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　漕文略

译由李忠文（时勉）撰写，文章大意说：通州在京城东面，位于潞河之上。凡四方各国通过水道运送贡赋到达京师的，都必须汇集于此，实在是国家的要冲。从州城向西走八里左右有一条河，大概是京城各处水流汇合后向东流下的河道。河虽然不宽，但积水泥泞；每逢夏秋交替，雨水泛滥上涨。人们曾架木为桥，或并船为浮桥，以便道路往来，但屡次更换仍很快损坏，车马多有倾覆溺水，运输更是艰难，劳费和扰民之患无法承受。内官监太监李德等把这件事报告皇上，想在当地修建石桥，于是命司礼监太监王振前往勘察筹划。《文集》下文有“王振回来奏道：‘这是陆运……但要坚固长久而不毁坏，关键在于任用得人。皇上听到后，即’”。皇帝命总督漕运都督武兴等征发漕卒和民夫，由都指挥佥事陈信统领，工部尚书王卺等核算经费，侍郎王永和监督，又命内官监太监阮安总管此事。阮安对众人说：朝廷迁都北京，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宏伟基业，关键在于漕运，因为它是军国所依赖的。而这座桥是陆路交通的要道，并非小事，大家应当各尽心力，成就这项盛大的美事。众人都说：是。于是备齐各种材料，召集众多工匠，选择吉日开工，万人一齐奋力，协同施工，还不到三个月，工程就已经完成。桥东西向（文集作“南北”）长五十尺，设水道拱券三道（文集作“三券”），与平底石相互贯通，用铁加以坚固；分水石和护铁柱正当水流冲击处。桥南北向（文集作“东西”）长二百尺，两旁都用石头做栏杆（文集作“栏槛”）。又建一座牌楼，题名“永通桥”，这是皇帝所赐的名称。又建庙祭祀河神，并用玄帝镇护。桥梁坚固壮实、完整牢固，宏伟华美。工程始于正统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九日完工。从前周文王在苑囿中筑台，本来与民生事务没有关系，但百姓却为此高兴，称那座台为“灵台”；诗人又作诗歌咏它，流传诵读不止。如今皇上下令修建这座桥，确实是为了给百姓带来便利和利益，而百姓踊跃欢欣地参与此事，实在与文王时代没有不同，这也是多么盛大的事情啊！《直沽接运官德政碑记》，贡师道撰写，大意说：世祖皇帝定都燕地后，采用江河转运来供应军饷，难道不是可以吗？然而圣朝把天下四方合为一体，建立了无穷的宏伟基业。中吴是水道汇聚之处，稻米由此出产。因此，郎中吴太平禹卿主持建立漕运府。漕运府官员地位重要，每年春夏运粮时，又由江浙行省上奏选派大臣到吴地下督办粮饷。东南各郡国供给京师的粮食，万艘船只如云般全部聚集在海边的刘家港。于是省臣、漕臣都斋戒清洁，在天妃灵慈宫占卜吉日。占卜得到吉兆后，便命漕臣持符章密令，率领属下鸣奏金鼓以统率民众，树立大旗、设置军营，无论先后都不敢怠慢。船夫工匠赤脚、刺身，头上缠着布帕。分布在各艘船上的人，每船不少于数十至上百人；他们说蛮语、唱夷歌，心性强悍，面貌粗犷，像牧牛人一样，经过调教便恐惧服从，以恩惠收服，以法律整治。载运万斛粮食的大船高大如山，刚驶离海岸，便显得只如一片叶子；在巨浪中颠簸，天地仿佛回旋，船桨起落如鳌鱼吐息吞吸，出没变化诡异，说这是天下最危险的地方，难道不可信吗？国家认为这件事重大而艰难，所以每年春夏运粮。船将抵达直沽口时，便分派都漕运官员出来接运；中书省又派有才干的重臣随船到海坝，逐一交卸，粮石以万计，多的达到数百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因此，接运官稍

译有特立独行，就足以造成危害，何况有的人只追逐名声而不顾实际，热衷于博取微小的声誉，百姓将怎么办呢？大概是因为雇募的命令无休无止，而责罚和索取又没有停止。于是漕运百姓有的剥卸船粮后匍匐着回去，有的借债后狼狈回去。几年之间，漕运极度疲敝，但国家的粮饷又不能片刻停止。至正六年夏，接运官、奉政大夫、中书省户部员外郎吴太平禹卿以宽简的政策施政，于是漕运百姓共同议论他向漕民施惠的事迹，并刻在金石上。

译《直沽接运官王公董古鲁公去思碑记》，该文未收入柳贯《待制集》。柳贯撰写，大意说：后至元庚辰年冬，海运百姓倪实等通过府中令史王元珪寄来书信，说：世祖皇帝统一天下之后，开始取道辽海，从南方运输米粮，供应京师。内地在京畿设置漕运使司和万户府，外地在吴会设置都漕运万户府，招募百姓，登记人数，准备船只来承担这项事务。凡运输米粮，都按石计算，每年有三百五十万石以上。每年春季或夏季运输两次，万户分别命令属官；吴会太仓的帆船依靠风力径直渡过海洋，向北抵达直沽。设在内地的漕运万户也分派官员，多次前往护送船只，交接所运粮食，再送到京仓。到了归还、交纳和授受粮食的时候，有时交接不当，分派和拘拿互相纠缠，狼狈不堪，发生亏折，于是海运百姓倾尽财产、破产来补足缺额，祸患有时大到无法承受。因此朝廷一定要在直沽选派官员，亲临监督保护，称为“接运”，监察隐微情形，辨明曲直，权衡交接，使之公平，以消除弊端。后至元再元六年，万户何里中宪任职期间，春运抵达直沽；当时兵部郎中济宁王维干君锡、礼部员外郎董古鲁元善，又奉朝廷命令主管接运事务。运到的米共有一百七十万石。有关官员拿出元先前进贡的样米来比较，发现色泽不同，便不肯接受，并把情况告诉王公。两位公卿说：“各郡送来的米，只不过取两三合作为样米罢了。使者昼夜奔驰，经过数千里驿路到达京师，受到风吹日晒而没有遮蔽阻隔，所以能够保持明净洁白。若按这种分批运输的办法，一船装六千石米，米中含有海气，经过暑热蒸闷，颜色怎么能完全相同？凡是要求按样米进贡，不过是担心其中混杂灰土糠秕罢了。如今既然没有这些杂物，颜色虽不同，只要能够煮饭、充饥，接受它又有什么损害呢？”又有人因为米样蒸热而不肯接受。王公忧愁地说：“唉，连堆积在屋檐下的储粮尚且如此，何况万斛大船中积存的米呢？况且百姓舍身涉过万里不可测的深海，出入蛟龙和鱼虾猛兽的爪牙之间，好不容易运到这里，你们不接受，要把它退回哪里？邪恶之徒长期拖延、放纵侵吞，百姓更加困苦。”有关官员于是再也不敢说什么。此前接运官衙因延烧而毁坏，有关官员租用民间宽敞的房屋来让王公居住。王公考虑到租金无从支付，便推辞不住，改在临清万户府的听事处居住，那里十分狭窄。两位公卿说：“这里虽然狭窄，但大概可以避免租房费用，不至于加重百姓负担。” 有时遇到连日大雨或烈日，他就亲手编苇遮蔽自己，安然处之，没有丝毫勉强的样子。直沽向来没有好酒，海船上有人带有东阳出产的名酒，有关官员供给传舍膳食并买来进献，王公不肯接受，说：“即使按价付钱，难道能没有嫌疑吗？”官属、吏员和百姓犯有小过的，他都必定诚恳地教导告诫并宽容对待；即使拿着蒲鞭，也从未用它来羞辱别人，但人们都服从他的威信，不敢懒怠放纵。他五月三日到任，刚过两个月便办完事务，七月四日回朝复命。我们的百姓思念他，离开得越远、时间越久，越不能忘记他，希望有文字把他的事迹记下来。柳贯推辞而未能获准，只得恭谨地叙述其辞，记载如下。《沧州导水记》，王大本撰写，大意说：黄河已经向南迁移，九河的旧河道于是淤塞；漳水不与黄河同流，独自流行□千里，在今天北海的海边汇合。它的水流浩荡奔涌，看起来与黄河相差不多。河岸高出平地，也如同黄河水在成皋、虎牢以下向东流去。元朝定都燕地后，漳河成为漕运渠道，控制并引导东南地区的货物，千樯万艘运送上供物资，以供军国使用。老人相传，建国初年水流还没有这样宽广通达，自江南归附以后，水势一天天增强。至元五年秋八月，大雨冲决河道，八里塘弯曲处决开三处，急流凶猛喷涌激荡，如万马奔突，长驱向前。南皮、清池两地，东西二十多里，南北三十多里，积水汇成深泽，淹没灶舍、田园和鱼塘。流离失所的百姓共同说道：“沧州是古代的雄藩，护城壕深而且宽，又距离海边很近；但水流经过旧地时，只因有屯府、小左卫等曲折防护设施阻挡，无法直接到达。泰定年间，乡民吕叔范上疏陈述民情，奉旨开挖以便利百姓，又开凿大渠来泄水。后来又有命令，败坏宗族的人趁机谋利，于是河渠又重新堵塞。如果有人勇于担当，首先倡导此事，我们这些人一定背着铁锹跟随他；等水流进入护城壕而注入大海，就能归还我们的土地，修复我们的房屋了。” 脱因不花，是已故参政庄武公的孙子、当今江西宪副景仁公的儿子；他凭国学上舍生的身份被选入宣文阁。他懂得学问和义理，又是全乡所仰望的人，于是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人们听说后，都认为他的谋划壮伟，像云一样纷纷跟随，各自拿着工具站在两岸，拆除堤筑，清除壅塞。义民所到之处，水也随之流去。起初屯军先带领几百名部下，气势汹汹地等待；我们的民众正直而勇壮，他们自己估量不是对手，徘徊一阵便离去了。水给百姓造成祸害已经很久，防御水患的方法在于主持此事的人；能够使南皮、清池百姓奋力成事，使洪涝不再成为灾害，首倡义举的力量是关键。他们又共同说道：“河决了可以堵塞，但以后再来的水患无法预料；曲折的防护设施可以溃决，但人的力量可以重新修复。事情可以考察旧有典章办理，义举可以激励社会风气。请求撰文刻石留给后人，实在是百姓世世代代的福祉。” 《南皮县浚川记》，刘沂撰写，大意说：

译元朝因为水利关系到百姓生计，设置了都水司官员；每年借此防治御河，用民间粮食供给京畿，数量达到数以亿万计。今天的御河，源头与漳水相通，向东曲折、向北流，经景州、陵州、沧州等州的辖境后入海。南皮是沧州所属的县，与景州的吴桥县东部尤其相接，河水到这里水势更大。夏秋连日大雨，堤岸被冲决侵蚀，灾害更加严重；不是在陵州决口，就是在景州决口，没有一年不发生。县城东北四十五里，有郎儿口，遇到河水泛滥上涨时，正是承受冲击的地方。郎儿口以北大都属于长芦万户府的军屯地。泰定初年，他们想独占利益，凭武力堵塞河道，结果只是给县民留下淹没溺水的灾祸。主持县政的人上报利害，奉都省移文通知所属部门，于是下令疏通，使各自安居从业，典籍中都有记载，可以考查。到至元五年，经过了十六年，一直没有改变。这年夏末，河水在陵州边界决口，直冲河口。军屯田地的人说，年代久远而无从查考，县邑没有防御，便又把河口堵塞。此时怀来王公君美恰好任该县县令，极力说明这样做的弊端，奉省府文书按照前议办理，百姓才没有再次遭受灾害。王公卸任后，继任此县的人在政务稍暇时想到这件事，众人都说：河口是水流经过的地方，时而堵塞、时而决开，始终没有固定的规则；文书账册即使谨慎保存，恐怕也不能长久，日后又会给百姓造成祸害。为什么不把它刻在坚固的玉石上，以示永久，使后来想堵水害民的人凛然知惧，这不是很好吗？《通济河碑记》，杨文贞士奇撰写，大意说：向南距离通州二百里，在杨村驿北面，河流多次决口。此河向上承接北河、汤河、潞河等水，向下汇合直沽南来的水流入海。凡齐、鲁、汴、蜀、湘、汉、江、广、闽、浙各地的赋税运输，以及海内外朝觐进贡、送往北京的物资，都经过这里到达，关系十分重大。自洪武末年至今四五十年间，河流屡次决口、屡次修筑，修筑后又决口，才智耗尽、力量疲竭，公私都以此为患。皇上继承大统的第二年秋，有关部门把决口的情况上报，请求按照旧例办理，皇上批准了。第三年春天又决口。皇上命太监阮安办理此事。阮安奉命前往，回来奏报说：水应当顺着水势加以疏导，如今却逆着水势使它弯曲，水势无法通达，所以才决口；应当另取直道改行开凿，使水顺势向下。他察看河流，从西务直行二十里左右，认为可以开渠引水；动用一万五千人，一个月大概可以避免决口，于是绘图上奏。皇上便命武进伯朱冕征发士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征发民夫，人数按计划办理，选择日期开工，由阮安主持；按期完工，于是顺着旧河道让河水向下流去。阮安沿河两岸修筑堤防，堤坝既高又厚，又砍伐树木防护，种树加固，把险要处变成平坦处。事情上报后，皇帝赐名“通济河”。少保吴公请我记载这项工程的完成。古代治水，从京师开始，是首先重视的事情；这条河的重要性，本来就是因为关系京师。过去修建困难，如今却容易成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奉命主持工程的大臣，在用心的诚实、公正方面与过去不同吗？这项工程实在根本在于皇上善于用人，见识明察，任用专一，这就是功业得以完成的原因。自古英明的君主能够成就事业，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我谨因记载此事，进一步推究其根本，作诗来颂扬圣明天子的仁德明智之功。《开会通河功成之碑记》，杨文郁撰写，大意说：皇帝在位第十七年，江南已经平定，海内外没有不称臣顺服的地方。汶水汇合泗水，分流到达东阿，于是设置汶泗都漕运使司，控制并引导江、淮、岭、海各地物资供给京师。从东阿到临清三百里，船只改走陆路，靠车辆运输到御河；共征用百姓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六户，免除其租庸调，但道路经过茌平，其间地势低洼，遇到夏秋连绵大雨，牛车翻覆、车轴脱落，艰难险阻多种多样。有时驿使来往频繁，进贡物资前后相接；百姓背负物品，车辆行走迟滞，天黑时还要呼喊报警，行路和停留都不得安宁，公私都深受其害，已经很久了。皇帝正谋求收获太平之功，有士人提出利弊意见，都得以尽力效劳。寿张县县尹韩仲晖、前太史边源，朱国盛《南河全考》说：边源任太医院令史。两人相继提出建议：把汶水接入御河，比陆路运输有利十倍百倍。当时诏令朝廷大臣寻求办法，没有得到要领，便认为韩仲晖、边源的意见正确，于是让都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一同察看。马之贞等到达后，沿途考察地形，筹划工程和功用，参考众人意见，绘图标明曲折，详细说明可以开凿的情形。于是丞相相哥会同同僚上奏，并把图一并进呈。皇上谕令准许，赐给中统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石、盐五万斤，用来支付雇工费用和准备器具。征发附近各郡壮丁三万人，派驿站遣送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礼孙、兵部郎中李处巽以及马之贞、边源共同主持工程。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己亥日开工，从须城安山西南开始，向西北经过寿张，经过东昌后又向西北到临清，通达御河，全长二百五十多里。六月辛亥日开通河道，使水流决开并汇流趋向新河。仍然修筑堰闸来调节蓄水和泄水，修好堤防以防水流冲荡。渠边百姓高兴地看到开船运输的工程，于是须城、聊城两县的高寿老人分别到主管机构陈述：应当记载工程成就。治理河渠的使者因此请求我撰写序文。当时皇帝车驾前往上都，有关文书通过驿站上报，皇帝诏令翰林院给运河命名，并说：还要为它撰写碑文。臣等请求赐名“会通”。《安平镇治水之碑记》，本文未收入徐溥《谦斋文集》。徐文靖溥撰写，大意说：

译安平镇，旧名张秋，实为运河的重要地点。景泰年间，黄河支流在镇上的沙湾决口，冲坏运河。朝廷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徐有贞堵塞决口并修筑堤坝。弘治六年，河流又在下游十里左右处决口，汶水随之流去，经东阿旧盐河入海。此后连日大雨，水势大涨，水面宽达九十多丈，运河从东昌向下游流去，大多淤塞干涸，船只不能通行。今上对此忧虑，已经下令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前往治理，又特意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总督山东，让军队、百姓和民夫共同办理。此时夏季已过一半，漕船已经聚集，一旦经过决口，牵引的力量要增加数倍，稍有失手就会倾覆溺水，无法救援。众人一致认为应当把最急迫的事务放在前面，于是在西岸稍偏南处开凿月河，长三里左右，引导船只从那里通过，依次都能渡过；到冬天水位下降后，才堵塞决口。工程规划仿照古法，又根据时势斟酌调整，修筑东西两座台。立木作标志，多用大绳捆扎，用船把土石杂乱堆放，凿开后沉入水中，再用巨大的草束压住，用土袋填实缝隙。民夫轮班替换，连续三昼夜不停，决口才开始堵住；外面再砌石、栽木桩，层层筑牢。又在它南面修筑石坝，以防备调节水流；在上游修治黄陵冈。黄陵冈没有堵好，安平镇的工程也难以保全，所以两项工程同时兴办。然而水势湍急凶猛，堵了又决，决了又堵，众说纷纭，无法确定办法。到弘治八年二月，两项工程都报告完工，于是把镇名改为“安平”。又下令修建神祠祈求神灵暗中保佑，命名为“显惠”，命有关部门春秋两季举行祭祀。这项工程共使用民夫四万多人，柴草按束计算为八十四万五，竹木按根计算为三万七千，麻和铁按斤计算为六十万四千多；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黄陵冈工程。向朝廷复命时，皇上说：河流决口已经堵塞，这都是你们几位大臣的功劳。赐给李兴每年禄米二十四石；陈锐加授太保兼太子太傅，每年增加禄米二百石；刘大夏升任左副都御史，协助都察院办事。分别主持这项工程的官员中，山东左参政张缙升任通政司右通政，仍然治理河防；按察佥事廖中任副使；都指挥佥事丁全署理都指挥同知；还有一百多名文武官员进阶加俸，各有等级。此后又命臣徐溥撰文，记载功绩和年月，以昭示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臣谨慎考察：运河的利益本来就是国家财政所依赖的，贡赋和商旅也都必须经过这里，关系非常重大。它先一次毁于洪涛，又一次毁于连绵大雨，造成的祸患十分严重。不到两年时间，就把汹涌波涛变成平坦陆地，把叹息怨恨变成欢欣喜悦。从前认为困难的事，如今似乎很容易完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圣明天子使天地和谐、万事顺遂的功劳，也是内外臣民竭尽忠诚、宣扬效力的结果；天道以祥瑞回应，地灵也尽其职责，种种因素不约而同地汇合在一起。然而防备祸患本来就难，保持功业也难；今后修理损坏、弥补破败的责任，就在有关部门。如今官员已有专门设置，责任也有专人承担，正急切地为长远打算。前面的功劳，难道可以不再毁坏吗？所以臣叙述事情、记录日期，使之刻在金石上，如同宋代修筑灵平埽的旧例。□□明白地命令，并且警诫有职守的官员。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记。《安平镇减水坝记》，李东阳《安平镇减水坝记》原文缺字很多，依据《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四《李西涯文集》校订。李少师东阳撰写，大意说：弘治初年，黄河改道到汴河以北，分成两支；其中一支向东流到张秋镇，进入漕河，与汶水汇合后向北流。弘治六年，连绵大雨，水势大涨，在东岸决口，截断河流径直奔向东面，夺取汶水流入大海，结果漕河中水流枯竭，南北道路阻断。皇上已经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大夏治理此事，又特意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总督军民和民夫共同治理。众人商议一致，决定疏浚和堵塞同时进行，于是在上游西岸疏浚出三里左右的月河，堵塞九十多丈的决口，漕河才重新通航。又在上游疏浚贾鲁河、孙家渡，堵塞荆隆口、黄陵冈，修筑两条长堤，使水流向南汇聚，沿淮徐旧河道流行。又商议认为，两条堤坝绵延很远，河道一旦失守，水流必定再次到达张秋，成为漕河的忧患；于是选择旧决口以南一里处，按照近世减水坝的制度，栽木作桩，中间填实砖石，上面架横木，铺设厚木板，再在上面砌盖巨石，用弯曲的铁件固定，用黏稠的糯米浆和泥土黏合。坝建成后，长宽各十五丈。又在坝上砌石修建水窦，设置五道梁并加以涂固；梁可以牵引缆绳，水窦可以通水，使水势泛滥时稍微减弱冲刷侵蚀，水量干涸时漕河仍得保存，希望工程不需再次耗费巨资而功效能够保持。工程完毕后，皇上又下令将镇名改为“安平”，赐给兴每年俸禄二十四石，加授太保兼太子太傅，增加每年俸禄二百石；升大夏为左副都御史，协助都察院事务。又命工部采伐石料，敕令内阁大臣撰文，分别记载功绩。臣东阳应命记述这座坝的建成。我私下考察，治水的方法不过疏导和堵塞而已。堵塞的说法在经书中没有见到，但中古以来，修筑堤堰的议论兴起，往往也把它视为有利之举。利与害相对，必须比较多少来判定轻重。如果驱使民夫搬运土石，正面抵挡水势的冲击，耗费多而收益少，这是古人深以为戒的。只有在水势尚未逼迫、后患尚未显现时，周密思考，预先修制以作防备，那么设置障碍的益处也不能否定。况且这座坝看似是障水，实际上却在疏导水势，消除水患而取得水利，暂时劳作却能长久安逸；费用虽不能完全没有，但所发挥的作用却很大。拿它同善于开沟的人借水势冲刷、善于筑堤防水的人借水势泛滥相比，不是兼有二者的长处吗？《易经》以成就财用为象，《尚书》陈述修治与调和之道；君主发布命令，臣下施展力量，虽然大小、劳逸各不相同，但都是同一道理。如今圣明天子勤劳于民、思求治理，重视粮饷，怜悯水灾漂没之民，多年早起晚睡、南顾漕运之事，若不是几位大臣贤能，又有谁能够胜任呢？

译在决口尚未堵住时，水势冲击激荡，深度无法测量，每来一条船，即使百名民夫也无法控制，结果人船一同沉没。卷束苇席修筑堰坝，眼看将要完工却总是突然失败；耗费千金、累积多日的功夫，顷刻间全部丧失，仿佛从来没有做过一样。众人议论喧嚣，都想放弃而不再完成，改作其他打算；大概当时抵御水患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工夫预作准备呢？等到臣下任职负责工程，地势和水势都顺应自然规律，不违逆物性来强行控制，也不落后于天时而违背时令，又从容宽裕地谋求长久利益，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实在是不可错失的时机。然而，既然应当鉴戒以往失败的车辙，想到成功的艰难，修整废坏、补好缝隙，以期工程不致坠坏，难道不是主管官吏的责任吗？唉！天下的事情，最可忧虑的是明明可以做却不去做。那些官位已经稳固便懈怠的人，以及交接任职时互相推诿的人，留下才智和余力而不尽力施为，没有不留下日后悔恨的，难道只有治水一事如此吗？人不应只以水为镜，更应以百姓为镜；这句话，也可以由小见大了。唐代韦丹修筑捍江堤，窦以疏导上涨的水势，皇帝下诏刻碑记功，事迹载在国史中。我文才不足，谨写下这些，以复命于圣明的命令。工程始于乙卯年春二月，完工于夏四月，共用民夫一万六千人，大石一万多块，粗石加倍；大木三千根，小木为其一倍再加五成；铁一万一千斤，其他物料也按此类推。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记。《兖州金口堰记》，刘文和珝撰写，文章大意说：堰距兖城东面约五里，因为它能挡住沂水、泗水。两水流入金口闸，向西到达济宁的会通河，因此取今名。考察得知，北魏以及隋、元以来，都曾修筑过它，以便粮运。都城的修建不止一次，堰坝的兴废也不止一次。我太宗文皇帝驻跸北京后，又恢复漕运。此前堰坝用土修筑，每年夏秋交替之时，波涛汹涌，堰坝立即崩毁，荡然无余。从永乐到成化，虽多次命官修固，最终才得以安定。庚寅年，都水主事、宜兴人张盛字克谦恭敬地接受这一任命，毅然期望一定成功。恰逢冬官亚卿乔公志弘催促督办漕运，克谦将此事上报，志弘于是上疏奏闻皇上，交给公卿议论，大家认为可行。秋官亚卿王公宗贯随后到任，又特别留意督察，并加以奖励劝勉。又得到山东少参尹公朴之、佥宪王公廷言共同维持此事。克谦在堰旁搭结草庐，早晚坐卧其中，各项筹划都很有条理。工程始于成化七年九月，完工于次年六月。计算堰东西长五十丈，宽三丈六尺，顶部宽二丈八尺，泄水口宽三尺，随着水量消长按时启闭。横放巨石作为桥梁，以便利往来。堰北又修筑两处分水堰，形如雁翅，以减弱水势。堰的南北两侧设有跌水石，直向长五尺，横向长四十丈。《兖州重修金口闸记》，刘德智撰写，文章大意说：元朝承受天命，安抚四方；东南距都城万里，各地贡赋都要运来，尤其需要大量车辆牵挽和陆路运输，百姓非常困苦。至元年间，开凿会通河，引泗水、汶水汇合漳水，直达幽州，从此天下都受益于转运。泗水的源流汇聚于兖州东门，东面有许多大山，暴雨洪水突然到来，漫溢成为百姓的祸患。主管水利的人寻求有利办法，用土筑堤防止泛溢，用石束水以泄放水流。其中一孔闸年久石坏，有位学者说：“一孔不足以吞吐水流，如今靠北处改建为两孔，用闸门控制开闭，大概就不会造成危害。”于是上报天子，天子批准了这个建议。命令下达之日，正值延祐四年，都水太监阔阔分治山东。工程始于延祐四年闰正月，完工于三月。《建都水分监记》，［揭傒斯撰写，文章大意说］：会通河建成后的第四年，开始在东阿的景德镇设立都水分监，掌管充河渠、堤坝、闸门等事务的政令，以便通达朝贡，使天下漕粮充实京师。地势高而平坦，水流容易迅速泄去，所以修筑堨来蓄水；水积聚后，就设置机关、牵引绳索来牵挽船只上下，这叫作坝。地势低而倾斜，水很快干涸，所以修筑堤防来调节；水涨溢时，就用绳索吊起悬板，以便船只往来，这叫作闸。各种设施都设置官员，掌管牵挽、启闭的节度，并审理有关诉讼。暴雨将要到来时，便命令积存土壤，准备畚箕和铁锹，以防水流奔涌冲击；水将要干涸时，就发动民夫疏通淤塞、修补崩溃之处。还要不时巡行周视，考察有关人员是否奉行命令，并据此赏罚，所以分监的责任重大而繁杂。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张侯仲仁历任詹事院、翰林院、太医院佐官，都能胜任其职，又全面熟悉河渠事务，于是被选任为都水丞。冬十一月，分司驻在东阿。诏令说：凡河渠政务，不得沿袭旧习而徇私，不得畏惧权势威严，只应适当处理。有敢于扰乱法律、败坏政务的，即使是天子派遣的五品以上官员，也要列名上报，随后按轻重论罪，不得有所宽贷。张侯北起永济渠，南到河东，救治汶水源流，处理停滞、疏浚、决口、防护等事务，共一千九百多处，全都治理得当。张侯退回官署后，便处理文书；但库房狭小简陋，属吏只能站在旁边，没有容身之处。于是他向众人说：“我奉命来到这里，只图恭谨尽职，却困守在匆忙丈量建成的小室中，如何制定千里河渠的政务？役夫百工到哪里接受职事？下属群吏到哪里听取命令？乡遂的老人、州邑的长官到哪里承受政令？荆、扬、益、兖、豫数千里供应派遣来的官吏到哪里接受禁令？山戎、鸟夷以及远方边徼绝域的朝贡使者到哪里行礼？朝廷派来的重要使者到哪里停宿？”于是从库中筹集钱财，与属吏共同谋划，开凿石料、砍伐木材，在旧官署西侧建堂。堂屋曲折幽深，四周屋檐高耸，藻饰彩绘的华美不能胜过其质朴，几案坐席的精美也不逾越规制；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库房，整齐严密、坚固完备；前面在两侧排列吏舍，接着在重门以内建造洺、魏、曹、濮三项工程的作坊。后面设置使客馆舍，都环绕拱卫、向内排列，有如鸟翼展开，严整庄重。外面临着方池，长堤隐约如虹。又向西转去，通达大道；高大的柳树铺开阴影，周围的墙环绕城郭。远近来观看的人，无不仰头惊叹、低头赞美，说：“正因为张侯明察谨慎、周密敏捷，公正而不徇私，所以工程虽大，百姓却没有察觉负担；工程完成后，分监更加尊严，分监更加尊严，政令就更加推行。这就是河渠的利益，后世永远都要依赖它。”

