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外篇

译圣朝统一天下，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任用官员有远近的差别，这是土地广大造成的。然而，任用和掌权的办法，并不像前代那样经常权衡内外、调整权力轻重。因此，仕途上历任台郎、给舍的人，多数免不了外调担任监司、郡守。担任监司的人，品秩并不增加。资历等级到了应当升迁时，就依次补任京堂卿佐贰，或者留在外地任巡抚，得到便宜行事的权力。如果确实得到君主的知遇，怎么会不能建立功业呢？只是人情通常喜欢脱离劳苦而趋向安逸；外任责任多，不如京官优裕而没有其他忧虑。因此，官位高于监司的人，通常喜欢留在京内。南京也是京内，想要简便安逸、行动自便，这个地方没有不可以的；而且距离京师较近。留都六曹如今仍沿用国初制度，但事务权力归于京师。因此，朝廷任用大臣的办法，不得不更加重视距离近而需要紧急权衡的因素；大臣的任命从南京调到北京，使他们又在内地而且接近京师。形势如此，又不能不权衡权力的轻重。但这并不是国初任官先后次序的本意。大臣应当亲身承担天下事务，难道竟可以只计算劳苦和安逸，姑且顺从自己图求便利的常情吗？天下事务中，只要有利益所在，人们必然趋向那里。主管户部、工部的事务，即使群属也不得不谨慎选择，否则奸弊产生，因循依附各种弊端，什么事做不到呢？太仓、易州厂，关系到国家用度和百姓劳力，重要性最大；官员众多、属员众多，不可能有人独自制定制度，所以设置堂官统领它们。这大概一定要由地位尊贵、素有声望，而且能够使众人心悦诚服的人来担任的缘故。西北是重要的边地，所谓三边、五镇，都是开国初年制定的建制。而榆林的特别设置，则始于正统年间。所谓延绥，难道不是边镇中最处于要害的地方吗？延绥地区东连山西偏头关，西面直抵宁夏花马池，相距二千余里。其间有所谓黄河套，难道不是要害所在吗？偏头、宁夏一带的防守在河套之外，而虏骑趁冬天河水结冰，便能长驱进入河套，伺机寻找我们的空隙，扰乱我们的腹心之地，这个地方难道不是尤其应当重视吗？从前，虏众拥兵前来驻牧，在我们的河套内放牧，有时隔一年，有时隔四五年，百姓疲于长途运输，士卒辛劳而长期戍守，边境道路骚动不安，所受荼毒难以承受。如今他们既已离去，祸患就应预先防备，事情贵在事先准备。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应当如何处置呢？陕西作为边地，是捍卫天下的臂膀，延绥正处在其中。守臣上书建议，有人请求朝廷不要把河套只看作陕西的事，而要把河套看作天下的事。它的重要性大致如此，难道可以轻率地把这个地方交给人吗？因此，才智见识不敏锐通达的，不足以谋划军事机要；年纪和精力不充盛强健的，不足以担当边镇重任；若不是在离那里稍近的地方长大，对当地风土或许有所不适；若不是一向熟悉那条道路，边疆事务或许有所不了解。近来的制度规定，两畿辅和十三省，各地的边镇，都一定任用都御史担任巡抚，兼理军务；地位尊重，责任重大，都是由朝廷特别简命，中外任用各有不同，必定任用其所长，下级不敢轻率举荐，上级也不敢轻易接受。我何孟春从前任职方官时，巡视陕西马政，往返于三边之间，前后将近一年，驻在榆林也有几个月。我亲眼考察宋、唐、汉、秦守边固守营垒的遗迹，私下里奇怪史书说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建议修筑朔方郡城，沿用秦朝旧制，凭借黄河作为险固屏障。在白羊、楼烦败逃的那一天，这个谋划也不能说错；然而招募百姓迁徙十万人，转运粮饷路途极远，从山东起都受到这种劳苦，耗费数十、上百巨万，府库也因此全部空虚。唐中宗任用张仁愿，在河北修筑三座受降城。正值突厥默啜强盛争战之际，把戍守据点设置在敌虏腹地，尚未看出这样做的好处，但三城在六十天内就建成了，朔方从此没有寇患。每年减少费用以亿计，减少镇兵数万人。张仁愿所筑之城，就是汉朝所筑朔方郡城的旧地；同一地方，前后利弊竟相差如此悬殊，为什么呢？如今不能不寻求其中的缘故。唐朝末年，朔方已经被拓跋氏占据；石晋的十六州又被辽国占有，而宋人在那里苦苦经营，同元昊争夺，韩琦、范仲淹这样的才干也不能成功，并不是他们的罪过。我朝取得天下，是在夷狄极其疲敝之后；如今的边疆事务，远非宋朝可比，张仁愿的事业，难道不正有可借鉴之处吗？我任职方官时所接触到的，还知道成化、弘治年间守臣提出过搜讨河套的议论、根据地势迁移戍所的议论、把烽火台远置并有利于营屯的议论，有人还想永远禁止放牧，以消除贼人的觊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月、十万口〕 有人想广泛设置耕种之地，以供给我方的军需。众多意见彼此争持，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一代人的经营谋划，难道没有一条可以采用的良策吗？上天难道要把成就事业的机会资助给今天这个人吗？自古以来中国守边，都是让将士驻守在内地，以抵御在外的戍虏；而这个地方如今却能让敌人进入我们的内部，我们反而在外部设置防守，怎么能不寻求唐、汉的旧迹，考察其中得失的缘故，并加以处置呢？这正是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对那个人寄予希望的原因。如今不正是时候吗？我何孟春说这些话，实在不是出于私人的愿望。

