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纠卷五

译《度宗纪》说：咸淳元年，原成都马步军总管张顺死于国事，诏令特别给他追赠官阶五转。这是史官严重的错误。考察襄樊之围，张顺、张贵前去援救，张顺死于国事是在咸淳八年，不是咸淳元年。《瀛国公纪》。元军驻扎在钱塘江的沙洲上，潮水三天没有到，当时人们把这看作天意，并加以传说，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潮水三天不到，或许可以解释为周王室将亡、三川水源枯竭的征兆，这一点我不必置辩。只是蒙古军驻扎在钱塘江边，必定不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这是明摆着的。蒙古军中像范文虎、张弘范、吕文焕这类人，一个接一个都是从宋朝叛变而投奔元朝的，谁不知道钱塘江有“罗刹水”的称号，怎么敢把三军驻扎在死地？即使巴延误将军队驻在那里，范文虎等人也一定会大声疾呼，把原因告诉他，怎么会一再拖延，竟拖到三天以后呢？一夜都不可能，何况三天；江边都不能停留，何况沙洲之上。这在道理上绝无可能，在事实上也必然不会发生。史官搜集奇闻异说，用来夸张蒙古的强盛，后来的读史者没有察觉，反而深感惊奇，真是对痴人不能说梦，反倒被史官欺骗了。我用一句话断定：海潮三天不到，是道理和事实中或许可能有的事；元军驻扎在钱塘江沙洲上，是道理和事实中绝不可能有的事。后世读史的人，不要被史官误导【这番议论前辈有人已经提出过，我偶然接着加以论述，只是忘了他的姓名，并不敢掩饰为自己的见解】。《天文志》。周伯星既然已经列在景星之中，又再次列入客星。老子周伯既然已经列在客星之中，又改列为妖星。王蓬、丙、旬始、莵昌、减光这些都是妖星，却全都被认为是瑞星。仁宗时出现奇星，当时保章、灵台的官员都不能辨识，本来应当是二帝北辕、蒙古入朝的征兆，却反而被认为是祥瑞，附列在景星的末尾，可以说是史官下笔失去了条理。至于《五行志》中，水灾、火灾，帝纪既然已经详细记载，志书中又重复出现，这就是多余的赘疣。《职官志》。《职官志》说：观文殿就是旧延恩殿，庆历七年改名为观文殿，设置大学士，从贾昌朝开始。又说：宋朝初年有文明殿学士，宋庠说这个称呼与真宗的谥号相同，于是改为紫宸殿学士，任命丁度担任，当时称作“丁紫宸”。庆历八年，御史何郯认为“紫宸”不能用来命名官职，于是把延恩殿改为观文殿；这就是两种说法所说的同一件事。那么，观文殿的改名是在庆历八年，还是在庆历七年呢？《艺文志》。《艺文志》说：周显德年间，才开始有经籍刻板，学者不再有抄写笔记的劳苦。这种说法是没有考察清楚。考察刻板始于后汉干祐年间，聂宅义任国子博士，校订《公羊春秋》，在国学刻板刊印，那么经籍刻板在汉代干祐年间已经大为流行了。我又认为，刻板这件事固然不是始于周，也不是始于汉，而实际上始于唐朝末年。五代的天子，大多是凭借兵强马壮取得帝位的，哪里知道诗书经籍值得重视，哪里会琐琐屑屑地做刻梓木板的事情呢？这件事开始于武宗、宣宗时期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具体事实和年月已经无法考察了。又据真宗景德元年夏天，皇帝到国子监，查看书库，问邢昺有多少经书刻板，邢昺说：十多万块。我年轻时跟随老师学习儒业，有注疏的经书，百本中还不到一两本，大概是因为力量不足以抄写流传；如今刻板本已经十分完备，士人和百姓家中都有。由此说来，经籍刻板在唐朝奠定基础，到宋朝才盛行；即使说显德年间学者没有抄写笔记的劳苦，也不是确切的说法。《续名臣言行录》在《艺文志》中认为不知道是谁撰写的，其实这部书是李士英编成的，李士英本来就是考亭一派的传人。