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荅问卷五

译有人说：宰相承担天下的重任，必须选用天下所仰望的人。自从大将军霍光掌握国家权柄，丞相便只是充任职位。田千秋谨慎厚道、安守本分，还可以说是汉武帝所任命的。后来接任的王防，平庸无闻。至于杨敞、蔡义，都是在大将军幕府供职的人，他们能做宰相吗？能做宰相吗？不过是偷安苟容罢了。回答说：汉代丞相地位轻微，已经很久了。权力在近臣手中时，公孙弘受到他们的诘难；权力在九卿手中时，石庆没有什么可以听闻和裁决的。像公孙贺那样哭泣着不接受印绶，能够保全自身、免除罪责的人很少。鼎足折断，艮卦之腓随从受伤，哪里还有经营治理国家的事业呢？霍氏势力强盛时，太阿宝剑掌握在手，百官侍奉霍家的奴仆，对丞相完全不放在眼里。议论宰相本来是君主的职责，却成为大将军的私人臣属；王防、杨敞、蔡义之流，像油脂、熟皮一样柔顺，又像河中的木头随波漂流，东西泛泛，只能说容易控制罢了。后来宦官玩弄权力，就有像匡衡、张禹那样的人；外戚专擅国政，就有像王莽、霍光那样的人。他们窃取丞相的名号，充数尸位、白拿俸禄；国家纲纪败坏，威权和恩福转移，却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汉朝因此走向动乱和灭亡。到了东汉，鄙陋之人担心失去职位，盲目仿效而不守法度；邓彪依附窦氏，胡广谄媚梁氏，捧土、举木一般的人被安置在百官之上，他们竟不以为耻。它的过失在于将军和丞相的权力分开了。唉！夏、商、周三代，政令出于一处，将军就是丞相的职责；两汉政令出于两处，丞相反而成为将军的属官。以霍光的忠诚，尚且不能避免专擅，也实在令人叹息。汉宣帝。大将军霍光叩头请求归还政权，汉宣帝谦逊推让，不肯接受。有人说：霍光归还政权，难道有退隐务农的志向吗？汉宣帝谦逊推让，难道有公正而不愿困扰我的诚意吗？回答说：《泰》卦九二爻辞说：‘包容荒秽，徒步涉河，不遗弃偏远之人，舍弃朋党。’这是大臣侍奉君主的原则。霍光果断有余而包容不足，遗弃远方之人而亲近朋党，并不是决心退让的人。废黜贺王、拥立宣帝，可以说是徒步涉河的勇气。官吏、百姓应当被召见露面陈述，却挟持萧望之；萧望之不服从，便弃置不用。他包容荒秽的气量在哪里呢？儒生不避忌讳，大将军常常与他们结仇，他能够不遗弃远方之人吗？霍光的儿子和兄长的孙子担任中郎将，统领胡越军队；两个女婿担任东宫、西宫卫尉，兵权集中在一家，能说是舍弃朋党吗？霍光如果果真想归还政权，就应当鉴戒穰侯覆亡的旧路，追随子房的高尚风范，避开权力和势势，轻快地引退。子孙、姻亲、外戚，全都解除宿卫职务，这或许可以避免阴气过盛、压制阳气的嫌疑，但霍光没有做到。汉宣帝在民间时，早已听说霍氏尊贵强盛，内心不能安宁。如今他谦逊推让而不接受，是用优厚礼遇来对待霍光；凡事都向霍光禀报，是用来尊崇霍光。汉宣帝心中的疑忌反而更加严重了。吝惜权力来培养威势，用邪僻谋略招致灾祸，这就是霍光使自己的宗族覆亡的原因。不过，汉宣帝也有过错。” 郑庄公长子叔段的恶行，祭仲说了却没有被听取；公子吕、子封说了也没有被听取，汉宣帝同样放纵霍氏的骄横。张敞进言却不被采纳，徐福进言也不被采纳。这并不是因为汉宣帝爱护霍氏。梅子真说：‘以霍光这样的贤能，尚且不能替子孙谋划，因此权臣一旦换代，子孙就会危险。’我曾说，霍光是不明智，汉宣帝是不仁厚。夏侯胜说：“汉武帝没有给百姓留下德泽，不应该为他在宗庙设置乐舞。” 有人问宗庙乐舞的制度。回答说：“按照礼制，祖要有功，宗要有德。祖只有一个，因为他是最初接受天命的人；宗没有固定数目，要等待有德的君主。汉高帝是太祖，就像周代的后稷；汉孝文帝是太宗，就像周文王；汉孝宣帝又尊汉孝武帝为世宗，就像周武王。宗庙的乐舞，汉高帝庙称《武德》，汉孝文帝庙称《昭德》，汉孝武帝庙称《盛德》，这就是制度。那么，夏侯胜为什么说汉武帝没有给百姓德泽呢？回答说：宗必须有德。汉武帝击退戎狄、开拓疆域，却使海内空虚疲敝，户口减少了一半，所以说他没有德泽。汉朝法律虽然严厉，但敢于直言、发表正论的臣子凛然不可夺志，夏侯胜可以说是正直了。自唐代以后，继承帝位的君主没有不被称为宗、却不以德为标准的。增加七庙为九庙，亲属关系尽了便轮流毁去庙祧的礼制也废止了，诸儒的议论哪里有像夏侯胜这样的呢？前辈说，汉宣帝时有三件重大的议论：严延年以大逆不道弹劾大将军，夏侯胜说汉武帝不应设置宗庙乐舞，有关官员为已故太子定谥号为‘戾’；这些都是后世不能达到的。我思念古人，谁能继承他们呢？” 魏相借许广汉上奏密封奏章。有人问：“魏相陈述春秋时代世代卿大夫的教训，想削弱并夺取霍氏的权力，他的见识很深远。可是他却借许伯上奏密封奏章，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易经》的姤卦中，一个阴爻开始产生，五条阳龙在上方矫健飞舞，却不能制止弱小的公猪来回跳跃的势头。因此圣人有把马系在金柅上的警戒。魏相是学习《易经》的人，执掌权柄的大臣的根芽尚未除去，外戚的萌芽又将滋长，凭借正学进言，哪里会担心君主不听从？