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年谱考异卷四

译其中也有小错误。文中说“行于闽中”，应当改为“行于泉、漳、汀三州”。“奏言”应当改为“申诸司言”。末尾“疏于朝乆之未报”这七个字也应当删去，现在都已改正。查考绍兴年间推行经界法时，唯独福建的泉、漳、汀三州没有实行经界，所以臣僚上奏请求专门以这三州为对象。朝廷下达指令给各有关部门，各有关部门再下达给各郡，在这年的二三月

译当月，朱子尚未到任。等到四月，朱子到任，三郡各自上呈意见，泉州、汀州的言论略有差异。而朱子建议最为有力，他向各衙门申报应在五六月间。后来奉到防令，朱子相度漳州，先行推行经界。八月，朱子具奏经界事宜。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令漳州经界先行措置。防年正月九日，才收到转运司下发的省劄。当时已是正月中旬，所以回复申报转运司，乞求从冬初开始丈量。这前后的次序，确实可以考证。李本统叙在奏行经界法之下，其语简略而不明确。又说“幸其有是奏，亟启従之”，却不知其所指，又前无所承，在文义上也不通顺。错误之处现在都删去。洪本后来另立“冬诏先行漳州经界”一条是正确的，但注语重复堆砌不可理解。至于“幸其有是奏”，又沿袭了李本的错误。这些都是后人窜改，必定不是果斋原本。

九月奏劾黄岌罪状

【按劾黄岌的状子没有说他的官职，状内只称县官。従事郎、县令、县丞、县簿、县尉都是一县的官员，然而劾状不应不指明其官职，这令人不解。又与陈宪的书信中则明确说是漳浦县尉，这可以依据来补此状之缺。而状内说已将黄岌与龙岩县主簿陆槐互换以任县尉，而互换主簿乃是升迁而非罢黜。其状及书中所云“官吏弛慢不防”及“州郡差派使者不行”等语，似乎不只是针对一个县尉而发。凡此都有令人不解之处。李本、洪本都没有这一条，邹本依据文集补入，现在暂且保留，而略记所疑于此】

在郡中刻印四经四子书

【李本作五经是错误，现在遵从洪本。李本没有“先生教人”以下一条。按《语録》所说“六十一岁方才理防得这样”，又说“觉得今年方才没有疑惑”，这与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相似。圣贤进学的次序，大概有独自觉悟其进展而非他人所能窥测的，并非六十岁前错用工夫到此才悔悟。李本只载《语录》三条，而行状“先生教人”以下则不载，大概是为了阐发晚年定论之意，而行状所说则认为不是这样而删去了。李是阳明后人，其删削年谱，即是道一编《晚年定论》的计谋，而更加诡异地表现出来。此本既已刊行，而原本于是便不可见。洪刻似乎见到旧本，略有差异，但也未能辨析。近来闽地新刻尤为无知，无所阐发，读者不可以不详细考证】

列上释奠礼仪

【李本没有这一条，现在遵从洪本。按南康所申报乞求颁赐礼书，原有州县、臣民两项，因臣民礼仪，鄂州已有印本，所以礼部符下只给祭礼仪式。其朝廷将州县祭仪、臣民礼仪并行镂版，则是礼部的请求，而朱子想要增修的，只是释奠几件事而已。当时想必因为已镂版颁赐，所以没有省察。李本删去此条，而洪本所叙也不明了，且将同安臣民礼仪杂在其中，不符合事实。现在以文集参考改正。按南康有请颁赐礼书的状子，又有增修礼书的状子，见文集。漳州有释奠申报礼部检状的状子，见别集。考两状略有不同，这里所考证的正是漳州所上的。文集书释奠申明指挥后，只说列上几件事而不条析言之，因为有指挥在前。申明指挥现在无处考证，所以年谱只说几件事，暂且保留，而将漳州一状系于后】

十一月，诏令先将漳州经界措置施行。

【李本没有，洪本另立此条是正确的，但注语杂采本〇及李谱之语，重复堆砌不可理解，其叙经界后事较为详细，现在也删取数语而另系于辛亥回申转运司之后。按经界一事，行状所叙较为详细，其以申诸司之语入于奏疏之下，大概统言之后，说经界最终报罢，而不叙吴禹圭，大概是略去了。本〇最为谬误，吴禹圭上书在辛亥十月，却叙于庚戌冬先行漳州经界之前，又说诏且需后，则无事实依据。现在载行状而删去其申诸司二语，至于本〇则削去。按尚书省劄子，福建转运提刑提举司奏相度到漳、泉、汀经界，奉指挥令福建转运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将漳州措置施行，仍每县名选材力能干官一员同知县共同措置，及委陈某专门一提督〇打量，开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图本申尚书省。据此则转运、提刑、提举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经界则专门委托转运司，其陈某疑即转运司，所以朱子回申只提转运司而不及诸司。光宗本纪绍熙二年三月丙寅，诏福建提刑司陈公亮同知漳州朱某处置泉、漳、汀三州经界。按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准省劄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官，以期计算，奉防当在二月末三月初，则三月不得有此防。且朱子知漳州，泉、汀非其所属，而先行漳州经界，省劄明言委转运司，非提刑，《宋史》之误类多如此，不足据。又按辛亥七月十日与留丞相书，言数日前陈宪按部经】

译回也也有所闻，深不自安，改送之请，殆必为此。然周漕相见，首问及此，云恐朝廷或从陈宪之请，即欲略知曲折，则是陈宪请改送转运司，而前指挥专委陈某监督，是陈宪非漕司也。朱子之回申转运司，则以被受转运司所下省劄，而提刑则无故不及耳。《宋史》之误，亦有自来，然亦以意拟之，不可详考，姑阙疑以俟知者。

译乾道二年，辛亥年，六十二岁。春季，正月，向转运司重申经界法，请求在冬季进行丈量。

【李本没有这条，现在依据邹本补入。李本在奏行经界法之下总叙，略微而不明确；洪本另外设立“冬季先行漳州经界”一条，并将“明年春天太早来不及”的话附在后面，也不明确。所以录下申司状以及给留丞相的信，以详细订正。】

奏请褒奖东溪髙公，授予直节。

【李本没有这条，洪本有，但记载在庚戌年到任之后。查状文说“如今幸好已过一年”，那是在辛亥年二三月间，不是庚戌年。现在遵从洪本而改置于此。】

奏荐龙溪县知县翁徳广。

【李洪本都没有，现在补入。李本有二月给赵帅的信，论述招募州军驻守江防一事，洪本附注在与陈君举论学之下。现在查赵帅的信极力论述招募州军驻守江防不可行，是否实行不可详考，李洪本所载不明确，现在删去。】

三月，再次被任命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

【陈录最明确，李洪两本年谱都错了，现在记载在陈录末尾，即为允之，依据李洪本作“亟启”，听从了。】

夏季四月二十九日，离开郡守任所，再次辞去官职。

【李本有“去尝申孝宗是命”一句，现在遵从洪本。】

五月回到建阳，寓居在同繇桥。

【给留丞相的信说：五月二十四日抵达建阳。语录说五月二日，脱漏了“十四”二字。刻本的脱漏错误大多如此，读者应当防备考证并互相印证，不可固执一种说法作为依据。】

秋季七月，再次辞去官职不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

【按：朱子在光宗朝与孝宗时情况不同。孝宗深知朱子，而朱子对孝宗的期望也极深，所以往往坚决推辞以试探上意。到了光宗元祐年间没有召用的意思，他的任命都是由留丞相推荐，而朱子也只推辞一次，大概作为征兆罢了。年谱说：“诏令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于是不敢推辞。后来湖南的任命，又说：“长沙是大屏障，得到贤才为重”，似乎都是以得到褒奖的话而后接受。虽然都本于行状，但揣度朱子的意思，怀疑并不符合，现在也删去。李、洪两本都在四月去郡后，记载给留丞相的信论党祸，并以党正黜邪为讽，却不录其信。按：给留丞相的信反复言说阴阳消长、否泰相乘的机微，言辞很切直，不能全部录下。录下四月、七月、十月三封信，以见其大旨。】

这一年与永嘉陈君举论学。

【给君举的信，年谱在辛亥春。按信中说：老病幽忧，死亡无日，不像在郡时。语叶录在辛亥，怀疑是在建阳，不是在漳州。现在写作这一年。按后信所说，则前信君举大概没有回复，后信想必也没有回复。年谱只载前信，而说后没有听说，大概没有考证。现在并载后信，而删去“后无闻焉”四字。文集又给黄直卿的信说：君举门人曹器之来，不免极力说明其学的错误，又生出一个秦桧了。后信所说曹器之来访，指此。君举大概深不以为然，所以置之不答，也是前信更相切磋未见其益的意思。语录门人问永嘉貌敬甚至，及与官祠乃缴之，说：朱某素来迂阔，臣所不取，只是陛下进退人才不当如此。而行状也说：一时异议之臣忌其轧己，权奸遂从而乘之。大概指君举而言，则君举与朱子固然始终不合。按黄子洪语类以陈叶为一卷，陈某谓君举同父，叶某谓正则也。现在语类则书陈君举，而以同父、正则附焉。年谱载与陈君举论学。而正则则不及同父。于壬子年书其来访，略载辩论之语，现在依据文集、语录、陆陈各立一条，而正则则附于君举之後。】

三年壬子，六十三岁。开始在福建建阳的考亭筑室。

【按文集与吕伯丰书，续集与陈同父书，辛亥五月已定卜居之计，至是年六月始落成而居之。李本删六月落成句，不对，现在遵从洪本。】

冬季十二月，被任命为静江府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推辞。

【给留丞相的信，李洪本都不载，也是留丞相推荐的，所以附着于此。】

这一年《孟子要略》成书。

【李本没有，洪本附注在除知静江府之下，现在立一条。《要略》又名《指要》，又名《要指》，大概是一本书。其书现在不存，所以附载语录，以见其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岁。春季，正月，有诏催促赴任，再次推辞。

【按正月六日奉圣旨，七日尚书省札子下，二十三日到建宁，辞免状叙述最详，其他状有不详叙者，可以类推，所以详录之。】

冬季十二月，被任命为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推辞。

【年谱说：或许这冬天使人从金国回，本之语录、行状，本都不载。语录也说闻朋辈说，非有所据。或许二字，大概怀疑之也。闽本删或许二字，不对。现在遵从李洪本，而并载王过录于后。据给留丞相的信，则此条留丞相所荐，而语录所说未尽确也。】

译五年甲寅，六十五岁。春天，正月，再次辞官。二月，有防备催促他赴任【李本没有“二月”二字，注：从诏书“长沙巨屏”到，于是接受任命，其余都删去，现在遵循洪本。那些平列的诏书语句则可以保留】

