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纠卷三

译叙文中极力称誉宋孝王，几乎无以复加，说当时在文林馆待诏、执笔作文的人，大都搜罗殆尽。其中像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这样的人，论才性，即使入馆的诸位贤者，也有十分之三四比不上他们。看了这番评论，宋孝王一定是文才、品行兼美，远远超过颜之推、崔介等人。可是等到编写《循吏传》时，宋孝王又附带见于宋世良、宋世轨之后，说宋孝王请求进入文林馆没有成功，于是诋毁朝廷士人，撰写《别录》二十卷。适逢齐国平定，又改名为《关东风俗传》，其中言论多是荒诞错误，篇章次序杂乱，没有著述的体例。由此看来，宋孝王的文章没有什么可采纳的地方，心胸像有鳞甲一样，实际上只是一个倾险之士。《文苑传》把他捧上天，《循吏传》却把他按入地下。这种巨鹿伯起式的偏癖，没想到在安平又遇到了。刘善经在《隋书》中只出现过一次。考察《北史》说，刘善经等人的事迹多有遗漏，那么刘善经大概也只是宋孝王一类的人罢了。《北周书》。《宇文护传》。宇文萨保，是宇文氏的周公；幸运时就是周公，不幸时就是萨保罢了。史臣给他加上极逆的罪名，实在冤枉。周文帝去世时，王业尚未完成，外敌正强盛，几个儿子还年幼；这时宇文氏别说不能称王，就是保持霸业也应当困难。宇文萨保左手掌握天下的图籍，右手却把天下奉还给幼主；拥立幼儿为王，这件事不能说不难。不久，孙、李之间的嫌隙构成，幽禁废黜之势形成。这是闵帝自取废黜，并不是萨保废掉闵帝。有人说，废黜君主不是纯臣所应做的事；那么伊尹曾废太甲，霍光曾废昌邑王，又该怎么说？一个君主被废后又复立，另一个君主死后又另立一人，他们从未暗中觊觎龟鼎之位，也不是贪图立一个幼儿为帝。萨保的这片心，只是不忍辜负已经死去的叔父罢了。夺取非同寻常的富贵，把它交给弟弟；又因为富贵的缘故，连被夺取富贵的人也一并猜疑。韩卢捕获兔子，不敢把兔子据为己有，而是献给主人；主人既然已经得到兔子，难道还要因为猎犬凶猛而把它一起烹杀，这符合人情吗？武帝曾说：“三十岁的天子，难道还会受人控制吗？”这种念头一萌生，萨保就没有活命的道理了。这就是所谓功劳太高会使君主震惧，地位太接近君主会使自身受害。有人说，萨保杀害明帝，罪不可赦。我认为，明帝是因病去世，并不是被杀。明帝病重将死之日，口授遗诏，写成数百字，至今还在传诵，首尾温润华美。古今因饮鸩而死的人很多，突然中毒后连片刻都不能等待，难道母亲死后还能从容写下绝命辞吗？李安进毒的说法，是武帝首先制造出来的，除武帝一人外，没有人知道。等到李安被诛杀，齐王宇文宪还为他请求活命。假如萨保当年果真悍然实施王莽、梁冀那样的叛逆，中外早就应当喧传开来。即使宫禁中的秘密外人不能预先听闻，但齐王作为明帝的弟弟，出入宫禁，天资英察，宫中动静都能预先知道，怎么会过了十三年，心中还没有把萨保当作这个罪人呢？这应当是武帝想要加重萨保的罪名，特意加上的说辞。王兴等人被诛杀，都说是陪着齐王宇文宪一起死的；李安等人被诛杀，我也说是陪着晋公宇文护一起死的。既然如此，萨保难道可以不死吗？回答是：不可以。后世之人不幸做了周公所做的事，处在周公所处的地位，即使周公复生，也不能指望活命，何况区区一个萨保呢？萨保被诛杀，是学习周公而死的人。陈宣帝沉溺杀害衡阳王，齐昭帝杀害济南王，以及宋太宗杀害武功王，这些都是不学习周公却活下来的人。唉，真是残忍啊！《贺拔传》。《魏书》为贺拔兄弟立传，《北齐书》为他们立传，《北周书》又为他们立传。我认为，贺拔氏本来属于魏朝臣子，只是贺拔破胡晚年才同黑獭周旋。贺拔诸人的传记，只应由《魏书》记载，《齐书》《周书》二书可以不再收入。《刘璠传》。据《刘璠传》说，南郑拒守，未能攻下，达奚武请求屠城，太祖答应了，只命令保全刘璠一家。刘璠哭泣请求了多次，太祖于是答应保全南郑。南郑得以保全，是刘璠的功劳。可是看到《赫连达传》，就对此产生疑问。赫连达跟随达奚武收取汉中，南郑拒守了很长时间，后来才送来降表。达奚武询问诸将应当进军还是停止，贺兰愿得等人认为城中粮食已经吃尽，想迅速攻城。赫连达说：“不经过交战就能取得城池，是上策。没有必要贪图他们的子女，贪取他们的财帛，穷尽兵力武力；仁者不会这样做。况且观察他们的士兵和战马仍然强健，城池也还坚固；攻城即使取胜，也必定使双方都受损。如果困兽尚且拼死搏斗，那么成败还不能预知。何况用兵之道，以保全全军为上。”达奚武说：“您的话是对的。”于是接受了萧循的投降。由此说来，南郑得以保全，不只是刘璠的力量，也是赫连达的力量。在《刘璠传》中说这是刘璠的功劳，在《赫连达传》中又说这是赫连达的功劳。