像这样疏漏的地方，也不止一处。《向敏中传》。《向敏中传》说：“天禧初年，晋升为右仆射。这一天，翰林学士李宗谔正当入对，皇帝说：‘朕自即位以来还没有任命过仆射，如今任命敏中，这是特别的任命。’敏中应当非常高兴。皇帝又说：‘敏中今天来祝贺的客人一定很多，你去看看，不要说是朕的意思。’李宗谔到达后，敏中却谢绝宾客，门庭寂静。”如此等等。我认为这不是实录。考察《李宗谔本传》，李宗谔在大中祥符五年已经去世了，怎么可能天禧初年又有李翰林入直呢？这是不是实录的第一个证据。真宗即位以后，向敏中从未任仆射，张齐贤此前已经有出任宰相的任命，怎么能说“朕自即位以来还没有任命过仆射”呢？这是不是实录的第二个证据。只是不应当责怪托克托，而应当责怪考亭的《名臣言行录》曾经记载这件事，修撰《宋史》的人不过是拾取了其中的说法罢了。《张浚传》。魏公的传记，大半不合事实。杀死曲端，就把罪责推给吴玢；平定杨么，却抹杀岳飞的功劳。像富平之败、符离之溃、庐州悍将的叛乱等，全都曲意掩饰，极力替他隐讳，并巧言为之辩解。《宋史》对于是非大体不算颠倒，但这一篇传记却未免失于谄媚，应当删改。考亭为魏公撰写行状，晚年自己悔恨其中有不合事实之处。元人作传，完全采用行状中的话，却一点也不加删改，这又是为什么呢？难怪揭徯斯极力论列魏公的罪过，一点也不宽贷。是非经过长久时间会越来越确定，过错被掩盖得越久反而越显著。即使有南轩做他的儿子，有考亭为他撰写行状，最终也无法弥补魏公志向大而才力不足的过失。由此可见，人心自有公论，真正的良史本来就存在于天地之间。虽然如此，魏公的过失固然不可逃避，魏公的长处也不能抹杀。徐梦莘一类人所著的《北盟汇编》，极力诋毁、丑化并捏造事实。当时正直的人如李伯纪、赵元镇、张德远等，没有不遭到它恶毒的攻击。这不过是《磨衲集》《碧云騢》一类的书罢了。流传在人世间，颠倒黑白，应当把它们全部聚集起来烧掉才对。《曲端传》。曲正甫在陕西屡次建立战功，已经填补了牢狱中的空缺，张德远还借用他的旗帜来欺骗金人。元朝史官一概抹去这些事而不记载。至于说曲端想杀王庶、想杀王■〈王燮〉，明明只有这种意图而没有实际行动，却把这些事情一一列举出来，用来坐实他桀骜跋扈的罪名。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张德远的传记不得不写得好，曲正甫的传记不得不写得坏。这是托克托等人完全沿袭高宗《日历》和魏公家传而造成的错误。而且在同传的人中，刘光世凭借浮沉取巧而窃取荣宠，张宗颜因为软弱怯懦而被贬降官秩，曲正甫是什么样的人，反而排在这些人之后？依我看，《张浚传》和《曲端传》都应当删改，这样才不愧为信史。《汪应辰传》。

译《汪应辰传》称，汪圣锡廷试第一，宰相赵鼎出班特别向这位旧日进士第一名道贺，并赐给他御诗。到这时，才特意书写《中庸》篇赐给他。考察可知，这是新进士获赐《中庸》的开始，从汪圣锡起始，实际完全不是这样。考察《张知白传》，仁宗即位后，进士唱第，赐给《中庸》，中书省把书本呈上；那么，特别赐《中庸》始于仁宗天圣元年，而不是始于高宗绍兴五年。又考察《宋史新编》，仁宗把《中庸》赐给王尧臣，把《大学》赐给王拱辰；那么，特别赐《中庸》始于进士第一名王尧臣，而不是始于进士第一名汪应辰。这是史官记事的错误。《梁颢传》。《梁颢本传》说梁颢九十二岁中进士，十五年后去世。推算他登第的年份，当时已经七十五岁，与世俗所传的“年老时考中”并没有太大不同。《遯斋闲览》也记载他登第时的谢表说：“白首穷经，比伏生少八岁；青云得路，比姜太公多二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梁颢登第时应当是八十二岁，不只是七十五岁。这又与《宋史》和《遯斋闲览》的记载略有不同。等到考察洪容斋的笔记，却完全不是这样。