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纠卷二

译箕子不肯做臣仆，是他用来表明志向的方式；晏婴一心侍奉君主，是他据理抗言的原因。无论君主贤明还是昏暗，无论爵位大小，既然已经决定出仕，就应当以生死来承担。彦回本人身居荣显官位，又接受遗命，凭靠玉几宣读遗训，接受黄■〈衤罗〉而流泪。陵墓的土还没有干，就把国家交给别人。反复思考任遐的话，再三解释百姓的歌谣，诋毁非难之声接连而来，直道仍然明白，但史臣撰写史论，却曲意替他辩驳，不肯采用《南史》直书其罪的简要记载，反而沿袭仲虺诰文的说法，替他解释羞惭。史书说：“显贵官职都是依靠门第福庆，平庸之人也能安坐而做到公卿，殉国的感情没有产生的原因，保全家族的念头却格外强烈。”这是什么话，怎么能把它流传后世？管宁收敛行迹而拒绝征召，有时也出自寒门；杨彪坐卧小车，固然是因为华贵的门第。难道因为世代接受朝廷恩宠，就理所当然地把卖国看得像寄放东西一样容易吗？至于袁粲与褚渊心意不同，反而被说成同心共事；沈攸之、袁粲以忠节行事，忽然又得到怀有二心的名声；把白眼讥刺之事本来归于愍孙，却用名节来衡量他，突然说他轻薄。驳斥的言辞和乖谬的论断，在这篇传记中实在太多了。后世那些仿效褚渊、王俭的人，羡慕彦回，就徐徐缓步；仿效仲宝，就披散发髻、斜插簪子；行迹不端正，离开君主如同离开棋局。我恨史臣在前面起了这种倡导作用。《高帝十二王传》。桂阳王、始兴王两篇传记，都有缺文，不值得深入评论。不过在诸王之中，江夏王、宜都王最有可取之处，而他们美好的行迹和细微的德行，大半都遗失了。考察萧景阳是豫章王的儿子，几位叔父的举动，他都应当详尽知晓；家乘即使简略脱漏，也不应当缺失到这种程度。难道他是有意反对江祏，不愿替他把混沌不清的事情写在书眉上吗？我只遗憾那哀哀的小龙，拼尽了金翅；一两件潜藏的德行，又把幽微的光彩遮蔽起来，终究免不了使人责望史官。《萧遥昌传》。魏孝文帝发动寿春之战，以兴师问罪为名，所持的理由非常正当。萧氏史书却把魏主称作侵寇寿春的虏主，这正如李太师所说：“南方人称北方人为索虏，北方人称南方人为岛夷。”这是史家的习惯，没什么可深怪的。只是传中记载使者往返的言辞，一处称“圣旨”，一处称“圣衷”。天下哪有对寇敌发表言辞，却尊称、奉承他们为“圣”的呢？这是本史名分与事实相违背的地方，不能不加以厘正。《安陆昭王缅传》。传记记载子宝晊在义军之下，希望观察人心归向自己。郑渔仲《通志》略述说：“萧氏在襄阳的军队，南齐称为义师；李氏在晋阳的军队，《隋书》称为义兵。谋夺别人的国家，可以称作义师吗？讨伐别人的君主，可以称作义兵吗？”这话确实是持论深厚。不过，《南齐书》成书时，萧景阳正在天监年间上奏；《隋书》修撰时，魏侍中魏征正在贞观年间任职。他们身处所奉事的朝廷，却在言语中多加指斥，难道就是所谓“定、哀二公时用微言，以避时难”的意思吗？加上建武、咸兴年间，高帝、武帝、文惠帝的子孙几乎都被剁成肉酱。萧景阳本来就是豫章王的儿子，金罂当时已经逼近他的嘴边，他盼望江汉的军队到来，就像救火一样。因此把他们奉为义军之名，这又确实是出于他的本心。《良政传》。《良政传》中，有两人不必收录，有一人不应收录，有两人没有得到收录，有一人本来附在《孝义传》中却应当改列《良政传》。不必收录的是傅琰、虞愿；不应收录的是孔琇之；没有得到收录的是崔景真、夏侯恭叔；附在《孝义传》中却应改入《良政传》的是乐预。傅琰任山阴县令，虞愿任晋安太守，都是宋朝臣子，与齐朝官职无关。虞愿在建元元年就去世，傅琰在建元元年进号将军，难道还可以称他们为齐朝的县令、太守吗？《宋书》本来应当收录他们却没有收录，这是沈隐侯的过失；《齐书》本来不必收录，却代替《宋书》收录了他们，这是萧景阳的过失。孔琇之治理乳臭未干的小儿，以此博取威名；他的善政事迹十分寂寞，除了这一件事外，完全没有慈爱之心，只有粗暴的气势，把他列入《酷吏传》，或许才符合事实。乐预任永世县令，百姓怀念他的德政；他死在任上时，有一位老妇人挑着一担斛簌，正要到集市去，听说乐预去世，便丢下担子放声哭泣。事迹如此，理应单独列入循吏之中，不应因为他的兄长虞愿而附带著名。崔景真任平昌太守，有惠民的政绩，曾经只悬挂一条蒲鞭而不使用；离任时，当地人思念他，还为他建立生祠。夏侯恭叔任景陵县令，仁惠的教化广泛推行；树木生出连理枝，枝上有像蜡烛一样的光，众人都认为这是良好政绩所导致的。然而《良政传》不列这两个人，为什么呢？李延寿的史书散佚了，只把他们附带写在列传中，而《循吏传》也不列这两个人，又是为什么呢？《周颙传》。周颙传记载，何胤精诚信奉佛法，没有妻妾；这不是实录。何子季本来有妻，只是没有妾。按姚氏史书说，何胤的妻子江氏梦见神灵告诉她，于是代替丈夫去死；由此可知，何子季并非没有妻子。他的兄长何子晳年轻时没有婚娶的心愿，祖尚之替他娶了王氏之女，他哭泣哀求，才勉强接受；所以没有妻子的是何点，不是何胤。到了晚年，何点又娶了孔嗣的女儿，把她安置在别室，张融作诗嘲笑他，所说“可惜何居士，晚年遭遇荒淫”就是这件事。由此可知，何子晳也另有妻子，何氏兄弟并没有谁是无妻的。萧景阳相信周彦伦“何肉周妻”的说法，于是据此立论。《高逸传》记载何求的儿子，并把何子晳、何子季附在后面，却把江氏、孔氏的事情全都删去了。总之，一句话一旦错了，便要设法维护先前的说法，这是文人的习惯，大体都是如此。《顾欢传》史臣论。

