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内篇

译洪武二十四年，规定生员巾服的制度。襕衫用玉色，以绢或布制成，宽袖，系黑色线带，戴软巾并垂下带子。皇帝认为学校是国家储备人才的地方，而士子的巾服却与吏胥没有区别，应当加以区别。于是命工部制定样式进呈，皇帝亲自查看，一定要求典雅。样式改了三次，制度才最终确定。由此，士子的衣冠颇有古代风尚。农业是笨拙的行业，不如商业。如今的制度规定，农民之家准许穿绸、纱、绢、布；商人之家只准许穿绢、布。如果农民之家中有一人从事商业，也不许穿绸、纱。农民准许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从事农业的人不许戴。国家在这些规定中，也寄托着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意思。贫穷的人哪里有绸纱可穿，富裕的人自然不会求戴斗笠。如今的商人，只从衣服来说，难道仅仅是使用绸纱而已吗？教坊司的伶人，制度规定平时戴绿色巾，以区别于士庶的服饰。女妓戴褙，不许与庶民之妻相同。庶民妻女穿袍衫，只限于黑色、紫色、桃花色以及各种浅淡颜色；大红、青色、黄色一律禁止使用，腰带用蓝色绢布制作。女妓不许系带，这是用来区别良民与贱民的。伶人▯负不许戴冠、穿褙子；乐工不是在承应差事的日子，出外不许穿靴。因此如此贬低他们，如今还有遵守这些制度的吗？我们太祖高皇帝未显达时，曾寄身于濠州的皇觉寺。不久遇到兵乱，寺中僧人散去。皇帝向伽蓝神祷告，用竹▯占卜吉凶，说：“如果允许我出境避难，就以阳面表示；如果要我守在旧地，就以阴面表示。”祷告完毕，掷▯，一俯一仰，像这样掷了三四次。后来又祷告说：“出境不许，进入也不许，神明莫非要我跟随雄者然后昌盛吗？如果是这样，就请再按先前的方式表示。”于是又像前面那样掷▯。皇帝惊讶后悔，认为事情困难，又祷告并掷出一枚立着的▯，知道神意有所指，于是前往旧滁阳。当时是至正壬辰年闰三月。过去宋太祖未显达时，喝醉了酒，进入南京高辛庙，见香案上有竹柸▯，便拿来占卜自己的官位。他把一俯一仰作为圣▯，从小校直到节度使，逐一掷▯，都没有应验。忽然说：“超过节度使，难道就是天子吗？”一掷便得到了圣▯。宋人记载此事，认为天命早已如此确定。晏元宪任留守时，在庙中题诗，有“庚庚大横兆，声欬如有闻”两句。大概是说这件事与我们太祖的事情竟然如此相似。刘宋时郭世通家贫，靠出卖劳力供养继母。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夫妻担心因此耽误侍奉赡养，便把孩子活埋了。宋文帝下诏张榜表彰郭世通的门第，把这件事作为孝行。这件事与郭巨埋儿相同。方逊志评论郭巨埋儿，世人都传说那是孝行。唉！伯奇顺从父亲的命令，申生表现恭敬，君子却不把他们称为孝。父亲用大杖打人时不逃走，曾子也不能推辞所受的责罚，只是说听从父亲的命令尚且不可。孝是用来侍奉父母的，如果不合乎礼，即使每天用三牲供养父母，仍然是不孝，何况让父母因为口腹和身体的供养而杀死无辜的幼子呢？连禽兽都不忍这样做，君子尚且称羡它，何况子孙呢？郭巨使父母陷于不义，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却把这种行为称为孝，那么天理几乎要泯灭了。这种孝行可以拿来训导人吗？有人说：“如果这不是孝，天为什么要赐给他黄金？”唉！假设不幸没有得到黄金，死去的孩子也不能复生，那么杀子的罪恶就无法逃脱；又犯了断绝后代的大罪，怎么还能称为孝呢？除非他的父母没有恻隐之心；如果有恻隐之心，又怎能安心接受这种生养之恩呢？有志之士本来就是这样的吗？不过是侥幸碰巧罢了，好事之人竟然赞美这种不义行为，违背名教而不加察觉，实在太过分了。人竟然喜欢标新立异到这种程度，难道真是这样吗？或者，是上天怜悯那个孩子而帮助了他吗？否则，无辜的婴儿就再也不能复生了。既然如此，宋文帝下诏张榜表彰郭世通家门为孝行，实在不能作为效法的准则。韩退之说：“没有在市上被处死，就已经是侥幸了，何况还要在他的门上张旗表彰。” 明朝开国初年，青州日照县有个百姓叫江伯儿，母亲生病，他割下胁部的肉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没有痊愈，他便向岱岳祈祷，愿母亲病愈后就杀子祭祀。不久母亲病愈，他果然杀死自己的三岁孩子来祭祀。事情上报后，太祖大怒说：“父子之间的天伦关系最为重要，《礼》规定父亲为长子服丧三年。如今百姓竟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断绝伦理，应当立即逮捕治罪。”于是逮捕江伯儿，杖打一百，贬谪戍守海南。太祖命礼部详细议定旌表孝行的事例。礼部议论说：“子女侍奉父母，平居要尽到敬意，奉养要使父母安乐；父母有病，要请良医诊治，亲自尝试并进献良药。至于向上天祈祷、向神明祷告，这是至为恳切的感情，是子女内心不能自已的表现。至于卧冰、割股，前代本来没有，到了后世才偶尔出现。割肝的行为，残害身体最为严重。况且有些父母只有一个儿子，割股割肝有时会导致儿子死亡，卧冰有时会冻死儿子，使父母无所依靠，宗祊没有主持的人，难道反而不是最大的不孝吗？考察这些行为的起因，有的是愚昧之徒一时激发，有的是专门制造奇异行为的人，想惊动世俗、震骇天下，以求获得旌表，或借此逃避徭役。割股还不满足，便发展到割肝；割肝还不满足，便发展到杀子。违背正道、伤害生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子女遇到父母生病，医治不愈，又没有办法申诉求助，即使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也听凭他们去做，但不列入旌表的范围。”诏令同意了礼部的意见。太祖的见识，以及他用来向天下树立教化的做法，实在高明。律条历代相承，增减没有多少。考察唐、宋的刑统就可以知道，敕令则各朝分别制定成格。宋人认为敕令重于律法，审判案件使用敕令；敕令中没有规定的，才使用律法。朱子曾经对此感到忧虑。元朝笞刑、杖刑减去原数的三成，笞刑应止于四十七下，杖刑应止于九十七下。到后来审判案件时，七下至五十七下使用笞刑，六十七下至一百七下使用杖刑，徒刑和杖刑的数目也同样如此。[原文“?徒杖数”有疑误]这样一来，反而增加了十下。大德年间，刑部尚书王约把这件事上奏，但最终不能改变。明朝开国初年，刑罚也很重，遇到案件就请皇帝裁决，榜文纷纷发布。洪武末年，重新制定新律，刑官才得以有所依据进行拟议，刑罚轻重归于统一。后来又申明《大诰》，除了死罪以外，笞、杖、徒、流都按照减一等的徒刑论处，历朝都遵守这一规定。至于法律之外遗漏的奸恶行为，仍不免有时需要议定条例。然而条例只是用来辅助法律的不足罢了；律法中没有规定的，才使用条例。宽仁的政策，于是超过了唐、宋。

