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厅志卷二

译附考 隋开皇年间，派虎贲陈棱开拓澎湖土地。那里岛屿高耸在大海之中，环绕全岛的有三十六个岛，排列如同官署朝班。居民用茅草搭建房屋，推举年长者为首领，以捕鱼、打猎为生。当地适宜放牧牛羊，牛羊散处山谷间觅食；人们各自割下牲畜耳朵作为记号（《福建通志》）。台湾横贯闽海，南北长、东西宽二千八百里，距离澎湖约二百里，距离厦门约五百里。隋开皇年间，虎贲将陈棱曾到过一次澎湖，向东望见大海便返回。《宋史》说，澎湖以东有毗舍耶国，说的就是台湾。元朝在澎湖设置巡司，明初废除。嘉靖年间，海寇林道干逃窜并占据台湾，后来被琉球人驱逐。天启年间，外来侵略者向中国索取香山、澎湖而没有得到，便用重金诱使夷人，要求取得台湾的一处互市之地；到了清朝初年，台湾被郑氏占据（节引魏源《圣武记》）。《文献通考》说：“琉球国住在海岛上，位于泉州以东；有一座岛叫澎湖，岛上炊烟彼此可望，航行五日可以到达。隋大业年间，曾命羽骑尉朱宽进入该国，带回布甲；当时倭国使者来朝见到它，认为这是夷耶久国人所使用的东西。旁边有毗舍耶国，语言不通，袒露身体，瞪目张望，几乎不像人类。宋淳熙年间，它的首领曾率数百人突然来到泉州水澳、围头等村庄，大肆杀掠。”撰述者怀疑其情形相似，认为台湾就是毗舍耶国，这种说法可信吗？至于《海防考》记载隋开皇年间派虎贲陈棱开拓澎湖，《郡志》据此记载。考察《隋书》，陈棱征讨琉球是在大业年间，而他的本传也没有开拓澎湖三十六岛的说法；只是无法理解当时谈论海防的人，究竟依据什么这样说（朱景英《海东札记》）。洪武五年，汤信国经营海上事务，认为澎湖岛民反复归附，难以信任，便商议把他们迁到城郭附近。洪武二十一年，将岛民全部迁走，废除巡司，使此地成为空地。后来不守法的人暗中聚集在这里；倭奴停泊取水，也一定经过此处。嘉靖、隆庆以后，海寇曾一本等人多次聚众作乱（《赤嵌笔谈》）。泉州府濒临海边，绵延三百里，与外岛相邻。澎湖是远离大陆的岛屿，过去是盗贼聚集的地方；如今如果设置游兵防守，贼寇到来便无处筑巢，同时也能使泉州府的屏障更加牢固（万历《泉州府志》）。明嘉靖四十二年，都督俞大猷留下偏师驻防澎湖，不久撤销，仍设置巡检司；后来巡检司也一并裁撤。到万历二十年以后，增设澎湖游兵。万历三十五年，设置冲锋游兵以防备倭寇。天启二年，外来侵略者占据澎湖；天启四年，巡抚南居益派总兵俞咨皋擒获其首领，将俘虏献给朝廷（《漳州府志》）。嘉靖四十二年，林道干侵扰边海，都督俞大猷将他驱逐到台湾。侦察得知港道曲折迂回，按照军法不能轻率进兵，于是留下偏师驻守澎湖；当时军队在鹿耳门外巡哨。林道干逃走后，驻澎湖的军队也撤销（节引《台湾旧志》）。顺治辛丑年，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从江南战败返回，进入并占据台湾，统称为东都。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郑经将东都改为东宁；设置三个安抚司，南路、北路、澎湖各一个。康熙二十一年，福建总督姚启圣使用间谍暗中离间、瓦解郑氏党羽。康熙二十二年，我方水师提督施琅统率水师进攻，六月从铜山直抵澎湖八罩澳，攻取虎井、桶盘屿，并告诫军士不得任意杀戮。军士苦于饮水咸涩，岛岸突然涌出甘泉，于是没有了口渴的忧患。一战便平定澎湖，郑克塽受到震慑，于是登记府库财物，献出土地归诚（同上）。晋江人施襄壮侯说：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的左方屏障，与澎湖隔着一片大海，水程三更。明朝末年在金门设置水澎标，船只出发后通常到澎湖便停止，水程也有七更。过去伪郑之所以违抗朝廷、逃避诛罚，是因为以台湾为老巢、以澎湖为门户，交通四通八达，可以任意行动；我方水师往来因此受到阻碍。如今当地既已归我所有，何难设置防守，使它成为东南数省的屏障？况且海上局势已经安定，内地额外设置的官兵完全可以裁减，分派防守台湾、澎湖两地。台湾设置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士兵八千名；澎湖设置水师副将一员、士兵二千名，足以牢固防守，也不需要增加兵员和军饷。至于此地原是外寇居住之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贪图此地；一旦被他们占有，必定会召集同党，暗中窥伺边境，逼近内地门户。这将成为祸根，今后沿边各省必定难以安稳无忧。如果只守澎湖而放弃台湾，那么澎湖孤悬大海之中，土地单薄，处在台湾与远离金门、厦门之间，难道不会受制于人吗？所以守住台湾就是为了巩固澎湖；台湾、澎湖连成如同手指和手臂，沿边水师巡防严密，彼此形成犄角，声息相通，援军容易到达，就可以安定平息。只是决定去留的关键时刻关系重大，当时负责边疆的臣子拘泥于眼前的苟且安逸，打算迁弃五省边地来躲避寇患，结果使贼势更加炽盛，百姓生活颠沛流离。过去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祸患延续到今天；我经过周详考察，不敢贸然主张轻易放弃（节引《靖海记》）。

译城池 澎湖城墙在妈宫澳。周长七百八十九丈二尺五寸，墙垛五百七十个；墙身连同墙垛共高一丈八尺，墙基深入地下三尺五寸，厚二丈四尺。设置东、西、南、北、小西、小南共六座城门。东南面临海，西面连接金龟头炮台，北面有一道护城河。东、西、北、小西、小南五座城门上，各加盖敌楼一座；东、西、北三门内侧，各盖更楼两间，西门内南端的更楼设有一座门。东城又安置炮位一尊，城墙内盖兵房四间。光绪十三年十二月由总兵吴宏洛领取款项兴建，十五年十月竣工（训导黄济时采录）。暗澳城建于明嘉靖年间。都督俞大猷追逐海寇林道干时，留下军队守卫澎湖，并在这里筑城。遗址仍然存在（《台湾府志》《台湾县志》都有记载，如今已无法考察）。瓦硐港城：明天启二年，外来贼寇占据澎湖，修筑城池。第二年毁掉了这座城，不久又重新修筑（同前）。红木埕，在旧厅治西北约二里处。前明时期有一座小城，周长一百二十丈。如今城墙已经坍塌，其中一处在大城北面的山顶，遗迹仍然存在（参见《纪略续编》）。虎井屿东南面的港中沉有一座小城，周长约数十丈，砖石呈红色。每当秋季水清澄明净时，渔人俯视波浪底下，只见坚固的城墙壁立，隐约可以数出城垛。有善于水性的人潜入海底，过了一会儿，有时说自己站在城垛上，有时说靠近城池捕捉鱼虾之类；说得确凿有据。但不知道它何时沉没，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令人不胜感慨（参见《续编》。按：周凯有《虎井沉城》诗，载于《艺文》！又按：明朝末年，外来贼寇在莳里澳海边修筑炮楼，坚固得像铁一样。巡抚南居益派兵攻打它。贼首高文律拒守不降，官军用火药轰击，炮楼倒塌沉入海中（此事见《居益奏疏》及《外史》等书）。虎井与莳里相连，推想今天的沉城，或许就是当日沉入海中的坚固炮楼吧？已经无法考证了）。妈宫澳西面有一座小城，紧靠海岸，城墙用糖水调灰叠砌砖石，和台湾安平旧城一样坚固，似乎是前明时期修筑的。