译顾景怡撰写《夷夏论》，褒扬老氏而贬抑儒家，沈约撰史臣传记加以辨驳，认为佛理尊贵，各家都不能超过它；他贬斥我们儒家，甘愿做道家的蛀虫。推究他的本意，是梁武帝沉溺佛教，特意借这篇文章作为谄媚者预先献上的资助罢了。佛教传入中原，开始于东汉，直到现在，其教势逐渐兴盛。大儒中有排斥佛教的，宋代最为兴盛，如周濂溪、程明道与程伊川、朱闽学一派就是这样。大臣中有喜好佛教的，也以宋代最为兴盛，如富郑公、赵清献、苏文忠一派就是这样。大儒担心大道不能彰明，忧虑人心容易受到欺骗，所以不得不严厉排斥佛教。大臣身居人臣之极位，声名满天下，功劳很高却不退隐，就会自身危险并震动君主；如果依恃宠幸，又会没有后路。只有虚无的道理，可以使人抛弃一切，平息自己的雄心，也能消除别人对自己的猜忌，借此从容自处、妥善安排后事而不受祸害。所以他们喜好佛道，不能不达到这种程度。张子房与赤松子交游，李长源饮麻姑之酒，都怀有同样的心情，并不只是放肆荒诞来迷惑后人。韩信、彭越等人如果知道喜好仙道，就一定不会遭受剁成肉酱的刑戮；李德裕一类人如果知道喜好佛教，就一定不会被流窜到朱崖。功名达到极点，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也许仙佛之境能够使心神澄静而有所启悟，解除毁谤而容纳自身。这些道德高尚的老者和德行光明的人，深深沉溺在这两者之中而不能出来。我曾极力论说：公卿大臣可以喜好佛教，但天子国君不可以喜好佛教；男子可以喜好佛教，但妇人不可以喜好佛教；有智慧的男子可以喜好佛教，但愚昧妄为的男子不可以喜好佛教。有智慧的人能够深切领会佛理，安静地修养自己的心；急躁的人得到佛理便能平和，傲慢的人得到佛理便能谦逊，暴虐的人得到佛理便能宽恕，吝啬的人得到佛理便能施舍。愚昧妄为的人不把佛教作为治理自己的方法，却把佛教当作依仗，以为自己积累的罪过深重，只有那些梵呗声响才能把一切罪过消除。但他淫乱、滥施刑罚、贪恋女色的本性仍然放纵而不悔改，那么佛教反而正好成了便利他作恶的工具。宋明帝残酷狠毒、放纵心意，一旦修建寺塔，即使是百姓卖儿卖妻的钱，也完全不顾惜。梁武帝把宗庙祭祀用的牲畜改换为别的形式，官府的锦缎也裁断成形；淮河堤堰一旦决口，造成数十万生命死亡，他也不加怜恤。究竟看来，吃鱁鮧而伤害生命，台城陷落而丧命，伊蒲盛大的素食宴馔，都没有补救楚狱之灾；手足成为累赘，也毫无益处。唐朝灭亡竟涉及妇人，后宫之言不得传出，只议论酒食，众人一齐赶去听讲，妇人的规范还保存在哪里？胡太后凭借都统僧暹向朝士罚取钱财，一时之间人们都觉得奇怪。徐妃把枕头赠给瑶光，名字载入《金楼子》中，看到这件事的人都替她感到惭愧。下至假尼姑入宫、寺主淫乱禁令之类的事，也只是玷污了李百药、刘昫的两部书罢了。天子如果喜好佛教，就一定会丧失天下；国君如果喜好佛教，就一定会使社稷灭亡；妇人如果喜好佛教，就一定会发展到亲自献身；愚昧妄为的男子如果喜好佛教，就一定会更加固守自己的恶行。既然如此，应该怎样喜好佛教呢？回答说：不喜好佛教，而佛理仍然存在；喜好佛教，而佛理反而灭亡。这一点不可不说明白。我只愿意像富郑公、赵清献、苏文忠那样喜好佛教，不愿意像梁武帝、唐敬帝以及笮融那样喜好佛教。即使喜好仙道也是这样，我只愿意像张子房、李长源那样喜好仙道，不愿意像秦始皇、汉武帝以及高骈那样喜好仙道。我因此评论萧子显，开头也涉及这些事情。考察《南齐书》：江淹撰写《十志》，沈约撰写《齐纪》，萧子显向武帝上表，自行另撰一部书。江淹、沈约的书没有流传，而这部史书于是收入秘阁；其中议论有出有入，完全具备史书裁断之才。与诸家相比，这部书最为上乘。但是，树立传记体例，宽泛了就恐怕内容泛滥，简略了就接近散失；把人物并列相比，尤其要戒除不伦不类。王奂放纵儿子起兵，张冲发誓守节不贰，一个忠诚、一个叛逆，怎么能列为同一等第？裴叔业的恶行零散可见，送人质给拓跋氏，却勉强替他作传。丘冠先奉使命持符节，远远追随苏武，只简单记述其夷狄之志。娄逞以老妇身份却穿戴男子冠服，没有列入《五行志》。袁廓因为怨恨宋朝而辞谢显贵官位，没有列入《孝义传》。诸如此类，如房叔安的刚劲节操、崔景真的贤良、孔佑至诚的德行感通神明、庾道愍冒险探访母亲，竟都删去他们的姓氏，埋没他们的事迹。有美德的不记载，有奇异事迹的不记录，太史这样的简略，要它有什么用呢？○《梁书》《长沙嗣王业传》四处。总论史书体例，有儿子附在父亲传中的，没有父亲附在儿子传中的，偶尔也有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儿子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就是因为儿子的事迹超过了父亲。况且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享用祭祀，这是古今的大义。宣武帝的忠诚昭明于天地，怎么能把他的事迹缀附在嗣王传中，而把嗣王的名号冠在前面呢？《良吏沈瑀传》。考察沈瑀所做的事，不过是勉强自持、孤立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他任职下县的官吏时，命令自己穿着芒鞋；又受过贩卖瓦器的羞辱，心志在于一定报复。表面上保持清白，内心却深怀刺骨之恨，说他是循良之吏，未免失实。如果遇到龙门氏那样的史笔，早就会把他列入《酷吏传》了。《诸裔传》。梁武帝沉溺于佛教，亲自仿效出家僧侣。各夷族听闻风声，跋山涉水前来，献上诚款，反复往来，进奉表章并详细记载。大体说来，自江左以来，只有这一时期最为兴盛。且末、龟兹偏处一隅，没有接待使者；白题、滑国以博物著称，才开始知道它们的名称。婆利进献金色席子，高昌进贡会鸣响的盐枕。扶南进献活犀，慕容进献赤马，有的在天监、大同年间，有的在普通、泰清年间，都没有一个月不来朝贡。因此史书都记载年号和君臣姓名，记录他们所进贡的各种物品，流传永久，确实是如实记录。至于范奴牧涧、两条鲤鱼化为铁；东明击水，鱼鳖浮桥；混填把柳叶当作妻子；弥呼以女人身份自立为王；高昌殿上的乌鸦有行有列；倭国孔光的蛇忽然聚合、忽然分开。诸如此类，全都载入前代史书。萧子显、沈约编修史书，已经厌烦了这些重复的辞说。如今却仍然连篇累牍地不停书写，起初就缺乏限制。抄袭隐侯的册书，和骄子之文雷同，这叫作屡见而不鲜，难道与道听途说、未经考察的传闻有什么不同吗？《王僧辩传》。

