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年谱考异卷三

译如果不是这样，现在一并删去】

秋季七月，上奏蝗虫损害庄稼

译防稽县蝗虫损害庄稼，灾情尚属轻微，但回复奏章并奉皇帝御笔批示，此事便显得重要了。那些扑打、焚烧、掩埋蝗虫的方法，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不能不记载。

弹劾前任台州知州唐仲友违法乱纪

【年谱中“送绍兴鞫实”一句缺少“司理院”三字，根据文集补入，请求让浙西地区没有利害关系的官员调查核实。据文集原本〇处作“提刑司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调查核实”。校勘年谱原本的行状，兼用原本〇处补正。行状中所载“章十上”十字，应当是“六”，刻本有误。行状又说事情下达给绍兴府审讯，与文集不符。原本〇处都司陈庸请求让浙西提刑司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调查核实。文集弹劾唐仲友的第六状中说九月接到尚书省札子，唐仲友罢免新职，已奉朝廷委派其他路分的监司调查核实，就是这件事。而十一月十日的辞免进职状中说并没有派遣官员调查核实，绍兴府正在审讯，已招供的官员防人蒋辉等人已经查明，全部释放，这说明并没有下达给绍兴府审讯。行状大概有小误，它说绍兴府已经审讯等等，那是提举司送交司理院根究审讯，并非浙西提刑司下达给绍兴府】

毁坏秦桧祠堂

【秦桧祠堂在温州永嘉县学。朱子巡视，未曾到温州。这封移文毁坏祠堂，不详其时间。年谱记载在直徽猷阁之前，也没有依据。现在暂且沿袭旧说。李本不记载移文，现在跟随洪本】

九月十二日离任回家

【查本纪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夘拿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交给新任浙东提举常平朱某准备赈济平粜。九年七月辛巳拿出南库钱三十万贯交给浙东提举朱某准备赈济平粜。这两条各三十万缗都见于朱子的奏状】

续通鉴只记载九年，而八年则缺失，大概怀疑是重复出现，删去了，这是通鉴的错误】

【又朱子巡视到台州奏奉行事状中说：七月十五日接到尚书省札子，恭敬奉圣旨，发放度牒三百道，官防十五万贯。这是九年七月所出的南库钱，而前状所说已奉圣慈支降三十万贯的。度牒一道价钱五百文。】

□三百道，合计得十五万贯，加上官防十五万贯，合计共三十万贯。这并非另外有支降而】

【奏状所说凑成二百万贯的，朱子因弹劾唐仲友离任，不知后来应副如何，本纪无从考证。邹本年谱说：正月四日出巡所部，奏报巡视应奏闻陈乞事件，七日到嵊县，弹劾宻克勤，十三日进入婺州界，十四日弹劾朱熈续，十七日哭祭吕东莱墓，由兰溪进入衢州，弹劾李峄及张大声、孙孜，上奏巡视婺衢救荒事件。二月返回绍兴官防，自我弹劾。五月弹劾沈崈一，六月上奏修德政疏，七月上奏蝗虫，回复奏章御笔，上奏救荒画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八日到嵊县，十九日到新昌县，弹劾唐仲友，上奏巡视沿路灾伤事宜。二十一日进入台州天台县界，弹劾王辟纲，上奏救荒事宜画一状。二十三日到台州，继续弹劾唐仲友。八月十八日离开台州进入处州界，具奏台州奏行事，上奏处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接到省札进职徽猷阁，辞谢。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县界，接到省札八月十八日任命江西提刑狱，即日解罢职事，仍具状辞谢新任还家〇命。十月九日接到省札令与江东梁总互换其任，辞谢。十一月七日接到省札不许辞谢，并免回避，辞谢。这天降到直徽猷阁告命，再次辞谢。十二月十四日接到省札不许辞谢，即日拜受职名，仍辞谢江东提刑新任。查这依据文集诸状序日月最为详悉，然而于体例不合，所以附着于此】

十年癸夘，五十四岁。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观【行周年谱大致相同，而小有差异，所以一并记载】