两人共同有功，却没有明确谁是主功，史官记载中的矛盾已经显现。合看两传，想要屠灭南郑的，是贺兰愿得等人，并不是太祖和达奚武的意思。既然如此，连达奚武请求屠城的说法，也属于史官虚构的文字。达奚武如果想极力显示兵威，贸然把这件事上报，随意逞强行事，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哪里会召集众人到朝廷议论，采纳众人的意见呢？况且这项请求既然没有实行，就应当彰显朝廷不杀降者的仁德；在接受投降之外，本来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要广泛开启议论，强行制造不同意见，把皇帝的恩德深深埋没，却巧妙地把善举归给臣下呢？达奚武是大将，不应有这种险恶心肠和多余做法。史官当时不过是想更加突出刘璠的美德，于是使两篇传记各自立说，彼此不能相互印证。《周诸王传》。杨坚把宇文氏的子孙杀得几乎殆尽，他的意图只是害怕他们成为自己的祸患。周家的子孙灭亡了，隋家的子孙就安稳了。传了一代到炀帝，最终又死在宇文化及手中。宇文化及本来属于赐氏之族，却没有死于其他族人之手，偏偏与这个姓氏一同灭亡。上天报应凶人的手段，何等巧妙啊！周氏诸王中并不缺少贤者，代王不接近声色，滕王、赵王都能写文章。有的谥号称为“僭”，有的谥号称为“奰”，有的谥号称为“惑”，有的谥号称为“野”，接连不断的恶谥，都是隋志中的说法。它们出自隋志，却被收入《周书》，史官一句评论也没有加。记载事实的史笔，哪里用得着这样做？诸王的谥号，只有卫刺王宇文直的可以不必议论。即使晋公宇文护、齐王宇文宪的谥号，也都需要辨析。晋公宇文护的谥号为“荡”，是武帝的意旨造成的；齐王宇文宪的谥号为“炀”，是宣帝的意旨造成的。但史官还可以这样解释：“这本来就是周志中的内容，后来收入《周书》，史官按史法应当怎样记载呢？”回答说：“赵王宇文招被隋文帝杀害，谥号却称‘僭’，其余的依此类推。” 《隋书》。诸志。

译《宋书》因为《陈志》没有志、晋书没有完成也没有志，于是把蜀、魏、吴、晋四国的志一并收入《宋书》之中。《隋书》因为《梁书》《陈书》没有志，《后齐书》《后周书》也没有志，于是把四国的志一并收入《隋书》之中。史官用这种办法夸耀内容多、争逐篇幅，倒也可以；但按照史书体例来衡量，两部史书都应受到讥评。书名叫《宋书》，却杂杂记载吴、晋、蜀、魏的事情，可以吗？书名叫《隋书》，却杂杂记载梁、陈、齐、周的事情，可以吗？如果嫌本书内容不完备，那么就在正文之后附加增补，扩大见闻，像裴松之给《陈志》作注那样，可以；否则，成书以后就单独流传，以备后人搜采，像鱼豢的《魏略》、崔鸿的《十六国春秋》那样，也可以。把它们混为一体，记事、记言的体例和纲脉就在这里大大丧失了。有人说：《隋书》和《宋书》不同。《宋书》的纪、志、列传由沈隐侯一人完成；《隋书》的纪、传由魏征创立，《隋书》的诸志则由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共同修撰，由赵国公长孙无忌主持；一部分成于贞观十年，一部分成于显庆元年，当时称为“五代史志”，实际上与《隋书》并行，只是后来的人把它混编收入《隋书》罢了。既然这样，那么魏征与沈隐侯之间又自有可辨之处。《韦世康传》。考察《韦世康本传》，韦世康性情恬淡朴素，不因得失而扰乱心志，曾经慨然表现出知止知足的志向。又说韦世康少有嗜好和欲望，不羡慕权贵势力，从不凭借官位名望傲视他人。如果真是这样，就无法与《韦师传》的说法相处了。《韦师传》说：族人韦世康任吏部尚书，向来同韦师争强较量。后来晋王杨广任雍州牧，十分看重门第声望，任用韦师为主簿，而韦世康的弟弟韦世约任法曹从事。韦世康愤恨得不能吃饭，又以韦世约位居韦师之下为耻，召来韦世约斥责说：“你为什么做从事？”于是杖打了他。按照本传的说法，韦世康知足知止，仿佛二疏的遗风；按照韦师传的说法，他却只是一个满腔躁竞、心怀毒螫的人。考察本传又说：“只有最小的弟弟韦世约仕途不通达，大家便把父亲在世时的田地房宅全都给了他。”这是在杖打之前给他的，还是杖打之后给他的？任官时稍有失意，便突然遭到杖打，天下哪有这样的父兄教育？况且共同推让田地、分给房宅，兄弟之间的情谊也可谓深厚了。无缘无故加以鞭打，又是什么心情？这只是史官的妄言，并不是实录。李氏《北史》把韦氏诸人合为一传并一并记载而不删改，尤其值得非议。《房彦谦传》。我读《房彦谦传》，感叹贤者不能没有后代。子孙享有盛名、位列高爵，祖父的美德也随之更加彰显；子孙不肖，降为皂隶，先代的盛德便湮没无闻。史臣因此上下其手，恐怕已经很多了。即使邢德之愚昧，也不能掩盖邢邵的才华；而张纯的显贵，却骤然削弱了张汤的酷烈。