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纠卷一

译《魏志》说：“建安五年春季三月，董承等人的谋划泄露，全部被处死。” 考察董承的谋划，是因为他深深憎恶曹操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对于曹操来说，这是叛逆；对于献帝来说，则是正义。如今书中写“伏诛”，究竟是伏于献帝之诛，还是伏于曹操之诛？凡是记载当代近事，往往用隐晦的措辞来避免祸患。陈寿身处太康年间，正可以指明建安旧事，直笔书写又有什么妨害？难道还害怕南史之祸殃及自身吗？《魏志》说：曹公在官渡驻军，袁绍把营垒连成一片，逐渐向前推进，依傍沙丘设置营寨，东西绵延数十里。曹公也分设营寨与他相对，交战失利。当时曹公的军队不到一万人，受伤的有十分之二三。考察初平三年，曹操任兖州牧，在寿张攻击黄巾军，向东接受投降的士卒三十余万人，男女百余万口，收编其中的精锐，号称青州兵；如今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说军队不到一万人呢？即使经过征战损耗，士卒死亡，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但不应当损失得如此之多。根据袁绍的营寨东西绵延数十里，曹公也分营与之相当，可见是调集境内的军队来抵御袁绍，军容十分盛大，只是看起来比袁兵稍弱罢了。曹操固然善于用兵，又怎么能够凭这么少的军队消灭十万人的军队呢？裴松之辨析得最为详细，附载在后面。裴松之说：袁绍设置营寨数十里，曹公能够分营与之相当，这说明曹军不可能太少，这是第一点。假如袁绍有十倍于曹公的兵力，按理就应当竭尽全力围困防守，使曹军出入断绝；但曹公却能派徐晃等人攻击袁绍的运粮车，曹公自己又出兵攻击淳于琼等人，旌旗来往，始终没有受到阻碍，这明显说明袁绍的力量不能制约曹公，因此曹军不可能太少，这是第二点。各书都说曹公坑杀袁绍部众八万人，有的说七万人。八万人逃散，并不是八千人所能捆绑的；而袁绍的大军全都拱手受戮，曹军凭什么能够制伏他们呢？这说明曹军不可能太少，这是第三点。记述者是想用兵少来显示奇异，并非实录。考察《钟繇传》说：曹公与袁绍相持时，钟繇任司隶，送去二千余匹马供给军队。《武帝纪》和《世语》都说曹公当时有六百余匹战马。钟繇所记又说：起初太祖的父亲嵩辞官以后，返回谯县避难；后来在琅琊被陶谦杀害，所以太祖立志复仇，向东征伐。考察陶谦刚正而懂得大体，他与曹嵩有什么仇怨，必定要杀他呢？而且曹操为人雄强威严，声名已经建立，陶谦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许子将难道还不如鼎铛那样有耳朵吗？曹操已经心知其中并非事实，只是姑且以杀父报仇为名，放纵自己向东扩张罢了。韦昭《吴书》说：太祖迎接曹嵩的车载财物一百余辆，陶谦的都尉张闿带领二百名骑兵，在泰山华、费之间护送曹嵩；张闿杀害曹嵩，夺取财物，随后逃往淮南，这才是实录。郭颁《世语》把罪责归给徐州牧，陈寿也同意这种说法，见识远远不如韦昭。《魏志》说：“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替刘备攻打合肥，曹公从江陵出征；刘备到了巴丘，派张憙救援合肥。曹公到达赤壁，与刘备交战，失利。”考察《吴志》说：“刘备击破曹军以后，孙权才有合肥之战。”这样看来，赤壁之战在前，合肥之战在后。如今记载颠倒错乱，把先后次序倒置了，应当受到孙盛的驳斥。《魏志》说：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因为过去给父亲的旧部、屯骑校尉伏完写信而获罪，信中说献帝因董承被诛杀而怨恨曹公，言辞非常丑恶；事情被发现后，皇后被废黜并处死，她的兄弟也都依法处死。考察《曹瞒传》记载华歆率兵进入宫中的事非常详细：皇后关门躲藏在墙壁中，华歆毁坏门户，拆开墙壁，把皇后牵了出来。当时献帝与御史大夫郗虑同坐，皇后披散着头发、光着脚经过，拉着献帝的手说：“难道不能再救活我了吗？”献帝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活到什么时候。”献帝对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据此看来，首先发动叛逆的是曹操，辅助叛逆的是华歆。如今书中把“因写信获罪、被废黜处死、兄弟伏法”概括写成一条，采用的是献帝一方的说法，始终没有确立大逆之人的名号，只是曲笔罢了。这就是涑水修撰《资治通鉴》时删去《陈志》而采用《吴传》的原因。《魏志》说：“建安二十三年，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反叛，攻打许都，焚烧丞相长史王必的营寨。王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光讨伐并斩杀了他们。”考察赵岐《三辅决录》的注说：“当时有京兆人金祎，自认为世代都是汉朝臣子；金日磾讨伐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流传，金氏几代都看见汉朝国运将要转移，认为还可以使汉朝中兴，于是慨然发愤，便与耿纪、韦晃、吉本、吉本之子吉邈、吉邈之弟吉穆等人结谋。”这样看来，他们谋划的是讨伐，而不是谋反。再考察袁晖《献帝春秋》说：“逮捕耿纪、韦晃的人，实际上是曹操主使的。王必如果当时先创伤而死，那么‘讨斩’的名义就没有办法曲加到他们身上了。”