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纠卷六

译来护儿率领楼船到达沧海，等等，到达之后，于是撤军【魏征《隋书》】率领楼船，等等，到达那里，于是回军【《北史》】这件事《隋书》的记载是真实的：来护儿失利，把军队驻扎在海边，高建邀战；他并没有丧失首级，而《北史》却改窜《隋书》的记载，措辞多有溢美，正是因为来瑗、来济同时做了显贵的官。当时有话说：“虞世南的儿子做工匠，来护儿的儿子做宰相。”他的儿子掌握国政，于是考订父亲自然应当得到一篇佳传。房彦谦只是琐碎卑微的官职，却因为房乔而为他立传，铺陈到五六百字。魏季景、魏长贤，《魏书》本来没有为他们立传，却因为魏文贞而收入《北史》，这是史官一时的风气习惯。论《齐书》《周书》《隋书》之后 考察李氏史书与各书的异同，北朝史书比南朝少。大概是因为修《北齐书》的是李百药，修《北周书》的是令狐德棻，修《隋书》的是魏征，三人的官位高、声望重，又都是李氏的姻亲辈。李延寿承接大史家的旨意，才完成了著作。魏伯起的书有的地方或许多有翻案驳正，三位公卿所修的史书哪里敢删改原稿？所以相同的占十分之九，不同的占十分之一。郑渔仲记载史书到《隋书》为止，唐书、五代史便不再措辞评论，只因这两部书交给欧阳修、宋祁等前代名家来写，不敢彼此判定异同。郑氏的原则同李氏相合，可以挽救文人互相轻视的过失。我常见后生写作，眼界和学识并不多，一遇到前辈，便总想反唇相讥。曹子建所说的季绪琐碎浅薄，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听到李氏、郑氏的风范，人也应当完全改变想法而惭愧汗颜了。新旧《唐书》的异同【旧书为刘煦所著，新书为欧阳修、宋祁所著】武后本纪 已故司空李绩的孙子、柳州司马徐敬业，假称扬州司马，杀死长史陈敬之，占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正恢复为借口【旧书】柳州司马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声称要讨伐叛乱【新书】这种书法已经为紫阳《纲目》开了先例。三国鼎立时，以蜀为正统，这种说法起于习凿齿。高贵乡公惨死南阙，书中写“弑”，其中的含义起于萧颖士。皇帝在房陵时，书中写“拟干侯”，这一论断出自沈既济。紫阳一一遵循了它们，必须知道大儒也自有依据和蓝本。文宗本纪 开成元年正月丙辰望日，发生了日食【旧书】正月辛丑朔日，发生了日食【新书】记载在晦日发生日食的有这类说法，记载在初二发生日食的也有这类说法；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望日发生日食的情况，这就是掌管史事的人出了差错。应当以新书为准；至于晦日、初二的说法，也同样是掌管历法的人出了差错。日食没有不是发生在朔日的，或许是平朔、定朔的立法还不够精密。我曾读《宋史》，宁宗庆元四年九月，太史上奏说白天发生月食，后来他的说法又没有得到验证。白天发生月食，既然这样，难道就可以说望日发生日食吗？太史喜欢故意说些迂腐怪异的话，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有人说：开成元年的元旦，史官因为忌讳而错误记录了，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诸志 “监察御史里行”这一官名，贞观初年，马周以平民身份被任用，唐太宗命他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从此沿用“里行”这个名称。龙朔元年，任命王本立为监察里行【旧书·职官】龙朔元年，设置监察御史里行。武后文明元年，设置殿中里行。后来又专门以“里行”作为官名【新书·百官志】“监察御史里行”这个名称，不是从龙朔年间才开始的，旧书的说法较为详细。考察官制，把唐太宗诏敕中的话写入官衔的，共有三种：一是监察御史里行，二是平章事，三是同中书门下三品。贞观八年，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官位，唐太宗下诏让他每隔两三天到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看来，“平章事”不过是用来诏命李药师的说法，起初并不是官名；而“平章事”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李绩以太子詹事的身份同中书门下三品，意思是与侍中的官职相同，这也是诏敕中的话，起初并不是官名；而“同三品”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高宗时，张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于是“同三品”这个名称从张文瓘开始正式进入官衔。