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厅志卷四

译学校 澎湖过去隶属于台湾县，远隔大洋，童生参加县试、府试和道试，往返往往超过半年，旅费难以筹措，因而裹足不前；甚至有人到白头仍穷究经书，却不能参加一次童子试。乾隆三十二年，通判胡建伟选择文理稍好的童生，资助他们旅费，再三劝说，只有九人赴试。这一科考中入泮的已经有三人。不久，岁贡生吕崑玉等呈请在澎湖考试，造册送交提学道，发文给府备案；援照南澳的先例，免除他们的县、府两试，仍编入台湾的学额，凭文章录取。详细请示获准后，奉部咨议定施行，从乾隆三十二年丁亥科考试开始，另编澎湖字号；每年、每科录取的人数列在台湾县学额之内，士林都称便。澎湖人能够参加考试，始于胡建伟任内的这一举措。由此文教大兴，甲、乙两科接连有人中式，与台湾郡轮流兴盛，直到今天仍绵延不断。百姓感念胡公的恩德，将他奉祀在文石书院，作为神主祭祝，长久以来从未改变。当时澎湖没有廪生，具保结的责任由本厅承担，查验烟户门牌。凡入籍二十年以上，并有田地、坟墓、房屋，才准许参加道考。于是由台湾学的廪生出具保结并加以识认，等到澎湖籍中有补为廪生的人，再改由就近人员具结保举。后来因为澎湖缺少廪生，而台湾廪生又远隔大海，于是暂时由澎湖的增生出具保结。道光七年，巡道孔昭虔详细请示扩大名额，澎湖仍旧另编字号。每次录取定额二名，拨入府学名额，不占台湾县名额。道光九年，巡道刘重麟又拨给府学名额一名。从此每次定额录取三名。考察近来台湾所属人士，因为捐助军资、出力参加团练，入学名额逐次增加；澎湖人虽然没有捐助军资，但在团练中也多次出力，为什么却独自受到冷落呢？只有徐中丞在台湾统领军务时，认为澎湖童生的文理较好，多拨府学名额二名，共录取五名，士林都感激他的恩惠；但这没有正式定为成例。即使近年议论设立学额，也没有获准施行。考察澎湖赴试的童生，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文章都是真实本色，并没有冒名替考的弊端，似乎更有实际学问。有人认为，即使仿照徐中丞的办法定额，录取五名，另立厅学，也并不过分。在妈宫修建文庙、明伦堂，用来使人肃然瞻仰并受到感化，也未尝不是推行教化的首要基础。按：凤山县学的文童也只有二、三百人；但每年录取的人数，加上拨入府学的，共有二十人。与澎湖相比，差距实在很大。澎湖童生参加考试，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由于远隔大洋，旅费难以筹办，不赴试的人也很多；那么放宽录取名额，以惠及海外士林，确实是维系人心的首要事务。澎湖十三澳的各村社都有蒙塾，是百姓自行聘请蒙师来教育儿童，束修厚薄不一，各随当地习俗，与台湾番社的社学不同。胡建伟任通守时，仿照陈榕门的办法，每年二月中旬召集澎湖所属各社的塾师，考核一次。又仿照程纯公的办法，因公下乡时，亲自到塾馆去，把儿童所读的书纠正句读。对教导不好的塾师，就调换安置；对勤勉而教学得法的，就表彰奖励。儿童能够背诵书籍、讲解义理，并且熟练背诵《圣谕广训》的，发给纸笔作为奖励，以示鼓励。这种儒雅吏治教化的美谈，直到今天还在流传。至于义学，过去一直没有设置。光绪三年，通判刘家骢在妈宫、文澳各设义学一所，捐出养廉银作为束修。不久刘家骢离任，义学也随之停办。据我私下观察，澎湖岛十三澳之内，每个村社都有蒙塾，读书声彼此相闻；而每年的束修，少的只有一、二千文。所以即使是贫民，也会送子弟入塾读书，读上两三年后才改学其他行业。因此村塾已经非常普遍，没有必要另外设置义学。只是书院经费虽然充裕，膏火补助却不多，无法作为鼓励学生的资助；这一项尤其需要筹办。宾兴、试馆（附） 道光二十二年，通判王廷干责令举人、廪生陈玉珩和生员陈大业等劝募宾兴款项。七月，瓦硐港监生张腾赉、生员黄春桂各捐饼金五百元，共一千元，都交由生员叶清澜经手生息。每逢乡试，每人发给银二十元。每年年底编造四柱清册，送官查核。道光二十六年，通判邓元资劝募小宾兴公项，作为每科生员、童生赴郡参加道试的费用。生员张对扬、监生张腾赉各捐五百千文；监生刘元成捐左营街瓦店两座，价钱二百二千文，缴交契据存案；邓元资首先倡捐一百千文；监生黄元基、合兴号各捐二百千文；其余捐款数十千文不等。合计二千五百余千文，交由生员陈国栋经营生息，约定每次每人发给三千文作为考试费用，利息抽出后分发。剩余利息作为书院膏火，年底造册送官查核。现在左营街的店屋还在，拨归总董管理。光绪十一年，通判程邦基清理书院以前的欠款，开始修盖店屋收取利息，用来充作各项费用。每逢乡试宾兴，就从书院经费中提出三百元或二百元，作为士子参加乡试的旅费，按名额平均分发。只有小宾兴这一项，仍等待筹议。澎湖试馆设在台湾郡治（土名二府口）。乾隆年间，前任通判胡建伟卸任后，在台湾捐资兴建。馆内有前后两进，每进各有一厅二房；右边有护厝房五间，匾额题为“澎瀛书院”，是应试诸生的公共寓所。馆内祭祀前任通判黎溶。道光二十九年，从小宾兴款项中抽出铜钱一百千文加以修理。光绪五年，增生陈维新又添建敬字亭；但房屋多已倒塌，应该赶快筹款修建。省城会馆在同治初年创建。训导魏缉熙（台湾人）因澎湖绅士蔡继渐辞退银号、领回款项，先挪用四千元，在省城南台买地创建台澎会馆；再用捐题所得的款项归还本金。于是台湾、澎湖参加乡试的诸生，刚一登岸就可以得到休息，行李安置也都称便。

译书院 乾隆三十一年冬，通判胡建伟批准贡生许应元等人的请求，在文澳西侧捐资兴建书院（距厅治三百余步），到第二年孟夏落成。中间是三楹讲室，祭祀宋代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五位先贤；前面是三间头门，中间架设魁星楼；后面是三间堂屋，中间祭祀文星；左右两间是山长的住处。东西两侧耳舍各十间，是诸生学习的地方，匾额题为“文石书院”。文石是澎湖的特产；这种石头五色斑斓，文章光彩灿烂，所以取此为名。又撰写学约十条，用来教导诸生。乾隆五十五年夏，书院毁于风灾，知府杨廷理来澎湖抚恤灾民，命通判王庆奎筹集资金修葺。嘉庆四年，通判韩蜚声捐出养廉银重新修建，改建魁星楼，把后堂改为三楹讲堂，匾额题为“有志竟成”。嘉庆二十年，通判彭谦在书院后面再建五间房屋，用来祭祀文昌。道光元年，通判蒋镛重新刻印学约，悬挂在讲堂东西两壁。道光七年秋，蒋镛与协镇孙得发、游击江鹤等捐出养廉银倡导修建，并亲自担任主讲，以束修充作工资。道光九年春，在巽方改建魁星楼，取文明兴盛之象；把文昌祠向前移一丈，并增盖拜亭。负责督工的是生员吕作屏，劝募捐款的是生员王云鹏等人。道光十年冬工程落成，距离胡公创建书院的年份已经整整六十年。