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礼俗宗教学校

译王营成为集镇，处在交通要冲，又靠近商贸之地，三百年来，民间风俗受到环境熏染，大致发生过两次变化。自万历年间黄河决口后，镇上开始遭受水患。灾害之后，百姓纷纷向东迁徙，甚至不能安居。来往游览的客人，常常在题咏中表现出怜悯和伤感。查慎行《秋杪重至王家营》诗说：“十日征程滞故乡，大河西北又严装。千家转徙留三户，万柳荣枯在一霜。断岸无桥频待渡，涸沙有犊尚犁荒。惊心八月归舟路，夜下萑苻百里黄。”康熙《府志》记述清河县各乡镇时没有提到王营，由此可知它的衰败。顾祖禹《方舆纪要》也没有提到王营。在这个时期，王营的风俗一定萎靡不振。乾隆、嘉庆以后，河患逐渐革除，又有贤能的官员辛劳抚慰、招徕安置百姓，地方渐渐发展起来，终于比过去兴盛。然而这里五方杂居，风俗很不纯正，所以咸丰《志》记载说：当地流寓人口很多，穿羊皮衣、戴腥膻气重的帽子，奔驰千里，欢呼慷慨，带有尘沙广漠的气息。又说：有时南北使节经过，供应和接待声势显赫，绵延数里不断；百姓耳濡目染，习惯于夸张，即使轿夫、仆役和低贱差役，也能说京城口音，呜呜作声，拉着别人的手询问生平，彼此取笑，别人无法猜测他们的用意。我又向当地老人查问，当时大概有奢侈豪华的风气。骡马街的各家旅店，都修建得华美宽敞明亮，宅院相互竞比，几乎可以和官府宅第相比。当地人大多乘坐坚固车辆、穿着洁白衣服，结交权贵势力，常常凭借所依仗的势力压制县衙令史。又加上县治迁到这里，驿亭设立，于是出使乘轺车的官员、辅佐将领的守备以及草莽出身的官员纷纷聚集。若淮河、黄河水位暴涨，少府拨出公帑治理减水坝，动辄耗费数万，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把它当作谋利的门路。街巷里的年轻人各自依仗技艺和勇力互相喧闹追逐，也有不顾法律禁令、仰赖投机获利为生的；即使只是朽木和断柴，经过市集的人也一定要强取十分之一，似乎继承了中山旧俗。也因为牙侩和贩粮之类的人很多。当时有个叫胡士魁的人，奸猾欺诈，喜欢欺凌别人，在通衢上竖起标牌，写着“木植”，把木板、碎片和杂草混杂在道路上，任意勒索，官府也不敢治罪。等到黄河北流以后，风俗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奢侈的风气逐渐向西转移，商业已经衰落，而读书守素的人颇多出现。又遭逢丧乱，公私财力都耗尽，馆舍变成烽火之地，遗留下来的建筑零落不堪。因此当地百姓多半治理土地、开挖沟渠，种蔬菜、穿布衣，任意过活；虽然高大的圩堤四面环绕，却仍然像荒林野地。总的来说，他们敦厚地重视本业，志向不在外物，并不像其他商市那样骤然致富又骤然贫困。近来上天接连降下灾疫，百姓却没有受到惩戒；虽然还不十分富足，但生活享用已经可以和城市相比。常有穿着华丽的年轻人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祖先和长辈传下的规矩，一旦之间便败坏了。遇到贪污的官吏，抛弃职守，只顾嬉游，于是赌博喧闹于里门，鸦片摆放在宅舍中，道德败坏、风俗混乱，君子对此感到惋惜。然而王营紧邻城门，风气不受闭塞；乡里以喧闹凌人为耻，读书人重视朋友互助。除妇女纺织等功业之外，女子教育也逐渐兴起，早晨奏弦歌，晚上纺织，彼此劝勉从事本业；考察民风的人，应当从中有所取法。