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外篇

译大学士丘濬说：“《虞书》说‘肆类于上帝’。所谓‘类’，是说舜接受天命之初，举行祭祀向神灵报告，一概以类相合而祭告上帝。没有说到后土，是因为说到天，地也包括在其中。这就像《中庸》所说的郊祀和社祭没有提到后土，注释认为只是省略文辞罢了。分别祭祀天地的说法，开始见于《周礼·大司乐》。虽然说祭祀必须顺应阴阳，因地势高下而各自依从其类别来求取神灵，希望神灵降临享祭，但皇天和后土本来是相对的。六经讲到天，必定涉及地；孔子讲郊祀，必定涉及社祭。天地一起祭祀，大概就是父母共同入牢享祭的意义。可是过去议论此事的人却认为这是亵渎。一年之中，夏至在冬至之前；如果先祭地后祭天，岂不是颠倒次序，先请地享祭吗？虞、夏祭祀上帝的礼制和时令，如今经典中无法看到；只有周代祭天用冬至日，大概是因为成周以建子月为岁首，在岁首祭天，午月祭地。这大概是一个朝代的制度，后世沿用它可以，依据义理另行创制也可以。《虞书》明明说‘类于上帝’，经典记载祭祀典礼，没有比《舜典》更早的。舍弃周代而遵从虞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虞书》所谓‘类’，怎么知道不是当时所称的一种祭祀名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 分别祭祀天地的说法，其他经典都没有记载，只有《大司乐》一篇有这种说法。《周礼》说，大宗伯用玉制作六种礼器，以苍璧礼敬上天，以黄琮礼敬大地；又说典瑞官用有底座的四圭礼敬上天、祭告上帝，用有底座的两圭祭祀土地、祭告四方山川。这两处分别说到天地，却没有说明具体在什么地方。至于祭祀时令和祭祀地点——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也只有《大司乐》提到。大宗伯掌管国家礼仪，礼仪中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也没有比祭祀天地更重大的；但宗伯所掌吉礼只说昊天上帝，不涉及后土、地祇，直到制作礼器时才分别说到，难道不是实际举行的礼仪只有一种，而用来礼敬神灵的礼器却有两种吗？司服掌管君王服饰，只记有祭祀昊天上帝穿裘冕的文字，没有所谓祭祀后土所穿的服饰，难道不是天地合祭，神灵虽有两个，而主持祭祀的却只有一人吗？先儒曾说《周礼》这部书不完全出自周公，《司乐》关于乐律的说法前后相互矛盾，不足以相信。它在论述乐律方面尚且如此，关于礼制的话又怎么能深信呢？《诗序》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诗，苏轼在《非郊议》中引用它作为证据，朱子却不赞同。朱子说，这首诗只说到昊天，没有说到地；即使合祭天地，也应当提到后土。考察经典，祭天称作“郊”，而祭地没有专门的名称。《虞书》所说的“类”，《周礼》所说的“社祀”，都不曾提到后土，难道只有这首诗如此吗？春考察祭祀制度，古人有时举出其中一个而包含另一个，即举出重要的来显示较轻的。说郊祀天，地也包含在其中；说社，稷也包含在其中。《周书·召诰》说：戊午日就在新邑举行社祭。马融注释说，说社就包含祭稷在内，正是这个意思。《周礼》说封人掌管宣告王在社坛祭祀；州长祭祀州社；《礼记》说选择吉日，命令百姓祭社；《白虎通》说社是土地之神。这些都是说到社便包含稷。社、稷并称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郊祀天、地也可以类推。天地不能合并祭祀，那么社和稷难道可以不设在同一坛壝吗？苏轼说：‘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众神，没有不全部告祭的，却唯独没有告祭地祇。武王攻克商朝后，燔柴祭告上帝，望祭山川，却唯独略去了地祇。《昊天有成命》这首诗，是郊祀天地的诗，篇末始终说天，却没有涉及地祇；由此可知祭祀上帝时，地祇也包含在其中。’这番话说得也很明白了。《孝经》中孔子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从前周公郊祀后稷，让他配享上天；在宗庙祭祀文王，让他配享上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朱子说：“上帝就是天；把天的神灵聚合起来说，就称为帝。”他又说：“筑坛祭祀称为祭天，在屋下祭祀称为祭帝。郊祭是古代的礼制，明堂则是周代的制度，是周公依据义理创立的。东汉在正月上丁日于南郊祭祀。郊祀自两汉、魏晋以来，都配祀一位祖先，直到唐高宗时才把高祖、太宗一同配祀。垂拱初年，又加上高宗，于是形成三祖一同配祀的礼制。到宋代，也常常以二帝配祀。后来礼院上奏议论，认为面对天地、奉事神灵不能有两个主祭者，因此改为只以太祖配祀。金世宗开始举行郊祭时，议论配享的礼制，石琚上奏说应当遵从古礼。世宗说：‘唐、宋把自己的亲属作为配享者，不合古礼，不足以效法；现在只应当以太祖配祀。’我朝圣祖在南郊的一座祭坛上合祭天地，又在坛上加盖屋宇，这样一来，泰坛和明堂就是同一种制度了。历代圣主相承，都以太祖、太宗一同配祀，这样郊祀和宗祀也就成为一体了。这大概也是依据义理创立的吧。” 