译御史的官号尊贵而严峻，自秦、汉以来就是如此。我们国家尤其严格选择人选，并完备规定其责任。京朝官中，有人一开始只凭一命得到官职，诏命下达后便可以按资历任用。至于御史初次选任，有时采用原先任御史理刑的人，也一定要再经过一次考核才能获得任命；有初次选任时名列高等而获得此职的人，也一定要经过称试，称试有时超过一年，还一定要再经过一次考核，才正式授予官职。选任是多么严格啊！京朝官持节出使，事情办完后复命，退回本位，主管部门不应请求把这种出使作为常例。至于御史出巡，任期届满代任者回来后，其长官一定要举荐奏报，得到诏旨才进入仕途；开始任事时，也有因受到牵累、发生差错而不能就任的。考核功绩时，只计算正式授官后的年限，称试所经历的时间不算在内。责任又是多么完备啊！责任完备，所以任职重大；职权尊严严峻，所以选任不能不严格。前面严格选任，后面完备考核，因此能够得到合适的人，使他胜任其职责、履行其职能。我们国家求才用人的办法，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宋代曾氏肇说：御史是负责纠察他人的人，难道唯独自己可以没有责任吗？史书上有执掌宪法的官、司直官；如今要胜任其责任、履行其职能，对内就要匡正辅弼天子、纠察改正百官，对外就要整肃治理各藩国、弹压大镇。应当进言时就一定进言，触犯君主的威严并不是需要回避的；应当纠察时就一定纠察，君主身边的近臣也不必顾虑。表彰善行，斥责恶行，激浊扬清，只要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就去做，不管是稷神、社神旁边所依附的狐狸和老鼠。民情、吏治习气、军务、刑狱诉讼，凡是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革除的弊害，大事奏请裁决，小事专门上达，根据所遇到的情况办理；即使是盘根错节的困难，也能顺着形势进入深处，没有什么难易可以计较。然而这样一来，他的言论必然会有一些不是上下各方乐于听到的内容。他所承担的是治理、纠正他人的责任，必然多半不是在太平清明的时代，怎么能没有结下怨仇、招来谗毁嫉妒、遭受震怒斥责呢？如今正是清明盛世，负责言事的臣子，难道还会因为触犯君主而遭到伤害吗？当权者中很少有君主身边的近臣。台官之中，如果得到合适的人，他所遇到的事情都能按自己的职责去做，而且还有余力，那么谁会怨恨他、诋毁他、嫉妒他呢？我曾听孔子说过：‘君子自己有了某种品德，才要求别人也有；自己没有某种毛病，才责备别人没有。’所以君子想要责备别人，必定先责备自己；想要治理别人，必定先治理自己。这正是子开氏想要竭尽自己的力量，以使人信服的地方。御史以‘察’为名，秦代已经有了。但自汉、晋以来，通常直接称为侍御史。汉代的直指使、晋代的检校官，也不是经常设置的。到了隋、唐，监察官才正式设置为常设员额，于是直指、检校的职务也就归入其中。御史所居的官署以‘察’命名，则始于唐代。然而唐代的察院隶属于御史大夫、中丞，是三院之一；你所说的御史府，也就是所谓寺和台，原本并没有概括地使用这个名称。监察官专门负责察访事务，唐代称为六察官。宋代沿用唐制。熙宁年间，大规模整顿官名，把言事官称为殿中侍御史，把六察官称为监察御史。又下诏规定监察御史兼管言事，殿中侍御史兼管察事。京城各部门中，也有不隶属于御史台监察系统的。崇宁年间，大臣想使制度便于自己，南台也有不负责言事的官员。胜国的情况就不必说了。我朝太祖皇帝考察古制、制定制度，把御史大夫、中丞改为都御史，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这是以‘察’为名而统领公署的名称。又把监察御史分设于十三道，革除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等名衔，把纠察弹劾、巡按、考察、审问拟罪等职责，全部交给监察御史，这是以‘察’为名而统领宪臣的名称。御史在前代已经很重要，但监察官尤其重要，前代没有像我朝这样的。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若想不辜负朝廷所寄托的耳目之任，那么对各种事务就没有不应当察访的：官吏贤能与否，要察访清楚，才能加以表彰激励；军队和百姓的利弊，要察访清楚，才能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风俗的好坏，要察访清楚，才能加以移风易俗；刑罚和赏赐是否轻重适当，要察访清楚，才能以此劝善惩恶；变故的隐患，要察访清楚，才能消除平息；案件诉讼中的冤屈压抑，要察访清楚，才能清理昭雪。察访事务之中，又都可以进言论事，所以一定要耳聪目明。至于选任，前代正直之士曾说，人的内心有修养，气就充足；气充足的人，耳朵一定灵敏，眼睛一定明亮；耳聪目明的人，说话一定审慎而恰当。按照我何孟春所听到的情况，梁君难道真是这样的人吗？监察官，唐代有里行，宋代有权摄；不是合适的人，不能轻易正式授任。国家任用监察官，最初选授时一定要经过试任，试任超过一年后再考核，才开始正式授官。正式授官三年以后，才完成一次考核。因此，我是在梁君完成一次考核时，提出考察他的说法。这正是梁君考核功绩最集中的时期。巡行地方、设置教化，陈述诗歌以观察民风，是古代天子到诸侯国巡视时所做的事。后世这种礼制不再实行，于是命令大夫担任观察民风的使者。比如汉代的谒者、光禄、太仆、给事、司隶、校尉、司徒掾，持节奉诏出使，清查诏令，督察考核郡国风俗，察看灾害，宣布恩泽，弹劾奏报贪污奸猾者，表彰推荐公正清廉者，所到之处遇有便宜处理的事情即可上报，这些都是他们的职责。不过，侍御史绣衣直指使才是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又如宋代的国子博士，魏代的南部督，隋代的行台尚书，唐代的散骑常侍、左右司、郎中、秘书丞、廷尉、评事，所称巡省、巡察、观察、巡抚、安抚、宣抚、宣慰、采访、黜陟等使，诸法从官都可以选任充当。然而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书侍御史、肃政、 大司宪、内供奉、里行、检校、监察等官，才是事权所归；各类法从官和各部门官员，没有不兼任这些职务而行事的。沿袭到五代，直到宋、元，旧有典制相承，名号有所增减，偶尔也不相同；考察其制度规格，与前代没有大的差异。

