阳，现在在本军都昌县境内及本军城内仍有遗迹。都昌县有两座庙宇，遇到水旱灾害祈祷禳解，都有灵验感应，请求加封号。又根据本县激励招致的江南刘羲仲所撰写的陶公赞，抚州吴澥所著的辩论文章，用来阐明陶公的心迹，尤其明白透彻，对名教有益。理应褒扬显赫，而陶公官位达到三公，爵位位居五等之首，当时用来评定节制尊名的称号，已经符合他行为的实际。现在根据士人百姓的陈情请求，希望朝廷详细斟酌，采纳他的事迹，特别赐予庙额，以表彰忠义，不再另外赐予爵号】

淳熙七年庚子年，五十一岁。春季，正月，请求担任祠禄官，没有得到答复。

二月再次上奏请求免除星子县的税钱。

【去年六月上奏事项下达户部，户部转交给漕司，责令用上缴的物资抵补。于是再次上奏，说州郡公私财力匮乏，无法相互救助，因此有此奏请。现在却限定用抵补的方式，势必无从拿出，不过是剜肉补疮，欺骗上天蒙蔽世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希望圣上慈悲直接赐予免除施行。计算所捐弃的，不过绢一千五十多匹，钱二千九百多贯，却可以稍微宽慰这些人，使他们能够安定生计】

【文集《乞蠲减星子县税钱第二状》】

南轩张公去世，停止宴会痛哭他。

【文集《祭张敬夫殿撰文》说】唉！敬夫竟然抛弃我而死去了吗？我过去求道没有收获，朋友遮蔽不为我开启，吝啬不为我剖析。自从跟随您观察大业的规模，考察那些纷杂言论的纠葛，于是互相切磋来探究它，又互相勉励以死守道义。丙戌年冬天，风雪南山，在槠州解衣离别，至今十五年。您应试畿辅，您在禁省翱翔，您治理南方，我隐居岩岭，显达与隐晦踪迹不同，心意没有人与我相同。书信恳切悲痛，鬼神可以相通。您任江陵尹，我在庐山任职，驿马相望，音信往来频繁。去年腊月尽头，有来自西方的人，告诉我您生病，手写的信在手中。我观察当时，神理或许错乱，这病虽然轻微，已足以深深挂念。寄函问候，过了一个月才回来，打开信函书信，叹息唏嘘。当时朋友曾子实与我同忧，挥泪请求前往，情义不忍挽留。曾子实出发不久，您的死讯果然到来。张侯恰好到来，相对掩袖。唉！敬夫竟然抛弃我而死去了吗？只有您家中世代忠孝，学问达到精微，外为军民所盼望，内为学者所依归。治理百姓以宽厚，侍奉君主以恭敬，正大光明，表里辉映。从我看来，不仅十倍努力也赶不上，大概未必整天说话就能说尽。况且听到您的丧讯，痛彻心骨，封缄言辞寄托哀思，来不及说其他话。听说您临终时，亲手留下遗表进献忠言，召集宾客僚佐与之诀别，交出符节而告终。大概所谓正直而死的人，又令人凛然有史鱼的风范。这还足以为我们道义增添气势，或许还可以向上感悟天子的聪慧。又听说您在这个时候嘱托弟弟对我说话，用这篇文章来寄托心意，恳切而没有保留。看我有何德行能承担得起？但怎敢不竭尽我的平庸虚薄，并写下言辞作为报答，希望您的精神鉴察这些。唉，悲伤啊！又祭张敬夫殿撰文说：维淳熙七年，岁次庚子，六月癸未初一，六日丁亥。具位朱熹听说故友敬夫张兄右文修撰即将大葬，谨派清酒时鲜奠于灵柩前。向南望拜痛哭，起身说道：唉！自从孔孟远去，圣学断绝而无人继承，得到周敦颐与程子，道才振作而不坠。然而先贤言论停止回响，至今不到百年，士人各自私藏所闻，已经不胜其差异。唉，只有我与兄长，志向契合心意相通，有时当面讲解而未穷尽，又通过书信传阅而不间断。大概有我认为是对的而兄长认为是错的，也有兄长认为是对的而我有所议论。又有起初共同向往而最终醒悟其偏颇，也有早先共同品尝而晚年得其真味，大概反复辩难，十几年后，才同归一致。由此上至天道的奥秘，远至圣贤的秘密，近则进修的方法，大则行藏的道义。以兄长的明智，固然已经洞照而无遗漏；像我这样愚笨，也幸好窃窥其一二。然而兄长出身乔木故家，而我只是衡茅贱士；兄长高明而宏博，我狭隘而迂腐。所以我曾对兄长说应该以此施行，当时兄长也对我说何不以此传给后代。大概虽然隐显或许不同，实则互相需要而共济。不仅相知非常深切，而且自我安顿而没有愧疚。唉！谁说却让兄长最终在外违背心意，我也被束缚在这里，而所愿将不能实现。即使得以闲暇去成就他的著作，这也是任左臂而失右臂啊。悲伤啊，吾道之穷，我对此世还有什么心思呢？只有修身补过，以度过余年，或许能在地下见到兄长。听说兄长下葬而不能亲临，独自向南望长号，以寄托这份酬答。希望兄长怜惜并鉴察，尚飨

译（他）有用来辅助我的志向啊。唉，真是悲哀啊！神道碑上写道：先生教导别人，必定先让他明辨义与利之间的界限，然后才能明理居敬，以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他剖析事理、开导人心，言辞恳切至极，必定把正反两方面都讲透彻才肯罢休。大概他常说：“学习没有比辨明义利更优先的了。而所谓‘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并且不能自己停止，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的。一旦有了某种目的才去做，那就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天理所在了。”唉，这话真是深刻啊！这也可以说是发扬了前代圣人未曾阐发的道理，而与孟子所说的性善和养气的功夫相一致吧？年谱记载：南轩在江陵府衙去世，病重时，弟弟张定叟向他请教。南轩说：“朝廷的官职，不要贪恋那些东西。”一位朋友在左右扶持着他，请求教诲。南轩说：“像蝉蜕壳一样摆脱人欲的私心，像春天融化冰雪一样体悟天理的奥妙。”说完话就去世了。文集：在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钦夫终究没有起身，病势极重，令人痛惜。我前月初派人去请求祠禄，还没回来。现在又专门派人再次恳求，势必可以得到。只等命令下达，我就从便道经过长沙，去哭祭他。”又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荆州传来的死讯，前面的信想必已经告知了。两个月来，每次想起他，就感到悲伤。老朋友来信，没有不表示哀悼的。我们道统的衰微，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该怎么办呢？”又回复吕伯恭的信中说：“钦夫去世，匆匆半载，每次想起，没有不酸楚哽咽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来信，也没有不表示哀悼的，更加使人慨叹。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道统在当世的衰微，也大有利害关系。今天才再次派人去致送葬奠之礼，面对清风哽咽悲伤，几乎不能自持。估计天下只有您与我共有此情怀。祭文一篇，恭敬地抄录呈上。因为钦夫以前曾来信说：‘看了您对各经的解说，才知道在闲暇中得以成就这项事业，大概是天意吧。’因此略述过去讲学以及彼此期许的意思，并感叹我们道统在钦夫这里显得孤立且困窘，就不能有所阐明了。张敬夫文集序说：‘孟子去世后，义利的学说在天下不再明晰，中间董仲舒、诸葛武侯、二程先生屡次阐发它，但世上的学者没有人相信，所以他们自我修养方面，很少有不沉溺于人欲私心的；而他们谋划国家大事时，也不过是说功利罢了。自从国家南渡以来，才有丞相魏国张忠献公倡导大义以决断国论，侍读南阳胡文定公诵读解说遗留的经典以开创圣学，他们寄托于空谈、体现在行事上，虽然看似不同，但在孟子的言论、董葛程氏的心意上，则都有所谓千年同轨之处。至于近故荆州牧张侯敬夫，又是忠献公的嗣子，胡公季子五峯先生的门人。从他年轻到壮年不出家门，就已经具备了忠孝的根本，后来又在五峯门下讲学，以防范其偏离正道，那么他内心默默契合的道理，别人有所不知。唯独体现在论说中，义利之间毫厘的辨析，大概有超出前代哲人想要言说而未及穷究的地方。落实到事业上，凡是宏大的纲纪、巨大的作用、巨细显隐，没有不在胸中洞然明白的，而没有一丝一毫功利的夹杂，因此在家论道，四方学者争相向往。入朝侍奉经筵，出外镇守藩屏，天子也品味他的话、赞赏他的政绩，并且将要委以重任。而敬夫不幸去世了。敬夫去世后，他的弟弟定叟收集他的旧稿，得到四卷大书交给我说：‘先兄不幸早逝，而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很少存世了，现在想编排他的文章流传于世，除了您还有谁可以托付？’我接过书稿神色黯然，打开卷册急切阅读，不能读完几篇，就放下书叹息流泪说：‘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吗？没有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书，或许还可以稍见他的志向。然而我朋友平生的言论，大概不止这些。’于是又进一步寻求访查，得到四方学者所传的几十篇，又打开我的书箱取出我们往来的书信阅读。也有很多可取之处，正打算为他定稿，抄写后归还张氏，但或许已经用别的本子摹印而广泛流传了。急忙取来观看，大概多是过去所讲的，而未定的论断，而凡是近年来谈经论事、阐发道要的精辟语句，反而没有包括在内。我因此感慨敬夫天资很高，闻道很早，他的学问所达到的成就，已经足以名扬一世，但观察他的内心，大概没有一天因此自满。近年来，正穷究经典、切磋朋友，每天反省内心并验证于行事之实，大概有不知年岁不足的意味，所以他的学问日新月异而无穷尽。体现在言语文字中，起初都极尽高远，最终反而归于平实，这其中的浅深精微之处，后来的君子必定有办法处理。只是由于编排次序不及时，使得他前期说出而后期舍弃的说法，仍然混杂在篇章之间，读者或许会产生疑惑、信任、异同的困惑，这是我的罪过啊。于是又急忙取来前面所搜集的资料，参互比较，以敬夫晚年的心意作为判断标准，确定他的书为四十卷。唉，如果敬夫不死，那么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又岂是我所能知道的呢？敬夫所写的各经训义，只有《论语说》晚年曾经修订，现在已单独刊行，其他往往在未完成草稿时，学者私自抄录，敬夫大概不喜欢，所以都没有著录。他在朝堂上论事以及在州郡条奏民

译考察利弊，那么皇上的心意大多倾向于采纳，也有相当一部分得以施行，因此（他的建议）也就没有特别显眼。唯独选取他经筵讲学的口义一章，附在表奏之后，使读者能够认识到张敬夫之所以能使君主效法尧舜，且不辜负其父师传承的缘由。淳熙甲辰年十二月辛酉日，《答何叔京书》中说：“钦夫之学之所以超脱自在，见解分明，不被言语词句所束缚，只是因为起初入门之处亲切真切。如今说话虽然还不能完全没有疏漏，但终究是根本得当，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赶上的。”《答石子重书》中说：“钦夫的见解卓越非凡，无人能及，跟随他学习的时间长久，反复开导获益良多。但他的天资明敏，起初并没有经历循序渐进的阶梯而获得。”

译所以，如今对人讲学，也大多失之太高。湖南的学子跟随他学习的，于是都一律学习空谈，这种流弊也将有害。近来颇觉此病。答范伯崇的信中说：钦夫日前的议论过于轻快，没有涵养本原的工夫，终究觉得处理事务匆匆忙忙。我也近来才发觉此病，不是小事。答吕伯恭的信中说：长沙两三个月没有来信，邵武有《孟子》的解说，不知道所怀疑的是什么，预先告诉我，须得原本考校一下。然而这类文字流传得太早，为害不小。昨天见人抄得其中一两条条目，已经颇有可疑之处，不知道全书又是如何？如果像洙泗之间谈论仁，那么固然大多不合，当时也不应当就让它全部刻板发行。又答吕伯恭的信中说：钦夫近来得信寄语解释几段，也颇有不合之处，然而比起向来收敛笃实，已经好多了。与刘子澄的信中说：荆州《论语》改得很好，比旧的大本不干事，如果不死心更长进，深可痛惜。伯恭详细审慎稳妥有余，却不及此公的俊伟明快。答吕士瞻的信：南轩辨析吕与叔《中庸》，其间毛病大多在后本中已经删去了。但程先生说：在未发之前涵养则可以，在未发之前求中则不可以。此语切当，不可移易。那么钦夫的说法也未为不是，但他的意思一切要在热闹处承当，更没有程子涵养的意思，这又是大病。他后来此意也改了，晚年说话全不干事。语录：钦夫见识极高，却不耐事；伯恭学耐事，却也有毛病。南轩、伯恭的学问都疏略。南轩的疏略是从高处去的，伯恭的疏略是从卑处去的。南轩《论语》初成书时，先见后十篇，全部写去，与他说了后见前十篇，又写去。后来得信来说说得是，都改了。《孟子》解说未曾商量。

三月请求致仕不被允许。

修学上奏请求让泗水侯从祀。

【申省状说：先前因为修葺军学，看见从祀神位名号有差错，具状申报尚书礼部。奉准本部降下现行从祀神位名号，已经奉安完毕。而泗水侯孔鲤独自未能列入从祀之列，希望朝廷特别赐给详细斟酌，将泗水侯列于从祀之位，在七十子之后，沂水侯孔伋之前。这样孔门的贤者都能登上祀典。】

【文集乞以泗水侯从祀先圣状。】

上奏请求颁降礼书。

【申礼部状说：如今州县春秋释奠、祈报社稷以及祭祀风雨雷师坛壝器服的制度、升降跪起的礼节，没有依据，沿袭苟且简略，而臣民家中的冠婚丧祭，也没有颁降礼文可以遵守。希望乞求特别赐给申明检防，《政和五礼新仪》中州县臣民应当行的礼制，刻板发行到各路州军。那坛壝器服的制度，也乞求彩画图本，详细注明大小高低广狭浅深的尺寸，发行下去以便遵守。又乞求增修礼书状说：礼部符下《政和五礼》祭祀的仪式，私下曾经参考，颇不详细完备。又近来礼部奏请编类州县臣民的礼仪，刻板颁降，私下担心其中不详细完备的地方，将来奉行或许导致抵触，现在具列如下，如果有可采纳的，乞赐施行。《文集》乞颁降礼书、乞增修礼书状。】

夏四月上奏减少属县木炭钱。

【本军木炭钱，原本交纳本色。绍兴年间，改折纳钱。用税绢折算，比起防绢，计算增加一倍；比起本色，计算增加三倍。严重困害民力。到任之初，就申报提点坑冶司，乞求裁减。又具状申报省部，奉准省劄下泉司，指定。至此，泉司奏下，三个属县每年减少二千缗。】

【文集论木炭钱利害札子一】【札子二】【札子三】

应诏上封事。

【行状】诏令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弊，于是上疏说：“天下的大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体恤百姓的根本，又在于君主端正心术以建立纪纲。如今民间特别以赋税沉重为苦，正是由于两税的收入，朝廷全部取用来供给军队，而州县没有剩余，那么不免在两税之外，另立名目，巧取于民。如今民贫赋重，如果不整顿军实，去除浮冗，那么民力决不可宽缓。只有选拔将吏，核查兵籍，可以节省军费；开广屯田，可以充实军储；训练民兵，可以增强边防。如今将帅的选拔，大都是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的费用，已经不可胜数。到军之日，只希望聚敛刻剥，以偿还债务。总管馈饷的人，也都倚仗幽暗，交通贿赂。他们所驱催东南数十州的脂膏骨髓，名为供军，而用车载运输送给权幸之门的，不可以数计。那么想要整顿军实以纾解民力，必须完全反向前之所为，然后才可以革除。”授予将印，委任利权，一出于朝廷的公议，就可以断绝苞苴请托的私弊，而刻剥之风可以革除。务必寻求忠勇沉毅，实际经过行阵的人，就可以革除轻授非才的弊端，而军士畏爱。按时搜阅，窜名冗食的人，不得容于其间。又选择老成忠实，通晓兵农事务的人，让他统领屯田之事，付以重权，责以久任。

译这样就可以逐渐裁减那些列屯坐食的军队，稍稍减少州县供给军需的数量。军政体制既已核实，屯田事业既已建成，士兵百姓既已训练，州县的财力既已舒缓，然后才可以禁止苛刻的聚敛，要求实行宽厚抚恤，或许穷困的百姓能够保住生计，不再有流离失所、漂泊动荡的祸患了。所谓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建立纲纪，大概天下的纲纪不能自己确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私邪曲的念头，然后纲纪才有依托而确立。君主的心不能自己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求阐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能得以端正。如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客朋友、谏诤之臣，都失去了他们的职责，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的，不过是一两个亲近宠幸的小臣。这一两个小人，对上则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的大道，而喜欢功利的浅薄言论；不喜欢正直之士的忠言，而安于私欲的鄙陋行径；对下则招集那些嗜利无耻的士大夫，文武官员分派，各自进入他们的门下。他们喜欢的，就暗中引荐，提拔到清贵显要的职位；他们厌恶的，就暗中诋毁，公开排挤。勾结贿赂，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钱财；任命卿相，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谓的宰相、师傅、宾客朋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入他们的门庭，迎合他们的意旨。那些有幸能自立的人，也不过是拘谨自守，未曾敢有一句话斥责他们。那些非常畏惧公论的人，才略微能够警戒驱逐他们党羽中的一两个人。既然不能深深伤害他们，最终也不敢明言揭露他们藏匿私财和巢穴所在。势力形成，威势确立，朝廷内外都顺从地趋向他们，使得陛下的号令升降，不再出于朝廷，而出自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是陛下独断专行，而实际上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权柄。大概他们所破坏的，不只是破坏陛下的纲纪，而是连同陛下用来建立纲纪的基础也一起破坏了。那么百姓又怎能得到抚恤？财政又怎能得到治理？军政从哪里修明？疆土从哪里恢复？宗庙的仇耻，又何时能够洗雪呢？《文集·答吕伯恭书》说：“前日冒昧进言，本意是暗中辅佐圣明的智慧。昨日却听说奏章被下发到后省，不谨慎而失身，从此开始了。然而既然已经献身侍奉君主，生死祸福任由他们支配，不是自己所能专断的。这里只有三五担行李以及儿女外甥一两个人，去留也不费力。只是屏住呼吸等待雷霆之威罢了。前日如自明等人的文字以及亲近小臣的事，都没有下发。这次却下发到外朝，又让人不明白。我微薄的愚忠，还希望能万一侥幸被采纳。”《与江东陈帅》说：“我防备着那些狂妄愚昧的言论，以为一定会触犯雷霆之怒。现在听说已经下发到后省了，这是明主本来宽容的。但这奏章暴露了我卑微的踪迹，自然是更加孤立危险了。”《与周参政札子》说：“我冒昧陈述，圣旨却有假借采纳的意思。自认为疏远卑贱，不应当得到这种惊惧戴德的私恩，大概不容易用言语表达。然而前事没有听说有所施行，后事反而被诘问，好像用迟滞的罪过来怪罪我。可惜圣主虚心接受言论的美德，没有在行事上体现出来。”

译【文集庚子年应诏封事】

请求祭祀未获批复

秋季七月再次上奏南康军旱灾

大力推行荒政

【年谱记载：这一年夏天大旱，酷暑之中，向山川祈祷祭祀，却盖暴露，吃粗茶淡饭超过一个月，恐惧忧虑辛劳，没有片刻闲暇。到了秋天，估计庄稼损失七成以上，于是竭尽全力筹划荒政准备。首先晓谕百姓安守本分、从事生产，等待赈济抚恤，不得轻易流离迁徙。命令主户各自体恤他们的客户，有余米的平价出售以救济乡邻；那些有借贷放款的，也允许他们按照乡间惯例将来偿还，不足的由官府负责偿还。如果有违反命令囤积居奇的，应当彻底查究惩治。那些贫困百姓妄图索取、煽动众人闹事的，一定重重发落。又考虑到本军没有储备，常平米粮很少，于是兑换借用上供官钱二万四千多贯，购买米一万一千多石，以备赈济出售。又用奖赏鼓励富户，得到米一万九千石赈济饥民。又上奏请求留下六年未征收的米以及本年检放之外的剩余米全部拨赐。又请求命令转运、常平两司将所管辖的常平义仓通融支拨，供应军粮。又请求允许按分数减免之外，今年夏税未缴纳的钱帛暂且搁置，等到来年蚕麦成熟后，再随新税带纳。本年夏税米四万六千五百多石，检放三万七千四百多石。又奉旨，三等以下人户零星欠交的夏税，一并搁置，减免数额既宽，因此百姓没有流离迁徙。所有荒政措施到冬天都已井井有条。《语录》中先生谈到赈济说：平时必须修筑陂塘，等到旱灾时赈济确实没有良策，但下手早也能得到便利。在南康时，才见旱象就清理钱物，库中得三万多贯，准备买米增加官兵开支，却从上供钱中借三万贯买米赈济出售，早时买米，却卖钱还官中解送，所以不缺乏事旧来截留客商船只买三分米，至于客商船只不来，某见官府及大户自有米，便出榜放客商船只米自便，不买客商船只米，而且米价不甚贵。行状记载：恳切爱民如己，隐忧兴利除害，惟恐不及。所属星子县土地贫瘠、赋税沉重，请求蠲免减除，奏章凡五六次。正值岁歉，讲求荒政，凡向朝廷请求的，言无不尽。官物之检放、倚阁、蠲免、减除、带纳，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之类，各视其名目为之条奏，或至三四次，不获批准不止。并奏请截留纲运，请求转运、常平两司拨钱米充军粮备赈灾，申严邻路防港遏籴之禁，选派官吏，授予方略，使他们视察境内，详细知晓荒歉分数、户口多寡、蓄积虚实，通商劝分，多所全活。其施设次序，人们争相传录，以为法则。事毕，奏请依格推赏。纳粟人者，凡数四人。先生视民如伤，至于奸豪侵扰小民，扰乱法度危害政事者，惩治毫不宽贷。由此豪强收敛，乡里安宁】

【文集：奏南康军旱伤状，再奏南康军

译未能周遍。闰三月十五日，因为小麦大麦长势茂盛，食用新粮不久，便停止卖粮救济，最终统计共救活饥民，成人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儿童九万二百七十六口。其施粥救济的步骤次序，人们争相抄录，作为效法的准则。当时孝宗在位已久，垂念体恤百姓，凡是所上奏请无不批准。至于拨借上供的钱物来买米赈济卖粮，又请求旱灾剩余的苗米也全部获得，因此得以实现其志向，百姓没有流离失所、饿死瘦弱的祸患。

译二月，陆子静前来拜访。

【年谱记载：陆子静前来拜访，请求朱熹为其兄陆教授的墓志铭撰写文章。朱熹率领同僚、朋友及众学生一同前往白鹿洞书院，邀请陆子静登上讲席讲学。陆子静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作为讲论的主题，朱熹认为这切中了学者们隐蔽难防、根深蒂固的弊病，于是请求陆子静将讲论内容写在简册上，以便告知志同道合的人。《文集》中收录的《防陆子静白鹿洞书堂讲义》写道：淳熙辛丑年春天二月，陆兄子静从金谿前来，他的门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等都跟随而来。十日丁亥，我率领同僚、朋友及众学生一同来到白鹿洞书堂，请求他讲一句话来警示学者。陆子静不嫌弃我并恩准了我的请求，至于他用来阐发和畅达道理的内容，更是恳切周到、明白晓畅，都能切中学者们隐蔽难防、根深蒂固的弊病。听讲的人没有不肃然动容、内心震动的。我还担心时间久了大家可能会忘记，于是又请求陆子静将内容写在简册上，我接受并收藏起来。凡是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对此反躬自省、深入体察，那么或许就可以不迷失在入德的途径上了。附陆子静的讲义：九渊我虽然从小服从父兄师友的教诲，不敢自暴自弃，但天性愚钝疏拙，学问没有进步，常常心怀惭愧恐惧，担心最终辜负了初心，正打算向四方的师友寻求针砭镌磨，希望获得启发以免除罪过。近来得以跟随郡侯秘书先生来到白鹿书堂，群贤毕集，瞻仰盛况，私下里感到庆幸。秘书先生和教授先生不察我的愚钝，让我登上讲席吐露所闻，但我自忖庸碌空虚，怎敢担当此任，再三推辞回避，未能得到允许，于是选取《论语》中的一章，陈述平日的感悟，以回应美好的邀请，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教导。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这一章用义和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言辞旨意明白晓畅，但读书的人如果不切己体察反省，恐怕也不能有所益处。九渊我平日读这一章不是没有感悟，私下认为学者在这里应当辨别志向。人所明白的，源于他所习染的，所习染的源于他的志向。志向在于义，那么所习染的必定在于义，所习染在于义，这就明白义了。志向在于利，那么所习染的必定在于利，所习染在于利，这就明白利了。所以学者的志向不可不辨别。科举选拔士人已经很久了，名儒巨公都由此出身，现在做士人的固然不能免于此，但考场上的得失，只看他的技艺和主考官的好恶如何罢了，这并不是用来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而当今世人以此互相崇尚，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我防范，那么终日从事的虽然说是圣贤的书，但考察其志向所向，却有与圣贤背道而驰的人了。推而广之，又只计较官职的高低、俸禄的厚薄，怎能全心全意致力于国家百姓的疾苦，以不负于任用他的人呢？从事其间，经历得多，讲习得熟，怎能不有所明白？只是恐怕不在于义罢了。如果真的能深思这自身，不可让自己归于小人，对于利欲的习气，怛然为之感到心痛头痛，专志于义而每日勉励自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由此进入考场，他的文章必定都阐述平日的学问，胸中的蕴藏而不违背圣人。由此出仕，必定都共担其职，勤勉其事，心里想着国家，心里想着百姓，而不为自己打算，这能不称为君子吗？秘书先生起废以新修此堂，他的心意很恳切。凡来到此堂的人，必定不违背志愿，与各位君子勉励自己以不负他的心意。《文集》中回复吕伯恭的信写道：“子静来到这里几天，所作的子寿埋铭已经看到了，叙述阐发这一点极有功，结尾微婉，尤其显示出用意的深处，赞叹佩服，赞叹佩服。”子静近日的讲论与以前也不同，但终究有不完全契合的地方，幸好他还愿意商量，对彼此都有益处。又回复吕伯恭的信写道：“子静旧日的规模终究在他的论为学的弊病中，多说如此，即只是意见如此，即只是议论如此，即是定本。我于是对他说，既然是思索，就不容没有意见；既然是讲学，就不容没有议论。统论为学的规模，又岂容没有定本？但随人的材质病痛而救治他，就不可有定本罢了。他却说正因为多是邪意见闲议论，所以成为学者的弊病。我说这样，却是自家呵斥也过分了，须着邪字闲字方始分明，不教人做禅防耳。又教人恐怕须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顿，方始说得无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挥斥，那不做禅学的人几乎没有了。他虽然唯唯，终究也没有穷尽。”子静的弊病，恐怕未必是不看人不看理，自是他合下有些禅的意思，又自主张太过，须说我不是禅而诸生错防了，所以其流至此。如所喻陈正已，也是他所诃斥以为溺于禅的人，我不认识他，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大抵两头三绪，东出西没，没有提撮处。从上圣贤没有这样的辙，正拟湖南，欲归途过之再与仔细啇订，偶复蹉跌，不知久远竟如何？然而他的好处自然不可掩盖，值得敬服。他时或许约与俱诣，见相与剧论，没有佳，俟寄书扣之，或是来春才可动也。语录中对杨道夫说：“曾见过子静关于义利的说法吗？”回答说：“没有。”我说：“这是他来到南康，我请他讲书，他却……”

译说这义利分明，讲得好。比如有人说：现在的人只读书就是为了求利，如考取功名后又要做官，做官后又要升迁，从年轻到年老，从头到脚，无非都是为了利，说得痛快淋漓，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现在的人刚出生稍有一点知觉，此心便这样不停地向外追逐，求名逐利，渐渐不止，离圣贤之道一天比一天远，难道不深可痛惜吗？”道子静只是反驳伊川说：“正因为深刻领悟，所以笃实喜好。”子静一定要说先“好”后才“喻”，看来人在义利之间，先领悟后喜好的也很多。如果完全不懂，又怎么能喜好呢？然而喜好了就会领悟，毕竟伊川的说法占理更多。我过去与子静说话，子静认为是意见，我说：“邪意见不可有，正意见不可无。”子静说：“这是闲议论。”我说：“闲议论不可议论，该议论的不可不议论。”又说：“《大学》不曾说无意而说诚意，如果没有意见，拿什么去选择中庸？拿什么去考察浅近的话？《论语》说的无意只是没有私意，如果是正意则不可无。”又说：“他说的无意见只是不理会，理只是胡乱冲撞，如果没有意见，成什么人站在这里？”《文集》答林择之的信说：“这里看到有几个朋友讲学，其中也很难得朴实肯承担的人，因此想到日前讲论只是口头说说，不曾切实体现在身上，所以在己在人都不得力。现在才想与朋友说在日常用度之间常加检点，气习偏颇处，意欲萌生处，与平日所讲的相似还是不相似，就此痛下工夫，或许有些益处。”陆子寿兄弟近日议论却肯在讲学上理会，他的门人有来拜访的，气象都好，但其中也有旧病。这里的学者却是与他们相反，起初认为只这样讲学涵养自然能入德，没想到末流只成了空谈，至于人伦日用最切近的地方，也都不得毫毛气力，这不可不深加惩戒而痛加警示。与吴茂实的信说：“近来自己觉得过去的工夫只是讲论文义，以为积累义理，久了自然会有得力处。却在日用工夫上全少检点，各位朋友往往也这样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现在才深深反省而痛加惩戒，也希望与各位同志勉励。幸而老兄遍告他们。”陆子寿兄弟近日议论与以前大不相同，却正要理会讲学。他的门徒有曹立之、万正淳来相见，气象都很好，却是先在性情持守上用力，这意思自然好，但不该自主张太过，又要得省发觉悟，所以流于怪异。如果去掉他们的短处，汇集他们的长处，自然不害为入德的门径。然而他们的门徒也有很多主张先入不肯舍弃的，万、曹二君却没有这种毛病。《答符复仲书》说：所说的义利之间，确实有难选择的地方，但心里所疑，认为近利的即便舍去也可以。往后见得亲切，再看旧事，只有见未尽、舍未尽的，不会有过当。见陆文回信，他的话明白恰当，且就此持守，自然见功效，不需要多疑多问，反而转迷惑。附陆子静与符复仲的信：常俗沉溺于贫富贵贱利害得丧声色嗜欲之间，丧失了良心，不顾义理，极为可哀。现在学者只要能专意一志于道，理事事都要对，不肯顺情纵欲，识见虽未通明，行事虽不中节，也不失为善人正士之徒。再得师友讲磨，何患不进？未亲近师友，也只能随分自理会，只要不陷于邪恶，也自可贵。如果妄意强说道理，又无益。《文集答项平父书》说：所示曲折及陆国正语，反复阅读令人清醒，对昏惰者的警示很厚重。大抵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只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的关键。现在子静所说的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说的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他们的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造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己觉得虽于义理不敢乱说，却在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现在应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或许不堕一边。《答陈肤仲书》说：陆学固有似禅处，然而我的意思近来觉得婺州朋友专事见闻，而于自己身心全无工夫，所以常劝学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正安静，方于义理知所抉择。不是要他们兀然无所作为，以期望于一旦豁然大悟。吾道之衰，正坐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所以终有不明不行之处，不是小事。

译三月，被任命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等待授职。

【年谱记载：先生初到南康，有任期届满奏报事务的防备。即将任满时，朝廷商议派遣使者去蜀地，皇上心里不希望他远行，于是授予这个职务。但仍是等待授职，先生爱戴君主的诚意，深切希望面见皇上，以倾吐平生所蕴藏的思想。既然不能前行，于是奏报本职的四件事：一，请求不要拘泥于对补的说法，特别下旨减免星子县的赋税；二，请求按照奖赏条例补授那些捐出粮食的人，使民间早日得到行善的利益；三，请求凡是遭受灾荒的郡县，今年不得追理历年旧欠，而去年搁置的夏税，请求予以免除。那些上等和中等人户，也有捐出粮食减价赈济出售，却达不到奖赏标准的，也请求允许他们多算作抵补数额，连带抵补去年夏税的残欠；四，请求下诏赐予白鹿洞书院匾额，以及颁赐太上皇帝御书的《九经注疏》印本等书籍】

【文集：缴纳南康军任满应奏报事务的状文】

闰三月二十七日离开郡城向东归去。

【年谱记载：先生治理郡县，看待百姓如同对待伤痛之人。至于奸诈豪强侵扰欺凌小民，扰乱法纪危害政事的人，也必定加以防治，毫不宽贷。尤其以敦厚人伦、美化教化为急务，风俗大为改变，文学品行高尚的人士纷纷涌现。语录记载：先生说：“我在南康即将离任时，有骑马在街市上奔驰的人，踏着一名小孩几乎致死。我审讯并禁止了他，第二天在谯楼下杖责他。偶然一位相识的人说：‘这是人家子弟，何必如此羞辱他？’我说：‘人命所系，岂可宽纵？如果说子弟可以骑马踏人，那么日后将有比这更严重的人了。况且州郡是朝廷执行法纪的地方，保护善良，抑制豪强，是它的职责。放纵而不问，难道可以吗？’后来我离任，各位公卿在白鹿洞为我饯行，我极力宣讲《西铭》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一段。现在做秀才的就主张秀才，做武官的就主张武官，做子弟的就主张子弟，这种偏私溺爱竟到了这种地步。”】

夏四月，经过江州，参拜濂溪先生的书堂和遗像。

【年谱记载】刘子澄请求为诸生讲解《太极图义》。濂溪的曾孙正卿、彦卿，元孙涛，在光风霁月亭设宴款待，渡过湖口后返回。当月壬戌日，回到家中。文集《答吕伯恭书》说：闰三月二十七日，才得以合符归去。卸任后只在山南山北走了十天，参拜濂溪书堂，于四月十九日到家。

秋七月被任命为直秘阁，三次辞谢。

【年谱记载：因为修举荒政，百姓没有流离饿死，所以授予先生以前所劝谕捐粮的人尚未推赏，因此辞谢。九月告谕下达，再次辞谢不被允许，又辞谢。行状记载：授予直秘阁，共三次辞谢，都是因为以前所奏报捐粮的人尚未推赏，难以先受恩命】

【文集：辞免直秘阁状一】【状二】【状三]

八月东莱吕公去世的消息传来，设灵位哭悼。

【文集：祭吕伯恭著作文说】呜呼哀哉！上天降下割裂之痛于斯文，为何如此残酷呢？往年已夺走我的敬夫，如今伯恭为何又至于不幸呢？道学将让谁来振兴？君德将让谁来恢复？后生将让谁来教诲？百姓将让谁来造福？经说将让谁来继承？史事将让谁来续写？像我这样的愚钝之人，疾病将让谁来规劝？过错将让谁来督责？那么伯恭的去世，为何不使我失声惊呼，号天痛哭呢？呜呼！伯恭有蓍草般的智慧，却表现得如同愚钝；有河汉般的辩才，却守持得如同内敛；胸中有云梦般的丰富，却不以此自满；辞藻有黼黻般的华美，却不轻易显露。这固然当今难以做到，还不足以比拟先生的风范。至于孝友超出常人，却勉励自己如同不及；恬淡寡欲，却持守毫不松懈；尽言纳忠，却羞于揭短；秉义修身，却耻于孤高。这是古代的君子尚且难以做到的，而我的伯恭却谦逊而不肯自高自大。大概他的德行宽宏，识量宏大，既如海纳百川，岂能澄清而搅浊？况且浸润于先人的训诫，继承家中的文献，又尊崇师长而亲近朋友，极尽探讨幽深遥远之处。所以禀赋既厚，培养又深；取之既博，成就又精。宜其所立甚高，也无求而不备。所以他在家里讲道，如及时雨般的教化；进位朝廷，如鸿雁羽毛般的仪态。向君主陈述谋略，如宣公独自应对；接受诏令奏篇，如右尹祈招之诗。皇上正虚心听取采纳，众人也注目他的施展。为何遭遇时运不济，突然患病而辞官归去？慨叹一卧三年，尚且左图右书，听说逍遥曳杖，恍若沂水上的风雩。众人都喜其病愈，希望最终抒发他的素蕴。不仅以道著书，也是后来的准则。为何此望难以实现？奄忽一夕而长逝，增加国家的殄瘁，极尽我党的哀恸。呜呼哀哉！我实在无似，兄长屈尊与我交游，讲习切磋深切，情义绸缪。前几天枉驾书信，尚且清晰可见手笔。起初说沉痼难除，还庆幸死期未到；中间语及简编次第，最终夸耀草树深幽。说昔日有约，何不如今命驾来游？欣此会之可怀，凛讣车而偕至。考日月之几何，不过旦暮三四。呜呼！伯恭竟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已设灵位以泄哀

译再次封好祭文以寄托奠祭，希望来年能有间隙，尚能践行之前的诺言。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品。

年谱记载：先生称吕伯恭（吕祖谦）旧时性情极其褊狭，因在病中阅读《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一句有所省悟，于是变得如此宽厚。又说：“读书像吕伯恭那样，才算是能够变化气质。”到了这时，胡东莱（胡安国）和张南轩（张栻）相继去世，先生深切痛惜斯文的不幸。既为他们设位痛哭，又派人到他们家中祭奠。吕公定将《周易》分为十二篇，以恢复古经的原貌，先生非常喜爱并跟随他学习。又说《大事记》自成一家之言，对学者有益，所以祭文中有“《大事记》将让谁来续写”的话，大概是感叹其难以继承。

文集：在给刘子澄的信中说：“吕伯恭逝去，令人悲痛得无法言说。想必在报丧的信中已经看到了。悲伤哀悼的心情，我们是一样的。去年刚哭过张敬夫，如今吕伯恭又如此离世，我们道统的衰微竟到了这种地步，不知天意如何，我们这些人不可不自勉，在未死之前协力支撑。”又给刘子澄信中说：“目前做学问，在反省自身方面迟缓，追思往事，许多事情都值得后悔。从前还能得到张敬夫、吕伯恭时常的教诲规益，得以警醒反省。两位朋友去世，耳中绝不再听到这类话语，因循苟且、懒惰懈怠，怎能不落到这步田地，如今我对您刘子澄深怀期望。”

回复詹帅的信中说：“吕伯恭的《大事记》非常精密，古今大概没有这样的书。如果能续写完成，岂不是一件美事？只是恐怕他所谓的经世之意，未脱离功利术数的范畴，那就不是删改修定的本意了。浙中近年怪论百出，骇人听闻，败坏人心，强者唱和，弱者附和，泛滥四处传播，而且颇为附会吕伯恭，我常常为此深深叹息。”

