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人物古迹

译何际隆，字赓虞。年轻时跟随秀才丁楼交游，壮年才学习医术，性情温厚仁慈，对贫困者从不要求报酬。年末雨雪交加，流浪乞丐又冻又饿，际隆与乡里的王启秀、查守槐共同施粥救济，救活了很多人。此外，医界的老前辈，如魏秉壎、徐垣、许暄之、何淇泉、赵士华，也都很有名。魏秉壎专长小儿科，有“痘神”的称誉。徐垣是他的弟子。许暄之乐于施医，以医术广种德行。何淇泉家传五代疡医，家业医术很兴盛。赵士华喜欢行侠仗义，七十岁还能骑马，大概是把行医当作寄托的人。秦苍璧，字冠璜。道光年间，他以童生身份参加考试，进入县学，闭门诵读经书，直到老年。学政王先谦在他的住宅门上题榜“孝廉方正”，苍璧却从未把这件事向人夸示。秦氏是河北的旧族，从苍璧开始，主持县里的信成义学，前后三代，乡人都称道他们。他的儿子秦大同，字谓堂，是廪贡生，精通制举文，多次被推荐参加乡试却没有考中。他性情端方严肃，即使接待家人，仪表神情也庄重肃然。同治庚午年，编成《秦氏谱》若干卷，山阳高延第为它作序说：“您年轻时奋发求学，在县学中颇有声名。如今虽然老了，仍正带着儿子参加省试，冒着盛暑也不怕，可以说真是壮健啊！”他的儿子秦宗琇，字伯珩，是廪增生，也是一位诚实谨慎的人，卒于民国时期。赵士骏，字轶凡。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敦厚笃实，喜爱诗书。未满二十岁便进入县学，在河边建造梯云馆，攻读科举学业。后来多次考试落第，便授徒教书，终其一生。他在土屋中悠闲自得，种菊自娱，自号“菊庄老人”。大河以北，只有与鲁孝廉通父、吴比部稼轩交好，赏花饮酒，清谈可以持续一整天。去世时八十多岁。有《赵氏谱》二卷、《梯云集》二卷。共有四个儿子，长子鸣鹤、幼子鸣琮，都在县学求学。鸣鹤多才多艺，擅长书画，有《红豆斋诗》。鸣琮年轻时刻苦攻读，晚年厌弃世俗事务，离家从军。后来又投身景教，穿粗布衣，背布袋，在尘世间游戏，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狂放。叔子鸣瑔，另有传记。韩涵，字浑儒。家境贫寒，担任外北主簿的典书记。典书记没有薪俸，领取屯田四十亩。正值战事兴起，他慨然说道：“不能手执武器保卫国家，要田地有什么用？” 他立即上书，请求归还田地。他一生严于取舍，教育子侄不加姑息，去世后，他的学业仍由后人承继。他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乡里有品德的人，他都恭敬地对待。即使忍饥也要诵读经书，研究音韵、算术，几乎都通晓其中的道理。去世时五十九岁。另有李鹤鸣，字九皋，掌管左营参将署的书记达四十年。他早年读兵书，并广泛涉猎各种典籍。为人谦恭温和，与韩涵交好。晚年教子成了秀才，也与韩涵相同。赵殿元，字佐臣。年轻时遭逢捻乱，家中没有积蓄。他侍奉祖母王氏，能够供养她。同治年间，凭骑射本领任镇标左营外委。但他不喜欢追求仕进，平日以经史自我督课。他居住的西门旧宅，庭院里榆树成荫；客人来时，他便滔滔不绝地谈论明末的事情，客人无法驳难。他敬重老师和朋友，对后辈一定勉励他们学习，最终以儒学传统使家业世代相承。祁一山和他的儿子祁毓麟，两代都以训蒙为业，乡里从他们门下出身的人很多。一山喜爱养鹅，风度洒脱，以道义自持自重。毓麟承继父亲的教诲，举步投足都十分谨慎，人们敬重他如同老师和保护者。孙步云，字月樵，是优附生。善于谈论，沉潜涵泳于百家学说，出自他门下的人大多很有名声。孙家世代居住在河北，每逢大水突然到来，平地都变成沼泽，年年歉收。步云向县令请求，开挖渠道通到鲍营河，一个月便完工。他的遗著有《自反斋杂体诗》。他的儿子孙晸，字閬仙，是附生，壮年研究医经，曾经推让产业给兄长。