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纠卷四

译突厥在白道杀死刘武周，欧阳修、宋祁的《新书》认为是在武德五年，刘昫的《旧书》认为是在武德三年，司马光舍弃《新书》而采用刘昫的说法，他一定有所依据。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废除浮屠、老子的法令。考察高祖在辛巳日所下的诏书，不过是淘汰僧尼、禁止增建寺观，并不是废除佛、道二教。况且武德七年十月还曾亲临终南山，拜谒老子祠。这道诏令下达后，事情最终也没有实行，既没有废除，也没有重新恢复。史书说四月废除浮屠、老子之法，六月又恢复浮屠、老子之法，两处都不是实录。根据刘昫之书，辛巳日的诏令也在五月，而不是四月。《太宗纪》。《纪》说：太宗把宗室郡王降爵，凡是没有功劳的，降为县公。这是史官记载错误。宗室是降为郡公，不是县公。吴缜纠正这一错误，说得很对。吴缜又说：《纪》中太宗享年相差三年多。仔细考察年历，太宗生于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去世时已经七岁了。把大业十三年、武德九年、贞观二十三年合计，应当是五十二岁。现在《纪》说享年五十三岁，相差一岁。按照吴氏的说法，太宗享年就是五十岁。吴氏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错误，应当以刘昫《纪》为准。刘昫的书说太宗享年五十二岁。《高宗纪》。总章二年，冀王旭轮改名为轮，这些都是史官记载方式上的错误。冀王原名就是旭轮，只不过后来奉令改为单名，并不是一开始曾经改过名。《新书》和《旧书》的记载方法各有长处和短处。比如房遗爱、柴令武谋反一事，荆王元景、吴王恪并没有参与同谋，是长孙氏等人憎恨他们，强行把他们牵连进去，使他们被杀。《旧书》把这些事混在一起记载，只说：“房遗爱、元景恪、薛万彻、柴令武谋反，伏法诛杀。”《新书》却写道：“驸马都尉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谋反，伏法诛杀；杀死荆王元景、吴王恪。”是非判断分明，确实不逊于《春秋》的笔法。这是《旧书》不如《新书》的地方。高宗改元十四次，《旧书》对于改元的原因一定详细说明，《新书》却常常略去，只记载改元。旧书在永徽年间一定写七年，在显庆年间一定写六年，其余年号也都以此为准。《新书》直接称元年，不写七年、六年等文字。不知道这些年号中，只有麟德年间可以按照欧氏的书法，因为事先已有诏书准备改元；其他年号却不是这样，有的在二月改，有的在三月改，有的在八月改，有的在十二月改。在改元以前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连同前一年的年号一起记载。由此可知，刘氏书中写永徽七年、显庆六年的做法，确实不能改动。一打开书就清清楚楚，仿佛拨开云雾看见青天。这是《新书》不如《旧书》的地方。《中宗纪》。景龙元年七月，皇太子率羽林千骑兵诛杀武三思，没有成功，因而死去。这是史官记载方法上的错误。当时武三思及其儿子武崇训已经被诛杀了，哪里还有什么“没有成功”？不过是众人都自杀身亡，起兵反抗而自取灭亡罢了。《玄宗纪》。《纪》写得简略，《传》写得详细，这是史书体例本来如此，但删削过多，未免太简略了吧？玄宗年事已高，王者之心日益放纵：有时驾临勤政殿，屡次登上花萼楼；君臣举行曲宴，赏花赋诗；甚至皇帝邀请宴会结束后乘车离去，醉酒的大臣得到床褥赏赐；休假时纵情游乐，还下令不要进入官署。每隔十日或节日设宴，官府赏赐钱财，有一半成为值得夸耀的盛事，全部都属于放纵的过失。史臣竟隐没不写，拿什么给后人借鉴？等到玄宗从西蜀回銮，登临南楼，肃宗徒步上前牵住马缰，上皇抚摸他的背而使车停下，父子欢然相见，充分彰显孝道；史笔却没有涉及，后代还能看见什么？至于李林甫任平章事，史书写道：“这一天大风拔起树木。”杨贵妃入宫侍奉，史书写道：“把寿王妃杨氏度为道士，法号太真。”《春秋》的笔法谨严，史笔凛然，旧书的体例哪里敢望其项背？只是杨氏固然是祸水，安禄山尤其是祸乱的根源，宠信他而任为使相，假借王爵给他封爵，这些事在《纪》中竟然一件也没有记载。吴缜以此为《纪》疏略之病，不正是这样吗？《肃宗纪》。《肃宗纪》说：“乾元元年十月，立俶为皇太子。”《代宗纪》又说：“乾元元年四月，立俶为皇太子。”两部《纪》相差究竟有多远？一部认为是四月，一部认为是十月。根据《旧书》考察，代宗实际上是在乾元元年五月正式成为太子，因此十月、四月的记载全都错误。《代宗纪》。代宗天性仁厚，远远超过世上的君主；但过分尊崇宦官，是他最大的缺点。对藩镇姑息迁就，是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如此。肃宗只有柳甫被诛杀，河朔便迅速失守；代宗却矫枉过正，逐渐发展到把缰绳交给别人。至于他对待功臣很有分寸，敬重郭子仪，使他功劳虽高却不感到恐惧。仆固怀恩罪恶滔天，代宗却体恤他的老母，把他的幼女嫁出去。这样的做法，即使武臣悍将也可以被感动得流泪。与那些猜忌猜疑的君主相比，他们在功臣用尽之后便藏起弓箭，罗织深文密网，诛灭株连很快就波及族人，哪里只是相差十倍百倍、千倍万倍呢？欧阳修把代宗列为中等才具的君主，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刘昫的话说得好：“因为罪责自己而使仆固怀恩受到伤害，停止奏乐而哀悼神功；惩治元载、常衮等人的奸邪，重视常衮、杨绾等人的儒雅；修养自身以消除星变，侧身自省以谢罪于灾异。”古代贤君也未必能做到这样，但仍有作梗负恩、使军队劳顿、使赋税困弊的人，大概是阳九之厄还没有平息，难道是君主治道的过错吗？《德宗纪》。德宗三年十月壬辰，射生将韩钦绪谋反，伏法诛杀。考察可知，韩钦绪是游瓌的儿子。韩钦绪叛乱，牵连到妖僧。德宗因为他是功臣的儿子，特意赦免了他。被诛杀的只是妖僧李广弘及其余党一百多人。韩钦绪从未真正受到正法处刑。《昭宗纪》。

