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答问卷三

译有人说：“鸿沟之约已经订立，张良、陈平又劝说汉王攻打项羽，这个约定可以背弃吗？”回答说：“这是张子房的谋略，陈平只是从旁协助罢了。秦国灭亡韩国，楚国杀死横阳君，这些都是张子房一定要报的仇。君臣之间的天经地义所在之处，张子房替汉王谋划，正是为了韩国。秦将把守峣关时，张子房已经用利益诱导他们加以防备，而秦军又想与汉军联合讲和。张子房说：趁他们懈怠时攻打他们，并不是对秦国失信；为了替韩国向秦国报仇，不能不攻打他们。项羽约定划分鸿沟后，已经解除武装向东返回了。张子房说：现在放过他而不攻打他，就是自己留下祸患，并不是对楚国失信；为了替韩国向楚国报仇，不能不攻打他。张子房认为自己在道义上与秦、楚不能共存，必须把它们彻底消灭，以实现自己的志愿；大义重要，小信轻微。何况项羽此时智谋、勇力都已陷入困境，兵力、粮食也都已经耗尽；如果有一天放走敌人，就会成为后世数代的祸患。放走项羽而不进攻，张子房就不能洗雪横阳君被杀的耻辱，汉王也不能发泄义帝被害的愤懑。因此，汉军在固陵会合韩信、彭越的军队，得到众多援助，恭敬地奉行上天的惩罚，在垓下决战取胜，并在东城擒获项羽。汉王穿着缟素出兵的举动，以及张子房秘密行走、归附汉王的用心，全都是为了这件事。从前孔子到达蒲地，防公叔氏因为蒲地反叛卫国，拦住孔子说：‘如果您不前往卫国，我就让您出去。’ 子孔子答应了他们结盟，然后离开，前往卫国。子贡说：“盟约可以背弃吗？”孔子说：“他们用盟约来要挟我，这不是合乎义的盟约。蒲地人的盟约尚且可以背弃，那么在崤关被游说后再反击、订立鸿沟之约后又再次进攻，都是为了替君主报仇，有什么可议论的呢？” 叔孙通创制朝廷礼仪 有人说：“叔孙通制定的礼仪，汉史称为‘仪法’，又称为‘仪品’，现在还可以考察吗？”回答说：“《周礼》所说的经礼有三百条，曲礼有三千条，这就是所谓上天为人间秩序安排礼制。春秋时期，晋国不知道殽地祭祀的礼仪，鲁国不知道以羔羊为尊贵祭品；到了战国，典籍散失，又在秦代焚书中被烧毁，礼制便大为败坏了。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采纳古礼，又夹杂秦代仪制而成。这只是仪式，不是礼制。叔孙通哪里能真正懂得古礼呢？太史公说，秦朝采择六国礼仪，形成尊君抑臣的制度，朝廷上文武济济。这样看来，郊外所操习的礼仪、长乐宫所实行的礼仪，都属于秦法。在《易经》中，‘上天下泽’是《履》卦，说明君臣尊卑各有常序；但乾在下、坤在上为《泰》卦，说明上下相交、志意相同，尊卑之间并不曾隔绝。到了秦代，以商鞅之法尊君抑臣，废弃周公的典章；如果能够礼貌地对待大臣，砥砺他们的操守，尊重德行、喜好正道，使臣下接受这样的教诲，那么《鹿鸣》所写的宾客、《伐木》所写的友朋以及贤者的风范，才会重新出现。秦代却看不到这种情形，臣仆只会诺诺唯唯，叩头请命，冒死进言，仿佛处在《既济》《未济》错乱、三阳失位的状态，又像天地不相交的《否》卦，天下没有真正的国家。秦朝国运不能长久，原因就在这里；汉朝可以把它作为鉴戒。后来甚至把刑具加到相国身上，狱吏的地位高于功臣，贾谊发出‘有堂而无陛’的感叹，这就是叔孙通承袭秦制的罪过。即便如此，叔孙通也只是通晓世俗的儒生，哪里懂得礼呢？自西晋之乱以来，典籍湮灭断绝，班固献上的《汉仪》十二篇也失传了。沈文阿所说的那些礼制，如行聘礼不用圭、进献礼不用帛、诸王公使用同样的璧、鸿胪官奏报祝贺等，现在也无法考证。《三礼疏》还引用叔孙通所作的汉代礼器制度，唐初尚且存在，如今学者连其中器物、名物的名称都不知道，更何况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呢？六经中的乐经已经亡佚，礼经也没有完整保存；即使与汉代礼制一同记录下来的律令，也无法见到。这正是有志于古学的人愤懑叹息的原因。陈平六次提出奇计 有人问：“陈平六次提出奇计，这些事情可以全部数说清楚吗？”回答说：“古代谋士谋划事情，以正道为根本，奇谋由此产生；后世谋士却从奇谋出发，因而产生欺诈。以正道为根本而施用奇谋，仍然没有失去正道；以奇谋为本而流于欺诈，只能获得一时利益，却会造成长久祸害。孔子以‘正’和‘谲’评论齐桓公、晋文公，那么陈平的奇谋，是否也属于晋文公式的诡诈呢？考察《陈平传》，所谓奇计，大体可以从中看出。其中，关于楚国亚父范增的计策，是敌国相互倾覆的谋术；李斯、尉缭过去使用过的计谋，也不足以称为奇计。他在夜里让女子从荥阳东门出城，如果没有纪信舍弃生命、假扮刘邦欺骗楚军，陈平的计策也无法施行。君臣以义相交，以诚信相互信任，有勇武之士，有不怀二心的臣子，这才是保卫王室的根本。假装巡游云梦来擒获韩信，是教高帝使用欺诈。君主猜疑臣下，臣下对君主怀有二心，叛乱者一同起兵；高帝被黥布的箭射伤，正是这种欺诈之计开启了后来的局面。至于平城的秘密计策，不过是危急之时不得已采用的下策。匈奴显出虚弱，暗中埋伏奇兵；论智谋，刘邦竟还不如一个娄敬。他既没有预料敌情的谋略，也没有制胜的办法，直到陷入危险境地，才不得已采用这种计策。” 写史的人有所忌讳而不肯明说，以为世人无法得知其中秘密，这反而正是可耻之处。列举这四件事来看，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奇谋而不失正道，大概只有子房吧？陈平一生都使用奇谋诡计，谋划军事绰绰有余，谋划国家却有所不足；在朝廷上争辩不如王陵正直，诛灭诸吕不如绛侯果断；他最后能够以功名终老，已经是幸运了。”

译陆贾先以《诗》《书》进说 有人说：“《诗》《书》在秦代被焚烧，天下没有诵读它们的人。汉朝兴起后，陆贾开始用杂说游说高帝，他算是儒者吗？”回答说：“学习古学以辅佐君王，已经有很久的传统了。高祖不懂得学习。当时讲授《诗经》的有齐地的浮丘伯，高祖经过鲁地时，他的弟子申公跟随老师进宫，在鲁南宫拜见高祖，但高祖不能任用他们。讲授《尚书》的有济南的伏生，在齐、鲁之间教学；到孝文帝时，才下诏让掌故官前往向他学习，而高祖从未向他请教。浮丘伯隐居不出，伏生年老之后才有人知道他的学问，这都是高祖不学习的过错。古代设立教化、培养士人，没有什么比《诗》《书》更重要。陆贾是善于辩说的人，只不过耳闻一些、口头诵说一些而加以称述罢了。像《二南》所体现的正始之道，《二雅》所讲的正理，《典》《谟》《训》《诰》的规范，以及帝王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陆贾哪里足以懂得呢？他把商汤、周武王说成以叛逆手段取得天下、以顺道守住天下，这只是战国时期驳杂浅陋的说法。他所著《新语》，不过谈论秦、汉的得失，既不用尧舜之道告诫君主，也不用孔孟的教诲匡正君主，陆贾怎么能算儒者呢？秦代禁止挟带书籍的法律还没有废除，游学的道路也没有拓宽；《大风歌》只说‘哪里能得到勇猛之士’，求贤诏也只说‘贤士大夫愿意跟随我游历’。通晓经学、研究古道的士人，并不在征求之列。” 其次是制定律令、申明军法、确定章程、制定礼仪，孔子六艺的传授都不能参与其中。孝文帝喜好刑名之学和黄老之术，于是《诗》《书》因被视为异端而废弃；孝武帝有表彰儒学的名声，但《诗》《书》又因被视为空洞言论而废弃；孝宣帝有讲论经学的名声，但《诗》《书》又因法律事务而被废弃。因此，《诗》《书》的道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施行，所保存的只是章句训诂罢了。汉朝最终还是杂用王道和霸道，而士人把经术当作求取俸禄利益的资本。程子说：‘道不能实行，百世都不会有良善的治理；学术不能流传，千年也不会有真正的儒者。’这也实在令人叹息啊！” 在沛宫置酒，击筑作歌 有人问文中子：“《大风歌》中说安定时也不忘危险，这是否表现了他的霸心仍在？”为什么说是霸心呢？