译忠于梁朝的是王僧辩，毁掉梁朝的是陈霸先。王僧辩的短处，在于受文宣帝胁迫，错误地迎接贞阳侯；但他对于梁室，实际上有再造之功。姚伯审父子世代做陈朝官吏，在传中却吹毛求疵、剖析细微之处，诋毁王僧辩以及柳仲礼、赵伯超，还把屈膝投降侯景的事情一并说在王僧辩身上。杀死侯景这件事，当时王僧辩的力量做不到，只好强作笑脸、暂时忍耐，以图等待适当时机。等到力量足以处置贼人，就把刀刺入仇人的腹中，以洗雪两位皇帝的耻辱。这在事情上有补益，在义理上本来没有嫌疑。况且救援台城的军队中，柳仲礼实际是盟主，裴、高清等宿将不敢提出异议，邵陵亲王完全听从他的节制。当时王僧辩只是一名偏将军。等到白翻解散军队，王僧辩还想着打一仗；柳仲礼却厚着脸皮向贼人献媚，望见风势便献上诚款。那么屈膝于侯景的，是柳仲礼而不是王僧辩。即使王僧辩后来投降时身为偏将，事情难以另作区分，众人相继学他的样子，向犬羊般的贼人下拜，那么首犯和从犯，也应当区别论罪。史官应当思考为贤者隐讳的原则。本传本应径直删去此事而不记载；即使记载，为了说明实录，也尤其应效法太史公立传的方法，不在本传中出现，而把它分散写在其他传记中，以彰明记录功劳、掩盖过失的体例。如今却把这件事明白写出并深加诋毁，推究他的本意，不过是因为广陵之袭、陈霸先被视为贼人，故意借此互相讨好，代替彼此解脱惭愧罢了。既然如此，掩盖最大的功劳，反而横加给他以辱身贱行的罪名，姚伯审父子心里安宁吗？传后说：陈霸先的声名超过王僧辩，王僧辩畏惧他。当时王僧辩的功勋已经很重，陈霸先的身份和地位实际上很低，两人的势力并不相当，怎么会使王僧辩畏惧？如果果真有畏惧之心，王僧辩长子王顗预先准备的策略早已采用，怎么会束手登楼，父子一同丧命呢？总之，接受别人把守北门的重任，又与别人结下姻亲关系，等到羽翼已经丰满，忽然反过来噬咬，事情出于意料之外，情理上足以激怒上天。王僧辩因为宽厚大度而丧身，陈霸先因为奸猾凶贼而窃取国权，姚氏史书的是非高下全凭私心，也已经有愧于直笔了。考据《颜氏家训·养生篇》说：“侯景之乱时，王公将相大多遭到杀戮和侮辱，妃嫔、君主之女和姬妾几乎没有能够保全的。只有吴郡太守张嵊，起兵义举没有成功，被贼人杀害时，言辞神色都没有屈服。后来鄱阳王世子谢夫人登上屋顶怒骂贼人，被射中而死。夫人是谢遵的女儿。如今姚氏的书载有张嵊，却遗漏谢夫人，也是一个缺失之处。” ○《陈书》《本纪》。后主沉溺酒色，艳妾在旁煽动。姚氏保留旧臣修史的体例，不忍直书他的过失，于是在篇末载录魏文贞的评论，用来彰明警戒，几乎有《诗经》所说讽谏者忠厚的遗意。唯独在记王僧辩遭袭时，一定写作“在江阴讨伐”；王氏弑杀之事、衡阳王沉江之事，一定写作“薨”，也不过仍是各史书惯用的措辞罢了。姚察传和姚伯审传共有两项失误：僧坦精通岐黄之术，官职为医正，却讳而不录，这是第一项；隆重是姚察所生，记载中言辞多有溢美，又与狎客同传，这是第二项。黄叔度的父亲是牛医，东汉史书并没有因此降低他的名声；徐嗣伯内心以医术浅薄为惭愧，张融劝他说这并没有害处，医术精通，又损害什么家族声望呢？为什么竟一概删去，连一字也不记载？江总手持酒杯饮下狂泉，君臣彻夜饮酒，以致陈朝灭亡的罪行，应当和张丽华的头一同悬挂在青溪。姚氏不深加贬斥断绝，反而迷惑于替他粉饰的功劳，进一步以父党之情相敬。先给姚察立传，这又是为什么浅薄地替祖父隐讳，却深深贬低父亲呢？看江总的自序，其中指斥太建年间，只是心怀怨望，有识之士都感叹他的言语和行迹相违，而姚氏却把它当作实录，指黑为白，竟到了这种地步。《司马申传》。司马申，是小人中的极端人物。诋毁正直之人，于是傅縡被杀；奖掖奸佞之人，于是孔范被任用。向宦官和身边近臣献媚，于是李善庆、蔡脱儿一类人内外勾结，谋求奸利。史官把他的事迹一概删去，替他写成一篇佳传。唯独到了唆使诛杀毛喜、迎合君主心意的事情，却分散写在《毛喜传》中而不叙入本篇，这是亲近偏袒得多么深啊？白雀巢居庭院，虚妄地写成值得夸耀的美事；黑乌啄食人的口，却偏偏替它隐瞒瑕疵。姚氏大概也有“这是我的朋友”的感叹吧。梁朝的灭亡，开始于朱异，完成于柳仲礼等人。姚氏编修《梁书》，却不为柳仲礼立传。陈朝的灭亡，开始于江总，完成于孔范等人。姚氏编修《陈书》，却不为孔范立传。这两件事都可以说是放纵恶人。梁朝的灭亡，不是在敬帝禅位于陈的那一年，而是在王琳被俘获的那一年。王琳一天没有死，梁朝就一天没有灭亡。敬帝之后还有明帝，这是《梁本纪》应当收录的。王琳一心向着梁室，上天所废弃的，他一定想要使其复兴；他使梁朝国祚延续了七十五年之久，这是《梁列传》应当收录的。姚氏编修本纪时删掉明帝，编修列传时削去王琳。不如何之元所编纂的《梁典》，还保存王琳的行事而没有埋没事实，算得上当时的良史。姚氏的意思，是认为自己身为陈氏之臣，如果把萧庄列入本纪，就无法处置陈霸先。这实际上是明白地给萧庄加上篡逆的罪名。