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外篇

译刘宋时期，袁昂幼年丧父，由堂兄袁彖抚养。袁彖去世后，袁昂便为他服期年丧服。有人对此感到奇怪而询问，袁昂写信说：“礼制根据恩情而确定，丧服按照感情而推展，所以在外地的小功亲属，丧服可以加重一等；同灶共食也有服缌麻丧的明文典籍。过去马棱与堂弟马毅同住，马毅去世，马棱内心服丧两年。子路不除丧，也是根据感情而制定丧服。如今我想寄托自己无法仰慕报答的悲痛，稍稍表达无穷的感情，虽然礼制没有明确依据，但事情有前例可循。”春观韩退之为嫂嫂郑氏服期年丧以报恩的事，见于他自己所作的文章。宋代丁宝臣为兄长服丧三年，《欧阳永叔文集》确实记载了这件事。本朝初年，詹鼎去世，他所抚养的外甥为他服丧三年，《方逊志集》记载了这件事，也是感情无法自我抑制的表现。宋代何叔度的姨母嫁给刘▯处，与叔度的母亲感情非常深厚。叔度的母亲早逝，他侍奉姨母如同亲生母亲。姨母去世后，每逢朔日、望日，他必定前往致哀，并设置祭品和食物，亲自前去察看。如果朔日、望日正好有公事，就先派人送去祭品，亲手准备祭器，对着祭品流泪。公事办完，立即前往致哀，把这当作常规。两年的丧期服满。叔度大概是在为自己的母亲哀痛，这份感情又牵连到姨母；送别姨母时也无法自已，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已经超过礼制。如果人在府司、卫所，能够完整履行丧礼，就应当允许他服满丧制。若因军事事务牵连，不得已出去处理，事情办完后再回到丧次。可以由人代办的，就由佐贰官代办，一概不要让服丧者参与。这样或许也能尽到人子的礼数。洪武初年，百官听到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去世，都可以奔赴丧家。洪武二十三年，吏部说：“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都是服期年的丧服；如果都命令官员奔丧守制，有的人可能连续遭遇五六次服期年的丧事，有的人则要跋涉数千里，这样在任任职的日子就会很少，职务更替频繁，导致旷废官职、耽误政事。今后，除父母去世以及作为承重孙为祖父母服丧而丁忧外，其他服期年的丧事，制度上不许奔丧，只派人前去致祭。”皇帝同意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洪武初年，御史高原侃说：“京师百姓沿袭元人的旧俗，凡遇丧葬，就设宴会聚亲友，奏乐取乐以娱尸，只比较酒肴的厚薄，毫无哀痛悲戚之情。社会风气败坏到这种地步，实在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况且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是万民取法的地方。一件事不合礼，天下各地的人就会相互仿效，弊端哪里说得尽。何况送终是礼制中的大事，不可不慎重，请求加以禁止，以敦厚风俗。”皇帝于是下诏礼官，制定百姓丧服的制度。古代丧礼为三年，是出于怀抱养育之恩的意义。周代末年改为二十五个月完毕。后世规定二十六个月，是遵从孔子‘超过一个月就算合适’的话。百日丧期的说法，并不是源自佛教。《礼记》说‘士三个月下葬’，就是这个意思；下葬后举行卒哭，后世于是普遍采用百日的说法。” 刘宋时期，袁昂幼年丧父母，成为孤儿，由堂兄袁彖抚养。袁彖去世后，袁昂便为他穿戴期服。有人对此感到奇怪，便写信询问，袁昂回信说：“礼制因恩义而有所裁断，丧服因感情而有所申展，所以小功服在异国可以加制一等，同灶共食者有缌明之典籍。[“缌明”原文疑误]从前马棱和堂弟马毅共同居住，马毅去世后，马棱为他心丧二年。子路不除丧，也是由于感情而制定丧服。如今我想寄托自己无比仰慕的悲痛，稍稍表达无穷尽的感情；虽然礼书中没有明确依据，但这样的事情已有先例。”