仪之语录：“吕伯恭谈论义理太多，过于巧饰，未免有些杜撰。”看《大事记》时说：“这本书很好，考订得仔细，大大胜过《诗记》。”

文集：《吕氏家塾读诗记》后记。防备吕伯恭的书信，附在《东来集》中。

给朱元晦（朱熹）的信中说：“详细观看您的来信，激切振厉，颇缺乏广大温润的气象，好像树立敌人较量胜负，颇为不够宏大，不可不省察。”又给信中说：“大凡人做学问，最应当在矫正陶冶气质上下功夫。如懦弱的人应当刚强，急躁的人应当缓和，看其偏颇之处而用力。以您英伟明峻的资质，恐怕应当以颜回为榜样，运用回旋擒纵、高低起伏的方法，作为持守涵养、收敛藏匿的功夫，这是斯文的幸运。”又给信中说：“读了张五十丈（张栻）的祭文，肃然起敬，不仅痛惜逝者不可复生，又私下窥见您承担道统的心志，屹立更加坚定，非常庆幸，希望您更加勉励。使宏大的太平纯粹之道，体现在行事上，垂范于方册，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楷模，这是我们道统的幸运。大概禀赋偏颇之处，即使消磨得只剩九分，遇到事情，这一分依旧张扬旺盛。必须融化得尽净，才可以。”

文集《答张敬夫书》说：“伤害急躁不能忍耐的毛病，固然也自知如此，深感痛苦却未能革除。如果能得到吕伯恭朝夕相处，应当能有所减省。只是路途遥远不能常见，成为遗憾罢了。”

译这一年，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年谱记载：当时浙东发生饥荒，宰相王淮推荐先生担任浙东常平茶盐提举，先生认为皇上忧虑民生，于是接受任命不敢推辞，当天便轻车简从出发。又因为南康府纳粟之人尚未得到推恩赏赐，先生辞去职务，仍请求面奏事情。十月，朝廷下发堂帖告知南康纳粟赏赐已执行，先生这才接受职务。文集收录《除浙东提举乞奏事状》】

冬十一月己亥日，在延和殿面奏事情

【年谱记载】先生离开京城二十年，得以见到皇上，极力陈述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修德任人的学说，皇上为之动容并恭敬倾听，于是先生分条陈述救荒的措施，连同南康的两件事，共呈上七道奏札。行状记载入宫对答：第一道说，陛下临朝执政二十年间，水旱灾害和盗贼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大概是因为德行的高尚未能上达于天，功业的广博未能遍及于地，重大的政事有未推行的，细小的政事有未关注的，刑罚远者或许不当，近者或许侥幸逃脱，君子有未被任用的，小人有未被清除的，大臣失职而卑贱者窃取权柄，正直诚信的言论很少听到，而谄媚阿谀的人众多，道德义理的风气未显，而污秽卑贱的人横行，贿赂或许上行，而恩泽不能下达，责备他人或许已经详尽，而反省自身有未做到的，必定有这几种情况，然后才足以招致灾祸并引发异象。第二道说，陛下刚执政之初，本打算选拔英豪，委任政事，不幸其中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因此不再广泛寻求贤哲，而是暂且选取柔顺易制的人来充任职位，于是左右侍奉燕闲、备供驱使的卑贱之人，开始得以奉命行事，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又担心他们的势力有所偏颇，因而加重以堵塞自己，于是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想要暗中察知这类人的过失并加以苛责。陛下既然未能遵循天理、秉持圣心以端正朝廷的大体，那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却又想兼听士大夫的公论作为驾驭的手段，那么士大夫进见有时，而亲近宠幸之人从容无间，士大夫的礼节庄重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涩而难以听入。亲近宠幸之人便嬖侧媚的姿态，足以迷惑心志，他们的胥吏狡诈之术，又足以蒙蔽聪明。这生熟甘苦既然有所分别，恐怕陛下还没来得及施展驾驭的手段，就先落入他们的圈套中了。因此虽然想要防范抑制这类人，而这类人的势力日益加重；虽然想要兼采公论，而士大夫的势力日益减轻。势重者既然挟持其重势以窃取陛下的权力，势轻者又借助势重者的力量作为窃据职位、巩固宠幸的计谋，内外相应，更助长其私欲，日积月累，逐渐侵蚀，使陛下的德业日益毁坏，纲纪日益败坏，奸邪佞幸充斥，贿赂公然盛行，士兵愁怨，百姓怨恨，盗贼不时兴起，灾异屡次出现，饥荒接连到来，群小相互勾结，人人都能满足其欲望，只有陛下一无所得，而国家反而独自承受其祸害。第三道说，救荒的利害如州县旱灾受损，及早进行检放，按实际减免，劝谕人户赈济粜粮，务必公平。纳粟之人，及早推恩赏赐，所纳米数减半。请求拨出丰储仓米三千余万石，以备赈济粜粮。州县新旧官物，暂且停止催缴。绍兴丁身等钱，预先减免，以及免除米商力胜税钱，酌情设立赏格。官吏违抗怠慢者奏请弹劾，昏庸病弱者另给差遣，仍选派已卸任待阙、宫庙持服的官员，暂时管理。第四道说：水旱灾害超过三分，第五等户免检并放；超过五分，第四等户依此施行。请求颁布法令，并请颁行社仓条约于各路。第五道说：绍兴和买，请求商议革除其弊端。第六道说：南康曾请求减免星子租税，有关部门拒绝以补额应对，吝啬狭隘，不通大体。第七道说：白鹿书院，请求赐予匾额。先生所对奏的七道奏札，其中一二道皆亲自书写以防泄露，又将南康所上封事缮写成册，用袋子重重封好，在阁门投进。后五道奏札也有非一时救荒急务的，在忙乱无暇顾及之际，而忧思深远，从容整暇，大概是急于救民，竭尽忠诚，不敢有所隐瞒。先生所居住的乡里，每年春秋之交，大户囤积居奇牟利，小民开仓强夺，动辄互相杀害，几乎发生暴乱。先生曾率领乡人设置社仓以赈贷，米价不涨，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至此请求催行此事。白鹿书院之事本无暇顾及，前期执政派人告知暂且不要提及。先生因而想到皇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有此言，不及对答，最终提及，皇上详细询问，全部听从其请求】

【文集·辛丑延和奏劄一、奏劄二、奏劄三、奏劄四、奏劄五、奏劄六、奏劄七】

十二月六日，在西兴视事

【行状记载】先生刚接受任命，就写信给其他郡县，招募米商，免除其征赋。等到到达，客船运来的米已汇聚，又就入奏荒政数事，推广条陈，情词恳切，条目详密。每天与僚属、寓公钩访民间隐情，以至于废寝忘食】

奏劾贾祐之不抄劄饥民

【奏状说：绍兴府兵马都监贾祐之并无抄录登记，确实是不称职，请求重重赐以黜责，作为官吏奉行赈济不力之戒】

诏令在诸郡推行社仓法

【年谱记载：初在延和殿奏事，请求在诸郡推行崇安社仓法。十二月二十四日】

译日，奉旨颁行】

朱子年谱卷二

译淳熙九年壬寅，朱子五十三岁。春季正月，朱子巡视绍兴府所属各县，以及婺州、衢州。

【行状记载：辖区划分既定后，朱子巡视所部，穷山长谷，无处不到，抚慰慰问，存恤救济，所救活的人无法计算。每次出行都只乘一辆车，屏退随从，所经之地虽然广大，但人们并不知晓。郡县官吏畏惧他的风采，惊慌恐惧，常像有使者压境，甚至有自行离职的人。因此所部肃然，而尤其以制止盗贼、捕捉蝗虫、兴修水利为急务。大体上筹划措施都如同在南康时一样，而用心更加刻苦。语录记载：“自古以来救荒只有两种说法，第一是感召和气以致丰收，其次只有储蓄的计划。如果等到百姓饥饿时才去处理，还有什么办法？东边派使者去赈济，西边派使者去赈济，只讨得各州几个紫色绫罗册子来，某处已经如何处置，某处已经如何规划，原本没有实惠惠及百姓。”绍兴时去得迟，已无筹划，只依常规，先差一名通判抄录城下两县饥民。那人不留意，只抄得四万人来，外县却抄得很多，于是托付石天民重新抄录得八万人。此时已迟，天民说很容易，只召集大保长，全部集中在一个寺庙，令其供出贫穷之人，大保长没有不知道的，几天便办妥，再分作几等赈济、赈粜。起初令绘制地图，测量道路远近，就在僧寺及庄宇设置粜米处，在门口设置木窗关卡，防止再次进入的人。可学说：“浙东百姓歌颂先生的德行。”先生说：“先前到部州县有处置，也依赖朝廷应副得以效力，已有有名无实者多。因此说：大体上现在做事，在州郡已难，监司尤难，因为地阔路远动不动就变成文书具文，只有县令对百姓亲近，实行起来容易。”】

上奏弹劾密克勤偷盗官米

【奏状说：承蒙圣恩拨下米斛赈济绍兴府，派遣指使密克勤前往平江府请取米，分运至上虞、新昌、嵊县交卸赈济如今臣巡视到嵊县，检查他所押送的米一万三千石，其中折算亏欠升合，拌和糠泥的数量，共计缺米四千一百六十石，情理严重有害，不可容恕。除已发牒本府交量发下赈济，并拘管密克勤送狱根究勘验外，希望圣慈先将此人重作施行，并令绍兴府监追所盗米斛送纳赈救济】

上奏弹劾上户朱熙绩不服从赈粜

【奏状说：臣巡视到婺州金华县孝顺乡第十二都米场，无人在那里粜米。据百姓众状告诉，本县分拨上户朱熙绩就在此场粜米。那朱熙绩竟敢欺凌县道，不再发米前去。等到臣巡视到那里，他竟诈出文榜，称在十四都出粜，致使一〇人户无从得食。他在家所粜的，又都减克升斗，虚批历头。所散粥每天用一二斗米，多用水浆煮成粥饮，去吃的人反而被误，狼狈而归。凡他所为，无非奸狡切害之事。如果让人都这样，荒政何由可办？希望圣慈重赐黜责，作为豪右奸猾、不恤乡邻的警戒】

哭东莱吕公墓

【文集题伯恭所抹荆公日录说：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来哭伯恭的墓，而叔度拿出此编示予，感叹之余，为其书写于左侧】

上奏弹劾衢州守李峄

【奏状说：自去年大水之后，知州事李峄专务掩蔽，不以实情上报。等到转运司访闻得实，反而被李峄执称无水，而他的亲戚方在政路，曲为主张，至今未决。等到既遭旱灾，李峄又妄申诸司，说民不缺食，未至流移，检放各县都不尽实。如常山一县被灾最重，通计七八分，而李峄只作一分六厘，减放开化县被灾不轻于常山，又仅及一厘一毫而已。臣今行视两县，水痕尚存，山谷的百姓羸瘦萎黄，非复人貌，死亡已经很多，而李峄恬然略不加恤，但知一概差人下县，督责财物赋税，急如星火。加上病昏不能视履，百废俱弛，不成州郡。不但检放不实，荒政也不修而已，敢冒万死按劾以闻】

上奏弹劾张大声、孙孜检放不实

【奏状说：衢州原差监酒库张大声、龙游县丞孙孜前去检视核实，却乃观望本州守臣意指，竟敢欺罔灭裂，将七八分以上灾伤作为一厘一毫八丝六忽检放，致使被灾人户流移四出，而贫下百姓死亡甚众，望特降睿旨，将张大声、孙孜并行重赐黜责作为日后附下罔上、慢法害民的警戒】

永康陈同甫来访

【同甫名亮，永康人。吕东莱特别看重他。至此，来访于衢婺之间，旬日而别】

二月回绍兴乞赐镌削

【奏状说：臣因职事横被中伤，伏蒙圣明特别赐予临照，谨已遵禀，复还绍兴府境。窃见诸暨县灾伤至重，疾疫大起，百姓羸瘠死】

译死亡的人已经数不胜数。臣前几天接到命令时，震惊恐惧，仓促逼迫之下，轻易离开了职守，有失照管，其罪已经处于不可赦免的地步。只是考虑到救荒事务紧急，不敢请求罢免，只恳请圣上慈爱，暂且将臣现任的官职先行削去，〇待救荒事务结束时另行〇责罚，或许能符合公议】

译夏季六月，发生旱灾。皇上修明德政，以消除天降的灾异。

【行状记载：先生此前前后后上奏请求，大多被压制驳回，侥幸被采纳的又大多拖延迟缓，错过了时机，对事情没有益处。蝗灾旱灾接连发生，先生不胜忧虑愤慨，再次上奏说：“对于当前的局势，唯有皇上断然出自圣心，充沛地发出号令，责备自身并征求言论，然后君臣互相警戒，痛心地自我反省改正。其次只有拿出内库的全部钱财，用来供给大礼的费用，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下诏户部不得催理旧欠，下诏各路漕臣遵照条令限制检放租税，下诏宰相裁汰受灾地区州军监司守臣中无德无才的人，选拔贤能之士，责成他们处理荒政，或许还能足以向下团结人心，消除他们趁时作乱的念头。不然，臣担心所忧虑的不仅仅是饿死的人，还在于盗贼；蒙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官吏，而是向上波及到国家。”又给当时的宰相写信说：“朝廷爱护百姓的心，不如吝惜费用那样深切，因此不肯做极力救民的事。明公忧虑国家的念头，不如爱护自身那样急切，因此只致力于阿谀顺从的计策。然而百姓与钱财，哪个轻哪个重？自身与国家，哪个大哪个小？钱财散失还可以重新聚集，民心一旦丧失就不可再收；自身危险还可以重新安定，国势一旦倾覆就不可再正。至于百姓离散、国家危亡，而自身无处安身，那么所聚集的难道不会成为大盗的积蓄吗？】

条陈上奏各州的利弊

【行状记载：先生起初上奏绍兴和买制度的弊端，至此请求先大幅度削减每年的定额，然后使用贯头科纽法。只怕下等户受其弊端，就请求参用高下等第，均摊敷派以及减免下等户的丁钱以优待他们。又请求免除台州的丁钱。至于差役的利害，也曾条陈数千字上呈省部。关于义役的法度，请求令均出义田，罢去役首，免除排役次序，由官府差派保正副长轮流收取义田，仍令上户兼充户长。又请求仿效福建下四州现行产盐法，施行于本路沿海四州。又请求依照处州现行的法度，将各郡的酒坊改为万户。在救荒之余，还全都涉及其他事务，作为长久之计。年谱又说，台州丁绢钱有强迫缴纳加倍输送的祸患，请求每丁缴纳半钱半绢。本传中有诋毁朱熹的人，说他疏于政事。皇上对王淮说：“朱熹的政事却有可观之处。”】

秋季七月上奏蝗虫伤害庄稼

【奏状说：听说绍兴府会稽县蝗虫很多，派人去探听，已据回报，随即亲自前往查看，确实成灾，有害于苗稼。绍兴府先前已支取钱财招募人打扑，运到官府埋瘗。本司也支取钱财添贴收购。臣与帅臣王希吕一方面询究祈祷，打扑焚瘗之外，必须上奏听闻。】

奉御笔回奏

【奏状说：绍兴府会稽县蝗虫已同本府发钱收购焚埋。随后奉御札，令臣分赴祈禳，再支取赏赐召人收捕，令迅速灭绝。臣恭敬禀承圣训，早晚不暇，即同帅臣在府治设醮祈禳。又在先前支取钱财之外加倍增贴召人收捕。现在据申报到，都已收购焚埋，尚有一分以上未至尽绝。为此先具奏闻。】

巡历绍兴府属县进入台州界

申奏知江山县王执中不称职

【申省状说：熹昨日巡历到江山县，见得知县王执中庸俗谬误如山野之人，不堪治理繁剧之地。又据士民词诉，又伏见臣僚所奏本县饥民事，那知县王执中确实是弛慢不职得很，难以容令在任。伏乞敷奏，特赐罢黜王执中，已先行下衢州，将本官对调闲慢职事，听候朝廷指挥。】

上奏弹劾知宁海县王辟纲不称职

【奏状说：臣昨日亲眼看见宁海县人户流离迁徙，自到本州，即行询究，看见本县流移人户已有一千多口，那知县王辟纲安然不恤，也无申报，确实是不称职，欲望圣慈特赐罢黜。】

申奏请求允许县佐自陈岳庙差遣

【申省状说：各州连年灾伤，全靠知县佐官协力措置，以救民命。私下担心其中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想加按劾则无显过，想置不问则为民害。欲望敷奏，特降指挥：如有类似之人，允许自陈岳庙差遣，仍严责已差下的人疾速赴任。其未到之间，请求委派本司差人暂代，或许几个月之间，逐县得人，不至于误事。】

上奏请求留任婺州通判赵善坚措置赈济

【奏状说：婺州去年灾伤，本州通判赵善坚措置赈济粜卖，确实有劳效。本官虽将任满，本州今年又遭旱伤，全要知得措置首尾的官员，差委干办。欲望特降睿旨，允许善坚在任，同本州守钱佃协力措置灾害，或许避免误事。】

上奏弹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谱记载：唐仲友任知台州。唐仲友与丞相王淮是姻亲。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互推荐他，升任江西提刑，尚未赴任。七月，先生巡行所部，将趋温州，经过台州境，百姓诉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的人纷纷，急忙趋往台城，则诉说的人更多，至不可胜穷，于是尽得其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伪造成官印等罪行】

译对于此事，先生分阶段弹劾他，仍将案件送交绍兴司理院审讯查实，奏章连续呈递三次。王淮隐瞒不向上报告，先生议论得更加激烈。唐仲友也自行辩白，王淮于是将先生的奏章进呈给皇上，命令宰执下属防详都司陈庸等人，请求让浙西提刑司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去查究，同时命令先生迅速前往遭受旱灾的州郡视察。先生当时留在御史台没有出发，既然奉到诏令，更加上奏章议论，前后共呈递六次。王淮不得已，剥夺了唐仲友江西的新任命。起初，王淮极力营救唐仲友，而绍兴的案件已经审结，案情根据奏章查究到呈递六次。王淮估计这种势头越来越猛烈，于是选取首份奏章中措辞不太严厉的内容以及唐仲友的自辩疏一同呈上，曲折地解释陈述，所以唐仲友没有受到削职等严厉处分，只是罢免了新任官职。台州长期干旱，随后大雨倾盆，这一年谷物大丰收。

译八月，滞留在台州，请求朝廷赐予罢免。

【奏状中说：臣之所以长久停留在台州，只是因为忧虑唐仲友逞凶报复，残害官吏百姓。如今新任台州知州史弥正已经到任，等他交接完州印，臣就立刻恭敬地秉承圣旨，当日出发，不敢稍有稽留。此外，臣虽然孤寒微贱，蒙受朝廷差遣，如今所查办的巨奸大恶，尚未蒙朝廷依照常法略微予以施行惩处，那么从此以后，如果再有贪残不法、肆意毒害百姓像唐仲友这样的人，不知臣是否应当按劾。以臣愚钝昏暗，实在心存疑虑。然而从臣个人的打算来说，只有收敛行迹，远离权贵豪强，才能稍微实现初心，保全平素的操守。臣谨上奏，请求赐予罢免。十八日离开台州，到二十二日进入处州缙云县境，又因为尚未得到朝廷处分，再次请求贬黜责罚】

毁坏秦桧祠

【年谱记载】永嘉学宫有秦桧祠，发布文书毁坏它，说：“我私下看到已故宰相秦桧从金国归来，长期把持国家权柄，对内忍受侍奉仇敌的耻辱，对外张扬震慑君主的威势，以此恣意妄为杀害善良之人，挫伤人心，使忠义刚直之气，随着他的喜怒而进退，推崇奖赏天下谄媚阿谀、苟且偷安的风气。探究他的用心，何止是误国？岳飞既死在大理寺，魏杞又流放于岭南角落，接连牵连赵汾的案件，大概是想要掩盖众多正直之人而全部诛杀。徘徊在汉室鼎器旁边，已经听说他图谋九锡前来献纳。上天不诛杀秦桧，谁能削弱秦桧？如今朝廷内外有见识的人，仍然都愤恨惋惜而不平，而朝廷对于他的家人，也已经排斥隔绝而不任用。何况永嘉号称礼义之地，学校确实是教化风俗的源头，还让他有祠堂，岂不是未曾讲求？虽然捐献田地以表示润泽恩惠，恐怕出于施恩；然而设立塑像以混杂在英贤之中，拿什么作为训诫呢？”

授予直徽猷阁，再次辞谢

【年谱记载】这是奖赏赈济灾荒的功劳，先生认为白白耗费了大农数十万缗的积蓄，却无以保全一道饥荒流离饿死的百姓，越级疏远荣耀，恐怕不是用来显示劝善惩恶的方法。况且先前按劾台州知州唐仲友反而被论诉，虽然蒙受圣明决断，已经罢免了唐仲友的新任，但体究指挥尚未结案，正等待草拟文书以待斧钺诛杀，岂能容许立刻窃取恩宠荣耀，以扰乱赏罚的典章】

【文集辞免进职奏状一、奏状二】

改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辞谢。

【年谱记载】这是因为剥夺了唐仲友的新任。先生刚听到江西的新任命，当天就解职东归。上奏说：“臣从年轻时就甘愿退隐藏身，妄自希望能讨论遗留的经典，以等待后来的学者。如今蒙恩允许解除卑贱职务，正是愚臣得以实现夙愿的时候。而所授予的官职，又正好填补唐仲友的缺额，‘蹊田夺牛’的讥讽，即使是三岁孩童也知道不可以。臣愚笨，怎敢自安？希望能归耕故园，完成旧日的志向】

【文集辞免江西提刑奏状】

九月十二日离职回家

【文集记载】奏报绍兴府都监贾祐之不抄录饥民名册的状子，请求借拨官钱给发度牒以及推赏献助人的状子，奏报救荒事宜的状子，奏报绍兴府指使宻克勤偷盗官米的状子，奏报巡历应当奏闻陈乞事件的状子，请求再次赐给官会三十万贯迅速执行去年的赏赐，大幅降低度牒的价格，那些筑造湖埂也是新年农事利害的大事，一并请求再次赐给米斛，奏报上户朱熙绩不服赈粜的状子，奏报巡历婺州衢州救荒事件的状子，一是在所赐钱款中取拨台州处州义仓米钱五万贯应对婺州籴米粜济，二是在允许拨给义仓米五万石中将一万石专门充作衢州赈济，奏报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的状子，奏报请求统一事件的状子，奏报张大声孙孜检放旱伤不实、请求赐予削职的状子，请求给发官会等事的状子，一是请求推赏去年献助之人，二是请求减少度牒米数，三是再次请求赐钱三十万贯，又请求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苗钱一并停止催缴，请求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和买役钱延期起催的状子，请求停止催缴受灾州县积年旧欠的状子，请求推赏献助人的状子，婺州金华县进士陈防献米二千五百石应补迪功郎，婺州浦江县进士郑良裔贡献米二千石应补上州文学，婺州东阳县进士贾大圭贡献米二千石应补上州文学，处州缙云县进士詹珏贡献米二千五百石应补迪功郎，奏报衢州官吏擅自支取常平义仓米的状子，请求修德政以消除天变的状子，奏报蝗虫伤害庄稼的状子，御笔回奏状，再次奏报衢州官吏擅自借支常平义仓米的状子，奏报救荒统一事件的状子，一是受灾州郡督理夏税，特别给予宽限，其中绍兴府去年停止催缴夏税的人户提前缴纳者折算今年夏税，一是请求诏令州郡依照条令受理旱灾账目及早派遣官员检放，一是请求开许印给度牒官会早日赐给，其中度牒减价，每道只卖五百贯，一是听说村落间已有强借劫夺的祸患，请求早日拨给上述钱数宣布存恤，自然可以消除祸乱萌芽，然后诏令安抚、提刑两司察访那些敢有作恶倡乱之人，及早擒捕，交付宪典，以防奸民知畏，不至于生事。一是献纳减半赏格，只在绍兴一府实行，如今请求在浙东一路通行。一是兴修农田水利，既救济饥民，又成就永久之利。一是七州粜济，用人甚广，请求允许将得替、待阙、

译遭遇父母丧事或退休在家的人，暂时委派他们执行差事，或许可以成就事务。请求留任婺州通判赵善坚负责安排赈济事宜的奏状。请求将按规定应当免除夏季赋税的农户，若提前缴纳，则折算抵扣今年新税的奏状。奏报巡视沿途灾害情况的奏状。一、蝗虫损害庄稼

译催促派遣官员检视灾情、发放钱粮、收捕盗贼、掩埋尸体，一请求颁令州县不得追缴旧欠、催督税赋，一请求将嵊县、上虞、余姚三县的新旧租税特别予以搁置，待秋粮收成比例确定后另行处置，一新昌县连续遭受大灾，中晚稻间有希望，但秋深已至，恐难结实，荒熟情形需仔细分别，一已损毁的田段不堪收割，皆想耕犁播种荞麦、二麦之类，请求特别颁令催促检放，以防民间及早耕种，若有缺少种粮，更令官府酌情接济。奏报宁海县王辟纲不称职的情况。奏报救荒事宜统一规定：一已蒙赐给三十万贯，再请求拨钱凑作二百万贯，及早分发给各州广泛运粮购米；一减半赏格已允许在浙东一路通行，请求删去今次诏令中增加的繁琐防范之语，以防人们争先应募；一请求将本路受灾县分人户的夏税暂且停止催缴，待检放秋粮比例确定日期，将夏税也依比例减免；至于台州五等县五等人户今年的丁绢，请求特别予以免除；一请求允许在赐给的钱款中酌拨十分之三，用于核实应修的水利工程；一受灾州县人户苗米五斗以下不再检踏，先予免除；一受灾州县人户外出兴贩籴粜者不得阻挠征税，其卖米后所买回的货物也不得擅自收取分文税钱。奏报明州请求赐给官会及本司请求再给官防度牒的情况。奏报台州免纳丁绢的情况。再奏请求赐给钱物及减放、停催、水利等事。请求颁令婺州拨还所借常平米的情况。奏报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的情况：一奉诏赐给度牒三百道、官防五十万缗，立即分拨接济各州，仍询访土居官、员士人诚实干练者，一县数人，与州县官共同筹划，募船前往收籴米斛，仍请求上户劝谕，或出米谷，或出钱物增添赈粜。又立条选差都正乡官，家至户到登记饥民，获取确切数目，待将来缺粮时，即行粜济。一、告诫州县官吏，常切体察访查，不拘早晚，只要察觉民间缺粮，便行赈粜，收钱运粮，循环接济，无损于官，有益于民。一兴修黄岩水利，支钱一万贯，付本县及士居官林鼐、蔡镐共同筹划。其本县知县范直兴不太懂事，难以倚仗，请求特别从岳庙另选清廉强干之官暂代县事，以防兴役救荒不至缺误。奏报均减绍兴府和买的情况，奏报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的情况，奏报义役利害的情况，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第四状、第五状、第六状，申乞禁止遏粜的情况，申乞赈粜赈济合行五事的状况，申乞将衢州义仓米粜济的情况，申报救荒事宜统一规定的情况，申乞允许令佐自陈岳庙的情况，申报知江山县王执中不称职的情况。

诏令与江东梁总互换职务，辞诏免回避，又辞。

年谱：诏令与江东梁总互换职务，又辞，言臣区区诚恳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其在微臣固已深幸，但臣前所奏尚有未蒙圣察者，欲望曲赐哀怜，追寝误恩，改畀祠禄，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祸。且臣祖乡正在江东，见有坟墓宗族些小田产，合该回避，诏特免回避，又辞，以为今来所除仍司按察，若复奉公守法，则恐如前所为，或至重伤朝廷事体；若但观势徇私，又恐下负夙心，上辜眷使，乞特与祠，使得卒其旧业，退避仇怨。时辞职名不允之命下，又辞，以为前按唐仲友更不差官体究，其绍兴府见勘已招人蒋辉等，亦闻已得圣防尽行释放，窃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实，别有合得罪名，难以例霑恩赏。诏并不许。文集：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一、奏状二。

冬十一月，始受职名，仍辞新任，并请求祠禄。

年谱：始受职名，仍辞新任，且乞奉祠，极言昨来所按赃吏党与众多，棋布星罗，并当要路。自其事发以来大者宰制干旋于上，小者驰鹜经营于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损雷霆之危者，臣不敢论。若其加害于臣，不遗余力，则远至于师友渊源之所自，亦复无故横肆抵排。向非圣明洞见底蕴，则不肖之身反为鱼肉，而其变乱黑白、诖误圣朝，又有不可胜言者，为臣之计，惟有乞身就闲，庶可稍纾患害。时郑丙上疏诋毁程氏之学，以沮先生。王淮又提拔大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面对首论近日荐绅有所谓道学者，大体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不用，盖指先生也。故先生奏言及此。

文集：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

十年癸卯，五十四岁。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观。年谱：上览奏，知不可强起，以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行状：先生守南康

译被派往浙东，才开始得以施行他的所学，已经试验过的成效，显著突出但最终未能被采用，退下来奉崇道、云台、鸿庆祠的俸禄五年。从此，天下学者尊敬信奉他的人越来越多。年谱记载：先生任南康军知军，被派往浙东，才开始有了以身殉国的念头。到了这时，知道道义难以施行，退下来奉祠，闭门不出。天下学者尊敬信奉他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忧念世道的意念未曾忘记。作《感春赋》来表明心志。

译夏四月，武夷精舍建成。

【年谱记载：在武夷山五曲修建精舍，正月动工，到四月落成，（先生）才开始居住于此。四方士人朋友前来拜访的很多。文集收录了《武夷精舍杂咏》《武夷擢歌十首》】

冬十月，前往泉州。

【傅安道自得与先生有父辈的旧交，这一年八月去世，先生前去吊唁，十二月返回】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岁。这一年，辨析浙东学风。

【年谱】先生从浙东回来，看到那里的士人习气追逐外在事物，常对学者说：“姑且观看《孟子》中‘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务必收敛心神、凝聚安定，以达到克制私欲、追求仁德的功效。”并严厉斥责他们所学的错误，认为他们舍弃《六经》《论语》《孟子》而尊崇司马迁，舍弃穷究事理、尽性知天而谈论世道变迁，舍弃修养心性、端正身心而喜好事功，这极大地损害了学者的心术。极力向吕祖俭、潘景愈、孙应时等人阐明这些道理。文集《答吕子约书》中说：“大抵此学以尊崇德性、寻求放失的本心为根本，而在圣贤亲切的教诲中讲习，以开启明智，这是紧要的任务。如果通晓古今、考察世变，那也随着能力所及，推广增益作为辅助罢了，不应当把那些看得太重，反而轻视凝聚安定、收敛心神的实质，以及圣贤亲切的教诲。如果这样讲，那就是学问之道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书本；不在于经书，而在于史书。做子思、孟子那样的人就孤陋狭劣而不足观，一定要做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之类的人，然后才能到达高明正大、简易明白的境界。”既然学者是学习圣人，就应当以圣人的教导为主。如今《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书都在，那些以顿悟为高的人，已经嫌它们有障碍而认为不可读；那些以记忆博览为重的人，又嫌它们狭小认为不足观。像这样，那么圣人立言垂训，就只足以误导人，而不足以启发人。孔子不如尧舜贤明，而达磨、司马迁、班固比孔子贤明，这岂不是悖理太甚了吗？又在《答吕子约书》中说：“近来议论一变，如山移河决，使学者震荡动摇，不问愚笨聪明，人人都有趋时媚势、追逐功名的心，令人忧惧，所以不得不极力陈述。”汉唐的本体只是智力，其中有些暗合的地方，所以能长久。这样讲却没有过分，但如果把圣门学问讲得明白，那么这本来就不值得说，而正道正理不曾有一天可以没有，也不待引用这些才作为证据。假使接引下根之人，也只需略微说破，随即必须救拔他们跳出功利的窠臼，这才是圣贤立教的根本旨意。现在却深入其中从事造作，不仅不能救拔他人，反而连自己也陷入其中而不能脱身，岂不错误吗？又在《答吕子约书》中说：“世路险窄，已无可说，我们学习圣贤的人，又将流入功利变诈的习气。”其势不过一传再传，天下必有遭受祸患的人，而我们的道更加不振，这不是小事。又答吕子约书说：孟子一生忍受贫困饥饿，费尽心力，只破除“枉尺直寻”四个字。今日诸贤苦心劳力，费尽言语，却只成就了“枉尺直寻”四个字，不知错乱在哪里，这话无处诉说，只能仰头望着屋顶长叹。答路德章书说：又说如果遇到汉高祖唐太宗，也必须有争不得、暂且放过的地方，这也是旧时的意思还在方寸之地，只要有一毫这样的见识，就是“枉尺直寻”的根本。必须看清正当的道理分明，不容许丝毫走样，就自然不再有这种意思，即使想要委婉回避，也不可能了。古之圣贤以“枉尺直寻”为大病，今日议论却以“枉尺直寻”为根本。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张仪真可称为大丈夫了。答沈叔晦书说：从前致力于做学问而不观书，这固然是一偏之论。然而近日又有一种学问，废弃经书而研究史书，略去王道而尊崇霸术，极力论述古今兴亡的变化，却不察察此心存亡的关键。如果只这样读书，还不如不读更好。又答沈叔晦书说：子约为人本来无可怀疑，但他的门庭近日稍有变异，而流传已广，极大地损害了学者的心术，所以不得不苦口婆心。近日一种风气流入江西，践踏董仲舒而推崇管仲、王猛，又听说有非议陆贽而肯定德宗的，尤其令人骇异。答刘子澄书说：伯恭无恙时，喜爱谈论史学，身后被后生辈糊涂地说出一些恶口，小家议论，贱视王道尊崇霸术，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子约立足不稳，也说我的兄长曾经这样说，中间不免极力排斥。现在幸好稍微安定，然而其强硬不肯屈服的地方，还不想放下旗帜。又答刘子澄书说：婺州自从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于子约另说一些差异的话，全然不是孔孟的规模，却做管仲商鞅的见识，令人骇叹。然而这也是伯恭自己有些拖泥带水，导致如此，又令人追恨。答孙叔和书说：子约关于汉唐的议论，在他并非有私心，然而也不免是程子所说的邪心，却是教坏了后生，这很不

译近来，那里的学者，还不懂得如何读书修身，就先怀着一副追求功利的心思；还不懂得出门走正路，就先盘算着走邪门歪道的计策。他们互相勾结，私下密谈，自以为很奇特，简直不成样子，所以不得不严厉排斥他们。不知道子约是否知道外面的风气是这样呢？《答潘叔昌书》中说：“六国表的议论，是衰败时代的一种卑劣浅陋的学说。我们平时讲诵圣贤的作为，却拿这种议论作为目标，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这恐怕是因为日前在根本处不曾大力用功，而在讨论世事变迁的地方着力太深，所以不免产生这种弊病。以前回复子约的一封信，也极力说明了这一点，正是担心旗帜已经树立，未必会认同罢了。我老了，不再对这世上有所企图。我微薄的心意，还是想勉励志同道合的人，熟读勤行，以趋向圣贤的境界。没想到近年议论纷纷，高的沉溺于虚无，低的沦落到卑劣，各自坚持己见，不合公道，让人忧叹，不知该怎么办。从今以后，也不敢再把这种期望寄托于今世之人，姑且抱着遗留的经典，等待后来的学者罢了。”《答耿直之书》中说：“近年进入浙江，与士大夫交往，几个月之间，所听到的，无非是枉尺直寻、苟且容身、投机取巧的言论，心里暗自惊骇。”《答潘端叔书》中说：“子约所坚守的固然无可怀疑，但他的议论非常奇怪，教得学者相继舍弃道义的道路，去趋向功利的领域，充塞仁义，率领野兽吃人，不是小毛病，所以不免极力陈述。因为他所坚守的话固然有过头之处，如果依据他的议论，也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地步了。”《答黄直卿书》中说：“婺州近日的一种议论，更加可恶。大体上是名义上尊崇吕氏，而实际上主张陆九渊，深可忧叹，这也是伯恭有以开启之】

