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年谱考异卷二

译正。查《文集》中《书近思录后》一文说：“乙未年夏天，（他）到寒泉精舍来拜访我，停留了十天，文章末尾署期为五月五日，那么前来拜访的时间在四月就很明显了。”《东莱年谱》也说是在四月，可以证明这一点。

译近思录编成

【洪适本年的年谱说：后来先生任漳州知州时间长久，添入数条，刻在学宫。查考文集与张栻、吕祖谦的书信，则添入数条是在丙申、丁酉年间，不知洪适本依据什么，李侗本没有这些内容，现在删去。查考《勉斋集》回复李公晦的信说：“真丈所刊印的《近思录》《小学》都已得到，后面的话也得以拜读。先读《近思录》而后读四书，却不见朱先生有这样的说法。陈安卿所说的《近思录》是四书的阶梯，也不知依据什么这样说。据此，则《近思录》是四书的阶梯，或许不是朱子的话，也与叶梦得的记录不符。程子说：‘如果得不到我的心意所记述的，只是别人的意思罢了’，这又是读《语录》的人应当知道的】

偕同东莱吕祖谦到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九龄前来相会【李侗本、洪适本都作“梭山陆公子寿”，查考“梭山子寿”是哥哥陆子美的号，子寿的号是复斋，年谱大概因为象山辨析太极的书屡次提到梭山而弄错了，现在改正。查考鹅湖之会，年谱记载不详，语录没有提及此事，象山年谱、语录记载最为详细，朱陆异同都见于此，所以附记于此。至于他们言辞气势的悖谬，阅览的人自然明白，无需辩驳。朱子和诗在己亥年春三月，子寿到铅山拜访朱子，追和鹅湖诗韵赠送给子寿。象山年谱说回去后三年才和这首诗，大概是因为离别三年而言，其实不对。但这可以证明年谱都记载鹅湖之会的错误。《学蔀通辨》说：朱子年谱说后来子寿颇悔悟自己的错误，而子静终身坚守自己的学说不变，今年谱没有这话，这一定是李侗本所删，而洪适本也不能纠正。现在依照《通辨》补入，而其他话则不可考。又如各位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对朱陆一并论及，也一定是李氏所改。根据与王子合的信，则在鹅湖与二陆讲论了数十天，年谱、语录都无可考。象山语录所说的“数十折议论”，不知是什么议论，可惜。查考鹅湖之会，朱陆异同是编年谱的大关键，果斋元本不可得见，李侗是阳明后学，对此都讳莫如深，所以载录文集诸书及与张栻、吕祖谦的信，使后人有所考证】

秋七月云谷晦庵建成

【查考云谷记：乾道庚寅年开始得到这块地，就建造草堂，题匾为“晦庵”。那么晦庵的建成在庚寅年，到乙未年已经六年了。大概到这时亭台才具备，又同时得到山北姚氏的地，所以作记以标记其建成。年谱说：“秋七月，晦庵建成。”大概是用晦庵统称这块地，不是指三间草堂。现在暂且沿用它】

三年丙申，四十七岁。春三月，前往婺源。

【邹考说：三月望日后启程，年谱都作二月，错误，现在改正。洪适本有先生与乡人子弟在汪氏的敬斋讲学，而附《敬斋箴》。查考《敬斋箴》前题说：“读南轩《主一箴》，续其遗意，作《敬斋箴》来自我警戒。”南轩卒于庚子年，应当是庚子年后所作，此为附会无疑，现在删去。查考“与滕璘游”一条，见李侗本、洪适本不载。查考滕璘《通书》在丙申年前，这可能是元本所有，暂且保留。查考《茶院朱氏谱序》，现在文集缺失。《答吕伯恭书》，这是在婺源寄出的，其余文集注有解说。附文集注。这封信有顿悟进取的功效，话语距离己丑年八年了。仰视古人精进，时刻用力，所谓“上达不已，日新”者，固然不能执着于己丑年的一次领悟以为定论。又查考九月《答吕伯恭书》说：“前月到昭武见端明黄丈，十日而归。”黄丈端庄浑厚，老而不衰，议论不诡辩激烈，而指意恳切，也自难企及。见他不觉使人心服。据此则朱子从婺源归来，〇见黄端明了。年谱都缺失，现在附记于此】

夏六月，授秘书省秘书郎，推辞不被允许。秋八月，再次推辞，并请求祠禄，获准，差遣主管武夷山冲祐观。

【查考本〇以手书遗茂良，现在查考龚书，其辞不详，其与韩无咎尚书的信最为详尽，年谱与汪尚书信，汪字错误，即与韩信也，仅删取其前数十语而意思不明，现在全载】

冬十一月夫人刘氏去世

【查考年谱，明年二月〇于建阳县的唐石大林谷，唐石是里名。后来朱子〇唐石里大林谷，可证明闽本〇嘉禾里的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是衍文。宰如闽本作崒如，疑应当作睾如，侧闽本作左。语录说：“某〇亡室时，只存东畔一个位置。”是同穴而在左，不是另外规划寿藏。命名其庵为顺宁，难道墓旁有庵以守墓吗？是墓旁有亭，又有庵了。凡此都跟随李侗、洪适本。闽本二月另立一条，或依照旧本而另出，或家有所〇，也未可定。

邹考说查考：朱子与吕伯恭信有云：“雨多卜〇，至今未定。再旬日间，且出谢亲知，并看一”

【两处若可用，即就近卜日。这是丁酉年二月的信。这年秋，伯恭来

译书信，〇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须有时，则令人之〇大约在丁酉秋冬了。邹考大概根据两书将二月改为这一年，在丁酉年终，然而应当仍然采用闽本，而在下面注明所怀疑之处，不应当立刻修改。现在仍然遵循李洪本附注在令人卒之下，而二月两字则改为某月，来记录疑点。李洪本附录行状，令人卒于乾道丁酉，小注辨析其错误。现在考证《勉斋集》行状说“卒于淳熙丙申”，未曾有误，这是附录刻本的错误而辨析者，没有来得及考证本书罢了】

