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外篇

译本朝进士中，只有永乐甲申科多到四百七十三人。太宗命近臣选拔其中最优秀突出者二十八人，赐名“庶吉士”，让他们进入文渊阁读书。周文襄公忱因为没有被选中而自陈请求，皇帝下诏特别准许他入选。这些人每天在内廷秘阁中游学，由大官供给饮食，每月发给膏烛费用，皇上还不时设宴招待他们。过了一段时间，皇帝亲自驾临询问，时常拿偏僻的书籍和疑难的事情来考验他们的学问，对他们激励和期望到了极点。因此，关于庶吉士的选拔，直到今天评论者也认为，仍然只有这一科最能得到人才。如今考察这些人的名业，除了王文端、王文安、李忠愍和周文襄四位外，罗侍郎、陈祭酒、李布政这些人，大家知道他们贤能；其余的人我也不能完全知道。〔原文仅有引号，内容缺失〕 曾状元棨在翰林任职时，有同乡人被牵涉进奸党案件，按理会连累到他。太宗特意宽免了此事，对他说：“朕是爱惜你的才华。”曾棨的住所靠近西长安门，有一次家中失火，火势蔓延到宫禁的城墙，皇上替他安置房屋，并且不予追究。他受到皇帝知遇，就是这样。刘子钦当时极有才名，任刑部主事时因受牵连，被贬到广西南丹；直到太宗一朝结束，才起用为教官，但终究没有振作起来，最后辞官离去。景泰甲戌年才去世，享年八十七岁。若有地位而且长寿，又能像王、周二公那样大有作为于世间，一科之中难道能有几人？李忠愍的大节，本来就是科举以来少有的人物。张宗琏任常州同知时，德政最多；他去世那天，百姓无论老少都奔走到公堂哭泣，人人都穿戴丧服，连续多日前来祭奠。灵柩出行时，百姓穿着白衣、戴着白帽送行，人数达到几千。几年以后，百姓仍然不能忘怀，便在江阴北面的君山为他建庙，直到今天仍按时祭祀。进士能够得到人才，像张宗琏这样的人也足以不朽了。长寿、年高和俸禄官秩，取决于上天；君子评论人物，难道会以寿命长短和俸禄官秩的丰厚或不足为标准吗？有客人与我谈及近来的科举士人，于是我举出这一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其余的请按此类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宋太宗在位时，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考中进士。礼部将他列为高等并荐名，廷试之后，却因为他的父兄在中书任职，便和李昉的儿子宗谔一起被罢黜。仁宗在位时，韩亿任参知政事，他的儿子韩维以进士身份在礼部奏名，却不肯参加大廷试，只接受恩荫入官。唐介任参政时，他的儿子唐义问参加锁厅试，礼部采用了举荐者的意见，召他到秘阁考试，唐介因避嫌而使此事作罢。洪容斋说，旧制对于宰执的子弟限制得如此严格；这和秦桧掌权时，他的儿子熹、孙子埙都参加省试、殿试，并且名列众士之首的情形不同。按语：宋徽宗时，蔡君谟的儿子某人登第，名次在前，蔡京说他是同族，为避嫌而压低他的名次，把他放在后面；秦桧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本朝公卿子弟考取高等，不认为是需要避嫌的事。景泰年间，都御史王文的儿子乡试未中，竟至于亲自上书申诉。我亲眼见到的情况是，孝宗己未科、武宗辛未科，阁老都有儿子参加廷试；他们的父亲为避嫌，不参与阅卷，而这些儿子都得以登第。自从兵士和百姓分置以后，官员便有文武不同的等级。汉代的官阶品秩，论品级则武官较高，论权力则文官较重。魏晋以后沿袭了这一点。至于都尉、左右校尉，虽以骑兵、步兵为名，属于有品秩的文官一类，却也被归入武官。沿袭到今天，指挥、副指挥等官，以兵马司为名，属于有品秩的武官，实际上却办理文官的事务。汉代长安设四尉，分别掌管城东、城西、城南的左部，以及城北、西北的右部，负责追捕盗贼、侦察奸邪，魏晋以后沿袭了这一制度。它们名义上属于武官之首，服装却是文官服色；唐代采用隋制。虽然与汉代略有不同，但仍由吏部选任，属于有品级的官员，到五代时才废止。宋代在开封、祥符两座赤县增设县尉，这就是今天的兵马指挥司。宋初兼用选人，后来改由武臣担任。元祐年间，苏辙对此提出意见，又恢复旧制。本朝改前朝的万户为指挥使，次一级为同知、佥事，这些都是武臣的品秩；由吏部选任的，只有在京兵马指挥使司。该司设置都指挥、副都指挥、知事。后来改称兵马指挥司，分管五城，设置指挥、副指挥，裁去知事，增加吏目。其职责专门掌管京师巡逻警戒等事务，所属地区的盗贼、争斗，风灾、火灾、街道、沟渠，以及各衙门凡是需要查验复核的事情，无不在其应当处理的范围内。前代设置县尉，从京城到地方都有；而本朝的兵马指挥、副指挥，却只设在京师。县尉不能不受府的节制，而这些官员却单独隶属于一个司。县尉不能不混杂使用武臣，而这个司却全部由吏部选任，任用的都是学校出身和科举贡生中的优秀人才。这样看来，今天设置的这个司和这些官员，具有武官的品级，却拥有文官的权力，本来就不是前代县尉所能相比的，也不是今天的指挥使、同知、佥事所能【原文“恩”，疑为讹字，意不明】比拟的。我只是想说明古今官资中，有些是有品秩的文官却也属于武官一类，有些是有品秩的武官却实际办理文官事务。如果不把今天的制度分别说明白，后人将凭什么考察呢？所以借曹君的请求，写下这些话。

译武职在建国初年，如果没有攻城略地的功劳，即使是千户、百户也不轻易授予；不是随军出征而犯事的人，即使到了子孙，也大多不能世袭。因此，指挥以下，以及镇抚、千户、百户中去世的人，官府都为他们修造坟墓、安葬，按等级致祭；他们的子孙则按优待规定发给俸禄。属于阵亡、失陷、受伤而死、溺水而死的，全额发给；在边远地区守御、出征，以及出海运粮而病死的，减半发给。这种赏赐办法本应优厚，同时又有这样的节制。世袭子孙中，亲弟弟、侄子未满二十岁时，可以承袭职务；到了二十岁，才与达到规定年龄的人一同比试，即参加考试。第一次考试不中，仍承袭职务办理事务，领取一半俸禄。两年以后再次比试，再不中的，降为充军。这个制度不得不严，也严到如此程度。建国初年，武职虽然世袭，但法令并不滥用。武职的泛滥，或许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革除年间，卫所的官员、旗军中，有的以奉天征讨、守城、征哨、擒拿人犯有功为名而升职；有的以使全城归顺为名而升职；有的以在江上朝见，以及招降船只、招抚人员、擒获首要奸恶和逃叛者等名目，统统作为奉天征讨的名义来升职。