回答说：“高帝靠勇猛之士取得天下，又想得到勇猛之士来守住天下，这种心就是霸者之心。”从前成汤广泛寻求贤哲，使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又广泛寻求俊杰来启迪后人。周武王把为子孙谋划的政策遗留给后代，以安定、辅翼他的子孙。周公说：‘从今以后，后王施行政事，大概只能任用平常的人。’君王守住天下的道理就是如此：勇猛之士可以和他一起平定乱事，却不能和他一起守成。秦朝有王翦、蒙恬，并不是没有勇猛之士，但他们造成的后果已经可以看到了。吕后的强悍暴戾、太子刘盈的柔弱，以及皇帝偏爱赵王刘如意等情况，使嫡庶之分尚未确定；变故已经近在宫闱之内，而不在四方。到万里之外寻求天下真正贤能、确有德行的人来辅佐太子，严格区分内外，以抑制母后干预政事的苗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孔子把防备颛顼之类的外患放缓，却急于防范宫廷内部的祸乱，难道高帝没有想到这些吗？况且汉代所谓的勇猛之士，没有谁比得上英布、敖陶孙一类的人；他们功劳很高，却受到猜疑而怀有二心，后来相继被诛灭。韩信、陈豨仿效这种行为而发动叛乱，连旧交周勃也不能自保。勇猛之士难道可以依靠他们来守住天下吗？” 像周昌那样刚强，也不能阻止赵王出行；像子房那样有智谋，也只能招来商山四皓。皇帝凭什么把晚年的托付交给他们呢？皇帝的诏书说：‘王者没有比周文王更高明的，霸者没有比齐桓公更高明的；他们都是依靠贤人而成就名声。’周文王所做的事，不是高帝敢于企望的；齐桓公死后发生的祸乱，高帝难道也想到过吗？由此可知，王道长久而没有弊病，霸业短浅而容易毁坏；这正是霸心成为高帝负累的原因。君子面对重大节义不能被夺志，可以把幼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政权交给他，这不是勇武之人所能做到的。《易经》“师”卦上六说：‘开国承家，不要任用小人。’如果一味任用勇猛之士，却不考虑他们必然会扰乱国家，这就是唐太宗把后事托付给李勣时的错误。汉代大臣中懂得事奉君主之义的，只有一个王陵；但他也不能阻止诸吕称王。后来陈平、周勃谋划诛吕，幸而成功；如果不成功，汉朝就危险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百里〕 经过鲁地时，祭祀孔子。有人问：汉高帝不修习文学，为什么还要祭祀孔子？回答说：圣人的道，万古如同日月一样长明。战国时期不断纷争，秦朝又焚书坑儒，也不能使它的光明暗淡。《易经·剥卦》的上九爻辞说：“硕大的果实没有被吃掉。”天地之间从来没有一天没有阳气，人世间也从来没有一天没有天理。剥卦剥尽于上，阳气便在下方复生，道理不可能永远泯灭。太史公说：汉高帝诛灭项籍后，发兵包围鲁地，鲁地之中的各位儒生还在讲诵经书、学习礼乐，弦歌之声不断，这难道不是圣人的道德教化使鲁成为崇尚礼乐的国家吗？既然如此，那么高帝经过鲁地而祭祀孔子，难道也是对此有所感触吗？高帝虽然不喜欢儒学，但约法三章，以宽厚代替暴虐，这是三代取得天下的仁德。他让三军穿白色丧服，为义帝向东进攻，这是三代取得天下的义举。他的天性资质暗中与儒学相合，假如有像孟子那样的真儒生引导他走上正道，使他经营天下的大经大法，建立根本原则，按法度端正家庭，以礼对待臣下，振兴先王遗留下来的礼乐文章，并把这些施用于政事，那么孔子的道就可以重新实行，汉朝也就可以成为三代那样的国家了。可惜高帝所任用的，如叔孙通、陆贾这类人，都是浅陋的儒生和世俗之学者，不能用大道使君主达到正治；因此，尊崇前代圣人的美好心意，未能在实际治理中体现出来。大概是因为汉廷群臣议论卑下、见识浅薄，不足以辅佐高帝吧？张宣公曾说：高帝的资质最与儒学相合，却最不喜欢学习；武帝、元帝最被称为喜爱儒学，却最与儒学相违背。二者常常相反，只可惜鲁地的两位儒生没有为高帝出仕。张宣公这话真是懂得正确的道理啊！唉！上面的人听不到大道的要旨，下面的人不能受到最好的治理，正是因为汉朝没有真正的儒生。想要更换太子。

译有人问：高帝听从劝谏，就像顺水而行一样，到了想要更换太子的地步，为什么劝谏的人却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呢？回答说：帝王端正内心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得到阐明了。仲虺告诫成汤说：“要用义来裁决事情，用礼来约束内心，把宽裕的福泽留给后代。”所谓约束内心，就是明白天理来遏制人的欲望，使内心有所约束而不敢放纵。高帝诛灭秦朝、迫使项羽困窘，功业超过千古之人，却困在一个女子的享乐欲望之中，以庶出的儿子取代嫡出的儿子。建立大功容易，守住本心却困难；放纵人欲容易，坚持天理却艰难。一念之间是敬慎还是放纵，关系到天下安危存亡的重大关键。张良、叔孙通从容地进言启发高帝，却不致力于在错误念头尚未萌发时纠正它，也不在邪念尚未放纵时加以攻治，反而等到事情已经形成后才竭力争辩，就困难了。然而，高帝的内心并没有完全被蒙蔽。张良请来商山四皓，高帝很快醒悟并改变了主意。创业并为后世建立统绪的初期，幸而没有造成过失；他虽然不能端正自己的内心，但本心的明白仍然存在。光武是中兴之主，却因私爱而更换储嗣；唐太宗英明勇武，却在废立太子之际几乎不能自己作出决定，这又比高帝更差了。汉惠帝。选举百姓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以及努力耕田的人，免除他们本人的徭役；删减妨碍百姓的法令，废除禁止民间挟带书籍的法律。有人说：这三件事都是治理国家的紧要事务，萧何做丞相时没有实行，直到曹参任相后才实行。既然这样，曹参难道不只是守住萧何的成法吗？回答说：秦朝、项羽的势力平定以后，叛乱接连发生，萧何知道秦朝弊政所在，只是没有空闲改革。曹参担任汉惠帝的相国时，天下大致已经安定了。他流布大汉的和乐仁厚，荡除亡秦的毒害；他所实行的，也仍然是萧何的旧规。自从商鞅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住一室以来，百姓便不知道有孝悌。秦朝北方有修筑长城的徭役，南方有戍守五岭的军役，又实行“头防箕敛”【原文如此】，使财物耗尽、民力枯竭，而百姓也不知道有“由田”【原文如此】。于是才开始举荐孝悌、力田之人并免除其本身的徭役。从这以后，设置孝悌、力田二千石官一人，是高后元年；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常设官员，是文帝十二年。恢复孝敬的做法，是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令；赐给孝悌、力田者帛，是元符元年的诏令，这些事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海内富足、礼义兴盛，正是由此实现的。自商鞅以来直到赵高，任用残暴贼害之吏，实行督责之术，汉朝兴起时，秦朝那种残酷惨状还没有完全洗除。于是才开始删省妨碍官吏和百姓的法令。从这以后，废除妖言令，是高后元年。废除收捕妻子儿女并实行连坐的法令，废除诽谤律，是文帝元年、二年；废除钱律，废除田租税律，戍卒令，又见于文帝五年、十三年。风俗流行得淳厚，禁令和罗网变得宽疏，这正是由此实现的。秦律规定，胆敢私自挟带书籍的人灭族；汉高帝不喜爱《诗》《书》，仍然沿用秦朝旧制。伏生所藏的《尚书》还没有流传出来，浮丘公所传的《诗》只能私下相互传习，高堂生所传的《礼》以及窦公、制氏所传的书，也都被埋没而未能显扬。自秦朝焚书到这时已有二十三年，自汉朝灭秦到这时已有十六年，禁止藏书的法令才开始废除。然而，守成的君主和当权的士人，很少把搜集整理散失的经典当作要务。