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答问卷二

译书中说：“把他的百姓【缺字】。” 于是，这四姓都是世家大族，与国家同安危、共存亡，彼此相【原文未完】。维系国家使它不至于倾覆。楚国有三闾，即昭、屈、景三姓，都是王族。秦国约定怀王在武关相会，昭雎说：“大王不要前去，应当发兵自行防守。”屈原也劝阻怀王不要向西去。怀王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秦国便把他扣留，并把太子扣在齐国做人质。大臣们想拥立留在国内的王子，昭雎认为这样不合义，于是请求从齐国迎回太子。等到齐国索取东地时，顷襄王派昭常前往守卫东地，又派景鲤向秦国求救。昭、屈、景三姓都忠于楚国，都是国家的忠臣。昭雎的忠诚与屈原相同，而顷襄王能够即位，也是昭雎谋划的结果。东地能够保全，是昭常、景鲤的功劳。这四位臣子，才是真正所谓世代相承的臣子。古代的世臣必定有家学，渐渐受到礼义教诲的熏陶，熟悉忠孝之道，因此无论处境艰险还是平顺，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面临危难，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守节之志。他们把家与国视为一体，共同承担祸福。楚国灭亡以后，项燕世代担任楚国将领，仍然能够为国家效死。到了汉初，昭、屈、景三姓还存在；把他们迁徙到关中以后，仍可看出其根基深厚牢固。后世如江左的王、谢两家，以及唐代的崔、柳两家，改朝换姓就替新君主辅佐建立功业，窃取国家就替窃国者奉上传国玉玺，教唆盗贼、结党作乱，成为砍断国家的斧头；他们以获利为乐、以国家灭亡为乐，却安然不以为怪。所以，世代相承的臣子不能没有学问。赵国的肥义。有人问：“肥义跟随君主直到昏暗之时，却不能预先察觉事机、谋划对策，来制止公子章和田不礼的叛乱；等到叛乱发生，又束手无策，只能以死相继，这不能说是明智。”回答说：“世道衰微、道义衰落，每每因求生而失去节操的人很多，殉守义理而忘却自身的人却很少。像肥义这样的人，虽然还不能说是杀身成仁，但也足以使那些面临危难而苟且偷生的人感到惭愧了。”曾子说：“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把方圆百里的政权寄托给他，面临重大的节义关头也不可夺其志。”像肥义这样的人，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肥义说：“死者得以复生，活着的人也不感到惭愧。我想保全自己的诺言，哪里还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呢？”他又说：“是贞节之臣，灾难到来时节操才显现；是忠诚之臣，祸患接连到来时行为才更加彰明。”唉！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难道不就像晋国的荀息吗？《春秋》记载“晋国的里克杀了他的君主卓”，接着又记载“以及他的大夫荀息”；记“及”字，是为了彰显荀息的节操，也就是说荀息作为大夫没有失去自己的职守。荀息是奚齐、卓子的师傅，肥义是子何的师傅；他们的君主都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们，而他们能够守信不变，专心不二。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一死，但百姓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立足。”假使肥义处在《春秋》那个时代，也一定会被圣人的笔所褒取。魏明帝把孤儿托付给司马懿，司马懿却背叛了他；宋明帝把孤儿托付给褚渊，褚渊却背叛了他。反复无常、倾覆危亡，把信用和义理弃如泥土草芥，那么肥义难道值得非议吗？当初，公子成不肯改穿胡服，说：“中原，是圣贤教化之所在，是礼乐施行之所在，看起来不应当是昏昧顽愚、毫无知觉的地方。”圣贤礼乐的话从他口中说出，但在沙丘杀害主父时，他却和李兊共同作恶。因此，口头上讲先王之道，内心却做盗贼之事，正是《春秋》所要诛责的。观察肥义，可以赞赏他那些足以作为准则的话；观察公子成，就知道他的话并不值得采纳。楚襄王到秦国迎娶妻子。有人说：秦国的暴虐无道，楚国的软弱无能，司马公的论断已经说得很透彻了。秦国强大而楚国弱小，楚国凭什么能够重新振作呢？回答说：少康凭一旅之众就足以奉祀【缺字】，四旅【原文残缺】。足以消灭【缺字】，立志平定乱局【缺字】，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成功呢？顷襄王没有志向，实在太严重了。屈平忠于宗国，却被迁徙到江南。子兰误导怀王，却被任命为令尹；他听信谗言，疏远忠良。顷襄王难道能够像燕昭王求贤那样洗雪耻辱吗？楚国人怜悯怀王，就像哀悼自己的亲属一样。顷襄王作为人子，本应当终身睡在草席上、枕着兵器，以报父仇；却游乐于兰台，驰骋于云梦，纵情享乐而怠惰放纵。他难道能够像吴王夫差那样，让人在庭院中站立，时刻不忘报复越国吗？只要有自立自强的志向，那么荆楚之士一定会有人修治戈矛、与君王共同对敌。秦国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从前鲁庄公忘记了桓公被杀的仇恨，还娶了仇人的女儿。《春秋》记载说“公如齐逆女”，认为凡是还有人心的人，到了这种时候就应当改变了。唉！顷襄王多么像鲁庄公啊！三纲不可废亡，五典不可泯灭。即使有人愿意与国家一同灭亡而不屈从，也会因孝诚所感、义气所激发，借助楚国人的愤怒来施行。楚国正义，秦国不义，胜负自然可以判定。况且，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社稷哪个更重要？回答说：社稷更重要。社稷与人伦哪个更重要？回答说：人伦更重要。舍弃人伦，就没有天理；即使拥有天下，也不可能安居一天，更何况只是楚国呢？强弱应当依据道理，而不应只依据形势。顷襄王只看见事势的弱小，却不知道义理的强大。宋国灭亡了滕国。有人说：滕文公是滕文公的后代，文公是滕国的贤君。他听了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言论，向孟子询问丧礼，又替国家询问井田制度，当时人认为他是在施行圣人的政治。自魏文侯以后，没有像滕文公这样的君主，可是他却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端正自己的义，不去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道，不去计较功效，这是《春秋》的原则。把成败作为是非的标准，是左氏的错误。《春秋》记载江、黄两国被灭，胡氏认为这是守正而死，在礼义上是相合的，在时势上却是不幸的。这就是公羊子所说的“亡国的善言”，是上下同心合力的结果。滕文公曾以侍奉齐国、侍奉楚国的办法向孟子请教，孟子回答说，应当和百姓共同守卫国家，即使战死也不离去。他又以齐国人将要修筑薛城的事向孟子请教，孟子回答说，您对这种情况又能怎么办呢？只是努力行善罢了。他又以竭尽力量侍奉大国，却仍不能免祸的事向孟子请教，孟子回答说，大王的祖先太王曾离开邠地，世代守护的地方也不要离弃，请在这两种做法中选择一种来安身立命。大概圣贤的心，只遵循天理的正道，并不把希望寄托在智谋末节上。诸葛武侯所说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不是臣下所能预先看见的”，正是这个意思。若只从强弱利害来谈，就不是天理的正道了。所以说：了解《春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孟子。