译景福元年十月，河东将领李存孝倚仗擒获孙揆的功劳，闷闷不乐，期待得到报答。等到李克用任用康君立，李存孝更加不满，于是占据邢州，与张浚互通。《本纪》写道：“河东将领李存孝以邢州反叛，归附朱全忠。” 乾宁元年三月，太原军攻陷邢州，擒获李存孝，使用辕裂之刑处死他。《本纪》写道：“李克用进攻邢州，擒获李存孝，把他杀死。” 一种说法是“叛”，一种说法是“寇”，这是史官代替朱温、李克用执笔了。假如存孝果真反叛，那么对于克用就不应写“寇”；假如克用果真是寇，那么对于存孝就不应写“叛”。况且当日邢州的据守，实际上是与张相联合抗衡，并没有向朱梁送交降表。克用心里只是把他指作叛臣，所以对于存孝不能说是“叛”。即便河东州的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交战，自己擒拿自己的将领，也没有侵犯天子的疆土、杀害天子任命的官吏。朱温心里只是把他指作寇贼，所以对于克用不能说是“寇”。写作“寇”、写作“叛”，两方面都错了。至于记载事情的年月相差错乱，李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在懿宗咸通十三年，本纪却认为是僖宗干符五年；宋威杀王仙芝的贼党尚君长，在干符五年，本纪却认为是干符四年。疏漏错乱的弊病，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各志、各表 本纪与各志都出自欧阳文忠之手，但所记载的灾异祥瑞的年月日却彼此不同。武德二年的地震，在高祖纪中是九月乙未，在五行志中却是十月乙未。贞观七年的雨土，在本纪中是二月丁卯，在五行志中却是三月丁卯。贞观十二年松丛发生地震，在本纪中是正月乙未，在五行志中却是正月壬寅。贞观十三年云阳有石头燃烧，在本纪中是四月壬寅，在五行志中却是三月壬寅。武后垂拱二年，新丰有山涌出，在本纪中是十月乙巳，在五行志中却是九月己巳。僖宗干符年间五月发生风雹，在本纪中是干符五年五月丁酉，在五行志中却是干符六年五月丁酉。这两种记载究竟应当取哪一种？应当拿这些问题去询问司马洓水和刘道原。旧书烦琐，新书简略；旧书疏漏，新书严密。这是它们大致的情况。旧书设立十一本志，新书设立十三本志，并增加了仪卫志、兵志、选举志。旧书没有表，新书则设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旧书只把武后列入帝纪，新书既为武后立纪，又为武后立传。新书在各传之外，又设立卓行传、藩镇传，以及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所有这些体例，都明显超过刘史，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地方。不过，其中也有可以改进的：宰相世系似乎可以删去，遥远的华贵后裔，只是徒然供人一笑。郭崇韬哭拜汾阳王郭子仪的坟墓，狄武襄公笑着辞谢梁公的诰命。郭崇韬、狄武襄的见识，究竟谁高谁低？可惜修史者没有看到这一点。新书不应删而删掉的，是帝纪中的诏敕；新书应删而没有删掉的，是各位宰相的世系。帝王诏书详细记载下来，刘书很值得阅览。即使由学士起草，也未必全部出自皇帝亲自裁定；但把诏诰逐一列出，也可以用来完备一代史书立言的体例。欧阳氏全部删去不收，这难道不是新书稍稍逊于旧书的地方吗？宰相世系中的错误不止一处：苏瓌字昌容，却说成字廷硕；廷硕是苏颋的字。苏震本来是苏瓌的曾孙，却说成七世孙；七世相隔，未免太遥远了吧？李晔本来是李承的兄长，世系中却把兄长写成弟弟。李藩是李承的儿子，世系中却把“藩”写成“潘”。李晟的高祖名叫芝，苏颋的曾孙名叫翔，却都删去不载。于惟谦曾任中宗的宰相，但于氏世系表没有记载；武什方曾任武后的宰相，但武氏世系表没有记载；李藩曾任宪宗的宰相，但李氏世系表没有记载；郑綮曾任昭宗的宰相，但郑氏世系表没有记载。诸如此类的疏漏，不止一种。代宗母吴皇后传 传中所记载的内容，大半都是虚构的。吴皇后入宫时，肃宗还没有成为太子。林甫陷害东宫时，代宗已经长成儿童。所谓出生三日洗儿、乳母擅自调换孩子，既不合实际，也不合常理。宋代修撰《唐书》时，命翰林学士各自搜集奇闻异说，每人抄录一份，用来补充旧史没有记载的内容，因此稗官野史接连不断地汇集而来。只求故事悦耳，不顾是否符合事实；借用南董记言的职掌，竞相炫耀王何搜集掌故的长处，这就是它的缺点。咸林吴氏驳斥此事，论证极其详细，现在全部载录如下。