译我朝考察古制、制定制度，考虑到州县、都鄙各级官府的治理，不容许没有内外、远近的区别；而在官阶、品秩、等级威仪之间，尤其不能不重视纠察、督察、举劾的职务。所以刚刚建立国家，便议论设置御史台官，比宋、元更加完备。后来改为都察院，以左都御史、右都御史、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替代大夫、中丞等职。又把监察御史分设于各道，每年分赴天下巡察。到今天，国家已经一百五十年，内外政务都得到治理，奸邪盗贼的苗头没有兴起，大概是因为任用了合适的人。只有云南、贵州设置道，是在永乐十九年；监察御史到这些地方巡按，也一定从这一年开始。这一年下诏，命朝廷中四品以下的官员十三人，和给事中各一人，一同巡行天下。大概都御史与巡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贵州是我朝从群蛮手中取得的地方，是古代从未治理过的异域。永乐年间，虽然规划治理已经确定，但獠峒蛮寨的突袭常常波及境内。朝廷担心它再次发生变乱，常年驻扎重兵，并选拔内外文武重臣前去弹压。而巡按，尤其要选用老成而有威势才干的人。大概因为贵州纳入版图较晚，在各道中最后；它距离京师的远近，与云南同属最险远之地。因此，奉命前来的人最难选，理应慎重选择。大体说来，蛮夷和盗贼，常常起因于诉讼不公平、政务没有治理好。诉讼不公平、政务没有治理好，又常常是由于官吏没有才能。天下各道、司、府、州、县、卫、所的官吏，不可能人人都有才干。那些险远之地，蛮夷苦于官吏的治理，却不能自行申诉表达，于是产生怨恨；有了怨恨，变乱就会发生，这是形势使然。所以，在上级选任巡抚、巡按时，更应慎重选择人选。国家把纲纪托付给都察院、按察司。巡抚自宣德、正统以来，都是任用都御史；巡按自洪武以来，必定任用监察御史，因此纲纪就托付给这些人。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使者，朝廷还凭什么取得得失实情呢？作为观察民风的使者，对所属官吏负有什么责任？既然我所承担的是专门职责，事权也归于我，难道反而可以像这样吗？云南、贵州毗邻，獠蛮寨大体相同；纳入版图的先后、距离京师的远近也相同。我何孟春又承蒙任命为云南巡抚，所以借周君巡按贵州、回朝之际，赠送这些话给他，既是看重他的出行，也兼以自我警戒。弘治辛亥年，何孟春说：我从京师回来时，正值年末。祖父佥宪公说：‘我年老多病，回乡卧居，不能亲自到永宁乡扫祭祖坟；每年按时祭祀，托付给族人办理，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你去一趟吧。拜谒祖墓完毕，还要到都统祠办事；祭祠完毕，跟随参加享祭，不要违背礼制。’我说：‘好。’于是到了二月二十日才到乡里，第二天召集同族，在栗木山拜谒曾祖墓，又在仙冈岭、社坛岭、逻头冲、白鹭冈、九厂庙、龙渡山拜谒高祖、始祖墓，并扫墓祭奠。总共三天完成，第二天又在祠堂进献祭祀所用的胙肉。回到州里之后，我和族人约在宗子的私室相聚。酒席已经摆好，有人携带器具到来，自称是纸铺人；有人自称塘头人，携带器具到来；后来又有人到来，自称下里新地人，又有人自称上里石壁潭人。询问他们都姓什么，坐席的人全都是族中亲属。坐定以后，酒过一两巡。座上的老人指着在座的人，对我说：‘你年幼时跟随父亲到京师，到了成童之年才回来。这次聚会，你应当认识我和某某，我们是栗木山的子孙；某某等人是仙冈、社坛的子孙，世代居住在大塘坊，同属一户；在偏桥卫的，这样的族人还不止这些。’ ‘某某是逻冲、白鹭冈的子孙，后来分为各户；纸铺也分为各户。塘头的某人，是九厂的子孙；某某是龙渡的子孙。下里有几十家，上里分户有十多户。有一支迁到江西余千，未在座的已经很多了。在座的人，你也不可能全部认识；不在这里而属于其他各户的人，我也不能全部认识。偏桥从指挥到主簿这一支的父子，除了听说过姓名以外，也不了解。至于余干，只有辰溪知县与我们相互知晓，彼此不相知的就更多了。’我查考族谱，永宁的何氏在汉、唐时期的情况不可知。宋淳熙年间，有一位讳浚明的人，是广东连州人，由朝散大夫出任郴军州事，死在任所。如今龙渡是他的葬地和祠堂所在地，也就是所谓都统祠。有人说，都统是元代人，是浚明的后裔；如今上下里的子孙，以及这些人的祖先，都一定说是都统的后代。然而昭穆次序和世代承传，没有人能够完全弄清事实。三九郎有两个儿子：仕良任郁林州判，仕章没有做官。如今九厂的三座大坟，就是他们的葬处。我这支族谱能够追溯到的，是讳如盛的人，他是第一世祖，葬在白鹭冈，是纸铺一支的祖先，纸铺一支就是由他传出。第二世祖讳祥叟，第三世祖讳俊伯，都葬在仙冈附近，墓地名叫猫穴。第四世祖讳奇甫，葬在逻冲；他的次子是塘头一支的祖先。第五世万十九公，讳德翁，葬在社坛，是我们大塘坊同户一支的祖先。第六世重一十五公，讳仁海，葬在仙冈，是我们高祖和偏桥这一支共同的祖先。第七世福十三公是我的曾祖，葬在栗木山，讳义坚，曾任合州同知。老人说，逻冲以上各代的出生、死亡情况，族谱没有考证。栗木山的墓葬，是我父亲和佥宪公所确定的；仙冈和社坛的墓地，是乡人共同勘定的，而社坛则是上天所确定的。万十九公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全乡人都倚重他。元朝末年的战乱中，众人商议想逃兵乱进入广西，又想结寨防御群盗，请万十九公担任首领。万十九公一概拒绝，不答应。邻乡长乐的曹国林率领一千多人，又来请他；族人也有聚集众人自卫、派人保护他的。万十九公叹息说：‘匹夫怀璧，必然给自身带来灾祸。’于是把自己的财物全部拿出来施舍给别人，毁掉家产，毫不顾惜，赤身带着妻子儿女逃到山野田间。和原来的佃户一起，另外盖茅屋居住，夫妻共同耕作来供给自己。乡里有见识的人仿效他说：‘这确实是保全自身的办法。’远近的人听说后，没有抢掠进入他们乡里的。开国初年事情平定后，州中五乡的大姓，大多不能免于死亡、迁徙和破败灭亡，只有永宁的土著得以完整保存。万十九公的功德占了很大部分。唉！这就是我祖先的德行啊。老人又在酒席上环顾上下，说：‘洪武初年，万十九公回来以后，修葺了这所房屋；先世遗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只有这口大铁钟了。万十九公生性厌恶杀戮，一生不吃肉；而且通晓神意、契合卜筮，又能处理草药，治疗各种肿毒和瘴疠。患病的人来求问，他便为之占卜并寻求治疗；病人总是带来几升米，有时是一斗粮，投入这口钟中作为酬报，没有一天空缺。万十九公因此得以维持生计，间或用剩余的粮物换取香、楮、蔬菜和酒供奉神明，邀请乡亲族人一同饮酒吃饭，每月聚会数次，人们更加喜爱并乐于亲近他。’