译正统十年，进士登科录中凡是“天”字都写作“{艹曳}”，据说这是出自内阁的意思。景泰年间，皇帝临幸太学，谢表由内阁自行撰写，其中有“管窥霄，蠡测海”这样的句子，大概也是为了避开“天”字。当时有见识的人曾对这件事感到惊讶。正德初年，宦官逆贼刘瑾专权，禁止臣民用“天”等字取名。例如郎中方天雨，只命名为“雨”；参政倪天民，只取名为“民”之类，朝廷内外纷纷如此，尤其奇怪。从前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许人使用天、高、上、大等字称名，这是末世的命令，不是后人应当效法的。宋代宣和年间，宰相蔡京根据给事中赵野等人的奏议，下令凡世俗中用“天”等字取名的人，一律禁止并改掉，前后一共禁用了八个字。犯“天”字的，方天任改为方大任，方天若改为方元若。甚至承天寺也改名为能仁寺。当时有见识的人对此忧虑不已。刘瑾目不识丁，难道这些旧例是他所承袭的吗？第二年，刘瑾因谋逆被诛杀，“无天”的罪名，它的征兆莫非就在这里吗？刘瑾被诛后，禁令废除。近来已有诏令，人们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英宗刚即位时年幼，朝廷的大政，多由张太皇太后听取意见后裁定。太后曾在便殿临朝，执政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奉旨入朝。太后身边的女官都佩带刀剑，侍卫神情严肃。英宗站在东边，英国公等人在西边下阶站立。太后召见询问他们，众人都说了赞许的话。轮到杨溥时，太后却叹息说：“先皇帝曾称赞你忠诚，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你。”仁宗在南方监国时，当时太宗正宠爱汉庶人，已有让他取代嫡子的意思。杨溥以翰林学士身份极力进谏，被关进锦衣卫监狱十年，直到仁宗即位才获释。杨溥出狱几个月后便成为大学士，所以太后才有这番话。太后于是回头对英宗说：“这五个人是先朝为皇帝选拔留下的，凡是有所行动，都要同他们商议；不是这五个人赞成的事情，不可以实行。”英宗接受了命令。不久，太后召太监王振，王振到后俯伏在地。太后的脸色顿时变了，说：“你侍奉皇帝，掌管他的起居，很多事情都不守规矩。今天应当赐你死。”女官把刀架在王振脖子上。英宗跪下为他求情，几位大臣也都跪下。太后说：“皇帝年纪小，哪里知道自古以来这类人祸害国家、败坏家门的事太多了。我可以听从皇帝和各位大臣的请求留下王振，但从今以后不得再让他干预国事。”太后起驾，命英宗赐英国公等人酒饭，众人才退出。唉！太后大概就是所谓的女中尧舜吧！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清明整治的政治局面，是太后以母仪治理天下的力量所造成的。太后在正统年间去世，杨溥为同乡哭泣。又说这时杨士奇、杨荣二人都已经去世，英国公也年老多病，不久便获准退休，大概是对时事有所伤感。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王振确实是造成祸乱的人。内监有一所叫虫蚁房的地方，四方进贡的各种鸟兽都养在那里。弘治初年，有人议论将它们放掉，以减少浪费。所饲养的白虎、豹之类，放掉就会伤害生物，想杀掉它们又恐怕不符合皇帝新政时期的做法，左右大臣对此感到疑惑。孝宗说：“只要断绝它们的食物，让它们自己死掉就可以了。” 职方司旧日的奏案中记载了一件事。弘治七年左右，朝鲜的海南夷有人运米回本国，却在海上翻了船。这些夷人依靠漂浮的木板，一半没有死亡，后来随水漂流，抵达依都。恰好巡海官军的船只到来，便把他们载入浙江境内。事情上报朝廷后，朝廷命令供给他们衣服和粮食，安排辽东方面陪同接待，并向他们指示回国的道路。这些夷人自己陈述说，本国的米全都丢失了，回国后将无法为自己说明，罪责必然导致死亡。于是诏令派遣两名通事送他们回去，并且仍然敕告该国国王，怜悯他们的情况，不要加以严厉惩罚。[“海南夷”“依都”“佥▯”等字样疑有OCR或文本讹误]我国朝廷安抚、养育异族，恩德竟达到这种程度；因此使四方夷族宾服，本来就是应该的。汉武帝教霍去病读孙武、吴起的兵法，霍去病说：“做将领只需看方略如何，不必拘泥于学习古代兵法。”三国时，夏侯称让他的父亲读《项羽传》和兵书，他不肯，说：“有才能就自己施展，哪里能只学别人呢？”宋代岳飞喜欢野战，宗泽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便把阵图授给他。岳飞说：“先布阵然后交战，是兵法的常规；至于如何运用得巧妙，全在各人的心意，这些都是能够自己立定主见的人。”因此，东瓯王汤和是开国名将。有人谈到兵书，他总是笑着说：“临阵决定机宜，在于智慧、见识和反应敏捷罢了，为什么要拘泥于古法呢？”听到这话的人都很佩服他。古法果真值得完全依赖吗？赵括只是空读他父亲的兵书，却不知道随机应变、出奇制胜，结果使赵国全军覆没。房琯仿效古法，采用车战，在陈涛斜战败，仅仅自己逃脱。宋仁宗向王德用询问边防事务，王德用说：“咸平、景德年间，朝廷把阵图赐给各位将领，人人都死守阵图，因此屡遭失败。希望不要再把阵图赐给诸将，使他们能够自行创立不同的战法。”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绍兴初年，王德平定秀州盗贼，间谍说贼军将要使用火牛，王德笑着说：“这是古法，可以用一次而不能用第二次；如今不知道变通，这就会成为俘虏了。” 两军交战后，贼众被全部消灭。古代兵法不值得完全依赖，已经很久如此了。汉代博士徐偃奉命出使，巡行各地以推行风俗。他出使胶东、鲁国，主持鼓铸和盐铁事务，回来后上奏政事。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徐偃擅自改变皇帝诏令。徐偃认为，按照《春秋》的义理，大夫出使到国境之外，如果有能够安定国家、保全百姓的事情，独自专断处理也是可以的。张汤无法驳倒他的这个道理。谒者给事中终军责问徐偃说：“古代诸侯国各有不同的风俗和区分，百里之内尚且不能相通，有时还会发生聘问、会盟之事；安危形势在呼吸之间就会变化，所以才有不接受辞令、不等待命令而独自处理适宜之事的情况。如今天下已经统一，万里同一风俗，所以《春秋》所说的王者没有外部之地。徐偃巡行的是封域之内，却声称自己出使在外而可以专断，这是为什么？况且盐铁事务，不过是郡中有余藏、整顿两个国家的废弛之事，国家并没有因此形成利害关系，却以安定国家、保全百姓为说辞，这又是为什么？”徐偃理屈词穷，认罪服法。洪武年间，御史凌汉说：“古人说，大夫出使到国境之外，如果有能够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独自处理是可以的。我私下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这样做；在今天天下一统的时候则不可以。如果允许大臣专断，恐怕会开启大臣逐渐擅权的先例。”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这就是终军责罪徐偃的道理。

译齐王敬则任吴兴太守时，该郡旧来盗抢很多，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路上捡取遗失的物品，敬则杀了他来示众，从此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敬则树立威严、警戒众人，难道只是为了一个孩子吗？孔琇之任吴县令时，有个十岁的孩子偷割邻居家一束稻子，孔琇之把他交付狱官审理，依案定罪。有人劝谏他，孔琇之说：“十岁就做盗贼，长大后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宋代张咏镇守成都时，每天看见一个士卒抱着孩子在廊下玩耍。孩子忽然发怒，打了他的父亲。张咏召集众人说：“这个孩子现在就违逆父亲，原来是受到习俗影响；年幼时已经这样，等到长大，难道不会成为作乱之人吗？”于是杀了他。唉！这也太过分了。永乐初年，京城中秘密察访民间风俗非常严厉，有人因孙子殴打祖母而被定罪下狱。刑部主事李厚审问事情原委，认为孩子年幼无知，并不是真的殴打祖母，便上疏请求予以宽恤，皇帝不听，他接着哭泣求情。第二天，太宗皇帝拿筋面试探那个孩子，说：“既然能辨认左右，怎么能说无知？”于是把李厚贬为安南掾。李厚欣然赴任，并说道：“我难道敢附和死罪案件来取悦皇上吗？”李厚在安南三年，皇帝醒悟过来，又召他任吏部主事。李厚接到召令才五天，安南的变乱又发生了，许多华人不能回归。人们认为这是忠诚得到报答的验证。杨尚书彦谧曾经为此事作过说明。唐代李乾祐，永徽初年任御史大夫，上奏说：“郑州人郑宣道，娶少府监主簿李玄又的妹妹为妻，而李玄又的妹妹就是郑宣道的堂姨。亲堂的姨母实际上称为从母，怎么可以结婚？可是法律没有这种禁令。古人端正名分、远离亲属关系，后代却违背道义、任凭情欲，恐怕会使平民逐渐把这种行为变成习俗。不过，姻亲中即使没有服丧关系而按尊卑不能通婚的，也不止这一条。”朝廷把此事交给群臣，详细议论可不可以。