河间献王首先得到古文写成的先秦旧书，包括《周官》《尚书》《礼记》等，并设置《毛氏诗》《左氏春秋》的博士。武帝才开始建立藏书制度，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成帝才开始打开并公布宫中秘藏，校勘整理旧文。假使高帝入关之初，就收取博士官所掌管的书籍，并且连同约法三章一起废除禁止挟带书籍的法律，那么口耳相传的经文就不至于缺漏讹误，藏在墙壁中的书也不至于断绝腐烂，许多典籍的传承以及周公、孔子撰作的文章，就不会像这样湮灭。即使如此，曹参能够实行这三件事，也可以称得上贤相了。张辟彊对陈平说：“请任命吕台、吕产为将领，让他们统领南军、北军，吕氏的权势将由此兴起。” 有人问：“李德裕说，把军权和俸禄授给吕产，几乎危及刘氏天下，都是张辟彊启发陈平造成的，真是这样吗？”回答说：“张辟彊不过是个小孩子，哪里懂得国家的大体？他是在替吕氏谋划，不是在替刘氏谋划。陈平害怕死亡、忧虑失去权势而听从他，岂不是几乎因为一句话就使国家陷入危亡吗？陈平正处于危险疑惧之时，假如能够把社稷的存亡当作自己的祸福，哪里会仓促地把兵权交给皇后的外戚呢？陈平善于为自身谋划，却考虑不到国家；一听到张辟彊的话，便因得以脱离祸患而高兴，来不及顾恤国事，‘得智刘寒如灰，吕沸如汤’【原文有疑误】，陈平的罪过太大了。所谓大臣，应当遵从正道而不遵从邪道，为义而不为利；陈平没有什么不顺从的，连一般具备臣子资格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吕氏的权势，实际上是陈平促成的；王氏的权势，实际上是张禹促成的；武氏的权势，实际上是裴炎促成的，这三位大臣的罪过相同。鄙陋之人哪里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呢？汉朝用南军、北军相互制衡：守卫宫城的军队，在城内的称为南军，如同唐朝的诸卫；守卫城池的军队，在城外的称为北军，如同唐朝的左右羽林军。从前周成王临终顾命时，召公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带着齐侯、吕伋，率二百名持干戈的卫士和一百名虎贲，到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发布命令的是冢宰，传达命令的是两位大臣，奉行命令的是师尚父的儿子。军事事务的严密防备、对危险和祸患的周密考虑，就是这样。如今惠帝去世，却在宫中把别人的儿子冒充为皇帝，已经出现了不是刘氏而称帝的人；大臣们苟且迎合、委曲容忍，只听从吕氏，把朝廷内外全部的兵权都交给吕氏，使高帝的事业将要坠落在地，这该由谁来承担罪责？即使有四皓调护太子的功劳，议论者还说，如果军中没有拥护太子，那么四皓安定刘氏的举动，反而正是灭亡刘氏的原因。何况陈平听从张辟彊，谋求自身而不谋求国家，帮助吕氏而不帮助刘氏，他难道能免去首先酿成祸患的罪名吗？后来诛灭吕氏的功劳，不足以抵偿他结党帮助吕氏的罪过。董仲舒说：“做人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固守常经常法而不知道根据实际情况变通，遇到变故而不知道权宜之计。”即便如此，陈平也不值得称道。王陵、周勃如果在这个时候统领南军、北军，诛讨吕氏，并向朝廷内外说明高帝的威德，谁不会联合响应？汉朝宗室就不至于几乎灭亡了。可惜王陵、周勃错过了这个机会。高后。商议要封吕氏诸人为王。

译有人问：“把吕氏诸人封为王的议论，王陵已经争辩过，陈平、周勃又争辩过，这件事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回答说：“不是刘氏而称帝的人，各位大臣奉戴他为君，没有异议；不是刘氏而称王的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并不关系到汉朝的存亡。问题在于把兵权交给了吕氏。太阿剑握在他们手中，谁敢正面抵挡其锋芒？他们说谁是皇帝，谁就是皇帝；说谁是王，谁就是王；群臣只能拱手听从罢了。《春秋》所记鲁国的叛贼，都是先取得兵权，然后才作恶。公子翚两次担任主将，专门防备诸侯，不出自隐公的命令；公子庆父掌握兵权，在庄公即位第二年攻打城邑。仲遂总领军队，两代之中入侵杞国、攻打邾国，出兵救郑，都是从擅自掌握兵权开始，最后发展到不把君主放在眼里。《春秋》记载这些事，是给万世留下的警戒。吕氏掌握南军、北军，他们成为公子翚、庆父、仲遂那样率军作乱的人，危害就太大了。阴气凝聚，冰层变得坚固，异姓安然称帝，哪里还谈得上白马之盟？王陵到最后才争辩，又有什么用呢？外戚掌握兵权，从来没有不导致危亡的。王莽任大司马，窦宪、梁冀、何进任大将军，都是没有在祸患初起时防备，也没有及早辨明；等到威势权力已经被夺取，国家也随之败亡。这种局面是从吕氏开始的。” 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先后两次更换君主；如果把诸王像裘衣一样弃置而消灭，便如割草一般，只希望他们自行毙命。吕产、吕禄都是庸人，陈平、周勃因此得以收取功劳，但这不能作为人臣行事的准则。周勃进入军营，下令说：“拥护吕氏的露右臂，拥护刘氏的露左臂。”军中人都露出左臂。有人问：“拥护吕氏露右臂，拥护刘氏露左臂，袒露左右两臂有什么含义？”回答说：“《仪礼·乡射疏》说：‘凡事无论吉事还是凶事，都露左臂。’所以举行大射礼以及士人的丧礼，都露左臂，只有接受刑罚的人露右臂。因此《觐礼》说‘露出右臂’，注释说：‘刑罚应当施加在右边’，就是这个意思。由此考察，太尉周勃诛灭吕氏的计策已经确定，拥护吕氏的人将受刑，所以他在军中用露右臂来下令，于是众人都露左臂而拥护刘氏。效忠正义的人有赏，背弃正义的人受刑，太尉的命令十分严厉，并不是用来窥探人心究竟服从还是违背的。汉高帝留下的恩泽在人心中还没有消失很久，吕氏留下的威势虽然强行胁迫众人，却没有人愿意服从；北军已经归属太尉，城外的军队也都为汉朝所用。南军虽然仍归吕产统辖，但没有外部军队援助，吕产到了殿门却不能进入，那么宫中的宿卫也都成了汉军。齐王刘襄在东方倡导义举，荥阳的将领在外面等待时机，吕氏诸人已经成了砧板上的肉。所以太尉先进入北军，就像张柬之利用羽林军来复兴唐朝一样；将相同心，谋划没有遗漏。有人把露左臂的命令认为不对，大概是没有考察古代礼制。代王即位，进入未央宫。当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镇守安抚南北两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巡行殿中。有人说：文帝进入未央宫，任用从代国带来的人，掌握兵权，比不上唐代裴度进入蔡州。回答说：自从世道变乱而不合古制以来，君主不得不掌握天下的大权。《夏书》说：“只有仲康开始居有四海，命令胤侯掌管六军。”孔子把这段话记录下来，作为万世的训诫。军队是国家的神器，是君主的大权；福祸威权都由君主掌握，征伐都从天子发出，没有不在最初就确定的。要整顿你的军备，振作六军。即使成王、康王盛隆之时，也不忘记警戒，何况大变乱刚刚平定呢？汉朝的南北军驻在京师，郎中令掌管禁卫，这才是开始。兵权转移到吕氏手中，如今又转归大臣。陈平、周勃虽然忠诚，但处置变乱和处置常态本来就是不同的时候；君臣名分既已确定，权力应在君主而不在臣下。发生变乱时，大臣擅自拥立君主；如果君主的威势不能迅速收回，就会形成君弱臣强的趋势，最终无法控制。文帝连夜任命宋昌，是为了收回南北两军的权力；任命张武巡行殿中，是为了收回禁卫的权力。天地开合，风雷迅猛，一个晚上军国的纲纪就得以端正，君臣之间的尊卑秩序就得以严明。虽然表面上有不宜广泛示人的痕迹，但他的用意却是天下最公正的。