译重二十五公戍守偏桥时，按照法令必须和妻子一同前往。这一年是庚申年，重公已经七十四岁，只有一个儿子。同族中有人怜悯重公年老无人奉养，请求代替他的儿子去戍守，但重公因为法令不允许而加以阻止。于是，重公的孙子一福十公，当时才九岁，留在重公身边。老翁和幼孙相依为命，幸赖乡里族人不断馈送慰问。第二年重公去世，乡人都哭着说：“公对我们恩德深厚，怎么忍心让他死后还处于被遗忘的境地呢？”于是前来查看棺木入殓的事，又为他寻求墓地，找到吉仙冈。墓穴已经挖成，到了下葬那天，乡人抬着棺木经过社坛，灌木丛生，天又下起大雨，便暂时到别处避雨。临近黄昏雨仍不停，众少年于是就把棺木下葬了。等到回来时，天已经放晴。长老们约定第二天早晨再把棺木迁到原先营造的墓地，众少年说：“仙冈本来是我们这些人出资取得的，估计丧主回来后未必不重新占卜；葬在那里还是这里，反正都是权且安葬，白费力气又有什么好处？”事情于是停止了。第二年，重二十五公服役期满代换回来，带着术士察看仙冈，认为那里确实吉利，便准备修治社坛，筹划迁葬。树木砍除后，地势显得开阔明亮，山水回环交错，十分奇异，于是又请术士前往察看。术士说：“仙冈吉利固然吉利，但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葬法不能舍弃。”于是迁葬之事也停止了。几年以后，到了庚午年，重二十五公去世，才葬在所谓仙冈岭的地方。有人经过这两座墓地，说道：“按照地理家的说法，墓主的子孙应当在世上文武并显，如今时机已经到了。”重二十五公戍守偏桥的第二年，生下了合州府君。重公去世后，福十公接替他戍守，建立军功，升任镇抚。福十公的儿子友琛，官至正千户；孙子铨，升任指挥。铨的叔叔澜，由卫学贡生出身，任梁山主簿。而我们的合州府君靠科举入仕，生有许多子孙，他们世代继承科举事业，使后代能够昌盛而不致衰落。这样看来，地理家的说法是可信的，还是说这是上天安排的呢？春于是写道：我们祖先的德泽流传得很远。历经世代，功业相承，经历了存亡更替的变故；宗法废弛，世系次序失传，即使是国姓和郡望也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都统三九郎的墓，由作为我这一支后嗣的子孙祭祀，而我却不知道他究竟是我的哪一代祖先。族谱没有可以考证的记载，也就只能这样罢了。祖先的德泽庇佑我们的子孙，从第一世到第四世，族谱所记载的，难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只是亲属关系已经尽了。世代相隔久远，亲属关系就会断尽；亲属关系断尽，情势就会疏远；而后世编写的族谱，也就不能像记载前代那样详尽了。先王规定的服制，远亲不超过袒免之服；君子的世代恩泽，往下传也不超过Ａ３３孙；士大夫的祠祭，往上不超过高祖。可是如今我能够在这里会集我们族中的各支，听到我们五世祖的遗德，这是族谱中没有列出的，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唉！天下的人中，有与我同姓的，我却只把同族的人看作亲属。同族的人中，有与我共同出自远祖的，我却只把与我同出近祖的人看作亲属。然而从近亲推到远亲，他们全都出自同一个人的身上，本来没有不是亲属的。一个人的形体已经无法看见，但还能看见他的坟墓；我们能够共同守护它，也能够共同祭祀它。先世已有公祠，而我们在这里有共同聚会。能够由此激发我们孝敬兄长的心，使我们不至于像路人一样彼此相视而不相亲，正是因为有这个地方。凡是我们族中的各支亲属，难道不是相隔越远，反而越应当亲近吗？万十九公的德行，乡人这样报答他，并不是重公生前所能期望的。乡人所做的事，实际上是上天这样安排的，也不是乡人自己能够想到的。子孙福禄的盛衰，世代都有不同；但积善之家，必定会有余庆。地理家的说法，不是君子应当放在心上的。重二十五公没有长寿，但镇抚以及合州府君，都还是孤童时便兴起，承继前人、开启后世，日益昌盛，这样看来，苍天的报答施予确实没有欺骗我们。我们族中的各支亲属，难道还不应当知道自己该怎样努力吗？”老人说：“像你说的这样，幸好把它完整记下来，用来留给在座的各位。”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右侍郎。他上奏请求承蒙恩典，辞免改任，准许退休，奏称：臣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等处地方，蒙皇上特旨升授现任官职。按照惯例，云南等处巡抚官应当等新任官员到镇交接完毕后，才可以离任。臣先后接到吏部、兵部的咨文，遵照办理，于嘉靖元年三月间与接任巡抚都御史王启交接，已经前往南京兵部到任办事。当年五月间，臣经过湖广地方，又接到吏部咨文，说因官员缺额，应由本部等衙门会同推举具奏，奉圣旨：“何孟春改任吏部右侍郎。”臣恭敬遵行，并将此旨备文咨送到臣这里。臣私下想到，六部之中，吏部居首，素来号称六官之长；小宰和天卿作为副职，实际上得以位列八座之荣。它是缙绅的领袖，人物铨选的权衡所在；如果才具不能胜任所授官职，最终必然使舆论认为不公平。臣是什么人，竟想要冒领这个职位？臣听说大横星出现在龟卜之兆中，观察昌盛时运如龙飞腾，幸而皇上不弃置遗忘我，又加以提拔磨炼；先前的升擢，对臣来说已经过分了。如今又由南京调往北京，由武职改任文职，感念天地深恩，发誓以丹心报答，却难以报尽。这就像凭非分所得站在深渊薄冰之上，双脚反复踩踏，处境更加危险。臣哪里敢冒险接受这一任命，再次招致跌倒？伏望皇上赶快收回这份特殊恩宠，俯察臣的愚拙诚心。或者准许臣带着原职回归故乡退休，或者仍暂借旧官之名等待缺额；将来如果有剧司高选的职位，便留给储备的清正贤能之士，这样或许上面可以没有越级赏赐的嫌疑，下面也可免除尸位素餐的罪责。

译春自弱冠登第以来，如今已经头发斑白。在仕途中，有时乘星轺、扬风帆，离开故乡，远离京师；往西南北方，远的有万余里、七八千里，近的也有数千里、千数百里。有时连续几年出任，有时出任一次后，隔数年又再次出任。我曾效法前人写出任职途中所见所感，陆路写有《万里鞭》，水路写有《在舟录》，都记录了这些事情；至于只有千数里、数百里而且较近的行程，则没有写入。嘉靖甲申年，朝廷因“大礼”之争发生廷诤，我由吏部侍郎调任南京工部；在船中偶然读到《吴草庐集》中的《驿舟书》，其中说：“官府办理的驿舟，一天有时更换一次，有时更换两次、三次。每次换船，得到一条装饰完备、状况美好的船，随从往往高兴；遇到破旧恶劣的船，往往恼怒。船很难总是美好，而停留的地方只住一两个时辰、三四个时辰，时间长了也不过半天，住一夜就要离开了；船坏也同样如此，为什么还要为此高兴或恼怒呢？