梁颢年轻时就考中高科，历任开封府推官，后来遇病突然去世。推算他去世之日，不过四十多岁。洪容斋博览强记，理应是考察过他家谱等资料才这样说的。《宋史》相信《遯斋闲览》的话，忽略洪容斋的记载，于是迎合世俗传说，徒然增加了传闻疑案。《苏辙传》。《苏辙传》说：苏辙建议归还米脂、安疆五砦，夏人于是服从。这不是实录。元祐四年归还五砦；元祐五年，夏人就进攻兰州的质孤胜如堡。元祐六年，又进攻并围困麟府三天，任意杀戮抢掠。元祐七年，又进攻绥德城，以重兵压迫泾原一带。归还砦堡之后接连多年遭受兵祸，夏人起初从来没有服从过。总的来说，夏人服从还是不服从，并不取决于五砦归还还是不归还。那是狼子野心，又不是我族之人。只要我方边防坚固、威势已经建立，告诫边吏不要无事生非就可以了。至于归还土地以求修好，譬如小孩，哭了就给他果子，果子没有了他又哭；又譬如狗，向它投一根骨头，它反而会吠叫着争抢得更厉害。这是元祐诸位君子的错误谋划，也是绍圣、崇宁年间的小人借此作为口实的原因之一。《外裔传》。《回鹘传》说：“回纥后来讹误为回鹘。”考察《新唐书》和《旧唐书》，回纥自己请求改称回鹘，是取其像飞鹘一样迅疾的意义，并不是读音讹误。《拂菻传》说：“历代从未朝贡。”考察《北魏书》《隋书》，拂菻已经与中国互通往来，记载在《外国传》中。唐代贞观、开元年间，拂菻都进贡方物前来朝见，《王会图》中早已有拂菻这一名称了，怎么能说历代从未朝贡呢？《总论》。

译《宋史》有三项优点、七项缺失，请逐一说明。宋代私人史书最多，实录难以作为依据。绍圣、崇宁、绍兴年间的日历，全都出自奸贼之手；例如魏泰的《碧云騢》、王庭秀的《磨衲集》、蒲宗孟的《两朝国史》、徐梦莘的《北盟汇编》，全都附会奸贼而作，混淆黑白，颠倒贤奸，读起来令人气愤得喉咙发堵；而《宋史》大体上把这些内容弃置不取，不把它们写入史书，关于是非好恶的判断颇不违背圣人，这是一项优点。文文山、谢君直都得到了很好的传记；与《魏志》中金祎、耿纪，《晋书》中诸葛诞、毌丘俭，《宋书》中袁粲、沈攸之，《唐书》中骨仪、阴世师相比，后者有的被写成叛臣，有的被指为逆贼，评价相差极大，这是第二项优点。忠义之士立传，必定请示天子，直书其事而不加隐讳；凡是抗拒元朝命令、发誓至死不改志向的人，都得以完整记载，用来培养天地间正大之气，激励人臣侍奉君主的气节，这是第三项优点。至于排列次序失去条理，往往也有这种情况：李中师谄媚迎合新法，依附富郑公之家，后来竟至于推行免役率钱，却与李大临、祖无择同传；俞充讨好宦官，把妻子休掉后向宦官拜谢【宦官王中正】，却与李纲、朱光庭同传；郑雍明知杨畏是奸邪，却共同弹劾刘挚，并且用白帖讨好章惇，却与梁焘、王岩叟同传；王汉是蔡京的门客，公然进入蔡京幕府，哪里能和杨时、张觷一类人相比，却与孙鼛、李昭玘同传；郑望之出使时表现无能，李伯纪上奏章弹劾他，却与朱弁、洪皓同传；成闵向敌人送上声诺，向金国统帅叩拜取笑，却与王友直、李宝同传；韩公裔掌管韦妃的笺奏，是东宫旧日故人，曹勋父子曲意承受宣和年间的恩宠，又替金主完颜亮保守守盟之约，却与王肖胄、胡松年同传；梁成大、李知孝极其凶恶怪异，为士族所不齿，却与林勋、许欣同传。君子和小人各自有他们的同类，却无缘无故把蛣蜣等含粪之物放进兰蕙丛中，这是第一项缺失。张叔夜、何栗、孙传都死于国难，名节没有过错，却与张阁、聂昌同传；曾辅以小臣身份上疏，争论徽宗微服出行的过失，却与余深、薛昂同传；曲端守卫陕西，张德远用严酷的法律陷害他，却与刘光世、张宗颜同传。这就像把薰草杂在臭草中，把千里马混在劣马之间，这该怎么说呢？这是第二项缺失。这些人虽有可议之处，但大节没有亏损，终究不应与林希、温益合传。安焘迎合规绍的绍述之说，还知道畏惧名教，终究不应与黄履、蒲宗孟合传。侯蒙虽免不了有过失，却能把刘仲武等十人从死地救出，终究不应与林摅、朱谔合传。