永乐初年的命令规定，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间，以奉天征讨有功而升职的，列为新官；子孙年满十六岁，出幼后便可承袭或替补职务，免于比试。洪武三十一年以前的，列为旧官；子孙年满十五岁，出幼后承袭或替补职务，都要参加比试。永乐元年以后，与旧官相同。这项命令，是为了优待那些奉天征讨的人，又达到这样的程度。武职的泛滥，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正统十四年，有所谓被俘后逃回、遇到皇帝并擒获马匹的人。天顺初年，又有所谓夺门迎驾的人。这些人有的因此升职，有的通过署试而获得实授，承袭此职的，往往都有。尽管如此，这还算是我朝祖宗对臣子的非常待遇，施予非常恩典，并且有不许后来援以为例的规定。如今的事情，却是冒领功劳、买取官阶，天下纷纷如此。权门势家、豪强之人，乞养奴隶为子。本人足迹不出都城，一旦四方万里有征伐进讨、论功行赏的事情，文册上必定接连出现他们的名字。官职升不到尽头，任职也没有止境，而他们的子孙又都世袭。武职的泛滥，难道已经达到今天这样的极点了吗？唉！武职冗杂泛滥，京师尤其严重。俸禄不能按时发放，如果不是善于经营生计、顾惜操行的人，往往把俸禄预先抵押给别人；等到发放俸禄时，连一升一勺都已经属于别人了。本卫军士的儿子住在本家，负责管辖他们的官员和旗官，甚至要到门前仰着脸求告，冠帽鞋履都颠倒了，也没有人来加以纠正。弘治初年，大司马才开始禁止各卫所的官员、旗官预先拿军士的俸粮放贷，也不许富有的人把别人的俸粮写在自己名下，以赚取利息。本意在于端正名分，不能说不好；但贫富双方偶然都怨恨这项禁令带来不便，于是禁令便被撤销了。过去宋代临安的宰守到任时，张榜告示百姓不得偿还私人债务，本意也是抑制高利贷，以救济孤苦贫困的人。不久，妇女剪下头发拿到市场上出售，男子换取一斗粮食，农民则出卖农桑用具，流离逃亡的人纷纷出现。于是又重新张榜，命令上等人家放债。可惜当时没有人把这个办法作为建议献给大司马。这件事难道真的没有可以挽救的办法吗？京师上二十二卫，称为亲军指挥使司，不隶属于五都督府。锦衣卫、旗手卫等卫也相同。不过，这些卫在洪武十五年由仪銮司改置，所以所属人员中又有将军、力士、校尉等差役。它们掌管随驾、侍卫、巡捕等事务。如果有重罪囚犯，便交由本卫镇抚司审讯。洪武二十年，因为非法凌虐本卫官员，相关人员都获罪；又烧毁本卫的刑具，把在押囚犯送往刑部。洪武二十六年，再次申明禁止擅自审讯用刑。凡是罪囚，都送交法司。永乐以后，北京依例设立这些机构，职掌仍旧，但任用和待遇逐渐增加，和其他各卫明显不同。凡奉皇帝旨意提取罪犯，本卫须凭刑科发给的勘合帖文，都察院发给批文来差遣官员；因此，一名官员的差遣、一件事情的办理，也从来不能由本卫专擅。镇抚司掌管审理本卫的刑名案件，起初也和各卫相同，同时兼管军匠。后来专门设置镇抚二员，专理刑名。成化十四年，才开始增铸印信，各自成为一个司；今天所说的北镇抚司，并不是祖宗原有的制度。凡审理刑案，洪武旧制是直接奏请皇帝，不经过本卫。凡审问奸恶重情，都要奏请圣裁；或者奏请后送刑部拟定罪名、发落，内外官员犯罪也同样办理。制度规定不得使用参语。因此，廷尉的评议也从来不能被歪曲；可是今天的事情，又有谁来过问呢？凡同厂以及本衙各处送来的囚犯，弘治十三年曾下令，法司要秉公审察追问，务必查得实情；如果有冤枉，就立即为他们申辩昭雪，不许拘泥于已经定下的成案而滥及无辜。距离这道命令颁布至今才过了多少年，法司对于东厂和本卫送来审问的案件，却不敢有丝毫平反。刑部还有什么人能够稍稍改变镇抚司的参语呢？唉！

译事情根据形势来决定缓急，根据时机来决定进退。说“缓”、说“急”，是形势；缓急转换的关头，就是时机。形势有两种，而时机只有一个。所以议论事情的人，贵在辨明形势；善于处理事情的人，必须审察时机。我郴州近来的事情，对百姓来说，难道还有比盗贼造成的祸害更严重的吗？对上级来说，难道还有比用兵更重大的事情吗？既然这样，这件事的紧急形势以及适宜采取的时机，怎么能不如此重视呢？我耳目所及，能够说出这些情况。自戊辰年秋天，盗贼从兴宁出动，接着侵犯我郴州。己巳年春、冬两季，桂阳、桂东、宜章、永兴各乡邑都遭到蹂躏，一年之中没有一个月安宁，直到现在庚午年夏天将尽时才开始平息。一方百姓全都像处在汤火之中、惊魂不定，豺狼把人变成尸骨，草莽变成居室；他们躺下也不敢忘记卷起席子，坐下也不敢长久放松武装，已经很久了。长沙、宝庆、衡永、荆襄、辰靖的军队为此奔走效命，前面倒下、后面又有人扑上去；铠甲上结满血痂，肠胃中滋生疮疥虱子，暴露在寒暑之中，日子一天天拖延。他们如此劳苦而功劳很多，这些人是谁呢？在这期间，事势多次变化，没有一次相同，难道不是屡屡有可以乘取的时机吗？可是三年来，终究免不了使百姓更加困苦，使将士更加劳苦。这是开始时失去机会，最后才取得成功；这是甲方遭受丧失，而乙方取得成功。处在缓急的关头，进退应当如何，谁来坚持自己的判断，谁来专门处理，事情便应由谁负责，功劳也应归于谁。唉！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辨明形势就能够兴办成功的；也没有不审察时机就能够收束平定的。因此，明智的人辨察形势，在于及早；有智慧的人审察时机，在于细微之处。要在涓涓细流时堵住滔天洪水，要在星星之火时扑灭燎原大火。应当在险峻山坡上及时停步，在迅雷刚响时便掩耳，以适应这样的形势，抓住这样的时机。看待百姓的祸患，要像急于救火救溺一样；用兵精妙，要达到出神入鬼的境界。这样才能声名显赫、功业盛大，在早晚之间取得胜利；这哪里是寻常军队中那些悠悠然、昏昧迷惘的人所能辨识的呢？唉！从前的事情我就不再说了。今后地方上难道不还有应当处理的事情吗？我曾经上疏把情况报告朝廷，不能说今后就可以安然无事，因而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重复从前的败坏。我前些时候奉命出行，看到三边的将官，从副将、参将以下，随军行动都在境外；他们已经换好装束，和各军相同。军士的衣甲、鞍马之类，都和边地的塞草同一颜色，因为一旦有警报，便容易隐蔽埋伏。