他亲自率领家人，在王营市上悬壶行医，以此维持生活。他谨慎修身，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谦卑自守。盐商设有施药局，敬重他的品行，聘请他主持内科。他评论世事，主张公平宽恕，不作放纵自我、独断行事的议论。他与县里的贤者交往，只选择冯太学宝墀、王孝廉登云。晚年有幼子夭亡，悲哀不能排遣，未满六十岁便因风痹在家中去世。杜学浔，字莲舫，是廪贡生。家境贫寒，却以廉正自我约束，不羡慕荣华利禄。主持地方事务时，不轻易拜见官府，也不因一文钱而玷污自己。曾经参加修筑圩堤的工程，人们都称赞他的清廉。另有王寿芝、李子章，都是县里的诸生，与学浔同时，在乡里授徒教书，都有谨慎厚道的声誉。费瑶，字琨圃；杨沄，字少芗。两人都终身授徒。费氏靠经商起家，费瑶独自专心治学，后来参加小试常常落第，又性情疏放，不愿在乡里使用鞭打责罚的方式，于是就在家中教学。来拜访他的人，总看见他手持一卷书自得其乐，那是《椒山集》。他喜欢跟随佛教僧人交游，神态安闲自适。杨沄在郡试中考第三名，却未能中式；他在小巷中设馆授徒，求学者之多最为著名。冬天没有棉袍，也从未向别人求助。两人去世时都七十多岁。刘启源，字文波。光绪年间，担任宣讲员。他天性忠诚正直，能够用直率的话调解纠纷，听到他的话的人都没有怨言。二十二岁丧妻，从此不再续娶。晚年生活萧条，衣服鞋子破旧不堪，乡里人轮流给他供给饮食。他患有湿病，乡人争相为他洗涤污秽。民国成立前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乡人为他在社中祭祀，有人哭泣。王营举行追悼会，也是从刘君开始的。张旭初，原名燿东，按字行世。幼年丧父而贫困，亲自从事贩卖，徒步行走百里。中年做海上商人，购买北方货物，海商都佩服他的诚信，和他相处融洽。旭初因此使家业兴起。他天性爱好学习，晚年把儿子经营私塾作为自己的财源，亲自建造“深柳草堂”，每天整理研读书史。草堂藤萝茂密而幽僻，来往应酬很少。然而地方上有大规模兴建工程时，他总是带头倡办，捐出重金毫不吝惜。他创办蔚文小学，严格选聘教师，地方风气因此改变。民国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岁。遗稿有《深柳草堂诗存》二卷、《训孙琐言》一卷。张塾，字伯庠，遇到贫贱之人便施以恩惠，乡里听不到关于他的毁谤；张塾的儿子震欧，和厚的性情很像父亲。二人都先于旭初去世。张燿南是旭初的弟弟。咸丰庚申年，捻军进入王营，燿南跟随母亲和兄长逃到外地避难。旭初生病不能行走，燿南当时年幼，每天乞讨食物回来，总要先让母亲和兄长吃饱，然后自己再吃。同治初年，捻军再次向东侵犯，燿南催促兄长带着母亲和妹妹出去避难，自己留下看守。等到战乱平定，外出的人都回来了，燿南却竟然不知去向。

译李克勤，字俭亭。靠经营盐业起家，仁厚而乐于施舍，乡里称赞他豁达。他侍奉父母极为孝顺，有五个儿子，次子人龙，字仲平，最为知名。人龙高谈阔论，见闻广博，却不参与世俗事务，四十岁去世。有《啸峰遗稿》四卷。除克勤之外，当时因孝行闻名而家境贫寒的，还有李同发、潘万龙等人。同发曾割下大腿肉为父亲洪道医治危重疾病，但他的父亲并不知道。乡里有人得知此事，称他为孝子。同发惊惶地说：“家贫不能供奉甘美的食物，只是尽了自己的心意罢了，哪里敢说是孝？”万龙家尤其贫困，靠做买卖赚得一点粮食来奉养母亲。乡里发生兵乱，众人都逃避，母亲年老病重不能行走，万龙守着她不离开，最终母子都得以保全。他一向恭敬谨慎，口中不说戏谑的话，也从未忤逆恶人。”},{ 刘镇文字守漳，祖籍诸城。道光、咸丰年间，迁来此地经商，做布匹生意，于是定居下来。镇文穿布衣，满身尘土，举止迂缓谨慎，像个读书人。他侍奉病中的父亲，做了许多艰难而至孝的事情。父亲去世后，他终身吃粗蔬淡饭。他早年不识字，因为父亲喜欢阅读报纸，便每天陈列报纸，像父亲还活着时一样祭告，三年不曾懈怠。