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年谱考异卷一

译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这都是为了纪念他的籍贯。尤溪原名沈溪，后来因为要避王审知的名讳，改名为尤溪，尤溪隶属于延平府，排行第五十二。

译五年乙夘，六岁。

【黄义刚所录与行状所述，关于“天之上何物”的问答大致相同而略有差异，因此一并记载】

七年丁巳，八岁。

【洪氏本年谱记载：又曾指着太阳问韦斋先生说：“太阳依附在哪里？”韦斋说：“依附在天。”又问：“天依附在哪里？”韦斋对此感到惊奇。本按：此事与行状所载本是同一件事，但记载不同，现在依据李本删去】

十年庚申，十一岁。

【年谱所载，源自两篇行状，但缺漏了萧公顗，现在一并记载吏部行状的内容】

十三年癸亥，十四岁，春季三月辛亥日，遭遇父亲韦斋先生丧事【“二十四日”四字据吏部行状补入，城南年谱作“水南”是错误的】

在刘屏山、刘草堂、胡籍溪三位先生门下求学。

【按韦斋先生的遗命，向这三位君子求学，而朱子侍奉屏山先生如师，为科举之业拜师白水先生和籍溪先生。大概是以父执辈的身份侍奉他们，白水先生将女儿嫁给他，不详何年，不久白水先生去世。侍奉籍溪先生时间最长，然而都称呼胡丈，不称先生。等到为这三位君子撰写墓表、行状时，则都自称门人，大概是遵从韦斋先生的遗命。年谱说：“按先生所写的草堂墓表与籍溪行状，都说两位先生师从涪陵谯天授，完全听闻了伊洛之学，其渊源大概”

【本此至于师门情谊深厚，则以屏山先生为最。他在屏山墓表中写道：“先生病重时，熹以童子身份侍疾，一天请问平生入道的次第。先生欣然告诉我说：‘我在《易经》中找到了入德的门径，所谓‘不远复’，就是我的三个字符。你还要努力。’又命字祝辞中有云：‘树木晦暗于根部，春天则枝叶繁茂；人晦暗于自身，神明则内蕴。’又说：‘你的德行如果不日日更新，那就是我的耻辱。’说话时思虑谨慎，行动时思虑戒惧，敬畏战栗，只以颜回、曾参为畏。他的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年还书写门符说：“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命。”大概是铭记父亲和老师的教诲。按草堂墓表说：“听说涪陵谯公天授曾跟随程夫子游学，兼通《易经》之学，便前往叩问，完全得到了其学的根本。”未籍溪行状说：“后来又向涪陵处士谯公天授学习《易经》。”起初并没有说谯公完全得到了伊洛之学。屏山先生学习佛学，认为佛与我们的圣人相合，所以作《圣传论》，墓表中明确记载了这一点。晚年“晦木谨师命”的话，只是指字辞而言罢了。年谱所说的，恐怕都不确切，现在删去而记载屏山、白水两篇墓表、籍溪行状以及少傅刘公碑于后。又因为这条李洪本都相同，或许是元本所有，所以附见于此，并加以论述。“字辞”闽本较《性理大全》多出十余语，现在依据闽本】

十四年甲子，十五岁，安葬韦斋先生。

【按吏部行状，在去世的次年安葬于崇安五夫里西塔山，迁墓记说：“起初府君将要去世时，想安葬在崇安的五夫，去世的次年，就安葬在灵梵院旁边。”与吏部行状不同，年谱遵从行状，现在暂且沿用它。洪本还提及改葬，现在删去】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岁。春季，前往婺源祭扫坟墓。

【年谱：先是婺源以下，从洪本、李本的略本，与内弟程洵前一封信，李本不载，后一封信也有删削，只说有信与内弟程洵论诗，并且说学者所急云云。按朱子此时颇为从事诗文，而最终归重于《语》《孟》，与反求诸己，那么大本已经确立了。李本凭意删削，不是元本，现在从洪本。按《与程允夫二帖》，现在文集中缺失。虞集《复田记》是此后人增入文集、语录的，其事都无从考证，不知虞集依据什么。李本尚存其真，洪本删去其首。按虞集作《复田记》，则似乎元本所有，后人便无从考证了。现在暂且仍用李本，并加以论述】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岁，夏天初次在延平见到李先生【李洪本都作“始受学于延平李先生之门”，现在改正。按年谱说癸酉年受学于延平先生，而行状说从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跟随他游学。以赵师夏的跋文考证，应当遵从行状，但自从同安回来后，戊寅年前往拜见，庚辰年又前往拜见，而行状没有指明年份。以现在考证，戊寅年给范直阁的信称李愿中丈，不称先生。延平回答的问话记载戊寅年间的话，不像受学时有“不审尊意以为何如”的说法。至于再题西林达观轩诗序，庚辰年才开始称先生，往来受教，那么受学应当在庚辰年。现在依据行状文集改正。延平戊寅冬天回信说：“得到吾元晦，不鄙薄我孤陋寡闻，远有质问。”这不是从学的语言。壬午年的信说：“所幸近年来，得到吾元晦，相与讲学。”壬午年距离庚辰年三年，所以说近年来。如果以癸酉年计算，则已十年，即使戊寅年也已五年，不能说近年来。以这两封信证明，那么庚寅年受学无疑了。续集给罗宗约的信说：“目前所闻于西林而未契合的，都不欺骗我。”庚辰年朱子见延平寓居西林院，这也是庚辰年受学的一个证据。洪本年谱说：“起初先生学无常

译朱熹早年出入于儒家经典，广泛涉猎佛老之学达几十年之久。二十四岁时拜见延平先生，透彻明白了道学的精要，顿时觉悟到异端学说的错误，能够全面抨击其过失。从此专心致志、精诚无二，剖析精微、穷究深远，日夜不懈，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于是道统的正脉才开始有所归属。按：这一条必定是元刻本原有的，并非后人增补。李氏推崇阳明之学，认为“道统的正脉才开始有所归属”这句话语气太重，所以将其删去，这并非有所依据。如今考订，朱熹彻底摒弃异端学说是在庚辰年，而年谱将其归在二十四岁时是不对的，因此改从行状的说法，而年谱的记载则仍附列于此，并非敢效仿李氏那样妄加删改。

译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岁。

【邹本《年谱》在“春建经史阁”之后，有一条“后晤吕伯恭于福州”，注解说当时吕伯恭的父亲仓部公在福州做官，朱子用檄书向大都督府禀报事务，与吕伯恭的交往从此开始。查考《东莱年谱》记载，这一年春天仓部公担任福建提刑司干官，吕伯恭随侍在福唐；丙子年应福建转运司举荐；丁丑年春在礼部应试未中，六月回到福州；十月仓部公任期届满，随侍回到婺州。据此推断，吕东莱在乙亥、丙子、丁丑几年都在福州，他与朱子相见必定在这几年间。但两家文集都没有相关记载。所谓“向大都督府禀报事务”，似乎是用《同安官书记》中的话。据《书记》记载，春正月用檄书向大都督府禀报事务；而《东莱年谱》记载这一年春天仓部公在福州任职，那么正月时他还未到任。这不详其依据。又，邹本在癸未年有一条“晤张敬夫于临安”，查考包扬的记录说，起初魏公召见南轩，我那时赴召到行在，对南轩说……那么邹本所依据的就是这个。然而包扬的记录也没有说他们初次相见。现在都附记在这里。邹本考订比旧谱详细，其中的讹误也不一一辨析。】

夏天，县里有盗贼，分守城池的西北角。

【李洪本没有这条，现在依照邹本补入。】

确定释奠礼。

【李洪本都附注在建经史阁之下，闽本另立一条，现在依照闽本。】

申请严正婚礼。

【李洪本没有，邹本有，但不详细。现在载入《申严婚礼状》。又，这篇状文与《苏丞相祠记》都没有年份可考，现在附在同安任职的末尾。】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岁，春天回到同安。〇代官不到任，罢官回家。【李本说馆于陈北溪，洪本说馆于北溪，陈淳都错了。查考北溪是漳州人，朱子庚戌年到漳州，他才来受学，《年谱》的错误很明显，现在根据《畏垒庵记》改正。】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岁。春天，正月，在延平拜见李先生。【查考，李本不记载这条，而《续通鉴》记载了。《续通鉴》必定是根据《年谱》，这是李氏自己凭意思删去的。戊寅年给范直阁的信说：“最近在延平拜见李愿中丈。”这是确证。李氏大概是根据《西林诗序》认为庚辰年拜见李先生，所以删去了戊寅年，而没有考证书信文集。在庚辰年又写“再见”，他的意思认为癸酉年受学，这是〇见。凡是李氏率意删改，都类如此。现在依照洪本、闽本相同。】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岁。秋天八月，被召赴行在，辞谢。