洪武八年十一日，太祖下诏命翰林院议定郊祀时在祭坛脱鞋的礼制。学士乐韶凤上奏说：“按照礼制，陪长者坐时，鞋不能穿上堂；脱鞋也不敢在台阶上进行，而应走到鞋旁把它提起，放在侧边。注释说，鞋是低贱之物，空着时不敢陈列在尊者身旁。长者在堂上时，就应在台阶下脱鞋；长者在室内时，鞋可以放到堂上，但不能穿着进入室内。汉魏以后，朝会和祭祀时都赤脚穿袜，只有萧何曾因佩剑穿鞋登殿。宋代南郊祭祀，皇帝到南阶时脱鞋登坛，进入宗庙时脱鞋登殿。在太庙中，凡是需要穿鞋行走的人，都应赤脚穿袜。唐代礼制规定，正旦、冬至群臣朝贺时，由上公一人到西阶，脱鞋解剑，登上御座前跪拜祝贺；下到西阶后，再佩剑穿鞋。举行宴会时，群臣中应登殿的，礼制与宋代相同。《开宝通礼》记载：太庙举行晨馈、▯祭、祫祭时，皇帝到东阶下，解剑脱鞋。仁宗时，正旦朝贺，中书令、门下侍郎脱剑脱鞋，依次登殿。又考察神宗时宋敏求议定的朝仪：太尉、中书令、门下侍郎解剑脱鞋，依次登殿祝贺完毕，下阶佩剑穿鞋。现在议定，郊祀、庙享的前一天，有司用席子铺地，在祭坛东南门外设置御幕，并在坛门外西侧设置供执事官脱鞋、依次登坛的地方。祭祀当天，大驾来到祭坛，进入御幕处脱鞋登坛。登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以及分献官、陪祭官，都在外面脱鞋，依次登坛供职。协律郎、乐舞生仍按照原规定赤脚穿袜到指定位置。祭祀结束后，下坛穿鞋。太祖同意了。

译洪武初年，太岁、风、云、雷、雨以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都合并在城南祭祀。祭祀诸神的地方，没有分别设置专门的祭坛。太祖认为这不是敬神之道，命礼官考察古制后上报。礼官上奏说：太岁是十二辰的神。考察《说文》，“岁”字由“步”和“戊”构成。木星每年运行一次，对应十二辰并绕行一周天，就像行走一样。从子到巳属阳，从午到亥属阴，这就是所谓太岁十二辰。阴阳家又说，有十二月将、十二日时所值的神，如天乙、天罡之类，但这些名称经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唐、宋也没有列入祭祀典籍；只有元代每逢大规模兴建工程时，才在太史院祭祀太岁、月将、日直、时直。至于祭祀风师、雨师，在《周官》中已有记载，秦、汉、隋、唐也都有祭祀。天宝年间，又在雨师之后增加雷师，于是把风师、雨师、雷师提升为中祀。宋、元沿袭这一制度。至于岳、镇、海、渎的祭祀，虞舜在四个仲月巡守时祭祀四岳。东岳叫泰山，是四岳所尊奉的，所以又叫岱宗；南岳叫衡山，西岳叫华山，北岳叫恒山，当时还没有说五岳。《王制》说：‘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五岳、四渎。’从此才有了五岳的称呼，大概是把嵩山作为中岳。《周官·小宗伯》说：‘在四郊设置望祭的坛兆。’郑玄认为，四望就是五岳、四镇、四渎。四渎是江、河、淮、济；四镇是东面的沂山、西面的吴山、南面的会稽、北面的医巫闾。《诗序》说，巡守时祭祀四渎、河海，这样又有了东西南北四海的祭祀。大概天子向四方山川举行望祭，没有不通达的地方。岳、镇、海、渎位于诸侯的封国内，诸侯也各自祭祀本方的山川。秦朝废除封建制后，岳、渎由祠官统一掌管。汉代恢复分封诸侯后，各侯国祭祀封国内的山川，天子不再过问。汉武帝时，诸侯国有的分立、有的合并，五岳都在天子的辖境内。汉宣帝时，岳、渎开始有使者持节前往祭祀的礼制，海也开始列入祭祀。魏、晋以来，岳、海、渎都在当地建立祠庙，命有司前往祭祀。隋代沿袭这一制度，开始举行四镇祭祀。又把冀州的霍山作为中镇，于是有了五镇。唐、宋的制度中，有命本地刺史、县令祭祀的，有因郊祀而举行望祭的，也有派遣使者前往祭祀的。元代派遣使者祭祀岳、镇、海、渎，把天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道。关于山川的祭祀，《虞书》说：‘向山川举行望祭，遍祭群神。’《周颂》说：‘安抚众神。’《周礼·小宗伯》说：‘为山川、丘陵、坟衍设置坛兆，各依照它们所在的方位。’《王制》说：‘凡是山川中等规模的，祭祀等级相当于伯、子、男。’刘向认为，山川能够生长万物，产生云雨，施加润泽，所养育的种类数以百计，所以祭祀等级相当于伯、子、男。山川位于诸侯封国内的，由诸侯自行祭祀。例如楚国祭祀睢水、漳水，晋国祭祀恶池，齐国祭祀配林，就是这样。秦代时由祠官统一掌管；从汉、唐直到宋、元，又有其他山川被列入祭祀，纷纷沉没消失的，不只是岳、渎。城隍的祭祀，没人能详细说明它的起源。先儒认为，既然已经有社神，就不应当再有城隍。唐代李阳冰在缙云所作的《城隍记》中说，祭祀典籍没有城隍祭祀，只有吴越地区有这种祭祀。然而，成都的城隍祠是太和年间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可见并不只是吴越如此。又有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燕、梁武陵王祭祀城隍神的事，都记载在史书中，可见也不只是唐代才有。宋代以来，城隍祭祀遍及天下。有的赐予庙额，有的颁赐封爵，有的牵强附会，各自指认一个人为城隍神的姓名；如镇江、庆元、宁国、太平、华亭、芜湖等郡邑，都认为城隍神是纪信；隆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等地，都认为是灌婴。