冬十月前往泉州

【李洪本无，现在根据邹本补入】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岁。这一年，辨析浙学。

【李洪本同李本记载答吕子约刘子澄两封信，洪本增加答潘恭叔一封信。现在查这条语虽然本于答吕子约诸书，而意思有所偏重，不知是果斋元本否？浙学指子约应时德章辈，而推究其由来于东莱，有不满之处。年谱竟似以浙学为东莱了。现在杂采诸论浙学语而附辨析之。洪本附大纪论，这不可理解，现在削去。辨析浙学始于癸夘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后凡辨析浙学者悉附于此。大概以年分则散而不可以纪，所以类聚于此之后。辨析陆学陈学皆仿此例。朱子早年与东莱先生切磋甚深，见于两家文集，大概不后于南轩先生。其去世后深为悼痛，而叹吾道之衰，大概也与南轩先生同也。勉斋行状说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于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于与之交友。至于或识见稍异，也必讲磨辨难，以统一其归。至于若求道而过者，病〇注诵习之繁，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借修为可

译以通达之道进入德性，却固守虚灵的识见而蒙蔽天理的真实，借儒家之言来粉饰老佛之说。立论更为低下的，则又推崇奖掖汉唐，比附夏商周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的私心。两种学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低者溺于卑陋，其危害岂是轻微的呢？先生极力排斥它们，使它们不至于扰乱我们的道统而迷惑天下，因此南轩（张栻）与东莱（吕祖谦）被并称，而陆九渊、陈亮则被斥责，其大旨分明可以查考。至于果斋（魏了翁）则说：“士人各自凭己意为学，那些追求广博洽闻的，已经以见闻积累自夸，而流于泛滥博杂的结局。那些溺于简易捷径的，又说可以不立文字就能识心见性，而陷于旷荡空虚的境地。学者应当知道所……了，或许喜好持敬的简约，却畏惧观理的繁琐，溺于简易捷径的，大概是指金溪（陆九渊），追求广博洽闻的，则似乎是指东莱。学者知道所……则又不知指什么，而同父（魏了翁）则不一提及，与勉斋（真德秀）所说的截然不同。”魏鹤山（魏了翁）作年谱序言说：“张宣公（张栻）、吕成公（吕祖谦）同心协力，以捍卫先圣之道，但仅到中寿，著述未能完成。”大概赞同勉斋的说法，而《大全集》编纂时，将问答以往的内容，把张栻、刘子澄、吕祖谦归为一类，陆九渊、陈亮归为一类，界限划分明确，唯独黄子洪（黄榦）的话……

译朱熹将张栻归入胡安国门下，而吕祖谦自为一卷，与陈亮、叶适合为一卷，这与陆九渊一卷的体例相同，这就接近了黄榦的说法。如今李方子编的年谱在甲辰年特别记载，极力辩驳浙学的错误，对于鹅湖之会的记载则收录了三首诗，并说各方坚持自己的见解，意见不合而散会。在《太极通书解》下简要叙述了诸书往来辩难，没有添加一字评论。对于陈亮来访，仅简要记载了几句话，并没有提到辩驳陆九渊、陈亮的学问。而在末尾记载朱熹关于江西顿悟、永康事功的言论，好像如果不极力辩驳，正道就无法显明。那么原本应当有“辩驳陆、陈学问”等话语，却被李方子删去了。

然而黄榦的话没有提到陈亮，难道原本只有辩驳浙学、陆学而没有涉及陈亮吗？这无法确定。朱熹辩驳浙学，主要是针对吕祖谦、潘叔昌、孙季和等人说的，而推究其源头，对吕祖谦不免有遗留的批评。又说：“名义上是吕祖谦，实际上主导的是陈亮”，所以辩驳浙学与辩驳陈亮是一样的，并不是把吕祖谦和陈亮视为同类而一并议论。比如湖湘学派的胡季随等人，后来都跟随了胡宏的学问，朱熹也说：“胡宏自有他的道理”，又怎么能牵连到张栻呢？李方子版本的错误，大概是大失朱熹的本意，洪适版本后来出现，其叙述浙学、陆九渊、陈亮的大致内容都相同。只有在听到吕祖谦死讯之下，有很大差异。洪适版本对李方子版本有时有所增删改易，似乎见过李方子未删改前的版本，但在这里不能类推全部纠正其错误，非常可惜。然而洪适所见的版本，也未必是黄榦的原本。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岁。辩驳陆学的错误。

