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荅问卷一

译后。周王室东迁以后，只有晋国依附周王；它不顾同姓亲亲之义，反而封赏自己的贼臣，开始于任命曲沃伯，结果文侯时期的晋国终于灭亡；终结于任命三位大夫，结果文公时期的晋国也灭亡。《通鉴》开始记载的地方，正是《春秋》所贬责的地方。” 《春秋》借鲁国史书寄托王法，但这不是周王的法，而是上天的法。圣人以奉行天道自任，在私欲横流时加以遏止，在天理已经衰败之后加以保存。《春秋》绝笔之后，又有《通鉴》。‘上天安排了各种常典’，无论古今，无论治乱，都与天地一样长存不息。王应麟写下庄王、僖王时期乱象的开始，并感慨威烈王时期的周王室再也没有振兴起来。又 有人说：《通鉴》为什么不接续《春秋》？回答说：《春秋》是经，《通鉴》是史。经书不能接续。左氏传写到智伯为止，《通鉴》从三晋开始，大概是为了接续左氏。到了朱子撰写《纲目》，纲仿效《春秋》，目仿效左氏，以经书的法则作为史书的法则；即使圣人再生，也一定会遵从这种体例。学者潜心研读司马公的编年史，再参考朱子的笔削，这就是穷究事理、获得知识的要旨。明白《春秋》的义理来读《通鉴》，大概就差不多了吧？有人说：朱子诗中说：‘司马公阐述孔子的事业，托始于此，仍有余悲。拳拳地相信忠厚之道，恐怕未免迷失了先机吧。’这大概是胡氏读史时的说法。有人说：胡氏认为，三晋想要分割晋国这个宗主国，早已有了端倪；把盟会交给大夫主持，悼公的政事便开始懈怠；接受崔杼的贿赂，平公的罪恶便显著了。荀跞出兵会盟鲁昭公，却不把他送回去，这是两位大臣在国内反叛；赵鞅又回到晋国，阴谋如凝结的坚冰，延续将近百年，这些事情可以讲一讲吗？回答说：晋悼公在萧鱼之会使郑国服从后，志得意满而开始懈怠。鲁襄公十四年，在向地会盟，参加的是十四国的大夫，由士匄主持。会盟后讨伐秦国，参加的是十三国的大夫，由荀偃主持。” 在戚地会盟，参加的是七国的大夫，由士匄主持。三次会盟都是国家大事，却都由大夫专擅。礼乐和征伐都从大夫手中发出，悼公凭什么还能使诸侯尊奉他为宗主呢？鲁襄公十六年，平公刚刚即位，在溴梁举行会盟，十一国的国君都在场，却由大夫结盟，这是荀偃所造成的。《春秋》特意记载了这件事。晋出公出奔、晋靖公被废的征兆，这时已经显现了。崔杼弑杀齐君，发生在襄公二十五年。晋平公在夷仪会盟十一国国君，如果能够拘捕崔杼并杀戮他，晋国就可以恢复霸业；但他竟接受崔杼的贿赂，答应与他讲和。《春秋》记载“同盟于重丘”，是为王纲解体、乱臣贼子逃脱法网而悲伤。季孙意如驱逐鲁君，昭公住在干侯；季孙意如在鲁昭公三十一年与荀跞会盟于适历。驱逐国君的臣子，晋国不加以治罪，荀跞反而同他会盟。昭公最终没有被接纳，晋国没有王，荀跞也没有君了。晋侯既然用重赏鼓励乱臣，弑君不诛，逐君不讨，却不知道君臣倒置，最终也会祸及自身。鲁定公十三年，赵鞅进入晋阳叛乱，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叛乱；赵鞅、荀寅、士吉射三人的罪行相同。赵鞅有韩、魏两家的援助，于是重新进入绛地。” 《春秋》记载说：“晋赵鞅归于晋。”这是记载三家篡夺晋国的开端。胡氏说“这是王的命令造成的”，大概是出于不得已；做君主的观察这些事情，只能在事变尚处于细微时谨慎防范。谨慎防范细微之处，就是《易》所说的“及早辨别”，也是朱子所说的“预见先机”。贾生说：“礼啊，礼啊，贵在恶念尚未萌发时就断绝它，在细微之处开始施行教化。呜呼，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刘向说：六卿分割晋国，指的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赵氏、韩氏。范氏由士匄的父亲武子开始任卿，传到昭子吉射，共五代

译。中行氏由荀林父桓子开始任卿，传到文子荀寅，共五代。智氏、魏氏、赵氏、韩氏共同进攻范氏、中行氏，分割了它们的土地。四卿专擅晋国政权。智氏由荀林父的弟弟庄子荀首开始任卿，荀首的曾孙是文子荀跞，荀跞的孙子是宣子荀甲，荀甲生襄子荀瑶。魏、赵、韩三家帮助了他。魏氏是毕万的后代，由庄子魏绛开始任卿；魏绛的孙子是襄子魏曼多，魏曼多的孙子是桓子魏驹，魏驹的孙子是文侯魏斯。赵氏是赵夙的后代，由成子赵衰开始任卿；赵衰的儿子是宣子赵盾，赵盾的玄孙是简子赵鞅，赵鞅的儿子是襄子赵无恤，再传两代到烈侯赵籍。”

译韩氏是韩万的后代，由献子韩厥开始任卿；韩厥的曾孙是简子韩不信，韩不信的孙子是康子韩虎，韩虎的孙子是景侯韩防。古代有世代享受俸禄的制度，却没有世代担任卿的制度。晋国的灭亡，就是因为世代为卿。所以说：权臣世代相传，国家就会危险。智氏、赵氏选择继承人 有人问：“智宣子和赵简子选择继承人，《通鉴》采用左氏的书法，从事情的最初开始记载，探究两家兴亡的起点，这也是有意的吗？”回答说：“慎重对待开端、端正根本，是《春秋》的法则。鲁声子、仲子生下隐公和桓公，而惠公不能确定嫡子与庶子的分别，祸乱因此滋长。左氏在篇首写道：‘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家道就端正了。’《大学》说：‘人没有谁知道自己儿子的恶处。’智宣子据此传位给智瑶，赵简子也据此传位给赵无恤。两家的存亡，不在晋阳交战之日，而在最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舍弃宵而立智瑶，智氏因此灭亡；舍弃伯鲁而立赵无恤，赵氏因此保存下来。哪里只是一个家族如此，推及一国、天下，也都是这样。就《春秋》而言，周景王的儿子猛、子朝，是天下层面的事；晋献公的申生、奚齐，是一国层面的事；臧孙纥出奔，是由于季氏；叔孙豹去世，是由于竖牛，这是一个家族层面的事。虽然如此，智瑶不仁而多才，这确实是不仁。赵无恤哪里称得上仁？赵鞅丧服尚未除去，就用铜斗击杀代王而夺取代地。他的姐姐听说后，磨笄自杀。禽兽都不忍心做的事，赵无恤却做了，这是不仁到了极点。” 《春秋》之后到了战国，人的欲望想要肆意横行，天理几乎完全灭绝。智瑶像袁绍，只是不幸而失败；赵无恤像曹操，只是幸运而成功。他们的不仁是一样的。有人说：“仁是人的本心，为什么会流变成不仁呢？”回答说：“本心存续，天理就成为主宰，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没有什么不是仁。本心不存，人欲就成为主宰，把自己所不爱的一套施加到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没有什么不是不仁。仁就是公正，可以与天地并列；不仁就是私欲，发展到违背禽兽也不远。智氏、赵氏的胜负，细小得像蜗牛两角；蛮氏、触氏的争斗，短暂得像蜉蝣，朝生暮死，有什么值得计算的？只是谈论古人，却不能切实用来反省自己，即使读过五车、三箧的书，谈论得口若悬河，对自己的身心又有什么关系呢？