文帝这一举动，表面上像是偏私地任用亲信大臣，实际上正是为了保全大臣。所以陈平、周勃都凭借功名安享终身。至于汉宣帝对待霍氏，霍光任大将军，霍光的儿子任中郎将，兄长和孙子统领胡越军队，女婿任东西宫卫尉，假借权力来滋养他们的恶行，表面上优待他们，实际上是用来害他们。既然如此，难道可以轻率地议论文帝吗？文帝 有关官员请求及早册立太子。有人问：文帝元年，有关官员为什么立即提出册立太子的请求？回答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端正，天下才能安定。汉高帝刚做汉王第二年，就立刘盈为太子，这是汉家的制度。以汉高帝预先确定继承人，尚且还被对刘如意的宠爱所牵制；惠帝继嗣不明确，于是发生了改易国姓的变乱和临朝称制的僭越，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这就是有关官员坚持请求的原因。吕献可建议实行议论建立太子、给予赏赐的办法，说汉史记载预先建立太子，只说是有关官员，却没有记载具体是谁。直到景帝一朝，也没有听说赏赐提出这项建议的人；把这件事说出来，是为了天下公正，赏赐提出建议的人，却是为了自己私利。大概汉代风俗接近古代，上面没有私人的恩惠，下面没有贪求功劳，这与后世不同。然而文帝知道预先确立太子，却不知道预先教育太子；周勃、灌婴知道为窦氏选择师傅，却不知道为太子选择师傅。他们采用智囊的办法，所学习的是刑名之学；发泄博局上的愤怒，所崇尚的是刻薄。贾谊选择端正之士、正直之人的言论，文帝却听得很轻慢。帝王之学没有流传下来，而在留下福泽、传授谋略方面，文帝也有愧于《诗》《书》所称道的古代圣王。文帝天性纯美，难道是大臣没有办法匡正他的心志吗？自汉代以后，君主把建立太子视为忌讳，像唐宣宗、后唐明宗一样，到了最后都是宦官擅自控制君主的权力，宫闱中发生起兵作乱的灾祸，这些都是不学习帝王之学的过错。古代并不忌讳谈论危亡。贾谊说：“活着成为英明的君主，死后成为英明的神灵，即使早晨去世而留下太子，也能使天下不发生混乱。”又说：“万年以后，把天下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幼弱的儿子，将会使天下不得安宁。”文帝不把这些话视为忌讳；那些忌讳谈论建立太子的人，难道能够长久拥有天下吗？文帝可以说是懂得做君主的道理了。下令退还千里马，命令四方不要搜求进献。

译有人问：“文帝退还千里马，不接受四方进献；后来人们家给户足，百姓在街巷中都有马，难道退还一匹马就能使天下富足吗？”回答说：“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因为各诸侯国只应供给合乎正道的贡赋。西方旅国进献【原文：▯】时，召公训诫周武王说：‘犬马如果不是本地所产，就不应蓄养；珍禽奇兽不应在国中繁育。’文帝的诏令，与圣王的作为、古代大臣的训诫，彼此完全相合。从前周穆王因八骏马而荒废政事，晋国因小驷马而败亡，楚国因两匹肃爽马，几乎丧失冀州北部的土地。马匹所产之地，晋平公依仗它而抛弃国家。马足以用来行军，公家的马足以用来充当赋税，也不过如此。接受一匹马的进献，似乎还没有造成百姓的祸害，但一旦心中有所防范，众多欲望就会来攻击它。四方听到风声，争相用珍奇之物迎合君主的欲望，懈怠荒淫、骄傲放纵便由此产生，忧愁怨恨、离心叛乱也由此兴起。这就是屈产之马使虞国灭亡的原因。汉武帝因为大宛的马匹，穷兵远征，出动士卒十八万人；等到军队回来，进入玉门关的才一万多人，得到的好马只有几十匹而已。所看重的是蓄养马匹，所轻视的是百姓生命，君主难道能不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吗？唉！周文王时代的富足，与周武王之后的空虚耗损，足以作为鉴戒。彰明德行，堵塞邪僻，以此临察百官，文帝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文帝成为仁君的原因。光武帝用千里马驾鼓车，难道可以说他能够继承祖先功业吗？” 询问一年中审决案件的数量以及钱谷收支。有人说：“审决案件、管理钱谷，周勃说不知道。陈平说：‘都有主管的人。’那么陈平算是懂得治国的体要吗？”回答说：“治理国家的体要，是有关官员治理具体事务，大臣治理其中的纲要。忽视具体事务而说不知道，是不对的；把责任推给有关部门而自己不参与，也是错的。”周公作《立政》说：“不要在众多案件上发生错误，这要依靠有关官员和主管官吏。”这是说刑罚的重要。周代的太宰用九种制度调节节制财用，这是说财用的重要。只是刑罚和财用各有主管部门，而周公实际上掌握它们的纲要。司寇、苏公式恭敬谨慎地处理狱讼，以使王国兴盛；周公特意把这件事告诉太史，作为后世的法则，是为了重视民命、培植国家根本。《无逸》的训诫，以“万民只供给合乎正道的赋税”为原则，除正常贡赋之外不横征暴敛。一项刑罚如果判错，百姓的生活必然受伤；一项费用如果没有节制，百姓的生活必然困苦。周公难道只是说‘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却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吗？一年审决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出法律是繁是简、风俗是淳厚还是浇薄；一年钱谷的情况，可以看出国家财政是充足还是亏空、百姓是休养生息还是日益困顿。这才是真正的宰相职责。周勃文才少，本来就不知道自己的职责；陈平却把责任推给廷尉和治粟内史，这也是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案件有冤屈而放任纷乱，财物聚积而造成忧愁怨恨，这样能够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吗？“明察刑罚而协和中正”如果不是皋陶，“努力迁徙财货以养活百姓”如果不是禹、稷，却说“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职务”，可以吗？当时秦朝遗留下来的风俗还没有改变，公私积弊令人痛心；陈平身为大臣，却没有省察并为此忧虑。懂得治国体要的人，汉朝的宰相只有魏相罢了。四方发生的异常情况、逆贼和灾变，魏相都上奏说明，并且说风俗尤其浇薄，杀害父亲、兄长以及丈夫的人共有二百二十二人，却没有说“责任在廷尉”。他上奏打开仓廪，赈济贫困饥饿的人，用来救济急难、接续困乏；因此旧例中的诏书共有二十三件，按照收入制定支出，以防备灾害，也没有说“责任在治粟内史”。如果按照陈平的说法发展下去，后果将成为王衍、房琯那样的清谈。〈王制〉说：“大司寇把审判成案报告给君王，君王命三公复核听断。”又说：“冢宰制定国家的财用，必须在每年年末完成。”《王制》是文帝时期博士和诸生所作，这些都是宰相的职责。我认为文帝的询问是切中要害的询问，陈平的回答却是空话。皇上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理政事，政绩天下第一，便召来任命为廷尉。有人说：“吴公过去与李斯同乡，而且曾经向李斯学习并侍奉他。”史书说孝文帝喜好刑名之学的言论，召用吴公，难道是因为他还保留着刑名之学的习惯吗？吴公推荐贾谊，而史书说贾谊明晓申不害、商鞅之学，这两件事也有相合之处吗？回答说：“考察《公卿表》，孝文帝元年，吴公任廷尉；三年，张释之任廷尉。考察《本纪》，三年废除了收没妻子家属、连坐的律令，二年废除了诽谤和妖言之罪，这些都发生在吴公任廷尉的时候。秦朝严苛的法律和严密的罗网，到这时已经荡涤一清，难道还会有刑名之学的习气吗？”《循吏传》称：“吴公谨慎修身，率先垂范，居官廉洁公平，不流于严酷而百姓自会受到教化。”难道可以因为他曾向李斯学习，就议论他的缺点吗？吴公之后，继任的是张释之；大概孝文帝天性宽厚，想使狱讼公平、刑罚宽缓，哪里曾经把刑名之学作为治国方法呢？汉朝的儒者，只有贾生谈到权势法制，认为这是君主手中的斧钺，不能不夹杂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吴公称赞他通晓各家的书，并不是因为他明晓申不害、商鞅之学才推荐他。吴公虽然没有专传，但他廉洁公平而不严酷，是循吏之首；他任廷尉，就像春阳解冻阴寒，百姓的生机已经衰败之后又恢复。善政没有显赫的名声，这正是他成为贤能之人的原因吗？” 荀卿的门徒中有李斯，李斯的门徒中有吴公；人的贤能或不肖在于自身，不在于师傅。