又详细请示拨给税饷、筹款生息：春秋祭祀文昌，恭敬地使用太牢；丁祭日动用书院生息，使用少牢，并祭祀胡、韩二公。后来虽多次修葺，但前进和耳舍年久失修，终于倒坏。光绪元年，董事生员蔡玉成邀请绅士陈维新、许树基、黄步梯、蔡荣贤等人重新商议修建，认为后进文昌祠规模稍小，议定扩建扩大。当时连年秋收丰收，士民踊跃乐于捐款。有郊户职贡黄学周首先捐出三百两，作为翻盖后殿的费用。于是协镇吴奇勳、通判唐世永、刘家骢以及郊户、殷户等都捐出大笔钱财（当时举人郑步蟾、监生林琼树、武生高其华捐修魁星楼刚刚完工，也一并捐助）。蔡玉成又多方劝募，共筹得二千余两；他与黄步梯、蔡荣贤以及黄步梯的儿子诸生济时在书院督工，寒暑不停，到第二年冬天落成；规制宏大宽敞，房屋焕然一新。后殿增盖两旁精舍，左边祭祀胡、韩二公以及前任通判蒋镛、王廷干的禄位牌。讲堂中厅祭祀造字的仓颉圣人。又在外院建造惜字亭。当时书院经费紧张，宾兴、膏火费用不足，蔡玉成多方筹划来延聘山长，并亲自前往台湾向道台刘某禀报请求，筹拨经费；宾兴、膏火费用才开始充裕。光绪年间，通判程邦基在城内修建程朱祠，于是山长都住在祠内。只有春秋祭祀时，才到书院举行礼仪（碑记见“艺文”）。谨按：书院经费既然充裕，官师每月的课试，自然可以闭门考试，使他们充分发挥一天的才能，这样才有益处。至于过去办理经费，专门责成总董一人负责；贤能的人固然足以有所作为，不必担心受到牵制；不贤的人则弊端很多。不过以前都是把现钱分别借给各位绅士、商人，转眼间人事变动，就使总董无法继续追讨。现在课项、店税等款项都是每年收取、每年结清，不必担心本金被侵蚀。只是考察内地书院经费一旦归官府办理，胥吏没有不舞弊的；厦门紫阳书院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计策不如选择三、四名公正的绅士，斟酌制定统一章程，按年轮流管理，并把账目送官府存查，这也是长久维持的办法。学约十条（前任通守胡建伟撰） 第一，重视人伦。古代乡学、序学和学校的教育，都是为了阐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样说来，人伦难道不是教育者最重视的事情，而是求学者必须首先学习的吗？试想，人生哪一天不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中的人交往？圣贤哪一句话不是在阐明五伦的道理？孟子说：“规和矩，是方圆的最高准则；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准则。”又说：“尧舜的道理，不过就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项教诲列在首位，认为求学者所学的不过就是这些；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学习这些道理的方法。至于修身、处事、待人接物等条目，都应放在后面。因为人伦的道理，由上天赋予人就叫作性，顺着本性实行就叫作道。性和天道，是学问的根本源头；但其实际不过是在日常人伦生活中，各自尽到应尽的本分，就足以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中庸》这部书，广大到没有外部，小微到没有内部；推展开来可以充满六合，收拢起来则退藏于深密之处。说它广大无外、细微无内，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就是最高极致，不能再增加了。其中真正能够用力实践的关键，就在于凭三种达德来实行五种达道，逐步达到最高境界，哪里还有别的呢？不过，人伦固然应当重视，而孝又是各种德行的根源，也是五伦的根本。一个人如果能够好好侍奉父母，必然也会厚待兄弟、和睦妻子。要寻找忠臣，必定要到孝子的家门去寻找。天性厚重的人，对朋友也不会刻薄；以至于明察天地、通达神明、光照四海，哪一样不是孝心推扩所达到的呢？假如身在学校之中，家门以内却有许多惭愧之事，那就是天性越来越薄；与反哺的乌鸦、跪乳的羊相比，连禽兽都不如了，又怎能指望他忠于君主、信于朋友、亲爱亲族、尊长敬长呢？在清静的夜晚自己想一想：凭什么做人，凭什么做儿子，更凭什么称为求学者？难道不应该警醒地知道应当重视什么吗？

译第二，端正志向。志，就是心之所向。人的心一会儿想到这里，一会儿想到那里，志向必定先向着某一道路，心才会跟随它前往。比如行路的人想往东，志向就先朝东而去；想往西，志向就先向西而行。志向有明确方向，正如射箭要有靶子。因此求学者的志向，如果方向不端正，就不可能有所作为。《礼记》说：“入学一年考察能否断句、辨别志向。”这是说儿童从师学习的年纪，必须先使他的志向端正，然后才能逐渐进步，直到智慧思虑通达，达到大成的境界。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也必须从十五岁立志学习开始，后来才能做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朱熹说：“书没有记住，熟读就可以记住；义理不精，细心思考就可以精通。只有志向没有立定，才真是无处着力。”世人读书，不以道德为志向，却以功名为志向，方向已经错了。何况所谓功名，也不过是科举名次和官爵，并不是真想建立功业、树立名声以流传不朽。把富贵当作功名，富贵之外又有什么呢？趋向不端正，所学都不正确是理所当然的。一点点的差错，最后会造成千里之谬，原因正在这里。如今生员、童生之中尽有资质聪颖的人，只是志向不专一，受到习俗沾染，不能摆脱出来。即使勉强入学，也时作时辍，连口头记诵的功夫都难以做到，更何况修养心性之学呢？白白浪费光阴，最终一事无成，实在可惜！试看汉代儒生董仲舒放下帷幕发奋学习，潜心于大的学业，三年不曾一次窥看家园。宋代范文正公范仲淹断齑划粥，勤学自励，做秀才时便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何等的志向！你们诸位生员难道不应当努力吗？第三，辨明天理与人欲。人人都有本性；本性就是天理。本性表现出来成为感情，感情一动便产生欲望。这正是危险与隐微的分界，也是圣人与狂人的区别，难道可以不加辨别吗？刘子说：“烟产生于火，却使火气郁滞；冰产生于水，却阻遏水流。所以烟少而火旺，冰融而水通；本性贞正，感情就会消退；感情炽烈，本性就会泯灭。因此珍珠明亮，尘埃不能附着；本性明澈，情欲也不能污染。”又说：“要收束情欲，先收敛五关。”这是说五关不被突破，五种德性就不能进入。