大凡史官下笔，一个字的含义，也务必要精确严谨。如《魏志》中“东征孙权、西征刘备”之类的说法，朱考亭全都改用“击”字。我认为建安年间还可以不改；当时献帝仍然保有祭祀和名号，曹操能够挟持天子号令诸侯。到了山阳退位、黄初改换帝号，蜀为正统，吴为敌国，“讨伐”“征伐”等用字，凡是适宜的都应当厘正。我听说范晔《东汉书》记载韦晃的传记，直接说“讨伐曹操没有成功，夷灭三族”。朱考亭的《纲目》于是承袭了这种说法。范晔把这两个人视为忠臣，陈寿却把这两个人视为贼人。两部史书的见解，哪一个更高明？我从陈承祚的《三国志》中认识到范蔚宗思考精密，从涑水的《通鉴》中佩服朱考亭笔法端正【范晔自称他的书“体制宏大而构思精密”】《魏志》说：齐王名芳，字兰卿。明帝没有儿子，收养了齐王和秦王曹询。宫廷内的事情秘而不宣，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考察齐王是任城王曹楷的子孙，盛春替他主持婚礼；即使有疑问，也不算十分荒诞。根据陈寿所写的遗体身份，无法考察他的支系，也无法辨明，难道他是从空桑中生出来的，还是完全凭借廪竹而来的吗？当时刘放、孙资之流迎合司马懿，拿汉少帝和秦国吕政的事情来诽谤齐王。陈寿也沿袭他们的说法来下笔。陈寿记载废黜张皇后、废黜齐王的事情，接近良史的笔法；我常说，陈寿记载魏朝的事容易，记载晋朝的事困难。大概是魏朝气数已尽，可以公开列举它的罪恶；陈寿身处晋朝，难以指斥其祖先的罪状。如今他对曹操多用曲笔，对司马懿、司马师却多用明白的文字，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曹操剪除群雄，长期苦战于兵乱之中，从黄巾、黑山手中夺取天下；而司马父子则踏着剩余的势力，像狐狸般献媚以求取帝位，这不过与新莽、楚玄一类罢了。曹魏和司马氏，情势与罪行有所不同，所以用词也相应有轻重吗？

译《魏志》说：五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去世。史书写到这里，简直是把上天都没有放在眼里。大行皇帝遭受的惨祸，连大夫都感到羞耻；即使司马氏亲自削改文书，也还可能内心战栗而不敢这样写。有人说：陈寿曾任职于晋朝旧官，那么郭颁、傅畅、习凿齿难道不是晋朝人吗？郭颁《世语》、傅畅《诸公赞》、习凿齿《汉晋春秋》，都清楚揭露了贾充、成济的叛逆，赞叹并佩服王经的义行；记载己丑之事，首尾详尽，也都含有微言深意。唯独陈寿为什么甘愿侵蚀大义，反而奖助作乱之人呢？《魏志》说：“袁术率领残余部众逃往九江，杀死扬州刺史陈温，占据了他的州。” 考察《王粲英雄记》，袁术所憎恨的是陈瑀，不是陈温。陈温先于陈瑀担任扬州刺史，后来因病去世；陈瑀是由袁术任命的。袁术失败后，陈瑀又背叛了他，所以袁术愤怒而起兵。但陈瑀也只是逃回下邳，并没有杀害陈瑀的记载。《陈志》大概没有作深入考察。董卓传、臧洪传 董卓肆意施毒；当初平子源奉本朝之命时，这些事情都应当收入《汉纪》，没有必要再烦琐地列入《魏志》。《史通》关于断限的说法，确实不可改变。这样说来，那么袁绍、袁术、吕布诸传，难道就可以不加议论了吗？官渡之战、徐州擒获等事，都是魏朝的功劳，十分显著。按照事情相互联系、组织文字的情势，必然会牵连到这些人；总要以大义加以折中。《魏志》从夏侯元让断起，硬把其余人缀入其中，不过是代替后汉史书下笔罢了。至于《董卓传》《袁术传》的评论，裴松之讥刺其文字重复，遗憾它没有说尽；这只是琐碎小事，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夏侯尚传 传记记载清河王经因高贵乡公之事获罪被杀。当初王经任郡守时，他的母亲对他说：“你是农家子弟，如今做官做到二千石，所得已经太过，太过就不吉祥，可以到此为止了。”王经不能听从，历任二州刺史、司隶校尉，最终因此遭到败亡。考察王彦伟的义行，比之孔父也不逊色；至于王沈、王业，他们二人的罪恶直通于天。陈寿没有为王经单独立传，而是把他附在《夏侯尚传》的末尾，这是第一处不同。王经被逮捕时，向母亲辞别，母亲脸色不变，笑着回答说：“人谁能不死？过去我之所以不让你停下来，是怕你不能死得其所。如今和你一起送命，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习凿齿记载此事非常详细。由此说来，王彦伟的母亲确实既圣明又善良，不只是那种知道兴衰废立的母亲，以及东海贤智之母所能仿佛而比得上的正义之人；可是陈寿删去不录，只记载她安分知足的话，使后世读史而看不到事情始末的人，只把王彦伟的母亲当作一个清白的清河贤妇，而王彦伟也不能摆脱干求、趋附求进的恶名，这是第二处不同。有人说：“记载王经的忠义，会昭示晋朝篡夺魏室，所以陈寿也害怕获罪。”对此我回答说：“泰始元年的诏书，赐给王经的孙子郎中的爵位，说明晋武帝还深深怜悯他的忠义；而陈寿记载此事，必定是曲意掩盖他的美德。” 这是第三处不同。荀彧、荀攸、贾诩传 评论说：荀彧清秀、通达、文雅，有辅佐帝王的风度；然而在机谋、鉴识和预见方面，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荀攸、贾诩大概可以做到谋划没有遗漏、通晓并善于应付权变，他们是张良、陈平一类的人吗？我认为荀文若正是所谓实现了自己志向的人。他辅佐汉室，延长汉朝国运二十年；谋划抗敌、判断决策，思虑如同有神助。世上有人议论他与曹氏共同谋划，唉！有拨乱之才、英雄之姿的人，曹操确实是首屈一指的。荀文若不归附曹操，又归附谁呢？