左卫大将军纪王慎等人议论说：“父亲的姨母，以及堂姨母的姑母、姨母，以及堂姑母、堂姨母父母的姑母、舅母、姐妹，女婿的姐妹，堂外甥，虽然都属于外亲而没有服丧关系，也请不要与之结婚。”诏令同意了这一意见，并且把它写入律令。宋代《洪景卢随笔》说，姑舅亲之间结婚，礼法并不禁止，但世俗之人不明白。按照户婚律，父母的姑母、舅母、两姨、姐妹，如果是堂母、姨母的姑母，或自己的堂姨，以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的姐妹，不得结婚，都是因为会造成尊卑混乱、人伦失序。至于中表兄弟姐妹，正是同一等亲属，结婚完全没有妨碍。如今县官书写判词，甚至把姑舅兄弟结婚也判令离异，都是因为不能仔细阅读律令而造成的错误。只有西魏文帝时期，禁止内外亲属以及从母兄弟姐妹之间结婚。周帝又下诏，不得娶与母亲同姓的人为妻妾。宣帝下诏，母族中超过出服范围的亲属可以通婚。这些都是偏处一方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诏朱善说：“治理国家的人重视世代相承的臣僚，治家的也重视世代通婚的亲家。如今民间因婚姻产生的诉讼很多。双方不是姑舅的儿女，就是两姨的儿女，大概因为法律认为不应当结婚，所以被仇家告发。有的已经订婚却被强行毁约；有的已经结婚又被迫离异；有的结婚多年，儿女已经成行，有司却强行拆散，使夫妻分离、母子永远隔绝，冤愤郁结而无处申诉，只能在道路上悲号，足以感动人心。议定法律不精细，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按照旧律，尊长与卑幼相互结婚是禁止的。如果说父母的姐妹与自己本人，是姑舅、两姨，都是自己的尊长，自己作为卑幼，当然不能与她们匹配。若自己是姑舅、两姨的儿子，对方是姑舅、两姨的女儿，彼此之间没有尊卑之嫌；为儿子选择妻子、为女儿选择丈夫，古人从未认为这是错误。成周时期，王朝联姻的对象，不过是齐、宋、陈几个国家而已。所以当时称异姓大国为‘伯舅’，小国为‘叔舅’，可见他们世代通婚。至于列国的君主，如齐、宋、鲁、卫、郑、晋、秦，也各自成为彼此甥舅相称的国家。” 后世如晋代的王、谢两家，唐代的崔、卢两家，以及潘、杨之间的和睦、朱、陈之间的友好，无不重视世代通婚，这一点有明显的证据。比如温峤的《玉镜台》故事，就是舅舅的儿子娶姑母的女儿。吕荣公的夫人张氏，是待制张р的女儿；而待制夫人又是荣公母亲申国夫人的姐姐，这不也是姨母的儿子娶姨母的女儿吗？朱子的《小学》一书，是用来阐明人伦的，其中却记载了荣公的事情。如果这种婚姻不可以，必定不会被收录。如今江西、两浙一带，这种弊端尤其严重，以至诉讼案件纷纷发生，贿赂公开流行，风俗日益衰败。希望把我的奏议交给群臣讨论，放宽这项禁令，也许可以使刑罚清明、诉讼减少，风俗得以淳厚。”朝廷认为他说得对。然而如今的法律中仍有“娶自己的姑舅、两姨姐妹的，杖责八十，离异”这一条。国家同时采用魏、周的制度，是为了防止民间在末世败坏风俗，也不得不这样做。《朱子语录》说，苏东坡的儿子苏过、范淳夫的儿子范温，都出入梁师成的门下，把他当作父亲一样侍奉。另有某人也是这样。梁师成的妻子去世后，范温和苏过想按母亲的礼制为她服丧；当时正对某人有所猜忌，他们不得已穿着衰绖前往，却发现某人已经先穿着衰绖站在帷幕下了。周公谨《野语》说，张说任承旨时，朝中士大夫大多奔走趋附他。王质、沈瀛相互说道，我们应当把去拜访张说作为戒惧。没过多久，王质偷偷去了张说那里，刚进入客厅，沈瀛却已经先到了。做鬼到这种程度，真是可怕。罗志仁《姑苏笔记》说，贾似道掌握国政时，浙曹朱浚每次有▯子陈述事情，必定称‘某某万拜’。朱浚是晦翁的曾孙。晦翁曾对门人谈到苏过、范温，大概是惋惜他们是名臣的儿子，不应有这种行为。朱浚作为大儒的后代，竟然也有这种事，那么那些鬼子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成化年间，汪直掌管西厂。都御史王越特别受到汪直厚待，尚书尹▯等人想去拜见汪直，便托王越作中介，私下问王越：‘见汪直时要下跪吗？’王越说：‘六卿哪有向别人下跪的道理？’王越先进去通报，尹▯派人暗中窥伺，只见王越跪在床下禀报事情，最后叩头退出。尹▯知道了这件事。汪直出来后，尹▯等人依次拜见，尹▯先跪下，众人也都跪下，汪直非常高兴。事后王越责怪尹▯违背约定。尹▯说：‘我亲自看见别人下跪回来，我没有才能，只好特意仿效他罢了。’正德初年，刘瑾专擅国政，奔走到他门下的人遍及朝廷。名刺一定用红纸，揭帖上写着‘某官顿首拜禀见’，实在不知道这些受恩之人见到他时，又要摆出什么样的姿态。唉，可悲啊！”},{

译南剑太守林积把张天师的儿子送入狱中，并上奏说：‘他的祖先是汉朝的贼臣，不应当让他的子孙承袭封爵。’朱子曾经对门人说，姓张的人当时人人都信奉他，只有林积能够明确称他为贼，他的奏章一定有可取之处。如今这篇奏疏已经失传，当时这件事究竟如何施行，也不知道。元代时，正一教主天师受到的尊崇宠信极其优厚，这一点姑且不论。我太祖用兵攻取江西时，张氏第四十二代孙张正常已经派人来朝见，此后又多次入京朝见。洪武初年，皇帝对群臣说：‘最尊贵的是天，哪里还有什么天师？用这个称号，实在是亵渎得太厉害了。’于是命令去掉他的旧称，改称真人。又把天师印改为真人印，让他统领正一教。张正常有道术，曾把符投进旧永寿宫的井中，饮用井水的人疾病就会痊愈。皇帝下诏在井上修建亭子，命名为‘太乙泉’。唉！天师这个称号传了好几代，才在圣明君主那里得到纠正；真人的品秩为正二品，却仍能在盛世承袭，这难道不是他的幸运吗？”},{ 元代陈樵的父亲患风病，年深日久，被风痰侵扰，气息微弱，不能把痰吐出来。陈樵截取竹子做成管子，不时用它吸出痰来。此事见于《宋景濂文集》，也是为人子女所应当知道的。近来李西涯在为叔父撰写墓志时说：‘我的祖母陈宜人苦于痰液壅塞，我的叔父和父亲截取芦苇管来吸痰。’这种方法难道是从陈樵那里学来的吗？孝子对于父母有极深的忧虑和极深的爱，这样的思虑本来就应当达到这种程度，并不是互相仿效。欧阳玄撰写许熙载碑文说：‘许熙载家贫，为了谋求奉养父母，不挑拣俸禄和官职，租房居住，到市场买粮食吃。亲友曾经讥笑他说：“你的官位低、俸禄少，父母年纪又大，为什么要清高拘谨到这种程度？”许熙载笑着说：“做臣子应当廉洁，哪里有大小的区别？《礼记》难道没有说小臣也应当廉洁吗？”’宋濂撰写黄殷士墓志说：‘元朝军队平定燕都时，黄殷士投进居贤坊的井里，随从张午把他救出来，替他叹息抽泣说：“您只是小臣，却要为社稷而死吗？”黄殷士说：“齐国太史兄弟都死在小官任上，他们是什么人，难道我就不行吗？”’唉！君子只是顾念道义，在理当尽节的时候尽力而为罢了。危太朴和黄殷士，都是抚州金溪县人，年轻时一同学习。至正年间，危太朴官至中书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黄殷士任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明军平定燕都，危太朴逃到所居的报恩寺，俯身进入井中，寺僧太梓等人把他拉出来，对他说：‘国史除了您没有人知道，您如果死去，死的就是国家的历史。’危太朴因此没有死，直到老年却丧失了气节。黄殷士投进居贤坊的井中，随从张午下井救他，背着他出来，替他叹息抽泣说：‘您只是小臣，却要为社稷而死吗？’ 黄殷士说：‘齐国太史兄弟都死在小官任上，他们是什么人，难道我就不行吗？’张午始终不能理解，回到住处准备酒菜，让家人唱歌跳舞作乐，围守井边多日。恰逢大将军徐达下令，前朝的臣子都要交出告身。黄殷士哄骗张午去取告身，装作要把它交给官府；张午高兴地出去买酒，回来后却找不到黄殷士，急忙到井边查看，黄殷士已经死了。张午买来棺材为他收殓，僧人太梓替他筹办安葬。危太朴、黄殷士的事情，开始相同而结局不同就是这样。他们的墓碑都是宋景濂撰写铭文。危太朴最初任礼部尚书，每次陈述政治得失，都说：‘我不怕丞相，只怕后世的史官。’元朝灭亡而历史得以保存，宋景濂认为这是危太朴的力量。唉！危太朴原本就是史官，知道畏惧历史，力量又足以保存历史；可是他在《元史》中实在罪责深重。