学者应当保存恻隐之心，保存不忍让别人受害的心。善念一动，就必须扩充它；恶念一萌发，就必须剪除它。凡是孝悌忠信、遵守礼义廉耻、刚毅木讷、宽大平易、明白义理的君子，乡里所尊敬仰慕的，这就是仁人。我内心喜爱这样的人，仰慕其高尚品德并努力实行。凡是邪说暴行、贪婪忿戾、巧言令色、操切刻薄、只知晓利益的小人，乡里所鄙弃轻视的，这就是不仁之人。” 我就应当像厌恶恶臭一样厌恶他们，像远离毒蛇一样远离他们。孟子说：“仁就荣耀，不仁就耻辱。”哪里只是荣耀和耻辱而已，福祸也由此决定，人与禽兽也由此区别。读史能够辨识趋向、审察自己的好恶，这才算有益。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 有人问：赵简子把晋阳作为屏障，为什么呢？回答说：晋阳是赵氏的私邑，就像卫国孙林父的戚邑、鲁国季孙氏的费邑一样，有城郭、沟池的坚固防御，可以同国君抗衡。孔子在季孙氏那里任职，三个月内没有改变季孙氏的做法，说：“大夫之家不应收藏铠甲，采邑不应有超过一百雉的城墙。”于是毁掉郈邑的城墙，又毁掉费邑的城墙。假使孔子不离开鲁国，那么成邑也会被毁掉，三座都邑都被毁掉，公室就强大了。然而三桓没有君主的观念，同晋国的三位大夫、齐国的田氏是一样的。三桓最终不敢篡夺鲁国，是孔子的功劳。赵鞅凭借晋阳叛乱，是因为那里地形险要。赵鞅把它当作董卓的郿坞、王敦和桓温的姑孰，选择人来守卫它，把私人党羽收为己用，也把私利留给子孙。开始是董安于，后来是尹铎，他们减少户数负担、减轻赋税，这是田氏施行私恩、收买民心的办法。用《春秋》的法则来衡量，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赵鞅杀死鸣犊，使晋国空虚，没有君子来孤立他的君主，难道能说他贤能吗？庄子说：“偷窃腰带钩的人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却封侯。侯门之中，反而说仁义存在。”这大概是有所感慨而说的，难道不正是在说简子吗？简子曾经向史墨询问季氏的情况，史墨说：“鲁国国君世代沿袭他们的恶行，季氏世代修治他们的功业，百姓已经忘记有国君了。” 这话不是为了评论季氏，而是用来劝诫简子的。因此，国家如果有大城，就会危害国本；枝弱而末端过大，不夺取权势就不会满足。《坎》的彖辞说：“天险是不可攀登的。”所谓天险，是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彼此界限分明、名分确定而不可侵犯。地险不过是有形的险要罢了。晋国国君如果像赘疣、浮游一样无所作为，不抚恤自己的百姓，那么从前曲沃的百姓只知道有栾氏，不知道有国君；现在晋阳的百姓只知道有赵氏，不知道有国君。天险已经丧失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即使有地势险要，难道还能守得住吗？” 在蓝台宴饮 有人问：智襄子因为戏弄侮辱别人而败亡宗族、丧失自身，为什么呢？回答说：守护自身没有比敬慎更重要的，保全家族没有比恭敬更重要。敬慎就不会戏弄，恭敬就不会侮辱。《春秋》记载齐侯在鞌地战败，是因为妇人的讥笑；记载卫国石买讨伐曹国，是因为重丘人的辱骂。戏弄侮辱带来的祸患，难道小吗？荀瑶凭借五位贤者的才能凌辱别人，又以不仁的方式行事。智果知道他一定会灭亡，但他长期傲慢而不悔改。他先因为没有勇气而羞辱赵襄子，后来又戏弄韩康子，侮辱段规。赵襄子并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打算忍受耻辱以图有所作为；韩康子并不是可以戏弄的人，段规也不是甘受侮辱的人。他们开始时像处女一样安静，后来像脱逃的兔子一样迅疾，一同谋划来对付我，实在无法揣测。然而智瑶不加戒备和恐惧。智国进谏而智瑶不听，他遭到颠覆也是理所当然的。怨恨不在于大小，这是康叔之所以能够承受、保全殷民并努力处理小事的原因，也是毕公之所以能够辅佐、光大四代的原因。智国的话，假如智瑶不能采用，但记载在简册上，也可以成为学者的良药和砭石，这同样有助于增进德行。张子《砭愚》说：戏言出于思虑，戏弄的行动出于谋划。大概过错有时是无心造成的，而戏弄却是有意作恶。用志向统率气质，用本性战胜习气，这才是善于学习。智伯索要土地

译有人问：“智伯索求土地，韩氏、魏氏都给了他，赵氏却不给。赵氏有谋臣张孟谈，为什么还不如段规、任章呢？”回答说：“左氏说智伯‘贪而刚愎’，这两个字就把他概括尽了。不听智国的劝谏，表现出他的刚愎；索求三家的土地，表现出他的贪婪。凭刚愎来助长贪婪，向哪里去会不失败呢？段规、任章的谋略深远，正是所谓‘将要夺取它，必先牢固地给予它’。赵襄子的怨恨深重，正是所谓‘即使国家因此灭亡，也不能听从’。智伯此时正像猛虎在大道上跳跃横行，伸出爪牙，准备搏击吞噬。三家都想吃他的肉、睡他的皮，给他土地是为了使他骄傲，不给土地是为了使他愤怒。使敌人骄傲，敌人的变化就迟缓；使敌人愤怒，敌人的衅隙就会迅速出现。赵襄子舍弃长子所在的邯郸而逃往晋阳，是知道民众同心可以共同患难，大概早已对付智氏有所准备了。赵氏并非没有谋略，而是因为恐惧而保存下来，智氏却因为骄傲而灭亡。《易大传》说：‘危险的可以使它转为平安，平易的可以使它转为倾覆，关键在人，而不在形势。’” 智伯引水攻城 有人问：“用水攻城开始于什么时候？”回答说：“古代有用水辅助耕作的，没听说过用水辅助攻战。春秋时期还没有这种事，难道是从智伯开始的吗？”刘子说：“若没有禹，我们恐怕就要变成鱼了吧？”圣人想到天下人沉溺受害，就像自己沉溺受害一样，是希望百姓不要沦为鱼类。争夺城池而作战，却让百姓像鱼一样淹死，以此逞行不仁，岂不是比起作俑的人更加残酷吗？三家灌淹晋阳，《史记·世家》认为是汾水，《战国策》认为是晋水。根据《郡县志》，汾水在晋阳城东，晋水在城西，这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是对的。智伯的话刚刚脱口而出，魏驹、韩虎的肘和脚已经接触到车上，事情不用说就明白了。正如箭被射出、四马飞奔，真是可怕啊！安邑是魏氏的城邑，平阳是韩氏的城邑，都是一百雉的城，与赵氏的晋阳相同。絺疵知道韩、魏两家一定会反叛，但没有提出善后的策略。张孟谈一番游说，晋阳的水反过来被用来灌淹智氏，智伯最终死在凿台之上。曾子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老子说：“美兵是不祥的器物，动用它就喜欢反复遭受祸害。”难道不是真的吗？智伯凭借不仁的资质，实行不仁的事情，后来的辩士便把它作为谈说的材料，流毒无穷。齐国、魏国攻打赵国，赵人于是掘开河堤放水灌魏军；掘开荥口，魏国就失去了大梁；掘开白马口，魏国就失去了外黄、济阳；掘开宿胥口，魏国就失去了虚、顿丘。那些纵横家对此张口称道而不加置疑。后来魏国终于因水而亡。樊哙用水灌废丘，韩信筑堰阻塞潍水，高岳引水浸灌颍川，都是用水攻取而获胜。