译绍兴十二年乙巳，五十六岁。春季二月，祠禄任满，再次请求担任祠禄官。夏季四月，被任命主管华州云台观。

辨明陆学的错误

《文集》中曹立之的墓表说：立之名建，幼年聪慧，长大后就自我刻苦磨练，学习古今文章都很有可观之处。一天得到河南程氏的书，读后才知圣贤之学是有根本的，于是感慨地完全抛弃了他以前所做的事，而深入思考各种经典。听说张敬夫在湖湘讲道，想去见他，没能成行。有人告诉他沙随程氏学问古雅、品行高尚，就前往跟随他，得到了他的宗旨。后来又听说陆氏兄弟只以心中所得为学问，他们的学说有不是文字言语所能达到的，就又去接受他们的学问，时间久了似乎有所心得。子寿大概很赞许他，而立之不敢以此自满，就又写信向张氏请教。然而敬夫不久去世，立之最终没能见到他。后来完全得到了他的遗文，考察他做学问始终的旨趣，于是就有了确定的论断不再怀疑。他告诉朋友的信中有说：做学问一定贵在知道道，而道不是一听就能领悟、一跃就能进入的。遵循下学的方法，加上穷究事理的努力，由浅入深，由近及远，那么大概就可以成功了。现在如果一定期望于一悟，以至于抛弃百事去追求它，那么我担心在未悟之间，狼狈已经非常严重了。更何况忽而向下忽而向上，没有侥幸能得到的呢？这是他晚年用力的目标程度。胡子有话说：做学问要广博不要杂乱，持守要简约不要浅陋。确实像立之这样的人，广博而不杂乱，简约而不浅陋。假使上天给他更多寿命以尽他的努力，那么道的传承，大概差不多吧？回复刘晦伯的信中说：立之的墓表已经写了，而学陆学的人认为有毛病，我已经很不平。我的本意起初没有偏向谁，只是根据事实直书罢了。给陆子静的信中说：立之的墓表现在寄去一份，显道非常不以为然，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怎么样？回复刘子澄的信中说：子静寄来对语，语意圆转浑浩没有凝滞之处，也是他所获得的效验，但不免有些禅宗的意思。昨天回信戏弄他说：这些恐怕是葱岭带来的，他一定不服，但确实如此，无法隐瞒。近日在建昌说得惊天动地，撑眉努眼，各种怪诞都出来了，非常令人担忧恐惧。他本来也是好意，但不该只以私意为主，不再讲学涵养，竟然做到如此狂妄。世俗滔滔，无话可说。有志于做学问的人，又被这种学说引去，真是我们道的不幸。回复陆子静的信中说：子渊去年冬天相见，气质刚毅，极不容易得到，但他的偏颇之处也很害事。虽然曾经苦口婆心，恐怕未必认为对。现在想到部，必定已经相见，也曾痛加针砭吗？道理虽然极其精微，但最初不在耳目见闻之外，是非黑白就在面前。这却不察，却想另外在思虑之外寻求玄妙，也已经错了。我衰老疾病日渐侵扰，去年灾祸也不少。这几天来，病体才好像稍微可以支撑，但精神消耗减少日益严重，一天恐怕终究不能长久活在世上。幸运的是近来日常工夫，颇觉有力，不再有向来支离的毛病。很遗憾没能从容当面讨论，不知道以后相见，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呢。回复诸葛诚之的信中说：您告知争辩的起因，反复阅读感到茫然。我的意思近来深深想劝告同志兼取两家的长处，不可轻易互相诋毁。即使有未合之处，也暂且放置不论，而姑且勉力于我们所急的事。没想到因为曹表的缘故，反而有所激怒，像您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不敏的缘故，深深自责。然而我们做学问吃紧着力的地方，只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间罢了。如今所讨论的，那么他因激怒而起的话，在这二者之间，究竟在何处呢？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想亲身率领学者专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混杂其间，恐怕决不至于像贤者所怀疑的那样。义理是天下之公，而人的所见有未能完全相同的，正应当虚心平气，一起仔细讨论而慢慢探究，以归于正确，这才是我们同道的责任。而向来讨论之际，见各位贤者往往都有立我自是的意思，厉色忿词，如同面对仇敌，不再有长幼的礼节谦逊的容貌，我常私下笑以为即使真是仇敌，也不过如此？但看各位贤者气势正盛，不可立刻用片言取信，因此沉默不言，至今常不满意。又回复诸葛诚之的信中说：您说子静不至于深讳，不知道所讳何事？又说消融其隙，不知道隙从何生？我的意思讨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寻找一个正确的地方，起初没有彼此之间不容，更不像世俗遮掩回护，爱惜人情，一有异同就生嫌隙。回复程正思的信中说：所论都正当确实，而卫道的意思又非常严深，宽慰怀抱。祝汀州见责的意思，怎敢不恭敬接受。大概因为旧日曾学禅宗，所以对于他的学说，虽然知道不对，但不免有私嗜之意，也是被他说得遮前掩后，未尽见其底蕴。譬如杨朱墨翟，只知他们为我兼爱，而不知他们至于无父无君，也不知他们就是禽兽。去年冬天因为他的门徒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从此才开始明显鸣鼓攻击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了。回复赵方道的信中说：所论时学的弊端很好，但所谓冷淡生活者，

译也只怕反而迟缓，灾祸更大罢了。孟子之所以舍弃申不害、商鞅而排斥杨朱、墨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向来正因为我们的党羽孤立弱小，不希望在内部自相矛盾，也厌恶纠缠纷争、辩论不休，觉得那样很可耻，所以一切容忍，不能彻底辩驳。近来却深深觉察到其中的弊端，完全不能领会，稍微见到天理，仿佛只是一味地将私意东压西捺，做出许多偏颇、邪僻、逃避的学说，而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视礼法，仅这一节，就尤为学者心术的大害，所以不免直截了当地与他们说破。他们那帮人的家当已经形成，决不肯舍弃，然而这个学说既然阐明，或许能使后来者避免堕入邪见的坑中，也是一件好事罢了。

答陆子静书说：“停下车马已经很久了，各种情况想必更加安好。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所以能惠及他人的，在于此而不在于彼了。我所担忧的，是一种轻率地发表高论，妄生内外精粗的区别，把良心和日常用度分为两截，说圣贤的话不必完全相信，而在容貌言辞之间不必深入考察，这种说法乖戾悖逆，将对我们的道统造成大害，不必等到后来的末流弊端才显现。这件事不同于寻常小小的文义异同，遗憾相距太远，没有机会当面讨论，徒然增加心中的郁结罢了。”

答赵子钦书说：“子静后来得到的书信比从前更甚，大抵他的学问在心地上功夫并非没有见解，但便想凭借这个凌驾古今，不再下穷究事理细致严密的功夫，最终连他所得到的也失去了。人欲横流，自己不知道，阅览后高谈阔论，以为天理全在这里，那么他所谓的心地功夫，又在哪里呢？”

答刘公度书说：“临川近来的言论更加放肆，荆舒祠记你曾见过吗？这类议论，都是学问偏枯、见识昏昧的缘故，而私意又从而激化它。如果公度的学说实行，那么这类事都无人管理，恣意横流了。试着想想，怎么样？”

与黄直卿书说：“伯起说，去年见陆子静说曾皙之徒自是一家学问，不能完全抛弃他们的学说，以遵从孔子的教导，唯有琴张、曾皙、牧皮，才是真正有得于孔子的，他的话怪僻，竟到了这个地步，更如何与他商量？寻找正确的地方，可叹可叹。”

答项平父书说：“告子的毛病，大概是不知心的满足处，就是义所安顿的地方，其不满足处，就是不合于义，所以直接把义当作外在的，而不寻求。今人因为孟子的话，却有了见到这个意思，而认识到义在内的人，然而又不知心的满足与不满足，也必定有待于讲学省察，然后能察觉其精微，所以对于学聚问辨所得到的，都指为外在的，而认为不是义所在的地方，于是全部弃置而不做。这与告子的话，虽然好像稍有不同，然而实际上就在百步与五十步之间罢了。以此互相嘲笑，如同同浴而讥笑裸体一样。由于他所见的偏颇如此，所以对于义理的精微、气质的偏蔽，都不考察，而他发出的暴悍狂率，无所不至。他所慨然自任以为义所在的地方，或许未必不出于人欲的私心。”

答吴伯丰书说：“异端的学问，以性为自私，固然为大病，然而又不考察气质物欲的偏颇，而率意妄行，便说无非至理，这尤其有害于事。近世儒者的议论，也有近似的，不可不考察啊。所以所见越高，则所发越暴。”

答方宾王书说：“所论近世识心的弊端，则深深中其失误。古人的学问，所贵在存心，大概是将推此以穷尽天下的理；今人所谓识心的，却想凭借这个而排斥天下的理，所以古人知识越崇高而礼越卑微，今人则议论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越甚，得失也可以看见了。”

答邵叔义书说：“子静书信来，全无义理，每每被封闭隐藏，不敢广泛示人，不料他竟自暴露到如此地步。然而此事理很明白，识者自当知道。当时如果便不回答，却也不得。大抵他有文字多，就传播四处，惟恐人不知道，这是他的常态，也不足深怪。我们所学的，却且要自家识见分明，持守正当，深深应当以这类气象举止为戒。”

答程正思书说：“临川的辩论，当时似乎缺少商量，徒然合闹，无益于事。他的书信近日才回答，所说的不过如所示的，而稍加详细罢了。这也是不得已而回答，恐怕后学不知道而被迷惑。他则必然不肯回复。”

又答程正思书说：“答子静书，无人写得，听说他已经誊抄本四处流传，很久了。这正是想不暴露他的短处，他却自己如此，可叹可叹。然而得到他如此，也很省力，且使四方学者略知前贤立言的本意，不为无益，不必深辩。”云云，似乎未知圣贤任道之心。

答陆子美书。与陆子静书五。十书。附陆象山两书语录。陆子静的学问，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的杂驳，把许多粗恶的气都当作心的妙理，合当如此自然地做将去。向在铅山得到他的书信说：“看见佛之所以与儒不同的，只是他底全在利，吾儒全在义。”我回答他说：“公也只见得第二着，他的意思只说儒者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了百当，一直任意……”

译做出来都不妨碍。只是不知道起初禀受的气性不好，如今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的东西，却都当作商量好了，只说这是从胸中流出的自然天理，不知道气中有不好的夹杂在里面，一起滚将出去，哪里还管害事不害事。」看陆子静的书信，只见他许多粗暴的意思，令人畏惧。他的门徒都是这样，才说上几句话，便不分大小，不认父兄，只说从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曾用些功夫去涵养。这错误只在于不知道有气禀之性。陆子静的学问，只管说一个心，本来是好东西，上面加不得一个字，只是人被私欲遮蔽了。如果认识了一个心，万法由此流出，再也没有许多事。他却是实在见得道理如此，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味胡乱叫喊。又说：「像吕东莱是怎样的怎样。」不像他见得如此直截俊伟。最后吕东莱的学者，一人自持一说，没有一人坚守其师的学说，也不知道其师的关键所在在哪里，都只这样衰颓不振了。他的危害较小，他的学者是见得个东西，便都这样胡乱叫喊，实在无法动摇他们，一起这样不分大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如果我见得我的父亲不能见，便是父亲不如我；兄长不能见，便是兄长不如我，更没有大小之分。他的危害很大，不必等到后世，现在就有江西。士人问为学之道，说：「你们都被陆子静误教，不要读书，误了你们的一生，使得你们到现在已经老了，此心茫然，像乡村里愚笨聋盲无知的人，撞墙撞壁，毫无知识，使得这心飞扬跳跃，茫茫无所主宰，如同涉入大水，没有边际，稍有不慎便会失心。傅子渊就是这样，哪有学习圣人之道，最后反而失心的，这是什么道理？唉！误人误人，可悲可痛。分明是他蒙蔽了你们的耳目，至今还没有觉悟。」陆氏的学问，只是禅，起初还以儒家的学说掩盖，如今一味说得炽热，不再遮掩了。他自己说对理有见解，到了做事时，一味任凭私意去做，完全不把人当人，赞同的就高兴，反对的就发怒，甚至任凭喜怒，胡乱打人骂人。后生才登他的门，就学得不逊无礼，极其可畏。世道衰微，千变百怪到如此地步，可畏可畏。陆子静的学问，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哪里是什么文字，不过是借用来表达胸中所见罢了。据他的见解本

译不需要通过圣人的文字去获得它，却必须用圣人的文字来解说它，这正像贩卖私盐的人，上面必须盖几片咸鱼，才能通过关卡渡口，不被官府抓获罢了。陆子静说“克己复礼”，认为不是克制掉私欲利欲之类，另外自有个克制的地方，却又不肯说破。我常常替他补充说，不过是要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罢了。因此说这是陷溺人的深坑，学者切不可不警惕。有人解释说，陆象山说“克己复礼”，不仅仅是要克制掉利欲、愤怒等私心，只要有一念想做圣贤的念头也不可以。我说，这种议论就像小孩看戏一样，一味追求高深。圣门何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人要去学习圣贤，这是好的念头，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认为不可以，那么尧舜的兢兢业业，周公的思考兼采三王之道，孔子的好古敏求，颜回的有为如此，孟子的愿学，孔子的念头，都应当克制掉吗？推测他的意思，只是像禅宗志公所说，不起丝毫修学之心，心无相光中常自在，只是要这样。然而哪有这种道理？就像孔子回答颜回，克己复礼就是仁。按照他的说法，仅仅这一句就已经多了，何况下面还有一大串。只是颜回刚问仁，就应该直接打出去才是。等到这样去指责他，他却又忌讳。我曾经说，人如果要学禅，不如分明地去学禅，一棒一喝就完了。现在却把圣贤的话夹杂在一起说，说是龙又没有角，说是蛇又有脚。陆子静去年也不这样，后来弄得如此差异，如今都教坏了后生，个个不肯读书，一味颠狂没有道理讲，可惜可惜。这正像荀子不顾是非逞快胡骂，教出了李斯，以至于焚书坑儒。如果荀卿不死，看到李斯这样做，一定会自己后悔。如果陆子静现在还在，看到后生辈如此颠狂，也一定会后悔自己以前的错误。又说，陆子静说话常常是两头明白，中间昏暗。有人问昏暗是怎么样的？我说，就是他不肯说破的地方，他之所以不肯说破，就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己喜爱这样。问陆象山说当下便是？我说，是。圣贤教人会有这样的话吗？没有。圣人教人都从平实的地方去做。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必须先克制掉私心才行。孟子虽然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必须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才行。圣人告诉颜回克己复礼，告诉仲弓出门像见贵宾，役使百姓像承重大祭，告诉樊迟居处恭敬，做事严肃，对人忠诚，告诉子张言语忠信，行为笃敬。这是说的什么话？又平时告诉弟子也必须说“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哪里曾经说过“当下便是”的话？因为看金溪与胡季随书中说颜回克己的地方，我说：“看这两行议论，其宗旨是禅，尤其清楚。这乃是捉住了真赃实犯，可惜刚见到，来不及与他痛辩他的学说。认为忿欲等都不是私心，而思索讲习却是大病，是应当克制治理的。就像禅家说‘干屎橛’等语，上面更没有意义，又不得别思义理，将这颗心都禁遏住，久久忽然自有明快的地方，才称为得道。这叫做失其本心，所以最后忿欲纷起，恣意猖獗，像刘淳叟辈所做的，都是他们自己认为不妨事的。”又说：“金溪的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因为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不破他。只有我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看，也可以粗略见到大意。”必定人心知道这义理，行之得宜，固然发自内心。人的资质有不同，有的鲁钝，一时见不到，别人说出来，反求于心，见得是对的而实行，这也是内在的。人心所见不同，圣人才能见得尽。现在陆氏只是要自己心里见到的才称为内在，如果别人说的一句也不是，才从别人说出就指为义外。如此乃是告子的学说。像“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与“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等到他们知道和实行就是一样的，岂可一一必须等待自我心而出才称为内在？所以指文义而求之的都不算内在。因此自己才见得如此，便一向执着，将圣贤言语也就不信，更不去讲贯，只是我的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专主“生知”“安行”，而学知以下一切皆废。一贯就像一条绳子，那贯穿的东西，就像许多散钱，必须积得这许多散钱了，却将那一条绳子来一串穿，这就是一贯。如果陆氏之学只是要看这一条绳子，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且其学说，吃紧处是不肯教人读书，只这样摸索悟处。譬如前面有一个关卡，才跳得过这一个关卡，便是了。这大大败坏学者。我老了，日月无多，正打算不说破，又恐后人错以为我的学也与他相似。现在无可奈何，苦口说破。我说他断然是异端，

译这确实是偏颇的学问，确实不是圣人的正道。但学者只要稍微肯虚心在平实处下功夫，那些弊病也就不难发现。《文集》中回复詹元善的信说：“陆子静的灵柩经过，听说你周旋接待得很周到，实在令人伤感。看他平日大拍脑袋胡喊乱叫，哪里想到竟会落到这般田地呢？然而他的学说在江湖间颇为流行，损害贤者的志向而助长愚者的过失。不知道这场祸患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回复赵然道的信说：“听到荆门去世的消息，心中惨痛悲伤。故交旧友凋零，自当感到悲伤，不去计较平日议论的相同与不同。来信说遗憾没能看到他与朱熹辩论有个结果，这尤其可笑。大概我浅陋的学问虽然极其浅近，但探求它非常艰难，考察它非常审慎。看待世上那些在佛老之余道听途说就自以为有所得的人，我向来嘲笑他们的浅陋并讥讽他们的僭越。难道如今老了就肯用千金去换别人的破扫帚吗？”回复孙敬甫的信说：“陆氏的学问，在近年一种浮浅偏颇的议论中，固然卓然独立，不是那些人的同类。他的门徒也有能修养自身、治理家庭，并将这些应用于政事之间的。但其宗旨本源来自禅学，不可掩盖隐瞒。当时如果只像晁文元、陈忠肃等人那样，分明承认，切实受用，也自有得力之处，不必如此隐讳遮藏，改名换姓，想要欺骗别人，而别人不可欺骗，只是自欺并把自己陷入不诚的境地罢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人，只需知道它是这样而不被它所迷惑。如果对我们的学问确实有所见解，那么他们那些钉钉胶粘、一切假合的地方自然就会拆解破碎，无法收拾了。千万不要与他们辩论，以免开启他们纷争不逊的端绪，反而被卞庄子所乘。”年轻时喜欢读禅学的文字，看到杲老给张侍郎的信说：“左右既然得到这个把柄入手，就可以改头换面，却用儒家的话语来说给士大夫听，接引后来的学者。”后来看到张公经解的文字全用这个套路，只是他遮藏不严密，泄露的地方很多，所以读的人一见就知道它的来源，难以纯粹地自托于儒者。至于近年，他们的做法更加精妙，说法逐渐巧妙，抛闪出没，顷刻间变化万端，而套路不可分辨了。然而从明白人看来，也只见他们徒然自劳，最终不足以欺骗别人。

译辨明陈亮学说之错误

【年谱】陈同父以文章雄冠浙中，自负有王霸的谋略，行事任侠豪放。先生写信劝诫他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并且说汉唐的行事不符合三纲五常的正道，以此委婉而深切地规劝他。同父写信辩驳质疑，先生多次写信极力开导晓谕。同父虽然不能改变，但心里未曾不服。每逢先生生日，即使身在千里之外，必定派人问候馈赠，年年如此。文集收录了《与陈同父书三》《书四》、《书六》、《书七》、《书八》、《书十》，附录《陈同父甲辰答书》、《乙巳三书》。语录中说到同父，因而说吕伯恭怎能无罪，如此横加议论，却不给他剖析说明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里，如今伯恭的门人却也有赞同同父学说的人，两家打成一片，真是奇怪。君举只说我不该与他争辩，只是他看不透。天下事不是对就是错，直截了当地分两边，怎么能如此含糊糊涂。我向来与他争辩许多，岂是为了眼前好，青天白日在这里，如今人虽不信，后世也须有人能明白此说也须回转得过来。同父才高气粗，所以文字不明澈莹润，总之是他心地不清和。说同父陷在利欲胶漆盆中。因而说陈同父读书譬如人看劫盗公案，看了须要断得他罪及防备禁制他教他做不得，他却不要断得他罪及防备禁制他，只要理会得许多做劫盗的道理，待学他做。陈同父的学说已流传到江西，浙人信奉向往已多，家家谈论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有人问同父口说皇帝王霸的谋略，而自身不能保全。先生说：这只是看不透，只说个是与不是便了。若做不是，那样依阿苟免以保全自身，这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身杀身，也是合当做的事。年谱先生曾说：海内学术的弊端不过两种说法，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岁。春三月，《易学启蒙》完成。

【年谱】六经遭受秦朝焚毁，只有《易经》因用于卜筮得以保全。直到汉魏，流变为谶纬之学。王弼开始删落象数，用清谈解释，诸儒跟随他。到伊川程子，才开始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而卦爻的根本却未涉及。康节邵子传伏羲先天图，大概得其根本，但也未涉及卜筮。先生既推演羲文之意，作《周易本义》，又担心学者不明白其旨趣，于是作《启蒙》四篇，以此言说。《易》不本于象数，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着；那些本于象数的，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牵强附会。所以其篇目以本图书、原卦画、明�策、考变占为次序。凡挂�及变爻，又都尽破古今诸儒之失，而《易》才恢复其旧貌。文集序云：“圣人观象以画卦，��以命爻，使天下后世之人皆有以决疑，定犹豫，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谓盛大矣。然而其作卦也，自本而干，自干而枝，其势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用�也，分合进退，纵横顺逆，亦无往不相值焉。这难道是圣人心思智虑所能为的吗？只是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有以启发其心而假手为之罢了。近世学者大多喜欢谈论《易》，却不察于此。那些专于文义的，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着；那些涉及象数的，又都牵强附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所为。像这样的，我私下担忧。因而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展示给初学者，使其对学说没有疑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易五赞》，原象太乙肇判，阴降阳升。阳一以施，阴两而承。惟黄昊羲，仰观俯�，奇偶既陈，两仪斯设。既�乃枝，一各生两，阴阳交错，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阳之阳，奇而加偶，阳阴以章。偶而加奇，阴内阳外，偶复加偶，阴与阴会。两一既分，一复生两，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奇奇而偶，兑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离。奇偶而偶，四震以随。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入坤以毕。初画为仪，中画�象，上画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一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达�，交易为体，往此来彼，变�为用，时静而动，降帝而王，�夏历商，有占无文，民用弗�，文王系�，周公系�，视此八卦，二纯六�，乃�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巽离兑女，离南坎北，�东兑西，乾坤艮巽位以四�，建官立师，命曰《周易》。�圣传之，是为十翼，遭秦弗�，及宋而

译明代，邵雍作图，程颐演述经义，卦象陈列，数理完备，言辞穷尽而义理得以彰显，历经亿万年，永远确立为常法。追溯防范之道，往昔上古时代，世道质朴，民风淳厚，是非无法辨别，利害不能区分。风气一旦开启，于是产生圣人，他们聪明睿智，超出同类，超越众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开始画出奇偶之数，教导人们占卜，以决断事物的可行与否，作为君主和师长，开辟门户，使百姓不致迷惑，从而有所遵循。

降及中古时代，世道变迁，风气转移，淳朴浇薄，质朴丧失，虚伪日益滋生。庄严肃穆的文王，身遭大难，安于土地，乐天知命，担忧世间的祸患，于是依据卦义，系连此彖辞。接着周公，凭借六爻，因事设教，叮咛详尽周密，必定中正，才能亨通吉祥，对儿子强调孝道，对臣子强调忠诚，探究深奥，阐明细微，如同太阳当空。

到了末流，沉溺于术数，曲解成欺，连黄裳也误入歧途。伟大的孔子，晚年喜爱此书，韦编三绝，通过八索来祛除疑惑，于是创作彖、象等十翼篇章，专用义理，发挥经文言辞，静居时省察象辞，行动时观察变占，存亡进退，升降飞潜，毫厘之间，没有差错谬误，若能多给我几年时间，大概就不会有大过错了。

恭敬地追思上古、中古、近古三位圣人，一心垂示卦象，光明照耀千载。至于学者，如果不追溯其本源，在文辞象数上，要么放纵不拘，要么拘泥固执。唉，我这个小辈，既浅薄又陋劣，钻研仰慕直至终身，怎能测度探究，不警惕则日益荒废，不识别则日益疏漏，因此存留疑问，怎敢说是垂示后人。

阐明占卜倚靠数的本源，参天两地，推演至极，五十才完备，这叫做“大衍”，虚一不用，实际使用的有四十九根蓍草。随手平分，将右边的一份放在几案上，取右边的一根蓍草，挂在左手小指间，然后用右手数左边的一份，每四根一数，余下的归入扐（夹在指间），第一次扐放在左手无名指间，右边数完左边再数，将余数安放在中指间，第二次扐的奇数与挂数相加，不是五就是九，这叫做一变。放置这挂扐，再用剩下的蓍草，分、挂、揲、归，仍按前面的格式，第三次也是如此，奇数都是四或八，三变完成，数目就可以察明了。数目可以察明，它的辨别是什么呢？四和五为少，八和九为多，三个少为九，这叫做老阳；三个多为六，这叫做老阴。如果一个少，两个多，是少阳之七；如果是八，是少阴；两个少，一个多。得到初爻后，再将前面的四十九根蓍草合拢，像前面那样进行三变，一爻总共十八变，六爻推演，卦体就可见了。老极则变，少守其常，六爻都守其常，就应当用彖辞；有变爻则看其爻，兼顾首尾；变到三爻，占两卦体；或者四爻，或者五爻，看所存留的情况，四二、五一、二分一专，都变而成为他卦，新卦生成旧卦毁弃，消息盈虚，舍弃此卦看彼卦。

乾卦占卜用九，坤卦占卜用六，泰卦令人惊愕而非人所能为，姤卦喜悦而来复。考察同类。八卦的象，《说卦》详细记载。考察经文，其用法并不专一。彖辞以情理言说，象辞以形象告知，只寻求这个，就能得其要领。乾健，天行；坤顺，地顺；震动，为雷；巽入，木风；险陷，水泉，也说雨；离丽，文明，电日而火；艮停止，为山；兑喜悦，为泽。以此举之，其要领就能得到。

凡是卦有六个虚位，奇偶位置不同，奇为阳，偶为阴，各自以其类得位为正，二、五为中，二为臣，五为君，初为始，上为终，贞悔体分，爻以位相应，阴阳相求，才能得其正。凡是阳位，君子居之；凡是阴位，小人是为。常规可以类推，变化不能按例推测，非常规如何变化，谨以此为准则。

警示学习。读《易》的方法，先端正其心，严肃容貌，端正席位，怀着敬畏之心临于卦、爻，如同占卜那样获得，假借象辞作为我的准则。字遵循其训诂，句逆推其情理，事依据其道理，意适合其平和，说不好就说好，如同眼睛看见；说停止就说行动，如同脚去践行。不要宽泛而粗略，不要细密而穷尽，不要固执而可行，不要必然而通达，平易从容，从外表到内里，等到贯通它，万事一理，理定既实，事来仍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稽，实体等待虚灵存在，体用相应，执古御今，由静制动，洁净精微，这就叫做《易》。体在我，动有常吉。

往昔程氏，继承周敦颐，绍续孔子，深奥的义理和宏大的纲领，如星辰陈列，极星拱卫，唯独此门未开，以等待后人。我这个小辈狂妄简略，敢于陈述并申说。

回答陆子美的信说：近来曾作一本小卜筮书，大概因为近世解说《易》的人，对于象数全然疏略，那些不这样做的，又太拘泥滞涩支离，不可究诘，所以推究圣人经传中解说象数的，只有这几条，以意推之，认为这就足够了，以上可以究明圣人作《易》的本意，以下可以济助生人观变玩占的实用。学《易》的人决不可以不知道，而凡是观象数超过这个的，都可以束之高阁而不必问了。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回答方宾王的信说：“我向来作《启蒙》，正因为看见人们解说得支离破碎，因而私下认为《易》中所说的象数，圣人所已言说的不过如此。现在学《易》的人只要懂得这几条，那么对于《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也都有用。此外纷纷扰扰的都不须理会了。其第二篇论太极、两仪、四象之类，尤其精诚。得到其说，就知道圣人画卦不假纤毫思虑计度，而那所谓画前有《易》的，确实不是虚语。”

《语录》《启蒙》起初只是因为欧阳公集内或问《易》大衍，于是拿来考

译朱熹说，由此可知各位先生的文集虽然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其中自有其精妙之处。因为其中的道理人人都有分晓，为何如此呢？自然有人能洞察究竟。文集《答袁机仲书》中说：“这并非朱熹我的见解，而是邵雍（康节）的见解；并非邵雍的见解，而是陈抟（希夷）的见解；并非陈抟的见解，而是孔子的见解。只是当时儒家学者已经失传了这些道理，而方外之人暗中相互传授，将其当作炼丹炼药之术。直到陈抟、邵雍才将其回归到《易经》上来，此后这些见解才重新在世上显明。然而这与现今通行的《周易》的次序排列大多不同，所以听闻的人初次见到大多不能理解而不相信，只是依据眼前通行的《周易》顺着文字生发义理，穿凿附会，支离破碎，有不胜其随意编造之处。这正是《易学启蒙》一书之所以写作的原因。如果人们习惯于听闻《易经》并通晓它，人人都能大致了解，那么又何必再写这本书，成为屋下的屋、床上的床呢？更希望高明之士不要认为这是朱熹我的见解而忽视它，暂且虚心谦卑以求通晓，不可好高骛远、标新立异而轻易挑剔它的瑕疵。玩味它久了熟透了，融会于心，那么天地变化的神妙，阴阳消长的奥妙，自然将在心目之间明了，而那些可惊、可喜、可笑、可乐之处，必定有不知其然而然的情况了。”话说不尽，偶然得到一首小诗说：“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若识无心中涵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狂妄冒昧，希望不要鄙夷讥笑。

译秋季八月，《孝经刊误》编成。

【文集后记记载：我先前看到衡山胡侍郎的《论语说疑》，其中指出《孝经》所引用的《诗经》并非《诗经》原文，起初我对此感到十分惊骇。后来仔细考察，才明白胡公的话是可信的，而《孝经》中值得怀疑的地方，不仅仅这一处。于是写信向沙随的程可久（字文程）请教，他回信说：“近来见到玉山的汪端明，他也认为这本书大多是后人附会的。”于是我知道前辈读书精细审慎，他们的议论本来就已经涉及这些了。我又暗自庆幸有所依据和阐述，从而免于凭空妄说的罪过。因此我想摘取其他书籍中能够阐发此经义理的话，另外编撰为《外传》，只是还不敢这样做。淳熙丙午年八月十二日记录】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岁。春季，正月，前往莆田吊唁陈福公。【年谱记载：因为陈福公是三朝元老，又是晚年知己，且为中兴贤相，所以不远千里前往吊唁，并撰写祭文祭奠他】

【文集收录《祭陈福公文》，陈正献公行状】

三月，《小学》一书编成。

【文集《题〈小学〉书》说：“古代的小学，教导人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爱亲敬长、尊师爱友的道理，这些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定要让儿童在幼年时就讲解并练习，希望他们的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教化随着心灵成熟，而没有抵触难行的祸患。现在虽然全书已经不可见，但散见于传记者的也很多，读者往往直接认为古今情况不同而不实行，却不知道那些没有古今差异的内容，本来是可以实行的。现在广泛搜集编撰成这本书，传授给儿童，供他们讲解练习，或许对风俗教化有万分之一的补益。”淳熙丁未年三月初一，晦庵题写。年谱记载：先生既然阐发《大学》以启发学者，又担心他们失去次序、没有根本而不能有所进步，于是编撰这本书来训导蒙童，使他们培养根本以通达枝叶。内篇有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曰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即使是已经进修《大学》的人，也可以借此补充后来修身之事，这里略作完备】

被任命主管南京鸿庆宫。

【年谱记载：三月任命，到夏季四月接受任命。别集《答刘子澄书》说：“云台任期将满，正想等批阅文书完毕，派人委婉地恳求，再次请求恢复旧职。忽然尤延之送来敕命，于是承蒙朝廷检举直接任命，虽然看似小小的安排，听说新宰相却认为这是恩典。”又写信说：“昨天接受鸿庆宫的敕命，偶然得到一首绝句：‘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领，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老容易感伤，不知不觉泪水横流】

秋季七月，被任命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等待任职，推辞不被允许。【年谱记载：当时，皇上谕示宰相，杨万里上封事推荐朱某长期闲居，可以与监司周必大商议任命为转运副使，有人说钱粮事务不是他的专长，所以有这个任命，因病推辞不被允许。告词说：敕命，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南京鸿庆宫的朱熹，你喜好古道，坚守正道不回头，利于万物爱护人民，用心更加笃诚，拥有州郡旗帜分管使节，先德行后刑罚，百姓顺从教化，而救灾荒的政策，所保全活命的尤其众多。长期在家闲居，念及不忘，江右地区持平公正，去吧，务必允当。实行你尽心的学问，推广我好生的仁德。可以依照原官职差遣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某天，陈居仁宣读辞命。行状记载：十四年任命为提点江西刑狱，等待任职因病推辞不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本传记载：十四年，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

【文集收录《辞免江西提刑状》一】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岁。春季，正月，有诏令催促赴任奏事，再次因病推辞，不被允许。三月十八日，启程。在路上，再次推辞，并请求担任祠禄官。夏季五月，再次催促入朝应对。

【文集收录《辞免江西提刑札子》一】【札子二】【札子三】

六月壬申日，在延和殿奏事。

【语录记载：六月四日，周宰相派人传达旨意，说皇上问朱某到达已经几天了，为什么不请求应对，于是到阁门通进榜子。有诏令初七日后殿班引见应对，皇上慰劳非常优厚。自己陈述昨天担任浙东提举时，承蒙圣恩保全。皇上说：“浙东救灾荒，煞费苦心。”又说承蒙任命为江西提刑，衰老多病，不能胜任使令。皇上说：“知道卿刚正，只留卿在这里，等待给予清要的差遣。”再三推辞谢恩，才出奏札。皇上说：“正是想要听到的。”口头奏报第一札的意思，说犯恶逆罪的人近来多奏请裁减死刑。皇上说：“像这样的人，只宽贷性命，有伤风化教义，不可不处理。”第四札说科罚，皇上说：“听说多是罗织陷害富民。”第五札读到制将的权力旁落到宦官手中，皇上说：“这件事却不是这样，都是采纳公论。”为什么？他回答说：“他们虽然不敢公开推荐，但都借托士大夫的公论，而实际上出于这帮人的私意。况且像监司守臣推荐属吏，就有接受宰相台谏风旨的。何况这帮人奸伪百出，什么事做不出来？臣过去蒙受赐对，也曾以此进说。圣谕认为不是这样，臣恐怕远方所听不确切，退下来后得知，士大夫以及衙役走卒没有不认为这样的，只有陛下不知道罢了。”直到离去的人还没有走远

译于是返回，问皇上说：“陛下知道这个人吗？”皇上说：“确实是他，但泄露文书是他子弟的罪过。”回答说：“哪有子弟有过错而父兄没有罪责的道理？然而这只是一件事罢了，此人倚仗权势做奸邪之事，成为盛德之累的地方多了。”皇上说：“高宗因为他有才能推荐过来。”回答说：“小人没有才能还可以，小人有才能，很少有不做坏事的。”皇上于是举出马苏论才德之辨的话等等。说到担任言官的人怀有私心而沉默不语，上奏说：“陛下任用曾经担任过知县的人填补六院察官的空缺，就选取他们来充任。虽然说是亲自提拔，然而他们的途径一定，宰相得以预先对符合入选条件的人施加私恩。等到他们担任言官时，往往怀有私恩，怎肯指出他们的过失？”皇上说：“是的，近日的事情就可以看到了。”说到知道他是贤能而任用他，就任用他唯恐不够快，聚集他唯恐不够多；知道他不贤而罢免他，就罢免他唯恐不够早，驱逐他唯恐不够彻底。上奏说：“哪有担心君子太多，必须留几个小人在里面的道理？人修养自身也是这样，哪有担心善行太多，必须留些恶习在里面的道理？”说到军政不修，士卒愁怨，说：“主将苛刻剥削士卒作为贿赂。”升迁调动都有固定的价格。皇上说：“却没听说过这些，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怎能不治理整顿？你可以仔细探听后再来说。”最后辞别时说：“按照对答，江西是盗贼刑狱繁多的地方，长久缺少正官。臣现在逐渐前去赴任，不知有什么处分？”皇上说：“你自己详加熟虑，不必多嘱咐。”行状十五年催促上奏事，又因病辞官，不被允许，于是出发。又因病请求奉祠两次，淮河罢相，于是带病入朝上奏。这次出行，有人在路上要挟他，以正心诚意为皇上所厌闻，告诫他不要说。先生说：“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怎能含糊其辞而欺骗我的君主呢？”等到上奏，皇上没有不称赞说：“很久没见你谈论浙东的事情，我自己知道。现在应当让你担任清要之职，不再劳累你处理州县事务。”本传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忭也已去世，只有内侍甘升还在。朱熹极力为此进言，皇上说：“甘升是德寿宫推荐的，因为他有才能罢了。”朱熹说：“小人没有才能，怎能打动君主呢？”

译【文集戊申延和奏札一】，奏札二，奏札三，奏札四，奏札五】

癸酉日，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朱熹因脚病请假，请求担任祠禄官。乙亥日，皇帝下诏让他仍保留原职名，出任江西提刑。

【文集辞免江西提刑状二中写道】：特别承蒙圣恩任命熹为兵部郎官，熹因不能立即拜受任命并供职，便向朝廷申报请假养病。当晚忽然有吏员抱着官印前来，命令熹办理交接，熹因未曾供职，不敢接收，曾具公状札子回复本部，等待病愈后赴部供职。而次日传闻长官已有弹劾奏章，熹不敢自我辩解，便具状请求祠禄官以回避。又蒙圣慈曲意保全，使得熹得以仍持节出任江西提刑。本传记载次日任命熹为兵部郎官，熹以脚病请求祠禄官。本部侍郎林栗曾与熹讨论《易经》和《西铭》意见不合，弹劾熹本无学术，只是窃取程颐、张载的残余学说，称之为道学，所到之处辄携带门生数十人，妄图效仿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之风，索取高价，不肯供职，其虚伪不可掩盖。皇上说：“林栗的话似乎过分了。”周必大说：“熹上殿之日脚病未愈，勉强登对。”皇上说：“朕也看见他跛行。”左补阙薛叔似也上奏援引，熹于是被令仍保留原职名出任江西提刑。行状记载任命熹为兵部郎官，熹以足病请求祠禄官，未曾供职。本部侍郎林栗前几日与先生讨论《易经》《西铭》意见不合，至此派遣部吏抱着官印，逼迫先生供职，先生以病告假，于是林栗上疏弹劾先生欺慢。当时皇上心意正倾向先生，想改任他为其他部门的郎官，当时的宰相竟然请求授予他以前江西的任命，仍保留原职名。又命令吏部归还改官以后未曾陈乞的磨勘，因为先生改职既出于特恩，其后屡次担任祠官无政绩可考，因此未曾请求磨勘达十四年。

在赴任途中辞免新任，有诏令催促他赴任。秋七月，又因足病辞免，并请求祠禄官。经磨勘转任朝奉郎，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八月，辞免转官，辞免职名都不被允许，于是拜受任命。

【年谱记载先生将行且辞说：议论者说臣侍奉君主无礼，作为臣子有此名声，罪当诛戮，岂可再担任外台耳目之职？皇上阅览后，告诉宰执说：‘林栗的奏章最初未降出，为何外廷喧传？’有人回答说林栗在漏舍，宣扬奏疏，人人皆知。皇上不悦。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为林栗辩白，说他的话没有一句属实，说‘道学’一词尤其不实。往日王淮勾结台谏，暗中废黜正直之人，大概用的就是这种手段。’诏令朱熹带病入对，奏札皆论新任职事。朕也体谅他的诚意，再次听从他的请求，可急速赴任。先生坚决辞免，说足病不能起身出发，再次请求祠禄官。胡晋臣被任命为侍御史，首先论奏林栗执拗不通，狠愎自用，党同伐异的言论，乃起于论思献纳之臣，无故指责学者为党，最为人所厌恶听闻。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罢了。于是调出林栗任泉州知州，而先生也被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福宫。当时庙堂知道皇上眷顾深厚，忌惮先生再次入朝，所以做了两罢的打算。告词说：‘朕认为廉节不立，风俗未淳，想求得难进易退之士，表彰而任用他们，或许能幡然改变旧习。你的学术渊源深远，你的操行修养已久，志在忧时，未曾有一日立于朝堂。近来以部刺史身份入奏便殿，朕嘉许你的正直言论，留置郎曹，本打算将你进升清要之地。忽然以病告知，祈求回归初服，既勉强顺从你的素志，又再次请求真祠。夫指麾何意于去来，仕隐不形于喜愠，这是古之清达之士。朕察知你的诚意，因此升职二等，听任你享受优闲之禄，身虽在外，也对风化有补。’淳熙十五年八月某日，中书舍人郑侨宣读诏词。《文集》有辞免江西提刑状二、状三、辞免磨勘转官状、辞免直宝文阁状】

