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九 漕议略
渠有变迁，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后臆见出而议生焉。议成而君行之谓之命，否则空言也。是故议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系焉。诗曰：“询于刍荛。”孔子曰：“多闻而识之，知之次也。”乃辑《漕议略》。《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实取转漕之利、朝会之便。故九州之径，皆言达河，以纪其入帝都之道。丘氏曰：《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 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盖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按：此秦犹为行师，至良所论，乃给国都也。孝文时，贾谊上疏。其略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乃或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按：此汉都关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议开漕渠。吕祖谦曰：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以给之，所以郑当时议开漕渠，引渭入河，盖缘是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岁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宽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绥和二年，诏求能浚川疏河者。据《汉书 沟洫志》校。贾让奏言，其略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里）［理］土地必（导）［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游］波宽绥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行）［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於）［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域）［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亘有石堤，激水使环，百余里间，河再西而东，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余）［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大］山，东薄金（提）［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析］砥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河）［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尊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之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其）［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其水门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旱则闭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水门分河流。通渠则填淤，加肥禾麦，更为（杭）［秔］稻，转漕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裨）［卑］（浅）［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译河渠有变迁，法令有得失，世代有沿袭和变革，于是个人的见解产生，议论也随之出现。议论形成后，君主采纳并施行，就叫作命令；否则只是空话。因此，议论能否通行取决于上面，政治措施的利弊也系于此。《诗经》说：“向樵夫询问。”孔子说：“多听闻并记住它，这是求知的次一等方法。”于是编纂《漕议略》。《禹贡》记载：冀州，夹在右边的碣石山入于黄河。兖州，从济水、漯水乘船而行，到达黄河。青州，从汶水乘船而行，到达济水。徐州，从淮水、泗水乘船而行，到达黄河。扬州，沿着长江和海，到达淮水、泗水。荆州，从长江、沱水、潜水、汉水乘船而行，越过洛水，到达南河。豫州，从洛水乘船而行，到达黄河。梁州，从潜水乘船而行，越过沔水，进入渭水，在黄河中横渡。雍州，从积石山乘船而行，到达龙门以西的黄河，在渭水弯曲处汇合。朱熹说：冀州三面靠着黄河，建都实际上是取其转运漕粮的便利以及朝会的方便。所以九州各处的水路，都说“到达黄河”，以记载进入帝都的道路。丘氏说：《禹贡》在各州条目下，列举“贡赋”之后，叙述各州水路通达黄河的路线。“到达黄河”，就是到达京师。不过当时的贡赋都是驾着船筏沿水路运输到黄河，这大概也是后世漕运的方法，只是没有明说这就是漕运罢了。然而把水路叙述放在“贡赋”之后，而且每州都如此，其中的意思自然可以看出。汉朝兴起，高祖时从山东运输漕粮。张良说：关中三面有险阻，易于固守，只有一面向东，可以控制诸侯。诸侯安定时，就通过黄河、渭水转运天下的粮食，向西供给京师；诸侯发生变乱时，顺流向下运输，足以输送物资。按：这里说的还是秦代行军用兵的情形，到了张良所论，才是为国都供给物资。汉孝文帝时，贾谊上疏。大意说：天子建都长安，却把淮南以东的地区作为供奉之地。运输道路长达数千里，物资很难轻易运来，于是有时越过诸侯国，直接调发均摊、征收赋税，实在没有道理。古代天子的领地方圆千里，在中央建都；运输物资、服役使者中，最远的也不超过五百里就能到达。公侯的领地方圆百里，在中央建都；运输物资、服役使者中，最远的也不超过五十里就能到达。这样，运输者不因服役而困苦，服役者不因费用而受损，所以远方百姓能够安定。到了秦朝，不能分给百姓一寸土地，却想把天下都据为己有。运输物资从海边起运而来，一钱的赋税却要花费几十钱的运输费用，物资不能轻易运到。上面得到的很少，百姓受的苦却很多。按：这里说的是汉朝建都关中，早已依靠淮南作为供奉之地，并不只是唐、宋以来才如此。汉武帝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议论开凿漕渠。吕祖谦说：汉初高后、文帝、景帝时期，京城所需用度较少，每年计算不过几十万石就够了。那时漕运的方法也还没有得到讲求。到了武帝时，官员增多，服役的人众多，关中储存的粮食达到四百万石仍然不够供给他们，所以郑当时议论开凿漕渠，引渭水入黄河，大概是因为当时用粮很多，漕运之法不得不加以讲求。官员中那些与实际事务无关的，可以削减冗余官员；服役者中那些对事情没有益处的，可以减少冗余兵卒。这样，吃粮的人少了；吃粮的人少，就可以减少每年漕运的数量。漕运数量逐日减少，国家用度就逐日宽裕，百姓力量也逐日宽松。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绥和二年，下诏征求能够疏浚河川、疏通河道的人。此据《汉书·沟洫志》校订。贾让上奏说，大意是：治理黄河有上策、中策、下策。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整理土地，必定顺应河川湖泽的分流，估量水势所不能到达之处；大河不设堤防，小水可以流入陂塘障碍，低洼地作为污泽，使秋季洪水多有停蓄之处，左右水波宽缓而不受逼迫。土地有河川，就像人有嘴一样。治理土地却堵塞河川，就像制止小儿哭泣而堵住他的嘴，难道不能立即停止吗？但他的死亡也就立刻可以等待了。所以说：善于治理河川的人，应当决开河道使水顺路流行；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应当疏通渠道使他们能够发言。大概堤防的兴起始于战国，各国堵塞防护河流，各自谋求自己的利益。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边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势低洼，于是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黄河水向东冲到齐国堤岸，就向西泛滥到赵、魏。赵、魏也修筑堤防，距离黄河二十五里。虽然不在河道正中，水还可以有游荡的地方，水来时泛滥，水退时离去，便淤积成肥沃土地，百姓耕种它，有时长久也没有灾害。后来逐渐修建宫室住宅，便形成聚落。大水来时漂没房屋，就再筑堤防自救；逐渐侵入城郭之外，排去水泽而居住其中，遭受淹溺也是自取其祸。如今堤防距离水道近的只有几百步，远的有几里；在原有大堤以内，又有好几重百姓居住其间，这些都是前代逐步排水形成的。黄河从河内郡黎阳到魏郡昭阳，东西横亘着石堤，逼激水流使它回环；一百多里之间，黄河两次由西转东，逼仄阻塞成这样，无法安稳停蓄。现在实行上策：迁徙冀州处在水流冲击地带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让黄河向北流入大海；河水向西逼近太山，向东逼近大堤，水势不能流得太远，泛滥一个月左右自然会平定。反对的人将说：如果这样做，城郭、田地、房屋、坟墓毁坏的要以万计，百姓会怨恨。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在道路上的就毁掉，所以凿开龙门，开辟伊阙，劈开砥柱山，破除碣石，毁坏、截断天地原有的形势；这些都是人力所造成的，哪里值得一提？如今黄河沿岸十郡，每年治理堤防的费用将近万万，等到黄河大决口，残害损失更是无数。如果拿出几年治理黄河的费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使他们置业，就可以尊奉古代圣人的法则，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灵和人民各居其所而互不干扰。况且大汉正控制万里疆土，难道还要同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一工程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祸患，所以称为上策。至于在冀州境内多开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削弱洪水的怒势，虽然不是圣人的法则，却也是挽救失败局面的办法。可以从淇水入黄河的河口以东修筑石堤，多设置水门，水门只用土木建造；如今改筑石堤，形势必然完固安稳。冀州各渠的渠首都应依靠这些水门：干旱时关闭东方的下水门，引水灌溉冀州；发水时打开西方的高水门，分泄河流。漕渠畅通后就会淤积泥沙，使禾麦更加肥美，还可以改种粳稻，转运漕船也便利，这是三项利益。百姓田地得到治理，河堤也建成，这确实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撑数百年的办法，所以称为中策。至于修缮完固旧堤，增高低矮的堤身，培厚单薄的堤岸，劳费没有止境，却屡次遭受水害，这是最下策。
永初七年，安帝调滨水县谷输敖仓。虞诩为武都太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车具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卒行川谷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水，开漕搬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十余万。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颍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渠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益开河渠及通漕河之道，可以大积军粮。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晋谢玄为前锋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都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石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丽。季龙将讨慕容皝，具船万艘，自河入海，运谷豆千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豸虎、熊、伊、洛、郑、怀、邵、卫、外、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郭韦瓒于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伐。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浅深，漕者苦之。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七年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运。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裴耀卿“漕议”，据《旧唐书 食货志》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唯出于租，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工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停（当）［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后，始渡（河）［淮］入汴。河干浅，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停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等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及）［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原）［廪］转加。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价踊贵，奏曰：“宜省庶司扈从，令诸州及三辅先有所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徙东都，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人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少得安居。今宁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少有饥乏，降诏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且犹不及。陛下幸东都，以就储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皆为下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陕运，支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即无忧水旱。今日天下输丁若有四百万人，每丁出钱百文充陕洛，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若能开充漕计，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发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当）［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于船回。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在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则于河岸傍山车回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船）［搬］下贮纳。