后人所承担的影响，难道可以忽视吗？房彦谦确实是贤者，官位并不显赫，细小的品行却全部记载；才华并非著述家，遗留下来的文章却一并收录。这大概是有原因的。我认为，《魏书》的《高湖传》是为高欢而作的；《杨椿传》是为杨愔而作的；《阳固传》是为阳休之而作的；《隋书》的《长孙晟传》是为文皇后而作的；《房彦谦传》是为房玄龄而作的。李氏《北史》也完全不能避免这种弊病。季景长贤能，魏史没有记载，因为魏征而为他立传；荣公宇文护儿，前代史书已经赞叹其美德，又因为来济而增加记载；正藏兄弟，因为杜正伦的缘故，曲意加以赞扬；世基奸邪谄媚，因为是虞世南的兄长，便突然置于文林之列。还没有查考国家史书，先参照家族的私家记载。史官有这种弊病，大概也都染上了同样的风气。《南史》。《赵伦之孙倩传》。赵倩娶海盐公主为妻，后来文帝下诏让他们离婚。史书所记载的原因，不过是家人反目，先因言语戏弄而起，最后发展到动手殴打；这只是闺门之间常见的情形，是子女般的幼稚性情。文帝为什么不加以正面训诫，却要断绝他们的婚姻呢？推究事实，海盐公主与逆臣杨浚私通，赵倩入宫后，愤怒辱骂她，并扯断帐带。文帝震怒，连海盐公主的生母也赐死；离婚一事由此而起，并不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争闹。文帝也算温和恭谨，公主怎么会受到过度的刑罚而有这种举动？而且文帝的愤怒还没有平息吗？这是李氏考察事实不够详尽的地方。《刘韫传》。刘韫，是史书所谓的人才；凡是鄙陋粗俗的仪仗簿籍，画出他的形貌来供人嗤笑的，也是他。彦节，谢权知认为是将门之后；这又是见识先明、处事明决的人了。乳臭未干而狂妄的人，怎么忽然就看出这些事了？前面愚昧，后面聪明，顿时变得前后相反。总而言之，新朝承受天命，对于故国的子孙枝派，只要憎恨其才秀出众，不分苍生与士庶，全部加以恶言。沈约的书把刘氏几人列为谋乱而获罪，李延寿的史书又把彦文视为下等人才；记事虽略有不同，但大体上同样患有这种毛病。《吉翰、杜骥传》考察《吉翰传》：吉翰任徐州刺史时，有一个犯死罪的囚犯，典籖想让他活命，趁吉翰在八关斋时，把这件事呈报上去。吉翰看完后，对他说：“暂且出去，明天可以再来呈报。”第二天早晨，典籖不敢再进去，吉翰叫他才进来。吉翰取来文书看完，对他说：“昨天我在斋坐上看到这件事，也曾想让他活命，但这个囚犯罪重，不能宽赦。既然想施加恩惠，你就应当代替他承担罪责。”于是把典籖收捕交付狱官，并杀了他。原来这个囚犯本来可以保全性命，我认为典籖固然有罪，惩罚他可以，但不应杀他。杀掉曲解法令的官吏，却宽免不可赦免的百姓，这是舞弄文法来树立威势；他内心盘算的结果，竟然归结为杀人。考察《杜骥传》：杜骥想放弃雒阳，又担心被文帝诛杀，正好姚耸夫率领部下牵引大钟到雒水，杜骥于是欺骗他，和他共同做事。姚耸夫见城池无法守卫，又没有粮食，便带领众人离去；杜骥也弃城向南逃奔，于是把罪责推给姚耸夫。皇帝大怒，派郑顺之在寿阳杀了姚耸夫。我认为在这次战事中，杜骥应当被斩杀；他自己弃城，却把罪责推给别人，结果让中间人替他送死。诗人说过：“为鬼为蜮。”说的就是杜骥吧！这两个人，心志在于刻薄深险，内心藏着险恶奸诈，李氏却把他们全都载入《循吏传》中，难道不是失实诬枉吗？还是因为江左偏安，当时百姓正如肉，官吏正如刀，养蚕者和种谷者尚且不够，日夜有这两人奉行职事，稍稍有些政绩，姑且宽容地取来凑数吗？拿司马迁为人物立传的原则来衡量，这两篇传记恰恰同样有毛病。《义康传》

译传记说：“皇上病情曾经危急，命义康准备顾命之事。皇帝下诏，义康流着泪回到宫省，把这件事告诉刘湛、殷景仁说：‘天下如此艰难，哪里是幼主所能驾驭的？’刘湛、殷景仁都没有回答。”考察《宋书》，却不是这样：义康流着泪把这件事告诉殷景仁、刘湛，刘湛说：“天下如此艰难，哪里是幼主所能驾驭的？”义康、殷景仁都没有回答。这样记载最合乎情理。刘湛拥戴皇太子已经很久，本来就应当有劝进的话。义康平素友爱兄弟之情深厚，景仁又尽心于朝廷，自然应当闭口不置可否。这是李氏史书不如《宋书》的地方。史书之间往往有异同，名义上同出一家；到了记载这件事时，却未免喜好翻新而失于审慎、端正了。《宋文帝诸子传》考察总叙，潘淑妃生了始兴王浚以及视逆。始兴王浚本传却说，浚的生母去世后，命淑妃收养他作为自己的儿子。这样在总叙中，血脉关系属于亲生；在本传中，身份却是由别人抱养入室，行为也出自本人安排。《萧颕胄传》考察这篇传记，大体上与《萧书》相同，但略有不同。《萧书》所说斩杀山阳王的，是刘懐庆、刘熙晔、萧文照、孙末、陈秀五人；李氏史书所说斩杀山阳王的，却只是席阐文一人的力量。《萧书》说山阳王到达州城时，穿单衣白服，带领左右亲随几十人而已；李氏史书说山阳王到达州城时，带领步兵、骑兵几百人。