礼制本来出自风俗，王营的风俗中没有冠礼。孩子出生三天，要洗儿、解除暗昧之气，外祖家带着绣花襁褓前来。有的孩子幼小体弱多病，便请巫师为其解厄；让孩子穿左衽衣、剃偏头发，记在名册上作为僧人，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出现。到了十二岁，才开始穿戴和成年人一样的衣帽。婚礼重视门第。即使是茅屋人家，有时也要索取财物；媒人奔走效力，有的还计算嫁妆、议定价值，要求得到十分之一的回报，名叫“敬纪”，即使是平日富裕的人家，时常也不能免除。亲友来祝贺时送的是钱，近来因财力不足，许多人多推辞不受贺礼。最简单的婚礼，是用汽车载新妇，迎亲、到庙参拜，一天便办完。回马礼也在当天举行。宾客看重媒人，又重视“全福”之人，礼仪程序一定要向他们请教。严重的甚至和主宾平等行礼，但禁忌确实很多。只有馈餪、飨妇两项，还保留古代的做法。馈餪这里称为“孝顺菜”，飨妇称为“站菜”。丧礼不等到三天便入殓。祖饯的晚上，亲友全部聚会；选择墓地、安葬，都不拖延到一年以后。自“七七”直到百日，都要设奠祭祀；断七那天，出嫁女儿有更换饭食的习俗。后世崇尚奢侈过度，酒食、鼓乐、借贷攀比，礼制的本意逐渐消失了。下葬以前设立神主牌位，安葬以后，每逢忌日在寝堂祭祀，历代相传而不迁入祧庙。周年冥寿则在墓地祭祀。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冬至、除夕，按时供奉祭品。清明和除夕还要扫墓、焚烧纸钱。另有迷信佛教的人家，不祭鬼却祭祀。民间有供奉三堂画像的，分别是观音、关帝、财神。祖先神龛和神主盒只作为陪列，按照古义，也属于应当改革的范围。王营的风俗崇尚义气，义举很多，从过去的事例便可以知道。乾隆《志》记载，全县有漏泽园十多处，都是捐资修建的，王营、大河口也各有一处。王家营义冢地八亩，由杨九谊捐出；大河口义冢地九亩，由孙戚捐出。如今两处都已不知道在哪里。同治、光绪年间，长官乐于行善，于是有盐分司徐绍垣设立粥所，地点在文昌阁内；守备汤怀仁发放米券，怀仁离任后，乡里每年冬天仍然接续实行；参将章宗瀚捐置修墓义田。光绪二十六年置办，有碑在城隍庙中，但已经剥蚀严重。士人百姓中还有李克勤、阮启焜出资建造卡房，地点在荷花汪。李克勤又捐出田地作为合葬墓地，地点在现在东门外撑堤的东面。近十多年来，疏通水道、修建桥梁，做事从不厌倦，大概因为乡里有善人，几代人都依赖他们。这些事详见“河渠”“交通”等篇。贫穷而没有力量的人，有的到水龙局服役。王营有四所，小营有一所。又有力善堂、锚斧会，和水龙局互相辅助。这些人都是挥斧、操泥镘的工匠。然而听到有火警便出来，事情办完就回去，不收取百姓一文钱。邻镇富户家失火时，有一种袖里藏金、拿着锚斧的救火人，往往抢在最前面救援；王营的风俗则不论贫富一视同仁，事情办完后没有人收取报酬。难道是有约定集合、严加催促才使他们这样做的吗？近年来合作互助的义举逐渐兴盛，王营镇有助丧合作社，民国十九年由当地人倪德彰创立，社员四十人，社址在城隍庙前。俭德会成立于民国十八年，由当地人孙如墉创立，入会者有二十多户，也专门以帮助丧事为宗旨。安葬之事不借助役夫，符合百姓亲亲和睦的教诲。因此贫困的家庭和单独无助的家族，深深依赖他们的力量，像水归大海一样归向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旧县志说，王营兴盛时，即使轿夫、低贱差役，也能说京城口音。这里和徐地相接，想说北方口音，确实不算很难。但那不是王营百姓平常的语言。王营方言大概接近清淮方言，姑且陈述其大略如下：