晚年因哀毁过度得了心病，蓬头垢面，少言寡语。民国十七年去世，关门端坐，自焚而死。赵鸣瑔，字玟叔。父亲赵士骏晚年遭遇捻军之乱，家业败落。鸣瑔性情通达敏捷，就在居住的小营创办油市；那里占据河边的优越地势，远近商民都来归附，家业因此富裕起来。他一向慷慨，能够为他人谋利。小营兴办学校、训练乡兵，修治东坝浮桥，疏浚鲍家营旧河，这些事情都是鸣瑔首先倡议推动的。丙午年发大水，鸣瑔的产业靠近河边，受灾非常严重，家人只能吃糠和谷壳。主持赈灾的人暗中得知此事，送给他金钱，他坚决不接受，说：“还有糠和谷壳可以吃，不至于饿死，难道能忍心分食灾民口中的食物来肥养自己吗？”他居住乡里时，常常调解和消除人们的争执，众人都佩服他的公正。他家几代都种菊花，到他这一代更加喜爱，花开时来访者脚步纷杂，他整天接待应酬，精神却毫无倦意。据说他七十二岁去世。著有《艺菊卮言》一卷。常廷璋是桃源人。道光年间，主持王营清真寺，接待各地教众，远近人都乐于拥戴他。杭州有一位老人，前来求道，却死在淮地，廷璋独自跋涉数千里，把他的棺木送回去。有人说，老人家中不知道事情经过，怀疑他是因病死亡，准备控告廷璋。老人托梦给家人，家人都叩头自责，从此感念廷璋不忘。廷璋的道行很深，乡里巷间多传说他的奇异事迹。详情见“杂记”。以下记载流寓人物。左泰中是安东人。在王营集市卖卜，虽然贫困到不能养活自己，却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乡里人多称赞他的品行。光绪五年，大风刮坏房屋，泰中被压在屋下，最终死去。他的儿子继承了占卜之术，所问所占多有应验，而且神色和气充足，像个有道之人。集市上人们称他为“小左先生”。过去所记列女，多局限于贞节、孝行、节操、烈行等方面；朝廷下令表彰，也取决于这些方面。地方志所记载的，大多是清白门第、世代读书、熟悉诗礼的人。至于从事劳作的百姓，健壮能干、主持家事，辛勤劳苦、粗茶淡饭直到老年，这类人难道就没有值得记载的吗？然而所谓四种品行没有名声，乡里的三老也不予荐举，可见品行能够被家世门第遮蔽，搜求表彰往往达不到民间；这不只是男子，女子也有这种情况。本编记载的内容，以县志采访册为主要依据；新志中有些归属错误的地方，所以一概以采访册为准。续后还会另行甄录，暂且编到十一。如今妇女教育昌明，政治崇尚平等，选拔贤能是百姓共同的事情。以后若有值得记载的人物，将不只限于这些。“列女”这一门，本来应当删并了吧。现在不再分列门目，按时代先后编排，并附入流寓人物。具体列举如下。莫廷扬的妻子方氏于嘉庆二十三年嫁给廷扬，过了两年，丈夫去世；她抚养丈夫的侄子鸿儒作为后嗣，对年老的婆婆极为孝顺。她守节八十多年，享年一百零二岁。光绪二十八年获旌表。何春华的妻子王氏，咸丰十年，春华死于捻军之乱，留下的孤儿刚满一岁，王氏抚养他长大成人。她守节四十三年，从未露齿而笑。贡生孙步云的妹妹和女儿，年龄都已达到笄年。咸丰十年正月，捻军入侵，二人相携投水而死。韩涵的第五个女儿，父亲早逝，她侍奉母亲，终身不嫁。母亲病了将近三年，女儿从未离开内室，母亲的病不久便痊愈了，人们都称赞她孝顺。县令侯绍瀛题赠匾额：“贞孝可风”。李氏女子是克勤的从孙女。她幼年时许配给皖地某姓人家，尚未成婚，未婚夫便去世了；她前往对方家中吊唁，礼毕后便以身殉夫。秦国樑的妻子张氏嫁给国樑，过了一年生下女儿。国樑去世后，张氏两次服毒自尽，都没有死成。公婆害怕，便送她回娘家省亲。母亲劝她改嫁，她哭泣着与母亲诀别，不到两夜便返回夫家，终身苦守节操。附生赵鸣鹤的妻子袁氏，丈夫去世后想以身殉死。有人劝导她说：“你的子女婚嫁还没有办完，还不能这样做。”于是她忍住不死，过了一年。子女婚嫁办完后，她当晚便服毒而死，年四十多岁。王文钊的妻子丁氏，文钊年少时体弱多病，丁氏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煎给他吃，但没有奏效。