等到大势掌握在许都，“当涂”成为谶语，曹操受九锡、接受劝进的事情纷纷出现，文若才开始悔恨韩卢得到肉，只是拿来肥自己罢了，于是以一死使自己甘心，以实现本来的心愿。这正是裴松之所说的，在当时保全大正之道，把真诚之心布于百代。所谓“未能实现志向”的说法，不是愚昧，就是浅陋。贾诩与荀攸、荀彧合传，尤其不合体例。贾诩是李傕、郭汜的谋主，替董卓报仇；元凶刚被消灭，叛逆的祸乱又重新结成，导致献帝的车驾两次受辱，郎官采集野谷充饥。读《献帝本纪》，头发总是冲冠而起，那么贼害汉朝的是文和，忠于汉朝的是文若；忠臣与叛逆被放在同一篇中，拿什么垂示后人？裴松之认为不另编程昱、郭嘉的篇目，却把他们与荀氏二人并列，未免失去类别。我认为不是这样。贾诩只配附在《董卓传》末尾，程昱、郭嘉又有什么罪过，竟遭受这样的严酷安排呢？魏文帝任用贾诩为三公，孙仲谋听说后笑了起来。贾诩的谋略深远，孙仲谋为什么发笑？他笑的是贾诩起初本来就是作贼的人。管宁传、华歆传 王彦方的明德为世人所知，是一代人的师表。陈寿没有为他单独立传，而是把他附在《管幼安传》中。传中所记到的，只是他因与商人交往而自污的一两句话罢了。华子鱼辅佐叛逆者杀害皇后，毁坏房屋、拆开墙壁，却独独加以掩盖而不予记载；反而在华歆本传中缀附一些小的美事，铺陈到千言。唉，这两篇传记一出，邪恶之人得意，行善之人恐惧了【列在《后汉书·独行传》中】陈泰传 传记说，狄道城中的将士看见来救援的人到了，全都愤怒踊跃。姜维起初认为官军的救兵必须等到军队聚集后才能出发，后来突然听说救兵已经到达，便认为其中有奇异的变化和预先的谋划，上下都震惊恐惧。陈泰军队从陇西出发时，因为山路深远险要，认为贼军一定会设伏，于是故意从南道行进。姜维果然用了三天设置埋伏。裴松之考察说，这次救援到达本来出于意外；如果姜维不知道救援将至，为什么要在险峻深远之处设伏，而且竟然经过三天呢？既然设伏以相等待，就不能说是不知情。这些都是语言上说不通的地方【裴注】卢毓传 传记说：“适逢司徒职位空缺，卢毓推举处士管宁，皇帝不能任用他。” 考察管幼安忠于汉朝，终身不做魏臣。管宁是汉朝的处士，不肯做魏朝的司徒；这种心志，前面有龚胜，后面有陶潜，当时则有杨彪。《陈志》把这说成“皇帝不能任用”，难道即使皇帝能够任用幼安，他就会接受任用吗？诏书年年下达，派安车、备重褥，恩礼优厚到了极点；幼安终因年老多病推辞，不接受诏命。这样看来，皇帝想任用他已经很久了。诸葛诞传

译传记说：“诸葛诞、文钦遭到屠杀，唐咨也被活捉，三次叛乱都被平定擒获，天下人为之称快。” 我认为司马氏父子掌握国政，把君主视同棋子；在朝廷中身居显贵、做官任职的人，只知道预先撰写九锡文，为典午司马氏劝进罢了。可是彦云公文钦在前面倡导义举，仲恭公诸葛诞、文休公王凌等人在后面彰显忠诚；有的人感念明帝的顾命之托，奋臂发誓起兵；有的人自伤身为魏室重臣，愿意清除皇帝身边的奸邪。司马氏始终不悔改其祸心，阻兵作乱而且残忍，收取魏氏的兵器，攻打魏氏的城邑，借用魏氏的市朝，屠杀魏氏的公卿和孤儿，夷灭三族，甚至把毒害扩大到几尺高的儿童。凡是有知识的人，没有不含辛忍痛的，都说西陵墓田已经没有眼泪可以挥洒；人们忍着不死登上床榻，六尺之身又能安放在哪里？后来司马氏子孙后裔中，有人留下了蒙面伏床的事情；石勒这个胡人，也说过“司马狐媚”的话。知道典午司马氏父子兄弟的邪恶，也就知道诸葛休等人的正直。可是修史之人没有见识，昧于大义，把忠臣指为叛逆，把愤恨他们说成天下称快。文钦即使不是诸葛诞的同道，也仍然是魏国的烈士；唐咨本来属于亡命之徒，难道就不是吴国的义士吗？曲意给他们加上叛逆的名声，将来凭什么法则承受这种恶名呢？《蜀志·后主纪》评论说：蜀汉没有设置史官，也没有负责注记和编年的人，所以许多政事都有遗漏，灾异也没有记载。诸葛亮虽然通晓治国之道，但这类事情仍有未周全之处。考察景耀元年，史官曾说景星出现，那么蜀汉未尝没有史官。即使说这是延熙二十年以后的事，诸葛亮去世也已经很久了；史官的设置应当属于蒋琬、费祎、董允、郭攸之等人，那么列传为什么没有明确文字呢？蒋琬、费祎、董允、郭攸之在朝廷时，恭敬遵守诸葛亮遗留下来的制度，守之不失，就像平阳侯曹参遵循酂侯萧何的制度一样，未必有所改动增设。况且诸葛亮在章武年间，百事刚刚创建；建兴年间，规章条例才大致确立，左史、右史是国家的重要制度，必定不会完全废弃。他们竟留下了让后人讥议的地方。诸葛瞻传 传文说：自从瞻、厥建立（原文如此），统领军政的是姜维，他曾经长期在外征战；宦官黄皓暗中窃取、玩弄权柄，众人都一同护持他，没有人能够匡正制止。考察常璩《华阳国志》：诸葛尚说：“父子承受国家深重恩德，只恨不能早早斩杀黄皓。”可见黄皓窃取权柄，正是诸葛家父子痛心疾首的事。再考察孙盛《异同记》：瞻、厥等人认为姜维喜好战争却没有功绩，国内疲敝，便上表请后主召他回来。蜀地的长者还保存着瞻的奏表，以及用阎宇代替姜维的旧事。可见姜维穷兵黩武，是诸葛亮等人深为忧虑、反复叹息，并且明白看见、周密考虑过的事。陈寿故意曲笔，是因为他曾任诸葛瞻的属吏，又受到诸葛瞻的侮辱，所以借这些事情把罪恶归到诸葛瞻身上。蜀中的长者所说的话，确实不是虚妄。至于对诸葛丞相的评价，说他临机应变、用兵谋略并非所长，这一点后世因此诟病《陈史》，我却独自认为不是这样。《陈史》推崇佩服武侯，几乎没有一处不是反复称述、追念他的；把他比作召公的甘棠，歌诵赞美其遗篇；又把他比作周公的各篇诰文，远则可与管仲匹敌，近则又仅次于萧何。天下难道会有周公、召公、管仲、萧何这样的人，却不懂将帅谋略吗？它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说孔明的将帅谋略是长处，就应当说司马宣王的将帅谋略是短处。”