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传第十三
震南意广心奢，自图史、音切、诸子书、文章义法、中西治化、生计之学，皆见其粗。蚤岁有志著作，张空目以十数，文章汗漫，不甚中程轨，笺疏密，愈非所长。独嗜史部书。少从文学公受袁枢《纪事本末》，读而好之，有吴均通史之志，力不足副。年三十二，为《国史通略》上下卷以见意，且序之曰：“治史之道，专精与通览异，晚近为通览之史者，有一敝焉，曰不肯割舍。盖史实万千，不必为人人所宜详也。惟必有所弃，然后有所著，夫治史之所贵，岂徒诵烦辞逞碎义哉！今史部书诚繁，其大纲之通摄古今，而有系夫政之平陂民之舒戚者，可以一二数也，杂小与大而举书之，则牛毛茧丝，难为辨治。虽晚出之本，与村学中兔册之流，鲜以别也。抉其大者而究论之，则元元本本，殚洽而昭明。其言居要，其书易读，虽有诵说极博之士，不如吾执守之精也。”然震南宅忧处约，体又善病，兼授徒历年久，繟缓通阔，赴之不敏，竟不能名其家。尝与同县范耕研言：“秦有天下十五年，其治术掩迹三五，下开百王，而秦记湮灭，事迹不具。若攟摭古籍，刺其政教、官守、郡县、艺文之类，作秦之一经，存一王法，不亦可乎？”耕研韪之。顾卒卒未即就，独以余日聚乡里旧闻，数年滋益多，甄综考校，常孳孳然。讫于今岁，他书未杀青，乃先成《王家营志》六卷。
初，震南年二十四，馆其乡先辈徐庶侯大令家。大令藏方志累数百卷，震南以暇稍治其书，而有以识其利病。尝论之曰：“方志者，地理之书也。地理以疆域为郛郭，以代有变置，故名实岐互，不能析别疆理以归限断，则全书不足观也。郛郭之内，要端可数，而大归在于征实。征实之事，有古有今，资于古者曰图籍，资于今者曰采获，一有不备，君子其犹有憾。太史公作《史记》，自《世本》、《谍记》乃至《楚汉春秋》之属，资于古者也。自郡国计书乃至游陟山川，举所覆所视以备异闻，资于今者也。而夹漈犹以博不足为深恨。今之载笔者，求所资而不得，则骋虚辞以相咿嘎；或则矜重义法，以省括为解。笃而论之，岂有当于征实之谊哉！”已而叹曰：“郡邑志书，官有程期，又缀于众手，其不能以如志亦宜。自明以来多支志，若三吴之汊口临平乌青，淮南之甘棠北湖。断地以求，往往可观。王营，父母之国也，自有明置卫，更三百年而吾宗东徙，又七传而至于吾身，其间建置因革，井里废兴，守望编伍之略，文献礼俗之宜，自他人而观之，稊米微尘也。而居是邦者，则为田庐丘垅之所托，吾力犹能网罗放矢，既有责焉，可无述乎？”于是窃取陈编，自明已下五百有余岁之官书野记百家杂语，悉覈其同异而整齐之。时代差近，闻见可接，则有友生耆老究悉故事者举以相诒。故久而益多，经始之岁，每有草稿，必闻于大令。大令善其所为，谓当卒成之。书成于民国二十年之冬，纂言记事，以二十年夏为断。二十二年冬，以授梓人，又少附益焉。总其要略，为目十有三：曰“建置”，曰“河渠”，曰“军政”，曰“警卫”，曰“职业”，曰“交通”，曰“礼俗”，曰“宗教”，曰“学校”，曰“人物”，曰“古迹”，曰“杂记”，而“叙传”终焉，凡六卷。
张震南曰：吾不敢堕先人之业，吾是以次其行事而述“叙传”。
译震南志向广泛而心气很高，对图书史籍、音韵切音、诸子之书、文章义法、中西政治教化以及生计之学，都略有涉猎。年轻时就有志于著述，张列的空白篇目有十多个；文章铺陈散漫，不很合乎规范，写笺疏尤其不擅长。他唯独喜爱史部书。年轻时跟随文学公学习袁枢《纪事本末》，读后很喜欢，有志于像吴均那样撰写通史，但能力不足以完成。三十二岁时，写成《国史通略》上下两卷，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作序说：“研究历史的方法，专精与通览不同。近来以通览为主的史书有一个弊病，就是不肯取舍。史实千千万万，不必适合每个人都详细记载。只有有所舍弃，才能有所著述。研究历史所可贵的，难道只是背诵繁琐的言辞、炫耀琐碎的义理吗？