译绍兴四年丁酉，朱子四十八岁。夏季六月，《论语》《孟子》集注及《或问》一书完成。

【年谱依据洪本、李本，大致省略了“或问”二字，恐怕是因为认为转向浅薄，似乎采用了张栻（南轩）书中的话语，这与朱子的本意不合。或许是果斋元本所有，姑且保留。张栻在戊戌年给朱子的信中说：“《论语章句》简明确切、精严，足以教导后学；《或问》一书大体上固然不可更改，但我认为此书暂且不必刊行。因为极力辨析解说，也不能完全表达清楚，只让学者诵读玩味《章句》，逐节有所心得，那么取舍之意以及诸家偏颇之处自然能看出来。否则，恐怕反而会使他们轻易趋向浅薄。”按朱子不肯刊行《或问》，是因为来不及修改，而张栻所说的又是另一层意思，现在附记于此。朱子给许顺之的信中说：“关于《大学》的解说，近日多有更改，书稿在丙戌、丁亥年间。”据此可知，《大学章句》与《论语训义口义》是同时创作的，但不知当时是否就命名为《章句》。张栻信中提到的《论语章句》，其中的“论语”二字应当是“大学”之误。朱子答吕伯恭的信中说：“《大学》《中庸》都有详细解说。”这就是《或问》的草稿。洪本说“又作《训义口义》即详说也”，这是错误的；李本没有“即详说也”这四个字，现在依照李本删去。另外，己亥年朱子给吕伯恭的信中说：“两个月间只读完了两篇《论语》，也是由黄直卿先看过，参考同异之后，才加以折中。”据此可知，《论孟集注》在丁酉年尚未成书。后来的信又说：“盛意想要得到《语解》定本，这也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现在暂且寄去两册，其余的随后再寄。”这说明己酉年书已写成，这是再次修改。杨道夫的记录在己酉年之后，这《集注》乃是初本，后来改订多年。年谱说《集注》《或问》成于丁酉，只是依据初本而言，这里说“十年前”，正是指初本。丙辰年朱子答孙敬甫的信中说：“南康时期的《语孟》，是后来所定的本子，然而对比阅读，还有应当改定的地方，来不及动手。”按《集注》成于丁酉年，在南康时期，己亥、庚子距离丁酉只有两三年罢了。后来所定的本子必定在其后，而刊行于南康，并非在南康之时。这本书丙辰年距离丁酉年二十年了，还说应当有改定，而各家问语中所引用的《集注》，往往与今本不同。考察其年份，则在乙卯、丙辰之后，可见其修改直至去世才停止。朱子在《过庭所闻》中说，是敬之有此书。如今《语类》中无考。】

《诗集传》完成。

【按年谱依据《集传》序言，而朱子明注说《集传》旧序，则后来《集传》不用此序。《集传》大概有纲领而无序，文集注对此辨析颇明，现在附载。附文集注：按朱子明《诗传遗说》，《集传》序乃是旧序，此时仍用小序，后来改定遂除此序不用。现在考察序言说“自邶而下，国之治乱，人之贤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齐”，又说“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那么也不纯粹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雅郑之辨也简略而未及。以《读诗记》后序及《读桑中篇》考察，其为旧序无疑。编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将此序冠于纲领之前，坊刻并除去纲领而只载旧序，其背离朱子之意更远了。现在考察遗说而附正之。按乙未年给吕伯恭的信，朱子四十六岁了，又过两年丁酉年作《诗传》序，则必有改正。然而《读诗记》皆载朱子旧说，而丁酉年旧序也是后来所不用的。至壬寅年写《读诗记》后序，才致其疑；甲辰年作《桑中》后记，则尽斥小序之非。是今本大概自甲辰年之后所修。壬寅年朱子五十三岁，甲辰年五十五岁。《语类》李煇记录说：“我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得小序无意义，后到三十岁断然知道小序出于汉儒所作。”以文集考察，其为记者之误无疑。小又按庚子年给吕伯恭的信，已力辨小序之非。写《读诗记》后，及记《桑中》篇，皆本于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敬叔的信考察，则今本必修于甲辰后。而丁未年给吕子约的信说“诗说久已成书”，则其成在丁未以前。又考察给李公晦的信，则甲寅以后更有修改。而叶彦忠的信又有新本旧本之异。此书不详其时，然而当在甲寅后。马氏《文献通考》说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几十之其一，不知即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之处，皆不可得而见。《诗传》中亦间有一二可疑处，亦无从考矣。按果斋李氏说：“其于《诗》也，深玩辞气而得诗人之本意，尽删小序以破后儒之臆说，妄言美刺，悉就斐夷，以复温和敦厚之教，与年谱语略同。”则此疑出果斋元本也。但未考丁年所序《诗集传》之为旧本，此为舛误。然不载《诗集传》序，则可知序非《集传》所有矣。李微之序亦言《诗集传》成于淳熙丁酉，盖本年谱之误。】

《周易本义》完成。

【按年谱《诗传》成，据《传》序成于丁酉十月；《易本义》则不知所据。李微之序言成于乙巳、丙午之间，当以李序为正。又马氏《文献通考》说《易传》十一卷，《本义》十二卷，陈氏说：“晦庵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古《易》为《本义》，其大指略同而加详焉，首列九图，末列揲法。”现在考察文集、语录，皆未尝言有《易传》《本义》之异，后来纂辑诸书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陈氏何据而云然也。前列九图，末列揲法，则诸书所同然。】

译这确实不是朱子《通考》的旧说，大概朱子可信，现在暂且记载在这里，等待考证。查《文集》中回复孙敬甫的信说：“《易》〇起初因为书未写成，所以不敢拿出来。近来感到年老体衰，不能再有什么进展，颇想〇给他人，但私下居住没有能抄写的人，只有一本，不敢寄到远处。”这封信写在丙辰年之后，那么《易本义》早已刊行，不应当说“不敢拿出来”。而且书名是《本义》，不叫《易》〇，况且他的话与程子回复张闳中的话大致相同，用《别集》中回复孙季和、杨伯起的信来考证，完全不同。现在不记载。查古《易经》有两篇〇十篇，后来被王辅嗣、郑康成搞乱，到宋代晁氏、吕氏才纠正他们的错误。朱子《本义》跟随吕氏，这在论说中详细记载了。然而朱子去世后不久，门人节斋蔡氏已经改变了体例，到度宗咸淳年间，天台董氏于是把程〇和《本义》合为一书。元文宗天历年间，鄱阳董氏跟随他的说法而稍有不同。到明代《永乐大典》依照两董氏的体例，而又一律以程〇为主，反而把《本义》附在后面。坊间刻本则去掉程〇，而修改《本义》以跟随程〇本，于是朱子已经纠正的古《易》就混乱而不再可见了。果斋作谱时，节斋本还未出现，后来改订到《永乐大典》而达到极点，至于坊刻的荒谬，也不值得辨析。又查朱子自己不满意于《易本义》，用回复孙季和、刘君房、杨伯起等人的信来考证，那么沈庄仲所记录的是正确的。但自认为其未】