将官的服色和军士没有区别，临阵对敌时，可以使贼人无法辨认他们。万一陷入意外危险，仍可欺骗敌人而脱身。西魏河桥之战，王思政陷入敌阵很深，随从都死尽了。王思政久经军旅，每次作战只穿破衣、旧铠，敌人以为他不是将帅，所以得以幸免。宋代殷孝祖在赭圻作战时，常常把仪仗鼓盖带在军中。人们互相说：“殷统军这次可以说必死无疑了。如今正和贼人交锋，却用羽仪来显露自己；如果善射的人有十个一起向他射箭，怎么可能不死呢？”殷孝祖果然在阵中被箭射中而死。从前卫懿公不肯撤去自己的旗帜，所以在荧地战败。关云长望见颜良的麾盖，便在万众之中刺杀了他。因此，猛禽将要搏击时，必定隐藏自己的形迹。但唐代李晟每次作战都一定穿锦袍、戴绣帽，出入敌阵之间，使贼人认出他并畏惧他。宋代韩世忠在淮阳作战时，也穿锦衣、骑骢马，站在阵前给敌人看，并且派人向敌军说明身份。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李晟、韩世忠那样的人，却去仿效他们，差不多岂不是把自己的性命送给敌人吗？我前往陕西出使时，看到西安城上旧日贮藏的铁炮，名叫“震天雷”，形状像两个合在一起的碗，顶部有一个孔，仅能容下一根手指，军中已经很久不用了。我认为这是金人守汴京时使用的器物。史书记载，用铁罐盛放火药，用火点燃后，炮便发火，声音像雷一样，百里之外都能听见；燃烧范围超过半亩，被火点着的铁甲都会穿透，就是这种东西。不过史书说得不太详细。火药发作后炮体炸裂，铁片四处飞散，所以能够远距离杀伤人马；边城怎么可以不把这种器具存放在城上呢？震天雷还有用磁制成的，威力虽然不如铁制，但军中铁器难以多得时，就可以用磁制的来接替。飞火抢枪，是金人守汴京时使用的武器，如今各边地都知道制造它。不再赘述。宁夏近来制造了一种战车，一个人就可以推动，另外有四个人在两侧掩护。车的正面设置一面盾牌，用来保护人；车箱上横放两张枪床，左右两边各附设一门铳，枪铳的孔都通到盾牌外面。盾牌下面系着两根木头，停止时就是车的支架；前脚行进时，用铁钩把它固定在盾牌上；盾牌也有机关，可以放倒或竖起。车身附近有绳袋，用来装载杂物。临战时，枪、铳之类只供四个人操作。夜间扎营，人和车一起行动。这种车用于战阵，大体是为了防御冲撞。不过，若不是北方地势平坦，就不能使用。建国初年，中原地区在战乱兴起之后，田地大多荒芜。太祖命令省臣商议，由百姓领取田地，并设置官员来管理。省臣建议设置司农，治所设在河南。司设卿一员、小卿二员、丞四员，主簿、录事各二员。太祖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六部一同建立，司农归属户部；各省又设置布政、参政等官，于是司农便被裁撤。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发布文书，教导天下百姓，务必多栽桑树、枣树。每一里种植二亩秧苗。每一百户共同出人力，挑运柴草，把地烧过后耕作；再烧一次，再耕作、再焚烧，耕烧三遍后下种。等秧苗长到三尺高，再分栽。每隔五尺宽起一垄。每户第一年栽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种达到规定数目后，造册回报；违犯者，全家发遣充军。这大概是为了谋求生计而不得不严厉处分人，即使因此死亡也不会怨恨的做法。宋代程【原文“▯必”，姓名有缺损】在绍熙年间任临安府昌化县主簿。当时县里的酤酒定额很重，专卖禁令又严格，有人种植秫米，官府不丈量田地便登记征收，百姓把这看作祸患。程【原文“▯必”，姓名有缺损】向御史进言，奏请免除这项定额，方圆百里的人都感戴他的恩德。种植秫米要加税，大概宋代的法律就是这样。我国建国初年也禁止种植秫米，这是禁止酤酒的首要措施。太祖皇帝在定金陵的丙午年下令说：“我从江左起兵创业，已经十二年了。军国费用，都是向百姓征收赋税。我的百姓顺从效力，输纳赋税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百姓竭尽力量耕种田地，产出有限，而征取又过重，我心里非常怜悯。过去因为民间酿酒，耗费米麦，所以实行禁酒令。如今春天，米麦价格稍稍平稳，有人认为这对百姓颇有好处。然而不堵塞源头，却想阻止水流，是做不到的。命令农民今年不得种糯米，以堵塞酿酒的源头；希望五谷丰收积聚，价格平稳，使我的百姓得到养活，安乐地生活，也差不多可以使万民富贵了。”后来酤酒禁令解除，所以直到今天都不再实行。

译天下进贡的茶，每年定额只有四千二十二斤，其中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福建的数额最多。天下贡茶都只按茶芽称量，而建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以及荐新等名目，所以建宁茶为上品。建国初年，建宁进贡的茶，必须碾碎揉制，再用银板压成大小龙团，依照宋代蔡谟所进贡茶的做法。太祖认为这过于劳费民力，便停止制造龙团，只照各地采摘茶芽进贡；又恢复五百户茶户，使他们专门从事此业。事情交给有关官府负责，有关官府派人督促，茶户承受不了。于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诏令说，建宁上供的茶听任百姓自行采摘进贡。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祖宗爱护百姓的深厚用心。西番人靠乳酪维持生活，但吃久了会气滞；如果没有茶饮，也就无法继续生活。西番盛产马，却没有茶。因此中国能够凭借山中采茶的利益，交换他们的良马。茶对中国有利，所以茶不能不加以禁管。可是如果守边的人选用不当，不与商人互通贿赂、放任私茶出境，就会借朝廷名义横行征取番马，既损害国家的赋税收入，又激起戎人的反抗之心。洪武年间，太祖在陕西、四川等地设置茶马司，听任西番交纳马匹交换茶叶。又设置金牌勘合，命曹国公李景隆亲自到达西番，令各番酋长领取，作为凭证契约，以杜绝奸诈伪造。诏令规定每三年派遣一次官员，召集各番持符相合、验认纳马，派发马匹，按价给茶。有人把私茶运出境外，处斩；关隘没有察觉查获的，处以极刑。民间储藏茶叶，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用量。