从前商鞅借景监求见秦孝公，使赵良寒心；凭魏相的贤能，却用诡诈的方式求取成功，他能够引导君主走上正道吗？他既然借许伯上奏密封奏章，又借许伯向皇帝说明撤去副封，后来又上书劝谏攻打匈奴。还说：‘只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详细商议，急于实行自己的意见，却不按照正道行事；在小巷中遇到君主，好比《明夷》卦进入左腹，日后的忧患会更大。’汉朝的祸患由外戚造成，谁造成了祸患的开端？难道不是魏相的责任吗？孔子救济时局的志向十分迫切，却说谄媚灶神会得罪上天，不能为了得到长远利益而委曲求全。大概只有以正道进言，才能使国家归于正道。像魏相这样做，可以说是正道吗？汉宣帝号称处理政务机密周密，但威权和恩赏的权柄却暗中转移到了外戚手中。许伯奏请让弟弟许舜监管太子府，汉宣帝听到疏广的回答后，魏相却以‘不是我们这些臣子所能比得上’来谢罪推辞；这样看来，魏相是不敢违背许伯了。” 黄霸担任丞相时，推荐史高可以担任太尉；诏书责备他越权行事，那么黄霸也就是想依附史高了。外戚党羽势力加重，而丞相的权力减轻，这种局面在汉宣帝时已如履霜，到了汉成帝时便如坚冰，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魏相不能挽救祸患的根源，刘向、梅福还想阻止祸患的流势，这和用一筐土来阻挡江河有什么不同呢？每五天处理一次政事

译有人说：“每五天处理一次政事，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回答说：“《周官》的《师氏》注说：‘天子每天在路门外的朝位听朝。’天体每天运行，所以刚健；日月每天运行，所以光明。一天、两天都不能有片刻懈怠，怎么能疏忽万般防务呢？古人天将破晓时便大明察，坐在那里等待天明；虫子飞动时就开始防备事务，太阳出来便临朝听政，退朝后在路寝听取政事，日中时考察政务，傍晚整治政事，天黑日落后便洁净奉献祭祀用的黍稷，不敢有一息时间自我闲暇放逸。每五天才接见一次公卿，难道不是荒废上天交付的政务、违背应时防备的要求吗？这说明汉代制度不如古代。”自从汉武帝在后宫设宴以后，各种奏报和机密事务大多由宦官掌管。到了汉宣帝时，中书令弘恭、石显开始掌权，公卿进见更加稀疏，宦官寺人所受的委任却更加亲厚。从此贤能的大臣被疏远，而亲近的佞幸之臣势力炽盛。传记中说：“一天不上朝，其中便容得下一把刀。” 萧望之、周堪受困于弘恭、石显，难道不是汉宣帝开创这种局面的过失吗？他励精图治，似乎值得欣喜；但昏庸的宦官不能共事，君子却为此感到忧惧。外戚和宦官结党来陷害正直之人，后来宦官退去而外戚专权，汉朝的灭亡很快就到来了。《泰》卦九三有“艰难而守正”的警戒，魏相谈论《易经》的阴阳变化，难道也知道平坦与险阻往复变化的规律吗？所以，如果每天临朝听政，亲近君子的时间就多，亲近佞幸的时间就少，世道便可以长久安泰。太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太守频繁更换，下面的人就不得安宁。有人说：“治理官吏一定要任职长久以后才能见效吗？”回答说：“王通看到州牧、郡守屡次更换，便说尧舜规定三年考核政绩，孔子也说任职三年便会有所成就。三代兴盛时，诸侯国家有能守护社稷的人；两汉兴盛时，州牧郡守任职长久，甚至有子孙继任。并不是这样急于更换。没有固定的主政者，却要求他尽忠；没有固定的百姓，却要求他教化，即使说他有能力，也无从施展。大概自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汉代兴起，郡国交错设置。曹参治理齐国九年，田叔守汉中十多年，俸禄二千石的长吏安于职守、乐于任职，上下相互观望，没有人抱着苟且应付的心思。汉武帝时，司隶校尉所属部刺史的察访弹劾逐渐苛刻，但汲黯治理淮阳仍达十年。汉宣帝惩戒频繁更换官吏的弊病，张敞任京兆尹九年，黄霸任颍川太守八年，龚遂任渤海太守数年；王成因政绩特别优异而获赐爵位、增加俸禄，朱邑因治理有成绩而入朝担任列卿，萧望之从平原调任少府后又受到考察；三辅地区，赵广汉任京兆尹，翁归任扶风都尉，韩延寿任冯翊太守，任期届满后才正式任用。他们治理百姓和官吏确有成绩，即使有章奏弹劾，也会留在宫中不下发；一遇赦免，事情便全部解除，因此形成了职位尊重、难以危害的形势，不必担心威权平时被夺。循吏传记中有六人，其中四人在汉宣帝时代，这就是任用长久的成效。不只是这样，魏相任丞相九年，丙吉任御史大夫八年，任用三公竟然这样长久。杜延年任太仆十五年，于定国任廷尉十七年，任用九卿也这样长久。因此，综合考核名实，考察政绩和才能，都能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干、称职尽责。何况郡国的太守和国相，难道会有只凭一纸文书便频繁调动、更换，并使迎送之事耗费烦琐的吗？子产执政三年，百姓便歌颂他；子路、冉有认为到了三年，可以使百姓勇敢而且物资充足。