译贾山上书。有人说：贾山借秦朝的事情来作比喻。汉朝兴起以来，上书的人中，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颍阴侯灌婴是武夫，却有这样的人作为骑从。文帝不能任用他，为什么呢？回答说：贾山的祖父贾袪，原是魏王时期的博士弟子。大概由于家庭中的讲习和受到文献的熏陶，他曾经听到过前辈先生的遗言。他说秦朝灭亡了养老的道义，灭亡了辅佐君主的大臣，也灭亡了进谏的士人。谈论秦朝过失的，还没有比这更切中要害的。确立明堂，兴办太学，修明先王之道，使风气流行、习俗形成，这是万世的根基。自从孟子以后，这样的话就断绝了声响。如今一下子听到《韶箾》之音，听到凤凰的鸣叫。他说士人在家中修养，却在天子的朝廷上受到败坏；这些话宏伟有力，能够振兴衰败的风俗、激荡颓靡的潮流，难道不是豪杰之士才能做到的吗？虽然其中有“只看陛下所宠幸”的话，开启了君主任意妄为的端绪，但一两句话不够醇正，不足以牵累全篇大旨。后来废除铸钱禁令，在文帝五年夏天，贾山又上书进谏，但文帝最终没有采用。史书只说：“最终没有加以处罚，只是为了扩大进谏争辩的道路而已。”贾山的才华次于贾谊，学问纯粹胜过晁错。文帝因日食灾异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可是像贾山这样的嘉言谠论，却没有被录用。那么，文帝又何必征求贤良直言之士呢？唉！贾山作为灌婴的骑从，和马周作为常何的门客，是一样的。常何能够称说马周，而灌婴遮蔽贤才、不能举荐，不值得再议论。文帝接受谏言却遗漏贤才，不能像唐太宗任用马周那样，难道是君臣相遇相合太困难了吗？贾山称引《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儒者在战国时受到压抑，在暴秦时遭到困厄，到汉代仍然没有得到施展。穆生、白生、申公、韦孟在楚国，辕固、胡母生在齐国。文帝如果能够招致他们并向他们咨询访问，那么使众多贤士安宁的成效，差不多可以达到周朝的盛况了。可惜文帝不能成为文王。生在文王之后的士人，未被知遇的难道数得完吗？赐给百姓田租的一半。有人问：“古代按十分之一征收田税，十分之一是天下公认的中正标准；超过十分之一，是大桀小桀；少于十分之一，是大貉小貉。文帝赐给百姓田租的一半，难道不近于貉道吗？”回答说：“秦简公七年，开始对禾田征收田租，田租制度从此出现。董仲舒说，秦朝废除井田制，田租是古代的二十倍。汉高帝减轻田租，按十五税一征收，比周代还节俭。汉朝初年承接秦朝的弊病，百姓多弃农经商，贾谊劝说文帝，使从事末业、靠游食生活的人转而耕作南亩，于是开设籍田以率先耕种，又发布赐今年田租一半的诏令两次。晁错说土地还有未利用的利益，百姓还有剩余力量；想使百姓致力于农业，就在于重视粮食，使人把粮食运入边疆来换取爵位、免除罪过；边疆粮食足以支撑五年，郡县粮食足以支撑一次赏赐。于是赐给农民今年租税的一半，这是文帝十二年的诏令。第二年免除田地的租税，是因为积存的粮食很多。文帝两次下诏赐今年田租的一半，并没有把它作为固定法令。孝景帝二年，命令百姓按三十税一缴纳田租的一半，这才把它作为常法。然而都城和边境的粮仓都装满了，太仓的粮食堆积起来，露天堆放的粮食腐烂而不能食用，君主和百姓都富足，也只能说是节俭罢了。所以治理国家以使百姓获利为根本，就没有不利于国家的。把使国家获利作为获利的原则，也没有不利于国家的。有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可以看到这一点。世祖中兴初年，战争还没有停止，国家用度不足，于是实行十分之一的税。建武六年，军士屯田，粮食储备积累充足，诏令按三十税一征收，恢复旧制。大概从孝景帝以后，这就成为固定制度了。如果年成不好，就不征收田租；郡国遭受灾害达到十分之四以上，就不收田租；发生大旱，就不收田租，史书对此屡有记载。这就是文中子所称道的汉代制度，在防备百姓方面最完美的原因吗？”},{ 虎圈啬夫能言善辩。有人说：啬夫代替上林尉回答，也算是尽职的官吏。然而张释之说他能言善辩、应答敏捷，那么上林尉的沉默寡言难道反而值得取法吗？回答说：要改变风俗，必须追究它的根源。商代风俗的弊病，在于崇尚言辞。伊尹曾以巧辩之言扰乱政事，并以此告诫他的君主；盘庚则根据法度亲自向百姓宣告。商代风俗日趋衰败，认为能言善辩的人才是贤者，这种遗风尚未消失，所以康王要命令毕公。周公作《立政》说：“不要任用奸邪小人。”成王作《周官》说：“不要让能言善辩的人扰乱他的官职。”这都是为了纠正商代的弊病。自从战国时代那些合纵连横的士人兴起，挥动三寸之舌，像吹奏簧笙一样鼓动诸侯。秦朝废弃《诗》《书》，崇尚法律，君子长者的处世之道受到防止和压抑，庸俗官吏舞文弄墨的习气占了上风，巧言善辩而少有仁德的人很多，木讷寡言而接近仁德的人很少。能言善辩的人覆亡国家，像蒯通这一类人，气势如疾风奔驰，影响如水波漫延。即使绛侯、灌婴凭借功臣身份担任宰相，文才少而质朴多，但这种旧有的染习也不容易革除。若再进用一个啬夫这样的能言之人，那么阴险浮薄、苛刻挑剔的人就会挽袖而起，怎么能够形成忠厚和乐的教化呢？张释之这句话，是汉朝四百年长久国运的根本。告发攻讦容易，而礼义兴盛却很难；其中的关键就在这里。万石君不多说话而亲身实行，李广恭敬谨慎，像个乡野之人，口中不能说出多少话；风俗的笃厚、人才的淳朴实在，就像这样。武帝以后，社会风气和政治面貌大不相同，不能任用汲长孺，却任用了多诈的公孙▯。“舞知之”四字原文疑有讹误，意思不明；张汤那种长者的言论再也听不到了，于是汉朝的治道衰败了。唉！言语符合行为的人是君子，才智胜过德行的人是小人。这不只是君主用人的方法，也是求学者选择朋友时应当警戒的道理。张苍担任丞相。

译有人问：“张苍喜好读书，博闻强记，以文法之吏任相，不是绛侯、灌婴之流，却没有听说他兴起儒者之学，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儒者已经很久不被当世任用了。”《刘向别录》说：“虞卿把《春秋》传授给荀卿，荀卿又传授给张苍。”这样看来，张苍所学习的是《春秋》，所师从的是荀卿。汉初《左氏传》从张苍家传出，那么张苍的学问就不只是律历而已。他如果明白《春秋》的义理，用来辅佐君主，端正纲常，辨明名分，裁决大事，断定重大疑难，经营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并且以《春秋》作为根本德行，那么汉朝就可以具备帝王治理国家的道术。考察张苍在传记中的作为，不过是推定汉朝属于水德，推演律吕、调和音律来制定法令，量定品级而已，却从未把《春秋》的学问施用于政事。淮南王刘长获罪时，张苍曾参与议论，却总是主张依照法律上奏，不能保全兄弟之恩。废除肉刑时，张苍又参与议论，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是杀人，不能推行广泛体恤的仁政。张苍自秦朝时担任柱下御史，只停留在熟悉图书、文书和账籍的程度，正如贾谊所说的“把簿书、期会和防禁特别看作大事的大臣”，怎么能把圣人遗留下来的经典施用于宰相的事业呢？