【《年谱》说因为执政陈俊卿推荐。查考这一年陈俊卿还未担任执政，疑当作陈康伯。康伯在二十八年九月参知政事。陈康伯在绍兴年间是名臣，他推荐朱子应当在众人之前，但《行状略》不记载，只说被召赴行在。本传说因为辅臣推荐，也不记载名字。《年谱》必定如实书写，后来的人只知道陈俊卿推荐朱子，而不知道有康伯，就凭意思改动了。不知道俊卿当时正担任殿中侍御史，还未担任执政。《孟子或问》讨论武王不泄迩不忘远，而说近读陈鲁公集有讨论这个的，与我的意思相合，这固然是德行之人的言论。他对康伯并不轻视，不知道修谱的人为什么改动。最近看到陈鲁公家集，他的裔孙刻印的伪撰朱子序及书信，自署门生，这很可笑。然而在这里可以看出《年谱》旧本必定说康伯推荐，所以后人因此伪撰。陈俊卿三字现在改作陈康伯。《年谱》说这一年籍溪胡公以正字被召，先生送行诗有说：祖饯衣冠满道，周此行谁与话？由心知不足，功名计祗为苍生未敢休。执我仇仇，讵我知乎？漫将行止验天机，猿啼鹤怨浑闲事，只恐先生归。其后又寄诗说：“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獬豸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瓮牖前头作屏，晚求相对静仪刑。浮云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麽青。”五峯胡公宏说：“此诗有体而无用，因此赓和说：‘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出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似乎为籍溪解嘲。”查考：李洪两本都记载这条，这时籍溪家居，被召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书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余了。耳又重听，门人子弟都怀疑他出行。朱子四首诗都有讽谏。但不知道《年谱》记载这个又是什么用意？难道认为朱子不赴召的证据吗？五峯诗见朱子题跋中，是为籍溪解嘲，在朱子《年谱》中也不恰当，且籍溪赴召在庚辰年，记载在己卯年也错了，现在删去，因为两本都记载，或许元本有，所以附在这里。】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岁，冬天在延平拜见李先生，开始受学。【《年谱》作“〇见李先生于延平”，现在根据《达观轩诗序》改正。洪本《年谱》说：“汪端明应辰说，先生师事延平久，益不懈，尝言每一去而复来，所闻必益超绝，葢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

查考，端明前辈不当称先生，李本称朱子也是以例改。每一去而复来，以下在延平行状中。

【语上达不已，日新指延平】

译“言”字与开头两句的语意不合。李本也是凭主观臆断删去，并没有依据。现在将延平行状中的话语系连于此，壬午年的事都归入延平名下，而这一条则删去。查考年谱中“道统之〇始有所归”这句话，必定是果斋元本所有，但不如行状中叙述的那样恰当。自〇山先生师从程子以来，经过豫章罗先生、延平李先生，直到朱子，其真传一脉相承就是这样。然而朱子的学问虽然受之于延平，但阐发光大，有不尽同于延平所传授的地方。《大学》章句序中叙述道统，将二程、〇山以下都列在私淑的行列，其大旨也可以看出来了。延平行状中说“求中未发”非常详尽，但反过来探求却未能找到心安之处，于是前往询问南轩，而胡氏的学问与延平不合。后来朱子自己领悟到“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又将自己所领悟的与延平所〇的相合，他说“已发未发之机，黙识而心契焉，”这与体认未发气象也稍有不同，而与胡氏“先察识后涵养”的言论反而相近。等到在潭州与南轩共同

译在南轩处讲论，大概是因为深深认为延平先生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做法并不正确，又极力辩驳吕氏关于“求中”的学说。然而朱子最终从南轩那里接受了胡氏的学问，以《艮斋铭》为宗要旨归，这就与延平先生不同了。因此戊子年所写的各种书信中没有提及延平，到了己丑年，又领悟到之前的错误，重新确定了“已发”与“未发”的界限，认为胡氏“先察识后涵养”的说法不正确，而在“未发”方面仍然坚守延平先生的学说。他说“以静为本”，又说“从静中渐渐养出端倪来”，这还是属于体认未发气象的言论。庚寅年才提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学问的大方向就确定在这里。而壬辰年作《中和旧说序》，说“没能向李氏的门下请教，对于已经说过的和没说的可以推想”，这时已经不再专门主张延平先生的学说了。癸巳年以后往来讲论，也不提及延平。到了甲辰年与吕士瞻的信，戊申年与方宾王的信，明确说程子的学说不可移易，延平先生只是当时入门的途径，难免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晚年的语录，杨道夫、叶味道、陈安卿、寥子晦所记录的尤其详细。《中庸或问》极力辩驳吕氏求中的错误，而说李延平也难免有吕氏的过失。李延平的学说，就是延平先生所出自的源头。这前后异同的缘故，大概也可以考察了。所以现在依据行状和年谱所载，附论于此，不知道后来的君子会怎么看待呢？按：朱子年少时就立志做自己的学问，他学习禅宗正是从心地上下功夫，而对于《语》《孟》经史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诸家的学说，考订讲贯，大概没有一天不用功，内外两方面同时进步，从小时候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生知安行，没有积累的渐进过程”。从同安回来后再次见到延平先生，完全抛弃了异端学说，但对于“求中”和“未发”的道理还没有通达，在南轩处讲论超过四五年，直到己丑年才确定了学说。到了庚寅年提出程子“涵养”两句话，一生的学问大方向就确定在这里。他早年进学的次序，在答江元适书、汪尚书书、薛士龙书信、陈正己书以及《中和旧说序》的自叙中极为分明，今天可以依据这些来说明。至于庚寅年以后所谓的“独自觉悟其进步而别人不知道”的情况，大概不是后来的人所能揣测的。孔子自己说“我十五岁以至于七十岁”，他的阶段可以考察，而程子说圣人未必如此，只是为学者立规矩。朱子也说“因为近似而自我命名，不敢擅自为之解说”。程颢对谢良佐说：“你见我这样，我确实下了很多功夫。”以谢良佐的高明，又亲近受教很久，对于程颢还有不知道的地方，后来的人怎么敢妄下一语呢？如果凭一己所见，而取文集中相似的话作为依据，又杂取各家语录庞杂混乱的说法而断言说：“某年达到某地位，又某年达到某地位。”未免像用竹管窥天，用瓢测海，恐怕识者会有所议论。语录中有说：“只今六十一岁方才理清得这样。”又说：“我觉得今年才没有疑惑。”又说：“自觉得没有什么长进，在上面还隔着一层膜。”这是圣贤日日新不已、望道未见的心态，如果就据此作为证据，这又是在痴人面前说梦话了。文集语录中多有谦己诲人的言辞，大率因人说法，应病与药，又间或有为而发，不可以拘泥。看孔子曾说：“何有于我？”又说：“我无能焉。”孔子难道真是何有、无能的人吗？这又是读文集语录的人所应当知道的。所以因年谱语而附论之，世上的君子希望有能订正其是非的。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岁

【年谱说：这一年写信给黄枢密论恢复。按文集与黄枢密书，说敌人退去后，应当先做自治的打算，对于恢复，大概是谨慎言说的。最后以起用旧人为要点，而担心敌人再次来犯，未曾专门谈论恢复。年谱原本出自果斋，不应该错谬到如此地步。怀疑这三个字，或许是后人增入的，现在删去】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岁。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再次差遣监南岳庙。

【年谱说：五月祠秩满，再次请求。六月，孝宗即位，诏求直言。八月应诏上封事，没有回复。这月，予祠行状说：祠秩满，再次请求。孝宗即位，再次因其任。恰逢有诏求直言，于是上封事。根据年谱，则予祠在上封事之后；根据行状，则得祠在上封事之前。按封事首先说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那么已经得到祠禄了。现在依据行状】