译我曾考察《左氏传》，滕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长期服属于宋国。宋国人请求滕国臣服，滕却不肯与宋结盟，宋国的仲几说：“滕是供我役使的国家。”因此滕最终被宋国吞并。天下没有天子，小国首先受到祸害。桧国灭亡，是东周开始的标志；曹国灭亡，是《春秋》结束的标志；滕国灭亡，周王室大概也危险了吧？《史记》没有为滕国立世家，《孟子》注说：《世本》记载，考公麇与定公相承，元公弘与文公相承。宋国灭滕，究竟是在文公之时，还是在他的子孙之时，已无法确定。然而看滕文公关于太王去邠和战死守国的回答，滕国的形势已经很危险了。孟子离开齐国，是在赧王元年；文公在邹地向孟子请教，是在孟子离开齐国以后。滕国灭亡于赧王二十九年，这些是可以考察确定的。我担心有人会因此认为行善没有用处而懈怠，所以阐明孟子的本意，以扶持天理、端正人心。乐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有人问：“夏侯太初说，乐毅举全国之力却不谋求自己的功劳，铲除暴虐却不用威力，发扬完全的德行来率领各国，几乎可以和商汤、周武王的事业相比。”朱子却说：“乐毅也不过是战国时代的一名士人，什么时候成了王者的军队呢？”哪一种说法更为确切？回答说：“夏侯太初的话超过了事实。诸葛武侯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那么乐毅也只是管仲一类的人，哪里足以接近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呢？燕昭王把全国托付给乐毅，准备向齐国雪耻；但他又修筑宫室，尊奉邹衍，沉迷于怪诞迂阔的学说，入海寻求仙人，他的志向已经荒疏了，哪里还能成就王者的事业呢？齐湣王暴虐，燕国因此讨伐齐国，这是为报仇、为百姓解难的军队。王蠋在昼邑，燕军却用屠灭城邑来威胁他；像这样做，难道是向商容里门行礼的行为吗？燕国报复齐国，并不是为了谋利。珠玉财宝、车辆铠甲和珍贵器物，全都被送入燕国，昭王的叔父齐国人也被俘虏带回去；人们称赞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正义可言呢？这与齐国攻打燕国、毁掉燕国宗庙、迁走燕国重器没有什么不同。齐国因此使天下各国出兵，而乐毅却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假如骑劫没有代替乐毅领兵，乐毅也不能平定齐国。王孙贾挥袖一呼，齐人思念旧君而拥立他的儿子；即墨大夫拼死守城而不离去。燕国是用武力使齐国屈服，并不是使齐人心悦诚服。” 兼并土地容易做到，坚定凝聚人心却很难。乐毅难道能够凝聚齐国百姓的心吗？田单忠义激发，坚守两座城池，双方智勇相当，燕军无法攻下；这不是因为田单有能力夺取却故意不取，等待它自行归附，也不是为了放任两座城池，以此表明信义是成就王业的根本。苏氏说乐毅想用仁义使齐国百姓归服，所以不忍心急攻，这也说过了头。因此齐国能够重新建立，是因为人心已经回归；两座城池没有被攻下，是因为田单善于守御。评论乐毅的人，到朱子才算有了定论。虽然如此，乐毅虽不是仁义之将，难道是战国那些善于用兵的人所能比的吗？这就是汉高帝要寻找他的后代并加以封赏的原因。乐毅逃奔赵国。有人说：乐毅在君臣关系上的逃奔赵国，是否仍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回答说：乐毅给燕惠王的信，太史公说齐国的蒯通和主父偃读到它时，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流泪的。可见乐毅对于君臣大义，处理得很审慎。赵王对乐毅说：“燕国的力量已经耗尽在齐国，燕王听信谗言，国人也不归附他，这种情形可以图谋吗？”乐毅伏地流泪说：“我侍奉昭王，就像侍奉大王一样。我如果得罪了别的国家，即使终身受辱，也不忍心谋害赵国的一名徒隶，何况是赵王的后代呢？”唉，这话说得多么美啊！这就是乐毅的名声千年不朽的原因。世道衰薄，伦理败坏，士防是晋国的贤大夫。他逃奔秦国而替秦国谋划；晋国在河曲交战时，士防回答秦伯，想要扰乱士丐的谋划，又欺骗赵穿而击败他。习俗能够改变人，即使贤者也不能避免，像楚国巫臣一类的人，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君臣之间的常道，是上天所规定的人伦大义。战国的士人，早晨归附合纵，晚上又转向连横，污浊卑贱、反复无常；樗里疾、甘茂、向寿做秦国的臣子，有的偏向韩国，有的偏向魏国，有的偏向楚国，更何况背离君主而投奔其他国家的人呢？这种大义不明，背叛君主、谋求利益，就逐渐成了常态。汉末袁涣对吕布说：“从前我侍奉刘将军，就如同今天侍奉将军一样。” 这大概就是听到望诸君的风范而受到激励、奋发起来的人吧？田单复兴齐国。有人问：“太史公把王蠋附在《田单传》的末尾，却不单独为他立传，恐怕不是《春秋》褒扬为节义而死者的原则吧？”回答说：“忠臣，是守卫国家社稷的人。古代以三纲五典作为守则，不凭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来强盛；以礼义廉耻作为坚固屏障，不凭金城汤池的险要。因此，一个士人可以抵挡百万军队，一个贤人可以扭转一个国家的形势。忠义之心人人都有，但一定要有人首先倡导。卫国的复兴，是弘演首先倡导的；楚国的复兴，是沈尹戍首先倡导的；汉朝的复兴，是龚胜首先倡导的。一个人倡导天下的大义，人们无不受到感召，如风吹云聚一般跟随他。前代贤者说，田单复兴齐国，不是田单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王蠋的功劳。太史公追究事情的根源，把功劳归于王蠋，他的用意很深。唉！《春秋》记载战败，是为了惩戒不讲武德；记载叛乱，是为了惩戒不守法度。齐湣王没有臣子，实在太严重了！向子军战败而逃亡，达子军队被击破而逃走。王蠋只是一个渺小的平民，不享受齐国俸禄，却舍生取义，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凡是那些执持圭、担任爵位的人，都因此激愤感慨，振衣提戈，想要消灭仇敌。王蠋首先倡导了这种义举，接着有王孙贾，又有即墨大夫，田单因此得以成就功业。” 大义感动人心，就是这样！国家立足于天地之间，必定要有赖以共存共立的根本；尊重名节，崇尚礼教，重视伦理纲纪，厚植社会风俗，这些才是建立国家的根本。” 田单攻打狄城却没有攻下。有人问：“田单的功劳很大，功业成就而器量已经充盈，为什么会这样呢？”回答说：“朱子有句话说：‘世所罕见的大功容易建立，至为重要的本心却难以保全。’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骄傲自满，结果九国背叛；晋悼公在萧鱼会盟后懈怠，讨伐秦国的行动因而没有成功。屈瑕因蒲骚之战而习以为常，项梁因两次击破秦军而骄傲，后来都遭到失败。宋义知道他一定会失败，因为志向容易满足，而内心却难以持守。战争以士气为作用，有一点骄傲之心，士气就会衰竭；有一点懈怠之心，士气就会懒散。功名给人带来的负累，就是这样！田单凭三里之城，能够复兴齐国；凭整个齐国的军队，却不能战胜狄城。鲁仲连在眉防之间见到他，认为他有贪生的快乐和不愿死的心理，大概已经默默看透了他的内心。想来那时他戴着像簸箕一样的大冠，系着横跨腰间的黄金带，外表意气扬扬，内心却空虚得一无所有。凭什么作战？凭什么取胜？假如田单能够像范文子后来那样谦让，像孟之反那样不夸耀，像张子房那样不留下智谋和勇功的名声，淡泊得像愚人一样，这才是深沉的智慧；退让得像怯懦一样，这才是大勇。守持并涵养这样的心，百战之后士气更加雄壮，百胜之后士气更加锐利，就能天下无敌了。”