《陈书》既然把王琳称为贼寇，若想为他立传，就必然要把他放在熊昙朗、留异、陈宝应之间，曲加给他以忠臣反复、喜好作乱的名义；但又有不敢这样做的地方，内心也感到难安，只好把他的事迹分散写在《陈书》各传之中，却在《梁书》列传中深深埋没他的姓名。这就是姚氏作史的大体方法。我认为，陈霸先的篡逆，因为拥立梁敬帝而更加显著；陈霸先的奸猾凶贼，也因袭杀王僧辩而更加彰明。本纪既然有敬帝，为什么偏偏没有明帝？列传既然有王僧辩，为什么偏偏没有王琳？梁代史书，应该以何之元的《梁典》为正。○《北魏书》《出帝纪》。永熙帝被高欢逼迫胁制，辗转向西逃走，放弃皇帝的尊贵地位，采取匹夫的行径，这是谁造成的？魏氏史书着意加以掩饰，把罪责归给侍臣，却说奔往陕地之事是由斛斯造成的，颠倒是非，想要遮盖反而更加暴露。难怪它被称为秽史，死后还要遭受掘墓暴骨的惨祸。孝静帝没有列入本纪，是后人补写的；魏氏竟把他称为亡国之主，那么君臣的名分简直都可以不必树立了。诸如此类，在帝纪中把江左称为岛夷，把国主的姓名写成类书式称呼，把通使写成朝贡，把承继正统的朝代写成僭越，与夜郎自大、汉代大倭国彼此夸耀、自称日出之国的骄臣没有不同，言语中毫无谦逊，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有人说：编修魏史的并不只有一家，前面已有崔浩、高允执笔，后面又有李彪、崔允续修简册，那么这些夸张的言辞，也并非魏收一人独自承担罪责。《高湖传》。

译这篇传记专门为齐神武帝而作。江左一带沿袭旧习，争相夸称门第；北方也学着这样做，只是东施效颦。汉高帝的父亲汉太公本来出身平民，刘氏重新兴起，大多依靠田舍之人，起初并不因此受到非难，当时大概也没有损害帝业。自从史笔多有谄媚，便曲意加以修饰：张汤七代显贵荣耀，立刻削去酷吏之名；长孙氏有一个女儿成为皇后，便更加溢美。何况是天子的父祖，哪里敢没有谀词？至于高谧，并不是能够在石渠阁辨析经义的人，却说他整理记录遗书；树生没有金马门中那种以玩世不恭著称的才干，却勉强说他沉浮自处、辞谢爵位，以此把鲜卑人抬高到华夏贵胄的地位。隐讳罪过只不过为了使人善终，史书污秽本来就是这样，按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崔浩传》。传记说：崔浩晚年才成名，不显露华美才采，所以当时人不了解他。考察可知，伯渊博学多闻、记忆力强，才思敏捷而早熟，刚成年便入朝，不久就升至通显之位。所谓“晚成”，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太武帝赐给他粥食，至尊早已知道他的才能，为什么要等到他妻子的母亲王氏才开始惊异于崔浩的才能呢？伯渊因为才多而招致杀身之祸，议论政事广泛放纵，雄辩超过常人，只因为过分显露才华，终于导致国史被刊行流布。如果能够收敛隐藏锋芒，便会成为有用的大器。果真如史官所说，闵湛、郗标二人的谄媚之词，又怎么会进入传记呢？《司马叔璠传》。司马国璠因参与谋乱而获罪被诛，这件事在《叔休之子文思传》中已经明白列出。据记载，文思与淮南公司马国璠、池阳子司马道赐关系不和，假装与他们亲近，把他们引来饮宴。国璠性情疏直，因酒醉便对文思说，已经准备与温楷以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人向外叛乱。文思告发了他，他们都因此获诛。等到读《叔璠传》，却说世祖平定统万后，兄弟都进入国都，国璠被赐爵淮南公，最终没有儿子，爵位被撤除；叔璠任安远将军、丹阳侯，后来去世。这样说来，国璠又仿佛是善终的了？难道国璠像绛市的囚犯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又苏醒了吗？难道拓跋氏宽政，罪人的儿子也能一并恢复爵位封邑，继承断绝后又重新授予吗？我读《封玄传》，其中说国璠因事连坐，四个儿子一旦同时丧命，那么叔璠作为同胞兄弟，未必还能始终保有通侯的赏赐，竟然能够免于刀斧之诛。史官这样的失实诬枉，怎么可以相信呢？《源子雍传》。《源子雍传》说：“子雍作战失败而被害，时年四十岁。”《子延伯传》说：“跟随子雍向北征讨，与葛荣交战而战死，当时年三十四岁。”父子年龄相差七岁，这应当是笔误。《薛辨传》。薛士达受到宠信，节闵帝向他输送情意；关中的神武帝图谋称王，深深嫉恨他，史官因此便使用曲笔。他的祖父薛破胡，被埋没了操行；父亲薛延智，被删去了公正方正的一面，只保留官职门第，简直与普通人相同。薛氏是河东的名门大姓、汾阴的望族，门第承受宠爵，家族中树立了文章宗师。只因为薛士达不忘本朝，在普泰、太昌年间稍微表现出与当权者的异同，于是便把俊异的才华说成浅薄的学问，把特异出众说成曲意逢迎。薛氏始祖很得人心，史书却写成骄傲自大；临终本来属于正常寿终，却诋毁为恶疾。总之，天子所喜爱的人，史官也喜爱；天子所厌恶的人，史官也厌恶。薛氏没有得到一篇佳传，反而被代代大肆吹毛求疵，魏收的书不过是给谄媚者传递声誉罢了。《罗结传》。罗结的孙子罗拔，在高祖时期进爵为王。罗拔的孙子罗延，在天兴年间任骠骑将军。考察可知，天兴属于太祖初次建立年号的时期，而罗拔在孝文帝时任官，他的孙子不可能担任道武帝时期的骠骑将军，大概是纪年偶然弄错了。魏收在评论崔鸿《十六国春秋》时，说其中把发生在元年的事记在二年，把发生在二年的事记在元年，认为错误在于没有考察。我认为，崔鸿的错误只限于相近的一年、二年之间，魏收的错误却竟然达到相差数十年之久。彦鸾如果有知，也应当笑话这个人。《刘休宾叔父旋之传》。据说，旋的儿子法鳯、法武，魏髙祖把河南人士选拔殆尽，而法鳯兄弟没有可以收录任用的地方，未能蒙受选拔授官，后来全都逃奔南方。