译发声时，没有齿头音和正齿音的区别，例如“咨”和“支”、“私”和“师”。“泥”“娘”和“来”也都读成同一个音，例如“泥”与“尼”，又与“离”相近。韵尾方面，东、冬、江、阳、青、蒸等韵部的读音相混；元、寒、删等韵部，声势也没有明显统一。略有变化而接近原来音系的，例如把“湿”读作“赤”，把“蹲”读作“登”，把“枢”读作“鱼”，这是齿音的变化；把“环”读作“宽”，属于明母平声的变化；把“鸦”读作“袜”，属于喉音的变化；把“芒”读作“亡”，属于唇音的变化。有些韵部彼此相邻，偶尔会有出入，例如“都”读作“兜”，是鱼韵、侯韵的旁转；“谜”读作“命”，是支韵、青韵的对转；“殷”读作“恩”，是青韵、真韵的旁转；“还”读作“孩”，是寒韵、泰韵的对转。这类例子非常多，难以全部列举。以上变声转韵的例子，都是口语中的情况，不是指读书时的标准读音。方言之中，虽然夹杂着俚语，也有和古雅词义暗合的。例如夸大其词说“訏”，郑玄说：“訏，就是夸。”由此到彼说“徂”，《尔雅》说：“徂，就是往。”和某件事相伴、搅和在一起说“搅”，《说文》说：“搅，就是乱。”引申后也有和的意思。超过车乘向前走说“迈”，《诗经·小雅》有“后予迈焉”的说法。低头说“磬”，取磬折低头的意思。东西不新鲜说“蔫”，《说文》说：“蔫，就是菸；菸，就是郁。”乡里有谚语说：“一代蔫，一代鲜。”道路遥远、难以到达说“淹”，《尔雅》说：“淹，就是停留很久。”床前的横木说“杠”，《说文》的旧训就是这样。鼠洞四周的土说“坟”，《左传》说：“公祭之地。地，坟。”背部的肉说“脢”，市上卖牛肉的人这样说，这与《说文》相合。小孩子自称为“某”之类，也都是这种情况。还有借用旧文而另传新义的，造词更加巧妙。例如停止、罢休说“海”；物体彼此相接说“映”；显露头角说“漏”；用力做事说“活”；凭力气取得报酬说“苦”；把事情玉成说“挑”；损失钱财以赎回产业说“烂”；拿出自己所得的东西说“吐”；到不是自己经营的店铺购买说“回”；两只袋子相互灌注说“脱”；说不真实的话说“水”；礼仪文章朴素粗野说“土”；狡猾地逃避责任说“皮”；内里没有实际内容说“充”；能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说“猴”；事情危险说“悬”；能够察觉事机说“亮”；标榜声势说“架”。如果想全部列举，也不能尽述。有时故意说反话，例如把杯子空了说成“满”。还有巧妙制作的歇后语，例如把危险而巧妙的事说成“促”，取“促寿”的意思。这些说法接近市井语言，就不全部写下了。宗教第八：僧徒、巫术、回教、耶稣教、在理教 王营的僧人属于临济宗。但滹沱一带的家法传承，在世间并不闻名，只是假借各处庙宇来养活自己罢了。所以记述宗教时，宁可记述各座庙宇。大概各庙中没有比城隍庙更显著的了。在此以前，康熙二十四年，僧人如行才从渔沟迁来，结庵称为“新祥”。乾隆《府志》的图中写作“兴祥”。乾隆《志》又记有忠佑行宫，原注说在王营堤北。不知道它始建于何时，大概属于厉坛一类。乾隆十八年，如今的城隍神像随黄河水漂来，停在渡口，庵僧普正对此有所感动。