孝宗隆兴元年癸未，三十四岁。十一月六日，在垂拱殿奏事。十二日，授武学博士待制。

【洪本年谱说：冬十月辛巳入对垂拱殿。十一月戊辰授武学博士，戊现在改正。按孝宗本纪，隆兴元年十月戊寅朔，辛巳为二十四日，十一月不得有戊辰，而且辛巳距戊辰四十七天，不应该授官如此迟缓。根据文集与魏元履书：“六日登对，十二日复武学博士”，那么年谱的错误无疑。现在依据邹本改正。邹又依据与李先生书：“九月二十六日尚在延平”，到临安

译后来朱子回复吕伯恭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经过一两天的仔细审察，应当能够应对”，根据路程和所需时间计算，登殿对答应当在十一月，而不是十月。现在也依从此说。被任命为武学博士，年谱中说：“是替代已成资历的空缺。”接受任命后便回家。行状中说：“被任命为武学博士，等待防考。”宋代官制中，填补现有空缺称为“填某人阙”，那些等待防考的称为“替某人阙”。朱子在南康任职期满的状文中说：“已经具备资历”，而丁未年辞谢江西提刑的状文中说：“替代马大同已成资历的空缺”，那么“成资”是空缺已满的名称，“成资”之上应当有姓名，如“替代马大同已成资历的空缺”这样的例子，而年谱中缺失未记载，现在无法考证，暂且保留原样。年谱又说：“这一年有与陈漕的信件讨论盐法，与汪尚书的信件讨论〇山语录。”按：“讨论盐法”可以不记载其条目，“与汪尚书的信件”有很多，不应当只记载这一封，现在删去】

译归还刘氏田地

【按：屏山先生卒于绍兴十七年丁夘，那么田契不当在乾道年间，归还田地是在隆兴年间，也不在乾道年间。难道是因为乾道年间归还田地，而年谱误载了吗？忠肃公获得谥号，是在忠肃公去世之后。忠肃公卒于淳熈五年戊戌，那么也不是乾道年间所写的跋文。况且说至今尚存，那么是在朱子去世之后，距离朱子在世时已经很久了。不知道是何时何人所写的跋文？这在文集和语录中都没有考证。然而李本依据旧本，如虞集《复田记》之类，只是不知道是谁增入洪本并删去的？按乾道年间田契跋文云“八字”，似乎原本所有，后人没有考证校正。现在仍依李本】

二年甲申，三十五岁。《困学恐闻》编成。

【按：朱子用“困学”命名他闲居的居室，一定是在同安任职归来之后。《困学》诗的创作，则在《恐闻》编成之前。大概在戊寅、己夘年间。《困学》、《恐闻》编序没有注明年份，而文集编排在《论语训蒙口义》之后。年谱排在甲申年，必定有所依据。又延平答问的记录，从丁丑到癸未，其编成必定在甲申之后，只是没有序文可供考证罢了。年谱也缺失，附记于此】

【按：朱子年少时从刘、胡三位先生门下受学，而出入于老、释两家十余年。自从庚辰年受学于延平先生后，就断然知道老、释之学了。回复江元适的信，提到先父的遗训，而没有提到刘、胡，是因为三位先生都信奉佛学。得以亲近有道之人，是指延平先生。这封信叙述得最为分明，再拿何叔京的信来参考，尤为可信。信中称“近年以来，得以亲近有道”，又称“晚年亲近有道”，那么受学是在庚辰年，而不是癸酉年的确证。有人怀疑江信没有提到延平先生的去世，应当是在癸未年，朱子在十一月拜受武学博士任命归来，就听说延平先生去世了。江信以及《埀拱奏劄》自然是在归来之后，不一定非是癸未年。或许是在叔京信之后，年代久远，偶然没有提及罢了】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岁。春天，省劄催促就职。夏四月，到达行在。再次请求祠禄。五月，再次被差遣监南岳庙。

【按：行状原本〇都说：既到，那么朱子四月间到达行在矣。因为执政者再次主张和议，所以不就职而请求祠禄归去罢了。年谱也说：既到，所写不明。现在依据行状改正。按本〇：既到，而洪适为相，再次主张和议，不合而归，与年谱不合。考证《宋史》：洪适这一年八月任参知政事，十二月任尚书省仆射同平章事，四月间尚未为相。本〇错误。钱端礼在甲申十一月签书枢宻院事，十二月任参知政事。乾道八年八月才罢免。这一年二月，陈康伯罢免，当时没有设置宰相，端礼为首参，那么年谱是正确的。年谱记载戊午《谠议序》说：“戊午之议，发言盈廷云云。”戊午年的议论，根据序文应当是癸未年的议论。李洪本都妄改。按戊午，是高宗绍兴八年；癸未，是孝宗隆兴元年。戊午年初议和，癸未年〇议和。元履所叙述的，是戊午年的议论；而朱子序文中极力论述的，是癸未年的议论。年谱不考证全文，略载数语，又妄改癸未为戊午完全失去了原意。现在削去，而另载序文于后】

二年丙戌，三十七岁

【按：与张钦夫的两封信，朱子自注非常明白。另卷中答张敬夫的两封信，与前两封信意思相同，而在前两封信之后。没有注释的，或许是朱子自己所删，而后人又收入了。然而《中和旧説序》说：“得到当时往还的书稿一编”，那么必定不止两封信。前第二封信注说：“自有辨説甚详”，现在没有看到，难道是指已发未发説及《中和旧説序》吗？暂且记于此。《朱子文集》三十卷《与张钦夫书》，三十一卷《答张敬夫书》，大概按年份排列。三十二卷所载则不按年份排列，且多未定之论，所以怀疑是朱子自己所删，而后人又收入了，但不敢确定。按朱子接受延平“求中未发”的学说而未通达，而延平去世，寻求其学说而不得。甲申年在豫章舟中会见南轩，从此书信往来都讲论“未发”的义理。《南轩集》没有考证，而朱子两封信自注非常明白。另卷两封信没有注释，但详细考察其文义，实都是同一时期的言语。以前根据《中和旧説序》说：“听说张钦夫得到衡山胡氏的学问，就前往跟随他问学”，认为是到潭州时，所以将四封信排在戊子年。现在根据答罗宗约的书信考证，是指书信往来而不是到潭州时。答何叔京书信中“未发已发”浑然一致，与此四封信意思相合，又说程门记录的错误，与《中和旧説序》所说“以为少作失传而不相信”也正相合，而何信自在丙戌年，彼此参考，四封信在丙戌年而不是戊子年确凿无疑了，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不再区分时节，这是朱子自己所悟，不是从南轩那里接受的。而南轩从胡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不谈未发，与朱子所见略同。南轩前信尚有

译关于两物之疑，朱子在书信中反复阐明于此，大概没有不同的意见。至于潭州讲论的话语没有可考证的，南轩赠行的诗说：“超然防备太极，眼底没有完整的牛。”朱子另一首诗说：“才知道太极蕴含，精妙难以命名。说它有难道有痕迹，说它无又存在什么，只有在应对酬酢之处，特别通达地见到根本。”都是以未发为太极，即以心为已发，以性为未发的防备，与四书的意图相同。到了己丑年才觉悟其错误，急忙写信报告钦夫，以及当时一同持此论的人，那么潭州所讲论的与朱子所见都相同。而胡氏的学问先察识后涵养，虽然似乎稍有不同，但实际上没有差异。指着这中和旧说，在潭州行略中叙述却不提及。所以现在断定四书都在丙戌年，而将答叔京三封信、答宗约两封信系于其后。叔京的信说体认未发气象是延平山门下相传的指诀，而有惭愧汗水湿衣的话，这是求中而未通达的时候，应当在丙戌年的春天。他说未发已发浑然一致，这是在觉悟性为未发之后。又说延平说学者应当在未发已发的几微处默识而心契，那么以己所