比如孔子评论人的时候，必定先从富贵、贫贱说起。一个人必须能够在富贵时不留恋，在贫贱时不改志，取舍的界限才会清楚；取舍清楚，存养功夫才会严密；这样才可能逐渐坚持到底，连吃饭时也不违背仁，在仓促急迫、颠沛流离时也始终遵循仁。求学者如果能在这里辨别清楚、守持坚定，即使站在高达千仞的峭壁之上，又有什么困难不能与圣贤同归呢？《东庄学约》说：“米盐家务、妻子儿女以及各种事务应酬，都用道心来处理，就没有一件不是合乎道的。如果让豪华富贵萦绕心怀，豪杰的志气也很容易因此全部丧失。比如参加科举这一件事，对于明白义理的人来说，入场赴考、辨认题目、作文，不过是把平日的学养发挥成圣贤的道理；至于能否考中，就听凭天命，丝毫没有侥幸取巧的想法。如今的人却满心都是欲望，进入考场必定想着用诡诈手段求取机会；胡乱拟题、抄袭旧本，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朱熹说：‘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自己拖累了科举。’又说：‘处在如今这个时代，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会参加科举，难道科举能够拖累孔子吗？’天理与人欲同样同行，情形却如此不同，难道不应该加以辨别吗？” 第四，勉励亲身实行。吕献可曾说：“读书不必多，读懂一个字，就实行一个字。”伊川程子也曾说：“读一尺书，不如实行一寸。”因为读书而不努力实行，只是在说空话。如今我们生在圣贤之后，凡是自身尚未实行的，都是古人已经实行过并写入书中的。因此诵读时，不能把书看成书、把自己看成自己，认为书与自己毫不相干。必须像朱熹所说：“一定要把圣贤的话落实到自身。”比如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比如出门、比如见到贵宾等事情，都必须在自己身上体验检验：我是否真的能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能以敬意为主而实行宽恕？每件事都这样做，才会有益。又如颜子所说：“对于不知道怎样奉养父母的人，希望他观察古人如何体察父母心意、承顺父母脸色，和颜悦色、低声下气，不怕辛劳，只为让父母得到甘美柔软的食物；使他警醒惭愧，起身实行。对于不知道怎样侍奉君主的人，希望他观察古人如何守职而不侵夺，见到危难便献出生命，不忘诚恳进谏以有利于国家；使他悲切自念，想要仿效古人。对于平素骄傲奢侈的人，希望他观察古人如何恭敬节俭、节约费用，以谦卑自守，以礼作为教化根本，以敬作为立身基础；使他惊惧自失，收敛容色，压抑骄矜的志气。对于平素鄙吝的人，希望他观察古人如何尊崇道义、轻视钱财，少思少欲，忌讳自满、厌恶盈余，周济贫困、救助匮乏；使他惭愧悔恨，积聚财物却能够分散救济。”由此引申推广，做每件事都依照古人已经形成的法则去做，就是读懂一句、实行一句了；这样不就是亲身实践的君子吗？第五，尊敬老师和朋友。传授道理、解答疑惑，没有比老师更重要的；劝人为善、规正过错，必定要借助朋友。老师和朋友，是人成就德行和事业所凭借的力量。《尚书》说：“以善为师。”又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礼记》说：“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老师和朋友难道不重要吗？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鲁国如果没有君子，子贱从哪里取得这些品德呢？”这是说子贱能够尊敬老师、结交朋友，从而成就自己的德行，所以孔子称赞他。考察古人，没有不尊重老师和朋友的。比如宋代贤人杨龟山、游定夫侍立在伊川程子身旁；程子偶然闭目静坐，杨、游二人仍侍立不离。程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有三尺深了。古人尊师重道，就到了这种程度。至于朋友，正如朱熹所说，是“五伦的纲纪”。有的人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中，存在难以启齿的隐情和无法说明的心事，积累成嫌隙怨恨；得到一位良友，替自己排解，替自己解开纷争，委婉周全地斡旋、维持、调护，使彼此能够恢复从前的友好，这对人的益处更加不浅；何况勉励实行、勤奋学习、质疑问难、读书作文，没有一件不需要向朋友求证。

译朋友所关系到的重要性，又有如此。《诗经》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难道不是这样吗？可是世上的人没有尊师的诚心，也没有求取益友的实际心意，把老师和朋友看作过路客人，难道不可悲吗？即使极力标榜尊师，也不过是送丰厚的束修、隆重地讲究节礼，把这些当作敬意罢了；至于尊重德行、喜爱圣贤之道，则完全没有谈到。对待朋友即使情意深厚、表面亲切，也只是用酒食往来表示亲密，以谈笑随便、无拘无束表示莫逆而已。至于所谓以文章结交朋友、以朋友辅助自己培养仁德，又在哪里呢？你们诸位生员应当以古人为标准要求自己，以今人为镜鉴。第六，确定学习课程。《礼记》说：“每年入学，中年进行考核；入学一年考察能否断句、辨明志向，三年考察能否敬业并乐于合群，五年考察能否广泛学习并亲近老师，七年考察能否讨论学问、选择朋友，这叫小成；九年达到智慧思虑通达，这叫大成。”这是古人求学的次序和法程。何况今天的人想学习古人，难道可以没有规矩吗？孟子说：“大木匠教人，必定使用规矩；求学者也一定要有规矩。”课程就是木匠的规矩。想要读书，难道可以不确定课程吗？制定课程的方法，没有比程畏斋按年月日规定读书日程的方法更好的了。这种方法兼顾本末，体用完备。陆清献说：“这不是程氏的方法，而是朱熹的方法；不是朱熹的方法，而是孔子、孟子以来教人读书的方法。”其受到尊信到了这样的程度。现在书院内仿照此法，要求诸生各自置备一本簿册，作为每日课程记录。当天读什么书、从哪里读到哪里，或者读生书、或者温习旧书，以及先生讲授什么书，午间学习什么、夜间学习什么，都逐一登记在簿册内；要据实检查，不得虚夸滥记。日积月累，逐年积累，历历可考，功夫有恒，自然会不断进步。每隔五天，还要按照簿册从已经熟读的书中抽取内容背诵一次。有时我在公务之余到书院，也按照簿册抽背，以检验他们对书的生熟程度。如果有人能够从头到尾背诵，背念时一个字也不忘，就发给纸笔费用，以奖励他的勤奋和才能。如果有人擅自在簿册中胡乱填写，背念却不熟，就申斥并处罚，以此警戒懒惰的人。