萧振有治理政事的政绩，参与秦桧排挤张浚的事情，还可以原谅。何铸起初附和秦桧的主张，后来辨明岳氏的冤屈；这两人终究不应与王次翁、罗汝楫合传。史浩明白地阻止恢复失地的主张，与通敌的秦桧大不相同。王淮德解除了对道学的禁令，与首先发难的胡纺有所区别；这两人终究不应与程松、张岩合传。林栗安抚平定夔州蛮族，议论政事通达，即使曾明显考核、攻击大儒，也还应列入议功的条目，终究不应与何澹、胡纮合传。上官均起初的议论很正直，只是同苏、吕意见各不相同，极力区分同异，终究不应与杨畏、董必合传。史官下笔，有取有舍，都有严格的标准；既不因小的美德而掩盖大的罪恶，也不因一次过失而掩盖大节。总之，君子和小人应当辨察其内在本质，不应只辨察其外在表现。有的人表面上加入君子的行列，暗中却祸害君子，这种人应当诛杀。有的人表面上加入小人的行列，暗中却庇护君子，这种人可以原谅。君子有过错，也应当依法惩治，不敢因为他是君子就有所宽纵。小人有善行，也应当记录，不可以因为他是小人就有所拒绝。《宋史》执守成例，未免过于苛细，这将使那些外表像君子的人人人争相依附他们，却不敢同他们究竟辨明是非。小人加入其列的势力越来越盛，而君子的势力越来越孤立；人们也乐于加入小人的行列，从而一并断绝他们行善的道路。这是它的第三个过失。陈靖上奏劝农的主张，拘泥古制，难以实行，对民生没有益处，不必收入《循吏传》。辛文悦做过宋太祖的老师，一时受到特别宠待，不过是因为老师的关系而获得官印，属于周仲进一类的人，不必收入《儒林传》。邓若水处在末流汇合之时，发表禅让的言论，清狂而不明智，竟到了这种地步；幸亏只是一道命令把他调出京城，否则足以取得杀身碎尸的罪祸，不必收入《忠义传》。种放把终南山一座山当作做官的捷径，面对《北山移文》所讥讽的事情，听见了也恬不知耻，本来只是常秩一类的人，不必收入《隐逸传》。巢谷豁达而喜爱奇异之事，跋涉万里以致双脚生茧，喜欢同苏轼、苏辙结交，至今传为美谈，直接附在子瞻、子由传后就可以了，不必收入《卓行传》。凡是另立一传，必须使名声与事实相称；如果仍可加以讥议，终究会有愧于良史。这是它的第四个过失。叶梦得在建炎、绍兴年间尽力效劳，应当与范宗尹等人合传，却反而收入《文苑》。邓孝甫触犯蔡京，被列名于党人碑上，安世对此痛恨愤怒。吴曦给制使幕府写信，应当与张觷、杨巨源等人合传，却反而收入《隐逸》。陈师道严词拒绝赵挺之送来的衣服，刘道原当面指责王介甫的过失，应当收入《卓行传》，却收入《文苑》。王樵因为父母被契丹俘虏，立志消灭契丹，筑造茧室居住其中，号称赘翁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应当收入《节义传》，却收入《隐逸》。赵蕃是正学所推重的人，坚守不出仕的节操，应当收入《儒林传》，却位列《文苑》末尾。徐中行父子为考亭所仰慕，考亭还在他们墓上题诗，推举他们为道学的宗师。刘勉之、胡宪也都属于考亭敬重的老师和朋友。邵雍深通《易》的义理，魏掞之明白治理国家的要领；这六位君子都应收入《道学传》，却收入《隐逸》。命名既然错误，安排位置也都失当，只是按部就班地排列，便可看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对；据此，这是它的第五个过失。还有本来不必立传却强行立传的：丁澣死在契丹，而且还是石晋的臣子，同宋朝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还要保存他的传？成闵、张宗颜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附见于张浚、刘光世传的末尾，也就够了。张磻、饶虎臣、戴庆炣、赵与■四人的传记，只有官衔可以书写，完全没有事实可记，为什么不删去，反而徒然招来言辞冗费的讥议？这是它的第六个过失。《儒林传》中的孔宜，以及《孝义传》中的姚宗明、陈兢，历次记载他们先世的谱系，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用于家谱自然详细，用于国史却显得琐碎烦琐。这是它的第七个过失。除去这些过失而保存其中的善处，就要靠后世删订《宋史》的人了。辽、金二史