《元史》最初编成时，没有秉笔直书，难道不会留下后世君子的非议吗？至于黄殷士，才是真正无愧于齐国太史的人。僧人太梓拯救危太朴，怎么比得上送黄殷士去死的义举？不过，太梓对于危太朴这样做，太梓并没有什么可责怪的；而对于黄殷士来说，这本来就是太梓应尽的义理。宋景濂为太朴撰写墓志铭，使用了许多假借美化的词语，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后世把这篇铭文和纪念黄殷士的铭文放在一起看，死后的荣耀和活着时的耻辱，实在相差悬殊。危素在元朝做官，官至参知政事。元朝灭亡后，他进入本朝。洪武二年，任翰林学士，不久被贬居和州。又过了两年，他去世，死时七十岁。计算他被征召任用时，年龄已经六十八岁了。太祖有一天到弘文馆，危素走来，脚步声传到帘内。皇帝下诏问来的是谁，危素回答：‘老臣危素。’太祖说：‘危素确实是元朝的老臣，为什么不去和州看守余阙的庙呢？’于是下旨把他贬谪到和州。危素到和州后，忧惧而死。春天时我听当地长老这样说。太祖召用危素，虽然是因为他的文学才学而向他咨询，内心实际上看不起他的为人。危素既然违背了皇帝的旨意，皇帝却没有杀他，这是圣人的宽厚气度。余阙守卫安庆，城陷后不屈而死。太祖嘉奖他的气节，在和州建庙祭祀他；危素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侍奉他的香火呢？祖宗选取士人，不看重末技，而重视大节，用来激励天下，这是非常盛大的用心。宋景濂为危素撰写墓志说：‘上天对于人，不能使一切都完备。有的人得到才学，却没有得到地位；有的人得到地位，却没有得到时机。危素凭借深厚的学问、精纯的文章，登上显要的官位，海内仰望他如同仰望祥云和景星，可以说是得到了上天的厚待；可是正逢乱亡的时代，不能充分施展才华直到终身，难道不可悲吗？’ 但评论他的人有的并不这样认为。危素之所以辜负上天的禀赋，不能保全自己的名节，他的罪过是很大的。胡颐庵记载熊伯几的话说：‘危素在前朝时，声名非常显赫。’有人问虞文靖公：‘太朴的事业应当怎样评价？’虞文靖公说：‘太朴进入京城以后，他的言辞多有夸张之处；他的事业，我不敢妄加评论。’又说：‘如果一定要寻求这样的人，大概只有余阙吧！’当时余阙的名声还不很显著，有人问：‘您凭什么知道？’虞文靖公说：‘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余阙后来果然以忠节显名，君子观察人物，原来就是这样啊。建国初年，钱唐任刑部尚书。洪武二年，皇帝下诏，孔子春秋两季释奠礼，派使者到曲阜孔林降香；在仲春、仲秋的上丁日于京师举行祭祀，免除天下各地的祭祀，不必普遍举行。钱唐说：‘孔子是百代帝王的宗师，先儒说仲尼以万世为弟子；天下祭祀孔子，就像天下共同祝愿圣人长寿，这是报答根本的礼制，不能废除。’当时正在修订《孟子节文》，同时讨论为孟子配享之事，钱唐对此尤其极力争辩。皇帝都采纳了他的意见。有一天皇帝召他讲解《虞书》，钱唐站在殿阶下讲说，有人指责钱唐粗野，不懂君臣礼仪。钱唐严肃地说：‘我把古代圣王的话陈述给陛下听，不下跪并不是傲慢。’他曾经劝谏宫中不应悬挂武后的画像，违逆皇帝旨意，在午门外待罪一整天。皇帝醒悟后，赐给他饭食，随即命令撤下画像。钱唐的论辩和劝谏，在这里确实值得称道了。

译杜德称，洪武六年，经省臣推荐被召任太子正字，与秦俯、纪善林温一同入侍大本堂。皇帝曾从容询问人的品德高下、对待有过错的人应当怎样，以及仁德之人是否也有好恶。杜德称全都引用经传中的重要话语回答。皇帝问到三教时，他回答说：‘治理天下应当以孔子的道理为准则。’洪武八年，授任晋王府右傅，入殿辞别时，皇帝说：‘江南的大儒，只有你一人。’杜德称回答：‘臣不敢当，宋濂、刘基才是大儒。’皇帝说：‘宋濂只是文人罢了，刘基性情严峻偏狭，不值得取法。’这时刘伯温已经归去，景濂正受到亲近，而皇帝对杜德称却如此优厚褒奖；他本来不必等到日后再召杜德称回来，便进呈十二件事情，题名为《万世太平治安策》，可见他已经了解杜德称这个人。叶宗茂是新安的名士，元至正末年，与汪某一同起兵抵御寇贼。明朝初年，他被授任婺源知州，升任饶州知府，因事获罪而罢官，迁居濡须。过了很久，他被提取赴京，负责城墙修筑所征派的赋役。不久，所征数额增加到原来的十倍，他的家产也无力承担。其子叶仁仿效缇萦上书，才得以免除。没过多久，叶宗茂病死在金陵的寓所。见闻此事的人哀叹他生不逢时，便为此赋诗。乡人朱允升学士又为他作序。当时是洪武十年。序文中没有写明叶宗茂的生年和卒年，也没有注明年号，只评论说：“杨子云说：‘世道混乱时，圣贤奔走忙碌还嫌不够；世道太平时，庸夫也能高枕无忧而自以为有余。乱世百姓困于供给输送，做官的人则困于承担责任。不能办成事情的，会获罪而灾祸很快降临；事情办成了，事务反而会更多地归到他身上。军队、武器、钱财、粮食，以及安抚、缓解、应对等事务，哪里是一人之身所能全部承担的？只要有一件事做得不好，最终就不能免罪。’假使宗茂经历世事时，能遇上三四十年没有战乱的时期，完成他的经学事业，施展他的政务才干，再加上寿命长些，收敛浮华而充实内在，他本来应当成为贤能的公卿、乡里的先生，以善行著称。后来竟然只落到这样的结局，难道【原文“□”，缺字】只是他一身一家的气运如此吗？”宗茂在《郡志》中名为保翁，【原文“□□”，缺字】字行，著有《茂齐集》。叶仁，《郡志》作叶贞寿，字大年；他上书时，【原文“□”，缺字】年十九岁。春天读到王原采修撰所作的《二孝子传》。其中一人是朱煦，台州人。他的父亲朱季用因被举荐而任福州府知府。洪武十八年，皇帝下诏，天下凡是今年以前各有司中多年积弊、成为百姓祸害的官吏，一律革职为民。朱季用任职才五个月，便按条例被征召入京，论罪后服城役，处罚严厉、赔偿繁重，每天要缴纳几十【原文“纟昏”，字形疑误】。朱季用患痢疾，又遭受杖刑和索取财物，身体实在承受不了，早晚都请求一死。朱煦害怕，不敢离开父亲身边，又告诫两个弟弟一同守护，几乎没有片刻睡眠。朱季用因此得以不死。当时告发冤枉之事的处罚非常重，法令也更加严厉。被告发而谪戍远方，以及遭受极刑的，共有数人。朱煦便向父亲过去的同僚和一同服役的人谋划，说：“我没有办法使父亲脱罪，无论上诉还是不上诉，都是死路一条。万一我父亲因上诉而获得免罪，即使我被杀死，也绝无遗憾。”于是，他陈述了申辩文辞。主管官署把这件事上报，皇帝赦免朱季用，恢复他的官职。同时因这件事获免罪并恢复官职的，共有十四人。不久，朱煦因感受疾病而死；朱季用因悲伤朱煦之死，病情更加严重，也死了。那十四个人都为他们痛哭。唉！当时像宗茂、季用这类人的遭遇，如果不是有孝子感动皇帝的听闻，不知有多少骨肉亲人会成为城墙下的尘土。两人都有儿子使他们获免，却最终客死在服役之地，这大概是命吧。而且还有著名的文章把他们的事情流传下来，直到今天仍使人感到无尽的慨叹。唉！这两个人，也不能说是不幸了。王叔英的《二孝子传》说：“我过去听闻孝子、慈弟、义妇的事迹，常为之感动流泪，想把它们记录下来以劝勉世人，却遗憾不能知道详情。洪武某年间，有兄弟两人，他们的大哥因犯法应当处死，兄弟二人把自己捆起来到午门前，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哥哥去死。皇帝问他们原因，二人说：‘臣年幼时没有父亲，如果不是哥哥，就没有今天，所以愿意用我们两人的性命赎回哥哥的性命。’皇帝怀疑他们不是出于真心，答应让他们代死，却暗中告诫行刑的人，试探他们；如果他们面有难色，就把他们杀掉。二人高兴地伸长脖子等待刀刃，最终并没有被杀。皇帝惊叹而感到奇异，赦免了他们的哥哥。御史大夫陈宁坚持认为不可赦，他们的哥哥最终还是死了。”叔英认为，这两个人真是慈爱兄弟。于是又谈到四件义妇的事，想分别为她们作传，却不知道她们的姓名和事情的详情。唉！叔英所说的遗憾就是这样，因此写成了《二孝子传》。其中一人叫陈圭，是台州黄岩人。他的父亲陈叔弘被仇人告发，按罪应当处死。陈圭上诉，主管官署说：“陈圭不能劝谏父亲，反而使父亲陷于不义，陈圭本人也应当处死。幸好可以宽赦陈圭的父亲，使他自行改过。”事情上报后，皇帝称赞陈圭是孝子，赦免陈叔弘的罪，等天下朝觐的官员到来时，便把此事公布出去，以劝勉天下。