张说《祭荆州城隍文》说：‘调和万物、滋养物产、辅助上天、养育人民。’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说：‘城隍保护这里，百姓依靠它。’可见前代尊崇祭祀城隍，是有其用意的。如今国家创建之初，曾把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以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合并祭祀。天下城隍都在城南的祭祀场所受祭，既没有专门的祭祀，又建屋而不筑坛，不合礼制。唐代制度规定，立春后的壬日，在城东祭祀风师；立夏后的申日，在城东南祭祀雨师、雷师。现在看来，天地生育万物，由风使其运动，由雨使其润泽，由雷使其发育，阴阳运行的机理本来就是一股气所造成的，却又分别按时祭祀，实在很失去享祭的本意。至于海岳之神，它们的气也是流通畅达的，哪里有什么界限阻隔？现在应当把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以及山川、城隍等地祇合并为一坛，在春秋两季专门祭祀。于是太祖在天地坛以西修建山川坛，正殿祭祀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以及钟山之神，东西两庑分别祭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将以及都城隍之神。以惊蛰、秋分日祭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祭祀岳、渎诸神。洪武元年、二年，都由皇上亲自祭祀；三年，才开始派官员祭祀。春季使用惊蛰后三日，秋季使用秋分后三日。到了祭祀当天清晨，皇上穿皮弁服，驾临奉天殿，在中严陛降香后坐在御座上，等待祭祀结束。献官回来复命，解除戒严，皇上回宫。洪武七年，改在孟春举行郊祀。当时各位大臣已经预先进入祭坛内。于是开始确定在仲秋祭祀社稷，后来再择日举行。洪武十年，下令祭祀山川诸神，皇上亲自举行中间七坛的礼仪，其余祭坛由功臣分头祭祀。现在京师的山川坛，是永乐年间修建的。位置和陈设一概依照南京旧制，只是在正殿钟山神位的右边增加祭祀天寿山之神。这两座山起初并没有经过礼官议定就列入祭祀，大概是因为它们分别是二都的主山，而且陵园也托在这两座山中。

译国初开始祭祀太岁时，礼官杂议此事，因而谈到阴阳家的说法，即十二月将、十二时所值的神的名目，认为这些名称经书中没有记载，唐、宋也没有列入祭祀典籍，只有元代每逢大规模兴建工程时，才在太史院祭祀太岁、月将、日直、时值。太祖于是确定在山川坛正殿祭祀太岁，而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月将分别祭祀于东西两庑。春季按照《礼·祭法》，把少牢埋在泰昭中，这是祭祀时令；在相近的坎坛祭祀寒暑。太岁实际上统摄四时，月将和四时的节候则体现寒暑的运行。古人有祭祀时令和寒暑的礼制。现在祭祀太岁、月将，本来就是祭祀时令和寒暑之神。把它们载入祭祀典籍，谁能说不是经书所见的制度呢？”},{ 当今世宗在位时，曾议论郊祀之礼。有人说，前代建都长安以及汴、洛时，把太华等山列为五岳。如今既然建都于燕，就应当另行议定五岳的名号。太常寺属官取嵩高为例，认为周代建都于酆、镐，应以吴岳为西岳。卿范拱认为不对。他的议论大略说：轩辕居住在上谷，在恒山以西；舜居住在蒲坂，在华山以北。由此说来，古人从未因为都城所在不同，就改变岳祀。后来终于没有改动。弘治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如今京师既已定都于燕，那么恒山不应再作为北岳；医巫闾山作为镇山，也不在北方，应该交给礼部议论，拟议改换。尚书耿裕想要听从。适逢群臣会同议论，侍郎倪岳表示不可，于是此事作罢。然而他们始终没有考察范拱所说的话来加以反驳。掌礼的官员应当遵守礼制，执法的官员应当遵守法律。像汉代的张释之那样，确实能够守法。不过，这也还要看在上者是否听从，以及听从到什么程度罢了。在上者不听，也只能离去而已。太社、太稷，建国初年坛址不同而共用一道壝墙。祭祀太社时，以后土勾龙氏配享；祭祀太稷时，以后稷氏配享。每次祭祀，先到太社及其配位坛前，行献礼完毕后，才到太稷及其配位前行礼。洪武元年，太祖命令省臣议论，想在社稷坛上修建屋宇，以防备风雨。翰林学士陶安上奏说：按照礼制，天子的太社必须经受风雨霜露，以通达天地之气；如果是亡国之社，才修建屋宇，使它不接受天阳。如今在坛上修建屋宇，不合适。如果祭祀时遇到风雨，就在斋宫遥望祭祀。太祖听从了他的意见。过了三年，在坛北修建祭殿五间，又在祭殿以北修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时举行祭祀。洪武十年，又采用礼部的议论，改建于午门外右侧，共筑一座坛，合并祭祀。坛的上层为方形，每边五丈；第二层为方形，每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面设台阶，按照四方方位用五色土筑成。