法武就是孝标。按孝标的才名格外出众，光耀江左；他自己抛弃了南方的珍宝，反而讥笑并州得到燕地之石、鱼羊之臣，替代拓跋护居前，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李平传》按北齐李庶曾与王松年、卢斐一起控告《魏收史》记载不实。李庶认为，祖平传记把祖平记作陈留人，是因为其家世贫贱。王松年则控告王慧龙传自称太原人；卢斐则控告卢同被附在《卢玄传》之中。等到我阅读《魏书》中的慧龙传，确实如他们所控告的那样；卢同巍然列在张烈传的开头，并没有附在卢玄传末尾，这正是魏收本传所说的与崔绰一同改定之事。至于祖平传，原本明明说是顿丘人，是彭城王嶷的长子，起初并没有更改他的土著籍贯、贬低他的门第，这难道是魏收在接受控告后自行改稿的吗？还是奉诏修史的武成帝要求他虚心直笔吗？仔细考察当年魏收受杨愔、髙徳正左右，王松年、卢斐被剃发鞭打而受辱，李庶死于临漳；活着的人尚且担心投诉，死去的人难道还会吝惜于舞文弄墨吗？假如能够压抑感情、审慎克制、贴合事实，即使把顿丘改成名门望族，也属于改易；魏收本传中为什么不说是与卢氏一同改的呢？再读《隋史》，文帝因为认为魏收之书不实，命魏澹、颜之推、辛徳源修撰《魏书》九十二卷。《唐艺文志》中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这难道不是两部书的文字吗？魏收之书往往散佚，很多内容取自《北史》和髙氏小史来补足；髙氏小史或许又取材于魏澹、张太素的书，也未可知。如果是魏收原本的书，就应当像李氏所控告的那样。《李崇传》传中记载《明堂国学一表》，李伯药的《北齐书》认为是邢邵上奏的，并把它记在《邢邵传》中；李延寿的《北史》仍照录原文而没有改动。两书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北齐书》说杨愔、魏收与邢邵一同请求灵太后，并记灵太后的答令；《北史》则说杨愔、魏元义与邢邵一同请求灵太后，并记灵太后的答令。我私下想，邢邵、魏收的年代相距稍远，实际上都并肩侍奉君主，声名也相近，为什么撰述史书时，忽然把子才的文章移作继长的文字？难道是伯起轻薄的性情已经养成，嫉妒刻薄的名声一向显著，因为子才的名位远远超过自己，于是故意错乱表疏，说子才治理国家的大文章全都因袭前辈，只是借此报复任昉所说的抄袭之语吗？等到仔细考察二李的书，玩味其文势，邢邵的奏疏应当在太昌之后；太昌是出帝的年号，此时魏元义早已被诛，灵太后也已经化为枯骨，怎么还能署名？祸水没有理由作答。即使在神龟、正光年间，子才、遵彦的地位尚未显达，怎么敢与尚书、领军联名进呈文牍？况且按照伯药的史书，伯起本人也列在其中，三人共同参与大政议论，却无缘无故把河间上奏改成顿丘上表，言语情理已经完全不通，按证据和道理必定不可能。这样看来，《魏书》保存了事实，而二李的记载却失于草率。《崔休子叔义传》

译传中说：叔义因为兄长■〈忄夌〉铸钱，被城阳王徽杀死。考察事实，铸钱的是兄长叔仁，不是兄长长儒。魏收一向与崔■〈忄夌〉有仇怨，便歪曲借用他们家的事情，诬蔑羊肸，竟可以代替乐鲋；马和牛也可以变成向魋，这有这样的道理吗？佛助轻薄之人，惊动蛱蝶的名号，实在不是虚言。《李彪传》魏收修撰魏史，嫉妒前人、争强好胜，没有人能与他同列；他害怕别人显露自己的短处，于是拉来房延佑、辛元植、睦仲、刁柔、裴昂之、髙孝干等人和他共同办事。这些人全都没有编纂著述的才能，魏收于是能够完全放纵地施展自己的长处。史书中的魏臣，凡是参与国史编修的人，没有不被他曲意删改的，完全没有推崇前贤的意思。邓渊、刘模、綦儁、山伟，本来就不值得评论；崔浩、髙允，既因采用编年体而被他贬低；崔光、李彪，沿用司马迁、班固的体例，他又以没有成就来指责他们。他们兼任著作郎，各自都擅长文辞职务，一旦承担记录起居的任务，便显出缺点；他逐一排斥前代贤哲，自己还以此为功。我认为，崔长仁死于主管国史的职位，李道固以白衣身份进入东观，这两位搁笔停翰，大概也已经多年了，难道在国史职责上竟一点帮助也没有？而一代著述，却一定要靠魏收一人完成。依我的意见判断，凡是太和、景明以前，纪传中光明俊伟的部分，表志中宏大博雅、整齐典雅的部分，全都应当属于长仁、道固裁定，不过是拱手整理旧稿；只是在列传中有意分出轻重，任意上下其手罢了。景明以前的著作，应当称作‘魏收《魏书》’，这样或许可以和《史记》保存司马谈的论述、《前汉书》留下孟皮的姓名一样，遵循同一体例吧？魏收一向害怕事情真相如此，书成时就把崔光、李彪的原稿拿来烧掉，盗取前人的美名，掩饰成自己的作品。坟墓中连尸骨都没有保存，大概是为了报应焚烧原稿之事吧。《阳固传》阳固任北平太守时，因贪婪暴虐被中尉李平弹劾，并因此获罪；这件事记载在《魏起居注》中，可以作为证据。如今魏收为阳固作传，却说：‘出任试守北平太守，很有惠政。’过了很久，又因公事被免职。又说：‘大军征讨硖石时，李平认为阳固勇敢，军中的大事全都同他谋划。’这样看来，起初读到弹劾文书，后来却召入幕府；《起居注》中是贪墨官吏，国史中却是循良之吏，为什么反差竟这样大？我认为，官府评价人的好坏，不在于是否推荐或弹劾，这并不是阳固的罪过。即使被罚服役、成为城旦，也反而彰显他的荣耀；如果确实有罪，那么手持笏板、腰垂鱼袋，正好显明他的耻辱。魏收何必曲意替阳氏隐讳呢？《尒朱荣传》《尒朱荣传》有两处失误。评论中所说的韦、彭、伊、霍，不包括在内。大量记载诏书，代替尒朱荣扬威显功，这是第一处失误。