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荅问卷四

译弟，并且推及他的儿子，仍然把他看得与嫡子同等。圣人记作‘弟’，是为了表示贬斥；又记载‘秦伯之弟鍼出奔晋’，鍼受到秦桓公的宠爱，正如景帝对梁王一样，但宠爱他却不按照礼制加以区别，这就是在给他招来祸患。起初厚待却不合礼制，最终既薄待他又失去恩情，于是《角弓》《葛藟》的讽刺就兴起了。景帝对梁王的过分宠爱，也与齐国的年、秦国的鍼相类似。他从根本上扶植梁王，却在末节上失于约束，所以能够巩固梁国，使其统辖四十多座城，富足得如同布帛有幅边一样。景帝为梁王制定制度，梁王府库中的金钱将近一百巨万，珠玉宝器比京师还多。车马服饰的等级，都以诏命规定的标准为节制；梁王乘坐四匹马驾的车，在宫阙之下迎接景帝。朝堂和台阶本来有严格的礼制，用来区别嫌疑、明确防范，但景帝进宫时却与梁王同乘一辆辇车，出行时又同乘一辆车。传位给梁王的话，比当年削断桐叶封弟的游戏还严重；刺杀晁错的谋划，比共叔段的恶行还要有防范性；把他纳入邪僻之道，于是僭越之心滋长；放纵他的骄横，于是彼此的嫌隙形成。等到焚烧狱辞、在斧质前谢罪时，唉，已经太晚了！仁人明白天理，笃行友爱恭敬的道义，断绝偏袒拘系的私心。兄长友爱弟弟，弟弟敬爱兄长，这样才可以教化国人。这是帝王端正人伦的方法。景帝哪里懂得这些呢？七国反叛。有人问太史公说：“孝景帝不再忧虑异姓诸侯，却让▯错用严厉手段削弱诸侯，于是使七国一同起兵，合纵向西进攻。既然是诸侯势力太盛，而▯错又没有逐步削弱他们。等到主父偃提出这个办法，诸侯因此削弱，最终得以安定。安危转变的关键，难道不是在于谋略吗？”自古以来评论七国之乱的，没有像太史公这样简明而透彻的。那么，说诸侯势力太盛，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易经》开篇是乾、坤，接着是《屯》，说有利于建立诸侯。《屯》的卦辞说：‘天地初创，混沌未明，适宜建立诸侯，但天下还不能安宁。’意思是天下尚未安定，名分尚未明确，适宜建立诸侯来治理，却还不能马上说已经安宁。古代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大国不过方圆百里。周公的儿子受封于鲁，爵位为公，拥有兵车千乘、士卒三万人，这就是方圆百里的赋税所能供养的数量。《明堂位》说封地有七百里，这是不对的。汉朝吸取秦朝孤立无援的教训，分封皇帝的子弟为王，大规模开封九国，跨州兼郡，连绵数十座城，宫室和百官都依照同样的制度设置。京师虽然有如犬牙相错、磐石般坚固的保障，却也有诸侯势力大到手指粗如大腿的忧患。这就是诸侯势力太盛、疆土超过制度规定的情况，根源在于高帝失于处置。有人问：说▯错削弱诸侯没有采取渐进办法，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贾谊说，要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多建立诸侯、削弱他们的力量更好的办法；分割土地，确定制度，使他们的子孙依次承受封地，即使只削去一寸土地，天子也不从中取利。” 如果这个防范办法实行，诸侯即使不被削地，也会自然削弱。晁错没有深思熟虑，突然削减诸侯的土地，诸侯彼此环视后一起起兵，没能消除天下的忧患，反而激发了天下的变乱。吴濞包藏反叛的阴谋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借口起兵。一天之内削减楚、赵、胶西三国的土地，吴国也将被削弱，于是便借诛杀晁错的名义，起兵向西进发。诸侯势力过大，就像尾巴大到无法摇动，车辅与车辐相互依存，难道没有长远谋略，却偏偏采取急于求成的办法吗？这就是晁错误国而又害了自身的原因。假如能够从容缓行，等待几年，根据时机行动，采用贾谊多建诸侯的办法，对上不失和睦宗族的道义，对下也不留下削弱恩德的怨恨，逐步实行，又有什么名义可以让诸侯与天子抗衡呢？贾谊的主张在文帝时期没有实行，主父偃于是借此劝说武帝，颁下推恩令，使侯国自行分割，所以使国家由安定转为危险的是晁错，使国家由危险转为安定的是主父偃。谋划国家大事，难道可以轻率冒进吗？然而，诸侯势力削弱，对汉朝是有利的，同时也是汉朝的忧患。枝叶凋零，树根不能荫蔽，权力便归于外戚，帝位也转移给乱臣王莽，这是因为同姓诸侯的势力被削弱了。唉！周朝没有吸取管叔、蔡叔的教训，晋国和卫国作为屏障的力量反而更加兴盛；汉朝因为吸取七国之乱的教训，骨肉宗亲之间却更加疏远了。看中

译山王的回答，诵读刘向的著作，这就是《诗经》所说的“没有独自一人便会有所畏惧”吗？景帝想废黜栗太子，周亚夫坚决进谏争取，但没有成功。

译有人说：“太子刘荣被废，是在周亚夫任太尉的时候，他难道懂得大臣的职责吗？”回答说：“三公的职责无不统摄，何况储君这样重大的事情呢？皇父卿士与褒姒亲近，太子宜臼便应当被废；里克与骊姬亲近，太子申生便死去；向戍与寺人伊戾亲近，太子痤便被杀死。大臣迎合君主的恶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汉高帝想废黜太子，进谏的人有张良、叔孙通，而萧相国沉默不语，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就失职了。条侯周亚夫掌握兵权，却竭力争取不要废黜太子；他的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用，后来却因此被免去相职。大臣应当用正道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辞职。刘荣没有罪却被贬黜，条侯坚决争取，这很好。刘荣被交给司法官吏后死去，条侯不能进谏，又过了三年才称病辞职，难道不是太晚了吗？既没有竭力进谏来保全太子，也没有及早退职来保全自己，君子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景帝顺从个人欲望而违背天理，刑名严酷、苛刻深刻的风气，从此以后无论太子还是条侯都不能幸免。人伦纲常泯灭混乱，怎么能算贤君呢？辅佐宰相任用得人，父子就能相互保全。唐玄宗有张九龄，唐德宗有李泌，就是这样。辅佐宰相任用非人，人的天性就会变成仇敌。隋朝的杨素、唐朝的李林甫，就是这样。唉！条侯虽然有过失，却仍然不同于那种害怕失去官位、苟且逢迎的人，他没有完全失去“事情行不通就辞职”的道义。郅都、寗成担任中尉。有人说：“太史公在《酷吏传》中说，髙后时期的酷吏只有侯封；孝景帝时期，▯错因为刻薄严酷而颇受任用，七国之乱因对▯错发怒而爆发，▯错最终被杀。此后又有郅都、寗成之类的人。髙后时期的侯封不值得讨论，孝景帝时期的酷吏从▯错开始，郅都、寗成次之。文帝时期没有这样的人。官吏是宽厚还是严酷，难道取决于皇上的喜好吗？”回答说：“皇上喜好仁爱，官吏就良善；皇上喜好刑罚，官吏就酷烈，不过是顺从皇上所喜好的罢了。孝景帝本性猜忌刻薄，又有▯错、张▯以刑名之术辅助。▯错任御史中丞，郅都、寗成任中尉，都是公卿群臣的表率，怎么能不使众人相互仿效而变得严酷呢？当时汉朝廷没有儒者，博士中没有董仲舒、辕固；他们闭门讲诵经书，不能用经术滋养皇帝的心，又没有人像黄生那样与皇帝争论汤武之事，对君德也没有补益。皇帝所学习的是法术，所崇尚的是惨酷刻薄，于是把笃厚的风气变成苛刻急切的政令。按照古代法制，公族即使有罪，仍然不加刑罚；临江王死去而父子之间的恩情断绝，这是郅都造成的。连自己所爱的人都这样对待，哪里还能用宽厚来安抚百姓呢？周朝忠厚，在内亲睦九族，恩德施及路旁的芦苇；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 寗成被任用来进用宗室，人人都感到恐惧不安。这是商鞅的法术，秦朝正是因此灭亡，难道还可以沿袭他的旧路吗？文帝、景帝时期的治理，仍然像美玉和璞玉一样，所以太史公在《景帝纪》中不记载诏令，文中子也不把景帝列入七制，其中难道没有深意吗？”},{ 武帝。董仲舒回答说：“应当建立太学，用来教化国都；设置庠序，用来教化乡邑；用仁来逐渐熏陶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 有人问太学、庠序的制度，回答说：“太学，就是《学记》所说的国都设有学校；庠序，就是《学记》所说的党设有庠、遂设有序。”《汉书·地理志》说，里设有序，乡设有庠；里在六遂之内，党在六乡之内，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古代天子和诸侯担负着君主兼教师的职责，公卿有师保的意义；居住在里的百姓有父师、少师的教导。所教的是五常、五典，所学习的是六德、六行、五礼、六乐、五射、六驭、六书、九数。士人在家中修习，从塾升入乡学，从乡学升入国学，再从国学通达于天子；平时有系统地培养，进阶也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士人出自从事耕种的农民，工商之人不能参与，所以他们所受的习染纯正。八岁进入小学，教给他们少仪、内则以及侍奉父母、敬重长辈的礼节；十五岁以后才进入大学，所以他们的品行笃实。自从周道衰微以后，《攸介》《攸止》《甫田思古矣》《在城阙兮》等诗句，表达了对古制的追思；《子衿》讽刺了乱世。鲁国的泮宫、郑国的乡校，以及卫国敬重教育、勉励学习的做法，晋国士人竞相从事教育的情形，只能在王制废弛残缺之后偶尔见到。到了战国，游说之士奔走于诸侯之间；后来由秦到汉，士人散处于田横、陈豨的门客以及游历吴、梁、楚地的人群之中，也没有办法把他们收拢起来。” 颍川、洛阳的两位贾生谈论太学、五学，却没有听说过实行教化是国家的大事；如果不是仲舒，还有谁能提出这一点呢？有人说：“用仁来逐渐熏陶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五常之道为什么只涉及这三项呢？”回答说：“学习，就是学习如何实行仁、义、礼。”这就叫作天下最宽广的居所、最正当的位置和最正确的大道。