后来公孙弘用《春秋》的义理治理臣下，取得了汉相之位，却把圣人经典当作司空的城旦刑徒文书来使用。孔子制作《春秋》，是为了等待后世的圣人；看来它终究没有实行啊。周勃被交付廷尉审理 有人说：绛侯有诛灭吕氏、安定刘氏的功劳，文帝却把他交给廷尉审理，并没有因为议论他的功劳而稍加宽恕；防止薄太后进言时，也说：“危险啊。”有人认为，文帝拘系绛侯，正是为了保全他，是这样吗？回答说：以礼对待大臣，以恩德对待功臣，从未听说过用拘系来使他们陷于困辱的。汉朝承袭秦法，君臣之间不以礼义相接，韩信、彭越被诛灭的惨状，以及鄼侯萧何被械系拘押的暴虐，高帝都没有能够改变秦朝的做法。到了文帝，已经习以为常。文帝怀疑绛侯，开始于绛侯回答自己不是社稷之臣，接着又下诏要求列侯回到封国，君臣之义已经背离，上下互相猜疑，于是发生了绛侯披甲执兵之事。即使张释之担任廷尉，狱吏的尊贵地位也仍然如故。这就是路温舒所说的“秦朝有十种过失，其中一种至今还存在”。文帝因贾谊的进言，奉养、对待臣下开始有了节制，然而古代是把臣子当作师友，汉朝却只把他们看作徒隶。景帝对待周亚夫，武帝对待窦婴，元帝对待萧望之，成帝对待王商，哀帝对待王嘉，都加以摧折、压制和抑辱；到了东汉，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难道不是高帝、文帝遗留下的谋略有失误吗？有人说：张释之在犯跸、盗窃玉环的案件上还据理力争，却没有听说他对绛侯被拘系一事提出抗辩。在小事上争辩，却不在大事上争辩，难道也是把这种情况看作常规了吗？回答说：太史公说，长期积累的威势和约束所形成的形势，自商鞅、李斯以来就被当作常法，汉朝的君臣对此安然处之，竟不知道奇怪。张苍担任宰相时，尚且没有挽救文帝的过失、彰明绛侯的忠诚，何况廷尉呢？所以说，汉朝承袭秦朝的罪过太大了。废除禁止私自铸钱的法令 有人说：“废除禁止私自铸钱的法令，是因为无法禁止吴王、邓通；既然如此，还不如不禁止。”回答说：“吴王刘濞依靠山中的铜矿铸钱，势力坐大而难以控制，说不能禁止他是可以的。邓通只是一个受宠幸的臣子，文帝却赐给他铜山，让他自行铸钱，这等于同人主分掌富贵的权柄。《周官》说要用这种办法驾驭受宠幸的人，难道这是应该给予他的吗？后来申屠嘉担任宰相，发檄文召他来，使他困窘受辱，像对待奴隶一样；这样看来，有什么不能禁止的呢？大概是文帝仁厚，想要减少刑罚、清除烦琐苛细的禁令，所以废除了这项禁令，并不是为了吴王、邓通。自从商汤铸造货币，周朝建立圜法，钱币有泉、布等名称，也有轻重调节的权力，百姓不得独占其中的利益。秦惠王二年，开始使用钱；秦始皇三十七年，又重新使用钱。汉朝兴起后，认为秦钱太重、使用不便，于是又命令百姓铸造荚钱。文帝时，钱越来越多而且分量变轻，于是又铸造四铢钱。这大概是因为钱轻而伪钱增多，不是依靠严刑峻法所能禁止的，不如改换制度，使轻重适中；放宽禁令，也可以减少刑罚过多的弊病。晁错说，铸钱者的禁令被废除，是为了宽大，让人们知道这一点。武帝后来改铸鹿皮币和白金，又改铸三铢钱、赤仄钱；当时不只是官吏、百姓犯禁的很多，太常不收赤仄钱的被处以城旦，汝南太守不用赤仄钱缴纳赋税的被处以鬼薪，这就可以看出法令的严密了。” 自从制造白金、五铢钱以后，五年间就赦免了因私自铸造金钱而获死罪的官吏和百姓，人数达几十万人。由此看来，文帝废除禁止私自铸钱的禁令，以此来使天下百姓得到宽缓，难道不是仁政吗？贾谊上疏 有人问：贾谊说可以使人痛哭的事有一件，是指诸侯势力强大吗？《新书》分为七篇，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朱文公认为，《新书》只是贾谊当时的草稿。又问：他说可以使人流泪的事有两件，其中一件是匈奴有可以制服的策略却没有采用；它的另一件内容为什么没有记载在传记中？回答说：《新书》中论述使粮食充足、劝勉农事的篇章，就是“流涕”部分的内容；班固《汉书》把它记载在《食货志》中。论述制服匈奴的共有两篇，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关于使粮食充足、劝勉农事的内容则分为两篇。又问：颜师古说“可以使人长长叹息的有六件”，但这里只记载到这里就停止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大概是史书只选取了其中重要的策略。吕成公说，见于传记的有关于改变风俗、教育太子、以礼对待大臣等内容。其余三项可以听听吗？回答说：《新书》说平民僭越，班固《汉书》取作“太息”之一；《秦俗经》两篇没有列为“太息”，但班固《汉书》取作“太息”之二；讲教育太子的，是“太息”之三；讲以礼对待大臣的，是“太息”之四；《等齐》篇论述名分不正，《铜布》篇论述收取铜和铸钱，这两篇都是“太息”的内容。班固《汉书》删去《等齐》篇没有采用，却把《铜布》篇载入《食货志》。总而言之，“太息”共有六项，清楚可见。昭帝时《通傅传》如今保存在《大戴礼》中，大概是把《新书》中的《傅职》《保傅》《胎教》《教容经》四篇合为一篇。

译朱文公认为，当时把这些内容列入《论语》《孝经》《尚书》之中进献给君主，大概是因为看中了其中言论的要旨。如今考察这一篇，其中有论学习礼仪的，有论明堂位置的，有论青史氏记载的；传记所记载的只是它的梗概。我曾经考察贾谊关于礼义廉耻的奏疏，他反复说道：商君遗弃礼义；又说不知道返回廉耻的节操，不知道仁义的厚重；还说抛弃礼义、损害廉耻的情况日益严重。这些话说的是浅薄风俗没有改变。他说，以廉耻、节操和礼义来治理君子；又说顽钝的人丧失羞耻，轻慢辱骂的人丧失节操，廉耻不能建立，人也就不能自爱；还说众人都丧失羞耻，众人都苟且妄为；又说君主应当以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还说这是砥砺廉耻、实行礼义所达到的结果。这些话说的是对待臣下要有节制。管仲是辅佐霸主的人，贾谊却诵述孔子的法则，并把管氏所说的“四维”告诉他的君主，大概社会风俗的根本确实系于此。然而礼义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廉耻所指的事情却很切实；从没有不顾廉耻而能够修习礼义的人。《论语》说：“行事有羞耻之心，就可以称为士了。”《儒行》说：“磨砺廉正的节操”，这是士人区别于普通百姓的地方。顶着苍天、踏着大地而成为人，诵读《诗经》、阅读《尚书》而成为士；如果抛弃礼义、舍弃廉耻，就同秦朝的百姓没有区别，也可以感到惭愧了。贾谊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他所说的都是汉朝治国的纲领；唯独“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可以作为学者的良药和警戒。而且廉耻又是立身处世的大节。人之所以成为人，士之所以成为士，舍弃了廉耻，就离禽兽不远了。《贲》卦说，修饰脚趾，舍弃车乘而步行，这是君子明白义理；《颐》卦说，舍弃你的灵龟，反而看着我的食物流口水，这是小人明白利益。贾生有审慎取舍的论说，求学的人也一定要在这件事上审慎。废除秘祝官 有人问：秘祝官把过错转移给下民，这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吗？回答说：《汤诰》说：“天下各方如果有罪，责任在我一人。”《泰誓》说：“百姓如果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无逸》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君主自己应当敬重德行；对于他们的过错，要说：‘这是我的过错。’”这就是把百姓的过错当作自己的过错。