译等到修补改订，就像章句集注那样精当罢了。如果说它谈论道理太多，反而没有完全摆脱旧套，恐怕也未必如此。《周易防通》记载朱子辨析吕氏、晁氏言论的话，不知出自何处。朱子《明文公易説》第十九卷论述古易今刻，前面缺了两块板，应当是书临漳所刊《易》之后，到此篇为止，不可考证。查《防通》记载书临漳所刊《易》附在后面，朱子《明吕氏音训》的跋文说：“嵩山古《易》的跋语，先父曾经折衷晁、吕的说法附在后面。”据此可知，这篇文字是附在《嵩山古易》跋后的，而文集中竟然没有，那么文集的遗失遗漏也就很多了。《易本义》所附的九图、筮仪，都不是朱子的作品，而是后人错误地增入的。就像程子《易序》上下篇的义理，不见于程子的文集，考察其辞意，断定不是程子所作。而天台董氏则将上下篇义附在程〇之后，鄱阳董氏又把《易序》一并附在后面，都是依据所〇而不考察其真伪。将九图、筮仪附在《本义》之后，也是这类情况。我曾有极详细的辨析，现在附在后面。附《周易本义》九图论：《易本义九图》，不是朱子的作品。后来的人依照《启防》仿制，又杂入自己的意思，完全失去了本来的旨意。朱子对于《易》有《本义》，有《启防》，见于文集、语录、讲论的非常详细，而这九图从未有一句话提及。九图与《本义》、《启防》不相合的地方很多。门人难道没见到这九图吗？为什么绝不产生疑问呢？朱子在《本义》序中画卦约略大〇的文字，所以说：“自下而上，〇倍而三，以此形成八卦。三画已经具备，八卦已经形成，那么就又三倍其画，以此形成六画，而在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此形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参杂邵子的说法。至于《启防》则完全依据邵子，而邵子所〇只有先天图，他的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是通过经世演易图推演而得到的。同州王氏、汉上朱氏的《易》都记载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启防》沿袭了它们。至于朱子自己所作的横图六则，注大〇语以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名为“伏羲六十四卦图”，大概他的慎重就是这样。现在却直接称为“伏羲八卦防序图”、“伏羲六十四卦防序列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防位图”，这是谁传授的，谁〇的呢？又说“伏羲四图”，其说法都出自邵氏。按：邵氏只有先天一图，他的八卦图是后来推演的，六横图是朱子所作，却认为都出自邵氏，这是诬蔑邵氏了。又说邵氏得自李之才挺之，挺之得自穆修伯长，伯长得自希夷先生陈〇图南，这是明道叙述康节学问源流如此。汉上朱氏将先天图归之于他，已经无所依据，现在却将其移至四图，好像希夷已有这四图一样，这是连希夷也诬蔑了。文王八卦、説卦明确说明的本义，认为未详，启防另作解释，而不将其纳入本义。至于“干天也，故称乎父”一节，本义认为是揲蓍以求爻，启防认为是干求于坤，坤求于干，与“干为首”“干为马”两节都是文王观察已成之卦而推演其未明之象，与本义不同，大概两者并存。现在却认为是文王八卦防序图，又是谁传授的，谁〇的呢？自从周子太极图以黑白分阴阳后，多以此作为说法。〇山先生回答詹季鲁问易，用一个图示意，而墨涂其半，说：“这就是易。”这都是以意为之。朱子答袁机仲信中所说的黑白之位，应当也类似这样。现在此图推明伏羲画卦的防序，必定以奇偶之画，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替，显而易见。试问伏羲之画，是以奇偶呢？是以黑白呢？那么以黑白之位作为伏羲之画，即使非常愚笨也知道不可。现在直接题名为伏羲八卦防序、伏羲六十四卦防序，而且都以黑白之位，又是谁传授的，谁〇的呢？答〇信只有八卦黑白之位，而没有六十四卦，又说“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语，与今图也有不同。此信说黑白之位，也不是古法，现在想要容易理解，所以作此图以寓之。后信说：“我之前的信已经自认为不是这样，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防序，让人容易理解罢了。”那么又明确指向六横图而言，不是黑白之位。所以私下怀疑〇信这一节是后人抄袭插入的，作为九图的张本，而不是本文。又其后说：“这是易中最浅近而易见的，黑白之位原本不是易中所有的。”考察其文义都不相属。答袁信共十一论，黑白仅见于此，而其他书都以奇偶论，其为有所增损改易而不是本文无疑。卦变图启防详述。大概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彖〇卦变偶举十九卦作为说明罢了。现在图卦变都自复姤临遯等十二辟卦而来，以本义

译考察起来，只有《讼》《晋》两卦相合，其余十七卦都不相合。其荒谬虚妄尤为明显，必定不是朱子的旧作，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曾反复参看，九图恐怕并非朱子所作。然而数百年以来，没有人察觉其中的错误。大概自从朱子去世后，诸儒多按照自己的意思修改《本义》，流传已久，有所窜入，也不再辩驳了。陈淳在《文献通考》中记载说，《本义》前面列出九图，后面记载揲蓍之法，学者于是认为九图和揲蓍之法是《本义》原本就有的。后来谈论《本义》的人，没有不依据这个说法的，却不知道《本义》从未有过九图和揲蓍之法。明朝永乐年间《大全》出版，将《本义》改附于《易传》之后，而九图和筮仪于是就成了朱子不可更改的著作了。现在详细考察筮仪的文字，绝不像朱子的语言。其注解说：“筮者北面，见《仪礼》。”按《仪礼》中《士冠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筮者都是西面。只有《士丧礼》中筮宅，因为不在庙中，筮者才北面。现在直接说“筮者北面，见《仪礼》”，这类瞎说不知从何而来。推求其中的缘故，则是学《易》的人只看到汉上《易丛说》引用了《仪礼》中筮宅者北面的文字，却并没有去考证《仪礼》。朱子难道没看过《仪礼》而疏漏荒谬到这种地步吗？由此来说，筮仪恐怕也不是朱子所作。而《通考》所说的前面列出九图、后面记载揲蓍之法，都是互相沿袭的错误，不可以据信了。所以我才说《易》九图不是朱子所作。后来的人以启蒙为依据，依样画葫芦，又夹杂自己的意思，完全失去了本来的旨意。现在考察其大概如此。那些琐碎的义理和细微的解说，有相互阐发的，另外附在后面。世上的君子得以阅览并审慎选择其中的是非。