译于是考察往昔：自丞相忠武王在江南刚刚平定之日提出建议，少监马之贞在天下统一之时奏报功绩，从那以后在这里分治河渠的人，很少有不显著勤勉、功劳昭著，并载入史册的；而官署的营建却一直等到张侯才进行。张侯并不是喜欢使居所奢侈、使自己的名声显赫来向百姓夸耀，他这样做，是为了端正官吏的职守、整肃上下关系、尊崇根本并建立政令，实在是应当做而不敢拖延的事。国家一天也不能离开河渠的利益，河渠政务一天也不能交给不合适的人；像张侯这样的人，正是合适的人选。这项工程开始于张侯到任后的第二年某月某日，完工于至治元年某月某日。内外房屋合计八十余楹。这一年九月初一日，揭傒斯记。按语：这篇记文把当今修建闸门、设置官员、治理河道的方法说得十分详尽，见于《续文韦正宗》中；但《通志》《图志》都没有收录，所以抄载于此，以说明元人开设这些设施的本意就是如此。《重修济宁月河闸记》，廖恭敏庄撰写，文章大意说：天顺改元丁丑年，贵池人孙公任由进士身份授任冬官主事，奉命在济宁治水。济宁原有天井、在城两闸。月河距州治南面约三里，上口向东紧邻天井闸，北面正对会通河。一条水道纵横交错，形状像“卜”字。天降暴雨、河水泛溢时，水流潺潺向南注入，势头尤其倾急。船只由闸河向西行，有时会被水流冲翻；逆月河上行，则难以逆水牵挽。下口离在城闸更近，另有一闸靠近西岸；闸门开启、船只下行后，又有遭受冲击激荡的忧虑。此前，冬官主事永丰人陈公律、蕲阳人陈公凑相继议论，主张把下口旧闸向内移一百多尺，把上口改到向西斜行七百多步、避开会通河之处，不正对设置两个口，而在其上架桥，并在两个口的下方设置闸门，随着水量盈缩而开闭，希望免除从前的祸患。议定后上报，诏令准许。工程尚未兴建，孙公来接任。在官府储存的物料和库中的积蓄基础上，工程始于己卯年冬季，完工于庚辰年春季。学正陶君鼎等人都愿意刻石记载完工之事。天井、在城两闸，前人已经作了防备；月河上下两个河口却还没有防备，从前直到现在，人人都知道它们不便。如今两位陈公提出开建，孙公使它完成。欧阳先生曾说：开创事业的人没有不希望它长久存在的，但继任者常常懈怠废弃。假如继任者始终像开创者那样用心，那么天下后世哪里会有遗留下来的利益呢？《堽城堰记》，据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七所载“商辂《堽城堰记》”校订。商学士辂撰写。汶水、泗水，是齐鲁著名的河流。汶水发源于济南莱芜县，泗水发源于兖州泗水县。两水分流，南北互不相通；自古在汶水上行船，只能从兖州向北到此为止，在泗水上行船，则只能从兖州向南到此为止。元代南方贡赋运到济宁后，只能弃船走陆路数百里，再由卫水进入都城。至元二十年，才开始从济宁开渠到安民山，引船进入济宁，陆路行走二百里，到临清后进入卫水。二十六年，又从安民山开渠到临清，于是在兖州东面修筑金口堰，挡住泗水向西南流，使它由济河注入济宁；又在兖州北面修筑堽城堰，挡住汶水向南流，使它由洸河注入济宁。汶水下游又修筑戴村堰，挡水使其向西南流，南到济宁，北到临清，于是汶、泗两水全都归入漕渠。这样船只往来没有阻碍，因而命名为“会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在金陵定都后，不再办理漕运，原来的河堰几乎全部废坏。太宗文皇帝迁都北方后，于是命大臣察看旧有规制，修筑堰坝、疏通河渠，漕运再次畅通。不过各堰都是用土筑成，每逢连绵暴雨便被冲毁，水流泄出而泛溢，漕渠完全干涸，随筑随决，每年都成为常事，百姓十分困苦。成化庚寅年，工部员外郎张克谦奉命治理河道，遍察旧迹，叹息说：“疏浚泉源、疏通漕渠，是每年都不能废止的事。至于坝堰，用石料代替泥土，便可以一劳永逸，为什么只因修缮费用高，就不为长久之计呢？”于是督促民夫采石，首先修缮金口堰，不到几个月便告成。凡是所需物资，都用一年的桩木等费用折价缴纳，钱物充足而且有余。他说：“金口堰既然修好，堽城堰也不能不修。”正当测量材料、准备开工时，却突然因谗言被召回。不久，巡抚都御史牟公看到他的成绩，极为赞叹赏识，上奏章大力保荐，使他完成此前未竟的功业。张公到任后，发现堽城旧址河面宽、泥沙深，难以施工，于是向西南约八里察看，见那里两岸高耸，根基连接着河中的坚石，比较旧址，河道狭窄了三分之二。于是他说，在这里设置堰坝，工程量只有古址的一半，功效必定加倍。便选择癸巳年九月十五日开工，委派兖州府同知徐福、阴阳正术杨逵、耆民张纶、许鉴分别主管工程，储备木材、聚集物料，各项需要都准备齐全。第二年春三月，命工匠淘去泥沙，把底石凿平如手掌；在底石上砌筑七级石台，每级向上缩进八寸，高一十一尺；中间填置大小石块，煮高粱米成粥，拌入石灰加固。底部宽二十五尺，顶面用石板砌两层，宽一十七尺，长一千二百尺。开设七个砌口，每个宽十尺、高十一尺。设置木板控制启闭：遇到山洪暴涨时，打开木板，任水沿原河道向西流；水退后关闭木板，挡水使其向南流，以灌注运河。两端设置逆水雁翅二座，每座长四十二尺；顺水雁翅二座，每座长三十五尺。中间设分水堰五座，各宽二十三尺，长一百二十尺（府志作“三”）。两块石头的接缝用铁锭固定，上下再用铁栓保护。砌口上横放巨石，有的三块，有的四块，每块长十多尺。河道从前没有桥梁，百姓苦于涉水；堰建成后，于是车马通行。原有元代旧闸把泥沙引入洸河，洸河淤塞，汶水不能流入。现在在堰东设置闸门，开两孔，每孔宽九尺、高十一尺；中间设分水堰一座，旁边设雁翅二座，也用木板启闭，以等待水量消长：水涨时关闭木板，挡住黄水暴流；水退时打开木板，引清水流入。闸孔上面覆盖石块，石块两旁仍砌石，高一十八尺，中间填土，与地面相平，使水患不至向南侵入，洸河也免于泥沙淤积。

译闸南新开河道九里，引汶水沟通洸河。河口逼近山崖，从崖顶到山麓全是坚石，凿开石头，设置两道闸门才得以通水。工程始于成化九年九月，完工于十年十一月。这项工程的费用，比金口堰不止多出数倍；但百姓所受劳扰，似乎在此前折纳费用之外增加不多，大概是处置得当、筹划有方，所以能够开创漕运无穷利益的关键，确实就在这里。都宪赞许工程成功，命兖州郡守钱源来请我撰记。往年克谦从东鲁回来，谈到修堰工程，我心中很赞许。等到克谦再次出行，我实际也随从任职。如今工程已经取得成效，难道还可以吝惜笔墨，不把它刻在石上吗？从前白公开凿渠道，百姓得到利益，歌唱说：使京师亿万民众有衣食。像克谦修筑这座堰，漕河完全依赖它，公私双方都得到便利，与白渠的利益相比，不是更大吗？所以我详细记述此事。克谦名盛，是常州宜兴人，天顺庚辰年进士，任都水员外郎；他的功名事业，从此开始。成化十一年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堽城坝记》，万学士安撰写。元朝至元末年，因为江南贡赋不能运达都城，才听从郭都水的建议，从济宁越过安山开渠数百里，引水进入御河，直达通州。当时已经在兖州东面修筑金口堰，挡住泗水，使它向西南经济河流到济宁，以补助漕渠；又在兖州北面修筑堽城堰，挡住汶水，使它向南经洸河流到济宁，与泗水汇合以补助漕渠。又在汶水下游修筑戴村堰，挡水使它向西南流，汇成南旺湖，再分流补助漕渠：一支流向临清，一支流向济宁。元朝全盛时期，公私漕运和贸易往来南北无阻，都是因为堵截两水、利用其水势来补助漕运。国朝在金陵建都后，漕运事务停废，所谓堰坝崩坏，河道几乎全部淤塞。永乐初年迁都燕地，贡赋全靠海运，粮船常常沉没于风涛之中，于是特命平江伯、恭襄陈公察看旧规并修浚，漕运又恢复畅通。不过各堰都用土修筑，每年总是随筑随坏，公私都困苦疲弊。到现在七十多年，还没有人能谋划长久之计。成化庚寅年，现任山东布政司参议、宜兴人张公盛以都水主事身份来主持此事，一到任便遍访故老，察看泉源和堰坝，全部找到旧迹，叹息说：“疏浚之事不可拖延，至于修筑堰坝，怎么可以苟且从事呢？” 于是首先恢复金口堰，正打算用石料代替泥土，作为长久之计，却屡遭众人纷纷阻挠，甚至有人为张公制造祸端；张公仍竭力坚持修建。几个月后工程完工，众人的议论顿时平息，并且佩服张公见识坚定。接着想要恢复堽城堰，冬官已经下令让张公回去，有见识的人都为之叹息。壬辰年，山东发生大饥荒，都宪右副都御史牟公奉俸禄受命镇抚这片土地，看到张公的成绩，赞叹不止；又考察张公的为人，竭力向朝廷推荐，使他仍然主持此事。第二年张公到任，首先察看堽城堰，众人的阻挠比恢复金口堰时更加厉害。张公听后说：“这件事怎么会有不能做的道理？只是往往做事的人没有方法，或者拘泥于旧迹罢了。”于是察看旧堰西南约八里处，见两岸高耸，根基连接坚石，横贯河中，与旧址相比，河道狭窄了三分之二。张公惊奇地说：“这里实在是上天造就、留给今日使用的地方，应当改在这里设置堰坝。”于是选择吉日，随即报告储备钱财、筹划工程，准备第二年春天开工。到期后淘沙凿石，直到凿平为止；从下向上砌石共七级，每级缩进八寸，高九尺，下宽二丈五尺，向上缩进一寻；顶面用石板砌两层，中间填细石，煮高粱米拌和石灰加固。堰长一百二十丈。开设七个砌口，每个宽一丈左右，用木板控制启闭，以等待水势变化；水涨时打开，让水沿旧河道流去；水退时关闭，挡水使它向南流入漕渠。两端各设顺水、逆水雁翅一座。中间设分水堰五座，各宽二丈三尺，长十三丈。两块石头的接缝用铁锭连接，上下贯穿铁栓。河口上横放巨石，每块长一丈左右，两端与顶面砌石相接，形成桥梁，行人不再苦于涉水。堰南新开河十多里，随地形确定深浅宽窄，引水向东流入洸河；洸河河口靠近山崖，从崖顶到山麓全是坚石，开凿它，前后共两个多月才通水。旧闸水流中沙子很多，沙子进入洸河，洸河淤塞，汶水不能流入。张公在堰东南仍设置闸门，开两孔，每孔宽九尺、高一丈多；中间设分水堰一座，旁边设雁翅二座，也用木板启闭。水涨时关闭木板以挡住洪水，水退时打开木板以引入清流。闸孔上覆盖石块，两旁砌石，高一丈多，中间填土，与平地相平，阻止水向南侵入，洸河便免于沙土淤积。这项工程从开始到完工，共历时一年又三个月；其坚固程度比金口堰增加数倍。远近官民前来观看，没有不争相羡慕地说：此前从未有人能这样谋划永久之计；这不仅节省兖、齐地区每年的劳费，实际上还为国家漕运开创了无穷利益。然而，如果不是牟公诚心任用人才、张公长于筹划，怎么能够达到这种成效？兖州守蓟丘人钱君源于是叙述事情始末，来请我撰写记文。我认为牟公善于识人，值得记载；张公建立这项伟大功绩，值得记载；钱君不埋没他人的善行，也值得记载，于是按次序写成《堽城堰记》。至于工匠、役夫、粮饷、木料、石料、铁、石灰、高粱米等一切应付的费用，全部详细列在碑阴，这里不再赘述。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吉日，兖州府宁阳县知县、沭阳人王瑀立石。《东泉亭记》，李主事承祖撰写，［文章大意说］：

译都水主事、江夏人王公大奉皇上命令，总管东方泉源的治理。凡是在鲁、齐境内，有泉水与漕河相通、可以便利船只的，就加以修治。年中，水道北起东平、济宁，通达卫水，南到淮水，疏导汶水、泗水各泉并使它们汇合，分水以济淮，都有他的功劳。兖州宁阳县过去设有分司，他偶尔外出办事回来，便住在这里。王公大就在厅事东侧搭建茅亭，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并命名为“东泉”，大概是为了不忘自己所主管的事务。王公大刚到任时，根据簿书，考察图志，周遍巡视核查，弄清泉源通塞的情况，亲自率领属吏考核工程进度；堵塞的就疏浚，淤积的就清除，荒芜污秽而未治理的就剪除杂草、挖掘清理。有的种树来巩固堤岸，有的凿石来补缺，又删去那些没有益处而徒然劳民的工程。方圆数百里的地方，役夫将近万人，他按时安排劳作与休息，收取治理成效。像这样过了两年，任期届满，也到了回朝的日子。承祖恰好经过宁阳，拜访王公大，与他一同坐在亭中。当时天气很热，过了很久，清风吹入竹林，飒然拂过几案坐席；回头看野花鲜明，含着芳香，舒展着花朵，与小山错落排列在亭外。于是王公大拿出自家酿的酒，洗涤酒杯，相对饮酒。酒兴正浓、十分欢乐时，我便对王公大说：“您来到这片土地，是因为要治理东泉，于是用东泉为这座亭子命名。亭子离泉水颇远，起初并不相接；泉水混混流动的气势看不见，泠泠的水声也听不到；到亭中寻找泉水又找不到，却硬把一个空名加在亭上，恐怕不妥吧？”王公大笑着说：“你认为是我的亭子远离东泉吗？还是东泉并不远离我的亭子？我从年轻时就从事学习，希望修养自身而施展于当世。如今承受圣明天子的宠命，主管泉源事务，早晚以公事为念，只怕不能胜任使命，因此本来就曾把心思用在这件事上。若懈怠之心偶然乘隙而入，享受俸禄却不办理职事，正是君子所感到羞耻的。所以用东泉为我的亭子命名，不敢片刻忘记。漕运事务正繁忙，而我治理的东泉水势充沛，迅速流通，与各水同流共济，使国家用度有所依赖，也使圣明天子稍稍减轻向南顾念漕运的忧虑；等我心情安适地坐在亭中，然后才敢安心！如果水位下降、泉水干涸，各处水流汇聚而下，那么一勺水的益处都胜过千金；那时我看着自己的亭子便惶恐不安，即使想有一天住在这里也不可能了。既然如此，把东泉寄托在我的亭子上，本来就是我的志向，又何必计较它远近呢？究竟是我的亭子远离东泉吗？”承祖听了这番话，趋前说道：“王公大可以说是对自己主管的事务竭尽了心力。假如始终坚持这样做，那么将来所建立的功业，哪里还可以估量呢！”于是撰写《东泉亭记》，告诉后世的君子。《疏凿泉林寺泉源记》，汤参将节撰写，文章大意说：泗水县城以东约五里，陪尾山的南面有一座庙，名为“仁济”；庙的西面有一座寺，名为“泉林”。旁边有珍珠泉、趵突泉、掬米泉、洗钵泉、响水泉、红石泉、清泉、涌珠泉，它们的源头都出自山中，水流环绕映照在寺院左右。向西南经过卞桥，桥西又有几十处泉水，名为大王沟、小王沟、潘波、黄阴、赵家庄、石泉、珍珠、东岩、石缝、西石缝、二角湾等泉，汇流到泗水，会合于曲阜的沂河，转入天井闸、会通河，沿□到达大海。永乐己亥年，漕运前总兵、平江伯陈公瑄向朝廷进言，奉命由工部主事顾大奇等遍历山川，疏浚泉源，以通水利、补助漕运。后来又由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鉴、主事侯晖等人继续办理。正统己未年，主管部门请求停止这项工程，上下泉源因此淤塞。如今泉源所提供的水利不可没有官员主管，于是上奏请求，皇帝批准了奏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里〕 于是主事熊鍊、转弱等奉命来到这里，仍然进行疏导。近来大旱不下雨，河道将要干涸，我亲自到泰安州等处疏通大小泉源，经过泗水，看见泉林泉水给人带来的利益很大；因此把逆流而行不便利的地方改掉，乱石清除掉，不通的地方疏浚开通。又广泛访问年高有德的老人，他们说这些泉水都从石孔中涌出，清澈激荡无比，水势浩大而不会穷竭。我听后更加高兴。原来已有名称的泉，刻石铭记；没有名称的泉，立石作标记。又向县中老少访查，所得石河等泉共十三道，无论大小全都开凿疏通，以解决水流不通的问题。泉林是群山的精华所在，汇合细流来供给大河；我担心年代久远后它会湮没无闻，所以写下此文加以记载。当时为正统九年八月。《新建耐牢坡石闸记》，刘大昕撰写，文章大意说：济宁州城西面约三十里处的耐劳坡口，是西北分流道路的汇合处。坡上有堤，绵延数十里，用来防止河水决口，但有时也会开通。如果不能正确启闭，水势便会四散泄出，漕运误期，实在是主管官员的深忧。洪武二年，向山东行省申请，驻官分任此事，南面疏导、北面引流，没有安闲的时候。冬十一月，行省下令，委派刘大昕察看适宜地点设置闸门，作为长久之计。十二月初一日，同僚知府余芳、通判胡处谦召集议论，率领任城主簿周允以及提领郭祥来到河上察看旧河口；那里上游崩塌，水流凶猛，不能立即施工。巡视到河口北面约一里，见地势平坦，水流汇聚，可以在此打基础。于是砍石运木，测量工程，改地重建；当时河水结冰，水势暂时停止。洪武三年二月二日，聚集各种材料，会合役夫，填平土堤；待水位下降八尺作为地基，栽立枣树、栗树，密集得像星星分布，再填入瓦砖，平整得像磨刀石。然后铺设水枋，铺嵌石板，雕琢砌筑，使石块犬牙交错相互嵌入；又用灰浆加固，用铁锭锁定，浑然如同天然形成。闸门东西宽一十六尺五寸，高一十尺一寸；西北方向比东西方向宽一尺。

译闸北面，向东的墙体纵长二十二尺，向西的墙体纵长一十五尺多；闸南面与此相称，像鸟翼一样展开，用来抵挡回旋水势的冲击。两道闸门之间开渠五十［疑缺一字］，下方贯穿万年枋，以便竖立悬板。又在闸南北两面挖去堵塞的土方，以减弱凶猛的湍流，并帮助船只转弯进入闸内。从此启闭有了常规，船只航行就像沿着绳索一样顺利。三月二十日工程告成，计算从开工到停工共五十七天。按工种计，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役夫四百五十人。按材料计，木材一千三百零三根，木枋五十根，大小砖七百八十四块，铁锭一百枚，每锭重六斤四两，铁二百五十五斤，木炭一千五百四十二斤，石灰六千三百四十斤。工程所用粮食八石零七升。铁和粮食由官府供给，其余全都因地取材，由沂州、兖州二州以及任城、滕、郓等县按规拨给使用。虽然使百姓稍有劳作，但百姓乐意赶来办事；没有耗费官府钱财，而官府也容易使工程成功，这就是大体情况。刘大昕虽然总管此工程，但主簿周允从早到晚尽力办理，勤勉敏捷而不懈怠；他的功劳和辛劳，无法详尽叙述。于是把工程的始末全部记载在石上，以流传永久。《重修洸河记》洸河就是今天汶水的一条支流，名称没有记载在传记中；它的源头出于泰山郡莱芜县原山南面，转向南流，抵达会通河，漕运南北往来，利益无穷。会通河的源头是洸河，洸河的源头是汝水。时逢连绵阴雨，泰山万壑沟渠的水汇合流入汶水，洪涛汹涌，泥沙混杂奔流，径直进入洸河，这就是洸河淤塞填满的原因。至元六年，监丞宋公从闸口疏浚到石剌。洸河的源头虽已通畅，但水流仍然阻塞。宋公说：“如果不疏通它的水流，源头将流向哪里？又恐怕前功白费，后患重新发生，使会通河的渡口也随之淤塞。”于是测量从石剌到吴桥南王家道口的河段，其中浅滞难行处延长五十六里一百八十步；呈报获准后，中书省发下符文，由东平、济宁共同协助。工程始于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完工于三月十四日。《会通河黄栋林新闸记》，楚惟善撰写，文章大意说：会通河疏导汶水、泗水，向北截断济水而汇合漳水，向南又沿泗水旧道入河。从漳水到黄河，不到一千里便分流；地势高峻，水流分散，不能承载船只，前后设置沙河、谷亭等闸共十三座。新店到师氏庄一带尤其浅滞难行，每当漕船到这里，上下船工竭尽全力，整日呼喊，前进一寸、后退一尺，必须借助陆路车辆运输才能到达。议论设置闸门，长久不能决定。都水监丞也先不华分治东平的第二年，亲自察看适宜地点，黄栋林正好位于两闸之间，于是就在这里修建。工程始于至正改元年春二月己丑日，完工于夏五月辛酉日。又在东岸创建河神祠，在西岸创建官署；官署南面筑台，题名“遐观”，台上建亭，向东与邹峄山相对，题名“瞻峄”。此前百姓服役于河道，凡大兴土木，通常都有预先发放廪粮的常规制度。这项工程将要兴建时，恰逢接连饥荒。也先不华于是预先限期，派副官李献到都城禀报，希望获准，使贫困者能够借此得到安身之处，并获得养活自己的办法。过了很久仍未得到命令，他不忍坐视百姓饥饿甚至饿死，于是拿出公款，借给百姓二千缗钱，约定第二年春天参加工程服役，以劳役偿还官府。不久粮食也运到了，百姓争相前来服役。由此可见，他就是这样体恤百姓疾苦。《都水监厅事记》，宋本撰写，文章大意说：都水监丞张子元把这些话告诉长官飒八耳君：“我的职务相当于掌管水泽的官员，元代制度规定品秩为三品，所以能够列入朝廷官署；这个机构有掌管的典制，有所属官员，有办理的事务和功绩，也有废置沿革。但设官四十一年来，通常任职于此的约有一百多人。曹署的老吏日渐离世，簿书每年［缺字］，掌故日益蠹烂；有所征考时，便茫然不知从何查起，所以我斗胆把有关事情简要记在文牍上。都水监始设于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泽奏请在京师设置，监少、监丞各二员，每年配官一人、令史二人、奏差二人。壕寨官二人，分监驻在汴地，负责治理决河；又分监驻寿张，统领会通河的属官，如同汴地分监。各监任期满后，属吏更换。泰定二年，把汴监改为行监，在内监等处设置官员。天历二年罢除，将事务归还主管部门。沿河郡县的守令结联御史，掌管河防事务；寿张分监至今没有废除。这就是它的沿革。大都河道提举司设官三人、幕官一人；通惠河闸官二十八人，会通河闸官三十三人。这就是它的属官。通惠河、金水河、卢沟河、白沟河、御沟、会通河等河道，李海、周店、七级、阿城等闸，以及都城内外一百五十六座桥、皇城西面的积水潭，全都隶属于它。” 凡河道或坝中填满淤泥、积水上涨到一定程度，就把水面弄平后加以疏浚；闸桥的木料腐朽、砌石开裂，就加以修理；水来时便启闭闸门，以治理干涸和泛溢；积水潭的水共同供应宫中饮食。金水河流入大内，敢有在其中洗澡、洗衣，或把土石瓦片扔进去、驱赶马牛去饮水的，都要抓起来鞭打。有时水流汇聚，淹没百姓田地房屋，便奉命前往察看并裁决处理，抵御水患。大体上，南到黄河，东到淮河，西面直到北面，包括燕、晋、朔漠地区，凡水利政务都归它管辖。这就是它所掌管的事务。至元二十九年，开凿通惠河，从京师东北昌平的白浮村引导神山泉水向西转南，汇合一亩泉、马眼泉，绕过瓮山后汇成七里泺，向东进入西水门，穿过积水潭，又向东到月桥，环绕大内左侧与金水河汇合，向南流出东水门，又向东到潞阳南面，会合沽水入海，共将近二百里。大概京师原有的桥闸都用木材修建，宰相认为不能长久，于是上奏命令都水监逐渐改用石料。如今用石修的闸有九座，用石修的桥有六十九座，其余将按次序改建。泰定元年七月，在积水潭南岸用石料修筑，长一千二百五十尺，缫以亦阑。即使遇到风雨和急流巨浪，也不会崩塌、不会泥泞，从而便利往来。至治元年七月，连降大雨，卢口决口，金口水势倾泻。王城补筑堤坝一百七十步，高四十尺，洪水因而没有漫到京城。以上就是它的工程功绩。唉！明确掌管事务、兴建工程，是任职官员的职责。至于官署的废置、僚属的多寡，也应当彻底了解。后来任职于都水监的人如果能对此勤勤恳恳，就不会辜负几位先生的心意了。《重修会源闸记》，据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七所载“揭傒斯《济州会源闸记》”校订。揭傒斯撰写，文章大意说：