高兴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恼怒也不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损失。然而一时的情绪，自然不能不如此。人寄居在这个世上，也像寄居在这条船上一样；长的不过百余年，短的只有数十年，突然改变、屡次迁移，哪里有什么恒常，却偏偏因为眼前所遇到的事情，影响胸中的情绪，或高兴或恼怒，这是为什么呢？”春读到这里，惆怅不已。我以前在《万里鞭》和《在舟录》中所说的，大多是出使之事。至于旅途中辗转迁徙、艰难险阻，不敢不奉行严格的期限，这些情况也都有记录。荣耀的时候，手持符节、佩带符信，旌旗夹道，登上蕃人的鹿轩，接受坐登龙门般的礼遇；艰难的时候，身在豺狼虎豹丛中，处于鲸鲵翻腾的水上，一寸一寸地上行，却一丈一丈地跌落，困厄得不能前进，而如今都已经成为陈迹了。至于在外地所接触的人，人工安排的迎送，以及忍受的怠慢戏弄，也都化为尘土了。这些事情值得追忆起来一笑吗？春这次出行时已经老了。经历世态炎凉，并非只有一时，哪里肯再同世人互相计较呢？只是想到当年与春一同参加廷诤时，有的诸君被贬谪，有的被谪戍，有的不幸受杖刑而死，有的幸而得以致仕离去。他们在水陆途中困顿不堪，情形将会怎样呢？而春只不过因为这件事被贬官，原有官衔仍未废除，仍然被任用，独自承受汪▯的恩典南行，难道不是大幸吗？吴书所说“人寄居此世百余年、数十年”，只是概括人的一生而言。百余年、数十年，都是一生中所经历的；眼前暂时到来又忽然离去的事情，又有什么值得为之高兴或恼怒的呢？吴书《驿舟》写作时是九月二十五日，已经经过新安驿。春写这篇文章时，这个月这一天也已经经过新安驿；但所谓“已经经过”，吴书是由北往南，而我是由南往北。春调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的第三年，即嘉靖五年丙戌年十一月间，上奏称因患病陈述实情，请求恩典准许退休，奏道：“臣学术迂拙浅陋，性情资质愚钝刚直，年轻时很少通晓朝廷籍册，早年便妄想着奔走仕途，中途遭逢家中丧事，晚年才得以蒙受任用。犬马之身哪里敢说一定能够报答，只有愿意以微薄之力稍作补益。臣承受天地覆载般的仁德，有罪却没有被处死；蒙受雨露滋润般的恩泽，没有才干仍被录用以充任官员。身居三品官、历任两京官职已经九年，辅佐六卿、专任一项官职已经四任。何其幸运，能处在优闲之地，长久容纳臣这个尸位素餐的人。福气已经超过分际，灾祸却随之发生；年岁正当衰老，疾病也发作了。如果不赶快请求退休，必将再次导致倾跌危亡。因此，施展才能应当在不能胜任时停止，修养自身贵在及时回头。《大易》把这作为明确的教诲，周任也有这样的话。若蒙皇上体恤，伏望赐臣退休，使臣得以延续残余岁月，能够在太平时代歌咏。”此事交给吏部办理，吏部复奏如此如此。到了第二年丁亥二月间，奉圣旨：“何孟春既然有病，准许回原籍调养。” 东坡给侄子的信说：凡是写文章，年轻时必须使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渐年老、渐渐成熟，才达到平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平淡，而是绚烂到了极点。近世刘文安公刘定之说，写文章一定要先广博，后来才简约。如果过早收敛，文章的境地就没有容纳内容的空间了，大概正是领会了东坡的意思。西涯先生曾把这番话告诉我的同乡华伯瞻。后来读到春的文章，又把这番话告诉春。春中年以后，涯翁对人说：“子元的文章旁征博引，广泛比喻，无法穷尽诘问；学问既丰富，笔力又超过学问本身。我担心子元的地方，与担心其他人的地方不同。”今天我读《麓堂集》中的《华伯瞻墓志》和《保齐文集序》，不觉悲痛了很久。《保齐集序》说：“我奉诏拜师受业，有幸听到老师的言论，写文章一定要先广博而后简约。这好比山，必须有云雨，产出宝玉，生长林木禽兽，而朽木粪土也杂在其中，这才足以成为岳、成为镇山。这好比水，必须吞吐日月，藏蓄鱼龙，变化显现蛟蜃，而污泥▯潦来了也不拒绝，接受它们而无所不容，这才足以成为江、成为河、成为海。古代所谓大家，都是这样。” 如果只是锤炼句子、雕琢字词，探究下去便有穷尽，取用之后再没有余味，那不过是孤峰绝涧而已，哪里足以成就其宏大呢？”这番话，是老人在七十岁时为《保齐》的文章作序，却没有忘记的，是他年轻时所听到的教诲。走向简约的方法，是老年时趋于实在的成果；而他用来惠及我们这些后辈的，也还另有深意。我们难道还不应该知道自己该怎样努力吗？前辈说，士大夫从事游艺，必须辨明轻重，而且应当先选择有形迹、能留下痕迹的事情。学习文章胜过学习诗，学习诗胜过学习书法，学习书法胜过学习图画，学习图画又胜过学习琴棋之事。大概是因为有形迹、能流传的胜过无形迹的罢了。诗和文章写得好，可以传写刊布，一篇化为百千万亿篇，流传无穷；字和图画写得好，却依系于纸帛的存亡，稍经摹写拓印，便难免失真；即使是真迹，保存百年也难免遭受水火之灾。琴棋之事，即使极其精妙，身后又有什么可以寄托？至于比琴棋更低的技艺，便不是清雅之士所应从事的末技，没有什么值得寄托名声的了。西涯先生晚年沉溺于下棋饮酒。春不擅长下棋，但寿村有客人来时，从未不与客人下棋，颇以此劝慰先生。先生说：“将靠什么来消磨日子？”春说：“诗词文章纯熟，自然能够写成，足以娱乐时日；既能惠及后生，又能流传后世。”先生笑说：“这是后生的打算，我老了没有工夫做这些事。”一天，先生正在棋酒之间，有人奉当道的命令，拿着巨幅卷轴来请求先生题写文章。来人接连不断，先生面色不悦，写下一首绝句说：“不要把性命拿来做人情，写字吟诗总会损害生命。只有画图下棋可以排遣兴致，客人来了时还可以下上两三局。”春读后感到震惊。由此可知先生先前那番话的用意所在。元代许鲁斋曾告诫他的门徒姚燧说：“弓箭这种东西，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假如让盗贼得到它，盗贼也会用它来对付别人。文章固然是启发、成就士子的利器，但如果先取得一世的名声，将来又拿什么来应付别人役使自己的请求呢？不是合适的人却把文章给他，和不是合适的人却拒绝给他，都是罪过。这不是使自己周全于世的方法。这也是从事六艺的人应当知道的。