译弹劾将官陆景任

【李本、洪本均无此条，邹本虽有但记载不详，现在根据文集补入】

修复岳麓书院

【李本说是改建，洪本说是更建，现在都不采纳。查考岳麓书院创建于开宝九年，祥符八年赐给匾额。南宋南渡后荒废，乾道乙酉年，建安人刘共甫任潭州知州时重建，完全恢复旧制，张栻为此作记。朱熹到潭州，发公文委托教授与黎、郑两位先生共同筹划，另外设立员额，增加廪给，却从未有改建的议论。又发公文说上任两个月，还没来得及去一次，而七月已有召命，八月离开潭州，也来不及有所改建。语录中有到岳麓讲书的说法，这也只是曾去一次，也不说改建。年谱李本、洪本都说改建于高燥之地，不知依据何在。现在载入委托教授的公文，而两本年谱的话都删去。又查考与蔡季通的信中说岳麓书院的事，现在在风雩右手，背靠亭脚，面对笔架山，这是彦忠所说尚未确定的议论，而末尾说继任者是毁弃道学的人。与王枢使的信中说离开潭州两天，就听说王谦仲移镇此地，并非毁弃道学的人，这又参差错误不合。又与枢使的信中说湘西精舍得赐一言，又说湘西匾榜是饶宰寄示别集。与刘智夫的信中说饶宰为作湘西精舍已成，岳麓是朝廷敕赐匾额，如果改建，不容许另取名字，也不容许另有匾榜。难道岳麓未改建而饶宰另作湘西精舍吗？所有这些都无法详细考证，现在附载蔡、王、刘等人的信在后面，以存疑。文集答蔡季通说岳麓书院的事，前信已回复，这是廷老所定。后两天彦忠到，却说应在风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靠亭脚，面对笔架山，面前右边有横按掩抱，左边山坡也拱揖，地势似乎稍胜，但地盘直浅而横阔，恐怕须作排厅堂才能容纳。已嘱咐廷老再画图来交纳，求正而未到，等它来当另派人。只是继任者是毁弃道学的人，不知他能否不败坏此事。与王谦仲说熹因收召离开潭州，还未两天，就听说大纛移镇此地，又说湘西精舍漕台想必已禀闻，得赐一言，使能完成此事，是千万之幸。续集信中说湘西匾榜饶宰寄示得以仰观。别集中与刘智夫说廷老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怕有合求助处，幸留念也】

申请飞虎军归本州节制，获准

【李本、洪本都作奏请，有误，现在改正。洪本说申令教令严武备，以飞虎军人为百姓之害，郡不能禁，这必是原本所有，李本删去这三句，现在遵从洪本】

六月，上疏请求放归田里

【李本、洪本相同，而李本末句改作“遂有此陈”，完全不成话。洪本“乞归田里”下有“言天下所以长久”以下缺文。查考“天下所以长久”以下，是“乞归田里”状中的话，载在文集中，而洪本也不能补全。洪本较李本详细，而在讹误缺漏处也不能纠正。李本则随意删改，所以现在多遵从洪本，而李本的异同也不能全部标出】

秋七月，光宗内禅，宁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后辞别。

【李本无宁宗即位至先生行且辞二十七字，现在遵从洪本】

建立忠节庙

【遵从洪本，李本删去。又查考谯王本《》以下二十九字不对】

考正释奠礼仪，在郡施行

【李本略，现在遵从洪本，据申明释奠指挥，仅毕而行下，仅有“之”字，无缺文。洪本有误】

八月，赴行在

【李本无“必有恶衣服至非吾之敢当”七十六字，又无“以天子之命”十四字，这都是李氏随意删削，所以语意不完，现在遵从洪本】

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再次辞谢不被允许，仍催促前来供职

【年谱说超躐不防之除，恐有冒昧之讥，句意不分明，现在根据奏状改正，作难以祗受】

九月，上疏请求带原官职奏事

【查考：此奏是离开长沙在途中所上。李本、洪本无，邹本有但不详。现在根据文集补入】

晦日丁亥，从潭州到达，在郊外防于

【查考上饶语，见语录六和塔语，则无所见必是年谱原本所有。前条用行状说：“闻南内朝礼尚阙，近习已有用者，故预有是言。”这里又说：“时近习用事，御笔指挥皆有端，故先生忧之。”语稍涉重复，不知道果斋原本如何】

冬十月，己丑，入国门，申省，请求带原官职奏事。

【申省状，在己丑入国门后，年谱系于十月朔有误，现在改正】

辛卯，在行宫便殿奏事

【李本太略，洪本详细，而湖南三札全不载，也不对。现在根据洪本，而以文集、便殿、奏札补之，其两本异同，也不全部标出】

壬辰，申省辞待制职名，请求改作说书差遣。丁酉，奉御笔不被允许，于是拜命系衔供职。

【查考此申省状，行状改作“臣”】

译“字”这一说法，就把它当作奏状了。大概是因为从方便起见。《两年谱》既然说已经申报给省里，却又仍然写作“臣”字，这是错误的。现在记载申报给省里的状文，以及并行呈递的状文，李洪的两个版本大致相同，都不记载文集中带有官衔的供职状，其中叙述御笔关于经术渊源、崇尚儒学重视道统等话语，都省略了，由此可以知道朱熹的意思了。年谱中所说的“以论撰之职来宠幸名儒”，是任命长沙时的事；“巨屏得贤为重”，是任命及此手札中所述之事；而“拜命”则是正式接受任命。

译虽然都依据行状，但恐怕与朱子的意思不合，姑且在此记下我的疑惑。

【李本依据行状，其意已明确；洪本依据山陵议状增补，但应当以行状为正确。现在记载行状】

因政治革新而施予恩泽，转任朝请郎。甲辰日，赐紫金鱼袋。

【转任朝请郎，依据洪本，李本作朝讲郎，错误；赐紫金鱼袋，依据李本，洪本作紫章服】

奏请让后省审看封事

【按：李、洪两本都系于乙巳日晚讲之下。文集原注十七日，着沈有开、刘光祖审看。十七日是甲辰日，那么此奏在甲辰日之前，不是乙巳日。《宋史》也说甲辰日，与文集原注相符，现在改正。又按：此事原系当面奏对，两天后入呈劄子。当面奏对当即在辛丑日】

请讨论嫡孙承重之服

【《宋史·胡纮传》：宁宗以孝宗嫡孙身份，行三年丧礼。胡纮说只应当服期年之丧。诏令侍从、台谏、给舍集议，脱去丧服，调任胡纮为太常少卿，草拟确定其礼仪。不久亲自享祭太庙。《礼志》：庆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祔祭。当时光宗不能执丧，宁宗嗣位，想在大祥礼毕后再服丧两个月，说：“只想要礼制周全，不计较这两个月。”于是监察御史胡纮说：“孙为祖服丧已过期了。议论者想再持禫祭两个月，不知用什么典礼？如果说适孙承重，那么太上圣躬也已康复在宫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此礼，这是有两个孤主了。自古孙为祖服丧，何曾有此礼？”诏令侍从、台谏、给舍集议。吏部尚书叶翥等人说：“孝宗升遐之初，太上圣体违和，在宫中行三年之丧。皇帝受禅，正应当仿古方丧之服以为服。近来有司失于讨论，现在胡纮所奏，引古据经，区别嫌疑，阐明细微，确实恰当，想依其所请，参以典故。”六月九日大祥礼毕后，皇帝及百官都穿纯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享祭祖庙。将来祔祭，令礼官检照累朝礼例施行。（庆元）四年庚戌，诏令群臣所议虽合礼经，但于朕追慕之意有所不安。早上奏知太皇太后，面奉圣旨：“以太上皇帝虽未康愈，宫中亦行三年制，应当依照所议。”朕躬奉慈训，不敢不遵依。按《宋史·本纪》：（庆元）四年十一月辛亥，诏令行孝宗三年丧制，命礼官条具曲礼上报。乙卯，将孝宗攒葬于永阜陵。朱子在闰十月离开朝廷，而赵汝愚犹在位。永阜陵的攒葬，大概是追用朱子的议论。《礼志》所说：“诏令中外百官都以凉衫视事”，应当在此时。礼官条具必有定议，不知道后来用孝宗布衣冠视朝之制否？庆元四年三月，赵汝愚罢相，又不知如何？这些都没有明文可考。胡纮说“只当服期”，集议脱去丧服，其语略而不明。《礼志》所记载较详细。叶翥等议依胡纮所请，参以典故，以六月九日大翔后，皇帝、百官皆纯吉服，那么是大祥以前但不纯用吉服，而未曾用孝宗白衣冠之制。其祔祭令礼官检累朝礼制施行，则明确说不用孝宗之制，似乎小祥、大祥仍用孝宗成法，但也都无确凿可据之文。我私下认为追用朱子之议，必定始于赵汝愚。赵汝愚去位，韩侂胄用事，群小汹汹，以攻伪学为急，像这样等处所无暇顾及，因而不改。而宁宗也未必像孝宗那样实行三年丧，只是存其名。到胡纮、叶翥等议而脱去丧服。《宋史》本纪仅一语而不详其礼典，礼志只言百官以凉衫视事，而不说宁宗何服，都是缺略。现在姑且录奏状、本纪、礼志以备考，而年譜所说与本纪、礼志都不合，或元本所有，也录以存疑。若胡纮之请、叶翥之議，则依胡纮《礼志》所载，以具事之始末。年谱云：诏礼官讨论行状，起初无其事，而朱子书奏稿后及文集、语录皆未尝言之，当以本紀为正。其云后不果行，以礼志考查，也未尝不存其名。现在姑且录以存疑。若闽本云：诏用三年制，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视事，大概用文公言。这是后人以《续通鉴》改入的，现在削去】

瑞庆节奏请退回贺表，并请求三年内贺表一并免除。

【李、洪本都作奏请三年内贺礼一并免除，现在改正。按《宋史》丙午日因朱某奏请退回瑞庆节贺表，文集劄子便让权免其表，也不收接。三年之内凡有合称贺事，都依此例。又留身奏四事劄贴黄：前日贺表虽被退回，而未降指挥，今后合称贺事三年之内都与权免。其节序变迁，都合进名奉慰。当日所请专为退回贺表，而三年之内以例推而言之。到四事劄子才专以三年之内言，年谱合两劄子为一事，不符合事实。现在改正。

译查劄子记载：瑞庆节的前一天，百官拜呈表章祝贺，臣已经前往就位列班。那么，上奏的劄子应在乙巳日，李洪的原本都弄错了。《宋史》记载丙午日却贺表，只是以瑞庆节概略而言罢了。现在依据劄子进行改正。

译庚戌日，在讲筵上留身面奏四件事。

【这四件事的奏札，行状中记载最为简略。李本依据行状略有增补，只有洪本较为详细。现在决定从文集中补入，而前后内容则依据洪本】

闰十月戊午日初一，晚间讲授《防日编》，将讲章进呈。

【李本和洪本都没有“晚讲防日”这四个字，现在遵从闽本。其注释语则遵从洪本，并用《进徳疏》补入最后几句话。李本删去了当日讲授至盘铭以下二十八个字】

庚申日早间讲授，辛酉日晚间讲授

【洪本附注在戊午日初一晚间讲授之下，现在单独列出一条。闽本没有早间讲授，李本也都缺失】

上呈论灾异的奏札

【李本和洪本没有依据，邹本增入了注释语。于是从文集中补入这一条，时间在闰月五日后，不详具体哪一天。应当叙述在上呈庙祧议之前】

甲子日，上呈庙祧议。这一天，正在告假。乙丑日，值日，批准告假。封为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丁夘日，宣引入对。