译悟合之延平所〇与〇山门下的指诀也似乎稍有不同，这是在丙戌年冬天。至于《宗约书》，宗约远在四川西部，又死于戊子年四月，这两本书必定不在前往潭州之后。其中说钦夫书信往来近来才觉得有豁然开朗之处，自指丙戌年的领悟，又说从西林那里听说的都不欺骗我。与叔京的书信也相符合，又说衡山的学问尤其容易见效，近来才觉察到如此，那么这与《中和旧说序》中所说钦夫告诉我所听说的也还没有省悟，后来得到胡氏与曾吉父的书信才更加自信，也正好相合。那么这封信或许是在丙戌年冬天，丁亥年春夏之间，还不可知。李本年谱既然一概不记载，洪本年谱杂乱叙述与钦夫等人的书信在前往潭州时，其意不明，通辨也没有提及，而《闲辟录》反而把末卷与张敬夫的两封信作为朱子尊崇德性的证据，更是大错。《正学考》已经察觉其错误，但因为四书记载在戊子年叙述虽多，其意终究不明，所以在此特别详细论述，以等待后来的君子考订其是非。朱子自注两封信文集编排在论程集改字之前，当时刘共甫在潭州，那是乙酉、丙戌年间，到了丁亥年就被召还了，这也是四书在丙戌年而不在戊子年的明证。

三年丁亥，三十八岁。秋七月，崇安发生大水灾。奉府衙公文，巡视水灾。

【按此条李本、洪本都记载在戊子年，这一年五夫有秋收，与水灾不合，向来怀疑其有误。等到考证续集与蔡季通的信说：“邑中水灾至此极可伤悯，这里幸好没有其他情况，两天后才听说。”可知这水灾波及不远，而五夫唯独没有波及。李本、洪本都没有注释，而文集与林择之的信对此说得最详细。崇安大饥荒之后，又遭受这水灾，信中略不提及。与何叔京的信说：“早稻已经成熟，可以没有别的忧患。”正是七月，也不说崇安有水灾。而戊子年春夏之交，建人大饥荒，必定是因为上年水灾的缘故，以此参考，那么巡视水灾在丁亥年无疑。与择之的信极力说州县官漠然无意于百姓，难以图谋事情，而朱子八月就前往潭州，大概是躲避而不愿参与其事。这时知建宁府的是徐嚞，是秦桧的党羽，朱子自然不肯为他所用。等到丁亥年崇安大饥荒，波及五夫，应县官的委托，则不得不参与其事，而向府衙请示。徐嚞正以秦桧党羽的身份不自安，而朱子已经担任枢密院编修官，陈应求、刘共甫都是执政，所以所请即被批准，而实际上并未相合。徐嚞在戊子年秋奉祠离去，而社仓的米确实始于徐嚞，社仓记也不愿抹去他的名字。反复参校，水灾自在丁亥年，现在改正，而附上此说。后来的人得以考证。】

八月访问南轩张公敬夫于潭州

【按朱子在九月八日到达潭州，停留两月讲论的话在文集语录中都无处考证。李本极其简略，洪本所增加的多，而不无谬误。现在仅记载李本数语，而洪本则另见于此，并附论之。洪本年谱说：停留长沙两月讲论的话无处考见。南轩赠行的诗说：“遗经得阐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先生答诗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言。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兹酬酢间，特达见本根。万化从此流，千里同此源。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以两首诗来看，那么他们往复深相契合的是太极之理。又《中和旧说序》说：“我早年跟随延平李先生学习，接受《中庸》一书，探求喜怒哀乐未发之理未达，而先生去世。听说张敬夫得到衡山胡氏的学问，就前往跟随他询问。这时范念德侍行，曾说两位先生讨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后来先生最终改定其说。那么未发之理大概未相契合。”又说：“考察先生与敬夫讨论中和几十年才定。起初与敬夫信以为人自有生即有知识等等。又说：‘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等等。后答敬夫信又以浩浩大化之中等等。最后与敬夫信说：‘近来又体察见得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述，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而不紊’等等。及与湖南诸公讨论中和的信都是此意。按洪本所说深契太极之理，这是以赠行诗与答诗臆测而已。朱子自甲申年后与南轩往复都讲未发之理，而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大概以未发为太极。诗中所说太极则指未发而言。专说太极则不识其意了。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两位先生在此无异论。到潭州当必共同讲论。《中和旧说序》说：‘急忙写信报告钦夫及当日同为此论者’，那么到潭州与南轩同为此论，显然可证。而说未发之理未相契合的，真是妄说。范念德说两位先生讨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此语绝无根据。洪本说：后来先生最终改定其说。则指已丑已发未】

译发表言论，所以认为历经十年才确定。关于中和宗旨与南轩的讲论，在乙酉、丙戌至己丑年间，随即领悟其错误，写信告知钦夫。钦夫认为正确，不过四五年间，只有先察识后涵养的说法，钦夫坚持得还比较坚固，后来最终遵从朱子的说法。虽然不详细知道具体时间，大概不久争论就确定了。认为十年后才确定的，也是妄说。他把丙戌年的三封信叙述为最初未确定的言论，这是对的，但不记载中和的旧说。序中所说则指意不明确，又记载己丑年论心学的一本书作为定论。这本书在己丑年初悟已发未发的区分时，尚有很多未确定的言论，比如以静中知觉不昧为复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静为本等诸论，都是后来不再提及的。就像仁中为静义，正为动，与《太极图解》正好相反，怎么可以依据它作为定论呢？祭南轩文说：“大概反复争论十多年，最后才同归而一致。”这是统而言之，如《论语》说仁说之类，不是指中和说而言。洪谱大概误认此语了。凡此皆非果斋的旧貌，李氏推崇阳明之学，自主中和旧说，所以对此多有删削，略而不谈。而洪本则不胜其可疑，暂且附其说于此。

译这也是当时范念德随行，曾言两先生讨论《中庸》之义，三日三夜而不能契合，李本、洪本都记载了这件事。这或许是原本就有的，并非后人增入。然而在文集、语录中都没有考证依据，而洪本认为关于“未发”的防备，未能契合的不是这样。我私下曾考证过，朱子跟随延平学习，南轩跟随衡山学习，各有师承。延平去世后，朱子向南轩请教，南轩把所听到的告诉他，朱子也没有领悟。不久朱子自己领悟性为未发，从而与延平所说的相合。南轩则专主衡山，认为延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是不对的。又极力辩驳吕氏求中的错误。自从与延平不合，我想他们所说的不合，或许就在于此。后来朱子最终跟随南轩学习衡山之学，以《艮斋铭》为宗旨，共同坚守。先察识，后涵养，这就与延平不同了。在给林择之的信中说：“后来所见不同，不再深思。”大概指的是这个时候，戊子年的书信完全不提及延平，也可以证明。到了己丑年才醒悟，以性为未发是错误的。未发、已发各有时节，而在未发时仍然坚守延平的说法。又深深认为先察识是错误的，其先后异同，大致如此。我私下以意推测，但不敢确定。现在仍依李本，保留这两句话以等待考证。

冬十一月，与南轩张公一同登上南岳衡山。

【李本没有这条，现在依从洪本。查：南轩《南岳唱酬集》序、朱子《游山后记》《东归乱草序》，叙述的时间、路程极为详细。李本简略记载《南岳唱酬》《东归乱草》在“往潭州”至“自长沙”两条下。洪本另立此条，而注释语最为错乱。现在依据两家文集考证校正，而洪本的注释语直接删去，也不再一一辩驳。又查：朱子前往拜访南轩，与林择之同行。南轩序也只说三人。范伯崇到己卯年才告别他的群从兄弟而来，同登衡山，又与朱子、择之同归。然而年谱说范念德侍行，怀疑原本与伯崇、择之同行。伯崇有群从兄弟在湖湘间，分别前往探望，到己卯年才后来。然而没有考证。南轩序说己卯年胡实、广仲、范念德到，同登衡山。朱子后记说伯崇来，才听说水帘的胜景，想前往观看，因雨没有实现。而后醇叟、胡广仲、伯逢、季立、甘可大来云峰会寺饯行，酒过五巡，激烈讨论所疑惑的然后分别。洪本叙述断续不明，而以自岳宫至槠州为《南宋唱酬集》，尤为错谬，现在全部删去】

这个月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待制

【李本、洪本都缺“官”字，错误。查宋制，编修官、检讨官都有“官”字，现在补正。己丑年省札，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另行注授，疾速前来供职，那么此任命是替代施元之的缺额。施元之官期未满，所以在家待制】