一个人有智慧，就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有诚信，就应当信奉这个道理。人如果不仁、不义、没有礼，就失去了本心，距离禽兽也不远了。用仁来教导百姓，百姓就会兴起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慈爱祥和的风气；用义、用礼来教导百姓，伦理纲常就会端正，品行节操就会分明，百姓就会兴起崇尚礼的风气。秦朝的风俗败坏，到汉代还没有改变：崇尚刑名，执法惨酷苛刻，拘泥于文书而过分苛察，缺少仁爱；一味追逐利益、苟且求取，防范很少、羞耻心缺失，忘却了义；对父亲恶言相向，对母亲出言斥骂，冒犯上级而不分尊卑，违背了礼。教化百姓要从学习入手，学习必然要有老师；建立学校、设置教师，是为了端正人心、改变风俗。武帝虽然根据仲舒的对策设立了主管学校的官职，但是“皇建有极，是彝是训”这些话所说的职责，即建立最高准则、确立常道和教训，以尽到君主兼教师的职责，武帝还没有认识到。假如能任用仲舒为三公，让他担任师保来教导、保护万民；任用申公、辕固为太常，使朝廷明确尊师重道，那么四方都会受到感化，教化得以推行，风俗变得美善，汉朝就可以比拟夏、商、周三代了。” 可惜啊，武帝没有任用仲舒这样的真正儒者，而劝学的议论却由公孙弘提出了。武帝喜好儒术，难道像叶公喜爱龙一样吗？唉！仲舒说用仁、义、礼来教导百姓。如今的士人，难道还不如古代的百姓吗？扬子说：“先生们彼此交谈，就谈仁和义；市井之人彼此交谈，就谈财和利。”荀子说：“不以礼为法度、不足以合于礼的人，叫作没有准则的百姓；以礼为法度、足以合于礼的人，叫作有准则的士人。”作为士人，难道不应当思考凭什么使自己区别于普通百姓吗？” 丞相绾上奏说：“所举荐的贤良之士中，有人研治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请把他们一概罢免。”

译有人问：“卫绾凭借戯车进身而做到丞相，本来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却能够上奏请求罢止异端邪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异端邪说的危害很深。秦因严酷苛刻而灭亡，六国因游谈辩说而灭亡。汉朝兴起后，晁错、张汤以刑名之学做到公卿，申不害、韩非的余波仍然泛滥。蒯通、朱建、曹丘生以驰骋辩说、抵拒权势为能，苏秦、张仪的利口仍然肆行。董仲舒对策时，阐明《春秋》大一统的道理，认为不属于六艺范围、不属于孔子学术的，都应断绝其道路，不让它们并行发展。于是武帝明确地罢黜百家，丞相因此上奏非难异端，卫绾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虽然如此，武帝罢黜百家，究竟只是名义上如此，还是实际上也如此呢？张汤、杜周深文周纳，刻意苛细，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未尝没有表现出来。边通学习纵横短长之术，担任长史；主父偃学习合纵连横之术，做到丞相，而巫蛊之祸又由江充造成。张仪、苏秦的学说未尝没有被采用。若以所举荐的贤良对策者来说，庄助被提拔为中大夫，后来武帝赐书给他说：‘你要全部按照《春秋》来回答，不要采用苏秦的合纵连横之说。’庄助所学的也是苏秦之学。仲舒这样的醇正儒者与庄助一同受到进用，而诸侯国相对于他们的疏远程度，又不如中朝臣子的亲近。” 这是舍弃秋天的果实而取春天的花朵，抛弃庄重正直的人而亲近奸佞小人。所以说，罢黜百家，只是名义上的说法，并非实际如此。” 派庄助持符节到会稽发兵防守。有人问讨伐闽越、救援东瓯时，太尉田蚡认为不可以，中大夫庄助责问他；近臣责问三公，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那么田蚡的话难道不对吗？回答说：武帝在这件事上有三项过失。刚即位便轻视大臣，这是第一项；舍弃外朝的谋议而采用近臣的意见，这是第二项；开始时锐意用兵，最后竟发展到滥用武力，这是第三项。臣下应当成为君主的股肱，君主有过错，臣下就应当辅弼；君主的职事有缺失，仲山甫就应当补救。景帝对于丞相周亚夫却说：‘丞相的意见不能采用。’武帝习惯于听闻这样的事，太尉田蚡只要有一句话不合他的心意，便立即说：‘太尉不值得同他商议。’

译《尚书》说：“要敬畏丞相的中正之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尊重大臣。”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却这样对待三公。做大臣的，也只能迎合皇帝的心意、顺从他的意旨罢了，只能窃居职位、苟且容身罢了，谁还敢纠正错误、阻止邪恶，以正道侍奉君主呢？这是武帝的第一项过失。古时候宫正、宫伯统属于冢宰，仆御、虎贲统属于司马，内廷和外朝的体制是统一的。文帝时，丞相申屠嘉能够折辱大中大夫邓通，丞相的权力仍然很重。武帝开始让身边的亲信之臣与大臣辩论，大臣屡屡被驳倒，大概就是从庄助责问太尉田蚡开始的。后来公孙弘劝谏修筑朔方城，而中大夫朱买臣责难他；公孙弘又上奏请求禁止弓弩，而侍中徐乐责难他。到了东汉，不再任用三公，政事归于尚书台，大臣徒具职位，这种情形是有来由的。这是武帝的第二项过失。铠甲和头盔是发动战争的东西，《说命》中有相关训诫；喜欢武力是不祥之事，这是老子所告诫的。文帝初临政时，下诏不许议论军队，这是仁德达到极点的表现。武帝刚开始时政治清明，却没有做到‘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狄前来称臣，直到沿海偏远地区都归服了，他却想用武力震动天下、使人畏惧自己的威势，于是出兵东瓯，又把偏师迁入内地，因防守功勋而兴奋，显然产生了征伐四夷的志向。从此日日寻求战争，使百姓凋敝耗损，汉朝由此役开始走上这条道路；如果不是后来有末年悔过之事，汉朝恐怕就危险了！” 这是武帝的第三项过失。因此，不尊重大臣而同小臣谋划，不修养自己的德行却使百姓劳苦于远方，这些都是君主应当深切戒惧的事情。皇帝开始微服出行。有人问：君主微服出行，是从武帝开始的吗？回答说：吴王想随从百姓饮酒，伍子胥劝谏他，说白龙潜入鱼腹会有被豫且射中的祸患。赵武灵王假扮使者进入秦国，想亲自察看秦国的地形，借此观察秦王的为人。吴王、赵武灵王都是列国的君主，但吴王有听从劝谏的优点，不敢放纵逸乐；赵武灵王有察看地形的谋略，也不是为了淫乐。至于贵为天子，内有三朝五门的严密制度，外有千乘万骑的卫士，设置兵卫之后才走出帷幕，发出警报之后才踏上台阶，张弓之后才登车，清除道路之后才由侍从引导，排列遮护之后车轮才转动，清静室内之后才停驾休息；这些都是用来尊崇帝王的威严、使臣民瞻仰时肃然起敬的。武帝却认为尚书所讲的是朴拙浅陋的学问，不能以《无逸》的训诫自我警戒，抛开天子的尊贵，去同平民游乐；进入南山时，鄠县、杜县的县令想要捉拿他；到了柏谷，旅店主人又准备攻击他。高帝、文帝、景帝创下的伟大基业，他把它看得如同帽带、土偶一样轻贱；一旦沉溺于享乐，危亡的祸患就近在咫尺。他侥幸得以免祸，也只能说是危险至极了。昭帝彰明美德来示范给子孙，仍然荒废、丧失了先人的事业。成帝亲自出行，早晚都同群小人相随，负责宫禁宿卫的臣子手执干戈，却只是在守卫空宫。这种风气，大概是武帝开启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君主如同上天，所登临的是天子之位，所治理的是上天赋予的职分，所面对的是上天的百姓。《春秋》记载天王的居处，是给万世的法则。武帝不能像上天那样行事，迷失之后又能够恢复，勉强只能保全自身，难道这是用来为子孙留下谋划的办法吗？开始修建上林苑。有人问：高帝时，萧何因为上林苑中有许多空地，请求让百姓进入耕种；文帝登上虎圈，询问上林尉关于各种禽兽的簿册，又亲自驾驭鞍马，在上林苑驰骋射猎。那么，上林苑是秦朝旧有的吗？回答说：考察《长安志》，它是秦朝的旧苑。武帝才开始大规模扩建。​《西都赋》说，苑墙周围环绕，长达四百多里，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汉旧仪》说，苑地广长三百里，有离宫七十所，能够容纳千乘万骑。《关中记》说，苑门有十二座，里面有苑三十六处、宫十二处、观二十五处；由此可见其规模的宏大奢侈。古时候文王建灵囿，与百姓共同游乐。文帝的苑囿没有增加扩建，天下人称颂他的仁德。抛弃田地而用来修建园囿，使百姓不能取得衣食，这是夏、商灭乱的原因。武帝不致力于扩大德政，只崇尚苑囿；占取肥沃的土地，夺去农民耕作的事业；放纵游猎的快乐，却忘记驾车时缰绳和车轭的危险。上天生育百姓、设置君主，是为了养育百姓，难道是让君主在原野上追逐野兽、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吗？武帝在这件事上失去了君主之道。走夏、商覆亡的旧路，却想仰慕唐、虞的盛治，没有成为秦朝那样的结果，只能算是侥幸。司马相如用一件事讽谏、百件事劝诫，他的文章难道能像《祈招》那首诗一样，使君主改正错误的心意吗？” 设置五经博士。有人问：武帝表彰六经，以六种学术为法则，为什么博士却只设置五经博士呢？回答说：乐经已经亡佚，现存的只有《易》《书》《诗》《礼》《春秋》。​《儒林传》说：汉朝兴起后，讲《易》的有淄川田生；讲《书》的有济南伏生；在鲁地讲《诗》的是申培公，在齐地的是辕固生，在燕地的是韩太傅；讲《礼》的是鲁高堂生；在齐地讲《春秋》的是胡母生，在赵地的是董仲舒。被任命为博士的，文帝时有申公、韩婴，都是凭《诗》；景帝时有辕固，凭《诗》，胡母生、董仲舒凭《春秋》。当时还没有设置博士的，是《易》《书》《礼》。武帝所设置的，是杨何传的《易》、欧阳生传的《书》、后仓传的《礼》。宣帝、元帝以后，《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书》有大小夏侯氏；《礼》有大小戴氏；《春秋》有谷梁氏。平帝又设置了《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的博士。到了建武年间，共有博士十四人：《易》四人，《书》《诗》各三人，《礼》二人，《春秋》二人。有公羊氏的严彭祖、颜安乐，却没有谷梁氏。这就是五经博士的大致情况。古时候用《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洙水、泗水之间设立教化，以《诗》为兴起，以《礼》为立身，以《乐》为完成。制氏、窦公所传的乐学，没有列入学官；河间献王所收集的乐书，也没有施行于朝廷。王禹的主张逐渐衰微，平当的建议最终也被搁置。圣王用来移风易俗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废坏殆尽。元始四年曾经设置乐经博士，但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乐记》十一篇合为一篇，只见于《小戴礼记》，另外十二篇只留下篇名而书已亡佚。六经于是缺少其中的一经。虽然如此，乐是人心的和谐，并不一定靠书籍流传。周朝保存六代的乐舞，汉代只有虞舜的《韶》和周武王的乐舞，这正是孔子所说的美善之音，却没有让学者讲习。古乐寥寥无闻，这是多么可叹啊！武帝策问贤良，说‘虞舜的《韶》、周武王的《勺》，钟鼓管弦的声音还没有衰微’。唉！所说的乐，所说的乐，难道只是钟鼓吗？武帝还不知道乐的根本。田蚡担任丞相。