如今旧址已经改建。谨考《台湾县志》记载：澎湖新城，康熙五十六年修建，周长约一里，有两座城门，城南设置火炮。《台府志》记载：康熙五十六年，总督觉罗满保、巡抚陈璸、布政使沙木哈修建澎湖新城。胡氏《纪略》竭力辨明这是错误说法，认为当时虽曾建议，后来并未实行；而蒋氏《续编》则怀疑是臆测。考察妈宫澳西面、紧靠海岸的地方，有所谓新城，规模小而坚固。如今已经改建，至于修筑于何时，无法考证。至于暗澳、瓦硐、大城山北面各有城墙旧址（详见《古迹》），也只剩下名称而已。嘉庆九年，副将王得禄在井仔垵社西南面及妈宫港口西面筑成短城垛；光绪元年，副将吴奇勳在妈宫港以西的金龟头增筑炮台，这些都是为防守海疆而设。总之，有的高度不到一丈，有的仅能容纳几百名士兵、储存几门火炮以守隘口，都不能称作城。三水胡氏说：澎湖以大山屿为主体，四面八方岛屿罗列；外面有大海环绕，水面浩瀚无边；里面则港汊分流，礁石、沙洲遍布而且暗伏。这就是无形的坚固防御。这个说法对于王公设置险要、构筑防御的道理来说，或许还不够全面。至于西屿外堑、内堑，是咽喉要地；莳里蛇头是妈宫的唇齿屏障，更应该修建炮城、驻扎重兵，用来加强防守，这确实是今天第一重要的措施。祠庙 澎湖自从归入版图，就设置专职官员，用来镇守这片土地、主持这里的祭祀。虽然没有山川、社稷、风云雷雨等祭坛，也没有文庙春秋两季释菜的礼仪，但按照文书规定举行祭祀、载入典礼的事项，每年按时开始办理，这也是守土官员应尽的职责。至于十三澳，各自都有民间小祠，士绅百姓奉为香火神祇的，大多是当地土神，因此也仍旧保留。现将“寺观”“丛祠”附列于后（节录《纪略》）。城隍庙：一座在文澳旧厅署东侧，咸丰元年厅署典吏吕纯孝重修，但规模狭小，不能充分表达敬意；一座在妈宫城内，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前厅谢维棋捐出俸禄，带领监生郭志达等人重修（有碑记。乾隆五十五年遭风灾，殿宇损坏，前厅蒋曾年捐资修缮，增建后殿五间。嘉庆三年，前厅韩蜚声继续修缮。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前厅藩觐光把黄研罚款项下番银五十二元半的生息钱，召请工匠修葺。道光四年，中殿前檐柱倒塌损坏，前厅蒋镛重修。甲辰年十月，左营游击葡斐然、监生张腾赓重新修建。光绪十一年法夷之乱后，通判程邦基命绅士黄济时、蔡玉成、徐癸山等捐资重修。有碑记祭祀）。文昌祠：在书院后殿，乾隆丙戌年冬天创建，光绪元年由董事蔡玉成等重建（有碑记，事情详见“书院”条）。奎阁：就是魁星楼。在书院东侧，匾额题为“登瀛楼”（事情见“书院”条）。程朱祠：在城内。光绪十一年由前厅程邦基修建，绅士蔡玉成、黄济时、徐癸山负责监工（以店业五间作为香火资产）。光绪十九年冬，训导蔡玉成、黄济时、廪生薛元英、生员徐癸山等筹集捐款，在祠堂左侧空地创建文昌阁，在祠堂右侧空地建造讲幄，并增建耳房。因为书院距离城稍远，所以在这里重建学舍，作为师生讲学、授课的地方。黄济时因功劳被委派赴彰化任学教谕，便命他的儿子诸生钦明会同监工，到光绪二十年四月完工。武庙：原先在妈宫澳西侧。乾隆三十一年，前厅胡建伟会同营务增修。后来多次修缮，现已坍塌废弃，改建为兵房。光绪元年，协镇吴奇勳选择红木埕宽阔的地方重新创建（记载于《艺文》），光绪年间被法军毁坏。光绪十七年三月，总兵吴宏洛捐出养廉银五百金重修，增建后殿，尊祀武帝三代，并在庙前开凿半月形水池。

译天后宫：在妈宫澳。康熙二十二年我军攻克澎湖时，潮水上涨三尺，井中涌出甘泉，知道这是神灵相助。事情上报后，皇帝下令在湄洲修建神祠，并刻文纪念；第二年，加封为天后。康熙六十年，台湾匪徒突然发动叛乱，我军进攻鹿耳门时，水上涨数尺，七天后收复；巡台御史禅济布奉旨上报，赐“神昭海表”匾额。乾隆四年，前厅周于仁、协镇顾元亮、游击柳圆共同捐三十六两，买下黄明的店屋，每月租银六钱半，作为香火费用（刻石置于庙中）。庚午年间，前厅何器、澎协邱有章改造后殿（有碑记）。乾隆五十七年，协镇李南馨、游击罗光昭、黄象新、苏松镇孙全谋等捐资修缮。嘉庆二十三年，前厅升宝、澎协陈一凯、护协萧得华、游击红鹤、李如荣倡议修缮。风神庙：在妈宫澳城隍庙东面。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前厅王庆奎、澎协黄象新、游击聂世俊、雷鸣扬捐资修建。嘉庆四年，前厅韩蜚声又买进一间民房，拆除后改建。光绪七年，都司郁文胜倡议捐资重建，监生叶国梁主持其事；光绪八年四月落成。费用一千二百多缗。除募集捐款六百多千文外，不足的钱都由郁文胜先行垫付。龙王庙：道光六年，通判蒋镛会同协镇孙得发、左右营游击黄步青、林廷福倡议捐款，选择观音亭东边的旧厢房四间，拆除后改建。施将军庙：在妈宫澳东街。前任靖海将军、水师提督施琅平定台湾有功，被封为靖海侯，官民建祠祭祀他。通判蒋镛查考在澎湖奉差办事、因公遇风而死于王事的人，发现都没有专门祭祀之所，于是筹捐铜钱三十二千文，交给盐馆生息；又筹捐铜钱四十千文，交营生息，把各人的木主附设在这里祭祀，以作报答。武忠祠：在妈宫澳协署西面的海边。到处询问当地人，也不知道建于哪一年，没有碑记可以考证。乾隆五十六年，护协黄象新同左营游击罗光昭、升金门游击雷鸣扬、护右营游击聂世俊、守备李光显、连高升、董事高必成捐资修缮。胡公祠：在书院文昌殿左侧。祭祀从前对这片土地有功德的通判胡建伟、韩蜚声、蒋镛、王廷干等人。节孝祠：在天后宫西室。道光十八年正月，由署理通判魏彦仪设置。祠内祭祀《纪略》记载的十一人，以及《续编》记载的一百二十人；春秋举行天后祭礼完毕后，同日附带祭祀。同治六年，道宪吴檄令台湾、澎湖所属厅县举报节孝事迹，按照福州的例子汇总成案，请求旌表。当时台湾有《阐幽录》，而澎湖始终没有符合条件的人。咸丰年间，有奸民把节孝祠改作捐输局，祠内碑记、楹联、匾额全被毁弃；幸亏诸生方景云仗义力争，最终得以申诉昭雪，驱逐奸民，并罚款三百缗充作祭祀费用，听到的人都感到痛快。方景云死后，这笔款项竟落入有权势者的钱袋，而祠堂仍旧荒废。光绪五年，妈宫澳商民黄学周、黄鹤年筹款重修。附录：采访节孝事宜四条 一、各厅、县办理采访事宜，必须访求本籍公正绅士，诚恳邀请他们协助办理；仍须从公正绅士中选出年长有德者，主持此事。如有符合旌表条例的人，绅士另行具禀，将事实清册及各项甘结呈送主持者，再由主持者汇总递送台防厅转报本司道，由道署发文给厅、县核实后详细回复。这样，本家就不至于谎报，胥吏也不能借机索取财物。一、历年没有申报以及现在正在苦守节操的人家，本家按照现行册式开具事实清册，由乡邻、亲属、族长据实出具甘结，汇交绅士，再由主持者呈报。倘若本家无人呈报，而绅士根据所见所闻，确认确实有守节且符合条例的人，也应由绅士主持，随时按照规定格式具禀申报，以便核查办理，避免事迹湮没。一、地方官每逢这类事情，往往认为无关紧要，任凭书吏积压；我同僚想来一定不忍心重蹈覆辙。现在规定，从道署公文到达之日起，路近的限十日，路远的限二十日；有关厅、县务必在期限内详细回复，统一由道署核转，分别咨文上报，以求迅速办理，避免纠缠。如果再次逾期不回复，官员就撤职参办，书吏则提拿究办，绝不宽贷。