译皇帝元年夏季六月，都水丞张侯改建济州会源闸，工程完工。第二年春天，他备好工程状况，派属下到京师，请求撰文刻在石碑上。我们元朝奉天命建都幽蓟，开凿河渠来确定漕运水道，于是改任城县为济州，使它临近齐、鲁交界，占据燕、吴交通要冲。疏导泗水、汶水，使它们在这里汇合源流，设置闸门来分调水流。向西北到安民山，流入新河；在临清修筑埭坝，地势下降九十尺，设置闸门十六座，通达漳水。向南到沽头，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置闸门十座，再向南流入黄河。向北到奉符，设置闸门一座，用来调节汶水。向东到北兖州，设置闸门一座，用来调节泗水。会源闸就处在这些闸坝的中间。年久以后政务松弛，漕运水道因而耗费很大。当时是延祐六年冬天，诏令张侯分治东阿，开始修复旧有的水政。第二年冬天，他巡视济州闸，闸身高峻而坚硬险恶，每年屡屡毁坏船只；土岸崩塌，石头剥裂，形势高危，不能凭恃。于是砍伐石料、转运木材，大规模重建。第二年，皇帝改年号至治的三月甲戌朔日，张侯到河边朝见，率领役徒，根据地势疏导水流向东，堵住上下游而排干中间河段，以便储存各种材料。拆除旧闸，向南迁移二十尺，降低七尺作为地基；地基下栽植巨大的栗木，排列如星，以长松木贯连，并填入白石。大致察看这块地，没有一点缝隙渗漏。横向五十尺，纵向一百六十尺。把纵向分成八份，其中四份用来设置闸门。纵向上，南面占三份，北面占一份，以抵挡水流的冲击震荡。把横向分成五份，其中两份作为闸门的容水处，再把这两份折去三分之一，作为两道闸墙。把闸门容水处分成四份，去掉一份作为闸门高度；中间收窄，外侧张开，使其连接到堤防。把闸门分成三部分，在北面纵向占两份作为闸门，中间夹植石料，凿孔以容纳悬板。把闸门高度分成五份，去掉一份作为凿孔；在闸门高翼之外再筑石防，用来抵御回旋的水流。横向狭窄、纵向宽长，均为二百三十尺。于是雕琢、砌筑，使石块犬牙交错相互嵌入，用白麻填塞，用石胶加固；又加以磨砺铲削，以坚铁连接，崖壁削齐，地面磨平，浑然像天然形成，顶部覆盖飞梁，俯卧如同横卧的彩虹。下面有一段记载用工、用料的文字，原编者已经删节。到六月十三日乙卯，工程完工。起初，张侯到任的第二年，凡是河道狭窄的就加以拓宽，淤塞的就加以疏通，决口的就加以堵塞，拔除水藻荇菜，使船只通行没有阻碍；又整治牧草，使堤防更加牢固，加高堤防并拓宽堤基，修补石岸崩塌、穿漏的地方，填筑土岸疏松低劣之处，前后延伸七百余里。又在堤防外增筑长堤，用来遏制暴涨的洪水，使河水安稳流行。暗中开凿石洞来容纳积水，于是沿河三郡的民田都能够耕种。又招募百姓采集马兰的种子，种在新河两岸，用来固结被水浸渍的沙土。北起临清，南到彭城，东到陪尾，断绝的道路使之相通，郁塞的地方使之疏通。建桥九十八座，建梁五十八座，于是挽舟道路没有不平坦的。又建立分司以及会源、石佛、师庄三闸的官署，以严肃官员守职。修建河伯龙君祠八座，又为故都水少监马之贞、兵部尚书李粤鲁赤、中书断事官忙速儿建祠三座，以迎接福佑、报答功劳。凡是河道所经过的地方，都命令储藏冰块，等待口渴的人；种植树木，供疲倦的人休息；遇到漂浮的尸体，就把男女分开埋葬；饥民则煮粥给他们吃。每年因得到安葬而不暴尸、因得到食物而活下来的人有几千。因而上级知道他的忠诚，下属信服他的命令，他终于能够在这项工程中取得成功。当世祖皇帝在位时，群贤充满朝廷，少监马公一类的人得以尽力任事、承受劳苦，功绩流传无穷。只有这处闸址最为关键，工程最大；在马氏之后，张侯的功劳最为显著。张侯名叫仲人，是河南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下面有一大段文字，已被编者删去。《重浚会通河记》，赵元进撰写，概要如下：至元二十六年，前任官员开挖会通河河道，南起徐州，中间经过济州，北到临清，远达千里。各处修建闸坝，蓄水行船；漕运的各种货物、官用驿站船和民船，都能够通行。这条河没有明显的上游水源，必须加以疏浚。汶水流来注入洸水，开决引导泗水源流，向西越过兖州，向南流入济水，到达任城，与新河汇合后流去。近来山水泛滥上涨，从上游的堽城闸口到下游石剌的沙碛，蔓延十八里，河床反而高出汶水，因此水流来时浅而滞涩，几乎不能接通漕运。至元五年冬十月，都水监丞宋公韩、伯颜不花奉命分治会通河道，巡视途中看见河水浅小，说：‘这是上游水源淤塞造成的病害。’第二年春天，他们疏浚洸水各处浅窄的河身，五十天工程完毕，汶、泗、洸、济诸水源源不断地流来，汇入会通河，船只不再有搁浅滞涩的忧患。宋公又看见济州会源石闸两座，中间尖形的天井宽广一里多，船只依次停泊在上下游。闸内常常蓄水充满，水势漫溢时，才允许放水灌入其他闸。近年逐渐淤积，水道水量很少；如今重新淘浚，已经挖深，水面常常荡漾，从而使船只能够宽畅地停靠。夏季四月，宋公又巡视会源闸。北面的原野有济河旧河道的遗迹，河床已经填平，水也断流了。于是挖去泥沙，开通三百多步，宽二丈五尺；东面连接米市，西面接通草桥，水势分流，船只通行无阻，百姓非常高兴，称说便利。《重修济州任城东闸题名记》，俞时中撰写，概要如下：至元二十年，朝廷因为淮海水运不通，命前兵部尚书李粤鲁赤等调集丁夫，发给工钱和粮食，从济州任城曲折开凿河渠，导引洸水、汶水、泗水经安民山到东阿三百多里，以此沟通转运漕粮。然而地势有高低，水流有缓急，所以不能没有阻塞艰难的弊病。至元二十一年，有关官署首先建造石闸八座，各自设置守闸士卒，春秋两季观察水势涨落，按时启闭闸门；即使有时遭逢旱灾，水利仍足以帮助船只通行。只是任城闸向东距离师家庄绵延六十里，土质疏松低劣，雨水积涝灌注，年久失修，到这时才开始毁坏。当时都水少监分管都水监事务的石抹奉议把情况报告给中书省，改换旧闸而重建，不到几个月工程便告完成。又在闸址西侧修整厅堂，作为使者往来时休息的地方。石抹公退任后，于是记录与自己共事者的职务、差役和姓名，使人刻在石上，告知后来到此的人。《改作东大闸记》，据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七李惟明《改作东大闸记》校勘。［李惟明撰写，概要如下］：

译泗水在滋阳分流，兖州一带的汶水在奉符的堽城分流。洸水［把它引向西南］，在任城汇合，会通河承接这些水流。从前汶水不通洸水。元朝初年丁巳年，［济州倅、奉符人毕辅国向］严东平请示，开始在汶水南岸、堽城西侧建造一座斗门，拦截汶水使之流入洸水，到达任城，增加泗水漕运，用来供给宿蘄戍守边疆的军队，同时灌溉济州、兖州之间的田地。汶水从此有了向南流入泗水、淮水的支流。至元二十年，朝廷商议认为转运漕粮不方便，于是从任城开河，分引汶水向西北流，到须城安民山，流入清济旧河道，沟通江淮漕运至东阿；从东阿陆路转运，仅二百里便到临清，再由漳水、御河输送到京师。至元二十六年，又从安民山开凿渠道，一直通到临清，引导汶水截断济水，直接通向漳水、御河。由此，江淮漕粮沿汶水、泗水径直到达临清；商旅贸易迁徙、官员往来，以及闽粤、交广、邛僰、川蜀等地航海而来的各国使者，凡是入贡的贡物，没有不由此到达的，于是赐这条河名为‘会通’。这样，汶水的利益便惠及南北了！起初，毕辅国在堽城西北角建造了一座石斗门。后来都水少监马之贞又在它东面建造双虹悬门，闸门与虹门相连接，共同分受汶水。后来又因为虹门石料遇水容易毁坏，便把西面的虹门改建成现在的闸制，通常称为东闸；把毕辅国建造的斗门称为西闸。后来重新改建时，闸址高，水不能流入，只有东闸承受水流。汶水水量增减不定，每年常在秋分时役使丁夫砍柴、堆积沙土，在两闸左侧截断汶水筑堰，约使汶水的三分之二流入洸水；到春天则把余下水流全部拦住，使其流入洸水。大雨积涝到来时，担心水势冲击，就牢牢关闭两闸，不让水流入。水势一来便冲毁沙堰，向西沿旧河道入海，所以汶水的堰坝每年都要修整。延祐五年，改建石堰，五月石堰建成，六月便被洪水毁坏。洪水退去后，乱石交错，堵塞沙土，河底增高，从此汶水每年泛滥成灾。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冲毁东闸，突然流入洸河；两河都因此停止了水患，而洸河也被沙土堵塞，不再是原来的河道。当初马之贞筑沙堰时，有人说修建石堰可以每年节省劳民。马之贞说：‘汉代曹参在兴原山筑石堰，常被涨水毁坏，只得不断修复。汶水是鲁地的大河，河底沙土深厚宽广；如果修石堰，必须高出正常水面五尺，才能使水流通过。水位稍有上涨，石堰就与没有堰一样；河底填高后，必定更加造成祸害。即使竭尽力量建成，洪涛从高处冲下，石堰也必然很快倾覆。晋代杜预在宛阳筑沙堰，拦截白水灌溉田地，堰坝缺损就补修；虽然屡屡劳民，最终没有水患，这足以说明河流不能强行堵塞。’他又说：‘后人不要听信那些轻浮的议论，妄自兴建石堰；石堰会使百姓更加困苦，堵塞河道、抬高水势，给百姓造成大害。’后来重修堽城闸，马之贞便亲自撰写记文刻在石上，到了这时果然如他所说。这年九月，都水监马元公来治理会通河，巡视到堽城，说：‘洸水、汶水交汇之处，是会通河的咽喉；闸坏沙塞，上游要害之地，难道还有比这里更应优先处理的吗？’于是采用前任监丞沈温公开凿一座大闸的建议，把情况上报中书省，中书省立即同意了请求。第二年二月，马元公亲自筹划测量，绘图指示，命［濠寨官王］守［恭］督率众人服役。由于旧址屡次修建已经败坏，便改在东面另选地点，挖地直到泉水涌出，并把汶河河底降低四尺，这是顺应水性的做法。使南北长度达到一百尺，东西宽度达到八十尺，向低于地面二十二尺处开挖；土木工程又向下深入八尺，最上面用石基承托闸门。闸身高出地面的部分，从石基以上逐层收缩；地基深入地下一尺。两道闸壁直向南北作为闸身，长度都为五十尺。南面张开两翼，形如雁翅，长度都为四十五尺。北面的渠道折向东、西两边，各自贴附在旁边，也长四十五尺；不把两翼收拢在前方，是为了让暴涨的水流变得狭窄。前面一直到地基肩部和堤岸承受水流，要求前方能够受水；后面退在地基八分之一处，叠石筑岸承托它，伸出地基南面五尺，长度为二十五尺。把地基宽度分成五份，在中央开出其中一份作为明道；从明道进入三分之一深处作为金口，宽一尺，深一咫。闸板十三块，宽度正好填满金口，长度贯穿明道，伸到金口两端，各自达到相应深度；其中上下启闭的有十二块，另一块固定不动，作为门槛的大石，并用两根［臬］夹住控制它的前后。新旧石料的长短、厚薄各有适宜，没有一尺一寸的材料被浪费。连接构筑的工艺、扣合砌筑的严密程度，众人都说是会通河各闸以前所没有的。起初，又商议疏浚洸河，从堽城闸向南下行十八里多，淤塞尤其严重；疏浚后河底都加深五尺，河面宽十尺，深度又增加一倍。获准之后，因为不合时令，须等到闸工前后完成后再施工，这是因时制宜。至于搬走毁坏沙堰的石头，用来降低汶河因涨水带来的沙积；疏通连接洸水的各条支流，使汶水能够补给洸水；疏浚洸河直到任城，这些都是清理水源的紧要事务，只是议论已经完毕，还未来得及办理其他事情。闸门建成后，众人请求把事情刻在石上，嘱我撰写记文。我回答说：‘汶水是古代著名的河流。过去毕公、马公利用它，就成为转运漕粮的利益、灌溉田地的便利；后来的人利用它，却出现横向决溃的忧患和淹没沉陷的灾祸。它的本性并没有古今之异，关键在于利用得好还是不好。马公既然善于利用它，又把自己的话刻碑来告示后来人，他为后世考虑得太深远了。不进行这项工程，怎么能彰显马公的话呢？’既然不能推辞，于是撰写汶水疏导的始末、会通河水源的原委，以说明堽城闸是水利的咽喉，并且特意提出马公的话作为鉴戒。马公字仲彬，是唐古氏。《浚洸河记》，李惟明撰写，概要如下：

译洸河长期没有得到祭祀和治理，逐渐被汶水的泥沙淤塞；河底比较起来，反而比汶水高出三尺左右。山洪上涨时，疏浚洸河水流，水势消退，涓涓细流几乎不能接通会通河。汶水每年筑沙堰，把水拦得像洸河一样；沙堰不久就决口，而洸河仍然如此，沿途浅而滞涩，漕运不能迅速进行。至元四年戊寅秋七月，涨水冲毁东闸，闸司把情况上报分监，分监派遣［濠寨官］李让测量规划截水斗门，清除雪山山麓石剌一带十八里，那里淤塞最为严重。监丞马兀承德复核实情，准备文书上报，内监向中书省禀报，调发奉符、汶上两县民夫六千多人疏浚。至元五年春天，修建闸门尚未来得及；冬天，监丞宋公、伯颜不花文林分治会通河，工程先从上游开始，于是命［濠寨官］岳聚统领监夫一千人，会同两县民夫，至六年仲春望日开工。河底宽五步，河面宽度加倍，深五尺，按规定疏浚，不到一个月工程完成。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沙堰堵塞沙土导致洸河淤塞，这只是说对了一方面，却不知道另一方面。近年泰山、徂徕等地原来所谓山坡杂木、怪草盘根错节、能够固土的植被，如今都被开垦成良田；由于霖雨时常降落，山水暴涨奔流冲击，［缺字］土壤最终灌入汶河，年年如此，以致汶水泥沙浩大如彼，洸河也因此淤积。假使没有堽城堰，洸河自然也不会唯独比那里更严重。闸司不知道防备，只按照水量增减和百姓利害来决定闸门启闭，并不是懂得首先应办理的事务。总之，洸河疏浚之后，应命闸司严密整修闸板，谨慎堵住闸口，截断沙源，不要让流沙漫过上游进入洸河。还应拆除沙堰石块，使沙土随河底水流冲走；又在闸口水位涨落时铲除淤沙，不让它稍有停积，使闸内水位更加深厚，让洸河经常承受清水，以便向南北输送。这种做法在闸门管理上似乎事务繁多，但实际比重新疏浚洸河简单；这是清洁水源、增加水量的办法。否则，年年增加而没有穷尽的汶水泥沙，流入新近疏浚但容量有限的洸河，几年之内，我恐怕淤积会比今天更加严重。《黄良泉记》，顿举撰写，概要如下：东平景德镇行司监承奉议大夫刘公开始到任时，凡是管辖范围内的地方，都亲自巡视。那年春天，他首先认为街巷地势颇低，恐怕造成淤塞，又担心沿河低地有可以让水排决流入的地方。于是逆流寻找水源，自北向南，经过古任国，走过今天的鲁桥，渡过泗水、汶水汇流处，走了将近一舍路程，抵达黄山山麓，发现那里土壤肥沃膏腴［缺字］；继续向前，又找到几处泉水从低湿处涌出、可以作为水源起点的泉穴，清澈的水积聚在泥沙之间。他命令役夫开凿成沟港，把水引入［缺字］，水流非常顺畅。询问当地名称，却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些泉水出自黄山，水性又很好，便应当命名为‘黄良泉’。当时是皇庆元年壬子。《创建鱼台孟阳泊石闸记》，赵文昌撰写，概要如下：元朝平定天下后，远近各地都履行职贡；江淮漕运、商旅和官员往来，如果没有船只就无法通行，这就是修建会通河的原因。近几年河工告成，到今年已经二十年了。年代久远，霖雨浸淫，河岸移动、山谷变迁，不免发生淤塞。都水监上下巡视，查找水利的利弊，发现沛县金沟、沽头和鱼台孟阳泊一带沙深水浅，地势陡急，都不能通船，船中人只能在河上来回奔忙。积聚的泥土把河道截成堰埭的形状，堆成后又被水冲荡而去；官物往来时，必定驱使沿河百姓推船、拉船，人数不少于一千多人，妨碍农事，劳烦众人，百姓一向以此为苦。于是把事情上报，都省右司都事王潜到现场巡视完毕，大家共同商议筑堰蓄水、建闸通船。堰横向长十二丈，中间设置闸门，外用石、内用砖，高一丈四尺，地基纵横宽八丈，闸下宽五丈，逐级向上收窄，形如坛阶。工程开始于大德八年正月，五月完工。《都水监创建榖亭石闸记》，周汝霖撰写，概要如下：至顺二年夏季末月，会通河榖亭石闸建成。周汝霖为此撰文说：元朝在幽蓟建都，航海、泛江，渡淮入河，各地进献贡物和运送粮食，以供给京师。从东阿到临清二百多里，要离船装载，改用陆路车辆牵引，才能运进御河。每逢夏秋霖雨，道路泥泞，马匹疲病，车辆毁坏，公私双方都以此为苦。至元二十六年，朝廷采纳令史边君、同知马公的建议，开凿会通漕河，从安民山引汶水、泗水、洸水等接入御河；估量当地地势高低，前后修建石闸三十多座，以控制蓄水和泄水。到现在已有四十年，只有从枣林到孟阳泊七十多里，水流湍急迅猛，沙土流动，每次闸门重新开启，船才能略行一段。嘉议大夫、都水卢公因濠寨杨温等人的建议，认为应在榖亭北面、邮传西面修建石闸，汇集黄良泉、艾河等泉水，使水势充足；他把建议上报省堂，省堂同意了。工程始于当年二月，六月完工。《敕修河道工完之碑记》，徐有贞《敕修河道工完之碑》，据《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七《徐武功文集》校勘。徐武功有贞撰写，概要如下：景泰四年冬十月十一日，天子因为沙湾河决口，长期不能治理，召集左右丞弼和百官大臣到文渊阁，商议推举能够治水的人。众人一致认为臣有贞可以应诏，于是天子赐给玺书，命他出行。天子说：‘有贞，河道决口至今已经七年，东方百姓受水灾困顿，疲于填淤筑堤，没有安定居处。多次派人治理，却一直没有立即成功，转运漕粮的道路受阻，国家财政因此忧虑，朕对此非常担心。现在命令你前去治理，你要恭敬慎重！’臣有贞恭敬谨慎地接受命令。到达之后，他奉行并宣扬天子的明确命令，告诫官吏、整饬工役，抚慰任用士卒民众，征询众人策略，率领他们兴办工程。随后周密地［缺字］巡视，从北向东到南向西，越过湾汶，沿着卫水直到沁水，循大河经濮水、洸水返回。考察清楚水源后，便根据地势测量水流，上奏天子说：‘臣听说凡治理水土，关键只在于得到天时、地利、人事。天时既已考察，地利既已规划，人事也就应当尽力而为。况且水的性质可以顺势引导，不可以违逆水势强行填塞。大禹治水，顺着水势流行而不妄加干预，就是采用了这个道理。如今有些做法反而违背它，所以治理困难。’