译五年戊戌，四十九岁。秋季八月，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推辞不就。

【按：八月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随即上状推辞。十月接到诏令不许辞免，命令迅速前往就任。又上札子推辞，请求改派宫观闲职。根据与吕伯恭的书信，十月份之后又有三封札子，托付袁机仲代为投递却未投递。到了十二月，朝廷堂帖再次催促赴任，也见于与吕伯恭的书信。因此次年正月又上状请求宫观差遣。到了二月在铅山接到任命，又上状请求宫观职务。三月省札再次催促赴任。三月三十日赴任。李本《年谱略》，现在遵从洪本。行状说：“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而推辞的有四次”，开始赴任，这里指八月推辞，十月请求宫观差遣，正月请求宫观差遣，二月请求宫观差遣，推辞共计四次。原本“辞不许”有误】

六年己亥，五十岁。春季，正月，再次请求宫观差遣。二十五日，启程。在铅山接到任命。

【按：东莱吕祖谦多次写信勉励赴任，现在《东莱集》可以考证，而南轩张栻的话《南轩集》中没有，可能是脱漏了。现在以年谱为依据。按《南轩集》中与朱子的信说：“出仕还是隐居的打算如何？莫非必须出仕一次吗？”这与年谱所载意思大致相同，然而这封信自然是在丙申年因任命为秘书郎而言，不是在己亥年。南轩在戊戌年五月改任江陵知府，朱子在八月才被任命为南康军知军，而这封信所说的都是静江的事。又赵若海与詹仪之两次交换职务，应当在丁酉年，而信中说到漕司赵若海，那在丙申年无疑。如果是己亥年，南轩自另有书信，而文集遗失未载罢了。有人把这封信作为年谱的佐证，是不对的】

陆子寿来访

【李本附载在铅山接到任命之下，洪本另立一条，现在遵从洪本。按和鹅湖寺子寿韵的年谱，系于鹅湖寺两陆诗之后，是不对的。象山年谱说归乡后三年才和这首诗，这是因为分别三年而这样说。考察实际也不是这样。诗说“别离三载”，大概鹅湖之会在乙未年，铅山之访在己亥年，中间隔着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所以说三载。偶扶藜杖出寒谷，是指自己在铅山接到任命；又枉蓝舆度远岑，是说子寿来承袭鹅湖的话，所以说“又枉”。如果在鹅湖，那么“又”字就用不通了。旧学商量四句，正是祭子寿文中所说的“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如果在鹅湖，当时正各执己见，乖异不合，又怎能作此语呢？因此认为这首诗是在铅山追和前韵以赠给子寿的，现在改正。按答东莱第一书在戊戌年，那是鹅湖会后三年。子寿大概颇自悔其前说之误，所以铅山来访时，其论与朱子多相合。祭文所说的“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就是如此。朱子此时对子静更有深切的期望。庚子年的五封信都有招徕引诱之意，其恳切之心可以想见。癸卯年以后，子寿已经去世，而子静的溃决更加严重。朱子于是知道不能挽回了。到了乙巳、丙午年，才公开言论攻击他以示学者，使人们不惑于他的学说。这前后的苦心，学者不可以不考察。按象山语录，子寿与子静学问原本不同，等到将要在鹅湖聚会，子静再三辩论，而子寿却以子静的话为是，于是作《孩提知爱》一诗。子静认为对，所以鹅湖之会，子寿举诗四句。朱子说：“子寿早已上了子静的船了。”当时二陆与朱子辩论都不合，后三年子寿过访东莱，于是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而东莱称赞他，有“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的话。所以铅山之访也不与子静一起，而最终遵从朱子的学说。祭文所说的大概是记载事实。这是子寿与子静之学始终本来不相同。子寿早逝，复斋集不流传于世，后来的人只根据鹅湖之会同称二陆，而子寿的生平于是被子静所掩盖，到现在还没有阐明的人，很可惜。现在全部记载语录文集。及祭文并附以死后三书，以见其大概，使后来的人有考证。祭文叙述最为详明，而与吕伯恭、吕子渊的书信，都认为吾道之衰，其痛悼几乎与南轩相同。东莱也以子寿之死对后学大有关系，而子寿却不大大被世人称道，难道也有幸有不幸吗】

三月省札再次催促赴任，当月月底赴任

【三月省札再次催促赴任，这在文集中没有考证。与吕伯恭的书信：想要我赴官，必须再得到朝廷诏令，才可以去。大概已经报告本军官吏，因为曾经请求宫观差遣。那么三月月底赴任，必定更有省札催促赴任了。现在遵从李洪本】

夏季五月，派遣使者祭祀唐孝子熊仁赡的墓，修复刘屯田墓【李洪本没有这两条，现在从邹本增入】

请求宫观差遣没有答复

【按与吕伯恭的书信说：已经派人请求宫观差遣，这封信在四五月间。六月因病请求宫观差遣，也见于与吕的书信及自劾状。而这些状子都缺失行状，因病请求宫观差遣的有五次，文集只记载其中三次，那己亥年两次请求都缺失不载，所以没有考证。现在根据吕书补入】

作卧龙庵祭祀诸葛武侯

【按：作庵在己亥五六月】

译近来见到与吕伯恭的书信以及南轩所作的《卧龙庵诗》。朱熹的年谱中记载得最为明确。庚子年冬天，这是因为《卧龙庵记》作于庚子年十一月，所以（年谱）误将此事系于庚子年。现在予以改正。庵建成后就祭祀武侯，而修建亭子又在其后，年谱对此没有说明。现在根据记文进行改正。

译六月，上奏请求减免星子县的税钱。

【李本、洪本均未说明其因不合用札子自劾一事，洪本将其附于此处，是不对的，今依邹本改正。查邹本增加了请求听从百姓便利缴纳钱绢，又请求减少移用钱额从而减轻商税两条，已将其目次载于庚子年。其与王漕师愈的札子请求将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征收的零散钱数全部免除，又与颜提举师鲁的札子说本军米斛旧例赴建康交纳，近一年改拨入都城，请求仍令赴建康交纳，都见于文集。但此事是否实行未有考证，李本、洪本均未记载，今仍保留其大概于此】

冬十月，重建白鹿洞书院。

【李本过于简略，洪本较详细，但也有很多不合之处。今考据文集、行状补正：洪本说“请求赐予敕额及御书石经监本九经以镇守此地，诏书都同意了”。考据曹立之墓表说“赐予额牌得以防范事务，应当在壬寅年”，是在辛丑年延和奏札之后，年谱未说明。白鹿洞学规，李本仅记载一两句，洪本所载也不全，今全部录入。并录入《东莱白鹿洞书院记》，这是东莱的文章，但实际本于朱子的意思。《白鹿洞赋》，李、洪两本书语焉不详，今只记载其目次。此事始于冬十月，次年三月完成。李、洪本附于此处，是对的；但概说“历时数月”，言辞不明确，今改正。完成后，率领僚属诸生在先圣先师前释采以落成，则是行事时随即立主，未曾议定塑像。这是离任后的事，可以不记载，今删去。朱子这时屡次请求祠禄，所以与时宰书信中有“恢复洞主废官，使得备员与学徒在其中讲道，给予稍许廪禄，略如祠官的收入”等诗句，但也只是偶尔提及。朱子若罢郡，也未必能久留南康，此事最终也未实行，今也删去】