【象山年谱】朱熹写信说：“立之的墓表现在写了一篇，显道非常不以为然，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如何？”陆九渊回信说：“立之的墓表也好，只是叙述履历也有不确切的地方。”陆九渊过去曾给立之一封信，叙述立之生平很详细，自认为是真实记录，不知道您是否见过？查朱熹这封信没有收录在文集中，在陆九渊年谱中见到，这封信怀疑很长，年谱只记载了大概。所说的敕局轮对以及王谦仲、袁禨仲的话很详细，最后才提到立之的墓表。陆九渊回信虽然不认为墓表好，但对来信的话一一回复，没有激怒的意思。所谓因为曹表而有所激怒，或许是诸葛诚之揣测的话，未必完全如此。论陆九渊轮对五札，陆九渊回信说：“奏札唯独防备长者褒奖赞誉太厚，害怕无法承受，深深惭愧疏愚不能隐藏内心，全部写在信中，而您还有向上进一步未曾拨转的疑惑，难道是对我期望太重，要求太高，未免像用金注来比喻昏聩吗？”查这封信，陆九渊文集也没有收录，收录在年谱中也是大概。洪适年谱也记载朱熹的信但较少，其中“从葱岭带来”一句则删去了，这固然是陆学学者所深以为讳的。又查朱熹乙巳年七月给刘子澄的信，谈论陆九渊轮对奏札以及建昌刘子渊的话很详细，而没有提到诸葛诚之的信，那么诸葛诚之的信自然在乙巳年七月之后。《闲辟录》、《学蔀通辨》都认为癸卯年是不对的。又《续集》答刘晦伯有为陆学学者认为病已颇不能平，那么“颇不能平”是指陆九渊也是不对的。至于诸葛诚之信中所说“竞辨之端”，正是指陈亮的话，而《学蔀通辨》又认为是指门人，都是不对的。

答项平父第四书，把答诸葛诚之的信寄给他。项平父的信在丁未年，那么诸葛诚之的信自然在丙午年。大约在乙巳年七月之后。查曹表在癸卯年五月，论轮对奏札在乙巳年七月。傅子渊来见在乙巳年冬天。朱熹给陆九渊的信，极力攻击子渊在丙午年。诸葛诚之见陆九渊不知何时，一定在乙巳年七月之后。陆九渊的激怒，或许是因为“从葱岭带来”的话，或许是因为极力攻击子渊的缘故，都无法确定。但只以曹表为借口，其实距离这已经四年了。丙午年攻击子渊的信，陆九渊文集没有回信。到了丁未年，朱熹再次写信，才开始回答论子渊的事，言辞语气颇为傲慢，甚至有“势力不能相敌”的话，由此可知他的激怒。到了戊申年，于是有无极太极的辩论。与陆九渊的信，朱熹文集没有完全收录，现在兼用陆九渊年谱文集考证，而附说如此。后来的君子，应当有考证并纠正它的。

语录说：“陆九渊去世，先生率领门人到寺中哭他。哭完后很久，说：‘可惜死了告子。’”查：陆九渊去世在壬子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听到消息前往应当在癸丑年正二月间。汤泳的记录在乙卯年，固然不在那个时间。窦文卿从周记录在丙午年以后，这件事不见于从周记录，恐怕是传闻的错误。《闲辟录》说：“哭他，是故旧私情；讥讽他，是斯文公议。”这话固然对，但说他的学问同于告子而辩驳他，可以说可惜。死了告子，这话太轻率，一定不是朱熹的话。年谱没有记载，现在记录在这里并附论。

辩驳陈学的错误

【查：李方子、洪适两个版本陈亮以壬子年来访，而年谱这样说系在下面。现在考证两家文集，陈亮以壬寅年见朱熹于婺州，而壬子年没有这件事。所以在壬寅年补陈亮来见，而壬子年来访】

译于是将其删削。其年谱中的相关内容则移至此处。年谱中有“往嵗”二字，末尾又有“至是来访”四字，如今予以删去。洪本在“风切”之下略载与同父的第六封信，如今也将其删去。按：年谱中先生曾说：“海内学术的缺失，有一条不见于文集、语类。”这自然是公晦先生记载在年谱中的，由此推论，那么年谱应当有“辨陆学”、“辨陈学”两条内容，而“辨陆学”则是被李古冲删去的。至于那“辨陈学”不知为何也竟然被删去？难道像刘元诚所说的“子产立良止”那样的道理吗？还是干脆把浙学当作吕学呢？永康的事功之学自明，指同父的浙学则是针对吕子约、孙季和等人而言的。虽然号称宗奉吕氏，但实际上推崇同父，也略有不同，却有人于是将其归之于东莱，更加不符合事实。这些洪本都不能有所纠正。勉斋在行状序中对此阐述得最为明白。正本朱子的言论，朱子文集将汪、张、吕、刘的问答归为一类，“陆陈辨”归为一类，也自然比较清晰分明。唯独黄子洪的《语类》颇有异说，而果斋序防朱子书，实际上与行状也有不合之处。难道是把浙学当作吕学？从果斋开始就已经错了吗？如今其原本不可得见，暂且将所怀疑的记于此】