当时妇女所制的头巾讥刺，以及把蜀国比作虎而畏惧它的讥刺，后来“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谚语，都是晋代君臣父子深深忌讳的事，陈寿不得不写些含蓄的话来保全自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看他在泰始十年上呈《诸葛集》的奏书，其中有“与敌对阵”以及“有时遇到人杰”之类的话，大概的本意已经可以看出。后人只应玩味他的全文，不要摘取其中的只言片语。至于因为愁怨的缘故，在《思远》中多作深文曲解，这一点我不能替他解释。谯周传 谯周劝后主衔璧低头，侍奉仇敌，厚着脸皮希求利益，希望得到一点微薄的荣宠。孙绰已经详细议论过这件事了。只是我对谯周还有更深的遗恨：他写《仇国之论》，把本国说成祸乱的起因，把敌国说成建立新政权的开端。曹魏篡夺窃取帝位，他却尊奉为正统；昭烈帝受天命建立蜀汉，他反而贬低为偏位。自己接受汉朝官职，却偏偏对自己的君主狂吠，难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尤其奇怪的是，他承袭周舒的说法，发挥杜琼的议论，编造符命谶语，肆意制造妖言。先主名叫刘备，便训释“备”为具备；后主名叫刘禅，便训释“禅”为授受。曲意诋毁至尊的名讳，巧妙编造亡国的话。这还不必等到阴平偷渡、绵竹战败，而在边境百姓并不惊恐的那一天；当后主高枕无忧的年月，谯周已经翘首顿足，日夜悬望魏军入蜀了。他存心使汉朝灭亡来讨好新君，人的不仁不义，没有见过能和他匹敌的。即使说谯周精通天文，那么曹魏建立不久，司马氏就窃取了它；司马氏传了两代，牛氏又取代了它。干象星象如果真有征兆，谯周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推验说明，沉默得像吞了炭一样呢？陈寿不加贬斥，反而把他誉为安定刘氏、奠定国基的人。这时后主闭城固守，形势穷迫而失败，魏军即使滥施刑罚，也决不会把一个亡国之君押到东市处死。蜀地原有蚕丛遗民，恐怕难以逐户诛杀，所以传文所谓“刘氏没有忧患，全国都承受了他的恩惠”，也许谯周自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而陈寿也跟着把这说成他的功劳罢了。把国家输给别人，自己却接受彻侯的赏赐，像谯周这样的人，应当砍下头颅、流尽鲜血，用来祭祀昭烈帝的宗庙和北地的坟墓，招来思远等人战死的英魂，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并把他的奸邪罪状铸刻在鼎上，说：“使后世做人臣的不要有像谯周这样的人。” 《吴志·士燮子徽传》吕岱诛杀士徽一事，据《士燮传》说，吕岱命令士匡诱骗士徽投降，后来又把他杀掉；据《吕岱传》说，吕岱暗中派军，士徽的军队突然到达，罪人随即被捆绑。一种说法认为这是诱降后杀降，因而没有功劳反而有罪；另一种说法认为用兵神妙，因此没有罪过反而有功劳。后来读史的人，究竟应当相信《士燮传》，还是应当相信《吕岱传》呢？周瑜鲁肃传

译考察吴大帝与汉昭烈帝合力抵抗魏国，这本来是鲁子敬的谋划。到当阳迎接昭烈帝，追赶公瑾到鄱阳，也都是由鲁肃一人首先倡议，并不是另外有人提出的主张。共同辅佐君主的事情，原本大多由一个人首先发起；可是陈寿作《三国志》，写周瑜传时说是周瑜首先谋划，写鲁肃传时又说是鲁肃首先谋划，写诸葛亮传时又说是诸葛亮首先谋划。三个人的传文说法相同，却没有确定谁是主谋，这种记载史事的体例难道不会有大错误吗？有人说，吴、蜀两国的史书各自把功劳归美于本国大臣；三志都是陈寿一人所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相互矛盾而不加说明的地方呢？也有人说，这是遗忘和过错，偶然失误罢了。可是周瑜、鲁肃合传，上下文完全互不相应，又没有话可以解释。根据吴大帝评论四位大臣的话，他称说鲁肃的两项长处时用了“急”字，又称赞公瑾迎击孟德为痛快，实在应当以鲁子敬首先谋划的说法为正确。陈寿的《纪事》简洁质朴，有良史的风格。但通观全书大体，它有四项缺失：不记载历法之学，这是第一项缺失；不为列女立传，这是第二项缺失；不访求高士，这是第三项缺失；对于家乘、国志，没有广泛采录，这是第四项缺失。治理历法、明确时令，是君王所崇尚的事情。蜀国采用编欣的四分历，魏国采用杨伟的景初历，吴国采用刘洪的干象历，这些都同时被删削，不再记载相关议论。为管辂立传，却偏偏遗漏杨伟的历法表；列举阚泽，却不记载徐岳向他学习的事。朝代更替了两次，为什么沈约撰写此书才开始详细记载呢？宋代的正史应当有列女传，这就像阳中有阴、太阳中有月一样，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完整。当时王经的母亲、姜叙的母亲、夏侯氏的女儿、辛毗的女儿、陆续的女儿、孙翊的妻子徐氏、赵昂的妻子王氏等人，大多都卓异绝伦，列举她们的行为，几乎比士大夫还贤德，可是全都被删削，不收入国史。流传到后世，宫内的妇女还有什么可以观法的呢？在朝廷任职以功劳显名，在民间则以节操著称。当时像沐并、吉茂、焦先、董遇等人，有的凭清廉耿介留下声名，有的凭坚苦贞正获得称誉，可是连姓氏都没有载入，一概没有登记。至于《华阳国志》有记载，耆旧也有传记，蜀国既然没有史书，旧人还可以询问；可是《纪事》却荒疏残缺，简册也难以查考。太守邓方、参军费观、太常赖恭、光禄黄柱，都没有记载事迹，也没有广泛访求。甚至像卫文经、韩士元这一类人，既失去了姓名和事实，又失去了所属郡县。