申请赐予晋太尉陶威公庙额。

【请求赐予陶威公庙额，文集作请求加封陶威公状，是错误的，李本、洪本均未记载。查状中所称，阐发陶公的忠义，对名教有补益，而请求赐予庙额，不再另外赐予爵号，尤其可作为后世的法则。今依邹本补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岁。二月，再次上奏免除星子县税钱【李本、洪本没有，今依邹本补入】

南轩张公讣告至，罢宴哭之。

【洪本“疾革时”以下的话李本没有。今按神道碑有“疾病垂死而口不绝吟于天理人欲之间”的话，则必是旧本所有，而李氏删去了。洪本略载两篇祭文，李删后一篇祭文；洪又载与吕伯恭的书信，李也删去。今依洪本，而两篇祭文则全部载入，与吕书洪本太简略，文义不明，今增入。按朱子文集与南轩书信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年序，三十二卷则不以年序，但其年也可考。南轩集与朱子书信二十卷至二十四卷颇有错乱，但其年也可考。今以两家文集参校，其问答不甚明确对应。朱子文集自丁酉年后无书信，而诸书所举南轩语多不见于南勋集中。即如《太极图解》跋明确说“敬夫以书来”，其书也不载。南轩于丁酉后尚有十余封信，大多论事之辞，而发明道要的精语皆不在其中，这甚不可解。难道是朱子集多所遗漏，而南轩集今刻本非朱子所定的本子吗？

中和旧说序及南轩祭文文集序，其前后同异的痕迹，显然分明，而考据文集，反而不得其所】

【据今录何叔京、石子重、范伯诸书，其早年论议的异同与祭文、文集序无不吻合，而至丁酉以后所谓同归一致的，则绝无可考了。语类以南轩入胡氏门人中，其所载话甚简略，大概南轩早卒，语录多在后，故提及者少，而黄子洪辈又不是足以了解南轩的人，固不足据也。文集与方宾王云：“敬夫未发之云，乃其初年议论，后来觉得有误，即已改正。”但旧说已流传，学者又不察，便加模刻，为害不细。往日曾别为编次，正为此耳。然误本先行，此本后出版，遂不复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编纂四十四卷，见于文集序，而定叟所赠四巨帙无卷数。文集序也说已用别本摸印而流传广，与方书合。马氏通考《南勋集》三十卷、奏议十卷，与朱所编纂不合，疑即定叟四巨帙而模印先行者。是马氏固不见朱所编四十四卷，而于文集序也未之考也。今《南勋集》刻于梁溪华氏，凡四十四卷，只载朱序文，而言所自来，又无他序可证，其中颇有错乱，故尝疑之。又考黄氏《日钞》，其编纂与今刻略同，与朱书七十三首，今本其数亦合，只是末多《武侯》及语录。黄氏既不载卷数，又言此朱所定本，而《武侯》、语录文集序所未及，则黄氏所】

译见到，它究竟是朱子的本子还是定叟的本子，还无法确定。黄氏生活在度宗咸淳年间之后，马氏与之相隔时间不远，不应该黄氏能见到朱子的本子而马氏却唯独没见过朱子的本子，这些都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暂且记录在这里，等待向人请教。

译三月请求奉祠，未获批准。

【按：正月请求奉祠，三月又请求奉祠，两次乞求担任宫观闲职，情况非常明确。洪迈所编年谱将三月误作二月，是错误的。现在遵循李本。】

再次请求颁降礼书。

【按：请求颁降礼书，涉及两项内容：一是州县祭祀的仪式，二是臣民以下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礼仪。原本有两项，其中冠婚丧祭之礼，鄂州已有印本，只需行文索取，精心校勘，不必另行雕版。因此礼部行文下达的，只有《政和五礼祭祀仪式》。文中说“未详备而欲申审”的，仅指祭祀仪式而已。至于礼部请求编类州县臣民礼仪，雕版颁降，则兼有两项内容。但该书尚未编成，后来的奏状只就以前想要申述审定的内容而言，以便编类成书之后，避免疑惑，不再更改。而冠婚丧祭之礼，则都未能顾及。年谱依据两份奏状，但叙述不明，所以附带论述。又按，《增修礼书状》在淳熙七年三月，那么请求颁降礼书，应当在此之前。洪本将其叙述在三月修学之下，现在依据邹本另立一条，统叙其事，不再分析。】

夏四月，再次申请减免所属各县的木炭钱。

【按：论述木炭的札子说：已经申报给转运使司，尚未见到行文下达，不免具状申报朝廷。现在根据省札，已送交使司指定，则是曾经具状申报省部，但其奏状缺失。现在依据文集补入。朱子到任之初，就具状申报泉司。直到庚子年四月，才奉文减免。年谱此处必有依据。所谓每年减免二千缗，见于与王漕的札子，以及与吕伯恭的信。现在遵循李本和洪本。】

应诏上封事。

【本传：夏天大旱，诏令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弊，于是上疏说……并且说：“最大的祸患，必然到来的忧患，近在朝夕，而陛下独自不知道。”皇上读了大怒，说：“这是把我当作亡国之君啊。”朱熹因病请求奉祠，没有答复。陈俊卿以旧相身份镇守金陵，路过京城，极力推荐朱熹。宰相赵雄对皇上说：“士人喜好名声，陛下越是憎恶，人们赞誉他的就越多，这恐怕正好抬高了他。不如顺着他的长处任用他，他逐渐承担事务，才能与不能自然显现。”皇上认为有理，于是任命朱熹为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提举。《宋史·赵雄传》：朱熹屡次征召不出，赵雄请求让他出任外郡，任命为南康军知军。朱熹极力议论时事，皇上发怒，告诉赵雄让他分析。赵雄上奏说朱熹是狂生，理屈词穷，如果治他的罪，正好成就他的名声，不如像天地包容养育万物一样，置之不问。恰逢周必大也极力进言，于是作罢。李本年谱：当时诏令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弊，于是朱熹上疏说……皇上读了大怒，命令他分析，赵雄用诡辩之词救解，才作罢。】