【年谱】庙祧集议在初六癸亥日。根据议状说：“昨天来不及参与集议，那么上呈议状应当在甲子日。”现在补正。行状说：“庙堂坚持不把它上报。”又说：“先生所议颇达上听。”年谱说：“宰相不听，又上奏疏论之。”等到入对时，皇上从榻后取出一卷文书说：“这是你上奏的庙议，可以详细陈述你的观点。”这与行状不符。现在考据面奏劄子说：“已经申报尚书省，不知是否已到达圣听，请求宣问详细赐览，并将此奏付外详议。”又议祧庙劄子说：“未将臣原奏劄子付外施行。”进拟诏意说：“庙议劄状并图，都以议状与劄子并言至。”辞免待制奏状说：“蒙恩特赐宣问，就把臣所进议状并劄子一并降出，那就更加明白了。”大概议状上呈庙堂，起初没有上报。等到皇上有所听闻，也就把议状进呈了。年谱中榻后取出一卷文书与李闳祖录文字。既然皇上拿出所进文字，都指议状，并非另有奏疏行状。言语简略而不详细，于是引起年谱的疑惑。又因为李录文字既说上呈，就认为另有奏疏。奏疏既不见于文集，而面劄子、议祧庙劄子都没有提及此事，那么年谱的错误增补无疑了。闽本删去“复奏疏论之”五字是对的，现在遵从闽本删去。现在一并记载年谱行状而附论于此。李闳祖记录也附在后面。语录：先生独自建立不可祧僖祖的议，陈君举极力认为不对。赵揆也支持陈说。文字上呈后，有防日引对。皇上拿出所进文字说：“高宗不敢祧，寿皇不敢祧，我怎敢祧？”〇三认为不可。退朝后政府坚持更加坚定，最终没有实行。只有谢中丞上文字，支持先生说法，请求暂且遵从礼官初议。被楼大防所激，最终祧了僖祖云】

戊辰日进入史院

【洪本有按语录说：李本删去这四个字。根据洪本，那么年谱以语录增补，并非本文。现在记载语录】

庚午日面对，乙亥日值日

【李本没有，洪本注在除寳文阁之下，现在单独列出一条】

丙子日晚间讲授，这一天御批除宫观。戊寅日，付下附奏谢，申省乞放谢辞于是实行。

【李本和洪本都不记载，而注在丙戌日除寳文阁之下，现在依据文集改正。注释遵从洪本，并用闽本参补。汝愚因求罢政，不被允许。闽本李洪年谱没有越二日，韩侂冑径直派遣内侍，也是闽本李洪年谱没有申省乞放谢辞，得以放谢辞。李洪年谱没有闽本作申省照防，现在依据文集改正。中书舍人以下都用闽本，李洪年谱只说楼钥、邓驿、刘光祖、陈傅良都争留之】

壬午日，除寳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遗，辞。不久除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抚使，辞一并乞追还待制职名。

【年谱说：丙戌日除寳文阁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辞。李洪本同按。这条把两辞免合为一，而因为复辞前命，仍乞追还新旧职名缀于丁未还考亭之下，最为谬误闽本巳正之，现在全部依据文集改。年谱注也分为两条，有防除寳文阁待制与州郡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辞。朱子以五寅奉御批巳夘庚寅间已行至九午乃除寳文阁待制，是也是道涂也。遂行二字误，现在删去。按文集，朱子以二十一日九寅奉御批，具状奏谢，即申九乞放谢辞，奉防与放谢辞，就以起发前路听〇指挥，是启行应当在二十三四间也。二十五日九午除寳文阁待制与州郡遣，又申九辞免，奉防不允，仍除知九陵府。奏状说：旬日之间除书继下，那么去九午之除不及十日。年谱丙九当是除知九陵府之日二十九日也。李本这天晚讲，洪本丙九晚讲都误，现在考文集定従闽本】

十一月戊戌日，到达玉山，在县庠讲学。

【洪本附在除寳文阁之下，李本附在还考亭之下】

译下，现在另立一条。李本没有这一条，这是先生晚年亲切的教诲，读者应当深深体会。这两句另外说，到家后就极力推辞新的任命。考察最后两句，不知道是否就是果斋的原本？果斋有晚年颇加指示本体的话语，与此意相合，想必是果斋的原本。考察果斋李氏所说的，晚年指示本体，让人深思而自然领悟，大概是指玉山讲义中回答陈器之、林德久等人的书信而言。以现在考证来看，都是阐发性善的宗旨，说出本体的名目，如同韩愈《原性》中，人之所以为性的有五种，人之所以为情的有七种那样，并没有指示本体，让人深思而自然领悟的意思。阳明晚年的定论之作，朱熹的门人早就自行开启了。朱熹所说的，不待七十子防备而大义已经背离，难道不确实吗？极力推辞新的任命，也不在到家之后，李本也错了】

译十二月，皇帝下诏，让他依旧担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事务。

【辞免焕章阁待制的第二道奏状中说：本月十一日，考察其言辞意图，并非隔年之事，应当是十二月十一日。】

宁宗庆元元年乙卯，六十六岁。

【年谱中有“春正月再次请求追还旧职，未获允许”一条。李洪本与辞免奏状二相同，称本月十一日，大概认为是正月。考察奏状六说：照去年申报省部以及后来第一道、第二道辞免奏状，早赐施行。那么第一状、第二状同在去年，是明确的。现在依照文集删去。】

夏五月，再次辞去职名并请求退休。

【年谱与遇遁之的同行行状相同。按别集回复刘德修的信说：得到遁之家人为遁尾，是好遁的占辞；如果遁之同人，则只占得遁尾了。行状与年谱大概是误听传闻，现在改正。闽本蔡元定入谏下有“亦不从门人朝奉郎刘炳”十字，不知何据，“朝奉郎”三字尤为无义，现在删去。】

秋七月，再次因议论永阜陵事而自我弹劾。

【按此奏状专门因议论陵事自我弹劾，请求给予处分，其待制职名也说未敢接受，文集题为乞追还待制职名，是以六状为例而言。李本删去七月复辞，是不对的；洪本注诏辞职谢事，不符合朕优待贤才的意思，不许，这是批复五月奏状的，不是七月的，也是错误的，现在都依照文集改正。洪本又说九月乞削去职名，考察文集没有此事，现在删去。李本没有九月一条，而注释则两本相同。其中说先前辞职名未允，是五月的奏状；又因曾经妄议山陵而自我弹劾，是七月的奏状；乞削去职名，则文集没有此语；又说已罢讲官不当再带侍从职名，是十一月的奏状。李本统叙于十二月，在屡辞职名诏依旧充秘阁修撰、宫祠如故之下。洪本九月乞削去职名，大概是被李注所误导。其中说十一月再辞职名，可以纠正李本的失误。李本删去七月十一日再辞，而以屡辞职名概括，凡是李本凭己意删改的，都类似这样。】

十二月，下诏依旧担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事务。

【傅伯寿行辞依旧秘阁修撰、宫观差遣，庆元元年十二月，年月很明确，而年谱都误载于甲寅十二月，诏依旧焕章阁侍制条下，闽本已改正，现在从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岁。冬，十二月，削去官职罢免祠禄。

【李洪本都作禠职，此本沈继祖疏语，行状本都云落职罢祠，现在改正。年谱省闱闻之，“闻”字或是衍文，“之”当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叶翥、刘德秀、倪未详何人。李本也作闻之，而无叶、倪、刘以下至并行除毁四十四字，又无台谏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系于从之之下。按洪本疑是年谱元本，李本略删削耳。蔡季通之贬，以沈继祖疏与朱子落职罢祠的命令同时下达，语录可考。李本未甚分明。宋史蔡、沈继祖、刘三杰为言官，连疏诋毁某人，并及元定，不久谪道州，也与语录小异。洪本系于丁巳别元定寒泉精舍之下，非是，现在从李本。按行状云：沈继祖为监察御史，上章诬诋，落职罢祠。本传云：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某人十罪，诏落职罢祠。年谱以沈继祖稿为胡纮所授，所载为详。宋史胡纮传也明言继祖疏乃纮笔，较年谱又加详焉。选人余嚞上疏乞斩，见于宋史，而语录也有某人如今头似粘在颈上之语。至于沈继祖疏，宋史所不载，现在所录者不知何据。疏语大罪有六，与宋史十罪不合，而续通鉴漫采入之。闽本年谱乃据续通鉴以改李本，甚为疑误后人，现在并削去。闽本先是台臣至文气日卑，同李本以下则同续通鉴，并载沈继祖疏，而改续通鉴大罪有六为论大罪有十，此皆后人妄有增改，非元本之旧，现在悉删去。李本止一条，洪本增多三条，其第二条全用宋史本，现在录行状本，此削去第四条载董铢语，亦可删。惟第三条或元本所有，但语多错杂，不知所据，现在存其大略而附辨之。洪谱云：先生在浙东时，谢廓然、陈贾、赵彦仲首攻，之后以提刑召入，人恐其涉清要，唆林栗极论之。其后韩侂胄秉政，则林采、施康年诋为伪学，胡纮与沈继祖共诋先生之罪，汪义端、余嚞又特请斩以绝伪学，京镗、何澹皆附和之。按朱子在浙东时诋伪学者，郑乙、陈贾、谢廓然乞无以程颐、王安石的学说取士。其攻朱子则未有考。赵彦中有疏攻洛学，亦非直攻朱子也。栗自以与朱子论《易》、《西》不合，劾朱子非为人所唆者，其叙林采、施康年、京镗何澹俱与史不合，又载林栗友人称朱待制，朱子此时未为待制，这都误听传闻之误，现在悉不取。】

这一年开始修撰礼书。

【《文献通考》载《中兴艺文志》：“熹《书》为《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

译《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其中称为《经〇通解》的，共二十三卷，是朱熹晚年亲自审定的。只有《尚书》中的几篇缺失而未补全。其中称为《仪礼集〇集注》的，就是这本书的旧名，共十四卷，是为《王朝礼》而作，其中卜筮一篇也缺失，朱熹后来未能删改。”陈氏说：“他的儿子在南康刊刻时，一切都沿袭旧本。”查考《通解》在南康刊刻，那么朱敬之自有跋语，《艺文志》所说的也是依据跋语。但如今刊刻的《通解》本不载跋语，不知道邹本是从哪里得到的？难道还来得及见到旧本吗？或者是我家所有的今刻本恰好脱漏了？现在依照邹本录入，并将《通考》一并载于此。《乞修三礼劄子》因为离开朝廷未能呈上，行状本〇也都来不及记载。查考《文集》中与应仁仲的信中说：“以前在长沙、临安都曾有意想借官府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也还没来得及开口就罢了。”据此可知年谱所载是正确的。凡是年谱所增入而在行状本〇之外的内容，不能认为没有依据而忽略它】

译庆元三年丁巳，六十八岁。春季，正月，接受任命并上谢表。

【按谢表在正月二十七日获准省劄，则谢表即在正月。李本不载，而附注于蔡元定条目下。今从洪本。洪本又说后来竟然没有告命，大概是掖垣不敢秉持公论，这是诬蔑。李本没有依据，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说：“递到日月告命一道”，则并非没有告命。今从李本删去。表中说：“阅时既久，祗命惟新”，又说：“惭玺书之来下，恍岁律之还周”，则告命下达应当在戊午正二月间。闽本在戊午冬另立一条说：“落秘阁修撰依前官”，按这即是落职罢祠。丁巳正月奉省劄，至戊午春才有告命。省劄落职罢祠，告命兼及依前官，故两谢表用语不同，并非两件事。且又不在戊午冬，今削去。】