于是募款营建新庙，抬来神像供奉，仪式和县城城隍庙一样，并加上护卫黄河的名义。乾隆三十年，将新祥庵并入，从此远近百姓纷纷前来，清明时箫鼓之盛称为一时之冠。道光年间，僧人照华募款建戏台。光绪二十九年，现在的住持心诚又开拓修建内宫，用来容纳姏姆和进香人群，成为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庙宇。民国十七年秋，王营小学迁入内宫，把神像移作校舍使用，只保留东侧部分。殿堂廊庑中的各种塑像，这一年也被驻军毁坏。城隍庙的东面是彤华宫，原为地藏庵旧址。此庵建于康熙年间，后来被黄河水淹没，改建年代不详。光绪五年，大风拔起房屋，庙祝老刁被压死。宝应许氏募款重修，又增建厅堂和斋房。十多年后，商户中有人倡议成立太阳会，盐运分司徐绍垣应其请求捐钱塑像，就在彤华宫东斋供奉，因此另开一扇向西的门，称为太阳宫。每年三月十九日有赛会的习俗，有人说这是哀悼明陵。乡里的粮行有事，常常聚集在这里商议；民国十八年，曾借这里举办过一次民众茶园。再向东是文昌阁，康熙五十九年由张家楼张氏私自建造。光绪《志》记为光绪十五年，恐怕是错误。咸丰年间，士人募款修缮。阁的东面倚着圩墙，放眼望去一片荒阔，后来逐渐坍塌废弃。近来又改写门额为关帝庙。彤华宫正北面是东岳庙。道光年间，魏氏女子桂成建造。她领导僧众，费尽了心力。这个女子大概属于巫师一类。光绪十七年，留发修行的施氏、沈氏等人立碑，碑文大略说：女子留发清修，最初建造庙宇三十间，又捐出陪嫁田六十多亩。女子小时候就喜好道术，长大后嫁到王家，丈夫去世后，带着儿子住在庙里修行；儿子愿意做僧人，法名绪东。同治八年，绪东去世，女子终身做了尼姑。它的西面是马明王庙，大概是车夫、骡马商人私下祭祀的神。乾隆《志》记有马神庙，在王营堤上，大概也就是这座庙。志书称，雍正六年曾在这里设立义学，可见其来历最早。乾隆五十四年，车骡商人姜进公捐资修建，庙前有戏台。嘉庆、道光交替之际，市场商铺富足，歌舞吹奏没有停歇的时候。改国后，他的后代秉衡重修，当地人张廷臣又第三次修缮。民国十八年，县里在王营设立农民教育馆，秉衡的儿子道立捐出庙宇和田地加入其中。详见“学校”。渡过盐河向北是月光庵，也就是明代的观音庵。清初河官在这里建造大王庙，后来有个叫月光的僧人，戒行高洁，实际上是他重建了这座庵；工程完成后便圆寂了。有人说这个僧人其实没有死，只是传说荒诞奇异，不可信；但庵名因此显扬。从彤华宫到这里，只有马王庙没有住持，其余各庙的兴废更替不一，但都属于新祥庵传法弟子的系统。民国以来，军队寄居其中，庙宇面貌大多不如从前；僧人只有六七个，靠为人诵经做佛事来维持生活。

译过去各座庙宇大多都有赛会，一年举行三次：城隍庙在清明，太阳宫在三月十九日，东岳庙在五月初一。好事之人不断增饰铺张，歌唱、跳舞、眉目挑逗，淫秽戏谑成为风俗，耗费钱财太多。大多是巫婆充当祭祀主持，只是借机谋利罢了。近来县官每年下令禁止，迎神的活动逐渐稀少。另有从事巫术的人，杂乱地供奉许多神灵，为人还愿，称为“香火”。这种法术大概出自傩仪。王营的风俗是：凡是患病的人，有的请女巫许愿；到了约定日期，家里便招来端公设坛酬神，一天完成，称为“神门法事”。这些人在过去称为“香火端公”，这是通称。也有人称他们为“童子”，这是因为疏文中常有“过关童子”的说法，后来误把坛中所祭祀的文昌、壮缪、观音、财神、老子、三官、城隍、社公等都称作童子，名目不一而足。