后来，刑部尚书开济上奏说：“罪行有固定的刑罚，不应屈法而开启侥幸之路。”于是皇帝听从了让陈圭代父而死的意见，把陈叔弘谪戍云南。听闻此事的人都赞叹陈圭的孝行，却惋惜他的死亡。叔英认为，陈圭如果死去，正是孝子的志愿，陈圭还有什么遗憾呢？唉！叔英之所以传述孝子、慈弟、义妇，而且对维护大伦如此恳切，他的志向也就可以知道了。过去皋陶掌握法律，只是执法而已；但帝尧却有三次宽宥的典制。汉、唐的君臣尚且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充分运用劝勉天下的办法。太祖圣祖在位时，法令严明，为什么像那两兄弟以及陈圭的事情，圣祖想要赦免他们，而执掌法律的大臣却不能顺承皇帝的意旨来成全美意，反而宁愿让他们死后还蒙受更多的谴责？开济后来也不得善终，难道是天道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叔英字元采，黄岩人，革除年间任翰林修撰。靖难之师兴起后，叔英奉命到广德募兵，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沐浴，穿戴整齐，写完绝命辞，自缢而死。他作为忠臣，与他所传述的孝子、慈弟、义妇的事迹相类似；在大伦方面，他是死于遗憾之中了。世上如果有人知道这些事情的详情，怎么能不感动流泪而把它记录下来呢？唉，悲哀啊！

译天台人方克勤，洪武四年任济南府知府。当时刚有诏令规定，百姓开垦荒废田地的，过三年才征税。官吏贪图眼前的功劳，不等期限到来就征敛赋税，又按照田地确定科繇，百姓更加懒于开垦，田地也没有增加。方克勤与百姓约定，制定简明的文书，列出各户的丁口和财产，分为上、中、下三等，又把每等再分为三等；每逢征发，总是以文书为准，官吏不敢借机作弊。宋景濂撰写的方克勤墓志记载了这件事。春按：这就是今天所谓三等九则的办法。有事务需要均摊科繇时，如果只按田粮而不斟酌丁口和财产，怎么能做到公平呢？《宋史》记载，叶衡任临安府于潜县知县时，户籍账册积弊严重，富民多有隐漏，贫弱者则困于替人补缴。叶衡定为九等，把第五等以下的户籍税籍免除，再把应征数额均摊到上面四等，贫民顿时得到缓解。按民户等级确定赋役的办法，大概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方克勤是忠臣方孝孺的父亲，治理政务注重以德胜过以威，性情不喜欢追求名声。他曾说：‘追求名声，必然要树立威势；树立威势，必然会造成伤害他人，我不忍心这样做。’ 南京太平门外、钟山以西，有一处内官享堂，是我太祖高皇帝赐给加赠司礼监太监云公奇的葬地。考察旧碑可知，云公是南粤人。洪武年间，他任内使，守卫西华门。当时谋反的丞相所居宅第距离城门很近，云公侦知了这件事，曾趁机揭发。不久，那名逆臣谎称其住宅中的井涌出醴泉，邀请皇帝前去观赏。皇帝的车驾将要从西门出发，云公担心皇帝必定会与【原文“<呙无>”，疑误】相会，便奔跑冲到御驾经过的道路上，勒住马，口衔奏状；他情绪激烈，舌头【原文“▯▯”，疑误】而不能把意思说清。皇帝因他失敬而发怒，左右的人乱棍齐下，云公奄奄一息，右臂几乎折断，但仍奋力指向逆臣的宅第，疼痛之下也不收缩手指。皇帝这才醒悟，登上城楼回头看去，只见那座宅第内部，武士们披甲埋伏在帷帐之间，层层密布。皇帝立即返回【原文“A３０殿”，疑误】殿，罪人一个个被捆绑起来。皇帝召见云公时，他已经气息断绝。皇帝追悼云公不是因罪而死，忠心却未能昭白，认为应当加以抚恤，于是追赠他为某监左少监，赐葬于此地，命有关官署春秋两季致祭，并仍供给六人承担一年四时洒扫的差役。唉！这正是我高皇帝成为天下臣民之主，并使国祚延及万世的原因。云公享受历朝祭祀，经过了若干年。嘉靖乙酉年，南京守备太监高公、王公等感念云公的忠义，又向朝廷请求，加以现在的追赠，并致送谕祭文。云公死后得到报偿，时间越久，声名反而越加显著，竟然如此吗？云公所遭遇的谋逆旧事，其实是胡、蓝两党之事。胡惟庸谋逆在洪武十三年，蓝玉谋逆在洪武二十六年。胡惟庸被诛之后，诏令不再设置丞相，到蓝玉案时已经过了十四年。春谨慎地把这件事确定为胡惟庸之事，用来补充旧有记载的缺漏，解决旧事记载中的疑问，也供日后史家考证。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案件发生，皇帝召集群臣在朝廷审讯。有人被牵连指控，起初多数人都不服罪。吏部尚书詹徽斥责他们，命令他们如实交代；蓝玉于是上奏说詹徽就是他的同党，詹徽便与他一同被处死。考察解大绅在河州时寄来的贝川书信，其中自述起草谏书、谈及韩国公之事，说有人因为詹徽嫉恨解大绅，想用严厉的法律陷害他；信中称詹徽确实是个倾险之徒【原文“与▯”，疑误】。韩国公一案，詹徽大概也出了力；他因此遭受重祸，确实是应当的。韩国公就是太师李善长，事情发生在洪武二十三年。解大绅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论述李善长冤情，程篁墩曾把它载入《皇明文衡》。这是朝廷的大事，解大绅当时却不亲自上谏，而替别人起草奏章，不知是什么缘故？奏状末尾说：‘臣地位极低，奏言一出，灾祸必然随之而来；然而如果站立在大圣明的朝廷上，却没有敢于进谏的人，实在可耻。’如此等等，似乎不是代笔者自己能够安心说出的。即便如此，解大绅和王国用的贤能，也可以由此一并看出。明朝初年，蜀地保宁城中有一名韩姓女子，十七岁。她遭逢胡氏军队造成的战乱，担心被他们掳掠，于是假装穿男子服装，混杂在民间。后来果然被俘，处在军队中七年，没有人知道她是女子。后来她跟随明玉珍的军队从云南掳掠归来，偶然遇到叔父，叔父把她赎回成都，安排她嫁给尹氏。同时从军的人都惊异不已。成都人称她为韩贞女，这可以与古代的木兰相媲美了。明朝初年，铁冠道人精通数学，如今人们大多称说他，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春读到唐文凤撰写的《鲍尚【原文“纟▯”，字形疑误】行状》说：“皇帝登上钟山【原文“钟再”，疑误】时，词臣随从，在拥翠亭得到笔墨纸张，便即景赋诗。鲍某与翰林朱升、张以宁、秦伯裕，起居舍人单友中、李某，以及铁冠道人，都应制作诗。”这里也只说了他的道号。后来读到《宋景濂集》中的《张中传》，其中说：“张中字景华，是抚州临川人。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遇到异人，传授给他太极数学；他谈论祸福，多有应验。他为人狷介，很少同人交谈。曾经戴铁冠，人们因此称他为‘铁冠子’。”这才知道，如今有人秘密记录他的言论，大概就是这个人。洪武年间，福建按察使陶【原文“▯”，字形疑误】仲清廉正直、自我约束，在任时惩治贪赃官吏数十人，把长期积弊全部革除。当时布政使薛大方贪婪暴虐得厉害，陶【原文“▯”，字形疑误】仲便弹劾上奏。薛大方在供词中牵连陶【原文“▯”，字形疑误】仲，二人到京后，事情查明，薛大方获罪，陶【原文“▯”，字形疑误】仲恢复官职。福建人迎接跪拜，并为此作谚语说：‘陶使再次来任，上天有眼；薛公不离去，大地就没有皮。’陶【原文“▯”，字形疑误】仲是宁波人。春听说近年黄州知府卢【原文“▯”，字形疑误】守己爱民，却得罪上司，按期离职。曹濂接任后，倚仗自己的亲近关系，贪婪暴虐、任意妄为，两次考察都能保全无缺。有人在道路上张贴封揭，说：‘卢【原文“▯”，字形疑误】不来，上天没有眼；曹濂再次到任，大地就没有皮。’公道因此为之叹息。等到我开始听说陶【原文“▯”，字形疑误】仲的事情，才知道“天眼、地皮”这两句对语，大概是有来由的。