在净安寺饯别蔡季通。

【李、洪、闽本皆作别西山蔡元定于寒泉精舍，今改正。按《语录》，朱子别季通于净安寺，不言防宿寒泉，其时问《参同契》即在净安寺中。《宋史·蔡本传》也只言饯别萧寺，而无防宿寒泉之语。寒泉精舍在后山天湖之阳，地非孔道，季通之行，州县防卫甚严，未必与朱子共宿寒泉。今据《蔡本传》、《语录》改正。年谱自州县逮捕至两得之矣，皆用《蔡本传》，而以《语录》防别净安寺增入之。今录《蔡本传》、《语录》，而年谱则删去“明日独与季通防宿寒泉”，仍载之以存疑。其防年季通卒于舂陵以下，皆从洪本。按拜命、饯别两条，李本与洪本大异。李本删拜命谢表，而以前数日之夕等语系之于别西山蔡玄定于寒泉精舍之下，李本误也。至其后竟无告命，则以李本删去为是。自时州县逮捕甚急，至为之哀恸，李、洪本同。自季通从先生游以下，李本止载数语，而义理大原以下俱删。又一条，按与季通书曰“素患难行乎患难”。又一条，按季通以沈继祖疏，李本悉删去。又末一条，时党禁益哗，则李本与洪本同。疑洪本乃元本，而李本过有删削。然洪本亦系后人增入，未必果斋本也。其载谢深甫语，亦与本传不同。今大概从洪本，而其防冗处则一切俱削去。《续通鉴》载此，皆杂探诸书，而不无舛误。闽本以补年谱，非也。今略不载，而附辨之。按《续通鉴》本之《宋史·胡纮传》，而沈继祖之疏，则不知出于何本，《宋史》无有也。信州明改为广信府，宋时止名信州，今疏云广信鵞湖之寺，此甚可疑。《宋史》本传论某大罪十，此云大罪有六，亦与《宋史》不合。又选人余嚞上书，见于本传，自在沈继祖疏后。《宋史·谢深甫传》有余嚞者上疏乞斩朱某，以绝伪学，且指蔡元定为伪党。深甫掷其书，语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过自相与讲明其学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虮虱小臣，乃敢狂妄如此，当相与奏之，行遣以厉其余。”《续通鉴》本此而稍改其文，移之逮捕季通之前。以《语录》考之，落职罢祠与季通，皆以沈继祖疏。《文集》亦可见。《续通鉴》所云，多不合闽本。大概与李、洪本同，而采《续通鉴》语，以补之。是皆后人改本，并非李、洪元本矣。今皆削去。】

庆元四年戊午，六十九岁，编集《书集传》。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删去，今从李本。按《蔡氏书集传序》云：“庆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书集传》。”年谱载集《书集传》于戊午。意朱子先自为《书集传》未成，而后命蔡足成之。其二《典·禹谟》据《文集》乃改订蔡本，至《金縢》《召诰》《康诰》《洛诰》《武成》诸说，皆早年作亲稿百余段，则《文集》无之。蔡序言引用师说，不复识别，亦不言别有亲稿百余段也。凡此皆所未详。按《文集·答潘子善书》论书解甚详，李时可亦有《书说》，亦朱子所命，其书不传，当是戊午已命门人分为之，至己未冬乃专属之仲默耳。】

庆元五年己未，七十岁。春季，三月，《楚辞集注》后语辨证成。

【李、洪两年谱皆以《楚辞集注》成于庆元乙卯，今改正。洪本云杨楫跋云：庆元乙卯，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辞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有请焉。楫之言婉而深，故录之。李本云：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谏死于永，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因注《楚辞》以见志，而删杨跋，盖节取杨跋也。按年谱皆以《楚辞集注》成

译《韩文考异》之前，《考文集》与方伯谟的信中说：“如今您听说已经归附《韩文外集》考异，曾经带得归否？便中幸早寄示。正集者已写完了，更得此补足，须更送去详定。庄仲为防勘，已颇详细矣。又有《楚辞》抄得数卷，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可叹也。”据此，则《楚辞集注》之成在《韩文外集》考异之后，与年谱不合。及考《文集》《韩文考异》凡例，书《韩文考异》前，《楚辞》后，语序《楚辞集注》序，皆无岁月，而文集编次则以《韩文》居《楚辞》之前。又《楚辞辨证》前题署云：“庆元己未三月。”集注、辨证皆一时之作，决非乙卯成集注，而已未始作辨证也。以此考之，则年谱之误无疑矣。揖为门人，不见于文集、语录，其言要未可据，年谱为楫跋所误耳。沈庄仲录在戊午，或考异之成于戊午。今姑从年谱系于丁巳，而《楚辞集注》则据方书及《辨证》前题移之己未，而年谱所载并皆删去。《楚辞辨证》前题署庆元己未三月，此其确然可据者。《楚辞集注》序无岁月，疑后人以与年谱不合而删之。集注或成于戊午，而后语《辨证》当在其后，今无所据，仍依《辨证》前题而统系之于此。李微之《语录》序谓《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皆成于庆元乙卯。以方书考之，亦未然也。

译绍熙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岁。三月辛酉日，修改《大学》诚意章。【洪适本大字书写“三月己未日讲说《太极图》，庚申日讲说《西铭》”，李本没有，现在遵从李本删去。洪适本讲说《太极图》《西铭》的注释说：“己未之夜为诸生讲说《太极图》，庚申之夜又讲说《西铭》，非常详细。这两部书大概是先生终身奉行的，到这时尤其谆谆告诫学者，他向人展示原始反终的意思非常深切明显。”李本没有这一条，而在修改诚意章的注释下说：“戊午年与廖德明书信中说：‘《大学》又修订得一番简易平实，可以绝笔。’这天修改诚意章。在此之前，己未夜为诸生讲说《太极图》，庚申夜又讲说《西铭》，非常详细，并且说为学的要点云云。按蔡仲默《梦奠记》：丁巳日看书集，讲说数十条，及时事非常详细；戊午日修改书集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这夜讲说书数十条；己未夜讲说书到《太极图》；庚申夜讲说《西铭》，又说为学的要点云云；辛酉日修改《大学》诚意章，写完又修改几个字，又修订《楚辞》一卷；午后大宴，回到楼下，从此不再出门。这是朱子在辛酉日之前，每晚为诸生论说，纵论及《太极》《西铭》，大概也是论说的常事。现在洪适本却大字书写‘己未讲说《太极图》，庚申讲说《西铭》’，似乎朱子预先知道将终，而以此书为最后托付的秘密。又在修改诚意章后截取‘为学之要’数语，明显与记载文字不合。勉斋《行状》记载修改《大学》诚意章为朱子绝笔，而对于《太极》《西铭》等语都不提及，足以订正年谱的错误，而世人却都相信洪适的辨析。】

甲子日，先生去世。

【按：治理丧事大事，朱子没有遗命，而门人在病危时才进入请求，那么朱子已经不能说话了。《行状》与《梦奠记》所载不同。洪适本遵从《行状》，李本遵从《梦奠记》，不知道哪个是原本。祝穆父辨析年谱两件事，其一作书先后，以《行状》为依据，现在两本都同《行状》，怀疑是后人所改。其一是这天大风拔木，洪水崩山，那么洪适本有而李本没有。又李本遵从《梦奠记》，明显与《行状》不合，而穆父的辨析略不及此。难道洪适本是原本，而李本是后来所改吗？现在记录洪适本而附李本于后，并存之以待考证。李本没有‘先生起坐’四字，有‘告之’二字。一与黄榦下有‘令更加勉力’，且说‘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及十七字，‘补缉’二字作‘踵’字。当用《书仪》吗？下说，朱子摇头，‘无曰疏略’三字当用《仪礼》吗？下说，也摇头，那么以《仪礼》、《书仪》参用吗？十四字下接乃点头，又有就枕误触巾，命令门人使之正，挥妇人无得近诸生，揖而退，二十二字。洪适本较李本多增入而无删削，此条删削为多，也不可理解。又按周氏《复家礼附录》说：‘复按李方子述先生年谱说，诸生入问病，叶味道请求说：先生病危了，万一不讳，当用《书仪》吗？’说：‘疏略。’范元裕请求说：‘用《仪礼》吗？’先生摇头。蔡沈又请求说：‘《仪礼》、《书仪》参用如何？’乃点头。据此那么年谱原本用《梦奠记》，而‘疏略’二字则用《行状》。现在李本大概与原本合，而辞语则异。洪适本则遵从《行状》，以周氏所述考之，那么两本皆后人所改，而非其真了。然而李本为近之，而考之祝穆父所辨析则又不合。凡此异同，当悉著之，而不敢以质也。按朱子去世前一天与子在门人范念德、黄榦书，敬之与伯崇书信不载文集，惟勉斋书信载二十九卷论事书中，此编次之误也。《行状》说：先生病且危，手书嘱其子在与门人范念德、黄榦，尤惓惓以勉学以及修正遗书为言。以此书较之相合。《梦奠记》所记最详，而于此书则略。李洪两年谱本略同，其云令收礼书本底，补缉成之，其书界行，开具逐项合修条目，且封一卷，往为之式，那么又较书信为详也。《宋史》《黄榦传》说：病危，以深衣并所著书授黄榦，手书与诀说：‘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此本之书而寄深衣，那么书信所无有也。李本有‘吾道之托’两语，与《宋史》同，而洪适本无之，抑未知孰为原本，现在记录文集书信语而附论之如此。又按朱子临终与勉斋书信有‘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之语，然而止以授学次第而言，其于孔门之颜曾未知何如也。朱子晚年与人书信每言斯道之传不绝如线，而论程门诸公未有可当衣钵之传，其微意亦可见矣。勉斋最后祭文说末年之付嘱，将殁之丁宁，那么戚戚然于微言之绝、大义之乖也。黄榦独何人，而当此期望之厚耶？现在考此书却无此意。续集有与直卿书信说：‘古之禅家有虑其学之无传而至于感泣流涕者，不意今日乃亲见次境界也。’其书信在戊午、己未间祭文，大概兼用此意，亦只云期望之厚，而敢谓已得其

译〇也。大概古人就是这样审慎。至于《宋史》说用深衣作为寄托，考证起来毫无根据，大概是暗中借用了禅宗衣钵的说法，这显然是附会之说无疑。年谱虽然没有提及，但后人必定有人拿这个作为证据，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明】

译冬季，十一月壬申日，〇葬于建阳县唐石里的大林谷。

【洪适本年谱依据《宋史》本〇，而正言施康年则又采用《续通鉴补》本〇，仅称“言者”未曾指明具体何人；李本仅称“防〇者”有数千人。查考《续通鉴》记载右正言施康年的奏疏凡数百言，《宋史》只列举其大略，不知《续通鉴》所载出自何书？康年奏疏前后皆称“防于信上”即信州，今之广信府鹅湖寺在此，大概是浙江进入福建必经之路。又《续通鉴》称因此门生故旧不敢送〇，只有李燔率领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前往防〇，观看封土下棺毫不畏惧。这与年谱称防〇者有数千人又不相符，《宋史》李燔〇记载：“某既殁，学禁严，燔率同往防〇，视封窆不少怵。”《续通鉴》所载似乎本于此而又有所增改，不知依据为何？查考行状称讣告所到之处，从游之士以及闻风慕义者无不相互设位而聚哭，禁锢虽严也有所不避。而公的季子敬之说家礼久已亡佚，〇之日有士子携来因而得以保存，也可知防〇者确实有多人。《续通鉴》虽本于李燔〇，但恐怕并非事实，应当以年谱为准】