我曾阅见韩愈为嫂子郑氏服丧，服期年以报答嫂恩，见于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宋代丁宝臣为兄长服丧三年，《欧阳永叔文集》确实记载了这件事。本朝初年，詹鼎去世，他所抚养的外甥为他服丧三年，《方逊志集》记载了此事，也都是感情不能自已的表现。宋代何叔度的姨母嫁给刘[原文“▯处”字形疑误]，和叔度的母亲感情非常深厚。叔度的母亲早逝后，他奉养老姨母如同奉养亲生母亲。姨母去世后，每逢初一、十五，他一定前往致哀，并设置祭奠，供奉食物和[原文“玲新”疑误]，亲自前往查看。如果初一、十五恰逢应办的公事，他就先派人送去祭品，亲手整理[原文“料筒”疑误]，流着眼泪面对祭品。公事办完后，立即前往致哀，把这作为常规。服丧二年期满。何叔度大概是在为自己的母亲悲哀，感情由此延及姨母；这也是他不能自已的地方，如同“渭阳之送”，他自己并不知道这已经超过礼制。

译正德丁卯年冬天，春因为继祖母去世而服丧，在家中作为承重孙。服满小祥后，州学官来请他去书院教导各位学弟子员，春推辞了，并写信给训导易体乾说：“屡次承蒙您屈尊来看望，给予的体恤实在深厚，日积月累，却一直没有机会前往道谢。我想您盛德仁厚、明达通融，一定会体谅我；君子相交，难道会把末节礼数上的往来当作情意厚薄吗？本州的士人朋友，近来多么幸运，得到贤明的郡公。他博雅和乐，在上面作为师长表率。而您等几位，又高才卓立，整肃讲席、考核课程，打开经史典籍，亲自提点教诲，启发他们所不知道的，增加他们所不能做到的，实在太多了。鄙人身处故乡，能够仰承您的教化，恩泽也润及自身，却没有地方可以报答您的恩德。虽然屋舍相连却不能往来，并不是感情疏远；即使相隔千里而相对，内心实际上也是亲近的。然而在创痛针砭般的割裂之后，心意消沉、志气衰损，只能守候在墓旁，把一天当作一年；形体憔悴成这样，还能说什么呢？我私下认为，您与我的交情，想来也在于您能够体谅我，并且不会认为我辜负贤郡公的期望。近日才听说郡公巡视学校，想让有志向的生员备具从师的手本，将要开办义塾，竟然也提到了我。过去甲子年，提学先生姚文灏公行文到州里，也曾有过这样的举动，致使邻州各县的士人朋友纷纷裹足登门，反而增加了我的惭愧。” 春不得已，只好勉强应付，不到一个多月，便谢绝了。春当时曾说：‘我这里已经固然不是泥之〔缺字〕，不会造成白沙的拖累；可是教化万物哪里有丹砂化金那样的奇效，可以作为黄金的资质，这一点是本州人都知道的。如今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是什么样的心绪，哪里还敢继续冒昧行事，重蹈以前的过错。小祥之事刚刚办完，身心摧毁正深；坐守荒凉庐舍中的荼蓼，守着孤坟旁的苫块，哪里还有心思问学，更何况接触青衿学子。诸位贤者能够承受师长的教导，课程一定会日益更新、不断进步，远非过去可比。隋侯之珠再加上磨琢光莹的奇效，荆玉又得到雕琢加工的好处，难道还要借助一个气息奄奄的人的力量吗？况且我抛弃筌蹄、停止追求科举文章，已经多年了；如今的我和从前的我，显然已经是两个人。即使让我担任科举时文的老师，又能辨识出什么样的香气呢？我这个人正是没有鼻孔的，怎么能够去凿开混沌，使七窍自行停止受刑？连补鼻割耳的办法也早已没有了，却还想探取黄昏来使人的残疾恢复吗？况且科举时文，志在追求速成，翅膀尚未长成，肉还没有烤熟。如今面对众多学生，天天坐在Ａ３１舍，谈到‘三冬足用’便遗憾为时已晚；就我这样迂阔迟钝的人，即使放在过去，难道也能胜任这些要求吗？’ 我常常担心，那些闭帘潜心精研、闭门专修而有所独得的人，在道理上即使能够细微地剖析秋毫，深入探究重渊，我也只能自爱自怜，无法帮助他们。如果只是排列拼缀书本，含墨濡笔，拆碎章句，随即填入格式，构造主意，巧妙安排关键，那么诸位贤者应当还可以自行寻访；但春的力量做不到这些。这样做岂不是反而加重春的罪过吗？我非常清楚贤郡公以及您诸位的盛情，只是自己估量得很明白，实在没有办法满足您的要求。