四年戊子，三十九岁。夏四月，崇安饥荒，向府请求粮食来赈济【年谱只记载社仓记，而没有提及县官的委派，非常缺略，现在记载社仓记】

程氏遗书成

【查程子“涵养须用敬”两句话，庚寅年才特别拈出。而戊子年《遗书》序已说：“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智”，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续集》答蔡季通信说：“近看《遗书》目录序，时有先后以下一节说道理不出，想要更改。”说：“先生之学，其大要则可知已。”阅读这本书的人，如果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智，两者交相为用而不止，那么在日常之间，将有所默契先生之心，而疑信之传可以坐判了。那么这序文后有更改，蔡信不详何时？难道在庚寅年以后吗？“时有先后”的话，也不见于《遗书》序中，那么其所更改的，又不止于此】

【查：自潭州归来后，以《艮斋铭》为宗旨，这在给程允夫、曾裘父的信中非常明确。《艮斋铭》以知止为始，而格物致知专以察识端倪为下手工夫，与学聚问辩的意思不类。其云“天心粹然，道义俱全”，是曰至善，万化之源；与至善、事理当然之极的注释又不合。给何叔京的信，因其良心发见的细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默识于心以立其本，这都是《艮斋铭》的意思。石子重的信：非格物致知不用正心诚意，及其正诚意却不用致知格物，其语自是正确的。但以审察见得为格物致知，以坦然行将去为正心诚意，也仍是《艮斋铭》的意思。大抵以心为已发，以性为未未发，要从已发处识得未发，所以说“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凡戊子年的书信，都是一意。平湖说答叔京信易为异学所借，尚似有所未察。《正学考》不载给允夫的信，那么未见其宗旨，而在讲论中多所反复，似皆未得其要领也。所以附论之】

五年己丑，四十岁。夏五月，省札再次催促就职，再次推辞。秋七月，省札再次催促出行

译辞官。

【按：枢密院编修官一职，是填补施元之离任后的空缺。这一年，施元之因考核升迁改任他职，另行注授官职，尚书省发下札子催促他前来供职。年谱将此事记载在戊子年末，是错误的。魏掞之在四年十二月被任命为太学录，五年六月罢职归乡，正值尚书省札子催促他赴任之时，朱子因此极力推辞。朱子所撰《魏元履墓志》、《南轩魏元履墓表》中的年月均可考证，年谱记载有误，而《续通鉴》沿袭其误，现在予以改正。行状中说五年间三次催促就职，根据文集中回复尚书省催促供职的状文，五月内两次收到札子，第一次是尚书省札子催促供职，第二次是又收到前述命令，年谱记载八月再次催促赴任，即是第三次。将戊子年末的一条移至今年五月，则事实清楚无疑。】

译【按】《已发未发说》与《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都写于己丑年春天。大概因为刚刚改变旧说，所以还有很多尚未确定的议论。例如凡是说到“心”的，都指“已发”而言。程子自己认为这样说不恰当，而《已发未发说》则认为是指心体流行而言，并非指事物与思虑交接之时。给湖南的书信又认为是指赤子之心而言，只是不应当说“凡是言心者”，这些说法都有不妥之处。吕博士在《中庸或问》中极力辩驳其错误，而这里认为大体上把握住了要点。又说涵养的功夫到了，那么其发作就没有不中节的，这又似乎删去了“已发”时的功夫。这些都是早年尚未确定的议论。《中和旧说序》写于壬辰年，距离己丑年又过了三年，不及前面的各种说法，那么他的见解已经不同了。《中和旧说序》说：急忙写信报告钦夫以及当时共同讨论此论的人，现在这封信不见于与钦夫的答问中，难道就是给湖南诸公的信吗？既然说是第一书，那么还有第二书、第三书了。这本书的年份应当在前，却编排在第六十四卷的末尾，与《答或人》一类归在一起，这都是编排者的失误，恨不得让勉斋等公起来质问一番。与张钦夫的各种说法，按照惯例编印成一书，应当在给湖南诸公的书信之后，也是己丑年的答复。其中也有很多尚未确定的议论。例如以心为主，就是心体流行的见解。又说：仁是心的正道，而敬是心的贞正。后来都没有这样的话。又说：静中的动，动中的静，动静本来就是两个时候，不必互相说明。又说：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感是已发，寂是未发。现在如果说已发而常未发，未发而常已发可以吗？又说：以静为本，也是偏于静。《已发未发说》的小注已经明确说明了，而篇末的两句话也自然平正。凡此种种恐怕都是尚未确定的议论。例如以静中的知觉为复，后来改掉了。而《太极解》以仁中为静义，正好与现在的解释相反，难道可以根据这本书作为定论吗？整庵罗氏引用这本书与阳明辩论平湖陆氏，也将这本书作为定论，恐怕都没有仔细考察。答林择之三封信，都辩驳先察识后涵养的错误，而在涵养方面特别重视已发的功夫，未免稍微忽略。例如说：从涵养中渐渐体悟出这端倪来。又说：如果得到了涵养而没有物欲的昏蔽，自然发作显现昭著，不需要另外寻求。这些都是早年尚未确定的议论，后来所不采纳的。罗整庵曾经说：后人创立异说的人，是拾取前人抛弃的东西来自我珍视，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六年庚寅，四十一岁。春，正月，〇祝孺人（为母亲祝氏守孝）。

【年谱说：先生守孝尽礼，守孝期满后，每天住在墓旁，初一十五则回家祭奠几筵。按：李洪本、闽三本都说“每天住在墓旁”，但没有说住在哪里。寒泉精舍应当与墓相近，但既然叫精舍，那就是讲论的地方，而不是守墓的住所。朱子庚寅年给范伯崇的信说：“近来带着两个儿子到寒泉，招蔡季通来相聚，也有一两个朋友，起初没有废弛讲论。”那么朱子确实曾经到寒泉与朋友讲论，而说“每天住在墓旁，初一十五才回家祭奠几筵”，恐怕不是这样。现在删去并附见于此。按：《书仪》开始虞祭时，还早晚哭而不祭奠；小祥只早晚哭，只有初一十五馈食。卒哭则初一十五馈食，小祥前应当也是这样。朱子守孝自己遵循《书仪》，所以或许初一十五回家祭奠几筵。考察文集答陆子寿信极力说撤去几筵不可，而对于早晚馈食则没有明确说。答李继善问说早晚馈食不害其为厚，而且没有僭越的嫌疑，并且应当遵循。他答叶味道信则根据《左氏》“特祀于寝”与《国语》“日祀》的文字，说主牌回到寝宫，三年内都每天上食，这是后来所讲定的，与《书仪》也有不同的地方。按：《礼记》“朝奠日出，夕莫逮日”，注疏说都不分明。《开元礼》“朝莫至彻，夕莫夕莫至彻，朝莫”，《开元》距离孔贾不远，或许有所〇。郑注《既夕记》说：“馈朝夕食也，孝子不忍死其亲，侍奉他像生存时一样，进献撤去的时候像刚才那样。”据此那么殡宫早晚的奠与下室的馈完全不同，卒哭后停止早晚奠，而下室的馈自然仍在正寝进行，只是经文不详细罢了。《仪礼》还“早晚哭不奠”，“不奠”只是说不行卒哭的奠礼，《书仪》就把“不奠”当作不馈食，考察起来或许有不详细的地方】

【年谱有《家礼》成一条现在删去。洪本年谱说：先生守孝尽礼，守孝期满后每天住在墓旁，初一十五则回家祭奠几筵，从始死到祥禫，参酌古今，都尽其变化，因此写成丧祭礼。又推广到冠婚，共为一编，命名为《家礼》。写成后，不曾对学者说过。易箦之后，他的书才出现在人家。其中有些与先生晚年的议论不合。黄榦直卿说：《家礼》世人多用，但后来也有很多损益，来不及更定，阅览者详细选择。】本《家礼》附录李氏方子说：乾道五年九月，先生遭遇母亲祝令人丧事，守孝尽礼，参酌古今因此写成丧〇祭礼，又推广到冠婚，共为一编，命名为《