商汤改正过错从不吝惜。《说命》说：“不要以过错为可耻而反而造作非为，只怕自己不知道过错，知道了却不改正。”楚昭王面对赤云造成的灾祸，没有把责任推给股肱之臣，孔子认为他懂得大道。宋景公面对荧惑星运行异常的变故，没有把责任推给宰相和百姓，子韦认为这有君主的言论。过错难道可以转移吗？秦朝禁止诽谤，诛杀进谏者，百姓怨恨却不加体恤，罪恶滋长却不肯听闻。李斯分担过错，但秦朝的罪责并没有因此从李斯身上分开。祝官把过错转移出去，但秦朝的祸患并没有因此从群臣身上转移。禹、汤归罪于自己，所以国家兴盛迅速；如果真的获罪于上天，就没有什么可以祈祷的了。秦朝的愚蠢，不也太严重了吗？文帝的诏书说：“祸患从怨恨产生，福祉由德行兴起；百官的过失，应当由我承担。”这是古代帝王最盛大的仁德之心。《诗经》说：“自己求取更多福祉。”又说：“求福不要走邪路。”文帝具有这种品德。祭祀官只表示敬意，不向神祈求什么，说把福分归于朕一人，而不是归于百姓，朕对此非常惭愧。可以说是言辞端正而无愧了。他的遗诏说：“常常畏惧犯下过错，以致羞辱先帝遗留下来的德行。”只愿年寿长久，便害怕不能始终如一；这可以说是敬重德行而专一了。武帝、宣帝以后，沉溺于祭祀，怎么足以同文帝盛大的德行相比呢？攻击匈奴，将其驱逐出塞后立即返回 有人说：“文帝、武帝派遣将领攻打匈奴，把匈奴驱逐出塞就返回，而不是一次彻底大治匈奴，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六月》这首《雅》诗说，稍微讨伐玁狁，直到太原，是说抵达边境尽头就返回，只是把它驱逐罢了。《常武》这首《雅》诗说，徐方不再反抗，周王说返回，是说军队声势盛大地归来；武力不可反复滥用。”文帝即位初年，将军陈武等人建议征讨，士人和百姓也乐于服兵役、使用武力来统一边疆。文帝说：“坚固边塞、设置侦候，缔结和平、互通使者，使北部边疆休养安宁，功劳已经很多了；况且不要再议论出兵。”在二十三年之间，治理边疆的规划没有改变这一原则。匈奴入侵边境，文帝派灌婴出击将其赶走，却不穷追不舍。单于送来书信答复说：“这是因为没有背弃约定，也没有迎合、猜疑对方的欺诈。”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加强防守；又确实在塞下积存粮食，使军粮充足，这是先谋求自身治理，暗中形成安定边疆的形势。张相如是长者，栾布是烈士，让他们一同担任将军，并不是为了制造事端、邀取功劳。把匈奴驱逐出塞后，立即命令军队返回。这样一来，《六月》《常武》所赞美的，就不专属于周宣王了。然而文帝未曾有一天忘记武备之事；他在上林苑驰马射箭，去细柳慰劳军队，对军旅之事不敢懈怠。他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守卫边疆的大臣没有被远远遗漏。严尤说：“周宣王采取了中等策略，就像文帝、武帝对待匈奴那样，命令边境守备而不出兵深入，这同周宣王完全相符。”严尤为什么不称赞文帝呢？晁错对策列为高第 有人问：“文帝二年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这种制举是从此开始的；然而没有应诏的人。到十五年再次举荐，才得到一个晁错。人才为什么这样难得呢？”回答说：“《尚书》说：‘广泛采纳进言。’这里的‘言’不是指文章辞藻。有人凭德行被进用，有人凭办事能力被举荐，有人凭言论受到称扬，并不专门取用言辞。以文章选取士人，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亲自策问三道治国要务，询问四项缺失，本来是要扩展进谏的途径，寻求治理国家的实际办法。晁错却回答了亲自处理法宫事务的邪说，以及列举数十项大功来防止进言的说辞，难道是虚心等待贤才的意思吗？武帝以后，像公孙弘这样的人，才能又在晁错之下。王通说：‘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内容丰富。’苏氏说：‘西汉以文章设置科目，而文章从此开始衰落。晁错、董仲舒、公孙弘这一类人，都有科举制度的拖累。’他们的言辞有超过其本意的地方，而本意又有不能完全表达在言辞中的地方。我认为董仲舒不是晁错、公孙弘一类的人。后世评论者应当有所区别。贤良方正，真正正大、忠谠、直率的人，在汉朝只有一个董仲舒，在唐朝只有一个刘蕡，仅此而已。其他人不过是科举中的空话、考场上的小技巧，不值得一看了。” 新垣平说：“汾阴有金宝之气，我猜想鼎会在治理庙宇时出现。汾阴想要举行祭祀，鼎就出现了。”

译有人问：“新垣平说汾阴会出现鼎，到武帝时，鼎果然在汾阴出现；新垣平却因欺诈被诛杀，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新垣平被诛杀以后，方士的荒诞之说又在武帝时得到任用；汾阴得到鼎，怎么知道不是方士粉饰欺诈，想用它来神化新垣平的术数呢？”司马公作《原命》说：“天道精微隐秘，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知道。”眭孟知道微贱之中有王者兴起，却不知道是孝宣帝，于是想求公孙氏接受禅让，把天下交给他；翼奉知道汉朝有中途衰败、遭遇厄运的征象，却不知道是王莽，于是说洪水将成为灾害；西门君惠知道刘秀应当成为天子，却不知道就是光武帝，于是谋划拥立国师公；刘秀也改名来应合这种说法，但这些都对事情没有益处。由此看来，术数之言后来应验，尚且有这样的情况，何况新垣平用玉杯进行的欺诈，已经显现出他被诛杀，实在是应该的。因此，关于怪异神灵的事情圣人不谈，奇诡邪妄的术数，君子应当远离。申屠嘉责斥邓通 有人问：“申屠嘉担任宰相时威势很盛，折辱受宠幸的臣子，几乎把他杀掉；是否也是因为文帝有意提高宰相的权力？”回答说：“古代，侍从、御者、仆役没有不是正直之人，君主的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谨慎的。宦官、嫔妃和宫中事务，宫中的居处安排，王宫中的士与庶子，都由冡宰依照职掌统领；这是周公辅导成王的制度。修养自身、整治家政，使政治清明纯粹，把这些作为平定天下的根本。使大臣端正君心的学问，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到了秦朝，大臣不能议论近臣，丞相受中车府令控制，内外亲疏已经不同。汉高帝亲近一个宦官，大臣竟不能进见樊哙，因此才有排闼进谏之事。文帝能够使受宠幸的臣子畏惧宰相，使朝廷肃然，具有泰山乔岳般的威重；申屠嘉可以说具有古代大臣的节操。文帝没有学习《周官》，却暗中同它相合，这是英明君主所实行的。到了景帝时，内史晁错贵重宰相，而申屠嘉自行退让，宰相的权力开始减弱。周亚夫议论徐卢等人时，说宰相参与议论的意见不能采用，于是宰相就没有权力了。到了武帝，重视中朝而轻视外朝，严助等人与大臣辩论，而公孙弘一向屈服。石庆请求治罪于近臣所忠，却只是接受处罚、以财赎罪，于是宰相只成了充数的职位。更严重的是，王嘉上奏弹劾董贤，却没有免于灾祸。东汉时三公的权力转移到了台阁。杨秉弹劾中常侍，尚书召集属官，拿公府的外部职务来责问他，并且弹劾近官；经典和汉代制度中有这样的旧例吗？杨秉回答说，申屠嘉曾责问邓通，文帝随后请他处理；按照汉代旧例，三公的职掌没有不统领的，于是尚书不能责问。然而像杨秉这样举发近官的人，却很少有能履行这种职权的。诸葛武侯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不应有所偏私，使内外采用不同的法令；这就是《出师表》同《伊训》《说命》相互表里吗？但我曾认为，以文帝的明察，如果能斥退邓通并让他离去，那么邓通也不至于饿死；可惜文帝不能远离佞人。” 遗诏中的短期服丧制度 有人问：“胡氏说，遗诏中的短丧诏令，是针对官吏和百姓的。