茶户私自出售茶叶的，登记没收其茶园，收归官府。洪武三十年，敕令兵部派人携带诏谕，告知川陕守边卫所；又派僧官著藏卜等人前往西番，一体申令告诫。当时驸马都尉欧阳伦奉命出使西番，却把巴茶私自运出境外贩卖，倚仗权势横行暴虐，所到之处都不胜其扰。而边关大臣全都顺从奉承，不敢违抗。伦命陕西布政司发文给所属各地，征集车辆装运茶叶，渡过河州。伦的家人周保，索取车辆，竟达到五十辆。兰县河桥巡检司的官吏被打得不能忍受，便把这件事上报。皇上大怒，因为布政司的官员没有奏报，便将伦赐死，周保等人也都被处死。茶货官和河桥吏员，皇上特意嘉奖慰劳他们。曹国公从西番回来，共使用茶叶五十余万斤，换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给京卫骑士。建国初年的法令就是这样。永乐十三年，派遣御史三人巡察督理陕西茶马事务。正统十四年，停止使用茶马金牌。此后每年派行人四人，巡察私自贩卖茶马的情况，从潼关以西直到甘肃等地，一律实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确定派御史一人，领敕专门处理此事。如今法令的执行，已经不同于建国初年，而每年所得的马匹也越来越少了。盐作为贡品，记载于《夏书》；掌管盐的政令，见于《周礼》。当时只是把盐供给公共使用，不登记盐的产量和收益，以此为利。管仲辅佐齐国时，整顿盐政，盐利的财源才开始开发。汉武帝设置盐官，从此盐实行禁榷。此后凡是建立国家的政权，在正常赋税之外，必定还要依靠盐利。北魏时，甄琛请求放宽盐禁，元勰请求恢复旧制。宋代儒者认为，他们的说法都没有合乎中道。山林川泽的产物，全部交给百姓经营固然不可；想把它们全部收归官府，也未必合适。只有做到对官府没有损失、对百姓没有伤害，上面能够借此获得资财而富足，下面又能够凭此谋生，这才是好的办法。唐乾元初年，全国盐利只有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年，增加到六百多万缗，全国赋税中，盐利占了一半。这大概是刘晏筹划经营的功劳。刘晏对于国家财政，大体上依靠江淮盐利来解决。宋元祐年间，淮盐和解池盐等，每年收入四百万缗，相比唐代全国赋税总额，已经达到三分之二。绍兴末年，泰州、海宁一监支取盐所得的钱达到六七百万缗，议论者认为，一个州的收入已经超过唐代全国的数额了。然而建炎年间盐的价格，比乾元年间官府专卖时贵了三四倍，而缗钱的价值又轻得多，因而不能仅凭数额多少来衡量盐利的增减。乾道年间，叶衡上奏说：如今财赋的来源中，煮海制盐的利益占了一半，那么宋朝依靠盐利供给国用，本来就还和唐朝一样。叶衡又说：近年来，盐课收入没有增加，商人也不再流通贩运，都是私盐贩卖造成的祸害。如今的盐，煮海制盐集中在东南，煮井盐、煮卤盐以及种桑所产的盐，出在西北。隶属于转运司的有六处，隶属于提举司的有七处。转运司每年办理的引盐总数为二百十万有余，其中两淮为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实际占三分之一有余。两淮地处两京之间，行盐的地区都是人口和物产繁盛之地；与其他转运司相比，它的地域又最广最远。所谓私盐贩卖的祸害，如果没有宪臣亲临督察，难道能够避免吗？我朝自从设置转运司以来，曾经派监察御史分管各处盐课。宣德十年，派御史到两淮提督军务，巡捕私盐。此后每年派一人，以扬州作为驻节之地。扬州设置巡盐察院，大概始于正统年间。景泰三年，派御史巡察河道并兼理两淮盐法，不久仍改为专门巡盐。从此，巡盐御史兼管河道事务，盐法的职责更加专一。查验账目、清理盐务、纠正治理、兴办改革以及文武官吏，都听从他的条约，不再像最初任命时那样只专门巡查私盐而已。这样看来，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如果没有根据时势制定适宜办法、通达变通的才能，怎么能够胜任呢？淮盐到了正德年间，十九处盐场的收入都流入权奸的漏洞，已经完全无法施行盐法。嘉靖改元后，宪臣才得以挽救弊病，但贪婪的盐商把盐袋的重量增加到原来的五倍，盐法也已经不是旧制了。过了四年，即乙酉年，戴君奉当今天子的命令，到两淮治理盐法，慨然说道：“这是国家所依靠供给的财源，还和唐、宋一样。这项盐法相对于祖宗旧制，已经两次变更了。我难道敢让它第三次变更吗？但是也必须稍加整治，才能合宜。”既已增加注厝，又慨然说道：“盐袋的定额和价格增加得太多，盐额数量却没有扩大，卖窝的弊病又严重存在；这三种弊病不除，盐价怎么会不比过去贵呢？” 这也是我的责任。”第二年，条约已经公布，盐场和煮盐器具焕然一新，官吏都心悦诚服，商人与灶丁之间没有隐瞒和私下交易，私盐贩卖绝迹，盐场的账目更加充裕，边疆储备得以充足，贫苦百姓也不必吃淡食。这些全都是戴君善于通权达变的才能所造成的。

译洪武二十年，命令兵部张榜晓谕天下：凡公、侯、驸马奉命出使时，其随从人员以及各藩府派出的使者，没有符验的，不得擅自发给驿站、船只和马匹。又命令兵部派使者到杭、湖、严、衢、金华、绍兴、宁波，以及直隶徽州等府，在富裕殷实的民户中购买马匹，用来充作凤阳、宿州到河南郑州沿线驿站的马户。如今河南所说的市户马，就是这种马。这一年，河间府阜城县的驿马户把繁殖的马匹送来进献。皇上说：“马户承担差役，只能依靠马匹；但草料和豆料的费用并不轻，所以我曾命令兵部张榜晓谕，凡驿马繁殖的马匹，听任百姓自行卖掉。如今又送来进献，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把马匹退还了。洪武二十四年，命礼部清理佛教、道教两教。诏令说：“如今学习佛教的有称‘禅’的、有称‘讲法’的、有称‘瑜珈’的；学习道教的有称‘正一’的、有称‘全真’的，都不遵循本来的风俗，违背教义、败坏品行，造成的危害非常大。从今以后，天下的僧人和道士，凡是各府、州、县的寺观虽然很多，只保留其中宽敞、能够容纳众人的一所，让他们合并居住，不得散处在外面，与百姓混杂。违犯者按重罪论处，亲属故旧互相隐瞒的流放；愿意还俗的，听任其还俗。佛经的翻译既已确定，不许增减词语。道士举行设谯仪式，也不许拜奏请词，一律遵守颁发下来的科仪。百姓有学习瑜珈、称为善友、假借张真人名义私自制造符箓的，都按重罪论处。