一、呈报节孝事迹，绅士承办此事不能没有一些费用；这笔款项由地方官从不妨碍公务的款项中筹措，核实后发给，并报本道署存案。至于题奏所需的部费，则由本司道筹措办理，以体恤贫寒，避免事迹湮没。附录：全台《阐幽录》事例 节妇、贞女，按定例各省、州、县衙门都应建节孝祠一所，外面建造大牌坊；应当旌表的人，把姓名题写在牌坊上；死后在祠中设置牌位。申报推荐时，应由本家开具事实，乡邻、族长据实递交甘结，州县及学校核实后加具甘结，一面报知督、抚，一面申报知府，由知府确实核查后转报布政司；是否准许，还是驳回，由督、抚、学政议定并详细上报。督、抚、学政会同具题，由有关部门核议。在有关部门呈请的案件中，由有关部门发文查询督、抚，核实后咨报有关部门题请批准；批准后，命地方官发给银三十两，听凭本家自行建坊。如果奉有御赐诗章、匾额、缎匹，由内阁交给有关部门，再由提塘携送督、抚，令地方官领取。现存守节的妇女，不论妻还是妾，从三十岁以前开始守节直到五十岁，或者未满五十岁去世但守节已经达到十年，只要确实孝义兼备、遭遇困苦值得怜悯，都准许旌表，发银建坊，死后在祠内祭祀。若只是安分守节而符合年限规定，则赐给“清标彤管”四字匾额；在节孝祠另立一碑，刻其姓氏，不设置牌位，也不发建坊银。

译妇人因儿子受封而获封，可以准许旌表；因丈夫受封而守节的，不准旌表。夫妻尚未成婚便流离失散，女子守志到老，后来合卺成婚的，准许旌表并建坊，牌坊题作“贞义之门”。孝女因父母没有子孙，终身奉养双亲而不出嫁的，按照孝子的例子办理。未婚贞女符合年限规定的，按照节妇的例子办理。在夫家守贞而死，以及虽未符合年限规定却守贞而死的，一律旌表。妇女遭遇寇乱，守节而死，即使事情发生已久，经核实后也准许补行题请，发银建坊。若无亲属，则由官府在墓前建坊，并在节孝祠内设置牌位。妇女因遭强奸而不从、因此死亡，或者因遭调戏而自尽且从未再嫁的，由刑部、礼部会同题请，奉旨后照例建坊。突然遭受强暴，被玷污后又被杀害，以及被玷污后立即自尽的，建坊银减半，不在祠内设置牌位。原丈夫逼迫妻子卖奸，妻子抗拒守节而自尽的；童养女尚未成婚，因拒绝丈夫奸污而死的，在父母门前建坊。节妇被亲属逼迫改嫁而死的，照例旌表。如果是翁姑逼迫造成的，建坊银另选家长领取，并由其督办建坊。凡是仆妇、婢女、女尼、女冠拒绝奸污而死的，在本人墓前建坊，不在祠内设置牌位。孝子割股伤害身体，以及烈妇丈夫去世后并未受到逼迫便立即殉节的，按条例不准旌表。如有上奏请求旌表的，是否入祠、建坊，等待圣旨遵行。昭忠祠：在妈宫澳东南面。光绪四年冬季，副将吴奇勳等创建；官兵、义勇共同竖立一面总牌。每逢祭祀，由武营举行。祠内祭祀同治元年协营各标调赴台湾剿办戴逆事件时殉难的各级将弁：署理左营守备蔡安邦、千总周允魁、外委周得荣、李连升等，以及兵丁一百三十四名。并祭祀战舰失事而死的昭武都尉吴忠发、黄得贵、孙广才等人，以及义勇三十一名。各人姓名据总牌详细列在下方。附录：兵勇姓名 水提标五十二人：林克成、吴志、陈捷胜、陈国庆、林得良、陈有才、胡德福、曾初发、黄吉彩、郑文凤、刘得春、罗生、吕太平、黄金山、邵光明、林玉水、洪玉员、吴金贵、许兴春、黄有盛、黄文兴、王寿生、陈清元、林得清、林大生、黄得奇、洪兴旺、许发生、张平生、陈汉和、陈开恩、黄晋胜、陈兴山、钟以仁、林要成、陈连升、刘兴国、林安国、赵廷华、苏平喜、刘福庆、徐纪云、余良兴、陈保福、傅永生、苏云良、陈裕得、陈正春、黄熙溥、黄金进、邱必明、林进国等。海坛标共九十二人：魏得禄、陈文魁、林信发、韩永寿、林得梁、王昌茂、吴朝升、施崇美、薛家春、邱连福、梁得升、方得升、谢得生、许必春、叶安国、陈成耀、高孟德、严得升、林春金、陈玉明、洪国成、林飞鹏、林长发、许得明、林成兴、林朝栋、詹得大、高成超、周有鼎、陈诸金、陈金爵、李圣成、俞康成、黄鹏香、王猷鼎、洪国富、张大元、游光贵、陈文兴、李子洛、薛孝长、颜有春、林能香、林子增、郭得升、林春高、陈逢恩、吴振声、何成龙、魏有照、林自海、周天佑、林兴进、李彦信、林祥高、郑有成、林向春、洪爵庆、林章发、郑宗兴、卢宗纯、丁新春、洪有清、陈君钊、王立晖、林国贞、林安澜、李鸿祥、陈春良、陈得龙、王湍芳、林利宝、林定远、周陈福、李有贵、高孟登、潘得清、王庆义、王朝用、林木才、陈庆发、林得顺、林殿发、林凤升、陈孝德、陈荣华、杨仕得、叶锦室、洪得富、刘长发、黄世贵、陈增兴等。南澳标四十八人：赖黄科、陈郭福、蔡世哲、李明顺、廖福高、林陈蛟、张朝玉、蔡成茂、张黄清、王有庆、刘转生、黄其意、林江春、林朝科、洪进成、李振得、沈成章、陈高科、阮国章、沈逢科、王大全、詹得高、杨得光、蓝杨顺、柳国标、谢朝科、吴成家、柳国春、沈发兴、曹李义、傅廷柱、蔡逢春、黄得成、吴陈贵、刘清熔、林廷和、李福耀、林国全、刘成发、杨郑生、张游科、丁吴成、杨廷杰、黄进顺、蔡振太、李廷恩、童受福、陈梁高等。闽安标一人：郑绍邦。烽火营四人：施锦标、洪建功、陈立炎、李得盛等。铜山营四十五人：朱旗、邱得清、何汉忠、林得成、刘日、陈友得、洪再兴、潘宪章、麦福生、鄞明辉、翁朝宝、林振美、林福太、陈邦杰、汤祯英、刘平英、刘为政、潘明良、曾登科、李淑明、曾邦惠、李得金、陈河、黄振声、邱日生、林有德、刘承炽、颜炳泰、谢陈明、林茂春、林朝高、杨焕新、陈成安、赖有章、叶青标、陈国英、曾成玉、洪清龙、叶当春、陈声勇、卢进胜、李得成、陈国安、李泉、梁有利等。义勇营三十一人：陈四、冯贵胜、萧美、梁苏、黄有德、何二、梁安兴、冯一、陈二、李义福、彭二、周荣昌、郭贡、廖召、谭玉章、李炳、黄有、余成昭、王三、梁九、何阿娣、方邦、庄巨元、文泽、陈定邦、李行、黄义、苏七胜、梁志高、榖仁、冯就等。

译无祀坛：一座在妈宫澳海边，地名称作西垵仔。庙中一年四季的灯油，都由协营捐办。祠堂左边有一座大坟，就是埋葬散落枯骨的地方。建于康熙二十三年，高不过一寻，宽不及一弓。乾隆十五年，前厅何器与协镇邱有章等共同捐资，扩建修缮。乾隆二十九年，右营游击戴福等共同捐资重修。乾隆四十六年，协镇招成万等重修（有碑记）。嘉庆二十五年，右营游击阮朝良同课馆连金源、郊户金长顺等捐资修缮。光绪三年春，提督衔记名总兵吴世忠驾驶扬武轮船来澎湖巡防，看见西垵无祀坛年久失修倒塌，捐资三百多金重新修建。另一座在西屿内、外堑之间的适中道路旁，乾隆三十一年，通判胡建伟与左营游击林云、右营游击戴福捐出俸禄创建。是因为想到乾隆三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大风刮沉商船、淹死商民一百二十多人的惨状，所以建祠祭祀，使孤魂有所依归。并在祠前刻石，以流传永久。文昌祠：地方官每年祭祀两次，祭品使用太牢。道光丙戌年，通判蒋镛详细申报获准，以小案山新增加的额外饷银四两七钱多，以及筹集的番银一百一十元，每年生息十六元半，作为春秋祭祀费用。祭祀日，文武官员分列东西行礼，士子各自穿戴礼服担任执事。书院董事在春秋上丁日支用书院经费，准备猪一头、羊一只及牲醴祭品，请本厅主祭。这一天还同时祭祀五贤祠、奎阁、胡公祠（祭祀前厅胡公以及韩、蒋、王三位公；又在他们的生日祭祀）。武庙：每年祭祀三次，支用正项钱粮银十八两，祭品使用太牢。文武官员分列东西，主祭者行三献礼；同时祭祀后殿，使用少牢（按：乾隆三十三年奉文设置神牌，以表达尊崇奉祀）。