此前，社主用石头制成，高五尺，宽二尺，上端略尖，竖立在社坛上，一半埋在土中，位置靠南而面向北。稷不设置神主。考察社主的制度，古人用木头竖立，后世改用石头，大概从唐代以来才这样。不过，《周礼》中有军社神主和神主车的记载，郑玄注说军社的神主用石头制成，那么这种做法也并非没有依据。到这时，把石制神主埋在社稷坛的正中，只让尖端略微露在外面；壝墙四面开灵星门。壝墙的颜色，也按照方位用相应的颜色加以装饰。临近祭祀时，奉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都面向北方；奉仁祖神牌配享，面向西方，停止设置勾龙、后稷的配位。从初献帛到终献，全部同时行礼。洪武三十二年以后，改奉太祖配享。永乐年间，北京社稷坛建成，位置完全依照南京的制度。洪熙以后，奉太祖、太宗共同配享。祭祀采用春秋两季仲月的上戊日。前代依据《郊特牲》采用甲日，而现在采用戊日，是依据《召诰》所说的戊土之气。借助土气来祭祀土神，在义理上是合适的。戊又是天田星。《礼·郊特牲》说：社祭用甲日，因为甲是日辰的开始。《外传》说：这是为了表示尊重。天有十日，甲排在首位。周公占卜选择洛邑、营建王都，在戊午日于新邑祭社，从此开始采用戊日。《左传》中蔡墨说：后土是社神，稷掌管田地政事。有烈山氏的儿子名叫柱，曾任稷神；夏代以前祭祀他。周人的弃也曾任稷神，商代以来祭祀他。汉代《郊祀志》记载，汉代以夏禹配享社神，以后稷配享稷神。《唐六典》记载，唐代祭祀太社，以后土氏配享；祭祀太稷，以后稷氏配享。《家语》中孔子说：古代治理水土、播种百谷的人很多，只有勾龙兼任社神，而弃任稷神，历代更替都奉祀他们，没有人敢增加别的配享者，这是明确表示他们不能与其他人等同。本朝享祀先农，亲自举行藉田之礼，从洪武八年开始，大概就是在这里祭祀后稷。宗庙的制度，是仿照君主居住的宫室制定的。前面设置庙，象征朝廷；后面设置寝，形成寝庙，用来收藏神主、排列昭穆。寝中有衣冠、几案和手杖等物，象征活着时使用的器具。汉代蔡邕《独断》所说的就是这些，大概是古代的制度。如今太庙把神主收藏在寝中，而每逢岁时祭祀在庙里只设置衣冠来祭祀。不知道建国初年儒者的议论依据是什么。西汉各位皇帝，从高帝以下，各自建立庙。元帝时，采用匡衡等人的议论，尊高帝为太祖，孝文帝为太宗，孝武帝为世宗，孝宣帝为中宗。祖宗的庙都世世代代奉祀。其余惠帝、景帝以下的庙都毁去。每五年举行一次称为殷祭的大祭，就连同已经毁去的庙一并祭祀；不是殷祭时，只祭祀祖宗。汉代还接近古制，所谓三昭、三穆作为亲庙的制度，已经不完备。东汉光武帝重新受命，庙号称世祖。孝明帝临终时留下遗诏，不要另建寝庙，把神主收藏在世祖庙中，孝章帝不敢违背。此后遵循承袭，把神主收藏在世祖庙中，都按照孝明帝的礼制办理。而各处园陵则都自行建有寝庙。礼制规定，天子有七庙。祖，是有功劳的人；宗，是有德行的人。庙中若没有功德，就不能称为祖宗庙；称为宗的，与称为祖的一样，百世之后也不毁去。后世把它们共同建在一座庙中，庙中未必有德行的人也都称为宗。但称为宗的，也列在亲尽之后毁去的行列中。这种错误，从东汉开始出现。

译洪武元年，命令中书省和翰林院认真议定宗庙四时享祭的礼制。学士陶安等上奏说：“按照礼制，古代举行禴祭、蒸祭、尝祭以及四时之祭，其中三种祭祀都在祖宗庙中合祭；分别在各庙祭祀，只有春祭如此。自汉代以来，下列各庙都在同一座堂中分设不同的室，于是四时都合并祭祀了。把四庙合并举行享祭，也应当仿照近代制度，在第一庙合祭，这样大概合乎礼制的中正，不至于烦琐亵渎。”皇帝命令春季特别祭祀，其余三时合并祭祀。主管官员请求制作太庙祭器。皇帝说：“现在不能完全照搬古代，正如古代也不能完全照搬现在。礼制应当顺应人情，可以根据义理创制。可贵之处在于斟酌得当，必然有所增减。近世拘泥古制，喜欢使用古代的笾、豆之类来祭祀祖先；活着时既不用这些器物，死后使用似乎也没有意义。孔子说：‘侍奉死者要像侍奉生者一样，侍奉亡者要像侍奉在世者一样。’所以制作宗庙中的器物和服御用品，都应当按照侍奉生者的礼仪。” 洪武七年，监察御史答禄与权说：“古代拥有天下的帝王，既建立始祖之庙，又推求始祖所出自的那位帝王，把他祭祀在始祖庙中，并以始祖配享，所以叫作‘禘’。‘禘’就是大的意思，是帝王举行的大祭。周代祭祀太王为始祖，又推求根本，尊后稷为始祖所出自的帝王。如今皇上受命已经七年，但禘祭还没有举行，应当命令群臣参考古今制度来实行，以成就一代的典章。”此事交给礼部办理，太常寺、翰林院议论认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清楚，可以推知始祖所出，所以禘礼可以实行。自汉、唐以来，世系无法考察，不能弄清始祖所出自的帝王，当时所议论的，不过是合祭已经迁入祧庙的神主，按昭穆次序祭祀罢了。这是古人的祫祭，不是禘祭。宋神宗曾说：‘禘祭，是用来考察始祖所出自的帝王的。’既然不知道始祖所出自的帝王，禘礼就不能实行。如今国家已经追尊四庙，而始祖所出自的帝王还没有考定，那么禘祭之礼似乎难以立即实行。皇上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按语：从前梁武帝采用谢广的意见，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一次祫祭，称为大祭；禘祭在夏季举行，祫祭在冬季举行。