天下僧道凡是新建庵堂寺观、不是旧有名额的，全部拆毁。”洪武二十七年，向天下张榜公布：寺观凡是归并到大寺的，设置砧基道人一人，主管差役和赋税。每座大道观的道士编成班次，每年由年资最高者率领。除了僧人和道士外，都不许在外奔走，也不许串通有关官府，以书册称作题疏，强行索取民财。有一两个人在崇山深谷中修禅或学习全真的，可以听任；超过三四个人就不许，不得私自创建庵堂。如果游方访道，必须自己准备路费，不得向百姓索取。所到之处的僧寺，必须出示周知册并核验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捉拿送交有关官府，百姓则发配充军，不许收留他们为僧；违犯者连同儿童、父母一起，都按百姓犯罪论处。年龄在二十岁以下、愿意做僧人的，也必须由父母具名申告，有关官府具奏之后，才准许出家。三年以后，到京城参加考试，通晓经典的，才发给度牒；不通晓的，杖责后还俗为民。有人自称白莲、灵宝、火居，以及僧人道士不遵守祖传规矩，妄加议论、阻挠命令的，都按重罪论处。永乐六年，下令军民子弟、僮仆奴婢自行剃发做僧人的，连同他们的父兄一起送到京师，发往山中做工；刑期届满后仍留下来作为百姓种田，或者在庐龙牧马。寺院僧人擅自收留他们的，罪罚也一样。永乐十年，又因为僧人道士大多不遵守戒律，告谕礼部，把洪武年间的严禁重新张榜申明，违犯者处死，绝不赦免。永乐十六年，规定天下僧人道士的人数：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不得超过三十人，县不得超过二十人。宣德八年，命令天下有关官府和关津，只要遇到剃发的人，就逮捕送回原籍，依法治罪。成化十三年，又禁约游方僧人：凡是僧道住持的敕建寺观，允许二人居住；敕赐的以及在外的寺观，各自只允许一人居住。弘治十三年，下令凡汉人出家、学习番教的，不论军户还是民户，也不论是否曾经领取度牒，一律审问后发回原籍所属的各军卫、有关官府服差役。如果汉人冒充番人，发往边卫充军。永乐二十二年下令：凡是自行阉割的人，按不孝论处。军户犯罪，连同其所属的管领头目、总小旗一起治罪；民户犯罪，连同有关官府的里老一起治罪。成化九年下令：私自净身的人本人处死，全家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元年、成化九年，曾多次重申这项禁令。弘治五年，自行净身的人本人和为其动手的人一律处死，全家充军。两邻以及提供住宿的歇家不举报、有关官府的里老包庇隐瞒的，一并治罪。由此可见，对于尚未残身而想要净身的人，法律规定也十分严厉。宣德二年，自行净身的人，军户和民户分别遣返回原籍，不许投奔王府，也不许被官宦权贵之家藏匿，以躲避差役。如果违犯，本人和藏匿他的人家都处死；所属的总小旗、里老、伶佑，一并治罪。成化十五年，命令巡城御史、锦衣卫官督促净身人逐一返回原籍。弘治元年，锦衣卫将他们拘送顺天府，再转发给原管辖官司，点验关察，确认其下落，不许宽纵。弘治十二年，过去已经净身、曾被发遣的人，不等有关方面收取，便私自来到京城，企图谋求任用的，审问后发往边远地区充军。可见，对于已经残身的人，禁戒约束的法律也并非不周全。然而貂皮服饰充满朝廷，金玉堵塞道路，到了今天反而更加盛行；这样看来，法律果真实行了吗？洪武元年，皇上对侍臣说：“我看史书记载，汉、唐、宋都被宦官败坏侵蚀，无法挽救，我没有一次不为此惋惜叹息。这些人处在人主身边，天天受到亲近信任，小心谨慎、勤勉辛劳，像吕强、张承业这类人，难道会一个也没有吗？但圣人深切告诫说，开创国家、继承家业时，不能任用小人。至于他们处在宫禁之中，只可以让他们供洒扫之役、传达命令罢了，怎么可以让他们参与政务、掌握军队呢？汉、唐的祸乱，虽然说是宦官的罪过，也还是人主宠爱纵容他们造成的。假如宦官不能掌管军队、参与政务，即使想作乱，难道能够做到吗？”洪武三年十月丁已，退朝后下雨，有两个内使穿着靴子在雨中行走，皇上看见后召来责备他们，说：“靴子虽然是小物件，却都耗费了百姓的力量和脂膏，制作它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你们为什么不爱惜，竟然这样糟蹋？”命身边的人杖打他们。皇上对侍臣说：“我曾听说元世祖初年，看见侍臣穿着花靴，责备他说：‘你把完好的皮革做成这种东西，难道不是浪费物资、劳苦百姓吗？’这个意思确实很好。大概做人，曾经经历过艰难困苦，自然就会节俭；如果习惯于看见富贵，没有不奢侈靡费的。”于是下令百官：从今以后入朝，遇到雨雪，都允许穿雨衣。洪武四年，中书省大臣奏议说，宦官每月的俸禄应当酌量发给米三石。皇上说：“内使们在宫内有吃有穿，自有固定的供给。他们得到俸禄，又有什么用呢？每月发给廪米一石就够了。你们不应当开这个先例。”

译洪武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凡内使在宫城门内互相辱骂，先开口而理亏的，笞打五十；后开口而有理的，不治罪。不服从本官铃束而反唇辱骂的，杖打六十。内使辱骂奉御的，杖打六十；辱骂门监官的，杖打七十。内使等人在宫城内斗殴，先动手而理亏的，杖打七十；打伤人的，加一等处罚；后动手而有理但造成伤害的，笞打五十。有不服从本管铃束而殴打本管的，杖打八十；打伤人的，加一等处罚。殴打奉御的，杖打八十；殴打门监官的，杖打一百，造成伤害的各加一等。内使等人如果心怀恶逆，口出大逆不道之言，凌迟处死。知情而包庇隐瞒的，同罪；知道此事却不自首的，斩首。告发的人，赏银三百两。洪武十年，有内使因为在内廷办理文书事务，从容谈话时涉及政事，皇上当天就把他遣返回乡，终身不许入仕。皇上告谕群臣说：‘自古贤明的君主，凡有谋划，必定同公卿大夫在朝廷上共同商议，然后由自己作出决定。从未听说近侍宠幸之人能够参与谋议。何况宦官之类朝夕在君主左右，出入起居、声音笑貌，每天都接触君主的耳目；他们一点小的善行、一点小的信用，都足以牢固地结成君主的信任。而他们又奸佞乖僻、专横残忍；一旦有人被他们迷惑而不加省察，他们一定会借助威权和恩宠，窃取权势，干预政事。时间一久，就会发展到无法抑制的地步，因而导致祸乱的事情很多。我常常把这些作为鉴戒。所以制定法律，宦官只许传达命令、供洒扫役使，不许干预政事。