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职业交通

译从前黄河尚未改道、捻乱尚未发生时，从清江浦以上直到京师，大大小小的都会很多。那些滨临黄河、处在交通要冲、以商业著称于北方的重镇，王家营就是其中的代表。王家营北面的大河口出产芝麻、萱花，以及长生麦、豆类，都是北方货物中的上品。当时市集尚未衰败，牙行和商埠遍布，王营有时还比不上它们。不过年代久远，已经很难全部考查清楚了。清朝初期，王家营的客籍居民有二千多家。据当地人杨穆《重迁王家营碑记》。不过大多是流寓人口，土著居民十家中不到一两家。《乾隆县志》。流寓者中，尤其多有来自西北以及燕、辽、蓟、晋、陕、洛、齐、鲁等地的人。《咸丰县志》。这里是进京的要道，北方车马和南方舟楫都在此交会。因此外来居民大多囤积各种货物，经营牙侩、贩运粮食等事务；三河、关陇的麦豆，楚粤的绫罗，河北的毡裘、马匹、瓜果之类，不避路途险阻，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其中以麦豆为大宗。有些商船从兰州沿黄河漂流而来，船称“龟船”，兼带烟草；回程水流逆行，常常毁船，便卖掉船材。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还亲眼见过这种情形。货物进入市场后，有陆陈行负责调节市场交易的公平，共三十六家。陆陈行通常称为粮行。地方豪强对其中的利润垂涎已久。雍正年间，有九家不缴纳贴费，列店营业，称为代买行，贪婪索取佣金，有时还额外加收费用；但官府听闻后就禁止，这种势力不能长久。雍正九年有碑记载详情，见“古迹”。在各地客民中，只有晋商最为深藏不露；他们来得稍晚于蓟人，而布商则是蓟人最先到来。不过晋商善于囤积货物，也崇尚节俭吝啬。除布店外，典当铺有一家，称为西典，另有一家称为徽典；酒栈六家。据乾隆三十年碑记载。至于放贷收取利息的人，仍无法全部统计，通常称为印子坊。当时黄河水势正盛，镇上冯陵是通行的渡口，车马日夜奔驰，因此旅店业也很兴盛。旅店供应陈设、衣被，都竞相追求华丽奢侈。遇到会试年份，南至岭外，西至豫章，百路人马一齐出发，前往上京，而这里正是交通交汇处。当时闲居的百姓争相把住宅改成旅店，十天的收入就可以与大商人抗衡。从清真寺向南走，到黄河大堤为止，全是轿车厂，共有一百多家。规模较大的有南严、北严，南鲍、北鲍，南于、北于，东汤、西汤，还有南时、北时，南李、北李等。这些车厂一时都富裕兴盛，彼此称雄。加上后园大车厂四十八家，各自驾车奔驰在北方道路上，每天车出一千辆时，彼此都惊叹其繁盛。又有骡厂七八家，专门供应骑乘，按路程收费。大体上，轿车厂以推举解三义为首，大车厂以推举杨三义为首，骡厂以推举潘德昌为首；他们都以豪放阔绰相互攀比。春秋举行社祭，弦乐歌声繁盛，持续数月不止。起初观看的人几乎像墙一样围满，时间久了人们产生厌倦，场地便冷落得可以数清麻雀。清代没有徭役制度，但每逢官府差遣，各行业都受到骚扰和拖累。粮行、酒栈往南北运输货物全靠驴，里巷无赖有时与胥役勾结，谎称是“驴头”，拦路抓住驴索取钱财，粮行、酒栈便受其害。又有官员家眷经过，封差负责供应和服役，车厂的负担也更加沉重，商旅不敢出行。这几类事情，官府听闻后也会禁止，现存的碑刻可以看到相关记载，见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谕禁碑。