景帝自行把三年之制缩短，这是轻慢君父；这种情况从景帝开始，胡氏的论断是正确的。”汉朝群臣对于自己的亲属不实行三年服丧，难道也是文帝造成的吗？回答说：“翟方进的后母去世，安葬三十六天后就除去丧服，起身处理政务，认为自己身为汉朝宰相，不敢超过国家规定的制度。薛宣担任丞相时，他的弟弟薛脩守母丧；薛宣认为三年丧服很少有人能够实行，兄弟之间互相驳斥，这说明汉朝宰相不实行三年丧制。安帝下诏允许大臣实行三年丧服，建光年间尚书上奏说：‘孝文帝制定了简约礼制，光武帝废绝了告假守丧的制度，应当恢复建武年间的旧例。’陈忠上疏说：‘高祖接受天命，萧何创制定制，大臣有告假守丧的条文，符合放下职务表达忧痛的义理。建武帝时，大臣不得告假守丧，各部门官员只经营俸禄、顾念私利，却循守三年丧服，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宦官认为这样不便，陈忠的奏疏于是被搁置。这说明大臣的丧服制度在高祖时确立，在文帝时改变，建武时又废绝，安帝时恢复而又废止。安帝本纪记载：‘元初三年，开始允许大臣、二千石、刺史实行三年丧服。建光元年，又废止大臣及二千石以上服三年丧服。’ 桓帝永兴二年，开始允许刺史、二千石官员实行三年服丧制度。永寿二年，开始允许宦官实行三年服丧制度。这说明刺史、二千石官员以下直到宦官，都原本不实行三年服丧制度。由于文帝临终遗命，废除了天下通行的丧制，这难道不是景帝的过错吗？有人说：“应劭为《文帝纪》作注，说三十六日后除去丧服，这是把一日当作一月计算。”颜师古说：“文帝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制这种做法，并不是取法于《周礼》，怎么能把一日当作一月呢？三年之丧，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哪里有三十六个月的说法？而且禫祭之后也没有七个月的规定。”应氏的说法错了，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呢？回答说：“刘贡父以《翟方进传》中三十六日的记载为证，那么应氏并没有错。”又考察《唐书·常衮传》说：“按照礼制，臣为君服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宜规定服丧三十六日，我太宗的遗诏也规定三十六日。群臣不忍心在下葬后立即除服，大略服丧将近四个月。高宗依照汉代旧例，玄宗才将天子的服丧改为二十七日。”这样看来，三十六日的制度始于汉文帝，二十七日的制度始于唐玄宗，这可以证明应氏的说法，辨明颜氏的错误。王元感著论说：“三年之丧是三十六个月”，并讥讽诋毁各位儒者。张柬之驳倒了他的说法，王元感的论说于是被废弃。汉代以三十六日折算三个月的说法，也确实存在。至于君主的礼制和诸儒的议论，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以德行教化百姓

译有人问：文帝以德行教化百姓，有没有可以具体说明的事迹？回答说：苏轼说《汉书》中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记载的事情。《叙传》中记载说：“太宗仪态庄严而恭敬诚信，深沉寡言，以功业教化百姓，以德行率领臣下。”又说：“我的德行像风一样，百姓响应我就像草随风倒。”文帝亲自实行的，是以宽厚仁慈、恭敬节俭为本，以深沉寡言、清静无为来治理，使风俗随之形成，差不多可以达到战胜残暴、停止杀伐的境界。凭文帝的天资，如果能够兴复三代的礼乐，恢复三代的制度，那么教化普遍融洽，王道就成功了。可惜他只知道使百姓富足的功效，却不知道圣王用来教化百姓的道理。农民不缴纳贡赋，罪犯不牵连收捕妻子儿女，宫室不新建馆舍，陵墓不增高封土，这四件事都是文帝的盛德，其中最重要的并不亚于慎重使用兵力。太史公的《律书》记载，文帝曾下诏不议论军事，接着说百姓无论内地外地都没有徭役，能够在田地里休养生息，天下富足，粮价降到十多钱，鸡鸣狗叫之声相闻，炊烟绵延万里，这可以说是和谐安乐了吗？又说：“天下刚刚脱离水深火热，百姓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顺应他们的愿望而不加扰乱，所以百姓终于安定。”文帝即使年过六七十岁，也不曾到市井中像小孩子一样游荡嬉戏。孔子所说的有德君子，《通鉴》虽然没有记载，但文帝以德行教化百姓的实际，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了。刑罚以不杀人为能事，军事以不用兵为功绩，财富以不聚敛为富足，做人以不自作聪明为贤能。这是苏轼称赞宋朝仁政的话。我认为用来评价文帝也一样。《通鉴答问》卷三 《史部，史评类，〈通鉴答问〉》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答问》卷四 宋代王应麟撰写 汉景帝 周仁任郎中，任命张晁为廷尉，晁错为内史。有人问：“晁错、周仁、张晁三人都是东宫旧日的属官，景帝刚开始执政，就任用私人亲信了吗？”回答说：“贾谊论述辅佐太子时，恳切要求任用端正之士和正直之人；他谈到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时，言辞极其深切。文帝却把规谏当作耳旁风，对这些话置若罔闻。景帝在东宫时，他的家令就是学习申不害、商鞅之术的晁错，他的舍人就是以医术受到任用的周仁。张晁凭功臣之子的身份侍奉太子，也是研究刑名之学的人。文帝宽厚仁慈、清静无为，却让法家异端和医术末技参与辅导太子的遴选，这也不同于寻求贤哲来辅佐后嗣。景帝天性刻薄，晁错又以刻薄辅佐他，终于激发了七国之乱。曾经看景帝讨伐七国的诏书说：‘深入敌境、杀人多的就是功劳。’由此可见景帝的心术，难道不是晁错凭借严峻刻薄而得到宠信，长期习染以至成为本性吗？晁错被杀时，廷尉张晁弹劾上奏说：‘父母、妻子、兄弟姐妹，无论年少年长，全都依法论罪。’晁错虽然因削夺诸侯封地而引发战争，却还没有达到夷灭三族的罪行；张晁审理案件竟然如此嗜杀，却还能以长者著称。史书称赞他做官时从未听说他审问陷害过人，难道不是虚夸的美辞吗？晁错、张晁都是研究刑名之学的人，他们进而担任公卿，恰好遇上形势如火上加热，摧残忠厚风气的正是这两个人。” 景帝因为偏爱旧日属官，不能不追究文帝遗留下来的谋划失误。周仁任九卿，能够进入内室，虽然没有诋毁别人，不过是受宠幸的臣子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班固把文帝、景帝比作周成王、周康王。从前成王所受的教导，康王的师傅是召公、毕公；与他们交游学习的有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熊绎等人，难道有晁错、周仁、张晁这一类人吗？文帝如果能够听从贾谊的话，崇尚和乐友爱，去除惨酷刻薄，向往《诗》《书》，罢黜方术，那么成康之治难道还会遥远吗？”},{ 梁孝王进宫时就和景帝同乘一辆辇车，出行时则同乘一辆车。有人问：“兄弟之间，是出于天性的亲情。景帝对梁王，起初亲近，最终却疏远，为什么差别这样大呢？”回答说：“上天叙定人伦有常规，君臣之间有道义，尊卑长幼之间有秩序。圣人制定礼制，作为儿子要区别嫡出与庶出，作为臣子要分清尊卑。恩情与礼制并行而不相冲突，《常棣》这首《雅》诗就是为此而作的。《春秋》记载‘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僖公偏爱同母弟，对他的宠爱不同于其他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