她料理完丈夫的丧葬，嘱咐丈夫的弟弟好好侍奉公婆，随后带着药来到丈夫墓前服药殉死。监生徐垣的女儿许配给武进人黄念祖，尚未成婚，念祖便去世了。女子向父母请求，前往奔丧并穿上丧服，不久因哀伤过度去世。武进县令向上级长官报告，请求奏请旌表。县志写作：“垣”作“坦”，又在“监生”前加上“武进”二字，并把她列入“流寓”，这些都错了。葛文彩在外经商时突然去世，王氏号哭悲痛，想前往处理后事，却没有路费。过了几年，她积攒了若干缗钱，终于亲自前往金陵，扶送丈夫的棺木回来安葬。她教育子女、奉养老婆婆，把这些事情都做得十分周全。韩宝善的妻子朱氏，丈夫去世后，留下年老的婆婆患痹病不能行走，朱氏总是背着婆婆进出。家里极其贫困，她每天靠做针线活赚取微薄的钱，仍常常揭不开锅。每次得到食物，她一定先奉给婆婆，自己只吃剩下的几粒粮食，就这样一直到婆婆去世。韩仲时的妻子姬氏，丈夫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她把儿子教育成人；侍奉公婆也极为孝顺。她总共守节二十年，五十岁时去世。韩仲斗的妻子王氏，听到仲斗去世，赶去奔丧，终身奉养公婆，从未露齿而笑，甘心劳作了三十年。张墉的妻子戚氏，三十岁时失去丈夫，四个女儿都还年幼。戚氏亲手缝制衣服、谋取饮食，依次把女儿们嫁出去，嫁妆置办得如同中等人家的资财。家中各房的妯娌很多，却只有她一个穷寡妇承担一切，从未听到她有过怨骂和责让，经过她身边的人都更加敬重她。张桓的继妻崔氏，丈夫去世时，她还不到三十岁。家境又逐渐衰落，她靠出卖双手的劳作养活自己。她抚养原配所生的儿子，孩子有一点病痛都一定谨慎照料；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对人从不出恶言、露急躁的脸色，直到白头仍一如平日。朱保国的妻子黄氏，嫁后三年保国便去世了，留下的孤儿还抱在怀中，她想随夫而死，但孩子尚幼，不能这样做。后来孩子也夭折了，她便在一天夜里服毒殉死。她的衣襟上都缀满针线，补了好几层。她的哥哥家住王营，王营人请求为她褒奖。民国十三年，颁赐“摩笄心苦”匾额。

译丹徒人王凤池的妻子黄氏，丈夫去世后，家中一贫如洗；她靠双手劳动所得，奉养年老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婆婆曾把她当作儿子一样依靠。婆婆去世后，她披麻戴孝，背负引柩的绳索，完全像儿子一样办理丧事。以下记载流寓人物。绍兴人陶鹤声的妻子黎氏，侍奉婆婆极为孝顺，性情慈祥。丙午年发生大饥荒，流民聚集在黄河滩，官府的赈济有未能顾及之处，黎氏倾尽钱财救助他们，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她去世那天，围在棺木旁哭泣的人中，有许多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全都是丙午年饥荒中的灾民。古迹第十一：旧镇署、宅第、牌坊、水井、陵墓、碑刻。王家营旧镇在今镇以西约一里，详情见“建置”。顾炎武《王家营》诗写道：“荒凉的郊野占据淮河渡口，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秋草。行人日夜奔驰，这就是通往长安的道路。鸡鸣时客车出发，四野星光照耀。远行的马缺少青色草料，山川景色一片枯槁。燕地从前的都城，风景依然很好。衣服破了，苕上丝织品也残缺；东吴的稻米已经腐烂。公卿并不难以求取，所忧虑的是没有金银财宝。回头看旅舍之中，空空的钱袋反而令人烦恼。回头问行人：‘路十如何老。’”考察：这一年是顺治九年，顾炎武四十岁，进京时经过这里；王营尚未向东迁移。大河口旧镇在王营旧镇以西，是泗水流入淮河的河口，也称泗口。