至于土著人家，资本少而行业微薄；看以前的志书所说，大多不过是屯聚、转运麦豆之类，活动范围南北不超过千里。有的生活窘迫而借贷，依靠市场开店设摊，也大多只是经营香、蜡、酒、醋等小生意。更低下的，就靠出卖劳力谋生；虽然没有什么资本，却也不至于贫困不堪，不过其中的艰难也十分严重。《乾隆志》说：清河县没有大商人，大商人全都是客籍居民。土著人即使做小商人，也大多借不到足够的本钱。向南到南河、光、固，向北到扬州、苏州等地，靠贩卖米豆为生；市场店铺中不过经营香、蜡、酒、醋等物来糊口。虽然从事商业末业的人很多，也足以说明本地居民大多生活艰难。自咸丰五年黄河在张秋改道，咸丰十年捻军进入王家营，旅店业半数凋零，各种车厂也荒废成了蒿草丛，于是谋生行业的道路才发生变化。

译起初，镇民不擅长工艺技术。据老人追述，韩氏会治针，李氏会制膏药，京师颇有人看重他们。相传李氏调制蟾酥最为擅长，他家有一口琉璃井。不过这些技艺太过细小，不足以作为职业来详细谈论。光绪二十四年，候补知县邓贤辅为南洋广机利公司在王营设厂，开始大量招募齐鲁流民，教他们纺织。公司设在今小南门内，络纱厂在它的东面。筹划经营没有多久，所办产业便衰落停歇。但有成就的工艺人员大多能够自行立业，于是王营开始出现机房。起初只有三五家，光复以后，工厂才超过一百家。民国十七年八月，编查全镇户口时，东街机房四十户，南街四十一户，西街二十八户，北街二户。其中齐鲁侨居者占十九户，背负贩运所到之处，遍及江北。齐鲁一带过去盗贼多，又常遭饥荒；自机织业兴盛以后，听到消息就来此定居，最初从业者中还有收入超过常数的人。时间久了，工厂增多，利润便稍有减少；加上纱价飞涨，储蓄不厚的人急于出售，常常因急售而降低加工质量、压低价格，于是扰乱市场行情。冬春两季货物滞销，贫困户甚至有停织以等待时机的。正所谓：财力多而善于经商，若力量不足，失误跌跤也会随之而来。总的说来，齐鲁人的人数众多、团结一心，镇上其他行业没有能比得上的。本地土著仿效他们从业，因为不是自己熟悉擅长的行业，往往失败。《淮阴风土记》说：王营五方杂处，经营布匹的是蓟州帮最先到来，山西帮随后；纺织业以齐鲁人为主；制丝、制香业则皖人最多。而在人多心齐方面，尤其以山东人为突出。他们抛下家乡南来，渐渐获得温饱，于是就不想回去了。不过最初来的人大多凭朴实勤劳起家；他们的子弟受到南方风气影响，又不知道祖先创业的辛苦，往往因游荡而败坏父业，所以不到三代便贫困的家庭，店铺彼此相望。其余各种货物的制造，如糖浆、酱、香、蜡等，以及糕饼师、酿酒工、屠宰铺、砻坊等行业，发展起来后与其他镇没有不同。不过本镇的生计，商人不如坐贾，所以民国初年，商人往往携带皮革之类货物，交易额达到数百万元。在此以前海运尚未开通，牛羊肉只是回民用来充饥的食物，屠宰很少。牛羊皮则由齐鲁商贩转卖到辽东，价格也不好。光绪年间，年年歉收，农民争相把牛赶到市场出售，官府也无法禁止。于是北方来的大商人设庄收购，皮价逐渐上涨。不久，金陵商人也携带资本赶来交易，向外输出的兴盛程度，成为北货中最突出的。起初镇民还不太看重这个行业，等到沪道大为畅通，那些居间收取佣金的人才争相囤积货物，以赚取利润。丙午年发生大灾荒时，一年贩运的皮革超过四千担。宣统年间，即使丰收年也有二三千担。渐渐进入民国后，皮革产量仍然丰富而价格更加昂贵，货物流通杂乱拥挤，人们竞相仿效，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粮行也是牙侩中的强者，能干的人也不只是居间收取佣金而已，常常等待时机自行囤积货物；能够招来客商的，反而只是次一等。