译有人说：穰侯专擅秦国，诸吕使刘氏政权陷于危亡，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武帝任用窦婴为丞相，又任用田蚡为丞相，难道是尊重贤能、抑制外戚的道理吗？回答说：古代的辅相，要先广泛询问而后任命，从众人中选拔推荐，即使是田野耕作的人、山岩筑墙的人，关系疏远而贤能者也不会被遗漏；周朝任用召公居左、周公居右，亲近而贤能的人也不会被废弃。关键只在公正罢了。然而真正贤能、德行宏大的人，本来就不因亲疏远近而有区别。偏私的恩宠大多加厚于外戚党羽，从前周宣王时，申伯凭元舅的身份受到封赏，后来仍因申侯而招致祸患，何况任用的丞相不是合适的人呢？这就是《十月之交》讥刺皇父的原因。窦广国有贤德行为，孝文帝不徇私，把他作为任用丞相的标准，成为子孙万世的法则，他考虑得长远啊。孝景帝认为窦婴沾沾自喜，难以担任丞相；武帝违背文帝、景帝的家法而任用窦婴为相，这已经不是最公正的选择了。田蚡的骄横奢侈，比窦婴差得远，他怎么可以作为百官的表率呢？他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之家直接做到二千石。武帝说：‘我也想任用官吏，请考察土地，增加住宅。’武帝又说：‘为什么不干脆拿取武库，把权力借给他，再用言辞折服他呢？’这就失去了驾驭臣下的道理。《诗经》说：‘内心要明察谋虑，考察谨慎地选择丞相。’如果在最初选用时不谨慎，却等到骄纵满溢之后才加以制约，不也太晚了吗？” 窦婴既因灌夫而被诛杀，田蚡暗中怀有邪恶的谋划，接受淮南王的贿赂，侥幸免于诛戮，最终丞相之位也没有善终，这个罪过将由谁来承担？我曾经说过，新莽篡夺汉朝的帝位，根源在于武帝任用窦婴、田蚡为相；外戚专擅威权和恩宠，没有不因此灭亡的。窦宪的专横，梁冀的弑杀，何进造成的动乱，东汉都因此走向终结。西晋的灭亡与贾谧有关，北周的灭亡与杨坚有关，唐朝几乎灭亡于杨国忠，后梁灭亡于赵岩、张汉杰，后晋灭亡于冯道、桑维翰，覆车相接，仿佛都出自同一条轨道。唉！汉文帝不因私情偏爱窦广国，确实明智啊！”},{ 起初下令各郡国荐举孝廉。有人问：“《周礼》所说乡大夫兴举贤能之士，就是汉代的举孝廉吗？”回答说：古代使百姓兴举贤能之人，让他们从乡里脱颖而出；每月把他们记录在族中，按时记录在党中，每年记录在州中；每年考察乡里，三年后以宾礼荐举。考察详细而议论审慎，公士在家中自我修养，百姓也各自为乡里谋划，所以选举真实，风俗淳厚。未出仕的人，六行以孝为首；已经出仕的人，六计以廉为根本。汉代的制度大概取法于此吧？举荐孝悌，始于惠帝四年；赐给孝悌廉吏布帛，见于文帝十二年。冯唐因为以孝著称而任郎官，就是由这种选举而来。武帝元光年间举荐孝廉，是董仲舒首先提出的。元朔年间规定，不举孝就是不敬，不察廉就是不能胜任，于是孝与廉便有了轻重之别。像王吉、路温舒、盖宽饶、师丹、龚胜、鲍宣、刘辅等人，都凭这一途径进用，所得人才之盛，显著而值得记载。到了东汉，按户口数荐举，有丁鸿的请求；限定年龄考试，有左雄的奏议。它的弊病是，济阴太守十多人因错误荐举获罪；河南的六名孝廉大多得到贵戚的书信请托，年高有声望的人反而被弃置，真伪无法辨明。这是人的弊病，不是法令本身的弊病。魏开始废除限定年龄的制度，从晋到隋，孝廉和秀才都要经过考试。唐贞观十八年，各州的孝廉被问以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太子被问以《孝经》，都不能回答，因此孝廉之举便废止了。广德元年，杨绾请求恢复古代的孝廉制度，诏令规定与明经、进士一并实行，到建中元年又停止了。选取士人不考察德行，却一概只看文辞，比起两汉尚且不如，怎么能够继承成周宾兴贤能的美政呢？做人子的必定要孝，做士人的必定要廉，这是人所禀受的常性良心、守身立节的大节，一天也不可改变。并不是说要割股疗亲、结庐守墓，乘破车、骑瘦马，借求取孝廉之名来谋求利禄显达。古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畏惧清议如同畏惧上天，亲自实行曾参、闵损那样的孝行，砥砺伯夷、叔齐那样的操守，并不是说要等到参加荐举以后才去勉励自己。在汉代，乡党间的公论很严，郡国中的风俗教化能够推行。李陵败坏家声，陇西士大夫以此为耻；把侍奉父亲的道理用来侍奉君主，东郡的门卒都能说出这个道理。陈汤借贷没有节制，不被州里人称许。高陵县令因收受十金而触犯重法，便自行解下印绶。不孝不廉的人，难道能在当时被容纳吗？万石君一家的孝行，楚地两龚的清白，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仍然十分明显。世道衰败、正道衰微，《南陔》失传，孝友之风便缺失；《白华》失传，廉耻之心便缺失。这还不如乌鸦反哺、豺狼祭祀祖先、驺虞不捕杀活物、窃脂鸟不吃谷物，人反而在这些动物面前感到惭愧了。唉！如今的世道难道已经不如古代了吗？孟子说：“要等待文王出现，然后才兴起的，是普通百姓。” 河水在濮阳决口，冲毁了瓠子一带。有人问：“大禹治水的功绩，万世都永远依赖它吗？太史公说中原诸夏因此安宁，功绩施及夏、商、周三代，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黄河水患从战国开始，大禹的功绩就废弃了。《周谱》说：‘定王五年，黄河改道。’大概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河道。《大事记》说：‘威烈王十三年，晋地黄河岸崩塌，洪水壅塞，从龙门直到底柱。’《春秋》以后，黄河水患见于史传，便从这里开始。贾让说：‘战国时期各国堵塞堤防、拦截百川，都只为自身谋利。’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把邻国当作水沟’。王横说：‘秦国攻打魏国时，决开黄河灌入魏都，决口于是越来越大，无法再行修补。’唉！如果没有大禹，我们恐怕都要成为鱼了吧？秦国引黄河水灌入大梁，使魏国百姓成为鱼，祸患不止于一时；而且河流溃决泛滥，遂成为无穷无尽的灾祸。再加上决口冲毁堤防，堤防毁坏，大禹的遗迹受到的破坏太严重了，这实在是不仁。孝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冲毁金堤；此后四十多年，又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钜野，连通淮水、泗水。又过了二十多年，才开始堵塞决口。天子沉下玉璧，群臣背负柴薪，关于宣房堵口的歌谣，至今仍令人悲伤。从孝文帝到成帝，黄河决口共有七次。欧阳修说过：‘治理水患没有什么奇特的方法，只要察看地势，谨慎修护堤防，顺应水流所趋，即使是大禹也不过如此。’ 程子说：‘唐朝土德衰少，所以有黄河水患；本朝火德旺盛，所以有水灾，难道这也与上天的运数有关吗？’ 张汤、赵禹制定律令。

译有人问：“张汤、赵禹所制定的律令，还可以考察它的条文吗？”回答说：古代施刑的目的在于最终达到没有刑罚；上天惩罚有罪之人，而不是人擅自施刑。文王不敢自以为知道刑罚之道，也不是君主可以任意决定的。怀着敬慎怜悯的心，实行简约宽大的法律，把法令悬挂在象魏之上，并在州、党、族、闾中宣读。它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显著，也像江河一样容易避开。郑国铸造刑书，叔向讥讽此事；晋国铸造刑鼎，孔子非难此事。竹刑由邓析制定，法律因此更加繁密。魏国李悝撰成《法经》六篇，商鞅接受它，并用来辅佐秦国。汉代萧何制定律令，删除夷三族和连坐的罪法，增加了有关主管官吏见到犯罪而知情不举的条文，又增补《事律》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补《旁章》十八篇，张汤增补《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增补《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这就是秦汉律令的大概。商鞅设有不告发奸邪之罪，萧何因此制定见知之条。张汤、赵禹又制定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等法律：对故意造成严重后果的罪行从宽，对故意放纵罪犯出逃的行为从严惩罚。此后禁网越来越严密，律令总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各郡国承用时彼此驳杂，有的罪行相同而论罪不同，奸吏便借机把持法律、从中牟利。杜周说：‘前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就写成律；后代君主认为正确的，就另列为令。