吴氏的文章多有删节，这里纠正其中的错误说：现在考察本纪，代宗在大历十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这一年是己未年，推算他的出生年份，实际应是开元十五年丁卯年。而李林甫到开元二十年才成为宰相，并且考察林甫本传，他在成为宰相以前，也没有策划什么阴谋来陷害东宫的事情，这是第一条证据。又考察开元十五年，太子瑛还在东宫；到开元二十五年，李瑛才被废黜；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肃宗才成为太子。这一年是戊寅年，那么代宗已经十二岁了，这是第二条证据。况且肃宗既已成为太子，他宫室之内的庭院清扫、乐器整饰，都应当各有主管官员负责，哪里会有皇帝车驾刚到，而有关官员却安然不加以清理整治的道理呢？这是第三条证据。代宗既是嫡长孙，又在出生三日时由玄宗亲自临临，为他沐浴，这件事的身份和分量已经很重了。那个乳母怎么敢轻率地把另一个孩子拿来调换？对上欺骗皇帝，对下调换皇孙；仔细追究她说法的情状，简直像戏剧一样。即使是普通臣民之家，也不至于这样，何况是在皇帝面前呢？这是第四条证据。由此说来，吴皇后传中所说的内容虚假荒谬，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大概是出于传闻小说的增饰之辞，不足以取信于后世。高宗三女，睿宗十一女

译高宗的女儿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四十岁还没有出嫁，武后便把她们嫁给卫士。太子弘传记载了此事，但两位公主的本传却略去不谈。义阳公主下嫁权毅，宣城公主下嫁王朂。这两人就是太子传中所说的“应当嫁给卫士”的人吗？吴氏纠正错误，认为“四十岁未嫁”的事情似乎有其事，实际上却是虚构的，这话确实正确。萧淑妃遭难那一年，大约与武后入宫的年龄相近；她的女儿当时即使被幽禁在掖庭，也应当还在童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怎么会已经满头白发呢？根据宣城公主本传，她下嫁的是颍州刺史王朂，这清楚说明王朂是刺史而不是卫士。至于权毅的官职虽然大致无法考察，但王朂显然列在仕籍之中，本来就不是老兵卫士，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即使说尚主之后才授给他们美官，本传为什么不明确说明前后原委，却直接写作“下嫁颍州刺史”呢？这样看来，“四十岁未嫁”固然是虚构的，“下嫁卫士”也同样不真实。太子弘传说：“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被幽禁在掖庭，四十岁还没有出嫁。”太子弘听后悲伤怜悯，请求让她们出嫁；武后大怒，就把她们分别配给应当嫁给卫士的人。公主传说：“义阳公主下嫁权毅，高安公主原先封为宣城公主，下嫁颍州刺史王朂。” 这是两篇传记彼此矛盾的地方。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阳，凉国公主又嫁给薛伯阳；中宗的宜城公主下嫁裴巽，睿宗的薛国公主又嫁给裴巽，难道是两位公主同时嫁给同一个人吗？还是荆山、宜城公主早年出嫁，而凉国、薛国公主后来承接婚姻关系？史书没有明确文字，只是把疑问传留下来。这本来就是草率的记载，不是可以牢靠依据的书。咸林吴廷珍说：“高宗生于贞观二年戊子年，孝敬皇帝在上元二年乙亥年去世。从戊子到乙亥，高宗才四十八岁，怎么会有四十岁的女儿呢？” 玄宗的女儿 书中说玄宗有二十九个女儿，但逐一计算却是三十个女儿；即使虫娘曾被厌弃，到代宗时才得到封号，也不能说她不是玄宗的女儿。新书的疏略，大致可以由此看出来。至于驸马的姓名，各篇传记相互改易：广宁公主的丈夫，在杨贵妃传中说是程昌裔，在公主传中却说是程昌胤；常芬公主的丈夫，在张皇后传中说是张去盈，在公主传中却说是张去奢；临晋公主的丈夫，在孝友传中说是郑潜曜，在公主传中却说是郭潜曜。不仅如此，太宗的女儿豫章公主的丈夫，在唐俭传中说是唐善识，在公主传中却说是唐义识。这两种说法究竟应当取哪一种、舍弃哪一种，读史的人不知道该以何处为准。各王传 帝王去世的年份和月份，本纪用来与传记互相验证，史官下笔不能轻率。可是有的本纪这样记、传记却不是这样；这篇传记这样记，另一篇传记又不这样。流传到后世，究竟应当依据哪一种裁定呢？例如常山王李承乾去世，在太宗纪中是贞观十八年，在承乾传中却是贞观十九年。太子李宏去世，在高宗纪和李宏本传中是上元二年，在太子贤传中却是上元元年。肃王李详去世，在德宗纪中是建中三年，在肃王李详传中却是建中二年。惠昭太子去世，在宪宗纪中是元和六年，在穆宗纪中是元和七年，在惠昭本传中又是元和五年。诸王之外，再如武惠妃去世，在玄宗纪和惠妃本传中是开元二十五年，在杨贵妃传中却是开元二十四年。那么究竟该依传记，还是依本纪？该依这篇传记，还是依那篇传记？帝纪由欧阳修修撰，列传由小宋修成，还可以说两人分工，各自负责一部分，或许没有校订，所以记载时出现差错。可是两篇传记彼此矛盾，就都是一个人、同一手完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相互背离的错误呢？各王享年记录也有许多错误。江夏王李道宗去世时五十一岁，本传却说是五十四岁。