如今史部书确实繁多，其中能够统摄古今大纲、又关系政治治乱和百姓安乐忧苦的，也不过一二端而已。把细小和重大混杂起来，凡是见到的都写进书里，就会像牛毛蚕丝一样纷乱，难以辨析治理。即使是晚出的版本，和村塾中流行的兔册一类书，也很少有区别。抉取其中重大的问题加以深入论述，就能探究根本，融会贯通而清楚明白。这样的言论切中要害，书也容易阅读；即使有些博闻强记、善于讲说的人，也不如我所坚持的精当。” 然而震南居丧守制、生活困约，身体又多病，加上多年教授学生，性情舒缓宽疏，行动不够敏捷，最终不能使家业成名。他曾对同县的范耕研说：“秦朝拥有天下十五年，它的治理方法掩盖了三代的遗迹，开启了后世百王的制度；但秦代的记载已经湮没，事迹不完备。如果搜集古籍，考察其中关于秦代政治教化、官吏职守、郡县制度、艺文等方面的内容，写成一部秦代的专书，保存一个王朝的法度，不也是可以的吗？”范耕研认为这话很好。但他最终匆忙而未能立即完成，只利用闲暇搜集乡里的旧闻，数年之间材料越来越多，并认真甄别、综合、考订校核，始终勤勉不懈。直到今年，其他书还没有定稿，于是先完成了《王家营志》六卷。起初，震南二十四岁时，在本乡前辈徐庶侯大令家设馆教书。大令收藏的方志有几百卷，震南利用空闲稍稍研究这些书，因此懂得了方志的长处和弊病。他曾评论说：“方志是地理书。地理以疆域作为外部范围，而各代又有变更设置，所以名称和实际往往分歧交错；如果不能分析辨别疆界，使其各归界限，那么全书就没有可观之处。疆域以内的重要方面可以列举，而总的归宿在于考征事实。考征事实，有古代的，也有当代的；取资于古代的叫图籍，取资于当代的叫采获。只要有一方面不完备，君子就仍会感到遗憾。太史公撰写《史记》，从《世本》《谍记》直到《楚汉春秋》一类，都是取资于古代的；从郡国计书直到游历登临山川，把亲自考察、亲眼所见的都搜集起来，以补充异闻，都是取资于当代的。然而夹漈仍因博采不足而深感遗憾。如今著述的人，想寻找材料却找不到，便放纵空泛言辞彼此咿咿呀呀；有的则自矜于严密的义法，把省略概括当作解释。认真说来，这难道符合考征事实的宗旨吗！”不久他又叹息说：“郡县方志有官府规定的期限，又由许多人共同编纂，不能完全按理想写成也是应该的。明代以来有许多分支性的志书，例如三吴的汊口、临平、乌青，淮南的甘棠、北湖。分别截取地方来考求，往往也很有可观之处。王营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自明代设置卫所以来，经过三百多年，我这一宗族向东迁徙，又传了七代到我这一代；其间的建置沿革、里巷兴废、守望编伍的谋略、文献礼俗的适宜，从外人看来，不过像微小的禾粒、尘埃罢了。但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却把田地、房屋、丘陵和坟墓托付于此；我的力量还能够搜罗这些散失的材料，既然负有责任，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于是私下取用陈旧的编籍，将自明代以下五百多年来的官书、野记、百家杂说，全部核查其异同并加以整理。时代相距较近、见闻能够相互接续的，就由熟悉旧事的朋友和老人详细讲述给我听。因此材料久而久之越来越多。从开始编纂那一年起，每有草稿，必定拿给大令过目。大令认为他的做法很好，说应当完成此书。此书完成于民国二十年冬，编写言论、记述事实，以民国二十年夏为断限。民国二十二年冬，交给刻书人付梓，又稍加增补。总括其要略，分为十三门：一为“建置”，二为“河渠”，三为“军政”，四为“警卫”，五为“职业”，六为“交通”，七为“礼俗”，八为“宗教”，九为“学校”，十为“人物”，十一为“古迹”，十二为“杂记”，最后为“叙传”，共六卷。张震南说：我不敢荒废祖先留下的事业，因此依次编排有关事迹，撰写“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