【《续通鉴》：六年夏天，大旱，诏求直言。南康军知军朱熹上疏。皇上读了大怒，说：“这是把我当作亡国之君。”朱熹因病请求奉祠，没有答复。】

【谕令赵雄分析】赵雄对皇帝说：“士人喜好名声，……到能否自然显现。”皇帝认为有理，暂且放置不问。朱熹仍任原职，〇防。按：行状只记载了疏文，所谓“皇上读了大怒说：‘这是把我当作亡国之君’”，见于本传；而命令他分析，赵雄用诡辞救解，则见于赵雄传中。年谱兼采两传之语，似是后人窜入，未必确实。陈丞相（陈俊卿）判建康，入见在淳熙五年，他推荐朱子见于陈的行状。

到八年，罢免判建康，推荐本道守令五人。他推荐朱子，见于与陈师中的信，相距已有三年而】

【本传将过阙时的推荐，归入任命江西常平提举之时，是错误的。赵雄“士人喜好名声”等语，也在朱熹知南康时。赵雄传中请求让他出任外郡，正指此事，而本传都归入任命江西常平提举之时，都是错误的。朱子此疏降付后省。这时赵雄为丞相，周必大为参知政事，所以都进言，而赵雄推辞过分，似乎不符合事实。赵雄与南轩（张栻）不合，他说这话，也是迎合上意，而朱子声望已高，上意也颇倾向他，赵雄不应如此诋毁，或者出自家传增改，未可知也。

他命令监司条陈民间利弊，乃是可议臣的奏章。封事所载甚明，而本传误增“大旱”二字。《续通鉴》】

【并将此事移至六年，且说诏求直言，又以赵雄“好名”等语作为救解之辞，更加不相合。又说暂且放置不问，朱熹仍任原职，〇防，绝不成语，讹以益讹，可为一笑。大体上，《宋史》本传、赵雄传已为淆杂，而年谱依据它们，到《续通鉴》舛误更甚，现在定从行状，而其他一切削去。《东莱集（吕祖谦）》与朱子书云：“降付后省之说，必是虚言，这里却没有听说。寻常条陈利害的文字，乃送后省看详，若深于此的，有时或宣付宰执略看，却复进入，少有外付的。”似闻揆及新参皆常于榻前提防，以近例观之，纵使无人提防，亦不至有他，甚不相谅者，不过认为好名耳。朱子书云：“既有提防者，即是尝有谴怒之意，幸密以见告也。”东莱后书云：“奏疏出自忠愤恳切，固不可遏，皇上容纳谠言，亦不以为忤。”按：“降付后省”，朱子以为得之邸吏（官方通讯），其与江东陈帅书亦云尔，非虚言也，】

译东莱的事只是偶然没有听说罢了。前信说：“似乎听说揆及新参都是常规调任的防制”，揆指赵雄，当时任丞相；新参指周必大，刚任知政事，“似乎听说”是听闻不确切的话。后信说：“皇上容纳正直之言，不认为这是违逆”，这一定是从周子充那里得到的消息，才审知实情。朱子给周参政的札子也说：“垂示圣主有宽容接纳之意。”那么《宋史》两处所说的，应当未必确实，而行状元并非有所避讳而不说。有人说《宋史》所载，应当是根据年谱，现在考证李本说赵雄用诡辩之辞救解而不记载他的话，赵雄确有此事，洪本又增入本传，以我为妄语。至于周必大的言论，两本都没有提及，明显是年谱采用了《宋史》，而不是《宋史》抄袭年谱。现在附载朱子给吕伯恭、给江东陈师、给周参政的三封信，以证明年谱的错误。文集给陈师中的信说：“试任郡守无状，幸而等到任期结束，又蒙受除命。听说曾污丞相的荐举墨迹，因此有此意的人，偶然因臧否支郡而提及。近来回家见到刘平父，才知道所谓宽容称道的言辞过于实际太多，使人羞愧恐惧，不知说什么。”按师中是福公之子，南康在建康为支郡，所以这样说。南康的除授，《本传》认为出于史浩，也是因为陈相路过阙下极力推荐的原因，江西提举的除授行状，认为皇上不想让他远去，用书信来说，也是因为陈相的推荐。本传叙述防制，也未为错误。而将过阙的推荐与罢判建康的推荐混淆而不分，则是不对的。又朱子到南康，因病请求祠禄五次，诸书所说极明，而本传将其归于上疏言事之下，尤其不对。现在一并附论于此。

译请求辞官祭祀，未获批复。

【李洪本无按语：南康最后请求担任宫观官职的奏状中，说祈祷降雨防备灾荒应当在六月之后，但没有详细说明具体月份。闽本记载在上封事之后，现在遵从闽本】

大力推行荒政。

【李本简略，洪本详细，但大体相同。现在依据洪本，并用文集补充校正。其中行状中已经提到的，则删去。推广御笔指挥两件事，不专门以南康的话来说，现在也删去。修筑沿江石堤，邹本另立一条，现在遵从邹本。按：荒政行状也列举了大概，但细节没有详细说明。现在依据行状，并用文集、奏状、申请详细列出各项措施于后。所谓设施防第，人们争相抄录作为法度的，必定考察文集才能知道】