急于求成不如取得完美成效，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 设置廷尉平 有人说：《路温舒传》中记载，汉宣帝刚即位时，上书谈论崇尚德教、放宽刑罚，《资治通鉴》却把它记在地节三年，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路温舒的上书说“初登至尊”，大概是在即位初年。《刑法志》说：“宣帝即位，路温舒上疏，皇帝深为怜悯，于是下诏设置廷尉平。”《宣帝纪》记载“地节三年初置廷尉平”，所以《资治通鉴》把路温舒上书记在这一年。有人说：《刑法志》又说“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寻求明察宽恕的人，任用黄霸等人为廷平”。考察《百官表》，于定国在地节元年已经担任廷尉，并不是设置廷尉平的那一年。黄霸传说：“宣帝即位，听说黄霸执法公平，召来任命为廷尉正。”《资治通鉴》把这件事记在本始元年，都与《刑法志》不同，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于定国担任廷尉已经三年，黄霸担任的是廷尉正，不是廷尉平，这是《刑法志》的错误。有人说：《刑法志》说“汉孝武帝时禁网逐渐严密，宣帝还在民间时，就知道情况是这样”。黄霸传说：“自汉武帝末年施法严酷，汉昭帝时霍光执政，上官桀等人作乱；霍光诛杀他们以后，便遵循汉武帝的法度，用刑罚严厉约束群臣，因此庸俗的官吏把严酷当作能干。”宣帝在民间时，知道百姓苦于官吏的苛急。” 既然如此，那么秦朝十项弊政中仍有一项留存，这不只是汉武帝的过错，也是霍光的过错吗？回答说：政治有沿袭，也有变革。汉武帝施法严酷，霍光沿袭而不加改革，使约束臣下更加严厉，不能说他懂得时务的关键。汉宣帝喜欢观看申不害《君臣篇》，所任用的大多是精通法令的官吏，忠厚仁慈的恩泽由此断绝。《刑法志》说狱讼刑罚已经平正，所用的名号似乎很好听，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霍光不致力于德教而致力于刑罚，已经在前面失误；又加上魏相严厉刚毅，赵广汉诛杀丞相属官，实际上都以此为能干来迎合皇帝的心意，却不能端正君主的心。大臣辅佐君主施行德政的责任没有尽到，皇帝反而亲自处理那些本来应由文王兼理而不必亲自过问的事务，这就是郑昌所说的只治理末端。用刑名约束臣下，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一样的典籍，皇帝的治国方式由此可见：精神虽然强健，国家元气却已经耗尽，不必等到出现优柔寡断的君主，汉朝国势衰败的征兆已经显现了。那么，端正根本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面对臣下要简约，统御众人要宽缓，用德来引导他们，用礼来整齐他们，这才叫做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刑罚。郑昌却把删定律令作为首要之务，这是压制根本而重视末节了。” 降低天下盐价 有人说：盐价昂贵，是从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开始的吗？回答说：《管子·海王》篇记载，按人口征收盐税，渠展煮盐，获得了成万斤的黄金。齐景公设置祈望之守，燕国有辽东煮盐的地方，这并不是从汉代才开始。汉代胶东国、鲁国靠食盐供应生活，邻近郡国还没有把盐利耗尽，便将盐利全部收取。东南濒海的郡县，只有会稽的海盐设置了官府管理，民间仍保留一些盐利。到这时降低盐价以便利百姓食用；后来平当说，渤海的池盐暂且不要禁止，以救济百姓的急难，仍然是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并不专门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汉代盐价，史书没有记载。唐代天宝至至德年间，每斗盐十钱。乾元元年，第五琦加价一百钱。贞元四年，江淮地区每斗增加二百钱，成为三百一十钱。后来又增加六十钱，河中两池每斗为三百七十钱。百姓因盐价过高而困苦，甚至有人吃淡食，有人用几斗粮食换一升盐。唐顺宗把江淮盐价降低到每斗二百五十钱，河中两池每斗三百钱。然而天下赋税中，盐利占了一半，这种制度比汉代更加严密。《诗经》说：“百姓的本性，就是每天所需的饮食。”《周官》中盐人所掌管的，不过是供应祭祀、宾客和膳食罢了，并不涉及百姓的日常食用。” 汉文帝时禁止“山林川泽不得被官府垄断”，地节年间的诏书，难道有仁爱百姓的心意吗？宋畴议论凤凰而被贬