译黄氏防说：先生已经编成《家礼》，被一个书童偷走逃跑了。先生临终前修改的书稿才流传出来，如今在世间流行。然而其中有些内容与先生晚年的言论不符，所以不曾向学者们讲述。陈氏淳说：嘉定辛未年我经过温陵，先生的小儿子敬之担任郡佐，拿出《家礼》一卷给我看，说：“这是往年从僧寺丢失的那本。”有位士人抄录了黄氏防先生某日某日的批注，因此得以获得。文集《答汪尚书书》说：“曾经依据程氏的说法，草拟了在家庙祭祀的礼仪，打算在私家实行，但连年遭遇丧事，来不及完全试验。”《答吕伯恭书》说：“祭祀礼仪大致已经写成，想等上一两年，慢慢在其中考察尚未完善的地方。如今又遭遇为期一年的丧事，形势上必须等到卒哭祭之后才能权宜行礼，考察实际情况后加以修订。”随后又寄去请求订正。又《答吕伯恭书》说：“祭祀礼仪已经抄写寄到汪丈那里，托付他转寄，然而其中有删节修改的地方，等早晚另抄一份呈上，请求订正。”《答张钦夫书》说：“祭祀礼仪修订的地方很多，大体上都依据程氏的说法并参考各家学说，所以特别选取两位先生的学说，现在所采用的是一篇《祭说》，而祭祀礼仪和祝文又各为一篇，比起以前的本子稍微更加精密。”与蔡季通的信说：“祭祀礼仪只是在温公《书仪》内稍微增减，正想商量审定，必须等到开春稍有空闲才能进行。”程氏冬至、立春两次祭祀，过去曾经实行过，有人颇为怀疑这是僭越上级，也并非没有道理，一并等待详细商议。《三家礼范》跋文说：“曾经想依据司马氏的书，参考各家的学说，裁订增减，举出大纲列出条目，附在后面，使阅览的人……”

译著述者能提纲挈领，并详述细节，而不畏惧其困难。实行的人即使贫穷低贱，也能具备大体节操，省略繁琐的仪式，而不失其根本宗旨。只是因我年老体衰，未能完成罢了。唉！后来的君子，或许还能实现我的志向吧。语录中说：“我的祭礼没有写成书，只是将司马光的书删减了几处。”我曾修撰祭礼，只在温公仪注中关于行礼的部分分为五六段，非常简易明了。后来被人偷去，丢失了。根据年谱及《家礼》附录，那么《家礼》是朱子的著作无疑。考察文集和语录，有《祭礼》、《祭说》，而没有提到“家礼”的，所说的【被人偷去丢失的也是《祭礼》而不是《家礼》。只有与蔡季通的信中有“已取《家礼》四卷，连同附疏一卷，交给一哥”的话。这

是丁巳年之后的信，所说的《家礼》，乃是《经筵通解》中的《家礼》，也不是现在的《家礼》。年谱说《家礼》成于庚寅年，正值母亲丧期，而序言中绝口不提居丧一事，所谓因丧祭之礼推及冠婚之礼，序言中也没有这个意思。勉斋的行状及《家礼》后序，只说后来多有增删，来不及重新审定，既不说是在居丧时辑录的，也不说丢失后又找回，这些都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暂且将各类记载及文集、语录中的各种说法汇集于此，以等待后人考证订正。明代邱濬说：武林应氏撰写《家礼辨》，认为文公先生在绍熙甲寅年八月为《三家礼范》作跋时说：“我曾想依据司马光的书，参考各家的说法，裁订增删，举纲张目，附在后面，只是因哀痛生病未能完成。”勉斋先生的《家礼》后序说：“文公认为先儒的书，本末详略还有可疑之处，斟酌增删，另编《家礼》。等到晚年，讨论家乡、侯国、王朝之礼，来不及定稿而先生去世，这是百世的遗憾。”现在暂且不管这本书的来源不同，姑且从年月上考证。宋光宗绍熙甲寅年，文公已在《三家礼范》中自述，因衰病未能完成，难道在孝宗乾道己丑年已有此书？况且勉斋先生也说来不及定稿而文公去世，那么这本书不是文公所编，不用辩驳就很明白了。文公集中有与门人谈及《家礼》已成四卷，以及《家礼》序文，这是门人编入作为张本的罢了。考察应氏此言，认为《家礼》是未成之书，即使已成也未完全采用是可以的，难道连此书都没有吗？既然没有此书，为何会有此序？况且序文决非朱子不能作，而说门人编入作为张本，决不是这样。况且他所引勉斋跋语所说的未及定稿，是指《经筵通解》，不是说《家礼》。《三家礼范》序中所说，也是未及参考各家裁订增删，使无遗憾罢了，不是说没有此书。黄、陈、李、杨诸子，都出自朱门亲授指教，都不以为可疑，而应氏生于元至正年间，一旦肆意辩驳，认为不是朱子所编，断断乎出于门人依附附会无疑，且说其妄意增删《三家礼范》的文字，违背礼经，又说附注穿凿尤其严重。唉，应氏这样说，也太浅薄妄为了。考察邱氏辩驳应氏的说法很详细，但我认为，应氏的怀疑并非没有见解，只是他所依据的勉斋跋语并非其意所指，已成《家礼》四卷，也考证得不详细。至于邱氏说序文决非朱子不能作，但序文自与年谱不合，勉斋行状及后序不说成于居丧时，又不说丢失后又找回，与年谱《家礼》附录都不合。凡此都略而不提，他所解释的《三家礼范》跋语，其错误正与应氏相同。应氏的辩驳现在不可见，因邱氏的话而得知，所以一并附著于此，以见前人已有对此怀疑者，以等待后来的君子考证质询。

【勉斋行状序】朱子所编纂的书籍，有《古今家祭礼》，而《家礼》与《通解》都因其未成书，另叙于后。到了《宋史》本传，则将《家礼》列入所编纂的书籍之中，删去《古今家祭礼》，所以后人只知道有《家礼》，而《古今家祭礼》于是失传，非常可惜。《古今家祭礼》成于淳熙甲午年，跋语可考。后来增加三卷，见于与郑景望的信。后来又增加一卷，共二十卷。马氏《文献通考》载于年谱，历叙诸书，而独独削去《古今家祭礼》，不载其意，认为有《家礼》而《古今家祭礼》的书可以废弃。《宋史》的错误，大概也由此而来。这是朱子所说的不待七十子编纂而大义已乖的情况，对后人又何必责备呢？附《家礼考》：《家礼》不是朱子的书。《家礼》载于行状，其序文载于文集，其成书的年月载于年谱。其书丢失后又找回，由载于《家礼附录》。自宋代以来，遵行使用，其为朱子之书，几乎无可怀疑。如今反复考证，才知道决非朱子之书。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于壬寅年，居祝孺人丧期。文集序不记年月，而序中绝口不提居丧之事。《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子语，认为这是往年僧

译寺院所遗失的版本，有一位士人抄录下来，由防先生在某日携带而来，因此得以获得。关于这位抄录者是谁，以及他从何处获得此本，文中均未提及。黄勉斋撰写行状时，只说所编纂的《家礼》被世人遵行使用，后来多有增删修改，未能及时修订定稿。既没有说明该书成于守母丧期间，也没有提到书稿遗失后又重新获得的情况。《家礼》之后的记载也是如此。朱敬之是朱子的幼子；朱公晦、黄勉斋、陈安卿，都是朱子的高材弟子，然而他们的说法却相互矛盾，无法考证。查阅文集，朱子回复汪尚书的书信，以及与张敬夫、吕伯恭的书信，其中关于祭祀礼仪、祭祀理论的讨论往来非常详尽。汪尚书、吕伯恭的书信在壬辰年、癸巳年，张敬夫的书信不详年份，推算也在那前后。壬辰、癸巳距离庚寅年仅仅两三年，《家礼》既然已有成书，为何完全不予提及，而仅仅谈论祭祀礼仪和理论呢？陈安卿记录说：“以前撰写的祭祀礼仪，非常简略且容易理解，现在已经遗失了。”那么，遗失的乃是祭祀礼仪而非《家礼》，这就很明白了。文集语录