译对于狄城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呢？”苏氏说：“做将领的原则，必须先治理自己的内心。” 秦国攻下郢都，楚国迁都到陈。有人问：“楚文王开始把郢作为都城，就是今天的江陵。白起一战便攻下它，难道郢都不可以守住吗？”回答说：“荀子说：‘楚国把汝水、颍水作为险要，把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以邓林作为界限，以方城山作为屏障。’然而秦军一到，鄢、郢就全被攻取，仿佛振落枯槁，这难道是因为楚国没有坚固的关塞和险隘阻隔吗？是因为统治这些地方没有遵循正确的道理。我曾考察《左氏传》：楚庄王时，庸人率领群蛮反叛楚国，麇人率领百濮准备攻打楚国，楚人谋划迁都到阪高。蒍贾说：‘不可以。如果我们出兵，他们一定会害怕而退回去，我们就能趁机灭掉庸国。’晋国的栾武子说：‘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楚君没有一天不讨伐、整治国人并训导他们；在军队中也没有一天不整顿军备、反复警戒他们，告诫他们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作为君主能够勤勉不懈来修养自己的德行，所以能够称霸中原。’楚昭王时，吴国攻入郢都，楚王逃奔随国。楚王返回国家以后，水军和陆军又都失败。令尹子西说：‘现在才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把郢都迁到鄀地，改革政治纲纪，以安定楚国。‘作为臣子能够尽忠来修治政务，所以能够恢复旧都。’大概楚国谋划迁往阪高时，郢都就已经危险了；吴国攻入郢都时，郢都已经灭亡了。” 把危险转为安全，把灭亡转为存续，靠的是君臣共同修治，并且方法正确。顷襄王忘记仇恨，轻视敌人，庄辛对他说：“您跟随鄢陵君、寿陵君，在云梦之中驰骋游乐，却不把国家的事情当回事。”白起说：“他依仗自己的国家强大，不忧虑政事；群臣互相嫉妒、谄媚之人掌权，贤良之臣被斥退疏远，百姓离心，城池也不修治。既没有贤良之臣，又没有防守准备。”顷襄王的懈怠荒废，以及君臣共同作恶的情形，在这里都可以看见。他失掉国家而逃亡，实在是应当的！屈原《哀郢》说：“忠心耿耿而愿意进用，谗妒之人却离间并阻挡他们。”这就是所谓谄媚之人掌权、贤良之臣被斥退疏远。声音虽然隐约，却能彼此感应，我以为这或许可以使君主醒悟；万物若已有纯一而不可改变的状态，那么他的心已经完全偏向一方而不能转变了。这就是《悲回风》之作的原因，千年以后，读者读到它仍然会叹息流泪。顷襄王十九年，献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之地；二十年，秦国攻下鄢、邓、西陵、上庸、房陵。鄢、邓，就是襄王的宜城、邓城；西陵，就是安王的云梦。二十二年，终于攻下郢都。藩篱已经毁坏，内室又怎么能够守住呢？都城是国家的根本，根本既然先被拔除，于是第一次迁都到陈，第二次迁都到钜阳，第三次迁都到寿春。既然失去了郢都，又逃到黾塞以外，楚国三次迁都，就像防鸠的巢系在芦苇枝梢上，只是在等待灭亡罢了。国家一定是先自我攻伐，然后别人才会攻伐它，说的不就是顷襄王吗？范雎游说秦王。有人问：范雎确实是使国家倾覆危乱的人吗？回答说：《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施恩作威。”这是告诫君主，权力不能向下转移；“臣下不可以施恩作威。”这是告诫臣下，不能向上僭越。胡氏《春秋传》说：“传记中有这样的事：冒犯君上、触犯君主，罪过还可以挽救；违逆得势的权臣，灾祸却不可预测。”所以臣子大多不怕君主，反而害怕权臣。比如汉代的谷永一类人，敢于直接攻击成帝，并不以此为嫌；至于王氏家族，他们却周旋逢迎、互相勾结，结成死党，而君主还没有察觉。归父被季氏逐出，是因为季氏的缘故；朝吴出奔，是因为无极的缘故；王章被杀，是因为违逆王凤；邺侯寄居他处，是为了躲避元载。这样一来，杀生予夺的权力落在臣下手里，而君主失去了权柄。由此看来，范雎说穰侯没有君主之心而驱逐他，并不过分；即使推荐任用白起的功劳，也不足以抵偿弑杀惠文后的罪过；夺取刚寿来扩充陶邑，只是小事罢了。自古以来，政权落在大夫手中，俸禄从公室流失，危险初现时不加警戒，君主发出的请求也无人听见，忠谏之路被堵塞，君主的权势变得孤立。这正是刘子政、梅子真为之流泪叹息的事情。范雎难道可以被过分指责吗？然而废黜芈后的做法，却是错误的。作为儿子不能断绝与母亲的关系，难道不应以颖考叔、茅焦为惭愧吗？” 昭襄王不能防患于未然，最终损害了孝道。秦国没有儒者，又有什么资格谈论人伦呢？楚国黄歇任相，被封为春申君。有人问：“楚国太子从秦国逃回来，是黄歇谋划的吗？太子即位后，任命黄歇为相。那么，相国这个职位可以用来赏赐个人的功劳吗？”回答说：“相国不是用来赏赐个人私劳的官职。从前楚国有斗子文、蒍敖、子囊、子木担任令尹，都是全国所仰望的人，因此楚国强盛，诸侯都来服从。顷襄王离开郢都，楚国濒临危亡。考烈王即位时，本应像燕国招纳乐毅那样，寻求天下贤才来任命为相，却徇私于旧日恩情，不按德才举用。《易经》说：‘不要任用小人，一定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只有君子可以建立功业，小人不可以建立功业。黄歇挟持功劳震慑君主，既取得淮北十二县，又请求把江东封给自己，像在楚国拥有两个君主一样；他招揽宾客，凭借虚假的声誉维持权势，暗中积聚势力，像冰层越凝越坚，已经无法再恢复。合纵向西攻打秦国，不能挽救楚军的失败；离开陈地迁都寿春，也不能挽救楚国的倾覆。楚国危急得像系在旒旗上的垂饰，他却到吴地接受封邑，暗中谋划窃取国家。芈姓改为黄姓，这是乱臣贼子都没有做过的事，而黄歇却做了。像黄歇这样的人，就是楚国的大盗罢了。”荀卿是大儒，却替黄歇做兰陵令，也是不善于选择树木栖息了。《成相》篇说：“春申的道路断绝，根基全部输掉。” 春申君行事，若是走这样的道路，哪里还会有成就呢？他既不足以维系楚国的存亡，反而扰乱了楚国的继承秩序。鬻熊的后代已经不再享有祭祀了。楚国灭亡于女戎，而不是秦国。《春秋》的原则，应当记载黄歇为“盗”。黄歇不值得再评论。荀卿违背正道而丧失自我，实在可惜。孔子顺说：秦国不行道义，是义所不进入的地方。