尒朱荣跋扈的重大事迹，以及浅陋琐碎的情状，全都掩饰不载，这是第二处失误。评论中所说的‘世人称赞受荣的儿子文略所作的佳传’，指的就是这件事。我认为，这对魏收来说算是笃实的评论，不值得过分责怪。孝昌、正光年间，灵太后淫乱放纵而无人制约，郑俨、李神轨扰乱宫闱，连狼都不吃自己的幼崽，他们却甘心毒害自己的儿子。当时面对洛阳，朝廷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人人气塞得几乎要死。即使说到河阴之役，太阳酷烈残暴，满朝显贵既然贪恋儿女私情，又怎会拒绝萧斧之刑？我私下认为，元义即使是狡猾的贼臣，也不得不把废黜灵太后视为快事；尒朱荣即使是剽悍的胡虏，也不得不把沉杀灵太后视为大功。何况他驱逐葛荣、元颢，除掉萧寳寅、万俟丑奴，历次平定重大祸乱，这些功勋并不小。假如他一心辅佐，庄帝就不会萌生悖逆之心，也不会毁弃赵元则的禅让文书、斥退李显和的九锡，称他为韦、彭、伊、霍，又有什么过错？何况魏收的评论，难道不是反话而不是正面言辞吗？所以我责备这两处失误，同时为他解释诽谤。《尒朱兆传》天柱一天不死，髙欢就一天依附秀容；髙欢一天不死，侯景就一天依附渤海。等到他们都死了，其他事情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便趁机起兵，各自放开私下的图谋。奸雄的心思，大都相同。史官撰作《尒朱兆传》，说髙王忠义，尒朱兆违犯顺理之道，希望他必定失败，并将要率领义军来夹辅王室。照这样说，髙欢真是魏家的纯臣了。步蕃的军队曾经接受大行皇帝的密诏，髙欢为什么要替尒朱兆摧毁它？髙王难道又要像狗一样被人唆使吗？总而言之，尒朱氏弱小时，他就扬长而去；尒朱氏强盛时，他又依附并反复观望，以谋求利益便利。他之所以不与尒朱兆共同谋划，是因为尒朱兆属于粗鄙之人，计谋上可以捆来擒取。尒朱一族属于期功强近的亲属，人品既坏，把他们吞食下肚也都咽得下去，所以假借大义的名义，消灭亲近的党羽，偷偷夺取权力和官籍，自行开设伯府。至于魏室的存亡、庄帝的生死，对他来说就像秦地与越地只管自己的肥瘦一样，哪里值得介意？史官曲意说些美好的话，难道就没有脸厚而忸怩作态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北方来的诸将，酒肉已经丰足，髙王府中的美官令人想要，而斧钺刑具又令人畏惧；欲望与恐惧并存，于是史官的态度就显露出来了。《张普惠传》《张洪赈传》一篇，洋洋洒洒写到四千多字，表疏全部载入，毫不顾惜纸张。传记中最繁多、最详尽的，只有杨播一门和这篇传记而已。推究其中原因，魏收的父亲魏子建任益州刺史时犯有赃罪，张普惠奉命审查拘捕，事情随后得到释放。魏子建父子感激他的恩德，于是作传报答他。崔休、罗同，撕纸削简来写这些；寂寂无闻的张普惠，却使杨椿下笔不停。担任国史编修，竟借此酬报恩怨，实在十分奇怪。传中隐去了益州查验赃罪的事情，只记载行台派遣使者的过失，说杨公熙煽动迷惑魏子建，具有先见之明；却不能施行，只好以文字掩盖过错。谁知道修史之家大概并不只有一家，别人已经记载了此事，所以魏收特意把它写在后面吗？《斛斯椿、樊子鹄、贺拔胜传》凡是与齐朝有不同规定、被称为谋逆而投奔西魏的人，史书往往都说他们是不成材之人，这是《魏书》的大弊病。斛斯椿这个人本来可以算是有定见，只是他不跟随神武帝，敢于制造祸难，最终亲自受到诋毁责骂，受到的辱骂就更多了。凡是改朝换代之际，臣子一心忠于旧主，往往被加上恶名，没有办法昭雪。史官随时势俯仰，巧妙地迎合当世以谋取资助，有时说兴起的新王朝自有爱憎，有时说战败的国家必须留下忌讳，历代大多如此，不只是魏收一人。唐人编纂《隋书》，把宇文化及称君素为义士；等到本朝修撰《元史》，又褒奖闵本为忠臣。这是因为帝王把自己的行迹比作尧舜，所以史官也并驾齐驱，仿效董狐、南史判断是非；君主和臣子实际上共同承担责任。贺拔兄弟没有令狐德棻，《周书》几乎就要被魏佛助掩盖了。读史的人在鼎革之际，不可不三思，不要只依赖史官的成说。《节义传》

译《节义传》中，石祖兴这一条可以删去。石祖兴为太守、县令办理两次丧事，因此被赐予上造爵位。依我的看法，太守、县令都属于王官，如果确有治理政绩，自有常典记载。国家为官员治丧，尚且没有赐给丧服，家人或许能够替死者办理含殓，何必让部民屡次出钱操办丧事？这完全是善于侍奉上官、逢迎当权者的人所崇尚的做法，李锥、郭尖尤其擅长这样做。所以说：石祖兴这一条应当删去。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石祖兴为县令黄宣下葬，张安祖为县令元承贵殡葬，这两个人和石祖兴一样，也都应当删去。我说：不是这样，本传已经明确说明了。黄县令没有期功以上关系亲近的亲属，元县令则有年幼儿子的孤魂之痛。对于治理之地中有德行的人，应当赶快记录他的德行来劝化浅薄的风俗，这样做是可以的。《良吏酷吏传》杜纂不应列入《良吏传》，郦道元不应列入《酷吏传》。杜纂投降贼人，接受他们的伪职，后来又劝葛荣用水淹灌信都；这样的循良之吏，难道会向绿林盗贼屈膝吗？一座城有什么罪过，却让百姓全都像鱼一样胸中有刺、尾部有毒，惨状竟清楚可见。这样的人若能列入良吏，那么孙侨就应当先向盗贼请求宽容，卓茂也不妨侍奉赤眉。郦道元抗拒灵太后的旨意，纠正丘念的罪行，正气凛然，是国家执掌正直之道的器用。他的事业虽然不大，不具备太丘陈寔醇酒待人的风度，却有龙门令李膺撞柱直谏的气节；骤然给他加上酷吏的名号，错误在于诬蔑。何况他在阴盘穿井，至死也不改变志节，不能列入《节义传》，反而横遭凶暴残酷的恶名，这是良史所应深深斥责的。