永淳初年，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平章事”这个名称从郭待举、岑长倩开始正式进入官衔。龙朔元年，任命王本立为监察御史里行，于是“里行”这个名称从王本立开始正式进入官衔。推究它们的来历，都是唐太宗一时的诏令言辞，后来便相沿成为制度，这是不可不考察的。吴王恪传 《新唐书》对于诏敕一类的文章大体删去不录，往来书信和教令也一定加以删改。自宋代穆伯长、苏子美的古文流行以后，人们极力纠正西昆体，鄙薄它过分铺张。凡是遇到排偶句式，全都改成散文。我认为，一代帝王的诏令自有它的文体，何必删去旧作，委曲迁就自己的文笔？即使是学士起草诏书，也未必全都出自皇帝亲自裁定；而各种诰诏的排列，有时正可以完备地保存一个朝代的诏令文书。《新唐书》不如《旧唐书》保存事实。吴兢传 他的儿子进献吴兢所撰的《唐史》八十多卷，说其中事情多有错误，不如他壮年时所作【旧书】吴兢叙述事情简明核实，被称为良史，世人称他为当今的董狐【新书】吴长垣才华出众，擅长撰写史书，风骨气节挺拔。他驳倒了燕公的诘问，解开了相王的狱案；既然大节已经没有瑕疵，那么他所撰的论著怎么还会再有错误呢？据考，吴长垣在长安景龙年间，私下撰写《唐春秋》，直到最后也没有完成。集贤院讨论编次他的著作，只得到六十多篇，卷数篇帙也没有听说超过八十卷。他又因为记载史事不当，被远谪到荆州。当时燕公执掌国政，难免把个人好恶带入其中：最初认为有错误的，是燕公主持此说；后来认为有错误的，是李哥奴主持此说。旧书难道就是沿袭了他们的说法吗？韦述《传》中说，令狐德棻、吴兢二人撰写武德以来的国史，都不能完成；韦述接手起草，才开始分为本纪和列传。既然如此，八十多卷的书，或许是他的子弟所撰，并非出自吴长垣之笔，这一点也无法知道。《骆宾王传》据考，骆宾王潜藏在蒜山，途中在五陵遇到风阻；王那相推刃之事，已经和唐杜等人一同丧命了。假如他仿效张俭逃亡，而自行招致秦始皇那样的大搜捕，那么为什么在滥施刑罚之时，偏偏还要保留宽政呢？《新书》的说法，绝不是实录。它的源头是唐人的小说杂说；唐人最憎恶宋延清，必定要把他写得丑陋不堪才罢休。至于灵隐寺题诗和楼观门对的诗句，说是骆宾王窃取了老僧的作品：那个老僧其实就是骆宾王为避祸而剃发出家的人。事情辗转流传，荒诞失实，毫无根据。宋子京喜欢采录小说杂说，夹杂到正史中；骆宾王逃亡后不知所终，他大概是受《唐记》《纪事》等书的影响，于是采录这些说法写成文章罢了。《柳公绰传》

译柳公绰，字起之【旧书】柳公绰，字宽，小字起之【新书】这个记载在《新书》中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刘书凡是遇到字，往往就把它改掉。房玄龄的字是乔，颜师古的字是籀，刘书全都把字当作名，把名当作字。至于把柳宽的小名起之当作字，它的错误与房玄龄、颜师古两传相同。据考，颜籀的祖父颜之推，字介；他的弟弟颜相时，字睿；这都是单字为字，颜氏自有家法。刘氏把字当作名，是没有考察清楚。至于陆长源本来字泳，却加上一个字称作泳之；李叔明本来字晋，却加上一个字称作晋卿。在刘氏的意识中，几乎不知道古人有单字为字的情况。《书新旧唐书后》《旧唐书》有传而《新唐书》没有传的，共二十七人：祖孝孙、唐衢（字文籍）、韦辞、王正雅、张〔原文缺名〕、杨〔原文缺名〕、赵仁本、赵道兴、阎巨源；《良吏传》的李君球、李璇；《酷吏传》的万国俊；《忠义传》的成三郎、尹元真、邵真、赵晔；《文苑传》的邓玄挺、李拯；《方伎传》的僧人玄奘、神秀、一行；《隐逸传》的王守慎、徐元纪、孙处玄；《烈女传》的魏衡妻王氏、宋廷瑜妻魏氏、女道士李玄真。《新唐书》有传而《旧唐书》没有传的，共一百三十人：元结、顾少达、郑珣瑜、杜惂、郑薰、韦博、王铎、康承训、牛元翼、傅良弼、李寰、高师厚、赵犨、邓处讷、陈儒、裴坦、郑延昌、王溥、卢光启、周宝、刘巨容、赵德諲、杨晟、顾彦朗、王敬武、孟方立、杨行密、孙儒、刘建锋、马殷、成汭、杜洪、锺传、刘汉宏、张雄、冯弘铎、王潮、刘知谦；《忠义传》的王行敏、李育德、吴保安、张兴、蔡廷玉、朱体征、张伾、周曾、王碣、吴镣、张逊、孙揆；《卓行传》的权皋；《孝友传》的任敬臣、友叔、才程、袁师武、弘度、宋思礼、郑潜曜、沈季铨、许伯会、侯知道、程俱罗、何澄粹、李兴、陈饶奴、许法慎、杜攒、王博武、万敬儒、章全益；《循吏传》的罗珦、韦丹、薛元赏、何易于；《隐逸传》的孟诜、秦系、张志和、陆羽、陆龟蒙；《儒学传》的沈伯仪、彭景直、张齐贤、殷践猷、陈贞节、施敬本、卢履冰、王仲丘、康子元、赵冬曦、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啖助、赵匡、韦彤、陈京、林蕴、韦公肃；《文艺传》的苏源明、皇甫冉、柳并、欧阳詹、李频、吴融、吕尚、郑虔；《列女传》的房玄龄妻卢、李畬母郑、廉妻李、符凤妻高、睿妻秦、王琳妻韦、卢惟清、徐饶娥、安南贼帅陶斋亮母金、高彦昭女、李侃妻杨、贾直言妻董、李妙法、谢小娥、杨含妻萧、李廷节妻崔、殷保晦妻封、李拯妻卢、山阳女、赵〔原文缺名〕、周迪妻朱、延寿妻王；《方伎传》的姜抚、杜生。