既然当时认为正确，哪里还算古代的法呢？’ 大概是因为酷吏不向古人学习，开始使法律条文严苛、刑法深重，把百姓陷入法网并置于死地；那种如秋荼凝脂般惨酷的情形，距离秦朝已经没有差别了。高帝顺应民心，制定三章之约；萧何制定法律，严整得像一幅图画那样划一；孝文帝使教化推行天下，告发、互讦的风俗便改变了。他选张释之担任廷尉，对有疑问的罪案从宽，交由百姓裁决。武帝不遵循旧有典章，时而以崇尚武力开始，继而聚敛财物，又继而施行严刑，取用高帝、文帝的法令而反复更改。张汤使刀笔吏的锋芒变得更加严厉，伤害了忠厚的根本；聚敛和严刑两者兼施，无论大小案件都如此，这是不仁之人的做法。颜异因为反唇相讥而被论罪，说他犯了腹诽罪；秦朝的法律中并没有这样的罪名。从古以来，喜欢杀人的人，最终必定反过来遭受自身所施的祸害，商鞅、张汤就是可以鉴戒的人。《尚书》说：‘于是变乱先王正确的刑法。’说的不就是武帝吗？” 公孙弘对策。有人问：公孙弘学习《春秋》，年过七十，回答策问列为高等，却不能守持经义、援引古事，反而迎合君主、歪曲学术以阿谀世俗，来求取爵位；年纪增长而德行反退，这是多么荒谬啊！我说：《易经》艮卦上九爻辞说：“敦厚地止于所当止，最终以厚重而得吉祥。”人的操守有时晚年会毁坏，所守持的原则有时到最后会丧失；艮卦所说的止于至善，不过是到最后仍然笃实厚重罢了。君子到了老年，要戒除贪得；一旦得到，又怕失去，为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公孙弘起初不合皇帝心意，被免职回家；后来又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他推辞说不能胜任，坚决推辞之后才出仕，看起来并不像一个贪图进取、毫无羞耻的人。等到他在金马门待诏，每逢朝廷议事，便开头陈述事情的端绪，让君主自己选择，不肯当面折辱君主、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大概是因为到了戒除贪得的年纪，心中怀有害怕失去的念头，于是改变了当初的操守，苟且迎合、随从权势。《春秋》的学问，是用来阐明王道、辨别是非的。公孙弘不能战胜心中的利欲，舍弃所学而求取投机取巧的利益；做宰相并封侯，世人以为荣耀，有见识的人却说这是儒者的耻辱。太史公在《自序》中说：“公孙弘凭借儒学显达。”其中的意味很深。能以道义使人民归服的，叫作儒者；能够特立独行的，也叫作儒者。自从周公以大儒的身份辅佐天下之后，孔子、孟子的道都未能实行。汉朝兴起到第六代，公孙弘才凭借儒学做到宰相，儒者得到时代任用竟然如此艰难，而功业又如此卑微，难道不是儒者的耻辱吗？以正义为准则而不谋求私利，阐明道义而不计较功劳，像董仲舒这样才可以称为儒者，但武帝却不能任用他。公孙弘也不能容纳他。《儒林传》说：“公孙弘凭《春秋》起自平民，成为天子的三公，天下的学士纷纷受其影响。”公孙弘凭借谄媚取宠而达到这个地位，就像鸟的叫声登上天空、稊稗之类也有收成一样荒唐；可是求学的人却被他煽动，认为通晓经书便可取得青紫官服，考究古事便可以夸耀车马，羡慕人爵所带来的权势荣耀，忘记天爵所具有的真正尊贵，实际上是公孙弘开启了这种风气。《平准书》又说：“公孙弘用《春秋》的义理来约束臣下，因此取得汉朝宰相之位。”司马迁写公孙弘做宰相的事，反复记载而不止一次，深深感叹儒学的功效没有向天下显明，而文饰奸诈、粉饰欺骗的人却成为经学的羞耻。当时辕固已经九十多岁，也以贤良的身份出仕，正直敢言，入朝后却受到皇帝厌恶，皇帝抛弃他如同丢弃遗物。唉！守护儒者的名节，流芳而不朽；歪曲学术的罪过，恶名传播无穷。一时之间被任用或被舍弃，哪里能够掩盖百世的荣辱呢？徐乐上书说：“百姓困苦而君主不体恤，臣下怨恨而君主不知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却不加整治，这三件事，正是陈涉能够借以起事的条件。” 有人说：“秦朝因为百姓困苦、臣下怨恨而灭亡，风俗混乱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说：“风俗，是国家的元气。国家的存亡，在于风俗的美好或恶劣。圣王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作为根本来使人民安定，以礼制和风俗来成就人民；修明教化，不改变良善的风俗，以统一的道德使风俗归于一致。移风易俗，是为了使人民乐于接受教化；教化人民形成风俗，是用学问培养他们的孝、悌、忠、信，再用礼义和廉耻加以维系。士人有恒常的操守，百姓有确定的志向。这就是国家长久安定的根本。殷朝衰落时，遗留下来的良好风俗还存在；周朝末年，人们仍然怀念旧有的风俗。秦国自从商鞅以来，遗弃礼义，抛弃仁恩，分开父子居住的制度，加重告发揭露的赏赐，民俗日益败坏，见利忘义，逐渐与禽兽相同。到了吕政时，法令更加苛刻，《诗》《书》全被废弃。孟子说：‘上面没有礼义，下面没有学问，伤害百姓的人就会兴起，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说的正是秦朝。大泽乡一声号召，豪杰纷纷响应，纲常伦理被扫荡一空，人民相继陷入灾难而灭亡。于是汉高祖兴起，身穿白衣的军队，接近仁义；经过鲁地便祭祀孔子，希望恢复礼乐；诛杀丁公，使不忠的人受到惩罚；赦免栾布，使怀有忠心的人受到鼓励。到了文帝、景帝时期，风俗淳厚，百姓质朴；七国之乱发生时，人心没有动摇，没有国家土崩瓦解的忧患，这就是风俗使人懂得义理的功效。” 严安也算是稍微懂得治国根本道理的人吧？上面的政治虽然混乱，下面的风俗却还清明，东汉的国运还依靠这一点稍稍延续。舍弃风俗而只谈政事，不能称为善于治理。因此，处在贤德之地、培育良善风俗的人，叫作君子；随同流俗的人，叫作乡愿，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主父偃担任中大夫时，大臣们害怕他的言辞，送给他的财物累计达千金。

译有人说：“武帝是英明的君主，为什么财物还会送到近臣手中呢？”我说：“荀卿有句话：‘正义胜过利益，是太平之世；利益压倒正义，是乱世。’不要聚敛财货珍宝，只应以财货求取吉祥。《盘庚》《穆王之诰》这些诰辞，难道是在告诫殷、周衰败的原因吗？秦朝用金钱离间六国，汉朝用金钱离间楚国，污浊的风俗逐渐浸染，人们安然处之而不知道奇怪。文帝号称清静无为，张武收受金钱却得到更多赏赐，这样一来，旧臣也可以被金钱收买了。绛侯周勃送出千金，狱吏却把文书背面写满，这样一来，狱吏也可以被贿赂了。何况武帝欲望很多，他怎么能够洗除贪污的风气呢？王恢把千金送给田蚡，这是贿赂流入宰相之手；卫青拿五百金为王夫人祝寿，这是贿赂通达到后宫。宰相是百姓的表率，家庭是国家的根本；当利益压倒正义，正是主父偃贪图利益而无所顾忌的原因。主父偃任齐国相时，赵王告发他收受诸侯的金钱，因此他的宗族被诛灭。大象因为有象牙而招致杀身之祸，说的不就是主父偃吗？张芸叟说：‘渭南县有百姓在地下挖到前人埋藏的财物，金银上都刻着“主父”二字。主父偃因金钱而败亡，现在才知道主父偃的死并非没有原因。’《中庸》说：‘没有什么比隐蔽之处更容易显露，没有什么比细微之事更容易彰显。’主父偃死去至今已经很久了，人们只看他的事情而看不见当时的踪迹，然而他的罪迹却在数千年后暴露出来。” 如今有人专门等到没有人的地方，在半夜时分怀揣金钱，想让别人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真是愚蠢啊！这件事可以作为千年的鉴戒，所以记录下来并加以记识。诸侯推行恩德，封自己的子弟为侯；修筑朔方城；把豪杰迁徙到茂陵。有人问：“分割诸侯的封邑、封授诸侯子弟、修筑朔方城、把郡国的豪杰迁徙到茂陵，这三件事都是主父偃的谋划，也对汉朝有利吗？”我说：“主父偃属于纵横家一流，能够推测事情、懂得权变，却不知道为天下作长远考虑。帝王拥有天下，不依靠法律来治理，不依靠险要来固守，不因亲近之人而泄露远大的谋划。古语说：‘怀有德行，国家才安宁；同宗子弟，正是国家的城墙。’并没有说‘枝叶凋落，根干孤立’。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狄就会来朝见称臣。’并没有说‘城池越高越深，疆域越广越大’。又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并没有说‘重视内地而轻视边疆，迁移百姓来消除祸患’。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封诸王的子弟为列侯，使诸侯国分割开来，不再有势力过大的危险，这可以说是对汉朝有利。然而诸侯贫困，有的只能乘牛车，根本和枝末都衰弱了，最终促成新都侯王莽篡夺汉朝，这个祸害很大。夺取河南地，驱逐匈奴，凭借黄河修筑城防，有了屏障和边塞的险固，这可以说是对汉朝有利。然而转运粮饷路途遥远而百姓劳苦，府库空虚而国家贫乏，这个祸害很深。兼并、收容扰乱民众，把他们迁徙到陵邑，像郭解这样的游侠豪强也不能免于迁徙，这也可以说是对汉朝有利。” 然而五方之人混杂在一起，风俗不纯，违犯义理、侵凌礼法的事情，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祸害也不小。纵横家的计策，有所得就必有所失，有利益就必有祸害。武帝即位初年，曾斥退苏秦、张仪的言论，如今却听从纵横家的辩说来谋划国家大事，像汲长孺、董仲舒这样的人反而没有被任用。道义难以迎合人心，功利却容易被接受。淮南、衡山谋反被诛，制定左官之律，设置附益之法，这些是张汤所做的。公孙弘劝谏修筑朔方，发动十万人，他对此提出困难加以反对；公孙弘没有成功，这首先是朱买臣的作为。主父偃也是张汤、朱买臣一类的人，虽然他的建议有一时的利益，又有什么可取呢？至于把齐、楚两国的大族迁往关中，起初是刘敬提出的，并不是主父偃首先谋划的。唉！偷取汉朝鼎权的，是外戚，不是同姓诸侯；奠定汉朝祸患根基的，是女戎，不是匈奴；结党助贼、教唆盗乱的，是奸臣，不是奸民。