而在家中秘密供奉的，则称为“鬼倉神”。收纳鬼倉的日子，要礼请同道，然后前往应约，就像佛教徒受戒一样。过去清河县有二十四家香火，隶属于阴阳学，称为神会司逐疫科。王营有杨氏、创氏两家，合为一家。春秋两季祈祷赛神，宰鸡杀猪，社鼓声彼此相闻，仍然保留着楚地风俗。乡里每年春天有土地会，奏神乐、唱歌、跳舞，整天饮酒吃饭。秋季获得丰收，也有报赛的习俗，称为“青苗会”。还有替乡村农民串演小戏的，称为“外坛”，就是利用闲暇唱戏挣钱的人。如今官府有禁令，这种行业已经衰微了。王营共有一千三百九十户，信奉回教的共有六十五户。民国十七年，查得全镇回民户数为：东街九户，南街五户，西街二十三户，北街二十八户。都尊奉金积马氏，阿衡（今译作阿訇，下同）由金积马氏任免，三年更换一次。他们礼拜诵经的场所称为“清真寺”，在北门东侧，是雍正年间旧建的。咸丰庚申年战乱中，寺庙被火烧毁。同治六年，阿衡戴静斋重建，但没有恢复旧日规模。光绪十年以后，教众共同捐钱，接续完成修建，建筑于是更加壮丽显赫。近一百年来，此教仍有许多虔诚信守的士人，访道求师，传承不断。《淮阴风土记》说：王营清真寺的科仪戒律一概依照经典，在清江、马头一带看来尤其虔笃。道光年间，阿衡常廷璋有道行，当时北至济南府台儿庄，南到宁、镇、杭州，都属于他的传教范围。后来继任者懒于外出〔访〕求，远方的人便不再前来。如今能够管辖的，只限于沭阳、宿迁、泗阳各集镇和县城中的金、常、周、葛四姓。然而王营的回民仍然知道诵经、斋戒，不敢败坏宗教传统；选取聪颖的幼童送到金积留学，近来常有这种事。其他镇的回民大多好斗，唯独这里的人遵守礼法，务求谦让退守。他们从事的行业除了宰杀牲畜、贩卖皮革外，也有人开设商行成为大商人；至于乞丐，则完全没有。耶稣教。清朝末年，美国长老会教士最初在粮食街设立福音堂。民国十四年，又租赁西街的房屋迁到那里，但信徒很少。在理教。不知道它起源于何处。有人说是墨地杨氏所倡导。杨氏是明末人。在理教奉行佛教的法度，修习道教的行为，遵守儒教的礼仪。民国十年，开始在马王庙旁建理堂，称为“从善堂”。设有一名当家，像佛寺的住持一样。该教主张戒烟戒酒，所以又称为戒烟酒分会，也施舍药方和药物。信奉此教的有五十多家，以织机户为多。学校第九：义学、小学、宣讲所、阅报社、民众学校、农民教育馆 我曾读县志《贡举表》，看到王营前辈列名其中的人数，不禁叹息说：奇怪啊！三百年来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呢！学校不足以培养真正的人才，这本来已经如此。然而真正的人才不能经常得到，那么谨慎自守、稍有名望的人，也一定要从这里寻求。如今谨慎自守、稍有名望的人又不常见，剩下的就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了，这不是很危险吗！起初，清代按制度设置的学校，只有府、厅、州、县才有；王营只是乡镇，遇到兴办文教的官员，才偶尔设学，但具体情况已很难考察。乾隆《志》说：古代社学有十七所，吴城乡有其中五所，但没有进一步分列，无法知道王营是否曾经设学。雍正六年，知县李必成在马王庙设立义学，这件事才开始见于志书。代理县令戴昕接着办理，并为了加强考核而制定课程。过了一年多，他离任，学校也随之废止。乾隆《志》记载，废止了一百三十年。到同治九年，镇人秦大同、杜学浔等倡议恢复，总漕张之万用官帑重建，这就是漕义学。