译有人问：孔子周游列国，孟子驾车周游天下，都没有到秦国；子顺也因为合乎义的原则而不进入秦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秦国自秦穆公以后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它的大臣除了百里奚、孟明以外，也没有什么著名的人。《晨风》这首诗讽刺秦国抛弃贤臣，《权舆》这首诗讽刺秦国与贤者交往有始无终。国家没有贤者，就不值得和它共同有所作为，这就是孔子不进入秦国的原因。商鞅以惨酷的政治助长了这种趋势，张仪以变诈的手段推波助澜，秦国只谋求功利，只急于争战，所以鲁仲连宁愿跳入东海，也不做秦国的百姓。鲁仲连把函谷关看成虎豹的巢穴，何况孔子怀抱仁义之道，子顺又是圣人的后代，他难道肯在咸阳郊外为秦国屈驾吗？荀卿曾经进入秦国，仍然因为秦国没有儒者而不肯留下。秦昭王急于招纳儒者，却对国家没有益处，坑杀、焚书的祸根在这时已经萌发。诗书虽然还没有被焚烧，但礼义被抛弃，廉耻被丢掉，已经不再有诗书教化的作用。丰镐地区忠厚的风俗，一变而成为西戎凶悍的风气，哪里值得考察天下的士人呢？圣贤并不是不希望自己的道能够施行，只是进退和出仕退隐都以义为根据。子顺说“合乎义的地方才进入”，这里的义，就是天理的公正和人心的正道。自孔子、子思以来，这是孔氏世代守持的家法。在汉代，像臧、如、霸这样的人，也能够守持这种原则而不使它坠失，谨慎对待出仕和退处，严格对待言辞和接受，圣人的恩泽真是久远啊。毛遂确定合纵盟约。有人问：“毛遂在楚国确定合纵，可以击退秦军而保全赵国吗？”回答说：“楚国失去了鄢都、郢都，秦国已经把它玩弄于股掌之上。考烈王元年，楚国献出城邑给秦国，想保全自己的国家，尚且担心不能做到，哪里还能救援盟国的危急呢？”平原君请求楚国出兵，商议合纵很久仍不能决定，这是因为楚王畏惧秦国。毛遂按剑激励楚王，合纵盟约才开始确定。从前六国的合纵，过了一年就瓦解；九国的军队，到了函谷关下却仰望关门而不敢前进。如今凭像羔羊小牛一样弱的楚国，想要抵挡虎狼般的秦国，双方根本不是同等的对手。春申君率军抵挡王龁，他也不是合格的将领。当时诸侯争相向秦国称臣：问齐国，齐国不肯同赵国攻打秦国；问韩国，上党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断绝；问魏国，魏国制止晋鄙救援赵国，反而想尊秦为帝。只有楚国参加合纵，对胜败的结果并没有帮助。假如没有魏公子夺取晋鄙的兵权来解除邯郸之围，赵国就危险了！舍弃辩说的空话而考察事实，毛遂确定合纵，不足以成为赵国没有灭亡、仅得保存的原因，真正依靠的是魏无忌的力量。我曾说，毛遂一张嘴的力量，用来抗辩楚王是有余的，用来保存赵国却还不够。白起。有人说：“白起知道邯郸不能再次进攻，并不是因为怨恨而不肯行动。杜邮赐剑，并不是因为他有罪。”回答说：“仁人的军队，只是禁止暴行、使百姓安定罢了。伊尹、吕尚这样的将领，使子孙拥有国家，和商、周相并列，是因为能够救乱除害，并不是因为毒害天下。吴起、商鞅先后被杀，以暴虐招致威势，确实有天道在其中。白起嗜杀最为严重，长平之战，四十万人死亡，蚩尤造成的祸乱也不过如此。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应受最重的刑罚，是圣王所要诛杀的人。上天讨伐有罪者，只是假手于范睢来杀他，作为不仁之人的警戒。’这还不足以偿还赵国士卒的冤屈；然而任用白起的是秦国，秦国怎么能够永远享有上天所授的命运呢？后来项籍坑杀秦卒二十万人，开这个恶例的就是白起。不仁所造成的祸害不止于一时，那些仰慕并效法他的人，也在东城丧命。杀人太多，正是导致自己灭亡的原因。天地以滋生万物为本心，人承受这种本心而把它作为自己的本心；人如果不仁，就是豺狼。《汉志》说：‘报应各自按照同类到来。’确实如此！《易》说地中有水为师卦，君子因此容纳百姓、畜养众人。有了容纳百姓、畜养众人的德行，然后才可以用兵，所以称为仁者。” 赧王背弃秦国，与诸侯约定合纵攻秦 有人问：“周朝将要灭亡，却还要同诸侯约定合纵，这是多么荒谬啊！”回答说：“韩非的书说，周国离开秦国而采取合纵，一年之内就能举事；这就是说，周国是因合纵而灭亡的。说‘背弃秦国’，说‘离开秦国’，既然要合纵，就说明赧王曾经事奉过秦国。扬子云说：‘周是羊，秦是狼，诸侯也是羊。约定合纵，难道能够保全周国吗？’赧王的计策，是认为坐等灭亡，不如进攻秦国，实在可悲。左氏说‘王对虢国有二心’，但说到王时不能直说‘有二心’；这里说王背弃秦国，也不能直说‘背弃’。周朝的空名仍在诸侯之上，天下人称它为共主，作史的人应当保存君臣名分。朱子《纲目》记载‘秦国攻打韩、赵，周王命令诸侯讨伐秦国’，这就是《春秋》的书法。文中子说：‘周礼难道要和天命相抗吗？周朝之所以长久存在，是因为有礼来维持它。’齐、晋两位霸主以尊奉周王为名，六国强大，却畏惧大义而不敢侵犯周王。秦国行为不合道义，而周朝却因此没有祭祀。可是从这以后七年，东周的君主才断绝。始皇称帝以前，天下没有君主。三十五年间，礼作为立国之道，和天地并存，这话确实可信。考察皇甫谧所说：‘汉高祖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正是赧王入秦的那一年。’ 周朝灭亡后将要取代秦朝的人，出生在丰沛。上天厌弃秦朝的暴虐，察看四方，只有聪明神武而又不滥杀的人，才让他来做百姓的君主。唉！这就是上天之所以为上天的地方。秦昭襄王 范雎、蔡泽 有人说：“范雎、蔡泽用倾轧争夺的手段取得相位，为什么还能善终？”回答说：“这两个人虽然还不能说是明智通达，但智慧足以保全自身。丞相并不是可以长久任职的官。凭借宠幸和利益来居成功之位，伊尹以此为耻；周公在洛邑占卜建都，只说要‘明白农事’。这就是大臣进退的法则。沈诸梁老死于叶地，陶朱公泛舟五湖，房玄龄不吝惜放弃权力，也都是说‘时机来了就做，不能擅自把它据为己有’。贾谊说：‘夸耀自己的人死守权力，窃取福威的柄，握住它而不放；苟且容身、贪恋俸禄，就会成为张禹、胡广；害怕失去而导致国家丧亡，就会成为李斯、林甫。小则自身和名声都受辱，大则家族和国家都陷入危亡，可以说是愚蠢了。’范雎从穰侯的遭遇中得到鉴戒，君主的宠爱既然衰减，就赶紧考虑改变计策。蔡泽受到傲慢接见却不发怒，听说‘成功之后就应离去’，便轻快地辞去职务，抛弃富贵如同脱掉鞋子。蔡泽以激烈的言辞和诡谲的说辞，夺取了相印而得到相位。然而他的内心邪曲而言论正直；他为自己谋划，也就是为范雎谋划。蔡泽实现了自己的话，才几个月就免职归去。遇到危险能够停止，身居宠位知道退让；他能保全自身，并不是侥幸。蝜蝂背负东西而跌倒，蜗牛向上爬而枯死。那些使家族覆亡、使鼎中食物倾覆的人，竟还不如这两种虫子的无知。” 张华、李德裕这样的才俊，尚且因为没有及早退身而失误。我并不是要取法范雎、蔡泽。” 庄襄王 把东周君迁徙到阳人聚　楚国防备鲁国