这些事情，哪里是有智谋的人能够预先防备的呢？” 公孙弘任丞相时被封为平津侯。有人说：“丞相能够封侯，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吗？”我说：“孝文帝后元二年，申屠嘉任丞相，被封为故安侯，并不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又问：“公孙弘开始以儒者身份做宰相，后来做宰相的人也都是儒者吗？”我说：“公孙弘以后，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都不是儒者。刘屈牦以宗室身份继任，田千秋也是如此，他们也都不是儒者。武帝一世之内，儒者宰相只有公孙弘一人；此后做宰相而能够善终的，也只有公孙弘、石庆、田千秋三人。武帝并非不知道正直的人可以使朝廷得到尊重，有德行的人可以使朝廷尊贵；只是他喜欢臣下接受自己的教导，只要容易控制即可，只求顺从而不求劝救，也不纠正自己的过失。像公孙弘这样的人，可以说只是具备臣子的形式而已。”《秦誓》说：“别人有才能，便嫉妒他而诋毁他；别人贤明圣智，却违背他，使他不能通达。”这难道说的不是不能容纳公孙弘吗？公孙弘推荐董仲舒去做胶西相，请求调汲黯任右内史，是想把他置于必死之地；幸亏奸谋没有成功，否则李林甫、卢杞就要和公孙弘并列为三人了。史书说公孙弘起用宾客馆舍，开设东阁，延请贤人参与谋议，可是像这样排斥两位贤者，那么他所谓的贤人究竟是谁呢？武帝尊崇儒学，却从未真正了解儒学；公孙弘礼遇贤人，却从未真正了解贤人。上面有喜好名声的君主，下面有钓取名声的臣子，不只是公孙弘如此。张汤号称推举贤能、彰扬善行，却把狄山置于死地；郑庄号称推举士人，却进用东郭咸阳、孔仅，那么武帝所谓得到人才究竟是什么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武帝虽然在贤良公孙弘身上有所失误，却在不学无术的霍光身上得到了一位人才。唉！真正的儒者得不到任用，于是世上轻视儒者的人便以此为借口；难道儒者果真对国家没有益处吗？”},{ 汲黯说：“大将军卫青有宾客对他作揖。” 有人问：“卫青出身奴仆，却能郑重地向宾客汲黯作揖；那公孙弘竟然比不上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上天生育万民，万物都有自己的法则；人都秉持常性，喜爱美好的德行。人之所以比万物尊贵，是因为有义理之心。喜爱善、喜爱仁、喜爱正直，这就叫良心。如果不能存有这颗心，就会喜爱坏人所喜爱的，厌恶好人所厌恶的，连是非之心都没有，这就不能算是人了。从前朱子解释《破斧》这首诗，说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朱子说：‘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的人中有圣人的门徒，穿着儒者衣冠的人中也有钻墙打洞的盗贼。’大概是有意激发议论罢了。淮南王刘安对于汉廷诸臣，唯独畏惧汲黯和卫青；他看待公孙丞相公孙弘所说的话，却像揭开蒙盖、振落枯叶一样轻易。大概是因为畏惧汲黯的正直，畏惧卫青的力量。卫青虽然是身披铠甲的武夫，从未学习问道，却仍有真诚喜爱贤才之心，所以足以影响朝廷权势的轻重。唐代张万福拜见阳城时说：‘朝廷有直臣。’宋代王德用听说孔道辅去世时说：‘可惜失去了一位直臣。’唉！谁说身披铠甲的人中没有贤者呢？那些口头上称说先王，却混同于市井之人；称许伯夷、叔齐，却又替盗跖、庄蹻辩护的人，也只是窃取儒者名声罢了，这才真正可耻。

译既然如此，那么求学的人怎样才能保存这种辨别是非的良心呢？回答说：“明白天理。” 为博士设置弟子五十人。有人问：“博士弟子的设置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回答说：“秦代的博士已有诸生。《儒林传》说，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后来担任奉常，参与共同制定礼仪的各位弟子，都成为选拔的首选。可见汉初已经有博士弟子，到这时五经博士才开始设置弟子来接受学业。太常所补录的功臣表中说，太常张当居选择博士弟子，所以不能把它当作确实的记载。郡守所察举的人中，千乘人儿宽响应郡中的举荐，前往博士那里受业；济南人终军十八岁时，被选为博士弟子，到郡府接受遣送，也是这种情况。设置科目考试和射策，以官职俸禄来鼓励，于是博士所教授的学生有了考试任用的办法，研习经学的士人也兴盛起来。后来，萧望之奉诏令到太常任职，何武到博士那里受业；唐生、褚生参加博士弟子的选拔，这些都是可以称述的事。昭帝增加博士弟子名额至一百人，宣帝又增加一倍，元帝设置名额一千人，成帝增加名额至三千人。五经博士的设立，起始于董仲舒；博士弟子名额的设置，则源于公孙弘所说的兴办太学。有人认为，凭借通晓经书来开辟获取官禄利益的道路，这不同于为自己的修养而求学。然而五经各有师法，孟喜因为改动师法而不被采用，秦恭因为增加师法而受到讥议；解释经书的旧说，是谨守师法而不穿凿附会地解说章句；讲通经义，是不使用浮夸的言辞。这样看来，当时的经学仍然接近古代。” 学生亲自接受老师教诲的，称为弟子；辗转相传而接受学业的，称为门生。他们侍奉老师，如同侍奉君主和父母，深厚地遵守君、亲、师三者的情谊，并不像近世那样把师生称呼当作虚饰。经书没有老师传授，士人没有学业，道义衰微而风教浅薄，汉代儒生难道值得轻易议论吗？有人问：“太常孔▯是孔子的后代吗？”回答说：“《通鉴》记载，元朔二年，孔▯辞去御史大夫，请求担任太常，和堂弟安国共同整理古代训诂；这是《孔丛子》所记载的事。根据功臣表考察，蓼侯孔聚，就是《史记》所说站在左边的孔将军；孔▯是他的儿子，但没有说他是孔子的后代。《孔丛子》这部书，先儒认为出自东汉，似乎不是阙里旧文。公卿表记载，元朔三年，孔▯已经免去太常之职；到元朔五年才有这项议论，其中应当有缺失之处，疑点尚待存疑。” 淮南、衡山谋反案件。有人问：“分割国土，分封子弟，诸侯的势力已经削弱了，为什么还会发生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的阴谋呢？”回答说：“贪利，是国家的蛀虫。孟子说：‘把利益放在义之前，就会不夺取到利益便不能满足。’所以忠臣一定廉洁，能够防止祸患的人一定忠诚；奸邪之臣一定贪利，贪利的人一定奸邪。淮南王刘安的阴谋，起初是由太尉田蚡和侍中庄助引起的。田蚡凭借外戚身份位居三公，心怀私利而产生二心，对刘安说：‘皇上没有太子，除非是大王，还有谁能被立为太子呢？’刘安厚重地赠送财物给他，从此便轻视、估量朝廷大臣，没有什么可畏惧和顾忌的了。庄助是皇帝身边参与机密的近臣，和刘安交结，接受他的贿赂馈赠，是穿着衣冠的盗贼，是心腹之中的蛀虫，而汉武帝却没有察觉。淮南是首先作恶的一方，衡山随后合谋；两案相互牵连，涉及数万人，因财利而造成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建元初年，董仲舒应对策问，明辨义与利的区别，说：‘处在君子的职位上，就应当实行君子的行为；如果舍弃公仪休那样担任鲁国相的做法，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是从清除源头、端正根本出发的论说，也是防微杜渐的防范之策。皇帝如果能深刻省察这些话，就一定会用礼法严格要求大臣，使他们以廉耻自守；约束近臣，使他们节制品行，这样就不会有人把利益置于君主之上。同姓诸侯有如维系城墙、磐石般牢固，在位者都有如羔羊、素丝般清白的风气，怎么会放纵斧头砍伐葛藤根本，像割除草芥一样杀戮数万人呢？” 《大学》把义看作利，这是治理天下的道理，可惜汉武帝没有及早辨明这一点。李寻曾说：“淮南王谋划叛乱时，他所忌惮的只有汲黯，认为公孙弘等人根本不值得一提。朝廷没有人，就会被作乱的贼臣轻视。”大概汲黯正直敢谏、坚守节操，志在行义；公孙弘贪恋俸禄、害怕失去既得地位，志在逐利。朝廷的权势轻重，取决于趋向义还是趋向利、舍弃义还是舍弃利。假如汉武帝让董仲舒担任丞相，让汲黯担任御史大夫，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央树立正直的标志，使这种风气从朝廷通达到诸侯，没有人不专一奉行义，那么即使面对艰难，也能在无形之中战胜折▯厌难。诗说：‘没有比人更强盛的力量，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 得到神马后作歌，汲黯说：“先帝时代的百姓，难道能够知道这种歌的音律吗？” 有人问：“汲黯喜欢直言进谏，他所进谏的事情有可考之处吗？”回答说：“在朝廷外施行仁义的对策，是第一件；在朝廷上诘问公孙弘，是第二件；当面责问张汤，是第三件；说长安令没有罪，是第四件；进谏说应当处死的商人不该处死，是第五件。至于因神马作歌一事，考察《汉书·武帝纪》，神马出现在渥洼水，是元鼎四年的事；《通鉴》把它记在元狩三年，大概是根据《礼乐志》，并结合汲黯传来考订的。浑邪王投降后几个月，汲黯因犯小法被免职，隐居田园达数年之久。浑邪王投降是在元狩二年，所以《通鉴》把这件事附记在元狩三年。然而《史记·乐书》又把大宛马作歌的事情合并记载，说中尉汲黯又对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圣上的制度，应当灭族。’考察汲黯担任淮阳太守是在元狩五年，他居住在淮阳十年后去世，那么应当是元封四年；大宛取得马是在太初四年，汲黯已经去世六年；公孙弘早在元狩二年去世，而汲黯也从未担任中尉。这些记载全都错乱了。大概《乐书》是后人续写的，不是司马迁的手笔。周颂只说来牟，没有涉及祥瑞，何况一匹马的祥瑞对于盛大德业和成功来说，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汲黯是懂得制作音乐的根本道理的。至于关于贤才将要耗尽的进谏，大概出自《汉武故事》，《史记》和《汉书》都没有记载。”},{ 接受意见并不难，难的是听从劝谏。汉武帝对于汲黯的劝谏，能够接受却不能照办；他不戴冠时便不召见汲黯，表面上恭敬，内心却已经疏远了他。汲黯身处外服十年而未被召回，刚直敢谏的大臣离去以后，汉廷便没有这样的人了，进言的道路也就被堵塞了。《诗经》说：“我看那些谋划国事的人，也实在有毛病。” 设置盐铁官。