【道宗生于隋仁寿三年癸亥年，死于永徽四年癸丑年，从癸亥到癸丑正好五十一岁，怎么可以看出这一点呢？刘武在同度索之战中战死时，李道宗十七岁；按此即可推算。太子李弘去世时二十三岁，本传却说是二十四岁。【考察燕王忠传，皇后被废时，武后的儿子李弘刚满三岁，是永徽六年乙卯年；他在上元二年乙亥年去世，正好二十三岁。】太子重润去世时二十岁，本传却说是十九岁。【重润出生于改元永淳年，这一年是壬午年；死于大足元年，这一年是辛丑年，正好二十岁。】根据一篇传记考察另一篇传记，其中的错误自然显现出来。即使刘昫旧书所记也没有不同，亲自负责删削修订的人难道不能逐一改正，而竟然沿袭旧说吗？我恐怕吴兢、刘知几所修的史书，也正未必不是这样。中宗的儿子殇帝 吴氏纠正错误说：现在考察《新书》，凡是列举帝王的儿子，间或有史书失传、没有为其立传的，也一定会标明他的姓名，并写出其事迹失传的原因，不会只这样含糊地隐去姓名。这里所说的殇帝，就是重茂。他起初封为北海郡王，神龙初年进封为温王。中宗去世后，韦后假传遗诏立他为皇太子，于是登上皇帝位。不久临淄王李隆基发兵讨伐叛乱，韦氏败亡，睿宗即位，重茂又被封为温王。景云二年正月，改封为襄王。开元二年七月丁未日去世，追赠册立为殇帝。重茂即位总共二十多天，与诸王相比，事迹也稍有不同。如果按照前史中昌邑王、北乡侯的例子推论，他开始受封、进爵以及一生的事迹，应该列入传记；他即位以后所做的事情，则应当编入中宗、睿宗本纪。现在传记中只记下“殇帝”两个字，其余全部略去不述，也没有说明他的姓名以及隐晦不立传的原因，反而还不如那些失传的帝王诸子传记，使后世读者无法知道殇帝究竟是谁。这又是史书体例中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这是咸林吴氏针对没有为温王立纪、立传而发的议论。愚意认为：温王的封爵和事迹，散见于中宗、睿宗本纪以及韦庶人、太平公主传中；虽然没有专门的本纪，却等于有本纪，虽然没有专门的传，却等于有传，这就是宋景文没有另立纪传的原因。即便如此，帝王的儿子都详细列出，温王却没有这样做，咸林的议论也不能说是季绪那样琐碎无聊。不过，一个五尺高的孩子被人操纵、发布命令，妖后即位以后所做的不过是斜封墨敕罢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记载？又有什么本纪可以设立？即使按照汉代昌邑王、晋代海西公的例子推论，也应该为温王立传，而不应该为温王立本纪。本纪、列传中的书名

译史官记载人的姓、名、字，是为了传之后世、使史实可信。高祖的儿子滕王元懿，本纪却写成越王元茂。宪宗的儿子信王憻，本纪却写成信王■〈忄丐〉。昭宗的儿子德王裕，本纪却写成德王佑。鲁王灵夔的儿子范阳郡王蔼，本纪却写成范阳郡王霭。观察使崔瓘，本纪却写成团练使崔灌。黄州刺史瞿章，本纪却写成黄州刺史矍章。雍王绘的曾孙景恒，宗室世系却写成景悞。李承的儿子李藩，宰相世系却写成李潘。这是欧阳永叔的过错。刘昌裔传把杨子琳误写成杨忠琳。孟元阳传把苏光荣误写成苏元策。田令孜传把鹿宴弘误写成鹿景弘。仇士良传把鱼弘志误写成鱼志弘。突厥传把李高迁误写成季高迁。同一个吴大瓘，在柳晟传中却写成“大瓘在吴”。通玄传又写成“瓘，是颉利的一个儿子”。在突厥传中写成迭罗支，在李靖传中写成迭罗施。同一个何重霸，在武宗纪中写成重霸，在进滔传中又写成重顺。同一个牛朂，在僖宗纪中写成牛朂，在田令孜传中却写成牛顼。这是宋景文的过错。艺文志中把仇甫写成裘甫。公主传中把郑氏写成郭氏【临晋公主的丈夫是郭潜曜】；宰相世系把萧詧写成萧登。袁朗的始祖把袁粲写成袁察。这些记载姓氏、姓名的错误，是欧阳修、宋祁两家分别承担的过失。君臣改名，史官也都应详细记载。中宗原名哲，武后改为显；穆宗原名宥，宪宗改为恒。本纪中完全没有明确说明。刘齐贤因避章怀太子的名讳，改名为景先；杨隆礼因避玄宗的名讳，改名为崇礼。传记中也应一并记载这些变化，否则后人读史，难道不遗憾其中的缺漏吗？裴寂传 传记说：“麟州刺史韦云起告发裴寂谋反。”这是史官的错误。韦云起从未担任麟州刺史，也从未告发裴玄真谋反；他所弹劾的是裴缊。这还是隋代的事情，与唐朝无关。韦云起本传可以考察出来。况且武德初年根本没有麟州。麟州是在玄宗开元十二年设置的，析分胜州的连谷、银城二县才开始设置。这个州在高祖时怎么可能已经存在？怎么可能有麟州刺史？又怎么会有韦云起担任麟州刺史而告发裴玄真谋反呢？裴寂传说韦云起是麟州刺史；韦巨源传又说韦巨源被贬为麟州刺史。一个是在高祖武德初年，一个是在武后天册年间，竟都把子孙四五十年以后才新设置的州，作为授官、贬官之地，实在无法理解。即使说刘昫的史书也是如此，旧书本来有很多错误，后来的史官也应当一一加以订正，这样才不愧对自己的职责。李绩传 传记说，李绩在总章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刘昫的旧书却说他去世时七十六岁。我仔细考察后认为，李懋功去世时应为六十八岁，旧书、新书都不对。根据李懋功本传，他十七岁时前往跟随翟让作乱，当时已是大业末年。义宁三年就是大业末年，这一点不必讨论。再加上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贞观二十三年、高宗永徽元年，直到总章二年，共计十九年。