九月再次召见，朱熹辞免

【行状记载不到一个月，再次召见。当时庙堂知道皇上眷顾深厚，忌惮先生再次进入朝廷，所以做了两罢的打算。皇上醒悟，再次召见先生，接受职名。朱熹辞免召命，认为迁官进职，都是允许他闲退。方才窃据难进易退的褒奖，又做弹冠结绶的打算，那么他将成为世人嘲笑的对象，不只是往来琐屑的讥讽】

冬十月，催促入对。十一月，再次辞免，于是上封事。

【行状】又催促召见。起初先生入奏，因病发作紧迫，曾面奏说口头陈述的言论有所未尽，请求具封事以闻。至此再次辞免，于是一并具封事投入匦中进呈。文集戊申封事说：“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朱熹，谨斋沐具疏，冒死再拜献于皇帝陛下。臣以庸陋之身蒙受圣知，已有多年，而两年以来受恩稠叠，超过从前，顾视同辈无人可比。其感激之深，固有言语不能表达的。然而私下念及狂妄之言抵触忌讳，虽蒙听纳不以为罪，但伏俟数月未见略有施行。臣实在不知自己有何才能堪受陛下非常之恩，而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惭愧恐惧，久不自安。不料陛下又想召见。臣愚于此仰窥圣意，尤其不知究竟是什么意思。认为想听其

译考虑防御之事，则意见已经陈述却不可采用；认为是想要施加恩惠，则宠遇已经深厚而没有可以再加的。在这两者之间没有恰当的理由，这就是臣徘徊不前、恳切叩请辞避而不能停止的原因。然而陛下仍然没有允许，臣又再次深思。前几天进见应对的时候，口头陈述的言论因疾病发作而紧迫，还有没有说完的话，曾经请求用密封的奏章上达听闻，但长久不敢进呈，难道不是陛下偶然垂念记忆而想要最终听闻吗？还是另有原因呢？臣不知道。然而君父的命令下达了两次，作为臣子却坚决在家躺卧，那么臣对此实在感到不安。臣深深忧虑的，只是担心进见之后所说的话最终不可采用，而又白白窃取误受宠遇像以前那样，那么臣在辞让和接受之间将非常难以处理，最终获罪，因此就趁着之前的请求而详尽陈述所说的话进献。认为即使能够到达陛下面前，所说的话也不过如此。恳请圣明的慈爱，希望赐予观看省察。如果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而依次施行，那么臣的愿望千万分满足，退隐在山岩洞穴之中，死也没有遗憾。万一圣意一定想要他来，那么臣也不过是求望见一次天颜然后恳请回去罢了。如果看到他的话果然没有可取的，这是臣所学浅陋，其他没有所有，即使冒昧进用，陛下也将有什么用呢？不如因为他的恳请而允许他归隐休息，还足以双方都有所保全。何况陛下朝廷之中，侍从之列，正有制造流言蜚语来中伤陷害善良之人，倡导偏激议论来胁迫控制，上下施展巧诈计谋，阴险计谋又有比从前不思考而妄自发言更严重的。陛下不要使臣轻易触犯他们的锋芒，而再次重蹈自己失败的覆辙。臣私下观察今天天下的形势，如同人得了重病，内从心腹，外达四肢，几乎没有一根毛发不受病的。虽然在起居饮食方面还没有妨碍，然而其危迫的症状，深于医者，本来已经望见而逃走了。这一定要得到像卢扁、华佗那样的人，授予神丹妙药，为他清洗肠胃，以去除病根，然后才可以侥幸安全。如果不这样，那么病日益加深，而病人不觉察，令人寒心，大概不是普通医生常药所能达到的。所以臣前天的奏章，就引用“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的语意，大概为此而他的话有未尽之处。然而天下的事情，应当说的不胜其多，顾及其顺序有来不及的，臣来不及说，暂且只以天下的大本和今天的急务，深深为陛下陈述。天下的大本，是陛下的心。今天的急务，则是辅佐太子，选任大臣，振兴纲纪，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这六项。臣请求冒死而详尽陈述，只希望陛下留神倾听。臣擅自以陛下的心作为天下的大本，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其端绪无穷，而没有不根本于人主的心，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人主的心正，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出于正；人主的心不正，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出于正。大概不仅其赏赐所劝勉，刑罚所威慑，各自随着所向，势有不能停止的，而且其观察感化之间，风动神速，又有更甚的。所以人主以渺小的身体，居住在深宫之中，其心的邪正，若不可得而窥探，而其符验显现在外面的，常如同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盖。这是大舜之所以有“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之所以有“克己复礼”的说法，都是为了端正我们这颗心，而作为天下万事的根本。这颗心既然端正，那么视明听聪，周旋合乎礼仪，而身体没有不端正的，所以所行没有过与不及，而能执守其中，虽然以天下之大，而没有一人不归附我的仁德的。

译然而邪正的表现，显现在外部的，没有比家人更早的，其次是身边的人，然后才能通达于朝廷，进而遍及天下。如果宫闱之内端庄齐整严肃，后妃具备《关雎》那样的美德，后宫没有宠幸盛色之人的讥讽，像贯鱼一样顺序井然，没有一人敢倚仗恩宠私情来扰乱典章常规，收受贿赂而进行请托，这就是家庭的端正。退朝之后，从容宴饮休息，贵戚近臣，以及宦官太监，陪侍在左右，各自恭敬地履行职守，上面畏惧不厌恶的严厉，下面谨守戴盆的戒律，没有一人敢勾结内外，窃取威福，招揽权势以博取宠幸，从而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人员的端正。内部从禁省，外部到朝廷，这两者之间，清澈透明，没有丝毫私邪的间隙，然后发布号令，众人听从而不怀疑，进用贤人退斥奸佞，众心都信服，纲纪得以振作而没有侵扰的祸患，政事得以修明而没有偏私的过失，这就是为什么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而治道得以完备。心一旦不正，那么这几种情况固然无法获得端正；这几种情况一旦有不正，却说心正，那又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古代的圣王兢兢业业，持守这颗心，即使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放纵之地，用来精纯、专一、克制、恢复的方法，如同面对神明，如同濒临深渊峡谷，未曾敢有一刻的懈怠，然而还担心在隐微之间或许有差错而不自知，因此设立师保的官职以自我开导明理，设置谏诤的职务以自我规劝纠正，而凡是饮食酒浆、衣服寝舍、器用财货，以及宦官宫妾的管理，无一不由冢宰之官统领，使得他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用有关部门的法度来制约，而没有丝毫的缝隙，瞬息的时间，得以隐藏毫发之私，大概虽然以一人之尊贵，深居九重宫阙之中，但常凛然如同站立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之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纯白，没有少许瑕疵，而其遗风余烈，还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度准则。

陛下试着以此思考，我用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的，果真曾有如此的功夫吗？用来修身齐家而端正其左右的，果真曾有如此的成效吗？宫省的事情禁令，臣本来确实不知道，然而不见其形而看其影，不睹其内而占其外，那么爵赏的泛滥，货赂的流行，街巷间的窃窃私语，长久以来已经不胜其喧嚣了。臣私下以此窥探，那么陛下用来修治家庭的，恐怕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左右宠幸之人的私恩遇过当，过去渊觌、説抃之类的人，势焰熏灼，倾动一时，现在已经无可非议了。只有前日臣当面奏报的，虽然蒙受圣慈委婉开导，但臣的愚见，终究私下认为这些人只应当让他们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应当假借崇长，使得他们能在内逞邪媚作淫巧，以动摇皇上之心；在外立门庭招权势，以拖累圣政。而他们是否有才、是否有罪，自不应当讨论，何况他们有才正好用来做奸邪，有罪而不可再任用呢？况且像向来主管丧事，钦奉几筵的命令，远近传闻，无不私下嘲笑，臣不知道国史记载它，野史记载它，传播到外国，流传于后世，将把陛下看作什么样的君主呢？纵然有曲折，如前日所以告诫臣的，陛下又怎能每家放一个嘴巴而让人知晓呢？刑余小丑，不比人类，竟然迷惑圣心，亏损圣德，到了这种地步，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视，没有一句话来挽救其过失，臣的痛心，起初只在于此。等到到达都城，又知道这些用事的人，不独此人，而侍从之臣，大概已经有出自其门的人。

至于纳财的途径则又不在士大夫而专在将帅，臣在前日也曾擅自当面奏报，而陛下告诫臣说确实应当深察而痛惩之。退下后才听说陛下近来对于环列之尹，已经有所更换，才知道陛下本来已经深察其弊，而不需要等待别人的言论。然而还未能明正其罪，反而以崇资巨镇宠幸他们，使得即便安抚这些无知之人，他们有什么忌惮？何况中外将帅，不这样做的人没有几个。陛下也不能推究其类而全部去除他们。

不是陛下竭尽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本非得已，而为军士的，却未曾得到一温饱，更甚者采薪织屦，捡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更甚者，甚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怨詈谤讟，悖逆绝理，至有不可闻者。一有缓急，不知道陛下何所倚仗？这都是因为将帅巧为名色，头防箕敛，阴夺取其粮赐，以自封殖，而行货赂近习，以图进用。彼此既已满足，然后时常以薄少号为羡余，阴奉燕私之费，以嫁士卒怨怒之祸于陛下。并且庆幸陛下一接受其献，那么日后虽知其罪，而不得复有所问。出入禁闼，腹心之臣，外交将师，共为欺蔽，以至于此，岂有一毫爱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他们，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除

译（臣下）被赋予辨别是非的职责。由此看来，陛下用来匡正身边近臣的做法，还不及古代的圣明君王，这就更加明显了。再说，“私”这个名称，是为什么呢？是指依据自己名分所独享的部分，而不能将其推广到自身范围之外的称呼。所以，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说，就把一家当作私，而不能将其推广到全乡；从乡人的角度来说，就把一乡当作私，而不能将其推广到全国；从诸侯的角度来说，就把一国当作私，而不能将其推广到天下。至于天子，则上至天所覆盖，下至地所承载，没有不是自己名分内所有的，也没有不能通达的外界，又哪里还有“私”呢？如今因为不能克制内心一时的邪念，以至于产生了私心；因为不能匡正家人和亲近宠幸之人的缘故，以至于有了私人。用私心去任用私人，就不能没有私费。于是对内损耗了国家经费的收入，对外接纳了额外的进献，以至于有了私财。陛下上承皇天之命，完全承受了天所覆盖的一切，使得没有不公正的地方，上天所赋予您的，也不算是微薄了。竟然不能扩充这广大的恩德，反而自己进行割裂，使其变得狭小，致使天下万事的弊端，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这难道不可惜吗？

译如果从时势的利害关系来说，天下的局势，统一则强盛，分裂则衰弱，所以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说：“皇宫和朝廷都是一个整体，奖惩褒贬，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给有关部门评定他们的刑罚和奖赏，以显示陛下公平英明的治理，不应该偏袒私情，使得宫内和宫外法令不一。”在那个时候，昭烈帝父子凭借小小的蜀地抗衡天下，以十分之九的力量谋取中原以复兴汉室，凭借诸葛亮的忠诚智慧为之深谋远虑，而他的防范措施不过如此，可以说他深知时务的关键，并且暗合先王的法则。凭借蜀地的狭小，如果在其中又以公私来区分彼此，如同两个国家一样，那么就是凭借梁、益两州的半壁江山去图谋吴、魏的全部势力，而且在内亲近小人，在外疏远君子，废弃法令而包庇奸邪，使得内部产生的力量足以危害外部，公义所树立的常常不足以战胜私欲，那么这两个国家又会自相攻击，而内部的私欲常常获胜，外部的公义常常失败。外部有邻国敌人的忧患，内部有阴险邪恶的寇害，日夜来攻而不停止，治理国家的人也就危险了。从义理来说，已经像那样；从利害来说，又如此。那么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早点纠正，臣担心陛下的心虽然劳累于寻求贤才，但一旦在这方面有所妨碍，那么贤人一定不能被任用，而被任用的都是平庸谬误、奸巧的人；虽然勤勉于建立政事，但一旦在这方面有所阻碍，那么善政一定不能建立，而所推行的都是徇私苟且的政事。日积月累，养成祸患的根本，而留给后代的谋划不长远，辅佐宰相的职责不修明，纲纪在上层败坏，风俗在下层败坏，百姓愁苦，士兵怨恨，国势日益卑微，一旦突然发生不测，臣私下感到寒心，不知道陛下将如何善后。既然这样，臣所说的天下根本，只在陛下的一颗心中，能不急切地寻求方法来端正它吗？

至于辅佐太子的说法，臣前几天所说的“数世之仁”，大概只是略微引发其端绪，而不敢详细论述。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辅佐他不可不谨慎，在《保傅传》中记载得很详细。陛下圣明的学问高明，贯通古今，应该不用臣说就能明白。然而臣曾经私下奇怪陛下用来调教防备东宫的方法，为什么如此疏忽粗略？从前面的论述来看，难道是因为陛下用来治理自己的方法还免不了疏忽粗略，因此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不加考虑吗？自从王十朋、陈良翰之后，东宫官员的选拔号称得到合适的人，但能称职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时常让奸邪轻薄、庸碌狂妄的人，有时得以夹杂其中。所谓的讲读官，也只是应付文书凑数，而没有听说他们有规劝匡正的效果。至于朝夕陪伴侍奉游玩宴乐的，也不过是几个使臣宦官罢了。皇太子聪慧的本性早就养成，对事理长久熟悉，虽然好像不需要辅导，但人心难以保证，气质习性容易污染。习惯于正道就正直，习惯于邪道就邪恶。这是古代圣王教导世子时，一定要选择端方正直、道术博闻的人与他们相处，而又让他们驱逐邪人，不让他们看到恶行，大概常常在细微处谨慎，不等到他们有过错才去规劝。现在三代的制度虽然不能考证，暂且以唐代的《六典》来说，东宫的官员师傅、宾客既负责辅导，而詹事府和两春坊实际上模仿天子的三省，所以由詹事、庶子统领，他们的选拔非常慎重。现在师傅、宾客已经不再设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左右春坊于是直接由使臣掌管，为什么如此轻率且防备不足呢？设立太子而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激发他尊崇老师、亲近朋友、尊重道德、乐于道义的心。只让春坊使臣得以侍奉左右，就无法防止他们戏弄轻慢、狎昵亲近、奇邪杂进的危害，这已经不是小事了。至于皇孙德行尚未确定，见闻尚不广博，又不是皇太子可比，那么保养他的措施尤其不可以不严格。而今天的官员尤其不齐全，责任尤其不专一，难道是管事的人也有所没想到的吗？应当深切诏令大臣，讨论前代的典故，东宫除了现在已经设置的官员外，另外设置师傅、宾客的官职，让他们朝夕相处，罢免春坊使臣，而让詹事、庶子各自恢复职责。宫中的事情，一句话的进入，一道命令的发出，必须通过这里然后通达。又设置赞善大夫，模仿谏官来规劝缺失，王府则应该稍微放宽《六典》中亲王的制度，设置宾客、咨议来负责训导，设置长史、司马来总管众职。精心选择年高德劭的人，不混杂其他才能的人，都设置正式员额，不作为兼职。明确他们的职责，以要求功效，那么他们的官员就已经大致齐全了。陛下又应当适时召见他们，让他们侍奉宴游，从容启发开导。凡是古代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的关键，陛下所践行并且有效的，以及努力仰慕而未能达到、惭愧悔恨而未能避免的，倾倒罗列，全部告诉他们。那么圣明的子孙，都将有所获得陛下心传的奥妙，而宗庙社稷的安定、统业的巩固，可以垂范于永久而没有穷尽了。这是今天的紧急事务之一。

至于选任大臣的说法，臣前面所说的“劳累于求贤而贤人不能被任用”，大概已经引发其端绪了。凭借陛下

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得到刚强英明公正的人然后才可以任用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纳鄙陋的人窃取职位，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译因为一念之间没能撤除私心邪念的蒙蔽，对于燕安私情的喜好，以及宠幸佞幸之流，不能完全遵循法度。如果任用刚毅明察、公正无私的人作为辅佐宰相，就担心他们会妨碍我的私事，伤害我所亲近的人，使我不能肆意妄为，因此在选拔任用之际，常常首先排斥这类人，将他们置之度外，然后选取那些平庸懦弱、圆滑世故，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加以揣度，又从中挑选出最为庸俗浅陋、确信不会对自己有所妨碍的人，然后提拔他们并授予高位。因此任命文书尚未发出，人选早已确定，姓名尚未公开，朝廷内外已经预先知道决非天下第一流的人才。所以凭借陛下英明刚毅、防微杜渐的品德，旷世难出，而所选取来自辅佐的人，未曾有像汲黯、魏徵那样的人，反而得到像秦桧晚年那样的执政、台谏官员而加以任用。他们作为人臣窃取国家权柄，害怕忠言唤醒君主，从而暴露他们的奸恶，所以专门选取这类人来堵塞贤路，蒙蔽君主的心智，这是他们势所必然的做法。陛下尊贵地居于皇位，威福由自己掌握，又何必依赖这类人，却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政务，以此蒙蔽自己的聪明，毁坏自己的纲纪，而使天下遭受其弊害呢？既然选取他们的方式如此，所以选拔不能精良，选拔不精良，所以任用不能厚重，任用不厚重，那么他们自我承担的责任也就轻。凭借最庸俗的才能，承担最轻的责任，那么虽然名义上是大臣，但实际上不过是应答唯诺，奉行文书，以求不失去职位和资历，就像吏卒那样罢了。指望他们能够辅佐圣德，修明朝政，振兴纲纪，不待智者就知道他们一定不能做到。比这更低一等的，就只有作奸犯科，结党营私，收受贿赂，来浊乱陛下的朝廷罢了。其中特别严重的，甚至过了十多年才败露而被罢免，然而排列在后等待依次补缺的人，也不过是这类人了。大概自从担任台谏、侍从之职时，他们的选拔就已经如此，后来又挑选其中特别平庸无能的人加以提拔任用，那么也不奇怪陛下常常得不到天下的贤才而托付重任了。然而在刚任用他们之初，也只是说姑且希望他们对我的私事没有妨害罢了，哪里知道他们危害天下公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陛下试着反过来思考以求取贤才，那么或许就能得到他们了。大概不求取那些令人喜欢的，而求取那些令人敬畏的；不求取那些能顺从我心意的，而求取那些能辅佐我德行的；不担忧他们自我承担的责任不重，而常担心我赋予他们的责任不够重；不为燕安私情和亲近习用之人做一时的打算，而为宗庙社稷和百姓万世无穷的打算。陛下如果真以此标准来选取，以此标准来任用，还说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臣是不相信的。这是当今急务的第二点。至于振兴严肃纲纪，改变风俗的说法，那么臣前面所说的勤于建立政事而善政最终不能建立，也已经阐发其端绪了。凭借陛下忧勤治国、渴望治世的心意，不能说不周到，难道不想让纲纪振兴，风俗美好吗？只是因为一念之间没能去除私心邪念的蒙蔽，所以朝廷之上忠奸混杂进用，刑罚赏赐不分；士大夫之间志向情趣卑劣污浊，廉耻观念废弛毁坏。还认为这是事理当然，而不思考有什么办法来振奋激励、矫正革除。大概内心明察，然后才能整治外部；没有私弊，然后才能指责别人。现在宫禁深密之地，天下不公的道理、不正的人，竟然得以盘踞其中，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是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他们熏蒸销蚀，使陛下好善的心意不显著，疾恶的意思不深刻，其危害已有不可胜言的了。等到他们作奸犯法，那么陛下又没能深切割舍私爱，而交付给外廷的议论，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所以纲纪不能不遭到破坏，而施加于外部的措施也因此而不愿深究切责。况且如近年地方长官，曾有因贪污不法而被举报的。审讯尚未完结，就已经有外放郡守的命令，等到台谏官员进言，就授予他们祠禄官职，并让他们自陈理由。至于他们所藏匿犯法的人，就不再逮捕交付监狱，名义上是降官，实际上是解散案件。这虽然是宰相徇私庇护同乡来欺骗陛下，但臣私下认为陛下并非完全不醒悟他们的欺骗，心里一定认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然想满足我的私欲，那么他们也想满足他们的私欲，君臣之间情面熟稔，那么形势不得不稍微宽容他们。并且认为虽然如此，也未至于严重危害事情，却不知道这败坏纲纪，使朝廷内外听说后内心非议、街谈巷议，都有轻侮朝廷之心，奸赃的官吏则都鼓舞相庆，不再畏惧陛下的法令，这也不是小事。又如朝廷大臣争论配享太庙，其间邪正曲直，本来有所在，就两不相问，而一并罢免。监司挟私诬告郡守，就不问曲直，而两人都罢免。监司借酒凌辱郡守，也不问曲直，而两人都授予祠禄。宰相结党营私，辜负任用，就曲意保全而让他离去。台谏怀有私恩，暗中拱手不言，而陛下也不追问。那些起初从小官提拔为台谏的，三四年间趋附迎合，不能建立阐明一事，就年年升迁直到达到最高职位。一旦议论到一两个武臣的罪恶，就立刻斥为郡守而不给职名。随从臣子近掌东畿，远帅西蜀，一遭流言，就体察究查，无所不至

译等到追究分析后上报，而所听到的情况不真实，那么进言的人安然无事，毫无责罚。山陵各项事务的使者卖官鬻爵、规避缺额，烦扰官吏百姓。御史有进言，也没有处置，反而有时得以越级升迁。御史进言涉及京城漕运，名义上补任卿位列，实际上剥夺其权力。他们进言的内容，即使酌情加以削减，随后又予以进用。

译在班列之中，贤良与奸佞尤其混杂，甚至有人终年缄默不语，没有一句话能补益圣上的听闻，却也能随波逐流，排挤良善，填补空缺；那些狡猾奸诈的人竟敢制造流言蜚语，树立偏颇的议论，就像臣之前所陈述的那样。而宰相畏惧他们的威势，反而违背公议顺从他们；台谏官员也不敢向陛下奏报，并请求惩处他们。陛下看这样的纲纪如何？难道不应该反求诸己，迅速采取措施来整顿肃清吗？纲纪在上层不振作，因此风俗在下层颓败弊坏。这种祸患已经存在很久了，而在浙中地区尤其严重。大抵人们习惯于柔顺媚态，依顺附和的言语，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当作明智之举。下级侍奉上级，固然不敢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旨；上级驾驭下级，也不敢稍微拂逆他们的情意。只要符合私意，就千方百计，经营计较，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更严重的，把金珠当作肉干，把契约当作诗文。宰相可以收买就收买，宰相的近侍可以勾结就勾结。近侍只知谋求私利，不再懂得廉耻。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全都采用这种手段，而不再知道忠义名节的可贵。这种风俗形成之后，即使是贤人君子，也不免受其影响。一旦有刚毅正直、坚守道义、遵循理法的人出现在其中，就会遭到众人的讥讽排斥，被指为道学先生，并加上矫激的罪名。对上迷惑圣上的听闻，对下鼓动流俗。大概从朝廷之上，直到民间巷里，十多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如同崇宁、宣和年间所谓的元祐学术，被排挤贬斥侮辱，一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罢休。唉，这难道是治世应有的事吗，哪里还忍心再说呢？更严重的，竟敢在众人面前公然说，陛下曾经说今天天下幸好没有变故，即使有仗义死节之士，又有什么用处。这话一传开，让有识之士大为担忧，而臣知道这必定不是陛下的话。仗义死节之士，在平日无事的时候，确实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然而古代君主之所以急切寻求他们，是因为这样的人，面临患难能超越生死，那么他们在太平盛世必定能轻视爵禄；面临患难能尽忠守节，那么他们在太平盛世必定能不随波逐流。在平日无事的时候得到并任用他们，那么君心在上端正，风俗在下美好，足以预先遏制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乱的根源，自然不至于真正出现仗义死节的事情。并不是说一定知道日后会有变故而预先储备这些人来应对。只是因为他们平日自恃安宁，便认为这类人才必定没有用处，而专门选取一种没有道理、没有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义的人，认为他们不务矫激而尊崇宠信他们，因此纲纪日益败坏，风俗日益苟且，非常之祸潜伏在暗中，而一旦爆发在意料之外。平日所用的人，转眼之间投降叛变，没有一个人可以共同承担患难，然后前日被摈弃冷落的人开始不幸，而彰显他们的忠义节操。从天宝之乱来看，那些将相贵戚近幸之臣，都已经向贼寇叩头投降，而起兵讨贼，最终至于杀身灭族而不后悔，如颜真卿、张巡、许远、颜杲卿之类，都是远方小邑，君主不认识其面目的人。如果明皇早点得到张巡等人并任用他们，难道不能消除祸患于未萌之时吗？张巡等人早点被明皇任用，又何至于真正做出仗义死节的举动呢？商朝的鉴戒不远，就在夏朝之后，这就是有识之士对那种言论深感担忧的原因。虽然以臣了解陛下圣学高明，识虑深远，决不至于有这种议论，但每当想到小人敢借圣训来掩盖他们的奸邪，而其危害足以深深挫伤天下忠臣义士的气节，就未曾不痛心疾首，而不敢认为有识之士的担忧是过虑。陛下看这种风俗如何？难道不应该反求诸己，迅速采取措施来变革它吗？这是今日急务中的第三、第四点。至于爱护休养民力、修明军政的说法，民力不充裕，产生于私心未能克服，而宰相台谏失职；军政不修明，产生于私心未能克服，而近侍得以谋划将领人选。这些说法，臣在前面都已经极力陈述了。现在请就民力不充裕这一点来推演论述。臣听说虞允文做宰相时，把户部岁入中那些必定可以指派的款项，号称岁终羡余的数目，输送到内帑，却把那些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册无法催缴的款项，拨还给户部。他的说法是：内帑的积蓄，将用来防备日后用兵进取不时之需，而户部目前的经费已经不缺岁入的数目。听他的话确实甜美动听。然而从此以来二十多年，内帑岁入不知有多少，而认为私藏典押给私人，宰相不能用制度来均衡节制其出入，户部不能用簿册来勾稽考核其存亡。那些每天每月消耗以供奉燕私之费的，不知有多少了。而何曾听说能用这些钱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太祖皇帝所说的那样呢？只是使得户部经费缺乏日益严重，督促日益严厉，以至于废除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定以十分登足为限，认为还不够，又制造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来诱胁他们，不再问其政教设施的得失，而一律以能剥削百姓供奉上级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相成为苛急的监司，明确告知州郡，郡守明确告知属邑，不必留心民事，只务催督财赋

译这是民力之所以沉重困苦的根源，至于那些税赋之外没有名目的征收，比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还没有讨论呢。

译其次，陛下任用的宰相，不能选拔内外重要官员，只是根据私情深浅来任用；台谏官员不能公正地纠察弹劾，只是顺从个人的爱憎好恶，因此监司、郡守大多不得其人，而那些贤能的人反而因为尽职守责触怒台谏而遭到斥退。至于监司设置过多，事权不统一，铨选之法虽然严密，但县令却未曾经过严格选拔，这也是法令中不完善的地方。然而，如果根本端正，这些就不难处理；如果根本未正，即使偶尔推行这些措施，臣恐怕看不到益处，反而会有害处。

又曾就军政不修的情况推究，臣听说近来将领谋求晋升，必定先搜刮克扣士兵以积累私财，然后以此结交陛下的亲信，请求将姓名上报给陛下身边的权贵将领。权贵将领得到姓名后，就交给军中，让从什伍以上各级依次保举证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章呈报在陛下面前。陛下只看到他们等级推举在先，案卷齐备，就真心认为是公荐，可以得人了。哪里知道他们论价输钱，已经像晚唐的债帅一样了？仅此一事，有耳朵的没有不听说，有嘴巴的没有不议论。但因为他们的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所以没有办法窥探他们勾结的实情，因此即使有人提及，陛下终究也不相信。

将领是三军的主宰，而选拔任用的方法如此违背常理，那么那些智勇材略之人，谁肯压抑心志，低头屈从于宦官宫妾的门下？而陛下所得以作为将帅的，都是庸夫走卒，本来不懂兵谋师律是什么，只以克扣剥削为先，以交结权贵为图。陛下不知道他们这样，却还指望他们修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卒以增强国势，难道不是错误吗？

然而将帅不得其人，不只是士兵受其弊害。推究其危害的极致，还会波及百姓。大凡将帅得人，则军籍严明而储蓄丰足，屯田建立而漕运节省。现在做将帅的像这样，本来就不指望他们肯核实军实而丰富储蓄了。至于屯田，他们自己经营的尤其不愿意，所以朝廷不免另外设置使者来主管治理，而兵屯的众多人员依赖他们的调遣，那么又不免让他们参与事务。但听说他们占据防地军人，不肯招募愿意耕种的人去，反而强迫不能耕种的人前往，到了屯田之地就傲慢不耕，反而成为民田的祸害。使者是文吏，他们的力量大概有所不能制约的，因此陛下想为此切责却久久不能成功。

屯田不建立，漕运烦费。各州的苗米到了，有时全部起发，而没有用来供给州兵的食物，那么加耗斛面等弊端纷纷兴起，百姓更加困苦。又凡是和买、折帛、科罚、月桩等类，往往也因为供应军队的缘故而不能废除。如果屯田建立而依赖各路供给的减少，那么这些大概都可以禁止了。现在却不是这样，这就是设置将领不善，而危害足以波及百姓。

以上这几件事，根株深固，枝条广博，不可以早上改变晚上就消除。然而推究其根本，也在于陛下反省自身罢了。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就一定能拿出私库钱财归还度支司。度支司不至于严重匮乏，就一定能恢复破分之法，废除殿最之科，以宽缓州县。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就一定能选拔宰相来挑选牧守，选拔台谏来公正刺举。圣心如果确实没有不正，就一定能严禁宦官、兵将勾结，而把选拔将领的权力交给宰相。宰相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选，就一定能替陛下选拔将帅以振奋士气，计算军实，推广屯田以节省漕运。

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治理百姓、统领军队的官员既然都得到合适的人选，然后明诏宰相商议减少监司的员额，而精选其人选，加重其责任。又诏令铨选部门，使根据县务的繁简分为等级，而经常切切询问访求天下能做县令的官吏，不拘荐举的有无，不限资格的高低，而登记他们的姓名，让他们依次补任最繁剧的县。果然有治绩，就优厚地晋升；不能胜任，就贬退。凡州县之间无名非理的供给、横征暴敛巧取的政令，那些太过分而可以去除的，可以逐渐去除，而民力大概就可以宽缓了。

至于屯田的利益，以臣愚见，应当让大将招募军士，使者招引防民，各自为屯，互不牵制。其给授、课督、赏罚、法令各自从本司自行处理，军中自有将校，可以不须另外设置官吏。使者则听任他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来备使令。又选择从官中精通兵农事务，兼得军民情实的一人作为屯田使，总治两司的政务，而通晓其奏请，催促其应副。又按时巡视，考察其勤惰的实情，以施行诛赏。这样则两屯心竞，各自致力于功效，田事可成，漕运可省，而各路无名非理的供给、横征暴敛巧取的政令前日有所不得已而未可尽去的，现在也可以全部禁止，民力大概就可以更加宽裕了，这是今日急务的五六条。

以上这六件事，都不可迟缓，而其根本在于陛下的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旦有人心私欲夹杂其间，那么即使想要竭尽精力以求正六事，也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了。所以所谓天下

译这是根本的大道，又是紧急事务中最紧急的，尤其不可以稍微延缓的。希望陛下深切地留在圣明的心意中，并且赶快谋划它，使得根本的大道确实端正，紧急的事务确实修治，如果这样治理的成效还不进步，国家的形势还不强盛，中原还没有恢复，仇敌还没有消灭，那么臣请求承受斧钺的诛杀来向陛下谢罪。陛下即使想要赦免我，臣也不敢接受。然而我又私下听说，今天士大夫的议论中与臣不同的不止一种，等到追究他们的实质，则都是所谓似是而非的。那些喜欢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人，就说：陛下的年龄渐渐增高，而天下也幸好没有事端。年龄渐渐增高那么血气就不能不衰退，天下没有事端那么就不应该再被庸人所扰乱。那些想要奋发努力、有所作为的人，则又说：祖宗积累的愤恨不可以不抒发，中原原有的疆土不可以不恢复，以这些为事务，那么圣明的心志不等待劝勉就会自己强大。舍弃这些不谋划，那么即使想要防范激励来有所作为，却没有可以向往的目标，作为标准，最终也归于萎靡不振罢了。凡是这两种说法，也都似乎有道理，而臣却都认为是错误的。那些喜欢因循守旧的人，知道圣人的血气有时而衰退，却不知道圣人的志气无时不衰退。知道天下有事不可以苟且偷安，却不知道天下无事尤其不可以稍微懈怠。况且今天的天下，又不能说没有事端呢？而且以卫武公来说，他的年龄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规劝警戒，来寻求规劝进谏，并且创作《抑》和《戒》的诗来自我警戒，让人早晚诵读，不离身边。这他的年龄难道不是很高吗，而他警戒谨慎恐惧的心，难道因此就稍微衰退了吗？况且陛下比起卫武公的年龄，三分还没有达到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超过卫武公十倍百倍千万倍的地方。臣虽然不才，又怎么敢先把陛下置于卫武公之下，而直接说他不能呢？况且天下的事情，不是艰难多事值得忧虑，而是安逸享乐如同毒药值得畏惧。即使功业成就治理安定，没有一件事可以做，还应当早晨兢业晚上警惕，处在安定中考虑危险，而不可以稍微懈怠。况且今天天下虽然好像没有眼前的急迫，然而百姓贫困财力匮乏，士兵懒惰将领骄横，外面有强暴的仇敌，里面有愁苦怨恨的军民，其他难以言说的祸患，隐藏在耳目所不及的地方。思考这些，

译那些未能接见的人，近的就在殿堂深处，远的则在数千里之外，哪里能数得尽？回想过去，既然没有可见的成效，环顾将来，又没有可以遵循的规范，又怎么能轻易说无事可做，从而安逸享乐地对待呢？那些想着奋发激励的人，又只知道恢复大业不可遗忘，颓废堕落不可长久，却不知道不……

世上的大功容易建立，但极其细微的本心难以保全；中原的戎狄容易驱逐，但个人的私意难以消除。如果真能先攻克那难以做到的，那么容易做到的将不用多说自然办成；如果不先攻克那难以做到的，而只是侥幸于容易做到的，那么即使早晚谈论不停，这也只是空话以迎合天下人的心意罢了。更何况这件事的失误，已经在隆兴初年发生，不应该突然罢兵讲和，于是使得安逸享乐如饮毒酒般的危害日益滋长，而坐薪尝胆的志向日益疏远遗忘，因此数年以来纲纪松弛，祸患滋生，区区东南之事尚且令人忧虑不尽，哪里还能图谋恢复呢？所以臣不敢随大流迎合，苟且说大话来欺骗陛下，所希望的只是陛下先以东南未治理好为忧，端正内心克制私欲以端正朝廷，修明政事，或许真实的功效可以逐渐达到，不至于另生祸害来妨碍长远的图谋。大概所谓善于谈论易理的人不空谈易理，而真正有志于恢复的人果然不在于抚剑击掌之间。议论的人又有人认为陛下深通老庄佛学的学问，而在认识心性方面得到了古先圣王之道中不约而同自然契合的妙处，因此不喜欢世俗儒者的常谈死法，而对于当世的政务，宁愿认为管仲商鞅一切功利的学说可以采纳。现在却把陛下所厌弃鄙薄的言论陈说在前面，也可见言论越多越不契合。臣认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言论，不是用来使盛德日益更新的。那老子佛徒的学说固然有可疑于圣贤的地方，但实质上不同的，则是这边以性命为真实，而那边以性命为空虚。这边认为实，所以所谓寂然不动的，万理在其中鲜明呈现，而人伦物理没有不具备的；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则必定顺应事物，必定遵循法则，而没有一件事出差错。那边认为空，则只知道寂灭为乐，而不知道它是实理的本源；只知道应物现形，而不知道它有真假的区别。所以从我们的学说去修养，则体用同源，显隐无间，而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没有一件事不符合道理；从他们的学说则本末横断，内外隔绝，虽然有所谓朗彻灵通，虚静明妙的，但对于灭理乱伦的罪过，颠倒运用的失误，却没有什么补救。所以自古学习他们的人，起初无不似乎有可喜之处，考察其最终则偏颇淫邪遁世的见解，很少有不出现的，而危害政事，因此程颢常常批驳他们说：“自称穷神知化，却不足以开物成务；言论看似无不周遍，实际上却背离伦理；穷深极微，却不可以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必然陷入于此，这叫做正路的荒芜，圣门的阻塞。批驳它之后才可以进入大道。”唉，这真可以说是理至之言！可惜没有让陛下听到，致使陛下误听僧侣欺妄的学说，而认为它真的符合圣人之道，甚至将治心、治身、治人分为三种术，而认为儒者的学问最下等，那么臣私下为陛下担忧此心危害政事，而惋惜此学说流传于后世。如果陛下不认为臣的话对，那么圣明的资质不算不高，学习的时间不算不长，而用来正心修身以及治理天下的，其效果在哪里呢？这难道可以不思考其中的原因，而赶快反省吗？

至于管仲商鞅功利的学说，则更加浅陋了。陛下之所以采纳它，是因为已经斥责儒者的道为常谈死法，而天下的政务日益摆在面前。那佛徒的学问，又不足以应对它，所以对那话感到有味，而希望富国强兵，或许有近效罢了。然而实行那学说，至今多年，而国家日益贫困，军队日益衰弱。所谓的近效，也没有见到。而圣贤所传的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本来是富强的根本，反而没有讲求它。难道不错误吗？现在议论的人只看到老佛的高深，管商的便利，而圣贤所传的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初没有新奇可喜的学说，就认为是常谈死法，而不值得学习。哪里知道那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本来不是老佛管商的浅陋所能模仿其万分之一呢！恳请陛下考察臣的话，来探究四种学说的同异，而明辨它，就知道臣所说的，不是臣所创造的学说，而是古先圣贤的学说；不是圣贤所创造的学说，而是天经地义自然的道理。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圣，颜曾伋轲的贤，也有所不能违背的。那么对于臣的话和议论者的学说，其取舍从违，不出一天就能决定了。况且臣对此，又私下有感而自悲。大概臣得以侍奉陛下，到现在二十七年了，而在其间得以见到陛下，次数不过三次。自从起初在隆兴初年见到，本来曾经贸然以亲近习以为常的人进言了。辛丑年再见，又曾经论及。今年第三次见，而其……