译有人问：“《武帝纪》记载‘首次对商人的车征税’‘首次征收缗钱税’‘首次对酒实行专卖’，这与《春秋》所说的‘首次征收田税’相同，都是用来记载变法的开始。设置盐官、铁官，却不说‘首次’，为什么？”回答说：“盐铁税始于齐国的管仲，按人口征收食盐，按人数征用铁器，山林川泽的利益，就是从这里开始被专营的。然而在战国、秦、汉之际，还没有完全收归官府。太史公《货殖列传》说：‘猗顿靠经营盐业在邯郸兴起，郭纵靠冶铁成就事业，卓氏是赵人，靠冶铁致富，程郑也从事冶铸，宛地孔氏靠冶铁，鲁国曹邴氏靠冶铁兴起，可见财富仍然在民间。’汉文帝下令允许百姓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自控制海泽，邓通独占山林资源；国家富足，刑罚清明，使我汉朝走上正道，却从未开放财利之源而把它变成百姓犯罪的阶梯。汉武帝穷兵黩武，远征讨伐，战争连绵，费用浩大，正常赋税不足，于是横征暴敛兴起。张汤倡导此事，东郭咸阳、孔仅和应他，盐铁官由大农令掌管，分布到各郡国，其利是古代的二十倍。按照《地理志》考察，盐官有三十六处，铁官有四十九处。汉昭帝曾议论罢除盐铁官营，却没有能够实行；汉元帝曾经罢除，后来又重新设置。” 东汉建都洛阳以后，盐铁事务归属于郡县，汉章帝又重新收归官府，汉和帝才下诏放开民间煮盐铸铁，但要向县官缴税。到了唐代乾元年间，盐铁已有专使管理。天下有盐的县一百零五个，有铁的县一百零三个，都比汉代多，向贪利者学习制定办法，弊端更加严重。古代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是担心诸侯独占利益来剥削百姓。《禹贡》所说青州的盐、梁州的铁，都作为贡品，而不是作为赋税。在《易经》的泰卦和谦卦中，谈到德行广大，就说‘不把财富聚集到自己一方，而使邻国也富足’；小畜卦说德行浅小，就说‘只使自己富足，而不使邻国富足’。君主亲近百姓，百姓就是所说的邻国。财富在民间，国家也会得到它的利益；财富集中在国家，百姓就先受到损害。汉武帝任用聚敛之臣管理山林川泽，把利益归于君上，这难道不是德行浅小吗？所以汉文帝得到了泰卦、谦卦所说的富余，成就了殷实富足的治理；汉武帝得到的是小畜卦所说的不足，酿成了空虚耗损的弊病，这些都可以作为鉴戒。” 李广、卫青、霍去病。有人问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位将领谁更优秀。回答说：不能用成败来评判士人。若用成败评判士人，公正的舆论就会废弃。廉颇因为防守失误而被弃用，李牧因为防守失误而被杀，但谈到良将的人一定称说廉颇、李牧；即使过了千年，他们仍然令人凛然感到有生气，这就是公论不可磨灭的地方。李广是山西的老将，老年仍未封侯，但豪杰都归附他；卫青、霍去病凭外戚身份进用，在沙漠中建立显著功勋，但豪杰却轻视他们。太史公在列传中说，李将军死的那天，天下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竭尽哀痛；说到卫青，则说：‘他以温和柔顺来取悦皇上，但天下并没有人称道他。’说到霍去病，则说：‘他也有上天的幸运，从未陷入困顿绝境。’功劳可以侥幸成功，声名却不能靠侥幸取得；爵位可以因侥幸而得到，讥讽贬斥却不能靠侥幸避免。史官笔下的公正，就是天理的正直。曾西不肯把管仲看作贤者，陈平、周勃也不如王陵。我由此观察，虽然如此，大将军卫青有向他作揖的宾客，仍然能够尊敬贤人；匈奴尚未平定时，他没有把家事放在心上，仍然能够忧国忘家。卫青、霍去病难道也是容易得到的人才吗？这就是长平侯卫青、冠军侯霍去病的征伐事迹，为什么《法言》仍然有所取法的原因吧。” 狄山主张和亲有利。有人问：“士大夫儒者坚持和亲，披甲戴胄的武士主张征伐，意见不能统一。马邑之谋时，韩安国和王恢意见不同，朝廷并没有因此恼怒。如今狄山主张和亲，却死在一处边塞之间，不能稍稍容忍他，为什么？”回答说：“《易经》既济卦九三爻说：‘高宗讨伐鬼方，经过三年才战胜它，不可任用小人。’汉武帝攻打匈奴，已经取胜并建立功劳，却任用张汤，违背了‘不可任用小人’的告诫。当他尚未取胜而心怀恐惧时，还能够容纳韩安国的不同意见；等到已经取胜而骄傲时，却不能容纳狄山的忠言。君主内心是敬慎还是放纵，言论道路是畅通还是堵塞，是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设置苍海郡，使中原疲敝，公孙弘为此争辩；匈奴浑邪王投降，朝廷要从百姓那里赊取马匹，汲黯为此争辩。自从狄山死后，汉廷再没有直言进谏的人，大概是因为屡战屡胜，志意已经满足，因而听不进劝谏了。齐桓公在召陵使楚国屈服，辕涛涂却被拘捕；魏武帝得到荆州，张松却受到轻视；唐庄宗自夸夺取汴州，高氏便不来朝见。所以战胜并不难，保持胜势才难。国家有重大议论，博士和负有进谏责任的人都应当发表意见；只因一条计谋不合，就把人置于边塞、送入死地，挫伤士气，使百姓遭受残害，难道只是一个张汤的罪过吗？” 在汉武帝时期，主张和亲是为了使百姓得到休息，贪图功劳的小人多半不高兴；在绍兴年间，主张和亲却被说成是忘记仇恨，守持义理的君子都竭力争辩。和戎之事不能一概而论。汉武帝沉溺于武力，又忌讳别人谈论这一点，走上了秦朝覆灭的老路；只是因为秦亡汉存，才在晚年悔过罢了。像张汤这样的人，使用严刑而使百姓灭亡，加重赋敛而残害百姓，杀害士人而用战争毒害百姓，这三件事就是砍伐国家的斧头，张汤实际上全都兼有。他就是古人所说的民贼。太史公说张汤死后百姓并不思念他，班固却称说他推举贤才而有后效，并没有把他列入酷吏，这也不同于司马迁直笔书写的态度了。”},{ 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任中尉。有人问：《史记·酷吏列传》从郅都到杜周记载了十个人，其中八个人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却一个循吏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回答说：用宽厚来治理众人，从未听说崇尚严猛；官吏靠治理使百姓得到安定，也从未听说要靠杀戮。汉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把他列入三公，以杀人多为能干，官吏互相仿效，形成风气，仁厚的恩泽全被斩断了。太史公作传时，认为有能力的有四个人，天子认为有能力的有两个人；既然敢于残虐就称作有能力，那么慈祥和乐、宽厚仁爱的官吏就被视为无能，循良之吏哪里还能在那个时代出现呢？喜好生存、厌恶杀戮，是上天的心意；行善就有福庆，行恶就有灾殃，这是上天的规律。周阳由、张汤、义纵、王温舒、减宣都祸及自身，不仁之人的报应，像回声一样立即应验。假如汉武帝能够采用董仲舒的意见，任用德行而不任用刑罚，把上天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那么福禄施及子孙，哪里会到后来太子、公主以及孙辈都遭受巫蛊之祸的地步呢？所以说：作为人君，应当止于仁。”},{ 少翁、栾大、公孙卿。

译有人问：求仙是不可能的，这已经很清楚了。汉武帝英明，却受方士欺骗，像尚未长成的婴儿一样，耳目被蒙蔽而不自知，为什么这样愚蠢呢？回答说：汉武帝的内心被过多的欲望蒙蔽了。起初，他赞美唐尧、虞舜，想要和尧、舜比拟功业；等到被方士迷惑，便和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始皇同样成为一个愚人。顾命于五柞宫，玉碗葬入茂陵，长生久视究竟在哪里呢？当他强烈的欲望燃烧起来时，五帝、三王所有的疆土，尚未臣服的戎狄，即使全部占有并使他们顺从，仍然不能使他满足；府库中的财物堆满，土木工程的奢侈达到极点，也不足以满足他的心意。他还想与天地相比长寿，长久拥有四海的财富，乘云驾气，和黄帝一起升天。那些少翁、栾大、公孙卿之流，也就是秦朝的卢生、徐福一类人。秦始皇在前代没有从他们那里求得长生，汉武帝却想在后代得到它。昼夜交替，是死生的规律；天地有盈有亏，随着时令消长。汉武帝号称表彰六经，难道不知道这些吗？扬子说：‘我听说伏羲、神农死去，黄帝、尧、舜也都去世而死。文王、毕【缺】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谷永说：‘明白天地的本性，就不会被神怪迷惑；’ 知道万物的实情，就不会被异类怪事欺骗。可惜汉武帝在位时，英俊人才如同云集，而扬雄、谷永的言论却寂寂无闻。太史公作《封禅书》说：‘捕获一只独角兽，大概说是麒麟。大概又说夜里招来了灶鬼。有关官员说：“祭祀之上有光。”又听到好像有人说“万岁”。那天夜里似乎有光，蓬莱诸神好像就可以求得了，上天或许会降下报答德行的祥瑞之星，大人足迹好像出现了，通天台好像也有光。天旱了，难道是因为封禅意愿干涸了吗？这些全都使用疑似的说法，用来表明那些怪诞迂阔的学说似是而非。’最后说：‘然而它所造成的结果已经可以看见了。汉武帝接受了各种欺罔之说，却没有得到一件真实的事，都是过多的欲望连累了他。假如能把汲长孺放在身边，让他纠正过失、匡正错误，以道理节制欲望，难道还会有不知天命的蒙蔽吗？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只在于敬重德行；享有国家长久，只在于不贪图安逸。像汉武帝和唐玄宗这样的事，只能作为万古以来殷切的鉴戒罢了。’ 卜式任御史大夫。有人问：“班固说‘质朴正直的人就是汲黯、卜式’，卜式和汲黯真能这样相提并论吗？”回答说：“汲黯纠正皇帝的错误，卜式迎合皇帝的欲望，这就像美玉和燕石一样。古代使百姓安定富足，从未厌恶财富；文帝、景帝节俭，上下都能富足。汉武帝穷兵黩武、奢侈耗费，才开始剥削下民来增加上面的财富；富商大贾的财产有的积累到万金，却不帮助国家解决急难。