营镇粮行共有十八家，闾巷相连，彼此能听见唱筹计数的声音。丰年物产丰富时，南方客商纷纷聚集，一年之内可以销售麦十二万石、豆十万石、蜀黍一万八千石、高粱五千石、芝麻二千石、各种杂谷三千石，货值白银二百万元而略有不足。这些粮食远至朐海运来，王营是集散的要区。营斗相当于邵伯斗的十二合五，民国二十二年遵照新量制施行。自从乡邑多事，军队和盗匪接连来到市门，各商家大多担心被抢掠，唯独粮行能够保全，除油行外很少有能比得上的。县内以榨油作为农业之外的副业，所以王营、小营有许多油行。从前王营油店约十家，每天销售油二百担，现在只剩下一家。南北两地共有十五家。至于集散数量，河北一带最为丰富。油类有豆油、花生油，附近地区都出产。若论产量丰富，则首推花生油；至于赣榆的沙河、青口，沭阳的唐沟，则豆油最盛，但除非当地极其缺乏，否则不能运到这里。又因豆饼运输不畅，经营者很少能囤货等待商人，所以花生油的生产日益增多，这是形势所造成的。油品外销，大多沿运河经过白马进入安徽，其次是高邮、宝应等附近县邑，都以淮安为交通枢纽。若远地市场需要珍贵货物，则由本县商人运销到京口，再辗转运入甬、粤，偶尔也有这种情况，但无法为它规定固定路线。油品交易的兴衰随时令变化，从秋季到春季是旺季；花生、芝麻等收割收获后，外地货物到来，物价平稳，远方商人接踵而至，运输最为畅通。这时每天销售的油可超过二百担，全年计算则二万担，货值白银约三百四十万元。自从关市停止征税，商人不再把熟悉税例作为要务，渔沟、众兴等新油行不断设立，这一行业也稍有衰落。油行之下的一类是猪行，过去以朱家集最为兴盛。自民国十六年秋，土匪占据朱家集作为巢穴，南浔商客长途转贩，有的损失大量资本，很难从那里出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因此猪市迁到了石马头。又过了两年，小营有了设行经营的，王营也仿效，南北两地总共有七八家。北岸因为盐河阻隔，反而独自兴盛。南方客商住在清江浦，隔一天来一次，把这一天作为集期；春冬两季每次赶集通常运来三百头猪，夏秋市场清淡，有时甚至停止交易，称为“剪庄”。一年大体销售猪五六万头，货值一千三百余万元。我在辛未年《秋怀室札记》中说：王营猪行与石马头不同，石马头使用秤，王营、小营则由“讲行”观察外形估计重量，称为“估眼”。使用秤时斤两有定数，不能隐藏躲闪；估眼还兼顾猪贩的利益，能够招来客商和猪。凡是开设猪行，不能只靠坐等猪只，所以王营、小营都不用秤。又有八鲜行、瓜行，这些行业的货物细碎琐杂，现不一一记载。总的说来，盐河南北登记在册的居民不超过一千六百家，以经商为业的约占十分之一，而其中经营行市的又只占商户的一半左右。然而关系全镇声望和事务的，必定以行户为首，公私捐税都从这里征出。其他行业虽然很多，也只是按数量收取，以便筹办事务；其中盈利少的，辛苦节俭，仅能供给一日三餐，但积少成多，有时也能因此富裕。所以经营行业不怕细小笨拙，只怕懒惰低劣；懒惰低劣的人，是上天所弃的人。