天后宫：每年祭祀三次，支用额外钱粮银十七两多，祭品使用太牢。祭祀日文武官员行礼，与武庙相同；同时祭祀后殿，使用少牢。这一天行礼后，还祭祀节孝祠（按《台湾府志》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水师提督施琅攻克澎湖，进入庙中看见神像脸上出汗，衣袍全都湿了，知道是神灵相助。事情上报后，朝廷派礼部郎中雅虎前来祭祀。祭文刻成匾额，悬挂在堂上。现在考察施侯奏疏，与此记载略有不同，详见《旧事志》）。风神庙、火神庙、龙王庙、城隍庙、昭忠祠：地方官每年春秋各祭祀一次。道光六年，通判蒋镛详细申报拨给小■〈舟古〉船二百只，每只钱粮一百二十文，作为风神庙、龙王庙的祭祀费用。又续征尖艚银十二两，拨入祭祀费用项下。厉祭：春秋两季的经费，前厅流转交纳小船二十二只，共征耗银十两零三钱四分。其余报作厉坛两次祭祀的开销，不列入报销范围。迎春（附） 乾隆二十八年，前厅李棠开始在文澳举行迎春礼，出发后到东卫乡庙口迎接春神。两营队目、街上的盐馆、店铺以及各乡的老人，都准备彩旗、鼓乐，跟随春牛和芒神前行；随后仍返回文澳（节录《续编》）。现在考察厅署已经迁驻城内，那么起行和收队都在妈宫厅署。丛祠（附） 水仙宫：在妈宫渡口。神像有五尊，称为大禹、伍子胥、屈原、项羽、鲁班（也有写作王勃、李白的），由右营游击薛奎修建（见《府志》）。乾隆庚子年二月，澎协招成万捐出养廉银，带领海澄监生郭志达劝募捐款重修。道光元年，左营游击阮朝良、通判蒋镛、护协沈朝冠、协镇孙得发、游击黄步青、温兆凤、萧得华倡议修缮。光绪元年，妈宫街的商民募集资金修建。嘉荫亭（俗名五里亭）：在厅治东面约二里处，乾隆四年由前厅胡格修建。因为澎湖道路两旁不长树木，行人没有休息的地方，所以建此亭供往来者偶尔歇息；如同樾树下有树荫，因而给亭子取名“嘉荫亭”。亭中祭祀文帝、武帝二神，左边祭祀三官神，右边祭祀龙王神。亭子年久渐渐坍塌，乾隆二十九年当地人重修。前通判胡建伟题额“古嘉荫亭”。嘉庆元年，前通判蒋曾年；嘉庆二十四年，前通判升宝，都捐出俸禄重修。道光三年，通判蒋镛在庙外建亭，前面筑照墙，用来抵御风气（庙西有一所瓦房，是官有土地；红木埕乡民高全起建成店屋，典给王妈生的父亲。后来又建成两进房屋，并在西边增建灶房。高姓在道光九年又把这所店屋和另一处灰窑、壳仔埕各一处卖给妈宫社鲍信，即仓书鲍国珍。通判蒋镛捐钱三十千文，命鲍信出钱四十千文，立契约由其掌管，每月把租钱三百七十五文交给庙祝，收作五里亭的香油费用。剩余产业归鲍信收管，日后鲍信的子孙不准典卖，也不准租给兵役或妇女居住，以求保持洁净。契约内标注明白，以盖印为凭，交给鲍信收执，契卷交礼房存档。道光二十五年，前厅邓元资重修，生员林炳垣等主持办理。观音亭：在妈宫澳。康熙三十五年由游击薛奎修建。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庙外有放生池，隔着水靠近山，烟波浩荡，景色很是幽静开阔（乾隆四十六年，前厅陈铨、澎协马蛟、温靖、烽火参将魏大斌、游击黄必成、柴大纪、守备杨开春、谢恩等劝募捐款，拆除旧基全部重修。嘉庆十年，澎协王得禄、护协陈景星、游击聂世俊、卢庆长等捐资修缮。光绪元年，例贡生黄学周等募集捐款重建）。光绪十年间，庙内罗汉经被法国军队毁坏抢掠，钟鼓等物也全部被带走。光绪十七年，总兵吴宏洛捐银五百元修补；剩余银一百多元，在南门内置办店屋收租，作为香火费用。地藏王庙：在妈宫澳武忠庙隔壁。

译真武庙：在妈宫澳。祭祀北极真武上帝，建于哪一年没有详细记载（乾隆五十六年，前厅常明、蒋曾年、徐英、澎协黄象新、游击罗光昭、雷鸣扬、守备聂世俊、连高升、萧梦熊、李光显等捐资修缮。嘉庆二十三年，前厅升宝、高大镛、澎协庄秉元、游击江鹤、萧得华、陈鹏飞、阮朝良重修。光绪元年，董事高其华等修建）。祖师庙：在厅治东面约三里处，祭祀清水岩祖师，因为传说他能治病。建于康熙年间（乾隆二十九年重修。《纪略》说：康熙年间有和尚从泉州清水岩来到这里，为人治病，疗效神奇，不收药钱；人们送钱送米也不接受。他离开后，人们因此建庙祭祀他。嘉庆十六年，当地人陈文、陈老等捐资修缮）。真人庙：一座在嵵里澳，一座在奎璧澳。真人姓吴名本，是同安白礁人；他的母亲曾梦见吐出白龟这一吉兆，他出生于宋太平兴国四年。长大后学习道术，以医术救济世人，死后被封为英惠侯，庙额题为“慈济”。民间称他为大道公，就是所谓的保生大帝。如今各澳也多建有他的庙。将军庙：在八罩、网垵澳。神灵来历无从考证；将军屿这个名称，也是因为有这座庙，所以得名。大王庙：庙中祭祀大王神，各处所祭的大王神各有姓氏，《纪略》认为是金龙大王之类，也属于土神。《府志》说：一座在八罩，一座在龙门港，一座在通梁澳。如今各澳多有王庙，而西屿外堑的大王神尤其显灵。凡是商船进出，都一定准备牲醴投入海中，遥遥祭祀他。土地庙：文澳厅署西面以及妈宫各社很多，也称福德祠。考察南方人崇尚鬼神，像大王、土地神的庙宇，在澎湖十三澳到处都有。圣人以神道设置教化，原本并不禁止。这里仅记载大概，也没有时间逐一琐细记录。

译附考 本地有称作王公庙、大人庙、三老□爷庙的，不知道祭祀的是哪位神。有人说就是澎湖将军澳的神。《旧志》说：神的姓名、事迹都无从考证，难道是隋开皇年间虎贲陈棱巡视开拓到这里时，因此祭祀他的吗（《台湾县志》）。公署 光绪十五年，奉公文将文澳厅署迁到妈宫城内，把裁缺副将的旧署改作通判衙门。代理通判龙景惇领取经费，修建头门、仪门、大堂、二堂，增修围墙和辕门，改造科房、廊房以及一道照墙，共用番银四百四十一元五角多，从城工款项中拨给。署内房屋大体仍沿用旧制，署旁增建化善所、监房五间，费用番银四百一十二元七角多，从征还民间借谷价款项下支出。谨考：雍正五年改建澎湖通判驻扎的文澳官署，在巡检旧署的基础上略加扩展，而总体格局规模仍沿袭旧制。官署中间是大堂，共三间、六根柱子，宽三丈五尺，深度与宽度相称。前面有拱棚，后面有木板屏障。大堂前面，东西两侧科房各三间。前面是仪门、头门，外面是照墙。墙内竖立两根旗杆，左右两侧用栅栏围护。乾隆三十一年，通判胡建伟捐出养廉银重修，在大堂后面修建宅门和东西房，作为司阍人员居住的房屋。门内是路亭，路亭上面是二堂，共三间。又有护房三间，东边改作更房，其余仍作住室。二堂东侧是厨房三间，西侧是客厅，匾额题为“品石”。客厅西面的院子，两侧配有小房三间。厅前有月拱门，用来通往马道。厅后有小屋两间。大堂西面有小屋一间；东面是库房，用来储藏澎营兵饷；后面有房八间，是弁兵驻守看管库房的地方。以上规制，都是胡副将所改建的。光绪四年，通判洪其诰修治栅栏和照墙，后来通判李嘉棠领取三千金经费，重建完成。现在作为武营，收藏器械杂物。又考察澎湖的腹地在大山屿，大山屿的聚集中心在妈宫港。这里内港清澈，像湖一样，小岛环抱，帆船桅杆云集，炊烟人家有一千多户，是澎湖的市镇，所以设置营兵驻守，确实是要地。文澳则处在偏僻角落，居民稀少，较为偏僻简陋。而且文、武两署名义上同城，官署却相距四五里之远，难免彼此隔绝。如今把厅治迁到妈宫，有几项便利：商船聚集于此，便于稽查；官仓在这里，便于防范；兵民混杂居住，便于弹压；朔望宣讲以及文武官员会商公事，便于往来。