于是朝廷制造皮币、铸造白金来困扰压制他们；向乘坐小车的人征算赋，告发缗钱来搜取财物。卜式窥见了其中隐微的意图，于是上书愿意交出家产的一半来帮助边疆，又拿出钱来供给迁徙的百姓。这是极其巧妙地迎合奸佞之意，并不是质朴正直。公孙弘所说的‘不合人情，是不守法度的臣子’，这话是恰当的。富人的财富，是使他们陷于贫困的凭借；即使追寻斧头砍向根本，仁人也不会这样做。富豪藏匿财产，而卜式却想献出财产；两相对照，兴利之臣拍掌而起，憎恨富民，剪除摧毁他们。设置均输法，打击兼并之家，抑制游手好闲的奇异之民；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百姓，却想倾覆他们的蓄藏，把财物聚集到公家手中。法令严密，欺罔百姓而把他们的财产搜尽，必定要使富人全都变穷才肯停止。东郭咸阳、孔仅横征暴敛，正是卜式启发了他们。卜式有利于国家的地方少，有利于自身的地方多；既钓取了尊奉皇上的名声，又猎取了高位，凭一个牧羊人而位居三公之列，志得意满。后来他才提出罢除盐铁、轺车算赋的建议，又说烹杀公孙弘，天就会下雨；这是引导水源而堵塞水流，培育根部却厌恶果实，曾经能凭这些就把他看作质朴正直吗？” 唉！汲黯不能在宫禁之内任职，卜式却能够成为三公。汉武帝知人之明本来已经有愧，而作史的人又把忠臣和奸佞混在一处，也实在可叹啊。消灭两越，平定西南夷，开始设置十七个郡。有人问：汉武帝排斥夷狄、开拓土地所设置的最初各郡，可以全部列举出来吗？回答说：汉初还没有平定两越，只有秦朝的三十六郡。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平定西南夷，设置七郡；又分置零陵郡，合计十七郡。至于酒泉、武威、张掖、敦煌、朔方，是在匈奴土地上设置的；乐浪、临屯、玄莬、真番，是在朝鲜土地上设置的。元朔年间设置苍海郡，三年后就撤除了。这些都是最初设置的郡。古书有训诫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狄都会来朝见。’但这也难在任用合适的人。蛮夷普遍归服，是德行有余而土地不足。西面没有扩展到流沙，南面没有扩展到恒山，东面没有扩展到东海，北面没有扩展到恒山。那些没有扩展到的土地，大概是听任四方夷狄居住，不劳烦中原去经营外部。汉武帝喜好夸大、欲望很多，求取神仙，放纵巡游，他懈怠荒废的过失非常严重。残酷苛刻的官吏进入公卿之列，谄媚欺骗的臣子争相说荒诞妄言，他任用这类人的情况太多了。战争祸患连绵万里，百姓的怨恨已经充满；威令遍行四海，亲情却不能取信于宫闱。到了末年，父子夫妻不能彼此保全，胡人、越人竟在京城脚下兴起，一家之内互相成为仇敌，而每天在极远的荒野寻求战事。”},{ 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墙之内。狄地广大空旷，对于晋国来说却成了都城，这预示了申生之祸。汉武帝难道没有想到这些吗？《诗经》说：‘你的疆土广大而有文采，也实在深厚广大。和乐平易的君子，使你的本性更加充实，百神都由你主持。’圣王的治理，开始于修养自身、整齐家庭，以此充实自己的德性；由家推及国家，由国家推及天下，山川鬼神也无不安宁，所以广大的疆土才能保有。汉武帝既因安逸和欲望损害了本性，晚年悔过改正、迁善向好，才勉强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否则，秦朝覆亡的旧车辙很快就会重现。所以说：一心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会荒废国政，一心致力于扩充德行的人国家才会强盛。”},{ 制定太初历，以正月作为一年的开始。

译有人问：《通鉴目录》和《皇极经世》说太初元年岁次丁丑，而《汉志》说太初历的上元是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到了元封七年又得到阏逢摄提格之岁。孟康注说：‘这一个是甲寅年，一个是丁丑年；一个说是丁丑，一个说是甲寅，为什么呢？’回答说：《大衍历议》说：‘《洪范传》说，历法记载开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逢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都在营室五度。’秦代颛顼历的历元从乙卯开始，汉代太初历的历元从丁丑开始，向上推算，都不符合甲寅年。只是因为日月和五纬星再次处于上元时的本来星度，所以命名为阏逢摄提格之岁，实际上并不是甲寅年。由此考察，太初元年岁在丁丑，不是甲寅。有人说：《大衍历议》又说：‘《考灵曜命历序》都有甲寅历元，它所起的年代在四分历庚申历元以后一百一十四年，纬书所记载的壬子冬至，就是它遗留下来的方法。’太初历难道是采用甲寅历元的方法吗？回答说：纬书开始出现于哀帝、平帝年间，汉武帝时还没有纬书。有人说：吕氏认为太初历的制定，司马迁实际上主管其事。如今按照其中的大余、小余计算，那么这是古历，不是太初历。” 为什么呢？回答说：班固撰写《汉书·律历志》时记载了三统历，却没有记载太初历，所以太初历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律历志》说冬至时日月位于建星，贾逵论述太初历，说太初历以太阳位于牵牛初度为起点；这里的牵牛是中央星宿。” 古代历法都以建星为准，建星就是斗星。古代把建星作为星宿，如今把牵牛作为星宿，不能不有些不同。落下闳说，再过八百年，这部历法会差一天；然而《续汉书·律历志》记载，到了和帝元和二年，太初历已经越来越早，从丁丑到乙酉仅一百八十九年就已经产生误差了。历法没有能够长久而不产生误差的；一旦产生误差，就必定要改正，因此才会改革历法。《易象》说：治理历法，是为了明察时令。”},{ 李广利讨伐大宛。有人问：“汉武帝有雄才大略，却因为玩赏一匹马而兴兵讨伐大宛，为什么这样器量狭小呢？”回答说：“心中有所偏好的事物，就不能保持正道。从前西方旅国进献獒犬，召公向周武王训诫说：‘犬马如果不是本地所产，就不要蓄养。’又说：‘不把远方珍奇当作宝物，远方的人才会归附。’所以汉文帝拒绝千里马而不接受，何况疲劳百姓、滥用武力去求取它呢？周穆王凭八骏马，虞舜凭屈产马，晋国凭小驷马，楚国凭两匹肃爽马；喜好良马导致荒乱，翻车的灾祸接连发生。汉武帝不以此为鉴，却逞强好胜，勤于经营远方谋略。他想得到的，不过是贰师城的马，却劳师四年，耗尽力量和财物，使无辜百姓肝脑涂满原野，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可以说是轻视百姓而看重牲畜了。汉武帝得到大宛马以后，作诗歌来歌颂它，把它献入郊庙，得意地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奇功；与《诗经》中所说的‘心志深远’的美德、歌颂卫武公思想纯正的诗篇相比，鲁国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声威震动流沙，而中原耗损；珍奇怪异陈列在宫阙，而府库空虚；龙媒马收入闲厩，而士卒和战马却缺乏。这有什么功劳呢？圣人的用兵，是不得已才使用，像雷霆的威势，同时也应当有及时雨的恩泽。汉武帝讨伐大宛，是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吗？” 讨伐匈奴时，进谏的人还不少；贰师之战时，进谏争辩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所以天下治理得好还是混乱，关键在于言路是畅通还是闭塞。派遣绣衣直指使者攻打东方的盗贼 有人问：“汉武帝的法令很严厉，但盗贼反而越来越多，难道法律不足以平息盗贼吗？”回答说：“法令越繁密，盗贼就越多。汉武帝穷兵黩武而聚敛财物，聚敛财物又施行严刑，百姓因此困苦不堪，忘记了乐于生存的心愿，把自身投入盗贼之中。这并不是人的本性邪恶。孔子说：‘假如你没有贪欲，即使奖赏他去偷窃，他也不会偷。’可是汉武帝的心被过多的欲望蒙蔽了。”【原文“▯武仲曰”疑有缺损】武仲说：“上面不做的事，百姓却有人去做，因此加以刑罚，使没有人敢不受惩罚。然而汉武帝所任用的，都是残害百姓的人。即使让使者在外面进行打击和断罪，斧钺也有用尽的时候，而奸邪却无穷无尽，难道能够禁止百姓作恶吗？古代善于平息盗贼的人，上等的是用礼义教化来引导他们，其次是开辟使他们获得衣食的根本。像扬汤止沸、割草薙禽一样，只知道铲除盗贼，这就是下策了。天下有可以责备的官吏，却没有可以责备的百姓。汉武帝任用官吏，提拔苛刻残酷的人，排斥宽柔善良的人；先进行刻剥，后来才谈养民。百姓穷困而成为盗贼，本来就是必然的。唐太宗和群臣讨论制止盗贼的方法，有人请求用重法禁止盗贼。唐太宗说：‘应当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用良吏，使百姓衣食有余，他们自然不会做盗贼，哪里用得着重法呢？’ 从此以后，路上没有人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外门也不用关闭。这话说得伟大，比派遣绣衣直指使者远远高明。起初实行榷酒酤酒。有人问，酿酒会耗费粮食，汉文帝曾下诏禁止；汉武帝不以已经确立的制度为鉴，反而替贪利之人制定法令，这是为什么？回答说：酒用来成就礼仪，流于泛滥就会产生祸害。大禹厌恶酗酒，疏远仪狄；《易经》的《未济》卦，最后也以饮酒过量、沾湿头部作为警戒。《酒诰》告诫人们节制饮酒，设置防酒的官职，都是为了端正百姓的道德，并不是为了榨取百姓的财物。惩罚用得很重，尊奉酒禁，所惩罚的只是沉湎于酒，不是借此滋殖货利。赵武灵王防禁中山举行酺会五日，允许民众群饮，但仍然有所节制。汉律规定群饮罚金，汉文帝十六年才开始下令天下举行大酺。汉景帝中三年因为旱灾禁止卖酒；如果说实行榷酒酤酒，则是从汉武帝开始。《盐铁论》说：大夫桑弘羊用心计筹划国家财用，把酒的专卖也参入其中。这大概就是桑弘羊制定这种法令的原因。掌管国家而专门追求财利的人，必定是从小人开始的。