译大河从雍州流向豫州，出了险要狭窄之处而进入平坦开阔地带。水势已经放纵，又从豫州流到兖州，土质更加疏松，水势更加奔放；沙湾以东所谓大洪口的地方，正好处在水流冲击之处，于是河道在这里决口，夺取济水、汶水入海的道路而流去，各路水流也随之泄出，堤防于是溃决，渠道于是淤塞；水涝时泛滥，干旱时干涸，这就是漕运道路受阻的原因。然而想要突然填塞决口，是不可行的。如今要救治它，请先疏导水势，水势平缓后再治理决口；决口止住后再疏浚淤泥，审慎选择办法，按时调节水流，使它没有泛滥、干涸的忧患，必须这样才会成功。’天子下令说：‘可以。’臣有贞于是筹划治理。修建治水的闸门，疏通泄水的渠道，从张秋今堤的堤首起，向西南行九里到濮阳的泺，又九里到博陵的陂，又六里到寿张的沙河，又八里到东西影塘，又十五里到白岭的湾，又三里到李堆的岸边；从李堆向上游再行二十里，到竹口莲花池，又三十里到大伾的潭水，于是越过范县和濮州，再向西上行，共计数百里，经澶渊连接河水、沁水。河水、沁水水势过大就会造成灾害，水势微弱则有利，所以遏制过大的水势而疏导微弱的水流，用来平衡水势。工程完成后，把渠道命名为‘广济’，把闸门命名为‘通源’。渠道有分流、合流，闸门有上下游。凡是从河流旁边分出的水道，如果水流不顺，就筑堰；这样的堰有九座，长度都达到［万］丈。九座堰设置后，水流便不再向东冲击沙湾，而是改向北流出，用来补济漕渠干涸之处。阿西、鄄东、曹南、郓北一带低湿而依靠灌溉的土地，共有数十万顷。道路通行已经便利，居民已经安定，有贞知道事情可以集中办理，于是综合参照古代方法，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施行，并增添自己的巧妙安排。于是修筑大堰，在堰上建水门，在堰下围绕修筑虹堤；大堰架御急流、截断水势，用木栅连接竹篱，填入石块，再用铁加固，把土、木、火、金等材料合为一体，用来平顺水性。随后疏导汶水、泗水的源流，使它们从群山之间流出；汇集澶水、濮水的水流，纳入各处泽地；于是疏浚漕渠，从沙湾向北到临清，共二百四十里；向南到济宁，共二百一十里。又在东昌的龙湾、魏湾修建泄水闸，共八座，以作为水量的尺度；水位超过一丈，就开闸泄水。这些水道都连通古河而流入大海，在上游控制水源，在下游泄放水流，既有所节制，又有所宣泄，以此平治水道。由此水患得以消除，水利得以兴盛。起初，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难以办成，甚至想放弃渠道不治，改由河水、沁水通向大海来运输漕粮，但最终也不能实行。当时又有人提出征发京军疏浚河道的建议，有贞于是奏请免除沿河州县百姓的马役、庸役，专门办理河防，以节省军费、便利民力，天子同意了。此次工程，集中轮番服役的人工共四万五千多人，分散长期服役的有一万三千多人。所用木材大小共九万六千多件，竹子按竿计算，是木材数量的两倍；铁十二万多斤，铁条三千根，绳索一百零八条，锅二千八百多口；麻一百万，荆条是它的两倍，稻草秸秆又是荆条的两倍；至于石料和土，数量无法计算。然而官府供给的粮食按石计算，仅五万石就停止了。从开始祭告、兴工到工程完成，共五百五十五天。于是治水官员和辅佐官都认为，这片土地处在两京之间，是天下转运贡赋所经由而到达的地方；如果始终不治理，造成的祸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白公的渠道只用于灌溉而不用于漕运，郑国的渠道只用于漕运而不用于贡赋，但工程都持续多年，耗费巨大。像汉武帝时武帝所修的瓠子河，既不用于灌溉，也不用于漕运，更不用于贡赋，工程拖延很久仍未完成，兵民都疲惫不堪，直到皇帝亲自劳驾，投下玉璧、沉下宝马，呼告神祇，事情才停止。如今这项工程不到两年，费用也没有重复征调，既可用于灌溉，又可用于漕运，没有什么不能做到，因此对军国大计和百姓生计的贡献极大、利益深厚，怎么可以不为后世记述呢？臣有贞说：‘这次成功，全靠我们圣明天子的成全；使臣能够取得成效，不被浮泛的议论夺走机会，若非天子极其英明，又能依靠谁呢？使百姓能够安宁，不受繁重徭役之苦，若非天子极其仁慈，又能依靠谁呢？臣有贞对于自己的职责，只怕不能胜任，哪里敢贪取上天和天子的功劳？只是天子至明至仁的德行，不能不加以记载。臣有贞曾任翰林官，亲身承修国史，不能因为避嫌而停止，于是拜手稽首撰写此文：皇帝安定九州，历年长久；承受上天保佑，既有豫州的安定，又有丰年。有一处［缺字］，太阳当中出现［缺字］；阳九百六，灾数正逢其极。龙地隆起成陆，水流失去道路；河水在东平决口，漕渠因此倾坏。否泰相互推移，时运将要中兴；深重忧患于是凝聚，天子叹息说：‘这责任在我，我可以不谋划吗？’ 谋划这件事非常紧迫，年年实行，已经历时七年，却仍然没有取得成效。王朝会盟在这里，国家赋税在这里，百姓便利也在这里。谁能担当此事、替我治理它，除去灾害、带来利益？只有你有贞。努力替朕出行办事，以便宜行事作为原则。臣拜受命令，早晨严肃，晚上警惕。将要办事，始终恭敬；一边奔驰，一边询问；一边谋划，一边测度；于是分开水势，筑堤防止水患，疏通淤滞。分流已经顺畅，堤防已经稳固，淤塞已经疏浚，于是设置水门，锁固水源根部，使河防永远保存。有如龙的土工，有如虹的堰坝，层层加以保护，水性于是顺从，水利于是畅通，水道于是贯通；漕运、贡赋都可以通行，没有什么不能使用。国家的财政大计十分重要，幸赖天子明察，不听浮议，工程因此成功。幸赖天子仁慈，施惠东方百姓，百姓因此安宁。臣拜首叩头，祝天子万寿；愿天子的仁慈与英明更加盛大。于是记载这些事实，刻在这块贞石上，昭示无穷后世。《治水功成题名记》，徐武功有贞撰写，［其］概要如下：

译有贞在山东治理水患，并修筑沙湾等处的河防。他在景泰癸酉年冬天接受命令，甲戌年春天开始工程，乙亥年夏天施工，秋天告成。皇上下诏，在奉天门召见并嘉奖慰劳他，于是命他留在京城管理台务。丙子年春天，有贞请求下诏记载此事；到这时又扩大先前的功业，增加防御大水的设施。当时正逢旱灾，众人不明白他的用意，颇认为防备过度。到了秋天，大水接连到来，泗水、汶水、淇水、卫水、河水、沁水同时泛滥，东平、兖州之间四周都像被海水浸泡一样，持续三个月，到冬天才稍稍平定。运河南北一千多里，旧有堤防和高岸缺损而未修好的地方，大约有一百几十处；只有沙湾正堤的大堰独自高高耸立，稳固安然，附近的城郭田地都依靠它而免于被水淹没。因为水来时有所阻挡，离去时又有所泄放。于是东平、兖州的军民和老人共同请求说：‘这次洪水，大概是洪武以来未曾有过的，也是年高老人从未见过的。如今如果没有堤坝和大堰作保障，没有闸门和渠道排解水势，我们的田地和财产就会变成水泽，我们这些老人和孩子就会变成鱼鳖了。然而水势变化不可预测，这次泛滥即使靠龙湾六闸泄水，仍然没有完全排尽。’ ‘因此感应祠的堤防出现缺口，还必须请您为我们抢修填筑，并且进一步加强防护。’有贞答应说：‘好，好。’当月中旬便筑好了感应祠的缺堤，又修筑作堰月堤、鳌甲堰；它们比沙湾水门大堰略小，但所用的埽法大致相同。又测量东昌龙湾六闸上游，在官窑口设置一座闸，开凿新渠与东平相连；在戴庙渡口设置一座闸，疏通古河与大清相连。连同原来的六闸共八闸，都把水引入大海。于是探求大禹遗留下来的治水秘诀，依据星象与土地经纬的道理，铸造玄金，制作象征法则的器物，竖立在大河感应二祠之间的堤上，作为长久镇护。大概就是把人事做到尽头，使之符合天意，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制定制度，并使众神共同发挥作用。工程完毕后，有贞将要回朝向庙堂奏报，参与工程的贤者也共同请求题写姓名。有贞于是说：‘唉！这只是我君主的德行和各位大夫、士人的力量罢了，我有贞哪里敢当此功？况且治水本来就是圣人的事业，其次才是贤者能够做到的；像我有贞这样的人，又哪里足以参与其中？虽然如此，我听说士人应当以天下为心，那么天下的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何况臣下办理君主的事情，比儿子办理父亲的事情责任更重；我们这些人如果不能尽心尽力，’ ‘唉！大禹是圣人，治理水患尚且必须手脚磨破、生出厚茧，我们这些人难道能不尽力吗？唉！水势巨大而成为中国祸患的，没有比黄河更严重的了。自大禹以后，世代治理黄河的人不止一个，但可以效法的少，可以引以为戒的多。那些没有成就事业的人不必说；只论有成就的人，如战国的白圭、汉代的王延世和王景、元代的贾鲁。白圭治河没有可考见的详细事迹，但看他把邻国当作排水沟，实在荒谬。王延世治河没有节制和宣泄，只是一味急于堵塞决口，虽然因此获得侯爵封赏，也不足以称善。至于贾鲁治河，欧阳玄的记文中有所记载，也都是堵塞水患，起初还没有掌握顺势行水的方法；何况当时正值元朝末年、百姓贫困之时，却发动十七万人的工程，又没有抚恤任用民众的仁慈，最终成为元朝招致动乱的原因，这又是可以引以为戒的。只有王景分开墕流、疏导水势，颇为合乎古法；而汉孝明帝治理黄河，给百姓带来恩惠，所以能够保全他的成功，直到汉朝末年都没有河患。与这件事相比，他尤其善于治河吗？有贞虽然不聪敏，但我的愿望是上效法大禹，下取法仲章来治理，不敢不竭尽心力。’ ‘伟大的圣明君主听取并采纳臣下的意见，大力赐惠沿河百姓，使他们得到休息；这是我和诸位能够取得成功的幸运，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众人都回答说：‘是这样。’于是把参与工程者以及各位大夫、士人的姓名题刻在石上并撰文记载，想让后世担任治河职务的人知道应当效法什么、警戒什么。《沛县新设飞云闸记》，张晔撰写，概要如下：漕运的方法，古代还没有。《禹贡》所记‘入于渭’‘乱于河’一类说法，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运输，不过是各州进献当地物产。《管子》所说‘粟行五百’一类事情，春秋时期的漕运也不过是临时性的拖运。最终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让天下各地把粮草飞速运送、把粟米拖到琅琊等濒海郡县，储存在北河粮仓中，大约运输三十钟粮食才能送达一石，漕运制度才开始受到重视。汉代漕粮都依赖山东，而江淮尚未沟通；唐代漕粮都依赖江淮，而各道供应不足；宋代漕粮由长江入淮河，再由淮河入汴河，人们感到比较便利。后来江船不能驶入汴河，汴船不能驶出长江，加上风涛漂荡、路程耽搁，又兴起主持运输的办法和直达运输的制度，仍然不能没有弊端。我太祖在南京建都，四方贡赋各自平均输送，漕运制度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太宗迁都北京，镇守天下重地，四方夷狄都来进献。于是疏通清源，疏浚济水、汴水，开凿淮阴水道以通长江。汴河的长河实为漕运要道，而渭河各支流都汇入其中。景泰乙亥年仲春，徐州判官潘东在县治东南泗亭前渭河河口勘察适合建闸的地点，把事情报告给漕运都台王公、陈公，二公完全同意请求。工程始于三月，四月落成。闸高一丈一尺，宽一丈五尺。东南距泗亭驿三十步，北距水母神庙二十步。东面抵达长河，西面连接飞云桥的水流，所以取‘飞云’之名命名。《观泉亭记》，吴文定宽撰写，概要如下：

译自从国家迁都燕地，太仓更加充实，长府更加充盈，这些物资都是靠漕运运来的；进入京师的粮食货物，哪一样不是船只装载的呢？从京师向南，船头船尾相接，缆绳相互系结，绵延数千里不断；这些船只的到来，哪一样不是依靠河渠漂运的呢？地势有高有低，远望如同台阶；设置闸门蓄水，泄水后又能重新蓄满；河道能够畅通，哪一样不是靠泉水补济的呢？泉水多见于齐、鲁之地，源头发水很微弱，水流又很曲折；水量小就容易淤塞，水流曲折就容易干涸。那么，使泉水滔滔汩汩、流出不尽的，又哪一样不是依靠人力疏浚、引导的呢？工部所掌管的事务中，水利是其中一项；朝廷特设主事一人分掌此事，任满三年才离任。成化十六年，我的同年洛阳人乔廷仪奉命前往。当年春天，泉脉刚开始涌动，廷仪便率领官吏，召集士卒民夫，出外办理工程。畚箕铁锹所到之处，都按规定疏浚引导；他的勤劳敏捷之名，传到了朝廷。只是他所到之处常常露天而坐，没有遮蔽风日的地方，于是派人砍伐山木，依次在泉水上修筑亭子，说：‘我将要在这里督促工程，观察泉水的流向。’于是以‘观泉’为亭名。廷仪把治理泉水作为职事，当他在这里办事时，站在旷野，进入深山，险阻遥远、幽深僻静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可以说是天下最劳苦的事情，哪里还谈得上快乐呢？即使如此，等到工程将要完成时，看见泉水满溢而出、充沛流行，灌济河渠，承载船只，运输粮食货物来供给国家使用；在这个时候，即使有忘却世间事务的人，也可以说是天下最大的快乐，于是就完全忘记劳苦了。所以泉水还是同一种泉水：停滞蓄积而无所作为，见到它的人只为它给自己带来的适意而高兴；一旦把水放出而发挥作用，见到它的人因自身适意而高兴的范围较小，但使天下受益却很大。那么，泉水和人，究竟应当成为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呢？起初，廷仪任满交代职务给我的朋友徐仲山；如今廷仪任期将满，福建人黄世用将前往接替他。这座亭子本不足以记载，而泉水却是重大事务。因为三位官员相继治理此事，我冒昧叙述他们的功绩，并期待工程取得成效。《中书右丞相领治都水监政绩碑记》，该文未收入《圭斋文集》。欧阳文公玄撰写，概要如下：中书右丞相定住公任平章政事首席后，升为左丞相，又升为右丞相，并奉命掌管都水监事务。至正癸巳年正月以来的数年间，他整治旧有规制，抑制新生弊端，水政得到大力整顿。宾佐们有一天把实际情况全部备述，请求翰林欧阳玄撰文刻在石上，以传之后世。文章说：国家设置都水机构，始于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泽确实是创议此事的人。当时，君主和宰相考虑周密，仿照周制，疏导昌平白浮的水向西流，沿着西山山麓，与马眼等各处泉水汇合，蓄成七里泺，向东流入城西水门，汇入积水潭；又向东沿宫墙环绕大内左侧，与金水河汇合后向南流，向东从城东水门流出；又在潞河的南面与白河汇合，再向南在直沽汇合后入海，共长二百里，这就是通惠河。设置水闸二十四座，跨在各闸之上，沟通京城内外；水道上设置桥梁一百五十六座。于是连接运粮提举司的车户一千四百五十余户，隶属于都水监，专门治理这些事务。水闸和桥梁最初都用木材建造，仁宗皇帝延祐年间改木为石，并逐座整修加固。命令闸户学习石工技术，直到改换木料、锻铁、炼制砖瓦等，都使他们掌握相应技艺；每年整修一座水闸，所用工料和费用若干，由有关官署汇总核计并登记，每年照此办理，约定每年支用若干。各座水闸都用石材建造，所有工程所需物料都能备办齐全，闸石无需扰民便可集中取得。近年有关官署擅自把闸户强行摊派到各驿站，供给驿站设置所需。自至元、延祐以来，原本良好的法令和用意日渐被侵蚀破坏；如今右丞相将此事上奏，诏令恢复原籍的闸户有若干，其他被州县侵占的闸户也全部禁止侵夺，因此水利没有毁坏，漕运制度没有停滞。而且通惠河将要入海时，衡水和漳水贯穿其中；沿漳水向西南而上，经过瀛州、博州一带的原野，向南到达临清、堂邑的坝；过坝后向南就是会通河。大概豫、兖、青、徐四州境内的水流，进入河道，横越淮水，直到长江为止。两河相通，其中分流的水道□□了，有如京城西面的金口；从那里俯视都城，水势□□□□，如蚁穴漏水一样，一旦横向决口便无法控制。守堤官吏和闸户昼夜轮班巡视，人员不足时便向枢密院借调兵士，所关系的事情尤其重大。因此，水政得到整顿、闸户得以恢复，丞相在这件事上的功劳非常大，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欧阳玄□详细说明此事，于是考察古代并征引史实。现在，水利官在唐虞时代称为泽虞，在成周时代称为川□；西汉初年，太常、大司农、少府、内史、王爵、都尉都设置都水长丞；汉武帝设置水衡都尉，汉成帝设置左右都水使者；东汉改设河堤谒者；晋代改为都水台，又设置前、后、左、右、中五水衡，由五位使者统领；刘宋设置水衡令，萧梁改为大舟卿，宇文周设置都水中大夫，隋代设置都水台使者，不久又设置少监。各代沿革不一，有时称都水局，有时称司津监，有时称水衡监。有时设置使者，有时设置都尉。赵宋设置都水监，设判监、同判以及丞、主簿等官员。大体上掌管河流、湖泽、津渡、桥梁、渠道、堤堰、陂塘、池沼等水政，同时总管舟船、航运和木筏符信的核算，并在所属机构征收相关费用以供使用。因此，汉代太常所属各卿都设有水衡，大概就是征收水利收入以供给俸禄，所谓“水衡钱”就是这个意思。本朝不惜重费以便利天下，却丝毫不向水利征取资财，与历代都水机构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历代建都，秦、汉、唐都在雍州，凭借关中、陕地的险要，漕运极其艰难，用水很少。后来建都洛阳、大梁，也不过是疏浚洛水使之流入汴水，疏通汝水、蔡水使之流入淮水罢了。我朝疆域东到大海，西至黄河，南尽长江，北达大漠，所有水流，哪怕一滴水以上，都属于国家利用的对象；水政的重要性，难道可以不由重臣负责吗？过去舜任用禹治理水土，任用益治理河流湖泽。由重臣主管水政，是唐虞以来流传下来的意义。欧阳玄任职太史，负责记载此事是适宜的。右丞相为康里氏，名定住。他的祖父和父亲，三代担任宿卫，侍奉历代圣主建立功业；他忠贞笃厚，多次随从王师，积累了许多功勋，并有暗中积善的德行，余庆施及后代。丞相在台阁任职三十多年，始终清廉谨慎如一，熟悉国家典章制度。等到居于台揆之位，□量镇定浮躁，坐在朝廷便能决断重大政务，不必厉声厉色，百官制度自然端正，具有古代大□□□□的风范。

译《河防记》，该文《圭斋文集》没有收录，现据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七所载“欧阳玄〈河防记略〉”校订。欧阳文公玄撰写，概要如下：至正四年夏季五月，大雨连续下了二十多天，黄河突然泛滥，水深漫过平地约二尺；向北冲决白茅堤，六月又向北冲决金堤。沿河的郡县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直到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地，全都遭受水灾。水势向北浸入安山，沿着会通运河流入，延伸到济南、河间，几乎要毁坏两处漕运司的盐场，对国家财政计划妨害极大。朝廷忧虑此事，派使者查勘灾情，同时督促大臣访求治理黄河的方略。至正九年冬，脱脱重新担任丞相，请求亲自负责此事，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请求。于是命令群臣在朝廷中集议，但众说纷纭，只有都漕运使贾鲁认为必须治理。此前，贾鲁曾任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巡行遭水灾的郡县，已经完整掌握了修堤防洪的办法。后来又任都水使者，奉诏到河边视察，验看情状绘成图，提出两项方案：一项主张修筑北堤以控制横向决口，所需工程较省；另一项主张疏导、堵塞同时进行，牵引黄河向东流，以恢复旧河道，但工程和费用很大。到这时，他又用这两项方案答复，脱脱认为后一个方案正确。意见确定后，脱脱向皇帝推荐贾鲁，大大符合皇帝旨意。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朝廷向内外发布诏令，命贾鲁以工部尚书身份担任总治河防使，晋升为二品官，授予银印；征发大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人，庐州等地的戍军十八翼二万人供役。所有从事工程的大小军民都听从节制，并可便宜行事、兴修营缮。这年四月二十二日召集工役，七月疏浚开凿完毕，八月把河水决口引回旧河道，九月舟船恢复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程完成，各处埽工和堤坝建成，黄河于是恢复旧道，向东汇入淮水，又向东流入大海。皇帝派贵臣祭告河伯，召贾鲁回京，论功越级授予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参与出力的各位大臣分别升迁赏赐，赐丞相脱脱世袭“答剌罕”称号，并特命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撰写《河平碑文》，以表彰功劳。欧阳玄写成河平碑后，又认为司马迁、班固记载河渠、沟洫，只记载治水的方法，却没有说明具体方略，使后世负责此事的人无从考查，于是向贾鲁询问方略，并询问过往行人，核对官府文书，撰成《至正河防记》，希望后世遭遇河患时能依照此文治理。文中说：治理河道是一件事，但有疏、浚、塞三种不同方法。分开河流，使水顺势得到疏导，叫作疏；除去河中的淤积，使河道加深，叫作浚；抑制河水的暴涨，予以阻扼，叫作塞。疏浚又有四种区别：一是生地，二是故道，三是河身，四是减水河。生地有直有弯，因其直势开凿，可以接近故道。故道有高有低，高处要削平，使水流趋向低处；高低相接后，高处不会壅塞，低处不会蓄水，因为要防止壅塞造成决口、蓄水造成淤积。所谓河身，是指水虽能通行，但河身有宽有窄。狭窄处难以容纳水流，水势会泛滥暴烈，所以狭窄处要设法拓宽。宽阔处难以稳固河岸，河岸容易崩塌，所以宽阔处要设法控制。所谓减水河，是水势放纵开阔时用来控制其狂暴，水势冲突突进时用来削弱其怒势。治理堤防也是一件事，但有创筑、修筑、补筑等名称；有刺水堤、截河堤、护岸堤、缕水堤、石船堤。治理埽工也是一件事，有岸埽、水埽，有龙尾埽、拦头埽、马头埽等；其制作方法包括建埽台、推卷和牵制。埋设、悬挂的方法，有用土、石、铁、草、木、絏、絙等材料的办法。堵塞河道也是一件事，有缺口、豁口、龙口三种。缺口，是已经形成水道的决口。豁口，是过去经常被水冲开的口子；水退时，口底低于堤面，水涨时便从口中溢出。龙口，是水流汇合之处，即从新河流入故道的水流汇口。此外不能全部写尽，只按照工程功用的次序，在下面逐项叙述。这种方法是用竹篓装满小石；每个埽的大小不等。把直径约一寸的蒲苇绵腰索纵向铺设，宽一二十步，长二三十步；又把直径三寸或四寸、长二百余尺的曳埽索横向铺设，彼此间隔，并用竹、苇、麻檾、大綷等交错铺置。长三百尺的索作为管心索，连接在绵腰索的端头；在其上铺放草数千束，多至一万余束，均匀而厚实地铺在绵腰索上，再把它包裹收纳起来。数千名丁夫用脚踩实，向上推卷；推卷稍高后，便让两名水工站在上面向众人发号施令。众人齐声用力抬举，用大小推梯推动，推卷成为埽。高低长短各不相同，大的高二丈，小的也不低于一丈多。又使用大索，有时五根作为腰索，把埽转运到河边；选择健壮的丁夫，拿着管心索，顺着埽台站立踩踏或悬挂，把它种在铁猫、大橛上，逐渐沉入水下。在埽的后面挖地成渠，把管心索放入渠中，再用散草厚厚覆盖，填土夯实，上面再用土牛和杂草覆盖。小埽所用土料的多少、厚薄和先后，随地势适宜安排；修叠成埽台，务必使牵引制约上下相连，严密坚固，彼此形成犄角。埽不动摇后，日夜接续施工。堆积完成后，再施行前面的办法，卷制埽体压在先下的埽上；按照水的深浅，制作不同厚薄的埽并加以叠放，最多叠四埽为止。两埽之间放置竹篓，高二丈或三丈，周围四丈五尺，装满小石和土牛；装满后用竹缆系住，两旁紧靠埽体密密打下大桩，再把竹篓上方的大竹腰索系在桩上。东西两道埽以及中间竹篓的上面，用草土等物筑成埽台，约长五十步或一百步。再次下埽时，使用长八百尺或五百尺的竹索、麻索一二根，交错穿置在其他管心索之间。等埽进入水中后，其余管心索仍按前法埋设、悬挂；同时将管心长索远置在五七十步之外，用铁猫或大桩牵引系住，贯通束缚数日。所下的埽，再用草土等物整体修筑成堤。

译又把大型龙尾埽紧密悬挂在护堤大桩上，以分散水势。该堤长二百七十步，北面宽四十二步，中部宽五十五步，南面宽四十二步，从顶部到堤脚总高三丈八尺。截河大堤的高度和宽度不等，长十九里一百七十七步。位于黄陵北岸的堤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岸上筑土堤，西北起于东西向旧堤，东南到河口，长七里九十七步，顶部宽六步，堤脚为顶部的两倍多二步，高一丈五尺。接着向水中延伸修筑，使用土牛、小埽等，草与土的多少、厚薄都因地制宜地修叠。至于下竹篓、安大桩、系龙尾埽，都按前面两道堤的办法办理。只是修叠埽台时，增加使用白阑、小石和埽料。其上又连续修筑一道埽堤，长一百余步，直抵龙口。稍向北，拦头三埽与前面所列的两道刺水堤相接，共四道埽，之间用竹篓隔开，形成一道大堤，长二百八十步，北面宽一百一十步；从顶部到水面高一丈五尺，从水面到泽腹高二丈五尺，总高三丈五尺。中流宽八十步，从顶部到水面高一丈五尺，从水面到泽腹高五丈五尺，总高七丈。又新筑一道横向的缕水堤，东起北面的截河大堤，西抵西面的刺水大堤。另有一道堤，东起中间的刺水大堤，西抵西面的刺水大堤，全长二里四十步。修筑黄陵南岸，长九里一百六十步。里面新筑岸上土堤，东北起于新补的白茅旧堤，西南到旧河口，高度和宽度不等，长八里二百五十步。于是下水修筑石船大堤，始于秋季八月二十九日乙巳，沿旧河道引水。此前修筑的北岸西、中两道刺水堤以及截河堤仍然偏短，当时估计水量还少，工程力量不足以依靠。决口河的水势很大，南北宽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大概因为秋季涨水，原河道的水量占十分之八，两河争流。靠近旧河口处，水冲刷北岸向北流，回旋湍急，难以下埽；而且埽下行可能迟缓，恐怕河水全部涌入决口河，淤塞旧河道，使前面的功劳毁于一旦。贾鲁于是精心思考阻挡水流进入旧河道的办法，于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列大船二十七艘，前后用大桅或长桩连接；用大麻索和竹绳绞缚连缀成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绳上下缠绕船身，使其牢固不可破。然后在上游把铁猫沉入水中，又用长七八百尺的竹绳系在两岸大橛上，每根竹绳拴住或沉压两艘、三艘船，使它们不能下移。船腹略铺散草，装满小石，再用合子板钉合起来。又把埽密密铺在船板上，铺两层或三层，再用大麻索捆紧。又在船头大桅上横缚三道横木，全部用绳索固定；用竹子编成笆，夹入草石，立在桅杆前面，约长一丈多，名叫“水帘桅”。又用木材支撑，使帘子不致倒伏。然后选择灵活熟悉水性的水工，每船各两人，手持斧凿站在船头船尾；岸上击鼓为号，鼓声一响，立即同时凿船。不一会儿船底破穴进水，船沉下去，堵住决口。河水水势更加猛烈，旧河道的水突然增多，于是重新竖立水帘，随后再铺设小埽、土牛、白阑、长稍，掺杂草土等物，因势填塞堆垛，接续工程。石船下到坚实地基后，基础逐渐升高，再卷制大埽压在上面。前面的船堤形势稳定后，随即用前面的办法沉下其余船只，以完成后续工程。昼夜百刻，役夫分班承担劳作，没有片刻间断。船堤之后，三道草埽同时施工；中间设置竹篓、装石，铺埽、打桩、系缆，四道埽和竹篓全都依照修筑北面截水堤的办法。只是中流水深数丈，所用物资多，工程量大，是其他堤坝的数倍。船堤距离此岸只有四五十步，水势逼近东河，水流陡急仿佛从天而降，深浅难以测量。于是把高约二丈的大埽一层层加上去，有时四层，有时五层，才露出水面。修到距河口一二十步时，工程尤其艰难；龙口水势喧腾猛烈，冲击埽基，使其下陷、开裂、倾斜，不久便偏离原处。观看的人吓得两腿发抖，众人议论纷纷，认为难以合拢。然而形势不允许停止，贾鲁神色不变，迅速想出应对办法，向十多万官吏和工徒推进工程，每天增加鼓励和劝谕，言辞恳切周到，众人都受到感动，奋力赶赴工地。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终于合拢，决河断流，旧河道恢复通畅。又在堤前各通卷一道拦头埽；有的前埽多达三四道，管心大索从前埽穿出，系住并沉压在拦头埽之后；后埽的管心大索也系在小埽上，沉压在前面拦头埽之前，前后相互牵制，以固定水势。又在交叉索绳上以及两埽之间压放小石、白阑、土牛，使其彼此纠缠；厚薄多少根据水势安排。埽堤之后，又从南岸修筑一道堤，抵达已经封闭的龙口，长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完成后，用农家场圃中称为辘轴的器具，在石上凿孔立木，像梳齿一样，埋在前埽旁边，每隔一步设置一个辘轴，再用横木贯穿其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又在石上凿孔，穿入直径二寸多的麻索，系在横木上，密密悬挂龙尾大埽，使夏秋的暴雨洪水、冬春的凌簰不能任意冲击河岸。这道堤与北岸截河大堤相接，长二百七十步，南面宽一百二十步，从顶部到水面高一丈七尺，从水面到泽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宽八十步，从顶部到水面高一丈五尺，从水面到泽腹高五丈五尺，总高七丈。又治理南岸护堤埽一道，总长一百三十步。南岸护岸马头埽三道，总长九十五步。修筑北岸堤防，高度和宽度不等，总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贤村等处，高度和宽度不等，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把旧堤增高加宽一倍，长八十五里二十步。归德府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百余里，修筑缺口一百零七处，高度和宽度不等，累计修筑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高度和宽度不等，长六里三十步。