几百人与几十人，属于小节，言辞不同并不妨碍。至于席氏功劳很高、创立义举的事情，一部史书反复记载他的文字，另一部书却把事实全部删去。究竟是传信还是传疑，后人从何处判断？我考察认为，萧氏《南齐书》成书于天监年间，武帝下诏交付秘书阁；如果有讹误，应当及时修改订正。我知道《萧书》是实录，而李氏史书是附会之作。《循吏王洪轨传》王洪轨贪图功劳、喜好夸大，县中百姓遭到杀戮，他招魂痛哭，众人便把他看作仁人。一个人的父亲、寡妇的丈夫、孤儿的父亲，万具尸骨都哭诉着枯朽，最终只得到王刺史一哭，究竟又有什么补益？与其死后得到刺史哭泣，宁愿活着得到刺史的笑脸。而且他初次起家任官时，因贪污而失败，后来才改弦更张，人们便赞美他能够自我更新。事情已经造成，竟立即称他为良吏，史官实在太过分了。譬如失节的妇人，后悔自己曾经心志动摇，后来才开始整饰仪容，仅凭晚年的勤谨来遮盖过失，就要称许她十年不再改嫁，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取之处。《隐逸杜京产传》《隐逸传》载录杜栖以及剡县小儿，我心里私下认为不对。按道理衡量，杜京产应收入《隐逸传》，杜栖应收入《孝义传》，剡县小儿附在杜栖之后，这才是上等的体例。有人说：李氏著书，父子不分别编列。既然如此，因杜京产的隐逸而连带写到杜栖的孝义，还算是父子相承、各有着落的例子；但因杜栖的孝义又连带写到剡县小儿的孝义，就连著书立言的篇目名称也一并忘掉了。收录孝义人物的姓氏，却扰乱隐逸篇目的体例，无伦无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南北史记事有一定体例，搜罗散逸史料，功绩在各书之上。至于父子相承、祖孙并列，详细列入家谱，使花萼与花萼相连，以供人阅览，这样最简明直接而又深切核实。史书编纂违背体制，如张汤列在酷吏一类，安世就不应与他同传；祖约列在叛逆一类，士雅仍应独自成传。黑白混杂地登记，不能不留下遗憾。但追究它的根源，大概也有来由。晋代贾弼凭借氏族成为名门，唐代李素因肉谱而声名显赫；这种学问兴盛起来，并因此用来修史，最终反而遮蔽夺取了史实，留下笑柄供通达之士讥笑。《沈昭畧传》考察记载：东昏侯让人给沈昭畧灌毒酒，责怪徐孝嗣不能废黜昏君、拥立明主，便把瓯器掷向他，说：“让你做个破脸鬼。”等到阅读《徐孝嗣传》，孝嗣却对昭畧说：“始安王对待我很有恩，想以门生身份响应他；贤叔如果也同意，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遗恨。”由此看来，不可能有掷瓯之事。两篇传记的记载为什么如此相互乖违？《武帝本纪》刘山阳之死，考察《武帝本纪》，拔戟将他斩杀的是陈秀；考察《萧颖胄列传》，率兵将他斩杀的是席阐文。同一个人的事，一部属于齐时的记载归功于席阐文，另一部属于梁时的记载归功于陈秀，究竟应当相信哪一种传说？《潘妃传》考察本纪，武帝入城后收捕宠妾潘妃，把她杀了。考察《王茂传》，当时东昏侯的妃子潘玉儿有倾国之色，武帝准备留下她，便询问王茂。王茂说：“使齐国灭亡的就是这个女人，留下她恐怕会招致外界非议。”武帝于是把她放了出去。军主田安请求娶她为妻，玉儿哭着说：“从前我受到当今君主的宠遇，如今难道要嫁给一个不是同类的人吗？按道义不能受辱。”于是上吊而死。按照本纪的说法，武帝显然实行了齐桓公诛杀卫姬的做法；按照列传的说法，玉儿却是贞烈守节、誓守柏舟之义。这到底是哪一种？同一个作者笔下，内外相互矛盾，简直像北斗勺端的两颗星一样彼此对立。《曹景宗督军援救昌义之》《曹景宗传》说：诏令曹景宗驻军道人洲，等待各路军队会集后，一同进军。曹景宗想独占功劳，于是违背诏令进军，恰逢暴风突然刮起，军中颇有沉溺者，只好返回，继续守卫原先驻扎的地方。武帝听说后说：“这正是因此能够击破敌军。曹景宗没有进军，大概是天意吧？如果孤军独自前往，城池不能及时建立，必然会陷入狼狈。如今能够等待各军一同进军，才可以取得大胜。”《韦叡传》说：武帝派征北将军曹景宗抵御敌军，驻扎在邵阳洲，修筑营垒与敌相守，不敢进军。武帝大怒，下诏让韦叡前去会合，赐给他龙环御刀，说：“诸将有不听命的，杀掉他。”看这篇传记，曹景宗的过失在于逗留不进；看另一篇传记，曹景宗的过失却在于轻率进军。看这篇传记，武帝恼怒曹景宗不进；看另一篇传记，武帝却庆幸曹景宗驻军不进。而且赐给韦叡龙环御刀，按道理是授予他专断杀人的权力，为什么后来又要接受曹景宗的节制？这就是《南史》两篇传记彼此抵牾的地方。《沈约传》沈隐侯的《宋书》追溯本家谱牒，极力夸耀华贵的世胄，落笔便不能停止。这种写法出现在自叙中还可以，但李氏史书竟直接取来作为传记内容，这难道是史官应有的体例吗？