译所说的话也不过如此。臣是偏远地方的平民百姓，哪里会对这些人怀有积怨深仇，而执意攻击他们以快意私心呢？之所以屡次进言不合时宜却不敢后悔，臣那微薄的心意，只是为国家着想，而不敢为自己谋划。臣的愚笨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自前一段时间以来，岁月流逝，如河水奔流，一去不返。不仅臣容颜苍老、白发渐生，已逼近暮年，而且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陛下已非往昔模样。臣愚钝滞涩，固然不能另有忠言奇谋，以补益圣明的听闻，而陛下日益更新的盛德，也未能让臣释怀而忘记平日的忧虑。那么臣在此，怎能不深深感慨并重重自悲呢？身体隐居在草庐之中，心神却向往着朝廷，私下里实在抑制不住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诚心，敢于冒万死之险，剖开肺腑。以效野人献芹、炙背之诚，并且借此乞求陛下宽恕臣这不才之身。

译伏望陛下哀怜，宽赦并择取其中可取之处，这不仅是我愚臣的幸运，

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

臣熹诚惶诚恐，冒死再次拜谢，谨呈上言行状。奏疏呈入，夜间漏刻下七刻，皇上已经就寝，急忙起身拿着蜡烛阅读。读完全文，年谱中杨复说：“先生当孝宗初政时，密封奏章和当面应对，都陈述复仇的大义，极力辨析和议的错误。后来却置之不论，为什么呢？”我私下观察戊申年的密封奏章中有说：“这件事的失误，已在隆兴初年，不该匆忙罢兵讲和，于是使贪图安逸、沉溺毒酒般的意志日益滋长，卧薪尝胆的意志日益疏远遗忘。因此数年以来，纲纪松弛，祸端萌生，区区东南之事，尚且令人忧虑不尽，哪里还能图谋恢复呢？”这就是先生之所以恳切地只以天下的大本、天下的急务为言的原因。又说：“大本如果真正端正，急务如果真正修治，而治绩不进步，国势不强盛，中原不恢复，仇敌不灭。”臣请求承受斧钺的诛杀。从这些话来看，先生何曾忘记复仇的大义呢？只是认为事情不能侥幸成功，政事必须先于自我治理。能像这样，那么恢复中原、灭除仇敌的规模，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任命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先生辞谢。

【撰写行状时，皇上已有倦于勤政之意，大概打算以此作为为子孙后代谋划的策略。先生曾起草奏疏，说讲学以端正心志，修身以治理家庭，疏远宠幸以敬重忠直，抑制私恩以伸张公道，阐明义理以杜绝神奸，选择师傅以辅佐皇储，精选任用以明确体制，振兴纲纪以激励风俗，节约财用以巩固国家根本，修治政事以抵御夷狄，共十件事，想要以此作为新政的辅助。恰逢执政者有人指责道学为邪气，先生极力辞谢新任命，改任秘阁修撰，仍奉命管理外祠，于是未能呈上。先生在孝宗朝，当面应对三次，呈上密封奏章三次。起初固然以讲学穷理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后来则直指天理人欲的区别，精一克复的意义。起初固然以当世的一二急务为言，后来呈上密封奏章，则心术、宫禁、时政、风俗，剖心沥胆，极其忠诚刚直。大概对君父的期望愈深，而他的言语愈急切，所以在密封奏章之前说：“日月流逝，如川流不息，一去不复返。不仅我的苍颜白发已迫近迟暮，而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不是从前了。”忠诚恳切，至今读者仍为之流泪。先生进献奏疏虽然急切，孝宗也开诚接纳。武学博士编摩，秘省郎曹的任命，都将引荐他亲近自己。守南康，持浙东、江西的节度，又知道不能强行挽留，而授予他。至此又有经帷的任命，先生的尽忠，孝宗的接受尽言，也不算不被赏识。然而先生进言都痛斥大臣和近幸，孝宗的眷顾愈厚，而嫉妒者愈深，因此不能在朝廷上安身一日，而孝宗内禅了。文集辞免召命状辞免召命奏状 辞免崇政殿说书奏状】

这一年二月，开始刊出《太极图说》《西铭解义》，以传授学者。

【文集题《太极西铭解》后说：起初我作《太极西铭》两篇解义，未曾敢拿出来给人看。近来见儒者多议论两书的过失，有的甚至未曾通晓文义，而妄加诋毁，我私下哀悼。因此拿出此解以示学徒，使广泛传播，希望读者由言辞以得意义，而知道不可以轻率议论。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题】

【文集】答吕士瞻书说：“程先生说：‘在未发之前涵养，可以；在未发之前求中，不可以。’这话切当，不可移易。李先生当时用功，不知在这两句上如何，后学不敢轻率议论。但如今当只以程先生的话为正确。”答方宾王书说：“延平行状中的话，乃是当时所闻其用功的次第。如今以圣贤之言，进修的实践来验证，恐怕也是他一时入处的地方，未免更有商量之处。”语录：“道夫说：罗先生教学者静坐，中间涵养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作什么气象？李先生认为此意不仅对进学有力，兼也是养心的关键。而遗书有说：‘既思则是已发。’从前曾疑其与前所举有碍，细想也很〇要，不可以不考察。”直卿说：“此问也很切。但程先生剖析毫厘，体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见道体。两者都对世有大功，善观之则并行而不相背。况且罗先生在静坐时观之，乃其思虑未萌，虛灵不昧，自有以见其气象，则起初未害于未发。苏季明以‘求’子为问，则‘求’非思虑不可。所以伊川极力辨析其差别。”先生说：“虽是这样分解，罗先生说终恐做病。如明道也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也说多着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內，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说‘只用敬不

译用“静”字来表述，便说得平和了。因为他经历丰富，所以见解如此端正而不偏颇。如果以世间那些大段纷扰的人来看，如果能做到静固然是好，但如果讲学，则不能有丝毫的偏颇。就像天雄、附子，体质寒凉的人吃了也好，但如果要让天下人都吃，那就不行了。”有人问：“先生所作的《李先生行状》中说：‘整天端坐以检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从而寻求所谓的‘中’’，这与伊川先生的说法似乎不太相似。”回答说：“这里是因为往日下的语词太重，现在用伊川先生的话语来衡量，那么他下功夫的地方也是有些偏颇，只是被李先生静到了极点，便自然觉得有一个觉悟之处不像别人，现在整天端坐，只是暂且收敛心神于此，胜过四处奔波。如果一直这样，便像是坐禅入定。问延平先生：‘想要在未发之前观察其气象，这与杨氏在未发之前进行体验，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这个也有些毛病。那‘体验’二字含有思量的意思，便是已经发动了。如果观察时如此刻意防备，便也是已经发动了。’有人问延平先生：‘先生为什么要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检验而寻求所谓的‘中’？’回答说：‘只是要看见气象。’陈后之说：‘持守定力很久，也可以看见未发的气象。’回答说：‘延平先生正是这个意思。如果一直停留在这里，又偏离到释氏那边去了。’有人问：‘最近听到廖子晦说，今年见先生问延平先生关于静坐的说法，先生颇不以为然，不知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件事难以说清，静坐来理会道理自然不妨碍，只是刻意追求静坐则不可以。道理理会得明透，自然就是静。现在的人都是想通过静坐来省事，那就不可以了。”问择之说：“先生作《延平行状》说‘默坐澄心，观察四者未发以前气象’，这话怎么样？”回答说：“先生自己也说这话有毛病，后来又问先生说：‘学者不须如此’”

译绍熙十六年，己酉，六十岁。春季，正月，被任命为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的祠禄。朱熹辞去这一职名。

【年谱记载：拜受祠禄之命后辞去职名，见《文集·辞免秘阁修撰状一》】

二月，孝宗内禅，光宗即位。

甲子日，为《大学章句》作序；三月戊申日，为《中庸章句》作序。

【年谱记载：这两部书定稿已久，但仍时常加以删改，未曾停歇。至此，因心中觉得稳妥妥帖，才作序。又各自撰写了《或问》，《中庸》还有《辑略》。先生微言大义，都体现在这两部书的序中，尤其是学者应当尽心研读的。《语录》记载：《大学》是治学的纲目，先通晓《大学》，确立纲领，其他经典都是杂说。在这里通晓了《大学》再去读其他经典，才能看清哪些是格物致知的事，哪些是正心诚意的事，哪些是修身的事，哪些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读《大学》要逐章理会，必须先读原文，念熟，其次用《章句》来解释原文，再用《或问》来参证《章句》，必须逐一记牢，反复探究，直到融会贯通。既逐段知晓后，再统观温习，这才算完成。必须依靠自己的心，如果一味依赖书本怎么行呢？有人问《大学·或问》说：且从头逐句理会，遇到不通之处再看《章句》或《或问》。那是注脚的注脚，也不必深究。学者且去熟读《大学》正文，又仔细理会《章句》或《或问》，暂且不要看。等到有疑惑之处，才可以去看。有人问朱敬之：有异闻吗？回答说：平常只是在外面听朋友问答，有时里面也只说我的病痛处。有一天教读《大学》，说：“我平生精力都在这本书上，先须通晓此书，才可以读书。”讲完《大学·启蒙》，因而说某一生只读得这两篇文字透彻，看到了前贤所未达到的地方。如果上天假以年寿，或许能将许多书逐件读得如此透彻，煞有工夫。有人问赵书记：想将先生的《中庸》解刻版印刷如何？先生说：“你回去时烦请转告，切不可。”我为人迟钝，刚有所见就刚要修改，一年之内改了好几次，不可知。又自嘲说：“哪有人如此著述。”解释文字，用字最难。我解书之所以未定，常常更改，只是因为找不到恰好恰当的字来用，又觉得不妥当，又要改。字所以横渠说“命辞为难”。伊川旧日教人先看《大学》，那时没有解说，想必也看得含糊。而今看注解，觉得大段分晓了，只在仔细去读。人们只说我说《大学》等不略说，使人自己思考，这大不然。人做学问，只争个肯与不肯罢了。他若不肯在这里略说，也不解思考。他若肯向这一边，自然有味道，越详细越有味道。《文集·答许顺之书》说：“《大学》之说近日多有更改，旧说极陋之处不少，大抵本领不对，只管妄作，自误误人，深为可惧耳。”《答吕伯恭书》：“云《中庸章句》一本已上纳。”还有《详说》一书，字多未暇，其余俟后便寄。

去有未安者一一条示为幸。《大学章句》并往，亦有《详说》，后便寄也。《与张敬夫书》说：《大学》《中庸》章句，缘此略修一过，再录上呈。然觉其间更有合删处。《答詹帅书》说：《中庸》《大学》旧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很详细。《大学》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很明白，删去辩论冗说极多。旧本直是见得未真也。

夏季四月，再次辞去职名，获准，依旧任直宝文阁，降诏奖谕。【《文集·辞免状》说：右熹四月准尚书省札子，以熹辞免秘阁修撰恩命奉圣旨不许辞免，仍准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职名的，误宠横加，乃超三级，所有告命敢不祗受。《年谱·诏辞》说：以为宠卿，以爵秩不如全卿名节之为尤美也，乃上表答谢】

【《文集·辞免秘阁修撰状二》，《谢依所乞仍旧直宝文阁及赐诏书奖谕表》】

闰五月，更化覃恩，转任朝散郎，赐绯衣银鱼。

秋季八月，被任命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朱熹辞谢。

【《年谱》记载：诏令疾速赴任，任满前来奏事。先生认为江东漕司设在建康，紧邻防守行宫，沿袭旧习至与监司帅守迭为宾主，所以不敢接受。以祖乡田产在部内为由辞谢】

冬季十月，诏令免去回避，疾速赴任，朱熹再次辞谢。

【《文集·辞免江东运使状一》】【状二】

十一月，改任漳州知州，再次辞谢不被允许，才拜受任命。

【《行状》记载：改任漳州知州，又两次以病辞谢，不许。当时光宗初政，再次被任命，遂于绍熙元年赴任】

【《文集》《辞免知漳州状》，《辞免知漳州札子》】

朱子年谱卷三

<史部,传记类,名人之属,朱子年譜>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年谱卷四

宝应王懋竑撰

光宗绍熙元年庚戌，六十一岁。夏季四月二十四日，到郡。首先颁布礼教。

【年谱】临漳素来号称道远，

译近年风俗日渐淡薄，先生认为百姓不懂礼法，甚至有人为父母守丧却不穿丧服，于是首先发布教令，讲述古今礼法律令来启发开导他们，又采集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张贴示众，命令父老解说以训诫子弟。当地风俗尤其崇尚佛教，男女聚集在僧舍传经讲法，不嫁的女子私自建造庵舍居住，先生全部禁止，风俗因此大为改变。

先生时常到学校训导诸生，就像在南康时一样，那些到郡斋请教疑难问题的人，他接待起来不知疲倦。他又挑选品行端正、知廉耻的士人担任学职，作为诸生的表率。郡中原本由官府发公文，延请郡士黄知录、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杨士训以及淳于永嘉、徐防八人入学，但张教授与旧职事官阻挠。

这时先生命令学官僚属，又有请求保留旧有官学正、有司只能依法进言不止的，先生变了脸色，严厉地说：“郡守以秉承圣意、宣扬教化为职责，不以文书簿籍、财政会计、刑狱诉讼为事务。我刚到这里时，不知人物贤愚、风俗厚薄，如今已经九个月了，才得知学校衰败，于是想留意学校，所以采访乡里舆论，延请黄知录，因为他有恬淡退让的节操，想让他做诸生的表率，又延请前辈士人一同做表率，想让邦国士子知道趋向与背离，稍知行善的方法，与一邦之人共同趋向士君子的境界，以体现朝廷教养造就人才的意图。没想到做事没有响应，反而弄得教授无法容身。受朝廷之命在一邦分任教化，责任不轻，应当自行确立规矩，如今却容许许多无行的人争讼职事，人在学校白白领取官钱，都不成学校。士人首先要懂得廉退的节操，礼义廉耻叫做四维，如果寡廉鲜耻，即使能文又有何用？我虽然不才，也深感为诸君感到羞耻。”

先生熟闻知录赵师虙的为人，试用他处理政事，又得到证实，于是首先举荐他。他的评语说：“行为深厚醇正，持心明达宽恕，听闻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我在漳州初到时，教习诸军弓射等事，没有一人能胜任。后来将许多军士分为三班，每日轮番进入校场挽弓，达到标准的有赏，不及格的留下只管挽射，达到标准就停止，始终不及格就罢免。两个月之间，大家都射箭达到上等，后来多留刺以填补缺额，那些老弱不能胜任的一并罢免。

我任太守时，一天处理词讼，一天着人到任，本该是第九日，也有词讼，我却罢了。这日词讼，明日是休日，今日便清理完毕。一旬之内有未了结的，一齐都要了结。大抵做官，必须是自己家常闲，吏胥常忙，才行。如果自己也被文书缠住，找不到头绪，吏胥便来作弊。做官必须确立纲纪，纲纪既立，自然无事。

译上奏免除所属县份的上供赋税，停止征收茶税钱，以及减免本州没有定额的经总制钱，总计一万多缗。

【奏状说：将各州县所认定的折茶钱，停止征收荔枝、龙眼干钱，承担丰国监铸造不足所需的铅本钱七千六十四贯，以及近年增加的经总制无定额钱四千七百五十四贯，全部予以减免。行状记载上奏免除属县无名赋税七百万，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文集中有请求减免漳州上供经总制定额等钱的奏状】

　　分条陈述经界事宜并上报各主管部门

【年谱记载：起初，先生担任同安县主簿时，就已经知道不推行经界法的危害。等到改任临漳县，防备臣僚有奏请在泉、漳、汀三州推行经界法的，朝廷下诏让监司分条陈述利弊上报。监司将此事下达给州府，先生到任后，恰好与初衷相合，便加以查访，探究细微之处直至彻底弄清，以至于丈量计算的方法，都完全掌握了其要领，于是详细上报各主管部门：关于推行经界与否的利弊一条，关于经界推行详略的利弊一条，又得到必然可行的方法三条，以及担心无法推行的顾虑一条。大概是说田税公平则对公私都有利，否则就是危害。推行得详细则足以成为确定的法规，推行得粗略则正好滋生日后的弊端。所以派遣官员设立局所，丈量步亩，编造图册账簿，这三者都是必然可行的，而且对这三者又分别分条陈述其便利之处，使之不扰民而能办成。只是此法推行，贫民下户虽然非常高兴，而豪民猾吏都不乐意。高兴的都是困苦单弱无能的人，所以虽然有恳切诚意却不能通过言语表达出来。不乐意的都是才力辩智有余的人，所以他们内心虽然实际是私意，却善于用说辞迷惑众人，恐吓胁迫上下，务必达成其私利。而贤士大夫中喜欢安静、厌恶纷扰的人，又或许不能深入察知其情，便望风退缩胆怯，照例说不可行以助长其势力。这确实不能没有难以推行的趋势】

朝廷下诏考察漳州，先行推行经界法。秋季八月，上呈分条陈述经界事宜的奏状。

【奏状说：根据省札，现在臣考察漳州，先行推行经界一事，必须分条陈述上报。一、推行经界，最紧急的事务，在于推举选择官吏。请求朝廷先让监司一人主持此事，让他选择一位郡守，淘汰那些昏庸谬误、疲弱无力不能任事的人，让郡守考察其属县县令，如果县令不能胜任，就从其任内选择；还不能胜任，就从其他官员中选择。一州不够，就从一路选择；现任官员不够，就从卸任、待补缺的人中选择。都委托郡守考察申报差遣，只以措置经界为名，让其在开始时审慎思考熟虑，在结束时委任责成。事情办完后，酌情加以表彰奖赏。一、经界之法，丈量一事，最耗费功力，而折算计算的方法，又是人们难以理解的。本州已经派人到邻近州县已经推行经界的地方，取回绍兴年间施行的事目，以及招募本州旧来曾经奉行、熟悉算法的人，选择官吏将来可以委任的人，每天讲解防备，听候指挥。只是绍熙年间户部下发的丈量编算格式印本，未见全文，请求照户部根检誊录核对下发。一、图册账簿之法，始于一保，凡是山川道路、人户田宅顷亩的宽窄、水土的高低，当众共同确定，各得其实。十保合为一都，各都合为一县，则其图册账簿只取大界总数而已，不必再为各保、各都分别设立。现在只让役户制作草图、草账，而官府提供纸张、雇佣工匠来制作正图、正账，专门委托郡守、通判及所差官员估计费用多少，详细申报漕司、宪司，从本州上供钱内截留拨付供应，则大利可成，而百姓也不至于烦扰耗费了。一、绍兴经界丈量完毕后，随亩均产，而其产钱不允许跨乡。现在恐怕各乡产钱祖额本来已有轻重，虽然一番丈量编算，却不足以革除其本来轻重不均的弊端，请求特许产钱跨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实为利便。一、本州民间田地有产田、有官田、有职田、有学校田、有常平租课田，名目不一，而其所纳税租轻重也各不相同，奸民猾吏借机作恶。为今之计，尽去此等名目，只将现有田土丈量步亩，一概均产，每田一亩，根据九等高下确定产钱几文，而总计一州各种租税钱米之数，却以产钱为基数，另定等级标准，一律均摊。每产一文，纳钱若干，米只在一仓受纳，钱也在一库交收。却以到官之数，按照原分数分拨，逐渐拨入各种仓库。除每年二税造簿之外，遇到辰戌丑未年，各县令各乡各造一簿，开具本乡所管田数四至步亩等级，各注某人管业。有典卖的就说原系某人管业，某年典卖，某人现在管业。却在后项通结，逐一开具某人田若干，产钱多少，使其首尾相照。又造全县总簿一扇，类聚各簿通结，逐户田若干亩，产钱多少文。其有田业散在各乡的，则就烟户所在地分开排总结，并随秋料税簿送州府印押，下县知佐通行收掌。人户遇有交易，即将契书及两家的砧基照乡县簿对行批凿，那么版图一

译安定，百姓的生计就有了常法。本州另有荒废的寺院田产很多，如今没有僧人住持，田地被他人侵占，缺乏防范，导致税赋流失不少。恳请特别下达指令，允许本州招募人户密封投标购买，这样不仅能使田产一时有所归属，也能避免日后官府税赋因循懈怠而流失。这又符合韩愈所说的“让僧人还俗为民，让寺院变为民居”的意思。

文集《与留丞相劄子》中说：“恭敬奉行圣旨，考察经界（土地清丈）的利弊，这都是一郡长远的利害关系。而经界尤其是利害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不避僭越冒昧，竭尽诚意直言，不敢稍有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意思。退下来后仔细研究巨细本末，不敢不详尽规划谋划。大概已经完成了十分之八九。”

我的本意没有别的，是因为本州田税不均，隐瞒漏报的官物数以万计，公私田土都被豪强大族用假名冒占，而小民失去了产业却仍保留税赋，或者还要承受分摊寄生的租税，困苦狼狈，无处筹措。州县既然失去了正常的收入，于是多方策划，征收那些不该征收的财物，以满足年度开支，比如各县的科罚、州郡的卖盐等。上下违法，无人能纠正，穷苦百姓受害，有让人不忍听闻的。

熹自从到任，曾经反复讨论，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但核实郡县收入支出不敷，才知道如果不进行经界，实在没有着手的地方。所以此前上奏，希望趁秋冬之交，尽早赐下施行。私下听说朝廷有意施行，也有表面模棱两可而暗中极力阻挠的人。如今已近冬至，再过五十日，就是新春。即使立刻准备施行，也没有时间可以办妥了。

语录：经界，就是实行。怎么能够完全没有弊端？只是十分弊端，必须革除九分半，剩下的只有一分半罢了。现在的人却情愿承受这十分重的弊端压在头上，都不管。等到才有一人着手治理，就去搜剔那一分半的弊端，挑剔瑕疵，认为决不可行。就像被人少了百贯、千贯钱，却不管；等到被人少了百钱、千钱，反而要去追究。现在的人都是这种见识。如今明明有个天下国家，却没有一个人肯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待。

文集《经界申诸司状》《再申诸司状》《条奏经界状》】

译九月，上奏弹劾黄岌的罪状。

【奏状说：县官黄岌怠慢失职，专门营谋私利，不把国家养兵捕盗的事放在心上。当地军队的月粮不及时交纳，致使一寨土兵饥饿狼狈，这实在不是小事，确实难以让他留任。在他任职的本州，于是将黄岌与龙岩县主簿对调。已经申报尚书省和各相关部门知晓并防范完毕，希望圣上决断，对黄岌从重处罚，以作为官吏怠慢法令、废弃职守、不体恤军民的警戒】

【文集按黄岌状】

冬十月，因为地震以及脚病无法赴锡宴，自我弹劾并请求奉祠，未被允许。【行状记载朝廷议论想要推行泉州、漳州、汀州三州的经界法，先生起初任同安知县时，已知晓不推行经界法的危害，到这时访查事宜，挑选人才，以至于丈量土地的方法，洞悉本末，于是上疏陈述此事。大概经界法推行，能平息争讼，是大大的利民之举，而侵占田地、隐瞒赋税、侵吞贫弱者利益的人感到不便。等到详细宣扬圣德之意并张贴在通衢大道，百姓欢欣鼓舞，而寓公豪强果然提出异议来阻挠。于是借地震和脚病不赴锡宴，自我弹劾。文集给留丞相的信中说：「九月中州境多次发生地震的异象，还没来得及自我弹劾上报，而旧疾发作，遍及两脚，痛楚呻吟难以忍受，以至于满散锡宴之日，不能稍微表达臣子归美报上的诚意。又我所请求罢免科茶钱、无额经总制钱等项，很久没有得到批准。经界法听说也有表面模棱两可而暗中极力阻挠的人。至于弹劾弛慢不检点的官吏，各相关部门又不主持公道，甚至有已经进行查勘却无故自行引退罢免的。像这样，使熹哪里还有脸面面对官吏百姓？已经上奏请求罢黜，并借此向执事者私下倾诉心意。希望稍微赐予怜悯，得以奉祠，那就是千万倍的幸运了】

在郡中刊刻四经四子书。

【年谱壬辰年，奉告各位先圣，各自作解说附在后面，以晓谕当世的学者。文集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易》、《诗》、《书》。世传孔安国《尚书》序言说伏生口传《书》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孔子壁中书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谟》、《五子之歌》、《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问命》、《分》。伏生书中四篇分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盘庚中》、《盘庚下》、《康王之诰》，连同序一篇，合计五十九篇。等到安国作传，于是引用序文冠于篇首，而定为五十八篇。现在世间流行的公私版本就是这样。然而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称安国之书为古文。以现在考证，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而平易。有人认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就失传了，那么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都已经如此。有人认为记录的真实言语难工巧，而润色的雅词易好，那么暗诵者不应偏偏得到难懂的，而考文者反而专门得到易懂的，这些都是不可知的。至于各序的文字，有的与经文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料》之类，而安国的序又绝不像西汉文字，也都可疑。唯独各序的本意不先于经文，则依靠安国的序而可见，所以现在另定此本，一以各篇本文为经，而复合序篇于后，使阅览者得以见到圣经的旧貌，而不混淆于诸儒的学说，又论述那些不可知者如此，使读者姑且致力于沉潜反复于易懂之处，而不必穿凿附会于难懂之处。绍熙庚戌十月，春秋。熹的先父喜好《左氏传》，每晚读之必尽一卷才就寝，所以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能详。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询问春秋义例，当时也窥见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因此未曾敢辄措一词于其间，而唯独在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有所感悟。近刻《易》《诗》《书》于郡帑，《易》用吕氏本古经十二篇，而贬抑《诗》《书》之序，置于经后，以晓当世，使得复见古书的旧貌，而不禁锢于后世诸儒的学说，顾三礼体大，未能绪正。唯独念《春秋》大训，圣笔所刊，不敢废塞。而河南邵氏《皇极经世》学，又以《易》、《诗》、《书》、《春秋》为皇帝王霸之书，尤不可以不备。于是复出《左氏》经文，别为一书，以继三经之后。其《公羊》、《谷梁》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不是大义之所系，故不能悉具。异时有能效法吕公之法，而为三经之音训者，尚能成就我的志向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得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的当然，见道义】

译把握其整体，亲身实践，从而进入圣贤的境界。书中的言辞虽然简约，但天下事物的幽深与浅显、宏大与细微，没有不涵盖在内的。想要探求大道以进入德行之境的人，除了这本书，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用心了。然而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讲解诵读的传统已经失传，即使是那些老成博学的儒者，对于书中的象数、名物、训诂、凡例等方面，尚且有不能知晓的，何况是新入学的小生，突然去阅读它，又怎么能立刻领会其大旨和归宿呢？所以河南程夫子教导别人，一定先让他们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的言论上下功夫，然后才涉及六经。大概是因为难易、远近、大小的顺序，本来就是这样不可打乱的。所以现在刊刻四部古经，接着就刊刻这四部书，按照先后次序排列，并且考证旧有的记载，为它们加上音韵训诂，以便读者观看，又全部著录程子关于这四部书的言论，附在后面，以显示阅读的方法，让学者得以阅览。我又曾妄自认为，《中庸》虽然是七篇的源头，但读者如果不先读《孟子》就直接读《中庸》，那就不是循序渐进进入大道的途径了。因此私下里一并记在这里。绍熙改元腊月

译【文集：四部经典刊刻完成，告祭先圣的文章】

【年谱：根据《语录》记载：我如今才真正明白，圣人的一言一字都没有欺骗我。直到今年六十一岁，才将道理梳理得如此清晰。又说：熹觉得今年方才没有疑惑。我当初讲学时，哪里想到会达到这样的境界？幸好上天赐予我寿命，许多道理都在这里。今年感觉比去年更好，去年又比前年更好。先生教导人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进入大道的次序，然后才去研读其他经典，认为如果不先学习《大学》，就无法提纲挈领，从而穷尽《论语》《孟子》的精微义理；如果不参证《论语》《孟子》，就无法融会贯通，从而极尽《中庸》的深奥旨趣。然而如果不将《中庸》的道理推演到极致，又怎能确立根本，治理常道，进而阅读天下的书籍，议论天下的事务呢？在读书方面，一定要求他们辨别音韵训诂，校正章节句读，玩味文辞，探求善道，深入钻研，以探究那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平心静气，以验证自己所得。然而对于修身务实，辨别义利，不自欺，谨守慎独的戒律，未曾不多次强调。】

列上释奠礼仪

【年谱：此前，南康军收到礼部符牒，下达政和年间五礼祭祀的仪式，其中并没有详细完备之处。又朝廷编类臣民礼仪，刻版颁降，也恐怕有未详备的地方，请求增修。此事尚未施行，至此又再次列上释奠礼仪的几项事宜，并且移文给礼官，才得以颇为考究。那么淳熙年间所刻的版已经不复存在，后来才从老吏家中得到。又因为议论不一，过了两年才能定议，获得批准施行。而主持此事的人恰好调任其他官职，于是搁置下来，未能下达。】

【文集：申呈礼部的检状】

十一月，诏令先将漳州经界措施施行。

【申状说：尚书省十二月二日的札子，福建转运提刑提举司上奏，相度泉州、漳州、汀州三州的经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下指挥，先将漳州经界措施施行。行状记载冬天有旨意，先行漳州经界。南方春天来得早，事情已经来不及了。明年恰逢有儿子去世的丧事，再次请求奉祠。其后经界之事最终被罢免。《语录》问：“想要施行经界的本末情况说：原本有一位姓唐的官员，上殿论及此事，随即下达漳州、泉州二州相度。本州认为可行，而泉州颜尚书持两可之说，导致朝廷犹豫不决。却是因黄伯耆再次上论，按照他的请求，即时交付。三省宰执上奏请求，又停止，暂且在漳州施行。】

二年，辛亥，六十二岁。春，正月，申呈转运司经界，请求等到冬季再丈量。

【申状说：正月九日奉尚书省札子，十一月降下指挥，先将漳州经界措施施行。熹自去年屡次申请，想要秋收之后立刻丈量，春耕之前依次完成。目前虽然是正月中，然而闽南地暖，才到冬春之交，民间已经开始耕犁。如果此时施行，不仅有碍农务，而且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泞，恐怕也难以按期完成。希望使司详酌适宜，特别恩赐上奏，允许等到七月一日才派遣人员，十月一日然后丈量。文集与留丞相的札子说：经界已被漕司檄文催促，听到命令时已经是正月初，农事方兴，不容着手。已经申呈漕司，请求十月一日丈量了。那些应当预先处置的事项，则现在不停地进行研究讲究，使其更加精审，以等待到期施行。但这件事的施行，虽然是平民百姓所愿望的，而豪强家族倚仗势力兼并土地的人，厌恶它损害自己，无不阴谋诡计，想有所动摇。不知道这八九月之间事态又会如何？更希望丞相深察其情，以天下至公的道理裁断，有以最终惠泽此地之人，而不随同那些口舌议论的计谋，那么像熹这样的人尚且得以效命奔走，侥幸有所成就。如果不然，就应当以微小罪过自我弹劾而归隐，不敢在丞相的陶冶之内游荡了。年谱：宰相留正，是泉州人。他的同乡多认为不可施行，先生写信再三恳切陈述。有旨意先行漳州经界而已，这年初事情已经来不及了。二月，先生因儿子去世请求奉祠离开郡守。冬十月，漳州进士吴禹圭诉讼其扰民，诏令寝息此事，而三州经界终究没有施行。】

奏请褒奖东溪高公登直节

【年谱：高东溪先生，名登，漳浦人，担任古县县令，因直言触怒秦桧，削官流放到容州，死在那里。旧时郡学中有他的祠堂，先生为他写了记。至此上奏朝廷，昭雪褒赠，以表彰他的直节。文集与留丞相的书信说：“高古县特别蒙受主张，得以沐浴仁圣的恩泽。九原之下的忠愤，一旦得以伸张。丞相褒显忠直，摈弃奸佞的意图，不但施行于今日，在朝廷百官中所劝勉的也很多了。”】

【文集：乞请褒录高登的状子】

二月因继子去世请求奉祠

【年谱：正月癸酉日，长子高塾在婺州去世。消息传到，就立即穿斩衰服，请求奉祠归乡办理丧葬。】

奏荐知龙溪县翁德广

【奏状说：德广天资刚直，才气老成，不追求赫赫可喜的名声，而有恳切爱民的实际。考察他的施政作为，差不多接近古代循吏的标准，希望圣上慈爱，特别给予升迁差遣，作为官吏的表率。】

译勤勉于政事、爱护百姓的劝勉。文集里给留丞相的信中说：“龙溪也应当感激被征召的恩德，起初的期望大概还达不到这个地步。”

译【文集荐知龙溪县翁徳广状】

三月，再次被任命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

【行〇属有嗣子之丧，再请供嗣，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官。语录先生因嫡子去世请求主管祠禄，态度非常坚决。当权者又因为先生极力主张推行经界法，虽然已经上报执行，但最终因为对自己不利而视为祸患。幸好先生有此请求，便急忙上奏顺从了他的请求】

夏四月二十九日离开郡城，辞去职务名称。

【年谱】先生离开郡城，随即辞去职务名称。因为皇上刚即位，曾重申孝宗的命令，先生极力推辞得以获准。既然已降下褒奖诏书，难以再次接受，所以再次推辞。先生在临漳任职，仅仅满了一年。南方的边远地区风俗鄙陋，突然承受道德正大的教化，起初虽然有欣然仰慕的，但也有愕然怀疑的，喧哗诋毁的。过了半年后，人心才肃然安定。僚属砥砺志节而不敢放纵欲望，仕宦家族遵守法度而不敢以私事干扰，胥吏改变念头而不敢妄行，奸豪恶棍收敛行迹而不敢触犯法律。平时习尚佛教为业，经过礼塔朝拜岳庙的防范，处处都为之屏息收敛。平时依附鬼神作妖，在街衢迎神游荡而在闾巷抄掠，也都相互收敛，不敢轻易举动。良家子女出家为尼的，各自关闭精舍，有的恢复人伦常道。四境偷盗之民，也望风逃遁，改行正当生计。到了此时满期，正该安息，先生的教化尚未完成先生就离任了。岂不深可遗憾吗！《文集·辞免秘阁修撰状一》

五月回到建阳，寓居在同由桥。

【文集与留丞相书说：我在四月二十六日解除郡事，过了三天离开临漳，五月二十四日抵达建阳。答吴伯丰书说：这里寓居靠近市场，人事应酬比在山中加倍，现在不再成行。五夫见就此谋求定居，已买下别人旧屋，明年可以迁移。目前暂且搭建一个小书楼，再过十几天可以完工】

秋七月再次辞去职务名称不被允许，于是拜受任命。

【文集辞免秘阁修撰状二】

九月，任命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推辞不被允许。冬十二月，再次推辞，因为经界法未能推行，自我弹劾。

【文集辞免湖南运使状一〇二与留丞相书说：您垂示深以士大夫的朋党为祸患，这是古今的通病，确实是上位者所应当痛恨的。然而熹曾经说朋党的祸患只限于缙绅阶层，而古代厌恶朋党想要除去它的人，往往导致亡国，大概是不考察贤否忠邪，而只致力于除去党羽，那么那些善于为自己谋划的小人，必定有办法掩盖自己的踪迹，而君子秉持公心正道，无所回避，往往反而被他们排挤，而被目为朋党，汉唐绍圣的往事，距今不远了。熹虽然极其愚笨，拜读丞相所赐之书，知道丞相爱君忧国之心，没有一言一字不是出于至诚恻怛，这是天下贤人君子所以相率愿意依附于您的原因。而不能不以朋党为忧虑，熹恐怕丞相或许没有深深以天下贤否忠邪为己任，因此上位者对君主的报告，未能使君子小人的区分判然无疑，下位者在进退予夺上的施行，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且阴邪谗贼常常似乎反而有侵凌干犯之势。闭门自守，孤立无朋，这是一介之士的行为；延纳贤能，黜退奸险，联合天下之人以成就天下之事，这是宰相的职责。何必以无党者为是，而有党者为非呢？以丞相今日所处的地位，无党则无党了，但如果使小人之道日长，君子之道日消，天下的忧虑将有不可胜言者，那么丞相怎能推卸其责任呢？熹不胜愚者的忧虑，愿丞相先以分别贤否忠邪为己任，如果确实贤且忠呢？就明显地进用他们，只怕他们的党羽不众多，而没有人与共图天下之事；如果确实奸且邪呢？就明显地黜退他们，只怕他们去除不尽，而有以害吾用贤之功。不仅不痛恨君子结党，而且不惮以身为之党；不仅不惮以身为之党，这又将引其君以为党而不惮。如此，那么天下之事其庶几乎？前年驱逐二谏官，去年驱逐一御史，近闻又驱逐一谏官了，上下不交而天下将至于无邦，丞相不考虑这些，而忧虑士大夫结党，这也太错误了。又与留丞相书说：况且又听说，天下事势有消长宾主的不同。以《易经》而言，当它复而长时，一阳为主于下，而五阴不能遏制；当它姤而消时，五阳天矫于上，而不足以抵挡一阴。羸豕蹢躅的征兆，非常可怕。丞相观察今日之势，谁为主而方长呢？谁为客而方消呢？谁能制人，而谁为制于人者呢？于是汲汲以求天下之贤，以自助，使他们更进迭入，日陈安危治乱之明戒以开上心，排抑阴邪，无使主势小倾而陷入其党。尚恐后时而无及，于事不精未免有失，又何必急于预忧其分别太甚而为异日之患呢？又与留丞相书说：「愿丞相深观大易阴阳消长、否泰往来之变，谨察君」

译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请您公正地决定他们的进退，不要被调和折中的言论所误导。如果忠直的言论每日都能听到，圣明的德行日益更新，那么天下百姓真正享有富足、长寿、安康、宁静的福分，朝廷之上真正呈现出公平正直的风气，那么我这衰病之躯即使老死在山野之间，也毫无遗憾了。如果对忠邪的区分考察得不够明白，对消长变化的警戒信念得不够坚定，又夹杂着一己利害的私心于其中，那么现在所谓持守公平的人，实际上是在深深助长小人的势力，成为君子的祸患。将会看到那派势力日益猖獗，这一派势力日益孤立，天下的大事将变得无法挽回。丞相即使想要保全自身而退隐，穷尽胜景而享受清闲时光，也无法推卸后世良史对您责任的指责。我感激您的恩德到了极点，于是再次冒昧进言，恳请您宽恕我的狂妄，并采纳我千虑之中的一得之见。