厅、县官是直接接触百姓的官员，而绅士、商人是百姓所仰望的人。如今澎湖的绅士商人大多聚集在妈宫，把厅治迁来这里，腹地的形势就能始终受到重视，官员与绅士也能始终亲近，耳目接近百姓，下情也可以随时传达。有贤能的官吏出现，向上宣扬皇上的恩德，向下通达百姓实情，对父亲讲慈爱，对儿子讲孝道，讲学授业、督促士子，发展农业、沟通商业，使百姓的疾苦能够及时上报，真情和虚伪无从隐藏，众人的心有所依附，政事也就由此得以成就。仓庚 常平仓：在妈宫，就是文仓。雍正七年议定，拨出澎湖常平仓储粮五千石。奉督宪高的命令，行文责令台湾、诸罗二县，先各拨运正供粮一千五百石，运到澎湖仓；等到冬季收成后，两县再各运一千石，以凑足五千石的数目。后来通判王仁考虑澎湖地方潮湿，呈文请求把拨运澎仓的粮三千石仍寄存于台湾、诸罗两县；如果遇到台湾郡歉收的年份，杉板头船无法买粮运输，就应当命令台湾、诸罗二县，立即把寄存仓粮拨运到澎湖，随时出售等。随后奉督宪高指示，澎湖建仓储粮一案既然已经准许按照部文办理，关系到奉旨办理的事项，哪里容许拖延。于是行文府中，迅速酌情从台湾、诸罗二县拨取干燥、全新、上等好粮共二千石，先运到澎仓试行储存。如果可以长期储存，就呈报继续拨运；不能因为这关系到通判的考核，通判担心将来赔补，便捏造说粮食霉烂，以图推卸责任。所以雍正七年，只据台湾、诸罗二县拨运到澎仓的粮二千石；尚缺三千石没有运到，就是这个缘故。只是当日原议的原案，因为雍正九年和乾隆十年多次遭遇异常风雨，科房倒塌，案卷霉烂无存，无法查考。因此，台湾、诸罗二县原先运来的二千石粮食，自乾隆五、六两年起，前厅王某详细申报后卖掉并解送粮价，长期没有拨补。到乾隆二十七年，前厅张思振不知道其中原委，因仓粮长期悬缺，只按二千石的数目统统一并详细申报请求拨补；乾隆二十八年，从府仓拨运二千石归还补足。后来又接连照例详细申报，请求增加储存监粮六千石。前后两次申报，不是少了就是多了，没有切中要害，难怪上级官署要驳回并责令改正。到了乾隆二十九年，接到本府抄送、诸罗县检送的原案一份，才知道当日原议是拨存五千石。乾隆二十九年六月，才再次发文详细申报本府拨运，以符合原议。七月接到批复：澎仓增加储粮一案，已经核议转报，现已承蒙藩宪命令抄录从前请求储粮的原卷，呈送查核；当即转行移送存案。应当把雍正年间详细题报的原案送来查验，备录后移送，以凭转报。以后如何转报、有没有接到上级指示，没有接到移文通知，此案于是中止。但是自改设厅员以来，人口日益增多，已远非过去可比。何况澎湖是海外要地，积储粮食应当充足；即使运足五千石的数目，还担心太少。

译如今在五千石的定额中，还缺少三千石之多，难道能不对此深切忧虑吗？后来通判胡建伟于是备文详细呈报府衙，恳请上级体念澎湖这个海外要地，不可不作有备无患的打算；查照旧档，转请各位上级官员下令严饬台湾、诸罗二县，各拨正供好谷一千五百石运到澎湖，以补足原议的数额，但尚未获准施行。又查仓内，乾隆二十四年正月，诸罗县运到谷一千五百石，收入仓内储存，以备平价出售之用，现仍交存仓中。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接到本府关文，奉上级命令将这批谷发卖，把卖价解送府衙，再由府衙发给各县购买补足归还。查目前米价平稳偏低，不足以买谷补还，因此不敢立即发卖，以免亏损本钱。于是发文详细呈报本府，请把现存澎湖仓的一千五百石，抵作各县在“遵旨议奏”案内尚未运到澎湖的一千五百石谷；这样各县将来可以免去再次运输的费用，澎湖仓也可以免除卖谷解价的烦琐。如果一定要等将来价格上涨，再把现存的谷卖出、解送价款归还各县，那么澎湖只剩下储谷二千石，实在不足以满足有备无患的需要。奉府衙批示准许。至于应当运来增储澎湖仓的谷三千石，多次奉批驳回，不能按数运储，都是因为前任厅官王仁先前借口潮湿推卸责任，不肯实际储足定额造成的。唉！朝廷深切体念绝海孤岛上的贫苦百姓，格外施恩；上级府衙奉行此事也十分谨慎，严令文书交相催促，可是主管官员却松懈怠慢，使良法美意受阻不能施行，怎能不令人惋惜啊！（节录自《胡氏纪略》） 澎湖常平仓（就是文仓）内，额定储存平价出售的谷一千五百石、正供谷二千石，这与《纪略》相符。此外还有官员捐谷二百二十六石，按每年官员捐三石计算，至道光十一年止，应该有这个数目。又有溢捐谷五十七石，属于官员捐款所得，未经报送户部，归入溢捐项目。这些都因档案卷册霉烂，无法追查来源，历任官员相承交接，继续存放在仓中（蒋氏《续编》）。据查以上各项谷石，如今已经一粒也没有了，连仓屋也有倒塌的。社仓：雍正八年，大府上奏办理社谷，命令各属官民捐输。自雍正九年前任厅官王仁捐起，至乾隆十六年止，文武各官共捐社谷二百五十九石。这年八月，台湾府陈文关移称：澎湖属于台湾县，应当把该厅的社谷计入台湾县拨存的三万石之内造册申报，以符合定额。前任厅官何器于是于十一月，将社谷二百一十五石碾成米，移交澎湖营，抵作拨给台湾县的谷石。又在乾隆十八年把两年所得的社谷八石拨给县里，共拨走二百二十三石。还存三十六石，奉文改作溢捐谷石，归入常平仓储存（节录自《纪略》）。三水胡勉亭说：假如当年前任厅官何器能够体念百姓的粮食问题，本来应当委婉周详地向各位上级官员请示。澎湖既然属于台湾县，如今台湾县的社谷多达三万石，这说明台湾县各处都有社仓，那么澎湖也不能不设置社仓；请从其中拨出三十分之一运到澎湖，也应当得到一千石。上级官员仁慈，澎湖百姓同属台湾县的百姓，决不忍心让他们独自处于困境，必然没有不俯准的。可是何器竟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反而把澎湖积存的社谷归还台湾县，导致产米之地仓中粮食有余，不产米之地反而一粒也没有储存。这是谁的责任呢？据查，当时仓中谷粮还很多，胡氏尚且认为需要忧虑；如今竟一粒也没有了，怎么办啊！义仓：道光十一年，通判蒋镛劝募捐款作为义仓谷本，自己捐出俸禄七百千文，副将吴朝祥捐钱二百千文，本地绅士百姓陈均哲、黄宽、纪春雨等各捐钱四百二十千文，生员陈大奎、百姓李赏、陈春等各捐钱一百千文；左营游击邱镇功、右营游击汤荣标等以及各商人百姓陆续凑捐，共得钱三千五百八十五千文。陈均哲等三人，详细请示议叙；其余人分别颁给“尚义可风”匾额、花红等奖励。从道光十三年起，发给支取凭单六十九张，分给各澳总理到官署领取，拿去生息，年底结算数目报官。若遇歉收年，就预先购买番薯丝和杂粮，以救济百姓粮食。等有盈余后，建造仓屋储存，卖出陈粮、换入新粮，使之长久维持。总理五年更换一次，由绅士董事推举充任，以杜绝私弊。当时领取钱款的人，有文澳社总理辛振、妈宫市总理廖佼等，共七十三人，都已详细报案。又发给告示，交义仓总董事廪生蔡廷兰、生员陈大业、吴文光、郭朝勳、徐腾等二十一人收执，分赴各澳稽查。如果总理有侵吞挪用等弊端，应随时联名禀报，另行推举人员接任，并追查追回原先掌管的本金和利息，交给新总理出具收管文书，继续生息。如果有隐瞒不报的，将来上报追查而无法追回时，由该总董事以及乡甲共同分担赔偿，相关章程已经附在档案中。对于后续事务的考虑，可以说既周密又详尽了。道光十九年，通判徐柱邦认为义仓总理五年更换一次已经超过期限，却没有查到各董事、乡甲另行推举人员接任；该总理也没有按年到官署结算本金利息、办理交接收管。