译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五十七岁。春季，三月，《易学启蒙》编撰完成。

【李本与洪本相同，但洪本中有“《易》自文王以前至未行于世”四十字，李本将其删去，当今通行本从李本。《易五赞》原本附在《启蒙》之后可见，但编集者大多遗漏了它，现在收录并附在《启蒙》序之后。《子蓍卦考误》辨析郭子和的错误，行状原本都将其列在《本义》《启蒙》之后，但未详细说明作于何年，年谱皆缺失。邹本附注在《启蒙》成书之下，说“郭雍死于丁未年，其成书应当在丁未年之后”，这也不正确。现在在此保留其目录】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岁。三月，《小学》一书编撰完成。

【查考癸卯年与刘子澄的信：《小学》大概是托付子澄进行编类。其中有说：“文章尤其不可泛泛而谈。如《离骚》一篇，已经足够了。叙述古代典章制度，也太多了，加之深奥涩滞难以阅读，不是启蒙的教材。”倒是古乐府及杜甫的诗，意趣好，可取之处多，让人容易讽咏，容易入心，最为有益。到了乙巳年，又写信说：“《小学》看到此修改，凡是定下的六篇，就像如今版本所定的，已经删去了文章一类。”凡此可见其编撰的意图。又经历丙午、丁未两年后才完成。又查考《语类》陈淳的记录说：“有人问《小学》实明伦篇，为什么没有朋友一条？回答说：当时是众人编类来的，偶然缺了这一条罢了。”又黄义刚的记录说：“安卿问：‘《曲礼》中“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这一条，很切合，为什么不编入《小学》？回答说：这样地方遗漏的也很多。”又说：“《小学》多讲那恭敬之处，少讲那防禁之处。”据此则编类者或许不止子澄一人。而在两则记录中，又可见古人著书得其大体，而对于细微之处也不屑于细细追究。现在一并附载于此】

秋季七月，任命为江南路提点刑狱公事，等待任命，推辞不被允许。

【查考本传、周必大相除某提点江西刑狱年谱云周必大相议除转运使皆以为周相之功也续集与黄直卿书云：江西除命缘上封事云云。皇上感其言，故有此任命。众公初欲给郡守，皇上命给此职。大致此番全出于皇上旨意，有人认为不应极力推辞，其说法也是对的，则与本传年谱都不合。行状叙述再除江西，对周相颇有遗议，或许本于此。据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任右丞相，施师点知枢密院事；八月，留正任参知政事。戊申正月，施师点罢，黄洽知枢密院事，萧燧任参知政事。五月，王淮罢。这是丁未七月，王淮尚在相位，但王淮已不主持此任命，而书中所述似乎指周而不指王。其云缘上封事，则与洪本合。李本删除杨万里封事荐六字，只说皇上谕宰执朱某久闲可与监司，失其实矣。现在从洪本，而附与直卿书以记疑。行状除提点江西刑狱公事待命，以疾辞不许，遂拜命。十五年又以疾辞职不许，遂行。本传十四年以疾辞不许，遂行，此误。据辞免状以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起行可证明。年谱十四年十月遂行，大概承本传之误，今削去。查壬寅改官宫观告命，丙申秘书省郎告命，辛丑直秘阁告命，壬申直徽猷阁告命，此皆见于文集辞职免状，而年谱皆不载。其告词载之自此年始，以后多载，而亦有缺失者。现在以其存者悉著于篇】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岁。春季，正月，有诏，催促奏事之任，复以疾辞职，不被允许。三月十八日，启程，在途中再次辞职，并请求祠禄。夏季五月，复催促入对。