译所用物料总计：大桩木二万七千根，榆柳杂稍六百六十根，带枝梢并连根的树株三千六百株，按束计算的藁秸、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苇席十七万二千领，小石二十船，大小不等的绳索五万七千条，沉下的大船一百二十艘，铁缆三百三十二条，铁猫三百三十四个，按斤计算的竹篾十五万斤，硾石三千块，铁锁一万四千二百余条，大钉三万三千二百三十余枚。其余如木龙蚕、椽木、麦秸、扶桩、铁纽、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贮水等器具，也都有确定的数量。官吏俸给、军民衣粮、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站置办马匹以及运输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程费用，铁、石、竹、木、绳索等工匠的雇资，以及通过和买民地作为河道并购买所需杂物的费用，总计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余。贾鲁曾说：“水工的功劳比土工更难，中流的工程比河滨的工程更难，治理决河口比中流更难，北岸的工程比南岸更难。” 各种物料发挥作用，其中草虽然极柔软，却能贴近并顺应水势；被水浸湿后便生成泥，泥和草合力，重量如同石碇。然而还要依靠夹辅的缆索来维系，缆索的作用实在很大。”这大概是因为贾鲁熟悉河务，所以他的工程能取得这样的成效。欧阳玄说：这次工程，朝廷不惜巨额费用，不吝惜高爵，为百姓除去灾害；脱脱能够体察皇上的意旨，不怕劳苦，不顾浮泛的议论，为国家拯救百姓；贾鲁竭尽心思和智谋，凭借旺盛的精神和勇气，不惜辛劳憔悴，不怕讥讽评论，以报答君主和丞相知人善任的明察。这些都应当详细记载下来，使后来担任史官的人有所考证。《汳水新渠记》，据陈师道《后山集》卷十二所载“汳水新渠记”校订。陈师道撰写，概要如下：汳水从萧地流出，河道的缺口像玉玦。《水经》说：黄河流到荥阳，莨荡渠从这里分出；渠道流到阳武，下面一段称为沙水，这就是蔡水。蔡水分流后称为阴沟，流到浚仪，下面一段称为涡水；又分出为汳水。汳水流到蒙县，又分出为获水；余波曲折流到睢阳，向东经过彭城流入泗水。注入鸿沟、官渡，菑水、获水、丹水、浚水，与莨荡渠本是同一水系。大禹堵塞荥泽而把渠道疏通到甫田，后来黄河断流，旃然水流入其中，这就是索水。《汉书·地理志》说：荥阳既有汴水，又有莨荡水，并且承受泲水、梁水；蒙县有获水，源头承受菑水，获水到彭城流入泗水。根据我的考察，《河渠书》说：大禹以后，荥阳引黄河形成鸿沟，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并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在楚地汇合。但《竹书纪年》说惠成王把黄河引入甫田，又引水向东，显然不是大禹的旧道。《尚书》说“济水流入黄河，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这是流入后又流出的意思。水溢出形成荥泽，是济水的支流；荥泽水波停蓄后，又筑堤使它向东流。《周官》又说豫州的河流有荥水、洛水，幽州、兖州的河流有黄河、泲水，那么黄河以南就没有济水了。至于说莨荡水承受济水、大禹堵塞荥泽而利用黄河，这些说法都不符合《汉志》。莨荡水没有水源，菑水、获水也没有源头，大概是史书记载简略造成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与《水经》相合，但关于荥水的各种书都没有记载，因此又怀疑渠水、汴水是两条水，而荥水只有一条。杜佑认为《水经》成书于汉顺帝以后，内容诡异荒诞、没有根据；关于渠道源流，有时说源于黄河，有时说源于泲水，有时说是黄河、泲水合流，观点并不一致。他所引用的《水经》次序混乱、相互违背，《地理志》也记载简略，不能辨明始末，大概都无法考证。自汉末黄河流入汴水，灌注兖州、豫州；永平年间，疏导汴水从荥阳分出向东北流，到千乘入海，黄河于是恢复旧道。这时旧河道在新渠以南。《水经》所谓断绝黄河而承受索水，是从此开始的。隋开皇年间，沿用汉代旧法，疏导黄河流入汴水。大业初年，合并黄河、索水为通济渠，分流向东南注入淮水，而旧河道干涸。如今从东都开始，承受退水的称臭河，在京畿称白沟，在宋地称长沙，在单地称石梁，在徐州称汴水；而单、济之间长达千里的河道，自西面流来，旧河道浅而狭窄，春夏不能承载船只，秋季水势大涨，也不能容纳。萧地原是附庸之国，城小，容纳不了居民；又在河外另设商铺。每逢水来，南里的百姓都迁徙躲避，房屋也被淹没。大约每隔几年就遇到一次，百姓把它视为祸患。绍兴三年，县令朝奉郎张惇开始从河西利用旧有渠道开挖新的支渠，形成大渠，与东河汇合，以疏导积水并救援溺水者，一个月便完工。邑人想把这件事刻在石上，嘱托我撰文。渠道兴建有具体事迹，成效又正在今天，这正是邑人想要记载的原因。《徐州洪兴造记》，彭文宪时撰写，概要如下：徐州就是古代的彭城，此地冈岭四面环合，隐约像一个大环，而汴水、泗水流注其中，从城东北角汇合，越过东南方乱石之间流去。当地话把石头阻塞河流叫作“洪”，所以旧日把这里命名为“百步洪”。洪中的石头高峻险恶，像星星、棋子一样错落分布。水势冲击时，水声崩腾喧响，如雷霆轰鸣、虎兕怒吼；船夫到这里无不心惊目眩，彼此祈祷神灵并戒慎用力，然后才敢通过。如果稍有失误，船撞到隐藏的石头，立刻就会破损。它的险恶和不可预测就是如此。自国家开始建置北京以来，东南漕运关系尤其重大，于是命工部每三年派官员来管理。成化三年丁亥，工部主事郭腾霄知道每年修补陡岸，劳民费财而没有益处，想加以改建，作为长久之计，于是向上请示，得到批准。因而发布疏文告谕劝募，凡中外文武官员以及四方往来的商旅，都乐于出钱相助。工程始于成化四年正月，到第二年冬十月完工。百步洪的险要闻名天下已久，人们大都认为这是天地造成的，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即使负责专门治理的人，也只是听其自然，不放在心上。唯独郭腾霄毅然兴办工程，用十多个月的辛劳，终于铲除了多年无法测度的险患，为后世带来无穷利益。假使所有在任官员办事都能这样，天下哪里还会有被遗漏的利益呢！郭腾霄名升，他的祖先原本是苏州昆山人。《重修徐州洪记》，饶主事泗撰写，概要如下：

译徐州洪旧名“百步”，是最险要的地方。成化癸卯、甲辰年间，从春夏到秋季，久旱少雨，洪水中不断流淌的只有一股水脉；有时稍微涨大，在乱石之间四处分流而下，船只上下行驶非常艰难。这年秋季，招募工人到山中开采石料；八月戊寅，运石筑堤。工程尚未完成，工部左侍郎桂公又下令疏浚茶城河，让众人察看河身中的生地，因其直势开凿，使之接近故道。到乙巳年三月工程完毕，再过两个月石堤才建成，全长八千丈，宽约三丈。从此每年减免洪道夫役所办草束的三分之一。下洪阻水旧时使用草坝，上面覆土，后来又砌石加固，延伸一百余丈，宽一百一十五尺。隐藏在水中的流水洞显露出来，像大花石、小花石、鸭子石、棺材石等，凡是会伤害船只的，都逐一凿除，共三十余处。《重修徐州洪题名记》，薛尚书远撰写，概要如下：徐州东面，乱石高峻险恶，扼制河流；有的突起高耸，有的伏卧而密集排列，这就是徐州洪，旧名“百步”。水流奔涌迅急，震荡汹涌。下行的船只一旦碰到石头，船就会倾覆沉没，人也难免漂流溺水。逆流向上时，拉船的人如果没有强大力气，或者没有熟悉水道的人主持，也几乎不能幸免。然而洪道有内外之分，内洪旧渠两岸的堤石崎岖不平，背负缆绳的人常常难以行走。在此以前，主管洪道的人总是堆草覆土把它填平；水涨冲击后，便又要修补，工程材料费用动辄数万，百姓开始以此为苦。成化三年，工部主事颍川郭升提督此洪，慨然立下平治的志向，于是报告总督诸公，并向熟悉情况的人询问，众人都认为可行。于是成化四年正月开始招募工人开凿治理，俗称“翻舟”等石头全都清除干净。渠道两旁的堤岸都用石头层层砌筑；西堤延伸共三百丈，削减其中十分之一，高约一丈，宽为高度的五倍。堤旁各栽柳树，盛夏时行人可以得到荫凉。成化五年冬季工程完毕。郭升任期届满将要交代替任，徐州人以外洪尚未修治为由，恳切请求留下他。成化六年春，他又劝募工匠召集工人修治。秀王体恤这项工程的劳费，赐白金资助。成化七年六月工程告成，堤长共一百三十丈，高度、宽度与内洪相同。水道宽约十丈，深度为宽度的一半。其所花费用比内洪减少十分之四。郭升想到两洪工程的完成，实际都依靠官府、百姓和商贾的资助，于是沿用石碑题名，请我撰写记文。《重修徐州百步洪记》，商少师辂撰写，概要如下：徐州城东南的百步洪，形势极其险峻，船只上下行驶困难。外洪有一百多块大石，形状像蹲伏的野兽，人们称为翻船石。内洪坝下有几道弯曲的水湾，像“之”字、“玄”字；每年官船、民船经过，损坏的船只多达数百，严重时船夫也常常翻船溺水。东西两岸的牵船道路低洼狭窄，稍遇涨水便一片漫溢，找不到道路；水退后泥土流失、石头露出，岩石高低错落，行走十分艰难。官府修治，耗费钱财、劳累百姓，只能暂时便利眼前，水一来以前的功劳便全部毁掉。自永乐年间开通漕运以来，一直没有取得长久的利益。成化丁亥年，冬官主事郭升奉命守护洪道，决心修治，向朝廷、工部堂官以及总漕都宪请示，众人都认为可行。于是招募工人凿除外洪的翻船石等石块，填平内洪坝下的几道弯曲处；东西两岸和牵船道路都用石板砌筑，并以铁锭扣固，用石灰灌注。两岸各栽柳树、疏浚水井，以便为行人提供荫凉和饮水。凡是有关洪道、对漕运有益的重修增建工程，都焕然一新。工程始于成化戊子年春正月，至第二年冬十月落成。郭升先前在临清任职两年，督造遮洋船七百余只，改修南板等闸，疏浚观音嘴等河，直到今天人们仍享受这些便利。《吕梁洪修造记》，李东阳撰写，概要如下：徐州有两处洪，一处以州命名，另一处以山命名，叫作“吕梁”。吕梁洪分为上下两处，彼此相距约十里，大概是河水下游流入济水，在徐州汇合后通达淮水的地方。国家定都北方，东南漕运每年有一百多万艘船，使船往来没有一天中断；民船和商船更是多得无法登记计算，大都要经过这里，因此这里是最重要的咽喉要地。洪中的石头狰狞尖利，像虎踞、剑立，明处交错、暗处嶙峋，中间仅容船只上下；水势受到石头约束，不能任意流动，便急促成为飞流，狂怒时成为奔腾的急流，发出咆哮喧嚣声。即使用粗缆绳牵引，船也不能前进一尺。顺流放船时，转眼便被惊涛送走，速度快得来不及措手，其艰难就是这样。铅山人费仲玉以工部主事身份在徐州督理水利，巡行吕梁洪北面，看见支流水流出的地方，旧时用藁草堵塞以约束水势；水一来，藁草便被冲散成为漂浮的梗秆而流走。加上州县每年供应的藁草，年需达到二十五万束，另以钱补助的又增加十三分之一。费仲玉于是把情况报告给工部长官及总漕都御史张瓒、平江伯陈锐，召集民工，供给粮食，搬运块石，填补坏土，层层筑成一道长一百六十五丈的堤，堤高不过五尺。水小时便逼迫水流回到洪道，使河水不至干涸；水大时则放任水流，使它漫过堤上。又在堤西筑坝三十余丈，以削弱湍急凶猛的水势，使堤不被冲蚀。又察看堤边丛石之间，百姓因牵船劳困，脚不能移动一步，于是用簸箕装运瓦砾，填实低洼缝隙，外面再用石板砌筑，共长四百二十余丈。再向东，又砌成一条长路，行人也因此得到便利。吕梁的险要经历了数千万年，如今减去了五六成，费仲玉在这件事上取得了奇功。起初，费仲玉从成化庚子年开始，过了三年建成西堤；任期届满将要交代替任时，百姓联名上奏请求留下他；又过两年，东堤建成。《吕梁神庙记》，赵孟頫撰写，概要如下：

译徐州的水在吕梁洪汇合后流入淮水，近世又兼承受黄河的下游。徐州的山从西南而来，山水错乱向东流，又重新隆起成为冈峦，连绵相接不断。水中横卧着长约数百步的石头，纵向长度是横向的十倍；其上下排列如同纵列，其中约有十分之二三高出水面，参差突兀，像人的牙齿。水势稍微减弱时，埽工处水流反而更加湍急；船行到这里，要用百根篙支撑，背负缆绳的船夫汗流至地，船只能前进一尺左右，困难得简直像要登天。船中人常常呼喊，向神明请求帮助。元朝统一天下后，东南贡赋运输都要经过这里，因此船只越来越多，每天有成百上千乃至上万艘。洪道西岸有一座庙，祭祀两位神灵：一位是汉寿亭侯关公，关公侍奉汉昭烈帝，昭烈帝曾任徐州牧；另一位是唐鄂国公尉迟公，相传尉迟公曾治理吕梁水患。徐州大概留有这两位公的遗迹。先王规定，能够抵御大灾、捍卫大患的，便祭祀他们；像这两位公这样的人，大概差不多就是这种人。最初建庙的人是董恩。董恩是下邳人，曾任驿官，每次被召，都多次往来于洪道之上。董恩磨治石碑，请我撰文。皇庆二年十月十七日。《重修吕梁下洪故道记》，徐学士琼撰写，概要如下：我太宗皇帝曾命平江侯陈恭襄公总督漕运，开通清江、临清等河，疏浚徐州、吕梁两洪以通达都城，百姓至今仍享受其便利。当今皇上继承先皇的美好事业，当时掌管吕梁洪的工部主事王民望，根据前任郎中郭腾霄的奏请上报：下洪自陈恭襄公修治以后，年代久远，水道变迁，先向东转而向西，又向西转而向东，形势如关□；水涨时湍急凶猛，无法牵引，水涸时水流仍激荡，不利于转运，往来者深受其苦。但东岸有古代的内洪，开凿后水流便可顺势通过，只是过去淤塞，如今稍稍冲开。如果用力修治，使水道直通上洪，实在是长久有利的事情。工程尚未开展，督漕平江伯陈公、都宪李公会同代理郎中潘克宽，商议协力兴工，谋划并指示各工匠施工：石头像狼牙一样交错的就截断，像牛饮水一样向下伸出的就削去，像鼋背露出水面的就铲平，深得像鱼鳖宫室的地方就填塞；深处不使其陷落，浅处不使其滞泥，□而平整，直而有棱，两岸全部砌石，整条道路平坦开阔，而外洪则牢固加以防护。工程功效十分美好，对尉迟鄂国公以及陈恭襄公的事业，难道不是有所补益吗？工程始于成化十五年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完工，费用从储备中支出，并把天妃庙迁到洪口，以祈求神灵保佑。把居民的房屋迁到山上，是因为河堤被冲毁而离析。官厅左右增建厢房，厢房西面又附建仓库，设置闸官的住所，修建夫役的工棚；挽运道路有塌陷处，便用石头填平。里洪东岸也连接修建夫役工棚，以便召集和催促夫役到这里来。又过了一年，嘉迹的开凿工程果然像这样清楚可见。克宽，名洪，广州人，天顺丁丑年进士，由赵州知州改任□。民望，名俨，华容人，成化己丑年进士，由职方主事改任。克宽和民望兴建了这项嘉迹工程，应该刻石来昭示后世，于是嘱托我撰文作记。成化十六年九月吉日。《孚应通利王碑记》，都士周撰写，文章大意说：御河，就是古代的永济渠。按史书记载，隋炀帝大业四年春正月，征发黄河以北各地军队一百多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流入，使河北通达涿郡。大业七年春二月，隋炀帝驾龙舟渡河进入永济渠，夏四月到达临朔宫。如今称为御河，大概是后来改的名字。国朝以燕地为大都，自从平定江南以后，又开凿会通河，到临清以北横截流来，在这里汇合。此后南方各国的贡赋全都没有阻滞，数道的钱粮都运达京师。河流上下游的津渡处，大多有孚应通利王的祠庙，当地人祭祀它十分严肃。馆陶县西面约二里旧堤上有一座旧庙，它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原任行军千户、濮州太守、名暹的人，在庚子年间任馆陶县令，便在旧址上创建此庙；到至元己巳年，已经焕然一新。《敕赐灵慈宫碑记》，杨文贞士奇撰写，文章大意说：永乐初年，平江伯陈瑄奉命率领水军经由海运把粮食运往北京，但海道险恶，运到的粮食很少，于是疏浚济宁、临清一带的河道，使水路通达北京，以便利粮饷运输。每年征发数千艘船，每到春天冰层解冻，船队便首尾相接地前进；河道狭窄而且浅，一下雨就泛滥，雨停后又干涸，加上洪闸艰险，船只稍不谨慎，不是翻覆就是搁浅。当时平江公仍奉命督办粮运，感慨地想道：凡是大山长河都有主宰的神灵，能够侍奉神灵就能得到福佑。往年我主管海运，凡是海道上的神祠，我经过时必定心怀畏惧、恭敬持守，好像神灵就在面前。偶尔遇到风涛以及鱼龙百怪作乱，便叩求神灵保佑，没有不得到回应的。如今这里还没有修建神祠，难道不是有关方面应当兴建吗？于是便在淮河的清江浦修建祠庙，祭祀天妃之神；这大概是因为陈公一向敬奉她。凡是淮地人和四方公私之人在祠庙下祈祷，也都得到回应。守臣把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赐祠额为“灵慈宫”，命有关官署每年春秋举行祭祀。于是督办漕运的参将、都指挥佥事汤公节请求把此事镂刻在石碑上。世俗所传神灵最初显迹的事，年代久远，无法考实；但神灵既是上天所命，本来就以使万物获利为心。神灵无处不在，诚心无处不能感通；诚心与神灵相互感应，福泽便降临，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作此文，记载灵慈宫的建置。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派漕运总兵官到天妃神前致祭说：神灵在这片土地上显灵，惠泽并庇护百姓，所以命有关官署恭敬地举行常规祭祀。愿神灵抵御灾害、捍卫祸患，拯救危难，使年成丰收，更加广泛地施行私下救济。尚飨。《清江厂题名记》，席主事撰写，文章大意说：

译历代都有都水使、都水台、都水监等官署，虽然品级高低不同，沿革也不一致，但大体不外乎河渠和舟楫两方面。这两方面相互依赖，都是治理国家、使国家通达便利所不可缺少的。我太宗继承先皇帝的基业，在北平定都，最初采用海运。后来清汶河疏通，才改用浅船，经由里河运达京师。在南面的淮安清江、北面的临清卫河，设置两个提举司，专门负责管理；这就是前代掌管舟楫的官署。只是想到如果管理者不得其人，便利交通、救济运输的功效就会缺失，于是又在都水部各派一名郎官，监督管理船厂事务。永乐、宣德年间，有时派郎官；景泰以后，按惯例派主事，任期定为三年一换。弘治戊午年，我来此监督任事，询问前后档案，只见案牍腐朽、尘土堆积，姓名也没有记载；闲暇时查找典章法令，只得到一个大概。如果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再过几年，就会更加湮没而无法考察了。因此按次序整理，刻在石上。《重修清江浦漕运厅事记》，金知府铣撰写。漕运厅，向西离淮郡近四十里，在清江浦上面，是前任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追赠平江侯、谥号恭襄的陈瑄所建。永乐年间，陈公奉诏总督漕运，供给京师粮饷，想把江南一百万石赋税储存在淮地，以便转运。于是选择淮阴的地方，只有清江浦适合建造一百座仓库。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命两名宦官主持此事，又派一名户部主事参与管理。从山阳到清口，淮水逆流六十里，风涛汹涌，船只不时倾覆。船夫等待顺风，有时十二天也不能渡过。陈公亲自从郡城西面开凿土地，引水经过仓库下面，向西流出与淮水相接，不到吃完一顿饭的时间，船就能直接进入清口。在仓库北面沿河岸，建立南京、中都以及江北各卫的船厂。又奏请设置清江提举司，接收各郡运来的造船材料，每年制造用于转运漕粮的船只，设提举一人主管，冬官主事一人监督。仓库西北面建灵慈宫，作为祈求福佑的地方。宫的旁边稍向西就是这座厅事，便于总管调度。宣德改元，皇帝下诏让陈公仍旧镇守淮安、总理漕运。陈公虽然在郡城设立府署，却经常往来居住在厅事，因为担心计量不公平、收支不合规、制作没有节制、财物被侵耗，以及各种工役拖延时日、荒废事务，无法符合和报答皇帝的恩德。陈公去世至今已经四十年了，厅事日益倾颓朽坏，几乎废弃，却没有人来使它兴复。成化甲午年，总理漕运的职位空缺，今圣天子从众人中选拔，得到陈公的曾孙平江伯陈锐，字志坚；他从两广元戎调任镇守淮海，充任漕运总兵官。各项政令都继承祖先的成规，官员和百姓都悦服，京师粮饷充足。丙申年重修厅事，戊戌年春天落成。陈公嘱托我为此作记。事情的兴废取决于人：人还在，事情就能办成；人不在，事情就会停息。一兴一废，固然有时机，也取决于人；然而想让事情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必定要有所寄托。比如召公的甘棠树，凋残消歇已经很久了，所幸没有废弃的，是《召南》的诗。滕王阁倾毁也已经很久了，所幸没有废弃的，是三王的文章。如今这座厅事几乎废弃而又重新兴建，如果没有可以凭借的东西，怎么知道今天的兴盛不会像前日的废弃一样呢？这就是总戎公对树立言论、留下记载如此恳切的原因。唉！甘棠诗保存了召公的德行，时间越久越显著；三王的制度记载在滕王阁中，阁屡次废毁又屡次兴建。只有这座厅事，是恭襄公的甘棠。假如当代的三王把它记载下来，流传到百世以后，那么思念他的恩泽、歌颂他的德行的人，哪里会有穷尽呢？总戎公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铣，是因为我是淮地人，曾登临龙门，沐浴道德的光辉，并且了解厅事兴废的情况。即便如此，恭襄公一代的功勋，他的功业、功烈和德行善举，已经详细记载在国史和庙碑中；这篇文章只记述厅事兴废的年月罢了。《常盈仓周垣记》，胡瓘撰写，文章大意说：清口是天下的交通要冲，我朝祖宗的防备设施十分完备，而仓储是其中首要的。过去听说李户部惟正曾在这里督办仓储，仓储有废而复兴；其中修葺并重筑仓库周围的围墙，最为显著。过了几年，我也任户部官。弘治己未年，又承命管理清口，才得以亲自察看。仓库俯临大淮，共有仓廒八十一座；相连的地基宽约二百七十八步有余，长约四百九十八步有余，周长约一千五百五十四步有余。仓廒自永乐壬辰年陈恭襄创建以来，到现在毁坏了将近三分之二。周围的围墙却高耸如城墙，颜色又像积铁一般，这是各水边仓库中从未有过的。负责监临的金、李两位中贵，以及廉宪翰卿辇咸都说：‘以前仓墙大多用土筑成，有的把泥压成土块来堆砌；但淮地地下潮湿，久雨便泥土溃解，刚筑好就倒塌，没有一年安稳。李户部察看仓库毁坏的情况，发现仓廒有许多旧砖，便从蒿草菜蔬中搜集出来，用来修葺重筑。石灰、瓦料和工匠的工钱，使用仓中每年积存的费用；服役的工人，则是本来就有的卒徒，几乎没有扰累郡县。这样的围墙建成十多年，官民安然无事，不再有化解忧患之虞；享受其便利的人，本来就应当知道它的来由。’后来有一天，我又和席工部文一同经过这里，他回头对我说：‘这件事不是不可以记录。’ 我因此想到，天下治理官吏有两种弊病：喜欢表现的人容易兴建营造，以争取能办事的名声；怠惰的人则贪图安逸，因循守旧，每每以无事可做来推托。兴起土木工程，劳民伤财，固然不可；如果对一切事情都不闻不问，任凭岁月侵蚀，坐视已经取得的成就逐渐毁坏，也不可。懂得治理根本的人，应当对此加以审慎斟酌。《重修常盈仓记》，王庶子臣撰写，文章大意说：