译这一年，朱熹与永嘉的陈君举讨论学问。

【年谱】先生往年听说永嘉的陈良（字君举）曾经有关于诗的学说，便写信去询问他。到了这时，陈君举回信说：“您来信征询我的诗说，近年来我有时对士人朋友谈起，却未曾落笔写成文字。我的见解是想用《雅》《颂》那样的正音，来消解众人的邪念；把训诂章句的工作，交给学生们去做。又说，这二十年间见闻各异，无处去请教纠正，所以想写信来叩问您。想到您之前有与长乐派的争论，之后有与临川派的辨析。至于像与永康派的往来书信，动辄数千言，互相切磋，却未见什么益处，而学者们反而互相夸耀迎合，逐渐失去了本来的宗旨。大概是因为剖析得太精细，反而损害了简易；矜持太过，反而陷入了吝啬和骄傲。因此更加觉得书信不能充分表达，一定要当面请教，才能探究这其中的曲折心意。”先生回答说：“我曾经说，人做学问，如果从平实的地方用工夫，循序渐进地努力，那么眼前虽然不见每日的进步，但积累的工夫渐渐显现头绪，自然不需要刻意去装点掩饰，也不需要用力去支撑，圣贤的心意、义理的真实，必定都能见到确实不可改变的地方。至于在讲论的时候，心就是口，口就是心，哪里容得下另生计较，模棱两可地迁就，作为迎合世俗、图自己方便的计策呢？现在的人做学问，已经过高而伤于巧诈，所以他们的学说常常模棱两可、迁就世俗而没有分别。大概是因为他们心中不能没有细微的疑惑，才导致这样，不仅仅是为了避祸的缘故，而后在言辞上诡辩。像我朱熹这样愚钝的人，自信很坚定，以往的辩论虽然到了遭受谗言招致侮辱的地步，但直到今天，这颗心依然耿耿，还恨自己的话说得未尽，不足以畅快地表达彼此的心怀，融合异同的旨趣，而不敢后悔。不知道高明的人如何教导我？只希望您毫无保留地直言，让我能反复推敲您的学说，那真是千万分幸运了。我年老多病，忧愁隐居，死亡的日子不远，想到这件大事，不是一个人的私见，不是一朝一夕的浅见，而最终没有当面书写交流的机会，所以冒昧地表达我的愚诚，向着风向引领期盼，心情激动不已。”《文集》中又有一封给陈君举的信说：“前信所询问的，不久便得到开示。然而我的诚意未能完全通过言语表达的，也很多，常常遗憾没有机会得以倾吐，以求得深刻的切磋。近来曹器之来访，才让他转达了曲折之意，估计他再次前往您的座前，必定会披露出来，敢请高明稍微垂察，解释那些尚未明白的地方，狠狠地抨击它，希望能得到真正的归宿，上不失历代圣王传授的道统，下使天下从事道术的人得以统一，这不是小事啊。希望您考虑这件事。”《语录》中记载，陈君举得到信后说：“更希望您用《雅》《颂》的正音来消解众人的邪念，把首章的训诂交给学生们，问他怎么样？”所谓《雅》《颂》的正音，现在只有《雅》《颂》的辞藻存在，更没有道理可言，又从哪里去寻求《雅》《颂》的正音呢，这便都是在欺骗人。又说，我前次不该与林黄中、陆子静等人辩论，认为互相诘难，终究没有深刻的益处，大概是因为剖析太精细，反而损害了简易，矜持太过，反而陷入了吝啬和骄傲，不知道怎样才是深刻的益处？如果孟子辟杨墨，也只能这样去辟驳他们的学说，剖析太精细，便只是我不该说得太分晓，不像孟子那样含糊，他是理说不通，被众人拥戴，又不肯说自己不懂，又不得不说说，又不识，所以不肯索性开口说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又只是含糊过去了。又说，他哪里像子静？子静却是见到了一个道理，却成了一部禅，他和禅也识不得。现在永嘉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有头尾，又不及金溪学派，大抵都说了一堆话终究不说破，是个什么？然而都自居为道义的先觉，以此传授。陈君举到了湘中，一百个弟子都跟随他，南轩的门人胡季随也从他问学。我从前见到胡季随，本来就知道他不能自立，他胸中空空如也，没有主见，所以听到别人的学说就心动。

【文集】答叶正则书说：“向来相见的时间很短，而承蒙您相待的情意很深。中间在寓舍并坐度过了一段时间，观察您的意思，好像有话要说，但最终嗫嚅着没能出口。前信往来虽然少见锋芒，但也未能彼此倾吐，以求得真实的归宿。只见士子诵读您所著的书以及答问的书信，大多是用笼罩包藏的语言，不仅别人不理解意思，您自己也未能心中明了，而没有疑惑。世道衰微，道义废弛，以学问为忌讳，上下互相迎合，识见议论日益卑下。他们既然不足与言，而我们党中做学问的人，又都草率苟简，未曾略微认识道义的规模、工夫的次第，便用自己的见解去衡量凑合，撰出一种说法，自高自大，轻视古人。等到考察其实质，则全是含糊影响之言，不敢分明地说出实处。我私下揣测他们的心，难道没有凝滞之处吗？只是已经作了这样的声势，不能再说自己有所不知，于是难免一直自欺，强作支撑，只要这样含糊过去。究竟能成就什么事业？且不论后世，只今日旁观就须有人识破。且不论他人，只自家方寸之间如何能安稳呢？如来信所说在荆州无事看佛书，才知道世外瑰奇之说，本来不能与治道相混淆，所以参杂辨争，也是读者不深入考察罢了。这实在可骇，没想到正则竟说出这样的话。中间得到君举的信，也深深地认为讲究辨切是不对的。这大概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自家未曾亲眼见到罢了。”

译那些极其精微确定的地方，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所以才产生这样的见解。想要得到像防相那样的人一起深入交谈，或许能够彼此尽情吐露，寻找一个正确的道理，大家彻底探讨，睁大眼睛观看，张开嘴巴说话，明确地取舍，直接地剖判，不需要这样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做出像新婚三日新娘那样的模样，不也很痛快吗？孟子自许即使实行霸王的事业也不会动摇他的心，推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识破了诐、淫、邪、遁这四种弊病。现在的学者不仅不能识破这些，而且他们所营造的学术巢穴，反而就在这四种弊病之中，却想用这种见识去评判古今的议论和圣贤，难道不错误吗？我们相隔千里，生死无常，因此写信聊表一言，不知道明智的人认为如何？但是不要给别人看，恐怕又会引起纷争，没有益处反而有损害。《答项平父书》中说：中间收到叶正则的信。他也正像这样模棱两可、笼统含糊，而自视甚高，不知道自己浅陋，实在可怜。写信告诉他，很久没有回信，恐怕他未必能承受这苦口婆心的劝告。语录：陆子静分明是禅，但却成了一个行户，尚且有个依据的地方。像叶正则所说，只是教人都弄不明白。曾经收到他一封信，说世间有一种魁伟的道理，自然不扰乱三纲五常。既然说不扰乱三纲五常，又说另外是个魁伟的道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也是乱说，他不点破，笼统地这样说，来欺骗人。等到人们理出头绪，发现都无效验时，他又说：“你是没有明白到这里。”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的学说最误导人，世间的愚人被蒙蔽，自己却不知道。叶正则说话只是凭空捏造，看他的进卷就可以知道大概。叶正则作文论事，完全不知道一些切实的利害，只是空谈】

译宋光宗绍熙三年壬子，朱熹六十三岁。春季二月，朝廷下旨催促他赴任，他再次推辞，并请求补授祠禄官职，获准。

【年谱记载：皇帝下诏在漳州推行经界法，议论实行已久，而湖南的使节事务与此无关，可以迅速赴任。朱熹仍然请求补授祠禄官职，于是获准。见《文集·辞免湖南运使状》第二篇】

开始在建阳的考亭建造房屋。

【年谱记载：在此之前，朱熹的父亲韦斋曾经过此地，喜爱这里，在日记中写道：“考亭溪山清幽，可以在此定居。”至此，终于实现了韦斋的志向，朱熹迁居于此。房屋在六月落成，他便住下。《文集·告家庙文》中说：“熹因罪祸牵连，不幸失去父亲，只能遵从遗训，前往依附刘氏族人。选择葬地和居所，已经过了多年，时移事改，生死未定。现在眷顾这个地方，确实是父亲曾经喜爱赞赏，想要定居的地方。如今住宅已定，敢以此文禀告，以安抚祖先的英灵。”】

冬季十二月，任命朱熹为静江府知府、广南西路经界安抚使。朱熹推辞。【《文集·与留丞相札子》中说：春天承蒙恩宠，得以安享祠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如今不到一年，又蒙受任命，托付以一路军民的重任。这大概是某官爱惜人才，不忍心让我终身被弃置在无用之地，所以推及于此。而熹衰老多病日益严重，精神日益耗损，自度实在难以冒然接受，以免耽误使令之意。已呈上状子辞免，希望钧慈特别允许，让熹终满现在的祠禄任期之后，再听候指挥。】

【《文集·辞免知静江府状》第一篇】

这一年，《孟子要略》编成。

【语录记载：敬之问看《要略》，见先生所说《孟子》都归结于仁义，如说“信反”以后各处都是如此。先生说：是他看得这道理通透，看得里面本来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个仁义。等到说出来，都离不了这个，不是要刻意安排如此。因为整理《要略》，说《孟子》阐发许多道理，都尽在于此，再无别法。思维这个，先从性看，把这个事物看破了，然后看入里面去，终不很费力。要知道虽有这数十条，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不得不与他理出头绪。到得做工夫时，却用不着许多，难得有勇猛的人，直截便做将去。敬之问《要略》不取“杞柳”一章，先生说：此章自己分明，无可玩索，不用人也可。却是“生之谓性”一段难懂，说来反恐含糊，故不编入。问《孟子》首章首先剖判天理人欲，令人晓得其托始之意很明白。先生所编《要略》却是要从源头说来，所以不同。先生说：我先前编此书，现在看来也不必只《孟子》便直这么分明示人，自是好了。】

绍熙四年癸丑，朱熹六十四岁。春季，正月，朝廷下旨催促他赴任，再次推辞。

【《辞免状》第二篇说：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接到正月七日尚书省札子，以熹辞免知静江府的恩命。正月六日奉圣旨不许辞免，依照已下达的指令迅速赴任。熹前状所陈述的委曲详尽，没想到未蒙照察，申命更加严厉，因此冒死再次陈述。伏惟朝廷再为开陈，收回错误的恩命，恢复旧职，不胜祈恳激切之至。】

【《文集·辞免知静江府状》第二篇】

二月，差遣主管南京鸿庆宫。

冬季十二月，任命朱熹为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朱熹推辞。

【年谱或传记载：这年冬天，使者从金国回来，敌人问南朝朱先生在哪里？回答说已经被提拔任用，回报朝廷，于是有了这次任命。先生认为辞远就近，不为没有嫌疑，极力推辞。告辞词说：“十国为连师帅，这是寄托。何况长沙占据湖湘上游，赐履很广，视邦选侯尤其困难。那个人因为你学古纯粹深厚，风节峻特，可以为世之师；仁心仁爱，威惠信服融洽，可以为世之帅。兼有这两者，前往临藩方，声望所加，列城耸动佩服，儒先相望，士气方振。你替我教化楚俗，虽然安定尚有凋弊，你替我抚慰。典刑所存，何事多训？”当时是绍熙四年十二月某日，中书舍人楼钥宣读辞命。《文集·与留丞相书》说：“熹迂阔鄙儒，多致龃龉。相公未曾认识我的面目，却在秉政之初，首先提拔任用。到官一年，有请必遂，如褒赠漳浦东高公，减免经总制钱之类，都是前日守臣屡次请求而不得的。这是相公对熹了解不为不深，而对漳之士民爱护不为不厚了。至于经界一事，却独自屡次上奏而不批复。到其甚不得已而阳许之，却又多为疑贰之言，以招致谗贼之口。不到一年而终于罢免，则熹于是开始怀疑相公所以了解熹的，不如其对乡里小儿之深；所以爱护漳之士民的，不如其对琐琐姻娅之厚。而匹夫之志，因此慨然自知其决不可以再入相公之门了。是以湖南、广西再命再辞，不仅以粗伸己志，也庶几暗中以解谢临漳千里狼狈失业之民。今相公郊居累月，一日来归，又首先以不肖之姓名言于上前，托付以湖南一路之寄。圣主以相公之言为重要，即使出命”】

译君主与宰相的恩德如此深厚，我本当努力接受任命，以符合您的期望。但我朱熹私下反复思量，终究对以往的事情有未能释怀之处。宰相以招揽士人为功绩，以谦卑对待士人为难能可贵，而士人所坚守的，是以不丧失自身节操为珍贵。如今相公招揽士人如此，谦待士人如此，已是极大的美德。如果又能容纳我，使我能不丧失所坚守的节操，这便是古人所说的“人有其宝”，又何必迫使我改变立场、玷污品行，从而成为终身的耻辱呢？况且当今的局势，天意虽然似乎暂时回转，但恐怕尚未稳固；祸患的机兆虽然似乎暂时平息，但恐怕尚未根除。将要到来的事态，恐怕比漳州推行经界法时更为严重了。希望相公深深以以往的事情为戒，公正您的内心，深谋远虑，不要让天下比我贤能的士人再次因受刺激而不肯走出家门，那么我今日所说的话，也还算得上没有辜负您的恩德了。语录记载甲寅年之后，有人听说同辈人说：“去年金人询问使者，南朝朱先生的出处如何？”使者回国后向朝廷报告，因此朱熹得到了出任长沙帅的任命。

译【文集：辞免担任潭州知州的奏状一】

绍熙五年（甲寅年），朱熹六十五岁。春季正月，再次辞官。二月，朝廷下旨催促他赴任。【年谱记载：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自认为学问不及朱熹，请求召朱熹担任宫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提及此事。留正说：“我并非不知道朱熹，只是他性格刚直，到了这里恐怕不合时宜，反而会成为累赘。”朱熹当时正在第二次辞官，朝廷下旨说：“长沙是重要的屏障，得到贤才至关重要，前往就职是成命，不要坚持谦让，可以依从。”已经下达命令，要求他迅速赴任。恰逢洞獠侵扰所属郡县，担心其势力滋长壮大，于是朱熹接受任命。四月，启程出发。】

【文集：辞免担任潭州知州的奏状二】

夏季五月五日，抵达潭州。

【年谱记载：在途中停留的地方，老人和小孩搀扶着前来观看，夹道拥挤，几乎无法通行。长沙的读书人一向崇尚学问，等到邻近郡县数百里范围内的学子云集而来，朱熹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坐席多到无法容纳，溢出到户外，士风和民俗都为之欢动。】

洞獠侵扰所属郡县，派遣使者晓谕招降他们。

【年谱记载：猺人蒲来矢在省地作案，有人推荐军校田升可用。朱熹召来询问，认为可以招降。约定在某日，如果不俘虏蒲来矢前来，将斩首田升。田升随即带领几十人骑马前往，带着几份粗制滥造的类似告身的文书，晓谕祸福。蒲来矢高兴地听从命令，于是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被俘虏前来。官府供给衣冠，援引赦令不予诛杀。】

上奏弹劾将官陆景任。

【奏状中说：潭州东南第八将从事郎陆景任患病体弱，不能行走站立，兵官的职务难以倚仗，请求改派他担任宫观闲职，另选材武之人前来充任，以便军务不至于废弛。】

【文集：弹劾陆景任的奏状】

祭祀南轩张公祠。

【文集：《祭张敬夫城南祠文》、《祭南轩墓文》】

修复岳麓书院。

【委任教授的公文说：在本州州学之外，又设置岳麓书院。原本是为了让有志之士求师取友，作为优游肄业的地方。所以前任帅臣忠肃公刘珙，特意利用旧基，重新创建馆舍，延请前侍讲张公先生往来其间，使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士得以问道受业，解除疑惑。然而近年来，师道衰微，讲论废止，士气不振，议论者为此惋惜。我冒昧暂代守职，到任两个月，被公文簿册所困，未能前往一次。除了已经请到醴陵黎君贡士担任讲书职务，与学录郑贡士共同筹划处理外，现在商议另外设置额外学生十名，以安置四方游学之士，其廪给依照州学则例，不再补试听候，由我考察搜访，直接拨入。凡是使做学问的人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不仅仅在于区区课试之间，这确实不是小补。牒文教授及帖文书院照此施行。年谱记载：朱熹穷尽日之力治理郡事非常辛劳，夜晚则与诸生讲论，随问随答，毫无疲倦之色。大多训诫他们要切己务实，不要厌恶卑近而羡慕高远，恳切至到，听者感动。】

【文集：委任教授筹划岳麓书院的牒文】

申请飞虎军由本州节制，朝廷听从了。

【年谱记载：上申教令，严武准备以飞虎军人为百姓之害，郡县不能禁止，而且本路没有其他军队，只依靠飞虎军来壮大声势，却遥属襄阳，不便，于是有了这项请求。】

【文集：乞拨飞虎军归湖南安抚司管辖的劄子】

六月，上申请求放归田里。

【年谱记载：当时，孝宗驾崩，朱熹哀痛不能自胜。又听说光宗因病不能执丧，朝廷内外动荡不安，更加忧虑恐惧。于是上申省部请求放归田里。说天下国家之所以长久安宁，只依靠朝廷三纲五常的教化，有以上建立修明，然后守藩述职之臣，有以禀承宣布于下，所以内外相互维系，小大顺序井然。即使有强猾奸宄之人，也无法逞其志而为乱。不然，那么以一个书生强行置于数千百里军民之上，他们又凭什么依仗而能服众呢？熹虽然极愚，自知甚明，但也粗略窥探过古今治乱安危存亡的变化了。实在担心朽钝之余，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加上近日奉到大行寿皇圣帝遗诰，攀号不及，迷闷昏绝，自觉精力也难以支撑。希望朝廷特赐敷奏，放归田里。《行状》又记载起草封事，极力陈述父子天性，不应以小嫌废彝伦，言辞颇为切直。恰逢今上即位，未能呈上。】

【文集：乞放归田里的奏状】

秋季七月，光宗内禅，宁宗即位，征召赴行在，奏事辞谢。

【《宋史·宁宗本纪》记载：七月庚午，召秘阁修撰、潭州知州朱熹到行在。年谱记载：宁宗即位，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及陈良，有旨赴行在奏事。朱熹一边行进一边辞谢。在此之前，蜀人黄裳担任嘉邸翊善，善于讲说开导，皇上学问一日千里，光宗宣谕说：“嘉王进学，都是你的功劳。”黄裳谢恩，于是进言说：“如果要进德修业，追踪古先哲王，那么必须寻找天下第一人才可以。”光宗问：“是谁？”回答说：“朱某。”彭龟年继任宫僚，因讲《鲁庄公不能制其母》时说：“母亲不可制，应当制其侍御仆从。”皇上问：“这是谁的说法？”回答说：“朱某的说法。”从此以后每次讲论必定问“朱某的说法如何”。】

译大概是因为仰慕已久，所以在即位之初首先加以召用。行状记载：皇上在潜邸时，就听闻先生的名声，常常遗憾不能得到先生担任本宫的讲官。到了这时，首先召见先生奏对政事。

译【文集辞免召命状】

建立忠节庙

【年谱：东晋王敦作乱时，湘州刺史谯闵王司马承起兵平叛，未能成功而死。绍兴初年，金人侵犯边境，潭州通判孟彦卿、赵民彦督军迎战，临阵遇害。守城之日，将军刘玠、兵官赵聿在巷战中痛骂贼寇，不屈而死。这五人都因忠节死于国事，但从前没有为他们建立庙宇，于是官府行文给本州，在城隍庙内创立祠堂，塑立五人的像。又考证谯王的本传，并塑立其参谋数人的像，侍立在左右，各自设立位版，记录其官职姓名，依照礼法奉祀。后来赴朝廷奏事，特意向朝廷请求，赐予庙额名为“忠节”。】

【文集乞潭州谯王等庙额状】

考正释奠礼仪并在各郡施行

【年谱：先前在漳州任职时，曾条陈释奠礼仪，已经上奏获得批准施行，但后来又被搁置未下达。至此，前太常博士詹元善复任太常少卿，才重新取出往年所受的敕命下达给本郡官吏。文书重复繁冗，几乎无法阅读，且说：“适逢有大典礼，来不及普遍下达给各州。”先生因被召还朝奏事，出发日期已定，又苦于眼疾，于是强撑病体亲自钩稽校勘，删去猥杂内容，定为数条，附在州案上，以便移交给学宫、府属各县，并通报帅司，一并下达给巡内各州，事情刚完成就出发了。不久，詹元善外调，而奉常寺也不再将该书下达给其他州了。】

【文集书释奠申明指挥后】

八月赴行在

【年谱：先生行至宜春，门人刘黻拦路请求见面，说：“先生此行，皇上虚心等待，敢问其道何为先？”先生说：“今日之事，非有大的变革不足以取悦天意，服人心。必须有厌恶华服、粗食、卑宫室的志向，而不敢以天子之位为乐，然后或许能积累诚意尽孝，暗中感通，天人和同，方可有所作为。此事重大，责任沉重，若说辅佐赞成的功劳，则非我所能胜任；若说启发开导的道理，则非我敢当。然而天下没有不可为之时，君主没有不可进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见藩臣，应当不等车马驾好就前往。我只知竭尽我的诚意，用尽我的力量罢了。除此之外，不是我所能预计的。】

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再次辞谢不被允许，仍催促前来供职【宋史宁宗本纪记载：八月癸巳日，任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年谱：先生辞谢奏事之命，二十天没有回复，于是向东归去。途中忽然被任命，认为这是越级破格的提拔，难以接受，请求以旧官职奉祠，辞谢达两次。并且说：陛下即位之初，正将革新各项政务，所应爱惜名器，不可轻易授予他人。如果使侥幸之门一旦打开，岂能再堵塞？至于广泛延请儒臣，专心讲学，大概是寻求深得亲近欢心的方法，作为建立极则、引导百姓的根本；思考大力整顿朝纲的方法，作为防微杜远的谋划。顾问之臣，确实有助于辅佐培养。用人若有失误，关系重大。原来先生在途中，听说南内朝礼尚缺，近侍已有掌权的，所以预先有此言论。】告词说：朕初承大统，无暇他顾，首先开辟经筵，详细延请学士。眷顾儒宗在外，颁发召节催促归来，直接登上从官班列，以加重吾道。具位朱熹，阐发六经的蕴义，穷究百家的本源。其在两朝，并非未被任用。至今四海，仍认为多有奇才。提拔至次对之位，安置在迩英阁之列。如同程颐在元祐年间，如同尹焞在绍兴年间，辅助我尊德乐义的诚意，探究你正心诚意的学说。岂止慰满士人议论，且将增益于朕自身。并非不知政化方行，师垣有所依赖。试望之于冯翊，不如置于本朝。召贾谊于长沙，自当接以前席。慰藉这渴想，望你迅速驱车。时绍熙五年八月某日，黄繇撰写的词。文集奏状二记载：臣昨日辞谢召命，已被疾速前来供职的指挥。现在再次祈免，诏除又奉不允之诏，不敢再有滞留，现已一面起程离开信州，前路听候处分。【答蔡季通书说：到临江，忽然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承当。起初还想暂且归乡，未决。今既如此，又得到朝士书信，都说召旨乃出自皇上亲笔批示，且屡次问及，不可不来。又说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课程，深有愿治之意。果真如此，实为国家万万无疆之福，义不可不往。于是自临川改道趋向信州，以等待辞免的回复。】

【文集辞免焕章阁待制侍讲奏状第一】，【奏状第二】

九月奏乞带原官职奏事

【奏状说：次对异恩，无故超授，在臣私下情分，实在难以自安，因此彷徨，未敢实受。现在复准前项圣旨，已即日起发前去。想要请求到日，允许臣暂且依照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挥，带原官职到朝廷奏事。所有新除之职，却待面奏辞免，另听处分。】

【文集辞免焕章阁待制侍讲乞暂带原官职到朝廷奏状第二】

晦日丁亥从潭州到达，驻扎在郊外

【年谱：先前，先生行至上饶，听说以内批逐走首相，面露忧色。学者

译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先生回答说：“大臣的任免升降，也应当保全他们的体面尊严，怎么可以这样呢？”有人解释说：“这大概是朝廷的意思。”先生说：“为什么不暗示他请求辞职，然后再批准呢？新君刚刚即位，怎么可以引导他轻易地罢免大臣呢？”等到到达六和塔时，永嘉的各位贤士都聚集在一起，各自陈述想要实施的防范措施，议论纷纷而不能决断。先生说：“他们正像虎狼一样，我们正像肉一样，哪里还有空闲去讨论这些呢？”大概是因为当时亲近的侍从掌权，皇帝的诏令都已经有了预谋，所以先生为此担忧。

译冬季十月，己丑日，进入京城城门，向尚书省呈递奏状，请求保留原有官职以便奏事。

【文集《申省状》】

辛卯日，在行宫便殿奏事。

【年谱开头说：近来国运艰难，国家有大灾祸，天象的变异在上面显现，地象的变异在下面发生，人们的心情因此哀痛郁结，都产生了背离叛乱、散乱的心思，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变，不能用常规的道理来处置。太皇太后亲自安定大局，皇帝陛下恭敬地继承大业，没过多久，先前危险的局面变得安定，离散的人重新聚合，天下的局势迅速而彻底地安定下来，也可以说是运用权变而没有失去正道。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天象的变异还没有完全消除，地象的变异还没有完全平息，君主和亲人之间的心意还没有完全欢悦，学士大夫、普通百姓有时反而对逆顺名实的问题产生怀疑，至于祸乱的根源，又已经潜伏在防范之中，只是在等待时机发动罢了。臣虽然极其愚笨，也知道私下为陛下担忧。但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那就是陛下的心，从前不曾有谋求权位的计谋，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情怀罢了。这就是所说的道心微妙之全体，天理发挥作用的根本，也就是运用权变而不失正道的根本。如果真正依凭这颗心去充实它，那么孔子所说的“追求仁德得到仁德而没有怨恨”，孟子所说的“终身怡然快乐而忘记天下”，就知道陛下不难做到了。假如说天命神器不可以没有主宰，宗庙社稷不可以没有供奉，那么转祸为福，化危为安，又怎么能舍弃这个而另求他法呢？充实我未曾谋求权位的心，就可以尽到我承担罪责、引咎自责的诚意；充实我未曾忘记亲人的心，就可以尽到我问寒问暖、早晚请安的礼节，始终不超出这个范围，而大的伦理可以端正，大的根本可以确立了。陛下如果能触动内心、忍耐本性，深深地自我抑制，自我处身常常像从前未曾拥有权位的时候一样，对内从宫室私下的供奉，到服饰饮食器物的需要，不敢有一丝一毫超过潜邸时的旧例；对外直到百官的礼仪享受，恩泽赏赐的格式，不敢一天完全享受万乘之尊的待遇。专门致力于积累诚意，期望感通亲人的心，然后发布德音，痛切地自我责备，严格整顿仪仗护卫，更加勤勉地进行问安视膳的行动，十天去一次而不得见，就接着五天去一次；五天去一次而不得见，就接着三天去一次；三天去一次而不得见，就两天去一次，以至于没有一天不去一次。俯伏在寝宫门外，怨恨思慕号啕哭泣，即使劳累且受辱，也有所不避。然而亲人的心意如果还没有完全愉悦，慈爱还没有恢复如初，逆顺名实的疑惑如果不能涣然冰释，那么臣是不相信的。至于灾异的变故，祸乱的契机，有未尽去除的，又在于陛下凝神静默，深刻借鉴古代先贤，每天与大臣讲求政治道理，可否相互补充，只遵循正确的，务必使发布的号令，没有一项不是出自朝廷，进退人才，没有一项不符合公论，不因为偏听而开启私门，那么圣德就会日日更新，圣治就会日日兴起，而天人的感应就不会违背，祸乱的萌芽就不会产生了。今天的计策，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陛下深深留留心意而尽快谋划。

其次说到做学问的道理，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的要领，一定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而达到精微更珍贵的，而达到精微的根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含有道理的，做君臣的有君臣的道理，做父子的有父子的道理，做夫妇、做兄弟、做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对事物、接触外物的时候，也各自都有道理。有办法去穷究它，那么从君臣这样的大事，到事物这样细微的地方，没有不知道它之所以如此，以及它应当如何的，而没有丝毫的疑惑，好的就跟随它，坏的就去掉它，而没有毫发的牵累，这就是做学问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原因。至于论述天下的道理，那么精妙细微，各自有恰当的所在，贯穿古今，不可移易，只有古代的圣人能够穷尽它，而他们所做的所说的，没有不可以作为天下后世不可改变的大法的，其余的人顺从它的是君子而吉祥，违背它的是小人而凶险，吉祥最大的就能保全四海而可以作为法则，凶险极端的就不能保全自身而可以作为警戒，这些鲜明的迹象，必然的效果，大概都具备在经训史册之中，想要穷究天下的道理而不通过这里去寻求，那就是正对着墙壁站立罢了，这就是穷究事理一定在于读书的原因。至于读书，那些不喜欢读书的人，固然懈怠疏忽、间断而没有什么成就；那些喜欢读书的人，又不免贪多务广，往往没有开始就想要探究终结，没有研究完这个就忽然志向在于那个，所以即使整天勤劳，不得休息，而心意恍惚，常常好像有所奔趋逼迫，而没有从容涵泳的乐趣，这又怎么能深信自得，长久不厌倦，从而不同于那些懈怠疏忽、间断而无所成就的人呢？孔子所说的“想要快速就不能达到”，孟子所说的“进取锐利的人退步也快”，正是说的这个。如果真能鉴戒这个而有所反思，那么心潜注于一，久而不移。所读的书，文意接连，血脉贯通，自然逐渐浸润透彻，心与理相合，而善的作为劝勉的就深，恶的作为警戒的就切了。这就是循序渐进达到精微，作为读书方法的原因。至于达到精微的根本，在于心，而心这种东西，至虚至灵，

译精神微妙难测，常作为一身的主宰，用来总领万事的纲领，因此不可有一刻的缺失。一旦不自觉，心神便驰骋飞扬，去追逐躯壳之外的物欲，那么一身就没有主宰，万事就没有纲领，即使在俯仰顾盼之间，大概已经不自觉身体所在之处，又怎么能反复研读圣贤之言，参考世间事物，以求得义理最恰当的归宿呢？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学的知识也不会牢固”，孟子所说的“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找回那颗放失的心罢了”，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如果真能严肃恭敬、敬畏谨慎，常存此心，使它整天端庄严肃，不被物欲侵扰混乱，那么用它来读书，用它来观察义理，将会无处不通达；用它来处理事务，用它来待人接物，将会无处不恰当。这就是“居敬持志”之所以成为读书根本的原因。这几句话，都是我臣平生做学问艰难辛苦亲自验证的效果，私下认为圣贤如果再生，用来教导人也不过如此，不仅是平民百姓所应当从事的，大概即使是帝王的学问，恐怕也没有可以替代它的。恳请圣明陛下深切赐览，试着用这个说法在自己身上验证，早起晚睡，不忘记今日的志向，并且自强不息，以追求光明的境界，以此来彰显人主讲学的成效，卓然成为万世帝王的准则，那么我臣即使退隐田野，与世长辞，也有多余的荣耀了。

又说湖南的岁入少而支出多，官吏往往苟且逃避眼前的困难，多方催促办理，尚且入不敷出，公私都陷入困境，如果再派遣到各种班次换授、归正杂流补官的人，又有增加，更加显得逼迫，没有办法应对。希望圣慈特别下诏给本路的帅臣、监司和各郡，一并均衡节制，大力削减，指定上报，大概州县能够体恤下属，县令能够宽待百姓，而那些不奉诏令的人，也没有办法逃脱罪责了。

又说湖南州郡从前对边防完全没有措施，因此命令州守臣条陈移置寨栅、增拨戍兵利害的几条建议，已经具表上奏，希望明诏大臣早日赐给处分，让有关部门共同商议，从长远考虑，大概能成就一分永久的利益。

又说潭州城墙剥落毁坏，请求下令估量修筑，作为长久防备意外的准备。

译当面辞谢待制、侍讲的任命，朝廷不允。

【文集：甲寅年行宫便殿奏劄一、奏劄二、奏劄三、奏劄四、奏劄五，辞免待制、侍讲的面奏劄子】

壬辰日，向尚书省辞谢待制的职名，请求改为说书的差遣。

【申省言：昨日已上劄子当面奏请辞免新授的官职，奉旨不允。臣已仰体圣意，不敢极力辞谢讲筵的职务。只是未曾进讲，先受厚恩，万一将来没有报效的机会，而疾病发作，无法支撑，却带着侍从的职名离去，那么臣的愚昧，死有余罪。希望朝廷特别予以开陈，免除待制的职名，改为说书的差遣，容臣即日拜受任命供职，不敢屡次上奏劳烦圣览。谨具状申尚书省。文集：《辞免待制改作说书状》】

丁酉日，奉御笔不允，于是拜受任命，以次对官衔供职。

【行状：既当面辞谢待制、侍讲不许，次日又辞谢待制职名，请求改为说书差遣。皇上亲手札：“卿经术渊源深厚，正需要劝讲。次对之职，不要再坚决辞谢，以符合朕崇尚儒术、重视道义的心意。”于是拜受任命。文集《谢御笔》：“以次对官衔供职。”奏状说：“右臣十月初十日奉御前降到御笔一封，付臣令臣不要再坚决辞谢次对之职。臣昨日因新授防命，超越常规，屡次具状辞免，日日盼望开恩允准。岂料仰劳圣主，亲御翰墨，俯赐褒奖谕令，令臣不要坚决辞谢。疏贱小臣，本分不当得此，拜受伏读，不胜恐惧。谨已仰尊圣训，以官衔供职。外谨具奏闻，伏乞圣明鉴察”】

上孝宗山陵议状

【行状】赵彦逾勘察孝宗山陵，认为土质浅薄，掘深五尺，下面有水石，随即改换新穴，比旧穴仅高一尺多。孙逢吉复查，也请求宽限时日，另求吉兆。有旨令集议，台史畏难，议论于是中止。先生最终上议状，说寿皇圣德神功，应当得到吉土来安放衣冠，应当广泛寻求术士，遍访名山，不应偏信台史欺君误国的言论，固执于绍兴坐南向北的说法，将陵寝置于水泉砂砾之中，残破浮浅之地。未获回复。

【文集《山陵议状》】

辛丑日受诏进讲太学

【年谱：庚子年内引，辛丑日进讲。故事，讲筵每逢单日早晚进讲，到了当日若遇假日即权且罢讲，大寒大暑也属于罢讲的月份。先生奏请除朔望、旬休及过宫日外，不论寒暑、单双月日及各类假日，都令逐日早晚进讲，朝廷听从。先生每次进讲，务求积累诚意以感悟皇上之心，将平日所论著的内容敷陈开析，坦然明白，可举而行。讲毕，有可以开益皇上德行的，毫无保留地尽言。皇上也虚心嘉纳。】

【文集《乞不以假故逐日进讲劄子》】

差兼实录院同修撰，再次辞谢不允

【文集《辞免兼实录院同修撰奏状一》、奏状二】

更化覃恩，授朝请郎，甲辰日赐紫金鱼袋。

【年谱：告词说：学习先王之道，而明于当世之务，三次出仕三次罢免，道义上不苟且合流，天下人敬重他。这是累朝所嘉叹而不忘的。长沙谋求帅职，勉强被起用，施行新政，迅速回归，以此劝讲，朕将虚心采纳。于是因大赦，序进其秩，虽说是旧章，也期望乐于告知。时绍熙五年十月十七日，中书舍人陈某行词】

奏乞令后省看详封事

【年谱：当时因雷雨之异下诏求言，于是奏称登极之初已下明诏，献言者众多，未闻有一项施行。说：“求言几乎成了空话。”请求令后省官员看详，择其善者条列上奏，取旨依次施行，则求言之诏不流于形式，或许听闻者知道劝勉。直言日闻。十七日，奉旨差沈某、刘光祖，限十日内看详上奏。宁宗本纪说：“甲辰日，因朱熹言催促后省看详应诏封事。”文集《乞差官员看详封事劄子》《乞令看详官员面奏劄子》】

奏乞讨论嫡孙承重之服

【劄子说：“礼经敕令，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都服斩衰三年。大概嫡子应当为父后，而不能袭位以执丧，那么嫡孙继统以代之，执丧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自汉文帝短丧之后，历代沿袭，天子于是没有三年之丧。为父尚且如此，那么嫡孙承重，就可以知道了。至尊寿圣皇帝，至性自天，孝诚内发，除易月之外，仍执通丧，朝衣朝冠都用大布，超越千古，是很盛的德行。近来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然违逆康豫，不能亲自就丧次，陛下实以世嫡之重，上承大统，那么所谓承重之服，著在礼律，应当一律遵循寿皇已行之法。除易月之外，暂且以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替太上皇帝亲自执三年之丧。而一时仓促不及详议，于是用漆纱浅黄之服，不仅上违礼律，而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私下痛惜。然而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将来启殡发引时，礼当复用初丧之服，那么其变除之节尚有可议。希望陛下上稽寿皇圣孝成法，

译明降诏书命令礼官查考礼制律法，预先制定规定。那些官吏、军卒、百姓、男女在居丧期间的礼仪，也应当稍加制定规范，不要让他们过分追求华丽奢侈，或许这样才能彰显君臣之间的道义，这确实是天下万世的幸运。」《宋史·宁宗本纪》记载：“十一月辛亥日，下诏实行孝宗三年的丧制，命令礼官分条列举典礼上报。”《礼志》记载：“起初，高宗去世时，孝宗服丧三年。等到孝宗去世，有关部门请求在‘易月’（将三年丧期折算为较短时间）之外，采用漆纱浅黄色的丧服制度，这是沿袭绍兴年以前的旧制。朱熹刚到时，不认为这样合适，上奏说：‘过去的过失来不及追改，只有将来启攒发引（开棺迁葬）时，礼仪应当重新使用初丧时的丧服，那么其变除（丧服等级递减）的节度还有可商议之处。希望明降诏书命令礼官查考礼制律法预先制定规定。那些官吏、军卒、百姓在居丧期间的丧服，也应当稍加制定规范，不要让他们肆意追求华丽奢侈。’后来诏令中外百官都穿着凉衫处理政务，大概就是采用这个办法。”年谱奏章呈上后，诏令礼官讨论，后来终究没有实行。《文集·乞讨论丧服劄子》

译瑞庆节上奏章请求退回贺表，并请求三年内所有贺表一并免除。

【年谱】瑞庆节前一天，百官前往行宫便殿称贺。先生本想不出席，但不可行，于是起草札子，在班列中投进，请求暂免称贺。贺表也不予接收。三年之内，凡有称贺之事，都依照此例。有防备退回贺表不接受的情况。《宋史·宁宗本纪》记载：“丙午日，因为朱熹奏请退回瑞庆节贺表。”