于是发令限期核算，甚至派人追究查办，最终还是成了空额（以上采自《厅案》）。谨按：蒋镛以贤能官吏著称，他倡议捐办义谷，竟达到三千五百串之多；如果不是他平日施行善政、推行善教，怎么能够得到这些捐款？可是所立法规何等详备，到如今竟然成了空额，原因又是什么呢？当时年成荒歉，领取钱谷的人大多是贫民，只是为了救济一时的急难，起初并没有考虑日后偿还。拖延日久以后，有的贫民流散到四方，无法追讨偿还；有的总理执行不力，而地甲顾念情面、徇私包庇，不肯告发。义仓、社仓的制度并不是不好；然而如果贪图一时的小利，把全部钱谷宽泛散给，放宽了就没有力量追偿，催急了就设期限追呼；再加上书吏执行不善，各种弊端便一齐发生了。古今没有毫无弊端的制度，关键在于执行时能否用对人。大县仅仅办理正供一事，承办者不过几个人，尚且不容易得力；何况全属十三澳，总理多达七十三人，而负责稽查的人又多达几十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事情却没有专人负责；正所谓一排栅栏里的鸡不能一起飞，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彼此观望，怎么能指望人人尽力呢？既然如此，不如另有一个办法：选择市镇中地势高而干燥的地方，建造仓廒，不惜多费钱财，务必使建筑完好坚固；

译在秋收、谷价低廉时，向台湾地区购买谷物储存。等到青黄不接、百姓粮食困难时，再按照成本平价出售；对于极其贫困的人，减价卖给；对于孤儿寡妇等无依靠的人，酌量增加救济。事情结束后，统计所得价款，选择郊商中富裕可靠的两三家，领取这笔本金，酌情收取一分或五六厘的利息。转眼又到秋收时节，仍把全部钱款买谷入仓。如果钱款不足，就由官民量力凑捐，以符合原定数额。倘若不能凑捐，也应当用本金买谷，不必贪图利息，以免重蹈过去的弊端。然而这件事必须有两三个公正的绅士、商人，而且家道殷实、乐于行善的人主持，专门负责；又必须有廉洁能干的官吏时时留心提点并加以监督，才能推行并充分发挥作用。否则有治理的办法，却没有治理的人，难免最终县库空虚，或者像王氏青苗法那样，反而变成残害百姓的工具。光绪十九年，咸雨成灾。候补知府朱上泮因公来到澎湖，考察实际情形，又详细查阅厅志底稿，知道荒年救济的制度不可不预先准备，义仓也不能永远废置，随即回省向抚院、藩院两位上级官员陈述，极力请求拨款作为倡导。于是通判潘文凤捐出养廉银一百元，绅士黄济时、蔡玉成各捐银五十两，劝谕本地绅士富户共同凑捐一千三百三十五两五钱；郊户黄学周又劝谕三郊共同捐银一百六十三两。署镇王芝生捐银三百两，作为修理仓廒的费用；并传谕宏字军营官刘副将忠梁捐银一百两，镇标两营的林游击章兴、吴都司永兆、钟守备朝凤、熊帮带国昌等都拿出养廉银相助，并率领部下官兵共同凑捐九百二十四两。总共得到银二千两有余，作为义谷本金。利用妈宫旧文仓六间、余屋三间，修理得坚固完好；新建仓廒三间。每年卖陈粮、买新粮，由黄济时、蔡玉成等人主持管理。凡富户捐银五十两以上的，奖给“义举襄成”匾额。潘通守撰文记载这件事。武仓：在妈宫澳，就是从前碾米、支发兵粮的仓库。按照旧例，澎湖营拨派哨船到台湾运米，每年七千二百石，运到澎湖储存在仓中，支给士兵食用。乾隆二十年，通判王祖庆禀报说：澎湖不产谷，只能依靠客商运米来接济百姓粮食；只是海疆风候不定，每逢市面米粮缺乏，便依靠两营每月运来的兵米六百石，按期发放，彼此调剂。近年来常常误期，二千名士兵难道能饿着肚子等待吗？查妈宫现有武仓十间，因为澎湖地方潮湿，储米容易霉烂，请将米改为谷，提前派运。两个季度的谷按一米折二谷计算，共七千二百石，储存在武仓，命文员管理，按月碾米发给；既不违背定例，又使军民双方受益。奉两院上级官员奏准施行。乾隆二十一年，通判张埰详细请示改由杉板头商船运输；一切车船脚费每月需要钱二十五千二百文，准许从司库扣收的各营截留银中拨发。乾隆二十四年，通判王欐详细说明：杉板头小船到笨港运输，凭府衙发给的单据到澎湖，似乎颇为周折。如果让从台湾渡来的厦门商船，按照配运内地兵丁家属米谷的旧例，命令它们装运，顺路到澎湖交卸，这样更为妥当便利。于是议准下令施行（以上都节录自《纪略》）。后来改用澎湖的尖艚船三十只运输，仍将谷改成米，由澎湖厅向台湾县领取价银，自行采购，再配船运到澎湖发放。同治年间，因为接济迟延，戍守士兵索要喧闹，才改由台湾县采办、台湾厅运输，仍由澎湖厅发票监督发放。各营士兵都到船舱领取，于是武仓便成了空设（详见《武备略》）。《续编》又说：编修《纪略》时，武仓只按月拨运兵谷，除此之外没有积存。现在武仓额定谷粮中，还有“添存”五条之类的记载，但如今武仓早已损坏，所说的添存谷粮一粒也没有了。仍然抄录这些说法，以供参考。附录《续编》五条 一、台湾、嘉义预先储存兵谷一千八百八十石。查明这是台湾县拨运谷九百石、嘉义县发运谷九百八十石。至于何时拨运到澎湖，已经没有档案可以查考，历任相承交接。一、裁汰兵谷二千零九十八石七斗六升。查两营额定兵丁自乾隆四十七年起裁减一百四十二名，但台湾、嘉义二县仍按旧定数额配运谷粮到澎湖，厅仓每年截留储存。到乾隆五十二年起，才按照一千八百五十八名兵丁拨运；扣除划拨抵运的数额外，仍保留原先的数额，用来补足渡海预储而未运足的部分，尚未划扣，历任相承交接。一、军需粮谷八百四十四石八斗九升七合六勺。查明乾隆五十二、五十三等年林爽文作乱，台湾、嘉义二县不能拨运，请求拨发内地军需米来接济兵粮。自乾隆五十四年秋季起，台湾县照旧拨运、截留未动的军需米折合谷三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五合。台湾县于乾隆五十六年划扣抵运当年兵谷二千九百七十石九斗七升四勺以外，仍保留原额，用来补足预储而未运足的数额，历任相承交接。一、营中每月移存的建旷米折合谷，应该等积存到一定数额后，随时运回台湾县入仓归还款项，原本没有固定数额。一、道光七年正月起，两营裁减兵员，外委一名；每月应储米六斗，按月入仓交接并造册申报；每月两营还应各支领米二百七十八石四斗。又查兵谷一向由台湾、嘉义二县配运，乾隆五十五年改议统一归台湾县配运。恤政