译老杜诗说：“黄羊吃起来饱满而不膻，芦酒喝多了还会醉。”宋人解释说：黄羊产于关右塞上，没有角，形状像獐鹿；夷人酿造的酒，用芦管吸取瓶中的酒，所以称为芦酒。春考察说：如今陕西靠近蕃地的地方都有黄羊，大小如数岁大的抵▯，但角非常长。西地的羊角都弯曲成拳形，唯独黄羊与江南羊相同；它生长顺后肉质肥美，脂膏黄色而厚，并且不膻。川中人酿酒，用芦管从瓶中吸取，确实如此。陕西以西的人，则用高盆贮存酒糟，饮用时按需要多少，把水注入盆中，通过盆上的孔吸饮；水喝尽了，酒也就干了，称为琐力麻酒，又称杂麻酒，这就是芦酒遗留下来的制作方式。宋人当时所见到的，难道还不够详细吗？” 见素林公旧日隐居的云庄中，山上有一块石头，天然形成一座碑。碑上题写道：“我老了，这大概就是我的菟裘之地了。”林公任湖南巡抚时，因感慨时事而请求退休。弘治年间，江西遭遇旱灾和饥荒，朝廷征召林公任都御史巡抚，事情办完后，他再次请求退休。正德年间，四川盗贼兴起，朝廷征召林公督率各路军队，他立有战功，三次请求退休。如今皇上光大继承大统，起用耕于傅岩的贤臣，访求钓于渭滨的贤士，林公多次应召，升任尚书，由工部改任刑部，治理政务的功劳确实很多。第二年他请求退休，共上了八道奏疏，才获准回归故里。本来应当续题“四休”，接在“吾老”之下；这一卷上的篆字，是白岩太宰所书，正是这样。卷中各位公卿的诗章，都是和作林公留别的诗。春认为，君子的道有两方面，可以从出仕和退处中看出来。出仕或退处，关系到自身，是最重要的；自身又关系到天下国家，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自身本身重要，而是说所守之道重要。道体现在出仕和退处上，出仕和退处又取决于时势。自身如果有道，那么自身出仕或退处，天下国家都会以此为准则观察；如果不顾时机，谁能不陷于失意困穷、充塞屈曲呢？古人有入仕后不能出仕途，出仕后不能返回的人。他们自己推托说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但这不是中正之道，说他们不懂得时势，也是可以的。至于我自己不必说了；有的人涵养志向、自我修养，做官不肯超过六百石，一到这种程度就自动辞官离去；有的人前后所任官职，从未等到任期届满，便自行请求解除职务、退隐。他们难道不是把这些事情想得非常透彻吗？称他们为知足，也可以。但他们不是为天下国家着想，也不是真正懂得道的人。见素公在当世，是所谓有道的君子。他所彰明的道，孔子可以作为老师，首阳之士可以作为期望；他的志向没有降低，也没有只顾独善其身。应龙有时潜藏、有时升腾，威凤有时下降、有时飞翔，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比拟他的贤德。成化年间，高都宪上疏请求归乡，奏疏中说有三件事适宜退隐。后来因征讨治理盗贼，又说适宜再次起用；功成后又适宜再次退下，晚年自号“五宜”。西涯先生说，古人有一件事适宜离去、两件事适宜休退，说的都是收敛退处的事情。但能够退处而出仕，出仕后又再次退处；出仕不徇私附物，退处又不矫情作态，这才是难事。这样看来，老人或许比高公更加贤明吧。既然如此，见素公今天四次请求退休的事情，即使在古人中寻找，究竟还有谁能够与他相比呢？都督马公给春看赵松雪所书写的陶诗二十首，春便在船中同他一起赏玩。恰好春查阅《靖节集》，发现这些是《饮酒》诗；赵松雪书写这些诗时，一定完整写有题序和引文，如今题序中已有二十三个字磨灭。诗的第一首至第五首，磨灭了四个字，其中有半个字磨灭了六处；第六、七、八、九四篇，赵书所写篇次与本集第十一、十二、十三篇相互错置。陶渊明的序本来就说，诗句没有安排次序，书写时前后错置，赵松雪难道会另有用意吗？“百世谁当传”，集本作“当谁”；“此还有真意”，集本作“此中”；“人当解其表”，集本作“意表”；“日没▯蜀何炳”，集本作“当炳”；“归鸟趣故林”，集本作“趋林”；“啸傲东窗下”，集本作“东轩”；“众草没其姿”，集本作“奇姿”；“违巳谅非迷”，集本作“讵非”；“竟抱穷苦节”，集本作“固穷节”；“但恐多谬误”，集本作“但恨”。有人说，集本作“当谁”，不如作“谁当”；“趋”写作“趣”，在古字中通用；“奇姿”应为“其姿”，是因为本篇中另有“奇”字。下句“但恨”写作“但”。恐怕东坡已经这样引用过了。赵书改成文集本来的字，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春认为，他所抄写的文字有些地方不能相同，还是以文集本字为好。松雪替别人书写，这不过是随手记录，正如山谷书写《孟博传》时，在默诵之间，有两三个字疑似错误罢了。篇章次序互换以及字迹不同，观看的人都不必辨析，只要欣赏他的笔法精妙就可以了。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和都督公被风阻在长芦，心情颇为郁闷，看到这些不禁释然一笑，又对都督公说：这真是饮酒时作的诗啊。丙子十月十日夜里，春梦见与故人分别，有人把《李于江集》送给他。他登上船，边走边把玩，得到两句诗：“江上一樽犹在眼，风前片席已遮出。看山总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载还。”他低声吟哦了很久，自称是在仿效李氏作诗，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成化年间，陈翰林师召所骑的盲马，卖了六百文钱。西涯先生写诗询问这件事，其中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一句，大概是用了杜子美“三百青铜”的话。当时李刑部若虚的旧房子被积水毁坏，多年卖不出去，最后只卖得四两银子。西涯翁也写诗询问他，说“词林马价知多少”，就是指前面师召的事情。前辈们的居所和坐骑如此，他们日常衣食的供养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的士大夫一旦进入仕途，必定住华屋，出门必定驾车骑肥马；对于饮食衣物，能够节省俭约的有几个人？与几十年前相比，费用何止增加千万。唉！由此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了。南京守备太监刘琅，先后在陕西、河南镇守，到了金陵后，贪婪更加厉害。他积聚的盗取之财已经很丰厚，便在自己的宅第中修建玉皇阁，请来方士讲说炼丹之术。有个术士知道他相信神异之事，每件事都假称是皇帝的命令来打动他，贪图他的财物，无法计算。刘琅有一枚玉绦环，价值百镒，术士欺骗他，让他把它献给玉皇，于是趁机偷走了。有人作诗讥笑道：“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春从周少卿子庚那里听说此事，两人一起大笑。