这样合计起来，李懋功只有六十八岁。去世时八十六岁、七十六岁，刘宋两部史书究竟根据什么这样记载呢？即使说“大业末年”原本只是概括性的说法，又怎么知道一定是大业十三年，而不能是大业十年、十一年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李懋功去世时或许是七十岁或七十一岁，也不能说是七十六岁。假如说李懋功作乱时还在大业年间，那么旧史记载的去世年龄还稍微接近，而新史记载的去世年龄就更加遥远了。长孙皇后嫁给太宗 《皇后本传》说：“长孙炽曾听说窦太穆劝说抚慰突厥女子，心里记住了这件事。他每次对弟弟长孙晟说：‘这是个明智聪慧的人，必定会生出奇异的儿子，不能不设法与她结亲。’所以长孙晟把女儿嫁给了太宗。”按照这篇传记的说法，主持婚事的人是皇后的父亲长孙晟。《高俭传》说：“士廉年轻时就看出太宗不是寻常人，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就是文德皇后。”按照这篇传记的说法，主持婚事的人是皇后的舅舅高士廉。后世读史的人，究竟应当依据《皇后列传》，还是依据《高俭列传》呢？考察《旧唐书·高俭传》：长孙晟生有儿子无忌和女儿。长孙晟死后，士廉把妹妹和外甥接到家中，恩情十分深厚。他见太宗尚未显达时就不是寻常人，便把长孙晟的女儿嫁给了他。高俭被贬为朱崖主簿，想到妹妹无处依靠，便卖掉大宅买下小宅让她居住。高俭的妹妹就是长孙皇后的母亲。当时长孙晟已经去世很久，母子孤苦伶仃，只有依靠舅舅，因此主持婚事的人应当是舅舅而不是父亲，这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高俭被贬到岭南，中原与那里隔绝，直到武德五年才商议归顺，那么文德皇后出嫁已经很久了，主持婚事的人未必是高俭，也可能是长孙晟临终时的遗命。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也是可以的。既然史事可以两说并存，那么史事也可以两相存疑；距离实录的要求，就很远了。《刘弘基传》传记说：“当时讨伐薛举，在浅水原交战，八总管的军队全都覆没，只有刘弘基的军队奋力作战，箭也用尽了，因而被贼军擒获。仁杲被平定后，才得以归来。”这是史官的大错，否则事情不会这样。考察浅水原之战，薛仁杲的将领宗罗睺败逃，太宗紧急追击，半夜将其包围，到天亮时薛仁杲便投降了；那么浅水原应是取胜之地，怎么会有八总管的军队全都覆没之事呢？刘弘基败亡被俘，实际是在高墌一战，史官把高墌误写成了浅水原。即使是高墌之战，被陷的也不过是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三人，同样没有八总管一并覆没的事。这是本书记事最荒谬的地方，不能不加以订正。薛万均、薛万彻、契苾何力的战功

译《薛万均本传》说：“他跟随李靖讨伐吐谷浑，薛万均、薛万彻各自率领一百名骑兵走在前面，突然与敌军相遇。薛万均单骑冲杀，没有人敢抵挡。他回来对诸将说：‘贼军容易对付。’又驰马前进，斩首数千，勇猛超过三军。”《契苾何力本传》说：“他与李大亮、薛万彻、薛万均在赦水川讨伐吐谷浑，薛万均率骑兵先行，被敌军困住，兄弟二人都受伤坠马，步战的士卒死了十之六七。契苾何力率精壮骑兵冲入包围奋力攻击，敌军溃散逃走。皇帝下诏在大斗拔谷慰劳军队。薛万均以名次在契苾何力之下为耻，于是排挤契苾何力，把功劳据为己有。契苾何力愤怒至极，拔刀起身要杀他，诸将劝阻了他。回来后，皇帝责问并询问原因，契苾何力详细说出了薛万均战败的情形。”两篇传记的说法竟这样互相矛盾。若相信两篇《薛传》，那么薛氏兄弟都是有虎狼般勇力的将帅；若相信《契苾传》，那么薛万均就是一个贪功冒进、使军队败亡的人。两篇传记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篇呢？萧至忠被诛杀 《王琚传》说：太上皇听见外面的喧哗声，召郭元振登上承天楼，关闭关门抵御。过了一会儿，王琚跟随皇帝来到楼下，诛杀萧至忠、岑义、窦怀贞，在北阙下斩杀常元楷、李慈，在内客省诛杀贾膺福、李猷。照这样说，萧至忠应当当时就被诛杀，没有稍稍耽搁而等到上天降罚。《至忠传》却说：先天二年政变失败后，萧至忠逃入南山，几天后被捕杀。照这样说，萧至忠是逃亡到深山后才被杀，并没有暴尸于楼下。两篇传记的说法竟如此不同。《杜鸿渐传》史臣因为崔旰一事责怪杜之巽养成祸乱，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崔旰也是有才干的大臣，杜之巽力量不足以杀掉崔旰，却一定要谋取崔旰的性命，形势必然会把他激成叛乱。崔旰占据有利地形，掌握精锐军队，整个蜀地恐怕都不再属于朝廷。即使柏贞节、杨子琳、李昌巙三人，起初虽然主张讨伐崔旰、治他的罪，最后也会归于联合顺从。杜之巽善于观察大势，明白事情的关键，答应不杀崔旰来平息他的愤怒，把政权交给崔旰来满足他的愿望，又推荐崔旰担任尹来激发他的感激之情，并且每天与他一起饮酒盛会，以消除他的疑虑。这个凶暴的臣子改变了心意，从容地整理行装入朝觐见天子。当时崔旰有力量叛乱，有才智制造祸乱，却不忍叛乱，不忍作乱，轻易地消除了剑阁的险阻，带着蜀地归还天府，这是谁的功劳？一件件都是杜之巽的力量。