【凡是不单独立传、但事迹有时在其他传中出现的，不予记录。】吴溆在《旧书》中列入《外戚传》，在《新书》中列入《忠义传》。元总秀在《旧书》中列入《文苑传》，在《新书》中列入《卓行传》。甄济在《旧书》中列入《忠义传》，在《新书》中列入《卓行传》。阳城在《旧书》中列入《隐逸传》，在《新书》中列入《卓行传》。司空图在《旧书》中列入《文苑传》，在《新书》中列入《卓行传》。孙思邈在《旧书》中列入《方伎传》，在《新书》中列入《隐逸传》。武攸绪在《旧书》中列入《外戚传》，在《新书》中列入《隐逸传》。薛怀义在《旧书》中列入《外戚传》，在《新书》中附见于《武后传》。贺知章在《旧书》中列入《文苑传》，在《新书》中列入《隐逸传》。详细考察这些人的归类，新旧两书虽不相同，但《新书》的处理较为正确。只有把贺知章列入《隐逸传》，实在令人惊愕。贺监官位已经做到三公，年过悬车之年，偶然请求赐给镜湖，便称作高尚脱俗；如果这样就充作隐居山人、随驾隐士，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不惭愧于青史了，又凭什么使王无功、陆鲁望等人的心悦服呢？刘书把薛怀义塞进《外戚传》，他与武后私通而得宠，外表上或许算是有外戚关系，但与外戚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吕后时的辟阳侯、冯后时的中山王，都可以接连附会为椒房之亲了。这些都是史官下笔不合体例；《新书》和《旧书》在这一点上同样是一丘之貉。刘书设置《志》十一篇，欧书设置《志》十三篇。刘书把《礼仪志》和《音乐志》分为两志，欧书把礼、乐合为一志，却把仪卫、车服分为两志，把选举、百官分为两志，把兵、刑分为两志。《旧唐书》则有《舆服志》，没有《仪卫志》；有《职官志》，没有《选举志》；有《刑法志》，没有《兵志》。至于《宰相年表》《方镇年表》《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等表，以及《卓行传》《藩镇传》《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都是刘氏没有完备编写、而欧阳修、宋祁二公增补修订的部分，比旧史精彩得多，这是一次变化。据考，《五代史·刘昫传》只说他监修国史，根本没有提到修《唐史》一个字。难道是欧阳永叔为前人回护，埋没了他的功劳而不予记载吗？还是刘归义本来就缺乏文采，只是因为旧例而署上他的名字呢？传中说，有一朝臣为了避祖父的名讳而辞让官职、不肯接受任命；中书省起草诏敕说：“听到名字，内心惊惧。”刘昫立即提笔把它删改成：“有耻且格一时。”传文把这件事当作笑话。由此说来，刘氏的文采大体也可以看出来了。然而《旧书》在是非判断上颇不荒谬，常常和《新书》各自成说、互相抗衡。应当是《旧书》由许多家共同编成，只因刘归义的官望最高，才推举他作为名义上的主编。偶然读到吴缜《新进唐纠缪表》，其中说：“五代天福年间，大臣赵莹等人编辑旧闻，编次实录，草创卷帙，大略建立了体例。”那么，宋代流行的，或许是赵莹的《旧唐书》，而不是刘昫的《旧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广泛采录家传、小说杂说，间或采用《唐书》，往往又超出刘、宋两家著作之外。我私下怀疑，刘道原等人也有过删削增改。如今从《咸林》一表来推测，难道所采用的还是赵莹的版本吗？本朝杨升庵急切地推崇刘书，始终不肯放下；甚至举出姚崇向玄宗陈说十件事的例子，把《旧书》和《新书》相比较，认为宋祁远不如刘昫，相差不止百里。然而这十件事《旧书》并没有记载，即使在宋子京、姚元之的赞语中也已经明白说明了。这件事原本出自吴兢《升平录》，杨升庵想把美名归给《旧书》，便径直把吴兢的文字错误地说成刘昫的记载罢了。我偶然评论《旧书》，所以一并提到这件事。

译《史纠》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