聂从义认为，梁武帝是受命而起的君主，只追尊了四庙，却举行禘祭、祫祭；由此可知，祭祀是追念奉养先人的方式。随着时序推移、节令变换，孝子感动而思念亲人，所以在岁首进献祭品，在仲月举行祭祀，间隔举行禘祭、祫祭，按昭穆排列，这是礼的常经，并不取决于宗庙是否完备。周显德年间，也曾采用过这种议论。然而，这不足以作为圣朝的依据。太庙在建国初年配享的，有亲王十五位；其中有王妃的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八王的王妃，建国初年大概已经失记。南昌王妃王氏附葬于凤阳皇陵，但配享时也没有王氏的神位，不知是什么原因。靖江王的父亲是文正，文正是南昌王的儿子。皇陵旧有的仪制是：每年元旦、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冬至日，都用太牢，派遣官员前往祭祀。洪武八年，采用翰林学士乐凤韶等人的奏议，规定每年元旦、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以及冬夏二至日用太牢；伏日、腊日、社日和每月朔望日，则用特羊祭祀，由署官行礼。如果节日与朔望、伏、腊、社日在同一天，就采用节日的礼仪。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请求确定仁祖陵号。获准后，又请求下令太常举行祭告之礼。太常博士孙五典认为，山陵制度没有比汉代更完备的。凡君主即位的第二年，将作官就营造陵墓所在地，把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用于修建山陵。比如汉文帝营建霸陵时，想用北山的石头制作外椁。当时汉文帝还在尊位，哪里会有确定陵号并举行祭告的礼呢？又如唐太宗昭陵的陵号，是在安葬长孙皇后时确定的。武后与高宗合葬于乾陵，陵号是在高宗最初下葬的日子确定的。当时帝后陵墓起初都没有两个陵号，对于祭告之礼，绝对没有这种事。大概庙号和陵号不同。庙号是为已经去世的皇帝更改确定的称号，不举行祭告是不可以的，所以一定要上册定谥，向神明告知。至于陵墓有陵号，只是后世继承王位的人用来辨识先帝陵墓罢了。因此历代都不因陵号而祭告。如今英陵增加陵号，崔亮想举行祭告神灵的礼仪，我私下认为不合适。崔亮说：‘给陵墓加上陵号，是把尊荣归于先世。考察典礼制度，如汉光武帝给先陵加号为昌陵，宋太宗给高祖陵加号为钦陵、曾祖陵加号为康陵、祖陵加号为定陵、父陵加号为安陵。这是因为创业的君主尊崇祖先，也就尊崇他们的陵墓。’ 既然尊崇祖先的陵墓，也必定要向他们告祭。礼是顺应人情的，给先帝陵墓加上陵号，却不向先帝告知，这不合人情。臣认为应当告祭。”于是朝廷的议论都赞同崔亮。遂下令等陵碑石制成后，派太常官员举行祭告之礼。洪武元年，学士陶安等奏请说：“古代天子有五种冕服，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等神灵时，各有相应的服用，请制定这些服制。”皇上认为五冕之礼过于繁琐，于是规定祭祀天地、宗庙时穿衮冕；祭祀社稷等神灵时穿通天冠、绛纱袍，其他冕服不再使用。

译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诏令把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和寿星五种神列为中祀，并命翰林院撰写祝文。祭司中神的祝文说：‘惟有皇上帝，把福祉降给百姓，神明确实掌管并均衡他们的禀性。我在统治天下的初期，开始修举祭祀之事。深深想到自从战争兴起以来，伤亡的人很多，愿神体察上天的命令，使淳厚善良的人增多，以敦厚天下的风俗。’祭司命神的祝文说：‘天道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本性和命运；惟有神明正直，掌管人的善恶，等等，与前文相同。愿神顺从上天的命令，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使下民知道勉励和戒惧。’祭司民神的祝文说：‘上帝喜爱生育，下面百姓的生育征兆和数目，神明确实掌管，等等。愿神布施上天的德意，专门扶助正直之人。’祭司禄神的祝文说：‘上天生出五谷，用来养育下民；人的禄命，神明确实掌管，等等。愿神奉行上天的道，使我年年五谷丰登，使生民都能实现愿望。’祭寿星的祝文说：‘上天设有赏罚，神明确实掌管；惟有神明正直，善良的人一定增加寿命，凶暴的人一定减少寿数。因此上帝把这件事交给神明，历代都尊崇祭祀。愿神明察鉴，以体察上天的命令。’大概寿星过去曾经有祭祀，其余四司是从这里开始祭祀的，不久便废止了。按《周礼》所载，太宗伯以[字形不明]燎之礼祭祀司中、司命；天府如果祭祀司民、司禄，就献上人口数和谷物数。郑玄注释说：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星和第四星；司民是轩辕星座的角星；司禄是文昌宫的第六星，也有人说是下能星。宋代人在南郊占卜确定司中、司命、司禄的祭祀日期，在立秋后的亥日祭祀；又把司民列在司中、司命、司禄的神位中。这样看来，这四颗星，前代也并不是从来没有祭祀过。