如今这个宦官虽然侍奉我已经很久，也不能姑息，必须果断除去他，用来惩戒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洪武十七年下令，内官不得干预外廷事务，各部门不得同内官监之间往来文书。皇上对侍臣说：“处理政务必须首先谨慎防范内外，断绝结党勾连的私情，这样才有希望使朝廷清明、纲纪振作严肃。前代君主没有以此为鉴，放任宦官同外廷大臣交往，窥探动静，借机作奸，假借和窃取威权来扰乱国家，其危害并不是小事。间或有发愤想要除掉他们的人，却因形势不能实行，反而受到他们的祸害，连累善良之人。汉、唐的事情，实在令人深深叹息。我制定这项禁令，是为了防范尚未发生的祸患。”洪武二十四年，丰城县典史马坚说：“君王居处的地方，是四方仰望的所在，设置宦官守门，只是让他们传达命令、供洒扫使用罢了。然而过去的君主，大多被他们所制约。这是因为他们是身边亲近的人，所以他们的话容易被听进去、被相信，于是逐渐养成宫廷内部的祸患，自己却不知道。希望陛下以史籍为鉴，裁减省去冗余人员，以防止将来宦官玩弄权力的祸患。”皇上赞许他的话，认为这关系到政体。洪武二十七年，重新制定皇城门禁法。凡内官、内使、小火者出入各门，守卫官军务必核对铜符。如果本来没有铜符，或者虽然有铜符却没有核对，就擅自放行的，治罪。核对铜符时，还要仔细搜查，摸查交裆处；如果携带金银、缎匹、衣服等物，必须凭勘合才能放出。若有人因公差办理事务，必须明确附写前往某处办理公事，并查验其身上衣服是什么颜色，数量查明后，随即附记。事情办完回来时，依照数量点验入内；只要点验核对有不同，就立即奏报治罪。洪武二十九年，皇上阅读《唐书》，读到宦官鱼朝恩倚仗功劳而肆无忌惮时，对侍臣说：“当时如果不是处置失当，让这些人掌握军政，他们就不会如此放纵暴横。然而那时李辅国、程元振以及鱼朝恩等几个人，势力都极其强盛，代宗一旦除掉他们，他们就像孤雏和腐鼠一样不堪一击。大体说来，小人窃取权柄，只要能够下定决心除掉他们，又有什么困难？只是看能不能作出决断罢了。”又说：“汉末，宦官还没有兵权，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假借人主的名义来扰乱天下。到了唐代，把兵权交给他们，逐渐发展到权势极盛，劫持胁迫天子，国家的废立兴亡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大体说来，这些人只可以充当使令，怎么能让他们身居要职、执掌政权、操持权柄，擅自施加威福？我深深鉴戒前代的覆辙，宦官除了在身边服役外，重要的事情最多不过让他们向四方传达命令而已。他们既然没有威势和恩威，又凭什么驱使别人，怎么能够成为祸患？只是遇到犯罪必须惩罚，绝不赦免，他们自然就不敢骄横放纵了。” 高官平常出入乘轿，不知始于哪个朝代。有人说，这是废除乘车制度后才有的。宋人记载，王荆公住在金陵时，只骑驴。有人劝他让人抬轿，王荆公说：“自古以来，王公贵人即使不讲道义，也从来不敢用人来代替牲畜。”我考察《汉书》，井丹在信阳侯阴就的宴席上，阴就起身时，左右进献车辇，井丹问道：“从前夏桀让人抬车辇，就是这样吗？”这样看来，贵人不讲道义、让人代替牲畜，汉代只有阴就一人。由井丹的话来看，两汉的君主尚且没有让人抬辇，臣下怎么能够乘肩舆？唐代房玄龄病情稍有好转，诏令允许他乘肩舆进入殿中，这只是出于皇上的特别命令罢了。唐代《会要》记载，开成五年，黎植上奏说：朝廷官员出使，本来就应当乘驿马，不应再乘檐子；从此请求不论官位高低，都不得擅自乘檐子。如有疾病，可以任凭所在之处陈述情况，发牒申报中书门下和御史台，抬檐子的夫役由本人出钱雇用。宰相至仆射以及致仕官员患病的，允许乘檐子。由此可知，唐、宋以前，从未明文允许乘轿。朱子的《语录》说，宋朝南渡以前，士大夫都不太使用轿子；像王荆公、伊川先生，都说不能用人来代替牲畜。朝廷官员都骑马，有的年老多病，朝廷赐给轿子，他们还要极力推辞后才接受。南渡以后，就没有不乘轿的人了。春考时，《汪浮溪集》中有一篇《行在百官谢许乘轿表》，正是南渡以后的事情。现在的制度是：两京文职三品以上官员，准许乘轿；四品以下，即使是堂官，也只能骑马，可以带方杌随行，其余人带交床。在外的司、府、州、县，不论大小官员，都有钦赐的马匹。至于武臣，即使是勋爵侯伯以下，也按制度只许骑马，不得携带床杌，否则按违制论处。士大夫年老多病而退职，离京较远的，听其方便。我国家法令制度的详细情况就是这样。京师按制度不许使用凉伞。暑月，只有堂上官可以使用黑油长柄大扇。科道和部属官员，则自己用撒扇遮面。南京的堂上官过去使用单檐绢伞，科道和部属使用大扇，间或也使用小绢伞。但这些都不合制度。以前有言官认为两京情况相同，也曾下令禁止。考察宋人的私家记载，京城士人过去普遍使用青绢凉伞。大中祥符年间，只准亲王使用，其他人一概禁止。后来又允许中书、枢密院照旧用伞出入。这与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

译唐代崔融在论吏部、兵部选人的文章中，有“东西曹”的名称。东曹指吏部，西曹指兵部。本朝制度中，吏、户、礼、兵、工五部位于长安门东面，与西面的五军都督府相对。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并称三法司，又在皇城西面。西方属金，取其主杀之义。因此，人们把东面的五部称为“东曹”，把刑部称为“西曹”。名称与唐代相同，但所指的机构不同。南京的法司机构在太平门外、钟山后面，洪武十四年设置。中间是刑部，右边是都察院，左边是五军断事司。一处称“稽仁”，二处称“稽义”，三处称“稽礼”，四处称“稽智”，五处称“稽信”。左边又有大理寺、审刑司的九处公署，排列形状类似天文中的贯索九宿，所以总称为“贯成”。皇帝曾经驾临那里，并下敕谕告诫刑官，奖赏和戒勉都十分周详。后来五军断事司和审刑司都被裁革；现存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如今称为三法司。藩省的职责，实际上是总领守令，掌握调度和权柄；但所承担的根本责任，只是养育百姓。百姓寒冷饥饿，就供给他们衣食；有疾病困苦，就抚慰安恤；顽固不化，就引导教化；受到冤屈压抑，就替他们申冤昭雪。