译永初七年，安帝调发滨水县的粮食运往敖仓。虞诩任武都太守时，在此以前运输道路艰险，船车不能通行，只能用驴车装载，租车运送五车才抵得上一车的费用。虞诩于是亲自带领官吏、士卒沿着山川谷地行走几十里，其中一路烧凿石头、疏导水流，开通漕运搬运道路，并用原来应付给人力运输的费用雇用借用劳工，于是水运畅通便利，每年节省四十余万。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派邓艾巡视陈郡、颍川以东直到寿春的地区。邓艾认为农田水渠水量太少，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利益，若进一步开凿河渠并打通漕河的道路，就可以大量积储军粮。司马宣王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拓宽漕渠。东南有事时，便征集大批人力，乘船顺流而下，到达长江、淮河；粮食物资有储备，又没有水灾之害，这是邓艾所营建的功业。晋朝谢玄任前锋都督时，平定兖州后，担心水道险峻浅涩、粮食运输艰难，采用都护闻人奭的谋略，拦筑吕梁水，设置栅栏，修建七道埭作为分水设施，拦蓄两岸水流，以便利漕运，从此公私运输都得到便利。石季龙谋划攻伐昌黎，派渡辽将军曹伏率领青州军队，渡海到蹋顿城驻守，因那里没有水而返回，于是驻扎在海岛上。运送谷物三百万斛供给他们，又用三百艘船运送谷物三十万斛到高丽。石季龙将要讨伐慕容皝时，准备船只一万艘，从黄河进入大海，运送谷物、豆类千百万斛到安乐城，以备征讨军队的调发。隋文帝开皇三年，因为京师仓廪仍然空虚，朝廷议论水旱灾害的储备，下诏在蒲、陕、豸虎、熊、伊、洛、郑、怀、邵、卫、外、许、汝等沿水十三州，设置招募的运米丁。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在陕州设置常平仓，在华州设置广通仓，使各仓相互转运接济，漕运关东以及汾、晋地区的粮食，以供给京师。又派仓部侍郎郭韦瓒到蒲州、陕州以东招募人员，凡能从洛阳运输四十石粮食，经过砥柱的险要水道到达常平仓的，免除其征发服役。后来因为渭水沙多，水流有深有浅，漕运者以此为苦。开皇四年，下诏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开凿渠道，引渭水从大兴城东到潼关，长三百余里，命名为“广通渠”，转运畅通便利，关内地区依靠它获益。开皇七年四月，在扬州开凿山阳渎，以沟通漕运。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奏《漕议》，据《旧唐书·食货志》校订。奏说：“江南户口逐渐增多，仓库的物资全靠租税供给，再没有其他征收和防备。由于水陆路程遥远，转运十分艰苦，劳动力虽然耗费很多，仓储却没有增加。我私下看到各州所送的租税、庸调等物，本州在正月、二月上路，到了扬州进入斗门，就遇到水浅，已经受到阻碍，必须停留一个月以上。到了三月、四月以后，才渡过淮水进入汴河。河道干涸水浅，又停留到六、七月，刚到河口，就遇上黄河涨水，不能进入黄河。又停留一两个月，等河水变小，才得以上行进入洛水。停滞的日子多，能够航行的日子少，粮食既然都不够，亏欠折耗便由此产生。江南百姓又不熟悉河运，只得全部转而雇用河师、水手，更增加了损耗费用。我看到国家的旧法和历代的成规，应选择便利可行的办法，使之长久实行。黄河河口原来设置武牢仓，江南船只不进入黄河，就在仓中停泊储存。巩县设置洛口仓，漕船从黄河不能进入洛水，就在仓中安置。” 至于河阳等仓，也都按等级采取便利办法，惯例全是如此。水路畅通，就就近转运；水路不通，就暂且收纳在仓中。不让远道船只滞留，不担心亏欠损耗，比起在荒年长途运输，便利多达十倍。现在如果暂且设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只到了河口，就让它们返回本州，还可以取得这些船只来充作运输工具；并把节省下来的脚钱，转运江淮粮食以及改造义仓的物资。每年剩下的一二百万石粮食，那么过几年以后，仓廪就会不断增加。江淮的义仓大多处在低湿之地，不能长久储藏，如果没有船只转运，过两三年粮食就会变色，只能用于借贷，费用散失，公私都没有益处。”裴耀卿任京兆尹时，京城遭遇雨灾，谷价飞涨，他上奏说：“应当减少各部门的扈从人员，命令各州以及三辅预先储存粮食；暂且按照现有储粮，派遣重臣分道赈济，计算起来可以支撑一两年。迁往东都，扩大漕运，以充实关辅。等到储备稍微充实，车驾返回西京，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人们认为国家帝业的根本在京师，万国朝拜归附，这里是百代不变的地方。只是秦中土地狭小，收获粮食不多，一旦遇到水灾、旱灾，就会匮乏。过去贞观、永徽年间，俸禄和仓廪用粮数量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已足够，因此车驾能够较少迁移而安居。” 如今太平安宁的日子已经很久，国家用度逐渐扩大，每年陕州、洛州的漕运数量是从前的几倍。稍有饥荒匮乏，朝廷就下诏表示哀怜，亲自筹划支给和救济危急，尚且还来不及。陛下巡幸东都，是为了利用那里积存的粮食，作为国家的大计，不怕辛劳，都是替百姓行事，哪里是故意来回奔波呢？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大陕州的漕运，把粮食输送到京城仓库，使仓廪经常储有三二年的粮食，就不用担心水旱。如今假定天下输送丁役的人有四百万人，每丁出钱一百文充作陕、洛运输费用，五十文充作营窖等费用，储存在司农寺以及河南府、陕州，用来充实这些费用；租米则根据路程远近，由各地自行出脚钱运送缴纳。如果能够开辟并充实漕运计划，把陆路运输改为水路，那么所节省的费用会有余，动辄可盈余万计。况且江南租船停泊在各处，要等水势适宜才敢开行；吴地人不便于河运，因此到处停留。日子一久，便产生隐匿和盗窃。我请求在河口设置一座仓，收纳江东的租米，便于船只返回。从河口分别运入黄河、洛水，官府自行雇船；运输到三门以东时，再设置一座仓。既然属于水路险要之处，就在河岸靠山一侧用车陆运十几里，到三门以西再设置一座仓。每次运到仓中，就把船上的粮食搬下储存。”
水通（既）［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溯河入渭，更无停留，可省巨万。（巨常）［臣尝］任济、宣、冀等（二）［三］州刺史，询访故事，隋亦在京师沿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若以此行，用利便实深。”帝入统，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照）［炅］，自江淮至京以来险古（“古”疑为“固”）仓节级贮纳，仍以耀卿为转运使。始置河阴县、河清县，置柏（岸）［崖］仓，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自江淮西北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候水调浮漕送含（喜）［嘉］仓，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所谓北运也。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四］十万贯。耀卿罢相后，缘北运险涩，颇有欺隐，议者又言其不便，停费。代宗广德二载，刘晏领漕事。丘氏曰：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上运人有行粮之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免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盖费一石有余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远也。惟所谓囊米之说，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费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所运之半，而岁岁有所损溺，官军（陪）［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已时，所以然者，正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颗粒无余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沈溺，捞而出之，不致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护以竹簟、苇席，以蔽雨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夫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篾，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所失亦为省矣。德宗贞元四年，李泌奏言。其略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若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则失江淮矣。请徙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上从之。今徐州设兵备亦类此。八年，中书侍郎陆贽奏请减京水运储蓄军粮事宜状。据陆贽《翰苑集》卷十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校。其略曰：盖寡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何必转输，徒耗财赋”。臣以两家之论，互有短长，各申偏执之怀，俱昧变通之术，其于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财，而人命在食，封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余，则弛于积财而务宝仓廪；食有余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于货泉。若国家治安，钱谷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后恒操羡财，益广漕运，虽有厚费，适资贫人，三者不失其时之所宜，则轻重中权而国用有利矣。开元、天宝之际，承平日久，财力阜殷，禄食所颁，给用亦广，所以不计靡耗，励赡军储，至使流俗过言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然且散有余而备所乏，虽费何害焉？斯所谓操羡（余）［财］以广漕运者也。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运，务省脚钱，至使郊畿之间烟火殆绝，都市之内馁殍相望，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近岁关辅之地年谷屡登，数减百姓税钱，许其折纳粟米。公储委积足给数年，田农之家犹困谷贱。今夏江淮水潦，漂损田苗，（凡与）［比于］常时米贵加倍，甿庶匮乏，流庸颇多。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稼［穑］，［江淮以］谷贵民困，宜减价籴米以救灾。今宜籴之处则无钱，宜粜之处则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至东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总当钱三百五十文。
译水路畅通就立即运输，水势变小就暂时停止。逐渐运到太原仓，再逆流沿黄河进入渭水，便不再停留，可以节省巨额费用。我曾任济州、宣州、冀州等三州刺史，询问访察旧事，隋代在京师沿河也都设置旧仓，所以国家用度常常充足。如果按照这个办法实行，便利和实际收益确实很大。”皇帝即位统治后，不久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下令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炅，从江淮到京城沿途险要和坚固之处，分级设置仓库储存收纳，并仍任命裴耀卿为转运使。开始设置河阴县、河清县，设置柏崖仓；在三门北山十八里处改走陆路，以避开水流湍急险恶的地方。从江淮向西北逆鸿沟而上，全部在河阴仓收纳；从河阴等待水势，调集浮运漕船送到含嘉仓；又选取熟悉河水的人接力运送，收纳到太原仓，这就是所谓的北运。从太原仓改走水路沿渭水运输，以充实关中。总计三年运输七□百万石，节省脚钱四十万贯。裴耀卿罢相以后，因为北运道路险阻滞涩，又有不少欺瞒隐匿，议论者再次说这种办法不便，于是停止并废弃，费用也不再支出。唐代宗广德二年，刘晏掌管漕运事务。丘氏说：自古以来称得上善于理财的人，首先是刘晏。然而刘晏每年运输的数量只不过一百一十万石罢了。当时运输民夫都是官府雇用的，所用的佣钱全靠盐利支付，并不像今天役夫和军队还要支给粮食，且多加兑粮作为费用。如今每石米要加兑五六斗，也就是说，百姓名义上缴纳一石租米，实际要交出一石五六斗；田地名义上按三升起科，却要再加一升半。而且军队驻在卫所，已经支取每月粮饷；上运的人又有行粮供给。一名役夫每年不过运输三十石，把所有免除的加兑以及所支给的粮饷合起来计算，数目反而超过运输的粮食。大概是花费一石多粮，才得到一石运到的粮食，还没有计算舟船的费用。再说，刘晏所制造的歇艎支江船有二千艘，每船装一千斛；十艘船编为一纲，每纲三百人，其中篙工五十人，也就是三百五十人，驾驶十艘船运输一万石米。与今天十人驾驶一艘船、一船装三百石米相比，三十艘船共运九千石米，人数少五十人，米却少一千石，二者并没有相差太远。只是所谓囊米的办法，今天还没有实行。纲米之所以损耗，运卒之所以困苦死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史书说刘晏转运粮食一百一十万石，没有损失一斗一升，但当时没有听说有加兑。他所使用的是大江大河，而且还在各处转运，不只是像今天那样在狭窄浅涩的漕渠中长途运输，怎么能够没有沉溺损失呢？何况今天加兑的粮食超过运输量的一半，年年又有沉溺损失，官军只好赔偿，借债、出卖产业，没有停止的时候。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剥浅船的费用很大，按次挨运的日子很多，一旦不幸沉船，便一粒粮食也剩不下。现在的办法，应当像刘晏的办法一样，所运输的米全都装入袋中；遇到河道浅涩，就暂时搬到岸上，过了浅滩再搬回船中。或者分装到小船上通过浅滩，也要扎好封严，不使粮食散失。不幸沉船时，还可以打捞出来，不至于全部损失；即使有浸湿腐烂的，也还可以改作其他用途。有人如果说袋装米恐怕船浅不能装载，那么既然船舱已经装满，就应在艎船中加高船板，上面用竹簟、苇席遮护，防止雨水。以后船只毁坏重造时，再酌量把船造大一些即可。这样米都用袋子装，费用岂不是会增加吗？袋子用布制成，可以使用好几年；山区可以用竹篾，靠近江边的地方可以用蒲草和芦苇，所增加的费用以及损失反而可以节省。唐德宗贞元四年，李泌上奏说。奏文大意说：江淮漕运从淮水进入汴河，以甬桥为咽喉要地，地属徐州，又邻近李纳的势力范围。如果李纳一旦重新产生异心，私自占据徐州，那么江淮就会失守。请把张建封调来镇守徐州，并把濠州、泗州划归他管辖，这样淄州、青州就会惶恐收敛，运输道路常常畅通，江淮也就安定了。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如今徐州设置军队防备，也大体就是这个道理。贞元八年，中书侍郎陆贽上奏请求减少京城以东水运、收取脚价以及储备军粮等事宜的奏状。据陆贽《翰苑集》卷十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校订。奏文大意说：见闻少而不通达时宜的人会说：“国家的大事不应计算费用损耗，所以前代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即使知道劳苦烦扰，也不能废止。”习惯于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的人会说：“每到秋收时节，只要命令京畿以内实行和籴，既容易办成，又足以鼓励农业，何必转运，白白耗费财赋？”臣认为这两家的说法各有长短，不过是各自申述偏执的想法，都不懂得通权达变的方法；其中的是非，可以大略说明。聚集百姓要靠财物，而人的性命依赖粮食；规划国家用度，必须权衡轻重。粮食不足而财物有余，就应放松积聚财物，致力于充实仓廪；粮食有余而财物不足，就应放缓积储粮食，节省钱财。如果国家安定，钱粮都富足，百姓繁衍，劳役无须施用，然后常常掌握有余的财力，进一步扩大漕运；即使费用很大，也正好能救济贫民。三者都不失其时宜，轻重权衡适当，国家用度就会有利。开元、天宝年间，太平日久，财力丰厚，所颁发的俸禄粮食以及各项供给都很充足，所以不计较耗费，努力充实军粮储备，以至于流俗中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过分说法。” 然而，散用有余来防备不足，即使费用大又有什么妨害呢？这就是所谓掌握有余财力来扩大漕运。贞元初年，大盗刚刚平定，太仓没有能够支撑两个月的储粮，关辅又遭遇连年旱灾，而有关官员上奏停止水运，专门节省脚钱，以至于京城郊区几乎断绝炊烟，都市之中饥民和饿死者相望，这就是所谓只看眼前利益而不防备长远祸患。近几年关辅地区年年丰收，朝廷多次减免百姓税钱，允许他们折纳粟米。国家储粮堆积充足，可以供给数年，但种田人家仍因谷价低廉而困苦。今年夏天江淮发生水灾，田苗被冲毁，米价比平时上涨一倍，百姓贫困，流徙雇佣者很多。关辅因谷价低廉而损害农民，应当提高籴价买入谷物，以鼓励耕种；江淮因谷价昂贵、百姓困苦，应当降低籴价买入米粮，以救济灾民。如今应当买粮的地方却没有钱，应当卖粮的地方却没有米；又要把那里的短缺运来，增加这里的余粮，这就是所谓见闻习熟却不通达时宜。如今淮南各州，每斗米约值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到东渭桥，每斗米的船脚又约需钱二百文，计算运输一斗米，总共约需钱三百五十文。
其米既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今据有司月估，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从江南、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阴，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七十万石送至陕州，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唯余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闻）［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来）［年］虫、旱，关辅荐饥，当崔造作相之初，征元琇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运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北至中途，力殚岁尽，所以节级停减，分贮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遂复留纳填数。轮（换）［环］贮运，颇亦协宜，不必每岁加搬，以增不（及）［急］之费。所司但遵旧例，曾不详究源（山）［由］。（运米）［迩来］七年，积数滋广。臣近勘河阴、太原等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石，河阴一县所贮尤多，仓廪充盈，随便露积，旧者未尽，新者转加，岁月（浙）［渐］深，耗损增甚。纵绝江淮输转，且运此米入关，七八年间计犹未尽。况江淮转输，搬次不停，但恐过多，不虑有阙。今岁关中之地，百谷丰成，京尹及诸县令频以此事为言，忧在京米粟太贱，请广和籴，以救农人。臣今计料所籴多少，皆云可至百余万。又，（定）［今］量定所籴估价，通计之诸县贵贱，并雇船车至太仓，谷价约四十有余，米价约七十以下，此则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十）［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十）［斗］，比较即时利害，运务且合悉停。臣窃虑运务若停，则舟船无用。舟船无用，则坏烂莫修。倘遇凶灾，复须转漕，临时鸠集，理必淹迟。夫立法裁规，久必生弊，经略之念，始虑贵周，不以积习害机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费）［贵］功于当代，不流患于他时，虑远防微，是其均济。臣今所献，庶近于斯。减所运之数以实边储，存转运之务以备时要，其于详审，必免贻忧。旧例从江淮诸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至河阴，来年请停八十万石，运三十万石。旧例从河阴运米七十万至太原仓，来年请停五十万石，运二十万石。旧例从太原仓运米四十万石至东渭桥，来年请停二十万石，运二十万石。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石，请委转运使于漕（文集作“遭”）水州县，每斗八十价出粜，计以糙米与细米分数相接之外，每斗犹减时价五十文以救贫乏，计钱六十四万贯。如节级所减运脚，计得六十九万贯，都合得钱一百三十三万贯。数内请支二十万贯付京兆府，令于京城内及东渭桥开场，和籴米二十万石，每斗与钱一百文，计加时估价三十以上用利农人。其米便于东渭桥及太原仓收贮，充填每年转漕四十万石之数并足，余尚有钱一百一十三万贯文以供边镇和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问诸军州米粟时价，兼与当管长吏商量。（今）［令］计见垦之田，约定所籴之数，得凤翔、泾陇、邠宁、庆鄜、坊丹、延夏、绥银、灵盐、振武等道，良原、长武、平凉等城报，除度支旋籴供军之外，别拟储备者，计可籴得粟一百三十五万石。其临边州县各于当处时价之外更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计一百三十五万石，当钱一百二万六千贯文，犹合剩钱十万四千贯，留充来年和籴。所于江淮籴米及减运米脚钱，（诸）［请］并委转运使便折市绫绢絁绵四色，即作搬送赴上都。边地早寒，敛藏向毕，若待此钱送到，即恐收籴过时。请且贷户部别库物充用，本色续到，便令折填其所贷户部别库物，亦取绫绢絁绵四（时）［色］，并依平估价，务利农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车均融搬送，请各委当道节度及当城兵马使与监军中使并度支和籴巡院官，同受领使计会和籴，各量人户垦田多少，先（什）［付］价值立限纳粟，不愿粜者亦勿强征。其有纳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应所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检核，分于当管城堡之内，拣择高燥牢固仓窖等收纳封闭。仍以贮备军粮为名，非缘城守绝粮及承别敕处分，并不得辄有支用。待收籴毕，具所籴数并收贮处所闻奏，并报中书门下。总计贮备粟一百三十五万石，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用。来秋若遇顺成，又可更致百余万石。边蓄既富，边备自修，以讨则有赍，以守则可久，以加兵则不忧所至乏食，以敛籴则不为贪将所邀。饫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谋，蹙国跳军者，无所辞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边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于此。倾公藏而发私（倩）［积］，犹当悉力以务之。况今不扰一人，无废百事，但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百万赢粮，坐食边鄙，又有劝农赈乏之利存乎其间，此盖天锡陛下攘戎狄而安国家之时，不可失也。
