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答问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答问卷二宋 王应麟 撰赧王燕昭王问郭隗曰：「得贤士与之共国，以雪先王之耻。」或问：“燕昭可谓贤君欤？”曰：“复雠，天下之大义也。《记礼》者曰：‘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寝苫枕干，弗与共天下。’此天之经，地之义，所谓民彞也。周幽之祸，申侯为之，平王忘雠而戍申。《扬之水》之诗，所以怨文侯之命，无哀痛之辞。《周书》终焉，而《春秋》于是始。若燕昭之为子，可谓孝矣。汉世祖得一邓禹，而复髙祖之业；昭烈得一诸葛孔明，而信大义于天下。有一贤与之谋，可以兴衰拨乱，可以扶持纲常。昭王得一乐毅，以弱燕报强齐，雪先君之耻而一洒之。天衷以位人纪，以立，岂唯战国之贤君？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齐之稷下，聚游谈以徼虚誉焉耳。昭王诚孝之心，招徕感动，而真贤为之用。汤之于伊尹，桓之于管仲，尊徳乐道，将大有为。昭王盖庶几焉。”魏冉为政威震秦国或问：“秦彊大之国，权移于魏冉，而惠、武二君不能保妻子，何欤？”曰：“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故形势之彊，不如道徳；甲兵之威，不如纪纲；高城深池之防，不如名分。秦不修此三者，唯蚕食六国是谋，是以战胜于外，家乱于内，令行于四境，衅稔于闺门。不仁之祸，及其妻子；太阿之柄，授于权臣。魏冉是为穰矦，昭襄母芉氏之异父弟也。魏冉挟戚党之威，熏轑一国，势若探汤。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归于魏。其君兄弟皆殄灭之。芉如汉之元后，冉如汉之鳯莽。不唯冉之无君，而暴嬴不善之报，亦彰彰矣。它日范睢之説行，逐冉于关外，获全要领，幸也。君子之论，谓冉援立昭王，除其灾害。夫不赏私劳，叔孙昭子所以为贤，何取乎援立之功？鲁公子遂弑子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书之为乱臣贼子之戒。何取乎灾害之除？余是以窃取《春秋》之义，以正魏冉之罪。”屈平或问屈平之事，通鉴削之。春秋襃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昔人尝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编年之法，至通鉴而始复。若屈平、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其于春秋惩劝之法，若有未尽用者，此朱子纲目之书所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虽忠，得朱子而心益着。昔者商书终于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献于先王。」防子之去，自献以其孝；比干以谏死，箕子以正囚，自献以其忠，而夫子谓之仁。屈平，楚之同姓，谏而不听，郢将为墟，两东门将芜，不忍宗国之颠覆，而从彭咸之所居。其后三户亡秦，亦流风遗俗，有以激义槩也。朱子谓：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又曰：所为虽过，而其忠终非世间偷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谓知屈子之心者。虽未及比干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献于先王矣。刘歆卖宗国以徼利达，扬雄与之同立莽朝而不耻也。乃议屈子之湛身正道，湮微薄俗，澜倒殉利者为是，死义者为非，设滛辞以助扬雄者，顾以通鉴不书，借口。噫！朱子纲目所补，有功于通鉴。垂白注《楚辞》，亦有感而作者。《春秋》书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以教为臣之忠。人莫难于一死，而屈子蹈之。圣人复起，必从朱子之言矣。齐归楚太子楚人立之或曰：战国防楚太子质于齐，太子辞归。齐王隘之，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太子献地，归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慎子曰：王朝羣臣皆令献其计。子良曰：不可不与，请与而复攻之。昭常曰：不可与也，常请守之。景鲤曰：不可与也，请西索救于秦。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对曰：王皆用之。王发子良献地于齐，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往守东地，明日遣景鲤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东地复全。《史记·世家》不载此事，亦可信欤？曰：苏氏《古史》载之，读《通鉴》者可以参攷。鲍氏谓慎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优乎？尝谓世臣者，封建之根本。公刘居豳，君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民。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答问》卷二。宋代王应麟撰写。周赧王。燕昭王问郭隗说：“如果能得到贤士，和他共同治理国家，以洗雪先王的耻辱。” 有人问：“燕昭王可以称为贤明的君主吗？”回答说：“报仇，是天下最大的义理。记载礼制的人说：‘父亲的仇人，不能与他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睡在草席上，头枕盾牌，不能与他共同拥有天下。’