凡是师帅、承宣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养育百姓。然而国家制定财政支出制度，上面不可能不向下面征取；上面有所征取，下面就不可能没有所出；下面有所出，上面也不可能没有主管之人。藩省所主管的，本来就是财赋。唉，财赋就是民心。想让百姓剖出自己的心来供给上面，却说“我是在养育百姓”，这样可以吗？上面向下面征取，是形势所必然。我主管这件事，应当按照制度征取，按时征收，□支物计，依据出纳盈亏的数目，调节经费的多少，使民心不受伤害；同时在水旱灾害时有资财用于赈救，征发劳役时不妨碍粮食调度，这难道不是养民的方法吗？我看总领守令、主管财赋而能完全实行养民之道的人，实在不容易得到。如今两畿以外的郡县分别隶属于十三省。湖藩辖有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十，它的地域在各省中最大。它所属郡县的赋额，比江南、西部各郡征收的略少；但“湖广熟，天下足”的谣言，天下人都相信，可见当地大概还有余利。积弊延续已久，成法也被破坏，吏役侵蚀、百姓奸诈，谁来为之清理剔除？文书堆积如山，诉讼文牒纷乱如丝，徭役分配不均，追征索取没有止境；守令如果选用得当，或许还能稍稍放宽。国家赋税、军队储备，预先借取什么地方的财物，往往一概用严急的办法督办，官府还没有见到特别的盈余，百姓却已经先行凋敝疲惫。掌握权衡和柄权的人，难道可以不好好办理自己的职责吗？湖地各郡县，近年来天时屡屡失常，旱魃为害、蛟螭作祟，百姓无法安生；山林盗贼因此聚集呼啸，边塞蛮夷也乘机暗中发动，野外杀戮、街巷哭泣，到处都是这样。财利来源堵塞枯竭，生计物产日益减少，大概一定要有通达才干、见识卓越的人担任藩省长官，统领各郡；郡中又得到合适的人才来统领各县，这样才希望有司征取的财物不伤害民心，养民之道也才可能完全实行。福建辖有八府，其中一半背靠山地，一半濒临大海。倭夷聚集出没，士卒驻屯戍守，各处仓廪因空耗而困苦。田里百姓所供给的物资，陆运水载，虽然不必运到京师，但地方上坐食消耗的费用，都要仰赖有司供给，每年总是很紧张。布政司设置长民牧，是为了统率各郡县、承接政令并宣扬教化；他的属官出任地方时，就承担分守的责任，当然不只是区区督促财赋而已。使者巡行所属地区，是为了宣示圣意，亲自办理教化事务。闽粤一带，自宋南渡以后，真正的儒者接连出现，文化典籍都有可考证之处，直到今天仍未衰落。评论者把它比作邹鲁；既然如此，这里的长官大概更不能由庸俗的吏员来担任了。谢君担任此职，难道不是很能胜任吗？朝廷设置官职，都是为了百姓。自汉朝承接秦朝统一天下以来，守令实际上就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职。治理人民的根本，是以千里之地设郡，以百里之地设县，千百里土地的安乐或忧患都系于此。因此，为百姓选择官员，没有比选择守令更重要的；京畿内地设置郡县，天下把它看作根本，朝廷依靠它如同依靠臂膀。郡守一旦不是合适的人，就会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祸害。所以为地方选择郡守，没有比国畿更重要的。汉代诏令称守令是百姓的师帅，京畿附近的地区称为左右翊。唐代制度把郡守的姓名记录在御屏上，京畿附近地区称为四辅。本朝设置布政使司，相当于古代的十二牧，用来管辖远方各郡；而南北两京附近的地区，则直接隶属于京师。因此，这些官职和地方的重要性就可知道了。郡隶属于布政使司，官职虽然直接关系百姓，却不如藩臬尊贵；藩臬被称为“监司”，官位虽比郡守尊贵，却不如郡守能亲自接触百姓。如今京畿各郡，下面有各县隶属，上面却没有藩臬管辖，官职更加重要了。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人选，以提高这个官职的重要性吗？舒桐一带位于留都上游，自汉末、三国以来就是大镇所在，是江淮的屏障，交通要冲也在这里。这个地方更加重要了，难道可以不提高郡守的品秩，以显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吗？云南在古代梁州的南面，是边徼以外的夷地。夏、商、周三代分封诸侯所未到达，秦朝设置郡县时也没有把它包括在内。汉武帝向南平定百粤，改梁州为“益州”，云南才开始隶属于益州部刺史管辖。不过，西南戎滇一带，两汉也只是特别加以羁縻而已。自唐代直到宋代，世世代代被蒙氏、爨氏二族占据，遥远得如同外国。元朝调集吐蕃军队进入大理，才开始设置行省，设立宣慰、宣抚等司。但以夷人治理夷人，声教本来就无从谈起。我朝统一天下后，把行省改为布政司。像云南所管辖的，有府十二、军民府七。附属各府无不设州、县、长官司，其中间或设置军卫、军民指挥司、守御所。所谓宣慰、宣抚，只在极其偏远、纯属夷人的地方，因为不能设置流官，才仍沿用旧制。例如广南西道宣抚司，是宋代特磨道中侬智高的后裔所在之地，也依旧设置了广南府。我朝疆域的拓展、威德的施行，向内遍及四海，向外包括八方，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一代能够超过它。镇沅、元江等府没有流官；蒙化、景东等府，流官只担任佐贰，或者由首领担任；唯独广南府有流官正员。祖宗的深意，大概是想把它看作内地，使这里的百姓处在一视同仁之中。然而，既然作为天子任命的官吏，以正员{艹泣}治理这片土地，难道可以对外而不施行教化吗？可是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进入它的境内，只是寄治于邻郡，这是什么缘故呢？