译这种米既粗糙又陈旧，尤其被京城人所轻视。现在根据有关部门每月评定的价格，每斗只能卖得三十七文钱罢了，损耗九成而只保存一成，使那里的人挨饿，又损害这里的农民，这样处理事务，可以说是大错特错。近来每年从江南、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总共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到河阴，其中减去四十万石留存在河阴仓；七十万石送到陕州，又减去三十万石留存在太原仓；只剩四十万石送到渭桥交纳。臣详细询问河阴、太原等仓留存粮食的用意，大概是因为往年虫灾、旱灾接连发生，关辅屡次饥荒；崔造开始任宰相时，追究元琇停止运输的过失，于是请求每年转运米一百万石来供给京师。向北运输到中途，力量耗尽，年终已到，所以分级停运、减少数量，分别储存在各仓。每到春水刚刚通航，江淮运来的粮食还未到，就取用这些仓中的米投入运输，免得船只停滞。江淮的新米到了仓中，便又留存入仓以补足数额。这样轮流储存、轮流运输，也很合宜，不必每年都增加搬运，以增添并不急迫的费用。主管部门只是遵守旧例，竟不详细考察事情的由来。近来七年间，运米积存的数量越来越多。臣近来查勘河阴、太原等仓，看到米还剩三百二十多万石；河阴一县储存的尤其多，仓廪充盈，只好随处露天堆积。旧米还没有用完，新米又不断增加，时间逐渐长久，损耗更加严重。即使完全停止江淮的输转，暂且把这些米运入关中，计算七八年也还用不完。何况江淮的转运和搬运从未停止，只怕太多，不担心短缺。今年关中地区百谷丰收，京尹以及各县令频繁把这件事上奏，担心京城米粟价格太低，请求扩大和籴，以救济农民。臣现在计算能够籴买多少，大家都说可以达到一百多万石。又按照现在确定的籴价计算，把各县米价的高低以及雇用船车运到太仓的费用全都算上，谷价约四十多文，米价约七十文以下；这样一年的和籴数量，足以抵得上转运两年。一斗转运的费用，足以和籴五斗。比较眼前的利害，漕运事务暂且应当全部停止。臣私下担心，如果漕运停止，舟船就没有用途；舟船没有用途，就会损坏腐烂而无人修理。倘若遇到灾荒，重新需要转漕，临时聚集船只，按道理必然迟缓。制定法令、裁定规章，时间久了必然产生弊端。筹划经营事务，起初就应当考虑周全：不能因积久的习惯损害当时的适宜，不能因眼前利益毁坏长久制度，不能吝惜功业于当代而把祸患流留给后世；考虑长远、防范细微，这才是使各方都得到救济。臣今天所提出的办法，大概接近这一原则。减少运输数量来充实边境储备，保存转运事务来应付时势需要；经过详细审察，必定可以避免留下忧患。旧例是从江淮各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到河阴，明年请求停止八十万石，只运输三十万石。旧例是从河阴运米七十万石到太原仓，明年请求停止五十万石，只运输二十万石。旧例是从太原仓运米四十万石到东渭桥，明年请求停止二十万石，只运输二十万石。江淮停止运输的八十万石米，请交给转运使，在漕水州县按每斗八十文的价格出售；把糙米和细米按比例搭配之后，每斗仍比当时市价低五十文，以救济贫困，计算钱数为六十四万贯。按各级减少的运输脚钱计算，可得六十九万贯，总共可得钱一百三十三万贯。其中请求拨出二十万贯交付京兆府，命令在京城内以及东渭桥设场，和籴米二十万石，每斗给钱一百文，在当时估价基础上加价三十文以上，用以便利农民。这些米在东渭桥及太原仓收纳储存，足以补足每年转漕四十万石的数额；此外还剩钱一百一十三万贯文，可以供边镇和籴使用。臣已经命令度支巡院查问各军、各州米粟的当时价格，并同主管长官商议。命令按照现今已经开垦的田地，约定籴买数量；凤翔、泾陇、邠宁、庆鄜、坊丹、延夏、绥银、灵盐、振武等道，以及良原、长武、平凉等城上报说，除度支临时籴买供给军队之外，另外计划储备的粮食，估计可以买到粟一百三十五万石。边境州县各自在当地时价之外加价十成，其次每十成加七成，再其次每十成加五成；总计一百三十五万石，需要钱一百零二万六千贯文，还能剩钱十万四千贯，留作来年和籴。江淮所籴的米以及减少运输所得的脚钱，请一并交给转运使，方便折买绫、绢、絁、绵四种物品，立即作为搬运物资送往上都。边地入冬早，收获和收藏将要结束，如果等这些钱送到，恐怕收籴会错过时机。请暂且借用户部别库的物资充用；本色物资随后送到时，就命令折充归还所借的户部别库物资，也取绫、绢、絁、绵四种，全部按照平价估值，务必使农民得到好处。仍然取度支官所储蓄的物资，配合车辆融通搬运；请分别委托本道节度使、本道城兵马使，与监军中使以及度支和籴巡院官员，共同负责领受、筹划和籴。根据各户人口和耕田多少，先支付粮价，限定期限交纳粮食；不愿出售的，也不要强行征取。凡交纳米粮的人，每斗米按六升折合一斗粟；所籴得的米粟，也委托这三类官员共同检查核实，分别在所属城堡内部，选择地势高燥、坚固的仓窖等处收纳封闭。仍以储备军粮为名，除非因为城池防守时粮食断绝，或者奉承其他诏敕处分，否则不得擅自支用。等收籴完毕，把所籴数量和收贮地点详细上报，并报告中书门下。总计储备粟一百三十五万石，这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一年的用粮。明年秋天如果遇到丰收，还可以再运来一百多万石。边境储粮既然充足，边境防备自然得到修整；出兵讨伐就有资粮，守备就能够长久；增加兵力也不担心到达之处缺粮；收籴粮食也不会被贪婪的将领阻挠。这样，饱食守卫疆土、保卫边境的人可以实现他们的谋划；使国家蹙迫、军队奔逃的人，也没有地方逃避罪责。这是建立武备的根基，是安定边境的本源；守卫土地、庇护百姓，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事情。即使倾尽公家仓藏、发出私人积蓄，也应当竭尽力量来办理这件事。何况如今不扰动一个人，不废止百件常务，只是在日常用度中收取那些枉费的资财；用百万份有余的粮食坐待边境，又兼有劝农、赈济贫乏的好处。这大概是上天赐给陛下、用来攘除戎狄而安定国家的时机，不可错过。
按：此因岁丰俭权其轻重，亦或可行之。论汴水疏凿之由。张洎《论汴水疏凿之由》，据《宋史 河渠志》校。张（泊）［洎］曰：禹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山）是也，或云黎阳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国，为害最甚，乃于（具）［贝］丘疏二渠，以分水势：一渠自舞阳县东，引入漯水，其［水］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傍西山，以东［北形高敝坏堤］，水势不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书》所谓“北过（泽）［降］水，至于大陆”，（泽）［降］水即浊漳，大陆则邢州钜鹿（荥）泽。“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贵乡县界分为九道，下至沧州合为一河。言逆河者，谓与河水往复相承受也。齐桓公塞以广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东界至（苍）［莽］梧河是也。禹（及）［又］于荥泽下分大河为阴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一渠元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凿以灌魏郡，谓之鸿沟。莨菪渠自荥阳五出池口来注之，其鸿沟即出河之沟，亦曰莨菪渠。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盖循河沟故渎也。渠成，流注浚仪，故以浚仪县为名。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叠）［垒］石为门，以遏渠口，故世谓之石门。渠东合济水，济与河、渠浑涛东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晋、楚战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从“汴”字。渠水又东经荥阳北，旃然水自县东流入汴水。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广武城，二城相去百余步，汴水自两城间小涧中东流而出，［而］济（源）［流］自兹乃绝。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谓之鸿渠。东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将通之，不果。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复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溃塞，裕更疏凿而漕运焉。隋炀帝大业三年，诏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男（子）［女］百万开汴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乃为通济渠。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淮］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而后行幸焉。自后天下利于转输。昔孝文时，贾谊言：汉以江淮为奉地，谓鱼、盐、谷、帛，多出东南。至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岁增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多自此渠漕运。唐初，改通［济渠为广］济渠。开元中，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长淮西北溯鸿沟，转相输纳于河阴、含嘉、太原等仓。凡三年，运米七百万石，实利涉于此。开元末，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以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损，遂浚广济渠下流，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于淮，逾时毕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艰险，寻乃停废，却由旧河。德宗朝，岁漕运江、淮米四十万石，以益关中。时叛将李正己、田悦皆分军守徐州，临渦口，梁崇义阻兵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改漕路，自浚仪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沟，经蔡河至陈州合颍水，是秦、汉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献）［畎］流培岸，则功用甚寡；又庐、寿之间有水道，而平冈亘其中，曰“鸡鸣山”。佑请疏其两端，皆可通舟。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则江、湖、黔、岭、蜀、汉之粟，可方舟而（至）［下］。由是白沙趋东关，经庐、寿，浮颍涉蔡，历琵琶沟入汴河，不复经溯淮之险，径于旧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议将行，而徐州顺命，淮路乃通。至国家膺图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氵奏，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十）［卜］京邑而定都。汉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国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故禄山犯关，驱市人而战；德宗蒙尘，扈驾四百余骑，兵甲［皆］在郡国。额军存而可举者，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自余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不下万人。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数）［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患）［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
译按语：这件事是根据年成丰歉来权衡轻重，或许也是可以实行的。论述汴水疏浚开凿的原由。张洎《论汴水疏凿之由》，据《宋史·河渠志》校订。张洎说：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到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砥柱，又向东到孟津，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的地方，到达大伾山，就是今天的成皋山，有人说就是黎阳山。大禹认为黄河水流泛滥中国，危害最为严重，于是在贝丘疏通两条渠道，以分散水势：一条从舞阳县以东引水进入漯水，漯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县入海，这就是今天的黄河；另一条靠近西山，向东北流，因为地势高，堤岸容易毁坏，水势不便流通泛滥，沿着右侧的碣石山流入渤海。《尚书》所说‘向北经过降水，到达大陆’，降水就是浊漳水，大陆就是邢州钜鹿的荥泽。又说‘分播成九条河流，汇合成逆河流入大海’。黄河从魏郡贵乡县境内分成九道，下游到沧州汇合成为一条河。所谓逆河，是说它同黄河水往复相承、彼此汇合。齐桓公堵塞河道来扩大田地和居处，只有一条河流保存下来；如今它的东界到达莽梧河。大禹又在荥泽下游把黄河分成阴沟，引水向东南流，以沟通淮水、泗水。到了大梁浚仪县西北，又把水道分成两条：一条原来经过阳武县、中牟台下，称为官渡水；另一条是秦始皇疏通开凿、用来灌溉魏郡的水道，称为鸿沟。莨菪渠从荥阳五出池口流来，注入这条水道；鸿沟就是从黄河分出的沟，也称莨菪渠。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谒者王吴开始修筑浚仪渠，大概是沿用黄河沟渠的旧河道。水渠修成后，水流注入浚仪，所以以浚仪县命名。灵帝建宁四年，在敖城西北用石头筑成闸门，来阻挡渠口，所以世人称它为石门。水渠向东与济水汇合，济水和黄河、渠水混合奔流向东，到达敖山北面；渠水到了这里又兼有邲水，即《春秋》所说晋、楚交战于邲的水。邲又读作‘汳’，就是‘汴’字；古人避讳‘反’字，改用‘汴’字。渠水又向东经过荥阳北面，旃然水从县城东面流入汴水。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两座广武城，两城相距一百多步；汴水从两城之间的小涧中向东流出，济水的水流从这里便断绝了。只有汴渠的源头承接旃然水，所以称为鸿渠。东晋太和年间，桓温北伐前燕，准备打通这条水道，但没有成功。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又疏浚这条水渠，开始有湍急水流奔涌而下；但河岸很容易崩塌堵塞，刘裕又重新疏通开凿，用它进行漕运。隋炀帝大业三年，下诏命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征发河南男女一百万人开凿汴水，从荥泽开始，进入淮水，长一千多里，于是形成通济渠。又征发淮南兵夫十多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淮水到扬子江三百多里，水面宽四十步，隋炀帝随后便沿此水道出行。从此以后，天下都受益于转运。过去汉孝文帝时，贾谊说：汉朝把江淮地区作为供奉之地，因为鱼、盐、谷物、丝帛大多出自东南。汉宣帝五凤年间，耿寿昌上奏说：按照旧例，每年增加关东谷物四百万斛，用来供给京师，其中也有很多是通过这条水渠漕运的。唐朝初年，把通济渠改称广济渠。开元年间，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说：江淮租船从长淮向西北逆鸿沟而上，转相运输，收纳到河阴、含嘉、太原等仓。总计三年运输米七百万石，实际受益于这条水道。开元末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认为江淮漕运经过淮水，波涛会造成沉船和损失，于是疏浚广济渠下游，从泗州虹县到楚州淮阴县以北十八里处与淮水汇合，经过一段时间才完工。不久水流迅猛湍急，行旅艰难危险，不久便停止废弃，重新改走旧河道。唐德宗时，每年漕运江州、淮州的米四十万石，以补益关中。当时叛将李正己、田悦都分兵守卫徐州，驻在涡口；梁崇义在襄州、邓州阻兵作乱，南北漕运道路全都断绝。于是水陆运使杜佑请求改道漕运：从浚仪以西十里处，疏通南岸，引水流入琵琶沟，经由蔡河到陈州与颍水汇合。这是秦、汉时期的旧河道，因为官府漕运长久不经过这里，所以淤积堵塞不通；如果疏通小沟、培筑河岸，所需工程很少。又在庐州、寿州之间有水道，但中间横亘着平冈，名叫鸡鸣山。杜佑请求疏通鸡鸣山两端，都可以通船。中间只需登陆运输四十里罢了，这样江、湖、黔、岭、蜀、汉地区的粮食，就可以连船运输而下。因此从白沙通向东关，经过庐州、寿州，浮船行经颍水、蔡水，经过琵琶沟进入汴河，不再经历逆淮水航行的险阻，比旧路线缩短二千里，工程省而利益大。朝廷正在商议准备实行时，徐州归顺听命，淮水航路于是恢复畅通。到本朝承受天命、接受帝位之时，由于大梁是四方贡赋汇集之地，是天下的枢纽，可以凭此统制四海，所以卜定京城并在此建都。汉高帝说：‘我用羽檄征召天下军队，军队还没有到达。’汉孝文帝又说：‘我刚刚即位，不想拿出虎符征召各郡国的军队。’由此可知，兵甲在外地。京城中只有南军、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用来防备天子出行和担任藩卫。唐朝承袭隋朝制度，设置十二卫府兵，都是农民。到了府兵制废止以后，才设置神武军、神策军作为禁军，不过几万人，也只是用来防备天子扈从、担任藩卫。因此安禄山侵犯关中时，只能驱赶市民作战；唐德宗蒙尘出逃时，随驾的只有四百多骑兵，兵甲都在各郡国。名册上保有、可以征发的军队，除河朔三镇以外，太原、青社各十万人，邠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州、徐州、荆州、扬州各五万人，襄州、宣州、寿州、镇海各二万人。其余占据要害地区的观察使、团练使所统军队，也不下万人。如今全国有几十万甲士、几十万匹战马，全都聚集在京师，把七个亡国的士民全部集中在天子车驾之下；与汉、唐的京城相比，百姓多十倍。京城所属地区即使不时遭遇水旱，也不至于艰难歉收，是因为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四条水渠，分流引水，水脉汇集于京城，船只首尾相接，供给公私用度，所以没有匮乏。