译《辽史》由耶律俨、陈大任编纂，《金史》由元裕之、刘京叔、托克托编纂，不过是承袭前人的成书罢了。《辽史》赘余最多，《金史》重复之处也不少；一件事分见于多篇列传，一句话前后重复出现。若按照文章简要概括的体例来看，或许会认为删削、分析成史的做法，是为了避免篇章铺衍、卷帙过大，否则就不能写成一代的史书。 《辽史》的《闰考》《朔考》不可废除；宋、辽历法不同，所以闰月和朔日各有差异，各自形成体系，史书详细记载它，使后来的读者一看便明白，这是修史的功劳。至于《公主表》《游幸表》，纪传中已经列举了事实，年表何必再烦琐陈述，累牍不止，只是白白浪费纸张罢了。《金史》的规模稍大，又兼有元、刘两家共同执笔，所以远胜《辽史》。但其中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太祖纪》说：“追上辽主，大败辽军，缴获了辽国的传国玺。”考察《辽史·天祚纪》，传国玺已经在桑干河中遗失了，这枚玺怎么可能又被缴获？这应当是刘宋、后赵以后，司马氏作为白版天子，自那以后都把得到传国玺当作荣耀，于是隐讳了在桑干河遗失传国玺的事情。然而写史的人，辽、金两史都是同一个人完成的，为什么前后会有两种说法呢？宋扆天性刻薄，姑且承认他为守节而死；至于容许奇、剽掠等人，他本人死时还在旌表上以尽忠相称。叛臣传中的张觉，在《宋史》中附在《奸臣传》里，在《金史》中却列在《叛臣传》之首；既然已经收入《宋史》，又重复收入《金史》，这是不可不删的。《列女传》中的韩庆民之妻，丈夫是辽国的显贵官员，妻子是辽国的命妇，应当收入《辽史》，却反而收入《金史》，这是不可不校正的。《史纠》第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史纠》第六卷 （明）朱明镐撰 书史异同【文字多不收录，只收录有议论的部分】陶潜传 陶潜字渊明，有的记载说他字渊明、字符亮【沈约《宋书》】有的记载说：字深明，名元亮【李延寿《南史》】《南史》把“渊”写作“深”，是为了避宋武帝的名讳。李氏把“虎”改作“武”，把“丙”改作“景”，把“渊”改作“深”，把“世”改作“代”，把“民”改作“人”。诸葛长民、李道民也都分别改成诸葛长人、李道人，都是为了避庙讳，并且制定规则，认为在文章中也不应触犯名讳；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也不过是沿袭江左的习俗，触犯祖父的名讳，动不动就相对流泪。李氏修史，不得不沿袭这种做法，世人又尊尚这种愚见，后人校订史书时都应当改正。旧史，即使是《两汉书》，也同样如此；否则，庄光终究会成为严光，赵谈终究会成为赵同了。裴子野传 裴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在宋元嘉年间奉诏续修何承天的《宋史》，尚未完成便去世了。裴子野曾想继承先人的遗志把它完成。到齐永明末年，沈约所撰《宋书》已经流行，裴子野便重新删订撰写成《宋略》二十卷【姚思廉《梁书》】。齐永明末年，沈约所撰的《宋书》说，裴松之以后就没有什么记载了。裴子野又撰写成《宋略》二十卷【《南史》】。