译除了自家礼的次序之外，没有一句话提到家礼的，只有回复蔡季通的信中有“已经取来家礼四卷交给一哥”的话。这是《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里的四卷，而不是现在所刊刻的家礼。甲寅年八月在《三家礼范》后作跋说：“曾经想依据司马光先生的书，参考各家的说法，裁订增删，举出纲目，附在后面。只是因为我衰老多病没能来得及做，后来的君子一定有人能完成我的志向。”甲寅年距离庚寅年二十年，庚寅年已经有成书，朱子虽然年老，难道会完全忘记吗？到了这个时候才说这样的话吗？我私下推求其中的缘故，这一定是有人依据《三家礼范》的跋语模仿而成的。大概是为了依附于“后来的君子”而流传，于是假托在朱子名下。朱子自己所作的序文，也是模仿《礼范》的跋语，而在内容上与家礼反而有不合之处。家礼重视宗法，这是程子、张子、司马光先生所没有涉及的，而序文中完全不提，因为跋语中没有提到。年谱中所说的“在守母丧期间所作”，也许是有人随意添加的。黄干只是依据所刊刻的本子，没有深入考证，这就像司马季思刻印司马光书的情况一样。公晦跟随朱子学习在戊申年之后，对于朱子早年的事情本来就不详细知晓，只是叙述所听到的来编写年谱。而勉斋所作的行状，是在朱子去世二十多年后写的，当时家礼已经盛行，又被黄干所刊刻记录，所以不想公开说它的不对。但他的言辞简略而不详尽。他在《家礼》后说“《仪礼经传通解》没有完成，是百世的遗憾”，那么他的微妙用意也可以看出来了。后来的人因为朱子家季子所刊刻，又看到行状、年谱的记载，廖子晦、陈安卿都为之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又为之考订，尊崇并使用它，不敢稍有怀疑。然而虽然说是尊崇使用这本书，实际上却没有能够实行的人，所以对于其中的错误也没有来得及考察，只是口头相传，认为是文公的家礼罢了。只有元应氏作《家礼辨》，他的文章也没有流传，只见于明代邱仲深所刻的《家礼仪节》中。他的辨析专门依据《三家礼范》的跋语，言辞大多疏略，不足以解除世人的疑惑。邱仲深也不认同他，所以我现在广泛考察年谱、行状以及朱子文集、语录中所记载的，都附在后面，并且一一详细注释。元应氏、邱仲深的话也一并附上。他所摘出的错误也有几十条，希望后来的人由此知道家礼绝对不是朱子的书，而我也可以免于凭空妄说的罪责了。错误。又查朱子在淳熙元年甲午年为《古今家祭礼》作跋，距离庚寅年五年，没有提到有家礼。他说“有能够采集补充，通校并广泛刊刻的，共同损益折衷，一起成就礼俗”，与《三家礼范》的跋语虽然时间相隔很远，但其大意大致相同。家礼不是朱子的书，这也是一个证据。

秋七月迁移韦斋先生的墓

《文集·迁墓记》说：“起初，府君将要去世时，想要迁葬到崇安的五夫，去世的次年，就安葬在乡里的灵梵院旁边。熹守丧期间没有经历世事，占卜墓地不详细，既担心体魄不能得到安宁，于是在乾道六年七月五日，迁移到乡里的白水鹅子峰下。”《吏部行状》说：“去世的次年，熹奉着他的灵柩安葬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的西塔山，而硕人另外安葬在建阳县崇泰里的后山铺东寒泉坞。然而公所安葬的地方，地势低洼潮湿，担心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占卜在庆元某年某月某日，奉着迁移到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的中峰。”

【僧舍的北面，按照《迁墓记》所说，韦斋去世的次年安葬在乡里的灵梵院，那么到乾道六年迁移到白水鹅子峰下。祝孺人的墓志铭说，距离府君白水的墓地百里之远，这样韦斋的墓迁移到白水是无疑的了。然而行状只说，在次年安葬在崇安县五夫里的西塔山，而没有提到迁移墓穴。难道西塔山就是白水鹅子峰吗？灵梵院旁边，鹅子峰都在五夫里，相距不远，所以统称为五夫里吗？然而不能说“次年”。灵梵院的安葬，说占卜墓地不详细，而行状中地势低洼潮湿，自然是指白水的墓地，而不说再次迁移，这让人无法理解。果斋作年谱时，还可以询问，而现在的年谱只是用疑问的词句，不知道是不是果斋原来的说法？迁墓记与行状互相有异同，编撰者也不略加考订，为什么呢？暂且在这里记下我的疑惑】

【按：自从庚寅年与吕东莱、刘子澄通信，提出程子的两句话，生平学问的大旨，大概就确定在这里了。即《中庸》的“尊德性”“道问学”，《易大传》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与古代圣贤所说的若合符节。到甲寅年与孙敬甫通信说：“程夫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如同车的两个轮子，如同鸟的两个翅膀，没有废弃其中一个而可以行走可以飞翔的。”尤为直截分明。大概相距二十五年了，而他的言论没有丝毫差异。自从庚寅年以后，书信往来，虽然根据人的情况说法，偶尔有所侧重，但其大旨不出这两句话。晚年作《鄂州稽古阁记》《福州经史阁纪》，正是用这两句话相对阐明，其指意尤其明显。《通辨正学考》都不记载这两篇文章，现在依据文集补入。陈师德的信不详何时，师德死于甲午年，这封信】

译因为距离庚寅年不远，所以附载在这里】

译绍熙七年辛卯，四十二岁。冬季十二月，尚书省发出札子催促起行，因俸禄不足以赡养父母，朱熹以此为由推辞。

【考按：绍熙六年十二月召朱熹赴行在，是年五月，陈俊卿出任福州知州，虞允文独任宰相。闰五月，梁克家参知政事。这次召见虽然是因为胡铨的推荐，但也可能是虞允文、梁克家的意思。朱熹因为守丧未满，推辞的奏状不见于文集，怀疑他在守丧期间不再具状，只是将尚书省的札子退回建宁府军资库罢了。到绍熙七年十二月，守丧期满，尚书省依照六年最初下达的指令催促起发。朱熹在绍熙八年二月具状辞免召命，以俸禄不足以赡养父母为由推辞。四月，三省共同奉皇帝圣旨，命令迅速起发。行状记载七年守丧期满，再次召见，朱熹以俸禄不足以赡养父母为由推辞。守丧期满在七年，而再次召见则在八年四月。行状统而言之，不再详细叙述。本谱也相同。那七年十二月尚书省的札子乃是依照六年最初下达的指令，而不是立即有再次召见的命令。绍熙八年二月，梁克家为相，与虞允文并列。本谱记载九年梁克家为相再次重申前命，九年当作八年。自从召赴行在，屡次催促起发，怀疑都是梁克家的意思，而虞允文只是听从罢了。虞允文在绍熙八年八月去位，绍熙九年特别给予改秩宫观，那么虞允文去位已经很久了。然而朱熹对于虞允文、梁克家都没有书信往来，难道是因为申省状已经屡次说过，而且平时没有交往，所以不便有书信吗？或者是文集的脱漏呢？陈丞相、龚参政、周丞相、留丞相都在谱三中有书信，即使是赵雄、王淮也屡次有书信，这是因为在南康、浙东有事相关，不得不如此。而文集却忌讳提及，也不明白朱熹的心意了。行状说“四年之间辞免六次”，这是指绍熙六年召赴行在，绍熙八年召赴行在，绍熙七年尚书省札子催促起行，绍熙八年尚书省札子再次催促起行，绍熙九年尚书省札子又催促起行。辞免召命的奏状共有五次，而守丧未满，没有辞状的原文非常清楚。李本只记载绍熙六年、绍熙八年两次召命，绍熙九年尚书省札子催促起行过于简略。洪本较为得当，但将绍熙七年十二月催促起行记为绍熙八年二月催促起行，也是错误的。现在考正其始末并附论如此】

绍熙八年壬辰，四十三岁。春季，正月，《论孟精义》编成。

【考按：绍熙五年癸未编定《论语要义》、《论语训义》、《口义》两书都不收录，只保留其序言。到绍熙八年壬辰编定《论孟精义》，绍熙十一年庚子在南康刻印，改名为《要义》。大概是因为名字偶然相同，而不是之前的《论语要义》的本子。年谱误认，认为这本书先名《要义》，后改《精义》，再改名《集义》。根据《语孟要义》序文考证，并非如此。现在改正。又考按：绍熙五年癸未《要义》序言，只选取二先生及其门人朋友数家的学说，补辑订正，编为一书。那么也与《精义》大致相同。但那本书草率简略，所以后来编定《精义》不再提及它，而另外作序。自然不是绍熙五年癸未的本子。南康刻印，大概取用旧名，因为“精义”二字太重，而且诸家的解释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后来定名《集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谱的说法，大概是没有辨别这个意思】