译淮地清江浦有常盈仓，始建于恭襄陈侯，大概仿效唐代刘晏在江淮设置仓库的遗意。在此以前，江南各郡的赋税全都储存在这里，用来供应京师所需，收入大约有一百万石；后来逐渐减少，只储存其中三分之一。因此仓廒大多空置，日益倾塌毁坏。每当漕船集中到来，最终却有不能输纳的，人们对此非常困苦。弘治改元，金陵吴彦华以户部主事的身份来管理粮饷事务，于是同监兑少监王公、洪公商议，修葺并更新仓库，几个月便落成。建成仓廒六十座，门三座，厢房十二间。百姓没有感到劳累，财物也没有被浪费。属吏正担心无人作记，恰好我南归，经过清口，大家相继请我作记。天下贡赋的收入，自古以来仰赖东南；而东南的赋税，又以江南各郡最多。储存和转运的方法，固然因时而变，但筹划和施行的关键，从来都在于人。吴君是科举出身的杰出人才，行为卓异而又能修治，才思敏捷而办事精细；又得到两位少监公的贤能相助，彼此之间毫无龃龉，所以事情能如此容易办成。《户部分司题名碑记》，毛主事泰撰写，文章大意说：本朝自文皇帝定都北京，起初采用平江伯陈公提出的停止海运、改由会通河支流运输粮食供给京师的办法。当时仓储事务繁忙，大司徒便派属官来监督。成化己亥年，员外郎邵文敬来到淮地，闲暇时在分司西边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亭，取名“寄寄”。过了两年，我按惯例来到这里任职，早晚在亭上办公，心有所感地说：文敬认为自己不能长久居住在亭中，亭子也不能长久存在于世上，所以取名“寄寄”。像我住在这里，不久也会离去，难道能对其中的聚散漠然置之吗？何况自从建仓以来已经六十多年，监督仓库的人有的三年一换，有的一年一换，大约已有五十多人；如今逐一查找，只找到了二十八人。唉，岁月流逝，前辈的姓名日渐湮没，题名碑难道可以没有吗？所以刻下目前找到的姓名，并在左边留下空白，等待后来任职者继续刻录。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平江侯恭襄陈公神道碑铭》一文，依据杨士奇《东里文集》卷十三所收《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追封平江侯谥恭襄陈公神道碑铭》进行了校勘。文章由少师杨士奇撰写，［大意如下］：恭襄是合肥人，字彦纯。年轻时聪颖敏捷、非同寻常，喜爱善人善事，憎恶恶人恶事，内心笃行孝道。洪武年间，陪父亲在成都任职，学习用兵谋略，精通骑射，因是武臣子弟被选入侍奉大将。曾随军出外打猎，远远望见一只孤雁混在鹅群中，众随从奉命射击，却没有射中。最后命陈公发箭，一箭便将它射死。又有一只鸱在上空盘旋，命陈公射击，箭一离弦它便坠落。从此屡次试射都奇异地命中，众人非常佩服，而陈公并不以此自夸。后来代父任成都右卫指挥，随大将征讨南番，在岩州中亭以及散毛镇南，都建立了功劳。安抚边地夷人，同时管理茶马事务，边民都喜爱拥戴他。灌口都江堰毁坏，百姓苦于水患，于是他修整堤防，亲自督促工程，以求坚固长久。他怜悯无所依靠的人，拿出资金在成都置办义田三百亩，积存租金收入；凡是贫困得不能衣食、不能婚嫁，以及死后无力收殓安葬的人，都给予救济。恰逢云南出兵征讨百夷，他因功升任四川都司都指挥同知，随后晋升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太宗皇帝知道他的才能可以任用，当时北京军粮储备不足，命他每年督运一百万石粮食，经海路供应北京。陈公安排得井然有序，在直沽尹儿湾城创建百万仓，并登记天津卫籍兵一万人驻守。陈公善于任用人员，使劳逸分配均衡，从下属那里丝毫不取。凡是漕运途中的奸弊，都彻底清除。漕船经过海岛时，夷人害怕官军，全都闭藏躲避。陈公下令让他们出来贸易，又派官员监督，公平定价，军士不敢喧闹，双方都得到便利。船队返航时，正遇倭寇劫掠沙门岛，陈公率众追击到朝鲜境上，把倭寇的船几乎全部烧毁，倭寇因被杀或溺死的很多。他奉命率水军在闽海防备倭寇，共三次。海水泛滥，冲塌堤岸，从扬州海门开始，经过通州、泰州，向北直到盐城，共八百里，奉命征发四十万士卒修筑。航海到达某处时，海面茫茫，不知道停泊在哪里，船只常常搁浅。陈公在太仓相中可以停泊的地方，征用二十万士卒筑起二十丈高的土丘，绵延十里，作为标志，给众人带来便利，称为“宝山”。事情上报后，皇帝亲自撰文立碑。北京建成后，停止海运，疏浚济宁、临清的河道，使南北往来畅通，仍命陈公主管粮饷运输。陈公建议制造浅船二千艘，第一年运粮二百万石，并且有适当办法；后来增加到五百万石，国家用度因此充足。比如疏浚清江浦，引水从管家湖经鸭陈口流入淮河，以免遭受淮河风涛之患；就在管家湖筑堤，绵延十里，以便引船。疏浚仪真、瓜洲二坝的潮港，清除淤塞。凿去吕梁、徐州二洪的巨石，以平缓□水□势□。筑成沛县的刁阳湖，即昭阳湖；又修筑济宁南望湖的堤。开通泰州白塔河，使它通达大江。筑高邮湖堤，在堤内开凿渠道，绵延四十里，以通行船只；南北修建桥梁，以便利陆路通行。从淮河到临清，依据水势高低修建闸四十七座，按时启闭，都是使舟船永远通行的便利设施。在淮河岸边建常盈仓五十区，用来储存江南运来的税粮。在徐州、临清、通州都建仓库，以便利转运。担心漕船不知道河道深浅，于是从□淮□（底）到通州，沿河设置房舍五百六十八所，每所房舍安置士卒，让他们引导船只通过可以通行的地方。沿河堤开凿水井、栽种树木，以便利夏天行路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里〕

译凡是对事情考虑周全并果断施行的。仁宗皇帝刚即位，颁诏征求意见，陈公首先提出七件事，大意是说：南京是国家的根本，应当制定长远巩固的办法。应选拔将领、增加兵力来严格加强守备，长民、长兵也都应当选择贤能的人。然而政令施行而百姓不失所，关键在于推举贤能；推举贤能又在于核实。请选派公正的朝臣分赴天下巡察，考察各级官府政事的得失，提拔廉洁能干者，罢黜贪婪卑鄙者，这样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治理就可以兴起。如今府、州、县学校的教官大多不得其人，请命令风宪官考察，罢免他们，另行选任。如今内外军队缺额很多，大概是因为所管头目私自役使、侵扰军士，军士不堪忍受而逃亡。请下诏命都督府、兵部、都司严格禁止，并就此清理整顿。年老有病的，命其户中的丁壮代替；逃亡的，限期责令追捕；绝户的，查验属实后从军籍中除名。边防的关键，在于兵力和粮食充足。近年像开平等处，城池兵力不足，兵士粮食又不足，所守之地怎么能够牢固？请选用有谋略的武臣，授给精兵，供足衣粮，给他们坚固锋利的器械，让他们每天操练。如果有肥沃土地，就命他们兼顾耕种和守卫。如今江西、湖广、浙江以及苏州、松江各郡的漕运，距离北京很远，漕河又有洪闸、浅滩、冰冻等阻碍，往返超过一年，杂费是正粮的数倍，军民都很困苦。各地官军每年漕运结束后，财力都耗尽，回家还要修理损坏的船只，再运送下一年的粮食，劳苦尤其令人怜悯；所管头目又增加额外差役，使他们更加困苦。请下令，从今以后漕运军士不得再承担其他差役。马船、快船只有二三百料的才能在漕河中航行，所载不过五六十石。每条船本来已经额定配有水夫，如今又沿河拘集军民，等待船到后接力递运；等待日久，衣食艰难，有的甚至沦为乞丐。请从今废止这种做法。皇帝阅览奏章后，赐敕书嘉奖谕告说：‘朕继承大统，日夜怀着治理国家、君临臣民的心意，你所陈述的几件事，都是当前急务。我反复阅览，深合朕意，已经命有关官署施行。只是你老成而忠诚爱民的诚意，值得嘉叹，朕不会忘记，特加重赏。’又赐诰命，追封他的曾祖省三、祖父重一、父亲闻都为平江伯；曾祖母孙氏、祖母朱氏、嫡母王氏、生母王氏、亡妻汤氏都为夫人；命他的子孙世袭伯爵。宣宗皇帝即位后，命陈公镇守淮安兼理漕运，赐敕书嘉奖谕告说：‘你是国家的老成旧臣，朕在年轻时就知道你的名声，把你当作心腹托付，希望你努力尽忠，以符合朕的期望；仍赐给你御制《诸葛武侯图》以及白金、文绮。’陈公到任后，查察过去危害百姓的积弊，全都革除；豪强、恶人和奸邪之徒都收敛躲避，境内因此安宁。当时他已经身患疾病，却早晚亲自勤勉办事，没有一件事务停滞。病情稍有好转时入朝，深受皇帝嘉奖慰劳，获赐宴饮、赏赐以及御制《新春即事》诗。返回淮安后，不久疾病又发作，而且加重。皇帝听说后，特意下诏慰问。当时他的儿子陈仪在侍卫中任职，皇帝命他带着医生，乘驿马前往侍奉照料，陈公最终去世，时在宣德癸丑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六十九岁。讣告传来，皇帝悲悼叹息，停止临朝听政一天，追封平江侯，谥号恭襄，派官员前往宣谕祭奠。特赐棺材和丧葬费用，命工部营办葬事。陈公为人慨然爽朗、英武刚毅，气度宏大、谋略雄伟；在众人聚集的场合，谈论滔滔不绝，同辈都推重佩服他。公务之余，他披阅典籍，考察并了解古代成败、治乱的原因。他喜欢接近读书士人，经常和他们讲论，善于交际，能够推求利益；凡是合乎义理的事情，都以救济他人为心愿，营建设置了许多事业，人们感念他的恩德而不忘。他家中有乐善堂，常常引用邹孟氏所说的“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以及家训二十篇，来勉励子孙。他有五个儿子：长子佐，袭封平江伯，笃实谨慎厚道，能够继承先人的志业，死在陈公去世数年之后；次子俨，次子仪，如今任勋卫，爱好文事，精通武略；其次是伦、侃。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丰城侯的弟弟李芳、江阴卫指挥同知张英和骁骑右卫指挥佥事高得；还有一个女儿尚未出嫁。三个孙子中，孙礻谷如今袭封平江伯，统领禁兵，有廉洁的声誉；另有祐、祼。七个孙女。陈公在去世第二年的三月安葬，墓在江宁县大山的原野上。我与陈公同朝共事三十多年，彼此了解而且友好。于是，陈仪、孙礻谷拿着行状请求我撰写神道碑，所以我依据行状叙述此事并作铭，铭文说：啊，陈公挺然而出，何等威武；文武兼备，勇智双全，可追及前代贤闻。早年便以才艺接受考验，卓绝而少有匹敌；头戴三品官冠，承继父辈功勋。蛮地溪谷、獠人山洞中的獫猲等族群，凭借险要地势而不受扰服，凶悍而且乘机侵扰。陈公奋力扫荡，迅速追袭，洗涤腥秽，使边地百姓安宁。声誉和威望崇高，足以与峨眉、岷山齐名；后来诚心应征来到东方，守卫皇宫城垣。承接漕运，振兴运输事业，效法骏马奔走；因积累劳绩而得到疏封，彰显皇帝的隆恩。身佩貂蝉冠饰和玉带，身穿绣麟衣服；所受报答和赏赐，志向可与古代尽忠的臣子相比。耗尽心力、思虑周全，从早到晚没有懈怠；面对苍茫无边的大海，水天辽阔，望不到边际。每年漕运万艘船只很快到达；海上有阻碍时，威势显赫，震慑四方。斩杀鲸鱼鳄鱼，焚烧敌人的铠甲鳞甲；在海岸上树立高大的标志，绵延直入长云。皇帝以云彩般的诏章、龙纹般的文彩从天降下文章；南方的赋税、北方的贡物，运输艰难而辛苦。越过淮河，经过济水，抵达天津；疏通淤塞，凿开坚石，劳苦而又勤勉。道路平坦得像磨刀石，行旅者都感到欣喜；啊，陈公是如此笃厚孝顺而且仁慈。他的施政遍及各时各处，功绩不会泯灭；他爱国，也提出了嘉谋良策。功绩载入史册，泽被后代；大江之南高高耸立着他的坟墓。太史为他作铭，使他的声名昭著而不可磨灭。《恭襄祠碑记》，杨知府昶撰写，文章大意说：

译追赠平江侯、谥号恭襄的陈公，年轻时凭荫补入官职。永乐甲申年，文皇帝肃清内乱，陈公因辅佐拥戴的功劳封为平江伯。天下平定、大局安定以后，陈公统领百万军队、运输百万石粮食，都不以为劳苦；京师和边疆每年都得到充足供给，功劳也很大。杨昶曾寻求了解陈公的为人，他大概是喜好善事而富有谋略、知人善任的人。陈公开府的那天，凡是吴、楚、江、浙、荆、舒、淮、扬各地，从万户到普通百姓中，只要有才干足以办事、智慧足以洞察隐微、言语足以说明道理、学问足以博知万物的人，他无不以礼相待，招纳置于幕府之下。每处理一项政务、办理一件事情，必定向众人谋划；能够忘掉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选择其中好的意见施行。从前漕河由山阳东北方进入淮河，航行六十多里才到清口，水流直而湍急，风涛骤起，船只和人员常常覆没。由徐州进入汴河，逆黄河而上转到清源，既危险又遥远，困难是淮河水路的百倍。陈公广泛向人询问，在山阳城下开凿土地疏通河道，经过淮阴故城横向渡过清口，不到一里便得到平稳水流。从徐州到郓城，找到前代漕运的旧河道；从郓城到清源，又开凿土地作为河道，顺流向北直到卫水，使人们免受黄河的险阻。又经由海道到辽东，粮饷供应不断，这些功劳足以称道。陈公在任上去世后，宣宗为他停止临朝，宣谕祭奠，并赐葬于牛首山。正统年间，海水卷挟泥沙汇入清口，向东淤积成十多里长的沙洲，运河淤塞，船只不能通行。有关官员报告皇帝，朝廷征发数郡百姓昼夜疏浚开凿，百姓劳苦而工程却没有成功。于是向陈公祈祷，有一天夜里，有人看见陈公骑白马，带着几十名随从在水面上行走；第二天察看时，沙洲已经被水冲走。他虽然已经去世，神灵仍然不忘护国庇民，竟灵验如此。有关官员上报此事，朝廷命令在清江浦建立祠庙，春秋用少牢祭祀。陈公名瑄，字彦纯，是庐州合肥人。祭文说：神灵是河岳间的精气，具有文武全才，是一代名臣、三朝元老；总管漕运，使粮饷充足，保障江淮，使军民各安其业。生前既然勤劳于王事，死后理应永远享受庙祀。愿他的成规，百世都能依赖。如今正当重新启动漕运，谨用牲畜和酒醴，陈设明洁的祭品，以报答神灵；愿神灵降临享用。尚飨。

译《南旺庙祀记》。尚书宋礼与都督周长等人，征发山东丁夫十五万人，以及登州、莱州二府自愿赶来办事参加工程的人一万五千人，疏浚开凿会通河。在此以前，洪武二十四年，河水在原武县黑阳山决口，从旧曹州两河口漫过安山湖，于是会通河淤塞；从济宁到临清三百八十五里，船只不能通行。于是就在济宁以北设置城村等递运所。凡是军需钱粮向北运输的，全都陆运到德州，走七百里才进入卫河。到这时便疏浚开凿会通河。又堵塞旧曹州、郓城两处河口，疏浚沙湾至旧曹州一带的河道。又与刑部左侍郎金纯等督促河南运水夫，开通黄河故道，从开封城北开始，向下通达郓城，到鱼台县塌场口流入漕河。又疏通山东七十二泉，使泉水汇入分水处。因此永乐九年，太宗降下一道诏令说：‘工部、锦衣卫各方便派四名官员，骑驿马到黄河新开河口，找两只船，从那里顺流察看下来，到旧曹州两河口分流处；一路往会通河一带，一路往谷亭一带，看看两条河的水势流行得怎样；还要查看黄河水比从前是在什么地方漫过安山湖一带、淤塞了河道。如果原来漫水处的堤岸低薄，就让人再修得高些厚些；如果并不低薄，就停止修筑。把文书送给宋尚书等知悉。钦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由此也可以看出朝廷委任他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在此以前，朝廷听说疏通河道，不过是想使天下贡赋能够运输，并没有专门着眼于漕运。永乐十年，宋公开始商议利用会通河集中运输粮食到北京，他的奏状说：‘永乐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书宋礼奏报：海运粮储每年五月从太仓开船，在直沽卸下，等到秋天再返回京师。船只中有许多损坏，也有漂失后不知下落的，都要修理或重新建造。分派江西、湖广、浙江等布政司以及直隶、徽州等府的军卫和有关官署共同修造，全都限在欠年三月底以前完备，驾船送到太仓备用。因为期限逼迫，来不及筹办材料，不免征敛钞币物资进行采买，其中因作弊受害的人多得数不清。造船者只顾眼前急务，不考虑船只速成而不坚固的后患。计算所耗费的材料、人工，也难以详细列举。比如制造一艘一千料的海船，需要一百人驾驶，却只能运输一千石米。若把已经使用的人工、材料折算成钱钞，就可以制造二十艘二百料的河船，每艘只用三十名军士，却能运输四千石粮食。这样比较，采取后一个办法就便利多了。若把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四府每年征收的粮米，确定拨运七十万石到徐州，并把兖州府的粮米三十万石运到济宁州交纳，再调拨靠近河道的徐州等卫旗军一万人，分别委派指挥、千户、百户统领。’ 工部拨给二百料浅船五百只，一切按照卫河的办法办理。把前面所说的仓粮从会通河集中运输，供给北京。每三年进行两次海运，使造船者没有被期限逼迫的忧患，也使驾船者获得船只坚固耐用的好处。把两条河道运输和海运合计起来，三年可以得到八百多万石粮食；十年之内，国家就有粮食充足的储备，百姓也没有繁重扰累的忧虑。’到永乐十二年，海运于是停止。而平江伯也疏浚开凿淮扬一带的河道，南北遂由会通河连接起来，至今仍是国家的大利，宋公的功劳应当列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也不能不说是贤能而勤劳。后来传说宋公有小过失，朝廷督责他，革去他的冠带，只让他戴儒巾办理事务；他的权力虽然稍有削弱，平江伯的功劳却更加显著。所以如今人们只歌颂平江伯，而不提宋公。丘文庄公曾经过会通河，有感而作诗说：清江浦上临清闸，萧鼓声中，聚集的祠庙里饮用祭祀剩下的酒肉。我几次经过会通河上，却再也没有人谈起宋尚书。后来李文正公各自作了诗，诗意已经表露在言辞之外。后来王□主事开始向朝廷请求，在分水龙王庙旁边建立祠庙祭祀宋公，于是把这些诗文一并记录下来，给后来的人看，让他们知道宋公的功劳不可磨灭。《加封平江侯谥恭襄陈公祠堂记》，吴祭酒节撰写，文章大意说：太宗文皇帝乘舆巡幸北京，命陈公每年运输漕粮一百万石。粮船从淮河、徐州穿过卫河进入潞河，陈公于是建议在通州、天津、德州、临清以及淮州、徐州等处都设置仓廒，储存南方粮食；制造浅船八千多艘，引导山东沂水、泗水、汶水、洸水等水流，灌入济宁两座水闸；于是沿着济宁以北经过安山湖、南望湖、孙村湖、梁山、耐牢坡，取道修筑一百多里长堤，以防止水流漫溢。又从沛县引昭阳湖凤池口的水以及黄河支流，灌入徐州、吕梁二洪，使各处向南的船只逐段相接。遇到冬季水涸，就督促工匠开凿河道中的巨石，以减弱湍急水势。又开通泰州白塔河四十多里，使它通达江□；大规模修筑高邮、宝应、氾光、白马各湖的长堤，架设桥梁，以便牵船道路通行。从潞河到淮河，计算路程二千六百里有余，设置浅铺七百多所，安置守卫士卒为船只引路。沿岸栽种柳树、开凿水井，以便利夏日行路的人。又疏浚瓜洲、仪真二坝的淤塞，使其接通海潮；沿途用石木、土筐等修筑堤闸，上面设置楔闸，按时蓄水和放水。这样的闸按闸座计算，共有五十多座；所运输的官粮，原来同河运一样为一百万石，后来增加到五百万石。起初，淮河水势险恶，逆流而上十分困难。于是计算工程量，开通清江浦五十多里，从管家湖经鸭陈口通入淮河；在湖边筑堤，设置移风、清江四座水闸，使水路通到河道，淮河航道于是畅通。淮地百姓感念陈公像甘棠般的恩爱，时间越久感受越深；后来又请求朝廷下令，确定春秋两季祭祀。《总督漕运宪臣题名记》，宗伯邵宝撰写，文章大意说：