【文集】《乞瑞庆节不受贺札子》

乙巳日晚讲

庚戌日讲筵留身面奏四事

【年谱】当时议论者认为皇上未回大内，则名分体制不正，从而产生怀疑议论。金国使者将要到来，或许有窥伺之意。有旨意修葺旧东宫为房屋三百多间，想要迁徙居住。而谏臣黄度将要议论近侍，突然以特批将他驱逐。先生不胜忧虑，于是具奏四事，说臣所言之中，最大的，则是劝陛下凡百自我奉养，务必深深抑制减损。从宫闱的私事，居处服用，暂且如同潜邸时的旧例，至于外廷礼数仆役恩泽，也不可骤然完全享受万乘之尊，或许可以以此感动契合亲心，早日实现晨昏定省的愿望。认为陛下必定垂听采纳，而数日来却听说有旨意修葺旧日东宫为房屋三百多间，外间议论都说陛下心意想要速成，早日实现移跸以便安之计。不仅未能抑制减损，反而是过度增加。臣不知这究竟是出于陛下之心，大臣之议，军民之愿呢？还是左右近侍倡为此说，以误导陛下而想借此遂其奸心呢？臣担心不仅上帝震怒，灾异屡次出现，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应当兴此大役，以违背谴告警动的意旨。也担心京畿百姓饥饿流离，濒临死亡之际，忽然看见朝廷正用此时大兴土木，修造宫室，只以适己自奉为事，而没有矜恻悯怜之心，或许能怨恨愤切，以生他变。不仅无以感动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进见之期，也担心寿皇在殡，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稍弛。太皇太后、皇太后都以尊老之年，怆然在忧苦之中，晨昏之养尤其不可缺。而四方之人只看见陛下急切想要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托而去，以就安便，六军万民之心必定又将有扼腕而不平者。前鉴未远，甚可惧也。至于一旦离开尊亲之侧，轻去倚庐之次，深官永巷，园囿池台，耳目之娱杂然而进。臣又私下担心陛下之心未易抵挡此纷华盛丽的荧惑感移，虽欲日亲儒士，讲求经典训诫，以正其事，而进德修业也将有所不暇了。这又是臣所大惧的。至于寿康定省之礼，则臣曾经言及，而其意有未尽。今闻近日一再过宫，也未得见，而不急忙为之虑，如臣所谓下诏自责频日继往者，顾乃逶迤舒缓，无异寻常之时，泛然前往，泛然而归。太上皇帝闻之，必以为此徒备礼而来实无必求见我之意，其深闭固拒不肯见，固亦宜矣。又闻太上皇后怕忤逆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听内禅之说，这又是虑之过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为宛转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军民，姑以待己之劳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则父子之间上怨怒而下忧惧，将何时而已呢？父子天伦，三纲所系，不仅陛下之深心所未安，而四方观听殊不为美。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造谤生事者，这又是臣所大惧的。至于朝廷纪纲，尤其应当严明。上自人主，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大概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于大臣，参之于给舍，使之周识，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布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因此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也皆晓然知其谬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有欲议之者，也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这是古今之常理，也是祖宗之家法。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相执政，移易台谏，甚者方骤然进用而忽然退黜，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参与谋划，给舍不及议论。即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也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且中外传闻，无不疑惑，都说左右或许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义呢？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难免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致乱。大概自隆兴以来，已有此失，臣曾再三深为寿皇论之，非独今日之忧也。尚赖寿皇圣性聪明，更练世故，因此于此辈虽以驱使之故稍有假借，实亦阴有以制之，未到全堕其计。然而积习成风，贻患于后，其

译我已有难以尽述的担忧。像陈源、袁佐这类人，都是陛下亲眼所见过的。为何陛下又想重蹈他们的覆辙呢？况且陛下自认为聪明果断，比起寿皇谁更老练？通达事理谁更胜一筹？寿皇尚且不能在此之前加以制约，而陛下却想在此之后去制约他们。臣担心这造成的祸患会更加深重，不仅仅限于前日而已，这又是臣非常恐惧的。至于陵寝的占卜，偏听台官史官固执荒谬的言论，落入他们交结迷惑的计谋，不再广泛询问贤人，以求得吉地。只想在佑思等陵墓旁边凑合迁就，苟且了事。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考虑，又不为宗庙社稷长久祭祀谋划。那么从宰执侍从到军民百姓，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却不敢极力争辩。凭借寿皇的丰功伟业，百世不忘，而安葬他竟如此草率。这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天意人心，导致灾异频繁发生，留下无穷祸患吗？这又是臣非常恐惧的。以上这四种恐惧，都不是小事。臣希望陛下深思臣的愚见，并反躬自省。明确诏令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的劳役，而将那些工匠材料用于慈福、重华宫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其勉强可以居住。又在宫门之外，草创供奉宿卫的房屋数十间，不要让他们遭受拥挤狭窄、暴露风雨的痛苦。这样上面可以感动太上皇帝的心，加快南内进见的日期，又可以供奉寿皇的几筵，尽两宫晨昏定省的礼节。下面可以堵塞群臣窥探迷惑的奸计，安慰百姓饥饿流离的叹息。这是第一件事。至于过宫的计划，臣又希望陛下下诏自责，减少车驾仪仗。进入宫门后，暂时改变服色，像唐肃宗改穿紫袍，牵着马走在前面。预先诏令亲近的宗室中贤德之人，让他们先进入，首先禀告太上皇后。用臣之前所陈述的委婉方便的说法，然后跟随进入。望见太上皇帝，就应当流泪伏地，抱膝吮乳，以表达认罪引咎的诚意。而太上皇后、宗室亲戚、贵臣左右环绕，轮流进言解释。那么太上皇帝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会像云雾消散一样立刻消除，而欢愉之意就会融洽了。这是第二件事。至于朝廷的纲纪，臣又希望陛下深深诏令左右近臣，不要干预朝政，只让朝廷尊严，纲纪整肃，而国家有泰山般的安定，那么这些人自然不失富贵长久之计。确实有功勋而所得赏赐未能让众人满意的，也诏令大臣公议此事，查考法令典章，厚报其劳。而凡是号令的松弛与紧张，人才的进退，则一概委托给两三位大臣，让他们反复权衡，不要徇私己之见，斟酌采纳公论，上奏后施行。批红宣行，不需要再次上奏回复，只是不让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核，有不恰当的，限定当天就驳回。如果还有疑虑，就诏令大臣与驳回的官员，当晚入朝当面商议，互相辩论，选择好的意见，由皇帝临机决断。那么不仅近习不能干预朝权，大臣不能专断私利，而陛下也能更加明了天下事务，对得失的计算没有疑虑了。这是第三件事。至于陵寝的占卜，臣前几天曾以议状进呈，近日又与同僚联名上奏，现在不敢再频繁烦扰圣听，也希望特别宣召大臣，让他们详细陈述臣等前后的议论，而在片刻之间决定可否，先放宽七月的期限，其次罢黜台史的说法，另寻民间贤才来营造新宫，使寿皇的遗体得以安葬在内，那么宗庙社稷和百姓都能在外蒙受福泽了。这是第四件事。以上这四件事，都是今日最紧急的事务，恳切请求陛下留神反复思虑，果断施行，以回应天变，以安慰人心，上以彰显圣主用人求谏的实情，下以申明小臣爱君爱国的忠诚，那么臣将不胜千万倍的庆幸。皇上被感动，但最终没有施行。

译【文集·讲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

闰十月戊午初一，晚间讲经。次日，编排讲章进呈。

【年谱】这天讲到盘铭“日日新”，因而论述商汤有盘铭，周武王有丹书，都是君主忧勤警戒的心意。先生多次讲求，又编排成册，取旨进呈。皇上很高兴，并让防句官拿来，以便日后请问。皇上说：“宫中曾读过，其关键在于求放心罢了。”先生叩头谢恩。先生知道皇上有意于学问，因而又用劄子勉励皇上增进德行，大略说：“希望陛下在日常之间，言语沉默、行动静止，一定以求放心为根本，而在研读经史、亲近儒学方面，已经用力的地方更加用力。”多次召见大臣切磋治道，让他们陈述当今紧要急迫的事务，大略如同仁宗开设天章阁的旧例。至于群臣进言应对，也赐以温和的脸色，反复询问访求，以探求政事的得失、民情的休戚，又借此考察人材的邪正短长，希望天下的事情都能各得其理。经历详尽，融会贯通，聪明日益开启，志气日益强盛，德声日益传扬，治效日益显著，那么尧舜汤武的盛世也不过如此，不应该妄自菲薄，而不再以古代的圣贤自我期许。先生退下后对门人说：“皇上可以与之行善，希望常能得到贤者辅导，天下就有希望了。”

庚申早上讲经，辛酉晚上讲经。

【上谕灾异劄子】

【劄子说：本月五日夜，更漏刚下五六刻之间，都城之内忽然黑烟四塞，草气袭人，咫尺之间不能辨认人物，沾在面目上都成了沙土，这是阴气聚集包裹阳气，不和而散开的征兆，臣私下看到了。曾经听说，商朝的中宗、高宗遇到灾异而恐惧，修养德行、端正政事，所以能变灾为祥。希望陛下以此为法，克制自己、自我革新，早晚思考反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常像皇天上帝临于上方，宗庙社稷生灵守在旁边，战战兢兢不敢再让一丝私意萌生其中，以烦劳上天谴告。又申明告诫中外大小臣僚，同心协力恭敬，日夜谋议，以求天意所在而共同修治，那么灾害就会日益远离，福禄就会日益到来。】

【文集·论灾异劄子】

甲子日，皇上讨论宗庙祧迁事宜。这天，先生在家守丧。乙丑日，值班，批准守丧。封为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丁卯日，宣引入对。

【年谱】孝宗将祔入宗庙，礼官孙逢吉、许及之、曾三等起初请求祧迁宣祖而祔入孝宗，接着又有人请求，一并祧迁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合祭时正东向之位，请求讨论祧迁神主所归之处。当时宰相赵汝愚一向主张此说，诸儒给舍楼钥、陈傅良等都附和。癸亥日，应当集议，先生估计难以用口舌争辩，于是称病不去，而呈入议状。宰相不听，台谏因此请求暂且依照礼官初议，楼钥独自请求主张并祧之说。丙寅日，得到旨意次日入对。丁卯日，入对，赐食。皇上问外事人才，全部请求宣引之旨。皇上在榻后取出一卷文书，说：“这是卿所奏的庙议，可以详细陈述其说。”起初，先生既受旨，恐怕皇上必会问及，于是取所论画为图，本贴说详尽，至此拿出奏陈。很久之后皇上再三称善，并且说：“僖祖乃国家始祖，自不应祧迁。高宗即位时，不曾祧迁。寿皇即位时，也不曾祧迁。太上皇即位时，也不曾祧迁。今日岂可轻易？可在榻前撰写数语，等候直接批出施行。”先生正惩于内批之弊，因而请求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议。皇上也认为对。退下后，即将皇上之意告知庙堂，则听说已毁撤僖、宣庙，而另建别庙，以祭祀僖、顺、翼、宣四祖了。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治平时议者认为世数渐远，请求将僖祖迁于夹室。没过几年，王安石等奏称，僖祖有庙，与稷、契没有不同，请求恢复旧制。诏令听从。当时宰相不认为熙宁复祀僖祖是对的。先生估计难以用口舌争辩，于是移疾上议状。既上，庙堂坚持不报，即毁撤僖宣庙堂，另建别庙以奉四祖。宰相既有偏见，主楼钥、陈傅良又牵合装缀以附其说。先生所议颇达上听，忽有旨召赴内殿奏事，因而节略状文为劄子，画图以进。皇上认为对，并且说：“僖祖国家始祖

译高宗、孝宗、太上皇帝未曾迁移陵寝，今日怎敢轻易议论？打算让先生在御榻前撰写几句话作为御批，直接罢免此事。先生正鉴于内批的弊端，于是进言请求将诏令下发，再让臣僚们共同商议。退朝后，又向朝廷传达皇上的旨意，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经生学士中懂礼制的人，都是先生当时持异议的门徒，他们忌恨先生压制自己，权奸于是趁机加以利用。

译《文集》中关于祧庙的议状及图，当面奏报祧庙的札子及图，议论祧庙的札子，进呈议论诏书意旨的文书。

戊辰日，进入史院。

《语录》记载：实录院毫无统领记录，修撰官有三员，检讨官有四员，各自想要撰写，互不统属，所修撰的内容前后往往不能对应。先生曾与众人商议，想要按事项分类。好比六部，吏部专门编纂官员任免，礼部专门编纂典礼，刑部专门编纂刑法，必须依次序编排，各自具备开头和结尾，然后分类汇聚成书，才有条理。又如一件事记载不同的，必须立簿册抄录出来，与众人共同商议，然后决定取舍，大概才能保存总体的记录。

只有叶正则不听从。现在应当在史院设置六个房吏，各自专门掌管本房的事务，如同《周礼》官署下属所说的史官和胥吏，就是这类人。比如吏房有某项任免，刑房有某项刑狱，户房有某项财赋，都各自有册子，按日期书写。如果吏房有事涉及刑狱，就通报给刑房；刑房有事涉及财赋，就通报给户房，逐月接续成书。吏官一查阅，条目就都列出来了，可以依据。又对于应当立传的人，将他们的姓名列在转运司令之下，各州索取每个人的行状、事实、墓志等文字，专门委派一位官员掌管，逐月送交史院。这样之后才有可以下笔的地方。等到日后史书修成之后，五个房的书也各自保存，以备遗漏。

庚午日，当面应对；乙亥日，值班。

丙子日晚讲，这天皇帝批示授予宫观职务。戊寅日，下发附奏。谢恩申报尚书省，请求免除谢恩辞免，于是成行。

《年谱》：丙子日晚，讲学后留身，重申先前所奏的四件事疏，请求赐予施行。退下后，随即降下御批：“朕怜悯你年老，正值隆冬，恐怕难以站立讲学，已授予你宫观职务，可知悉。”宰相赵汝愚留下御札，极力劝谏，皇上不采纳。赵汝愚因此请求罢免政务，不被允许。过了两天戊寅日，韩侂胄派遣内侍王德谦封送内批下发。先生随即附奏谢恩，仍申报尚书省，请求免除谢恩辞免，得到旨意免除谢恩。走出灵芝寺，于是成行。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郎刘光组、起居舍人邓驿、御史吴猎、吏部郎中孙逢吉、登闻鼓院游仲鸿、给事中路钥交章挽留，都没有回复。后来，工部侍郎黄艾因应对，问为何迅速驱逐朱某，皇上说：“起初授予他经筵职务罢了，现在却事事想要参与听闻。”吏部侍郎孙逢吉也因讲《权舆》这首诗，反复以此讽谏。皇上说：“朱某所说的多不可用。”《宋史·宁宗本纪》说：“戊寅日，侍讲朱熹因上疏违背韩侂胄而被罢免。”

《文集·谢御笔与宫观奏状乞放谢词状》

壬午日，授予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差遣，辞谢。不久授予江陵府知府，荆湖北路安抚使，辞谢。一并请求追回待制职名。

《行状》：授予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差遣，极力辞谢。不久授予江陵府知府，又极力辞谢，仍请求追回新旧职名。《年谱》有旨意：授予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差遣极力辞谢。于是授予江陵府知府，辞谢并辞谢新旧职名，不被允许。

《文集·辞免宝文阁待制与郡状·辞免两次除授待制职名及知江陵服奏状》《年谱》：当初立光宗为太子时，宰相赵汝愚寻求能通意于长信宫的人，知阁门事韩侂胄自称是太皇太后的亲属，请求效力遣入，太皇太后不许，出来遇到内侍关礼在门，告知缘故，关礼请求独自进入，流泪坚决请求，太皇太后答应，于是命令再次呼唤韩侂胄进入，让他传达意旨于朝廷，其议论于是确定。韩侂胄自认为有定策之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在朝廷中用事。先生离开长沙已听说此事，立即警惕地以此为忧，因此辞免职名，已略微暗示其意。等到进见，再三当面陈述，又约吏部彭龟年请求应对，当面揭发其奸邪。彭龟年出使客，韩侂胄更加得志。当时丞相正招纳四方之士，聚集在朝廷，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事情已多从宫中发出。先生既屡次向皇上言说，又多次用手书派遣学生秘密告知丞相，应当用厚赏酬谢其劳，不要让他参与朝政，且有分界，恨立纪纲，防患于未然，谨慎不可忽视的话。丞相正认为他容易控制，所倚以为腹心，谋事的人，又都持禄苟安，没有远虑。先生独自怀抱忠愤，因讲毕上疏极力言说。韩侂胄大怒，暗中与其党羽谋划，先除去为首的人，那么其余的人除去就容易了。于是在禁中做优戏，以迷惑皇上听闻。恰逢先生急于辅佐君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切，颇被严厉忌惮，而一时争名的人，也暗中有害忌离间之心。由此韩侂胄的计谋遂行。等到讲筵留身，再次请求施行前疏，则内批径直下发。先生既离开朝廷，彭龟年于是攻击韩侂胄，因奏说：“政缘陛下近日驱逐朱某太暴，故也想要陛下驱逐此小人。”不久省札直批彭龟年给予州郡，韩侂胄由此声势益张，群小附和，并怀疑丞相，视正士如深仇，士大夫的祸患，大概从此开始。

十一月戊戌日，到达玉山，在县学讲学。

《年谱》：县宰司马迈请求为诸生讲说，先生辞谢不得，于是就在县学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阐发。

译大道，听闻的人应当振作兴起。我刻印讲义一篇以流传于世，这是先生晚年恳切的教诲，读者应当细细体味。

译丁未日，回到考亭。

十二月，皇帝下诏，让他依旧担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朱熹接受祠禄任命，但仍推辞待制的职衔。）【《文集》中收录了《乞追还焕章阁待制奏状》一篇】，以及《奏状》两篇。

竹林精舍建成。

【《年谱》记载：朱熹归来后，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至此，精舍落成，他率领众学生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菜之礼，以宣告建成之事。后来精舍改名为沧州精舍。【《沧州文集》中有《沧州精舍告先圣文》】】

庆元元年（乙卯年），朱熹六十六岁。春季三月，再次推辞旧有的职衔，并因议论宗庙祧迁之事而自我弹劾。

【三月三日，接到尚书省公文，关于请求追还焕章阁待制职衔一事。奉圣旨不准许，于是再次极力推辞。并因之前擅自议论宗庙祧迁之事，不合时宜，请求收回错误的恩宠。当月二十八日，奉皇帝手谕次对官：“职务任命已久，与宗庙议论之初并不相关，可以按照已下达的指令，不得再有陈情请求。”《文集》中有《乞追还待制职名奏状》第三篇】

经过考核晋升为朝奉大夫。

【《年谱》记载：此前吏部取阅考核文书，至此晋升为朝奉大夫。奏状贴黄写道：“吏部下达告命，经考核转官，随即已谢恩，只接受【《年谱》中告词写道：‘敕令：提拔优秀人才，本意是符合众人的期望；重视功绩记载，自然不能废弃常规法度。虽然你是追随我法的英才，也适用叙迁的典礼。你居位受才，志向宏远，精通大道，纯正醇厚，推崇三代盛世的明君，一向怀有此志；以六经作为众儒的倡导，致力于教化世人。爵位常因你辞让荣耀而显见，节操一向高洁，难以进取。查阅吏部考核，于是晋升文官阶位。积久以致官，恐怕难免像古人议论的那样：举荐贤才不等待次序，应当有顺从天下公议的地方。希望你体察我的心意，不要忘记仍要告辞。’当时是庆元元年三月某日，中书舍人邓驲代拟诏词】】

夏季五月，再次推辞职衔并请求退休。

【《年谱》记载：起初，韩侂胄就想一并驱逐赵相，但难以找到借口。至此，诬陷赵相有不轨之心，将其流放到永州，朝廷内外震惊骇异，大权完全归于韩侂胄。韩侂胄本是武人，志在招揽权柄、收受贿赂，士大夫中嗜利无耻的人，或者一向被清议排斥的人，于是教唆他清除异己，然后才能肆意妄为而无人违抗。暗中列出名单交给他，让他依次斥逐，或者改称道学为伪学。大概是认为贪婪放纵才是人的真情，那些廉洁好修的人都是虚伪的。于是群小附和，攻击伪学，谋求进身的人蜂拥而起。太府寺丞吕祖俭因议论救援丞相，被贬到韶州。朱熹自念蒙受历代朝廷知遇之恩，况且还带着侍从官的职衔，名义上不容沉默，于是起草封事数万言，极力陈述奸邪蒙蔽君主的祸患，借此申明丞相的冤屈。子弟和诸生轮番进谏，认为这必定会招致灾祸，朱熹不听。蔡元定入内进谏，请求用蓍草占卜决定，得到遁卦变为家人卦，朱熹默然退下，取出奏稿烧毁，改号遁翁，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退休。《别集》中《答刘德修书》写道：“病中痊愈，发狂疾，想抒发愤懑，向苍天诉说。后来自己怀疑，于是用《易经》占卜，得到遁之家人，是遁尾好遁的占辞，于是急忙烧毁草稿，咬断舌头。然而胸中仍然激荡不已。”前几日收到你的信，处境很舒适，也很不容易。只是去年忙乱中收到你的信，字画言语都安然如平日，本来就已佩服你有定力了。我请求挂冠辞官的奏章尚未回复，而小报已说不准许，形势必须再次请求，只要得到冷清的闲职旧秩，也就罢了，不敢期望全部听从。残暑未退，万万请按时自重。《文集》中有《申建宁府乞保明致仕状》、《乞追还待制职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状第四篇】

秋季七月，再次因议论永阜陵之事而自我弹劾。

【奏状说：“臣多次上奏推辞职衔，并请求退休。奉圣旨：辞职谢事，不符合朕优待贤才的本意，不得再有陈情请求。臣已恭敬禀受圣训，不敢再扰乱圣听。所推辞的职衔，也不敢再祈求避免。然而伏念曾经妄议永阜陵，如今大小臣僚中议论此事的，都已依次降职罢黜；而臣因为所上的文字未曾公布于外，致使漏网，岂可隐匿不言，冒领宠荣。伏望圣明交给司法官，以肃清国家刑法。”有旨意：朱熹无罪，可待其余依已下达的指令处理】

【《文集》中有《乞追还待制职名，并自劾不合亡议永阜陵事》奏状第五篇】

冬季十一月，再次推辞职衔。

【奏状说：“臣本意只是因为罢免了讲官，不敢再兼任侍从职衔，而在其间三次上奏，是因为其他事情，忘记了前面的话，现在才发觉前日的错误，不敢再有其他说法，希望照臣去年向尚书省申报以及第一道、第二道推辞免职的奏状，早日赐准施行，使臣得以以本官身份供奉香火，隐居田亩，终老余年。贴黄说：去年初次任命之日，已冒领疏封锡服的宠荣，封赠荫补的恩泽，以及因检举磨勘转官，都已接受，侍从官的恩数，一并请求赐处分讨论改正】

【《文集》中有《乞追还待制职》奏状第六篇】

十二月，皇帝下诏，让他依旧担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

【《年谱》记载：告词说：“顺从意愿，是圣人的仁爱；崇尚谦让，是君子的品行。眷顾我这位执着经学的老人，推辞次对官的荣耀。既然体谅你的诚恳，就颁布美好的任命。因为你心醉坟典，性爱山林。蒙受历代朝廷的特招，称病屡次推辞。在十

译催促召见，他幡然醒悟，愿意起身。既已陪伴在东宫讲学，又兼侍奉在西清禁地。见到您太晚，才懂得桓荣的学说。高尚的议论未曾听闻，突然像贡生思念故土一样，仍保留着华美的官职俸禄。以真祠之职，旨在彰显优待老人的风尚，并且表示尊崇儒学的意图。等到过了多年，才再次有人陈述：以前接受的是对的，现在接受的是错的？谁能不感到困惑？大的退让显得怠慢，小的退让显得虚伪。难道真是这样吗？只是致力于追求名声显赫，我难道轻视爵位驾驭？使得解除禁令、保持刚直，重新居于论著之职。虽然高雅的志向勉强顺从，但在至诚的心怀里却实在抵触。唉！厌倦了承明殿的辛劳，侍从既然违背了持囊的班列，就回归乡里，招收学生，往去钻研专门的学业。那唯一的训诫，用来践行于内心。可以依旧担任秘阁修撰、宫观差遣。庆元元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〇伯夀宣读诏词】

译宋宁宗嘉定二年丙辰，朱熹六十七岁。

春季二月，朱熹向朝廷申请改正已经接受的从官恩数。【朱熹向尚书省陈述：原先奏章的贴黄中称，疏封、赐服、封赠、荫补、磨勘、转官等，都是自己已经接受的从官恩数，请求赐予改正。由于尚未获得进士出身，希望朝廷特别代为奏明，查照条例，逐一讨论，全部予以改正，以安顿我这愚拙的本分。】

【《文集》中《乞改正己受过从官恩数状》】

冬季十二月，朱熹被削去官职，罢免祠禄。

【《年谱》记载：此前御史台官员攻击伪学，名单已经张贴在朝堂，不久张贵模指责《太极图说》的错误。省试考场得知此事，知举官叶倪、刘等上奏议论文弊，又说是伪学的魁首，以平民身份窃取君主的权柄，鼓动天下，所以文风未能发生巨大改变，请求将语录之类的书籍一并销毁。这一科取士，稍微涉及义理的，都被黜落。六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成为世间的大禁忌，士子们回避时人所忌讳的，文气日益卑下。台谏官员气势汹汹，争着想把朱熹当作奇货。门人杨道夫听说乡间趋利之徒多编造事迹，以迎合言官的心意，急忙写信告知朱熹。朱熹回复说：“死生祸福，早已置之度外，不必过分忧虑。”过了很久，奸邪之人互相观望不敢发作，只有胡纮单独起草奏疏准备上奏，因防范被调任而未果。沈继祖因追论程颐而得以担任监察御史，胡纮将奏疏草稿交给他。沈继祖急于进取，认为立即可得富贵，于是上奏请求削去朱熹官职、罢免祠禄，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蔡元定隐居不仕，也被特别编管到道州，加上脚镣站立。《宋史·胡纮传》说：“胡纮未显达时，曾到建安拜见朱熹，朱熹对待学生只给脱粟饭，对待胡纮也没有不同。胡纮不高兴，对人说：‘这不合人情，一只鸡一壶酒，山中并不缺乏。’于是离去。等到他担任监察御史，就弹劾赵汝愚，并且诋毁他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赵汝愚被驱逐贬谪到永州，赵汝愚刚抵罪离开京城，士大夫和学校中的士人都愤懑不平，上疏议论的很多。韩侂胄对此感到忧虑，认为赵汝愚的门徒以及朱熹的弟子多为知名之士，对自己不利，想全部除去他们，认为不能一一诬陷他们犯罪，就设立伪学的名目来排斥他们。任用何澹、刘德秀为言官，专门攻击伪学，然而没有公开言论攻击朱熹的。只有胡纮起草奏疏准备上奏，因改任太常少卿而未果。沈继祖因追论程颐得以担任监察御史，胡纮于是将奏疏交给他。沈继祖弹劾朱熹，都是胡纮的笔迹。”《行状》记载：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侂胄的势力更加嚣张，卑鄙小人迎合他的心意，把学术当作伪学，认为贪婪放纵才是人的真情，廉洁好礼的都是虚伪。科举取士，稍微涉及经书训诫的都被排斥黜落，文章议论根源于理义的都被销毁，六经、《论语》《孟子》都成为世间的大禁忌。狡猾的胥吏、顽钝无耻之徒，往往被任用，以至于做到卿相，而循规蹈矩、稍以儒者自名的人无处容身。跟随学习的士人，特立独行不顾忌的隐伏在山野，依附懦弱的改拜其他老师，路过朱熹家门也不进入，甚至改变衣冠，在市井中狎游，以表明自己不是同党。朱熹每天与学生们在竹林精舍讲学。有人劝他遣散学生，他笑而不答。《本传》记载：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侂�的势力更加嚣张。何澹担任御史中丞，首先弹劾专门之学，文饰欺诈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真伪。刘德秀在长沙做官，不被张栻的门徒所礼遇。等到他担任谏官，首先弹劾留正引用伪学的罪过。伪学的称呼，大概从此开始。太常少卿胡纮说：“近年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希望宣谕大臣，暂时停止进拟官员。”于是召陈贾为兵部侍郎。不久，朱熹有被夺职的命令。刘三杰以前御史的身份弹劾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人，说他们从前是伪党，现在又变成逆党。当天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弹劾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皇位。于是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晓谕天下。于是攻击伪学日益紧急。选人余�上书请求斩杀朱熹。《语录》记载：有一位朋友委婉地讽刺朱熹说：“先生有‘天生德于予’的意思，却没有‘微服过宋’的意图。”朱熹说：“我既没有上书自我辩解，也没有作诗诽谤讥讽，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阐述这道理，更没有教人做坏事，却做了什么事呢？”于是说：“《论语》首章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断章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现在的人开口也解说一饮一啄自有定分，等到遇到小小的利害便产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在后，视之如无物，大概是因为只见得这个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罢了。”又说：“死生有命，如果该在水里死，须是溺死，这还不是深奥的事，难懂的话。如今朋友们都信不过，觉得此道日益孤立，令人心情不佳。”有人劝朱熹遣散学徒，闭门省事以避祸，朱熹说：“祸福的到来，是命。像我这样的人都不能保全，只是做下去，事情到了就全部交付命运。人想避祸，终究不能避开。现在提倡避祸的说法，固然出于相爱，但能使我像万仞高壁一样屹立，岂不是更加彰显我们道的光辉？”宏大的沉默足以容纳，只是不去击鼓鸣冤，就是沉默。难道屋檐下该说的话，也不敢说吗？】

这一年开始修撰礼书。

译年谱中称这部书名为《仪礼经传通解》。该书的大致宗旨是以《仪礼》为根本，分章并附以疏解，而将小戴《礼记》中的各种义理分别缀附在相应章节之后。那些见于其他篇章及其他书籍、可以相互阐发说明的内容，有的附在经文之下，有的附在义理之后。此外，像《弟子职》《保传》等篇，又各自独立成篇，附属于同类之中。其目录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礼》《王朝礼》《丧礼》《祭礼》，以及《大传》《外传》。其中大体已经具备的内容，大概占了十分之七八。在此之前，曾上奏请求修撰三礼，说：“臣听说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一致，而礼乐的应用最为急迫。遭遇秦朝焚书灭学，礼乐首先遭到破坏。自汉晋以来，各位儒者修补辑录，终究没有完整的全书。稍微保存下来的只有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然作为礼的纲领。至于具体的仪节法度，则以《仪礼》为根本经典，而《礼记》《郊特牲》《士冠礼》等篇则是其义理阐释罢了。此前尚有三礼、通礼、学究等科目，礼虽然未能实行，但士人尚能诵读学习而了解其义理。自熙宁年间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除《仪礼》，只保留《礼记》一科，舍弃根本而专务末节，其过失已经很大。而博士及诸生，每人不过诵读那些空泛宏大的内容以应付科举，至于其中也有依据仪节法度的实际而立文的，则都隐晦难明而不知其本源。一旦遇到重大礼仪，往往凭耳闻臆断而已。至于乐作为教化手段，则又完全没有师承传授，律尺的长短、声音的清浊，学士大夫没有人知道其义理，却不知这是缺失。所以臣近来在山林之中，曾与一两位学者考订其说，打算以《仪礼》为经，而选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相应本经之下，详细列出注疏中诸儒的说法，略有条理。但因私家无书，查阅无人，抄写许久未能完成。恰逢被起用，学徒分散，于是未能完成。而关于钟律的制度，士友间也有得其遗意的人，私下想再加以参考，另成一书，以弥补六艺的缺失，但也未能完备。希望圣明君主，特别诏令有关部门，允许臣从秘书省、太常寺借阅礼乐诸书，自行招致旧日学徒几十人，寻找几间空闲官屋，让他们居住，令其编类整理，这样可以振兴废弃衰败的学问，垂范永久，使士人懂得实学，将来可以作为圣朝制定礼乐的辅助，那么文化传承就幸运了。”后来离开朝廷，未能呈上奏文。集中回复应仁仲的信说：“前贤常担心《仪礼》难以阅读，以现在来看，只是经文不分章节，记文不跟随经文，而注疏各自成为独立的书。”所以使读者不能立刻明白。现在确定这个版本，完全去除了这些弊端，恨不得让韩文公见到它。先生李子在编撰《仪礼经解》《通解》目录时，先父所著的《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其中称为《经传通解》的，共二十三卷，是先父晚年新近确定的，这是绝笔之书。只有《书数》一篇缺失而未补，而《大射礼》《聘礼》公侯大夫礼》《诸侯相朝礼》八篇则还未定稿。其中称为《集解》《集注》的，是这本书的旧名，共十四卷。作为《王朝礼》以下的《卜筮》篇也缺失，其余则是先父草定而未及删改的。至于丧礼、祭礼这两部分，则曾将规模次第嘱托给门人黄干，让他分类编排。将来书成，也应当归入此类，大概这本书的本末就能完备了。

译三年丁巳，六十八岁。春季，正月，上表谢恩，接受任命。

【年谱记载，前几天晚上，先生正与学生们讲学讨论，有人来告知他被罢免官职的命令，先生稍微起身看了一下，又坐下像往常一样继续讲学。第二天，学生们才知道他已有新的任命，于是准备表章谢恩。】

【《文集》中有《落职罢宫观谢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语录》记载，蔡季通获罪，台谏弹劾并牵连到先生。先生饭后，从楼下起身，在西序走了几圈，就在中位打坐。贺孙回到精舍，告诉朋友们汉卿占卜得到小过卦，公弋取“彼在穴”的爻辞，说：“先生没有危险。”蔡季通遭遇的必定是伤害。随即来到楼下，先生坐着睡得正香，因为学生们偶尔交谈而醒来。学生们问听说蔡丈的事情如何，先生说：“州县追捕搜查非常紧急，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于是与正淳详细谈论早上所问的《孟子》中通达的地方。接着听说蔡季通已经上路，防卫相当严密，各位朋友急忙前往中途与他告别，先生乘船前往没来得及，听说蔡季通留在县城中，都是詹元善在调护照料。先生起初也想参与筹划，包显道因此说祸福已经注定，只是徒然劳扰，先生称赞他，并且说：“显道说得自然好，不知道当事人会怎样。”这天晚上，学生们坐在楼下围着火炉讲学提问后散去，听说蔡季通被编管到道州，原来是沈继祖的文字主意诋毁先生。】

在净安寺为蔡季通饯行

【《宋史·蔡元定传》说：沈继祖、刘三杰作为言官，连续上疏诋毁朱熹和蔡元定，不久蔡元定被贬到道州，州县追捕蔡元定非常紧急。蔡元定听说后，没有告别家人，就立即上路。朱熹和跟随他学习的几百人在萧寺中为他饯行，在座的人兴叹，有的甚至流泪。朱熹微微看着蔡元定，与平时没有不同，于是感慨地说：“朋友相爱的感情，季通不屈的志向，可以说是两者都具备了。”《续集·答储行之书》说：“季通这次出行，浩然之气没有丝毫不适意。邱子服唯独为他涕泣流涟而不能自止。面对事变，体恤穷困的朋友，也两者都合乎情理。”《语录》记载：“先生去净安寺为蔡季通饯行，蔡季通从府城乘船前往贬所，经过净安寺，先生走出寺门迎接他，坐在方丈室，除了寒暄之外没有叹息劳累的话。用连日所读《参同契》中的疑问叩问他，蔡季通应答洒脱自然。过了一会儿，众人凑钱买酒送到，都喝醉了。先生闲散地排列坐在寺前的桥上，喝完酒回寺又喝，先生醉后坐着睡在桥上，詹元善随即退去。先生说：“这个人有富贵气。”《贺年谱》记载：“第二天，先生独自与季通在寒泉住宿，一起订正《参同契》，整夜没有睡觉。”第二年，季通死在舂陵，先生为他哀痛至极。季通跟随先生学习时间最长，见识精博，同辈人都不能及。义理的根本，本来已经心通意解，尤其擅长天文地理、乐律历数、兵阵的学说。凡是古书中盘根错节、学者读之不能断句的地方，元定梳理剖析，细致入微，没有不顺畅通达的。先生论述《易经》，推究河图洛书、《皇极经世书》、《先天图》，往往多因与元定往复讨论而有启发。所以他被贬时，遗憾没有可以晤谈的人；他去世后，祭祀他时认为精深的造诣、卓越的才华、不可屈服的心志、不可穷尽的辩才，再也看不到了，一起游玩的喜好、志同道合的快乐，已经完了。大概深切地表达了哀痛。《续集·与蔡季通书》说：“自从分别后，恍惚至今，不能忘怀。我幸好没有其他灾祸，学生们既然来了，打发他们不走，也就姑且任由他们。如果有祸害，也不是这能避免的。只是极难遇到可以讨论文字义理深处的人，便无人可以告诉，非常烦乱，更加怀念仰望。”又给蔡季通写信说：“平时讲习患难中如何行事已经很熟了，今天正是要发挥作用的时刻。想必日子久了，处境会更加安定，不会因为彼此的快慢而迷惑内心。我的踪迹再次被弹劾，接着必须更有处置，只能静静地等待。如果能在湖岭之间，或许消息容易相通，也是一件幸事。”】

《韩文考异》完成

【《文集·书韩文考异前》说：这个文集现在的版本大多不同，只有近年南安军刊刻的方氏校定本，号称精善，另有《举正》十卷，论述其取舍的原因，又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然而它的取舍，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以及李谢所依据的馆阁本为定本，而尤其尊重馆阁本。虽然有错误，往往也曲意顺从；其他版本虽然好，也舍弃不录。至于《举正》，则又条例多而言辞少，阅览的人或许颇不能明白。所以现在依据它的书，重新校定，全面考察众本的同异，而一律以文势、义理以及其他书籍中可以验证的来决定。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是民间新出的小本，也不敢违背；有所不安的，那么即使是官本、古本、石本，也不敢相信。又各自详细著录其所以然的原因，作为《考异》十卷，希望弥补取舍中不完善的地方，阅览的人得以参酌比较而删改。】