没有比梁武帝筑淮堰更惨的了，十多万人沉沦于海中。他看待这件事，就像看蚂蚁搬动巢穴一样，漠然无动于衷。南唐有个臣子提出修筑瓦梁的建议，说：“不只是鱼失去三州，百姓还要漂泊在海上四百里。”不仁所造成的祸害，比洪水还严重。说出这种话竟不感到惭愧！汤、武王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曾有过这种事呢？所以我特意记述智伯的罪行，作为不仁者的警戒。从智伯灭亡到三家分晋、成为诸侯，共经过五十一年。司马公论才与德 有人问：“古代有君子、小人的区别，却没有才与德的分别吗？”司马公说：“德胜过才的是君子，才胜过德的是小人。”为什么呢？回答说：“邵子说：‘才质正当的人，能使别人受益，也能使自身受益；才质不正当的人，会危害自身，也会危害别人。’所谓‘十六才子’的才，正是所说的‘难得之才’，是把才与德合在一起说的，也就是程子所说的才与诚相合。有才而骄傲吝啬，才略稍有而没有听闻大道，这是脱离德而言才；正如《汉书》所说的不仁而多才的人。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这是说小人必定不可任用。能说会道的啬夫，不如少文饰的绛侯；卖弄智巧的张汤，不如质朴正直的汲黯。小人的才，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才之子’，又有什么用呢？酆舒凭三项出众的才干而灭亡，荀瑶凭五方面胜过别人而覆灭。才胜过德，又有什么益处呢？德根源于人的本性，本性没有不善的；才禀受于气，气有善有恶。司马公说：‘聪明、明察、刚强、坚毅叫作才。’这句话仍然没有说尽。君子聪明而通达，小人却只是轻浮机巧、苛察琐细；君子刚强坚毅而有所守持，小人却只是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君子和小人的才，不能一概而论。从求学者自身来说，才不是勉强就能获得的，而德却可以通过自我勉励而不断进步。德很丰厚而才略有所不足，仍不失为君子；才略稍有而轻视孝悌，轻慢仁义，抛弃忠信，丢掉廉耻，最终只能归入小人罢了。豫让 有人问：豫让曾侍奉范氏、中行氏，后来又侍奉智伯，怎么能称为贤者呢？回答说：《左传》记载，他侍奉范氏、中行氏时没有获得什么名声，离开后才侍奉智伯。《礼记》说：“道路相合就服从，不相合就离去。”贾谊说他背叛旧君而侍奉仇敌，是不对的。考察《战国策》，豫让是毕阳的孙子；毕阳也是义士，曾把伯宗的儿子送到楚国去，这件事见于《晋语》。豫让没有辱没他的祖先。胡明仲说，豫让没有什么现实目的却去行善，是真正的义士。千年以后，还有知晓他心志的人。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但豫让直到今天仍有光辉。那些背弃义理、忘却君主的人，如唐代六臣之流，难道不稍感惭愧吗？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老师，经过段干木的住所时，一定扶轼致敬。有人问朱子说：“从曾子以下，论笃实，没有谁比得上子夏；至于田子方，并不是与子夏同一类的人。文侯把他们都当作老师，子方的言论和行为也有可以考察的吗？”李克说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文侯都以他们为师，为什么这里不说以段干木为师呢？回答说：“《史记·六国年表》说：文侯十八年，从子夏那里接受经书。《儒林传》说：子夏居住在西河，田子方、段干木都向子夏受业。韩文公说：子夏的学问，后来传给田子方；田子方之后流传下来，便成为庄周的学说。因此庄周的书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孟子说：古代的人不肯做臣子，就不去见段干木，甚至翻墙躲避他。我曾考察他在魏国的事迹：文侯问子夏：‘我穿戴端正的礼服，听古代的音乐，就只怕困倦；听郑、卫的音乐，却不知道疲倦。’子夏说：‘君主所问的是乐，所喜好的是音。君主所喜好的，恐怕是沉溺于淫声吧？’文侯听了子夏的话，应当已经懂得音乐的根本了。为什么他在辨察音乐方面明白，却在任用官吏方面糊涂，还要等待子方来规劝警醒呢？莫非只是喜欢而没有推究吗？庄周说子方侍坐于文侯身边，称赞他的老师是东郭顺子，这属于寓言，不足以作为依据。

译庄周的学说并不是子方的学说。说贫贱者可以傲视别人，这话接近战国士人的言论，似乎不像子夏门人的气象。先儒说，凭富贵傲视别人固然不对，凭学问傲视别人也不对。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干而骄傲自大，仍然不足以让人称道，难道说贫贱便可以傲视别人吗？《说苑》说：子方陪文侯坐着，太子击进来拜见，宾客群臣都起身，只有子方不起。文侯不高兴，子方于是为太子击诵说楚恭王当太子时的事。文侯说：“好！”太子击诵说了其中的话，请求学习。子方从容地委婉劝谏，这与说贫贱者可以傲视人的回答不同。《吕氏春秋》说，文侯见到段干木时，站得疲倦了也不敢休息，那么他也确实曾拜段干木为师。文侯请他担任相国，他不接受；文侯给他百万禄，并且时常到他的馆舍去看望他。秦军想攻打魏国，司马唐劝告秦君说：“段干木是贤者，魏国以礼敬重他，不可以出兵攻打。”秦国于是按兵不动，不敢进攻，这就是班固所说的“安居休息来使魏国繁盛”。三人的言论和风范，都和煦可亲，令人仿佛可以汲取。文侯的贤明，也是在洙泗流传下来的教诲引导和辅佐下成就的。西河魏地保留着段干木、田子方的遗风，到汉代仍没有消失。谁说儒者对国家没有益处呢？儒学功效不被彰明，已经很久了。从前孟尝君问白圭：“魏文侯的名声超过齐桓公，而功业却比不上五霸，为什么呢？”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敬重段干木；这就是他的名声超过桓公的原因。”说到选择相国时，白圭又说：“成与璜，谁更合适？这就是他的功业比不上五霸的原因。如果让这三人担任相国，难道只是成就霸业吗？”所以，有敬重贤人的名声，就一定要有任用贤人的实际行动。即便如此，文侯任用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能够荐举这三位贤士。汉武帝号称喜好儒学，却不任用董仲舒为相，反而任用遮蔽贤才、窃据职位的公孙弘，他远远不如文侯了！唉，文侯真是贤明啊！文侯和田子方饮酒，文侯说：“钟声不协调吗？左边的钟声高了。” 有人问：钟声不协调吗？左边的钟声高了，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书大传》说：天子左边设置五口钟，右边设置五口钟，说的是六律属阳，六吕属阴，共有律吕十二种，各有一口钟。天子四面悬挂乐钟，黄钟、蕤宾在南北，其余在东西。天子将要出行时，就敲黄钟，右边五钟都应和；入宫时就敲蕤宾，左边五钟都应和。