译姑苏都宪毛▯呈，曾去拜访杨祠部循吉，正好杨在洗浴，便以此为由推辞不出来。后来杨去拜访毛，毛也以洗浴为由推辞。杨要了一张纸写道：“你来求见我时，我在洗浴；我去拜访你时，你在洗浴。我洗浴的时候是四月八日；你洗浴的时候是六月六日。”于是把两张名帖一并投进去就走了。佛教在四月八日有浴佛会；世俗所说六月六日，是猫狗洗浴的日子。杨故意用这些来戏弄他。春听巡抚都宪俞公说起这件事，想来这是不至于过分刻薄的玩笑。今世俗语“前人失脚，后人把滑”，就是汉代谚语“前车覆，后车戒”的意思。李白洲都宪年老仍不离职，被言官弹劾。白洲对此很恼怒，吟咏《行路人》诗道：“车骑轩轩一道尘，后人相递促前人。后人还有人随后，若只如前后亦嗔。”这些话很有意味。古人所谓后面的车也将翻倒，世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白洲是以文章著名的士人，但他再次出仕，仍免不了遭受翻车、失脚的悔恨。然而，这首诗用来作为▯氐龟，就很好了。因此抄录下来收藏。叶文庄《水东日记》说，元人的文集，如马祖常、元好问那样显著的，如今都没有流传。春考察后认为，元好问是金人，金朝灭亡后便不再做官。他的文章编为《遗山集》，共四十卷，如今刻印在河南。马祖常有《石田集》，共十卷，如今刻印在陕西。丁丑八月初一夜里，梦见侍奉西涯翁坐着。翁拂拭纸笺准备写字，催促春检查诗稿，仿佛记得其中一首的两句是：“金花灿烂锦云香，上界飞书到几行。”于是心有所感，来不及再看，自己续写道：“风雨忽惊吹面冷，不教清梦看成章。”这样便醒了，真是奇异。西涯先生丙午年冬至所作《祀陵纪行》诗，末句押韵说：“朝趋未报凫飞信，庭觐先陈鲤退诗。二纪兹行今十度，春来风物合分谁。”不久，先生就因丁憩庵去世而服丧，偶尔把这件事告诉春，认为这是诗中的预兆。先生曾经送给我的同乡李天瑞一副谪官诗联：“戒酒不从花底醉，爱舟多在水中居。”李后来因醉酒过河，溺水而死。先生的儿子徵伯，曾经和春一起作《题梦笔图》。春的诗说：“仙子曾将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铺作纸，写处日星垂。”先生很欣赏它。徵伯的诗说：“工文慕奇笔，精思入幽梦。会有取去时，何如不相送。”先生很不高兴，对徵伯说：“你已经不是子元的对手了。”某年，徵伯去世。春作诗哭悼他，先生依照春的韵脚作诗说：“人间梦笔非无兆，地下修文信有郎。”所谓梦笔的预兆，大概就是记载这件事。那么，诗确实似乎有预言。神灵降临作诗，前辈传说的不止一例。如今也往往有这样的事。西涯翁先生年轻时，曾经玩请紫姑仙降临。起初还需要符咒，后来不再使用，只要转动箕，神便降临，所说的多有应验，所作的诗也有不少值得称道。一天，先生因事情请神降临，神大字写道：“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莱归路已千层。君家有事来相问，浓淡须磨墨数升。”先生知道这是李太白，于是询问事情，神逐一应答。随后说：“贤闺正在这里，我应当暂且回避。”于是先生已故的夫人岳氏上箕，详细叙说家中事情。她退下后，神又降临。先生姻亲中有个武人来询问事情，神不回答，过了很久写成一首律诗便离去了。当时冬夜已经接近半夜。诗说：“辽鹤归来语正呢，五云楼外鼓三推。穷阴易落阳初转，化日舒长夜半迟。灯火漫劳供凛冽，文章无怪不葳蕤。仙才岂是于尼鬼，不与庸人作筮龟。”春听说后笑道：“这个鬼怎么知道不是真正的太白呢？”太白的性情刚烈，即使死后也还是这样。高力士一类人，当年被他傲视，本来就应该如此。春有一座堂，早就想命名为“今是”，取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话。堂的四面墙壁，一面题作“守拙”，取自陶诗《少无适俗韵》篇中的话；一面题作“养贞”，取自《间居三十载》篇中的话；一面题作“委怀”，取自《弱龄寄事》外篇中的话；一面题作“纵情”，取自《开岁倏五日》篇中的话。于是便应和这四篇诗，拿给西涯翁看，希望得到翁所作的诗和字。翁欣然为堂题写篆书匾额，并题写墙上的八个字，还答应稍有空闲便应和这些诗。当时是正德丙子五月。翁的生日将近，寿宴即将举行。过了一个多月，翁就去世了。如今亲笔墨迹还没有漫漶，怎能不感慨今昔。今天读《山谷集·与俞清老简》，其中说：“轩名不佳，便改题为‘今是轩’，并把我去年已经作好的诗写去，徐徐替您作几句话，再加上渊明十几首诗，可以装裱成幅，挂在轩中。”这件事春实际上只是偶然相合，可惜不能再写信告诉翁。我的堂已经不再悬挂这块匾额，姑且把这件事记在这里。《晋书·天文志》说，瑞星共有五种。宋朝中兴时期的《天文志》说，瑞星有十二种。详细记载和删略各不相同，其中有三种都称为“含誉”。宣德五年冬天，这颗星出现在九游。朝臣上表庆贺，皇上谦逊地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并赐给他们玺书，互相告诫劝勉。当时杨文贞公在内阁，进献一章诗，其中有几句说：“宣德庚戌，月维己丑，其日丁亥，夕端在酉，大星如丸，九游之旁，有彗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含誉’。太史敷奏，百辟嵩呼，贺祥献寿。皇德仁圣，谦让是崇，归功穹祗，归功祖宗，归功圣母，亦及臣子。申命饰励，敬哉无怠。”这些句子很善于描写圣明君主的心意。