译道光六年，前任厅官蒋镛谋划修建普济堂，用来惠及孤儿、寡妇、残废、疾病及无依无靠的贫民。先筹集捐银四百元，交给妈祖宫董事，轮年生息。后来因为贫民尚有住处可以栖身，不必建造房屋。道光九年正月，全澎湖士民共同捐银二百一十元，交给课馆连金元生息；又捐制钱四十七千五百文，借出取息；另经详细请准，以小■〈舟古〉船一百六十五号，每年征钱十九千八百文；拨作孤贫口粮，加上所存利息银合计，可以收养孤贫三十名。每人每月大建日给钱三百文，小建日减十文。此外，如有后来申报的孤贫，列为额外孤贫，登记后依次递补。每年使用和保存的账目，都列印成两本账簿：一本存放官署，一本发给有关房科备查。像这样的义举，还希望后来的官员、绅士及有力量的人家继续扩大增益，以求真正使百姓得到实惠（节录自蒋氏《续编》）。妈宫街的金兴顺、郊户德茂号等人，筹集资金买下蔡天来的一间店屋，作为遭水灾难民的栖身处。地址在妈宫口左边，两进房屋，坐东朝西。契约价格为铜钱九十千文。现在已经修理得坚固完好，床铺、灶具齐备，门前大书“失水难民寓处”六字，每年轮流交给大妈宫金兴顺头家掌管。嘉庆二十四年，曾在前任厅官升宝任内禀报官府备案。育婴堂，在妈宫城内，原先由绅士捐资创办。监生林琼树主持其事。后来归厅衙办理。所有店业租金以及借户缴纳的利息，每月约收子钱二十六千九百多文。又奉文令每月从盐课款项中拨出番银五十两，用来支付育婴各项费用，养济院的事务也附带办理。查光绪十八年十二月，现存女婴三十三名；每人每月发给口粮八百文。凡新近报入的婴儿，每人给贺钱六百文、裙帕两副，钱约近二百文；都由原母亲抚养亲生女婴八个月，期满便不再发给。现分列如下：堂内管账人员每月支钱六千文；堂丁二名，每月支给工食钱二千文；书办每月支给纸张钱五百文；另有杂费四千八百五十文。又分担救济养济院的孤贫，现存孤贫一百九十名，每月每人给钱三百文。如有病故者，每人发恤钱四百文；这些事项都按月造具花名清册，送交藩司、总盐局及镇府衙门备查。从妈宫澳西城的东北面直到五里亭一带，荒废的坟墓很多。旧有万善同归大墓两座，一座由前协镇招成万修建，另一座由晋江职员曾捷光修建，都在观音亭旁。光绪四年，同安诸生黄廷甲召集各郊户捐款修缮。又在石厝东西两旁各修建男女墓室一座。石厝附近的墓地有安乐坛、东塔坛、西负新旧墓、东塔后旧大墓；观音亭北面有万善墓。又在石厝西面拾取遗骸，筑成大墓四座，编为福、禄、寿、全四号；在西城土地庙东边筑成大墓两座，编为富、贵两号。那些零星荒坟中暴露出来的遗骨，也都重新加以修筑（有碑记）。其中一座在尖山乡，一座在林投（按：同治十二年，生员洪纯仁、职员蔡荣贤筹资重新修建，并在旁边修建万善祠）。西屿竹篙湾的坟墓聚集在海滨，常常被风浪毁坏。道光二十年，当地人修筑；咸丰三年再次修筑；光绪三年重新修筑。北山义塚有一座在后藔湾。那里临海，凡海上漂来的尸体和无主遗体，都集中埋葬在那里。另一座在瓦铜港埔，那里是各澳交界的地方，附近各社的贫民大多薄葬于此。八罩网垵澳的义塚，于光绪五年修建。谨按：恤政中的普济堂、育婴堂，都是施惠于百姓，与义仓、社仓性质相同，所以把它们连在一起记载。至于盐政，是按常规向百姓征取的收入，与贼役、渔课一样，都属于国家维持正供的收入，自然应当列在“经政”门之后；阅读的人应当分别看待。澳社 《禹贡》说：“九州的水土治理相同，九州水湾之地都已经可以安居。”《释文》说：“隩与澳相同，就是水流弯曲的地方。”这是说九州平定以后，凡是水湾之地，都可以安定居住。澎湖百姓依水而居，靠着海岸建造房屋，不是澳又是什么呢？至于社，就是内地所说的坊、里。澳与社和坊里相比，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台以后，招徕百姓、安置聚居，以捕鱼、耕种为业，人们才有了乐土般的安定生活，澳社也由此兴起。当时只有九澳，到雍正五年，人口逐渐繁多，又增加嵵里、通梁、吉贝、水垵四澳。统计共有十三澳，分为八十二社，详细列在下面（节录自《纪略》）。东西澳：妈宫社（光绪十三年修建城墙，改设总镇署。用旧协镇衙署作为厅署，两营各官衙署以及厅仓、街市都在这里。内港是商船、哨船停泊的地方）、文澳社（距厅城三里，旧名暗澳。旧厅署及文石书院在这里）、小案山社（陆路六里）、火烧棚社（陆路一里半）、红木城社（陆路二里）、大案山社（陆路五里）、东卫社（陆路五里）、蚱脚屿社（陆路六里）、西卫社（陆路四里）、后窟潭社（陆路三里）。嵵里澳（雍正五年从东西卫分设。刮北风时可以停泊船只）：嵵里社（距厅治陆路一十九里）、风匮尾社（陆路二十二里）、井仔垵社（陆路一十八里）、猪母落水社（刮北风时可以停船，陆路一十六里）、鸡母坞社（陆路十三里）、锁管港社（陆路十三里半）、铁线尾社（陆路十二里）、菜园社（陆路五里）、石泉社（陆路四里）、前寮社（陆路四里）、虎井社（水程二十里）、桶盘社（水程十六里）。林投澳：林投社（距厅治陆路十二里）、双头挂社（陆路八里）、乌嵌社（陆路九里）、隘门社（陆路十里）、尖山社（陆路十六里）、文良港社（陆路二十里，即龙门港）、大武社（陆路九里）、西溪社（陆路十一里）、东石社（陆路十里）、港底社（陆路九里）。

译奎璧澳：大城北社（距厅治陆路七里，旧有红口城，如今遗址已废）、红罗罩社（陆路十二里）、湖西社（陆路十六里）、湖东社（陆路十七里）、南寮社（陆路二十里）、果叶社（陆路二十五里）、北寮社（陆路二十三里）、白猴坑社（陆路二十一里）、青螺社（陆路十九里）。鼎湾澳：鼎湾社（距厅治陆路十里）、西寮社（陆路十里）、中寮社（陆路十里）、潭边社（陆路九里）、港仔尾社（陆路七里）、水窟社（陆路十二里）、土地公前社（陆路十三里）、沙港社（陆路十三里）、港底社（陆路九里）。以上五澳，共五十社，总称大山屿，是澎湖诸岛的主山。陆路可以通到厅署（只有虎井、桶盘是隔海的小岛，不乘船不能到达）。瓦硐澳：瓦硐港社（距厅治陆路二十六里）、中墩社（陆路十四里）、城前社（旧有前代修建的铳城，如今基址也已废弃，陆路十九里）、港尾祉（陆路十九里）、后寮社（陆路二十七里）。镇海澳：镇海社（距厅治陆路二十二里）、港仔社（陆路二十四里）、小赤嵌社（陆路二十五里）、岐头社（陆路二十八里）。赤嵌澳：大赤崁社（距厅治陆路二十九里，旧有红口城，所以称为赤嵌。如今遗址已经不存在）、鸟屿社（水、陆路四十五里）。通梁澳：通梁社（距厅治陆路三十里）、太仓仔社（水、陆路二十八里，出产空青）。以上四澳、十三社，总称北山屿，在大山屿北面；中间隔着一个港湾，潮水退去时陆路可以相通。吉贝澳：吉贝社（距厅治水程八十里，旧有炮台，相传为前代所筑，如今遗址也已不存在）。以上吉贝一澳，是一座孤岛，位于大山屿最北端，北山各澳在它的南面。岛北海中隐藏着一片很长的沙线，是最为险要的地方。雍正五年从镇海澳分设，另立为一澳。酉屿澳：（在大山屿西面，出产文石。“西屿落霞”是台湾郡八景之一）、内堑社（又名内垵，距厅治水程二十里，是北风时停船的地方，文武汛口设在这里）、外堑社（又名外垵，水程二十二里。此山很高，两处澳口都修筑了炮台。又有一座石塔，夜间必定点灯，台湾、厦门往来的船只都把它作为航行标志。也是北风时停船的地方）、缉马湾社（水程十五里）、小池角社（水程十六里）、大池角社（水程十八里）、二嵌社（水程十七里）、竹篙湾社（水程二十二里）、合界头社（水程二十三里）、后螺社（水程二十五里）、横礁社（水程二十五里）、小门社（水程二十八里）、大果叶（水程十五里，没有村落，是海滨船只上水的码头）。以上西屿一澳，中间分为十一社。此地地势很高，凡是台湾、厦门往来的船只，都必定以这座岛作为航行标志。网垵澳：网垵社（距厅治水程五十里）、将军澳社（水程五十里，南风时停泊的地方，设有文武汛口）、西吉屿社（水程八十里）、东吉屿社（水程八十里）、屿坪社（水程七十里）、大屿社（水程一百里）。水垵澳：（雍正五年从网垵澳分设）：水垵社（距厅治水程五十里）、花宅社（水程五十里）、花屿社（水程七十里）。以上网垵、水垵以及各小岛，合称八罩屿，是大山屿最南面的地方，水路险要，处在汪洋大海之中。谨按：澎湖各澳有八十多个社，只有妈宫一社分为东、南、北三个甲，人烟稠密。其他如西屿的小池角，还有一千多家；而吉贝、后寮、赤嵌、南寮、网垵等社，有的五六百家，有的三四百家。