译有人说：周朝战胜商朝后，微子被封在宋地。西周既然已经灭亡，秦国难道唯独不能保存东周的七座城邑吗？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将要灭亡的楚国，残余的威势难道还能达到泗水一带吗？回答说：《秦纪》记载，东周君和诸侯谋划攻秦，秦国派吕不韦杀了他，把他的国家全部并入秦国。大概是因为吕不韦被封在洛阳，贪图东周的土地，所以灭掉了它。楚考烈王八年，黄歇替楚国向北进攻，灭亡鲁国。《六国表》说：攻取鲁国，把鲁君封在莒地。到楚考烈王十四年才防备鲁国，大概在封鲁君于莒地时，曲阜已经灭亡了。到这时连莒地也一并夺取。黄歇被封在淮北，却想把那里的土地也兼并过来。汉代梅福说：‘保存别人，是为了使自己立足；堵塞别人，是为了使自己闭塞。’善恶的报应，各自都如同自己所做的事情。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国家，存在了八百多年，是礼乐文物汇聚的地方。吕不韦、黄歇首先率领戎狄蛮夷来摧毁它。东周灭亡，柏翳之后的秦国替吕不韦承担了后果；鲁国灭亡，祝融之后的楚国替黄歇承担了后果。这两个盗臣也都使自己的后代断绝。灭亡别人的国家，正是自取灭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道，千万世都将与天地日月一样长久。国家的存亡，和它有什么关系呢？”},{ 始皇。赵国廉颇的仇人郭开，多次给秦国使者金钱，让他们毁谤廉颇。秦军在河外战败后，派人用一万金离间信陵君；又采用李斯的谋略，暗中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带着金玉游说诸侯，离间他们君臣之间的计谋。秦国又多次给赵国宠臣郭开金钱，让他散布李牧想要谋反的说法。后胜任齐国相国时，和宾客们多次接受秦国用来离间的金钱，劝齐王入朝秦国。有人说：“秦国靠行贿打败了赵国、魏国；齐国也因受贿而灭亡。贿赂败坏国家，实在太厉害了！这是君主不明智吗？还是臣下不忠诚吗？”回答说：“贾谊说，圣人有金城般的防卫、能够使廉耻之心振作、实行礼[字迹不清]，正是这些所造成的结果。世道太平时，廉耻之风兴盛；世道混乱时，受宠和贿赂就显著起来。国家的祸害，不在于城郭没有修缮、兵甲不够多，而在于上位者不讲礼义、下层百姓不接受教化，不能以正道爱好货财，也不能统制货宝；这是《尚书》所告诫的。亶侯聚藏很多财物，贪婪的人败坏同类，这是《诗经》所讥刺的。晋国取郜鼎归还给卫国，晋国以范鞅的宝物行贿，而鲁昭公不肯接受；荀寅行贿，蔡侯便跟随吴国，这是《春秋》所贬斥的。渐渐衰败到了战国时期，风俗败坏到了极点。梁惠王问孟子，只说‘使我的国家得到利益罢了’。苏秦做六国的相国，只说‘地位高、金钱多罢了’。应侯拆散合纵，是用金钱；公孙闿离间田忌，是用金钱；冯旦离间昌他，是用金钱；郑朝恢复祭地，也是用金钱；周君交换温囿，还是用金钱。利益和欲望横流，追逐它们的人如波涛倾倒，这就是秦国的计谋能够实行的原因。假使战国的君主彰明道德、堵塞邪僻，意志坚定、遵守法度，使亲近宠幸的人不能迷惑臣下；臣子公而忘私，洗涤自己的内心，使财货利益不能诱惑他们，那么即使有一百个李斯、尉缭这样的谋士，他们的策略又哪里用得上呢？” 唉！郭开、后胜这类人，只为自身谋利而不为国家着想。国家成为废墟之后，财货还能保住吗？后来张良对付秦国，将领陈平对付楚国，汉高帝的君臣对付陈豨的将领，也都采用了这种办法。人心不正，见到利益就忘记义理，国家也真是危险啊！所以，国家的长短盛衰在于风俗，国家的存亡在于礼义廉耻。秦国灭掉六国，不过用了三十万金；汉朝灭掉楚国，不过用了四万金，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起初兼并天下时。有人问：“六国被秦国兼并，难道没有人可以抵抗秦国吗？”回答说：“秦国自孝公以来，逐步侵吞六国，就像蚕吃桑叶一样渐渐吞灭它们。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只是任用他们不能始终如一，采纳他们的意见却不能坚持。魏国有公子无忌，曾经率领五国军队，在河外击败防骜，却因谗言而被废弃。赵国有李牧，曾在宜安击败秦军，赶走桓齮；后来又在番吾击破秦军，却因离间而被杀。楚国有项燕，世代担任楚国将领。陈胜、吴广借用他的名义起事，尚且足以维系民心。齐国有即墨大夫，请求依靠三晋、鄢郢的臣子收复晋、楚的旧地，以进逼临晋、武关，但齐王建不能采用他的计策。只有韩国、燕国似乎没有人才。韩非向秦国游说，竟想覆灭自己的宗国；荆轲谋略浅陋，想凭一把匕首杀死始皇。这两个国家难道真的没有人才吗？只是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罢了。韩国灭亡后还有张子房，仍然可以说是有人才。后来六国都重新建立，只有燕国此后没有听说有什么人物。韩广、臧荼做王，都不是燕国王族的后裔。大概秦国因为太子丹的缘故，把燕国王族全部消灭了。太史公说：燕国属于姬姓诸侯，却独自最后灭亡，难道不是因为召公的功烈吗？邵子说：周朝同姓诸侯中能够长久存在的，只有燕国还在。燕国处在北方偏远之地，距离中原特别遥远。如果不跟随韩国、赵国、魏国、齐国、楚国去较量锋刃、争逐虚名，那么完全可以用来涵养德性、等待时机，观察诸侯的变化。秦国虽然像虎狼一样，也不容易加害燕国。这样延续十五六年，天下的事情还未可知。想到千年以后，人们仍然痛恨始皇的无道，怜悯召公没有后代祭祀，并希望燕国能够保存下来，这难道就是所谓百姓秉持常性、喜爱美德吗？” 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有人问：“分封建国和设置郡县各有什么得失，前代贤人的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哪一种说法最为恰当？”回答说：“《易经》说乾坤之后是屯卦，屯卦说建立诸侯。分封建国的制度与天地并立，到秦国才开始改变。贾山说：周朝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用九州的百姓来供养一千八百国的君主，役使百姓每年不过三天，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君主有余财，百姓有余力，于是歌颂之声兴起。秦始皇却用一千八百国的百姓来供养自己，百姓力气疲惫，不能承受徭役；财产耗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人人都怨恨他，家家都把他视为仇敌，所以天下崩坏了。由此看来，封建是天下公共的制度，郡县只是一个人的私制。柳宗元说：把天下作为公器的开端，自秦朝开始；难道他没有看到贾山的话吗？文中子说：没有固定的君主，却要求百姓尽忠；没有固定的人民，却要求他们接受教化，说的就是郡县的政治。没有固定的君主，人的志向就不能专一归向君主；没有固定的人民，人心就不能专一归属于国家。于是牛羊也被用来役使人，家家户户都想着作乱。大泽中一声号召，便出现龙争虎斗。三十六郡全都成为盗贼聚集的地方。郡守、县令的权力被严密的罗网夺去。泗川的壮士、南阳的勇士，不逃走就投降。三川的道路、会稽的通道，没有人能够保全性命。树木没有根，风一摇就会拔起；又加上毁坏名城，决开堤防，改变古代设置险要、以城郭沟池来巩固国家的礼制。”