译胡知县名寿安，最初任职于信阳，后调任获鹿。永乐年间，任新繁县知县。他性情清廉俭朴，在任时从来不吃肉。他的儿子从徽州来探望，两个​​月里煮了两只鸡，胡寿安愤怒地说：“贪图饮食的人，人们就会轻视他。我做官二十多年，常常把奢侈作为戒条，还担心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志向；你如今喜欢大口吃肉，难道不会成为我的拖累吗？”胡寿安三次任大县长官，都不带妻子儿女赴任。有人说：“您的名声固然美好，但妻子儿女怎么办呢？”胡寿安笑着说：“这是庸人的见识。我难道没有对糟糠之妻的情义，不挂念她吗？我曾经对此反复考虑，已经想得非常透彻了。我们这些人读圣贤书，谈论做官治理百姓的办法，谁不想磨炼名节，把操守作为志向？等到走上仕途，却因声色、玩好等耳目所爱的东西败坏自身和家业，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何况妇人和孩子，他们的性情更像水一样容易改变；一旦有金珠锦绣之类能动摇眼目的东西诱惑他们，他们必然会欺瞒我而把东西取来。即使侥幸没有暴露，等我离任以后，人们也一定会讥骂说：‘胡某表面上装作廉洁，实际上内心贪婪。’这样盘算下来，所以我不愿让妻子儿女成为拖累自身的因素。” 黄岩人徐宗实，洪武年间任兵部侍郎，奉命出使两淮，提出了许多建议。海州有一名节妇侍小花，十六岁时已经许嫁，但丈夫去世；她到夫家办理丧事，服丧并赡养婆母直到去世，剪发发誓守节，始终不改。采访使上报了她的事迹，主管官署认为她年龄未满五十，不符合条例。徐宗实上奏说：“根据事情实际斟酌处理，才算符合义理；拘守条文、执着一端，怎么能说是恰当？这个妇人既能在订婚之初为丈夫哭泣，又能在安葬婆母之后剪发守志，即使挖去眼睛、割掉耳朵，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她的；自然应当与志向卓异者列入同一等级，怎么能和普通守节者相提并论？”朝廷舆论认为他说得对，下令郡县表彰她。文皇渡江时，翰林诸公中在京城先死节的，只有周是修一人。李文达《日录》说：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诸公，起初也曾约定一同死节，后来却都背弃了约定。可惜啊！诸公后来虽然有像王、魏那样的事业，也不能遮盖这种惭愧。春又听老人说，靖难之师已经驻扎在金川门时，周是修想催促诸公履行先前一同死节的约定。他走到某门，看到某人正在命家人喂猪，便立即退去，在应天府的尊经阁自缢。唉！在这样的时刻，竟然还有忘不了喂猪的人，又怎能指望他舍生办事呢？明朝初年，文臣没有获赐谥号的。赐谥从永乐年间太子少师姚广孝、大学士胡广二人开始。胡广本是建文朝的状元、传胪，后来改名为“靖”。建文帝认为胡广与汉代臣子的名字相同，而且北方胡虏称为胡，不可以再叫“广”，所以给他改名。文皇帝即位以后，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名字。解缙在太宗身边侍奉，谈论到群臣时，皇帝亲笔写下蹇义等十人的姓名，命解缙分别在姓名下面写出评语。解缙奏上后，太宗把它交给仁宗，说：“李至刚，朕已经彻底看清他了，其余的人我慢慢验证。”十多年后，仁宗拿出解缙所评的十人名单给杨士奇看，说：“人们往往说解缙是狂士，解缙并不是狂士，他当时所评论的都是确定的见解。”这件事杨公已经记载在《圣谕录》中，又记载在《解墓碣》里。墓碣还记载，解缙最初被汉王朱高煦诬陷，出任广西参议；因为李至刚说他有怨望，又改任交趾。后来他入朝奏事，朱高煦又进言，于是被征召下狱，三年后病死狱中。考察《李至刚墓表》，也是杨士奇所作，其中记载李至刚谈论解缙的事情，皇帝下诏将解缙下狱，同时也把李至刚下狱。如今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李至刚进言诋毁解缙，也许是因为解缙曾经有浮夸之处，又依附权势；李至刚虽然上奏说他才华不端，实际或许是因为怨恨他。皇帝把李至刚一并下狱，所谓“已经彻底看清”他，正应验在这里。唉！小人怨恨君子的事情，往往都是这样；但小人最终又得到什么好处呢？解缙死在狱中，而李至刚没有在此时死去，这就是命吧。仁宗即位后，已经查明解缙的冤情，又任命他的侄子为中书官。李至刚虽然因旧日宫臣的缘故被任为通政，没多久便出任远郡知府；贤与不肖全在圣心裁断，其区别难道还不明显吗？仁宗刚继承帝位时，一切政务议论，参与的人只有三四个，而蹇义、夏原吉两位公卿最受宠信。杨文贞公撰写的《蹇忠定公墓志》记载，当时皇帝赐给师傅之臣银章各一枚，章文是“绳愆纠缪”，蹇义首先获得赐予。皇帝对他说：“朕如果有错误的举措，你只管写成奏疏，用这个银章封好送进来。”《夏忠靖公墓志》中也有此说。《杨文敏公墓志》说：“皇帝命人铸成方一寸的银印四枚，赐给师傅。杨公与金公共同接受其中一枚，印文就是上述文字。”由此可知，蹇义、夏原吉、杨士奇、金幼孜四人而已。然而《金文靖公墓志》又说：“赐给五位大臣银图章，所刻文字完全相同。”前面考察杨文定公在《文贞神道碑》中记载，杨公当时获赐银章一枚，章文与前面相同。这样看来，赐给五人这一说法才是对的。《蹇志》记载，洪熙初年赐给蹇公等人的诰词中，皇帝特意增加两句：“不要认为地位崇高就难以进谏，不要认为有顺从或违逆之处就有所懈怠。”《夏志》没有记载这件事。如今《忠靖遗事》载有这篇诰词，并记载皇帝谕示说：“这是朕的真心，是希望诸公能够发挥匡正辅弼的功劳。”考察陈祭酒撰写的《黄文简公墓志》，这篇诰词大概也是同时赐给黄文简公的，但没有提到“绳愆纠缪”的银章。当时所给予的特别恩典，难道确实各有不同吗？我们的祖宗对大臣的期望就是这样，所以诸公应当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去世。朝廷商议想追赠他为伯爵，进言的人以没有先例为由阻止了此事。大概因为明朝初年，文臣没有死后追赠爵位的先例。洪武年间，刘基公生前被封为诚意伯；永乐年间，茹瑺公生前被封为忠诚伯。活着时可以受封，死后为什么不能追赠？进言的人只是没有考察清楚罢了。后来到了癸丑年，太子太师、户部尚书郭资公去世，于是追赠为汤阴伯。王忠肃公翱任佥都御史时，在辽东处理诉讼，专门实行赎罪法，即使涉及人命也这样做。他说：“偿命对死者的家属没有什么好处，而钱财有时足以救济他们的生活。”因此实行起来毫不犹豫。不过，这样一来，有钱的人也一定会轻视犯法。指挥孙▯因公事把戍卒鞭打至死，戍卒的妻子和女儿接连哭死。有人控告孙▯杀了一家三口。王公说：“戍卒是因获罪而死，他的妻女是因丈夫之死而死，并不是孙▯杀的。”于是命令孙▯赔偿安葬费用，便将此事了结。孙▯后来成为有名的将领，如果不是王公宽容，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按法律，戍卒的妻女应当受到旌表，只可惜王公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译叶文庄公任宣府巡抚时，修复了官牛、官田的制度。开垦的土地日益扩大，积存的粮食越来越多，便用余粮每年换取战马一千八百多匹。对于屯堡中废弃残缺的地方，他尽力修缮，不到几个月就完成了七百多处。如今边军受权贵役使，终年劳苦，竟不能占有一寸土地来养活自己。军队储备的一切都依靠内帑供给，太仆寺所负担的战马费用没有止境，屯堡还有谁来修筑？这样悠悠拖延岁月，才造成今天的失误。如今担任巡抚的人，如果不再加以整顿，恢复并完成从前的成效，将来夷虏造成的祸患，恐怕很难支撑应付。在权势所及之处，即使只有铢两这样的微小差别也可以移动；形势所驱使的结果，不必说明也明白。唐人记载，某位当权宰相专门依仗君主宠信。有一位故人来拜访，宰相估量他的才干不足以任用，便送给他一封写往河北的信。故人不得已拿着信离去。到了幽州，拆开一看，里面一个字也没有，只有署名而已，于是十分后悔，想要返回。他试着拜见馆驿官吏，信一送入，便被安排住进上等馆舍，还奉送绢一千匹，原来那官吏还对他说：“刚才有江西人来过。”杨文贞阁下当时有个女婿来到京师，过了一段时间将要回去，想到没有旅费。恰好有一位知府因贪赃千万而获罪，便托关系找到这个女婿，送来数千的贿赂，请他设法营救。当时这位知府已经关进都察院的监狱，杨文贞不得已，在主管官道审问定罪的那天，派一名差役提着饭盒送到都察院，说：“杨宅给某知府送饭。”主管该道的某官员于是亲自下来解开某知府的刑具，等他吃完饭，所有事情都听任他自行辩解，最终使他得以恢复原职。