注说：黄钟属阳，西边五钟属阴；蕤宾属阴，东边五钟属阳。按《周官》考察，天子的宫悬四面设置，诸侯的轩悬撤去南面的一面。这样说来，诸侯面向南方，不悬挂南面的钟，但左右两边钟的制度相同。《春秋传》说：“歌钟二肆”，这样十二口钟就都齐全了。凡是奏乐，先奏钟，用来调和各种乐声。右边五钟指林钟到应钟，左边五钟指大吕到中吕。右边属阴，声音应当高；左边属阳，声音应当低。声音高就柔和而不怯弱，声音低就刚劲而不亢奋。文侯说左边的钟本应低沉却发高声，所以不协调。有人问：君主明白，乐官却不明白，所谓乐音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天子的礼制，是让乐师仔细审察声音的高低，让盲乐师在左右辅助。君主内心无所作为，只需守持最正当的原则。诸侯处理政事时有瞽史进谏的制度，闲居宴饮时有师工诵读诗章。因此，天子和诸侯设置瞽师，制度是相同的。君主的职责，在于明察掌管音乐的官员；至于律吕声音的清浊是否和谐平正，以及声音的高低，则是瞽师所应考察的，不是君主的职责。晋平公饮酒击钟时，知悼子在堂上，师旷也在。太师却没有奉命让宰夫斟酒给知悼子喝。乐官不可以不端正。这是耳、目、心的枢纽。耳朵的听觉如果不去审察官吏，却去审察声音，就是耳聋了。耳朵不聪敏，内心怎么能端正？这就是田子方进谏规劝的原因。难道只有钟声如此吗？驺忌说：大弦浑厚而有春天般温和之意，象征君主；小弦清脆而刚劲，象征相国。琴音调和，天下就能治理。阳气居左而声调要低，就像宫音象征君主而声音浑浊；阴气居右而声调要高，就像商音象征臣子而声音清越。在《易》中，大臣以九居二，刚健居中，用来端正君主；君主以六居五，虚心居中，用来接纳臣下。上下相交而心志相同，所以称为泰。因此说：审察声音来了解音调，审察音调来了解音乐，审察音乐来了解政治。文侯对李克说，设置相国的人选不是魏成就是翟璜。有人问：“文侯向李克询问相国人选，李克的回答是这样，为什么呢？”回答说：“广泛招纳俊杰，使他们位列各个官位，是相国的职责。设置官职只任用贤者，安排职事只任用有才能的人，是任用人才的方法。魏成所荐举的是贤者，翟璜所荐举的是有才干的人，这就是翟璜不如魏成的地方。”李克没有把两者分别说得明白，言语中含有深意。翟璜起初虽然愤怒不高兴，后来释然，谦逊地道歉。李克的话从容不迫，对上足以使文侯醒悟，对下足以使翟璜感动，大概是因为他修养内心有方法。李克是学习《诗经》的人，子夏传给曾申，曾申传给李克；师友传承的渊源，使他深受温柔敦厚的教诲。孔子说：“不学习《诗经》，就无法说话。”内心平和，气度平正，说话有条理，李克可以说是善于学习《诗经》了。战国诸君中，只有文侯喜好学习。仓唐用《晨风》《黍离》两首诗回答文侯，于是文侯又恢复了太子击的地位。《诗经》可以激发人的志意，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文侯处理君臣、父子关系时，礼义之风和煦盛美，这是多么兴盛啊！学习诵读《诗经》却不能消除鄙陋背理的气息，使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生发出来，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文侯任用吴起为将领

译有人问：吴起品行浅薄，文侯却任用他为将领，难道任将只看才能而不看品行吗？回答说：不是。古代天子的六卿，就是六军的统帅；大国的三卿，就是三军的统帅；比、闾、族、党各级官吏，就是伍、两、卒、旅各级军官。选拔他们要看德行，教导他们要重视品行，文事武事是一个道理。晋国谋求元帅时，尚且把礼乐诗书放在首位。以礼义任用人，政治就会顺利安定；然后用于战争，就会战无不胜。冉有使用长矛，樊迟担任车右，有若参与攻打吴国，都是孔门中的高等弟子。战国初年，风气习俗完全改变。文侯是贤明的君主，子夏、子方、干木在内讲论诗书，吴起、乐羊在外执掌武器。士大夫和披甲武士已经分成两条道路。文侯明知吴起品行不端却任用他为将，心里一定是说：‘乐羊忍心吃下儿子的肉而成就攻取中山的功业，讲什么礼义呢？我所取用的不过是权谋罢了。’然而三纲是军政的根本，吴起这样的为人，使三纲几乎断绝。要从孝子中求忠臣，难道文侯没有想到吗？从此以后，魏国的武卒在诸侯中称雄，以奸诈对付奸诈，争夺微小利益，耗尽了自己的百姓。孟子所说的“孝悌忠信”，被看作对付秦、楚坚甲利兵的迂腐空话，这种根源是文侯开启的。魏无知荐举陈平，说：“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对于胜败的形势没有益处。”翟璜荐举吴起、乐羊，也是魏无知的这种意思，不可以作为教训。六国最终都被虎狼般的秦国兼并，不仁的人任将，就成为白起那样的残暴；不义的人任将，就成为章邯那样的卖国投降。唉！《易》说“师卦上六”，小人不可任用；“赳赳武夫”，是公侯的屏障；这也是中林那种纯一之士。古代的风尚日渐寥落，百姓的苦难却到了极点。或者我又有所感慨：吴起是学习《春秋》的人。《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吴起起初侍奉曾子，又从曾申那里接受《春秋》，曾申就是曾西。曾西不肯把管仲当作榜样，确实领会了圣门的心学。吴起也曾听闻先生长者的遗教，所以有“在德不在险”的说法。然而大节已经亏损，其他美德也无法赎回。兵家尊奉他，儒者却以称道他为羞。用诡诈手段取得的收获，如同翰鸟高鸣般的虚名，有什么可取呢？吴起所学的《春秋》，就像张禹所传的《论语》、孔光所传的《尚书》一样。求学者不可以不引以为戒。赵烈侯喜好音乐 有人问：“治理国家一定要摒弃郑声，这是孔子的教诲吗？郑声感动人心，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回答说：“朱子认为郑声的淫靡超过卫声，所以孔子唯独把它作为警戒。烈侯喜好音乐，喜爱唱郑国歌曲，这就是所谓郑声。子夏说：‘郑国的音乐放纵过度，会使人的意志淫荡。’自春秋时期以来，各国互相欺诈，郑国曾用女乐贿赂晋国，使晋悼公的志向懈怠，因此魏绛有了居安思危的劝诫。郑国又用淫靡的音乐蒙骗并贿赂宋国，师慧便说：‘朝廷中没有人了。’孔子厌恶它扰乱音乐，大概是痛惜雅乐的废弛。烈侯赐给歌者田地，政事荒废而赏赐泛滥，这是相国所应当劝谏的。公仲连称病不上朝，是想使烈侯醒悟，但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挽救他的过失。畨吾君只用一句话就荐举了三位贤士，以格言至论熏陶浸润，烈侯的错误想法和邪恶念头便像冰融雪消一样消失了。和正直的人相处，益处就是这样。孟子说：‘人不足以责罚，政事不足以非难，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公仲连接近这种境界。畨吾君是赵国的大夫。公仲连虚心听从畨吾君的话，烈侯也虚心听取牛畜、荀欣、徐越的话。