【果斋李氏语，见《性理大全》洪本作年谱原序，李本不载其首言居敬、穷理、反躬三条后只言居敬、穷理而缺反躬一条向来每每怀疑此点。查考新闽本，才知道是纂修《大全》者所删，而洪适也不能补入。后两〇也不当删，今一并依据洪本补入】

朱子年谱考异卷四

谨按卷四第八页后两行，“俟其来，当别遣人”。查文集“俟”字上有“更”字，附记于此。

<史部,传记类,名人之属,朱子论学切要语>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论学切要语卷一

宝应王懋竑撰

癸巳

答杨子直说：大抵身心内外起初没有间隔。所谓心，固然在内，而凡是视听言动、语默出处等表现于外的，也就是此心的作用，未曾离开过。现在对于其空虚不用之处，则操持而存养它；对于其流行运用的实处，则抛弃而不省察。这对于心的全体，虽然是得到一半而失去一半了。然而所得的那一半，又必定要有所安排布置然后才能存养，所以存养则有揠苗助长的祸患，否则有舍弃而不耕耘的过失。这样所得的那一半，又将不足以自我存养，而失去的难道不比这更好吗？不如一主于敬，而此心卓然立于内外动静之间，没有一丝毫的间隙，一息的停顿【此书以何叔京书参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说：“曾谓道在人身，起初并非外铄，而圣贤垂训，又都恳切明白。只要能够虚心熟读，深味其旨趣，而反求诸身，必定有以信其在自我，而不容自己。那么下学上达，自然应当有所达到了。只是读书不可贪多，现在应当暂且以《大学》为先，逐段熟读精思须令了了明白，方可改读后段如此大概容易见功效，久而久之浃洽通贯，则无书不可读了【此书未详何时，疑在癸巳后】

答游诚之说：“穷理涵养，应当并进。大概不是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不是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妙。正当交相为用，而各自致力其功罢了。”

答吴德夫说：“去除人欲，存养天理。且据所见，去之存之的工夫既深，那么所谓似天理而实人欲的，次第可见。现在大体未正，而便欲察及细微，恐怕有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的讥讽吧【癸巳后】

答胡宽夫说：更须从浅近平易处处理防应用切身处体察，渐次接续，不要令间断。久而久之，自然意味浃洽，伦类贯通。切不可以容易躁急，厌常喜新，专拣一等难理防，无形影底言语，暗中想象，杜撰穿凿，枉用心神，空废日力。又说：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学生的工夫，皆须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内，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论语》今日看到此段，即专心致意只看此段，后段虽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晓说得反复不差，仍且尽日玩味，明日再看后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类推之，可见不然虽是好事，亦名妄想】这是主一的渐次。若不如此，方寸之间，顷刻之际，千头方绪，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住【癸巳后】

答陈师德说：曾闻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实为学者立身进步的要领，而二者之功，大概未曾不交相发也。然而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衣冠、正容貌为先；而所谓致知者，又不过是在读书史、应事物之间，求其理之所在罢了，都不是如近世荒诞怪谲不近人情的说法。况且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倦，从容于句读文义之间，

译而在操持存养、涵养心性的实际功夫中加以体察验证，然后内心才能宁静、义理才能明晰，逐渐体会到其中的意味。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广泛探求、大量汲取，每天诵读五车书，对于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程子又说：“善于学习的人，探求义理一定要从切近、容易的地方入手。”对于切近的道理，不是真正懂得言语（义理）的人。这话特别有意味【癸巳年后】

译又回复陈师德说：您指示的格物、持敬的方法，足见您向道之心不忘。持敬正应当从此入手【这一定是来信中引用了程子的话】。至于格物，那么伊川先生所说的穷究经典、应对事务、评论古人等，没有不是用力的地方。如果舍弃这些平易明显的功夫，而一定要在无形无迹的境界中搜索窥探，我私下担心会陷入只思考不学习的弊病，必将精神疲惫、体力衰竭，而不是用来达到日日更新的方法【壬辰、癸巳年间】。

考异

回复吴德夫，按此信所说，功夫既深，则指格物致知，讲明道义事理，不仅仅是反观内省的意思。又回复吕子约说：“李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要先简略条目，先整顿得大体得当，然后才在上面仔细检点防备。”这也是学习不超越等级的意思，与此正好相同。

甲午年

回复江德功说：关于格物的学说，程子的论述很详细了。而他所说的“格”是“至”的意思，格物而至于物，那么物理就穷尽了，意思和句子都到位，不可更改。我的错误学说，确实本于他的意思，但也不是苟且附和。大概从十五六岁读这本书时，就不明白格物的意义，在心中反复思量，余三十年。近年从实际用功的地方去探求，并参考其他经典和记，内外本末，反复验证，才知道这个学说确实恰当，不容易在一天之内突然立说推翻。上天生育万民，有物就有法则。物是形体，则是理。形体是所谓形而下的，理是所谓形而上的。人的出生，固然不能没有这些物，如果不明白物的理，就无法顺应性命之正而处理事物之当。所以必须就这些物去探求，知道探求其理了，而不到达物的极致，那么物的理就有未穷尽的，而我的知识也未穷尽。所以必须到达极致才停止，这就是所说的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穷尽。物理都穷尽了，那么我的知识就广阔贯通，没有遮蔽阻碍，而意念无不真诚，心无不端正了。这是《大学》本经的意思，而程子的学说就是这样。它的大纲实用，固然已经洞然无疑，而细微之间，主宾次第，文义训诂，详细严密精当，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合。现在不深入考察，而一定要用“穷理”来解释“致知”，那么在主宾的区别上有所不安【知是我心的知，理是事物的理，用这个知那个，自然有主宾的区别，不应当用这个字解释那个字】；用“接物”来解释“格物”，那么在穷极的功夫上有所不明【人没有不与物接触的，但有的只是接触而不探求其理，有的粗略探求而不穷极，所以虽然与物接触而不能知道理之所以然和所当然。今天说一与物接触而理无不穷，也太轻易了，大概只是出于闻声悟道、见色明心的余论，而不是我所说的穷理，本来不可相提并论。而且考察其他书籍，格字也没有解释为接的】。从义理来说不通，从训诂来说不合，从功用来说又没有可以下手的实地。我私下认为圣人的言语，一定不像这样差错疏略，以致害了后世的学者。又说佛老的学问，是致知而离开物的，这尤其不对。格物可以致知，就像吃饭所以能饱一样。现在不格物而自认为有知，那么他的知是虚妄的；不吃饭而自以为饱，那么他的饱是病态。如果说佛老的学问，想要致其知而不知道格物，所以致其知，因此所知道的难免有遮蔽隔离穷尽的过失，而不足以称为知，那么差不多可以了【甲午年后】。

乙未年

回复王子合说：“学者的功夫，就只如《易经》所说，知道不善，就迅速改正以从善，这是关键所在。如果说必须识得端倪，而心体可以识得，那么却是多添了一件事。又说：穷理的学问，只是要识得如何为是，如何为非，事物的到来，没有疑惑罢了。不是用这个心又识一个心，然后才算是穷理【乙未年后】。”

丙申年

回复黄直卿说：近日看后生，只是教他依照本子，认清训诂文义分明为急。从此反复不厌，日久月深，自然心与理契合，有得力处。现在的人多是超越等级妄作，欺骗误导后生，辗转相欺，其实都弄不明白【丙申年后】。

考异

按此信与《为学要先立本文义》一书互相阐发。为学只当教学二字，立本文义。“立”字疑有误，即所谓依照本子认清训诂文义分明。只因为“为学”字、“立”字少涉疑似，于是有“立本居敬”的解释。细看语意，全不如此。用此信证明，更加分明了。

丁酉年

回复程正思说：《论语》旧曾编纂订正诸说，近来仔细考察，应当改定的超过十分之五六，知道近来读此书有头绪，很想一起商量订正。又回复程正思说：《论语》三篇说得非常仔细，所订集注中的一二字很好，如三事之为三者，就应当改易【此信及《濂溪祠记》按文集，《濂溪县书堂记》在丁酉，《祠记》在己亥，此云祠记当在己亥后】。

己亥年

语录：圣人的言语很实在，而且就在我们日常行为之间可见。只有能审慎探求经义，将圣贤言语

译以虚静的心态去观察，时间久了，道理自然显现，不必去追求那些过于高深的东西。如今像你所论述的，却只是在空茫混沌之处想象出一个事物，悬在空中，更加没有可以把握的地方，将来如何安放，更无法收束？这样一来，就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之道判为两物，怎么能说这些道理都具备于自身呢？只看《论语》这一本书，何曾有悬空谈论的话语？只是因为汉代儒者一味寻求文字训诂，不再体察圣贤的本意，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阐发道理，开示学者，使他们振奋向上，探求圣贤用心的地方，境界放得稍高一些。没想到今天的学者反而舍近求远，身处低位却窥探高远，一味地悬空谈论，抬得双脚都不着地，其危害反而比从前不知道寻求道理、依旧在大道上行进的情况更为严重。现在的学者既然追求捷径，以至于钻山入水。

译庚子年

回复曹立之说：“圣贤的教化，未曾没有确定的门径，来向众人展示。至于针对每个人的资质，各自根据其毛病而给予针砭和药石，则自有其曲折之处，然而也是分明直截，没有什么隐藏和迂回，让人无法理会的。按照自己的本分修习，按照自己的见解读书，学者只能如此。至于能否达到境界，能否明道，则在于个人功力的深浅，恐怕不能说这虽然是‘虽不中不远’，却还要另外去寻求颜回、曾子那样明道见古人用心的奇特工夫。”

回复林择之说：“这里见到几位朋友讲学，其中也很难得朴实肯承担的人。因此想到日前讲论只是口头说说，不曾切实地体现在自身，所以对自己和别人都不得力。现在正想对朋友们说，在日常之间常常切实地检点防范，在气习偏颇之处，在意念萌生之处，看看与平日所讲的相似还是不相似，就此痛下工夫，或许有些益处。陆子寿兄弟近日的议论却肯在讲学上理会，他的门人有来拜访的，气象都好，但其中也有旧病。这里的学者却是与他们相反，起初认为只要如此讲学涵养自然能入德，没想到末流只成了空谈，以至于在人伦日用最切近的地方，也都得不到丝毫气力，这不可不深深惩戒而痛切警惕。”

回复包详道说：“古人做学问，只是从低处向高处提升，步步踏实，逐渐剥落人欲，天理自然明了，没有像这样强行扭捏的工夫，一定要豁然顿悟，然后才逐渐修行。曾子的工夫，只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终身的事，中间那个‘唯’字大概是不期而遇，偶然得到的，并不是另外有一节工夫做到这里，而曾子本心所期望的，一定要得到这个，然后才施以下学的工夫。”【庚子年后】

回复陈超宗说：“做学问虽然有阶梯渐进，但一开始立志，也必须在自己心中略见义理的大概规模，如果有一个惕然愧惧、奋然勇决的志向，然后才可以加上讨论玩索的工夫，存养省察的力量，而期望有所收获。夫子所说的志于学，所说的发愤，正是为此。如果只是悠悠泛泛，没有一个发端下手的地方，却认为这样可以平铺直叙地做下去，那么恐怕所谓的庄重恭敬持守涵养、必有事焉，也就若存若亡，徒劳把持，而没有精明确切、亲切到位的效果。”【庚子年后】