我朝不设置宰相，但内阁的权力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世上不避忌权势的人能有几个？小人掌握这种权力，难道不会坏事吗？宣德年间，皇帝下诏让京官各自举荐本乡有才而尚未显达的人。庐陵戴某以诗闻名，萧光宇、胡起先联名上表推荐他。戴某被征召到内阁，参加《春日诗》试题。戴某拿到题目后像痴了一样，整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等到考试结束回到馆舍，奇妙的构思和杰出的诗句却不断脱口而出，追悔不已。戴某被放回去后，萧光宇、胡起先也因举荐不当而获罪受谴。人的困厄和显达，有时就是这样，没有人刻意安排却自然如此。天顺二年，临川征士吴与弼进京，选定日期后才入宫朝见。英宗退到文华殿召见并询问大略，吴与弼默不作声，无法回答，左右侍从都觉得奇怪。催促他开口，他才说：“请容许臣上疏回答。”此前吴与弼曾长期准备担任顾问，最终却没有实现愿望。皇帝起身后，他因此神情惨然，走到左顺门，脱下帽子一看，原来有两只蝎子还在头上，头顶已经被螫肿了，人们这才知道他不能承受皇帝的询问，是因为一直在忍痛。唉！这难道不也是命数吗？英宗被幽禁在南城时，有一名御史上奏景皇帝，说南城树木很多，事情难以预料，于是树木全被砍光。当时正值盛夏，英宗曾经靠着树乘凉休息；树被砍后，他得知原委，十分恐惧。英宗复辟后，将这名御史交付诏狱，杖打而死。御史滑人，曾揭露他父亲的罪恶，说他父亲有些行为不是人所能做的，县中百姓横遭其害。御史在朝廷显贵时，人们都说天道报应无所归处；等到御史获罪被诛，而他的父亲也已经死去，仇家便挖开坟墓，将尸体肢解示众。唉！从后来回看以前，天道果真昏昧不明吗？刘东山公晚年被贬到肃州，虽然事情表面上是逆瑾刘瑾所为，实际上是他的同年焦阁老芳造成的。刘公和焦芳一向没有别的嫌隙，焦芳只是特别忌恨刘公的名望。岑猛的贿赂已经送到后，刘瑾召集大臣商议，想要把刘公置于重罪，众大臣都战战兢兢，不敢说一句话，只有都御史屠公氵庸说：“刘大夏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一定要罗织罪名陷害他，难道这样做合适吗？”刘瑾勃然大怒，用恶毒的话骂屠公：“你是刘大夏的同党吗？”第二天，大臣把屠公的意见上奏，刘瑾便和焦芳以及吏部尚书刘宇商议。刘宇一向也嫉恨刘公，于是以刘某轻率议论夷人迁徙为由，将他和潘尚书蕃一起发配到远方戍守。刘瑾起初拟定发往广西边卫，焦芳说那等于送三个人回乡，于是改定为肃州。刘公的《西行稿》记载，他赴肃州时，故旧都躲避不来相送，只有同乡严仲宏赠诗并作诗唱和。刘公《过六盘山寄西涯阁老诗》的末句说：“寄语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几时还。”后来《归自六盘和前韵》的末句说：“凭谁寄语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刘公被贬时，春正遭逢家难，不在京城，如今才看到他族子刻印的《西行稿》，所以把所听闻的情况记下来，以说明这件事。诗中所说的“中州子”，刘公难道也还不能忘情吗？天下人替刘公发泄愤懑，并推重刘公的为人，如今已经有了定论，刘公死也可以没有遗憾了。

译正德十年，湖广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在家中去世。当时春任太仆少卿，在京城上疏，题为《为表清节以励庶寮事》：“我切实看到熊绣在世时，侍奉母亲能够孝顺，侍奉兄长能够友爱，身居显贵仍能安于贫穷，平常生活能够节俭。熊绣历任内外官职四十多年，守法奉公，推举贤能，憎恶奸邪，不求当时的声誉，不急于取得眼前的功绩；言语没有违背对属官的训诫，行为也没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的田地房屋只守护祖先留下的产业，从未稍有赠给他人；俸禄分给同宗亲属，从未把收入据为己有。他任官时常常以吃蔬食来勉励自己，所以担任巡抚时，即使俸禄米有余，也退还给官府。他在家时，只以山居生活自得；凡是别人馈赠的物品，即使是关系极亲厚的亲戚，也不肯接受。乡人曾评价他，说他可以算是到老仍守清白节操、终身没有过失的人了。有人说：‘士人懂得礼法，谁不愿意清廉？’可是熊绣的清廉，确实超过了通常所谓的清廉。‘人不是尧、舜，谁能没有过错？’可是熊绣的过错，竟然是清廉过了头。可惜苍天悠悠，最终没有给他留下子嗣。他过继的兄长之子又先夭亡，留下的孤儿年幼无知，还没有长大成人。如今熊绣去世，远近听闻的人都共同哀悼惋惜。巡抚都御史秦金因采集舆论，准备上奏请求为他办理安葬和祭祀，并请赐赠谥号、给予荫封，相关部门复奏后，已经蒙受恩准；熊公地下的幽魂，怎能不感激。我和熊绣出生在相邻的州，过去曾经做过他的属官，对他的人品了解得相当详细。如今熊绣的事情已经盖棺定论，按法理应当得到谥号；皇帝深居九重，实在能够明察一切，只是主管部门没有理由上奏罢了。我近来听说，熊绣同州的人、现任吏部主事周卿和听选大理寺评事许恺，都说熊绣过继之子留下的孤儿年幼柔弱，还不懂事，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实在无法预知。我私下担心，熊公死后如果没有人表彰他的声名，日后就会逐渐湮没。我往年见都御史戴珊、张敷华去世时，他们的门生属吏和子孙都曾请求赐谥；主事张凤翔、孔奇去世时，他们的乡人也曾请求抚恤他们的家属，这些请求都蒙诏旨准许。熊绣的贤德无愧于张珊、戴敷华，张凤翔、孔奇两位主事又怎么能与他相比？因此我冒昧上言，再次代为请求，伏望陛下询问朝廷中的大臣，如果我的话没有虚假，愿陛下亲自裁断，嘉赐谥号，并仍命有关部门按照张凤翔等人的事例，每月发给粮米，抚恤他的孤孙；将来如果他的孙子能够获得荫补或读书，就停止发给这项供给。” 这样可以使天下人知道皇上的仁德，足以补救天道尚未顾及的地方。行善得到报偿，按道理不应有所遗漏。表彰清廉节操来勉励众官，衡量治理国家的体制，也不是没有益处。臣的话虽然近于偏袒同党，却并非出于私事。”奏章交给户部后，户部奏请每月给熊绣的过继孙熊瑞粮米壹石，直到获得荫补之日为止。礼部请内阁拟定谥号为“庄简”。我小时候听客人说，先父刑部公曾讲过，他的家乡有个富民张老，妻子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便招某申入赘家中。过了很久，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一飞。张一飞刚四岁，张老就去世了。张妻性情极其嫉妒，张老病重时对某申说：“妾生的儿子不足以托付我的财产，我应当把财产全部交给你们夫妇；你只要养活他母子，不让他们死在沟壑中，就算是你们承受我的恩德了。”于是拿出一张契券，上面写道：“张一非是我的儿子，家中财产全部给我的女婿，外人不得争夺。”某申于是毫不怀疑地占有了张家的产业。张妻去世后，后来妾子长大，便告到官府请求分割财产。某申把契券呈给官府，官员因看到其中“给我的女婿”这句话，便搁置不问。后来，奉使官来到，妾子再次申诉，某申仍像先前一样前来作证。奉使官训诫他说：“你的岳父明明说‘我的女婿是外人’，你还敢占有他的产业吗？他故意把‘飞’写得像‘非’，是担心他年幼，反而被你害死。”于是判决把财产分给妾子，人们都称快。张老也可以说是有智慧了。《谈苑》记载，宋代张公咏任杭州知州时，有个富民病重将死，儿子才三岁，便命女婿掌管他的财产，并给女婿留下遗书说：‘将来如果要分财产，就把十分之三给儿子，十分之七给女婿。’ 儿子长大成人后，果然因为财产争讼。女婿拿着遗书到府衙，请求按照原来的约定办理。张咏读完遗书，把酒洒在地上说：“你的岳父是个有智慧的人。因为儿子年幼，所以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不然，儿子早就死在你的手里了。”于是命令把财产的十分之三给女婿，十分之七给儿子，两人都哭着道谢离去。奉使官所处理的事实与此相似，可惜不知道他的姓名。成化年间，一名御史上书建议顺应事物的实际情况，说：“京城附近地区使用车辆，骡和驴混杂在一起。骡子性情急快，力气强；驴子性情迟缓，力气小。如今把它们放在一起驱赶行走，不合乎实际情况，请求分别改正，各自使用。”弘治初年，一名给事中上书提出一条处理军国事务的建议，说：“京城士人多喜欢穿用马尾制成的衬裙，营操官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马被拔掉尾毛就会掉膘，不能说不会误及军国大计，请求禁止革除这种风气。”这些事情，是春年少时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这两个人后来也都做了大官。近来有一名员外郎上书建议崇尚节俭、改变风俗，他的奏疏专门讨论各地茶食铺店制作的看卓糖饼大小不一：大的节省工夫却耗费材料，小的材料少却耗费工夫，请求筹划确定统一规格，务必在工夫和材料之间加以节省，使风俗归于淳厚等等。主管部门也因此替他复奏。身居高位的人谋划国家大事，竟有这样的人，真是可笑，可笑。鸡鹅之类的小事也要上奏的御史，哪个朝代没有呢？