相国有荐举贤人的美德，君主有改正过错的美德。荐举贤人是为了端正君主，改正过错是为了端正自身。君臣都尽到各自的职责，就可以成为百世遵循的法则。诸葛武侯认为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凡是进献忠言，都交给向宠、费祎、董允负责，他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盗贼杀死楚声王 有人问：史书把杀君者记作“盗”，从什么时候开始？回答说：《春秋》襄公十年，盗贼杀死郑国三位卿，这是史书开始记“盗”的时候。盗贼是卑贱的人，竟敢杀害君主；到了哀公四年，盗贼杀死蔡侯申，这已是《春秋》末期、战国渐起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出世道越来越衰落了。蔡国还只是个小国，楚国有六千里土地，君临其上，盗贼却肆意横行而没有顾忌。楚国的臣子难道没有孔父、仇牧那样挺身而出、诘问凶手的人吗？君子因此说楚国没有人。如果还有人的话，一个拥有千乘的国家，公宫有守卫，旅贲有防护，谁敢在君主面前露齿咀嚼、踢踏青草？何况敢对君主制造祸难呢？做君主的若能得道并凭此自持，臣民仰望他如同仰望日月，敬畏他如同敬畏神明，怎么会有人敢杀害他呢？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谨慎的；逢迎偏私、侧身献媚的人，也没有亲近结交的机会。这样才能守住自身，也守住国家。安王 虢山崩塌，堵塞黄河 有人问：“虢山崩塌，为什么要记载？”回答说：“山川是国家的主宰。周幽王元年，岐山崩塌，这是宗周将要灭亡的征兆。那首诗说：‘百川沸腾，山峰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周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塌。《春秋》是为天下记载灾异，所以不说晋国。《谷梁传》说：‘河水被堵塞，三天不能流动，是天下的大变故。’从此以后，王室沦落得和小国一样，剩下的只有蔡国与虢国，诸侯把它们看待得如同委裘弁髦罢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动。到了这时，虢山崩塌，周王室逐渐衰微、逐渐灭亡，已经无法支撑了。虢山在今天的陕州陕县，靠近黄河，当时属于魏国，是河西之地。魏国将要成为秦国的一个异变征兆，然而并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山崩川塞，地下发生地变，周将要归于秦国的征兆已经显现。董子说过：‘人的作为，其善恶达到极点时，会与天地流通往来、相互感应。天子衰微，诸侯横行，大夫僭越，纲常败坏，人伦制度不能建立，心志一动便牵动气机，山川怎么能安宁呢？’田和把齐康公迁徙到海上，田和请求成为诸侯，周王答应了。”}],

译有人问《史记·世家》：“田恒的曾孙田和开始成为诸侯，把康公迁到海边；《年表》却每年仍系在康公名下，这是为什么？”回答说：“田氏没有把君主放在眼里，已经很久了。晏子说礼制可以制止这种情况，齐景公却没有采纳。孔子在鲁国时请求讨伐田恒，鲁哀公也没有听从。弑君叛逆的罪行没有受到诛讨，篡位夺权的形势便已经形成。于是康公被迁到海上。又过了两年，田和在浊泽防备魏、楚、卫三国，请求成为诸侯。魏文侯也是由大夫篡位而立的，于是替田和向周王请求。周威烈王既然已经任命晋国的三位大夫为诸侯，那么周安王对于田和，怎么能不答应呢？天下的强国有七个，其中由大夫篡夺君位的有四个；君臣尊卑的分别、文王武王分封诸侯的制度，到这时全都败坏了。从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用‘君要像君，臣要像臣’来回答。齐景公如果能够实行孔子的话，端正法纪，辨明上下名分，谨慎对待霜降之后将有坚冰的渐变，那么田乞、田恒就不至于弑杀两位君主，康公也不至于只能靠一座城邑生活了。太史公在《年表》中仍系康公之年，是因为齐国是师尚父的国家，不忍心使它的世系断绝；这就是《春秋》保存陈国的义理，也是《论语》所说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家延续的意思。” 吴起回答魏武侯说：“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 有人问：“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具有德行就可以除去险要了吗？”回答说：“德行是根本，险要是末节。帝王治理天下，根本和末节各有次序：在自身修养德行，在国家设置险要，二者缺一不可。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这是《易经》的教导。用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御，是六位君子所谨慎对待的事。《春秋》记载灭下阳却不系于虢国，修筑虎牢却不系于郑国；有险要却不能守住国家，那就不再是自己的国家了。倚仗险要而不修养德行，本来就是败亡之道。地势险要不能保全国家，却说‘我只修养德行就够了’，那么对于那些狡黠地谋求开拓疆界的人，又拿什么抵御他们呢？”因此五峰胡先生说：“魏武侯的过失在于不知道根本，吴起的过失在于不知道末节。吴起是兵家一流的人，但曾经向曾子学习，所以能够说出这种话，却不能真正实行自己所说的道理。”太史公说：“吴起以地形和势力不如德行来劝说魏武侯，然而他在楚国实行时却刻薄暴虐、缺少恩德，终于丧失了性命。”扬子说：“这话说得好啊！假使吴起用兵每次都像这番道理所说的那样，那么太公还能怎样超过他呢？不过，吴起这番话本来是用来规劝魏武侯的过失的。”魏国四面有山河阻隔，并不是没有险要。魏武侯的继承人没有及早确定，公子防与公子缓争夺君位，国家几乎灭亡。《诗经》说：‘怀有德行才能安宁，宗子才是国家的城墙。’ “不要使城墙毁坏，不要使人因此独自畏惧。”不修养德行和义理，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祸患呢？防继承君位成为魏惠王，东面败给齐国，西面丧失土地给秦国，南面受到楚国侮辱；孟子关于仁政的言论，他也听得很冷漠。险要可以依仗吗？吴起虽然不能亲自实行自己所说的话，但言论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魏国的宰相田文。有人说：“田文在君主年少、国家人心疑惧时担任宰相，果真能够承担这个职责吗？”