至于作文，每十天作文一篇，作五言排律诗一首；夏天则作策论一道。务必用一天的功夫完成这一课业，不许点灯熬夜继续完成。平日用功，应以看书、读书为急务，不像临近考试时那样大量写时文来熟悉应试技巧。每天讲书以后，要再看书：先把正文的意思通读理解一遍，再看原书注释，然后看《大全》等书的讲章。这样下功夫，书中的义理自然会逐渐明白。四书既已明白，经学就会势如破竹地贯通了。第七，读经书和史书。经书如经线，史书如纬线。求学者必须读经，然后才能考察圣贤已经形成的法则；同样也不能不读史，读史后才能了解人物和时代。十三经、二十二史，难道不是求学者必须读的书，也是学问的根基吗？如今国家选拔士人，乡试、会试的第二场考经义四篇，这是重视经学。至于第三场，常常用历史事件出策题考试，史学又何尝不重要？因此经与史不能偏废。世上的求学者把读书只当作写文章；正如薛文清所说，学习举业的人读经书，只是安排用来写时文应试，认为与自己原本没有关系，所以一时用来求取仕进的，都是古人的糟粕；终身用来处理事务的，都是生来形成的气质习惯，这与不学习有什么区别？不过，这种读书即使没有修养心性的益处，仍有记诵的功效。只是近来考场中拟题这一件事，最为恶劣鄙陋。不出题的内容，突然也不肯放过；即使出题的地方，也不过略知大意，只能勉强敷衍成文。更有抄袭雷同的，连章句也大多茫然不知。本经尚且如此，其他经书就可想而知；又怎能指望他们兼读各史，成为学识广博、融会贯通的儒者呢？但人的资质禀性不同，聪敏迟钝各有差异，笼统要求人人熟读经史，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不过也有办法，可以按次序逐步推进。那就不如仿照欧阳文忠公限制字数读书的方法，按照中等资质的人来定标准，每天约读三百字，四年可以读完《四书》《五经》《周礼》《左传》等书。依照这个办法做下去，史书也可以全部读完。只是还要靠勤奋的人自己取得成效。求学者如果能够像朱熹所说的那样振作精神，如同救火治病，如同撑着船逆水而上，一篙也不能放松。这样用力读下去，又有什么书不能读完呢？难道只是经史而已吗？第八，端正文体。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的；无论繁复纤巧还是简约，都要适中，篇幅长短合乎尺度，没有不讲究文体的。因此，文体就是文章的规矩准绳，难道可以不端正吗？如今朝廷选拔士人，重视科举文章，要求文章清楚真实、典雅端正。上面以此求取人才，下面以此应试，所以文章无不受约束，文体无不端正。平淡、浓厚、奇崛，各自形成一种体格，都足以符合取士标准。至于肤浅、卑弱的文章，虽然不合程式，但这种文章如同人的体质稍弱，病在枝末，元气还没有受损；服用汤药，吃些精美食物，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强壮，仍然可以成为完整的人。只有一种艰深怪僻的文章，把荒诞当作新奇，把背离正道当作超脱，这与病入膏肓、外强中干有什么不同？即使有扁鹊、和缓这样的名医，难道还能救治吗？这类文章都假托江西派的一种说法来误导人，于是日复一日沉溺其中，不知道回头。江西五子的文章，有的构思在落笔之前，有的精神驰骋于题目之外，各自形成一家风格；但按察题目位置和题目义理，仍然一丝不乱。这正是这种文章可贵、可以流传的地方。如今的人没有这种本领，只会抄袭险怪的字句来装饰表面，弄出牛鬼蛇神般的东西，想要欺骗别人，结果只是欺骗自己罢了。但我认为，要端正文体，更应当先端正题目。如果想出截搭题来考察学人的灵思妙想，也不能割裂得过分，以至于首尾不能贯通、上下没有联系。近来见到坊间刻本，往往有把“两匹马的力量”和“齐国饥荒”等内容牵强拼接成题目的。学者遇到这种题目，又怎能不凭空制造、支离附会呢？这与鞭策一匹不受驾驭的马，却想让它按照我的驾驭奔驰、放缓缰绳、使铃声和谐，游行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有什么不同？怎么可能做到呢？

译第九，珍惜光阴。人生百年，共有三万六千日，光阴看似很多；但其中可以用来读书的时间，从七、八岁到三十岁，只有二十二、三年而已。即使按照陆槎亭《分年读书法》所说的，从五岁到十五岁十年诵读，从十五岁到二十岁五年研读讲卷，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博览涉猎，总计也不超过三十年。真正读书的日子，能有多少呢？孔子说：“四十岁还被人憎恶，这一生也就完了。”又说：“四十岁、五十岁还没有声望，也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因为人到了四十、五十岁，血气逐渐衰退，精神日渐减少，眼睛开始昏花，记性也变差。《礼记》说：“四十岁出仕，五十岁任职掌政，没有听说有人到这时才开始求学。”我看现在的人，读书却突然放弃的固然很多，姑且等待以后再读的也不少。他们说今天不读还有明天，今年不读还有明年，却不知道眼前这一刻，就是百年中的一刻。日月不断流逝，想挥动戈来挽回也不可能，叹息又哪里来得及呢？今年书院落成，你们诸位生员聚集在其中，白天有明亮的窗户和洁净的几案，夜晚点灯燃烛读书，实在拥有读书的乐趣。正应当立志潜心修习，及时勤勉学习，绝不能聚居闲坐，三五人闲谈，以至耗费精神、荒废时日。若遇春日佳辰和节令佳节，放假一天，也只是借游玩调适性情，以舒展天性的一点机趣；如樊迟跟随孔子游于舞雩，仍不忘请问崇德之事，那么游玩又哪里会妨碍学习呢？至于家中有事，或日久后回家省亲，也是人之常情，不能避免；但必须回禀先生，在请假登记簿内登记，限期回来销假，总不得超过五日。过去乐羊子外出求学后归来，他的妻子便割断织机来劝戒他。妇人尚且如此懂得学习的重要，假如无故频频请假想家，不仅会被师友责怪，也会愧对妇女；怎么可以对有限的光阴漫不经心、不加珍惜呢？第十，戒除喜欢打官司。古人说过：饿死也不要做贼，气死也不要告状。贼，是加害他人的名声。一个人做贼，会被乡里的舆论所不齿，也为国法所不容，卑贱可恶到了极点。而告状的人与此相似。因为告状之人常用虚假言辞构陷他人，败坏他人的名节，倾覆他人的身家，与盗贼没有区别。事情虽不同，情形却相同，所以特别说明它的危害，郑重地加以告诫。比如《易经》以“天水”命名“讼”卦，卦义是外表刚强而内心险诈；或者前者刚强、后者险诈，或者彼方刚强、此方险诈，双方互不退让，于是诉讼便兴起了。喜欢打官司的人，没有不是刚强险诈的。一个人好讼，大抵一定贪婪暴戾而崇尚意气，工于心机而诡诈。放任这种刚险的性情，明处便舞弄文法、玩弄法律，暗处便含沙射影、暗中中伤。