唯汴水横亘中国，（西）［首］承大河，漕（张）［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然则禹力疏凿以分水势，炀帝开甽以奉巡遊，虽数湮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终为国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真宗景德三年，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达淮，以吕梁之险罢之。丘氏曰：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至晋安时，刘裕伐秦，彭城内史刘遵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又东合蔡水，东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而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今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绝。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惟晋谢玄淝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盖潴水以渐用耳，非通运也。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由是观之，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经二洪下会沂河，至清口以汇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泌）［沁］州之绵山，旧自武陟县入于河，随河达海。自河南徙之后，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与泗水合，以为今运道云。论回河。苏辙《论回河》，据《苏辙集》校。苏辙曰：臣为户部右曹，兼领金、仓二部，任居天下财赋之（掌）［半］，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日夜忧惶，常虑败事。窃见左藏见缗一月出纳之数，大抵皆五十余万，略无赢余。其他金帛诸物，虽小有羡数，亦不足赖。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边鄙绎骚；河议失当，赋役横起。三者有一，（人）［大］计不支。虽使桑羊、刘晏复生，计无从出矣，而况于臣之驽下乎？今者幸赖二圣慈（生）［仁］恭俭，天地垂贶，诸道秋稼稍复成熟。虽京西、陕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为深忧。羌人困穷，旋闻款塞。唯有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争）［事］之经岁，役兵二万人，蓄聚梢桩等物三千余万。方河朔灾伤困敝之余，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劳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来岁。天启圣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转运司官吏访以得失。近闻回河大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出）［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观）［虽］权罢大役，而（丘）［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日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纵使两河并行，不免各立堤防，其为费耗，又倍今日矣。臣闻自古圣人不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更）［过］也，人皆仰之。朝廷举动，义当如此。今议河失当，知其害人，中道而复，本何所愧？虽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圣忧民之深，为之改过不吝。今乃顾惜前议，未肯旷然更张，果于遂非，难于迁善，臣实为朝廷惜之。然臣闻议者初建开河分水之策，其说有三：其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其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处）［虏］界入海，边防失备。凡其所以荧惑圣聪，沮难公议，皆以三说借口。夫河决西流，势如建瓴；引之复东，势如登屋。虽使三说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说，皆未必然。臣请得具言之。昔大河在东，御河自（环）［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灭，失此大利，谁则不知，天实使然，人力何及。若议者能复澶渊故道，则御河有可复之理。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如议者之（议）［意］，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堙灭已一二百里，亦无由复见矣。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涨溢，浸败秋田，滨河数十里为之破税，此其害也。涨水既去，淤（原）［厚］累尺，粟米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
译只有汴水横贯中原，西首承接黄河，漕运引来江湖之水，南海的利益以及天下一半的财赋、山林川泽出产的各种货物，全都由这条道路运进来。这样看来，大禹费力疏通开凿水道来分散水势，隋炀帝开凿沟渠来供自己巡游；虽然水道多次淤塞废弃，但在百代之后仍然水流相通、没有断绝，最终成为国家所用，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旨吗？宋真宗景德三年，有人建议从京东分引广济河通达淮水，但因为吕梁的险阻而停止了这个计划。丘氏说：考察汴水进入黄河的旧迹，从汉明帝时王景修治汴渠以后，黄河与汴水分流。到晋安帝时，刘裕讨伐姚秦，彭城内史刘遵率水军从石门出发，由汴水进入黄河。隋炀帝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进入汴水；又从大梁东面引汴水进入泗水，通达淮水。大概汴河过去从荥阳县东面流过，经过开封府城内，又向东与蔡水汇合，向东流到泗州进入淮水。如今蔡河淤塞消失，不知道所在；而黄河则从中牟县流入黄河。现在归德、宿州、虹县、泗州一带，汴河的旧堤还有保存下来的，但河流早已断绝。所谓进入泗水而通达淮水，如今再也没有了。这样看来，汉代以来的漕运路线，所谓汴船进入黄河，大多是由蔡河经过泗州进入淮水；而吕梁的险阻，从未有人把它作为运输道路。只有晋代谢玄在淝水战役中，筑堰拦蓄吕梁水来便利漕运，大概只是蓄水以便逐渐使用，并不是为了贯通运输。宋真宗时，赵守伦提出这个建议，又因为要经过吕梁险阻而最终停止。由此看来，把吕梁险阻作为漕运路线，是从本朝开始的：引沁水进入泗水，经过二洪向下与沂河汇合，到清口汇入淮水，再与黄河相合。沁水发源于山西沁州的绵山，过去从武陟县流入黄河，随着黄河到达大海。自从黄河改道南迁以后，沁水便另从武陟县境内向东流，经原武、祥符、归德等地，到徐州城东北与泗水汇合，作为今天的运输水道。论述回河问题。苏辙《论回河》，据《苏辙集》校订。苏辙说：臣任户部右曹，兼管金部、仓部，所掌握的事务关系到天下财赋的一半，恰逢朝廷内外财力匮乏、供给不能接续的时候，日夜忧虑恐惧，常常担心事情失败。臣私下看到左藏库现有钱币每月出纳的数额，大体都在五十多万，几乎没有盈余。其他金帛等物，虽然稍有余数，也不足以依靠。臣愚昧怯弱，常常担心天灾流行，水灾旱灾造成祸害；西部羌人反抗，边境纷扰；治理黄河的意见失当，赋税徭役横行增加。三件事中只要有一件发生，国家大计就支撑不住。即使让桑弘羊、刘晏重新活过来，也没有办法筹划，何况臣这样才能低下的人呢？如今幸亏依靠两位圣上的慈仁、恭谨、节俭，上天大地降下恩惠，各道秋季庄稼稍稍恢复成熟。虽然京西、陕西灾荒旱灾相连，但一方的祸患还不算深重。羌人困苦穷乏，不久又听说他们前来归附。只有黄河向西流、计划恢复旧河道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年；役使士兵二万人，储备梢木、木桩等物三千多万。正值河朔遭受灾害、困苦疲敝之后，却兴办一个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官吏百姓私下叹息，劳苦已经十分严重，而更大的工程还在来年。上天启发圣明之意，使陛下清楚知道民心，特意召见河北转运司官吏，询问此事的得失。近来听说恢复黄河旧道的大议已经搁置，不再实行，臣平日过度的忧虑顿然消除了。然而还听说主张此事的人固执地坚持开河分水的策略。虽然暂时停止了大工程，但小规模的兵役、工役最终还不肯停止。这样一来，河北明年的忧患同今年又有什么不同？如今小吴决口，水已经冲入地下很深；而孙村所开挖的河道，深度宽度都有限，不仅不能使黄河改道，也一定不能分流水势。何况黄河的性质是水势急就畅通，水势缓就淤积；既然不可能使东西两河的水势都急，哪里有两条河并行的道理？即使两河并行，也免不了各自修筑堤防，所需费用又会是今天的两倍。臣听说自古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有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行。所以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过错改正以后，人们反而都会仰望他。朝廷的举动，本来应当如此。如今治理黄河的意见失当，知道它会危害百姓，中途改正，本来有什么可惭愧的？即使让天下人知道，也足以说明两位圣上深切忧民，为了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如今却顾惜先前的意见，不肯豁然改变，果然坚持错误，艰难地迁就正确，臣实在替朝廷惋惜。不过臣听说，主张开河分水的人最初提出这一策略时，理由有三条：第一，说御河淤塞消失，失去了运输粮饷的利益。第二，说恩州、冀州以北，涨水会造成灾害，公私都受到损耗；第三，说黄河迁徙没有定规，万一从虏界流入大海，边防就会失去防备。他们用来迷惑圣明听闻、阻挠公议的理由，全都借用了这三种说法。黄河决口向西流，水势像从高处倾倒；要把它引回向东，水势就像登屋上高。即使这三种说法可信，也没有办法改变事实。何况这三种说法都未必正确，臣请求详细说明。过去黄河在东面，御河从怀州、卫州经过北京，逐渐流经边郡，运输粮饷便利，商贾也能通行。如今黄河已经向西流，御河淤塞消失，失去这一重大利益，谁都知道；但这是上天造成的，人力怎么能改变？如果议论者能够恢复澶渊旧道，御河才有恢复的可能。如今黄河从小吴向北流，占据压迫了御河的旧河地。即使按照议论者的想法，从北京以南折向东流，御河也已经淤塞了一二百里，同样没有办法重新出现。关于御河的说法不足以听信，这是第一点。河流经过的地方，利害各占一半：夏季暴雨使水上涨泛滥，淹没毁坏秋田，沿河几十里因此减免税赋，这是它的害处；涨水退去以后，淤泥堆积厚达数尺，种粟米所得的利益，比其他田地的收成高十倍。
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习其事，不甚告劳，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势亦如此，远为堤防，不与之争，正得汉贾逊治河之意。比之故道，岁省民夫甚广。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为利不赀。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忧，为东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涨水为害之说不足听，二也。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虏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胡马之冲。今河既西行，则西山一带，胡马可行之地无几矣。其为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虏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虏中（道）［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臣虽非（日）［目］见，而习北方之事者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视（圆昼）［图画］而知，（北）［此］河入虏界，边防失备之说不足听，三也。臣愿以此三说质之议者，则开河分水之说，诚不足复为矣。又，臣访闻今岁四五月间，河上役兵劳苦无告，尝有数百人持版筑器械，访求都水使者，意极不善，赖防逻之卒拥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继，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放归本郡，毙于道路者不知其数。若今冬寒冻，来岁春暖，就使兴役，则意外之患复当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罢此役哉？今建议之臣耻于不効，而坚持之于上，左右之臣不顾可否随而和之于下，上下胶固，以罔朝廷。其间正言不避权要者，［才］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职，亦不敢尽言。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然）［默］，谁（敢）［当］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宋神宗熙宁六年，知应天府张方平奏言。此条据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校。其略曰：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虏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戎狄乱华（文集作“内侵”），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摹毕讲，不远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是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家）［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上）［主］。国［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运）［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粟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也。［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之）［水］利同言也。近岁已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近岁陈说利害，以汴河为议者多矣，臣恐议者不已，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国家大计，殊非小事，惟陛下（恃）［特］回圣鉴，深赐省察，留神远虑，以固基本。按：此则今日漕河之于京城亦是建都之本。元祐间，龙图学士知扬州苏轼奏状。据《东坡全集》卷六十二“论纲稍欠折利害状”校。其略曰：窃谓欠折之本出于纲稍，贫困之由起于违法收税，若痛行此一事，则期年之间，公私所害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叶小节也。若朝廷每闻一事辄立一法，法出奸生，有损无益，则仓部前日所立斗子仓法及其余条约是矣。臣愚欲乞尽赐寝罢，只乞明诏发运使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则馈运大计可得而办也。何谓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盖发运使岁课当以到京之数为额，不当以起发之数为额也。今者折欠尽以折会价填，而发运使不复包认其数。但得起发数足，则在路虽有万数疏虞，发运使不任其责矣。今诸路转运司岁运斛斗皆以到发运司实数为数，而发运司独以到京及府界实数为额，此何义也？臣欲乞立法，今后运司岁运额斛，计到京欠折分厘以定殿罚，则发运使自然竭力点检矣。凡纲运弊害，其略有五：一曰发运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