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话，不是当面欺骗，请千万体察我的心意，替我坚决推辞；希望不要让瑟琴去充竽数，也不要让蓝草奢求得到谢青的赏识，那就十分幸运了。” 《怀麓堂诗文后稿》是涯翁交给我编次的。其中凡是宦官所作的文章，全都删去了，涯翁并不因此恼怒。唐代俱文珍在永贞年间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功劳；韩昌黎为他作的送行序和诗，现在收在韩氏《外集》中，李汉却确实没有采用。太监张永曾经写下‘穷苦’二字，请涯翁为它作解释。其中有些内容可以摘录，但按惯例难以单独保留，如今把大略记在这里。《穷说》说：‘考察《说文》，“穷”字的意义很多，有极尽、终竟、探究、闭塞等义。现在姑且就其中“闭塞”的意义来说。与富相对，就是百姓的穷困，《孟子》说：“鳏、寡、孤、独，都是天下穷困而无所申诉的百姓。”与通达显贵相对，就是士人的困窘，《孟子》说：“穷困时独善其身”；《左传》说：“士人穷困才显出节义，百姓穷困就一定要依靠在上位的人”；《尚书》说：“您施惠于困穷之人”，至于士人的穷困，则是自己守持而不向外物羡慕。《论语》所说“君子固穷”，是孔子的话。那庄子却说孔子道：“我忌讳穷困已经很久了。”这难道是懂得圣人的人吗？韩退之作《送穷》文，称说智穷、学穷、命穷、文穷、交穷等，最后归结到正道。’ 至于虞乡著《穷愁》一书，段成式作《留穷》一文，唐子西也有《留穷》诗，这些都是士人一类，虽处穷困却不以为厌恶的人。论说者又认为，孔子、孟子处于穷困而身居下位，是在后世彰明道理；周公通达显贵而身居上位，是在当时推行道理。所以，平素处于贫贱，就按贫贱的处境行事；平素处于富贵，就按富贵的处境行事。君子中通达显贵的人，难道一定要把穷困看作崇尚的吗？只是不能忘记这颗心，要想着救济百姓的穷困，振兴士人的困窘罢了。某公生逢盛世，身居要地，地位尊贵、俸禄丰厚，本来不能与穷困者同日而语；但他能够减少随从车马，节俭自奉，对于贫困的人和贫寒的士人，总是挥斥钱财，给予救济，这可以说是救济百姓的穷困。有人有一点长处、一句话可取，他必定加以关心，替他传播声誉并提拔引荐，唯恐来不及，这可以说是振兴士人的困窘。然而还有更大的方面：听说四方有水旱灾害和盗贼，他就忧惧不安；遇到需要推举任用的事情，一概交付公议，而不侵夺有关官员的职权。他现在正辅佐天子，发布政令，宣扬德化、施布恩泽，任用贤能，使家家给足、人人充裕，使百姓安定而官吏称职。这样，天下田野听不到啼饥号寒的声音，朝廷上看不到叹老嗟卑的情状，天下人没有不各得其所的。既然如此，公的通达显贵能够施行厚德并得到丰厚的回报，即使想推辞也不可能，还有什么穷困值得说呢？这本来正是公用来警戒自己的地方，也是尤其能够自我珍重而成就自己的地方。’

译《苦说》说：‘“苦”字的意义，有困顿憔悴、辛勤劳作、艰辛痛苦、受人凌辱等。现在姑且就“勤劳”和“困顿”来说。天下的味道有五种，苦味是其中之一。酸、咸之类各有偏向，只有苦味与甘味正好相对，于是形成劳苦困顿的象征。《尚书·洪范》五行说：“火炎向上，产生苦味，这是火的味道。”只是人的情感〔缺字〕，它作为苦，正好与快乐相对。《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必定先使他的心志受到苦难。”这是用味道比喻心志。张良说：“好的药虽然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诚的话虽然逆耳，却有利于行事。”这是用味道比喻言语。扬雄说：“颜回苦于孔子的卓绝。”这是用味道比喻学习。大抵是在安居舒适的时候，寄寓辛劳困顿的意义，君子本来就有所选择。天下的事物，甘美的常常少，苦涩的常常多；天下人的处境，苦难的常常多，快乐的常常少。处在快乐中容易，处在苦难中困难。