译营镇居民没有客籍和土著之分，地方豪门大姓也都在其中。在这里经商，既没有苛刻搜刮，也没有欺凌暴虐；如果能够整顿训练，使奸邪不作，那么河北各镇有谁能和它相比？如今已经拥有财产，却仍免不了弃宅来资助盗寇，这是市民自己的过错。至于穷巷中的小户人家，有的靠游手劳动谋生，依靠行商贩卖养活自己；有的织席、搓绳，也能安稳度日。民国十七年调查王营北门外的苦力，有一百六十二户；小营也大致相同。因此乡里没有特别富裕的人，也没有特别贫穷的人；但书香门第若没有谋生资本，就只有这些人被称为“隐贫”。人的聪明和笨拙各不相同，即使圣人也无法改变。所以乡里虽然有各种行业，读书人不如商人，而在店铺中坐等出售货物的人，又比根据时机转售货物的人差一等。这就是大致情况。至于城郭附近的农民，沿着河岸耕作，那里的土地疏松肥沃，花生、薯蓣之类的产量超过淮南。白花豆尤其著名。豆粒饱满洁白，脂肪多，常运到常州；常州人很珍爱它，称为“营豆”。小营以北多是瓜田，水路用船、陆路用人挑，远近都珍视。《淮阴风土记》说：六丘土质多沙，所以瓜田相望；用香油饼施肥，瓜味甘甜松脆，肥美如冰雪。所种瓜都是绿皮黄瓤，藤蔓刚开始舒展，就有海州瓜商往来巡行在瓜棚之间，把印记打在瓜上，等成熟后运往东北。瓜进入瓜行后，又有清淮的小贩从远处赶来聚集；天刚亮之前，挑担的人已经挤满街道。近来乡里百姓受盗寇侵扰，往往放下农具迁居城郭以内，村落逐渐空虚衰败，田地也一点点荒废。然而，要想安居并逐渐繁生，没有比自我保卫更紧迫的了；无论商人还是农民，都是如此。营镇人安于常态、沿袭旧习，又不知道团结起来为公共事务出力，这种弊病所造成的后果，难道只是不能抵御盗寇而已吗？与商人有关联的，还有关税，这里一并附录记载。起初，明朝在淮安设置钞关，王家营有货物装卸往来的税则，见《明会典》和《淮关通志》，年代久远，无法详考。淮关共有十八个口岸，其中一个称外河，实际掌管南北陆路的交通要冲。起初设在清江老坝口，后来迁到石马头，如今都已裁撤。凡北方货物渡过黄河向南运输，以豆、麦、油、酒、活猪为主；有时南方货物转运到河北，则以杂货、糠米、饭米为主。都在该口岸按货物计征税款，制作税票，查验放行。从王家营向南去所缴纳的税，称为北钞；凡是没有税票的，通常有先存入常盈仓、再补缴的办法。常盈仓在康熙九年裁撤，相关事例并入淮关。至于河北，历来没有关税制度。明朝末年才开始有部差移驻王营，综合核查日常使用的柴薪和米粮，实际上成为百姓的祸害。清朝以后，又有清江小关，与无赖勾结，违反规定私自索取钱财；它既不是正式设置的关口，按理也不能长久。因此从明朝到清朝，屡次裁撤革除。康熙五十年谕禁碑，见“古迹”。又据考：乾隆《府志》有王家营关，说淮关征税到这里查验税票，大概只是外河口分设的查验地点，不能直接把它等同于正式关口。关税制度已经废除，但地方杂捐仍应附录记载。现在分为三项，以保存大略。教育局名下：粮捐每年包缴六百千文。油捐每年包缴三百千文。八鲜捐每年包缴一百五十千文。其余各项杂捐每年共包缴五十千文。屠宰税由营、坝合并为一项，包缴数额不详。公安分局驻所名下：店铺捐按户征收，每户每月银一角至一元不等。油捐每担抽收四十文。八鲜捐每户每月收一千文。瓜捐的抽收比例不详。牛捐每头抽收八百文。民国十九年起，归总局征收。船捐过去曾有，现在已经裁撤。特种保卫团名下：店铺捐按户按月征收，数额不等；另征收百分之一作为镇公所经费。机业捐每月包缴四十二千文。粮行特捐每石抽收一百文。油行特捐每担抽收白银五分。以上各项捐款，时有增加或减少；这里记载的是民国十九年的征收数额。交通。第六章：舟航、驿递；盐河津渡、旧黄河津渡。桥梁、道路、邮政。水陆邮驿的政务，就是今天所说的交通。王营作为交通要道，历史很久了。大河横贯南方，官道向北延伸，舟车交会的盛况，如今已经不存在了，但大致情况还可以说一说。我看古人记载游历的文字，知道渡过黄河有极其艰难的情形。浑浊的河水滚滚流动，回旋的水波和急流都很迅猛，河面宽不过五里，但若不从上游乘着急流顺势而下，就无法渡过。