译有人说：“元康元年的诏书，开始谈论祥瑞，汉宣帝骄矜的神色已经显露了。”宋畴议论说：“凤凰还没有到京师，不值得赞美它到来。这样的事情可以认为是美好吗？”回答说：“自从宋畴被贬、劝谏的道路被堵塞以后，皇帝的喜悦压倒一切，群臣争相谈论祥瑞，以迎合他的欲望。凤凰降临郡国的地方总共有五十多处，聚集在京师的有两处，聚集在长乐宫东阙的有一处。这并不是确实有德行才招致的。皇帝号称考核名实，黄霸却把鹖雀说成神雀，这和把野鸟说成鸾鸟没有区别。上面喜欢什么，下面就有欺骗伪饰来迎合，颍川的凤凰，大概也就可想而知了。”《乐纬》说：“五种凤凰都是五色的，其中一种是祥瑞，四种是灾异。”汉章帝末年，凤凰出现了一百四十九次。何敞认为这是羽族的灾异。既然如此，以奇异之物来粉饰太平，正是直臣所担忧的，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因小小的安定而喜形于色，因忠孝之言逆耳而不悦；警戒没有忧患、恭敬畏惧并自我衡量的话，几乎听不到了。派遣谏大夫王褒去寻求金马、碧鸡之神，这难道是谏臣的职责吗？萧望之上奏说：“日月光芒减弱，罪过在我们这些大臣，也应因此获罪降职。”这就是把灾异当作忌讳。上奏水灾、旱灾、风灾、雨灾变化的，只有魏相一人而已。祥瑞不在于外物，而在于人的德行。” 盖宽饶容不下二疏，王吉也引退离去，鸿鹄高高飞翔，远远避开九霄之外的罗网。凤凰啊凤凰，你肯不肯看到有德之人的光辉而降下来呢？开始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降的羌人 有人说：赵充国谈到用兵形势时说，国家大事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设置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是一时的利益，却是后世的祸害。段颎说：先零羌作乱时，赵充国把他们迁到内地居住，他们开始时服从，最终却又反叛，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西羌的祸患，在东汉时蔓延成灾，到晋代便发展成滔天大患。赵充国迁徙羌人，这能作为后世的法则吗？回答说：根据《地理志》考察，金城郡在汉昭帝始元六年才开始设置，大致是今天兰州、临洮、湟中、鄯善、河州、积石军一带的地方。自汉武帝向西驱逐各部羌人，渡过黄河、湟水，修筑令居塞，设置护羌校尉，羌人于是离开湟中，依靠西海、盐池一带。神爵二年，金城设置破羌、允街两个县，大概就是安置投降羌人的地方。羌人在湟水、黄河以南，汉朝的土地在湟水、黄河以北，称为属国，是保留他们原有国号而使其隶属于汉朝，并设置都尉来主管投降者。然而羌人造成祸患，并不是从设置属国开始的。自王莽末年起，西羌侵扰边境，百姓住在塞外，金城所属各县多被羌人占有。建武年间，陇西太守马援击败先零羌，使其投降，并把他们迁置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永平年间，窦固、马武攻打滇吾羌，使其投降，又把他们迁置到三辅。当时汉朝建都河洛，关中空虚，于是羌人和胡人开始强盛，在凉州、雍州横行，蹂躏泾水、陇山一带，来时如风雨，离去时如断弦之箭。”},{ 段颎奋发出熊罴般的勇力，把敌人消灭得一个不剩，育寇的祸难大致平定了。汉朝的国运也衰落了；到了西晋之乱，姚氏凭借羌族出身居于扶风，终于与虏、羯一起占据了中原。他们的失策，是从东汉把他们迁徙到三辅开始的。有人认为赵充国把先零羌迁到内地是错误的，又说从屯田得到他们，却因属国而失去他们。殊不知金城并不是内地，不能不替赵充国申辩。盖宽饶上奏密封奏章。有人说：盖宽饶的正直很像汲黯。汉武帝能够容忍汲黯，汉宣帝却不能容忍盖宽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传》中有这样的说法：冒犯君上、触犯皇帝，罪过还可以挽救；违背、触忤权贵大臣，灾祸却不可预测。所以忠言直谏之士，不难面对万乘之君，却难以面对宫帷内的近臣。刘陶死于汉朝，孟昭图死于唐朝，他们所处的君主都是庸弱昏暗之主。汉孝宣帝虽英明，却仇视直言，杀戮正直之士，与庸弱昏暗的君主没有不同。盖宽饶触忤汉宣帝，也触忤了恭、显二人。这两个宦官因为熟悉明习法令，掌管枢机，渐渐窃取了福威之柄。盖宽饶是受过刑的宦官后代，他所说的周公、召公以及法律、诗书之言，正切中他们的要害，是二人最深深忌恨的。执金吾的议论，是结党奸邪、迷乱国家的人所提出的。盖宽饶既然不能免祸而被杀，萧望之、张猛、京房将要遭祸的征兆也已经显现了。《诗经》说：“就像那雨雪，先聚集的是霰。”疏广、疏受、王吉见到祸患的征兆而产生恐惧，这是昏乱之祸的征兆。应当广泛寻求贤哲之人来辅佐后嗣，彰明美德来给子孙示范。汉孝宣帝学习《谷梁春秋》，却违背了“不亲近受过刑之人”的戒训；他自称兼用霸道，却亲自重蹈齐桓公宠信寺人貂的过失，这难道是用来给后代留下长久福泽的做法吗？战国时期关于【缺】维的说法，是说近习左右之臣一旦从宫内取得权势，大臣就会因此而【缺】了。所以，日月的光辉虽然照耀在外面，祸害却隐藏在内部。受过刑的人处在这里，难道就是【缺】日月光辉的人吗？《太玄》说：“月亮缺损了它的▯，不如打开【缺】；这说明光明开始衰退了。”汉孝宣帝的治理，像已经过了望日的月亮，光明【缺】仍在相位，却没有端正君主的学问，可惜啊！