译秦国一样也没有做到。天下一旦像鱼腐烂、瓦片崩解那样，便在四方横向溃散。关门没有结草为界的限制，藩篱城墙没有折柳为御的防备。豪杰像糜沸的水一样纷纷而起，如云扰动；死者多到要按国家来计量，平原沼泽仿佛都被烧焦了。从前殷朝取代夏朝、周朝取代殷朝时，百姓所遭受的祸乱有这样严重吗？一个旅的军队就能复兴夏朝，共和时期还能保存周朝，这都是分封建国的功效。一个平民可以灭亡秦朝，五胡可以覆灭晋朝，这都是郡县制度的弊端。唐朝藩镇的叛乱几乎造成板荡之局，然而衣冠礼乐仍依靠十国而没有坠失，更何况古代帝王的分封建国呢？郡县制度虽然直到今天没有改变，但如果把秦朝说成是天下为公，那就等于称赞桀、跖具有仁义了。扬雄说：秦国的官吏辜负了秦国的法度，秦国的法度又辜负了圣人的法度；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让百姓自行核实并申报田地。有人问：“所谓‘自实’，杜佑说是因为阡陌制度败坏而实行隐匿和核查，是这样吗？”回答说：“毁坏、分割阡陌，从商鞅开始，但只在秦国实行罢了。各诸侯国从春秋时期起，井田制度就已经败坏。晋国实行爰田，就是用田地赏赐众人，改变了原有的疆界。鲁国最初实行初税亩，就是丈量全部田亩，又恢复征收十分之一。实行田赋后征收两成，仍然不够，于是加重了农民的困苦。郑国子驷开挖田间沟洫，结果四族都丧失了田地。子产使田地有封界和沟洫，却因改变田畴而遭到诽谤，沟洫于是废弃。晋国想让齐国封境以内的田亩全部向东开垦，因为这样有利于战车通行，于是疆界和田制也废坏了。管仲制定内政制度，整治陆地、山阜和田间沟渠，使井田和田畴均平。楚国编制土地簿册，把山林薮泽、京陵、淳卤、疆潦、偃猪、原防、隰皋、衍沃分为九等，也相当改变了周代旧有的制度。到了战国时期，兵役和农业逐渐分离。魏国李悝推行尽地力，专门致力于使国家富足强盛。三晋土地狭小、百姓贫困，连野草都没有全部垦除。孟子谈论王道的起点，魏惠王却认为迂阔。滕文公询问井田制度，最终也没有实行。六雄争相强盛，各国的政令都不同，战争造成民众涂炭；田地没有固定的主人，百姓逃避战乱、流离失所，户口也没有固定居处。” 所以秦国才颁布“自实”的命令，用来遏制欺骗，并不只是针对秦国百姓兼并土地的弊病。周代制度以一百步为一亩，商鞅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概秦国方圆千里的土地有五块，但适合种谷物的土地还不到三分之一，所以用这种办法诱使百姓耕种，从而使邻国倾覆。等到始皇兼并天下，征收超过一半的赋税，田租是古代的二十倍；法令多如牛毛，苛细的防禁和繁重的搜刮接连而来，百姓像蒿草一样困苦，忘记了安居乐生的心愿。被发往边地戍守的人，拿着锄头、耰和白梃，望见房屋就想进去取食，郡守、县令都不能禁止；秦国又怎么能让他们核实田地呢？古代治理土地、安定百姓，十家共有一条沟，不用逐一核查也能使土地分配公平；八家共用一口井，不用逐户按比也能使赋役均平。闾里有户籍版册，经界和牧地有定数，实行十分之一的税制，歌颂之声就兴起了。程子说：‘如果养育百姓的道理已经穷尽，那么圣王的法制也可以改变。后世掌管聚敛的臣子，还有宇文融清查剩余田地、吕惠卿推行手实的做法；这就是不学习先王，却沿袭暴秦的行为。’ 焚烧《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有人问：“李斯曾经侍奉荀卿，后来却焚毁经典书籍，难道也是因为荀卿高谈阔论、提出异说，从而刺激了他吗？”这是苏轼的说法。难道弟子也会连累老师吗？回答说：“荀卿著书，有三点失误：一是说人性本恶，二是说应当取法后王，三是否定子思、孟子。这就是李斯的罪过与荀卿相区别的地方。”即便如此，李斯侍奉荀卿，难道不就像吴起侍奉曾子吗？吴起品行不好，曾子与他断绝关系；那么荀卿是否也同李斯断绝关系了呢？我曾经读《议兵》篇，李斯问：‘秦国四代以来都取得胜利，军队强大于天下，威势行于诸侯，这并不是靠仁义做到的，而只是因为采取了便于办事的方法罢了。’荀卿说：‘你所说的便利，是不便利中的便利；我所说的仁义，才是真正的便利。现在你不寻求根本，却只在末节上寻找便利，这正是世道混乱的原因。’李斯轻视仁义，认为秦国的法令便利，荀卿已经知道这会使天下混乱，并没有赞同他。而且秦国形成崇尚武力的风俗，已经很久了。秦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和法度治理政事，由余笑着说：‘这正是中原所以混乱的原因。’秦穆公认为由余贤能而任用他，实际上真把《诗》《书》、礼乐当成了导致混乱的工具。” 李斯焚烧书籍，难道不是有所承袭吗？商鞅变法时说：‘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拘守旧法；只要能够使百姓获利，就不必遵循旧礼。’到了昭王时期，子楚不熟习诵读《诗》《书》，怎么会不废弃它们呢？李斯辅佐【缺字】时，忌讳儒者的名声，抛弃自己所学，迎合君主的恶意。【缺字】所说的‘以便于办事’，同荀卿的学说有什么关系呢？他焚烧书籍，是因为博士淳于越谈到殷、周分封建国，而李斯认为三代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效法的？这也只是由余、商鞅的学说罢了，难道是荀卿的论说刺激了他吗？从前程颐、杨时学问醇正，尚且有邢恕、陆棠背叛老师。君子不会因此议论程颐、杨时，难道却要责怪荀卿吗？始皇正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荡平消灭三代的遗迹，厌恶谈论殷、周，于是连同它们的书籍也一并清除。李斯只是迎合君主的心意，顺从君主的旨意，求取一时的富贵罢了。韩非也曾侍奉荀卿，后来舍弃儒学而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学说。他说：‘不要有书简文章，把法令作为教化；不要有先王言论，把官吏作为老师。’假如把这套学说用于秦国，那又是一个李斯。荀卿的书说：‘不是合适的人却教导他，就像送给盗贼粮食、借给强盗兵器一样。’荀卿也后悔这样做了吗？荀氏门人很多，浮丘伯所传的是《鲁诗》，大毛公所传的是《毛诗》，张苍所传的是《左氏春秋》。三人的经学都源自荀氏，但世人从来没有称述他们，只是因为李斯而把荀氏视为有瑕疵。唉！孟子设置科目，来学习的人一概不拒绝，难道能因为有人偷鞋，就讥讽孟子吗？”},{ 把诸生活埋了。

译有人说：“秦朝既已焚烧《诗》《书》，箝制私下议论，穿儒服的人也不再到咸阳游说了，哪里还会有儒生而把他们坑杀呢？”回答说：“天地闭塞，贤人隐退，哪里还有儒生进入秦国呢？秦国已经很久没有儒生了。侯生、卢生说秦始皇刚愎暴戾、自以为是，不可以替他寻求仙药。这两位方士荒诞妄言，和徐福是一类人。所以伍被说：‘杀的是方士，不是儒生；秦王迁怒于诸生，把他们投入陷阱，以堵塞天下人的嘴。’子产说：‘难道不能赶快制止吗？然而这仍像防堵河流一样。河流一旦决口，所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因此，称誉之声塞满耳朵，虚假的美名熏染心灵，万民忧愁怨恨，天下像洪水一样决裂，却没有人敢把这些告诉他。扶苏进谏，于是被派到上郡去监领蒙恬的军队。秦朝的灭亡，是从坑杀儒生开始的。博士七十人照旧存在，博士官所掌管的书籍也还在，但被称作儒生的人却一个个销声匿迹。两位儒生隐居在鲁地，四位老人逃到商山，张良藏身于下邳，董公、召平像鸿雁高飞于冥冥之中，以躲避弓弩和箭矢的灾祸；居鄛、高阳的智谋之士也潜藏不出。所谓充数的博士，不过是叔孙通那种谄媚逢迎、苟且迎合的人罢了。然而，秦朝禁挟藏书籍的法律虽然严酷，孔壁中的书、淹中的礼书、伏生口传的经文以及窦公心中记忆的制度，秦朝的法令却不能禁止。诽谤和妖言的罪名虽然严厉，但泗水亭长刘邦有“男子汉大丈夫就应当这样”的志向，吴中的少年项羽有“那个人是可以取而代之的”这句话，秦朝的威严刑法却不能加害于他们。唉！使秦朝灭亡的不是胡人，而是沙丘的少子胡亥；灭掉秦朝的不是儒生，而是田垄上的耕夫陈胜。给秦朝带来祸害的不是六经，而是上蔡丞相李斯所奉行的申不害、韩非督责之术；毁坏秦朝的不是妖言，而是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一句话。秦始皇也真是愚蠢啊！秦二世。他重新制定法律，使它更加苛刻深重。有人问：“秦朝的严酷法律，开始于商鞅，中间经过李斯，最后到赵高时变得更加刻酷、更加深重，难道不是不仁到了极点吗？”