《何敬容传》《南史》撰写《梁臣列传》，错误不止一处。比如《何敬容传》中说：“学问浅薄，通晓收受财物馈赠；没有贿赂，就几乎不与人交谈。”这是说他器物不整、操守不修，指的是何敬容。篇末又说：“等到敬容被免职，搬出住宅时只有日常使用的器物和装衣服的袋子，竟然没有多余的财货。当时人也因此称赞他。”这是说他家中没有多余财物，指的又是何敬容。同一个人，忽然贤良，忽然奸佞；一篇传记之中，自己挖坑又自己埋葬自己。总的说来，何国礼勤于处理文书事务，却不善于表现风采；轻薄之人遇到他，便常常反唇相讥。因此江简有嘲讽他的“采荷”之辞，萧巡有讥刺他的“卦体”诗篇，一时竞相流传，互相用文字戏弄。李氏沿袭这种旧有流风，文辞多有过分贬恶，也确实是有来由的。《孝义赵拔扈传》

译赵拔扈对社神发誓要报仇，劫杀长吏，攻打劫掠城邑，按正常法律定罪，他明明就是一个盗贼。吕姥聚集党徒为儿子修郄报仇，《汉书》并没有称赞她慈爱。王肃扰乱边境来为父亲伸冤，《齐史》直接把他视为寇贼。赵拔扈何其幸运，竟独自享有这样的盛誉呢？《左氏》有话说：使大人物陷于险危而自己获得名声，罪状一旦彰明，攻伐祸难之士就会为之奔走。这是借忠孝之路来打开盗贼之门，未必不是从赵拔扈这一传开始的，可惜啊！这是因为还没有讲明《春秋》中齐豹被记作盗贼的意义。《隐逸邓郁传》传记载录卫夫人，这是把失实的事情当作事实来诬说。燕、齐一带迂诞怪异的传闻，难道竟出自良史之手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洲记》《荒经》《搜神杂爼》就应当和马、班两家史书分道扬镳，堂堂正正地拥有正史的名目了。总之，《南岳先生传》是奉诏办事的臣子不得不写，而作为著作之官却不能不删削。《傅縡传》恶蛇享受祭祀的事情，李氏把它载入史书，认为这是傅縡毒辣言辞所招来的报应。我认为，以死进谏的臣子，应当给予善意的文辞，却反而遭受重重诋毁，这没有办法用来劝勉后人。而且大鸟振翅高飞，忽然降落在杨公的坟垄上；巨蛇流着眼泪，偏偏叩拜窦氏的棺木。汉朝并没有因此撰写志怪之书，陈史为什么要斥责这些话？姚思廉也应当怜悯傅縡遗留下的正直，宽容对待这些笔墨言辞。○《北史》《胡灵太后传》考察传记说：后宫之中，按照国家旧制，彼此祈祷祝愿，都希望生下诸王和公主，不希望生下太子。只有灵后常常对夫人们说：“天子怎么可以唯独没有儿子？怎么能因为害怕自己一人的死亡，就让皇家不能生育嫡长子呢？”等到肃宗在孕中，同列仍然拿旧例来恐吓她，劝她采用各种办法。灵后意志坚定，在深夜独自发誓说：“只要我所怀的是男孩，依次应当立为长子；儿子出生而我身死，我也不推辞。”我读到这里心中怀疑，随即又颓然说道：“史臣写下这些话，显然不是实录。”胡灵后是一个淫荡的妇人，怎么能通晓这样的大义？她在怀孕时甘愿舍弃自己的性命，反而在儿子即将继承帝位后毒死儿子吗？开始时祝祷胎儿有这样的言辞，后来却夺取儿子而杀食，前后截然相反，彼此全不相合。即使失德的妇人中间也有很多聪明人，但总的说来，这些话如果出自文明冯后之口，就可信；如果出自胡灵后之口，就可疑。野鸡鸣叫、狐狸求偶，只是追求雄性。这样光明正大的言辞，应当不是她所熟悉的。即使确有其事，也应当是由于宣武帝年纪已高，各方都在求得后嗣，她在当晚的亲近之际，私下得到皇帝许诺不会因此被杀，所以才夸夸其谈，欺骗那些夫人罢了。又或者并非如此，而是她把贪生的心思幻化成轻视死亡的话。六宫广泛传播她的话，宦官们交相称颂她的德行。宣武帝性情优柔，容易受骗，又难以下决断，于是使钩弋夫人的旧例没有在魏朝实行，而拓跋氏的祭祀也因此不能延续。这就是说，灵后的计谋只在于求得生存，而各位夫人却仍然落入她的术中。史臣写下这些话，显然不是实录。史书说，魏朝旧制规定太子出生后赐死其生母，已经成为惯例；这也不是实录。赐死生母的事，只在道武帝时实行过一次，在献文帝时实行过一次，此后各帝从未继续实行。献文帝和孝文帝的相关做法，原本都不是皇帝本人的意图，暗中主使这件事的，是文明冯太后在作祟。道武帝杀了明元帝的生母刘贵人，献文帝杀了孝文帝的生母李氏，孝文帝杀了太子恂的生母林氏，并说：“这是魏家的旧例。”然而魏家的旧例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太武帝的母亲杜贵嫔，明元帝从未杀她；景穆帝的母亲贺夫人，太武帝从未杀她；文成帝的母亲闾氏，景穆帝从未杀她。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从未实行茂陵杀母之诛，为什么偏偏要怀疑宣武帝？杜氏、贺氏、闾氏从未有过钩弋夫人那样的痛苦，为什么偏偏要庆幸胡嫔？