或者倚仗自己善于诉讼，颠倒是非；或者挑唆别人争讼，混淆曲直；罗织严苛文法，企图巧妙地陷害人；制造嫌隙，图谋获得重酬。无知的人称他们为讼师；有见识的人鄙称他们为讼棍。这种人的品行，实在是乡党的鬼魊，也是名教的罪人。即使偶尔法网疏漏，时常有能吞舟的大鱼漏网，即便天地神明，也绝不会因此稍稍宽待他们。姑且就诉讼之事来说，告状时，每天都要在衙门前等候；有时官府出署，便拦住道路跪下；有时公堂开门受理告状，便俯伏在台阶前。官员呼喝，差役呵斥，还要厚着脸皮忍受，这是一重苦楚。假如不予受理，还必须再次告状。幸而准许审理，发下票据时，承书又百般勒索刁难，于是还要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委婉顺从，超过孝子侍奉父母。等到差役到了家里，又要设接风酒、送下马钱，恭敬迎接款待，超过对贤宾嘉客的礼遇。只要有一点不合他们心意，便要喝你的酒、发你的威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是第二重苦楚。到了临审时，一切保邻、词证也都要供养，任由他们在酒楼茶馆游宴；百般逢迎，总想借此使他们偏袒自己。又有派摊的堂上杂费，一班衙头、皂快如同饿虎遇到羊，必定要把人逼得无法生存。若不是遇到廉明监察的官员，身家必然立即破败。况且等待听审，从辰时到酉时，一步也不敢离开；心惊胆战，忘了饥饿，顾不上吃饭。若遇到事务繁重的地方，职官因公外出，又必须收回牌票、另贴告示，十天一月都没有确定期限，这是第三重苦楚。至于审理之后，真相大白，轻则受到训诫，重则定罪拟刑，有什么好处，竟要乐意这样做呢？你们这些生员读书明理，心平气和，既没有刚强险诈的性情，假如受到非礼的侵犯、遭遇蛮横的对待，只要以情理排解宽恕，又有什么难以像冰雪消融那样化解的呢？即使万不得已，必须向官长申诉，也应根据事实直截书写，仍不失忠厚之道；这样便有中途警惕的吉利，而没有最终凶险的诉讼。千万不要倚仗官府厚待我，便奔走于公堂；不要倚仗自己与衙门熟悉，便钻营谋求于贪蠹的吏员。应当遵守卧碑的训示，一心专意于诗书；品行端正、行为清白，谁会不爱护敬重呢？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们这些生员做了职官，看到这类喜欢打官司的人，又有几个不会憎恶他们呢？续拟学约八条（主讲林豪撰写） 一、经义不可不明。士人君子钻研经书，是为了将来施用于世；必须能够明白经书的义理内涵，这样见识才能坚定，理解才能精深，立论才有本有末，用来治理世事，自然没有难以处理的事情。比如汉代儒生用经义判决狱讼，用《洪范传》推度时事，都能与事实吻合。所以先哲说，读懂《论语》一半便可以治理天下，并不是夸大之言。研究经书，必须先读《注疏》，选择精要详备的说法，最后归结于一个正确结论。若是在科场考试考经解，就应以各家学说作为铺陈波澜，以御纂和朱子的说法作为主旨。朱注虽然是所崇尚的，也应当分别看待。例如《周易》应当学习汉学。其中最著名的，像《虞氏义》一书，已经由本朝惠定宇、张皋文等诸家加以阐发，尤其是入门学习汉《易》的途径。大体上要从六爻的变动、阴阳的错综入手，先弄明白其中的数理。因此研究《易》的人，必须有图画；就像《春秋大事表》《舆地》等书，也都有图说，用来明白方向，对于天下大势、远近强弱，才能了如指掌。其他如《毛诗小序》，也绝不可废弃。如果能汇集各家说法而自己发表新的义理，也可以作为补充的一种解释。大体说来，《六经注疏》经过御纂折衷，内容固然已经灿然完备；然而圣贤的义理和道术，本来就是无穷无尽的，如近世江慎修的《乡党图考》、阎百诗的《四书释地》，都足以凭专门学问成为名家，补充前贤尚未完备之处。学者能够会通这些学说，就可以了。

译一、史学不可不通晓。史学有三类：一是正史，如司马迁、班固的著作；二是编年史，如《通鉴纲目》；三是纪事本末体，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其他《三通》《地志》等书，都是史学的支流，涉猎即可。史书浩瀚如深海，苦于难以全部读完，所以研究史学的人，必须从朱子的《纲目》开始。方法是每读一朝代的史书，便设立一本簿册，选取其中事迹重要的、议论精辟的、字句典雅的内容，亲自抄录一本。或者按一年所读的书，选择其中文辞尤其贴切、意味深长的，随手摘录，粘在墙上，以便早晚熟读。到年终时，揭下来分类，抄成一本。年年如此，有三种益处：一是可以知道古今的事变和人物品行的贤能或不肖；二是可以认识史家的笔法，以及义例的异同；三是典雅的字句随意摘出，可以作为写文章时取用和补益的材料，更觉得取之不尽。这些都是读诸子、史书和百家著作的好方法。然而读书还要以古人为友，必须能够知人论世，所以有时读到疑难的事情，不妨合上书思考，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自己应当如何处理？然后再看古人究竟是怎样处理的。这样对于增长知识，尤其很有帮助。一、《文选》不可不读。《昭明文选》一书，是古代学问的总汇、词赋写作的津梁。自唐代以来，即使李白、杜甫还教孩子熟读并精通《文选》，怎么能因为难读就搁置不读呢？即使京都、江海等赋，字多奇特冷僻、难以通晓，也不妨分段选取。至于屈原的《离骚》、诸葛武侯的表文、《春秋》《毛诗》的序，以及苏武、李陵、陶渊明、谢灵运的诗，都收录在其中，应当选择其中明白易懂的几十篇，亲自抄写一遍，早晚吟诵，作为根基，这样下笔自然可以避免俗气。古人说，做秀才的人，胸中眼中没有《纲目》《文选》这两部书，怎么能称为秀才呢？因为只有熟习这两部书，胸中才会有古人，笔下才能超越当时的人。一、性理之学不可不讲求。本朝儒臣编纂的《性理精义》，都是采择有宋以来先贤五子的学说，如《通书》《西铭》和《太极图说》，文辞旨意深远，都是理学中最精微的内容。湘乡罗忠节公罗泽南，就是根据周子的主静之学，推演成为兵法，所以一生战功显赫。他门下的弟子，大多也能奋起抵御大难、击败大恶之人，也都是以老师的学说为根本。因为此书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博，假如能够明白其中一个义理，再推演运用出去，也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学习的人只须根据自己性情所接近的方面，选择文辞和义理能够通晓的来读，自然会有所领会，也不必拘泥于字句，琐碎地争论心性，以至受到胶柱刻舟般的讥笑。一、制义不可没有根本。古人说，制艺写得好的人，并不是从专写制艺中得来；试帖诗写得好的人，也不是从专写试帖诗中得来。