四年戊午，六十九岁，编纂书籍

【《文集》按，《大全集》二典，禹谟，金縢，召诣，洛诰，武成，诸说数篇，以及亲笔草稿百余段，都在，其他全部口授给蔡沈，让他完成。】

冬季十二月，因年老请求退休

【年谱记载，先生因为明年年满七十，起初怀疑自己还在罪籍中，不敢提出申请。接着因为还带有阶官，按义理应当交还官职，于是向建宁府具文申请，请求】

译保明上奏请求退休。这一年，在回复李季章的信中说：“亲友凋零，像蔡季通、吕子约都死在贬谪之地，让人痛心，更加没有活下去的兴致。所以珍惜这剩下的日子，只是为了所编撰的礼书，已经大致看到头绪，但未能完成。如果还能多活一年左右，每天把它完成，也可以闭目无憾了。”

译【文集·申建宁府乞保明致仕状》

淳熙五年乙未，七十岁，春三月，《楚辞集注》后语辨证完成。【文集《楚辞集注》序说：右边《楚辞集注》八卷，如今所校定的，其目录如上。大概自从屈原作《离骚》而南方各国尊崇它，名篇相继创作，统称为楚辞。大体上都效法屈原的意旨，而《离骚》最为深远。我曾私下议论，屈原为人，他的志向品行虽然有时过于中庸，不能作为效法的准则，但都出于忠君爱国的诚心。屈原著书，他的言辞虽然有时流于跌宕怪异、怨恨激愤，不能作为训诫，但都产生于缠绵悱恻、悲悯伤痛而不能自抑的至诚之意。虽然他不知道向北方学习以求周公、孔子的正道，而独自驰骋于变风变雅的末流，因此醇儒庄士有时以提及他为羞耻。然而假使世上那些被放逐的大臣、被屏弃的子女、怨恨的妻子、离去的妇女，在下边含泪吟咏，而他们所依靠的人侥幸听到，那么在彼此之间，天性民彝的善端，难道不足以互相激发，从而增加三纲五典的重任吗？这就是我常常对屈原的话有所体味，而不敢直接把它当作词人的赋来看待的原因。然而自从屈原创作这些辞赋到汉代不久，解说者就已经失去了其中的旨趣，比如太史公大概未能避免，而刘安、班固、贾逵的书，世上又不再流传。到了隋唐间作训解的，还有五六家，又有僧人道骞，能读楚声，如今也散失不再存在，没有可以用来验证他们学说得失的依据。而只有东京王逸的章句与近世洪兴祖的补注并行于世，它们在训诂名物方面已经详细了。但是王书所取舍的内容，以及它与题号离合之间，多有可议论之处，而洪兴祖都不能有所纠正。至于其中的大义，则又都不曾深入反复，嗟叹咏歌，去探寻其文词指意所出的本源，而急于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行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因此有的因迂腐滞涩而远离性情，有的因迫切而损害义理。使得屈原当年抑郁而不能伸张的，又在后世晦暗不明而不被昭雪。我对此更加有所感慨。在疾病呻吟的闲暇，姑且依据旧本，粗略加以概括，定为《集注》八卷，希望读者能够见到千年之上的古人，死者可以复生，又足以知道千年之下有了解我的人，而不遗憾后来者听不到我的声音。唉，这哪里是容易跟俗人说的呢】

夏四月，有诏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受任命并上谢表。

【文集乞致仕状 致仕谢表】

开始穿着平民服装接见客人。

【年谱坐位榜略说：荥阳吕公曾说，京洛地区致仕的官员与人交往，都以闲居时穿平民服装为礼，而感叹外郡有时不能这样，他的用意很深了。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起凉衫，自然不算简慢。它所方便的，只是取束带足以表示礼节，解带足以安居罢了。并且让穷乡僻壤的县邑得以见到祖宗盛世时京都的旧俗，它的美好如此，也是补助风化教化的一方面啊】

淳熙六年庚申，七十一岁，春，正月，作《聚星亭赞》。

【年谱考亭陈氏原有离榭，名叫聚星亭，到这时重新修缮。先生为本原，陈氏将事迹画在屏风上，先生为之作赞。末尾说：杨脩依附曹操，群也忘记汉室，守成之难，古今所叹。又说：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课忠责孝，独概余衷。你们百官窥临，镜考毋怠。开国承家，永远奉行明戒。先生的用意很深啊】

【文集聚星亭赞】

三月辛酉日修改《大学》诚意章。

【三月初，先生病已很重，仍然修书不停。夜里给诸生讲论，多到半夜。并且说：“为学的关键，只在于事事审慎探求其是，坚决去除其非。积累久了，心与理合一，自然所发出的都无私曲。圣人应对万事，天地生成万物，直而已矣。”这天，修改《大学》诚意章。午后突然腹泻，不能起身，随即进入内室。从此不能再出来，下楼】

甲子日先生去世。

【年谱】前夜癸亥日，精舍诸生入内问疾。先生起坐说：“耽误各位远来，但道理也不过如此，只是互相倡导下坚苦工夫，牢固着足，才有进步处。”诸生退下。先生于是写三封信：一给儿子朱在，让他早点回来收拾遗文；一给黄榦，让他收集礼书底本补缉而成，那本书界行开具逐项合修条目，并且封一卷去作为样式；一给范念德，托付抄写礼书。甲子日，即命令移寝中堂。黎明，诸生再次入内问疾，于是请求说：“先生的病危了，万一不讳，应当用书仪吗？”先生说：“疏略。”那么应当用仪礼吗？于是点头。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享年七十一岁。送终诸礼，都遵照遗训。这天大风拔木，洪水崩山，哲人的枯萎，难道是小变故吗？黎明，诸生再次入内问疾，于是请求说：‘先生的病危了，万一不讳，应当用书仪吗？’先生摇头。那么应当用仪礼吗？也摇头。那么用仪礼、书仪参用吗？于是点头。行状：先生病且危，手写信嘱咐其子朱在与门人范念德、黄榦，尤拳拳以勉学及修正”

译留下书信作为遗言。第二天早晨，侍奉先生病榻的门人请教（治学之道）。先生说：“坚苦。”问起司马光《书仪》中的丧礼，先生说：“疏略。”问起《仪礼》，先生点头表示认可。不久，先生端正坐姿，整理好冠帽衣冠，靠着枕头去世了。负责办理丧事的门人，完全按照《仪礼》行事，而讣告所到之处，跟随学习的学生以及闻风仰慕道义的人，无不互相设位聚集痛哭，虽然禁令严厉，也无所避忌。

蔡沈《梦奠记》记载：庆元庚申年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派叶味道来约我（蔡沈），让我下考亭，当晚我就和叶味道来到先生侍立之处。这夜，先生为我讲解《书集传》数十条，以及当时时事非常详尽。精舍的学生都在场，四更天才退去，只有我宿在楼下书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修改《书集传》两章，又贴补修订《稽古录》一段。这夜讲解书籍数十条。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楼下商量在门前洲上建造小亭。先生亲自到溪岸查看，陈履道带着酒在新筑的亭基上饮酒。当时溪东山听到野兽叫声非常奇异，在座的乡里人说：前后如此，乡里往往有丧祸，但声音从未像这样雄壮。这夜讲解书籍直到《太极图说》。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楼下，肠胃轻微腹泻。县令张揆来拜访并有所馈赠，先生推辞了，说知县如果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惠，张揆借重当时权相的势力，凶焰可畏，百姓深受其苦。这夜讲解《西铭》，又说治学的关键，在于每件事都审慎探求其正确，坚决去除其错误，积累日久，心与理合一，自然发出的都是无私曲。圣人应对万事，天地生成万物，只是直而已。初六日辛酉，修改《大学》诚意章，让詹淳縢抄写，又修改几个字，又修订《楚辞》一段。午后严重腹泻，随即进入内室，从此不能再出来到楼下书院了。初七日壬戌，先生肠胃严重虚弱，刘文之埜从五夫归来。初八日癸亥，精舍的学生来问病，先生起身坐着说：“耽误各位学生远道而来，但道理只是这样，只是大家倡导做些坚苦的功夫，必须牢固脚力，才有进步的地方。”当时在座的有林子武、夔孙、陈器之、陈埴、叶味道、贺孙、徐居父、徐宇方伯、徐起、刘择之、刘成道、赵惟夫、范益之、范元裕以及我（蔡沈）。先生看着我（蔡沈）说：“我与先父病势一般，决不能起。”我回答说：“先父病了两个月多，先生才感到肠胃痛苦，但老人身体气力容易虚弱，不可不紧急治疗。大概先生病实在与先父相似，上面极热挥扇不停，下面极冷腹泻不止。先父起初也因疟疾结聚，服用神功九导致肠胃动荡，舂陵病危时曾作先生书及此故也。”学生们退下后，先生写范伯崇念德书，托付写礼书，并且为长孙择配，又写黄直卿榦书，让他收集礼书底本补葺完成，又写敬之在书，让他早点回来收拾文字，并且叹息说：“这么多年父子竟然来不及相见。”半夜，让我检查巢氏《病源》，刘择之说：“待制脉绝已经三天了，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晓。”初九日甲子，五更，让我到卧室内，先生坐在床上，我侍立，先生用手拉我的衣服让我坐下，像有什么想说的却不说，过了很久。医生诸葛德裕来，让他不要说话，用治命移寝中堂。天亮，精舍的学生又来问病，叶味道说：“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如何？”先生摇头。范益之说：“用《仪礼》如何？”先生又摇头。我说：“《仪礼》《书仪》参用如何？”先生点头同意，但不能说话，意思想要笔写示左右，用手版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一样，但力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失误触巾目，我纠正之。学生们退下，我坐首边，范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是午初刻也。是日大风破屋，左右梧桐等大树皆拔。未几，洪水山皆崩陷，这大概就是所谓山颓木坏吧？呜呼痛哉！先生连年脚气，自入春来尤其严重，因足弱气痁，步履既艰，刺痛更甚。服药不效。先生对我说：“脚气发作异于常年，精神顿坏，自觉不能长存。”闰二月，俞倅梦达闻中从邵武到延平，过考亭，推荐医生张修之。张来到，说须略用攻治法，去其壅滞，方得气脉搏通。先生起初为难，以此问刘择之。择之大概素来主张不可攻治，叩其用药，择之说：“治粗人病尔，此岂所宜？”张执甚力，择之不能屈。先生也念此病恐前后医者只养得住，遂用其药用。初制黄芪、罂粟壳等服之，小效。继用巴豆、三稜、莪术等药，觉气快足轻，向时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既而大腑又秘结，先生再服温脾丸数粒，脏腑通而泄泻不止矣，黄芽岁丹作大剂投之，皆不效，遂致大故。呜呼痛哉！先君殁于舂陵时，对我说：“先生老矣，汝归终事之。”未逾年，先生亦殁，数奇命薄，学未有闻，而父师俱往，怀无涯之悲，饮终

译上天的怨恨，几乎让人窘迫困苦以至于死去啊！唉，多么悲痛啊！武夷蔡沈在《与黄直卿书》中说：“三月八日，熹启。收到回信，知道您已到三山，一路平安快乐，又知道您传授学问的次第，人们更加信任向往。您所示的告文、规约都很好，深深感到欣慰。现在想必伦理更加成就，凡事更应加倍努力。我们道统的寄托就在您这里，我便没有遗憾了。我衰病本来稍有好转之意，因为俞梦达推荐了一位张医生来，用硇砂、巴豆等药攻治，病情于是大变。这两天更加严重，恐怕难以支撑。我的泰儿又远在千里之外，诸事无处托付，极为烦乱。凡事已定，只能安心接受罢了。日后您的子子孙孙，切望直卿一一推诚尽力给予教诲，使他们不成为门户的羞辱。至祝至祝！”不礼貌的书信，现在拿来使用。履之不来，也无济于事，无人商量，可以让他回复。可以暂且到直卿处节制哀痛，像向来丧礼的详略都已得当了。臣礼一篇连同旧本，现在先附上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参考条例。依次修成后从各处借来，可以校对成两个版本，行道大小都附去，纸张各干番可以收存。谦之公，大概各自烦请致意。没想到竟成永别，各自希望珍重。仁卿尚未动身，也请致意。病中昏沉且疲倦，写字不成。心中千万思绪，徒然凄惨黯淡，不再详述。

译【年谱】先生闲居在家，天不亮就起床，穿着深衣，衣带整齐，脚穿方头鞋，在家庙中拜祭祖先，以及先圣孔子。退下来坐在书房里，几案必定端正，书籍和器物必定整齐。他饮食时，羹汤和饭食排列有固定的位置，汤匙和筷子的拿放有固定的处所。疲倦休息时，闭目端坐；休息完毕起身时，步伐整齐，缓缓而行。半夜才睡觉，睡醒后，就抱着被子坐着，有时直到天亮。他的神色庄重，言语严厉，行动舒缓而恭敬，坐姿端正而挺直。威仪举止的准则，从年轻到年老，严寒酷暑，匆忙困顿之时，不曾有一刻离开。平时忧思恳切，没有一个念头不在国家，听到时政的缺失，就忧愁有不高兴的神色；谈到国势未能振兴，就感慨以至于流泪。然而他从年轻时就把振兴儒学作为自己的责任，低头勤勉，不知老之将至，好像不屑于这个世俗。等到他出仕侍奉君主，就竭尽忠诚，不顾自身；推而至于治理百姓，就消除他们的疾苦并端正风俗，没有不想让自己的道得以实行的。虽然得到君主的赏识，但不被奸邪之人所容，所以从开始做官直到临终，五十年间，历经四朝，在外做官仅仅九次考核，在朝廷任职只有四十天而已。这难道不是上天要让先生继承往圣的道统，唤醒后世的迷误，所以在那方面吝啬而在这一方面厚待他吗？

【行状】先生平时忧思恳切，没有一个念头不在国家，听到当时政治的缺失，就忧愁有不高兴的神色；谈到国势的未能振兴，就感慨以至于流泪。然而他恪守难以进用的礼节，那么一次官职的任命必定上章极力推辞；厉行容易退隐的节操，那么一句话不合必定带着自身迅速离去。他侍奉君主不贬低道义来谋求进用，他爱护百姓不迎合世俗来苟且安身，所以他在世上动辄格格不入。从开始做官直到临终，五十年间，历经四朝的，在外做官仅仅九次考核，在朝廷任职四十天。道难以实行就是这样，然而继承道统，确立做人的准则，成为万世的宗师，就不因被任用或废弃而有所增减。

冬天，十一月，壬申日，先生在建阳县唐石里的大林谷去世。

【年谱】防备的人几乎有几千。先生去世后将要下葬，进言的人说四方伪徒期望防备护送伪师的灵柩，防备聚集之间，不是妄谈当时人的短长，就是谬议时政，得到失望，命令守臣约束，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勉斋先生作行状说：自从韦斋先生得到中原文献的传承，听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留的意旨，每天诵读《大学》《中庸》，在致知诚意上下功夫。先生早年就知道他的学说，而且心里喜好。韦斋病重将死，嘱托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是我的朋友，学问有渊源，我所敬畏。我如果死了，你去侍奉他们。并且只听他们的话，那么我死就没有遗憾了。”先生成年后就奉告三位君子，并向他们求学。当时十四岁，慨然有求道的志向，广泛寻求经传，遍交当世有见识的人士，即使是佛老之学，也一定要探究其归宿趣味，订正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师从豫章罗先生，罗先生师从龟山杨先生。延平与韦斋是同门朋友。先生从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跟随他。延平称赞他说：“乐善好义，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又说：“聪明过人，努力实行令人敬畏。”他所讨论辩难体认切中要害，从此跟随游历多年，精思实体，而学问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厚了。他的做学问，穷究事理以推致知识，反躬自省以实践真实。居敬，是用来完成始终的。认为致知如果不以敬，就会昏惑纷扰，无法察知义理的归宿；躬行如果不以敬，就会怠惰放肆，无法实现义理的真实。持敬的方法，没有比专一更重要的。既写箴言来自我警示，又把它写下来，认为小学、大学都根本于此。严肃端正地坐在一间屋子里，讨论训典，不曾稍停。从我一心一身，到万事万物，没有不有理存在的。这颗心在斋庄静一之中，在学问思辨之际穷究此理，都能看见它应当如此而不能停止，以及它之所以如此而不可改变。然而扩充其知识并见于行动的，不曾不反求于自身。在不看不听之前，所以戒惧的更加严格恭敬；在细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的更加精微严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已接而品节不差，没有容得下人欲的私心，而有以保全天理的正道。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的正统就在这里了。他的道，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受阴阳五行之气而生，那么太极之理各自具备其中。天所赋予为命，人所接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体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之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之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满宇宙，没有一息的间断，没有一毫的空缺，没有不分析极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合之尽其广大而无余。先生对于道，可以说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问于圣贤而没有疑问了。所以他得之于己而为德，以一心而尽造化之

译原，穷尽性情的奥妙，通达圣贤的蕴藏，以一身体现天地的运行，具备万物的道理，承担纲常的责任。明察足以洞察细微，刚强足以承担重任，〇足以成就广博，坚毅足以穷尽常道。其内心存养虚静，其外在发动果决确切，其运用应对事物而不穷尽，其坚守经历变故和险境而不改变，本末精粗没有遗漏，表里始终没有差异。至于他修养深厚积累深厚，矜持变得纯熟，严厉变得和平，心不需要刻意操持而自然存养，义不需要刻意探求而自然精微，还认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常歉然有不足之意，大概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停止的，而不是后学所能揣测议论的。他可见的行为，修身方面，神色庄重，言语严厉，行为舒缓而恭敬，坐姿端正而挺直，闲居时天未亮就起床，穿着深衣戴着幅巾，穿着方履在家庙和先圣前拜祭，退到书室坐下，几案一定端正，书籍器物一定整齐。饮食方面，羹汤饭菜行列有固定位置，七种餐具举动有固定处所，疲倦休息时，闭目端坐，休息起来时，整步徐行。半夜睡觉，睡醒后，就拥着被子坐着，有时直到天亮，威仪容止之间，从少到老，严寒酷暑，仓促颠沛，没有片刻离开。在家方面，侍奉双亲极其孝顺，抚育下属极其慈爱，闺庭之间，内外井然有序，恩义深厚，和悦的样子。祭祀方面，事情无论大小，一定诚敬，稍有不合礼仪就整天不快乐，祭祀完毕没有连礼就油然而喜。死丧之际，哀戚备至，饮食丧服各符合其情，宾客往来无不接待，称量家有无，常常在亲友间尽其欢心，虽然疏远一定在乡里表达爱意，虽然微贱一定表达恭敬，吉凶庆吊礼仪没有遗漏，赒济慰问恩惠没有缺失。他自我奉养，衣服只求蔽体，食物只求充腹，居处只求足以遮挡风雨，别人不能忍受，而他处之裕如。至于他施于事业，州县的设施，立朝的言论，经纶规画，正大宏伟，也可以概见。虽然通达而行道，不能施于一时，但退而明道，足以〇之万代。说圣贤道统的〇散在方册，圣经的宗旨不明，那么道统的〇开始晦暗。于是竭尽精力，以研究穷尽圣贤的经训，对于《大学》《中庸》，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鲜明复明；对于《论语》《孟子》，深原其当时问答之意，使读而味之的人，如亲见圣贤而面命。对于《易》与《诗》，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在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〇注释，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的，已经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所遗漏。至于一个字未安，一个词未备，也一定沉潜反复，有时达旦不寐，有时累日不倦，一定求至当而后已。所以章旨字义，至微至细，没有不理明词顺，易知易行的。对于《书》则怀疑今文的艰涩反不如古文的平易；对于《春秋》则怀疑圣心的正大，决不类〇注释的穿凿；对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记独存；对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无据。是数经者，也曾经讨论本末，虽然未能着为成书，但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至于历代史记，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编年的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烦，目张而不乱，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数家珍。周程张邵的书，所以继承孔孟道统的〇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章，先生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间。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边际，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含，不至于湮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深浅，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于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的，也一定研究穷尽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菜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于与之友；至于或识见少异，也一定讲磨辨难。以一其归，至于求道而过的人，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假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抛弃经典，猖狂呶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越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的私，二说并立，高者防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害岂浅浅哉？先生力排之，使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他。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认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絜领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

译杨氏融会贯通，穷尽了《中庸》的宗旨意趣，然而如果不将这种极致发挥于《中庸》，又怎能确立根本的大道，治理重大的纲常，从而遍读天下的书籍，议论天下的事务呢？他对于读书，必定要求辨析语音训释，校正章节句读，玩味文辞，探求义理，精深地研究思考以探究那些难以知晓的地方，平和心态、舒缓气息以聆听自己内心的领悟，然而为了自身切实地务实，辨别义与利，不自我欺骗，谨慎独处时的警戒，未曾不多次强调这些。大概也是希望学者穷究事理、反省自身，并以恭敬之心持守。跟随学习的士人轮流诵读所学，用来质疑心中的疑惑，如果有意思未能明白的地方，他就委婉曲折地告知，从未感到疲倦；如果提问不够切中要害，他就反复告诫，从未有所隐瞒。致力于学习且笃实，喜悦就表现在言语上；进益道义艰难，忧虑就显露在神色上。讲论经典，商讨古今，往往直到半夜，虽然疾病缠身、身体衰败，但等到学生前来问难辨析，便仿佛沉疴离去身体一般轻松，一天不讲学就惶恐不安，常常以此为忧。他的教化近者归附、远者来向，从川蜀地区的文辞风尚，流传到海外，甚至夷狄之人，也仰慕他的道义，私下询问他的起居情况。穷乡僻壤晚出的人才，家中收藏他的书籍，私下向他学习的人不可胜数。先生去世后，学者传播他的著作，信奉他的道义的人更加众多，这也足以看出理义对人的感化是很深的。继承往圣将断绝的遗绪，开启前贤未阐发的奥妙，辨别诸儒的得失，驳斥异端的讹误谬论，阐明天理，端正人心，事业的宏大，又有谁能超过这个呢？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军事谋略，也都深入探究其幽深精微之处；文章辞藻、书法字画，是骚人墨客、才子学士耗费精神、常感困难的领域，到了先生这里，未曾刻意用心，却也都符合规范，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这难道不是天赋资质不同、治学笃实，怎么能事事、物物都合乎道理，各达极致呢？学业修明而道义确立，德行成就而行为尊贵，体现在事业上的又是如此。秦汉以来，迂腐的儒生和偏颇的学问，已经不足以望其项背，而近代诸儒，有志于学习孔孟、周程之学的，又怎能进入他们的境界呢？唉！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辅助文化，特意降生哲人，以光大此道的缘故。我私下听说，道的正统，等待人然后才能传承。自周代以来，承担传道的责任，得到正统的不过数人，而能使此道显著彰明的，仅有一二人罢了。从孔子之后，曾子、子思继承其微言，到孟子才开始显著。从孟子之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继承其绝学，到先生才开始显著。大概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孔孟的门徒所以推明此道的，既已像灰烬般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穿凿附会，而微言大义几乎断绝了。周、程、张子崛起于文化湮没阻塞之余，人心败坏之后，扶持建立，其功绩伟大。不到百年，驳杂混乱尤其严重，先生出现，自从周代以来相传的道，一旦豁然开朗，如同日月当空，清晰呈现，那么摘取他的言行，又怎能简略呢？而又私下认为，道统显著的人，最终要等待懂得德行的人来考证。

译【果斋李氏说】先生所达到的道的极致，探究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原因，没有别的，也只是说：以主敬来确立根本，以穷理来推致知识，以反躬来践行实际，而“敬”又贯通在这三者之间，是成就开端与终结的关键。所以他确立“敬”时，专一内心以制约外在，整齐外在以涵养内心；内心没有杂念、没有旁骛，寂静不动，作为应对万事万变的主体；外在则庄重严肃，整天如同面对神明，以此来保全巩固心中所存守的东西。等到时间久了，静时虚灵、动时正直，内心专一、外在与内心融合，人们看不出他持守的用力之处，这就是笃敬的效验。他穷究事理时，虚心平气，逐字寻求训诂，逐句探求旨意，前面的没有理解就不敢求后面的，这个没有通晓就不敢志在别的，使得意思确定、道理明白，而没有浮躁轻率、越级求进的祸患；心思专一、思虑纯一，而没有贪多求快的弊病。开始通过熟读，使书中的言语都好像出自自己之口；接着通过精思，使书中的意旨都好像出自自己之心；从表面探究到内里，从支流追溯到源头，探求其精微之处如同辨别黑白，辨析其细节如同数清一二，又反复涵泳体会，切身考察体认，一定要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充沛地像河海浸润、膏泽滋润，豁然永远释然，怡然理顺，这才算有所心得。如果树立论点来驱使率领，对圣人的言论穿凿附会以求新奇见解，或者援引经义来互相纠缠纷乱，或者假借名义来互相混淆迷惑，粗心浮气，意象匆匆，常常好像有所迫逐，而没有曾经徘徊顾恋，如不忍离去，以等待融会贯通的功效，这深深被认为是求学者的重大弊病，不痛下决心断绝这种弊病，就终究没有进入德行的期望。大概从孔孟以来的一千五百年间，读书的人很多了，没有穷究事理像这样精深的。他反躬自省时，在未见未闻之前，用来戒慎恐惧的越是严格越是恭敬；在隐微幽独之际，用来省察克治的越是精细越是严密；思虑没有萌生而知觉不昏暗，事物已经接触而品节没有差错；视听言动，不合礼的不做；“意必固我”与行为痕迹一起消亡，没有地方容纳人欲的私心，而得以保全天理的正道。大概言语沉默、行动作为的时候，周旋出入的瞬间，没有哪里不是这道流行的。把这三者合而为一以贯通它们，只有“敬”吗？先生天资英伟超迈，看待世俗所看重的东西不过像草芥一样，潇洒地独自与道相伴，卓然地独自与道而立，本来就已经远远超出众物之上，等到他道理明白、义理精微，修养深厚、积累盛大，充实成为德行，发显成为事业，人们看他，只见他浑灏磅礴，不可测度，而不知道造就他的是谁。即使是门人弟子亲近受教很久，本来也无法形容他。姑且用管中窥豹、以蠡测海的方式来说，那么他具备在身上的，神色庄重，言语严厉，行为舒缓而恭敬，坐姿端正而挺直。他闲居时，天没亮就起床，戴幅巾、系大带，穿方履在家庙拜祭祖先以及先圣。退下来坐在桌案前，一定摆正书籍器物，一定整理饮食；羹汤饭菜行列有固定位置，勺子筷子拿取有固定处所。疲倦休息时，闭目端坐；休息起来时，整步徐行。半夜睡觉，睡醒后，就抱着被子坐着，有时直到天亮。威仪容止的准则，从少到老，严寒酷暑，仓促困顿，没有片刻离开。在家行事，侍奉双亲极其孝顺，抚慰下属极其慈爱。内室外庭之间，内外分明，恩情义理深厚，和悦融洽。他祭祀时，事情无论大小，一定真诚恭敬，稍微不合礼仪，就整天不高兴。祭祀完毕没有违背礼制，就安然自在。死丧之际，哀痛悲伤完备周到，饮食丧服，各自符合情理。宾客往来，无不接待，根据家境有无，常在亲友中尽欢。即使是疏远的人，一定把爱心施予乡里；即使是微贱的人，一定把恭敬施予。吉凶庆吊，礼仪没有遗漏；赈济慰问，恩惠没有缺失。他自我供养，衣服只求蔽体，食物只求饱腹，居住只求足以遮风挡雨。别人不能忍受，而他处之泰然。至于入朝侍奉君主，就一定想着让君主像尧舜；出外治理百姓，就一定想要让百姓像尧舜。言论风尚所引导的，政教条令所颁布的，本来都可以作为世间的法则。而他考察先圣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百世等待圣人而不疑惑，是因为他订正群书，确立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遵循，以进入尧舜之道。这是他功业中尤其彰明显著的。《论语》《孟子》两本书，世人诵读学习，为它们作解说的人也很多，但分析事理不精，解释言语不备。《大学》《中庸》到程子才开始表彰它们，然而《大学》次序不伦，缺漏没有补全；《中庸》虽然是完整篇章，但章句浑沦，读者也不知道其条理清晰的样子。先生搜集辑录先儒的学说，而用自己的意见判断，分类区分，文从字顺，巧妙把握圣人的本意，昭示这道的主旨。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确立规模，接着读《论语》《孟子》以穷尽其蕴奥，然后归结于《中庸》。尺度权衡既然确定，由此来穷究诸经，订正群史，以及百世之书，那么就没有事理不可精研，没有事情不可处理的了。又曾编纂《小学》，使学者得以先端正其操守品行；编纂《近思录》，使学者得以先认识其门径；作为四书的羽翼以相辅佐。大概这六本书，是学者的饮食衣被，准绳

译规矩，不可以片刻背离。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这句话。他在《周易》方面，推究卦象的本体，辨析三位圣人的防范之意，归于专主占卜，而实际上概括了万般变化，以恢复洁净精微的旧貌。他在《诗经》方面，深入玩味辞藻语气，从而获得诗人的本意，全部删削小序，以破除后世儒者的臆测妄言，凡是关于美刺的妄说，全都加以删削，以恢复温柔敦厚的教化。他在《礼》方面，则以《仪礼》为经，而选取《礼记》及诸经史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本文之下，具备例证、注疏诸儒的说法，补其缺漏而分析其疑晦。虽然书未能完成，但宏大的纲要，本来已经举出了。他说《尚书》出于口授的多艰涩，得于壁藏的反平易，学者应当在平易处沉潜反复，而不必在艰涩处穿凿附会。他说《春秋》的正义，阐明大道、尊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是其大义，而以爵位、氏、名、字、日月、土地作为褒贬的条例。如果像法家那样深刻，乃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他说《周官》遍布周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学者既然通晓四子，又读一经而学习，那么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思考就超过一半了。他说《通鉴》编年的体例近古，因此就绳墨防牍的方法，以纲提其要，以目纪其详，纲领仿效《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条目仿效左氏而稽合诸儒的精髓，褒贬大义，凛然如烈日秋霜，而繁简相发，又足以作为史家的规范。他说诸子百家，其言论多违背圣人，唯独韩愈论性专指五常，最为得法，因此为他考订其集子的同异，以流传于世。而屈原忠愤千古无人明白，也颇为阐发其意。乐律久已失传，清浊无据，也曾讨论本末，探测幽微，虽然未能著成书，但其大旨本来已经独自获得了。至于分析世俗学问的谬误，辨明异教的错误，摧毁其巢穴，砭治其隐微，使学者遵循大中至正的准则，而不跌入荆棘陷阱之中，摧陷肃清的功绩，本来不是近世诸儒所能比拟万一的。自从夫子在洙泗设教，以博文约礼，传授给颜回、曾子。思孟相与守护，未曾失坠。其后正学失传，士人各自以意为学。那些追求广博的人，既以闻见积累自矜，而流入泛滥驳杂的归宿；那些溺于捷径简约的人，又说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而陷入旷荡空虚的境地。学者虽然知道所传的，也有的喜欢持敬的简约，而畏惧观理的烦琐。先生身任道统，而广泛阅览载籍。先秦古书，已经加以考索；历代史记，国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学士的作品，无不遍观。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考察其实用，而剪其烦芜。参伍辨证，以扶持经训，而诘问其舛差，秋毫不得遁匿。数千年间，世道学术，议论文章的变化，都好像亲身经历过其间，而耳接目睹。大本大根，固已上达；至于枝枝叶叶，散殊也都随其所至，究其穷尽，条分缕析，经纬万端，本末巨细，包罗万象，无所遗漏。所以所解释的诸书，都有依据，不做臆度料想之说。外至文章字画，也都高绝一世。大概其包涵停蓄，溥博渊泉，所以其输出者自然如此无穷。学者据经辨疑，随问随析，都极其精要。闲暇时辨难古今，其应答如响，愈扣愈深，娓娓不绝。等到详细品味而细察之，则刚刚融贯于一理而已。曾经有言说：学者望道未见，固必即书以穷理；如果有见，也应当考诸书有所证验，而后实有所裨益而后安，不然则德孤而与枯槁寂灭者无异了。潜心大业，何有哉？况且自从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此心的，惟有书耳。说可以凌轹经传，遽指为糟粕，而不观看吗？要在以心体之，以身践之，而不要以空言视之而已。以此存心，以此克己，仁岂远乎？至于晚年，德尊言立，还以义理无穷，岁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来，博文约理，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矣。先生教人规模广大，而科级甚严，循序渐进，不容躐等凌节而进。至于切身务实，辨别义利，不要自欺，谨其独的告诫，未曾不丁宁恳到，提耳而极言。每诵南轩张公“无所为而然”的话，必三叹。学者，即其所诵而质其疑。意有不明，则委曲告之，而未曾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曾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憂形于色。讲论商略，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到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晚见诸生纠缠于文义之间，深虑斯道之无传。开始颇指示本体，使深思而自得之。其对学者的期望更加迫切了。呜呼！道之在天下，

译从未丧失过。然而统绪的传承，如果不得其人，就不能参与其中。自从孟子去世，一千多年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才出现。经历的时间还不长，逐渐失去了真义。等到先生出现，才汇合了濂溪、洛学的正统，继承了邹鲁（孟子）中断的学术脉络。前代圣人和后世贤人的道理，全面完备，这也可以说是兴盛了。大概从前，《易经》历经三个时代而混杂于八索之中，《诗》《书》烦乱，《礼》《乐》散失，没有人能够成就它。孔子于是为之作赞、定本、删削、订正，又作《春秋》。六经才开始完备，成为万世道德的宗主。秦朝焚书之后，六经已经残缺不全，各位儒生各自凭自己的见解妄加穿凿附会，没有真正懂得道的人。周敦颐、二程、张载的道已经显明，但在经典文字上来不及厘清订正，一时跟随学习的士人，有的不明白其宗旨，背离正道而陷入异端的也有。先生于是考证订正错误谬误，探索深奥精微之处，总领编纂大典，确立一家的学说。上承古代典籍的纯粹内容，下采近世的文献资料，集其大成，以确立万世的法则。然后这道才大大显明，如同太阳当空，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见。孔子的经典因先生而得到订正，孔子的道因先生而得到阐明。使行将坠落的文脉重新兴起，使后代子孙永远觉醒。即使与天地一同衰败，也是可以的。

译朱子年谱卷四

<史部，传记类，名人之属，朱子年谱__朱子年谱考异>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年谱考异卷一

宝应王懋竑撰

【洪迈所编年谱记载：朱子名熹，字元晦，又字仲晦，祖籍徽州婺源人。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寄居的房舍。起初居住在崇安五夫里，将所居处的厅堂题匾为“紫阳书堂”。徽州有紫阳山，韦斋先生曾刻印章使用，题匾于厅堂，以标识故乡。又在天湖寒泉坞创建草堂，称为寒泉精舍。又在建阳芦峯的云谷创建草堂，题匾为晦庵，自称云谷老人，也称晦翁。又在武夷五曲结庐，称为武夷精舍。晚年在建阳考亭选址建房，建立沧洲精舍，自号沧洲病叟。后来又改号为遯翁。

去世时，享年七十一岁。官职做到朝奉大夫。朝廷追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号为文。追封徽国公，配享孔子庙庭。本按：年谱始于李果斋先生，而洪迈本将此条列于年谱之首。洪迈本皆称先生，而此条独称朱子。且追封徽国公在绍定庚寅年，配享孔庙在淳祐辛丑年，距离朱子去世已四十年了。李果斋必定未能亲眼见到，这无疑是后人所增补的。今依李本删去，而附载于此。其中有讹误之处，都依据文集、行状加以改正。闽本也将此条列于后，且又有不同之处，今都略去，不再一一辩驳。按行状记载：字仲晦。本〇记载：字元晦，又字仲晦。考屏山先生所作的字辞，本云元晦。朱子为屏山遗帖作跋：“熹字元晦”，也是先生所命，并未说改字仲晦。只有《性理大全》所载字辞注云：“后来因为‘元’是四德之首，不敢当，改字仲晦。”这在文集、语录中都没有考证，不知其依据什么这样说。延平答问及张、吕、陆、陈等人的文集，称元晦，没有称仲晦的。而朱子文集在题跋自署，都称仲晦，没有称元晦的，这是参差错杂。怀疑《大全》注语也有来历。行状依据朱子自称、本〇，则兼考其他书籍，所以两者都保留。洪谱只依据行状，而没有涉及同异的原因，非常疏略，所以附记于此。又按闽本也记载：“后来因为‘元’是四德之首，不敢当改字仲晦。”怀疑年谱原本就有，这是《大全》所本。然而闽本新出，或者反而因为《大全》注而增入，也未可知。其记载字辞，比《大全》多十余语，又似乎别有所本，不是从《大全》采入的】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日，先生出生。

【按年谱，李本称朱子，洪迈本称先生。年谱是朱子门人李公晦方子所辑，自然应该称先生，李本大概是以意改的，定从洪迈本。按《迁墓记》记载：府君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任建州政和县尉。承事公去世，因贫困不能归葬，于是侨居该县。年谱记载：因方腊之乱不能归。方腊之乱在庚子年、辛丑年，承事公去世在乙巳年，那么方腊之乱早已平定，年谱有误。又吏部行状记载：授建州政和县尉，遭母丧，服丧期满，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以乙巳年计算，除服应当在丁未年，而靖康之变在四月，吏部已在尤溪，是吏部在丁未年三四月间除服即调任尤溪了。又考吏部与祝公的书信：已酉年十二月在建州代理职官，庚戌年正月放弃所代理的职务，携家眷寄居政和。五月初又携家眷南下南剑州进入尤溪，是在尤溪大约两年，随即去官，但未详何时。因为曾担任政和、尤溪两县县尉，所以往来其间而借馆居住。闽本记载：任尤溪任期届满，借馆郑氏之义斋而生文公，不符合事实。今定从李本、洪迈本，改“以方腊乱”句，而补“调尤溪县尉”于“尝侨寓”句之上，才算是符合事实。又考闽本所载《南溪精舍记》：郑氏号义斋，不是寓舍名。闽本“借馆郑氏之义斋”也错了。闽本年谱记载：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绍圣四年井中白气如虹，这一天韦斋公出生。文公曾说：“听说先君出生时井中有气如白虹，经日不散，因此命名虹井。”韦斋公曾作井铭，于是命名韦斋井。这一年井中紫气如云，三天后文公出生。略按：建炎四年正是干戈扰攘之时，尤溪距离婺源很远，即使故宅井有紫气，能得知吗？且说“三天后文公出生”，其为附会无疑。今从李本，删去闽本。又记载：文公面右有七颗黑痣，当时并称奇异，李本、洪迈本不载，今附见于此】

四年甲寅，五岁

【韦斋行状】这一年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不久遭母丧，服丧期满，授秘书省校书郎，升任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任司勋、吏部员外郎。按：遭母丧应当就在四年，服丧期满则在六年，到十年则出任饶州知州，乞求祠禄还家了。闽本年谱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