译我邵宝暂任宪臣，奉诏总督漕运，刚到淮镇。凡是各项兴办和设置，都只查考旧例，因此案牍堆积如山。我追查考核历任政务，发现前后姓名大多属于同一系统，其中有许多名人。我在未入仕学习时，已经记下大概；后来任户部官，所听到的逐渐详细；到如今有机会听到各位君子的事迹，于是没有不记载的。啊，真是盛大！仰想我朝祖宗逐一考察、慎重任用，各位大臣治理漕运事务，只依据才能任用，以取得美好政绩；等到他们升任卿相、进入保傅之列，建立功勋、流传德行，杰出人物相继出现，我邵宝愚钝，哪里足以继承他们呢？我曾私下考察《禹贡》，它以水路记载各州贡赋的运输路线，大概就是后世漕运的开端。然而说越过沔水进入渭水，是取道陆路；说沿海进入淮河，是取道海路；能够直达帝都的只有三分之二。像汉代都城、关中都城、洛阳都城之间，偶尔有可以直达的漕运，但用力非常艰难，费用也极其巨大，所以议论者往往主张转运，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元代都城在幽燕，海运、陆运并行，国初仍沿用这种办法。只有我朝文皇帝开始营建两都，才采纳平江伯陈瑄、工部尚书宋礼提出的谋划，疏浚这条漕渠，避开海运和陆运的困难；万艘船、亿万士卒，都设置统帅，仓库、支运、兑运，各项安排常常便利而适宜。这大概是从转运中取得经验，反复讲求规划，历经数朝以后，漕运制度终于大成，国家财计充裕，万世都将受益。然而修筑堤坝水闸，靠水流来控制启闭和牵引，也不能没有耗费。因此虽然避开了遥远险阻，劳力却没有减少多少；人群聚集之处，弊病也随之产生。既然命令元戎专门主持这项事务，后来又间或命卿大夫辅佐提督、整理，之后便有了总督宪臣的任命。然而时代不同、形势有异，弊病又由制度产生；名义上是转运，逐渐却变成了直达。后来公私双方交相征取，军队疲惫、百姓困苦，以至于运输时又有人想到采用海运和陆运，这难道是先朝最初的本意吗？制度的弊病在于人，不在于法；执行法律在于内心，不在于表面。因此必须沟通上下，才会公平；必须体察远近，才会施惠；必须辨明险夷、通晓常法与权宜，才会正直而有智慧。这大概就是大臣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具备这些条件，事情就能兴办；缺少这些条件，事情就会废止。凡是前代政务，各位公卿筹划艰难事务，都应当随机应变，保持丰足和公平，似乎另有一条道路。就今天而言，其中的□，实在没有人能够违背；继承前人事业的责任，就在于监督和实践其道义。我邵宝虽然不聪敏，对此却私下有所用心，所以列出这些姓名，刻在石上。《高邮州新开湖修筑记》，由少师刘徤撰写，文中大略说：高邮州西南面的湖叫新开湖和甓社湖，天长以东各水流都汇集到这里。南北向的运道，从杭家嘴到张家沟共三十多里；有时飓风骤起，巨浪冲天，船只航行遇上这种情况，大多会翻覆沉没。弘治初年，户部左侍郎白昂奉敕整治河道，于是在湖东开凿了一条夹河，名叫“康济河”，用来通行船只，往来很方便。然而湖的旧岸年久以来受到西北风浪冲击，日渐毁坏，康济河也难以保证没有危险。弘治九年，都察院都御史李蕙恰好总督漕运，曾委派扬州府通判施渊主持修筑工程。没过多久，施渊升官离任，于是让通判韩琚代替他。工程尚未完毕，李蕙也去世了。都御史张敷华、张缙相继任职，工部郎中谢缉、张玮、刘浩相继负责管理。凡是工程用工和安排，全都委托扬州府知府王坦、许节、王恩办理，并且加紧督促。旧岸下面，坍坏的木桩和废弃的石头，长期堆积而没有清除，岸堤不坚固，原因就在这里。于是命令工匠下水把它们全部取出，然后打入木桩、安放石料，依次修筑。直到十六年八月，工程才宣告完工。它的长度仍和过去一样，但高度和坚固完整程度超过了旧岸。起初开凿康济河时，湖东夹河之间有一千多顷民田因积水受困，于是在河底修建了三座涵洞，用来排水。时间久了涵洞淤塞，河的新岸又日渐冲毁，田地淹没在水中，赋税却照旧征收，所有耕种这些田地的百姓几乎都逃亡殆尽，诸位官员对此十分忧虑。仍然委托韩琚等人督工修理，仅仅三个月就完工了。田地恢复了耕种条件，逃亡的百姓也重新回来复业。又把淮安到仪真一带低矮的河岸加高，缺损的补齐，比旧有工程更加完善。所以近年以来，虽然遇到大水和过去所担忧的情况，船只经过这里的人都把它看作平坦的道路。《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由刘少师徤撰写，文章大意说：弘治二年秋天，河流决口，汴水在山东泛滥，损害了漕运道路。山东守臣把灾情上报，皇帝下令户部左侍郎白昂乘驿车前往。河工完成后，他便察看从山东到扬州的漕运道路，商议疏浚治理的办法。当时监察御史孙行、工部郎中吴瑞负责河务，与巡抚右副都御史李昂、漕运总兵署都督佥事都胜、署都指挥同知郭鋐共同商议。高邮州的漕运道路长九十里，其中三十里进入新开湖；湖东沿南北方向筑有堤坝，船只从堤下通行。自建国初年以来，一直用木桩阻挡、用砖石加固，决口后又修复的次数不知有多少。湖的西北面与七里湖、张良湖、珍珠湖、甓社湖等湖泊回环相连，绵延数百里。每当西风大作，波涛汹涌，船只和沿堤的旧木桩、旧石料相撞，堤岸就常常毁坏，船只也多沉没。此前负责河务的人曾商议修缮，在湖东重新凿开复河以避风浪，方便往来。如今若要使运河通行便利，没有比这更应优先办理的了。白昂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勘察地势，开工凿河。工程从州城北二里的杭家嘴开始，到张家沟为止，长度横贯湖面，宽十丈，深一丈多。两岸都堆土筑堤，木桩、砖石的坚固程度与湖岸相同。河道首尾各有闸门与湖相通，东岸又设置了四座闸门和一座涵洞；每当湖水涨盛时，就让水从这里泄减。工程于弘治三年三月开工，共四个月完成。从此以后，船只经过高邮都得到康济。白昂于是采纳众人的意见，把情况上报皇帝，命名为“康济河”。耆民葛璘等人说：“应当把这件事记载下来。”郡守中有两位曾经认识我的人，朱国盛《南河志·碑记》作“应当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告诉白郡守；郡守中有曾经认识我的人”，于是带着事情经过前来请我撰记。我想到本朝财政赋税的需要，东南地区占了一半以上。自从海运停止，官船、客船全都从这里经过，船首船尾相接，昼夜没有空闲的时候。高邮处在南北交通的要冲，只是湖水成为险阻；实在是诸位官员能把这件急务放在首位，把风浪险途变成平坦道路，使往来得到便利；而且工程采用雇募劳工，费用从国库支出，不使百姓劳苦却能成事，这些都很值得赞许，所以为此撰写了这篇记文。

译《重修雷塘昭佑祠记》，由教授马允中撰写，文章大意说：维扬是两淮交界的郡，西北十五里有一处水塘，叫雷塘。贞观、大和年间，人们引雷塘水灌溉田地。唐末直到宋代，蓄水用来供应漕运，水积成深潭，深得无法测量；传说有龙蛰伏其中。唐代就在这里建祠，后来加封为“昭佑王”。元朝统一天下后，淮西、淮东仍属扬州，朝廷命中书省右丞李公到这里任职，抚治两淮。那年大旱，李公向众人询问，有人以雷塘求水之事相告。李公焚香，在祠下拜祭，亲眼看见殿宇倾塌、庙貌剥落，于是拆除旧祠重新修建。不久，果然如祈祷所愿。第二年庚子六月，仍然少雨，螟虫、螣虫肆虐成灾。李公斋戒沐浴，遵循旧典，把塘水储存起来，安置在各寺庙中；不到五天就下了大雨，一个月内共下了七场。秋季八月，工程竣工。《重修陈公塘记》，据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十“水利”校订，李孟博撰写，文章大意说：淳熙元年八月丁未日，陈公塘重新修成，这是恢复古制。朝廷设置江淮制置发运使，以真州为治所，实际总管六路转运输送的事务。每年从东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共有六百万石，从长江进入黄河，稍微遇到河道浅涸，漕运就会受到影响，当时依靠堰闸蓄积的水来弥补不足。如今行都驻在钱塘，淮东、淮西各部驻兵，每年供应军粮，从上游浮船沿江而来；稍微错过期限，粮饷运输就会积压。又从真州、扬州到这条河，河势直通，分流支派比江南少到只有十分之一，因此灌溉的利益很有限，百姓常常以此为苦。每逢旱灾，只能坐看涓滴水流；来往的使者按时取道馆舍，但有关规制文字有缺漏，因而缺乏依据。严冬水位下降，千人拉船通过浅滩，有司十分危急，只怕耽误日期，认为这件事在淮东最为紧迫。如今敷文钱公因郡政考核优异而升任漕运官，正赶上连续多年旱灾歉收，认为真州地处江河交会之处，向东引水与江相通，可以到达淮河岸边；其中原本还有未被利用的水利利益，应该恢复。此前，距真州扬子县二十里有一处塘，叫陈公塘，是建安年间广陵太守陈登修筑的，周长共九十多里；西南方向全属扬子县，只有东北面与扬州江都县相接的地方约有十二里。塘依山势形成，只有一面筑堤，用来控制水的开闭。堤长六百九十多丈，山冈地势高峻，环绕的汊道有三十六条，水流停蓄、漫溢涵容，水利效益十分丰厚，淮南人依靠它来防备意外。后来局势动荡，塘坝长期废弃而无人治理，柴草堵塞、泥沙淤积，年年泛滥浅淤，堤坝坍塌、沟渠断绝，原有形势漫漶得无法考察。于是亲自到达现场，周密察看地形便利之处，寻求水利来源。把修复的办法及利弊详细上疏朝廷，诏令批准后，立即交给有司招募流徒，给他们优厚工价，使他们前来施工并从中获得利益，众人都乐意争先参加。从春季三月开始，到秋季八月告成。参加工程的工徒总计二万二千一百一十二人。旧有斗门、石达各一座，因年代久远决坏，无法再按原状使用，于是把石达向西迁移二十丈，重新修建；又疏浚东西两处水湾，谨慎调节蓄水与泄水；斗门的修建也都沿用旧址。修整龙祠，使它恢复旧日面貌；修建新亭，用来接待巡视察看；委派官员专门守护，排列士卒负责巡逻。这样一来，修治塘坝的筹划更加完备。陈公塘自建安年至今已经一千零三十多年，竟因这位官员而重新兴起，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老人和孩子一起歌诵道：新塘有千步之长，肥沃的水泽流注其中，使我们的禾稼茂盛；公就像召公一样，恭爱百姓而没有偏私；公在陈公之后继承功业，甘棠树下的恩泽，共同流传亿万年。《仪真东关闸记》，由检讨庄昶撰写，文章大意说：仪真东关闸，是工部主事夏育才修建的。夏公来督理仪真时说，仪真是京师的咽喉要地，京师不能没有仪真。然而仪真的五座坝依靠东关闸供水；水多时就在东关蓄水等待，水少时则从东关泄水补济。既然有五坝，就不能没有东关闸。夏公在这里坚定办理这件事，是在为京师和天下筹划。东关闸建成后，有人对我庄昶说：“仪真五坝所在的地方，不过是一片低洼水泽。京师这么大，却要依靠它的力量；只疏浚几丈几尺，难道不值得深思吗？然而要为京师筹划，也有困难。过去虞文靖公修建天妃祠时，两位使者说：国家东部滨海向南，有大片芦苇水泽；沿海向南，广阔深厚而低洼、可以种稻的土地，何止一千几百里？如果让东南百姓修筑田埂，并供给牛、种子和农具，让他们在那里屯田耕种，那么所得赋税可以省去江南漕运的一半。仪真五坝的作用，也可以不花费什么而取得。”又有人说：“仪真距离急水河，地势高低不过几尺。如果堵塞瓜埠，疏通六合野浦桥的淤塞，从急水河直达仪真，长江大河上的风帆船舶转眼可行千里，谁能抵挡？这样仪真五坝也可以一并省去。夏公的筹划为什么不在这里而在那里呢？” 庄昶说：“不是这样。我身体衰病，所谓国家滨海向南的土地，从来没有亲自去过，也不知道虞文靖的说法如今是否可以实行。即使前一种办法可行，屯田收入也只能省去江南漕运的一半，而剩下的一半果真能不依靠五坝吗？后一种办法虽然策略上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地方，但水势高低也不能立即凭口舌争论。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在江面空旷、水位下降的时候，对照水面漫溢的日子，又不知道它是否能发挥作用；五坝是否可以废弃，也难以确定。五坝不能废弃，东关闸也不能废弃。至于所说从急水河通到仪真，夏公的朋友、工部主事娄元善已经上报朝廷了。他知道急水河的水还不能立即通到仪真，若把五坝一起突然废掉，那么往来船只眼前的困难靠什么解决？东关闸所在的地方，正是急水河一带。” 《闸对记》，由参议黄瓒撰写。

译我奉命在仪真督运漕船，曾与水部郑克明、杨汝珪商议开启闸门、节省过坝费用。凡是与闸司办事的人，都因循旧习，认为不可行。当时郑克明已经离任，我与杨汝珪更加坚持这一意见，于是把仪真卫指挥金镗、刘□，仪真县知县李文瀚，仪真县学教谕卢□，训导吴正、毕逢泰召集到船上，举起一根木条对他们说：“用这根木条测平水面，让所有经过的船只通过，看看与泄水相比有多少差别？”众人都说：“好。”不久察看水位降低的情况，开始约有二分。我说：“这是水从近处抽走的缘故，再过一段时间水从远处流来，渠道就不会减少一丝一毫。”过了一会儿再看，果然如此，众人的议论于是被打消了。有客人经过来问我缘由，我回答他，并把这件事的意义告诉杨汝珪，想以此平定浮泛的议论，开启长久有利的事业。杨汝珪看后领会了，说：“这大概就是都宪黄公记载修闸本意的地方。”当时桐城侯□君履谦也在座，说：“我曾见邃庵先生也这样说过。”于是我们遍看各座闸门，除两位公的文章外，又从破墙残垣、荒地泥土中找到已故少宰钱公、大宰王公的文章，大家高兴地互相说：“闸门的兴废，公论在这里已经定下来了。然而如果因为不利于我这个浅陋之人，就不把它刊刻流传，必然会使前人造福百姓的功绩相继埋没；即使今天恢复了，又怎知将来不会再次被浮泛议论扰乱呢？” 水部说：“那么，请给它命名，叫《举坠录》。”我说：“这个名称很贴切！”随后我从水部那里取回前稿，打算把它撕掉。水部说：“这是什么意思？凡是我凭臆测提出的看法，四通碑记已经说尽了，还要这篇多余的话做什么？”水部说：“诸位老先生的文章，是学士大夫能够理解的；至于亲自履行、亲自试验，利害是非就像放在手掌上展示一样。它可以考察实际情况，也可以晓谕众人；你的话，请接续刻在碑记之后。”于是便把它一同刻下。椒山人丁致祥记。正德戊寅年夏五月十日，我在仪真，已经开启闸门使漕船通行。有客人经过来问我：“过去闸司害怕泄水，禁止开启闸门；如今你开启它，水并没有泄失，船反而得以通行，你看到了什么才这样做呢？”我说：“我看到的只是事物的道理。”客人说：“道理在哪里？”我说：“闸门首部连接里河口，中部通向通济、罗泗，尾部拦截潮水。拦潮闸距离里河口约五里，可以容纳二千艘船；片刻之间进入通济河的只有十分之一，船只像鱼鳞一样排列在闸下。开启上闸后，水面一平，不用花费人力牵挽；从寅时开始，到申时结束。所泄的水，长度不过一里，宽度不过十寻，深度不过三尺。以这点泄水计算淮南、江北的蓄水，长度比它长的有近四百处，宽度比它大的何止二万倍？二乘四得八，则数为八百万；每开启一次闸门，不过泄去八百万分之一罢了，有什么可担心泄水的呢？”客人说：“我曾见闸司迫不得已才开启一次闸门，船既要靠闸门两翼牵引，又要在西堤绞关处用绳索牵拉，一整天还不能通过二十条船，这是为什么？”我说：“下闸没有关闭而上游河闸开启，是因为人力不足以胜过水势。”所以我说：“闸门管理制度废弛，是绞关造成的。” 客人说：“绞关本来是用来辅助闸门管理的，你却说它导致制度废弛，为什么？”我说：“北河的闸门，地势仍像阶梯，闸门在下方，从上方受水。船若不赶紧牵引，就怕上游水尽而不能进入；进去了又不能□，所以依靠绞关的力量。如今关闭通济闸而开启里河闸，水面平缓，船只只需借助风帆和撑篙的力量，哪里还用得着绞关？只是不能遏制水势奔流，却强行使用人力，水很容易变浅，船也难以前进，于是浮泛议论乘机阻止了这种做法。”客人说：“天下最平的东西莫过于水。如今江淮之间没有高山和平地的阻隔，这边水满，那边也会水满；这边水缩，那边也会水缩。为什么清江闸长期开启而不关闭，堤塘防涝的斗门又从中泄水？这样一来，反而只怕水漏出而禁止开启，难道水的本性失去了平衡？水的消长盈缩并不相通，向那边泄水就与这边的泄水无关吗？这边的水还会把祸患留给那边吗？”我说：“难道是人心偏向水吗？怎么偏偏说那边泄水与这边盈缩无关？譬如一个盆，醋从左边漏出，却说与右边无关；即使是有知觉的幼童，也不会愚蠢到这样。宁可把多余的水减放到无用之地，却不在这里用来便利船只，就好比厨房有多余的饭，看着乞丐哀求却不给，反而把饭倒进污水沟；有仁心的人，大概不忍心这样做。” 客人说：“那边如果没有严厉禁令，为什么要固执到这种地步？”我说：“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居货和出力的人从坝上获利，所以闸门一开，就会出现收受贿赂、泄水的诽谤；而那些只听传言的人大多不加察考。自以为清高的人宁可废弃公道，也不愿承担被诽谤的怨恨；下级官吏奔走钻营，沉醉于其中的浓厚利益，舔食其中的油脂，一人倡议，百人附和，只知道依附堤坝。于是闸门管理日益废弛，前代贤人修建设施的盛举、朝廷救济民生的大恩，终于都成了空文。”客人说：“北闸的水源不断，放水就减少，关闭就积聚，这是常理。如果像这种盆盂一样蓄水，遇到一个月不下雨，关闭而不泄，方法用尽后又将怎样增加水量呢？”我说：“有海潮，大小都有固定的潮候。等潮水到来时开启闸门，使内外水面达到平衡，再关闭闸门把水留住，使乘潮而来的船不因浅滩受阻，并且使里河所蓄的水不退。这样反复几次，就可以把浅涸变成盈满。反而说因为怕泄水而不开闸，是多么荒谬啊！”客人仰头笑道：“过去大水时，里面难以运出，外面也难以进入。工部郎中吴君告诉服役者借助潮水，众人暗自讥笑他。如今吴君稍微削低堤坝，不久潮水来到，外面困难的水势便乘势涌入；里面的船不能航运，也浮水前进。两岸之间的运船、商船都感激吴君的恩惠，拍掌跳跃，把他当作神明。照你所说，吴君大概是看出了闸门的道理，又把它具体落实到堤坝上吧！难道他真的是神明吗？”我说：“是的！”客人起身感叹道：“治理政事在于用人，这是圣人的至理名言。”客人于是作揖致谢，告辞离去。《仪真县新建拦潮闸记》，据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十“水利”校订，由太常杨一清撰写，文章大意说：

译弘治辛酉年春二月二十四日，仪真县新建的拦潮闸完工，这对漕运事务很便利。仪真作为漕运河道，从前代以来就是如此。我国定都北方后，每年运输东南的粮食供应京师，大多经过这条道路，这里大概是最重要的咽喉要地。然而漕河各处水流到这里要进入长江，地势高低不同，河水容易泄尽，也容易干涸。宋嘉定年间，守臣上书建议设置三座闸门蓄水，不久便废弃了；后来再次兴建，又再次废弃。国朝洪武辛亥年，才在原地筑土设坝，船只上下必须用车牵过堤坝才能通行。如果不把货物全部卸下，就不敢启行；用力稍不协调，船就会毁坏。于是仪真一带船只云集，买卖喧闹，谋取利益的人像浮萍聚集、蚂蚁依附，囤货和出卖劳力的人都依靠堤坝，闸门制度便不再讲求。成化甲午年，巡河郎中郭昇建议设置四座闸门：东关闸、响水闸、中闸、罗泗闸，以此通达长江，当时人们都称便。唯独妨碍谋利的人煽动“泄水”的说法，听信传言的人跟着附和，闸门于是关闭而不再使用。弘治戊申年，朝廷采纳言官建议，把意见下发工部，命郎中施恕考察适宜的办法，恢复东关、罗泗两闸，废除响水闸，扩建并更新中闸，船只又恢复了顺利通行。然而江边没有闸门，潮水无处蓄积，上闸一开，水流倾注而无法遏止，于是又有人提出泄水的议论。漕运总兵郭鋐曾想在江边增设拦潮闸，有人说江边多浮沙，因此没有实现。弘治己未年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敷华奉敕巡抚并总理漕运事务，有人献上修建拦潮闸的办法。张敷华向众人询问，扬州府同知叶元进说：“我曾奉檄主持疏浚河道，疏浚到江边时，深七尺，土质是黄壤而没有沙，完全可以建闸。”张敷华说：“好。”于是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得到旨意后，便会同郭鋐，发檄令叶元进负责此事。叶元进恭谨接受命令，会同登记工程所需的物料，择定庚申年十月八日开工；勘察地势，确定闸门规格：高一丈八尺，中部宽二丈八寸，长三丈；东西两翼延伸，长度总共增加两倍。于是琢石砌筑，使石块犬牙交错地嵌合；把石面磨平铲光，使崖壁削平如砥；叠砌数层石块以加固边岸，松木桩密排列以加固底部。按件计，所用石料八千七百九十块，木料五千四百七十根；按片计，木板四百九十片；按斤计，铁二千九百八十斤、麻一千六百一十七斤、竹篾六百七十斤、桐油一百斤。按担计，石灰二千一百三十担、粳米四百八十担、秫三十三担。各种雇工和购买物料所支付的费用，取自前一年疏浚河道所得的余银一千多两，不责令有司筹办，因此工程虽大，官府却没有感到额外费用。工程刚开始时，监察御史冯允中巡河到此，环顾称赞工程良好，并为之规划指导，使工程尽快完成。巡河郎中刘继随后到达，与工部主事邹君一起督促劝勉。群臣受到影响，百工踊跃前来，因此事情很快办成，百姓也没有诉说劳苦，距离开工才四个月。冯允中认为闸门的启闭应有固定规程，于是会同刘继商议，根据河水盈缩和潮水涨落决定启闭时间，发布檄文让有司遵照执行。这一年江河相通，船只不再停滞，扬旗击鼓，几十上百艘船在饮食谈笑之间就通过了；与用车过坝的劳苦相比，当然不用再作比较。等到秋季连续十天阴雨，湖水大涨，能够及时泄水，不致横向决口而危害堤坝，也全靠这座闸门。每年省下漕运人员的费用究竟有多少？民船、商船省下的费用又究竟有多少？年复一年，实在无法估量。唉！天下没有难以办理的事情，只看办理得怎样。事情开始在于志向，成功在于决断。《尚书》说：“功业崇高，唯在志向，唯在能够做到。”说的就是果断。过去虞文靖公曾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应当去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不敢擅自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也不轻率去做那些不必做的事，这就可以了。”这座闸是为漕运筹划、为天下筹划，确实是张公不能不做的事；但若志向不高，就会说“为什么不沿用旧制”；若没有果断的力量，就会说“为什么要招致怨恨”。要想果断地有所作为，实在很难。否则，自从有人议论修闸以来，经历几任官员，最终都因异议众多而停止，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屡次兴建、屡次废止，始终没有成功。张公刚到任就立即筹划，谋略确定后亲自承担责任，选择合适的人委托办理；即使众人喧哗非难，他仍然坚定不变，他的志向和决断超过常人，难道不是在这件事上得到证明了吗？然而我常见世上的官员有所举动，往往被异议阻止；共事者认为功劳不是自己的，反而从中挑拨陷害，唯恐花费太多。何况下级奉行者又没有贤能的有司，只用空文应付，徒劳无益，反而增加众人的非议；因这些原因而毁掉工程成果的，很多都是这样。张公兴办这项工程，冯允中等贤能之人既在上面赞助他的决断，又替他制定规议，谋求长久之计；在下面也从未阻挠，而是奉行协助。又有叶元进这样的人，心中筹划、亲眼度量，举凡事情都用尽力量；经营设计和构筑，没有一件不合乎要求。暂时花费而大大减省，百余年来应当做却未能做的事，一旦从容办成，那些散布议论的人都屏住气息，不敢再说一句。这虽然由于张公的忠信使人信服、声望使人归附，也由于诸位共同谋划、竭力效劳，难道这些功绩可以被抹杀吗？所以一并把它刻在石上，告诉后来的人，使他们继承守护，不要再被浮言迷惑而毁掉前人的功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仪真县重建新闸记》，据道光《重修仪真县志》卷十“水利”校订，由王文肃亻舆撰写，文章大意说：

译国家自从迁都北平，每年从江南漕运数百万斛粮食供应京师，其中由仪真进入运河的占十之七八。然而这里靠近长江，江船进入河道时，水势高低和升降不同。宋嘉定年间，曾在州城南修建清江闸，时间久了便堵塞不通。国朝洪武辛亥年，筑土为坝。成化甲午年，巡河郎中郭昇再次建议设置闸门，首座是东关闸，其次是响水闸，再次是中闸，以通达罗泗桥港，共设置四座闸门，用来通行船只，一时都称方便。后来达官贵人往来纷杂，闸门启闭没有节制，河水于是耗竭，闸门又废弃了。弘治初年，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蒋琮乘船经过这里，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其中的利弊，上疏请求恢复闸门制度。事情下交有关官员讨论，长期没有决定。过了一年，又到第二年，蒋琮再次把规划方案进呈，才得到皇帝裁决，命南京守备太监陈祖生、郑荣以及南京工部尚书刘瑄、侍郎黄孔昭斟酌办理。于是分别派遣内官监右少监党恕、御马监右监丞李景、屯田司郎中施恕前往勘察地势，询问年长者，参考众人意见，归纳为确定的结论。他们的意见有的说，修建闸门不是个人的私见，而是因为车坝使百姓疲惫困苦；有的说，废除闸门也不是偏见，而是担心漕渠泄水。废与置两方面，各自都有道理。只要夏秋江水上涨时开启闸门以纳潮，冬春雨水退尽时关闭闸门以蓄水，使两种办法并行而互相使用，大概就不会遗漏水利利益。意见确定后，才开始筹集材料、招募工匠。利用旧中闸扩建为新闸，正值冬季潮水退落，使闸内外水面与河水相平。此前响水闸距离首闸只有一百步，水势冲击激荡，船只经过多有损坏，如今将它撤去。东关闸、罗泗闸则仍沿用旧制。辛亥年十月六日开工，十二月十八日完工。第二年壬子年，江南夏季水涝，淮扬之间湖水泛滥，而这座闸已经建成，不仅取得疏通水道的利益，而且避免了冲决的祸患。有人说，事情的兴废自有其数，并不是偶然的。《重修奔牛闸记》，据康熙《常州府志》卷三十六“陆游〈修奔牛闸碑记〉”校订，陆游撰写，文章大意说：岷山导出的长江流行数千里，到达广陵、丹阳之间，这里是南北交通的要冲，都要疏通河道来运输粮饷。北面是瓜洲闸，进入淮河、汴河，直达河洛；南面是京口闸，通到吴中，再到达浙江。京口以东有吕城闸，仍在丹阳境内；再向东有奔牛闸，隶属常州武进县。按地势说，自从开凿这条运河时，这三座闸就已经具备了。大概没有闸门，水就不能调节；水不能调节，就会早晨泛滥、晚上干涸，怎么能称为运河呢？苏翰林曾经过奔牛，六月没有水，仰望古堰而感叹；可见这里水源枯竭已经很久，《地志》虽然概括叙述了始末，却不能详细说明。如今知军州事赵侯善防，字若川，以诸王孙身份来任郡守，不满一年，政绩已是畿内最优。于是郡中百姓一致请求修闸，赵侯慨然认为他们说得对。适逢武进县令丘寿雋来禀报政事，他所陈述的利弊更加清楚。赵侯既把这件事报告转运使，又立即把这项工程专门交给丘寿雋办理。于是凡是听说前后左右受水影响的地方，都到元山采石，以作长久之计；过去使用木料的地方，全都改换为石料。从聚集材料到工程结束，共经历三个月。工程完成的那天，大概是嘉泰三年八月乙巳日。我认为，当朝廷还在旧都时，实际上依靠东南的财赋；吴中又是东南的根本，俗话说：“苏州、常州丰收，天下粮食就充足。”这座闸尤其关系国家供给，水患或干旱、丰收或耗损，天下的休戚都系于此。自从天子驻跸临安以来，贡品、每年的礼物、四方赋税的运输，驿传往来，军队征戍，商人贸易，天下有十分之一的道路经过这里；它所关系的事情难道不是更加重要吗？即便如此，人们还没有完全看到它的意义。如今皇帝忧劳勤政、恭谨节俭，以此安抚四海。如果像祖宗时代那样，齐、鲁、燕、晋、秦、雍等地最终都归入版图，那么皇帝乘坐龙舟，带着仪仗卫队，再沿淮河、汴河溯流而上，返回旧都；百官各司、诸府官员以及熊罴貔虎般的军队护卫随行，兵器旗帜遮蔽天空，船首船尾相接，到那时才会知道赵侯的功劳是为国家作长远谋划，并不只是为了眼前的便利。《瓜洲镇新建漕运行府记》，由副使赵鹤撰写，文章大意说：唐虞时代征收赋税、输纳粟米，以及沿江淮水路运输的制度，虽然还不是后世所说的漕运，但后世江淮地区形成漕运的法制和路线，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江淮尚未完全贯通，距离冀都十分遥远；然而各国为了安定和交往，输送贡物供给王室，周王朝不超出邻近境域，各地分区按规定进贡，就一定要沿着长江、海、淮河、泗水进入黄河，然后才能到达。自吴国开凿邗沟、谋划攻打齐国以来，江淮之间才开始有船运相通。到了唐宋盛世，以雍州、汴京为都城，漕运的议论更加详细，江淮发运副使的官署也开始设置并一直未废。只是当时瓜洲的河埭尚未疏通便利，所以裴耀卿建议从润州陆运，进入扬州斗门很是艰难；吕城公也说，京口承担江淮粮食运输最为重要。国朝永乐以来，皇帝定都幽燕上游地区，工部尚书宋礼和恭襄陈瑄相继治理通州向南直到仪真、瓜洲的运河。正统年间，江南巡抚文襄周忱寻求古代利用水道转运余粮的方法，增筑瓜洲新坝，在旁边建立粮仓，用来接收江南百姓的粮食，以便充实运输到浙、苏等卫；长途运输也经过新坝到达，于是瓜洲成为江淮漕运的纲要之地。嘉靖四年，漕运都府南屏高友城、总府客堂杨宏、参府东明张奎共同商议，仿照以前巡院的制度，在瓜洲旧仓废址上建立漕运行府，用来供巡察督理。