丙吉把杜延年推荐给于定国，陈万年上奏称赞丙吉是知人之明。有人说：丙吉推荐杜延年、于定国，可以说是知人了。陈万年却贿赂、馈赠外戚许氏、史氏，倾尽家产自我经营，尤其侍奉乐陵侯史高。丙吉病中，二千石官员前来拜谒问候病情，丙吉派家丞出来致谢，等他们都离开后，只有陈万年独自留下，直到深夜才回去。既然如此，那么丙吉是喜欢陈万年的谄媚而推荐他，怎么能说是知人呢？回答说：孔子说：“远离佞人，太难了。”佞人是很难远离的。魏勃替曹参扫门，曹参却认为他贤能；张汤不避寒暑前去拜访请托，公孙弘却称赞他。浮躁争逐的人得以飞黄腾达，恬静安定的人却被弃置于泥涂之中。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世道也越来越污浊。所以，佞人的迷惑作用与郑声相同；如果不是刚正明察的贤者，谁能远离他们呢？假如司隶校尉没有许氏、史氏的党羽，就会遭受大刑；陈万年有许氏、史氏的援助，就能位列三公。汉孝宣帝的政治，大致可以由此看出。丙吉号称贤相，尚且喜爱巧言媚态、乐于趋附的人。假如萧望之因为礼节问题而对他傲慢无礼的怨恨，不能像祁奚称荐解狐那样不计私人嫌隙，那么丙吉还算得上知人吗？唐朝的张九龄也是著名宰相，却喜欢萧諴的柔弱温和，畏惧严挺之的严厉刚劲，何况不如张九龄的人呢？尧、舜尚且畏惧巧言，难以任用合适的人；周公告诫成王不要任用奸邪小人，担心他容易沉溺其中。陈万年谄媚丙吉而窃取高位，临死时又把这种做法教给自己的儿子，这说明佞人的根基滋长蔓延、没有穷尽；到了末流，波及四方，终于成为孔光谄媚董贤、王莽的局面，于是汉朝的鼎业就被移易了。所以说，佞人是危险的。匈奴扣关请求入朝。

译有人说：荀悦认为萧望之关于此事的建议僭越法度、失去秩序，因而扰乱天常，是不合礼的。既然如此，那么丞相、御史的建议是正确的吗？回答说：《春秋》记载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胡文定公作传说：“没有什么不被覆盖、不被承载，是王德的本体；亲近中原诸夏、疏远四方夷狄，是王道的作用。”如果把诸夏同戎狄亲近起来，使他们得到金帛的奉献，这种会见不能施行；如果让戎狄朝见诸侯，使他们的地位位居侯王之上，这种礼制不能实行；如果让羌、胡居住在边塞以内，就是萌发祸害中原夏人的阶梯，这种祸患不能任其滋长。荀悦的议论，符合《春秋》的道理。有人说：甘露三年，呼韩邪来朝，皇帝乘龙车、穿帝服，在清渭之上鸣钟传鼓，面向南方接受单于朝见。此后朔方边境不再有匈奴匹马活动的踪迹，这是汉朝最强盛的时候。当时王政君已经在太子宫中，这一年汉成帝出生；汉朝的灭亡难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盛衰消长的命运吗？回答说：《否》卦九五爻辞说：“将要灭亡，将要灭亡，就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大传》说：“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忘记灭亡，政治安定时不忘记动乱。”所以，盛极之时正是衰败的萌芽。警戒没有忧患，圣人对此十分谨慎。齐桓公在位十年开始称霸，在鄄地会合诸侯；十四年，陈完从陈国逃奔而来，后来篡夺齐国的人已经在齐国了。渭桥上的朝见，人人都认为是汉朝值得庆贺的事；但甲馆画堂，实际上已经预示了新都的出现，难道不值得恐惧吗？孟子说：“在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和能辅弼的士人，在外没有敌对的国外忧患，国家常常就会灭亡。”晋国范文子想要放走楚国人，把外部忧患看作萧鱼之会那样的教训；魏绛有居安思危的规劝。汉廷没有敢于直言、刚正鲠直的臣子，只顾玩赏汉廷所喜爱的事物，忽视汉廷所害怕的祸患。汉朝的忧患不在匈奴，而在宫闱之内，这是因为不知道“系于苞桑”的戒训。大过卦之后承接坎卦，既济卦最后终于变成未济卦，作《易》的人难道早已知道防患的道理吗？元帝。贡禹任谏大夫。有人说：汉文帝凭借节俭而使国家昌盛，汉元帝也讲求节俭却使国家衰败，难道节俭不足以作为治国之道吗？回答说：君主之道有其要领，不过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汉元帝像唐文宗，实在太相似了。刘蕡的对策说：“汉元帝即位之初，改制七十多件事，他的心意非常诚恳，所称说的道理也非常美好。然而纲纪一天天紊乱，国运一天天衰落，奸邪一天天强盛，百姓一天天困苦，是因为不能选择贤明之人而任用他们，失去了掌握权柄的原则。”刘蕡这些话，是用来规劝唐文宗的。汉元帝失去掌握权柄的原则，是因为史高在外朝主持政务，恭、显在宫中窃取权力，外戚和宦官互相结交依附，奸邪之人得以掌权。汉宣帝接受任用的失误，使国柄没有归于忠诚贤能之臣。汉元帝不知道辨别君子和小人，不能保全善人，因而君子的道路消退；不能排除恶人，因而小人的道路增长。只修饰细小行为，纷纷更改各种政事，又有什么用呢？君主的德性刚强就明察，柔弱就昏暗。