有时巨浪涌立，直上数十丈，忽然崩落，水面下陷如深渊，称为“黄河驹”，船上的人尤其害怕。沿江航行的人没有这种危险。因此侥幸渡河成功，就会纷纷告诉别人，彼此感叹并互相安慰；如果不是为了赶赴京城的道路，谁肯低头勉强走这条路呢？张问陶《王家营渡河》诗说：“观河方信水无情，卷土囊沙太不平。天为中原留患难，人劳终古费经营。迴澜倒涌金银气，急溜横冲甲马声。谁放奔流归巨海，长堤空与毒龙争。”旧县志中，乾隆《志》有“王家营渡”。咸丰《志》记载，渡口设置官马船五艘、救生船四艘、官报船三艘，外北厅马船六艘，大概渡河舟船器具就是这样。咸丰三年，因为粤地战乱正盛，朝廷商议防河，将上下各津渡的民船一百多艘全部集中到杨庄、王营，以加强险要处的检查，防察异常。战乱结束后恢复旧制。北面的盐河，水流凶猛程度不如大河，但驿路经过这里，渡口桥梁也很重要。因此旧志记载东坝、西坝都设置过浮船：东坝有马船二艘，西坝有小马船二艘，都是民间渡船。

译起初，县治尚未迁移时，这里位置偏僻遥远，不隶属于镇。清江浦是山阳县的重镇，相距三十里，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响应；传递公文的车辆往来时，清江浦有绕道调拨马匹的困难，山阳县也有相隔遥远、往返奔波的烦恼，乘驿传递公文的人深受其苦。乾隆二十六年，江苏巡抚陈宏谋首次上奏请求把县治迁到清江浦，同时在王家营改设马号。王营原有驿路，向北从京师起，到缕堤为止。不知始建于何时，因清初皇帝巡幸曾经过这里，所以也称为御路。道路土质疏松，容易下陷；雍正八年曾进行修筑，并疏浚道路两旁的沟渠。乾隆八年，又根据旧制培土疏浚。还设置土墩、派兵驻守，以保护行旅。从御路头起，在本县境内有四处汛地：金家庄汛、浪石镇汛、渔沟镇汛、包家河汛，见乾隆《志》图。自县治向东迁移后，与王营隔河相望，不必绕道即可到达；在河堤设置马号，旧外河同知堆料的官地也在此处。河边设置渡口，以沟通清江浦。官报船见前文。因修筑堤岸而与御路相接，通往燕、齐，非常便利。驿站又分为塘，凡督抚传递奏章、公文都使用塘递。从省会通往京师，共设四塘：王家营称南塘，另有淮塘在扬州，中塘在郯城，北塘在景州。设置塘官主持事务。往北还有娘子庄铺、香稻庄铺（在娘子庄以北五里）、小金城铺（在香稻庄以北十里）、爬泥荡铺（在小金城铺以北十里），都属于腰站一类。驿路通向渔沟，出桃源；塘汛则通向金城，出沭阳，所走的路线本来不同。两条路到郯城后会合。道路按路程计算、确定站次，超过百里的称大站，不足百里的称小站。从镇到京师共一千八百六十四里，设站十八个。兼程赶路称为破站，不足一站路程称为半站。[原文“破”作“半”之校改]周广业《冬集纪程》说：“从王家营到京师共十八站，百里以外为大站，百里以内为小站，单程行走称为破站，不到一站称为半站。”见周广业《冬集纪程》。行旅车辆有长行、短盘之分；长行使用车辆，施有帷盖的称轿车，没有帷盖的称大车。车辆用骡子驾驭，每头骡子为一套，通常一车配三套。向北行走的旅客，到车厂雇车，按套数和站数支付官定价格。旧例是一套车每站给银四钱。若专门雇用骑乘牲口，也各有价格。长骡每头的价格与车相同，驴减半。每百里另抽三分，作为行用。短盘多用两把手车，专门通行昌邑、潍县、日照等县邑，也有官定价格。每辆车每站按车夫两名计算，共给银四钱；驾驴的每站加二钱，车店按百分之三收取使用费，驴也一样。每头驴每里给钱二文，驮载货物的给三文。以上都是嘉庆七年制定的定例，有谕禁碑。