凡是有才干的人，使用起来很难；有才干而循规蹈矩、谨守尺度的人，使用起来容易；有才干而贪恋祸乱、喜欢祸患的人，使用起来很难。杜之巽委曲周旋，处理了这种难以驾驭的人，而史臣不知道其中的用心，反而极力丑化诋毁他，实在不合乎直笔记史的原则。我还要进一步说，杜之巽后来有平定蜀地的功劳，之前又有恢复旧业的举措；他向肃宗进言，肃宗得以光复旧业，完全靠杜之巽的几句话。直到今天反复推究他的话，大体仿佛淮阴侯登坛拜将时所说的话，也像武侯在隆中所说的话。我认为杜之巽的功劳，并不出于孛郭之下，只是他没有把握大体，劝肃宗早点即真罢了。我的看法一向是，杜之巽、房次律都是儒臣中有实际作用的人。房次律劝亲王掌握兵权，安禄山听说后惊得连筷子都掉了；杜之巽劝肃宗与吐蕃讲和、收复西京，于是西京很快就收复了。史臣因为车战失败，便连带责怪房次律；因为荆南逃走，便随即诋毁杜之巽。大概认为儒者不懂军事，只抓住他们的一点过失来掩盖全部美德，也太苛刻了。韦见素依附杨钊来取得进身之路，史臣记载他极力劝谏杜之巽化解崔旰、平定蜀地，却责怪杜之巽养成奸乱。总之，这是掌史者的过错。有人说，旧书既然这样写，新书只是沿袭旧说而没有改正。我对宋祁还有更深的责备：他知道采纳刘氏史书的材料，却唯独遗漏了刘氏的史论。刘昫《旧唐书》的史论说：“当时有人认为任用崔旰是不对的，其实不是这样。崔旰南面抵御柏贞节，北面击败李献诚，应当以怀柔招来，不可以用武力控制；最终使他归顺国家，难道不是高明的谋略吗？如果一开始就讨伐他，他就会成为大恶贼了。” 《郑絪传》《李吉甫传》史官想在《郑絪传》中加重李吉甫的罪恶，就把进谗诬陷郑絪的事归到李吉甫名下；史官想在刘辟叛乱一事上加重李吉甫的功劳，就把讨伐刘辟的功劳归给李吉甫。仔细考察，这两件事都是虚假的，而史官始终没有删改订正，这是史书的大毛病。考察卢从史骄横放纵，暗中与王承宗联合讲和；这时李吉甫出镇淮南，郑絪正在中书省，一人在外、一人在内，进谗言的人怎么可能把诬陷之词送进去？所谓进谗的人是妄说。讨伐刘辟的功劳全在杜黄裳，军事机宜和进退行动都禀报平章政事；当时李吉甫的官职只是中书舍人，西川的功劳全归李吉甫，那么杜相又被置于什么地位？所谓归功于李吉甫，也是妄说。总的说来，这两种说法也各有缘故：《郑传》的说法出自李绛的门生故吏之手。当时李绛、郑絪声望很高，人心都归附他们；李吉甫凭借柔和机巧取得皇帝的知遇，满朝都很鄙薄他的为人，修史者便因李绛、郑絪的缘故，曲意给他加上不肖的名声，拼凑上没有根据的事情。等到李德裕执掌国政，重修《宪宗实录》时，史官急于把美名归给他的父亲，却没有由头，于是窃取杜黄裳在西川的功劳，全都归给中书舍人李吉甫，仿佛军国大事都要依靠起草诏令的一人来成办。我认为，《郑传》中关于进谗的说法，是李绛的门生故吏所修；《李传》中关于平定刘辟的说法，是李德裕的门生故吏所修。这就是史官的姿态，古今都是一样的。黄巢任用皮日休为学士

译皮袭美、陆鲁望有《松陵唱和集》，直到今天仍在流传。等到阅读《唐史》，却看到陆鲁望被附在陆无功、桃椎之后，皮袭美被列入《林言》尚谦一党；把两个人比作草木，也还算气味相投。为什么一个被说成香草、一个被说成臭草，背离竟到了这种地步？史官仅凭耳闻治史，往往比亲自考察更容易用恶笔陷害人，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少。陆放翁辨析此事最为详尽。皮日休为躲避广明年间的灾难，逃奔江东，被钱氏任命为太常博士，追赠礼部尚书；他的儿子光业担任吴越丞相，孙子璨担任元帅判官，三代人都凭文章在江东著名。尹师鲁文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可以据此考察；皮子良就是皮璨的儿子。考察尹洙是一时的正人，不会轻易把袭美列入伪党；如果皮袭美真像辋川的王维那样被安禄山胁迫，像义兴的蒋某那样被朱泚玷污，那么师鲁一定会厌恶鄙弃这个人，断绝与他的子孙来往，哪里肯接受为墓志作颂的酬金，奋笔为他撰写墓志呢？况且皮袭美如果已经接受伪职，每天跟着老兵敲着马鞍追逐战马，又怎么能够从容地往来西浙，投足于廉石之门，与人唱和文章而毫无间断呢？后人把这件事归罪于司马光。司马光《资治通鉴》不过是承袭欧阳修、宋祁的错误，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又不过是沿袭刘昫的过失，而刘昫也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冯道把他当作亲翁，长乐老正是冯道所仰慕的人；他把君主看得像棋子和牲畜一样，自己则像倡优。修史时，竟认为有才干的人大都像这样跟随贼人、仇视君主。史官曲意陷害知名人士，以此来减轻自己的惭愧，而欧阳修、宋祁安然接受这种舞文弄墨的做法，不为其平反，这两个人似乎不能推脱责任。《新唐书》总体上确实胜过《旧唐书》，欧阳修、宋祁的功劳自然不能抹杀。但其中也有品流不分的，有立论失当的，有安排不合适的，有遗漏事迹的，有前后错乱的，有混淆谱系的，有执笔任意的，有夹带议论过于苛刻的。刘文静是开国谋臣，却和裴寂、钱九陇合传【这仍然沿袭许敬宗等人修史的旧例】；刘幽求参与平定韦氏之乱，却和王琚、王毛仲合传。牛僧孺清誉超出常人，却和元稹、李逢吉合传，这就是品流不分的过失。萧铣无罪被诛杀，传中却有歌颂圣德的话。