所以，不杀生母的才是旧例，杀生母的反而不是旧例。冯后说：“不是这样的话，李氏、闾氏两族将会联合起来窥伺我的地位，告诉她们的子孙说：‘生子杀母，是魏家的旧例。’她们的子孙勉强应答说：‘生子杀母，是魏家的旧例。’臣民也相继传说道：‘生子杀母，是魏家的旧例。’” 史臣顺着这种说法写下来，书中便说：“生子杀母，是魏家的旧例。”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只是道武帝一时残忍的举动，冯太后借此口实把它说成旧例，史臣又顺势记录下来，实在是大错，不是实录。这就是胡灵后在后宫中施展她的长舌，把死亡说成归宿的做法。《元谌传》史书说元谌没有其他才能见识，虽然历任官职显要，当时人却轻视他，这话错了。考察赵郡王喜爱他的次子元谌，曾要让爵给他；元谌起初迁任肆州刺史，后来又增加食邑，却全都推辞不接受。他的高尚节操和平素风范，当时无人能比。等到尒朱氏谋划迁都，恐吓河阴惨祸，元谌直言抗争，毫不屈服，使强暴者的气势也为之沮丧；这不是才能见识又是什么？《北史》沿用魏氏的说法而不删改，也是一处毛病。《郑羲传》史书说：“郑羲虽然不清白正直，但后来取得天下，难道有以正义取得天下的人，却仍然蒙受不清白的名声吗？”魏收只会拘泥于章句，不懂得大义；一遇到经传中的附会说法，便败露了。由此可知，礼义文章在内外理应相互符合，魏收不敢想望能见到吾丘寿王、司马迁那样的人了。李氏仍然沿袭这种说法而不删，也是一种毛病。《杨播传》《杨播传》和《高佑传》，当时人就怀疑其中有很多溢美之词。武定、天保年间，杨愔、高德正正在掌权，魏收所说“我替二位公卿写一篇好的传记”，就是指这件事。等到仔细阅读，高佑传平平常常，完全没有谄媚的笔墨；杨播传却写成一卷，文字有数千字。说他孝顺友爱、远超众人，却一家百口全都死尽了；上天报答施予善人的方式，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尒朱氏固然属于滥施刑罚，杨氏本来没有隐蔽的罪恶，但其中也有缘饰过当、超过事实之处，史官未免确实如此。李氏明知这是污秽之书，却一一沿袭旧文，毫无删改，这是很大的过失。《尒朱兆传》秀容、渤海、术本来就是一家。尒朱氏因轻薄狡猾而丧身，高氏却凭深沉奸诈而奠定霸业。史官没有审察，反而给高氏加上举义的文辞。魏收在齐任职，谄媚的话说得像簧片一样流利，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北史》仍然沿袭这种鄙陋说法，难道也收受了从北方送来的酒肉贿赂吗？《尒朱天光传》

译据《尒朱天光传》说：建义元年夏季，万俟丑奴在灵州攻打萧寳夤，擒获了他，于是僭越称帝。等到《萧寳夤本传》，又说萧寳夤与侯终徳交战失败，带着公主和幼子，与部下百余骑从后门逃出，便投奔万俟丑奴。万俟丑奴任命萧寳夤为太傅。天光传说萧寳夤是被捆绑擒获，萧寳夤本传却说他是自行投奔。这两种说法究竟应当取哪一种？万俟丑奴狂妄僭越，按天光传的说法，萧寳夤被擒获后他才称伪号；按萧寳夤本传的说法，万俟丑奴早已狂妄僭越，萧寳夤一来便授给他官职，否则太傅这样的职位，除了至尊，还有谁能授予呢？这两种说法又应当取哪一种？而且《天光传》说萧寳夤被擒获的地方是灵州；仔细考察本传，萧寳夤曾到过平凉，后来仍然回到雍州，那么即使被擒获，也应是在雍州，而不是灵州。这两种说法又应当取哪一种？《斛斯椿传》魏收撰立《斛斯椿传》，曲意诋毁斛斯椿，是为了谄媚高王。《北史》删去了“乐于制造动乱、招致祸患”的话，却仍保留“他的本性奸佞巧诈”这句话。天下难道有本性奸佞巧诈的人，却能够辞谢店宅、接受牛只，并且留心军国大事的吗？李氏撰写《南北史》，大体都以各家史书为蓝本，史论沿袭旧说，不肯独立思考；只是对于列传旧文，有时删削来显示自己的史笔，有时滥行保留来显出原文的鄙陋。其中的美玉和石头，明显可以自行分辨。《节义传》史书记载郭琰、沓龙、超乙速孤佛保三人，搜集补录散失遗漏的史实，可以称为良史。唯独《传》中记载王玄威、石祖兴，一个以平民身份使天子丧失天下，一个以部民身份结交上官。这助长了无耻的风气，开创了侧身谄媚的先例，却仍然沿用魏氏的史书而不删去，不能用来教导后人。《梁萧传》。《北史》删去刘氏、石氏诸国而不加记载，最为恰当。唯独把萧梁缀入其中，是因为江陵这个黑子属于西魏的附庸罢了。我认为梁虽然弱小，实际上仍是中华帝室的后裔。把它列在铁伐诸部之中，难道还要像对待岛夷那样畜养它吗？把它置于篇首，从道理上说是恰当的。《高丽诸传》。各传中关于本国的事情，只有与魏、齐、周、隋相互关联的，才应当记录；否则就删去。各传的正文，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某国出自某氏之后，详细内容见于某书。