回答说：“田文，《吕氏春秋》称他为商文，但他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商文在君主年少、国家疑惧之时，主动承担责任，想来应该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面临重大节义也不能使他改变吧？然而世子是国家的根本。魏武侯没有早早确定继承人，等他去世后，两个儿子争夺国家，韩国和魏国联合出兵，想把魏国一分为二。幸好他们的谋划没有成功，否则魏国的灭亡便可以跷足等待了。不知商文是否曾经说过这些话？还是说过了而没有被采纳，于是离开了呢？唐代褚遂良曾对唐太宗说，太子和诸王应该有确定的名分；魏謩曾对唐宣宗说，没有确立太子作为储副，是令人忧虑的事。后来终于发生了承干、泰王之间的争斗；考察归长、宗实擅自矫诏的事情，情况也同魏国大致相同。商文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不值得称道。后来公叔担任宰相，进谗言陷害吴起，把他驱逐出去。吴起离开西河时哭着说：‘西河归入秦国，不会很久了。’西河归入秦国，魏国一天天削弱，这都是公叔造成的。推荐贤才，没有魏成；了解贤才，没有李克；魏文侯的事业到了魏武侯时便衰落了。商文没有深远的谋略和预先的计划，却凭空说大话来自我夸耀，不可以把他的话当作可信。” 周烈王。韩国灭亡郑国。有人问：“韩国凭什么能够灭亡郑国？”回答说：“韩国攻伐并分取智氏的土地时，独自取得成皋，这是段规的谋略。段规说：‘一里土地的厚实之处，却能发动千里范围的权势，这是地利；一万人的军队，却能击破三军，是因为出其不意。采用我的意见，韩国一定能夺取郑国。’根据《春秋》考察，成皋就是郑国的虎牢；晋、楚争夺郑国，胜负就在这里决定。智氏夺取了它，后来韩国又拥有它。郑国失去成皋，失去了险峻城邑的屏障，还能保有国家吗？韩国迁都之处，就是郑国的都城。如今称为郑州的新郑，但韩国由此兴起，韩国也由此先行灭亡。郑国在黄河、洛水以南，是中原险要的关塞；春秋时期遭受战争之多，没有比得上郑国的；战国时期最先遭受战争侵扰的，也没有比得上韩国的。范睢担任秦相，首先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便从韩国开始，以控制天下的枢纽。夺取南阳，太行的道路就断绝了；夺取阳城、负黍，周朝就灭亡了；夺取荥阳、成皋，韩国就献出土地、交出玉玺了。秦国灭亡韩国以后，便折断了天下的脊梁，接着夺取其余五国，就像摇动枯槁的树木一样容易。韩国的祸患开始于得到郑国，所以说：‘得到它，是丧失它的开端。’” 周王室衰微弱小，诸侯没有来朝见，只有齐国来朝见。有人问：“齐国朝见周王，也可以称道吗？”回答说：“王室对于诸侯，就如同衣服有冠冕、树木和水流有根源。春秋时期，诸侯朝见天子的很少。鲁国号称掌握周礼，前往王所朝见只有两次，前往京师一次；有时不去朝见，却把天子的尊位同齐、晋、楚并列。到了叔孙得臣、仲孙蔑、叔孙豹前往京师，国君不亲自去而只派大夫，这对王室的待遇还不如齐、晋、楚。昭公以后，即使大夫也不再前往京师了。一次不朝见就贬低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土地，三次不朝见就调动六军讨伐；这样看来，鲁国国君岂不是可以被反复诛责吗？鲁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便可想而知。田齐通过篡夺取得国家，却能够尊奉周王，这就是所谓盗贼也有其原则；与魏、赵、韩三国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相比，齐国还胜过它们。齐国、晋国的旧君，都只能享有一座城；田氏等到康公死去且没有后代，才收取了那座城。三晋却不等到靖公去世，就把他废为平民，夺取他的城邑并加以瓜分，这又在田氏之下了。世道衰败、道义微薄，人欲横流之中，仍然保存着一分天理，就像严冬闭塞、阴气深厚高峻，而微弱的一线阳气还存在。君子并不是要特别褒奖齐国，只是看见人的良心没有完全泯灭。” 《春秋》完成以后，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在他们尚未恐惧时，便成为作乱和弑逆之人；既然感到恐惧，就不会断绝他们改过向善的可能，这正是以忠恕之道待人的意思。” 周显王。秦国在石门击败三晋的军队，斩首六万。

译有人问：“古代有按首级计算战功、斩首以万计的事吗？”回答说：“古代是用最仁义的军队讨伐最不仁义的国家，《大雅》说：‘俘获审讯之人很多，割取首级也安然有序。’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杀人之多，没有比秦国更惨酷的。’从石门之战到周赧王末年，史书所记载的用兵斩首数量，总共有一百四十多万。无辜百姓仰天呼号，所传闻的只有血腥气。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天下，却像反掌一样失去了它。师尚父说：‘凭不仁取得天下，又凭不仁守住天下，一定只能延续到他自己这一代。’秦国不仁，实在太厉害了。秦国的法律规定：有军功的人接受上等爵位。荀子说：‘斩获五个甲士的首级，就可以役使五家。’鲁仲连说：‘抛弃礼义而把斩首记功看得最高。’秦国从戎狄之俗发生改变，正是周公所要抵制的。秦国砍杀百姓，就像虞人围猎禽兽、薙氏割除野草一样。祭祀柏翳，难道能够长久吗？秦国战胜以后，周王赐给它绣有黼黻纹章的礼服。服饰上的纹章，是上天用来授予有德之人的标志。秦国争夺土地、城池，不遵行周王的命令，天天寻衅动武，使百姓糜烂，却反而把天命施加给它，这是把上天的讨伐当成奖励暴虐。从此以后，毒害和暴虐像烈火沸鼎一样蔓延，百姓几乎灭尽，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同情怜悯之心，就不是人。秦国可以说不是人了。卫鞅搬木立信，赏赐金钱。有人问：“卫鞅用搬木头来树立信用，这件事也有可取之处吗？”回答说：“成汤宽厚而仁慈，把信用彰明于亿万百姓；武王敦厚守信、彰明义理，守信是为了实行仁义。因此，不用赏赐百姓也会受到劝勉，不用发怒百姓也会畏惧得如同畏惧刑钺。卫鞅树立信用，是要用来推行苛刻的法律罢了。古代治理政事的人，并不是追求法律一定要强行实行。三王的法令符合人情以后才施行，下令如同流水从源头流出，是顺应民心。《商君书》命令百姓互相收捕告发，实行连坐；百姓家中有三个男子却不分居的，加倍征收赋税，这符合人情吗？脚步超过六尺便要受罚，把灰丢在道路上便要受刑，这顺应民心吗？《易经》的《革卦》说：‘到了适宜的时日，才取得信任；变革之后要使人信服。’又说：‘变革得当，悔恨才会消失。’法律开始于伏羲，至尧时形成；殷承袭夏代的礼制，周承袭殷代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看出的。彗星出现在西方，卫鞅进入秦国，成为妖异的光芒，要扫灭帝王留下的遗迹。自伏羲以来的法度，到卫鞅这里全都改变了。