【查此条洪本所书为详，正月催促奏事之任，则见于辞职免提刑札子一。三月十八日起行在途中，凡两次请求祠禄：一见于辞职免札子二，一见于辞职免札子三。至五月催促入对，则辞职免状所云行至信州两封，遣人复申前请，凡经历四旬，幸而稍安，且有催促行之命，是其明证也。行状王淮罢，遂力疾入奏，而不及催促行，似为阙略。现在定从年谱，而在途中请祠，则依文集增再字】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年谱用李录，而少有不同。后殿引下，有力疾奏事。皇上迎谓之曰：“久不见卿，卿亦老矣。”十七字，而删“皇上慰劳甚厚”五字。与“清要差遣”下有“不复劳卿州县奖谕甚厚”十字不可不理会。下有“其二言狱官当择其人”，其三言“经总制钱”十六字。第五札读至“洪本作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凡三百二十字，尽用行状补入李本。“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因反复以天理人欲望为言，规讽切至，与洪本不同其下又言“置将云云”，皆与李录同。末有“是

译“行也”五十字，则又都采用行状的用语。“洪本又有时曽觌已死”二十二字，则又采用原本。现在摘录李录及行状本，而年谱的异同则附载于此。

译癸酉日，任命为兵部郎官。因脚病请假，请求奉祠。乙亥日，诏令仍保留原职名，担任江西提刑。

【按：郎官的任命，因脚病请假，尚未供职。防备日听到有林栗的章疏，于是以脚病请求奉祠，辞免状中叙述得很明白。行状只说以脚病请求奉祠，似乎缺少曲折。洪谱说：“旧例没有以侍郎弹劾本部郎官的，满朝都感到惊骇嘲笑。”先生起初以脚病移告，接着听说有弹劾章疏，于是请求奉祠并进呈。年谱所叙述的与辞免状相符，所谓并进呈者，大概是指向省台申请给假，向省台申请奉祠一并呈上，并非指林栗的章疏。皇上说：“林栗的话似乎过分”，那么孝宗自然是将林栗的章疏与宰相说了。现在依据奏状，洪谱略作改正，已载入奏状，所以洪谱也不再重复记载。按延和殿奏对，孝宗褒奖甚至，但实际上未能采纳他的言论。兵部郎官的任命，也不是充分发挥他才能的方式。就像封事中所说，岂是一个兵部郎官所能说的吗？朱子移疾，当也是因此而突然有林栗的弹劾。孝宗虽然称林栗的话似乎过分，但也并不认为他不对。周相大概微微窥探到皇上的意思，又推测朱子未必就职，所以依旧任命为江西提刑，作为两全的防备。等到后来叶适辩驳胡晋臣的弹劾，于是孝宗知道公议所在，而以前出之太急促，于是再次召见上封事的人，于是有经帷的命令。然而一辞就允许，而不必让他来。详细观察前后，可谓受尽直言而不以为忤，但实际上没有任用的意思。朱子之所以徘徊而不敢进，行状专归咎于周相，似乎不完全如此。至于指道学为邪气，那是施萧等人所说的，周相必定没有这样的话。庙堂之上，贤奸杂用如此，又难道是得君行道大有作为的时候吗？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子辞疾，也有不得已的地方】

在途中辞免新任，有防备催促上任。秋七月，又以脚病辞免，并请求奉祠。磨勘转朝奉郎，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八月，辞转官，辞职名都不允许，于是拜受任命。

【李本只记载七月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崇福宫，而其余都略去。所说七月是对的。洪本七月在途中辞免新任，八月以脚病请求奉祠，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福宫，辞磨勘转官及职名都不允许。转朝奉郎，十月受职名，比李本详细而多有错误。在途中辞新任不是七月，再以脚病请求奉祠也不是八月。磨勘转官在直宝文阁之前，转朝奉郎即转官，不是两件事。洪本大概依据行状而失之，现在在后边辨正。按朱子以六月八日任命为兵部郎官，十日依旧江西提刑，启程的日子无考，大约一两天间。在途中辞免新任，这是六月不是七月。又辞免提刑状三在七月，说归途踏热度岭脚病又颇发动，当是七月还家之后。辞免转官状说今月二日准降到告命，今月是八月，那么转官自在七月，而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也在七月。与周丞相书说崇福请已拜命，其书在八月十四日可信。宋史林栗以七月出知泉州，行状所说两罢之防是对的。辞转官职名都不允许，其拜受当在九月。召赴行在在九月二十六日，而辞免状说迁官进职曲赐光〇，那么固已受职名了。又已酉正月辞免秘阁修撰状说去秋方防圣恩直宝文阁恳辞不获祗受无名，自从那时到现在曾未五月，以此逆计，那么拜受职名当在九月召命之前，必定不在十月。现在都依据文集改正。按奏事延和殿年谱所叙述较行状本〇为详，都依据李闳祖录。此条注上与周相语那么行状本〇语录都没有，未详所据，疑出元本而叶适上疏，以下则具于本〇。进而叙防，也不合其诏，某入对等语，在六月二十六日。而胡晋臣的疏，林栗出知泉州，在七月，朱子任命为直宝文阁，也在七月，所以说为两罢之防。本〇叙防极明白。