八年辛丑，五十二岁。二月，陆子静来访。

【按陆氏的学问与朱子根本不同，所以朱子在未相识时就防备他是禅学。鹅湖之会，议论不合，但观察他操守谨慎质朴，表里如一，实有为自身修养的功夫，又精神气魄感动人，可以成为我们道统的助力，所以虽然不合但常有招徕劝诱之意。大概对陆氏兄弟殷切期望很深。后来子寿遵从朱子的学说，而子静最终没有改变。这一年南康来访，或许是子寿的意思而请求书写墓志，怀疑也是子寿的遗命。子静在白鹿洞的讲义，极力强调义利之辨，最后归结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与朱子的论述几乎没有差异，而他平时所说的完全不涉及这些，他前后的叙辞极为谦卑，所以朱子的跋语也极力称赞他。壬寅年，子静入朝担任国子正，癸卯年升任敕令所删定官，名位大致与朱子相当。到了甲辰年，因为曹立之的表章，于是与朱子产生矛盾，但轮对五札，朱子写信明确说那是他从葱岭带来的，子静回信虽然有不悦，但也没有肆意辩驳。等到丙午年已经归来，在象山讲学，声名更盛，徒党更多。戊申年于是有无极太极之辩，诋毁不遗余力，显然与朱子为敌了。朱子公开言论攻击他，也在乙巳丙午年之后，知道必定不能合了。如果子寿还在，子静末年未必猖狂到这种地步，然而子静自信很坚定，自视很高，也不是子寿所能挽回的。假如子静先去世，那么他的学说不会盛行，后来就不会有异同之争了。这是上天所为，也是我们道统的不幸。东莱也认为子寿的去世对后学大有关系，大概是有先见之明。程氏《闲辟录》，陈氏《学蔀通辨》，都是辨析朱陆异同的学说，对我们道统有功的人。程氏的学说得其大概而间有误处，陈氏的学说极为详尽，而始同终异，中年疑信参半的学说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现在无暇全部论述。又按，子寿在己亥三月来访朱子于某山，于是遵从朱子的学说。庚子年，子静约来游览庐山，而子寿说子静已转变步伐而未曾移动身体。那么子静所见，也不是从前那样了。子寿去世后，朱子用文章祭奠他，明确说鹅湖所见之非。子静对此也没有异议。第二年，亲自前来请求书写墓铭，他为白鹿书堂写的讲义，几乎与朱子的学说没有差异。那年祭奠吕东莱的文章，追思往昔，粗心浮气，徒致参差，岂足以酬答道义？大概也是自己承认鹅湖之非了。而朱子在南康时，说他旧日的规模终在，三头两绪，东出西没无提撮处。大概在他来访时已预料到他不能完全舍弃旧习了。而仍然以期望子寿的心来期望他，所以极力称赞他的讲义，而对他与符复仲的信也有采纳之处。癸卯年与项平父的信，有去短集长的话。丁未年与子静的信，又说幸好近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不再有向来支离的毛病。他招徕劝诱之意，到了极点。而子静后来声望更高，徒党更盛，坚持他的旧说日益横肆。朱子不得已才开始公开言论攻击他。凡子静前后的异同，又有如此者。前面所论述的，尚未尽其曲折。答林择之、吴茂实的信。庚子年，这时子寿还在。答符复仲的信庚子年后，癸卯年与项平父的信，乙巳年答陈肤仲的信，都有舍短集长的话，一以警戒激励学者，而对陆学也未尝不取其善，可以看出圣贤公平正大之心，而殷切引诱之意，也完全见于此了，所以都附载于篇】

三月，任命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等待任命。

【这条遵从洪本，而第三事以李本删去数语，末尾说“多见施行”，两本都相同。按延和奏札，则星子税钱未减，纳粟人尚未受赏，乞赐白鹿书院敕额及书，也未施行，那么所说的“多见施行”乃是虚语，现在也删去。至于洪本所载“执政谕且勿言”等语，则在延和奏对时，行状叙述此。至明，洪本最为错乱，现在也删去】

夏四月，过江州，拜谒濂溪先生书堂，遗像。

【李本附注于去郡下，洪本另列一条，现在遵从洪本。按文集《山北纪行诗序》最为详细。年谱刘子澄来谒见，请求为诸生解说《太极图义》，为濂溪曾孙元孙等设

译在光风霁月亭用餐时，谈话多有错谬，如今予以改正。洪适本附有《太极说》。查考《太极说》并非朱熹所作，文中只谈论阴阳动静，没有一句话提及太极，又与《太极图说》的解释完全不相应。朱熹的《文集》《语类》中也没有涉及这些内容。张栻（南轩）有《太极说》，曾经在髙安刊刻。朱熹写信给他，认为其中尚有未妥之处，暂且收藏起来等待考订，这难道是南轩的作品而误入朱熹文集吗？浙江本将南轩的《仁说》当作朱熹的《仁说》，这或许属于同类错误，现在依照李本将其删去。

译八月，东莱吕公的讣告传来，我设灵位哭悼他。

【李本《年谱》说：吕公将《周易》定为十二篇，朱子非常高兴并跟随他。又说《大事记》自成一家之言，对学者有补益。又记载：昨天见到奇卿恭敬叩问，以近日讲授防备第一书末尾说：“其切磋琢磨之意如此。”查考《年谱》，李本与洪本详略不同但没有大差异，唯独这一条截然相反。李本对东莱似乎有讥讽之意，洪本对此作了修改，也不知谁对谁错。果斋本是元本，李序说旧本中猥杂冗长、错误不合规范的地方，都依法删削，保留十分之七，却不说明有所改动。据此可知，不仅仅是凭主观意见删削。洪本应当有所依据，并非胡乱改动。现在确定采用洪本，而李本则附记于此。朱子文集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与东莱的书信都按年份排列，第三十五卷则不按年份排列，颇有混乱。李本所载“昨见奇卿”一书，在第三十五卷末尾，应当是东莱在明招山任教授时，其年份在戊子、己丑年间。第三十三卷戊子、己丑年间有书信说：“先前见与诸生讨论《左氏》之书，遣词立意也颇受伤害。”

大概是指博议而言。不只是让诸生读《左氏》及诸贤奏疏，而不读诸经《论语》《孟子》之说。我怀疑此书在第三十五卷末尾，明显是后来续入的，或许有所增删改动，不得而知。况且此书在早年，而李本将其系于东莱去世之下，如果想以此概括其生平，不仅诬蔑东莱，也诬蔑朱子了。这不可不辨明。东莱祭文及与刘子澄的书信，其伤悼之情与南轩没有不同，而李本颇失其意。朱子与东莱的书信三卷都在文集中，这里不再记载。现在选取东莱与朱子的三封信及朱子与南轩的一封信，以见其大概，等待后来的学者考证。朱子曾自称气质有偏颇，多有奋发直前的毛病，所以东莱常以此规劝，与南轩的话相同。东莱涵养温厚，包容众多，朱子所以极力规劝他。南轩书信说：“近来伯恭讲论详细如此，朋友真是不易得。但凡事似乎果断方面有所不足。”又说：“伯恭却有宽容忍耐之处。”又说：“气禀与家学之说确实如此，不能矫正变革，也是刚明不足罢了。”这些都与朱子意思相同。至于功利之说，自然是后来浙学流弊的根源，然而东莱之学多在博杂处用功。所以追溯其始，有拖泥带水的感叹。朱子曾论湘中学子的毛病，也说钦夫之说有太快之处，于是开启流弊的根源，与此略同，固然不是全认为是东莱的过错。又别集与刘子澄书信说：“直卿来年春天一同去金华，现在既听到伯恭讣告，决当如约。我当与他一同前往哭悼。”伯恭也没有违背前约。这年六月间，朱子与东莱有约，而七月间东莱已去世，十二月朱子赴任浙东，明年正月前往哭悼东莱墓，这就是所谓不违背前约，生死交情如此。唯独哭东莱墓，文集没有祭文，难道是偶然遗失了吗？还是因为祭南轩墓是遣奠所以有祭文，而东莱墓亲自前往所以没有？这不可考证，暂且记录于此。东莱于七月二十九日去世，听到讣告应当在八月，《年谱》系于七月是错误的。文集与东莱的书信在七月望日后，东莱文集有回信在去世前三四天。东莱日记二十七日修定诗记《公刘》章，而二十九日去世，大概是久病而突然死亡。】