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是天下各司、府、州、县在春秋两季仲月共同祭祀的神灵。祭祀社稷用上戊日，神牌上写作‘某府社之神、某府稷之神’；州或县则写作‘某州或某县社之神、某州或某县稷之神’。祭祀风云雷雨之神用望日，神牌上的文字如此如此。神牌左边是山川神，写作‘某府、某州或某县境内山川之神’；右边是城隍神，写作‘某府、某州或某县城隍之神’。至于岳、镇、海、渎，建国初年已确定应当祭祀的地点，各地官司又在仲月上旬择日祭祀。洪武二、三年，皇上下诏命礼官考定王国境内应当祭祀的各种神灵，并告诉他们说：‘王国境内有岳、镇、海、渎，就以岳为正祀，其次是海，其次是镇，其次是风云雷雨之神。’于是礼部绘图进呈，遂颁行天下。东海由燕、齐两地都祭祀；东岳、东镇由齐、鲁两地都祭祀；西海由秦、蜀两地都祭祀；晋地祭祀北海。这也是古代诸侯各按所在方位祭祀的共同原则。南轩张先生说：如今州县祭祀社神，应当在山下筑一座大坛，面向山祭祀。现在修建殿宇，已经不合古制；又塑造人的形象，并给它配上夫妇，实在太亵渎了。由此看来，宋代祭祀社稷，曾经有过屋宇。如果设置祭坛作为正所，用来祭祀、报答和祈求，那么我朝才算得到了正确的礼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范文甫曾经问程伊川，按照惯例，到任三天要拜谒庙宇。伊川说：‘正如拜谒社稷和先圣，也应当拜谒古代的先贤哲人。’又问城隍该怎么办，伊川说：‘城隍不在此列，土地之神就是社稷而已。’张南轩治理桂林时，毁掉了淫祠。各位学生有一天跟随他到雅歌堂后面，看见土地祠依傍城墙角落，他便命令拆毁，说：‘这座祠不合经典，何况本来就有城隍。’有人问：既然有社，难道不需要城隍吗？他说：‘城隍也是多余的，不过既然记载在祀典中，便姑且保留。如今州郡祭祀社稷是最合正礼的。’陆游说：‘自唐代以来，郡县都祭祀城隍，如今尤其严谨。地方长官拜谒城隍的仪式，规格高于其他神祠。社稷虽然尊贵，也只是按照法令行事。至于祈福禳灾、报答酬神，只有城隍而已。礼制不必都出自古代，只要考察仪式可行，按人心衡量也安适的，都可以举行。’我朝洪武元年，诏令给天下城隍神加封：应天府的城隍封为帝；开封、临濠、太平府以及和州、滁州的城隍封为王；各府、州、县的城隍封为公、侯、伯。洪武三年，诏令确定岳、镇、海、渎的封号，都依照山水本来的名称。城隍神也都改题本地的名称，写作‘某处城隍之神’。洪武四年，特地下令各郡、县、里社分别设置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为主祭，监察善恶。不久又颁下新的仪注，规定新任官员赴任后，必须先拜谒城隍神并宣誓，期望在阴间和阳世内外相应，以安定百姓。大概所有祝祭的文辞和详细仪礼，全都出自皇上的旨意。于是，城隍神在天下受到的重视，再没有超过它的了。五祀之礼，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奏说：‘《周官》记载，天子祭祀五祀：门神、户神，是人们出入的地方；中溜神，是人们居住的地方；灶神、井神，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地方。因此杜佑说：“天子、诸侯一定要建立五祀，是为了报答神明的恩德。”如今拟依照《周官》的五祀制度，只在岁末腊祭时举行，在庙门外共同祭祀。’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岁末享祀太庙时，五祀神位并列在太庙西庑之下，面向东，由太常寺官员行礼。自永乐以来，五祀在四孟月和季夏开始分别祭祀，又各有单独的祭礼：户神在孟春祭祀；宫内祭灶神，在孟夏；光禄寺祭中溜神，在季夏土气旺盛后的戊日；在奉天门外文楼前面向西祭门神，在孟秋；在午门前祭井神，在孟冬。宫内的祭祀，都由内官行礼。《祭法》说：适士设置两种祭祀，叫作门祭和行祭；庶士、庶人设置一种祭祀，有的祭户神，有的祭灶神。吕伯恭说：各位儒者讨论行祭，多有不同。如今兼采用庶士和庶人的礼制，用灶祭代替行祭。祭门时，在门内左门枢前摆设酒和祭品；祭灶时，在灶前摆设酒和祭品。派子弟一人行礼。建国初年，礼部尚书崔亮议定五祀，认为群臣中四品以上祭祀中溜、门、灶三神，五品以下祭祀门、灶二神。当时一并写入法令。如今官宦人家，已经没有人知道这项旧事了。

译祭祀时要像神明真的在那里，祭神时要像神明真的存在。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等于没有祭祀。’朱子对门人说，这是记载圣人祭祀时的诚意，又引用圣人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所谓‘就等于没有祭祀’，圣人或许是有非常不得已、内心极不安的情况。丘公仲深《衍义补》说：在应当祭祀时，如果有人因疾病等不得已的事情不能亲自参加，就让别人代行祭祀。代行的人必须与被代行者气类相通，并且与祭祀事务的职掌有关，这样才可以派遣他。宫内祭祀应当使用亲属，宫外祭祀应当使用礼官。否则恐怕没有感通神明的道理。他于是举洪武十四年的例子：圣祖重新确定府、州、县祭祀山川等神的制度，一律由文职长官行礼，守御的武臣不得参与此事。他请求朝廷遇有派官代行祭祀时，也依照这一制度，以礼官行事，这样大概符合《周官·大宗伯》所说‘君王不能亲自参加，就由人代行’的礼仪。