晋文公攻打原国，以此显示信用；晋国本来没有信用，却借此显示信用来取得名声。卫鞅哪里是真有信用呢？这是欺诈！魏公子卬袭击并俘获了他，足以看出他并没有信用。他一旦凭借搬木头的赏赐，便把百姓当作愚民来欺骗。” 如果先用义理引导百姓，百姓就会跟随教化；没有听说过用利益诱导百姓。百姓只看见利益而听不到义理，秦国风俗的败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用厚道来教导百姓，百姓尚且会趋向刻薄；卫鞅却反过来用刻薄来教导百姓，使他们在家中陷入不孝，出门陷入不悌。父子之情是人的天性，他却让父子分开居住；告发奸邪本来就是奸民所为，他却加重赏赐。弊端流传到后来，甚至有人借锄头拿扫帚，脸色对父亲无礼、责骂母亲；乡里用公乘的权势欺侮同乡；郎中以上的高爵者傲视自己的父兄。维系礼义廉耻的根本荡然无存，几乎泯灭；人们只知道法令，不知道《诗经》《尚书》等经典；只知道刀笔吏的尊贵、披甲戴胄之人的显贵，却不知道运用儒术。不等到秦始皇、李斯焚书坑儒，儒者已经没有用处，六经已经成了无用的旧物和泥土草木。于是秦国破坏田间阡陌，借此安定百姓的产业，而井田和牧地制度也废除了；又诱使三晋的百姓竭力耕作，使秦国百姓负责应敌，从而把兵与农分开。秦国灭亡以后，秦国的法制却延续了千年。帝王的法，是天理的公正；卫鞅的法，是人欲的私利。天理难以彰明，人欲却容易流行。卫鞅因创制这种法律而自取祸患，本来不值得多谈；但把卫鞅当作老师的人，却接连不断。士人如果卑贱地成为秦国那样的士人，官吏如果贪婪暴躁地成为秦国那样的官吏，百姓如果抗拒法令、特别强悍地成为秦国那样的百姓，真可悲啊！” 申不害求见韩国昭侯，昭侯任用他为相。有人问申不害、商鞅的学说相同吗？回答说：《新序》说，申子的书说君主应当掌握权术来督责臣下，这叫作“术”；商鞅著书，称为“法”；二者都讲刑名。从战国到秦汉，这种思想根基牢固而影响广泛。韩非学习刑名、法术，因而变得惨酷严峻、缺少恩德；鼂错向张恢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学说，生性便变得峭直刻深。汉宣帝喜欢阅读申子《君臣》篇，因而用刑名之术约束臣下。既然如此，申不害与商鞅的学说就是一回事。申子的言论给天下国家带来的祸害，不在商鞅之下。秦朝李斯迎合秦二世以求得容身，他的书中引用申子的话说：‘拥有天下却不能任意放纵，就叫作把天下当成枷锁。’于是秦朝实行督责更加严厉，一句话便足以亡国。秦朝灭亡得很快，这种学说是砍伐国家根本、残害百姓性命、侵蚀人心的蛀虫；邪说造成的危害，比洪水猛兽更加猛烈。世上的议论者还说：‘韩国昭侯任用申子为相，所以国家治理得好、军队强大。’像汉宣帝那样英明的人，也喜好这种学说。于是把受过刑罚的人当作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汉朝从此衰弱。所以做君主一定要效法尧舜，治理政事一定要遵循先王之道，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唉！韩非、李斯在前面被诛杀，鼂错在后面被杀戮，学习申子的人又得到什么好处呢？” 董仲舒阐明《春秋》大一统的义理，认为不属于六艺范围、不是孔子之道的学说，都应断绝其道路，不要让它们并行发展。于是汉武帝罢黜研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言论的人，这对我的道统功劳很大。我担心求学的人夸赞韩昭侯而仰慕李斯，崇尚刑名而抛弃仁义，使百姓的灾祸不能停止。因此论述这件事。孟轲到大梁，拜见魏惠王。有人说：孟子不主动拜见诸侯，为什么却到大梁拜见魏惠王？回答说：《魏世家》说，魏惠王屡次遭受战争，便降低言辞姿态、准备丰厚财物来招揽贤者，所以孟轲到了大梁。孟子说‘不做臣下，就不去拜见’，难道不是魏惠王招请他，他才去的吗？自从邪说和偏颇的行为充满天下、堵塞仁义之后，战国诸侯只知道强弱和众寡，不知道同情怜悯和羞耻憎恶。战争不停，只谋求利益，仁义的言论绝了声音。孟子不得不从根本上挖除祸根、堵塞源头，深切排斥并极力阻止它。仁义的功效，是不遗弃自己的亲人，不轻慢自己的君主。利益造成的祸害，发展到不夺取便不满足，可以说讲得深切而明白了。仁义，是人的良心；利益，是滋长在良心中的稂莠。《大学》在末章对此作了明辨，孟子尤其在开篇就严厉申说。不仅世上的君主没有醒悟，连能够保存良心、遏制利欲的学者也很少。仁义有天爵的荣耀，放纵利益欲望有招致众多怨恨的耻辱，应当知道选择什么。习俗会改变人，风气日益衰颓，人们同流合污而自我贬低，廉耻之道丧失。即使人人诵读《孟子》七篇、每家学习《大学》，口头和耳中都是圣贤的教诲，身心所做的却是商人逐利的行为。董仲舒所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都被讥笑为尘土。《礼记》说：‘人被外物所改变。’这里说的是使天理泯灭而使人欲穷极。

译我正为此感到忧惧。求学的人想要学习圣贤，应当从辨明自己的志向开始；辨明志向，没有比辨别取舍义与利更重要的。把义看得明白，是君子的志向；把利看得明白，是小人的志向。行善就是舜一类的人，逐利就是盗跖一类的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具有仁义；否则就会变成受外物支配的东西。求学的人究竟想做人，还是想做物呢？” 秦国攻伐韩国，攻下宜阳。有人问秦国为什么先攻取宜阳？回答说：这是窥伺周朝、逐步进逼的开始。宜阳在今天河南福昌县以东，靠近洛邑；渑池、二殽也都在它的境内，是韩国的险要关塞，也是周朝的屏障。地势有固定的险要，守御也有固定的形势。黎国灭亡，商朝就危急；下阳被攻取，虢国就灭亡。所以秦国攻取宜阳，意图不在韩国，而在周朝。周朝不能振作已经很久了，绵延不断，像头发牵引千钧重物一样危险。然而周王仍把空有名义的地位建立在诸侯之上；楚国陈兵而问九鼎，晋国率领戎人攻伐颍地，却仍然畏惧君臣名分，不敢谋取周朝。周显王二十六年，天子授予秦国伯的称号；三十三年，天子向秦国道贺；第二年，秦国攻下韩国宜阳；又过一年，天子赐给秦国文王、武王祭祀用的胙肉。于是秦国傲然自大，逐渐想要改换天下的秩序。然而秦惠文王虽然攻下宜阳，却没有立即夺取周地。周慎靓王五年，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请求发兵攻打三川，进攻宜阳，逼近东西二周的郊外，占据九鼎，按验图籍。张仪不顾逆顺的道理，反而颠倒上天的昭明，想要放纵自己的无穷欲望，企图兼并周朝所有土地。秦国因为要夺取蜀地，暂时没有顾及此事。周赧王七年，秦武王想让车马通过三川，以窥伺周王室，于是派甘茂攻打宜阳，大举出兵攻下了它。大概还没有等到[原文疑字：▯狐]迁移，三川的形势已经使周朝感到寒心，周朝灭亡的局面已经形成了。