史书说元帝优柔游移、不能决断，刘更生也说：“持有不能决断的意志，就会打开让群邪进入的门户。”所谓不能决断，是说史高、恭显像山一样难以防止。杀萧望之，严厉贬黜孔堪、刘更生，又是多么果断啊！应当决断时不决断，不应当决断时却决断，结果同样都会导致混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没有刚强明断的资质，却有柔弱昏昧的毛病，往哪里去会不违背正道呢？司马公讥讽贡禹不能责难、补救短处；贡禹这种人，正是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鄙夫。石显杀死萧望之后，怕学士们讥讽自己，于是向贡禹传达善意，竭力同他结交。贡禹从九卿升至御史大夫，都是石显推荐的。主瘠环为无义无命【疑有脱误】，让宦官向士人行礼，坚以此为羞。贡禹却把自己比作匪人，名节扫地，只贪图一时荣华，遗臭千载，还能指望他责难吗？哉【缺】交言李鄘以由承璀推荐引进为耻，把贡禹看得如同粪土。皇帝刚即位时，不省察这件事，反而下诏召来，交给廷尉下狱。有人说：文帝即位后，明习国家政事，临朝询问丞相，一年中决断狱讼多少？元帝却不省察，反而召来交给廷尉下狱，为什么这样昏暗呢？回答说：古代教育太子，必须讲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使体与用贯通、本与末一致，始于格物致知，并不是寻章摘句而已。汉代辅佐太子的制度已经不完备，智囊受家令亲近，并非端正之士所推重；延请宾客所学习的，也不是正道。元帝的老师中可以称道的，是疏广、受萧望之【疑有脱误】三人；十二通《论语》《孝经》，又用七年教授《论语》《礼服》，并不是不好儒学，只是没有讲授君主之道和政治体制。元帝性情柔弱仁厚，发奋刚强不足；又有健忘的毛病，精神面貌更加昏暗。王襃等人所忧虑的，是侍奉他朝夕诵读奇文，却从未积心思考经书训诫。他喜欢《甘泉》《洞箫》颂，不过是雕琢文辞的小技，从未专心听取规谏。宣帝在宫中训诫告诫他，说俗儒不能通达时宜，却从未选用真正的儒者来启发引导他尚未达到的境界。一旦继承帝位，忠良与奸邪混杂不分，昏昧之中不知道可以依靠谁。宦官弄权，把皇帝玩弄于掌股之间。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在众狱之事上犯错，何况大臣受到侮辱，难道可以错待吗？然而难道只是元帝的过错吗？广泛访求才俊，启发引导后继之人，这不也是宣帝的责任吗？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同心辅政，石显、弘恭却诬陷他们结党，把他们拘系并罢免，视之如草芥。君子周全而不偏私，合群而不结党；自古小人陷害君子，还从未听说用“朋党”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制造这种说法，是从恭、显开始的。善类全被排斥，君主孤立无援，一句话便丧失国家，祸患延续千年。自汉至唐，国中空无君子，终于相继灭亡。“朋党”之说实在是由此开启的。唉！若不是刚健果断，谁能扶持正论、击破奸言呢？萧望之

译有人问：萧望之知道元帝不能有所作为，却仍辅佐他；不能除去邪臣，反而遭受邪臣带来的祸患，他的过失在哪里？回答说：晋文公问胥臣，想让阳处父做太子讙的老师。胥臣说：“这在于讙本人。资质将要向善，再有贤良之人辅导他，就可以成功；如果违背他的本性去教导，他将不会接受，那还谈得上什么善行呢？”《春秋》记载“晋杀其大夫阳处父”，《左传》说：“这是君主泄露了言语。上面泄露，下面就昏暗；下面昏暗，上面就聋塞；既昏暗又聋塞，便无法相互沟通。”阳处父刚强，却让他做太子老师；后来他建议更换中军统帅，襄公泄露了这件事，这就是处父招来残害之祸的原因。《春秋》记载“襄公杀之”，这是自身招祸、毁坏事业，君臣都有责任。望之的刚强近似处父，被免去御史大夫而任太子傅时，已经知道自己的主张不会实行了。太子名义上喜好儒学，但丝竹鼓鼙的爱好已经动摇了他的心，从未听闻大道至理来改变他的气质；性情柔弱不能变强，资质愚昧不能变明。望之在预见方面比疏广有所不及了。及至元帝即位，望之无法改变他的德性，不知祸福，未能辨别忠邪，便贸然请求罢免中书宦官，谋划疏浅，重蹈处父的祸患。皇帝对于召来交给廷尉这件事，仍不省察。望之的儿子萧伋于是上书为前事申诉。古人先衡量时势再出仕，取得信任后才进谏，采用委婉的方式从旁启发，凭借君主已有的明智来引导他。对不明智的人，能同他讲道理吗？望之既已解下印绶，大概也已经超然远引，等待君主有一天醒悟。受过刑的宦官自宣帝时便掌管机要，根基牢固，大臣徒居其位已久，想立即除掉他们，很难了。《易》豫卦九四以刚阳之臣承接六五柔弱之君，是危险而令人疑惧的位置。圣人处置它的办法是：“不要疑虑，朋友聚集而来”，只是以至诚寻求帮助而已。望之让儿子上书，并不是出于至诚。同心辅佐他的只有周堪、刘更生二人，助力太少，怎么能成功呢？虽然如此，望之正色立于朝廷，不与邪臣同列，差不多还保全了古代大臣的节操。皇帝在早朝时召见丞相，以职务上的事情责备他。