回答说：“古人议论政事，以制定制度为准则；从魏国李悝开始著成《法经》，传到商鞅那里，又连带制定相坐之法，创立夷三族的诛罚。从此轻视仁义之士，重视审理狱讼的官吏。说正直话的人被称为诽谤，阻止过错的人被称为妖言。到了李斯、赵高时达到极点，百姓无法忍受。汉朝虽然废除了秦朝的严酷法律，但萧何编次律令，也不过是搜集采用秦朝法律罢了。秦朝的十项过失，其中一项仍然保留下来。这就是路温舒所说的深刻残酷、贼害百姓的弊病。秦朝虽然灭亡了，但流传下来的毒害和余虐直到汉朝还没有衰减。有凶猛的武吏，有残暴的贼吏，有奸猾的吏，有猜忌而制造祸患的吏，有矫曲法律的吏，有悍勇任事的吏；还有豪横凶恶的吏、充当爪牙的吏。官吏靠这样的手段治理，果真能取得百姓的拥戴吗？鼂错说过：‘秦朝刚开始作乱时，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人和贱民；到了中期，侵害的是富人和官吏之家；到了末期，侵害的是宗室和大臣。亲疏远近都感到危险，朝廷内外全都怨恨。’大概不仁的祸害，是从疏远的人逐渐波及亲近的人，从骨肉亲属一直波及自身。望夷宫之变，应当作为实行重法的明证。唉！夏、商、周三代凭借仁义取得天下，却没有实行它们的法度。秦朝由于不仁而失去天下，它的法律却没有完全改掉。圣明的君王不能没有法律，但要以道德为根本，不能只依靠法律来治理。秦朝完全任用刀笔吏来推行严酷法律，秦朝以及李斯、赵高都没有留下后代，这正可以作为鉴戒。然而汉朝仍把法律看得像《诗》《书》一样重要，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陈胜、吴广在蕲县起兵。有人问：“太史公在《自序》中说：‘桀、纣失去正道，于是汤、武兴起；周朝失去正道，于是《春秋》产生；秦朝失去政道，于是陈涉开始显露踪迹，诸侯纷纷发难，像风起云涌，终于灭亡了秦族。’把陈涉比作汤、武，《春秋》难道能与他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天下百姓苦于秦朝的暴虐，像处在汤火之中；陈涉也是秦朝百姓的汤、武。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接近这一作用的了。陈涉起兵，而汉朝收拾并完成了这件事，使百姓能够摆脱最大的残暴、重新获得生存，是陈涉首先倡导的。太史公这样说，大概并不过分。”有人说：“一个普通人掌握天下存亡的权力，是从陈胜、吴广开始的，果真如此吗？”回答说：“徂徕石氏说：‘《尚书》说可畏的不是天，而是百姓。百姓即使只是普通人，也有义勇，也有豪杰。伊尹、吕望不忍看桀、纣的百姓陷于涂炭，从耕作、垂钓中奋起，出来辅佐汤、武，放逐桀、囚禁纣，这就是义勇。陈胜不能忍受秦朝百姓服役的苦难，愤然起兵诛灭秦朝，这就是豪杰。’所以圣人不敢侮辱鳏夫寡妇，因为不能把百姓只当作普通人看待。孟子说‘百姓最重要，社稷次之，君主最轻’，就是不敢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势而骄慢百姓。昏君庸主把百姓看成草芥，把百姓看成鹿和猪，所以百姓离心背叛。唉！这些话说到极点了！秦朝兼并六国以后，所害怕的是匈奴，于是驱逐、击退他们，却不知道平民百姓也会成为自己的仇敌；所忧虑的是豪杰，于是诛杀、迁徙他们，却不知道豪杰也存在于田野之中。不仅如此，古代士人传达意见，庶人可以诽谤，百工可以进谏，遒人沿路巡视来采集诗歌，没有谁敢隐瞒平民所提出的劝诫。平民怨恨你、斥骂你，你就应当自己敬慎修德。这就是圣王能够长久统治的原因。秦朝用斧钺堵住天下人的嘴，百姓深深怨恨、积累愤怒，不在口头上发泄，而郁积在心中，所以一旦禁令被突破，就再也无法抵挡。《春秋》记载“梁国灭亡”，是说梁君心智昏乱，耳目闭塞，实际上是自己招致灭亡。秦朝也是自己灭亡的。赤帝之子。有人说：《通鉴》删去了怪异神灵的事情，刘邦在泽中斩蛇、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杀死，难道不是怪异之事吗？《通鉴》为什么还要记载它？《纲目》也保留下来而没有删去，为什么呢？回答说：汉高帝凭借仁义取得天下，并不是凭借奇异怪诞之事。如果真是靠奇异怪诞，那么陈胜使渔民捕到的鱼腹中藏书、狐狸夜间鸣叫等事，为什么最后仍然导致失败灭亡呢？柳宗元说：祥瑞不在于吉祥征兆，而在于仁德；这一点我赞同。有人说：班固说斩蛇显示符命，旗帜崇尚赤色，与火德相合，那么确实有符命了。回答说：五德相生的运数始于邹衍，古代此前从未听说过。秦始皇采用他的说法，以水德自居而崇尚黑色；既然说自己是白帝之子，却不采用秦始皇崇尚黑色的说法，反而采用秦献公得到天降金雨的故事，这不是近于附会吗？汉文帝十三年，公孙臣说汉朝应当属于土德；第二年出现黄龙，于是采用土德，议论改变服色。汉武帝太初元年，崇尚黄色，数字采用五的法则，汉朝于是采用土德。如果果真有赤帝之子的符命，那么文帝、武帝时期群臣为什么不拿它来说呢？文饰胜过质朴就会流于史官的修饰，这件事显然就是如此。光武帝才采用火德；当时尊奉图谶，崇尚“赤伏符”，于是才改说汉朝承受火德，西都时期原本没有这种说法。大概是司马光、朱熹失于删削罢了。

译有人说：周朝获得火德，有赤乌出现作为符命，果真如此吗？回答说：这是今文《泰誓》中的伪书说法；古文《尚书》尚未出现，所以董仲舒才叙述它。赤帝的事情，难道和周朝的赤乌一样吗？异端纷纷兴起，即使像董仲舒这样醇正的儒者，也还会被受命符瑞迷惑，班固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汉朝四百年的国运，以及入关后约法三章，都是仁义之举，为什么要谈论怪异之事呢？邵公济说，高帝戴着一顶竹皮冠从田野间起兵，不接受秦朝的俸禄，最终能够除去秦朝的暴政；他取得天下，没有一件事不合乎义，即使汤、武也会感到惭愧。史书只说斩蛇显示符命，是错误的。周市迎接魏公子宁陵君咎，拥立他为王。有人问：周市有张子房那样的忠心吗？回答说：君臣之间的义，是上天的常道和百姓的常理。夏朝的臣子靡拥立少康，召穆公以子代替宣王，都可以说是忠诚的极盛表现。太史公说三晋有很多善于权变的人，但有节操义气的人难道少吗？六国的君主向秦始皇拱手屈服，还自夸功劳说：“我们消灭了强暴的秦国。”然而他们的臣子看待秦国，正是所谓恨不得吃其肝、踏着其血的仇敌。大泽乡一声号召，六国又重新建立起来。魏国的周市拥立宁陵君咎，韩国的张良拥立横阳君成，他们的忠心相似。不过，事情有难易之别。横阳君成的拥立，张良只要劝说项梁，项梁就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功劳容易建立。周市平定魏地，诸侯想拥立他，周市说：“一定要先拥立魏王的后代才行。”诸侯坚持请求，他最终还是推辞不受，他的志向如此坚定。他到陈地迎接宁陵君，往返五次之后陈王才把人送出；空缺王位四个月，才拥立他为王，他所付出的艰难力量如此之大。周市说：“天下昏乱之时，忠臣才会显现，这不正像寒冬中的松柏、疾风中的劲草吗？”章邯攻破魏国，周市为魏国而死，这是臣子死于义。魏王咎为了百姓约定投降，既保全了百姓，自己又焚火而死，这是君主死于仁。多么伟大啊！后来晋朝的阎鼎拥奉秦王司马业，梁朝的王琳拥奉永嘉王萧庄，难道都是听闻周市的遗风而奋起的吗？忠臣义士不幸未能成功，这是天意。他们的内心对着上天也毫无愧色，君子难道能用成败来判断是非吗？张子房的忠心，像日月一样昭明显著；像周市这样的人，却很少见。所以我特意发掘出这千年以来幽微不显的光辉。