如果只在制艺、试帖诗本身上下功夫求取，诗文未必能够写好。因为胸中没有数千卷书，怎么能独具眼光，下笔畅达呢？即使竭力摹仿当时的墨卷，铺排涂饰，学习它的套数，初看虽有机巧声调，仔细推究不过是合掌雷同，没有一句从本心流出，这样的文章有什么可贵呢？至于题目有层次，前后不可越次；题目有精微义理，一个字也不能放过。典故题要运用经义，贵在融会化用；义理题依靠朱注，贵在有洗练阐发的手法。题目尤其要前后联贯、情理相通，补充和旁证都要恰当。能够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先儒说：文章用来承载道理；又说：时文代替圣贤立言。虽然不敢执此标准来苛责当时的贤者，又怎么敢不努力求取实学，向最高标准学习呢？一、试帖诗不可没有方法。自乾隆二十二年起，文场开始加试一首试帖诗，排比声韵，法度极为严密。一个字不合韵，先前的功夫便全部作废，能不谨慎吗？至于结韵、抬头、颂扬，属于应制诗的体例，不得已才使用。如果全篇都是颂扬，澎地士人却常常喜欢采用，更是难以理解。这种体裁没有什么可用来讨好的地方，却最容易惹人厌烦，似乎不应轻易使用才对。能够写古体、近体诗的人，试帖诗即使不十分工巧，也不会有尘俗气。大体说来，试帖诗中上等的，莫过于《有正味斋》；九家诗次之，七家诗又次之。一定要淘汰不合时式的作品，选出其中最好的几十首，以便揣摩学习。古学以唐律为根基，而采用馆阁文章的格式。古学经解，在小试中可以像偏师一样取胜；何况平时能写古学文章，那么写试帖诗便会游刃有余，在考场中尤其有帮助。应当购买《律赋新编》和《赋学指南》两书，用来资助讲习，作为入门的途径。一、书法不可不练习。在考场中写字，好比善于涂脂抹粉的人，同样的资质，妆饰稍微整齐也足以引人注目。因此制艺都写得好，就比较诗；诗律都写得好，就比较字；再据此决定取舍，这是大体的原则。临摹字帖的方法，不只是蘸墨挥毫摹写，追求字形相似而已；必须选取古今名家墨迹，悬挂在墙间，或斜放在几案上，仔细玩味用笔的起止、安排疏密长短的方法，笔画的俯仰整齐排列，以及笔势气脉连贯而下，不能有错杂不匀的弊病。务必做到意念先行于落笔，精神与笔墨融为一体。所以从来没有楷书法度尚未写好，却能写好草书的人。至于用墨和蘸笔，也都有规程。墨要去掉胶质，笔要洗干净；试卷即使涩滞，也不应把它磨得光滑，这就是所谓善于办事要先使器具锋利。我国朝廷的法令规定，凡殿试、朝考，尤其重视楷书书法。鼎甲和馆选之人，都从这些考试中选出，怎么可以马虎呢？先儒说：写字端正工楷，也是专心恭敬的一件事；那么就不只是考场上应当谨慎了。可是澎地士人的书法，仍有很多不匀整的地方，连增添注释、涂改，也多不合格式。查考磨勘条例，每科由学政多有颁发；即使乡试考卷的题纸，后来也已经列明。做老师的，也应当教导弟子，有错误就随时指出纠正。平日必须练习到形成自然习惯，考场中才不会出错。如果认为这与文章写得好坏无关，便任意涂抹，这确实是在与科举功名为敌。大体说来，得失虽然有一定的命数，但人为的努力一定要先尽到，所以琐细之处也一并说到这里。古人说：三年心血，只争一刻的眼光罢了；有志向的人，请不要把这些话当作河汉而置之不理。

译一、礼法不可不遵守。《纪略》原本记载的学约，对于人伦、师友、立志、戒讼等说法，已经反复强调。现在特意把其中意思尚未完备的地方推展开来说。我们既然从事求学这一道路，就不能不以舌耕，即教书为业。舍弃这一行，便没有别的谋生办法。大体上，谨守礼法、约束自己，就像处女一样；心怀刑法、畏惧法律，害怕进入小人之列。这样竭力守住大节，也仅仅可以避免祸患罢了。总之，只要教诲有方，自然不必担心生活没有资财；但如果想在官府中上下其手，以沾取利益，那就是大错。因为自古以来清正的官员，一定能够依照事理办事。所以凡是有理的一方，都不必劳烦托我；理亏的一方，才想借助有分量的一句话，作为缓颊求情的依据。而一旦把这看作谋生的资本，又不能选择事情便预先介入，那么在主管官员那里已经看透了我的底细，会认为这种事本来就不是合乎道理的交涉。无论官员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将因这一句话而被轻视；以后即使再有至理之言，也反而不容易被采纳。至于贪墨的官吏，也有他们自己的本领，他们经手的事情自然自有人办理，本来不愿与正直士人接触；反而借口没有公事便不能往来，说礼义出自贤者，并以澹台子羽那样的人来对待我，那么我又怎能不以此自我要求呢？虽然如此，世俗事务也不是全都不能参与。假如至亲遭人倾陷，就应当竭力为他洗雪诬陷。又或者亲朋双方发生争斗，一定要苦口婆心地为他们平息怨恨。其他如保卫乡土、兴利除害这些大事，士人既然位居四民之首，又怎么可以不亲自承担责任？这些事情虽然属于仁义，也未尝没有益处，但我们坐而言、起而行，行动是由礼义推动的，不是由利益推动的，所以仍然不妨碍坚守礼法。礼法所包含的范围也很广，由勉亭所说的明辨人伦、坚定志向、辨别理欲、尊重师友，直到勉励亲身实行、戒除词讼，都包括并完备于礼法之中，都是应当遵循而不可逾越的。必须像处女那样坚定地守持，然后才能免于归入小人之列，能不谨慎吗？古人说：做秀才时，应当像闺女，要怕被人议论；进入仕途后，应当像健妇，要养活别人；退休居于林下后，应当像老妇，要教导别人。希望士子们懂得这几项道理，把它作为读书的根本，再以通经学古、作文写字的各条相互砥砺；从此日有所进、月有所长，彼此观摩而互相完善，士气蒸蒸日上，以便与中原士气代代兴盛相呼应；这又是我们这些人所乐于期待看到的后果。书院的租项，过去设有总董、值董，大小宾兴事务由董事分别办理。总董专门办理山长束修金（全年二百四十元）和书院中的各项杂费；所有租息及借项的收入支出，都由一人总管。历年的借项，大多被侵吞拖欠。以前的董事，有的收取本金而免除利息，有的连本金也折少；可是书院有费用需要向别人先借垫时，却必须偿还三分利息，于是导致收入不够支出。等到蔡玉成接任总董，除去逃亡无着的款项外，只剩下几百两本金和五座店屋。大井头街瓦店一座，每年税钱二十四千文。街内瓦店一座，每年税钱三十四千文。街仔口瓦店一座，每年税钱二万二千八百文。车程瓦店一座，每年税钱九千六百文。左营街瓦店两座，每年税钱三十四千文。书院旁小园两区（又于光绪元年购置书院前方小园一块，以扩充口埕，费用二十千文，立有契据）。值董专门办理春秋两季祭祀，以及按月给生员、童生发放膏火费；其租业、借项很多。有一片园地，分为四大段，在大城北面，共计三十万栽，每年园租一百千文，也因荒年折减租额，久而成了惯例。现在只剩八十千文，而欠款又几乎被侵吞殆尽，导致收入不够支出，膏火费早已停止发放。到了光绪元年，公众商议不再设置值董，将园租交给总董蔡玉成兼办。