所以求学的人，必须刻苦学习、吃清淡食物，使精神疲劳、精力耗损，也不敢放纵；立身处世的人，必须吃粗粮、嚼树芽，断绝嗜好欲望，戒除游荡安逸，不把便利安适当作追求；主持政务、办理事务的人，必须劳心焦思，恭敬尽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以后，学业才能成就，立身才能成功，政事才能推行。’ “苦”的意义，难道全都在这里了吗？公入朝后，成为天子的股肱心腹之臣，凡是政务上的贬黜、升迁、给予、剥夺，没有听不到的。出朝后成为天子的爪牙之将，凡是政令中的生杀赏罚，没有不能施行的。然而身居显要地位，却不忘勤劳；享受丰厚俸禄，却不忘节俭。宁可使自己的身体劳苦，也不忍使百姓劳苦；宁可使自己的心思困顿，也不忍使政事困顿。他通晓百姓的隐情，奉行并宣扬皇帝的德意，正如古人所说的询问百姓疾苦。暑天不张伞盖，险地不乘车轿，亲手抚慰受创伤的人，亲口询问疾病，正如古人所说的与士卒同甘共苦。公的心，大概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心，而不是把个人的心当作天下的心。因此我把公自处的原则写成这篇文章，公对这些话也会有所感受吧。唉！写这篇文章的人，也已经穷困而辛苦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元代礼部郎中陈孚出使交趾，至元癸巳年二月三日住在丘温驿，天还没有黑就看见新月，月亮正位于天空中央。我太宗永乐八年亲自征讨北虏，学士金幼孜随从。三月八日驻扎在鸣銮戍，夜里抬头看北斗，正好直在头顶。由此推论，难道可以说天空很高、星辰很远吗？谈天衍说：‘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分之一，把赤县神州合起来分为九州。’他的荒谬显然可知了。《月令》记载立春时出示土牛，用来表示农耕时令的早晚。做法是在国城南面竖立土牛：如果立春在十二月望日，鞭打土牛的人站得靠前，表示农事早；如果立春在十二月晦日和正月初一，鞭牛人站在中间，表示农事适中；如果立春在正月望日，鞭牛人站在后面，表示农事晚。这关系到国家的大计，不能错过农时，所以圣人急于养育百姓，务必要使春耕成功。唐代李涪《刊误》这样说。如今天下各州郡在立春日制作一头土牛，用彩色装饰，随即用彩杖鞭打它。之后把土牛打碎，各人拿一些土回去，以祈求丰收。这是什么意思呢？胜国至元年间制定了《春牛经式》，直到今天仍沿袭这种做法。以鞭牛人的站立位置作为芒神忙、闲差异的标志。牛头、牛角、牛身、牛蹄、牛尾，以及笼索、芒神的面貌形象、服色、蓑衣束带，全都一并设置。连年月干支也拿来安排，尤其可笑。《续述征记》说，尧即位到永嘉三年，共有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载在《尧碑》中。春考订说，尧即位为甲辰年，晋武帝泰始元年为乙酉年，距尧即位二千七百零二年。泰始二十年为甲辰年，是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怀帝永嘉三年为己巳年，则应是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尧碑》记错了。从尧即位到我大明洪武元年，共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合计六十三个甲子。唐尧元年为甲辰年，到我太祖洪武元年戊申年，共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个甲子。邵氏《经世书》说，尧获得了天地的中数。大概尧的时代，处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又当乾卦九五，正值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周期的中数，所以称为中数。