宫而年谱倒，其防现在依据本传改正】

冬十月，催促入对。十一月，又辞免。于是上封事。任命为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辞免。

【李洪本催促入对在十一月之下，文集封事十一月一日，那么催促入对当在十月不是十一月。朱子准省劄九月二十六日召赴行在，辞免当在十月，不允再辞，即与封事并上，据续集与黄直卿书乃十一月初七日。现在改十一月催促入对为十月，而封事之上增十一月字。至于说书的任命，以十一月三十日准省劄，那么具状辞免在十二月，至已酉正月十一日又准省劄可依所乞，任命为秘阁修撰仍旧宫祠，前后也自分明。宋史十二月壬午任命朱某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与文集不合，又行状明说疏入之明日任命说书，宋史的错误大概无疑。孝宗天资英毅聪明，特出于天下，事无不谙悉，声色货利无所污染】

译只是因为被亲近宠幸的小人迷惑沉溺，不能信任任用正直的人，最终无法实现他大有作为的志向，这是根本的祸害。所以陈俊卿担任宰相仅仅两年，一旦离去就不再入朝；汪应辰、张拭、刘珙、陈良翰、王十朋等正直的人，都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龚茂良作为首席参知政事，最终没能当上宰相，而一旦与曾觌抵触，竟至于被贬死。朱熹屡次推辞召见的命令，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封事末尾说：“臣得以侍奉陛下到现在二十七年，而在这期间得以见到陛下不过三次。从最初在隆兴初年见到陛下，本来就已经冒昧地以亲近宠幸的小人为言了；辛丑年再次见到，又曾经议论过；今年第三次见到，所说的又不过这些。臣是远方地位低下的士人，田野中的普通人，哪里会对这些人有积怨深怒，而一定要攻击他们来快意自己的私心呢？之所以屡次进言不合时宜而不敢后悔，区区的心意只是为国家着想，而不敢为自己谋划，我的愚昧也可以看出来了。然而自从近来以来，岁月流逝，像河水一样流去，一去而不复返。不仅臣的苍颜白发已迫近迟暮，而且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臣的鄙陋滞钝，本来就不能另有忠言奇谋来补益圣听，而陛下日新的盛德，也未能有使臣释然并忘记往日忧虑的地方。那么臣对此怎能不深深感慨而重重自悲呢？”大概通篇陈述虽然很多，但其大旨归结在此。所谓忠诚恳切，至今读者还为之流泪，行状中所阐发得很详细，而在这里完全不提及。至于所举“日月逾迈”几句话，不过是年岁流逝的感叹，而与忠诚恳切有什么关系呢？勉斋是朱子的高弟，难道有不能领会朱子意思的吗？而后学愚昧，对此有所不能深晓，所以暂且记在这里以等待质疑。李本延和奏事，大体用李录与洪本相同，除了兵部郎官以下则比洪本有所删削，但大旨则不异。至于戊申封事，则朱子所说虽然为一时而发，实在可以推之于久远而无穷。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圣，颜曾伋轲的贤，而有所不能违背其重。像这样，李本删削仅在数语，其庸俗谬误无识，大概不足论。洪本依行状为得当，今定依文集全录封事，固不再提及。所附杨复语颇有阐发，李本删去，今仍附入。除了说书注自先生当孝宗朝至孝宗内禅了，洪本悉载行状语，李本也删去，今载行状。

译这一年二月，开始刊行《太极图说》和《西铭解义》，用来传授给求学的人。

【这两篇作品在二月之后才题署，非常明确。年谱将它们放在后面，是因为正月、三月都叙述了趣奏之事，事情各自按类别叙述，所以系连在后面罢了。增加“这一年二月”四个字，其意义才明确。《通书》在丁未年作后记，必定也完成于丁未年，而学者研习它，也未必一定在丁未年之后。戊申年二月才开始刊行两篇解说，则见于后题，然而重点在于使其广泛流传，而且其用意也是有所针对而发的，并非学者在此之前都没有见过。年谱因此增加“通书”二字，没有依据，现在依照邹本删去。两篇解说的后题，大概是为陆子美、林黄中而发的。黄中的辩论在戊申年六月，而他关于《易》和《西铭》的议论寄给朱子，已在戊申年之前了。至于象山的辩论，则在戊申年冬天】