宋咸淳九年，在这里设置清河县；后来县被废除、此地改为镇，镇址便逐渐失考，大约应在杨庄附近。清口废驿在毛家觜的黄河堤上，通常称为“老马号”。乾隆二十六年，由旧县迁到这里。李鼎元《使琉球记》说：“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住宿清河县清口驿，俗名王家营。馆舍新建，宏大宽敞，可以容纳一百人。馆舍后面有空地，种着八株小柳树，长成树荫后很适合乘凉。”说的就是这里。咸丰十年，驿站毁于捻军之乱，只有驿站旁的土地祠保存下来。旧左营参将署在西门内，这里在道光年间开减坝时曾是总督公馆，后来由外北主簿居住。咸丰十年，裁汰河官后改为参将署。光绪二十七年，参将郎桂林增建辕门、吹台等设施，规制十分完备。民国建立后，该署被招领改作民居。旧左营中军守备署在东门内，民国建立后，署址废弃，改作田地。旧王营汛千总署在马王庙前，光绪年间署舍倾圮，便租赁民房居住。旧涧桥司巡检署位于城隍庙西面，后来迁到西坝，巡检署遂废弃。另一说称，巡检署在圩的西北角，最终情况不详。后园在东岳庙北面，来历不详。过去这里是大车厂聚居的地方，如今茂草丛生，一片荒芜，居民很少。另有一处西后园，在圩内西北角。颜家楼在西街北端，有个颜瞎子，凭勇武技艺闻名，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人。城隍庙前的井已经淤塞很久了。马王庙前的井，是王骡厂开凿的，集市中的各家骡厂来饮骡的都到这里来。它附近张姓的骡厂有一匹小公马，能够一天赶到郯城，人们因此说：“儿马张，砖井王。” 百岁坊在西街，左边题为“节孝之门”，右边题为“百寿之门”。光绪二十八年，为莫廷扬的妻子方氏所立。鲍家马头在清口废驿的西面，向下连接鲍家大汪。琉球通事郑文英的墓在彤华宫后面，有碑，旧题为“琉球国朝京都通事郑公文英之墓”。旁边题写“乾隆癸丑十一月十四日卒”。《县志》说：文英奉命出使入贡，途中去世，葬在这里。考察邑人蒋堦《甦余日记》：琉球贡使约有数十人，正使中的耳目官一名，都通官就是文英，他本来就是正使。又考察《东华录》：乾隆五十八年为癸丑年，这一年所立《朝鲜琉球诸国来贡碑》，上半部分已经残缺。千总蔡智的墓在镇东黄河官堤北边。续修《县志》说：千总蔡智因为善于治水，死在工程现场。上级官府表彰他的功劳，赐给葬地，当地人至今称为“蔡公墓”。回回林在北郭外一里，是回教的义冢。东西长宽将近十亩，幽静深邃而独特，是游览的好地方。《重迁王家营碑记》，乡人杨穆撰写。原碑早已失传，这里从乾隆《志》中录出全文：“与袁浦相对而立、所谓王家营的地方，大概是清河县东部的交通要冲，临河而居，共有两千多户。五十年间已经迁徙三次了。唯独康熙二十七年秋天发生大水，每天崩塌河岸几十丈，市镇房舍全都陷入蛟龙宫，妇女孩子孤苦无依，面对洪水哭泣。有的百姓半夜露宿，有的像鸟兽一样四散逃亡，葱郁的地区几乎变成了旷野。事情上报县令，管公听说后十分忧惧，单骑上路，巡视旧址，只剩下几间茅屋而已。于是召集老少商议，看来非向东迁移不可。询问那块地，原来是山阳朱生的产业。派里正去告诉他，他说‘不行’！又派县尉委婉劝说，他仍说‘不行！不行！’事情紧急，只好竭力请求督、抚两院以及淮扬道胡公。胡公说：安置百姓、招抚流散者，这是有关官员的责任。不要辜负加恩于百姓的深切意旨，应立即按议定方案迁徙。又捐出俸禄帮助支付地价，钱还不够，督宪又命令增加三十金。大概是安置众人而不使一人受损的意思。侯县令不考虑自己，捐出足数的钱，百姓因此得以重新聚集。有的砍茅草盖屋，有的筑墙搭棚，有的烧制砖瓦建成房屋。” 不到两个月，一座高大壮观的大镇就形成了。唉！仁人对于［人］，他的利益施及多么广啊！古代的官员，只要一言一行确实有益于民生，百姓就会歌颂吟咏，使其光耀流传于史册，何况他救援已经沉溺者的性命，救活将要成为孤儿遗民的人，又使我们的镇子恢复治理呢？百姓为此唱道：‘谁夺走了我们的居所？侯公为我们划定居处。谁毁坏了我们的房屋？侯公为我们安置居所。洪水退去，草木枯槁，仿佛沐浴在及时雨中。子子孙孙，永远安居乐土。’由于感受太深，连自己也不知道祝颂竟这样长。我的确是乡里人，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所以详细叙述它，以记其不朽。”考察：这篇文章把迁镇的始末记载得十分详尽，乡人计划重新立碑，至今还没有办成。