壬寅年

回复项平父说：“圣人指示做学问的方法，周遍详密，不偏倚一边。所以说：‘敬义立而德不孤。’如果像现在所说，只依靠一个‘敬’字，不再做集义的工夫，那么德也就孤立而容易穷尽了。必须精粗本末，随处照管，不让工夫稍有空缺不到的地方，才是善于学习。此心固然是圣贤的根本，但学问未讲，道理未明，也有错认人欲为天理的地方，不可不察。识得，记得，不知道所识所记是指什么而言？如果是指此心，那么识者、记者又是什么？心有两个主宰，自相争夺，圣贤的教化，恐怕没有这种方法。持守的要领，大抵只要此心常常自我整顿，清醒明了，即未发时不昏昧，已发时不放纵罢了。程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与从上圣贤相契合的秘诀，如同符契相合。但讲学更须宽平其心，深沉详细，以防范义理要归之处，才有所补益。如果只是草草领略，在名数训诂上着意，就不成次第了。”

回复陈肤仲说：“且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平易明白，而意味自然深远。只要人玩味寻绎，眼下便可践履。陆学固然有似禅的地方，但我近来觉得婺州朋友专事闻见，而在自己身心上全无工夫，所以每次劝学者兼取其善，要使身心稍稍端静，才于义理知道所抉择，并不是要他们兀然无所作为，以期望一旦豁然大悟。”【壬寅年后】

又回复陈肤仲说：“所谓的涵养工夫，不是闭目合眼像土偶人，然后才叫涵养。只要在应事接物时处理得不失当，此心各自得其理罢了。”【壬寅年后】

又回复陈肤仲说：“承蒙您以家务繁杂，妨碍学问为忧，这固然无可奈何。然而这也正是用功的实地。只要每件事看得懂道理，不让轻易放过，更在其中发现平日的毛病，痛加剪除，那么做学问的道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如果起一个脱去之心，生一个排遣之念，那么理事却成了两截，读书也没有用处了。只要得到少许间隙时，不可闲生说话，虚度时日，须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推究圣贤所说的道理，才可以培植本源，或许枝叶自然茂盛。”【壬寅年后】

癸卯年

回复项平父说：“您所告知的曲折以及陆国正的话，反复诵读后豁然开朗。对昏惰的警示，非常厚重。大抵自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只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件事为用力的关键。现在陆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德性的事，而我平日所论，却在道问学上多了。所以那些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然不仔细，又说一种杜撰的道理，遮盖不肯放下。”

译然而我自觉虽然在对义理的阐述上不敢胡乱议论，却在“为己”与“为人”这两个根本宗旨上大多缺乏切实的功夫。如今应当反求诸己、切实用功，去除短处、汇集长处，或许才能不偏执于某一端罢了。

译回复李叔文说：“‘求放心’这一概念，不需要额外的注解。只需在日常十二个时辰中，时刻切近地照管，不让心放逸出去，久而久之自然会见功效，义理自然明白，持守自然坚固，并不费力气。如果添上一个‘求仁’的字眼，反而显得支离破碎，没有可以摸索的地方了。”【癸卯年后】

回复廖子晦说：“考察私心是从哪里产生的，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说的。但也不是说平时无事时去窥伺它产生的地方，只是操持存养有了功夫，那么念头思虑刚萌发时，没有不知道的。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那么这颗心应对事物的时候，就不能不审慎地辨别它的邪正公私，而施加克制私欲、回复天理的功夫。”【癸卯年后】

考异：

回复廖子晦。按：这个说法似乎浅显，却有实际下手的地方。表里内外，都是一起用功。审慎辨别邪正公私，就是所谓考察事物显著表现的地方，所以居敬和穷理，原本互相发明。这条虽然似乎浅近，但正是初学者下手的功夫，不可忽视。

甲辰年

回复董叔重说：“来信所说的日常功夫，在收拾持守之中，就在思虑萌发的地方，考察哪是天理，哪是人欲，选取天理舍弃人欲，以达到敬义夹持的功夫，这是最好的。读书也是这样，先自己看大意，然后防备各种说法，一一在自己本分上体会出来，大概就能得力了。”【甲辰年后】

又回复董叔重说：“来信所说的深切体会大原而涵养它，那么就不必这样。正因为操持则自然存在，动静始终不超越‘敬’这一个字而已。近来才看到伊川、洛学提出这个字，真是圣贤真正的要妙功夫。学者只在这里切实用功，就不担心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了。”【甲辰年后】

又回复董叔重说：“发见的端倪，就是平日省察觉悟提醒的地方。只要人就这里接续向下推究，让它开阔，并不是说等待寻讨将来做这个功夫。”【甲辰年后】

回复周舜弼说：“以前常说居敬、穷理两件事，今天所见也只是如此。但觉得先后缓急的顺序更加分明亲切，直接是先要在持守上着力，才有进步的地方。孟子说性善以及求放心的地方，最应该深入玩味。”【甲辰年后】

又回复周舜弼说：“暂且须虚心涵泳，不要凭空议论。暂且在日用间切实下持敬的功夫，寻求放逸的心。然后才看自家本性原来是善还是不善，自家与尧舜原来是同还是不同。如果能相信得及，意思自然开明，持守也不费力了。”【甲辰年后】

回复程正思说：“各种书再看，义理不安妥的地方很多，都是紧要的大头项处，令人恐惧不可言说。”【甲辰年后】

又回复程正思说：“来信所说的孟子，前几天因为一两个朋友看到这里，怀疑说法不明确，才略微改定，正好与来信符合。”【甲辰年后】

回复王钦之说：“来信说穷理不必拘泥古人的言句，固然正确；但难道可以完全舍弃古人的言句吗？程夫子说：‘穷理也有多种途径，或者读书讲明道理，或者议论古今人物辨别是非，或者应对事物求其是否得当，都是穷理。’讲道明理，辨别是非而在应对事物之际考察它，以克制私欲，寻求天理，循序渐进，没有迫切逾越节度的毛病，那么又何必担心与古人背道而驰呢？如果想要完全舍弃古人的言句，道理不明白，是非不辨别，泛泛没有决断，虽然想要对出仕隐居、言语沉默进行考察，好比去越国的人不知道东西南北的区别，而匆匆忙忙在路上奔走，如果不向北进入燕国，就向东进入齐国，向西进入秦国罢了。”【甲辰年后】

回复路德章说：“说东莱遗言有涉及经济维持的，另为一事，而不同于平日道学的意思，恐怕也不免有损于东莱。朱熹曾经讥讽王氏之学，分离内外，判分心迹，使道常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都是私智的穿凿，正是说的这个。又说倘若遇到汉高祖唐太宗，也必须有争不得，暂且放过的地方，也是旧时的意思还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这样的见识，就是枉尺直寻的根本，必须见得正当道理分明，不容丝毫走样，自然不再有这种意思，虽然想要婉转回避，也有所不能了。古代的圣贤以枉尺直寻为大病，今天的议论却以枉尺直寻为根本，如果果然如此，那么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张仪真可以说是大丈夫了。”【甲辰年后】

回复黄直卿说：“所论太极散为万物，而万物各具太极，看到了道不可片刻离开的意义，而与一贯的旨意、川上的感叹、万物皆备的说法相合。学者应当体会这个意思，造次颠沛不可间断。这个说法大概得到了，但周子的意思，如果只这样，那么当时只说这一句就够了，何用再说许多阴阳五行、中正仁义以及《通书》一部种种说法呢？既然说各具一太极，那么这里便又有阴阳五行许多道理，须要随处一一尽得。比如先天之说，也是太极散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卦的爻莫不具一太极。其各具一太极的地方，又便有许多道理，须要随处见得，都不只是块然自守的计策而已。然而这也只是大概的法象，如果论日用功夫，那么所守须先有个自

译在家人亲切叮咛约束的地方，不可一定要等到见到图纸之后才逐步安排。那随处的运用，也必须虚心平气，慢慢观察事理，不可只在图纸上想象思维。既然先有了一个立足点，又能由此推考证验，那么他胸中万千道理就会洞然通透、活络，而他立足的地方自然不费力而更加坚牢开阔了。如果只是寸寸铢铢地比量凑合，逐步来做功夫，那么又从哪里有进步的地方呢【此书未详何时，疑在甲辰后】。

译考异

回复黄直卿。查考这本书论述太极最为详尽，其中说：“不必等待见到图样之后才逐步安排”，又说：“不可仅仅对着图样去想象思维”，又说：“如果只是寸寸铢铢地比较衡量、拼凑结合，怎么能有所进步？”那么主要旨意也就可见了。后世谈论太极的人，大抵都是想象思维、比较衡量、拼凑结合，对于朱子这本书，也没有深入考究。

乙巳年

回复刘公度说：“讲学不厌其详尽，凡是天下事物的道理，书籍圣贤的言论，都必须仔细反复研读，直到持守的境界，就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了。如果觉得还不够稳妥，只有默默下工夫，努力向前罢了。现在听说废弃书本不讲，反而把持守的事情当作讲学的资本，这是两方面都失当，最终弄得没有归宿，只成了杜撰捏合罢了。”

回复潘端叔说：承蒙索要《论语或问》这本书，很久没有工夫修订完成，只是《集注》屡次修改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呼应了。山中没有人抄录，不能寄给您，可以只用旧本看，有不稳妥的地方，仔细告知，就可以评量了。今年各种书都修订了一遍，《大学》修改得尤其多，比旧本已经极其详密，只是不知道将来又看得如何罢了。义理无穷，精神有限，又不知道当年的圣贤如何说得如此稳妥精微，没有一丝渗漏呢。

回复胡季随说：大抵想要快速、喜好捷径，是今天学者的大毛病。向来所讲的，近来觉得也难免有此弊病。以自身验证，才知道伊洛学派指出的“敬”字，真是学问始终、日常应用亲切的妙处。近来与朋友商量，不如只在此处用力，而读书穷理来发挥它。真到了圣贤持守的境界，也不出此范围，坦然平白，不需要妄意思想顿悟、悬隔绝妙之处，这只会使人颠狂粗率，而在日常行为之处，反而不得其所安。回复高应朝说：您所示的讲义，阐发深切远方，士子听到未曾听闻的道理，计算必定有感动而兴起的人。然而这恐怕只能作为初学者一时的计策，如果一向只这样说，而不教导以日常平常的意思涵养玩索的工夫，就恐怕学者将家常茶饭当作怪异奇特的事看了，每天荒忙，接近欲速助长、急躁轻率、自欺的毛病，久而久之茫然没有实际可依据，那就只学得一场大话，互相恐吓，而对为自身的实际终究没有补益【乙巳年后】

回复詹体仁说：湘中学者的毛病，确实如来信所说。现在学者大抵也多如此。那些说而不做的人，固然失当；又有一种只说实践，而不致力于穷究事理，也不是小毛病。张栻（钦夫）过去大概是为了救治这一种人，所以他的学说有太快之处，从而开启了流弊。今天正依赖高明的人来教导他们。做学问是分内的事，才见到高自标榜，就是不务实了，还说什么呢。今天正当反躬自省、下学，读书则以谨慎训释为先，修身则以遵循规矩为要。除去许多悬空闲谈，或许可以平稳罢了【乙巳年后】