译百姓寄居在丘陵坟墓之间，以躲避过大的水涝，百姓已经习惯这种做法，并不觉得特别劳苦，这是它的好处。如今黄河水在西面，情势也是这样；只需远远修筑堤防，不同洪水争夺河道，正合乎汉代贾逊治河的主张。与旧河道相比，每年可以节省大量民夫。旧河道已经退水的土地，桑麻绵延千里，赋税徭役全部恢复，利益无法估量。何必违逆天地的本性，把向西流的忧患转移成向东流的祸患呢？关于恩州、冀州以北涨水为害的说法不足以听信，这是第二点。过去黄河在东面，黄河以西的郡县与虏境接壤，中间没有山河险阻，边臣修筑塘水，用来抵御胡骑冲击。如今黄河向西流，西山一带胡骑能够通行的地方已经很少了。它对于边防的好处，不用说也可以知道。然而议论者还担心黄河重新向北迁徙，那么海口就会出现在虏境之中，造船架桥，便于南下侵牧。臣听说虏境中的各条河流，都从北向南流入大海；大概地势北高，黄河没有向北迁徙的道路，而且海口深浚，水势也没有迁移的可能。臣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熟悉北方事务的人这样告诉臣，大略如此；可以派使者依据图画查验即可知道。因此，关于黄河流入虏界、边防失去防备的说法不足以听信，这是第三点。臣愿意把这三条理由拿去质问主张此事的人，那么开河分水的说法确实不值得再实行。又据臣访察听说，今年四五月间，黄河上的役兵劳苦而无处申诉，曾有几百人拿着筑堤工具，寻找都水使者，意图非常不善；幸亏巡逻防守的士兵拥堵拒止，他们才散去。盛夏从事苦役，病死者接连不断；使者害怕朝廷知道，往往在役兵将死之时把他们放回本郡，死在道路上的不知有多少。如果今年冬天严寒冻结，明年春天转暖，朝廷又兴办工程，那么意外的祸患必然还会像以前一样发生。臣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苦苦坚持而不停止这项劳役。如今提出建议的臣子以没有成效为耻，却仍在皇上面前坚持；左右大臣不顾可行与否，跟在下面附和，上下相互胶着，蒙蔽朝廷。其中敢于不避权贵、直言进谏的，才只有一两个人罢了。然而此事并非臣的本职，臣也不敢把话全部说尽。臣以户部利害得失来考虑，关键全在这条河；如果再保持沉默，谁还敢出来说话？只希望陛下亲自决断，全部停止这项议论，那么天下就会感到无比幸运。宋神宗熙宁六年，知应天府张方平上奏说。此条据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校订。大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的京师，就是古人所谓的陈留，是四通八达之地，不像函谷关以西的秦地那样，是号称百二山河的险固天府。洛阳处在九州中央，内外有山河为屏障，地势险要，足以凭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为梁王，便因而建都。到了石晋，割让幽州、蓟州的土地给契丹，于是把平原上的便利拱手让给了强敌。所以五代相互争夺，戎狄扰乱中原（文集作“内侵”），这些祸患是由于京畿没有藩篱般的防护界限，国家根本无所庇护。太祖以来的祖宗受天命建立国家，规划筹谋无不周详，并非不想远取周、汉旧都而效法，却沿用了梁氏的建都之处，难道是甘心住在那里吗？实在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总的来说，利于漕运，以供养军队；依靠强大的军队来建立国家，这就是今日的形势。国家依靠军队而立，军队以粮食为生命，粮食以漕运为根本，而漕运又以河渠为首要。国家当初疏浚三条河渠，使漕粮通达京城；后来确定每年上供的数额：汴河运输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的，多是杂色的粟米、豆类，只供人吃和马料使用。惠民河所运的，仅供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的军粮罢了。只有汴河所运的，全部是粳米，兼运少量小麦，这才是太仓的储粮。如今靠官仓供给粮食的，不只是三军，连京师的士人和百姓也以亿万计，其中大半要靠军粮余粮来填饱肚子。因此，国家对于漕运之事，最为紧急、最为重要。京，就是大的意思；师，就是众多的意思；大众聚集之处，所以称为京师。有粮食，京师才能建立；汴河废弃，大众就无法聚集。汴河对于京城，正是建立国家的根本，不可同小小沟渠的水利相提并论。近年已经停止广济河的运输，而惠民河的粮食也不再进入太仓。大众的生存，只有依靠汴河。近年陈述汴河利弊、以此为议题的人很多，臣担心议论不止，屡屡更改制度，必然使汴河日益失去原有的作用。国家的大计，绝非小事，恳请陛下特别回转圣明的鉴察，深加省察，留意长远谋划，以巩固国家的根本。按：这一条说明，今天漕河对于京城，同样是建都的根本。元祐年间，龙图学士、扬州知州苏轼的奏状。据《东坡全集》卷六十二《论纲稍欠折利害状》校勘。大意说：臣私下认为，纲稍亏欠的根源在于纲稍制度本身，贫困的原因起于违法收税。如果严厉实行这一件事，那么一年之内，公私所受的损害便可除去七八成。这是利害的根源，其他都只是枝叶般的小节。如果朝廷每听说一件事就制定一条法令，法令一出台，奸弊便随之产生，结果有损无益，那么仓部前些日子制定的斗子仓法及其他条约就是这样。臣愚昧，想请陛下把这些法令全部赐予停罢，只请下明诏，责成发运使按照亏损和盈余实行赏罚，并给他们相应的办事权，以帮助他们掌握情况，这样馈运的大计就可以办成了。什么叫按照亏损和盈余实行赏罚？发运使每年的考核，应当以粮食运到京城的数目为定额，不应当以起运发出的数目为定额。如今折欠都用折会价补填，发运使便不再承担这部分数额的责任。只要起运数额足够，即使途中有数万石的疏漏，发运使也不承担责任。现在各路转运司每年运输的粮食，都以运到发运司的实际数目为准，唯独发运司却以运到京城和京畿的实际数目为定额，这是什么道理？臣想请制定法令：今后各运司每年的运输定额，应按运到京城时亏欠折耗的分厘来确定殿罚，这样发运使自然会竭力查点。各种纲运的弊害，大略有五种：第一，发运司的人员和吏员作弊，收受财物，互相请托，处理不公。
二曰诸仓专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诸场务排岸司作弊，点检附搭住滞；四曰诸押纲使臣人员作弊，减克在夫钱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诸仓作弊，多量剥取，非理曝扬。如此之类皆可得而去也。纵未尽去，亦贤于立空法而人不行者远矣。何谓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盖运路千余里，而发运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间诸色人作弊，侵扰纲稍于千里之外，则此等必不能去离纲运而远赴诉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选差，或令发运使举京朝官两员为勾当，纲运自真州至京，往来点检，逐州住不得过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过十日，以船为廨宇，常在道路，专切点检。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许决徒以上罪，送所属施行。使纲稍使臣人员等常有所赴诉，而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岁运到京数足及欠折分毫为赏罚。行此二者，则所谓人存政举，必有大益。按：苏轼所陈纲运五弊，切中今日，当职者宜思之。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宋朝岁漕置仓于真、楚、泗三州，转运至京，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臣按：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粟载于真、泗、楚转搬之仓，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无留滞也。汴船之出，至此而发，无复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岂非良法欤！臣窃以谓宋人都汴，漕运比汉唐为便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则以兵运。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惟今朝则是远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于京师。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搬载盐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宽士卒之一分。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元以江南运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运。丘氏曰：按海运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初，伯颜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壁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比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说者谓其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至北京。至永□乐□十二年，会通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会）［惠］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 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之悔。
译第二，各仓专门负责斗量的人作弊，使用不合规格的量斗；第三，各场务的排岸司作弊，在查点附带搭运的货物时故意拖延滞留；第四，各纲押运使臣及其属员作弊，克扣役夫应得的钱粮；第五，京城及京畿各仓作弊，任意多量并剥取粮物，毫无道理地曝晒扬散。像这一类弊害，都可以设法除去。即使不能全部革除，也远胜于制定了空洞法令却无人执行。什么叫给他们办事的权力，以帮助他们耳目周全？运输路线长达一千多里，而发运使只有两人，且只在真州、泗州之间；沿途各色人等在千里之外作弊，侵扰纲稍，这些人一定不会离开纲运，远赴发运使处申诉，何况路途相隔千里呢？臣想请朝廷选派人员，或者命发运使举荐两名京朝官负责此事，使他们往来于真州至京城之间，逐州查点，每州停留不得超过五日，到京城及在本司停留不得超过十日，以船作为办公处所，常在道路上，专门认真查点。各色人等作弊，若罪在杖刑以下，准许当场处决；杖刑以上的罪，送交所属官府施行。这样可使纲稍使臣和属员等有地方申诉，也使各色人等有所畏惧，不敢公然作弊。以每年运到京城的数额是否足额以及亏欠折耗的分毫，作为赏罚依据。实行这两件事，就会达到所谓“人存政举”的效果，必定大有裨益。按：苏轼所陈述的纲运五种弊害，切中今日的实际，任职者应当认真思考。诗经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 宋朝每年漕运，在真州、楚州、泗州设置仓库，转运到京城；这三处仓库常常储存着可供数年使用的粮食。臣考察：过去有人说，宋人把东南六路的粮食运到真州、泗州、楚州的转搬仓，在这里江船的运输到此为止，不会停滞；汴船出发，也从这里开始，不再有沉没之患。江船不驶入汴河，汴船不驶入长江，难道不是良好的办法吗！臣私下认为，宋人定都汴京，漕运比汉、唐便利容易。前代运输的役夫，都是民丁；只有本朝用士兵运输。前代运输的粮食，都是逐段转运；只有本朝是长途直运。唐、宋的船只，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黄河船不进入渭水。如今江湖船只都从岭北、湖南等远地直接驶达京师。唐、宋的漕卒还有轮番休息的制度，如今却年年不变。宋人的漕运办法，便利到这种程度，而且返航时还有装载食盐的收益。如今的漕卒与宋人相比，劳苦多出百倍。一年之中，大半时间在路上，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的欢乐，还要冒风浪的危险。洪闸处停留，船头船尾相互冲撞；遇到阴雨，担心粮食受潮渗漏；水浅河涩，便要耗费力气推船；沿途受到将领的摊派勒索；上仓时又受到仓吏阻滞。等到回家的日子，席子还没坐暖，公文又催促他们前去交兑粮食。运粮士卒的艰苦，有各种各样，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享用这些粮食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吗！臣在论盐法的条文下，已经把宋人转运粮食、返船载盐的办法详细陈述在前，恭请陛下留意，把这种办法推行到今天，稍微减轻士卒一分负担。减轻一分，他们就得到一分恩赐；何况所得到的恩赐，岂止一分呢！元朝认为江南运输不便利，于是开通海道，春、夏分为两次运输。丘氏说：考察海运制度，秦朝就已经有了；唐人也曾把东吴的粳稻转运去供给幽燕，但只是用于边地而已。把海运用于充实国家财赋，则始于元朝。起初，伯颜平定宋朝后，命张瑄等带着宋朝的图籍，从崇明经海道进入京师；到至元十九年，才开始制定海运计划。命罗壁等制造平底海船运输粮食，从海道抵达直沽。当时仍有中滦运输，并不是专靠海道。至元二十八年，设置都漕运万户府，督运每年粮食；到至大年间，以江淮、江浙每年征办的财赋粮食充作漕运粮。从此直到元末，完全依靠海运。海运航道起初从平江的刘家港入海，到海门县境，出海航行一个多月才抵达成山。按水程计算，从上海到杨村码头，合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后来有一名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崇明州三沙出海，向东进入黑水大洋，沿成山西侧航行到刘家岛，又到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船行只要风信合适，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而已。议论者说，海运虽然有遭遇风涛、漂流、沉没的忧患，但与河运的费用相比，所得大概更多。所以整个元朝，海运都没有废止。本朝洪武三十年，海运七十万石粮食到北京。到永□乐□十二年，会通河运输七十万石到北京。到十三年，会通（惠）河通航便利，才停止海运。臣考察《元史·食货志》论海运说过：百姓没有牵挽运输的劳苦，国家有储粮丰富的好处，可以称为一代的良法。又说：海运与河运相比，所得大概更多。撰写《元史》的人，都是国初的史臣，他们都在前朝生活成长，亲眼见过海运的好处，所说并非没有依据。臣私下认为，自古漕运所走的道路有三种：陆运、河运、海运。陆运用车，水运用船，但都依靠人力。运输量有多有少，费用有繁有省；河运比陆运节省三四成费用，海运比陆运节省七八成费用。大概河运虽然免去了陆路行走，却仍需人力牵挽；海运虽然有漂流沉没的忧患，却省去了牵挽劳作。比较二者利弊，大致也是相当的。如今漕河通畅，每年运输的粮食已经充足积存，当然无需依靠海运。然而善于谋划国事的人，总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筹划，并为意外情况作准备，宁可考虑得过多，也不要临事时后悔。
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搬，而以盐为佣值，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当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湖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预防之先计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东海路至浙东为近，宜于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米客。《元史》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之路不通，国用不继。至正十九年，议遣户部尚书贡师泰往福建，以闽盐易粮给京师，得数十万石，京师赖焉。其后陈友定亦自闽中海运，进奉不绝。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纲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河。丘氏曰：通州陆車元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於）［淤］浅，通运颇难。且今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内，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见，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必欲复旧，须于城东凿为大潭积水，以为停泊之处。引水自城西入濠，由北转东，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蓄禁中水，非满溢不启。自庆丰闸以东，每闸一旁皆为月河，以容候闸之舟。如此庶几良便。若恐劳民动众，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但道路之间，每遇霖雨泥淖，车轿陷没，牛骡踣毙，脚价踊贵。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而久留多费，艰苦不胜。此建议者悯之，所以咸欲获疏河道。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经今六十余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为今之计，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下而往者从左道，上而来者从右道，不许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如此，则民居既远，轨辄散行，水易涸，而况易干，运道自然不致深陷。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视卫河例置官一二员，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专一修理。道途大车入门免其纳钞，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收贮在官，以为买砖石佣工作之费。又仰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阴雨泥泞若干，必使两不相亏，具数奏闻定例。如此则输挽通利，所用不过民出数十顷，可将官地偿之，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况河道狭而运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启闭，动经旬日，有妨嗣岁之计。且又每闸设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费。岁岁遣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涤壅塞，修筑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时耕获，文移工作岁无宁月。愚言万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计议，止于国计，未必无补。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入城，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入旧河，每十里置一闸，以时蓄泄。帝称善，复置都水监，命守敬领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河自白浮村至通州高丽庄，长一百六十四里，塞泄水缺口十二处，为闸二十有四。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人服其识。逾年毕工，自是免都民陆挽之劳，公私便之。帝自上都还，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运粮河全仰白、榆、浑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岁新开闸河，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余里，河道浅涩。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淹延岁月，故亏粮数。浚通惠河。据《元史 河渠（一）》校。