译《严禁滥封车骡碑》在马王庙山门左边，碑的下半截黑暗剥蚀，不能全部辨认。大意说：清河县屠某为再次申明严禁之事。乾隆二十九年，奉府正堂姜宪的牌文：淮河流域南北交通大道上，官员往来所需要的车辆船只，常常借迎送亲朋为名，动辄封拿，奸猾的书吏借机勒索欺诈，甚至把货物丢在路上，商贩因此不敢前行。所以乾隆二十五年奉旨查禁。近来查得佐杂各员的亲友往来，仍然派差役捉拿车辆。更有不法的站棚书吏役夫，勾结差官，借封拿之名索诈，真正紧急的公务反而常常无法办理。如今转眼就要遇到大规模差役，需要的车辆很多，怎么能任其滋生事端、扰害百姓？合应再次严令禁止。又据车骡店张九皋、杨锡璜、韩士进等人共同请求，立碑申禁。据此，应令差役等知悉：以后除大差运输官物，临时按数发给价钱、传令办理外，其余私人事务需要车辆骡马的，不得滥行拿取，各自都要敬畏遵守。乾隆三十年九月某日。《革除拉差贴费碑》在马王庙东墙。大意说：两江总督部堂孙某、江苏巡抚部院长某为发布禁令。清河县王家营是南北交通要冲，差役经过时需要车辆骡马，往往由官府发印票，责令车行雇用。车行却借“贴费”为名，每当客人投宿车行，就不让客人与车夫见面，私自议定价格，客人花钱很多，车夫到手的钱却很少。如果车夫稍有不从，就把车辆骡马长期扣留，甚至卖掉骡马，所得还不够偿付麸草店的费用，使商人受累、百姓受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革除拉差贴费，酌情规定雇用价格。以后衙门需要车骡，每站用车一套、骡一头，各给银四钱，不得少一分，也不给车行额外用钱。百姓雇车骡，除脚价四钱外，每银一钱另发用钱五厘。这样，车行仍可糊口，车夫得到实价，商民也就不会受累。各自都要敬畏遵守。乾隆五十六年八月，署理清河县事务陈廷栋谨慎刻立。《申定雇用车骡事例碑》在马王庙山门右边，如今被农民教育馆改作奠基纪念石。原碑大意说：清河县丁某为严禁之事。案称：承蒙督、抚宪札令，把王家营一带往来商民雇用车骡等项的价格以及应当禁止的各项列在后面：一，官民雇用骡马车辆，每套每站给银四钱；一，长骡每头每站给银四钱；一，车骡行每次雇价一钱，抽取行用三厘；一，车辆多的时候，每套每站减银一钱，骑骡也相应减价；一，遇到北道遭灾的年份，车辆稀少，每套每站酌情增加三分，骑骡按比例增加；一，各省士子赴京参加会试，一律照此办理，车行不得私自加价；一，二把手车每辆每站按车夫两名计算，共给银四钱，驴拉车每站增加二钱，车店抽取三分作为行用；一，百姓雇用短途盘驴，每头每里给钱二文，驮驴给三文；长途站路每头每站骑坐给二钱，驮载给三钱，车行按三厘取用；一，车、骡、驴各行遇到商民聚集，往往抬高价格、囤积居奇；有时需用者已经直接同车夫订好价格，车行还要从中多加索取，才准许开票，这种弊端应当永远革除；一，商民在车行吃饭，饭钱不得额外多收，也不得混入车骡定价中扣除；一，车骡价格要在出发时注明于契票，先付二分之一，其余按站交付，车夫不得预先索取全部钱款，以免沿途借钱浮支，使商民受累。以上新增条款，承蒙宪台批准，各自都要敬畏遵守。特立此碑以申禁令。嘉庆七年九月。《永禁行店抬价居奇碑》所在处与前碑相同。大意说：淮安府李某发布札文，奉淮海道沈某咨文、淮扬道邹某咨文：各省参加会试的举子经过王营，雇车向北，车行每每抬价居奇，上一次会试时每套车竟有人索价二十多两。经本道定价，每套不得超过十二两，从正月初一到二月二十日，清江各衙门暂停派车；如有紧急差役，也按民间价格发给，以免有人借口。