丙午年

回复潘恭叔说：“近年读书，颇觉平稳，不费注解之处，意味深长。修订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胜过旧本。”

回复刘子澄说：“《大学》近来再看一遍，才见到下手用功的地方，路径径直。日前看的，确实是不切实际，乱说误人呢。”

又回复刘子澄说：“做官没有修业的益处，如果用俗学来说，确实是这样。如果论圣门所说的德业，却起初不在日用之外，只处理公文就是进德修业的所在，不必编缀异同才算是修业。近来觉得向来做学问确实有向外浮泛的弊病，不仅自误，而且误人也不少。方才另外寻得一个头绪，似乎比较简约端直，才知道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之处，恨不能当面告知呢。”

回复潘恭叔说：学问根本在日常之间，持敬集义的工夫，真是紧要。念念省察，读书求义，只是其中的一件事罢了。旧时虽然知道这个道理，然而在缓急先后之间，终究是不觉有倒置之处，误人不少，现在方才自悔罢了。大抵今天学者的弊病，苦于他们的学说太高和太多罢了。这样只见意绪丛杂，都没有玩味工夫，不仅失却圣贤本意，也分开了日常实际工夫，不可不警惕呢。

回复胡季随说：道理没有形影，只有凭借事物、言语才能见到是非。理路极仔细，即道理极精微。古人所谓“物格知至”的，不过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学者说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路将一书一事彻头彻尾贯通，东边抄得几句，西边抄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这是大病。有志之士尤其不可不深戒呢【丙午年后】

考异

回复刘子澄。查考这里说方才另外寻得头绪，似乎比较简约、端直，这是为刘子澄说的。刘子澄喜好编类文字，有向外浮泛的弊病，所以以此力箴其失。前信所说《大学》近来再看一遍，才见到下手用功之处，路径径直，即所谓简约端直，并非另有不言不语的工夫。查考这两封信，邹谱都记载了，而我的注语也附在其下。但后信

译截取从“近觉向来”以下的文字，似乎是朱熹自述的话语，但其含义并不明确。如今一并载入“居官”这一段落，那么“向外浮泛指编缀异同而言”便是谦虚自己、教诲他人的言辞。在文字语言之外，还有用心的地方，就是指押韵文字这类事情而言，而不是另有不言不语的功夫，这样其意思就愈发明白了。

译回复潘恭叔。按照这里所说的读书求义，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这是针对恭叔而言，希望他向内切实用功，所谓因人说法，应病与药，并不是向来先后缓急果真有所颠倒。下文紧接着说担心他的说法太高深且太多，其用意可见一斑。邹谱仅记载前段，而结合与子澄的信来看，似乎朱子直到丙午年才自我悔悟，《正学考》以丙申至丙午的十二年作为一个大关键，认为至此主敬的工夫更加亲切，这都是误认，不可不辨明。

丁未年

回复潘恭叔说：“‘敬’这个字，是万善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等各种工夫，都由此产生，才有依据。平时讲学，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如今才觉得看得愈发亲切，确实如此。”

回复王子合说：“大体上，尊崇德性这一条，《章句》似乎已经详尽完备，再熟读玩味，自然能看到工夫分别之处。日常之间常常切实提醒，着实下手，才能见到得力之处。如果只是解说，没有穷尽的时候，于事无补。”

又回复王子合说：“道就是理。从人们共同遵循的角度来说，就称之为道；从各自有条理的角度来说，就称之为理。其条目在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其实际并无二物。”【丁未年后】

又回复王子合说：“心就像镜子一样，只要没有尘垢遮蔽，心体自然光明，事物来了就能照见。如今想要自己认识这颗心，就好像想要用镜子照镜子，从而看见镜子一样。既然没有这种道理，那么难道不是另外用一个心再去认识一个心吗？”后来书信中所论“想要认识端倪，未免是助长”，然而还说“其本体不可不认识”，似乎也未脱离旧套。”【丁未年后】

考异

回复潘恭叔。朱子早年为学，在回复江元适、汪尚书、郑景望、陈正己等人的信中，大致可以考证而已。丑年的悟道，则以《中和旧说》序中已发未发的说法为确据。到了庚寅年的帖子出现，程子“涵养须用敬”两句话，终身坚守而不改变。而“敬”字亲切的妙处，在庚寅年回复林择之的信中已经说过。此后说法不一，大概所谓独自觉悟其进步而别人不能知晓，虽然想要比拟其近似之处却不可得，却敢轻率地批判，岂不是轻率立言吗？

戊申年

回复符复仲说：所比喻的义利之间，确实有难以抉择的地方。但只要心意所拟认为接近利的，就立刻舍弃即可。往后看得亲切，再看旧事，只有见解未尽、舍弃未尽的地方，不会有过当之处。

回复黄子耕说：“指示说先看《大学》，等到明白大意，再及其他书籍，这个意思很好。但看的时候须要把大段分成小段，字字句句不可轻易放过。常常暗中诵读默思，反复研究，未上口时须要教它上口，未通透时须要教它通透。已通透后更要纯熟，直等到不思索时，这个意思常在心胸之间，驱遣不去，才是这一段完成了。又换一段看，让如此数次之后，心安理熟，觉得工夫省力时，就渐渐得力了。近日看到朋友间的毛病，尤其更加亲切，都是贪多务广，匆忙涉猎，所以凡事草率粗浅。本想多知多能，结果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想速成，反而虚度岁月。只要能反过来，如前所说，试用岁月的工夫，自然会见其益处。”【戊申年后】

又回复黄子耕说：“指示为学的意思，很好。但恐怕更须要看令简洁明白亲切，使下工夫的地方简约而易守，才好。”别纸上的两条，也觉得繁杂。本末始终的说法，只是要人先其本，后其末；先开始，后终结罢了。不必如此多说。又说：“格物致知，只是穷理。圣贤想要为学者说尽曲折，所以又设立这些名字。今人反而被名字所迷惑，生出重重障碍，添枝加叶，没有穷尽的时候。必须认清本意，而在其中看得许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实下工夫，才见许多名字并皆脱离，而其工夫实处却无欠缺。”【戊申年后】

回复杨志仁说：两封信所比喻的存养工夫，甚为欣慰。但这也是依本分事，正不需要把它当作奇特之想。只应趁着心地明净之处，大着胸怀，将世间道理精粗表里，从头到尾理防一番，交他真个通透无疑碍之处，才是向进。若只守此些个，不敢放开，每次看义理，也拣取玄妙高远、无形无象之处才肯理防，如此则遂成偏枯倒向一边，将成为有体无用之学，而与老佛无异。”【戊申年后】

回复陈抑之说：“过去也曾从先生长者那里听闻过。勤劳半世，沉溺于章句训诂之间，勉力于规矩准绳之内，最终没有高奇深奥之见，可以惊世骇俗。唯独庆幸近年来于圣贤遗训，粗略地见到其坦易明白而不妄，而必可行。私下认为，倘若得当世明达秀颖之士相与讲论，抑制他们的过错，加强他们的不足，我们的道或许能明且行吧。”【戊申年后】

回复汪长孺说：大体上明道先生所谓防理此

译心，大概是指涵养本原，作为致知格物的基础罢了。比如有人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找回放失的本心，自然能向上追寻，下学而上达也是这个意思。”不可说得太深奥，也不是教人只停留在这一步而已。

答复方宾王说：您所示的治学之意，亲切恰当，又不失次序，非常慰藉我的情怀。但用所谓的三条来观察，恐怕往日讲习贯通的功夫，还有未穷尽极致的地方；而今日所讲的操持存养，又未免脱离往日所讲的，另外做一段不言不语的功夫。《大学》的次序，从格物致知一直到诚意正心，并不是两件事，只是内外浅深，自然有次第罢了。并不是认为今日的诚意正心是对的，就后悔前日的致知格物是错的。不知道明达的人认为怎样？延平先生《行状》中的话，乃是当时所听到的用功次第。如今用圣贤的话和进修的实际来验证，恐怕自然是他所说的入门处，未免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又答复方宾王说：存养功夫，也不应当专门在静坐时进行，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动静之间，无处不下功夫，才能没有间断。

译又回复方宾王说：“《易》中所说的‘虽然没有邪恶的念头，却不合乎正当的道理’，实际上是概括了动静两种情况而言的。比如在闲居独处的时候，外物有所触动，按理应当有所回应，而此心却顽固地执着不动，那么虽然心中没有邪恶的念头，但仅仅这不动的地方就不合乎正当的道理。又比如在应酬事务、接触外物时，处理事情应当那样，而我用来回应的方式却是这样，那么虽然未必是出于有意的私心，但仅仅这样也不合乎正当的道理。既然有不合乎正当道理的地方，那不就是邪妄又是什么呢？恐怕不能专门用庄重恭敬来持守涵养此心，既然存养为没有邪恶念头的心，就一定认为难免纷扰，恭敬无法施行，然后才算是有了妄念的邪心。你所论述的近世认识本心的弊端，确实切中要害。古人学问，所贵在存养本心，大概是要推究此心以穷尽天下的道理。现在所谓认识本心的人，却想依赖此心而排斥天下的道理，因此古人知道日益尊崇，而礼数日益谦卑；今人则议论越高，而狂妄放纵的行为就越严重，那么他们的得失也就显而易见了【戊申后】”

又回复方宾王说：“《大学》的序言，也说学问的本末始终，无非都是自己的事。但必须实实在在地进一步，才有立足的地方。做到了后面的功夫，才真的有验证。并不是说前面的功夫没做到，就都不管后面的，而听任它自然发展【戊申后】”

己酉年

回复陈肤仲说：《大学》近来修订，更加精密平实，遗憾的是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寄给你，于是寄去《易》、《启》、《防》、《太极》、《西铭》、《通书》、《解义》、《学记》各一本，随意寄往。回复吴伯丰说：《论语》、《孟子》、《中庸》都等待，《大学》贯通透彻，没有可以看的，后面再看才好。如果为了赶进度而一味地攒在一起看，那么虽然看了也如同没看一样。近来刚发觉这个毛病，不是小事。原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缺功夫，而是下面原本没有根基。如果能相信得及，脚踏实地这样去做，良心自然不放逸，实践自然纯熟，不仅仅是读书这一件事。回复方宾王说：心固然不能不认识，然而静的时候有所存养，动的时候有所体察，那么它的本体和作用也就明显了。近世谈论认识本心的人，却不是这样。大概他们静的时候，起初没有持守涵养的功夫；动的时候，又没有体验的实质。只是在流行显现的地方，认得那顷刻间正当的意思，就以为本心的妙处不过如此，只是把持摆弄，当作天大的事情来看。不知道这只是心的作用罢了。这件事一过，这作用就停止了，难道只依据这顷刻间的意思，就能使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不得其当的道理吗？所以从事这种学问的人，在他们的功夫达到之处也或许有些小验证，然而也不离开这里，而他们轻率狂妄、不顾义理的弊端，已经有说不完的了。这真不可以不警惕【己酉后】

回复李晦叔说：持敬读书，内外用功，切切实实必须下真功夫，不可徒为空谈。然而内外也不是两件事，只是不可取此舍彼罢了。其实它们互相为用，只是一件事。又说：持敬读书，只是一件事，而内外各自用力罢了。如果有偏颇，就怀疑都不曾下过功夫。现在且每天着实去做，不必比较难易，计较得失，徒然纷扰无益，反而坏事。要让日常之间，只见到本心和义理，都不见有其他事物，才有得力的地方【己酉后】