译如今国家建都于燕地，这大概是最北的地方，而财赋收入都从东南运来。会通河就好比人体的咽喉，一天粮食不能下咽，立刻就会有死亡的祸患。何况自古以来都是分段转运，并以食盐作为役夫的工钱；如今却专门役使军夫长途运输，又加上交兑支取的损耗。年年都要运输，储积的粮食虽然很多，但负责征戍的士卒却日渐减少。粮食固然足够，兵力不足又怎么办呢？迂腐的儒生过分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请趁天下无事之时，寻找元人海运的旧航道，另行开通一条海运路线，与河运并行。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照旧走河运，浙西、东湖一带则经海路运输，使人熟悉海道。一旦漕渠稍有阻塞，这一路不来而另一路来，这也是预先考虑祸患、防患于未然的办法。船行海上，不怕水深，只怕水浅；不怕风大，只担心暗礁。因此制造海船，船底一定要尖，船首船尾都必须设置舵。突然遇到暴风，来不及调转船帆时，就赶紧把船尾当作船头，任船随风驶去。至于观察风候的方法，见于沈氏《笔谈》：每天五更初起时，观察星月是否明亮洁净，四周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便可以开船。到了巳时就停船，这样就不会遇到暴风。航行途中忽然看见云气升起，就立即换舵返航，仍然停泊在原来的地方；这样便可以保全万无一失，永远没有沉没的忧患。考察宋代《朱子文集》，其中的奏札说：东海航路到浙东较近，应当在福建、广东沿海各处招募运米商人。《元史》记载：元顺帝末年，山东、河南的道路不通，国家用度接济不上。至正十九年，商议派户部尚书贡师泰前往福建，用闽盐交换粮食供应京师，得到数十万石，京师因此得以依赖。后来陈友定也从闽中海运粮食，进奉从未断绝。这样看来，这条航道一旦开通，福建、广东的纲运也可以运来，不只是两浙而已。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上言，请求疏浚开通通州河道。丘氏说：通州到元大都的陆路只有五十里，而元人开凿的河道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中间设置闸坝共二十处，所耗费用大概也很不少。何况如今废弃败坏已经很久，庆丰闸以东的各闸虽还存在，但河流淤浅，通运很困难。况且如今的积水潭，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海子，在都城之中。禁城以内漕船聚集后没有停泊的地方，还要分流进入大内，然后向南流出；闸门的开闭、蓄水和泄水，又不是外人可以专擅决定的。进言者往往建议恢复元人的旧制度，似乎也很便利。但依臣愚见，陆路牵挽和河运的利弊大致相当。若一定要恢复旧制，必须在城东开凿一处大水潭蓄水，作为停船之所。把水从城西引入城濠，向北转向东，蓄积在这座水潭中；又在分水入城的地方筑闸，掌管开闭；仍在御河向南流出城壕的地方建造巨闸，蓄住禁城中的水，除非水满外溢，否则不得开启。自庆丰闸以东，每座闸旁都开设月河，用来容纳等待过闸的船只。这样大概才算便利。如果担心劳民伤财、兴师动众，那还不如照旧采用陆路牵挽。但道路上每逢久雨，泥泞不堪，车辆轿子陷没，牛骡跌毙，脚夫运费便会暴涨。漕卒驾船航行数月，才得以抵达陆路转运处；长时间停留，费用增加，艰苦不堪。建议恢复疏浚河道的人正是怜悯他们，所以都想疏通河道。然而自永乐乙未年开通运输以来，至今已经六十多年，大都沿用这条道路。何况脚夫费用在最初支兑时已经计入加耗。天气晴朗干燥时，所费其实也不多。就今天的计划而言，请在都城以东、官路旁边选择便利的地方，另开一条新路，或者开两条，每条宽约十丈以上。旧路专供官民往来，只准行驶小车；新开的道路则专供辇运的大车通行。向下方去的车辆走左道，向上方来的车辆走右道，不准交错通行。道路两旁，民居不准夹道相对建造。想居住的人，都准许在道路两旁一百步以外，房屋面向东西建造。靠近道路售卖酒食的，只准搭设临时铺屋。这样，民居既然远离道路，车轮便能分散行驶，路面容易干涸，而且干得快，运输道路自然不会深陷。又在路中设置一个提举司，仿照卫河的事例设置一两名官员，每年委派一名工部官员负责提调。把庆丰等闸原来设置的闸夫编成甲、乙两班，专门负责修理。大车经过关卡时免纳钞税，但让车户到提举司缴纳若干修路钱，收存于官府，作为购买砖石、雇用工匠的费用。还应请有关官府召集车户、牙行人等，公开议定脚价，分为三等：晴天干燥时每石若干，阴雨泥泞时每石若干，务必使双方都不受亏损，并将具体数额奏报朝廷，制定为定例。这样运输牵挽就会通畅便利，所需土地不过是民间拿出几十顷，可以用官地补偿，或者给付地价，或者替他们免除粮租；与开河的费用相比，可以减少几十倍。况且河道狭窄而运船很多，一遇水少，等待闸门开闭，动辄要经过十多天，妨碍下一年的计划。并且每座闸都要设置官员、聚集役夫，官员俸禄和百姓粮食每天都有支出。年年还要派官吏征发民夫，开挖上游，疏通洗涤壅塞，修筑坍塌之处，禁止百姓引水灌田，妨碍百姓及时耕种收获，公文和工程一年到头没有安宁的月份。臣愚昧的意见如果万一有可采纳之处，恳请交给有关官府计议；这只关系国家的计划，未必没有补益。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一件事。第一，想把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的水引过双塔、榆河，再把一亩泉、玉泉等水引入城中，汇聚到积水潭，随后向东折转，再向南流入旧河；每十里设置一座闸，按时蓄水泄水。皇帝称善，于是重新设置都水监，命郭守敬掌管，丞相以下的官员都亲自拿着簸箕、铁锹带头参加。河道从白浮村到通州高丽庄，长一百六十四里；堵塞泄水缺口十二处，设置闸二十四座。设置闸的地方，往往从地下挖出古时的砖木，当时人们都佩服郭守敬懂得勘察旧迹。过了一年工程完工，从此免除了都城百姓陆路牵挽的劳苦，公私都感到便利。皇帝从上都返回，经过积水潭，看见船只遮蔽水面，非常高兴，赐名为“通惠”。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说：通州运粮河完全依靠白河、榆河、浑河三条河的水汇流，称为“潞河”，船只航行已经多年了。今年新开闸河，引入浑河、榆河上游的水，所以从李二寺到通州三十多里的河道浅而水流艰涩。今年春夏天旱，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二尺，粮船不能通行，只好改用小料船转运，拖延了年月，所以亏欠了粮食数量。疏浚通惠河。据《元史·河渠一》校勘。
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吉）［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通惠”。凡役军一（百）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西城闸二，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文明闸二，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魏村闸二，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西至上（开）［闸］一里。籍东闸二，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二，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二，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成宗元贞元年四月，中书省臣言：“新开运河闸宜用军一千五百，以守护兼巡防往来船内奸宄之人。”从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创（这）［造］闸坝所费不赀，虽已成功，全（籍）［藉］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拟设提领三员，管领人夫，专一巡护，降印给俸。其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和，籍东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从之。后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历三年三月，中书省臣言：“世祖时开挑通惠河，安置闸座，全（籍）［藉］上源白浮、一亩等泉之水，以通漕运。今各枝及诸寺观权势私决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瓮山直抵大都运粮河堤堰、泉水，诸人毋挟势偷决，大司农司都水监可严禁之。”黄河北徙。余阙曰：中原之地，平旷夷行，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则析为三渠。大陆而下，则播为九河。然后其委多河支大有所泻，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讫于汉，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时受害特甚。虽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业，而一瓠子之微终不能塞，而付之无可奈何而已。自瓠子再决而其流屯氏诸河，其后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为八。汉人指以为太史马颊首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泻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说，东都至唐河不为害者千数百年，至宋时，河又南决，南渡时又东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为之委，无以泻而分之，故今之河患与武帝时无异。自宋南渡时至今皇元迨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势然也。建议者以为当筑堤起漕，南讫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则渐可图以导之使南。庙堂从之，非以南为壑也。其虑以为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予则以为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也？（曹）［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则汶水必微，微则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书》所谓“浮于汶达于河”者是也。盖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复千乘，然后相水之宜而修治之。治河议。此条据宋濂《明经世文编》卷二《宋学士文集》校。
译通惠河的源头，是白浮、瓮山等处的泉水。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办水利，于是建议疏浚开凿通州至都城的河道，改为引浑水灌溉田地，沿着旧闸河的遗迹引导清水：上游从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向西折转，向南流经双塔、榆河、一亩、玉泉等水，到西门进入都城，向南汇聚成积水潭，再向东南流出文明门，向东到通州高丽庄流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零四步。堵塞清水入口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十处，共二十座，用来调节水量以通行漕运，实在便利有益。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工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开始，于至元三十年秋告成，赐名“通惠”。共役使军人一（百）万九千一百二十九人、工匠五百四十二人、水手三百一十九人、没官囚隶一百七十二人，合计二百八十五万工。使用楮币一百五十二万锭、粮食三万八千七百石，以及相应数量的木料、石料等物。工程兴起之日，命丞相以下的官员都亲自拿着簸箕、铁锹带头参加。设置闸的地方，往往从地下挖出古时的砖木，当时人们因此感到敬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四步〕 船只既已通行，公私两方面都便利了。此前通州到大都五十里，官粮靠陆路牵挽运输，每年有数万石，百姓苦不堪言，到这时全都停止了。那些坝闸的名称如下：广源闸。西城闸两座：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以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文明闸两座：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魏村闸两座：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向西距上闸一里。籍东闸两座，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两座，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的银王庄。通州闸两座：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两座，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两座：上闸在万亿库南一百步，下闸距上闸一百步。成宗元贞元年四月，中书省大臣说：“新开运河的闸门，应使用军人一千五百名，负责守护，并兼巡防往来船中的奸宄之人。”朝廷同意了。七月，工部说：“通惠河新建闸坝，费用极其不少，虽然已经完工，但全靠守护人员上下照料，略加修治。” 现在拟设置提领三人，统领役夫，专门巡查守护，并发给印信和俸禄。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和，籍东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说：“通州至大都的运粮河闸，当初只求迅速完工，所以都使用木材；年久之后木材腐朽，一旦全部毁坏，届时再着力修治，必将劳苦不堪。如今考虑永久坚固，应当采用砖石，依次修治。”朝廷同意了。后来到泰定四年才修完。文宗天历三年三月，中书省大臣说：“世祖时开挖通惠河，安置闸座，完全依靠上游白浮、一亩等泉水来通行漕运。如今各条支流以及各寺观和权势之家私自决开堤坝，引水灌稻田、驱动水碾、浇灌园圃，导致河道变浅，妨碍漕运，请求禁止。”奉旨说：“白浮、瓮山直到大都运粮河之间的堤坝、泉水，任何人不得倚仗势力私自决开；大司农司、都水监应严格禁止。” 黄河向北迁徙。余阙说：中原地区平坦开阔，道路平直，没有洞庭湖、彭蠡湖作为汇水之处，所以黄河常常横向决口泛滥，成为祸患。若不多设置汇流之处来削弱水流，就不能用人力制服它。因此大禹治理黄河，从大伾山以下便分成三条渠道；从大陆泽以下，又分散成九条河。这样一来，汇流处有许多河道，大的水流得到宣泄，水势有所分散，水患就可以平定。这就是大禹治河的方法。自周定王时黄河开始向南迁徙，到汉代，禹的旧河道已经丧失。因此西汉京城一带受害尤其严重。即使凭汉武帝的才干，依靠文帝、景帝时期富庶的基础，一处小小的瓠子决口最终也不能堵塞，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任其发展。瓠子再次决口后，河流汇入屯氏等河；后来黄河流入千乘一带，德州、棣州的河流又分成八道。汉人指出太史、马颊等河道首当其冲。黄河在下游分成许多河道，水流得到大量宣泄、力量有所分散，大体上偶然符合大禹治河的办法。由此看来，东汉都城到唐代之间，黄河一千多年没有造成大害；到宋代，黄河又向南决口，南渡时又向东南流入淮河。黄河水势巨大，只靠一条淮河作为汇流之处，没有其他河道宣泄、分散水势，所以今天的河患与汉武帝时没有区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从宋朝南渡到如今的皇元，已经将近二百年，黄河又转而向北，这是水势自然发展的结果。建议者认为，应当筑堤并开漕渠，南边到嘉祥，东西长三百里，以阻挡黄河北流，这样逐步就可以设法疏导，使它向南流。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不是要把南方当作泄水的深沟。朝廷担心黄河北流后会废止会通河漕运，我却认为黄河北流，会通河漕运仍不会废止，为什么呢？因为漕运依靠汶水，不依靠黄河。黄河北流后，汶水必然减弱；水势减弱，就可以由我们控制并加以调节，也仍然可以行船、进行漕运，这就是《尚书》所说的“浮于汶达于河”。大概是想防止钜野泛滥，使黄河不任意改道，等黄河恢复流入千乘之后，再顺应水势加以治理。治河的建议。本条据宋濂《明经世文编》卷二《宋学士文集》校勘。