裴寂、刘文静的人品截然不同，却一概加以诋毁斥责。褚遂良绝不是进谗的人，却受敬宗所修史书的迷惑，于是使人怀疑他曾使用谗言。刘蕡的对策忠诚正直，天下传诵，史书却又用讥讽的话说他愚直疏略，这就是立论不合中正的过失。刘延佑一向没有文采，极少有当时的声誉，却被列入《文艺传》。贺知章晚年请求退休，地位声望都很显达，却被列入《隐逸传》。沈伯仪、彭景直等人的奏议，应当列入《礼仪志》，却被附带列入《儒学》。耿仁智、张不矜等人的节义事迹，应当列入《忠义传》，却被附见于《逆臣传》。其中最荒谬的，是崔无诐起初依附韦庶人，后来又亲善杨国忠，却把他列入《忠义传》。邵说向史思明屈膝，对朝义称臣，却把他列入《文艺传》，这就是安排失当的过失。雷海青在凝碧池痛哭，至今仍然令人感到他的精神，却不能和安金藏一同载入足以传信后世的史册。这是事迹遗漏的过失。僧一行博览群书，《大衍历》在当时没有匹敌的人，却不能和李淳风等人一同留名史册。这也是事迹遗漏的过失。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二年战死，可是武德四年却又记有他与突厥相持的战事。颉利在贞观八年死亡，可是贞观十一年却又记有刘兰拒退颉利的功劳。平章政事崔圆死于大历年间，当时李泌还没有任宰相，可是记载崔圆拜大学士时，却说他援引李泌的先例而辞去职位。节度使马璘死于大历末年，当时郝玭还没有任将领，可是贞元年间议论修筑临泾城时，却说郝玭曾在马璘幕府中进言。死人又复活，令人咋舌，这就是前后错乱的过失。独孤怀恩本来是献后之弟，却说成了侄子。徐齐聃本来是惠妃之弟，也说成了侄子。王瓌本来是恭宪皇后之弟，却说成了惠安皇后之弟。王焘、王旭本来是王珪的孙子，却说成了曾孙。萧至忠本来是德言的曾孙，却说成了孙子。张镒本来是后胤的曾孙，却说成了五世孙。李景让本来是李憕的曾孙，却说成了孙子。李玄道本来是李揆的高祖，却说成了祖父。袁政藻，本为素、泌，德宗贞元三年才入相，却把他列为伯父，说成了父亲。韩大敏本来是韩休的叔父，却说成了兄长。崔良位本来是崔日用的从子，却说成了从弟。孔戢本来是巢父的从子，却说成了儿子。尊卑关系不明，亲疏关系随意更改，这就是谱系混淆的过失。久视只有元年，可是《王求礼传》却说“久视二年春天下大雪”；天策只称上将，可是《褚亮传》却说“太宗担任天策上将军”。寿春本来是宁王降封后的封号，却误写成入合。持盈本来是玉真的小字，却误把小字当成封号。殷开山战败的地方，误把高墌写成析墌。薛万彻取胜的城池，误把泊汋写成泊灼。敬晖等人本来在琼州，误写成嘉州。韦巨源被贬本来在鄜州，误写成麟州。裴行立升迁本来在沁州，误写成泌州。裴巨卿、窦孝谌本来没有传，却写成有传。夏悼王、怀思王本来有传，却又等同于没有传。岑羲晋升为三品令，原本在先天初年，却误写成景龙初年。武攸暨降封为寿春王，原本在神龙年间，却误写成长安年间。这就是执笔任意的过失。仆固怀恩本来不是叛臣，两京收复时，他的功劳不小；一家为国战死的有四十六人，两个女儿被朝廷嫁到遥远的异域。小人从中交相构陷，最终激怒功臣使他作乱。在《叛臣传》中本来可以不为他立传。崔胤诛杀宦官，似乎过于严酷，实际上是怯懦的举动。他父亲留下的秘密记录，才使二王有传而无录；崔胤借此泄愤，在这时诛杀宦官。唐朝即使诛杀宦官也必然灭亡，不诛杀宦官也必然灭亡；诛杀宦官，朱温固然会强大，不诛杀宦官，朱温也同样会强大。宦官的生死，与汴梁的盛衰有什么关系？所谓“穷尽力量诛杀暴徒，君主身边虽然清净了，禁逆之势却反而扩张”，这样的话在当时何必就写成实录呢？崔胤本来可以不列入奸臣之科。仆固怀恩和崔胤二人，都应当依照刘昫的做法，一并放在平实的传记中；如今一个一眼看去是叛臣，一个一眼看去是奸臣，那么建功任事的大臣读到这里，未免会感到气馁。这就是夹带议论过于苛刻的过失。《新唐书》的缺失既然已经如此明显，《新唐书》的优点也同样多得数不清。

译各志编排整齐华美，列传内容广博综合，立论简明严谨，篇章次第周密完备，远远胜过刘昫的《旧唐书》。不过刘昫的书稍胜之处，只在于记事迅速直接罢了。至于纪、志之中，大多有繁简失当、重复杂乱的问题；史论赞语中还夹杂鄙俗的话，读者怎么能够辨别呢？可是本朝杨升庵等人，却一定称誉刘昫而贬低欧阳修、宋祁，甚至主张二十一史保留新史、去掉旧史。这也是好奇求异的议论，不是持守中正的说法。《新唐史》本来是分工修撰的：欧阳修负责纪、志和表，宋祁负责列传，编纂修订长达八年之久。两人似乎应当互相商议，一人尤其应当详细校对，怎么会在一部书中自己造成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同样是擒获颉利，在《江夏王传》中说擒获他的人是李道宗，在《李靖突厥传》中却说擒获他的人是张宝相；同样是讨伐吐谷浑，在《太宗本纪》中说是在贞观八年，在《吐谷浑传》中却说是在贞观九年；同样是武后居住的地方，在《桓彦范传》中说是在集仙殿，在《武后传》和《张易之传》中却说是在迎仙院；同样是平定安太清，在《李光弼传》和《侯仲庄传》中说安太清被擒，在《史思明传》和《哥舒曜传》中却说安太清请求投降；同样是浑释之的死，在《浑瑊传》中说他在吐蕃战死，在《代宗纪》和《浑释之本传》中却说他被仆固杀死；同样是权梁山叛乱，在《玄宗本纪》中说是在开元十年，在《王志愔传》中却说是在开元九年；同样是刘澭入朝，在《德宗本纪》中说他因愤怒争执而进入帝都，在《刘澭本传》中却说他戍守陇地后返回朝廷；同样是韦弘景封还诏书，在《韦弘景本传》中说是在穆宗时期，在《刘士泾传》中却说是在宪宗时期。