现据安徽举人董桂洲等、江苏举人叶自庄等、□□举人程振墀等禀请，在河边立碑，永远作为定例。经详细呈报，奉巡抚陶某、总河部堂张某批准，咨文下达道府，责令县里遵办。合应立即刻石永禁。道光十年八月。《永禁衙蠹勒派阴阳端公碑》在城隍庙。大意说：沈文俊等人共同禀告，本府会同详报各位上司，承蒙总漕部院郎某批示：淮属州县□□过去常常派遣阴阳端公，收取银钱解送备用，造成的困苦负担极重。本部院根据呈词批示府署议定并详细申禁，怎么还可以继续沿袭这种陋弊？责令查明后迅速报告。总河部院赵某批示：据该府详报所议，命各县十年轮流捐办一次，不准再派阴阳生采购办理；已经得到漕院批示，刻石永远禁止，该县怎么能抗拒违背、不遵照办理？如果再轻慢玩忽，就提拿经承查究治罪。以上已经得到各位上司批示，刻石永禁，通行全属各地，不得有违。特立此碑。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立，沈文俊、王永祚、谢凡、沈仁亮。《永禁衙蠹违例架宪殃民碑》所在处与前碑相同。大意说：清河县为发布禁令。根据沈文进等人的共同禀告，清河县额定征收流寓银时，户房书吏皮大恒等人串通蒙混，种种苛刻搜刮；承蒙本府详细呈报，请求严令整顿，清除额外摊派，按照流寓银原定数额征收；如果有书吏差役蒙骗作弊，查出后从重究办。责令立即刻碑永远禁止，以杜绝擅自更改。文件到县后，合应责令王家营乡地通知原禀人沈文进等，立即备办碑刻，报上级备案。特立此碑。雍正五年八月立，沈文进、秦克缵、刘公蕃、孙起龙、刘恺。《永禁架关夥诈碑》在太阳宫。大意说：清河县徐某为架关欺诈等事。根据生员张弘文、赵玟卫等呈称：王营历来没有关卡设置，也不是额定口岸，却擅自有清江小关，假借名目，勾结恶棍私下索取钱财。此前本府已经出示严禁，各人都暗中逃走；恐怕日久法令松弛，必须详细呈报上司，刻石永远禁止等。因此经各位上司批示，合应刻碑。以后如有清江关役到镇私自索取钱财，准许士民将其扭送并禀报，详细查究重办。特立此碑。康熙五十年四月。

译《严禁私牙害民碑》所在处与前碑相同。大意说：清河县戴某为严禁公卖私牙串通朋党冒充之事。王营从前有地方恶棍，创立代为买卖的行名，每石收取行用七十文，此外又勒索十文、八文不等；经陈国龙控告后，已经下令禁止。那些地棍周来崇等人怙恶不悛，又串通奸书周秉智，藏匿卷宗，蒙混作弊，请□，随后立刻拿获周等人审讯各项情节，依法责罚革除并枷号示众；同时详细通报各位上司，刻碑永禁，奉批如此。合应刻碑，永远革除这一弊病。再查粮牙每石收钱过多，已经议定并详细规定每石只准取用银二分，所取各行都应遵照，奉府宪核准转行在案。相应刻碑，以彰显按照物价公平施行的原则。务必敬畏遵守，不得忽视。雍正九年十一月。《革除驴头名色碑》所在处与前碑相同。大意说：淮安府姜某为刻石永禁之事。根据清河县王家营杂粮行户孙天祐等人禀称：我们开设陆陈行，一向被驴头赵士美等人借差役之名强行拘拿驮运商贩的驴匹，勒索乡民，使车行受害失业。多年诉讼，幸亏查访清楚后下令禁止，革除驴头名目，地方才安定。哪里料到赵士美等人倚仗地方上的胡从礼，强行揭去宪示，照旧勒索欺诈。我们情急之下到官署申诉，蒙恩准许改发山阳县审理查实。按拟议，应枷责并追赃，革去驴头名目，责令驴店承当差役、供应差事，也承蒙清河县处理在案。只是恐怕日久后旧习复萌，或者驴店另起风波，众人共同请求准许刻碑。合应刻石永禁。乾隆三十年五月十六日。《申禁前事碑》所在处与前碑相同。大意说：淮安府姜某为刻石之事。根据王家营酒栈方百垲等人禀称：去年冬天，孙天祐等人控告获准审讯，革去驴头名目，命令驴店承当差役。谁知驴头不知悔改，又与驴店串通，强行勒索酒栈和庄户的驮运驴匹，违背了除恶安良的本意。我们愿意捐资刻碑，恳请恩准永远禁止。据此，合应刻石永禁。乾隆三十年□月十八日。王营酒栈房方百垲、祝圣辉、田恒宽、方天经、江□纯、牛绍武共同立碑。