《通鉴答问》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答问》卷三。宋代王应麟撰写。汉高帝。樊哙进谏，急忙返回霸上，不要留在宫中。有人问：樊哙的这次进谏，是关系兴亡的重大关键。沛公为什么要等到张良进言以后才听从呢？回答说：樊哙不是谋臣，所以沛公轻视他而没有听从。张良的进言，几乎使沛公避免了失去天下。商汤开始征伐葛国时，四海之内的人都说：他不是为了使天下富足，而是为了替一个普通男子和女子报仇。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下雨。吴国攻入郢都而住进楚国宫室，斗辛听说后说：这样怎么能安定楚国呢？能够和百姓有同样的愿望就会兴盛，任从自己的欲望就会失败。沛公刚进入关中，看见宫室、帷帐、珍宝和妇女，立即产生了留下居住的想法，这就是所谓怀恋安逸，实际上会败坏名声。还没有来得及收取秦地百姓的心，却先产生了使天下财富归己的念头；这种心思一旦放纵，和吴国住进楚宫有什么不同呢？不只是项羽会进攻他，诸侯中还有谁不会仰望关中而争夺呢？纷华盛丽使人享乐而忘忧，志意骄满、意气懈怠，心神沉醉、智慧昏乱，难道还能作战并守住所得吗？孟子说：这会使天下的军队因之而动。沛公听取劝谏像水流一样迅速，退军驻扎在霸上，订立约法三章，废除苛法，解除烦扰；秦地百姓献上酒食表示慰劳，他却辞谢不接受。就像及时雨降下，百姓大为喜悦；人心归附，天命也就聚集了。财物没有取用，妇女没有临幸。范增知道他的志向不在小处，因为能安定天下，关键在于志向。被安逸享乐豢养，志向就会自满；沉溺于财货女色，志向就会荒废。志向自满或荒废，是因为志向本来就小。志向远大，就会把天下看作公有，而不只顾自身；谋划百世，而不只谋划一时。范增善于窥察敌情【缺字】。樊哙是武夫，却看见沛公的过失便进谏，言辞严厉、道理正直，凛然有诤臣的风范；他竟然和张子房不约而同，见识和谋虑真是深远。项羽有一个范增，项羽焚烧秦朝宫室，收取珍宝和妇女，范增却默然无言，没有一句劝谏；他连武夫樊哙都比不上，更何况能与张子房抗衡呢？汉朝有大志，所以兴盛；楚国没有这样的人，所以灭亡，事情到这里已经决定了。虽然如此，人心是危险难测的，实在可怕。高帝能够在咸阳接受劝谏，却不能不在彭城放纵欲望、置酒宴饮，防守高垒而不作准备，未料到军队大败，自己也险些丧命，勉强逃脱。唉！不游荡于安逸，不沉溺于享乐，不被耳目欲望役使，各项制度都端正，这就是帝王端正内心的学问。可惜汉朝群臣没有能够匡正君心的人。三老董公说：“明确说明他是贼臣和仇敌，才可以使人服从。” 有人问胡文定公说：“汉朝刚兴起时，张子房替韩国灭秦，以彰明《春秋》复仇的义理。三老董公请求汉王为义帝发丧，以揭露项羽弑君的罪恶。下至汉武帝时期，当时的君主信任并重视这部书，士大夫诵读讲说，用它来裁决狱讼。虽然各种条目还没有全部展开，但大纲已经能够端正。那么，汉王穿着丧服出兵，借义而行动，是否符合《春秋》的义理呢？”回答说：“最大的关系是天地，其次是君臣。《春秋》记载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是表明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原则，也是先治理其党羽的办法。记载卫国人在濮地杀州吁，是为了讨伐贼臣；又记载许国众人因杀贼不成而获罪，以此责备邻国。所以《春秋》写成以后，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举一件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陈恒弑杀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请求讨伐陈恒。弑君叛逆，是人伦中的最大变故，人人都可以前去声讨。邻国不讨伐，就是放纵贼臣。鲁国君臣如果能够听从孔子的意见，来端正天地间的常道，周道就可以重新兴盛了，但没有人听从。”魏安陵君说：“我的先君陈侯守卫这片土地，是为了接受大国府库的法令。”其中上篇说：“臣子弑杀君主，有固定的法则，不能赦免。”战国时期，《春秋》的法义还没有消亡；上天所确立的秩序有常典，难道会因世道变化而改变吗？项羽弑杀义帝，背负了天地都不能容忍的罪恶。群雄如鹿奔走于中原，彼此争逐，却没有人声讨他的罪行、奉行上天的讨伐。董公端正《春秋》的义理，明确项羽是贼臣，使出兵有了正当名义，于是人心受到感动，正义之师因此壮大，士气也受到鼓舞。项羽虽然暴虐强横，却畏惧司马氏所说九伐之诛；那些结党助贼的人心寒胆落，项羽想不灭亡，可能吗？董公的话不只是为了消灭项羽。王莽篡位时，绛衣大冠的汉室后人恢复高祖的事业，祭祀汉高祖，使汉朝配享天下，重新取得失去的旧有法统；曹丕篡位时，左将军诸葛亮向天下申明大义，武侯出师说：‘汉贼不两立，正如揭示的日月一样明白。’这正是端正大纲、彰明人伦的功效。《春秋》所记载的是天子的事业，百世之后等待圣人也不会迷惑，难道不可信吗？”},{ 辕生、郦生。有人说：“辕生提出从武闗出兵的计策，郦生提出夺取敖仓的策略，都是用来困住楚军、使楚军兵力分散、粮食耗尽的。张良、陈平的智慧还不及这些，为什么呢？”回答说：“天下有无穷无尽的人才，人才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只有不自以为是、而能够任用他人的人，才能汇集群才作为自己的才干，兼取众人的智慧作为自己的智慧。赵奢解阏与之围时，预先防备北山的谋略，就是出自军士许历。条侯防守荥阳的军队时，向右转进、奔赴蓝田的谋略，就是出自路旁的赵涉。由此可知，人才和智慧确实是无穷的；古人之所以反复听取众人的谋议，以及让平民询问樵夫，就是这个道理。当时楚汉双方的胜负尚未决定，正在荥阳、成皋之间反复争夺；谋臣多如云，勇士多如雨，却还不知道制服楚国的策略。出兵宛、叶，乘楚军不备，以分散楚军的力量，这个谋略出自辕生；夺取敖仓，断绝楚军的粮饷，使楚军因饥饿而困顿，这个谋略出自郦生。于是汉军坚守营垒不战，养精蓄锐以等待楚军疲敝；又让楚军向东奔向西驰，使其疲于奔命，这就是辕生的作为。订立鸿沟之约，迎回太公、吕后，趁楚军粮食耗尽，终于取得垓下之战的胜利，这就是郦生的作为。辕生、郦生进献谋略并不难，难的是汉高帝能够听从。” 楚军陷入困境而汉朝的事业得以成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天下本来就有很多奇异杰出的人才啊！然而，郦生凭轼进入齐国，使齐国归降，最终却不能免于临淄的鼎镬之祸；他擅长为国家谋划，却不善于为自己谋划，本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至于辕生，谋略得到实行后便隐退，如鸿雁高飞、鱼儿潜游，脱去官服和印绶，远则仰慕鲁仲连，近则仰慕董公，难道不也是古代的逸民吗？他远远高于郦生。贤者只用一句话就能挽救时局、拯救百姓，却不让爵禄牵累自己的心志，这种人不可与善于辩说的谋士、游说之士相提并论。我曾看过《集古录》，其中后汉袁良碑记叙他的世系说：“秦朝发生动乱时，祖先殷居住在河洛一带；高祖刘邦击破项羽，实际上采用了他的谋略；天下平定以后，他回到扶乐居住。”这样看来，辕生是陈地人，涛涂的后代，是袁良的远祖。史书失载他的姓名，碑文也有缺失，我一并记下这些，来补足《班史》的遗漏。项羽与汉王约定：划分鸿沟，以西归汉，以东归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