甘茂说：“宜阳是大县，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郡。”《战国策》记载周君说：“城方圆八里，有才勇之士十万人。”《通典》说，宜阳北、南、西三面陡峭绝险，是控制扼守形势的地方。六国之中韩国最弱；宜阳一旦归秦，上郡的道路就断绝了。秦军从下方出兵占据宜阳，韩国上地便无法沟通，纵横家的言论也像出自同一张口；这不是韩国的忧患，而是周朝的忧患。唉！周朝兴盛时声势赫赫，南仲轻易讨伐西戎；等到周朝衰败，戎人首先叛乱，秦国也从戎狄之俗发生改变。周幽王因戎人而灭亡，周赧王也因戎人而灭亡。孔子因此有‘假如没有管仲’的感叹。齐国和魏国在徐州会盟，互相称王。有人问：齐国、魏国都是大夫篡夺君位而建立的国家，两个国家相继称王，又在诸国之前，为什么？回答说：《春秋》时吴、楚都曾僭越称王，列国从这里开始僭越。齐、魏是罪行最先发生的。这个时候齐国强盛而魏国衰弱，魏惠王在东边战败、西边丧失土地之后，离开安邑迁都大梁，正要同齐国一起防止滥用名号、超越称号，以满足自己的志愿。又改换年号，称某年为一年，这件事见于《竹书纪年》。这大概是用来张扬强大的形势，掩盖衰弱的实际。齐威王在世时，周王还假借义理行事，仍然知道有王室；他的儿子首先做出僭越窃取王号的举动，可以说是不顾念继承祖先事业了。自从周王室东迁以后，太阳昏暗，群星争相发光。《春秋》记载“齐侯、卫侯在蒲相互盟誓”，“胥命”的意思，是彼此发号施令、互相推让为长者，这是霸主兴起的开始。如今齐、魏相互称王，这是僭越称王的开始。王纲失坠而霸业兴起，霸业衰亡而诸侯僭越，世道的变化到这里达到了极点。中原诸国全都成为夷狄，后来秦、韩、燕、赵、宋都称王，志气骄纵、气焰充盈，甚至还认为王号卑下。周赧王二十七年，秦国称西帝，并把东帝的称号授予齐国。周赧王五十七年，魏国派新垣衍游说赵国，想让赵国尊秦为帝。唉！怎么竟然称王了？怎么竟然称帝了？三纲沦丧，九法败坏，纷乱错杂，一直发展到秦始皇还没有停止；祸乱积成、罪恶成熟，到汉代以后才平定。我曾经说过，《春秋》记载吴、楚都称“子”，记载战国之事时对七国都按周代爵位来称呼，这才符合《春秋》的原则。苏秦联合六国实行合纵。有人问：孟子把公孙衍、张仪比作妾妇的行为，却没有提到苏秦；司马迁说合纵有利于六国，那么苏秦是否也值得取法呢？回答说：石林叶氏认为，苏秦所学出于揣摩，并没有真正树立经略天下的志向，反复无常，不坚持一种主张。估量到有空隙可以钻入就去做，这就是揣摩的术数。所以他起初游说周显王，周显王不能任用他，他就离开周国前往秦国；再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不能任用他，他又离开秦国前往燕国。他游说周显王的具体内容无法知道；如果秦孝公听从他，苏秦必定先提出连横的主张来吞并六国，只是幸好燕文侯恰好赞成合纵，他的合纵主张才得以施行。君子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说合纵有利于六国，是司马迁在说明当时的形势，并不是在称取苏秦本人。用利益结合的，也会因利益而离散。苏秦游说六国只讲利害，不讲义理。孟子对宋牼说：“用利益去游说秦、楚两国的君王，秦、楚两国的君王喜欢利益，就会停止三军的战争。这三军的士卒也会乐于停止战争而喜欢利益。”舍弃仁义、怀抱利益来彼此交往，却能不灭亡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孟子讲仁义，战国的君主认为迂阔；但以仁义相交是可以长久的，以利益相交难道能够长久吗？没有礼义、忠信、诚笃之心，这就是苏秦合纵盟约只维持一年多便瓦解的原因。六国君主如果能够遵循天理、去除人的私欲，我用我的仁德，秦国凭它的暴虐；我用我的义理，秦国凭它的欺诈。反躬自省而理直气壮，寻求凭此战胜秦国。盟约不必像胶漆那样黏合，却能坚守诚信；誓言不必像金石那样坚固，却能牢不可破。我成为商汤、周武王，他们成为夏桀、商纣，率领亲近归附的民众攻打残暴虐待人民的国家，就像春天冰块融化一样，哪里还怕强大的秦国？汉朝刚兴起时，楚国极其强大，汉国极其弱小；依靠仁德而不是勇力，依靠义理而不是武力。董公只说了一句话，五个诸侯没有相约便归附汉王；楚国理直气壮，汉王理曲，于是楚汉分裂，天下最终归于汉。孟子的言论没有被齐国、梁国采用，等到董公采用它来成就汉高祖的事业，谁还说仁义是迂阔呢？只有仁义能够联合诸侯，这不是辩士所能理解的。《春秋》赞美萧鱼之会，郑国不背叛晋国达二十四年，比苏秦的合纵高明；洹水之盟就更久远了。周慎靓王。楚、赵、魏、韩、燕讨伐秦国。

译有人问：五国攻打秦国，为什么全都失败？回答说：用兵的权力统一，军队就强大；用兵的谋略贤明，谋划就完善；军队的气势和谐，就能取胜。《春秋》记载召陵之盟，齐桓公作为盟主统率六国军队讨伐楚国，楚国于是服从。那时的兵权可以说是统一了。管仲担任谋主，以楚国没有进贡包茅责问它，他的谋略可以说是完善了。近处的七国，远处的江国、黄国，没有谁敢不听从。军队取胜在于和谐，所以能够安定中原，使百姓免受被迫穿左衽衣服的灾祸。秦国行事无道，明目张胆地怀有吞并东西二周、兼并六国的志向。荆楚扰乱中原，还没有秦国这样严重。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也只能希望友邦的大君们整治车辆马匹，整顿军队，遏止乱谋。考察世家记载，苏秦约定山东六国共同攻秦，楚怀王担任合纵的盟长。军队到达函谷关，秦国出兵攻击，六国军队全都退兵而回。齐国单独落在后面；《年表》《通鉴》记五国而不说齐国，是因为齐国后来才参加诸国的约定。根据贾谊《过秦论》考察，当时还有宋、卫、中山，但也没有记载，是因为它们对胜负没有帮助，不值得记载。《易经·师卦》说：“身处军队之中是吉利的，但如果让合纵盟长来统率，就会昏暗软弱。”楚怀王同齐桓公的霸业相比，岂不是相差太远吗？又说：“不要任用小人，但合纵盟约却会变成欺诈。” 苏秦看待管仲的谋略，为什么如此荒谬呢？《易经》又说：“军队出动要有纪律，六国应当同心协力来排斥秦国。”齐国却首先退缩而落在后面，面对七国共同出力、江国和黄国前来助战，难道不感到惭愧吗？有这三种情况，向哪里去会不失败呢？六个强国像一群连在一起的鸡不能共同栖息，这是自己导致失败，不是秦国打败了它们。苏秦死于齐国，张仪在魏国施行欺骗，连横之人的主张得以推行，合纵之人的交往于是瓦解。《诗经》说：“谋略反复邪僻，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楚怀王第一次错在受商于之地的欺骗，第二次错在蓝田遭到袭击，第三次错在武关受到诱骗，因而自身受辱、国家败亡，自己走上了危亡之路，何况还能主持合纵盟约吗？善于运用它，军队正义就会气势壮盛，即使只有一旅之众也可以取胜；不善于运用它，众人离散就会造成混乱，即使有九个国家也无能为力。《通鉴答问》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