译正德己卯年，我承蒙任命为都御史，持节出使云南；第二年，广南府正员出缺，却没有听说该府士民发生骚扰。藩臬官员间或以地方和睦安宁为喜，认为这不是其他土官部落可比的。他们以为，如果贤能的郡守到任，不把我们看作鄙陋之人，使家家户户都明白，兴起并推行礼义，或许就是时候了吧？嘉靖壬午年，适逢春季任期届满返回，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过了四年，到丙戌年，叶君受任为广南知府，来询问我：是否有办法实现远方人的愿望？如今四川所属、贵竹一带的土官不安定，因暗中削弱、改易而改用流官。经过一两代以后，风俗与内地相同，这种情况已经屡屡发生。这里设置府、任命官员，起始于国初，逐渐接受德化已经很久了。何况如今的士民，又不同于部落之人；国家的声教四方通达，天下光明盛大，如今本来没有不可教化的百姓，也没有君子不可居住的地方。设置丞来辅佐万户，制度自秦朝开始；汉朝沿袭秦制，把天下划分为郡县，这一职务没有废除。后世沿袭汉制，有时废除，有时恢复。考察它所承担的事务，凡是各曹掾吏的事务，丞都可以举荐并署理。不过，有人对在安陵任职感到不乐意，也有人调任蓝田后发出辜负我的叹息。这是为什么呢？不是他们的职务本身导致如此，而是他们两人所遭遇的情况造成的。本朝郡县都设置佐官，与古代没有不同，但责任分工更加专门。县大、地处要冲、事务繁多的，设丞二员、次丞一员；县小、地处偏僻、事务简少的，县令可以专门治理，也就不设置丞。设置丞并不是没有道理。主管马匹的，专门掌管牧养；主管田粮的，专门负责征收科派；主管壮丁款项的，专门负责捕盗巡逻。员外增设的官员，事务尚且专门负责所领之事，何况正员，而且专门用来辅佐县令的丞呢？县令的副职是丞，丞以下有主簿和县尉。主簿在县中实际上掌管纲纪。唐人说，丞虽然地位尊贵，但实际权势反而在主簿、县尉之下，这是因为主簿能够与县令共同决定事务的可否。宋开宝年间，又恢复规定：四百户以上的县，由县令兼理主簿事务；四百户以下的县，由主簿兼知县事。这样一来，主簿与县令承担的责任相等。本朝无论县大县小，必定设置县令；小县没有丞，也一定有主簿。因此丞可以裁减，主簿却不可缺少。手持刀尺，依据准绳，进行核查，纠正违法；督促赋税、确定徭役、追捕差役、查问盗贼，都是主簿的职责。唉，主簿承担的责任，在本县也很重大。士人开始做官就任主簿，有什么压抑委屈的呢？●卷六外篇 古时候以礼作为教化；教化有不遵从的，才开始使用刑罚。虞廷设置官职，掌管礼仪、掌管音乐，任用的人虽然是两位，但用于教化的原则却是一致的。到了夏、商、周三代，周官中宗伯的职责于是得以兼掌。周官中宗伯掌管国家礼制，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治理神、人，使上下和谐，察问奸邪，惩治暴乱，这些职责似乎不可以由一人承担。但以明确刑罚来辅助教化，作为实现政治治理和教化的工具，又未曾把它们看作两件彼此分离的事。《尚书》说：“用朴刑来施行教化。”刑罚从来没有不用于教化。《左传》说：“最上等的方法是用德行教化百姓，用礼来整齐他们；其次是用政事引导百姓，用刑罚禁制他们。用刑罚整齐百姓，与用礼整齐百姓相比，效果显然大不相同。”汉代董仲舒说：“礼是人的防范，刑罚防范末端，礼防范根本。使用刑罚并不是圣人愿意做的，而是不得已；不加教化就杀人，叫作暴虐。所以圣人在位，一定先教化然后才施刑。”古代的宗伯，就是今天礼部的长官；司寇，就是今天刑部的长官。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鼎立，称为三法司，都是掌管刑狱的官署。然而，辅助教化这一点，古代的意义本来就在礼部：对内，国学；对外，府、州、卫、县学；学校规制的兴建创设、条令格式的颁布、生徒科贡的考试，以及行文、留存的公文，都一定要经过礼部。除此之外，王朝在乡里和国都举行的乡饮、冠礼、婚礼、丧礼、祭祀，以及贡献、宴享等一切礼乐事务，哪一件不是教化呢？颜公先任监察御史，被选拔提升为大理左少卿，接连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副都御史，授任刑部右侍郎，后来升为左侍郎，最终担任南京礼部尚书。所谓三法司，他已经全部任职过了。人人都希望他应当主管西台，主持风宪，却出任专掌南宫的官职，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想脱离繁重事务而趋向简易、离开劳苦而趋向安逸。可是春考认为，这是我朝圣明天子先教化后刑罚、先根本后末端、恢复古制的深远用意。道德仁义，不通过礼就不能成就；教训正俗，不通过礼就不能完备；分争辩讼，不通过礼就不能裁决。颜公一生在法司任职，已经充分施展了才干。如今想要以礼来施行教化，以符合我朝圣明天子恢复古制的用意，难道不是还有余力吗？国家派遣的大臣中，负有地方专门责任的，自永乐年间以来，只有巡抚官是这样。巡抚官设置于南北两畿和十三布政司，既有专门责任又长期任命的，自宣德年间以来，只有都御史是这样。都御史在地方上既承担专门责任，又奉行长期任命，凡事没有不应当过问的。至于钱粮、甲兵，关系到当地安危，考察激励、操持控制，朝廷哪有不交付给他的呢？因此，自正统年间以来，都御史担任巡抚的责任已经很重；而奉使大臣兼任巡抚，北方只有漕运，南方只有两广军务，称为总督官的就是这种情况。巡抚地方，兵力和粮食关系重大，必然首先要过问；总督实际兼管这些事务，漕运总督主要掌管钱粮，两广总督主要掌管甲兵，凡事都应过问，只是在巡抚职责之外兼摄而已。这样看来，总督职责尤其重大，是可以知道的。南北两畿、十三布政司设置巡抚，多数使用左、右、副、佥都御史；而漕运、两广总督兼任巡抚，大多是左、右都御史，也有题请任用副、佥都御史的。两广地处边岭，海中蛟龙虺蜴、山中虎豹出没，蛮夷强悍刚劲，容易发动而难以安定，军务每年都有。但这也只是特别偏重于某一方面而已。国家在北方建都，郊庙、朝廷、宫禁、边防，以及各司、各府的官吏、士人、宾客、工役所需的祭祀、俸禄、宴享、供给、赏赐、救济费用，每年以亿万计，大多依赖东南。东南赋税，大多通过河运漕运输送。京师对河漕，就好比人对咽喉；人怎么能一天没有食物，咽喉怎么能一天不通畅？它的重要和紧急，怎么能与那种偏重一方的事务相比？河漕制度，把各地军民的赋税分配调运，天下一半府卫的力量都用来转输；官军十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船只一万二千一百余艘，运输粮食石带耗六百万余。由将帅统领，由风纪官员监督。风纪官的职位，如果不是在百官中精心选拔出当时有声望的人，经过多年在多重任职中劳作，靠历次考验显示出熟练能力，并且任职深久，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办理好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