译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时，春梦见来到一个地方，有三四个道士在那里一起饮食。不久，有人先离开了。我随后走出门，还没有走远，听见堂中有人对童子说：“我是刘海蟾，你的老师把药金储藏起来供我食用，他大概是了解我的人；我唱首歌，也许他会喜欢。”于是唱道：“百年非是等闲身，学道而今只四人，中有两人须得道，不知谁主更谁宾。”我便停下来听，心里也暗自疑惑，不知道他所说的得道者指谁。那人又唱了几阕，其中一首说：“此身生意与谁论，红绿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门问门口，却忘门口是家门。”其余多是重复的语句和叠字。梦境还算清楚，醒来后却再也不能全部记住。即使全记住了，又算是什么话呢？姑且记下此事作为笑谈。程克勤生日时，使用他父亲诗的韵脚，寄诗给弟弟说：“新愁白发镜中生，三十年来数贱庚。未拂朝衣渐戏彩，每沾宫酝想遗美。传声自愿如春好，守训何妨似水清。忽忆夜深芸阁梦，渡江称寿最分明。”自注说：“戏彩”“遗美”，都是思念父母的事情。“彩”与“朝衣”相照应，“美”与“宫酝”相照应，这样才不偏枯。崔玄▯的母亲称儿子为“宦游”。有人说，贫乏得不能保存它，这就是好消息。“好”字的本义就在这里。胡威回答晋武帝说：臣父清廉，只怕别人知道；臣清廉，只怕别人不知道。“清”字的本义就在这里。作诗不能草率，读诗的人也应如此。卧病时寄诗给弟弟说：“半生多病里，天下庇穷儒。药有寻方苦，钱无卖俸余。暗消闲岁月，久废旧诗书。却幸身长在，愁怀且破除。”自注说：开头两句是全诗的骨架。第三句贴合“病”字，第四句贴合“穷”字，第五句贴合“半生”字，第六句贴合“儒”字。末两句又表现上天终究会庇护自己的意思，用来安慰自己。作诗不能完全拘泥于这种方法，但也不能不存有这种意思。如果完全互不照应，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又哪里配称为诗呢？篁墩这样教诲他的家人。“卧病”这首诗我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至于“彩”“美”那些说法，稍微懂得作诗门径的人，哪里还用再说？“好”字和“清”字这样使用，实在太隐晦了。他的家人把这些话载入他的文集，难道还要拿它作为诗话的把柄吗？同僚某人请乡里传神的人来为春画像，约定要画到春。春没有推辞，对着镜子整理一番后，因他询问，作押韵的话回答道：“一事不须三叹嗟，心虽能尽面先差。梦中有见镜不照，技则实痒靴难爬。”

译正德庚辰年，有个方士，掌握巫祝和占卜之术，游历江湖。有人问他尚未发生的事情，他就召请古代著名仙人，转动箕写诗回答，按照所限定的韵脚作诗，敏捷得像早已写成一样。这年秋天他来到吴地，吴中诸生梁廷用前去询问。箕上回答说：“我是回道人，想作诗，请提出十个韵。”又说：“你请求作一首白岩诗，我应当邀请李谪仙一同作诗，使用十七个韵。”梁廷用大概是留都大司马乔公白岩门下的士人。他所作的十韵诗说：“我家住在蓬莱山的南面，被三千弱水和万顷汪洋隔断。曾经佩剑化龙，也曾呵斥石头使它变成羊。经历千年黄尘变沧海，历经几度冬桧变成春日。青山颜色不改，白云徒然悠扬。我自得于烟霞深处的美好趣味，不让功名之心随风飘扬。琼楼玉宇、水晶宫殿，日日与猿鹤一同徜徉。饿了吃霞，渴了饮涧，养成胸中的黄庭一气，断绝凡俗欲望，哪里还会生病，何须求医问药；游历八方，涵养动静，不管天地间暮雨和朝阳。我登坛为你写下狂放的诗句，使山灵惊倒、星斗散乱、飞群▯▯。”他所作的十七韵诗说：“六丁神将拿着斧头施展神力，凿开西南方万仞高的崆峒山。一朵芙蓉直插云天，气势压倒天下群山，显得雄伟。冰壶倒悬，月色澄澈；瑶台斜倚，星斗的光芒玲珑。百丈虹霓，远望仿佛吞吐云气。八方霖雨，仰望空▯。空室不受一粒尘埃污染，灵光直通银河。乳白色的泉水挂在山壁上，喷出晴日般的白雪；玉梅悬在山谷中，摇曳着香风。山上有神仙，玉虚子凌风出没，遨游太空。上登斩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洞窟；早晨朝拜真仙、谒见天帝，独自漫步在天上的琼瑶宫。头角高峻，独自挺立；胸襟▯累▯可，谁能磨砺它。商代傅说，成为贤相；宋室张浚，建立许多奇功。回想从前在江楼吹铁笛，明月下三人一同醉酒。近来一别人世，不知已经过了多少甲子，只见玉洞中的桃花红了好几度。金龟老人、黄鹤翁，各自分出一个名号赠给这位公，天然的意趣彼此相合，美好的声誉长久留在人间。最好凭借高才，把乾坤整顿好；回来一笑，拂去云彩看剑，再次会于沧溟之东。嘉靖壬午年，春以吏部侍郎身份奉召，当时乔公已经位居冢宰。有一天闲暇时，乔公拿出这卷诗给春看，春替它作跋说：“东坡记载在黄州时，神降临到汪若谷家，自称是天人，姓李，名全，为他篆写姓名，还询问座中的张炳是否曾知道刘苞的事情。李全究竟是鬼还是仙，无法知道。如果怀疑这是他假托的，那么汉代的神君尤其鄙陋于世人，世人所能看见的总是少，所看不见的总是多。世外之事，本来就不是区区耳目所能衡量的。东坡后来替韩文公作碑文，有‘幽则为鬼神，明则复为人’的话，对这个道理大概并不感到奇怪。吕洞宾成仙的事迹，从唐代到宋代很多；他曾经在岳阳拜见滕宗谅，自称回道人，高策替他作传。近世好事的人，又▯卒录他的若干诗篇，编成《纯阳子集》。春没有来得及考证，大体上说，那些事迹在宋代或许有人亲眼见过他的变化之形；南渡直到胜国以来，有人或许带着法术去求见他，他便往往凭借某种事物来回应。这一卷中的两首诗，是梁生偶然得到后，献给乔公白岩的。诗意纵横跌宕而不同凡俗，字也奇妙，具有飞动的气势。唉！也真是奇异了。汪家降神之事，没听说神能作诗；它所写的篆字众人都不认识，东坡尚且珍爱它。而梁生所献的诗，竟然如此。世上果真有能够长久不死的仙人，存在于人的视听之外吗？我从这件事上得到了验证。他在白岩诗篇末所作的赋如此，如果东坡听到，难道不会相信吗？至于张炳、刘苞的事情，就不值得说了。秦楚材所说的积金峰、苏养直所说的罗浮山，他们所遇到、所谈论的，都是涉及三生两尘的恍惚之事。像春从记载各种事迹的人那里听到的这类事情，还很难一一列举。学士大夫大都把它们置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不加讨论。如今从乔公这件事来看，这些诗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苏轼称赞范文正公、欧阳公，都说“公是天人”。我从这件事向鬼神求证，又知道世上确实有谪仙存在，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回道人作诗后两年七月二十七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