考察从天开甲子到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共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一年。胜国元代明善曾说：‘夏禹即位后八年，得到甲子，进入午会的初运，正当〔字样疑误〕的初六。’所以推算胜国至元甲子为午会第十运，那么现在已经进入第十一运之中，正是〔字样疑误〕的九三。希望恢复二帝的盛治，达到三代的长久，这正是对今天的期望。洪武十七年，钦天监博士元统说：‘制定历日的方法，流传已经很久了。如今的历法虽然以“大统”为名，但其中的积分仍然是授时历的数值。何况授时历法以至元辛巳年作为历元，到洪武甲子年，累计一百零四年；按历法推算，得到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书说：“大约七十年相差一度，每年相差一分五十秒。”从辛巳年到现在，年代久远、数值累积，逐渐与天度发生偏差，拟议修订历法。我现在以洪武甲子年岁前的冬至作为大统历元，推演出授时历辛巳年的闰准分为二十四万二千零五十分，洪武甲子年的闰分为一十八万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时历辛巳年的气准分为五十五万六百分，洪武甲子年的气准分为五十五万三百七十五分；授时历辛巳年的转准分为一十三万二百五分，洪武甲子年的转准分为二十万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时历辛巳年的交准分为二十六万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年的交准分为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分八秒。这是因为七政运行有迟有疾、有逆有顺，伏见也不整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四年〕 其中的道理深奥，实在难以推演。我听说磨勘司令王道享有一位老师郭伯玉，精通九数之理；如果得到这个人来推算大统历法，或许可以制定成一代的历法制度。天道没有明显端绪，只有依靠数才能推测其中的机理；天道极其微妙，也可以通过数来阐明它的道理。道理因数而显现，数又从道理中产生。因此道理和数可以相互依凭，却不能彼此违背。’元统把奏疏上呈，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征召郭伯玉。

译二十六年，钦天监监副李德芳说：“过去元朝至元辛巳年作为历元，向上推算古代，每一百年增加一日，每一百年减少一日，这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如今监正元统改用洪武甲子年为历元，不采用消长之法。我考察《春秋历》，献公十五年戊寅岁，距至元辛巳年一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年为历元推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间子初三刻，与当时实际观测的数值相合。洪武甲子年为历元，上距献公戊寅岁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以辛巳年为历元相差四日六时五刻。既然有这样的不合，现在应当采用至元辛巳年为历元，以及消长之法，才符合天道。”奏疏上报后，元统又说：“臣所推的甲子历元，实际上与旧法相合，完全没有差错，所以才敢上奏。”皇帝说：“两种历法都难以凭信，只要检验日、月、五星运行和交会的度数没有差错，哪一种就是正确的。”从此，钦天监编制历法，以洪武甲子年为历元，仍按照旧法推算，不采用捷法。春天往陕西出使，到了洮、岷一带，夜里听见雨雹下了很久。第二天早晨询问馆舍主人，他说：“昨夜下了大白雨。”