宋潜溪曰：“比岁河决不治，上深忧（也）［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泰不花、（沉）［沈］两珪及白马致祀，又置行都水监专治河事，而绩用未之著。乃下丞相会廷臣议，其言人人殊，濂则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何也？河源自吐著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水百余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阿剌］脑儿二泽又东流，为赤宾河。而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阑之水、南仓也里术之水复至自东南，于是其流渐大，曰“脱可尼”，译云“黄河”也。河之东行，又岐为九派也。孙斡论译云“九渡”也。水尚清浅可涉。又东约行五百里，始（寝）［寖］浑浊，而其流益大。朵甘思东北鄙有大山，四时皆积雪，曰“亦耳麻莫不刺”，又曰“腾乞里塔”，译云“昆仑”也。自九渡东行可三千里。昆仑之南又东流，过阔即、阔提二地，至哈（剩）［刺］别里赤，与纳邻哈刺河合，又合乞儿、马出二水，乃折流转西，至昆仑北既复折而东北流至贵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余里矣。其大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洒）［酾］为二渠，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碣石入于勃海。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周定王时，河徙砱砾，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渐至堙塞。至汉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孝武时决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无他河之流不分而势其益横也。（连）［逮］乎宣房之筑道，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故）［旧］迹，其后（入流）［又疏为］屯氏诸河，复入于千乘（县）［间］德棣等河，复播为八，而八十年又无水患矣。及成帝时，屯氏河塞，又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由是而观，则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也。自汉至唐，平决不常，难以悉议。至于宋时，河又南决。南渡之后，遂由彭城合汴、泗东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数千里湍悍难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输曹、郓地几千里，悉为巨浸，民生垫溺，比古为尤甚。莫若浚入旧淮河，使其水流复于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则河之患可平矣。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力全，莫敢与争锋。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一，则全屈矣。治河之要孰逾此？然而开辟之初，洪水泛滥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盖财成天地之化，必资人工而后就。或者不知，遂以河决归于（大）［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说，最能偾事者也，濂窃愤之。因备著河源以见河势之深且远，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闻于上，则河之患庶几其有瘳乎！虽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按：景濂此议作于至正间，予尝闻前辈云：《禹贡》曰“导河自积石”，未穷其源也。汉张骞云“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唐薛元鼎云“得河源出昆仑”。盖皆传闻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黄河九渡，盖在昆仑西南。宪宗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万里，而河源则在域内，所谓星宿（河）［海］，得之目睹也。景濂引援示人详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确论也。黄河故道。古自阳武北新乡西南入境，东北经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隶浚县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贡》导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处。《地志》：魏郡邺县有故大河，在东北直达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则非禹之所穿。汉文帝十二年，河决酸枣，东南流经封丘，入北直隶长垣县，至山东东昌府濮州张秋入海。五代至宋，两决郑州及原武东南阳武，南流经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龙山、陈桥，北经兰阳、仪封入山东曹县境，分为二派：其一东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东北流今会通河。国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阳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淹没护城堤，又决阳武西南，东南流经封丘阝歨门、祥符东南草店村，经府城北五里，东过焦桥，南过苏村，至通许西南分九道，名九龙口。又南至扶沟、太康［州］、陈、项城诸州县境，入南直隶太和县合淮。
译宋濂字潜溪说：“近几年黄河决口却没有治理，皇上对此深深忧虑。已经派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泰不花、沈两珪以及白马前往祭祀，又设置行都水监专门治理河务，但功绩仍未显现。于是下令丞相召集朝廷大臣商议，众说纷纭。臣濂认为，应当多设置汇流之处来削弱水势，不能只靠人力制服它。为什么呢？黄河源头在吐蕃朵甘思西部边境，方圆七八十里，有一百多处泉水，像上天排列的星宿一样，称为“火敦脑儿”，译成汉语就是“星宿海”。从星宿海以西的阿剌脑儿两处泽水又向东流，成为赤宾河。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阑之水、南仓也里术之水，又从东南汇入，于是水流逐渐增大，称为“脱可尼”，译作“黄河”。黄河向东流，又分成九条支流。孙斡论译作“九渡”。这时水还清浅，可以涉渡。又向东流约五百里，才渐渐变得浑浊，水流也更加壮大。朵甘思东北边境有一座大山，四季都积雪，称为“亦耳麻莫不刺”，又称“腾乞里塔”，译作“昆仑”。从九渡向东行约三千里。昆仑山以南的河水又向东流，经过阔即、阔提两地，到达哈刺别里赤，与纳邻哈刺河汇合，又汇合乞儿、马出两条水流，随后转向西流；到昆仑山北面后，又折向东北流到贵德州，该地名叫必赤里。从昆仑山到这里，距离不止三千里。又流行约三百里，到达积石山。从积石山向上游追溯到星宿海，大约有六千七百多里。源头既远大，汇注时水势必然猛烈。因此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经过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经过砥柱以及孟津、洛汭，直到大伾山；从大伾山以下分成两条渠道，向北承载水流经过高地，越过降水到达大陆泽，分散为九条河，流向碣石山，注入渤海。然而自大禹以后七百七十多年没有水患，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河流分道后水势自然平缓。周定王时，黄河迁徙到砱砾，开始改变原来的河道，九河的遗迹逐渐淤塞。汉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冲毁金堤。汉武帝时又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注入钜野，通向淮水、泗水，淹没十六郡，灾害波及梁、楚两地。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河流没有分道，水势便越来越横暴。等到修筑宣房堤道，疏导黄河北行分成两条渠道，恢复禹的旧迹；后来又疏浚分流成屯氏等河，再流入千乘县一带的德州、棣州等河，又分成八道，这以后八十年也没有水患。到了汉成帝时，屯氏河堵塞，又在馆陶以及东郡金堤决口，泛滥兖州、豫州，流入平原、千乘、济南，共淹没四郡三十二县。由此看来，黄河分流与否所带来的利害，清楚明白，确实可以看见。从汉代到唐代，黄河平缓和决口没有固定规律，难以一一论述。到了宋代，黄河又向南决口。南渡以后，黄河便从彭城汇合汴水、泗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从前的旧河道又丧失了。这样一条绵延数千里、湍急凶猛而难以治理的河流，却想只靠一条淮河来疏泄它的怒势，绝无这样的道理。如今黄河冲毁金堤，使曹州、郓州一带几千里的土地全都成为巨大的水泽，百姓被水淹没，比古代更加严重。不如把河水疏浚引入旧淮河，使河流回到原来的河道，然后再导入新济河，分出一半水量，使它向北流，以削弱水势；这样黄河水患就可以平定。譬如一百个人组成一队，力量集中，便无人敢与之争锋；若分散开来，力量就会削弱。如果把一百人的力量分成十份，力量便会立即减弱；再把这十份各分成一份，整体力量就完全屈服了。治理黄河的关键，哪里有超过这个道理的呢？然而天地初开之时，洪水在天下泛滥，大禹出来治理它，也只是从大地中疏导水流。大概要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业，必须依靠人工才能完成。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便把黄河决口归结为天命之事，认为不是容易用人力强行堵塞的；这是迂腐儒生的曲解，最能败坏事情，臣濂私下对此十分愤慨。因此详细记载黄河源流，是为了说明黄河水势深远如此；如果不分流，就无法治理。倘若这些意见能够上达皇上，那么黄河水患或许就有可能得到缓解吧！不过，这并不是臣濂一人的意见，而是天下人的共同意见。” 按：景濂这篇议论作于至正年间，我曾听前辈说：《禹贡》说“导河自积石”，但还没有追溯到黄河源头。汉代张骞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于阗，一个出自葱岭”。唐代薛元鼎说“探得黄河源头出于昆仑”。这些大概都只是传闻。到了元朝兴起于朔漠，太祖征讨西夏时到达黄河九渡，大概在昆仑山西南。宪宗命加烈征讨西域，六年拓地四万里，而黄河源头正在其境内，所谓星宿海，是亲眼看见才得到的。景濂引用材料来说明，已经很详尽了。至于治理黄河应当多分水流，也确实是正确的论断。黄河故道。古代黄河从阳武向北，在新乡西南进入境内，向东北经过延津、汲县、胙城，到北直隶浚县大伾山北面入海，这就是《禹贡》所说的疏导黄河向东经过洛汭直到大伾山的地方。《地志》说：魏郡邺县有一条故大河，在东北方向直通大海，疑心就是禹时的旧河道。周定王五年黄河迁徙，便不是禹所开凿的河道了。汉文帝十二年，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南流经封丘，进入北直隶长垣县，到山东东昌府濮州张秋入海。五代到宋代，黄河两次在郑州以及原武东南的阳武决口，向南流经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龙山、陈桥，向北经过兰阳、仪封进入山东曹县境内，分成两支：一支向东南流到徐州注入泗水，另一支向东北流，成为今天的会通河。本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阳武、原武、祥符共四次淹没护城堤；又在阳武西南决口，向东南流经封丘阝歨门、祥符东南草店村，经过府城北五里，向东越过焦桥，向南经过苏村，到通许西南分成九道，称为九龙口。又向南流经扶沟、太康［州］、陈州、项城等州县境，进入南直隶太和县，与淮河汇合。
正统十三年河溢，仍循阳武故道直抵张秋入（海）［河］，今皆淤为平地。其自荥阳县筑堤，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名金堤。自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西北抵黎阳观下，东北抵东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阳。人自汲县筑堤，东接胙城，抵直隶滑县界，西接新乡获嘉县界，东南接延津县界，名护河堤。在荥阳县东南二十里中牟县东北境，名官渡，即曹操与袁绍分兵相拒处，筑城筑台，皆名官渡。在汲县东南境，名延津，置关亦名延津，又置关名金堤。在新乡南境有□□渡，皆因河徙而废。国朝于祥符县置清河巡检司，清河、大梁、陈桥三驿，陈桥递运所。封丘县置中滦巡检司，中滦、新庄二驿。仪封县置大岗驿、大岗递运所。通许县置双沟驿。太康县置仪安驿、长岭递运所。新沟县置崔桥驿。陈州置宛丘驿、淮阳递运所。项城县置武丘驿。皆因河徙而革。黄陵冈之口塞于弘治乙卯，筑三巨坝而防护之，逼水南行，运道无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横奔，头坝、二坝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坝，暴水涌冲，坝去十分之八。总理副都御史保定刘公斋沐一祭，追去百二十步。事闻朝廷，天子遣刘公谕祭谢焉。元顺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脱脱用言者，于都城西开河置闸，引金口浑河之水东流，达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脱脱不纳。左丞许有壬言：“浑河之水湍悍易决而足以为害，淤浅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势高峻，金时在城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涨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岂容侥幸？设使成功一时，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帝不听。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费用不赀，而卒以无功。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东麻谷，即卢沟东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东南有十里河，城壕水涨，自正阳桥东减水桥下入三里河，经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浑河，或以为即脱脱开金口河之故道。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开通惠河，舟自通州达都城，免都民陆挽之劳。三十年，漕司言：新开闸河，引榆、浑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余里浅涩，粮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脱脱开金口河，引浑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郭守敬事观之，浑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可通。以漕司言及脱脱事观之，浑水既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纪事实相悖。本朝通州至京师自来陆运，虽屡有言者欲开河通舟，而竟不能行。愚意元始开通惠河，导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则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浑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后值时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诸泉皆微细，故河浅而不能通舟。漕司言因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浅涩，殊不知浑、榆二水虽引入新开闸河，而其下流亦必至于通州，别无走泄，其浅涩不能载重者，乃时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至也。至于脱脱开金口河，则因开河之始偶值浑河泛溢而至壅淤耳。若当水势平缓之时引之，而又于分流之处为之节制，未必遽尔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则自卢沟以至通州浑河经流之道至今淤为平地矣，岂理也哉？盖陆运车户得利，而漕卒受害。元时亦多陆运，故接运粮提举司有车户之设，隶都水监。漕司之言，未必不惑于车户之私，因时亢旱而为沮废之计者。今若不惑，群议修复元之旧河，导引西山诸泉尽归一河，以达于城之西，于双塔之开渠引榆河入焉。又于渠口置闸，以待天旱水微。于榆河东流之处筑坝，遏水西出闸口，由渠以达于都城之西。雨潦水涨浃，但令水东由故道以杀其势。又寻金口河故道而开浚之，筑长堤于浑河之东岸，而置闸于分水之口，设官卒以守。水微则开闸以纳水，水涨则闭而筑之。水由一闸口来，势不全注，旁又有堤，正如宁阳置堽城闸坝之法，既不淤塞，亦不为害。如此惟大旱之岁舟不能行，雨若时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军免四十余里陆运之劳，其为利可胜言哉？况近京之地土性坚实，水之所经，遏塞导引，其法易施。若以为此河经历贤哲多矣，果可漕运，必不至今日。是不然，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见，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时之事而昧变通之宜。苟遏引有方，未有不可兴利除害，岂可以前人所及为而遂弃不为哉！且元郭守敬始开通惠河，舟至横水浑，舳舻蔽水，则前人固已为之而有验矣。有志于兴水利者，不可不知。