《谷梁传》有这样的缺失，不能不令人三次叹息；还可以推说：“这是因为诸葛亮没有设置史官。”至于吴壹是椒房亲戚中的至亲，官位达到通侯，按他的身份和地位，本来应当为他立传。其行状散失，谯周还在世，完全可以访求保存。即使吴壹确实没有一点善行，又何必嫌弃文字史料而不予记载呢？吴国孙邵任丞相，实际上在顾雍、陆议之前，列传中却没有他的名字，查考史事时很少见到。即使韦昭是张惠恕一党的成员，删去孙邵而不记载，但项峻、吴孚已经有注释记载，为什么不采录保存，以备查考和遵循呢？丞相没有传记，是从《吴志》开始的。诸如此类，有的可以避免传闻失实的错误，却始终留下缺漏的遗憾。○《宋书》武帝纪 纪文说：“零陵王去世了。” 考察零陵王是被毒酒毒死的，并不是正常寿终。从这以后，君主没有不是禅位的，禅位的君主没有不是被毒死的。山阳公考死，反而成了特殊的例外。沈约的记载方法，竟然一点明文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零陵王的死，是宋朝促成的；汝阴王的死，是齐朝促成的。沈约的书前面写“薨”，后面写“殂”，都是为死亡所用的委婉说法。后人习惯了这样的读法，却忘记了它的本意，几乎不知道杀害君主是有罪的。考察零陵王、汝阴王的死，《资治通鉴纲目》特意明写宋、齐弑杀他们，这固然是大传所阐明的义理，是《春秋》诛责其动机的原则，不能指望六朝文士做到这一点。只是当时的实录，例如外戚共同谋划，蒙被隔绝而结束其性命；监人施放毒药，又赏赐封邑酬报他的功劳，这些明白昭著、足以震动视听的事情，竟然全都删去不记。究竟怀着什么心意眷护篡位的臣子，甘愿替他们充当前驱呢？文帝纪 纪文记载：二十八年春正月，索虏从瓜步退走；二月，索虏从盱眙逃走。考察魏太武帝南下，宋朝没有灭亡，只是侥幸而已。假如佛狸渡过长江，而宋朝不能公开声称他退去，那么“卯金”已经灭亡，禾黍还怎么能够生长呢？可是沈约一概写成自我夸张的辞语，怎么可以把这种文字留给后世看呢？有人说：《宋书》是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以及徐爰撰写的，只是由沈约加以修订罢了。这些人都是宋臣，按照礼法应当替尊者避讳。沈约经历了两次改朝换代，避讳的礼制和嫌疑已经断绝，为什么还要委曲地写夸张之辞呢？孝武帝大明年间，魏国使者来通和，说：“索虏有所请求。”明帝泰始年间，魏人来聘问，说：“有土产奉献。”有时把它们等同于请求结盟的小国，有时把它们看作请求设置官吏的杂夷。这全都是沿袭四家史书的记载，却不知道自己的浅陋。《魏书》也是如此。纪文说：“三十年二月甲子日，皇上在含章殿驾崩。” 读史读到这里，几乎要怀疑文帝是正常寿终的了。许世子止弑杀自己的君主，难道买通了孔子的笔法，使它写得过于深文苛责了吗？顺帝纪 纪文记载袁、沈等人，有的说他们占据土地反叛，有的说他们有罪而被诛杀。萧道成的心思，路人都知道。沈荆州、袁司徒不忘宋室，挥袖而起。刘遐、王宜兴、黄回等人，内心怨恨执政者，想要与他抗争，他们的忠贞事迹，即使稍稍逊于袁、沈，也明显高过褚渊。可是沈约一概给他们加上反叛的名目，判定他们有罪，这难道不是善于替盗跖作犬的人吗？他昏乱蒙蔽，颠倒大义，是非错乱。后来用赤色奏章赎罪，后悔自己，难道不太晚了吗？我曾读《南史·顺帝纪》，袁、沈等人的事迹，大多有合乎史法的记载。对于沈攸之，写道：“起兵而不听从执政者”；对于袁粲，写道：“占据石头城，谋划诛杀道成”；对于刘遐、王宜兴和黄回，则写道：“不听从执政者”，有的写道：“对执政者怀有二心。”这些文字完全没有污蔑，仿佛南史中的南董。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沿用他的意思而不改。唉，一代良史，我认为沈约才称得上有才华。律志 这篇志书题名沿用汉代，却把事情上推到汉代以前，几乎把牺年志中的内容全部写尽。宋朝建立以后泛泛引用，远取《鸟纪》《史通》的义例；既然责备班氏，又把同样的错误转过来约束自己。沈约还有什么话可说？张光昧于准则，严宣不明音律，这些内容已经收入范书。杜夔辨析钟律，柴玉养马，先在《陈志》中已有相似记载；荀勖列举音律往复的说法，刘秀、邓昊制造笛子的制度。当时晋朝没有史书，本来应当另作记录；如今连篇累牍地记载，未免言辞过多。钟宗起初减少箱笛，奚纵后来又减损尺寸分数。元嘉年间的乐制，事情只涉及两个人，保存于志书中的实录，不过几句话罢了。历志

译刘洪的《干象》、马彪的《续汉书》只记载杨伟的《景初历》，《晋书》却先遗漏晋武帝《泰始》年间改历之事，以及江左刘智浮泛的言辞，这些都详细叙述，以备参考，补足前史已经缺失的内容，启发后人编修。但年代既然不同，事理也有断限；陈寿之史过于简略，本来应当续接三国以后；晋纪尚未完成，也应另修司马氏的史书，何必混杂在一起加注记录，好像出自同一家呢？远远追述两汉，错误尤其明显；《律志》已经说明了，没有必要再烦琐陈述。至于马彪忘记刘歆所定的年份，妄称太初历与三统历相同；扬雄又被增加日期的说法迷惑，竟然加以采录；难道马融的《太玄》所用历法还高于元嘉历吗？皮延宗不怕提出诘难，祖冲之在大明年间上奏历法，戴法兴提出六条议论，前面是何承天，后面是沈约，有的议论，有的叙述；这才是尊重考察古代、询问当今知识的优良记述，不应当苛求瑕疵。礼志、乐志 宋朝兴起后，江左大多承袭旧有礼仪。刘宋采用马氏制度，晋朝沿袭魏朝典章。从黄初到义熙的事情，都收入志中。顺着流传追溯源头，义理上或许没有什么妨碍。但王导议论兴办太学，上表竟有千言；卫瓘劝成封禅，奏疏一共上了四次。把这些刻录在宋朝史册中，与礼志、乐志的体要没有关系。乐府在魏代兴盛，祖巴渝曲由仲宣创作；缪袭的曲子始于初平年间，韦昭的曲子缺于炎汉。