《王叡传》王洛确实凭借巫者之子的身份，承受了辟阳侯般的宠幸，只恨没有淮南王袖中藏锥那样的才能，于是纵容淫乱之人把人拷打致死。史官记载他的子孙姓氏，分条辨析各支派，宛如一部宗谱。推究其中原因，只是因为王椿的妻子是佛助的次姑，竟因这点琐碎的姻亲关系，使魏朝国史变成太原王氏的家谱，这不是很奇怪吗？《僭晋司马叡传》江东虽然狭小，但正朔所归正在那里。史官对于司马氏南渡，把它看作羌、羯一样，记载其土地风俗时，反复加以辱骂。崔彦鸾的《十六国春秋》推崇江左，不再下笔攻击；即使他的文才、史识和常人相同，但器量见识本来已经超出常人。各国中只有铁弗、慕容、沮渠、蒙氏或许可以保存，因为参合、统万的战事，姑臧、和龙的战役，魏氏取得威势、奠定霸业，确实在于这些举动；其余都应当删尽，收入《晋书》。或者还有另一种说法：金行失去次序，五马渡江，各国借着战乱警报而起，家家都想争夺天下，矮墙自己就能翻越；没有哪个国家不是成功了就成为拓跋，失败了就成为铁伐，此外还有什么呢？依我的意见，凡各国自行制定帝制，彼此吞并、彼此灭亡，起初并不是因为魏氏兴起，也不在称臣进贡之列的，全都可以不记载。我又私下认为，苻坚有国史，姚秦、张凉、慕容燕、拓跋魏，都必须附带记录。凉州幽玄的土地既已纳入它的版图，鱼羊老羌又甘愿成为臣妾，有的衔璧称藩，有的接受官职而扬名历任。假如淝水之战没有失败，有人执笔记述，把四姓养作小侯，也还可以不感到惭愧。《自序》撰史之家大多有自序，从司马迁、班固以来就这样了。序中不过叙述作史的大旨以及先代统系形成的缘由而已，从来没有人自行树立佳传。魏收夸耀自负的性情已经养成，亲自自我夸赞。他出使梁国时，奸邪污秽的事情很多，买婢女宣淫，使馆中的宾客因此获罪。可他在自传中却说：‘我作为副使随王昕出使萧衍；王昕风流而善于文辞辩论，我的文辞丰富奔放，萧衍及其群臣都对我们加以敬重和惊异。’他修撰史书时，实际上得力于阳休之，阳休之在旁辅佐他，他才获得兼任著作的授职。可他在自传中却说：‘当初皇帝命群臣各自陈说志向，魏收说：“臣愿意在东观直笔修史，早日完成《魏书》。”因此皇帝让魏收专任此事。’他的才名本来排在温子昇、邢邵之后，而且年纪、资历也不能相比，本来应当推尊前人；但在静帝人日的问答中，他却说：‘当时邢邵也在旁边，我非常惭愧。’谈到文襄帝的话时，又说：‘如今有魏收，便是国家的光彩；我也让子才、子升时常有所创作，但论才气都比不上他。’他的意图是压倒这两个人，直接凌驾在他们之上。等到遵彦、欧叔出、米之斥责他时，言辞比当权者更加尖刻，于是留下了讥刺；而那只高傲的鹿最终也遭遇了折断鹿角的下场。他的父亲魏子建任东益州刺史，几乎因贪赃败露。可他在自传中却说：‘子建出任藩牧，统辖山南，身处肥美富足之地，却不把财利放在心上；等到回到京师，家人的衣食常常不能周全供给。’这属于替亲人隐讳，也符合古人作铭文只说善事、不说恶事的义理，不可以过分责备。《天象志》《天象志》说：‘永熙二年四月己未朔，日有蚀之。’占辞说：‘君主有阴谋。’永熙三年，出帝被斛斯椿等奸佞离间构陷，对齐献武王产生猜疑；他借口讨伐萧衍，在盛暑征发河南各州的军队，天下人都对此感到奇怪和厌恶。按日食是阳气消退、阴气增长的征兆，是君主软弱、臣下暴虐的象征。髙欢胁迫君主，甚至到了发布命令而群臣不能按时会集的地步；房宿的天象已经明白昭示，史书不说臣下有逆节，反而说君主有异谋，这难道是京房《易占》的术数、刘向《洪范》的学说吗？《天象志》又说：‘十五年乙丑，月犯牵牛，’占辞说：‘大臣有忧患。’十七年萧赜去世，后人把他认为是大臣，怀疑这里应当写作‘吴越’，大概是笔误。我认为，《魏书》把江南称为岛夷，把齐武帝当作大臣，都是非常明显的事实错误。《地形志》常山郡的注文说：‘后汉建初年间改为淮阳，永元年间恢复。’现在按《后汉书》记载，章帝建初四年四月，把常山王昞迁封为淮阳王；和帝永元三年五月，又承袭册封已故淮阳王昞的儿子侧为常山王。昞传说：‘迁为淮阳王，以汝南郡的新安、西华增益淮阳国。’昞是从常山迁封为淮阳王，并不是把常山改为淮阳。魏氏依据范晔《后汉书》却弄错了：建初年间迁封昞，就以为章帝改变了郡名；永元年间承袭册封侧，就以为和帝恢复了郡名。总之，这是读东汉诸王传记时没有弄清楚罢了。乐陵郡厌次县的注文说：‘后汉称富平，孝明帝改名。’按《汉书》记载，成帝喜欢微服出行，曾自称是富平侯家的家人；那么富平作为封邑，在西汉、东汉两京已经有明确记载，不应当到后汉才开始改名。或者富平本来就有两个封邑，厌次是富平，正如安险改为安喜、苦陉改为昌曲、逆改为蒲阴一样吗？《灵征志》

译这篇志书历举灾异征兆，在上面符合《春秋》记载异常现象的义旨；至于其中夸张铺陈的各种祥瑞，也不过像沈约《符瑞》篇那样罢了。志中把白鼠作为灾异，把白狼、白鹿作为祥瑞。按《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征讨犬戎，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带回，从此荒服之国不再来朝，那么白狼、白鹿未必不与白鼠属于同一类。志书记载周宣王得到白狼而犬戎归服，却不知道出自哪部书；应当是误把周穆王写成周宣王了。《释老志》史官立志撰史，首先关系到王政，其次系关国家体制，然后才奋笔写下去。释氏、老氏两家的学说，任凭它们并存于天地之间；事情做完后，便剖析它们的源流，详细考察其宗派系统。楚英的兴盛，只剩下饮食门徒；燕昭王的灵气，又在哪里呢？难道是深深悲叹时世不正，普遍告诫世上的君主吗？