译京城百姓养女儿，大多把女儿当作货物看待；稍微长得漂亮、机灵的，必定为她装扮起来，等待外地人来求娶，索取高价。因鹁鸽而引起的诉讼，十件中常有两三件。仕宦人家的妾媵通过这种方式作媒，因为行为不谨慎而受到牵累的，往往有这样的事。春所听说的，像近来瑞州通判姜荣的妾窦氏的事情，哪里容易遇到呢？窦氏是京师崇文坊人。正德己巳年，姜荣按照工部主事考察的惯例，被调任瑞州署理印务。当时正好华林贼来攻城，姜荣仓促地把官印交给窦氏，急忙出城召集军队抵抗贼军，但形势不利，便逃走了。贼军突然攻入城中，寻找姜荣没有找到，就用刀砍伤姜荣的妻子；窦氏悲痛地前去救援，才使姜妻获免，于是被贼军捉住。窦氏先把官印藏在水池中，被捆绑押走后，高安人盛豹父子当时也身陷危难，窦氏对贼军说：“盛家的儿子既然在这里，可以派他的父亲回去，让人拿赎金来赎我。”贼军依照她的话去做。窦氏暗中对盛豹说：“我没有立刻死，是因为官印的下落还没有查清。如今官印在某处，你回去后幸好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就死而无憾了。”走到花坞乡时，遇到道路旁边的一口井，她便假称口渴，要求喝水，随后跳入井中自杀。这是辛未年五月某日的事。贼军退去后，尸体停放在城南的僧院中。事情上报后，皇帝下诏旌表她为“贞烈”，设置祠堂并立碑表彰。春以前曾为《乔侍郎妾高氏贞烈赋》一文，如今听到窦氏的事，二人的出处和操守完全相同，这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姜荣弃城而逃，罪责重大；主管部门的使者怜悯他的家难，又敬重窦氏为节操而死，特意替姜荣设法开脱。后来又因功劳资历等缘故，姜荣升任同知。但他一向品行欠缺检点，窦氏死后才两个月，他就托媒人另有所求。第二年便被夺去官职。唉！人的无情，竟然还有这样的丈夫，实在比妇女还要惭愧得多。偏桥的族叔澜讲过两件事：有个胡姓孩子五六岁时，因为登高嬉戏，跌落在地，折断了颈骨，稍稍长大后，脖子始终不能伸直。同乡有个叫朱守贞的人。一天两人相见，朱守贞开玩笑似的提起他的头，听到嘎的一声，把头放下后，孩子突然死了。朱守贞害怕，偷偷逃走；胡姓孩子过了一会儿又苏醒过来，头和脖子从此端正伸直。回到家里，家人又惊又喜，便设法寻找朱守贞，向他道谢。陶氏的佃户中有一个患瘿病的人，曾经和陶氏的仆人一起运粮到集市。他们路远劳累到了极点，瘿瘤撑住脖子，气几乎接不上来。陶氏的仆人朴实愚钝，仓促之间削竹做成尖锐的▯，刺破瘿瘤，瘿瘤中的气流出，脖子恢复如常；那人挑起担子就站起来，一点事也没有。上天施加在人身上的刑罚，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命不该死，即使有导致死亡的办法，也不会死。这难道不可信吗？●卷二外篇 叶文庄《水东日记》记载：正统十四年，统幕被攻破，突围时有一名戍卒曾对家人说：“在乱军歼杀的人群中，我看见一个神人，对我说：‘你不是这里的人，是豆腐闸儿人。’不久以后我便得以逃脱，只是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过多久，虏军侵犯土城，官军迎战。这名戍卒在豆腐闸战死。考察《博异志》记载：唐宪宗平定淮西时，赵昌时是吴元济的副将，与李愬交战，受伤坠马而死。到了夜里四更，忽然像睡醒一样，听见点兵的声音，士兵唱名便有人答应，大约有一千多人。赵昌时专心听着，以为已经点完，后来竟然没有再听到有人呼叫。天亮后起身察看身边死去的人，都是夜里听见被叫姓名的那些人。战死也有命中注定的缘故。《茅亭客话》记载：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年，贼军把他押到郡署制作器物。宋军到来时，他仓促爬上树藏匿，看见军士来回搜捕杀人，十分恐惧，直到傍晚才平静下来。他下树躲到尸体堆中躺卧，半夜听见传呼声，很像将吏点名，有十几个人按着名册呼叫姓名，僵硬的尸体一个个都答应，只有没有叫到艾延祚便过去了；他才知道，被杀的人果然没有错漏。蔡氏《书传》对日月五星运行的解释，与朱子《诗传》不同；其他注释解说与鄱阳邹李友所论，也有一些不妥之处。太祖曾召集儒臣和致仕博士钱宰等人，告诉他们想要订正这部书的意图，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管其事，在翰林院设局办理。凡是蔡氏《传》中正确的就保留，错误的就订正；又汇集各家的说法，补足其中的不足。书成后赐名《书传会选》，命令礼部刊刻发行天下。然而如今这部书在世上竟很少流行。大概是因为永乐年间重刊《五经大全》，《书经》完全依照蔡氏《传》，士子专门学习它，把它作为科举依据；因此除了蔡氏的学说之外，就不再考察其他说法了。元末，新安人赵东山到九江拜访黄楚望先生。黄楚望问他的年岁，他回答说：“己未年出生。”黄楚望说：“那正是我刊刻《六经补注》的年份。有人说：‘书已经刊刻出来了，只是遗憾没有读它的人。’你说：‘是读它的人还没有出生。’哪里知道你正好出生在这一年呢？”这正是扬子云著书等待后世读者，也有扬子云那样的心意。前辈对自己的学问深信不疑，竟不嫌说出这样夸大的话。赵东山后来在洪武初年被征召修撰《元史》。事情完成后，他不接受官职，回乡后去世。赵东山曾向黄楚望询问穷究经书的要领，黄楚望只告诉他“致思”。他又问“致思”的方法，黄楚望便举一件事作为例子。《礼记》说：“女子有五种情况不能娶，其中一种是父亲去世而她是长女。”先儒把这解释为父亲去世且没有兄长的女子。如果这句话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那么父亲去世、没有兄长的女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这样被人拒绝婚配？赵东山思考了很久，才回答说：“这大概是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一类的情况，所以古注说，她们没有得到父命，却还没有失去婚嫁的资格。若是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那么期服、功服的亲属都可以为她作主。”黄楚望大为称善，于是把《六经疑义》传授给他。前辈教人的方法，就是这样有法度。“攻击异端学说，这就已经造成祸害了。”宋代孙奕说：“‘攻’是攻击别人的过恶之‘攻’；‘已’是‘末由也已’中的‘已’，意思是停止。也就是说，攻击异端，使我们的道理彰明，那么异端危害人的作用自然就会停止。正如孟子排斥杨朱、墨翟，是希望杨、墨学说的危害停止；韩愈排斥佛教、老子之学，也是希望佛、老学说的危害停止。我朝太祖皇帝也有这样的论述，与孙奕的说法暗中相合。” 本朝《孝慈录》规定的五服制度，服制都有升降变化，已经形成今天的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