夏季四月，有圣旨，催促起行，再次推辞。六月，尚书省札子再次催促起行，再次推辞。

【考按：辞免召命的奏状，因为去年冬季十二月尚书省札子催促起行，二月具状辞免。洪本将催促起行记在二月，是错误的。夏季四月有圣旨，迅速起发。到五月、六月，尚书省又两次下旨催促起行。洪本只记载六月尚书省催促，也不是正确的。现在都改正】

《资治通鉴纲目》编成

【考按：《纲目》序于绍熙八年壬辰，根据季通、伯谏、择之、伯恭等人的书信，那么绍熙六年癸巳、绍熙七年甲午到绍熙八年乙未才写校净本编成。又根据敬夫、伯恭、李滨老的书信，那么重修于绍熙九年丙申、绍熙十年丁酉到绍熙十一年庚子才可以写。根据延之、恭叔的书信，那么绍熙九年丙午以后想要重修而没有来得及进行。谱中所说每以没有来得及修补为恨。余大雅的记录在绍熙十三年戊戌之后，应当是重修时，但语意不类，恐怕是记录者的错误。如果陈淳的记录则非常清楚了。年谱说《纲目》成于绍熙八年壬辰，是根据序文而言的。凡例刻于王鲁斋、柏勉斋等公，都没有提及，或许以后出为疑。现在考蔡书说：“条例也确定了”，又说：“《纲目》凡例修立大致确定，极有条理意义”，那么原来有凡例，应当以蔡书为依据。又考按：《纲目》对《通鉴》改正很多，但还有来不及改正的，所以说“恐为千古之恨”。现在记载与刘子澄、尤延之的书信以见其大概。朱熹在绍熙七年壬寅年以《纲目》向孝宗进言，大概想要仿效温公的例子，而孝宗却置之不理，那么反而不如神宗远矣。而朱熹居家五年，终究也没有能够再修，这就是他常常引以为恨的原因】

《八朝名臣言行录》编成

【考按：《东莱集》与汪尚书的信说：“最近建宁刻印一本书，名叫《五朝名臣言行录》。又说：这是朱元晦所编，其中应当考订的地方很多。最近也去问元晦，没有回信，不知道是否曾过目。这本书记载吕许公的事切直，所以东莱不喜欢它。”而朱熹后来也没有修改这本早年之书，与《论孟或问》相同】

冬季十月《西铭解义》编成

【考按

译年谱依据《西铭解》后的跋文，然而考察其撰写《西铭解》的时间应当在壬辰年之前。跋文说：朱熹既然写了这篇《西铭解》，后来才得到尹氏的书，这就明显不是在壬辰年写的了。又考察叶味道的语录：自从在云谷撰写了“天地之塞”两句的解说，后来陆续撰写了《西铭》等篇的解说。云谷记载朱熹在庚寅年得到云谷，那么《西铭解》便作于庚寅、辛卯年间。根据吕东莱的书信：《太极解》和《西铭解》都是在壬辰年之前完成的。

译九年癸巳，四十四岁。夏四月，《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完成。【按年谱记载，壬辰十月《西铭解》完成，癸巳四月《太极图解》《通书解》完成，这是根据两篇后记的年月而言的，而《通书》则是附见于此。考察吕祖谦、张栻两人的文集，则《太极图解》完成于戊子年，《西铭解》完成于庚寅、辛卯年。东莱吕祖谦的书信，壬辰年有改定《太极图说解》的记载，那么必定不至于等到癸巳年才完成。又按，己丑、己亥年都订正《太极》《通书》，并未说有“解”。丁未年作《通书后记》，戊申年才拿出《太极》《西铭》两篇解以示学者，年谱将《通书解》附在其中。东莱与朱子的书信说：“《太极图解》近来才得到本子，玩味浅陋，不足以窥见精微奥义，多处不明白，已在别纸上疏解。”这封信在戊子年。又说：“《太极》所疑惑的地方，一一教诲，则在己丑年。”又说：“示下的《太极图》《西铭》解，应当朝夕玩味推演，如果稍有不达之处，应当一一请教，也不敢拿给其他人看。”又说：“先前承蒙示下改定的《太极图论解》，比起前本更觉精密，《西铭》发挥前人所未发的地方更多。”又说：“《太极图解》昨天与张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稍有空闲时，当整理前说。”这三封信应当在辛卯年。朱子与南轩的书信说：“《太极解》后来所改不多，别纸上呈。”则书信在戊子、己丑年间。南轩书信说：“伯恭昨日得书，仍疑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的论述。”则在辛卯年之后。据此诸书信，则《太极图解》完成于戊子、己丑年，《西铭解》完成于庚寅、辛卯，两书后跋各自以其跋文的年月而言，并非成书的年月。又戊申年跋文说“不敢拿出以示人”，乃是为学者而言，张、吕二公则未曾不共同商榷。象山说“考订注释”，似乎也见到了图解。《通书后记》作于丁未年，这如同己酉年序《大学中庸章句》之比，《章句》并非至己酉年才完成，《通书解》也并非丁未年才完成。年谱叙于癸巳年，疑是因《太极图解》附及之，而李微之序也说《太极》《通书》解义成于癸巳年，岂别有所据吗？我私下认为也成于壬辰年以前，至丁未年始作后记以授学者，戊申年二月则拿出两解，并非一并拿出《通书》。梭山诋毁《太极图》《西铭》，林黄中诋毁《易》《西铭》，而《通书》尚未有议论者，故未提及。今暂且依年谱所叙而考订其年月先后如此。李微之《性理语录序》：序成书年月，大概同年谱，而《易本义》以为成于乙巳、丙午之间，与年谱不同，则并非完全同年谱。戊申年拿出《太极》《西铭》两解，以示学者，明言两解不及《通书》，而李、洪两本于戊申年皆以《通书》附之。今据邹本删去，前说也以意度，未尽然也。】

五月有诏，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再次辞免。【洪本在进呈乞岳庙札子下有“是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辞”十一字，误用本〇语，重复不可晓；而李本并无“进呈乞岳庙札子”句，则克家之奏为无所因矣。今从洪本，而是年以下十一字则删去。】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岁。春二月，再次辞免。三月有诏，不许辞免。再次辞免。夏六月，始拜命。

【按文集《辞免改秩宫观状》，凡四行状云：九年〇辞，元年又⁇辞。李本只云：省札凡三下，趣依已降指挥。大略洪本得之，而仅统叙于拜命之下亦非是。今依行状、文集改正。行辞者四则，据辞免状，年谱云：三具辞免，则以第一状辞官，第二状辞告命，实一事也。此处非误。】

编纂《古今家祭礼》

【朱子自为之跋甚详，而不载其目。其答郑景望书言增孟诜、徐润、孙日用三卷，为十九卷。以书考之，则贾𫖮《家祭仪》第六，孟诜第七，徐润第八，《政和五礼》第十一，孙日用第十二，杜公《祭享仪》第十三，范氏《祭仪》第十九。其确然可考者七卷而已。马端临《文献通考》陈氏曰：朱子集《唐六典》《通典》《政和五礼新仪》所载，以及唐、本朝诸家祭礼，皆在焉，凡二十卷，则又增一卷矣。凡十三卷，盖莫可考。以《通考》所载计之：有《江都集礼》、有《开元礼》、《开宝礼》、有胡氏《吉凶书仪》、唐郑正则《祠享礼》、范傅式《寝堂时享礼》、刘岳书仪、陈致雍《新定寝祀礼》，又有《韩氏古今家祭式》、横渠张氏《祭礼》、伊川程氏《祭礼》、吕氏《家祭礼》、温公《书仪》，凡十三篇，正合二十卷之数，或即是也？此朱子手自编次之书，而《家礼》则后人伪作。勉斋以《古今家祭礼》同为编次，而《家礼》则别出。至《宋史》以《家礼》入于编次诸书之内，而删《古今家祭礼》，故后人但知有《家礼》，而《古今家祭礼》遂以不传于世，甚可惜也。然藏书之家或当有存，有志之士多方访求，庶朱子之书复见于世，宁非大幸乎？】

朱子年谱考异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年谱考异卷二

宝应王懋竑撰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岁。夏四月，东莱吕公伯恭来访。【李、洪本俱作夏五月，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