各传中有许多文字其实可以不载，一两句话就能说明，也不必再烦琐地反复铺陈。《文宣纪》。《纪》记载：文宣帝宠幸薛嫔，非常宠爱她。忽然怀疑她曾与高岳私通，便无故砍下她的头，藏在怀里。到东山宴饮时，正劝酒酬答，忽然把头探出来，扔到盘子上，又把她的尸体肢解，把她的大腿骨当作一把琵琶来玩弄。众人惊恐万分，无不吓得胆寒。《后妃传》说：“薛嫔本是娼家女子。十四五岁时，被清河王高岳看中。她的父亲请求把她纳入宫中，她受到极其宠爱。她的姐姐也一同入宫侍奉。”文宣帝后来知道她先前与高岳私通，又因为她的父亲请求授予司徒公之职，皇帝大怒，先把她的姐姐锯杀。薛嫔当时已经怀孕，生产后也跟着被杀。《纪》说“无故发怒，是一时突然暴怒”，《传》却说“生产后才施刑，行刑是逐步进行的”。《纪》和《传》的说法，究竟应当听从哪一个？考察《清河王传》，文宣帝把薛氏的姐姐悬起来，并刻字说明杀她的原因，责备高岳与奸民之女通奸。它的说法大体与《后妃传》相同。《纪》只是想更突出文宣帝的暴虐，所以措辞不免出现两种说法。《段韶传》。《传》说：周文帝派将领率领羌、夷，与突厥合兵，逼近晋阳。武成帝从邺城加倍赶路前往救援。当时大雪纷飞，诸将有人想出城迎接。段韶说：“不如列阵等待他们，他们疲劳而我军安逸，必定可以击破他们。”于是大败敌军。等到查阅高赵郡王的传记，却不是这样。《传》说：“这次战役，段孝先持重不与敌军交战，从晋阳迷失道路，被敌人屠杀，连一个同类也没有留下。” 斛律光从三堆返回，皇帝因为遭遇大敌，抱着他的头哭泣。任城王高湝进言说：“何至于此？”斛律光当着皇帝的面指责孝先说：“段婆很善于为送女客。”于是皇帝认为高叡有才能。由此说来，只知道追求敌人的，是高须拔；能够坚守不出、容忍敌人从头边经过的，是段孝先。孝先坚固壁垒，以持久战使敌军疲惫，这也是将门所崇尚的做法。明月一向以懂军事著称，为什么要轻易出言反驳？难道这不是实录吗？如果说孝先的才略并不在明月之下，那么为何使铁勒的老将也佩服他，却又让他的儿子在至尊面前受到贬斥呢？再查阅高叡传，却说他犹豫观望、怯懦不决，孝先免不了有辱国之罪；查阅孝先传，却说他老谋深算而成就壮举，所有优点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件事情在一部传记和另一部传记中都出自李氏之手，却彼此完全相反，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邢邵传》。

译关于设置学校的一篇奏疏，是魏收所写的。李延寿把它混入《邢邵传》中，大概是沿袭李百药的史书，却忘记了其中的讹误。不过，李百药与李延寿两人的记载又略有不同：李百药认为是与魏收一同上奏，李延寿认为是与元义一同上奏。把魏收改成元义，应该是因为见到了灵太后的答诏，怀疑这时元义尚未被任用，于是稍作改定。只是没有想到，这篇奏疏上奏于永泰、太昌年间，元义、胡后早已成为坟中的枯骨，怎么可能同他一起上封事，并且还希望得到诏令讨论呢？这是史书记载中可笑的一处。《传》中记载宣武帝年纪尚轻，崔暹常常劝他以礼接待名贤。因为邢邵一向有名望，所以请求征召他。宣武帝非常亲近和敬重邢邵，常常另外召见他。邢邵过去鄙视崔暹没有学术，在谈论之间，便说崔暹一无所知。宣武帝回来后，把邢邵的话告诉崔暹，并且说：“这个人不能亲近。”崔暹对此很怀恨。邢邵上奏魏帝发布诏令，任用妻兄李伯伦为司徒祭酒。诏书已经发出，崔暹立即启奏宣武帝，要求追究邢邵擅自作主的罪过。邢邵因此受到疏远。等到查考崔暹本传，却又不是这样。崔暹受到的亲遇日益深厚，喜欢荐举人才，说邢邵应当亲近和重用。在谈论之间，邢邵于是诋毁崔暹。文襄帝不高兴，对崔暹说：“你说子才有长处，子才却说你的短处，这真是个痴人。” 崔暹说：“子才说我的短处，我说子才的长处，都是事实，并不是痴人。”把这两件事合起来看，同样是荐举一个人，而被诋毁以及被诋毁后能否容忍，两种记载却相差很大，竟然都是同一个崔暹。为什么他在宣武帝时期深怀猜忌、刻薄急迫，在文襄帝朝却变得豁达大度？在宣武帝时期便怀恨，在文襄帝朝却能够容忍。同一件事前后说法不同，宽容和忌恨突然改变，这一定是史官喜欢发表议论的过错，以致记事互相矛盾。况且秀容已经衰败，渤海才兴起。宣武帝时期，六镇的跋扈刚刚显露，尔朱氏的反迹还没有出现。这时的贺六浑不过是一个鲜卑客人罢了，高氏的霸府在哪里？崔暹怎么会突然掌权受用？宣武帝朝尚且没有崔暹的踪迹，那么荐举邢邵一事，在崔暹传中可以存在，在邢邵传中却应当删去。有人说：“玩味《邢传》原文，宣武帝应当是文襄帝，也是一时记载时的笔误。”如果这样，那就更无法处理崔暹本传了。