这是要续写司马迁《封禅书》一类的著作吗？封禅之说主要在于讽谏，释、老之学的情意在于劝诫；窥察其意旨，最终不过是归命于鹫峰之侧，使人心神荡漾于五城之间。行为不像鸠摩罗什，却不嫌登上人的肩膀抱着孩子；法术没有栾大的本领，又何必吝惜系上印绶而娶公主呢？这些全是外道的招数，尤其不是治理国家的典章。我想删去这些，以严肃史书的体例。考察《外史》，释迦牟尼确实生于周昭王时；但有些记载却认为他生于周庄王时，并不止一处。罽宾沙门昙无谶，在《沮渠传》中说他妖妄放纵、宣扬淫乱，受刑拷打而死；在《释老志》中却说他所言之事多有应验，从容赴死。这两种说法，究竟应当听从《志》，还是听从《传》呢？《传》写作昙无谶，《志》写作昙摩谶；“无”和“摩”的声音相近，所以辗转讹误了。魏收所撰之书颇有史家裁断，记载四夷的传记不沿袭旧文，十志之中也没有超出前代的内容。与沈约《宋书》相比，文才辞藻虽不如，却在断限取舍上略胜一筹。因此魏澹、张太素所撰的书都被废置，唯有这部史书独自流传。但传记中常常详尽记载亲属姻娅关系，不怕烦琐；虽然旧有谱牒由来已久，氏族考证正开始兴盛，但以史笔衡量，终究违背史书的体要。当时杨愔极力袒护魏氏，尚且还以此事批评它。至于压抑魏氏、抬高齐氏，谄媚亵慢到了极点，举证考按任凭己意，美丑一下子完全颠倒；即使没有王、李两家的诉讼，这些污秽的名声也本应喧传开来。《史纠》卷二。钦定《四库全书》。《史纠》卷三。（明）朱明镐撰。《北齐书》。《文襄纪》。渤海王高洋的帝业并不是凭借其子高惠取得的，追溯他建立功业的事迹，完全比不上晋景帝司马师，却把他列入帝纪，恐怕是过分抬高了。这一纪的叙述编排杂乱，中间载入侯景的答书，尤其没有意义。一篇纪传之中，有时取自《魏书》，有时取自《梁书》，有时取自《北史》，把三家史书剽窃拼集，草率写成，完全没有裁断取舍；我怀疑这不是李氏的原笔，应当是后人补写的。《邢邵传》。传中记载的请求设置学校以及修建明堂的奏章，本来出自李崇之手，并不是邢邵所写。魏收把它载入《李崇传》中，这里却又说是邢邵与魏收共同上奏，大概是李氏考察不详造成的错误。《祖珽传》。读史读到祖孝征盗窃铜迭的事情，我没有一次不是掩卷发笑。金器有三等品级，自然有高下；铜迭不过两面，远远不能和金叵罗相比。梁上君子，有时经过而不追究；祖孝征即使贪婪，又哪里至于马上把它放入怀中呢？这正是所谓卑下之人集中于一身，众多恶行都归到他身上。史官下笔，未免太过分了。我考察《裴让之传》《邢邵传》《魏收传》以及这篇传记，全都不是李安平原来的旧文。李氏原本称高欢为高祖，称高澄为世宗，称高洋为显祖，称高演为肃宗，称高湛为世祖，大体没有称谥号的惯例。这些传记把称号改成谥号，应当是李延寿所撰之书的做法。李氏原本篇卷散佚，后人取《北史》加以补足，其中有些小的不同之处，则采用《高氏小史》。只是成书付梓时来不及详细校订罢了；否则称号、称谥号，怎么会同一部书中有两种例子呢？《杨休之传》。史书列举阳子烈受到当时舆论鄙视的事情有五项，我认为，关于祖珽撰写《御览》的事，确实有可议之处；其余事情都值得肯定，不能鄙视。文林馆建立后，阳子烈与那些年轻的朝请、参军之流一同入馆待诏，成为后辈的领袖，也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说他是牵强附会呢？一定要像袁飜嫉妒邢邵、魏收排斥刘昼那样，才算看出前代正人的事业崇高吗？凤凰带着九只雏鸟，在何承天那里被认为是美谈；到了阳子这里却成了被诟病的事情，实在难以理解。至于建立齐高祖本纪，魏收想取平定四国的那一年作为齐的开国纪年，阳子烈提出以天保为断限；阳子的史学裁断本来不可改变。假如一定要取平定四国的那一年作为齐元年，那么曹氏平定黄巾的那一年就该作为魏元年吗？司马氏平定西蜀的那一年就该作为晋元年吗？建安年间从未听说要归属于当涂，正始年间也从未改称为典午；难道永熙、天平忽然说改换年号，就把武帝、静帝置于何地？阳子烈所作的讽谏劝诫，审慎而端正，完全是从国家史书的角度出发，并不因人的生死存亡而产生不同心意。况且刘向、刘歆父子对天文的说法尚且不同，刘安、张衡师承的学说前后也大为不同，何况区区与君主同列、侍奉君主的人呢？阳子烈性情通达直率，不喜欢主持职务；他第二次任吏部官职时，说这是妨碍自己获得赏赐；等到他担任中书监时，又对人说：“我已经三次担任中书监，这个职位拿来做什么？” 这也正是这个意思。轻视芥草般看待轩冕，却又说这种人鄙陋，那么只有一味贪求进用、不断谋取私利的人，才算不会给青史留下牵累了。至于燕王的封爵，阳子烈对亲近的人说：“我不是蛮奴，为什么忽然给我这样的授予？”当时走狗也接受郡君的名号，飞鹰也有开府的称号，倡优和卑贱的奴仆全都求取封爵；淫滥的名号和邪僻的宠幸，又哪里值得顾念？阳子烈说这话，如果按颜异因反唇相讥而获罪的标准来衡量，他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如果说他因为高兴得到假王之位而一时失言，那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轻了。这些事情，史官认为可鄙，后人却认为可贵；即使史官自己也没有固定见解，不过是当时被高肱、韩长鸾等人鄙视，于是史官也跟着鄙视他罢了。即使阳子烈确实有可鄙之处，天池得到石头，盛赞为祥瑞符命，六王、三川又曲意加以解释；他的智慧比不上桓谭，谄媚却和张华相同，史官却从未加以指责，又是什么缘故呢？《文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