他的话是有依据的。如今太庙、太社都是国家大祀，制度上应当由皇帝亲自祭祀，但有时也免不了派官代行。太庙祭祀，派驸马都尉代行可以；近来却有按次序派到公侯。太社祭祀，不派礼官，却照例派公侯、驸马，这只是使用官爵尊贵的人罢了。洪武年间，再次议论武臣不得参加祭祀。礼部说：官员各有职掌，礼制贵在专一诚敬；古代掌刑的官员尚且不让参加祭祀，何况兵事又是刑罚中最大的一类呢？不让武官参加祭祀，是为了严肃事奉神明的原则，使幽明之间的交接合乎礼法。有人说，武官、刑官不得参加祭祀，只是不能专门负责奠献；至于陪祭，本来并不是不能在位。至于受过刑的人，则是不可以进入祭坛的。古代祭祀，必定让受刑之人退避。如今的制度，对陪祭官以及服丧等事项也有禁令。大祀之地，内臣要避开，因为这些人受过刑，身体不完整。可是四孟、季夏五祀的祭礼，却让内臣行事。国家每逢兴建工程，都命令内官监的内臣祭告，却不知道这些受过刀锯刑罚的人，凭什么能够与神明交接。掌管兵刑的官员尚且嫌他们不应参加祭祀，而亲自受过刑的人却主持祭祀，难道不是更大的不可以吗？孔子庙的祭祀，汉、晋和隋代有时称孔子为先师，有时称为先圣宣尼、宣父，最高不过公的称号。到了唐玄宗时，才开始谥为文宣王；至圣的称号，是宋真宗加上的；大成的称号，是元成宗增加的。建国初年没有改动这些称号。弘治初年，有人提议尊孔子为帝。议论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说，宋真宗在加谥之前，曾经下诏让礼官议定尊孔子为帝。太常李清臣说：‘周王室称王，陪臣不应称帝。’这件事于是停止了。李清臣的话，难道没有可以改变的地方吗？孔子是大圣人，有没有政治地位，并不会损益其圣德；他的道足以配合天地，他的功业胜过尧、舜。后世尊崇孔子，只要知道他是万世帝王的老师就够了，这与周代、与异代陪臣有什么嫌疑呢？李清臣只从政治地位上来谈，若一定按照他的说法，那么公爵也不能称了。李清臣得罪了圣门，直到今天人心仍不能不对他加以笔诛。又有人说，周天子称王，孔子是周代人而称王，这就等于尊他为天子了，不应当再改称帝。其实，帝、王都是古代天子的称号，本来没有等级差别。但是自秦、汉以来，天子称皇帝，而把有功的臣下以及宗室分封为王，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本朝的制度既然把王置于帝之下，那么在当今尊崇孔子时，又何必拘泥于周代所谓的‘王’，说那只是周天子的称号呢？大圣人不需要借助政治地位来提高尊荣；最尊贵、最美好的称号，并不是在天之灵对后世的要求，而尊崇圣人的典礼，却不能不随着时代而更加隆重。元朝入主中国，已经知道尊崇孔子。然而其夷狄的德行带有腥膻之气，圣人不会接受。‘大成’这个称号取自《孟子》，并非没有依据；但既然出自元朝制度，就应当抛弃。孔子用帝王之道教化万世，在圣朝得到广泛施行；历代圣君用帝王之道治理天下，也更加证明了孔子的道。国朝孔庙的祭祀沿用旧乐，使用六佾。宪宗皇帝采纳祭酒周洪谟的意见，增加为八佾。即使传到百代以后，谁敢改变呢？正德初年，我曾经把这个意见向朝廷提出，梅福勉励他的君主所说的，正是这种不可磨灭的声名。儒家先贤配享孔庙，始于唐太宗时期。唐代把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作为代表，因为采用他们的著作来传授给国子监，所以在太学祭祀他们。卜子夏是孔门中的高等弟子，这一点不用另加论证。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有传述经书的功劳，不是后世的人可以相比的。至于高堂生以下的十八人，他们的著述不过是辑录篇章、训释文义罢了，却都位列配享的席位，大概当时所看重的就在这一点。因此，汉代即使有董仲舒这样的醇厚儒者，也没有被列入其中。诸子书中的儒家有公孙尼子，《汉志》认为他是七十子弟子的弟子，《隋志》则认为他是孔子的弟子。《史记》说，《乐记》是公孙尼子编次撰写的。李善《文选注》引沈约的话说，《乐记》取自公孙尼子。马总《意林》引刘[字形不明]的话说：《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公孙尼子大概不只是可以和公羊高、谷梁赤相比，而且还亲自受业于孔子的门人；他的言论可以补充六艺的文章，难道不是对圣人经书有功吗？唐、宋以后，他的封爵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只是因为没有详细考察罢了。公孙尼子见于可信史书和诸书中的记载，明白如此。《乐记》《缁衣》出自他的手笔毫无疑问；如果在这里还要怀疑，那么将要相信谁呢？戴圣一类的人，与公孙尼子的距离就远了。反而不祭祀创立学说的人，却祭祀那些传录、训解其言论的人，事情和道理岂不是颠倒了吗？既然如此，公孙尼子处在如今重视文教的朝廷，就不能不加以祭祀。有人说，唐、宋时期已经遗漏了这项议论，如今突然举行恐怕不合适。我听说过有举荐起来就不敢废止的话，却没有听说缺少的典礼不能补行。董仲舒在我太祖高皇帝时期获得加封并配享；英宗皇帝时期，胡安国、蔡沉、真德秀、吴澄的配享也很快举行了。祖宗对于汉、宋儒者尚且如此郑重，那么[字形不明]公孙尼子封爵并配享于今日，阐明幽微、揭示隐晦之处，以告示天下后世，难道不是圣朝的一件盛事吗？杨雄在宋元丰年间开始从祀于孔子庙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杨砥说：“庙庭中的诸位贤人，都是因为对名教有功才得以配享。杨雄曾臣事逆贼王莽，理应不取；而董仲舒这样的贤人反而没有配享，实在很不合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才下令撤去杨雄，改祀董仲舒。考察《元史》，至顺年间已经曾经让董仲舒从祀孔子。