光绪九年，臬道刘准和董事蔡玉成禀报商议，把课馆裁减下来的陋规一千元拨充书院。不久因武弁要求减免，才议定每年从课馆贌户中提出五百元，充入书院，由厅署经手支取并开销书院各项费用，永远作为定例。光绪十一年，通判程邦基追查历来书院积欠及大小宾兴的欠项，一律清理。凡逃亡、死亡、绝户的欠项予以免除；其子孙尚可追偿的，酌情追还，数额多少不一；把旧账抹销划断，以清理纠葛。收回的款项，就在城内空地上建造店屋，收取租金作为书院经费。重新制定章程：每年岁试、科试两次考试，旧生中取列一等者，新生中取进案首者二人，担任当年的董事。由绅士蔡玉成、黄济时、徐癸山三人轮流监督管理，并管理程朱祠。每年山长束修金，除年节费用外，另加薪水、小课、跟丁等各项费用，以及春秋丁祭、董事薪水、生员童生膏火、宾兴等费用，都由董事向官府支领。每年使用存款项，新旧董事轮流交接，依照章程办理，造册备查。现将店屋开列如下：第一号、第二号店两座（地址在镇署衙门旁）。第三号至第九号店七座（在东门内，原在善后街，因改建镇署，所以迁建于此）。第十号至第十三号店四座（在镇署东辕门口，原为善后街的店铺）。第十四号至第十八号店五座（在厅署照墙后。这五座店原在善后街，因开建镇署，所以迁到这里）。第十九号店一所（在祈福巷土地公庙旁）。第二十号店一座（在城隍庙照墙后）。选举 选举表（上） 进士 道光甲辰科：蔡廷兰（林投澳人。会试中式第二百零九名，□试二甲六十一名，即用知县，签掣江西，补授峡江县知县，升任同知，有传记）。举人 道光丁酉科：蔡廷兰（本省乡试中式第三十一名，又见进士条）。咸丰壬子科（陈翔墀榜）：郑步蟾（妈宫澳人。中式第五十八名，报捐候补同知，分发广东，加捐四品衔）。同治庚午科（赵启植榜）：郭鹗翔（妈宫澳人。中式第三十八名，大挑任教谕，历任台湾府学教授、台湾县学教职）。钦赐举人 嘉庆癸酉科：辛齐光（由岁贡取得资格，有传记）。拔贡 道光丁酉科：蔡廷兰（道光□□年由府学廪生选拔，这一年乡试接连考中）。岁贡

译康熙五十二年：颜我扬（西屿人。由台湾县学官出任归化县训导，有传记）。乾隆三十六年：吕崑玉（由县学出身，以上见《纪略》）。乾隆三十六年：许腾龙（由县学出身）。乾隆五十年：陈元辉（由县学出身）。嘉庆六年：辛齐光（由府学出身，以上见《续编》）。道光□□年：郭开荣（由彰化学出身）。咸丰七年：陈玉珩（由厅学出身）。同治元年：郭朝熙。选举表（下） 封赠（按：以下所列之人，无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都必须因为子孙取得官职，接受封赠，才可以载入。又如本人尚未任官，却因公去世后蒙受恩典追赠的，也可以列入。此外，已经因本人做官而获得封赠的，不再记载。） 洪盛，洪就的父亲。雍正元年追赠武德将军。许启成，许元吉的祖父。雍正十三年，追赠明威将军。许翰宾，许元吉的父亲。雍正十三年追赠明威将军（以上见《续编》）。蔡君超，双头跨社人，蔡廷兰的祖父。道光三十年追赠文林郎。蔡培华，蔡廷兰的父亲。道光三十年追赠文林郎（有传记）。林崑牙，因为孙子林廷桢显贵，追赠武略佐骑尉。林日中，因为儿子林廷桢显贵，敕封武略左骑尉。高荣，因为孙子高其华显贵，追赠武德骑尉。高清标，因为儿子高其华显贵，追赠武德骑尉。彭衢亨，西屿缉马湾社人，廪生。同治十二年，奉文办理团练，带着乡勇名册到厅署听候点验，渡船沉没。钦差大臣沈以附片请示抚恤，奉旨追赠盐运使司知事的官衔，并荫佑一子入监读书。荫袭 彭彦，西屿人。因父亲彭衢亭奉公办事时溺水身亡，授予九品荫生，准许入监读书，按县主簿资格铨选。行伍（按：澎营由丙标派遣戍守，所以本地土著入仕的寥寥无几。现在凡是从其他地方入伍，或由本营暂时招募，后来取得官职的，即使官职低微也一律记载，作为澎人入仕的开端。） 林青露，妈宫澳人。道光初年，由水提标入伍，补授外委，戍守澎湖，考选拔补把总，因病去世。林日光，妈宫涣人。道光年间由水提标入伍，补授外委，戍守台湾，升任澎湖千总，委署左营守备，因病去世。黄赞承，妈宫澳人，籍贯金门。咸丰年间由澎湖充任兵员，承办稿书，补授安平右营额外，升任澎湖右营把总，赏加五品衔，辞职退任，改捐文职。王立本，妈宫澳人，籍贯同安。同治初年由澎湖充任兵员，补授安平外委，拔补千总，署理中营守备。吴见祥，妈宫澳人。由澎湖充任兵员，同治年间补授外委，七年奉命裁撤。刘青华，妈宫澳人。由澎湖入伍，补授外委，换班驻铜山营，升任南澳左营把总，记名为千总。高缵荣，继承弟弟的职务。由澎湖入伍，补授外委，换班驻铜山营，记名为把总。王建功，八罩水垵人。从安平充任兵员，补授沪尾营外委，升任澎湖右营千总，尽先补授守备，委署右营都司。陈奏功，妈宫澳人。由澎湖右□入伍，办理稿书，赏给五品顶戴，拔补沪尾外委，尽先补授把总。高其华，妈宫澳人，籍贯同安。由厅学武生充任兵员，补授左营外委，赏加五品衔，擢升左营把总，委署千总。林阳春，妈宫澳人。由澎湖入伍，补授额外，尽先补授外委，赏给五品顶戴。林廷桢，妈宫城人。由行伍出身，任澎湖右营千总，代理左营守备。王连贵，妈宫城内人。任澎湖镇标左营把总，光绪十八年预保尽先补授千总。黄朝熙，妈宫城内人。任澎湖镇标右营额外，赏戴六品顶戴，预保尽先补授把总。军功（按：澎人因军功取得官职，自康熙六十年以后，极少听闻。《续编》没有记载一人，想来遗漏很多，待查明后补录。） 洪就，瓦硐澳人，籍贯金门。康熙六十年因平定朱逆的军功，屡次升迁，做到广东碣石镇中营游击（有传记）。洪选，林投澳人（有传记）。颜得庆，林投澳人（有传记）。许翰冲，林投澳人（有传记）。许郑胜，许翰冲的侄子（有传记）。许元吉，许翰冲的侄子（有传记）。张启琫，赤嵌澳人（有传记）。杨彬，吉贝澳人（有传记）。许顺，八罩澳山寮社人。康熙六十年因平定台湾的功劳，被授予守备。蔡王文，东西澳妈宫社人。康熙六十年因平定台湾的功劳，被授予守备。许荣，瓦硐澳人。康熙六十年因平定台湾的功劳，被授予千总。陈志，东西澳妈宫社人。康熙六十年因平定台湾的功劳，被授予千总（以上见《纪略》）。吕云鹏，瓦硐港人。康熙六十年因平定台湾的功劳，任提标参将（以上见《续编》。按：《续编》一方面称云鹏被授予参将官职，另一方面又说他承蒙皇帝的恩典，诰封为怀远将军。现在查考，云鹏如果是在世时受封，应当说“封”，不应说“赠”。既然又说他的履历无从考查，姑且保留这一疑问。又按：《续编》把云鹏误列入“封典”，现予以订正）。洪廷贵，乌嵌社人（有传记）。蔡荣贤，文澳人。光绪三年充任健勇营稿书兼行营军医，承蒙巡抚部院丁在军务案中咨报有关部门，奖给五品顶戴。议叙职员 陈均哲、黄宽、纪春雨（以上三人，都是因为道光十一年倡议捐资购买义仓粮食而请求奖赏，奉旨议叙，授予八品顶戴）。捐职儒学（附录） 黄济时，城内人。光绪十五年，以增生资格报捐训导，因劳绩获准优先委用，提升署理彰北县学教谕。蔡玉成，风柜尾人。光绪十七年，以文生资格报捐训导。许占魁，八罩屿人。光绪十八年，以文生资格报捐训导。捐职（附录） 陈国栋，以附贡资格报捐贡生，加授同知衔。黄步梯，城内人。以监生资格报捐候选通判，加授提举衔。高清标，城内人。以监生资格报捐同知衔。蔡继渐，双头跨社人。以附生资格报捐候选知县，加授同知衔。黄廷仪，东石社人。以附生资格报捐贡生，加授布政使司经历衔。附贡生（附录） 许应元，见《府志》。许克义、许克视、许容光，以上见《续编》。