其余多是零星小社，有的又隔着海，孤悬难以联系。假如一旦发生事情，要它们彼此守望相助，既势必难以远距离相互照应，又不能实行坚壁清野的办法；守卫澎湖的困难，不在于用军队守卫它，而在于联络岛民，使每个人都能自行防守。况且百姓安于困苦生活，只是在平安无事时如此；如果有人用利益诱惑他们，谁不会像野鸭奔逐一样争相前往？何况外岛的人有些不读诗书、不懂大义呢！既然如此，收拢他们的民心并使用他们的力量，事情才会有成效；先使他们生活得到保障来收拢民心，群体的力量才可以使用；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见解。又据《府志》记载，澎湖的澳和屿交错并列。却不知道，屿是海中的孤岛；而澳必定有社，就像内地的都、图、里、保一样。有时一座岛分为几个澳，有时几个小岛合为一个澳。《纪略》颇能加以分析考核，但有些地方并不恰当，现在逐一整理订正。街市 澎湖土地贫瘠，不出产各种物品，凡是衣食器用，都要在妈宫市购买。而妈宫的各种货物，又都依靠台湾、厦门商船和南澳船只源源不断地接济，才能满足日常使用；因此，发展商业、便利工匠，实在是守土官员的重要职责。兵火之后，修建城池、设置镇署，各处建筑都兴建起来，街市也时有变迁。现在根据采访所得，把街市记载如下。

译仓前街（今改为善后街）、左营街、大井头街、右营直街、右营横街、太平街（在祈福巷口）、东门街、小南门街、渡头街（又名水仙宫街）、海边街（有一家当铺，近来已经停业）、鱼市（在妈祖宫前，俗称街仔口）、菜市（在妈祖庙前，每天赶集，没有固定的店铺）。以上都在妈宫市。盐馆（妈宫市设大馆总办，赤嵌社、吉贝屿、八罩、网垵澳都分别设小馆）、油车（妈宫以及蚱脚屿、暗澳底、风匮尾、东卫、湖西、菜园、西屿各社都有）、咸鱼行（贩运咸鱼到台湾，在缉马湾、嵵里、八罩等社）、染房（湖东西、东石、菜园、鼎湾都有）、西屿外堑海边（有几间小铺。《纪略》说：妈宫市以外，如文澳、大赤嵌、小池角、网垵等处，偶尔有杂货小店，有的只有一两间，不能算作市集。此外十三澳再没有别的码头、集镇和进行交易的墟场，澎湖百姓也真是困苦啊！） 桥渡 水仙宫渡口：旧渡口被城墙遮挡，渡头移到附近小南门外；又在大南门外修筑一座官商码头（凡文武官员，都在这座码头上岸）。湖西桥：在湖东、湖西两个社之间，是往来必经的地方。蟳蠊汐石堤：经过中墩有浅水可以涉水而过，又从这里沿石堤到达北山社（嘉庆年间举人辛齐光重修）。中墩上下泽石桥：在大山屿北部与北山交界处，中间隔着一片水域，经过鼎湾渡头，从这里开始才能到达北山各社。上泽原有一座桥，名叫永安桥，有碑，但年代久远，字迹难以辨认。光绪乙酉年间，增生陈维新、当地人陈尚贤集资增筑了几尺。下泽原来没有桥，同治年间，方外僧柯光明召集绅士郑步蟾、黄步梯捐资，只加筑了上半段石梁，留下半段没有修，以便船只通行。每逢潮水退去，行人仍有涉水困难的。丙戌年春，陈尚贤同廪生许棼及许棼的叔父子严、妈宫诸生林维藩等人，募集几十两银子作为倡导；陈尚贤又和族人商议，在莲洲、长泽以及台南募得一百两，再修筑下半段石梁。负责施工的，是鼎湾社老人洪诚一以及倡议者陈尚贤。桥建成后，命名为继安桥。桥身低而平，潮水将近退尽时便于行人通行；潮水上涨时也不妨碍船只通过，是一件善举。许棼撰文刻石记载这件事。规制考总论 我考察澎湖历代兴废沿革的始末，不禁感慨前代谋划失误。隋文帝时代，内地已经知道有澎湖。那时福建尚未完全开发，何况海外；然而那里已经有中原百姓居住。此后地理形势和资源逐渐显现，东南的利益也都汇聚于此。考察宋代泉州守臣真德秀，曾经经营料罗，以防备澎湖。元、明两代都曾设置管理机构，却又很快放弃。像汤和、周德兴、俞大猷这些人，甚至把防务设置在境外；最终任由这里成为海盗巢穴，酿成沿海的大患。霜降之后才结坚冰，事变的来临已经很久了。假如当时负责边疆的官员能够留心规划，从澎湖逐步推及台湾，招徕百姓、发展聚居，不仅沿海贫民可以从中获利依靠；即使宋、明末年，君主和臣下流离在海岛之间，也还可以把它作为退守之地，哪里会至于在船中徘徊、困窘得无路可走呢？幸而郑氏祖孙首先能够进入台湾经营，后来又举众归附清朝。然而仍延续到三代，过了很久才平定，这也是地理形势造成的。如今澎湖已经巍然成为重镇，与福建海防声息相通，安危关系重大，又怎么能因为澎湖地方狭小就轻视它呢？因此考察它建置的起始，以及宫室、街道、井邑的规划和兴学造士的制度，后来的君子应当由此想到预先防备祸患；就应当预先修整门户、做好防备，尤其要收拢人心，来巩固那看不见的磐石。人心稳固了，地理形势才可以凭借，这样或许在紧急情况下就有准备了吧！●《澎湖厅志》卷三 经政 户口 赋役 杂税 盐政 度支 蠲政 户口、赋役、杂税、盐政、度支、蠲政 国家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偏远地区。台湾、澎湖的贼税，都从轻征收；而澎湖地方的征收更轻，比内地各郡征收的数额还不到十分之一二。近来又把渔船、渔网等税一概免除；但这个地方设置官员、驻扎军营，每年却要承担三四万的亏累。天子对海外小民的惠泽，可以说已经周到而丰厚了。虽然如此，既然居住在土地上、食用土地所产之物，就应当明确上下尊卑的道义，所以即使只有极少的征收，也一定要加以论列，用来彰显历代皇帝教养百姓的恩德，以及边疆官员宣扬教化、承继国政、体恤百姓的厚意。读到这部书的人，尊亲、忠君、仁爱的心，也可以油然而生了。作《经政书》第三。户口 澎湖最初纳入版图时，旧定额共有五百四十六口。康熙五十年编审，澎湖新增民丁一百二十六人，当时仍隶属于台湾县。雍正五年，台湾县将其拨归澎湖厅收管，共六百七十二口。乾隆二年编审，共增加人口一百二十八人。到乾隆二十七年编查，实际有二千七百五十二户，成年男女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八口，幼丁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七口（以上见《台湾府志》）。乾隆三十二年以后，全澎湖十三澳共有二千八百零二户，男女合计二万五千八百四十三丁口。其中东西澳、妈宫市共有四百七十多户，男女四千六百多人；西屿、林投次之；吉贝只有六十四户，是最少的（详载于胡氏《纪略》）。到道光八年，编查保甲烟户册，共八千九百七十四户，男女老少共五万九千一百二十八丁口。其中东西澳、妈宫市有一千三百九十七户、八千八百四十四口，大概因为是官员和商人聚集之地，所以烟户尤其多（据蒋氏《续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二千一百十七口〕 每个澳各设置几名澳甲，负责征收钱粮。有的一社一人，有的一社数人。比如南寮一社有四姓，便设置澳甲四人分别管理。只有妈宫市设置一名保长，在水仙宫设置文口，负责稽查船只；各澳另外设置地甲，负责救护遇难的商船。这也是顺应当地风俗、因地制宜，并没有什么不妥。近来澎湖百姓大多渡海到台湾谋生，来往没有固定规律；但人口仍不断繁衍，比以前更加兴盛。现在开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