那里把冰雹叫作“白雨”，又叫“硬头雨”，没有称作冰雹的说法。从前宋绍兴十七年，临安下冰雹，太学的屋瓦全被打碎，学官向朝廷申报修缮，却忌讳说冰雹，于是称作“硬雨”。当地人所说的名称，也是有来由的。夏天南方炎热，冬天北方寒冷，这是古今相同的天时地气。正德七年冬天，燕赵、河朔一带温暖如春，而江淮地区风雪特别严重。向南直到洞庭湖，水流缓慢的地方，冰有厚达一尺的。从前六朝梁时，派明少遐宴请魏国使者崔︱，︱说：“今年异常寒冷，江淮一带也结冰了。”正德七年发生的事，可以算是异常了。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到阳和城。二十七日正在打猎时，天降冰雹，有士兵被打死。到了夜里，又出现星辰坠落的异象。第二天，皇帝前往大同。又过了一天，敌人带领军队包围阳和。如果没有前面所说的两个异象，皇帝的心意不会立即改变；由此才知道上天的仁爱是多么深厚。《河图括地象》说：八方极远之地，东西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长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理的四海之内，东西长二万二千里，南北长二万六千里。《淮南子》说：禹派大章步量土地，从东极到西极，长二亿三万三千七百五十里；派竖亥步量土地，从北极到南极，长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经》和《管子书》都说：大地东西长二万八千里，南北长二万六千里。其中露出水面的有八千里，承受水流的有八千里。《尸子》说：这就是太极以内有君长统治的土地。我朝疆域之广，南北长一万九百里，东西宽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至于东西南北水陆驿站的里程和抵达各地的数目，都详细记载在《寰宇通衢》中；其疆域延伸的大概情形，就是这样。四夷地区的驿站不包括在内。啊，真是盛大啊！陈后山说，颖地一带的田土有横向和直向之分。直向的土不能种水稻，因为不能蓄水。春天往西出使时，我看见山陕之间的百姓沿着道路、依着岸壁挖穴居住。询问当地人，他们也说，这种只有横向的土，可以[原文“▯”字疑误，字义不明]挖来作为居所，能够长久；如果遇到直向的土，就会坍塌。太祖平定天下后，有意迁都北方。一次，他驾临谨身殿，亲自策问朝廷大臣，说：“在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与南京相比怎么样？”翰林脩撰鲍频回答说：“胡人君主起于沙漠，把国都建立在燕地，到现在已经一百年，那里地气和天运都已经尽了，不可以据此建都。如今南京是兴王之地，宫殿已经完备，不必改变计划。《传》说：‘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永乐年间，太宗在北方定都；等到震殿发生灾祸，群臣中有说不宜迁都的人，大多借口引用尚纟▯的议论，只能说他们不懂得因时变化了。唐代宫殿庭院中种植花木和柳树，看看杜甫的诗就可以知道。宋朝只种槐树和楸树，显得浓郁而有严肃刚毅的气象。朱子曾经说过这一点。本朝宫殿正向南，殿庭之间一概没有栽植，两京都是如此。京城靠近皇城一带，沿路种有柳树；御河两旁才有松柏，如圆殿的五株松树、琼花岛上的许多柏树，都是金、元时期遗留下来的。前代宫殿、楼阁、门阙的命名立号，大多不够慎重，有的甚至采用民间通用的名称。我太祖创建设置的一切建筑名称，都取自玄象方仪的含义，听到名称就知道是天府。 《祖训》规定：宫殿以外的离宫别馆，不许营造。后世子孙万代都要遵守，作为家法。那些鲜艳奇异的匾额题名，自然不能夹杂在其中。啊，这难道是前代所能比得上的吗！嵩阳县以东九十里有一座山，确实出产黑铅。山上的洞窟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铅生长在山石之间。