译许树基，八罩屿人。陈廷达，奎璧澳人。高嘉会，妈宫澳人。文事略总论 古代十五岁便进入大学，学习格物、穷理、修己、治人的方法。到了两汉，儒者就背着书箱跟随老师，拿着经书请教疑难，大多遵守老师的学说，各自精通一部经书，再依次传授。因此，有人经学造诣深厚，被推许为通晓治国之术；同时又必须通览古今事变，考察其中的成败得失，从而周遍了解天下的事情，作为学以致用的依据。学业完成后，还要举行释菜礼，向先师告知，然后出仕于世，实行自己所学的道理。古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详尽完备。晋代崇尚清谈，唐代风气热衷奔走竞争，到了宋代朱子出现，求学之道才明白起来。从前胡安定教育士人时，把学生分为经义、治事两个斋舍，使他们分别学习。甚至坐、起、进、退，都有各自的规范。当时人才聚集，举止文雅有礼，不用询问也知道是胡先生的弟子。啊，真是兴盛啊！本朝在各行省、郡、县建立夫子庙，安排学官主持；又在所属各地广泛设置书院。书院院长虽然没有学官的权力，却有培养人才的实际作用。老师和学生通过文章学问相亲相近，也可以用品行道义彼此勉励，所以教育不必严厉督促也能成功。澎海地处偏远，学宫尚未建立，幸亏胡勉亭别驾设置了书院，以恩惠培育众多士子；于是众多士子赖以讲习讨论的，只有书院院长这一职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也关系到一方的教化，是人才产生的源头，怎么可以不严格选拔呢？如果想援引“居肆”的意义，就不是早晚亲自接受老师熏陶所能奏效的；想要讲解贯通学问、取得资益，就必须彼此观摩学习才能获益。但澎湖有许多贫寒士子，地方偏僻，背书箱求学很困难；家中负担沉重，专心求学很困难；藏书不多，见闻不广，要做到博学而详细讲说也很困难。因此，必须劳心招致他们、辅助他们、扶持他们，增加他们的廪饩，帮助他们支付灯油费用，而且多多聚集书籍，使有志向上进取的人能够随时聚集在书院中，综合阅览古今，相互观摩而取得长处。像勉亭这样创建学舍，勤恳地培育人才；蒋、邓二人继承他，亲自担任院长来施行教化，难道不是尤其值得推崇吗？啊！勉亭已经离世很久了，可直到今天，澎湖士人的心中仍然人人都像有一个勉亭存在。俗话说：没有人在前面开创，即使美好的事物也不能彰显；没有人在后面继承，即使盛大的事业也不能流传。今后如果有忠信的院长、慈惠的老师，为此妥善筹划，那么往后就可以远远追随安定先生的遗风，近处接续勉亭的道路；而众多士子像祭祀尸祝、社稷那样祭祀和颂扬他们，也应当同畏垒一样流传千古。那么，说勉亭离开人世还不算久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澎湖厅志》卷五 武备 营制 营署 兵制 汛防 海防 赏恤 营制、营署、兵制、汛防、海防、赏恤 国家选择要地设置营制，筹划时耗费了许多心力。澎湖的土地比台湾小，甚至不到台湾的二十分之一，但当时设置官员、驻兵戍守，都一一上报；而按定制编设的水军，也有台湾的十分之四，确实是很重视这里。裁减军队以后，汛守岗位空缺，希望恢复旧有制度，以凭借它守卫险要。因此考察其沿革，记载前后章程，同时采纳各种说法而加以折中，贡献自己微薄的一点见解。由于篇幅稍多，另列“海防”一门于后。即使受到琐碎烦冗的讥评，也不敢推辞。作为《武备略》第六。营制 澎湖这一支军队驻守的是海中的孤岛。若论土地，那里多风少雨，盐碱地贫瘠，不出产稻米和麦子，种植十分困难，早就被称为贫穷荒僻、没有用处的地方。若依地势形势而论，大山屿居于中部，东面有东吉、西吉诸屿的险要，南面有八罩船路礁的险要，西面有吼门的险要，北面有吉贝屿藏沙的险要；外围还有五十五个岛屿环绕分布，水口和礁线犬牙交错，实际上是闽、浙、江、广、燕、辽、山左七省的屏障，也是台湾、厦门之间的咽喉。因此，装备防守澎湖就是防守边疆。过去这里是荒远边地，海上盗寇时常出没；元代虽然设置过巡检，但营制缺失，已无法考察。明代洪武初年，信国公汤和经营海疆时，却把这里弃置如同破旧鞋子，以致海盗猖獗，接连窥伺，防御也日益疏忽。万历初年，倭寇猖獗，才分设铜山、浯屿两支游兵，轮班驻防，也只是春秋两季巡查警戒，有名无实。到了万历二十五年，才增设澎湖游兵，甚至在料罗、东涌、大小甘山也设置远哨，实际是希望遇到缓急时能够有所凭借，彼此互相支援。然而海外孤军兵力单薄。万历三十七年，外寇突然到来，澎湖游兵一哄而散。天启二年，高文律又重新盗据澎湖；都督俞大猷的儿子俞咨皋于是整顿军队将他俘获。只是过去俞大猷曾建议在文澳筑城，以资控制，但这件事已经无法详细考察。后来仍把澎湖视为化外之地置之不理，以致郑氏盘踞延续三代，多次成为边患；内地郡县还迁移居民、划界防避，灾祸也十分惨重。康熙二十二年，讨平郑氏，澎湖于是列入版图，东南半壁才开始安稳。于是设置副将一员驻扎，统辖两营戍兵二千名，控制外洋，成为海疆的重要驻防地。由协统将领辅佐副将，副将统率弁兵；大海平静时，划定区域防守；战船顺流而下时，就合力进攻。比如康熙六十年，台湾盗匪朱一贵起兵作乱，占据全台，七天之内首恶就被擒杀，哪一样不是因为澎湖两营坚固如金汤，能够驻兵出击围剿的缘故呢（节录胡氏《纪略》）。澎湖游击于万历二十五年增设，隶属于南路参将，参将驻在厦门，而澎湖由其遥相统领（《厦门志》）。万历壬辰年，倭寇侵犯朝鲜，又传来要侵扰鸡笼、淡水的消息。鸡笼距离澎湖很近，有关官员聚议认为不应放弃，于是设置官员和士兵先占据险要驻守。万历二十五年冬，最初设置一游、一总、四哨，各配鸟舡二十艘，士兵八百多人。二十六年春，又担心孤岛援助太少，增加一游总哨，船只也相应增加。又在海坛、南日、浯屿、铜山、南澳大寨游各抽调一名哨官，率领坚船三只，汛期作为远哨驻守该岛，以联络声势。后来考虑兵饷难以接续，裁减到一游；海坛、南日、南澳三处的远哨船，也逐渐各自停止派发。现在只有一总二哨、鸟船二十只，官兵八百五十多人。每月粮饷由漳州、泉州共同供应（《天下郡国利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