遇到会试年份，押解人员集中到来，行户狡猾欺诈，甚至藏匿车辆和骡子来互相要挟，价格常常高于平时一倍；虽有禁令，也不能革除。详见道光十年谕禁碑。王营是河北方向的第一站，南方士人到这里，才开始放下乘船的安逸，承受车马劳顿的痛苦。北方道路的风物也很不同，河川原野枯槁，尘沙扑面；轿车虽最为华贵，却左右倾斜，实在不能和今天的步挽车相比。山阳黄钧宰《金壶七墨》说：道光三十年庚戌春，我参加廷试进京，三月十日与涟水张禹山、白沙水少泉、袁浦王紫垣在王营会合，第二天出发；车辆左右倾斜，总是与人的头角相撞，越想躲避反而越严重。车夫说：“您读过《易》吗？车道的要领是顺从柔势，身体要放松、顺势委曲，车向左就随左、向右就随右，不要猛然贴近，也不要完全离开；骨干保持在中间，就不必担心软弱随从。”有人载着贵重财物出行，担心被响马攻击抢掠；若不豢养镳师，就无法防备路途。因此行路的人以此为苦。陈维崧在王家营客店作《春夏两相期》词说：“古黄河噌吰鞺鞳，千片苇花飒飒。何事冲炎爱？把软红尘踏。舞衫歌扇，总生疏，马客饼伧空拉杂。弹罢哀筝，倾来浊酒，自相酬答。何门珠履堪趿，且燕秦齐赵，骑牛荷锸。自笑平生，不惯纵横捭阖。闷来车转腹中轮，狂时剑动亲身匣。莫管今宵，茅店荒凉，鸡声鸣邑。”张问陶《壬申四月初一日抵王家营别车马》诗说：“河干长揖辞车马，与汝周旋廿九年。从此烟波挥手去，便教登岸亦牵船。”自从浑浊的黄河北迁以后，形势才逐渐改变。咸丰年间战乱时，盗贼焚毁驿舍，开始把马号迁到文昌楼。因此旧驿站有了“老马号”的名称。不久又迁到骡马街；军书快速传递时，不再经过堤岸从西门出去，而是从盐河西坝渡河，以到达驿路。正当这个时候，海运航道大为畅通，原本交通冲要的地方逐渐变得闲僻。当时仍有人沿陆路进京。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湘潭人王闿运经过这里，请汤守备雇车，清河县陈县令送车前来；一千三百一站，包饭，每人三百文，半官半民，价格不贵也不便宜。见《湘绮楼日记》。光绪年间，清廷开始试办邮政。光绪二十六年，王家营于是设置了信柜，驿亭更加衰落，驿夫、马匹和经费日益裁减。过去清口驿有递马九十匹，每一棚有一半，另一半在县治，称为“小马号”。靠马号供给粮食的有五十多户。旧制规定：管号以下设差头二人、棚头四人、快头四人、出差八人、书房三人，棚头由五十三家轮流充任。直到清朝退位时，只剩下四匹马，生意几乎完全消失了。旧志记载：清河县地丁驿站存银八千一百八十九两五钱二分四厘。宣统三年，这项事务归咨议局办理，预算册中已减为五千一百九十三两二钱三分三厘。现在大略把王营近几十年可以记述的交通情况，依次概述如下。

译盐河自古是中河的支流。光绪年间，合字营曾经疏浚过一次，后来长期失修。光复后有小轮船通航，水深时可以到达板浦，水浅时便停航。最初在西坝渡设局，民国十六年迁到东坝。近来河水更加浅窄，下游又苦于暴徒掠夺，盐运更加艰难了。这里的渡口从西向东依次为东坝渡，旧址在今渡口以东，圩堤建成后迁到这里。民间有人制造马船，但久已失修。宣统元年，知县陈宗雍应镇人孙晸、王尚志等的请求，下令董兴修建；共募款建浮桥三座，两岸石马头各长二丈四尺，用钱二千六百缗。民国十七年，镇人赵鸣瑔因为船又损坏残缺，募款建造新浮桥，只建成两座，用银六百元。涵洞渡在东坝渡以东一里，是二丘通往市集的要道；过去有民间制造的船只，久已不能使用。民国七年，本地人杜棠募款略加修整。民国九年，镇人方硕甫又募建一只。刘家渡又称罗家口，在涵洞渡以东三里，有大道经过马家大堰，通往水渡口。