《永禁关役扰害行户跨越碑》所在处与前碑相同。大意说：清河县陈某为抄录批文晓谕之事。奉府宪罗某批示，前县详细报告：据王营镇董事职员徐垣等人称，因为关役扰害车行、越境经营，请求赐下批示，刻石永远禁止。奉批暂准按照所报立案，责令新任清河县陈县令遵照办理并缴销等。查此案：此前据徐垣等人称，王营在兵乱后元气已经受损，前一年有人借充关役之名到镇上扰害，幸蒙惩办。后来又有越境开行的郑永泰，也承蒙批示责令迁回本镇经营，至今安业。恐怕日久废弛，所以共同请求详细申报立案，并出示晓谕等情形，前县已经转呈并发布告示，均有案可查。现奉前项批示，合应抄录批文晓谕，务必敬畏遵守，不得违犯。特此公布。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三日，王营镇士民各业公泰、张公盛、王锦隆、张祥盛、费翼丰、赵玉田、杨元立，邵之翰书。《王家营志》卷六：杂记、叙传 卷六：杂记、叙传 杂记第十二 志书记载王营河水决口的事情很多，这里按次序汇总记述。万历十九年夏六月，王家营决口。《康熙淮安府志》。二十一年，王家营决口。康熙元年夏六月，王家营口、颜河口决口。四年五月，淫雨连续六十天，吉家口、王家营口、崔镇口决口。以上见《安东县志》。六年五月，旱灾蝗灾之后，千里土地一片赤裸；白天忽然看见西北角水气浩荡，仿佛有巨舰千帆从空中漂浮而下，村镇市集的人惊慌逃走。二十多天后，河水大涨，王家营决口，冲毁淹没民房数百家，四境全都成为水乡。九年五月，洪水再次进入王家营。十二年三月，桃源新庄口和王家营决口。以上见乾隆年间府、县《志》。十四年，王家营口决口。《安东县志》。十五年，清河县张家庄、王家营决口。《康熙府志》。十八年，旱灾蝗灾，秋天蝗虫幼虫出生，吞食豆类；此后王家营决口。《乾隆县志》。明朝末年，张献忠派将领向东攻略，曾经驻留王家营；各书的记载，时间、日期和事情经过往往不完全相同。《山阳志遗》说：甲申年四月末，贼将董学礼到达宿迁，武愫到达沛县。五月，贼众假装成难民，乘船将要接近清河，水营副将张士仪大败他们，烧毁了他们的船。又派人前往王家营，暗中焚烧当地房舍。《淮城纪事》说：王按台命令清河县和王家营百姓三日内全部迁走，焚烧他们的房屋。因为外来客兵很多，恐怕他们盘踞下来制造叛乱。《淮城日记》说：五月初二日，董贼派五十名奸细暗中住在王家营，王按台派官员焚毁他们的房舍。清代各家笔记中，记述经过王家营的事情不少。歙县程庭《停骖随笔》说：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早晨天气微阴，乘骡车出发前往淮地。吃过饭已经走到乌沙河，风雨大作，长堤泥泞。刚渡过黄河，衣服和行囊都被雨水浸透，于是住在王家营。写了一封家信，派仆人方昇回去报平安。南汇周广业《冬集纪程》说：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风势像昨天一样强劲，经过淮安，到达清江浦。午后渡河，河面很窄，一叶小舟就可以渡过，到了王家营杨氏店。二十五日，雇了一辆车，花钱三十千。当时车价很高，车夫尤其贵，车辆的轮子都是用榆木制作的。十字形轮辐的最好，所以有“桑车榆毂”的说法，车声数里之外都能听到。大车有两个轮子，所以一乘称为一辆。驾三匹马称为三套。我乘的是两匹马和两头驴，也称为三套。福建、广东、豫章参加会试的人先后云集，人数可以达到几千。所谓人流汇聚，就像百川朝向大海一样。吕培《洪北江年谱》说：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正月十五元宵节，搭乘山东使船，与同乡举荐者一同进京，到了王家营，因为船行得很慢，又改走陆路，取道泰安。到二月底抵达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