建安时代的文章具有古道，后来照耀江南。竹箭和美玉同样珍贵，陈寿删削之后，竟然一点概貌也见不到。傅玄、荀勖有卓越宏大的文章，张华、成绥后来又多有宏大的制作，曹毗、王珣也都创作歌辞。渡江以后，依靠这些作品来发扬光大。应当全部搜集并采录，把王、虞合为一传。这些人有的或许是魏、晋的功臣，也可能是刘宋史书中的赘余枝节。乡里歌谣、道路舞蹈，事情关系到风俗过失，职责在史官，应该全部记载。督护悲歌、《懊憹》新曲，是《读曲歌》的哀调。第四首《寿阳乐》的本事，是南平王廞的长史改作攸之的《西乌飞》。随王诞创作《襄阳之声》，沈怀远创制《绕梁之器》。乐声既然接近淫靡之音，事情也一定要记明它的起源。至于《子夜》属于太元年间，《女子前溪》属于沈玩；《将军阿子》，则因晋穆帝呼唤人而得名。《团扇》一曲涉及王珉偷来的婢女，事情属于前代，白白增加文字。铙歌历代都有辞章，并不都是汉代旧曲。缪袭、韦昭两家，都改换了曲名。刘宋的四篇，文字和训诂难以翻译。凡是同样制作礼乐的记载，其中舞曲、歌辞两章，不过是乐工彼此传说、亲手练习罢了。景枸废止音乐，所说本身并没有错误。何承天搜罗古曲，在家中私自创作。顾掞得到一篇文章，其中有十五个字，意义稍有改变，意在作为明显的鉴戒。《朱鹭》改作《朱路》，《悲翁》改作《悲公》；《翁离》改作《雝离》，《石留》改作《石流》。《上陵》增加“远期”，删去“如所思”；思念亲人的含义，并不是在风中扬灰。《上邪》的话中没有“冬雷夏雪”。这些都是开启典雅正当文辞、完备风雅之艺的作品。即使《芳树》一篇，写翠色花萼、红色花朵，与同时代制作的作品相同，也应当采录；又如《采莲》《鸣树》一类古辞，记载并不亲近于放荡，感情又类似《正风》，本来足以向上超过《大予》，向下压倒《四箱》。可惜刘宋采用那些昏昧的僸乐，失去了这些典范。沈约看见当时不被采用，便把歌辞全部记录下来，并且注明义熙年间，不埋没新创作品的真实情况，这难道也可算作良史留下的遗意吗？天文志 《春秋》记载灾异，详细删定与事情相应的征兆；末世的祸患征兆，不应无端曲意牵引。孝武帝有十八个儿子，明帝废黜刘昱，杀戮自己的亲属，罪恶满盈而上达于天，于是反过来查阅天文志。朝廷内部有一位大臣横死，天象却多次出现谴责；而皇室宗支被剁成肉酱的灾难，却没有一点反应。天文难道竟是这样的吗？《诗经》中的讽谏者说过：“昏昏沉沉的，是上天。”或者也是左右近臣漏记，掌管史书的人犯了过错。详细记载前朝之事，错误实在难以一再诘问；只是母丘、诸葛等人即使尸骨已朽、树木已拱，仍不改变对他们的叛逆罪名，直到后来也没有定论。这些人不能在地上反抗，却还要在地下遭受反叛之名。陈寿的志书暗中附会含蓄的言辞，晋纪曲意修饰国讳，沈约又沿袭错误，昏昧而不加厘正。史官竟然成了同一丘中的貉，大可悲悼。符瑞志 这类志书一旦建立，刘知几便深深斥责它。但帝王神器极其重要，把它比作追逐兔子，叹息停止耕作，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于后世。应劭著《王命》之论，沈约撰《符瑞》之篇，文字不同而旨意相同，不宜刻意用严法绳责。因此，西汉的白蛇、东京的赤伏符、曹操的黄鸟、司马氏的删丹，以及元熙尚未终结而永初将要开始、姓氏显现于雒谶、金雌所显示的小小祥瑞，这些事迹接近矫饰欺罔，按理说只是为了窥伺帝位。史臣下笔，确实有深意；我私下奇怪的是：草木中秀美的称为英，飞禽走兽中雄异的称为特，这与国家治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混杂进繁芜的篇章呢？既然记载汉平帝时的黑雉，就应当举出石虎时的苍麟；遗漏永嘉年间的金鹅，却单独记载建兴年间的赤雀，这样取舍到底是偏薄还是偏厚，为什么任意如此？甚至元嘉年间的瓠泰、始平的白鼠、吴兴郡的芙蓉一蒂两花、乐游苑的荷茎两朵莲花同干，这些难道是《山海经》没有见过的，难道也是《尔雅注》没有详述的？看起来像有孩子般的心思，只是怀疑他喜欢卖弄。何承天《原志》共十五篇，《沈书》删去其中九篇，增加这些内容来补缺；上面的是司马相如《封禅》一类的文章，下面的简直就是新莽《功德颂》一类的文章，开启后世天书祥瑞的渐端，助长奸臣借贺雪来掩饰罪过。隐侯自己说这是为后人而作，删削稿本和文辞原本就是为了表示谦逊；这篇志书难道也是其中的一篇吗？五行志 关于灾异的各种说法，魏国得到高堂隆的传承，晋国得到郭璞、干宝和沈约的传承，广泛搜集各种条目流派，归根到底只是替两代史官起草文字罢了。可是景初年间的翁仲明，把金人指出为服祸之兆；邓芝因猿受到伤害，说不是有蜮这种动物的眼睛在射出妖异；咸熙年间出现长人，太康年间库中井里出现龙，这些在符瑞中被说成祥瑞，在五行中却被说成灾异，忽然赞美，忽然贬斥，始终没有固定的标准。愍帝向北陷入胡虏朝廷时，丞相披甲露宿，却冤杀淳于来装饰众人的视听。这时称为丞相的是元帝，官位为右将军的是茂弘；元帝把茂弘看作丞相这样的大臣，改称始兴为季野。年代并不相接，前后又同朝为官，假如不是有士龙那样的癖好，也应当灿然一笑了。《乐志》说：《阿子》和《欢》是听歌者所传，晋穆帝升平初年，每当歌唱完毕，总要呼唤“阿子，你听见了吗”，后人演绎它的声调，成为两首曲子。因此《阿子》之歌始于穆帝。《五行志》却说：晋穆帝升平年间，儿童们忽然在道路上唱道：“阿子，听到曲终了吗？”每次唱完，便说：“阿子，你听见了吗？”不久穆帝去世，太后哭着说：“阿子，你听见了吗？”因此《阿子》之歌始于儿童们。这两种说法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沈约完全不加裁断，只是留给后人疑惑罢了。州郡百官志