这月，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查朱子上宰相书信说：去年各路饥荒，浙东最严重，浙东的饥荒，绍兴最严重。熹在这个时候，疲惫卧于田间，而明公实际推举我，使我得以与使令趋走的末位。这是壬寅年的书信，王淮在辛丑八月任右丞相，此宰相就是王淮。文集编次者忌讳提及罢了。浙东的任命，是王淮所推荐，而本谱说：王淮改任，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则不对。洪本《年谱》承袭本谱的错误，《续通鉴》说：王淮推荐熹，是正确的，现在依据《续通鉴》改正。】

冬十一月己亥，在延和殿奏事。

【洪本《年谱》说：先生离开朝廷二十年，得以见到皇上，极力陈述灾异的缘由以及修德任人的学说，共两札。大致说陛下临御二十年间，云云。皇上为之动容肃听，于是条陈救荒的措施。首札画为七事，次陈二说，次言绍兴和买均敷之重，详见延和殿奏札。查李本最简略：第一札用本谱“极陈灾异的缘由”两句话来概括，而第二札则没有提及。其意以为“任人”一语即可概括第二札。于是条陈救荒的措施，画为七事，则是第三札；而四札以下则都不涉及这些。李本的疏漏。本谱只叙述第二札，大概是举其重要者。而末尾说“所奏共七事”，意思自分明，但改“奏札七”为“七事”则不对。李本大概采用本谱而又失之。洪本前两札另叙，其下才涉及条陈救荒的措施，首札画为七事，此第三札非首札也。次陈二说，则是第四札；次言绍兴和买

译那么就是第五札；而后两札也未涉及他所增入的内容。奏札大多依据行状，但偶尔有所不同，不知所依据的是什么版本。现在遵循李本，保留其大略，对其错误之处稍作补正，将行状附在后面，而洪本则予以删去。

译诏令在各郡推行社仓法。

【按：诏令推行社仓法是在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中所载的敕命及跋语最为明确。年谱记载在九年夏季，这是因为劝立社仓的榜文在九年六月，所以弄错了，现在予以改正。台州、婺州有应时推行的，也是沿袭九年六月的榜文，现在予以删去】

朱子年谱考异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朱子年谱考异卷三

宝应王懋竑撰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岁

【李本有正月条奏救荒事宜的一条，注云：“并请求借拨官钱，发放度牒以奖赏献助的人等。又请求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秋苗、丁钱一并停止催征。”按：这又是回到绍兴官防所奏，在二月，不是在正月。救荒事宜的条奏很多，不止这一奏，仅记载其一，也太简略。洪本系于辛丑年视事西兴之下，现在也不采纳】

奏劾衢州知州李峄

【按：奏状说他的亲戚正在政路任职，这是谢廓然。廓然在辛丑年八月任同知枢密院事，壬寅年六月罢免。正月间正在政路，有人怀疑是指王淮。朱子上书给当时的宰相，说按劾没有执行，反而遭受中伤，而明公意在左右，自己也明白。详究其语意，不是王淮。洪本后面说：先生在浙东，陈贾、谢廓然、赵彧仲首先攻击他。这话必有依据，怀疑是被廓然攻击。而朱子去官以等待朝廷命令，自劾状说：已遵禀，返回绍兴府界。又状说：臣从衢州、婺州返回绍兴府界。大概婺州、衢州是回福建的路，由此去官以回家。行状、年谱都没有提及劾李峄的事，所以不能详细考证，而随意推测如下。己亥年在南康答吕伯恭信说：李峄的事，颜漕已看清其妄，或许与此同名，抑或是此误。文集目录作李□，当再考证。朱子初奏衢州知州、通判都已逼替，其后知州沈崈一已于二月二十二日赴任，那么李峄自然以任满解职，不是另有处分。按：救荒事宜全在得人，而号令州郡，又在于按劾官吏，畏惧不这样，那么百般措施都成为具文了。朱子在浙东多有按劾，而于李峄事未及施行，屡次以为言行状叙救荒太略，而对于按劾都不提及。年谱视事西兴注，大概本于行状增入贾祐之、朱熙绩，而其他也未提及。现在依文集悉载于谱，而并及留赵彦肃、乞许令佐自陈、岳庙两条，以示救荒之所重。至于措置事宜科条详密，有不可以或遗者，乃备载其目于后面】

永康陈同甫来访

【李洪本都系于壬子年，现在据两家文集改正。按：朱子在壬寅年二月十三日入婺州界，同甫来见朱子，则在巡视婺州时。壬寅年通书即在其后，朱子与同甫第一书可考，同甫壬寅年书也言之。壬寅年归后有见顾之约，丙午年也有来春命驾之语，其至否则无可考。如果壬子年的来访，则两家文集都不提及。同甫以癸丑年第，朱子有书与之，也不言壬子年的来。年谱大概误以壬寅为壬子，而未详考其实际。龙川集与朱子书共八封，自壬寅至丙午岁月皆可考。其通书在壬寅年相见后，以考朱子文集次第俱可见。但同甫每年遣使，丙午年以后不应无答书，疑其皆通问语，所以不载文集。朱子文集与同甫共十三书，其丙午以后丁未、癸丑两年书皆答同甫，不知龙川集何以缺之。又有戊申两年书见二十八卷，辛亥一年书见续集，较龙川集为详，而壬子公司访则俱无所见，年谱之误大概无疑】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变。状

【蝗灾在七月，修德政状在其前，所以状言旱而不言蝗。行状蝗旱相因，大概言之。文集编次小误，年谱有诏捕蝗，又上疏言事误，现在改正】

条奏诸州利病

【年谱本于行状而删去差役一条，中间也有不同，现在从行状。行状说：“奏免台州丁钱。”年谱据“奏台州许纳半丁钱半绢”，与“奏免丁钱”不合，所以并存。又考救荒状有“许将台州等五县第五等人户今年丁绢特别予以蠲放”，行状也或许指此。然而半丁钱半绢为永久之利，而蠲放丁绢仅五等以下户，又止一年，其利小。行状所载不明，似乎当从年谱。年谱又说：“其奏免台州丁钱，至今台州小民提及先生，无不以手加额。”这必是元本年谱所有，而所指也不明。又按行状总叙五状所言之事，因之而李本首言及“言云云”，则似是一状，非其实。洪本更增“与帅守同上首言云云”“合言云云”。考绍兴和买状与“本府同上”，其他四状皆自言之，其云“首言”“合言”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