自古以来，居民带着粮食到这里，凿洞进入山中，随着矿脉所在的高低曲折，分头探取，有的深入二三里，有的深入五七里。人们带着水牛角，把油贮存在里面点燃照明，所得铅矿有多有少，彼此补足凑齐。大体上按每天所得折算成银两，像星星一样分布在各处，和从事耕种相比，获利既快又多一倍。因此附近的懒惰农民，有的就进入洞穴谋生。洞穴深暗险峻，以至于有凿空石壁、石裂土崩的事故，生死无法保障。而且铅气会毒害人体；如果深入其中长时间探采，连续几个月不出来，皮肤就会萎缩发黄，腹部胀大，不能进食，往往得病而死。因此采铅的人有时十几天就回家，稍微休息后又再去，像这样不停地往返。年深日久，所中铅毒逐渐加深，没有人能免于得病死亡。然而只要有利益可图，最终还是不能自行停止。百姓如果勤劳务农而不去采铅，所得衣食也足以养活自己，终其一生到老，哪里会有冒险得病的忧患？他们却因此丧命还不后悔，利益误导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嵩阳因为出产铅，居民大多以制作胡粉为业。制作方法是：把铅块悬挂在酒缸里面，封闭四十九天后才打开，铅就化成粉了。没有化成白色的，就炒制成黄丹；黄丹的残渣制成蜜陀僧。这三种东西都能获得很丰厚的利润，有人靠它们发了财。然而铅气有毒，制作的人必须吃狗肉、饮酒来抵御毒气。如果空腹吸入这种毒气，就会得病，甚至死亡。经营这项行业时间长的人家，老少都受到毒气熏蒸，大多身体萎黄，很快患上拘挛、瘫软之类的疾病，不能享尽寿命便死去，甚至全家都没有留下活口。唉，真可怕啊！可是县里的人只顾追逐利益，不顾它的危害。继承这项行业的人，从古至今彼此争着去做，从未停止。世上那些鄙陋的人，贪图眼前而忘记日后，被侥幸获利所牵引，甘愿招致灾祸，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如此吗？这件事，孙君原贞曾写文章告诫本县的人。春分守河南道时，认为此地情况严重，于是郑重加以劝戒。周世宗显德年间，到了淮南，曾说前山、涂山是濠州的朝冈，有王者之气。三百年后，我太祖在那里兴起。地理上的征兆，难道是偶然的吗！南京守备太监刘▯郎，从陕西、河南镇守到金陵后，贪婪残酷更加严重。他积聚的财产已经很丰厚，便在私人宅第中修建玉皇阁，请来方外之士讲授炉火之术。有个术士知道他相信神异之事，便每件事都假称是皇帝的命令来煽动他，贪取了他无数财物。▯郎有一枚玉绦环，价值百镒。术士欺骗他，让他把玉绦环献给玉皇，于是趁机偷走了它。有人作诗嘲笑说：“堆积金银玉石已经像山一样，又到仙门学习炼丹。空中得来的东西又从空中失去，玉皇本来并不系玉绦环。”春从周少卿子庚那里听说后，两人一起笑了起来。圆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会胜寺旁边。张又新的《煎茶记》自述，他在僧人房中得到一本书，看见陆羽与李季卿“论水”的品目共有二十处，这里是第十八处。又新的《记》开头说，刘伯刍称适宜煎茶的水有七等，扬子江南零水为第一；舀来试饮，确实如他说的那样。后来他任永嘉刺史，经过桐庐严陵濑，家人用那里的水泼洗陈旧发黑的坏茶，茶叶竟然都发出芳香；用它煎好茶，香气鲜明浓郁，难以形容，远远胜过扬子江南零水。到了永嘉，他取仙岩瀑布水使用，也不比南零水差。如今考察又新在僧人房中所得的那本书，水品次序以庐山康王谷水帘水为第一，而桐庐严陵濑水列第十九，又在圆泉水之后；所谓仙岩瀑布水则没有列入。既然如此，我们郡的这处水，难道可以因为品第稍低，就马上轻视它吗？张舜民被贬到郴州时，想求取这种水却没有得到，便把永庆寺的泉水当作它。既然这种水出自永庆寺，寺名虽美，也不值得再称颂了。后人只是因为张舜民喜爱它，才把它命名为浮休泉。永庆寺的地基如今已并入学宫；浮休泉也已经湮没，圆泉水却仍在。春亲自品尝了圆泉水[原文“亲口其上”疑有缺字或讹误，句意不明]，确实有不同寻常的水脉。《茶记》并不是虚妄之作。只是想到盛洪的《荆州记》说，桂阳县有一种圆水，一边冷，一边暖；冷的一边清澈而且碧绿，暖的一边白而且浑浊。