译州郡志以考订地理为本。永初年间的郡国，以及何、徐两家所撰的志书，其中有的早晨还在庐陵，晚上便到了长桂；侨置郡县和土断制度反复变动，离合多端。若能明辨条目，条理清楚，就会如同在明亮处观看火焰一样清楚。不过，地理志不记载风俗，也没有贯通宏大的文章，既然失去了这些内容，便没有什么卓异可观之处。宋家六十年间，官制没有多少变化，左右积弩将军、全度东宫、驸马都尉端归尚主，以及增置曹郎，只有功论、删定二署而已。事情既不繁杂，撰写便容易。至于上溯刘宋，下至萧道成，有时也要追寻源流，必然会涉及这两部志书。只要不冗长、不滥杂，综合考察各项制度，就不会受到讥议。《傅亮传》。傅亮等人最终都不得善终。三个人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恶名，享有了本不该享有的功劳，一旦失败而遭灭族，也是他们应得的结果。不过推究他们的本心，原本都是废黜昏君、拥立明主，并且不贪恋幼主，援立年长的继承人；这与汉代陈平、周勃废少帝而迎立代王，以及霍光废昌邑王而奉立宣帝，事情起初并没有不同。然而陈平、周勃、霍光因功劳显赫而得到厚赏，徐、谢三人却因功高震主而遭受显戮。事情有幸与不幸，不能因此另作不同的评断。傅亮被捕时，只说：“废黜昏君、拥立明主，是为社稷着想；如果一定要给我加罪，难道竟没有罪名可说吗？”他的言辞和气势悲壮而正直。《宋书》删去了这段话，没有记载，实在不是实录。《谢晦传》。既然记载了谢晦逃亡，他的侄子世基、世猷，以及同党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费愔、窦应期、蒋虔、严千斯等人，也都被处死。又记载庾登之、殷道鸾、何承天，全都得到宽免。同一个庾登之，忽而活命，忽而死亡，实在令人发笑。《王镇恶传》。王镇恶横死，并不是沈田子杀了他，而是宋武帝杀了他。英雄刚刚取得天下，日夜焦心劳思的，无非是剪除异己者和胜过自己的人。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就是所谓异己者；王镇恶，就是所谓胜过自己的人。王镇恶平定江陵、平定关中，迅疾如风雨，仿佛是上天的功劳。武帝表面上收取他的功劳，内心却害怕他的才能，已经很久了。等到大军向东返回，武帝私下对沈田子说：“钟会没能实现他的叛乱，是因为有卫瓘等人在。”又说：“你们十几个人，难道还怕王镇恶吗？”这就明明是在教唆沈田子杀王镇恶。沈田子拿刀，只是负责动手；武帝推刃相助，故意把罪责归给他，不过是为了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使这桩案件有一个可以归罪的人罢了。关中的大事，却交给一个十岁的孩子，并让几名像狼一样凶狠、像狼一样贪婪的将军辅佐他，随后又教他们彼此残杀，这难道就是所谓为天下着想而不顾自己家族吗？武帝的意思是，杀掉王镇恶，就会失去关中；即使杀死那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宋书》删去这些话而不记载，于是武帝这个奸雄的谋略便无从显露。难怪郑夹漈撰《通志》时，在各种史书之间斟酌取舍，往往舍弃沈约的记载而采用李延寿的记载。那么，孟昶在当时难道也应当被考定为自杀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孟昶没有服药自杀，也是因为被烦劳丁督护了。”卢循、徐道覆，其实都是武帝故意制造出来的沈田子式人物。《刘怀慎长庶子荣祖传》。按：荣祖一向能够察知事机，是个君子。他与谢晦亲近交往，但志在婉言推辞；对于废立君主的大功，他掉头不顾。等到徐、傅二人同时被杀，荣祖便安然脱身。《易经》说：“能够察知事机，便近于神明。”荣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史臣却斥责他偏激险刻、褊狭鄙陋，很是失去了士大夫的本心。唉！当时所谓士大夫，不过是谢晦、谢宣、谢灵运等人，他们表面上并不表示归向罢了；因为这个原因说荣祖失去了士大夫之心，又有什么妨害呢？《张畅传》。《宋书》缺少到彦之的传记，张畅的传记却有两篇：一篇附在张劭传中，一篇与殷淳同列。张敷也有两篇传记：一篇附在张劭传中，一篇与羊欣同列。同一部书中，同一个人有两篇传记，是因为前一篇传记出自高氏《小史》。总之，如果有了休文的正本，前一篇传记就可以删去了。高氏为赵伦之、王懿、张劭三人立传，补足了遗缺，足以称为休文的功臣。但休文没有为到彦之立传，高氏史书也缺漏而不载；这两部书对同一个人都如此。萧综既已收入《南史》，又收入这部史书。裴叔业的传记，一半立在南朝，一半立在北朝；有的重复出现在书册中，有的却埋没在正史的笔下。这样看来，人的遭遇也有幸运和不幸吗？《王微传》。