旧黄河改道以后，旧河槽只剩下遗迹。民国十年，淮河、沂河同时上涨，水面骤然扩大，甚至越过堤坝。如今当地人也把它叫作汰黄堤，其实并不是汰黄堤，而是清江浦以北土圩所用的堤坝。水势几乎恢复了大河旧日的规模。民国二十年也是这样，水一直涨到南门。其他年份则只有盛夏时有人用竹竿划船，平时架木作桥，也只是免得涉水步行罢了。这里的渡口过去设有官办马船，后来因地势变迁，官船废坏，镇人多次募款建造，无法一一记载。最近的一次是民国八年，镇人王炳纶倡议制造马船一只，花费七百缗钱，不久又残破了。从官渡向东，有秦家渡，过去是清口驿的重要渡口，在官渡以东一里。皮家渡在秦家渡以东二里。桥梁：城隍庙西有石桥一座，已经废弃。始建年代不详，光绪年间千总李殿祺拆建市中的石路。马王庙前有石桥一座，已经废弃，始建和拆废年代都不详。骡马街有石桥两座，均由当地人杨廷模建造，民国十五年拆除改建为汽车路。现存的有：东门内石桥一座，始建年代不详，光复后由当地人王炳升、秦树楠先后修缮；北门内石桥一座，始建年代不详，有人说是雍正年间杨四知堂所建；清真寺前石桥一座，其南面还有石桥一座，始建年代都不详，光复后由镇人周鸣岐等募款修缮；西街后有木桥一座，宣统年间当地人张旭初建造。石桥三座：一座在胡老爷巷北，由张旭初建；两座在参署东，始建年代不详。西门外有石桥一座，始建年代不详，民国十一年当地人王炳升、秦树楠修缮。此外，增新酱园巷还有太平桥。太平桥在巷子北端，民国十一年由当地人郭立鸿募款建造。小营有利通桥，民国十四年由当地人秦树楠建造，拆用了东坝渡石马头的一半，用士敏土固定桥桩。小营靠近河的地方常被积水冲刷，东西两边隔绝；桥建成后，行人旅客都感到便利。但桥底铺设不牢，桥孔又小，排水不畅，上游常常容易淤积。应当放宽桥孔，改成圆孔并加以镶砌，出水处铺石，这样才会更适用。孙公桥，民国十四年由当地人孙昱倡议建造，也拆用了东坝渡石马头的一半。这座桥是通往四丘的要道。道路：王营南北向的道路，过去修得很宽。光绪年间，千总李殿祺改铺石块建成道路。但从西街到大巷口以外，仍有许多地方缺损。光绪二十年，当地人张旭初建造粮食街石路十多丈。民国二年，张旭初又和镇中的皮商出资修建西街北段石路五十丈。民国八年，刘怀山修建大巷口覆盖沟渠的石路一丈多。刘怀山家贫却乐善好施，当地人尤其敬重他的义举。民国十年，郭立鸿募款修建堂子街石路二十丈、增新酱园巷石路三十丈，都是义举。郭门以外疏通水道、修筑道路的事情尤其多，难以全部记载。当地人王炳升、秦树楠修缮的最多。民国十四年，淮属道路总局又在市区东面修筑汽车路，南起官渡，向北至〔犀刂〕圩墙，与盐河相接。民国十九年，定为省道瓜鱼线，又加以培修，过往车辆不断，喧闹声使市面繁盛起来。有汽车向南通往县城，向北通往沭阳。小营自古有东西两条道路，西道是驿马经过的道路，东道也是交通要道。自丙午年水灾以后，淫雨积水冲破堤坝向南流去，来势腾跃冲击，于是变得像溪涧一样，如今更加难以治理。利通桥正跨在这条水道上。听当地老人说：堤坝以北过去有一条小河，长期淤积抬高，河水失去了原来的河道，于是漫流成灾。只有西道供汽车通行，比过去更加平直。邮政最初在西街设置信柜，由朱氏线店代办。光复后，迁到大巷口，起初设在春生堂药铺，后来设在斯美酱园。不久又迁回西街，由同春香店代办，称为王营邮寄代办所。《王家营志》卷四：礼俗、宗教、学校 卷四：礼俗、宗教、学校 礼俗第七：古今习尚、婚丧诸礼、义行、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