有人说：“元帝时，政权掌握在中书，宦官和丞相都只是备位充数的臣子。谏言者把灾害归咎于大臣，为什么呢？”回答说：“大臣应当以正道侍奉君主，若不能行，就应当辞职；既然没有尽到职守，就应当离开职位。身居相位，不应把责任推给于定国。于定国任丞相已经九年，却在史高、恭显之间圆滑苟容；师傅被杀，忠贤被驱逐，他没有一件事进谏匡正；阴阳失调，百姓流离，这不是大臣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然而掌管机要的臣子，公论沸腾，福威都掌握在手中，把君主看得如同披衣之物。皇帝不责备他们，却只依据诏令条文责备大臣，为什么对这边明察而对那边昏暗呢？于定国受到责备却不知道退处，等到出现春霜、夏寒、太阳青暗无光，又依据诏令条文责备他，才自己弹劾自己，不也太晚了吗？大概石显认为于定国容易控制，便让他尸位于相位。当时宦官的势力如同正在燎原的火，只有顽钝无耻的人才可以安坐鼎轴之任；即使不得已离去，也给他安车驷马，宠荣显赫，用来劝诱那些备位充数的臣子。确实如此，白璧不能用来装饰容貌，而善于容忍的人往往能得到后福。于定国任廷尉时，赵、盖、韩、杨被杀，不能像张释之那样守法力争；他一向患得患失，相业不能有成，从这里就看出来了。” 即便如此，像咸卦所说顺从大腿的行动，仍可惜；像大过卦所说涉水过河的凶险，反而没有过错。为定国感到庆幸，不如为萧望之感到不幸。定国像石庆，望之像汲黯。汉代的丞相如果是石庆、于定国，即使有成百上千人，对国家治乱也没有关系；如果是汲黯、萧望之，他们都是社稷的屏障，风骨气节凛然，千年之后仍有生气。那些丞相又哪里值得一提呢？” 诸葛丰　贾捐之 有人说：“诸葛丰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又上书告发周堪、张猛的罪过。贾捐之多次指责石显，又替石显推荐，在奏章中称誉他的美德。为什么都没有独立不变的操守呢？”回答说：“孔子说：‘枨这个人有欲望，怎么能刚强？’诸葛丰就是这种情况。孟子说：‘只有小才，却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贾捐之就是这种情况。刚强必须用学问来培养，才智必须用德行来持守。诸葛丰名义上特立刚直，弹劾外戚的奏章很多，似乎不怕强暴权贵；然而对于周堪、张猛从过去称赞到今天毁谤，就失去了操守。贾捐之下笔成文，言辞精妙无比，主张放弃珠厓，有他祖先遗留的风范；然而对石显忽而谄媚、忽而称贤，便沉没于权力和利益之中。诸葛丰的过失小，贾捐之的过失大。在那个时候，邪正混杂，忠臣与奸臣一同进用。两人凭个人好恶，扰乱是非的实际标准，罪过是相等的。因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无论做君主还是做臣子，都不能不明辨。在楚国，可以把乌鸦说成喜鹊；在秦国，可以把鹿说成马。真假就难以核实了。齐威王成就霸业，不在于阿大夫、即墨大夫的断处，而在于惩罚毁谤和赞誉的人；关键只在于极其明察。周堪、张猛的忠诚，石显的奸邪，不必等到明察之人说明之后才知道。” 这两位大臣反过来颠倒黑白，使他们的君主聋塞眼瞎。元帝内心昏暗，耳目闭塞，罢退周堪、张猛，如同把他们投入深渊；石显却终身不被罢免。把忠臣当作邪臣，把邪臣当作忠臣，正午却看见昧暗之气，明夷卦所说的祸患已经进入左腹，却没有人知道。《虞书》说：‘任用贤人不要疑贰，除去邪人不要迟疑。’任用十六位贤臣，除去四位凶人，这是天命与天讨的公正。元帝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即使有一百个诸葛丰、贾捐之，难道还能蒙蔽他吗？” 石显掌管尚书省，尚书五人都是他的党羽。

译有人问：“中书是掌管枢机的职任，尚书是发布政令、沟通上下的官职，汉代却都任用宦官，怎么能够使政治清明、通达下情呢？”回答说：“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董仲舒说：‘君主端正内心，才能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才能端正百官。’官名不正，万事就不能走上正轨。君心不正，却能端正朝廷百官，从来没有这种事。古代天子身边的臣子，无不是吉善之士，不让奸邪小人夹杂其中。宦官由冢宰统辖，宦官的官位只到上士。内臣不敢扰乱外朝，私人的亲近者不敢干预公议，这就是圣王所以使纲纪端正、天下安定的原因。自汉武帝在内庭游宴开始，才命宦官掌管政事，尚书被称为中书谒者，设置令、仆射。宣帝时，恭弘、石显因此专擅权力。中书在周代是内史，尚书在虞代是纳言，职任极为重要；而汉代任用的却极为轻率。竟让宫闱中洒扫除秽的奴仆，播弄朝廷纲纪，残害进谏辅政之臣，威权旁落却不醒悟，危乱已经显现却不知道。到了元帝时更达到了极点。周堪领尚书事，本来相当于古代的常伯，却因石显奏事而默默不去，确实还不懂得进退出处的道理。然而武帝、宣帝以来的弊政和教化并未改变，太阿倒持的局面难以收回，周堪也无可奈何；萧望之尚且不能纠正，何况周堪呢？” 