总之，后代史官长期不懂得阙文的意义，专门选取耸人听闻的事情，不顾前后抵牾，所以像盟密、夏五这样的文字，这种风气遥远得再也不能恢复了。《儒林张景仁、张雕武传》。张景仁凭借八体书法求得仕进，此外没有其他技艺，把他列入《儒林传》，只是白白玷辱了缝掖儒生。李铉、冯伟如果有见识，就应当同他断交。张雕武为人正直，忠于职守而不顾自身，因忠谏被杀，在生死关头表现得十分伟岸，值得称道。这里应当举出他的大节，隐去他的小过。《传》中因为张景仁与张雕武同谱，便说张雕武与娅胡儿交往，并与他相互呼应，仿佛始终是同一个人。起初在琐屑婚姻关系旁屈意求全，最终却在万乘之君面前抗颜直谏，哪有这样的道理？《北史》甚至说他年轻时面貌俊美，被王元则所喜爱，曲意列举断袖之欢，用来贬低传经儒士的雅正。史官帮助人成全名声，不应当做到这种地步。《胡长仁传》。太白侵食昴宿的变异，《北史》认为应由胡长粲、胡长仁二人承担。考察可知，胡长粲任赵州刺史，昴宿属于赵地的分野，刺史应当承担那里发生的灾祸。徐之才的说法，确实是有根据的。等到胡长仁被赐死时，又用同样的占辞说：“太白侵食昴宿，对胡王不利。”这是因为长仁姓胡，又被封为陇东郡王。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井宿、鬼宿出现异常，就一定会伤害秦宓的宗族；牛宿、斗宿呈现妖异，就一定会灭绝吴均的家族。安定郡衣冠世族的后裔，毫无缘故地变成了头戴旄羽、身披鳞甲之类的异族，这种牵强附会编成的说法，只能令人发笑。《恩幸郭秀传》。《传》说：“郭秀受到的亲信宠爱日益加深，张伯德、祁仲彦、张华原这些人，都深深地依附于他。” 我认为这不是实录。考察张华原，他是奉公守法、善于治理的官吏，在齐代的政绩和操守被推为第一，怎么会与小人结交？他或许只是稍微给予礼貌，不严厉拒绝他罢了。否则，就是仿效杜征南的旧事，送财物给洛阳的权贵，使他们不至于给自己制造困难。史官贸然加以深文周纳，会使行善的人感到恐惧。《苏夔传》。《传》说：“性情倾险，没有操行。”《论》却说：“志向见识深沉敏锐，方正雅正，值得称道。”一篇传记和一篇史论，为什么相互背离得如此厉害？考察李氏《南北史》的绪论，大多是割裂成篇，仓促写成，抄袭前人，几乎没有自己的笔墨，偶尔有一点自己的话，也只是一小部分。李氏的史书，大体上详于《纪》，严密于《传》，疏略于《论》，总体情形就是如此。总之，撰写史书的体例，某人的贤能或不肖既然已经记载在本传中，那么所谓论、赞、评，都属于多余的枝节。如果没有新的论断，没有与本传相互补充的别的见闻，写完传记之后不必再写论。伟大啊，本朝宋、王二位公修撰《元史》，在这一点上高出他人一等了。《杨素传》。考察杨素跟随齐王宇文宪攻克晋州时，宇文宪的军队驻扎在鸡栖原。齐主率大军到来，宇文宪害怕，连夜逃走，被齐军追赶，军队大多败散。杨素和十多个骁骑竭力苦战，宇文宪才勉强得以逃脱。等到查阅《文帝十三王传》，却完全不是这样。齐王宇文宪传说：“齐主听说晋州被围，亲自前来救援。当时陈王宇文纯驻扎在千里径，大将军、永昌公宇文椿驻扎在鸡栖原，大将军宇文盛守卫汾水关，都接受宇文宪的节度。”由此说来，驻扎在鸡栖原的是永昌公宇文椿，而不是齐王宇文宪。宇文宪传又说：“宇文宪秘密对宇文椿说：‘用兵是诡诈之道，你现在扎营，不必张挂帐幕，可以砍柏树搭成庵棚，让敌兵离开后仍然使敌人疑惑。’”当时齐主亲自率领大军与宇文椿对峙，宇文盛飞驰报告紧急情况，宇文宪亲自去救援。齐军立即退去，宇文盛与侯莫陈芮追击，斩获很多。不久宇文椿报告说齐军逐渐逼近，宇文宪又去救援。恰好接到诏令召回，于是率军连夜返回。齐人果然把柏树庵棚当作帐幕，没有怀疑军队已经撤退。第二天才明白过来。由此说来，前去救援的是齐王宇文宪，撤退的不是齐王；奉诏连夜返回的是齐王，因害怕而连夜逃走的不是齐王。交战并斩获敌人的是齐王宇文宪，勉强逃脱的不是齐王。齐王用柏树庵棚作为疑兵，齐人并没有追赶，而是率领宇文盛、侯莫陈芮苦战。杨素为什么不在这两人的传记中列出姓名，竟然矛盾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这样解释：“《周书》成于令狐德棻，《隋书》成于魏征，两人各自应当有所依据，后人无法判定谁是谁非。至于《北史》出自一人之手，编写齐王宇文宪传时把功劳归于齐王，却没有提到杨素；编写杨素传时又过分赞美杨素，把齐王说成与覆军之罪相同。这大概是沿袭两家已经成书的史籍，不再详细校勘罢了。” 《史纠》卷三。钦定《四库全书》。《史纠》卷四。（明）朱明镐撰。《新唐书》。《高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