又回复李晦叔说：“‘操则存’，这里只是放去收来，顷刻间的事。只一个‘操’字，已经足够了，不必如此着意安排。”又说：“不必反过来求之于心，只在放去收来的时候体察，只这操持时的当处就存养了，只要功夫接续，不令间断罢了。”又说：“罢却许多闲安，排除却许多闲言语，只看看‘操则存’一句是如何，也不可重叠再下注脚【己酉后】”

回复林伯和说：为老兄今天的打算，不如暂且以持敬为先，而加上讲学省察的辅助。大概人心的毛病，不放纵就昏昧。像贤者一定没有放纵的祸患，但恐怕不免有昏惰的地方。如果日常之间，务必以整齐严肃自我持守，常常加以警戒防范，就不至于昏惰了。讲学没有比《语》《孟》更先的，而读《语》《孟》的人，又必须逐章熟读，深切思考，不通然后考察先儒的说法，来阐发它。像二程先生说得亲切的地方，直须看得烂熟，与经文一般，背诵在心，才可以加省察的功夫。大概与讲学互相阐发。只是日常应酬思虑隐微之间，每每加察其善端的发动，心安理得，而合乎圣贤的话，就勉励努力实行；其邪念的萌发，愧对我的心，而违背圣贤的训诫，就果断迅速去除。大体上见善必为，闻恶必去，不让有顷刻间悠悠荡荡的意态，那么为学的根本就确立了。日后渐渐有余力，然后循序渐进读各种书，旁通当世的政务，大概也不晚。现在不必预先为过度的忧虑，以失去先后的顺序【己酉后】

回复汪叔耕说：你所论述的周敦颐、程颐的传授，只怕也有难以言说的地方。而把《太极图》作为有单独秘密托付的三昧，又是近世学者背弃形体追逐影子，指妄为真的弊端。夫道就在眼前，起初没有隐蔽，而众人沉溺胶扰，不自知觉，所以圣人依据他们所见的道体的实质，而发之于言语文字之

译近来，以此开导觉悟天下人和后世之人。他的言语叮咛反复，明白恳切，只怕人们不理解罢了。哪里会有故意说些不尽的话，来愚弄天下人的耳目，一定要等到单独秘密传授之后才能得到的呢？只是担心求学的人不曾虚心静思，从容反复，去体味他立言的本意，却妄用自己的意思轻易地加以解说，因此不知道其中的深意，而妄自揣测言语之外的别意罢了。又说：“幸好且放下这些，就圣贤言语中平易明白的地方，虚心平气，仔细玩味并亲身践行。玩味得深则道理自然明白，践行得笃实则功力自然增进，持之以恒，勤勉不懈地向上通达，那么道体精微的奥妙，圣贤亲切的教诲，不待单独秘密传授，就已经在心目之间了然了。”《大学章句》一本附往，古人做学问的规模以及今日用功的方法，全都在这里面了。不要认为是老生常谈而忽视它【此书及《大学章句》在己酉年之后】

译语录中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古人已经说清楚了。言语多了反而更加支离破碎。就像昨天所问的，涵养、致知、力行这三者，是以涵养为根本，用致知来辅助它，再用力行来辅助它。如果不涵养，就没有主宰，就像做事需要用人一样，如果放下不管或困倦入睡，这件事就没人做主，都由别人决定，不由自己。既然要涵养，又必须致知；既然要致知，又必须力行。如果致知而不力行，就和不知道一样，也必须同时一并完成，不是今天涵养，明天致知，后天力行。也要都以“敬”为根本，“敬”却不是拿来当作一件具体的事去做。现在的人大多先要把一个“敬”字安放在这里，怎么能做到敬呢？只是提起这颗心，不要让它散乱，这样心自然就明白了。在这里去穷究事理、格物致知，看到应当如此，就是如此；不应当如此，就不是如此。既然明白了，就去实行。现在姑且拿来《大学》来读，就能看出为学的次第，起初并没有那么多曲折【杨道夫巳酉年后】庚戌年

回答周南仲说：我朱熹愚钝的学问，晚年才自信。常常忧虑当世道术分裂，上等的流入佛老，下等的流于管商。学者既然各自凭借他们所接近的，便让先入为主，而又驱使他们怀着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心。因此前者既已自误，又进而自欺；后者既被所欺，又进而欺人。文字越精巧，辩说越巧妙，而造成的危害就越严重。如果没有明白的人，谁能舍弃旧的而谋求新的呢？大体上圣贤的话，已经明白真实地说尽了道理。读者只要能虚心一意，循序渐进地详尽探究，使得句子中没有一字不通，那么其中的道理就没有丝毫不被察觉的了。切不可被人用大话欺骗，像九方皋相马的说法那样，而在语言之外妄意追逐。

回答方子实说：您告知关于“主敬”的说法，先贤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学者不知道持守，身心散漫，无缘见得义理分明，所以希望他们先且习得端庄整肃，不至于放肆怠惰，或许心定而理明罢了。程子“主一无适”的话，只是持守得定，不驰骋奔走的意思罢了。持守得定而不驰骋奔走，就是主一。主一就是敬，只是辗转相解，不是在“无适”之外别有“主一”，在“主一”之外又别有“敬”。

回答李子能说：承蒙告知为学的意思，很好。但这样用力，头绪太多，令人纷扰而没有进步的地方。所以程先生说“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只在这里用力，自然这颗心常存，众理自然显著，日常应用接物各有条理了。《近思录》前三四卷专门说这件事，《近修定大学解》也说得这个次第，第分明可细考之。依照这个次第做一两年的工夫，自然应当看见门路，立得根本了。

回答黄道夫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形而上的道，是生物的根本。气，是形而下的器，是生物的具象。因此人物之生，必定禀受此理，然后有性；必定禀受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然不离一身，然而道器之间，分际很明确，不可混乱。像刘康公所说的天地之中，所谓命者，是理，不是气。所谓人受以生，所谓动作威仪的准则，是性，不是形。《礼运》的话，也自有分别。它说“天地之德者”，是理；它说“阴阳之交，鬼神之会者”，是气。《诗》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周子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谓真者，是理；所谓精者，是气；所谓则者，是性；所谓物者，是形。上下千百年之间，言者非一人，记者非一笔，而他们的说法相同，如同合符契，不是能牵联记合而强使之齐的。这义理的原由，学者不可不察【庚戌年后】

回答吴伯丰说：学问临事不得力，固然是静中欠却工夫，然而想要舍动求静，又没有这样的道理。大概人的身心，动静二字循环反复，无时不是这样。只要常存此心，不要让它忘失，那么随动随静，无处不是用力的地方了。而且更要着实用功，不可只在文字上作活计【庚戌年后】

回答曾泰之说：“您所告知《乡党》卒章的疑义，这些地方暂且缺之。却要在分明易晓、切于日用治心修己的地方，反复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的地方，就痛加矫革。这样才是为己的工夫，不可只在文字语言上着力。”又说：“《论语集注》的写作，只是解说训诂文义，免得学者泛观费力。然而所谓玩味省察的工夫，却在当人，不在文字上【未详何时，以编次之例考之，当在巳酉庚戌年后】

语录读书须是虚心，方能得他圣人说的一个字是一个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称量它，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我向来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如今方见得分明，才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欺我。只今六十岁，方才理会得这样，如果去年死了，那就枉了。自从今夏以来，觉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

译不多一个字，恰恰正好，都不需要一点牵强附会。庄子说：“我与他虚静而随顺。”既然虚静了，又要随着他的曲折那样去。现在暂且与他说说个样子，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明白。

译我觉着今年才开始没有疑惑【章伯羽】

道理要真正明白，必须表里首尾极其透彻，没有不尽之处。真正明白是这样，决然不可改变，这才算数。不可只窥见一半，便以为是。比如做父亲，必须真知道决然止于慈爱，而不可改变；做儿子，必须真知道决然止于孝顺，而不可改变；善必须真看见是善，才决然必定去做；恶必须真看见是恶，才决然必定不肯做【陈淳】

选择善而坚定地保持它，致知格物就是选择善，正心诚意修身就是坚定地保持它。我举南轩说知与行互相启发，说：“知与行必须齐头并进地做，才能互相启发。”程子说：“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下“须”字、“在”字，就是要都齐头着力，不可说知道了才去行【陈淳】

看道理，必须从大的地方看，便前面开阔；不要从墙角里看，地步窄，一步便触到没有去处了。现在且要看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辨得明白，将自家日常用的与他勘验，必须渐渐有见处，前面渐渐开阔。那个大坛场，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墙角里，纵然理防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就小了【陈淳】

天下万事都是合该做的？现在也不能确定合该做什么事。圣人教人也不曾教人确定如何做，只自家日常间看什么事来便做工夫。今日一样事来，明日又一样事来，预定不得。若指定事亲而又有事长辈，指定事长辈而又有事君，只日常间看什么事来便做工夫【陈淳】

读书理防一件了，又理防一件，不只是读书。如遇一件事，且就这事上思量，合该如何做处，得来当方理防。别一件书，也不可只就皮肤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肤上理防天下无书不是合该读的，无事不是合该做的。若一件书不读，这里便缺了此一书之理；一件事不做，这里便缺了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阴阳，细而昆虫草木都应当理防。一物不理防，这里便缺了此物之理【陈淳】

考异

朱子在漳州云南来，吾道得一安卿安卿大概是知用心于内的人，所以深望之所言多宏大开阔，大概是想让他展拓得开。而安卿专用心于内，于朱子所言不无错认之处。如第一段道理要见得真，须是表里首尾极其透彻，无有不尽。这就是补〇穷之以至其极，极是至善的意思，事理当然之极。语自分明，而安卿前所录说：“如论孝须穷个孝根原来处，论慈需穷个慈根原来处，凡道理皆从根原处穷究。”这恐怕是转了朱子语脉，只是安卿意指。章句于此只说“究其精微之蕴”，程子也说：“如何而为奉养之宜，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制。”初未尝言寻其根原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少长无不知敬其兄，这是自然如此，何须穷究？亲亲仁也，敬老义也，于此可识仁义为吾性固有，而非外铄。若于事亲寻其根原处，自性中之仁来；于敬老寻其根原处，自性中之义来；则是以事亲敬老为借径，而以识性中之仁义为极则其与杨慈湖所云“有时父召急趋前，不知不觉入阃奥”有什么不同呢？安卿问曰：“看道理寻根原处，只是就性上看否？”所录答语却不甚分明，于此可见安卿本义，而所录朱子语率多杂以己意，后来所见亦不出此，故终是展拓不开的，而无以副朱子之望。今所录五〇与《正学考》所录有不同者，览者可以参考其得失。

朱子论学切要语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论学切要语卷二

宝应王懋竑撰

辛亥

答曹元可说：“大学之道，虽以诚意正心为本，而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所谓格物致知，也说穷尽物理，使吾之知识无不精切而达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义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须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简而易知，约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顷年尝刻古经于临漳，而复刻此四书以先后其说，又略述鄙意以附书后。区区于此，所以希望于当世之友朋者，盖已切了。”

答曾光祖说：“大纲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间讲论省查，便是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节节进去，自见欲罢不能，不待刻励加励而后得。但目下持守讲学，却也不得不刻励加励，不须遽以助长为忧。”

又答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