译传记称王微卒于元嘉二十年，时年二十九岁。我认为这错误得太厉害了。王微实际上卒于元嘉三十年，时年四十六岁。凭什么考证呢？先以沈约所撰本传考证，再以《宋书》文帝本纪考证，最后以李延寿的史书考证。按王微本传，王微十六岁时，被州郡举荐为秀才，任衡阳王义季右军参军，他都没有赴任；这时实际是元嘉元年。考察文帝本纪，元嘉元年，文帝封第六皇弟义宣为竟陵王，第七皇弟义季为衡阳王，二人都掌管一方州郡，那么任命参军应当就在这一年。王微在元嘉元年十六岁，这是没有疑问的。若卒于元嘉二十年，也应当是三十六岁，怎么能说二十九岁呢？考察李延寿的史书，记载王微的从弟僧绰奉宣文帝旨意，要求王微就任，王微于是留下来住宿。王微精通天文，知道将有大变故，便独自和僧绰仰观天象，最终辞职不就。不久发生元凶之变。由此说来，元嘉三十年王微还活着，怎么能说他在二十多年时便去世呢？王微享年四十六岁，这又是没有疑问的。有人说：沈约离宋代较近，李延寿离宋代较远，当然应当相信较近的记载，不如相信较远的记载。我就用沈约史书中的本传再次驳斥这一说法。传记说：王微临终留下遗命，要把自己平时弹奏的琴放在床上；何长史来了，便把琴送给他。所谓何长史，就是何偃。考察何偃的列传，他在元嘉十九年任丹阳丞，后来授任庐陵王友、太子中舍人，又奉命代理义阳王昶的国事，历任官职都记载得很清楚，起初从未任长史。到了元嘉二十九年，他才升任始兴王浚的征北长史。那么王微去世时，应当称何丹阳、何中庶，不应称何长史。由此可见，王微的死应在元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之间，绝不在元嘉二十年，已经很明显了。否则，如果他在元嘉二十九年以前去世，却预先称呼元嘉二十九年以后才加授的官爵，岂不是欺罔吗？详细考察王微本传，王微应当四十六岁去世，不可能是二十九岁，这是记载年龄的错误。详细考察何偃列传，王微应当在元嘉三十年去世，不可能在元嘉二十年，这是记载年份的错误。沈约的史书自己就暴露了错误，也不必等到李延寿的史书来曲折证明。有人说：元嘉七年王微十六岁，计算到元嘉二十年去世，应当是二十九岁。可是再次考察《衡阳王传》，元嘉五年义季任征虏将军，元嘉八年兼领石头戍事，王微被举荐为参军应当就在这段时间。若按元嘉五年推算，应当说王微当时二十一岁；若按元嘉八年推算，应当说当时二十四岁，也不能说二十九岁。这就是《衡阳王本传》可以用来验证的地方。《义康、义宣传》以及《刘湛、范晔、臧质、鲁爽、沈攸之传》。彭城王所处地位逼近至尊，任意行事、率性而为，又亲近小人、受人驱使煽动，很快便遭受天诛。即使祸端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的处境也值得怜悯。南郡王只会口头吟诵、空发议论，像行尸走肉一样，甘愿成为祸乱的开端，送死并刺探奸谋；把他的行迹与彭城王相比，相差万里。《沈书》把他们列入同一传记，不合人情。把牛和骏马同放在一个槽里，又互相陈说污秽。读史读到这里，只能掩卷长叹三声。至于刘班与人结党，自取祸患，和范晔等人的大逆相比，不能同日而语。沈仲达心存本朝，不顾姻亲，正气直冲云天，正是人伦所在。至于下文所列的覆荷、臧质酗酒、鲁爽等人，竟然同类并列加以讥评，说史书编次失当，也未免太过分了吧！我听说有这样的传言：人洗头时心就会倒置，难道隐侯沈约正在洗头吗？《沈攸之传》。按传记说：沈仲达征收赋税严酷苛刻，征发没有限度，修造船只，营造修缮器械铠甲；自从到了夏口，便有了异心。这些都是褚渊、王俭之流为了讨好新君而附会添加、罗织出来的罪状。《沈书》沿袭这些说法，并非可信的史书。传记中的用词颇为昧于大义，把举旗反抗说成叛逆，把他们视为制造动乱；把释放心中愤恨而行事说成矫饰感情。臧寅、宗俨、边荣、程邕四人，全都被斩首剖胸，却把义作为归宿。《沈书》不另立忠节传，也不把他们附入孝义类传。董狐、卒史那样的史笔，已经被扫荡殆尽了。《袁粲传》。传记说：“大明三年，因为接受山阴县百姓丁彖的财物，把他举荐为会稽郡孝廉，因此被免官。” 这样看来，景倩的政绩是靠贿赂造成的了。景倩从幼年便树立了志向和操守，官场中的邪行和贿赂显然如此，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直不疑没有哥哥却被说成盗嫂，第五伦娶了三个孤女却被说成殴打岳父；世人的多嘴多舌，就像苍蝇玷污白玉一样。书史中的诬陷，也不过是众口相传罢了。《孝义卜天与列传》。卜广威首先冲击叛军锋芒，卜天与的义名却因此得以建立。越阮多次发怒，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威势夸大罢了。魏犨曲踊三百，骠姚将军不停蹴鞠，这些都是将门的常技，曾有什么特别之处？把这些事附入孝义传，按理说是失去了同类归属。至于记叙良吏，传圣理谱却没有受到称述。虞愿见到石槩却没有宣扬；昭明地记载隐逸人物时，百年孔氏足以和孟梁、元亮、翟妻相比，却偏偏遗漏在简册之外，搜集编录也不周全，这是我的一大遗憾。《自叙》。本来是追念先人的功烈，大力彰显祖先的德行。人与人若有同心之处，就不必再详细考核论说。沈璞受到始兴王的知遇，亲手上疏往复辩说；吴质接受太子的言语，德祖回答陈思王的教诲。吴质过去的事情，起初也没有什么可嫌疑的。等到豺狼般的声音已经震动，獍兽般的嘴巴正要张开，即使他的文章与崔瑗、蔡邕相同，书法可比宜官，也应当把它投入粪坑沟堑，以除去它的臭味。可是竟载入家乘，大肆说成真本；把那篇像鵩鸟哀鸣一样的文章解释成吉祥的声音。邾定过去曾学习过这种狱讼之事，休文为什么没有听说呢？《史纠》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史纠》卷二。（明）朱明镐撰。○《南齐书》。纪、志。萧氏《南齐书》的各志，以礼、乐二志最好；纪传叙述简明核实，没有枝蔓；州郡沿袭设置，条理清楚，也可称为良好的体制。这确实体现了优秀史家的才华，是全书尤其突出的地方。只是祥瑞一志，把道路上的花卉、树上的花萼都收入黑色袋囊，把野鹿、山鸡也一并写入简册；这是隐侯开了先例，遗憾的是终究未能避免。荆州、襄阳招募军队，全部称为义举；顺帝、和帝遭受杀害，却按照同谋篡夺国权的人的书法来记载，还赐给他们美好的名号；杀害共同的君主，却没有特别注明。这大概只是记事的体例还保留着，而记载义理的文字已经有愧了。《褚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