从此以后，官制更加混乱。成帝罢去中书宦官，设置尚书，改用士人。东汉不任用三公，政事归于台阁，尚书便成为政务的根本。中书在成帝时改为中谒者令，魏代称中书监、令，权势宠幸迅速兴盛，政令便从中书发出。到了唐代，中书、尚书两令并列为上相。追溯这些官职设立之初，都是由汉代宦官担任的，名分不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元魏时侍中最为重要，而政权掌握在门下省，后来形成三省。即便如此，要以《关雎》《麟趾》的用意施行周官的法度，也必定要从端正君心开始。京房 有人说：京房学习《易经》，却不知道“浚恒贞凶”的告诫，难道是没有通晓《易经》的道理吗？回答说：邵子说过：“《易经》是圣人用来使君子增长、使小人消退的工具。君子将要增长时，圣人在事情尚未发生前就加以引导；小人将要消退时，圣人在事情尚未发生前就加以闭塞。一消一长，一辟一阖，浑然无迹。”又说：“圣人重视在事情尚未发生前防范，这就是《易经》的大纲。”宦官掌权，在宣帝时只是一个阴气的污点，本应防范却没有防范；到了元帝时，已经成为五阴剥阳，小人增长、君子消退，不利于有所前往，而京房还想挽救它。京房的学问长于推究《易经》的灾变，掌握了术数，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一旦想除去萧望之、周堪、张猛这些人所不能除去的祸根，刚开始被召见时，便奏请考核功绩、考察官吏的法令，难道这样就能遏制恶行、褒扬善行吗？他没有估量君主并不明智，却要求自己的主张一定实行。况且石显的气焰已经形成，生杀大权都在手中，把昏庸暗弱的元帝看成木偶；在俯仰之间，如同虹霓降临，日月失去光辉，京房还说只是蒙蔽的阴气没有消除，见识为什么这样迟钝呢？元帝说将要面对乱局的君主，却以臣子贤能为可贵，说明本心的明智还没有泯灭，于是对京房说：“我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奸邪。” 石显侵入元帝内心更深，京房却陷入“大过卦涉水而灭顶”的祸患，这是为什么？回答说：皇帝不是不想除去石显，而是已经无法除去。阴气凝聚，坚如寒冰，根基深厚、党羽强盛，如同洞穴墙中的狐狸，不能用水灌出；又如咽喉中的瘿瘤，不能割除。如果不在事情尚未发生时防范，到这个地步就很难再纠正了。臣下言语不秘密，就会丧失自身；京房却把话泄露给奸巧的张博，又对外假称要到淮阳，难道能免于正先之祸吗？圣贤并非没有挽救时局、推行道义的心志；不能实行时就退藏，不被任用时就离去；处在遯卦，只能小利于守正，不能大力匡正；处在晋卦，则应不求别人必然相信自己而从容宽裕，便没有过错。京房痛恨邪恶而想大力匡正，又想让人必然相信自己而不能宽裕从容，他这样自守，怎么能说是懂得《易经》呢？匡衡 有人说：西汉诸儒，自董仲舒以后，只有匡衡的言论纯正温雅；然而他贪恋俸禄、保全职位，受到阿谀逢迎的讥讽，同张禹、孔光没有区别，为什么呢？回答说：修饰文辞而树立诚意，要听他的言论并观察他的行为；文辞与诚意相合、言语与行为相合，才称得上君子。董仲舒之所以超过诸子，正在于端正义理而不谋求利益，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劳。匡衡因史高推荐而进入朝廷，考察远方来臣，应看他所主张的是什么；他开始进用时并非由于正当途径，装饰经术而文辞过度，已经不值得看了。匡衡虽然善于解说《诗经》，但同辕固、申公那样守持儒术相比，仍如荃草与茅草的差别。匡衡说：‘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审慎选择所尊崇的对象。’又说：‘修治本性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有所余的地方，并努力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这些都是儒者的至理名言。至于辨明忠臣与邪臣，却没有一句话涉及。元帝的过失在于没有决断，也没有切实地规劝警戒，使他改正错误。史书说匡衡畏惧石显，不敢违背他的心意。王尊弹劾匡衡阿谀逢迎、曲意顺从，依附下属而欺罔君上，没有大臣辅政的道义；这样的人还要丞相做什么？唉！木强少文的绛侯，能够挫败诸吕之乱；缺少文饰的王陵，能够守住白马之约；没有术学的申屠嘉，能够压制弄臣的傲慢。至于儒者得到政权，从公孙弘、蔡义、韦贤、玄成直到匡衡、张禹、孔光这些人，口头上讲述先王之道，实际却把言辞用来谋求爵位，成为备位充数的大臣，成为卑贱的儒者。于是经书自成经书，人自成人，学问议论与操守履行截然分成两回事。汉代的政权，开始由宦官发出，最后由外戚发出，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儒者并任用他们呢？《通鉴答问》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