译洪武二年，派官员祭祀昭烈武成王，仪式与释奠相同。洪武十九年，礼部奏请按照前代旧例，设立武学，实行武举，仍然祭祀太公，并修建昭烈武成王庙。皇帝说：“太公是周朝的臣子，被封为诸侯。如果用王的名号祭祀他，就等于让他与周天子并列；再加上这个称号并非他原有的封号，是不会得到享祭的。至于设立武学、实行武举，这是把文、武分成两条道路，反而轻视天下没有文武全才的人了。三代以前，士人学习时文武兼备，所以一旦任用他们，什么事情都适宜，哪里有把文武分成不同科目、各自只求专门学习的道理？太公有奋扬武功的才能，却也接受了仲山甫传授的丹书；治理政事而遵循古训，召虎经营政务而陈述文德，这难道能同后世的武学相比吗？后世武学只讲韬略，不学习经训；只练习干戈，不懂礼乐祭祀，拘泥于一艺，偏狭浅陋！如今想沿用旧制，实行武举，建立武庙、武学，实在没有意义。”于是下令去掉王号，废除原来的武成王庙。后来天下太平日久，各地军卫中官员的子弟，大多学习儒业。即使远至边疆，也有的设立学校、设置官员来教育他们。在京师，勋戚的后代中承袭爵位的人，以及被选中娶公主的人，也都在国子监学习。至于各卫的幼官，以及尚未承袭职务的子弟，资质大多可以教育。于是正统初年，南京、北京同时建立武学，并恢复武成王庙。武学设置教授、训导，品秩和俸禄都按照京府儒学的制度。奏请制定条规，储养、训导和学习他们，以备任用。其中子弟有志于科举的，也允许参加考试。天顺年间，才恢复武举考试。成化、弘治以来，间或举行一次。但只考骑射，以及回答策问的大意而已。正德初年，才依照文举的办法，三年举行一次，在辰、戌、丑、未年，文举结束的当天开科考试。钦命试官主持考试，将考生名册进呈，榜文张贴在兵部，并在中府赐宴。礼仪开始隆重，法制开始完备。唉！把武事装饰成文事，已经盛大了。节祠，张南轩认为这是亵渎而且不敬。朱子答复张南轩的信说：“现在的俗节，是古代所没有的。因此古人即使不祭祀，内心也自然安宁。如今人们既然把这些日子看得很重要，到了这一天，必定准备酒肴，与亲友宴饮娱乐，而且各个节日所用的物品也各有适宜之处。因此世俗之情到了这些日子，不能不想到祖先，于是又用这些物品来祭享他们。虽然这不是礼制的正道，却也是人情不能自已的事情。只是不能专门采用这种祭祀，而废弃春夏秋冬四时的祭祀。三王制定礼制，因时损益各不相同，但都合乎风俗时势的需要，也不违背义理的正道。即使圣人重新出现，对于今天的情形，也一定会有所处置。我认为，除四时祭祀之外，还可以各自因循乡里的旧俗，在所崇尚的时节，使用相应的物品，盛在大盘中，陈列在宗庙里，并依照告朔的礼仪进献祭品。这样或许能够合乎祭祀礼节隆重与简略的等级，也能充分表达曲折深厚的人情，可以长久实行。至于元日开始新年的祭祀礼仪，古礼中也没有具体规定。如今也只采用这个办法。四时祭祀若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举行，那么冬至的两次祭祀接连举行，也近于烦琐亵渎；不如改用选择吉日的制度，更能表现出听命于神、不敢擅自决定的意思。” 在俗节举行祭祀，并不是古礼。然而自汉、唐以来，士人和庶民都不能废止。朱子认为韩魏公处理得好，把它称为节祠，使规格低于正祭，于是依照这种办法实行。他的门人记载说：朔日早晨，在家庙中用酒和果品祭祀；望日早晨用茶；重午、中元、重九之类，都称为俗节。大祭时，每一位祖先用四种祭品，请出木主；俗节的小祭，只在家庙中举行，只用两种祭品。朔日和俗节，酒只献一次，斟一杯。这大概就是晦庵所说依照韩公办法实行的那些事情。张南轩张敬夫废除了俗节祭祀，晦庵问他：端午节能不吃粽子吗？重阳节能不喝茱萸酒吗？不祭祀而自己享用，心里能安宁吗？陈淳问：举行四时祭祀，那么俗节怎么办？朱子说：“我家暂且两种都保留。”陈淳又问：难道不可以把四时祭祀简化吗？朱子说：“如果一定要不举行，就必须连自己也不喝酒才行。”这正是晦庵不忍把亲人的祭祀断绝的心意。后来有一天，陈淳问先生，除夕有没有祭祀？朱子说：“没有祭祀。”可是如今人家在除夕，一定是宗族都来宴会，有时同房的妻子儿女也来祝寿取乐，邻里亲友也有馈赠礼物的仪式，祖先却反而冷冷清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他们的内心又怎么能够安宁呢？陈淳曾记载，先生依照婺源的旧俗，在年末二十六日，宰一头猪，在中堂祭祀家中祖先，于二更时行礼。第二天，又召集诸生▯在那里。又记载先生在年前二十六日夜间举行祭祀。先生说，这是家里一向如此。这样看来，晦庵说岁除没有祭祀，那么除夕晚上难道能唯独不饮酒、不娱乐吗？大概是因为此前已经举行过祭祀的缘故。我国朝太庙在岁除举行祫祭礼。如今士人和庶民家中，本来不应当没有除夕祭祀。●卷四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