考察裴氏《宋略》，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版本，只有司马涑水、陆唐老的《通鉴》中偶尔记载裴子野的史论，应当属于《宋略》遗留下来的文字。由此可见，宋代的典籍记载极其完备，本朝秘阁的藏书远远比不上，民间藏书也没有更多胜过它的。即使陈农的使者四处搜求，也很难遇到不合标准的人。袁泌传 永嘉王萧庄僭越称帝【姚思廉《陈书》】永嘉王萧庄称皇帝尊号【《南史》】后梁明帝在江陵时，《陈书》只称他的名字为萧岿，《南史》则称他的谥号为梁明帝。《南史》的书法是正确的，姚察父子心中只知道有陈，不知道有梁。江陵当时号称“影国”，延续国祚达三纪，那么仍然是梁武帝的正统后裔。陈氏既然可以自行称帝，萧氏又有什么嫌疑不能重新整顿朝廷、恢复帝业呢？我的愚见是，《梁书》中的明帝一定应当为他立本纪，王琳一定应当为他立传。若能像何之元《梁典》的体例那样处理，大概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萧颖士依照《春秋》的编年体例，从汉元年写到义宁，作传一百篇。到陈接受梁的禅让时，书中写作“陈霸先及王绪”，并作《永宁公辅梁书》，不承认陈为帝。萧颖士赞助他，又著《史谱》，作《梁不禅陈论》。茂挺是梁武帝的旁支孙，太原是侯景之乱中萧渊明一系的直系后裔，他们的论断未必没有偏颇；但同姚察父子的书法相比，这两部书多少更合人意。江总论 江总曾经自己叙述其大略说：“太建年间，权力转移到群小手中，谄媚和嫉妒之人作威作福，我屡次遭到排挤贬黜，难道是命运如此吗！当时人称它为实录【《陈书》】。” 他的自叙写道：“太建年间，等等。”有见识的人讥笑他所说的话和他的行迹相违背【《南史》】。江总不过是一个浪荡子罢了。他做天子的亲近侍从，写诗应酬饮酒，把国家输送给别人，正是“徙宅忘妻”一类的人。如今指责太建年间，感叹命运不济，又是什么用心？姚察父子一类人，出于敬重父亲旧交的情分，曲意写下美化的话。这件事应当以《南史》的记载为准。论《陈书》《梁书》与《南史》之后 考察诸书的异同，《南史》比北朝史书记载得多，而南朝史书中只有《陈书》《梁书》较少。大概是因为修撰这两部书的人，姚简之实际主持其事；姚、李二人地位相当，而在朝任职的时间又相差很远，记录文字和言论时，彼此很难抵牾，情况就是如此。至于涉及大义之处，能够奋笔独断，秘藏的简册将要绝迹，书信文牍记载得又特别详细，李氏总有他的长处。郑夹漈著《通志略》一百帙，全面记录各家史书；凡是有异同的地方，一定废黜其他各家的说法，而保存李氏的史书。难怪各书完成之后，李太师父子的著作又收藏在秘阁中，卓然独立地在八家之外单独流行。《梁书》没有传记而《南史》有传的，是王琳、张彪。《陈书》没有传记而《南史》有传的，是陈暄。《魏书》没有传记而《北史》有传的，是念贤以及乙弗朗等六人。《魏书》有传而《北史》没有传的，是高湖等人的传记。《后齐书》没有传记而《北史》有传的，是彭乐。同一个人，《南齐书》有传，《北魏书》又有传的，是裴叔业。同一个人，《南史》有传，《北史》又有传的，是萧综。宗室元丕传 《北史》和《高史》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而《高史》的内容明白详尽，是唐人高峻所撰。最初编成六十卷，他的儿子高迥补足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载在《新唐书·经籍志》中。魏伯起的《魏书》中，帝纪以及皇后、宗室、诸王列传，大半已经散佚，后人于是采录高氏小史来补充。曾经读王伯厚的《困学纪闻》，其中说高氏史书流传不广；这样看来，高氏小史在宋代已经属于秘阁藏本了。来护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