这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正义，也就是所谓的民彝。周幽王造成的祸乱，是申侯导致的；周平王忘记仇恨，反而戍守申国。《扬之水》这首诗，是用来怨恨周平王的命令的，其中没有哀痛的言辞。《周书》到这里终结，《春秋》也由此开始。像燕昭王这样做儿子的，可以称为孝了。汉世祖得到一个邓禹，就恢复了汉高祖的事业；昭烈帝得到一个诸葛孔明，就使大义取信于天下。有一个贤人参与谋划，就可以振兴衰败、拨乱反正，可以扶持纲常。燕昭王得到一个乐毅，以弱小的燕国报复强大的齐国，洗雪先君的耻辱，一举完全雪恨。上天的善意由此使人伦纲纪得以确立，难道他只是战国时代的贤君吗？即使百代以后，听到这件事的人也没有不受到激励而奋起的。齐国的稷下，只不过聚集游谈之士以求取虚名罢了。燕昭王真诚孝顺的心意招致并感动了贤士，使真正的贤人愿意为他效力。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尊重德行、喜好正道，都将有大作为。燕昭王大概接近他们了。” 魏冉执掌政权，威势震动秦国。有人问：“秦国是强大的国家，权力却转移到魏冉手中，以致秦惠王、秦武王两位君主连妻子儿女都不能保全，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只有圣人才能使内外都没有忧患；不是圣人的君主，外部安宁，内部必然有忧患。所以，外在形势的强大不如道德，甲兵的威势不如纲纪，高城深池的防守不如名分。秦国不修明这三者，只图谋蚕食六国，因此对外作战获胜，对内家庭却混乱；命令能够在四境推行，祸患却在宫闱中积聚成熟。不仁所造成的祸患，波及他的妻子儿女；太阿之剑的权柄，交给了权臣。魏冉就是穰侯，是秦昭襄王母亲芈氏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凭借外戚党羽的威势，气焰熏灼全国，势力如同伸手探入沸水。他杀害秦王的嫡母，把先君的妃子赶出秦国，送回魏国；秦王的兄弟也都被他灭绝。芈氏如同汉朝的元后，魏冉如同汉朝的王莽。不只是魏冉没有君臣之义，秦国暴虐、嬴氏治理不善所招致的报应，也明明白白地显现了。后来范雎的主张得以实行，把魏冉驱逐到函谷关以外，使他能够保全首领而死，已经算幸运了。君子评论说，魏冉扶立昭襄王，消除了昭襄王的灾祸。难道要因为私人的功劳而赏赐他吗？叔孙昭子正是因为不计私功才被认为贤明，扶立君主的功劳有什么可取呢？鲁国公子遂杀死子赤，赶走姜氏，扶立鲁宣公，《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警戒乱臣贼子。那么，消除灾祸的功劳又有什么可取呢？因此我私下取法《春秋》的义理，来纠正魏冉的罪行。” 屈平。有人问：关于屈平的事，《资治通鉴》删去了它；《春秋》褒奖像秋毫一样细小的善行，《资治通鉴》却遮蔽了日月的光辉。古人曾有这样的话，必定也是有用意的。回答说：《春秋》的编年体例，到《资治通鉴》才重新恢复。像屈平、四皓的事被删去，扬雄、荀彧的事却被取录，这对于《春秋》惩恶劝善的原则来说，似乎有未能完全施行的地方，这就是朱子《纲目》一书创作的原因。太史公说：伯夷、叔齐虽然贤明，得到孔夫子之后，名声更加显著。我也说：屈平虽然忠诚，得到朱子之后，他的忠心更加彰明。从前《尚书·商书》以微子结尾，其中说：‘使自己心志安定，以此献给先王。’微子离去，是以孝自献；比干因进谏而死，箕子因守正而被囚，都是以忠自献，而孔夫子称他们为仁人。屈平是楚国的同姓，进谏而不被采纳，郢都将成为废墟，两座东门也将荒芜；他不忍心看宗国覆亡，于是追随彭咸所居之处。后来楚国人说“三户亡秦”，也是承袭了这种遗风遗俗，有足以激发义气的地方。朱子说：‘他们的志向和行为虽然有时超过中庸，不能作为法则；然而都出于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诚心。’又说：‘所作所为虽然过当，但他们的忠心终究不是世间那些苟且偷生、侥幸求免的人所能比的。’唉！”},{ 这番话可以说是真正了解屈原心意的人所说的。虽然还比不上比干的仁德，但屈原内心所认为安适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亲自献身于先王了。刘歆出卖宗国来求取利禄显达，扬雄却和他一起在王莽朝廷任职，还不以此为耻。于是，有人议论屈原投水殉身、坚持正道，说这是湮没微薄风俗、使那些颠倒是非而殉逐利益的人成为正确、使为义而死的人成为错误的做法；又撰造淫靡之辞来帮助扬雄，反而以《资治通鉴》没有记载此事作为借口。唉！朱子在《纲目》中补充的内容，对《资治通鉴》是有功的。我到白头还在注释《楚辞》，也是有感而作。《春秋》记载孔父、仇牧、荀息三位大夫，是用来教导臣子尽忠的。人没有比死亡更难面对的事，而屈原却亲自践履了这一点。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一定会采纳朱子的说法。齐国归还楚国太子，楚国人拥立他为王。有人说：战国时，楚太子被扣留在齐国做人质，太子请求回国。齐王刁难他，说：“把东地五百里给我，我才放你回去。”太子答应献出土地，回国后即位为王。齐国派五十辆车前来索取东地。慎子说：“大王应召集群臣，让他们各自提出计策。”子良说：“不能不给，请先答应给地，然后再攻打齐国。”昭常说：“不能给，我请求留下来守卫东地。”景鲤说：“不能给，请向西到秦国求救。”楚王把三位大夫的话告诉慎子。慎子回答说：“大王可以把他们三人的主张都采用。大王先派子良到齐国献地，第二天再派昭常担任大司马，前往守卫东地；第二天又派景鲤向西到秦国求救。”楚王说：“好。”东地于是得以保全。《史记·楚世家》没有记载这件事，这件事也可信吗？回答说：苏轼的《古史》记载了这件事，读《资治通鉴》的人可以拿来相互考证。鲍氏说慎子能够同时采用三位大夫的意见，难道这是最好的做法吗？我曾说，世代相承的臣子，是封建制度的根本。公刘居住在豳地，既是君主，也是族人的宗主。《周官》说，宗族凭借族属关系取得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