自黎培敬以下，督漕的各级大员都特别用心振兴教导，考查校试十分勤谨，成绩很显著。黎培敬题写义学匾额为“存性”，颁发书籍三十部，选当地人孙乃煊担任教师。陆元鼎接任后，派官员巡视各学校，区别勤惰；到了王营，特别加以褒奖勉励。光绪二十八年，漕督张人骏又召集义学教师进行考查考试，王营列为最优等，称赞那里具有前代正人留下的典范。以上这些都是过去的义学。光绪末年，变法命令下达，于是废除义学，设立学堂。进入民国以后，学校的改设和变更多次发生。现在按照它们的始末，撮要记载下来，以备保存旧事。稽古初等小学堂。校址在马王庙。光绪二十九年，知县洪槃下令办理，历任堂长为彭永年、孙乃煊、费瑶、王义和。改国后改为第三初级小学校。蔚文初等小学堂。校址在西街北端的张宅，后来迁到粮食街，又迁到参署西院。宣统元年，由麦厘董事张旭初呈报办理。历任堂长为张旭初、杜廷栋。改国后改为第二初级小学校。达材初等小学堂。校址在小营月光庵。原来是义学，宣统二年由小营油商筹办，堂长为赵鸣琮。改国后改为第十九初级小学校。萃英初等小学堂。校址在清真寺。宣统二年由王营皮商筹办，起初是简易识字学堂，不久改名，随后又改称蔚文第二小学，堂长为杨葆身。改国后停办。以上是清朝末年的四所小学。区立第二初级小学校。校址在旧参署，后来迁到城隍庙西，又迁到清真寺。民国元年由蔚文小学改建。历任校长为张炳华、秦兆鋆、戈寿彭。

译区立第三初级小学校。校址在太阳宫，后来迁到清真寺，又迁到城隍庙西。民国元年由稽古小学改建。历任校长为马家腾、张丙元。民国十七年七月与第二小学合并为王营小学校。私立文蔚初级小学校。校址在旧参署的李宅。民国六年二月，由当地人赵钧、孙如墉倡议创办。校长为赵钧。民国七年七月并入第三初级小学。区立第十九初级小学校。校址在小营月光庵。民国元年由达材小学改建。校长为唐正沂。民国十七年七月改为县立小营初级小学。以上是改组以前的四所小学。县立王营小学校。校址在城隍庙西。民国十七年七月，教育局应当地人秦国铨等的请求开办，将原有的第二、第三两所初级小学并入；旧校舍六间由当地人捐款重建。校长杨广生又把城隍庙内宫的客堂、财神殿等处划入学校。现任校长为张秀生。县立小营初级小学校。校址在月光庵。民国十七年七月由区立第十九小学改建。历任校长为邵本焕、周慕云、唐正沂、张丙元。以上是现存的两所小学。唉！我记述学校一事，不禁感叹王营人落后于时代。世道的不幸不止一种，而没有教育是最大的祸患。以王营百姓这样多的人口，每年缴纳数额很大的捐税，却得不到当权者的重视，十多年间只能局限于两所初级小学。即使有志于升学，贫困的人也很难做到。社会风气闭塞而不改变，天资聪颖的人受到阻碍而不能实现志向，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如今虽然幸而有所成就，但等待接受教育的人群中，能够得到救助的又有多少呢？把教育扩大并充实起来，这是我对当局的期望。学龄儿童人数，王营共有一千零四十八人，小营共有四百六十七人，如今却只有一所完全小学和一所初级小学，等待受教育的人仍然很多。社会教育也兴起于清朝末年。在此以前，光绪三十二年，劝学所区董张旭初、宣讲员刘文波曾经倡议在新祥禅院设立王营自治宣讲所和阅报社。先文学公当时任劝学员，也参与发起，并草拟六条简章，呈报县里，通报备案。简章抄录如下：一、宗旨。