我们郡除了圆泉水以外，没有别的圆水。如今水已经没有这种奇异现象，难道是水脉如今和过去不同了吗？我想，也许古人喜欢猎奇，在偏远地区听到一些无从考证的话，便把它凿空编造出来以惊诧世人，这也是常情。这类记载，天下往往都有；事情如果没有经过验证，听到和见到的内容都可以不相信。燕泉是春的别号。郴城西南有一处燕泉，在桂林坊东面，而春的先人故居在它西面，相距只有几十步。泉水向上喷出于沙石之间，清冷甘甜，四季不干涸，泉旁居民都取水饮用。之所以称作燕泉，是因为春天燕子到来时，泉水泛滥向东流去，与三条河的水汇合，经过游鱼案，进入通波堰，可以灌溉田地。燕子离去后就不再这样；南方秋天多雨，燕子离去后，泉水对农业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宋代折枢密彦质被贬到郴州时所居住的地方，考察郡志，大概就是春所居住的地方。折彦质寓居郴州时，号葆光居士，曾在泉上建造引春亭，举行曲水流觞的宴饮；又建造春和堂，每天在其中游玩宴饮。如今遗址都还存在。春前些时候在故居南面的空地上，扩挖了一口池塘，得到几段青石，拼合起来就是过去人们用来举行曲水流觞的器物，是折彦质遗留下来的东西。几口池塘引泉水流入，种荷花、养鱼，从春天到秋天，水量不增不减。正因为这处泉水对于农田有急切的用途，春不敢独占；等到它对农田有余，春才独自享用，而人们也不认为这是嫌恶之事，所以春便借这处泉水寄托自己的别号。古人拥有亭台、池塘并吟咏宴饮的乐趣，仿佛仍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只是想仿效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惭愧自己力量不能办到，而且也没有空闲。离开故乡山水以后，我再次怀念归葬故里的丘首，写信给各位知己，请他们各自撰写文章和诗篇，希望借此使这处名泉长久流传，如此而已。●卷三外篇 夏、商、周三代以后，祭祀制度不完备。祭祀天地的礼制，只有我朝才有固定规范；郊祀的制度，也只有我朝才完备。朱子说，宋朝郊祀上天和上帝，所祭的神位有十个。汉代祭祀太乙，就是祭祀上帝；如今却又另外祭祀太乙。郊坛台阶两边供人踩踏的地方，中间从上到下排列的全是神位，实在没有通行之处。宋朝一代，连三四次郊祀都不能举行。宋太宗在位时，举行了五次郊祀，宋人便歌颂他的功德。他们的祭祀典礼没有根据，祭坛的设置又如此草率。成排的金帛究竟要献给谁呢？由此可见，我朝祖宗的礼制，确实是万世都应当遵守的。郊坛祭祀天地的礼制，国家初建时制定的制度完全按照《周礼》。冬至在圆丘祭天，夏至在方丘祭地，以仁祖配享。实行了一段时间后，风雨失调，天象多有变异；洪武十年，圣祖因阅览群臣议论，独自作出裁决，开始确定天地合祀的典礼。就在圆丘旧坛上加盖屋宇，命名为大祀殿，每年正月选择吉日举行礼仪。洪武十二年，开始在大祀殿合祀天地，仍像以前一样以仁祖配享。命官员分别献祭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等神，共设十四坛。洪武二十一年，又在大祀殿丹墀内增修坛壝，叠石筑台，东西相对，设置日、月、星、辰四座坛壝。又在内壝之外，依次设置二十座坛，也东西相对，祭祀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天下神祇和历代帝王。每年正月的吉日，天子亲自在殿内祭祀，群臣奉命分别献祭二十四坛。洪武三十二年以后，大祀殿改为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建成，仍像以前一样以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和太宗文皇帝共同配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