译东明参府经常往来并居住在这里，严格盘查牵挽，减少耗费和弊蠹，整顿官吏、约束众人，清除旧日弊病，努力创立新的功业。只是这件事并不是从有了这个行府才开始，然而有了这个行府，意义就更加重大了。虽然成公也说，养兵和漕运有关；又批评蔡相擅自把转运改成直达，以裁减多余兵员和粮食，可以省去远程漕运的劳费，但转运中分段接力、节省漕运力量，仍然是更好的办法。漕府诸位官员将把各种便利措施列出，和户部共同商议；圣明天子正在考察古制、革新治理，大司徒凤山秦公又忧心国计，一定会探究事情的始末，选择方案，分步骤请求实行，哪里只是为了眼前漕运纲要的利益呢？即使恢复唐虞时代的政治也可以。此次工程实际由东明参府规划督促，所以工程费用比其他工程节省便利。” 《瓜洲镇漕运行府来旬堂记》，由副使赵鹤撰写，文章大意说：我读《江汉》诗第一章，看见军队行进时的适宜，奉命出征时的严肃，军容的整齐，杀敌报国的锐气。第二章写振作士气的踊跃，谋划经营的长远，安抚百姓的迅速，安定君主的勤勉。第三章写收复疆土的盛大，治理田地的谨慎，慰劳百姓的仁爱，彰显国家的尊严。到第四章才总括说“来旬”。穆公承受征伐的命令，恭敬履行职责，勤于处理事务，没有一个地方懈怠而不治理；由一隅可以推知全局，由行迹可以考察内心，他把国家安危、君德成败、民情喜乐全都承担在自己身上，确实有一种在集市买东西、在沟中收取遗物那样的志向。周公说康公和自己是忠诚辅弼；当时诗人也赞美宣王的臣子能够治理国家，像穆公这样弥补君王过失的人，难道不是无愧于祖先、没有辜负君主吗？漕运参府东明张奎在瓜洲建立行府，已经亲自书写“公平正大”四字，悬挂在前厅；又给后堂命名，来询问我的意见。我提出几个名称，东明于是取“来旬”二字，也亲自书写悬挂起来；由此可以知道他对穆公的仰慕。再看《江汉》诗从开头到结尾，又可见穆公光大祖业、恭敬匡正君王的精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东明的祖父是号称“菊坡”的公，因诗歌闻名，后来凭战功起落数次，最终升至都指挥。父亲南山公和东明一起年轻时学习科举业，在科场上都有声名，也相继担任漕运参将。东明先任浙江总兵时，曾在瓜洲江边整饬军队，阻挡流寇，使他们不能上行。如今来管理行府，除漕运政务外，像祈雨救旱、夜间出动救火以及修造闸门以恢复水利等事情，他的余泽都惠及瓜洲百姓，瓜洲百姓对此十分感激。何况他才思敏捷、气度锐利，都府、总府都依靠他来谋划咨询；每年帮助筹划漕运，节省爱惜储备力量，把意见上达朝廷，以减轻经常性开支，来鼓励节俭的德行。这样看来，东明继承家业、辅佐国家的志向，已经像水流自然合于矩法、刀刃在磨刀石上磨出锋芒一样，日益趋于有用而无往不利。将来地位更加提升，事务更加勤勉，持守谨慎，以诚信不断积累，那么这首诗始终所赞美的美德，就不只是值得仰慕，也确实值得效法。《济宁治水行台记》，由都御史李如圭撰写，文章大意说：天下的事情都有关键，掌握了关键就可以着手治理；没有掌握关键，即使耗尽精神、拖延岁月，也终究没有补益。何况治水是大事，怎么能不寻找它的关键呢？我太宗文皇帝在幽燕建都，依靠东南财赋充实京师，因此漕运是太平时代的重要政务。永乐初年，曾从海上运输，每年都难免船只漂没；后来修复元代的会通河，改由河运，这就是正确的筹划。然而会通河实际依赖山东各地的泉源，泉源分散在各州县。旧制是每处泉源各设置夫老，供应疏浚工程；州县派官员统领，兖州府已经设置管泉同知，又设置工部主事一员，专门负责督促治理，大概是想使泉水常常通达，成为漕船的便利。一百多年间遵行不失，粮运十分通畅。回头看海运的安危得失，两者差别何止天壤？这难道不是掌握了漕运的关键吗？无奈年代久远，立法的本意多未被认真讲求，所以挑挖浅处的工程十分密集，疏浚泉源的力量却很薄弱，以致出现“山东泉源微弱”的说法。近年黄河在飞云桥决口，又在榖亭镇决口，冲击泛滥运道，反而有人说可以借此行船，错误实在太严重了！近来黄河向南迁徙，水流经济宁以下一带，闸河泥沙淤积，船只无法通行。嘉靖乙未年夏天，才开始用人力挑挖疏通；但泉源已经很微弱，河水又迁徙了，河道虽然恢复，水又能依靠什么呢？当时我已辞官居家，承蒙圣恩，又从山林隐居之中被起用，授予治理河道的职责，于丙申年仲春到达济宁就任。当时河水浅涸，船只行驶十分艰难，众人都替我担忧。我说：“不是这样。山东闸河是因泉源而开通的，要使河中有水，就应当从泉源上想办法。”于是告诫府、州、县官员，务必以疏浚泉源、疏导泉流为要务，并规定期限完成上报。我便乘船巡视济宁湖水，只见湖面波光浩荡，立即告诉众人说：“这些水也可以用来济运了！”众人说：“河道高、湖面低，湖水将怎样流出去呢？”我便命管河官开渠，把湖水引到河边，制作桔槔等器具，汲水灌入河中。不久，南旺、安山等湖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随即又把各处淤塞的沟渠全部疏通，使各处停蓄的水都能够流入河中。刚过两个月，各处泉源已经疏浚，泉流已经导通，水也将要到达，漕船航行几乎没有阻滞，也没有再劳烦挑挖泥沙或使用桔槔汲水。

译又命管河官修筑各湖堤岸，以便蓄水和泄水，用来防备旱灾和水涝。考虑到山东一带的闸河常常依靠修治，而修治河道首先要有器具，济宁过去没有厂舍，往年遇到修治工程完工后，器具就存放在施工所在地，既无从稽考，也有很多损失。况且河边也没有馆署，粮船经过济宁时很缺少督察管理的场所，这些都是制度上的缺失。我于是同管河郎中杨旦、管闸员外郎邵元吉、管泉主事顾翀商议，在城西临河处购买土地、采办木材，命工匠督促役夫施工。中间建门堂，以便临场巡视和督理；门堂左右建厂房，用来贮存器具。四周筑墙围护，用绘画加以装饰，用锁钥加以牢固，并派夫老看守。工程始建于夏季五月，至秋季八月落成。题匾命名为“治水行台”，巍然成为漕河上的壮观建筑。杨君等人认为我应当写篇文章来记述此事，而且我既以治水为职责，实在不能不作文。大概我曾经思考过，我国家漕河的形势胜概，确实是上天造就、大地设置而有所等待的。从通州到仪真，共有三千里；南旺分水恰好处在中间，向南由闸河到徐州与黄河汇合，至淮安入海，扬州的湖水又与它相接，通达到长江。向北由闸河到临清与卫河汇合，至天津入海，通州的白河又与它相接，通达到京城。南北两方路程的远近既然相当，水道相互接济的情形也相类似。即使用图画也不能完全表现它的精妙，实在是天下河道中第一等的形势胜概，也是我朝圣明君主亿万年无疆事业的基础。那胡元哪里足以与此相比？近年以来，因为河道事务繁多，朝廷专门任命大臣总理河道，黄河也兼管在内，大概是因为黄河的利害与运河相互关联。我才疏学浅，却过分承受了这一职责，每每想到两河修治的大要并不相同。我私下认为，治理运河必须治理它的源头；河流有体有用，源头就是体，河道就是用。治理黄河，只需治理它的水流；水有常态和变化，小的水势是常态，大的水势就是变化。治理运河时，只要不断疏浚泉源、疏导水流，体制就建立了；再加上挑挖浅滩、修整闸坝、筑堤等措施，使它的作用也发挥出来，河道难道还会有多少困难吗？近来我已经上题奏议处置漕河急务，承蒙圣上明旨批准。漕河全靠泉水，近来却常被冲激淤塞，也多被豪强侵占。吏部随即推选一名一向有才干的同知，专门负责疏浚；派去的部官务必用心督理，不许虚应故事，现已通行遵照执行。治理黄河，在水流的常态下遇到泥沙淤塞，就用役夫驾船进入水中，拿铁扒和尖铁锄疏浚，使泥沙随水流走。淤塞既然清除，水流恢复河道，自然就没有冲决的忧患；再修筑堤岸，以抵御水势的变化。有时用来保护城池，有时用来防护耕地，使百姓能够安定休养，免受水淹之忧，那么黄河的事务就可以稍有成效了。现在黄河分成三支：一支从兰阳、大名山东面流至萧县，在徐州出河；一支经宁陵、夏邑、宿州，在宿迁出河；一支经亳州汇入涡河，与淮水汇合，在清河出河。三支都应当疏浚，使水流畅通，以削弱水势。只是人们大多拘泥于世俗见解，只谈黄河漫溢的声势，说黄河是“神水”，不可治理，关键在于果断实行罢了。近来我已经上题奏议处置黄河的大计，也承蒙圣谕准许按照拟定方案施行。至于今天的徐洪、吕洪，则在于利用黄河的水；从萧县流出的黄河水，经过小浮桥，与闸河泉水合流，共同济运，这都是在关键处这样下功夫。我不过凭一点所得的见解，因事制宜，便自信能够实行，也曾试行，似乎确有成效。而且此事关系到我的职务，我不敢默然隐瞒，因此把两河的情况一并在这里发表出来，以备有见识、有远见的君子采择。至于详细的修建情况，这里不多说。谨此记述。《总理河道题名记》，由都御史湛撰写，概要如下：帝王居于天下中央谋划治理，必定要调运天下的财赋，以供给国家经费。我朝起初采用海运，后来改用陆运，前后两次变化，才改为今天的河运。然而地势中部较高，南北道路曲折地向低处延伸，缺少水来接济。济水在齐鲁大地地下潜流，随地势涌出成为泉水。泉水在东郡有二百八十多处，各自就近流入汶水、泗水、洸水、沂水等河，向东流去汇入大海。文皇帝命工部尚书宋礼修复会通河，采石筑堰，在东面拦截各处水流，向西注入漕渠，使水分向南北流。向北流的水与漳水、卫水汇合，上接白河；向南流的水与黄河、淮河汇合，下接宝应、高邮等湖，于是漕渠贯通南北。疏浚泉源以扩大水源，修建闸门以节制水流，筑堤以防止溃决，设置铺舍以疏通淤浅，开辟湖泊蓄水以按时蓄泄，引水灌入洪道以平缓险阻，准备役夫以供工程使用，选任官员以主管其事。由八名主事负责督办，各有专职；由三名郎中临场管理，各有分管地区；监司、守令也都负有责任。又因地域广大、事务繁重、役夫众多、费用繁杂，统筹全局不能没有人，于是下令派一名大臣总理其上，汇集众人意见，施行群策群力。每年从东南调运四百万石，万艘船只像鱼鳞般接连前进。当时正值盛夏，维扬以北乘风扬帆，南旺以北顺流放舟，既避开了海运的危险，也没有陆运挽车的劳苦。四方万国的五材百货，没有不全部汇集而来的；百姓的生命得以保全，国家的财计因此富足。文皇帝开创、治理河运的功业与天地相同，诸位臣子辅佐成就此事的功绩，也实在不应湮没。《禹贡》一书记载大禹治水的事迹，与《典》《谟》《训》《诰》并列为经书，昭然显示无穷的教化。我朝此前效力的诸位臣子，水部分司都各自刻石题名，而总理大臣却漫无考察记录，难道不是制度上的缺失吗？嘉靖丁酉年，我承乏担任这一职务，深感惋惜，于是在公署东侧建造亭子。于是翻阅旧籍，录下宋礼以下若干人的姓名，立石题名，并分别书写他们的履历；石碑下方仍空出左边的位置，以等待后来继续书写，希望后人有所考察。有人说：“漕河之所以建制完备，是因为帝都在燕地；前代都城在平阳、关中、洛阳、大梁，都把黄河作为运输道路，哪里有这样的劳费呢？”我说：“不是这样。东南以海为险，西北以山为险。逆着海流远行非常困难，而乘着高地顺势前进却容易，所以西北一带世代都有夷狄的祸患。

译从辽左到甘凉六镇，都据守山地；这些地方在中原以外，相距一千多里，只有幽蓟一镇独自据守山内。中原腹地与胡虏仅隔着一座山，而山势又在中间有缺口，成为胡虏窥伺的地方。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危害唐朝，契丹侵夺晋朝，金、元侵夺宋朝，大都率先从这里发难。自古以来凡是拥有天下的政权，把这个地方交给他人控制的，没有能够长久安宁的。我私下认为，扼制强悍的胡虏、屏障中原，占据上游而控制天下，孔子如果再生，也一定会赞同文皇帝的见解。”有人说：“定都燕地的好处，我已经听明白了。海运从浙西出发，不到十天就能到达都城，比起河运费用省而功效大，丘文庄《衍义补》的论说已经很详细了。近年议论此事的人也多厌恶河运的劳苦，想要实行文庄的策略；您却极力说明河运的好处，还想夸大诸臣的功劳以示后世，为什么呢？”我说：“海运的办法，秦代开了先例，元代又仿效；这是祖宗已经放弃的策略，三代以前从未听说过。文庄只计算漂没的米，却不计算漂没的人，所以认为海运便利；却不知道米粮漂失时，装米的船、驾船的士卒、管理士卒的官员，难道能够独自幸免吗？考察《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运漂失米粮二十四万五千六百多石，至大二年漂失米粮二十万九千六百多石。即使按照文庄所说，每船装米一千石、使用士卒二十人计算，那么每年溺水死亡的人大概就有五六千人。这是残暴的胡虏对华人所能忍心做出的事，为什么华人也要忍心对待华人呢？河运的费用，花费在人的身上，所谓人虽死亡却使他人得到利益，是损害上面而使下面受益。帝王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又何必忧虑这些呢？”有人说：“海运确实不能恢复了。现在的河运，筑堤、建闸都依靠人为治理；时势不可能永远安泰，人也不可能个个贤良，能够保证没有意外变化吗？”我说：“变化当然无法保证没有；但海路难道可以任意涉足吗？现在黄河经过河南祥符的河段，距离卫河仅七十里，开凿沟渠使二者相通，只需万人一个月的力量。议论者只是认为黄河冲决难以防治。我私下认为，黄河的困难并不比海运更难。两条道路同时设置，各自取其便利，平常时可以这样，发生变化时也可以那样，这就是可以实行的办法。”有人说：“这尤其是最大的不可以之处。前朝黄河在张秋决口，运道梗塞，耗费数省的力量，花费不可计数的费用，经历两个寒暑，才终于恢复安定。众人才庆幸河流向南，您却想把它引向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照您这样说，反而将成为运道的忧患了。”我说：“现在的黄河本来就是古代的运道，只是过去向北流，今天才开始向南迁徙。民间船只往来如同织布一般，从来没有一天废止过。在古代合宜，在今天却不合宜；在南方有利，在北方却不利；对民间可以，对官府却不可以；走海路容易，走河路困难，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这就是我不成熟的见解，谨一并记录在这里。《重修兖州府河记》，据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七《王廷〈浚府河记〉》校订。［王都御史廷撰］ 兖州府距城东五里，旧时有一座坝，名叫“金口坝”。坝的上方，西侧有“金口闸”，就是俗称的“黑风口”。金口坝拦蓄沂水、泗水二水，把水引入闸口，抵达府城东门，绕过城南，又转向北方，经过西门，与阙党、蒋诩等泉汇合，向西流七十多里，到达济宁东城外，绕向南方，与洸水、汶水汇合。而从东面流出天井闸的水，叫作“府河”，大概是元人的遗迹；但它并不是始建于元代，后魏和隋代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修建了。如今它对漕河所起的益处十分重大。府河与汶河合流，用来资助转运漕粮，总名叫“会通河”。本朝初年用土筑堰坝，每年役使一万名夫役，随筑随毁。成化年间，工部侍郎乔毅建议修理闸坝，全部改用石料，并用铁加以固定，每年节省的劳力和费用无法计算；此后将近九十年都不再烦劳修治。由于常年山水迅猛冲击，坝石倾倒崩坏，而水仍沿原来的河道流行；年年淤积，河渠于是变得狭窄浅薄，水一上涨就泛滥，淹没原野，庄稼全部腐烂，无法收拾，这种情形已经不是一天了！这样一来，对漕河有利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而给小民带来的祸患却总有千百倍（《府志》作“古”）。嘉靖戊午年春天，王廷承受皇上的命令，总理河防，常常不能尽力办事，因而有负重大使命；凡是关系到漕河利弊的事情，没有不进行咨询访察的。不久，兖州府同知黎天启前来报告说：金口堰坝年久坍塌，石料也几乎毁坏剥落殆尽，如今若不赶快处理，将会更加废坏。我于是发文命工部都水司管河郎中汪泓、管泉主事陈南金，会同兖州府知府莫如善，督同滋阳县知县江应昂等人前往勘察议定。秋季九月漕运事务结束后，我将向东拜谒阙里，便经过坝上，顺便查看适宜的修治方案。坝虽然恢复原状，但河水浅涸，担心难以真正济运，于是又议定加高一尺七寸。随即到山中采石，到林中伐木，在市场购买铁料，在野外烧制灰料，从泉坝调集夫役，由有关官府征集工匠。所有经费，大体都用各夫役每年应办、折纳的数额购买物料而取得。主持这项工程的就是黎天启。工程于当年冬十一月十七日开工，至次年夏四月初四日完工。闸坝工程虽然完成，但河渠仍然淤浅，水流入河的情况仍和以前一样。这样，运道所得的利益只有十分之一，而小民仍然承受千百倍的祸害。今年春天，济宁管闸主事王陈策以疏浚河渠为理由提出请求，正值圣天子修复朝殿，需要木材；水边拖运木筏的夫役闲在那里，浪费时间，且南旺的大规模挑挖工程刚刚结束，这些夫役都可以借调。

译于是我发文命兖州府同知祁天叙选择日期开工，集合夫役，准备畚箕和铁锹，设置临时住所，划定工程界限。工程从黑风口到孙氏闸，共四十里，调泉坝夫和拖运木筏夫共四千八百人疏浚，由任城卫经历张一科、滋阳县主簿李琅负责督办。从孙氏闸到济宁马驿桥，共四十里，调济宁浅溜等夫和拖运木筏夫共四千八百人疏浚，由判官李金负责督办。河渠挖出的土，立即加筑在两岸堤上；河道的深度和宽度、堤岸的高度和厚度，比从前不止增加一倍。堤上栽种柳树，并在堤上设置铺舍。工程从三月二十九日开始，到四月十八日河工重新完毕。这一年水流沿河渠通行，不再危害田地，于是获得了丰收，泗水的水流量也比从前增加了数倍。商贩往来贸易，船只航行都得到便利。王君于是到我这里说：“河道修成了，工程没有耗费多少，而益处却很多，请记述这件事，把它留给后人。”我无法推辞，于是写下这篇记。古人说过：看见黄河、洛水，就会想到大禹治水的功绩。那么我对于开河的诸位公卿，也再次产生了感慨！我国家使群臣统辖四海，安抚镇守天下，建都于燕地，面向南方听取政务；军国大计，每年漕运四百万石；丝、枲、纤、缟、贝、锦、珠、玑、犀、象等物的输纳，吴、楚、闽、越、交、广商贾货物的输入，以及海内外各国按照本地物产前来进贡的财货，都极其众多。能够使这些顺利通行的，只有漕河！在此以前，漕河尚未恢复，海运、陆运并行，官府和民间都以为困苦。永乐九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请求开通元代的会通河，文皇帝于是命工部尚书宋礼等大臣，并征发山东丁夫十多万人，前往负责此事，终于取得成功。但考察其详细规划，当时旧河道长期被淹没，汶河流到戴村后向北流。宋公于是采用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戴村筑坝，拦截汶水使其向西流，到达都督周长所开凿的漕渠南旺段，并分成南北两流。北流占七分，接连漳水、卫水入海；南流占三分，接连侍郎金纯从汴城金龙口引下、到达鱼台县塌场口所分出的水流，经徐洪、吕洪入淮，于是会通河重新通航。所以沛县以北、临清以南，都根据地势设置闸门，按时节蓄水；但那里的水量很小。到了济宁以南，河道渐渐展开，地势渐渐降低，三分南流水量又微弱得多，因此不得不截取沂水、泗水，使其合流共同接济运道。唉！诸位公卿经营漕河，所带来的利益确实广大，所作的谋划也确实长远。按《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朝定都关中，漕运从山东向西，每年一百多万石，要经过砥柱的险道，损失败亡很多，费用也十分繁重。河东太守番系请求开凿渠道，引汾水与黄河水灌溉黄河岸边的荒废土地，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田地，每年收谷二百万石以上。这样一来，砥柱以东就可以不再进行漕运，大概是因为要避免那里的险阻。最终渠道废弃，工程也停止了。后来有人上书，想要打通褒斜道；御史大夫张汤交付议论，提出漕粮从南阳向上沿沔水进入褒水，褒水断流处有一百多里要用车转运，再从斜水下行到渭水，认为这样比经过砥柱漕运便利。如今褒、斜两谷的旧道仍然存在，但山石狭窄，水流湍急而险恶，怎么能够漕运呢？汉人尚且还在其中经营，那么关中漕运的艰难，岂止是今天的百倍呢？如今漕河向南经邗沟、向北通达潞河，水道十分便利；而会通河的开通，是引汶水注入南旺，截取泗水流入□□□周□□□□□□□□□□□□□□□□□□□□□□□□□ □□□□□□□□□□□□□□□□□□□□□□□□不欲□□□ 以上空缺六十四字，是《兖州府志》删节的文字，无法补足；以下共补入四十八字。欧阳修曾为此发出感叹。如今漕河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蓄水、防护、拦截、泄水的器具，大多因循拖延而毁坏。假如能够逐步修复兴办，废坏的加以整饬，堵塞的加以疏通，岂不是能为后世百代造福吗？可是近来议论的人并不忧虑这些，反而谈论海运、陆运的旧道，修复废弃的胶莱河，只是空谈并耗费巨资，不也是错误的吗！这样的谋划难道不也是□吗？现在所疏浚的只不过是泗河的一条支流，既能使漕运获利，又很少危害百姓；何况还有比这更大的工程，并且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呢？从前治水的人引漳水、疏导汶水来使农业获利，却没有听说有转运漕粮的功劳；筑堰于洛水、疏导渭水来便利漕运，却没有显著的助农功绩。有些功业不能同时兼顾，尚且不推辞手脚磨破、身体劳苦而去做；如今既能兼得利益而没有祸害，这就是所谓专心做一件事而得到两方面的好处，那么这次工程就不是徒劳了。嘉靖己未年九月□日，总理河道都御史南充王廷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