以开启民智、培养公德、端正人心、厚重风俗为宗旨；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听讲，但不得喧哗扰乱。宣讲书籍，拟采用《咨议局章程》《选举法》《公民必读初编》《地方自治纲要》《地方行政制度》《直隶自治讲演集》以及有关地方自治的部颁章程。二、讲员。暂时由我们几人担任，等筹得经费后，再议设立自治研究所继续办理。三、讲期。每星期日下午二时至六时。四、讲所。暂设在王营新祥禅院，等选择到适中的处所后，再行迁移。五、报纸。共有《预备立宪公会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外日报》《舆论日报》等六种。六、报费。现已商定由提宪创办的阅报社从清江隔日转送六份到王营，送报费用由本社发给，不收报费。附则：监督责任在城内，应归警察局负责；王营距离较远，临时请本镇汛官到讲所监督。一时听讲的人挤满门口，很容易改变旧有风俗。改国以后，这件事便废止了。民国十三年六月，镇人于锦涛曾捐款在第二初级小学设立一所平民学校，不久便废止。民国十七年十月，淮阴农业学校推广部又在王营小学设立第一民众学校，但没有机会入学的人仍然很多。同年十二月，市中粮商李孔嘉等人又集资自行开办一个班，毕业者各有数十人，后来都停办了。民国十八年，县教育局准备设立农民教育馆；当年四月，镇人姜道立把先世捐建的马明王庙和四亩田地捐出，作为教育馆的馆址。五月，教育局聘请镇人罗青来担任筹备主任。筹备员有黄世英、杨广生、孙如墉、秦兆鋆、韩道立、张廷臣六人。土木、油漆等工程依次兴办。又在戏台上建钟楼，拓宽戏台前的地面作为竞技场，圈买庙东八亩多田地供扩充使用，共用银三千三百七十元。民国十九年四月，教育馆建成。历任馆长为纪国永、杨屏辅。《王家营志》卷五：人物、古迹 卷五：人物、古迹 人物第十：士行、列女 王营乡贤前辈中有据可考的，咸丰《志》记杨穆，新《志》记孙步云、王启秀、张燿南。三百年间，记载如此简略，也实在太过分了。根据我所听闻的情况，乡里先生中那些平凡的行为和平实的品德，足以为末世树立风范、使地方风俗敦厚的人，并不是没有。只是大都限于道光、咸丰以后；民俗接近商贾，只知道钱财，奇异之人和卓越的操行湮没无闻，哪里说得完呢！如今远取县志，近取乡里舆论，汇集记录下来，共得到二十多人。其中往往有事迹无从考证、徒然保留赞美之词的，也有想详述却无法详述的，后来的君子可以以此为鉴。杨穆，字西牧。清康熙年间成为增贡生，任中书、通判，归德任职。他才气过人，治理水患、审理诉讼，声名功绩都很显著。康熙十七年，黄河在王家营决口，知县管钜把县治迁到镇东，招抚流离失所的百姓，杨穆亲自参与办理此事，并为此立碑记载。他擅长写诗，和孙执升交情很好，著有《柳溪诗略》《芸香草》等若干卷。杨氏在乡里是最古老的姓氏。咸丰年间，杨氏族人中有个叫廷模的，家财很多而且乐于施舍，曾大力治理涵洞，使市中的积水顺畅排出，直到今天仍使人受益。王启秀，字蔚甫，是廪贡生。他清正耿介，超拔于流俗，终身从事教授。钱司业振伦主持崇实书院时，称许他的气节。他家境一向不富裕，却慷慨好义，常行义举。曾捐出馆谷一百千，倡议富裕人家捐款，以赈济贫困而不能自存的人家。每年冬天便凑集钱财设立粥厂，因此即使屡次遭遇灾荒，百姓也没有流离失所。他的弟弟仲山，也是品德清正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