【朱子从学于延平先生，接受探求“中”与“未发”的旨意。延平先生去世后，探求他的学说而不得，于是自己悟出未发与已发浑然一致，而对于探求“中”的学说没有所拟议。后来到了潭州，从学于南轩胡氏，主张先察识，后涵养，则与延平的学说不同。己丑年悟出已发与未发的分别，则又认为先察识后涵养是错误的，而仍然坚守延平的学说。等到庚寅年，拈出程子“涵养须用敬”两句话，已不主张延平的学说。甲辰年与吕士瞻的信，则明确说延平的学说有偏颇。戊申年答复方宾王的信，也明确说了。而杨、叶、陈、沈、廖等人的语录，都确实可以考证。自从永乐年间《性理大全》略载数语，混淆而不明确，而后来议论没有涉及此处的。《学蔀通辨》说：“朱子早年答复何叔京的信，李先生教人大概让人在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合乎节度，这是延平门下相传的指诀。朱子作延平行状，也深深采纳此说。后来则认为不是这样。”又说：“朱子早年也主张此说，认为它是入道的指诀，晚年见道分明，才开始认为不是这样。其说法颇为详细，虽然有不详尽其曲折之处，而其所阐明的则固然是前人所未及的。应当表彰并指出它。”答复吕士瞻的信不详其年份，其提及南轩集后本自在甲辰年之后，与答复方宾王的信，其先后则不可知。方信在戊申年，现在以方信为依据，记载于戊申年，而语录杨、叶、陈、沈、廖等人的记录，都按类别附在后面】

十六年，己酉年，六十岁。春天，正月，任命为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的祠禄。辞去职名。

【查辞免秘阁修撰状说：任命为秘阁修撰，依旧担任宫观职务。辞免江东转运使状说：臣现在担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李本只说：任命为秘阁修撰，大概失实。洪本依照行状，仍奉外祠。现在根据文集补正】

二月甲子日，为《大学章句》作序；三月戊申日，为《中庸章句》作序。

【查：与张吕的信，则甲午、乙未年，《大学》《中庸》已有本子。与詹帅的信，在乙巳年还说所改极多。距离甲午、乙未十余年了。詹帅的信已提及《中庸》序，则两篇序作于乙巳年之前，到己酉年才最终确定。詹帅在广西刻印《语孟集注》，而《大学》《中庸》章句则没有涉及。不知两书刻印于何时？估计必定不会到己酉年才刊行。这时门徒各有语录，书坊中必定有不告知而刊印的，只是在文集无所考证罢了】

夏天四月，再次辞去职名，获准，依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查：奏状四月二十一日，吏部降到秘阁修撰写告命，年谱不载，因为他极力推辞不接受，所以删去。然而到辛亥年才接受秘阁修撰职名，也不说另有告命】

秋天八月，任命为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推辞。

【李本删去先生以江东漕至，不敢受三十一字，现在依照洪本。查朱子自从被召以及历任，本传都言明其缘由，而此任命唯独没有。这时留正为右丞相，王蔺为枢密使，胡晋臣签书枢密院事，必定是留、王两位公荐引之力。大概失载，考其时则可知矣】

朱子年谱考异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年谱考异卷四

宝应王懋竑撰

光宗绍熙元年庚戌，六十一岁。奏请免除属县上供，罢免科茶钱，以及蠲免减少本州无额经总制钱，共万余缗。

【查行状说，钱一千一百万。奏状说，钱十一千八百一十八贯。行状以“钱”言之，奏状以“贯”言之，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年谱说，共万余缗。又查后奏状，上供钱七千六十四贯，由本州通融支遣，不须再令州县收聚解发，也不应当上烦朝廷另行应副。其所请求免除的，只有经总制钱四千七百余贯而已。据此，那么上供钱原本不曾免除，而由本州自行解发，不再派给各县，是在民间已除此赋税了。行状、年谱都两说并存】

条画经界事宜申诸司

【李洪本俱作奏行经界法，现在依照文集改正。查此条，洪本最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