同一件事，刘总之归还土地，在《穆宗纪》中认为是八州，在《崔植传》中认为是七州，在《温造传》中又认为是九州；同一件事，魏謩被罢去宰相之职，在《魏謩本传》中认为是大中十五年，在《宣宗纪》和《宰相表》中又认为是大中十一年；同一件事，刘承偕谋划对付刘悟，在《刘悟本传》中认为承偕与鄱将张问同谋，在《贾直言传》中又认为承偕与慈州刺史张汶同谋；同一件事，李进贤被驱逐，在《宣宗纪》中认为是杨遵庆拿着武器而遭到讨伐，在《严绶传》中又认为是杨遵庆被焚死而受到攻击【传文说，士兵焚烧遵庆，遵庆死后才进攻李进贤】；同一件事，龎勋之乱，在《崔彦曾传》中认为是戍守桂林的八百人，三年后请求替换却又被留了一年，因愤怒而肆意作乱；在《康承训传》中又认为是戍守桂林的七百人，长达六年一直没有被替换，积累的怨愤酿成灾祸。这些说法彼此抵牾，数也数不清。同一件事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后世怎么能据此取信呢？考察《新唐书》成书之日，仁宗命裴煜、陈荐、文同、吴中钱藻共同校勘，五位大臣亲自担任这项职务，从容地在文馆中工作，亲眼看见这些疵误，却默然不置一词。这样看来，这部书的缺点，五位大臣和欧阳修、宋祁各自都负有一半责任了。席豫，《郑薫传》【柳伉、毕炕、庾氏，都没有立传】。席建侯一生不写草书，可以说是谨慎了。但他一向与安禄山内外相应，担任黜陟使时，甚至说安禄山公正无私。包庇奸人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他并非不知道范阳正在谋反，只是看到这个胡人得到皇帝宠信，想借此迎合玄宗，把它作为巩固恩宠的资本罢了。不写草书与孔光不谈温室树木，实在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宋景文竟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很好的传记。郑薫拒绝宦官请求给其子荫补，可以说是很有操守了。等到我读《文苑英华》，才发现他竟为仇士良撰写神道碑，把仇士良称作德行完备的人，夸奖他立下特殊功勋，还极力把甘露之变说成痛快的铲除凶恶之举。七松处士难道还会有心肝吗？可是《郑薫传》中没有对此深入考察，竟一句贬斥的话也没有。这两件事叫作放纵罪恶。柳伉上疏请求诛杀程元振，当时柳学士所上的奏章，几乎和朱云请求赐剑斩佞臣一样，都是痛快之举，而《新唐书》却不给他立传。毕炕在天宝年间任广平太守，死于安禄山之乱。由此可见，在二十四郡中，既有颜平原作为先驱，又有毕广平作为后劲；可是《新唐书》却没有把他列入忠义之士。韩昌黎为他的儿子毕洞撰写墓志铭，其中所说的“广平死节而他的儿子没有享受到他的恩泽”，指的就是这件事。刘辟在蜀地作乱时，有个嫂子庾氏完全不与他往来，白居易作诗赞美她，而《新唐书》却没有把她列入《列女传》。这三件事叫作遗漏了值得称美的人和事。《史纠》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史纠》卷五。（明）朱明镐撰。○《宋史》。《孝宗帝纪》。帝纪中的错误，没有比孝宗时期更多的了。姑且举大臣书写死亡和任免的例子来说：乾道六年，已经记载辛次膺去世；淳熙八年，又记载辛次膺被罢免。淳熙元年二月，已经记载虞允文去世；淳熙八年八月，又记载任命敷文阁学士虞允文为兵部尚书。淳熙五年七月，已经记载李显忠去世；淳熙八年八月，又记载李显忠被责授清远军节度使副，并安置于筠州。隆兴二年八月，已经记载张浚去世；乾道五年二月，又记载追赠太师，谥号忠献；淳熙八年八月，又记载张浚担任都督江淮军马。乾道四年，已经记载龙大渊去世；淳熙八年八月，又记载龙大渊任知合门事。同一个人，忽然入土，忽然升迁，忽然去世，忽然被贬斥，真是咄咄怪事，足以令人放声大笑。又如隆兴元年七月，已经记载归还岳飞的田地和住宅；淳熙八年七月，又再次记载此事。隆兴元年，已经记载卢仲贤携带书信到金国元帅府，告诫不要答应割让四州，仲贤擅自答应，因此被交大理寺；隆兴二年三月，戴着刑具押送到柳州编管；淳熙八年八月，又再次记载仲贤携带书信一事。前后重复，怎么会这样没有根据呢？总的来说，修史者把成书的责任全都寄托在托克托一个人身上，而元顺帝又要求迅速完成史书，不到三年《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就告竣，错误杂乱接连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理宗纪》。绍定四年，皇太后年满七十五岁，皇帝到慈明殿举行庆祝寿辰的礼仪。我认为杨后的年龄，绝不可能超过《老传》所记的数目，这是史官记载年代和年龄的错误。考察《宁宗本纪》，宁宗去世时五十七岁，距离这一年只有七年。宁宗在世时不过六十四岁，杨后以美貌妃嫔而正位宫中，反而比宁宗大十一岁吗？从情理和形势看，这绝无可能。即使按瀛国公即位时计算，他也是五岁，不是四岁；这些都是史官没有核实造成的错误。《度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