译正统十三年黄河泛滥，仍沿着阳武故道直达张秋，流入河中；如今这些河道都已经淤积成平地。黄河从荥阳县筑堤，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称为金堤。自河内向北到黎阳修筑石堤，迫使河水向东流到东郡平刚，向西北抵达黎阳观下，向东北抵达东郡津北，向西北抵达魏郡昭阳。有人从汲县筑堤，向东连接胙城，抵达直隶滑县边界，向西连接新乡、获嘉县边界，向东南连接延津县边界，称为护河堤。在荥阳县东南二十里的中牟县东北境，有一处名叫官渡，就是曹操与袁绍分兵相拒的地方；那里筑有城和台，都称为官渡。在汲县东南境有延津，所设置的关也叫延津，另设一关叫金堤。在新乡南境有□□渡，都因黄河迁徙而废弃。本朝在祥符县设置清河巡检司，清河、大梁、陈桥三驿以及陈桥递运所；在封丘县设置中滦巡检司、中滦、新庄二驿；在仪封县设置大岗驿、大岗递运所；在通许县设置双沟驿；在太康县设置仪安驿、长岭递运所；在新沟县设置崔桥驿；在陈州设置宛丘驿、淮阳递运所。项城县设置武丘驿。这些设施都因黄河迁徙而革除。黄陵冈的河口在弘治乙卯年堵塞，于是修筑三座巨坝加以防护，迫使河水向南流，漕运道路便没有忧患了。正德癸酉年，巨浪横向冲来，头坝、二坝都被冲到河南，只剩下三坝；暴水涌来冲击，坝体被冲毁十分之八。总理副都御史、保定刘公斋戒沐浴后祭祀一次，追赶水势到一百二十步之外。事情上报朝廷，天子派刘公前往谕告并祭祀慰谢。元顺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脱脱采纳进言者的意见，在都城西面开河设置闸门，引金口浑河的水向东流，通达到通州，以便船只航行。朝廷大臣多说不可，脱脱却不接受。左丞许有壬说：“浑河的水湍急猛烈，容易决口而造成灾害；又容易淤浅堵塞，不能行船。况且西山水势高峻，金朝时河水在城北流入郊野，即使冲决，危害也较轻。如今河道在都城西南，如果遇到久雨水涨外溢，再加上水性湍急，宗庙社稷所在之地，岂能容许侥幸？即使一时成功，也不能保证永远没有冲决的祸患。”皇帝不听。河道建成后，果然因为水流急、泥沙壅塞而无法通行，费用极其巨大，最终还是没有功效。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的东麻谷，即卢沟东岸。如今都城南有三里河，东南又有十里河；城壕水涨时，从正阳桥东减水桥下流入三里河，经过十里河到烟墩港流入浑河，有人认为这就是脱脱开凿金口河的旧河道。按：《元史》说，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开通通惠河，船只从通州到达都城，免除了都城百姓陆路牵挽的劳苦。至元三十年，漕司说：新开的闸河引入榆河、浑河上游的水，所以通州三十多里的河道浅而水流艰涩，粮船不能通行。《元史》又说，至正二年，丞相脱脱开凿金口河，引浑河水入河。河道建成后，水流湍急、泥沙壅塞，不能通行。根据郭守敬的事迹来看，既然浑河水可以从通州引到都城，河道也就可以通航；根据漕司的言论和脱脱的事迹来看，既然浑河水不能从通州引到都城，河道也就不能通航。两处记载的事实互相矛盾。本朝通州至京师一向采用陆运，虽然屡次有人建议开河通船，但最终不能实行。臣愚见，元初开通通惠河时，是先引神山泉水经过双塔、榆河，使榆河水也向西引到都城；南面又引浑河水注入，两个水流汇合，所以水量充足而船只得以通行。后来遇到严重干旱，二河的源头以及各处泉水都变得微小，所以河道变浅，不能通船。漕司说这是因为引入浑河、榆河上游的水，导致通州河道浅涩，却不知道浑河、榆河两水虽然被引入新开的闸河，它们的下游也必然流到通州，并没有另行泄流之处；河道浅涩、不能承载重船，是当时干旱水涸造成的，不是引入上游水源造成的。至于脱脱开凿金口河，是因为开河之初恰逢浑河泛滥，因而发生淤塞罢了。如果在水势平缓时引水，并且在分流处加以控制，未必会很快淤泥壅塞。假如水性果真容易淤积，那么从卢沟到通州，浑河经流的河道早就应当淤成平地了，这难道合乎道理吗？大概是陆运车户可以获利，而漕运士卒却受到损害。元代也多采用陆运，所以接运粮提举司设有车户，隶属于都水监。漕运官署的说法，未必不是被车户的私利所迷惑，借当时严重干旱之机，提出废止河道的办法。如今如果不受迷惑，大家商议修复元代旧河，引导西山各处泉水全部汇入一条河，到达城西，再在双塔处开渠引榆河水进入。又在渠口设置闸门，以备天旱水小时使用。在榆河向东流的地方筑坝，拦住河水，使其向西流出闸口，经由渠道到达都城西面。遇到雨季水涨漫溢时，只让水向东沿旧河道流，以削弱水势。又寻找金口河旧河道加以开浚，在浑河东岸修筑长堤，并在分水口设置闸门，派官员和士卒守护。水小时就开闸纳水，水涨时就关闭闸门并加固堤坝。水从一道闸口流来，水势不会全部倾注，同时旁边又有堤坝，正如宁阳设置堽城闸坝的办法，既不会淤塞，也不会造成危害。这样，只有在大旱之年船只不能通行；如果雨水按时降下，上游有水，船就一定能够通行，可以使漕运军士免除四十多里陆运的劳苦，这种好处哪里说得尽呢？何况京城附近土地坚实，水流经过的地方，拦水、导水都容易实行。如果认为这条河经过的贤能之人已经很多，果真可以用于漕运，就不至于到今天还没有成功，那也是不对的。水性有一定规律，利弊很容易看清；水量时盈时涸、不恒定的河流，则不能只因一时的情况而不知变通。如果拦水引水有适当的方法，就没有不能兴利除害的，难道能因为前人曾经做过而后来就干脆放弃不做吗？况且元代郭守敬最初开通惠河时，船驶到横水、浑水一带，船首船尾遮蔽了水面，前人本来已经做过并取得了成效。有志于兴修水利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某具奏，其略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为人顺而成之，斯为大智。我朝建都胜地，设漕运以给用，复自真、扬至通州，避海涛之艰险，就里河之便途，闸坝相沿，亭候相望。太宗文皇帝贻燕之谋甚宏远，而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赞理之功亦岂可诬哉！自通州至都城仅五十里，原有闸河一带，废渠设卒，故闸置官，非无为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题奏，奉有明旨，而竟莫之举行。京储之陆挽，穷军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一衣带水之河，前元以一人疏凿而有功，今乃累经建议而未就绪，一难一易，夫岂无所自哉！访得前元河道，在于宫墙外边，经过西山诸水，从青龙闸、海子合流于大通桥，水源盛大，水势汹涌。庆丰、平津、通流等七闸略加挑浚，以时启闭，则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数世之享其利者，职此故也。今此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复曩时故道。禁庭潴水深广处甚多，则其流之出于外者微细，而其趋于河者缓弱。七闸相去五十里有几，而高低就逾五十尺，势甚直遂。夫水性本趋下者，流既微弱而势又直遂，故易涸而难盈，易泄而难聚。所以永乐年间，曾于此河搬运大木，即今营建木植并竹木杂料，皆从此河而入。积至月余，而后可剥运一次。若粮船一齐涌到，七闸并启，上源下来，下流不接，固有经十余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闸者。水行之迟，不如陆挽之速，故宁就车驴之多费，而不图船价之轻省也。所以累经建议，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视有用之河为无用之水。先朝之志终于未究，贫军之苦终于不甦也。为今之计，合无因七闸之遗址筑五坝之新制。又于其旁各置减水闸一座，晴旱水小则储蓄而不泄，雨涝水大则疏通而不壅，每坝内置剥船一百只，每船可载一百石，鱼贯而行，昼夜不息，一昼一夜，可运数万石。到大通桥京仓之东，通计一百余日而可运完矣。车辆脚价，每两八石。运船一只装三百石，该车脚三十七两五钱。剥船价每两可百石，运船每只三百石，该船价三两。车价用其十而船价用其三。大通桥沿河起盖仓屋数十间收贮，剥到粮米次第挑赴京仓。坝内合用船只，或漕运自备，或张家湾居民车辆之家亦听造船。□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隙哉！况各闸土石见存，官吏、闸夫见有不必添设。再照大通桥至阳朝关相隔四里二十九步，旧有河二道，今筑城壕矣。应否开通，取自上裁。若必为固城之计，而不欲改辟此河，则四里之脚价费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门起至张家湾广利闸一十一里，长一千九百八十丈，系前元旧行闸河。通州西水门外小板桥以西，原有旧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转至北门土坝，止共长三百五十余步。以今年春夏间参将王佐督促运船，由张家湾至通州东城门下搬入通仓，就省脚银一万三千余两。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径达里河，则所省实多，又不止于万余两之脚价而已。总兵官顾仕隆议曰：每年各卫运粮，多至六七月内到京，彼时农务正忙，大雨不时，车辆数少，泥淖难行，须用厚价雇车，方肯装载，往往脚价使用不敷，揭债上纳，展转迟误。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桥至张家湾一带河道，乃元时转运通渠，国朝永乐间设立漕运，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纳。自后张家湾水旱，剥船人户与夫包揽光棍之徒要得窃取漕利，巧生奸计，妄言摇动，遂将此河废坠不行。正德元年，有建议者复举兴修，题奉钦依，工部差官会同漕运参将梁玺，用银二万余两，雇倩夫匠，重加挑浚，粮运又曾抵京上纳。未几，复被前项积年奸徒设计阻滞，仍前不行。近年营造大木，悉由此河拽运到京。即此度之粮船，纵曰难行，剥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为地峻水急，不能由闸而上。臣等愚见，若将此河原设五闸少加修理，每闸下板六七块，水大听其漫流，水小任其积聚。
译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某人上奏，大意说：我认为，上天生成水利，本来就是要顺应人的需要而加以成就，这才是最大的智慧。我朝建都于形胜之地，设置漕运以供给所需；又从真州、扬州到通州，避开海涛的艰险，利用内河的便利道路，闸坝相沿设置，亭候彼此相望。太宗文皇帝留下的经营燕地的谋划十分宏远，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协助治理的功劳，难道还能抹杀吗？从通州到都城仅五十里，原有一带闸河，废弃渠道、设置士卒，原有闸门并派官管理，并非毫无缘故；可是最终没有完成他们的意图。漕运大臣上奏请求，已经奉到明确圣旨，却竟然没有实行。京城粮储靠陆路运输，军士困苦不堪，并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五十里近的距离，不过一条衣带宽的河流，前元凭一个人疏浚开凿就取得功效，如今却多次有人建议仍未办成；一难一易，难道没有原因吗？我查访得知，前元河道在宫墙外侧，经过西山各处水流，从青龙闸、海子汇流到大通桥，水源充足，水势湍急。庆丰、平津、通流等七座闸门，只要略加疏浚，按时开闭，水就容易汇聚，漕船也可以通行。历代能够享受其便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这条水是从皇城中的金水河流出来的，已经不是当年那条旧河道。禁宫中蓄水深广的地方很多，所以流到宫外的水流细小，流向河道的水势缓弱。七座闸门彼此相距将近五十里，而地势高低相差超过五十尺，水道坡势又十分直陡。水性本来趋向低处，既然水流微弱，地势又直陡，所以容易干涸而难以充盈，容易泄散而难以聚集。因此，永乐年间曾在这条河上搬运大木，即如今营建所用木材以及竹木等杂料，都从这条河运入。货物积存一个多月，才可以剥船运输一次。如果粮船一齐涌来，七座闸门同时开启，上游来的水不足，下游又不能承接，确实有经过十多天仍没有一条船能够通过一道闸的情况。水运行进得慢，不如陆路运输迅速，所以人们宁愿承担车驴运输的较大费用，也不打算利用船运的低价。正因为如此，多次有人建议，有的被忽视而不修，有的虽修了却没有得到利益，把有用的河道看成无用的水流。先朝的意图终于没有完成，贫困军士的苦难也始终没有缓解。现在的办法，是否可以根据七座闸门的旧址，修筑五道新式水坝？又在各坝旁各设置一座减水闸，晴天干旱、水量小时就蓄水而不泄，雨季水大时就疏通而不壅塞；每坝内设置剥船一百只，每船可载一百石，像鱼贯一样连续航行，昼夜不停，一昼夜可以运输数万石。到达大通桥京仓以东，合计一百多天就可以运完。车辆脚价每两银子运八石粮；一只运船装三百石，折合车脚费三十七两五钱。剥船的运价每两银子可运一百石，一只运船装三百石，折合船费三两。车运费用是船运的十倍，而船运费用只有车运的三成。在大通桥沿河修建几十间仓屋收贮粮食，剥船运到的粮米再按次序挑送到京仓。坝内所需船只，或者由漕运方面自行准备，或者允许张家湾居民中有车辆运输业的人家自行造船。□利益在于利用河道，经营时用力少而成效大，又有什么可嫌疑、可疑虑而留下前嫌呢？何况各闸的土石还在，官吏、闸夫也现成，都不必增设。再查大通桥到阳朝关相隔四里二十九步，原有两道河，如今已经修筑为城壕。是否应当开通，请由上级裁决。如果一定要以巩固城防为理由，不愿改开这条河，那么四里的脚价费用也并不太多。再查从通州南门起到张家湾广利闸，共十一里，长一千九百八十丈，是前元旧有的闸河。通州西水门外小板桥以西，原有一道旧城河，直到西北城角转向北门土坝，总长只有三百五十多步。今年春夏之间，参将王佐督促运输船只，从张家湾运到通州东城门下，再搬入通州仓，因此节省脚银一万三千多两。倘若蒙准派官员勘察疏通，直接通到内河，那么节省的费用确实会更多，又不只是万余两脚价而已。总兵官顾仕隆议论说：每年各卫所运送的粮食，大多要到六七月间才抵达京城；那时正值农忙，大雨又不定时降下，车辆很少，泥泞难行，必须用高价雇车，车夫才肯装运，往往脚价不够，只好借债缴纳，辗转拖延误事。我们想到，京城大通桥至张家湾一带的河道，是元代转运粮食的通渠；本朝永乐年间设置漕运，沿用它的旧河道，船只可以抵达京城交粮。后来因为张家湾水旱情况变化，剥船人户以及包揽船夫的无赖之徒想要窃取漕运利益，巧立奸计，妄加言说扰乱人心，于是把这条河废弃不用。正德元年，有人建议重新兴修，奏请得到皇帝批准，工部派官员会同漕运参将梁玺，耗银二万多两，雇用工匠重新疏浚，粮船又曾抵达京城交纳。不久，又被上述那些积年奸徒设计阻挠，仍然不能通行。近年营造所需的大木，全部由这条河拖运到京。由此推测粮船，即使说难以通行，剥船也一定有可以通行的道理。有人或许认为地势险峻、水流湍急，船不能由闸门上行。我们的愚见是，如果把这条河原来设置的五座闸门略加修理，每闸下放六七块闸板，水大时任其漫流，水小时任其蓄积。
每闸审度河道宽窄，各造大小剥船五十只，共船二百五十只。每只用军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隶总下官军运粮到湾之时，借用驾使，恐不能济，一听参将王佐委官雇人撑驾。本总把总并该运官交粮米盘上剥船，连军协力挽拽。参将王佐总为提调，催督逐闸盘运，虽遇阴晴泥泞，亦可达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坝盘船之法。若或天晴，亦听分雇车脚，水陆并进，庶获济益。臣等每见漕运日困，使用日繁，若专守旧法，恐难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杀车脚之费矣。如蒙乞敕该部从长计议，臣等于淮扬地方动支漕运官银，雇募夫匠，打造剥船、置办口袋，完日，送参将王佐处，听其委拨官军管领。船行之日，省出脚银以备下年添造剥船，并各闸及近城地方盖造厂房，堆放粮米，以防阴雨。（謄）［腾］卸剥船，毋使停滞。若有假势要名色包揽口袋，及车户光棍人等，敢为倡率妄言沮坏，或别生奸计，盗决河防，听科道官参劾，并行参将王佐督问，通州分守等官访拿问拟，重罪枷号，仍发边卫充军，庶奸徒知警，浮议自息，而漕运可行矣。
●漕运通志 卷之十 漕文略
卷之十 漕文略
制物以利用，用有大小，有始终，有兴革，非文无以载也。漕亘南北数千里，裁成之功非一，於是碑记乃作。夫考文可以知世，德政之所由见也。辑《漕文略》。敕建弘仁桥碑［记］，李文达贤撰，其略曰：都城之南一水，横流于巽方，其源由兑而离，四泉沮洳，会而为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里。凡外郡畿内之人，自南而来者，东西二途胥由此渡。有功者岁为架木桥，奈何不能坚固。而寒沍之际不免涉水，夏秋水涨，既有覆溺艰阻之虞，人之病涉，莫此为甚。天顺癸未春，皇上命创建石桥，桥长二十五丈，广三丈，为洞有九，以醒木为栏于两旁以障，田者增岸于南北，以防冲突。为寺为庙，以资维护。经始于岁四月十五日，讫功于十一月初一日。赐名曰“弘仁桥”，乃命臣贤为记，用示永久。改修庆丰石闸记，宋聚撰，其略曰：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前昭文馆大学士之大夫院领都水监事臣郭守敬图水利，奏昌平之白浮村导神山泉，盖西山水合马眼泉诸水为渠，曰“通惠河”，贯京城，迤逦出南水门，过通州抵高丽庄之闸，为里二百，视地形创为闸，附岸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庆丰其一也。后二十年，当至大四年，诸闸（寝）［寖］腐，幸相请以石易，为万世利□□□□□□□作□□举。准有司以□□□天顺元年□□□□□□□□□高□□广□丈二尺。经始于三月之望，于六月十五日告成。敕建永通桥碑［记］，据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二“敕建永通桥记”校。
译每座闸门都要审察河道宽窄，分别制造大小剥船五十只，共二百五十只。每只船使用军士四名，共需一千人。等北直隶各处总计的官军运粮到达张家湾时，借用他们驾船；恐怕不能满足需要，就听任参将王佐委派官员雇人撑船。由本总把总和有关运粮官员把粮米盘装到剥船上，连同军士一起用力牵引。由参将王佐总管调度，催促各闸逐一转运；即使遇到阴天、晴天或泥泞道路，也可以运到京城，大体与浙江各坝盘船的办法相同。如果天气晴朗，也允许分别雇用车夫，水陆同时运输，希望能够取得成效。我们每每看到漕运日益困窘，费用日益增加，如果只守旧法，恐怕难以挽救。这条河一旦通行，也可以减少车运脚价的费用。倘蒙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从长计议，我们将在淮扬地区动用漕运官银，雇募工匠，打造剥船、置办口袋；完工后送到参将王佐处，听其委派官军管理。船只航行后节省下来的脚银，用来准备下一年增造剥船，以及在各闸和近城地方修建厂房，堆放粮米，以防阴雨。（謄）［腾］卸剥船，不使运输停滞。如果有仗势或借某种名目包揽口袋，以及车户、无赖之徒敢于带头散布妄言、破坏此事，或者另生奸计盗决河防，听任科道官员弹劾，并责令参将王佐督察审问，由通州分守等官访拿定罪，犯重罪者戴枷示众，仍发往边卫充军，使奸徒知道警戒，浮泛议论自然平息，漕运就可以通行了。●《漕运通志》卷之十 漕文略 卷之十 漕文略 制作器物是为了利用，功用有大小，事情有始有终，有兴办和废革；没有文章就无法记载。因此，漕运贯通南北数千里，治理成就并非一人一事，于是撰作碑记。考察文章可以了解时代，也可以看见德政产生的缘由。现辑录《漕文略》。《敕建弘仁桥碑记》，李文达贤撰写，大意说：都城南面有一条河，在巽方横向流过；它的源头从兑方流向离方，四道泉水低洼汇集形成河流，到巽方水势才大。那里有一个渡口，在南苑左边，距离城四十里。凡是外郡和京畿内从南方来的人，都要从东西两条道路经此渡河。过去有功名或负责此事的人每年架设木桥，但木桥难以坚固。寒冷结冰时仍免不了涉水；夏秋水涨，又有桥毁人溺、道路艰阻的忧患，人们苦于涉水，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天顺癸未年春，皇上下令创建石桥。桥长二十五丈，宽三丈，共有九个桥洞；两旁用醒木作栏杆加以遮护，种田的人在南北两岸增筑堤岸，以防水流冲击。又修建寺庙，以资助桥梁维护。工程始于该年四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初一日完工。皇帝赐名“弘仁桥”，于是命臣李贤撰写碑记，用来永久昭示此事。《改修庆丰石闸记》，宋聚撰写，大意说：世祖皇帝至元二十二年，前昭文馆大学士、知大夫院、领都水监事臣郭守敬规划水利，上奏从昌平白浮村引导神山泉水；又把西山水与马眼泉等水汇合成渠，称为“通惠河”，贯穿京城，曲折流出南水门，经过通州到达高丽庄的闸，长二百里，按照地形设置闸门，闸门靠岸的墙壁和底部都用木料，共二十四座，庆丰闸是其中之一。二十年后，到至大四年，各闸逐渐腐朽，幸好有关方面请求改用石料，以谋求万世之利□□□□□□□作□□举。准许有关部门按□□□天顺元年□□□□□□□□□高□□广□丈二尺。工程始于三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完工。《敕建永通桥碑记》，据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二所收《敕建永通桥记》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