汉昭帝始元六年废止了这项制度，允许百姓依照法律申报租税。汉成帝末年，翟方进又上奏恢复卖酒的主张。王莽时期，羲和引用《诗经》‘无酒酤我’，说太平之世酒由官府专卖；又解释《论语》‘酤酒不食’，说那是周朝衰乱时，酒由民间出售。他这样曲解经文，奸邪竟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开放酒垆，让民间酿酒。后汉又废止酒禁，陈文帝重新实行。到唐德宗时，为了资助军费，酒的专卖遂成为千年来不变的法令。开放谋利的财源来败坏民间风俗，桑弘羊确实是始作俑者。古代有用德义教化百姓的，从未听说过用淫逸来引导百姓的。用这种方式治理财利，难道可以说是用正确的言辞来禁止错误吗？废止方士，不再出兵。有人说：孔子编定《尚书》，把《秦誓》列在百篇的末尾；汉武帝悔过，是否也可以和秦穆公并称呢？回答说：《易经》损卦、益卦的象义中说，抑制愤怒要像推倒山一样坚决，堵塞欲望要像堵塞沼泽一样严密，改过向善要像风一样迅速，改正过错要像雷一样果断。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而君主能够做到，这就是成汤改过而不吝惜的表现。秦穆公最初在殽山战败，犯了过错后知道悔恨，悔恨了却不能改正；后来又在彭衙再败，还有渡过黄河作战的事。《春秋》记载‘秦人伐晋’，就是用来责备他。至于汉武帝，知道神仙之说虚妄荒诞，便斥退方士的妄言；知道征伐劳民伤财，便停止轮台屯田。在抑制愤怒、堵塞欲望、迁善改过方面，确实都付诸实践了。旧日的过错既已更新，道德更加盛大，又超过秦穆公了。文中子称说他有志于道，虽然欲望很多而且奔涌横流，但本心没有泯灭。他与那些听到《祈招》诗却死在秪宫的人相比，可以无愧。人的欲望逐渐消尽，天理重新恢复，大概接近于克制私欲的学问。我曾说，登上单于台，亲自率军等待边敌，不足以称为勇敢；晚年归从正义，才是真正的大勇。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接受遗诏，辅佐年少的君主。

译有人问：“司马光说汉武帝临终托付后事，选得了合适的人，果真如此吗？”回答说：“能知人就是明智，但只有帝王最难做到这一点。从前周成王临终托命，太保奭、毕公、毛公都是三公；身居三公之位，还不足以托付六尺高的孤儿，又何必任用他们为辅相呢？汉武帝晚年，田千秋任丞相而接受遗诏，所以真正受托孤的就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也在内宫受拜，却没有让田千秋参与。霍光、金日磾办事谨慎严密，可以托付孤儿。上官桀庸碌琐碎，桑弘羊贪求财利，他们难道能面对国家大节而不被动摇吗？任用贤人却让小人参与其中，是造成祸乱的道路。燕王刘旦、盖长公主的阴谋使国家几乎危亡，实在是上官桀、桑弘羊造成的。那些善于逢迎、侧媚君主的臣子，好人与坏人混杂共处；在这里明白，在那里糊涂，是被私意扰乱了。后来汉成帝让史高、萧望之、周堪接受遗诏，难道不是正义不能胜过邪恶吗？汉朝的国业已经衰败了。汉代以来，丞相只是充数的臣子，权力在将军手中。司马莽盗取神器，窦氏、梁氏专擅大权，这都是汉武帝遗留下的谋划失误。因此，百官都应总摄职事，听命于冢宰，必须以殷、周已经确立的制度为鉴，来辅佐后代继承人。汉家的制度，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通鉴答问》卷四。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答问》卷五。宋代王应麟撰写。汉昭帝。派遣使者到东海祭祀凤凰。有人问：“▯文仲祭祀爰居，孔子认为他不懂得孝；汉昭帝祭祀凤凰，可以说他懂得吗？”回答说：“凤凰在少皞氏时出现，见于传记；在舜时出现，记载于《尚书》；在成王时出现，歌咏于《诗经》。没有听说古人把它当作祥瑞而夸耀。汉代史书记载凤凰，是从汉孝昭帝开始的。汉昭帝在位已经三年了，东方出现彗星，却没有听说他因此警戒恐惧；又出现无冰的异常现象，也没有听说他因此消弭灾异。彗星又出现在西北方，也没有听说他因此修身反省。黄鹄降落在建章宫，公卿便向他祝寿；凤凰聚集在东海，他便派使者前去祭祀。《春秋》记载灾异而不记载祥瑞，难道汉昭帝竟不知道这一点吗？周成王年少继承王位，祈求上天使国命长久，永远敬慎自己的德行，畏惧上天来警戒自己，并不是依仗上天来夸耀自己。汉孝昭帝享有国家才十三年，虽然说他通晓《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但大臣没有匡正君心的功业，儒生也没有陈述善道、辅佐君主的帮助。他的明智超过成王，寿命却不及成王。对此应当有所责备。所以君主增进德行、臣下辅佐治理，都不能没有学问。” 汉昭帝下诏询问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之士。有人问：贤良文学之士和公卿共同议政，是从这时开始的吗？回答说：公议能否伸张，关系到世道是治还是乱。公议能够上达君主，就是太平；公议郁结在下，就是否塞。盘庚命令众人，大家都到朝廷，不敢压下小民所提出的劝谏。周代司寇掌管外朝政务，召集万民来询问。士人传达意见，庶人参与议论，都有进言的责任；这就是圣王用来沟通天地意志的办法。汉代有议政，仍然接近古制。汉高帝十二年开始，下诏让诸侯王议政。此后，丞相、列侯、宗室大臣、秩禄二千石的官吏，直到博士、议郎，都可以参与议论。至于贤良文学之士被提拔入朝，在朝廷上与丞相、御史辩论诘难，大概是从始元六年开始的。汉孝昭帝刚开始亲政时所询问的，是百姓的疾苦和教化的要点，可以说知道当务之急了。当时百姓的疾苦，没有比聚敛更严重的；教化的要点，没有比仁义更紧迫的。贤良唐生、文学万生等六十多人，回答说应当废除郡国的盐铁、酒榷、均输，致力于农业根本，抑制工商末业，不要和天下百姓争夺利益。汉朝公卿很少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差不多可以放松苛刻的征敛来医治百姓的疾苦，开辟义理之路来厚化民间风俗。然而车丞相闭口自守、只求保住禄位，桑大夫放纵谋利、倚仗权势，正直的言论和私下的议论，都像方榫和圆凿一样难以契合，也像佩剑者彼此讥笑一样互不相容。虽然废止榷酒以便塞责，但盐铁、均输的法令却没有改变。田千秋、桑弘羊不值得责备，真正应当承担责任的，难道不是霍将军吗？《易经》的剥卦从下部开始剥落，其象辞说：‘在上位的人使下面厚实，安定居处，这是挽救剥落的方法。’桑弘羊剥削下民，已经到了极点；小人剥毁民众的房屋，诛杀也随之而来，把利益当作利益，灾害也一同到来。《大学》的告诫真是深刻。贤良文学的言论没有在始元年间实行，但他们的议论流传下去而不朽，诵读它仍然使人振作。一时受到压抑，千年之后却得以伸张。所以说，公议与天地同始终。霍光。有人问：“霍光辅佐年少君主，不实行宽大政策，却专力于严刑，这难道是他没有学习的蒙蔽吗？”回答说：“宽厚才能得到众人拥护，严刑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汉武帝时代的法网已经很严密了，但奸邪仍然无法胜数。守成的君主正处于年幼之时，应当用仁厚引导他，不应当用刑罚引导他。诛杀燕王、盖长公主和上官桀等人，有雷霆般的威势，却没有雨露般的恩泽。有人像桑迁那样逃亡藏匿，只因赦免而除去罪名；而廷尉、少府、左冯翊却都因重法获罪。杜延年上奏说：‘近来百姓很有些说狱案审得太深，官吏任意作严厉的诋毁。’由此可见执掌刑罚的严酷。伊尹告诫太甲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归附对象，只归附于有仁德的人。’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在众多狱讼上有所失误。’霍光处在伊尹、周公的职位上，却不把伊尹、周公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凭什么来培养君主的德行、延续国家的命脉呢？昌邑王被废时，诛杀他的群臣二百多人；霍光的嫉恨之心竟到了这种程度，这就是他断绝霍氏世代的原因。况且霍光提拔任用安世、延年，难道是因为他们可以压制张汤、杜周的儿子吗？安世、延年二人宽厚平和，能够掩盖父亲的过错；张氏、杜氏有后代，霍氏却灭亡了。宽厚和严酷的报应，正是天道，怎么能不谨慎呢！”侍御史严延年上奏弹劾说：“大将军霍光擅自废立皇帝。” 有人问：“吕成公说：‘严延年的奏章真伟大啊，他只是伯夷、叔齐之后的一个人罢了。’那么，霍光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君臣关系的常道，由上天确定，万世不可改变。伊尹放逐太甲，孟子说：‘如果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可以。’霍光废黜昌邑王，君子也说：‘如果有霍光那样的志向就可以。’如果没有伊尹、霍光那样的志向，那么凡是安排君主都像下棋一样的人，就会肆意妄为，君臣的大伦便败坏了。霍光以大臣身份黜退昏庸、拥立明主，是公之于天下，并非出于个人私意；忠于社稷，也没有篡夺的意图。严延年仍然指责他的罪过，而朝廷反而因此更加整肃大将军的威势；他屈服于一个侍御史，却树立了万世名义的大防，这也有伯夷、叔齐扣马劝阻周武王的心意。权臣反易天常，例如魏国司马师废齐王、吴国孙綝废会稽王，大概都是以霍光为借口；而范粲、桓彝守死不改，端正君臣名分，以彰明《春秋》的法则，乱臣贼子或许会有所畏惧吧？用这种道理来规范百姓，王彪之在海西公被废时，却取《霍光传》来制定礼仪，以此党附乱贼；温峤听到范粲、桓彝的遗风，难道也不会稍感惭愧吗？”沙随程氏说：“严延年的女儿罗紨，是昌邑王贺的妻子，生有子女，曾为他执缰驾车。汉人的风俗宽厚，所以不把这件事视为嫌疑；但这不足以成为诋毁严延年的理由。” 严延年的弟弟彭祖学习《春秋》，严延年所做的，是古人难以做到的事情；难道这就是他讲习、听闻圣人经典义理的结果吗？蔡义任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