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外篇

译洪武二年二月，诏令修撰《元史》。皇帝对朝廷大臣说：“近来攻克元都，得到元朝十三朝的《实录》。元朝虽然已经亡国，但它的事情应当记载下来。何况史书记录成败，用来显示劝善惩恶的鉴戒，不可废弃。”于是下诏命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负责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祎担任总裁。征召隐居山林而有才德的士人汪克宽等十六人，一同纂修。修史局设在天界寺，并取用元朝《经世大典》等书作为参考。诸位儒士到来后，皇帝晓谕他们说：“自古凡是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事情在当时有所表现，是非在后世得到公论，所以一个朝代的兴衰，必定有一个朝代的史书来记载。元朝统治中国，差不多将近一百年。起初君臣朴实厚道，政事简约，使百姓休养生息，当时号称小康。然而它不明白先王之道，时常沉溺于胡虏的风俗，制度疏漏，礼乐全无；到了后世继承帝位的君主荒淫，权臣跋扈，战争四起，百姓的性命陷于危急。虽然其间偶尔有贤能聪明的大臣，但他们的言论不被相信，受到信任的人也不被任用，天下于是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不过在这期间，君臣的作为有善有恶；贤人君子有的隐居，有的显达，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也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 如今命令你们修撰，以便具备一代之史。务必要直实记述事实，不要过分赞美，不要隐瞒罪恶，希望符合公论，留给后人作为鉴戒。”七月，诏令派儒士欧阳佑等人前往北平等地，采访原元统、至正年间的事迹，增修《元史》。当时诸位儒士修撰《元史》将要完成，诏令先完成的部分先行进呈，缺少的部分等继续搜集后补充。三年二月，诏令继续修撰《元史》。当时欧阳佑等人搜集原元元统年间以后事实，回到朝廷，仍命宋濂等任总裁，儒士赵埙等十四人一同纂修。七月，续修《元史》完成，共有《记》五十三卷，《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列传》二十六卷。凡是前书记载不完备的，全都补充完成，总计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学士宋濂率领诸儒进呈，诏令刊行。授予儒士张宣等官职。赵埙、朱右、朱世濂请求回归田里，获准。史书成书，大概没有比这更迅速的了。欧阳佑等人采访元统、至正年间的事迹，如今所存葛氏《庚申外纪》之类，恐怕也有未曾见到的。本朝《太祖高皇帝实录》在永乐初年，命曹国公李景隆和翰林学士解缙等人修撰，后来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修撰，前后修成进呈两次。解缙的《表》中说，全书一百八十三卷，共一百六十五册，于永乐元年六月十五日进呈。夏元吉的《表》中说，全书二百五十七卷，共二百五十册；又有《宝训》十五卷，共十五册，于永乐十六年五月一日进呈。解缙的《表》如今载在《皇明文衡》中，夏元吉的《表》刻在他的《家集》中，可以考查。夏元吉的《表》其实是约略改写解缙《表》的文字而成的。其中说，颁布修史诏令是在皇帝即位之初；于是编成史书，实在是出于圣明裁断，认为事实贵在直实，文字贵在简明，道理必须明白，意义必须彰显，于是敕令儒臣重新编修，历时〖劘。之所以说曾经再次修撰，就是因为这几句话。《实录》既然已经再次修撰，而《皇明文衡》中的编者却只载录最初进呈的《表》，大概是有深意的。律，是圣人制定的刑法，是刑官用来施行法律的书。法律不明白，上面的仁义就会被遮蔽，下面的弊端也会滋长；刑罚轻重任由吏员操弄，使获罪的人手足无措。因此皇祖有命令，百司官吏不可不读律。读了它，就是要努力把它弄明白；谁说通晓并熟习律法不是我们儒者的事情呢？我皇祖钦定的律条，大体承袭使用晋、唐的旧文，文字深奥而旨意隐微。士大夫初读时，或许还有不能理解的地方，何况各级吏员胥吏呢？所以大学士丘文庄公曾说，律令必须由通晓法律义理的儒臣加以解释，一定要使人人容易明白，不必等待思索考究就能自行领会；这样愚民各自知道应当遵守的事项，奸吏也不能徇私枉法、出卖法律。春私下里感佩他的这番话，想取来疏义等著作，同通晓法律义理的人一起讨论，但最终没有实现。到日耒浈时，得到巡按陈侍御原习所刻的书，借以给刑官作为用法书相互参看，还来不及为它作序，于是根据原习所刻的书，扩充编成《恤刑书》十二卷，并配合修成《备荒书》，总名为《体民存录》。书录完成后，为它作序。原习已经调任离开，直到今天还没有机会答谢原习。后来有幸见到九峰胡侍御在贵阳刊刻的《律集解》，不禁为之欣喜。凡是可以帮助刑官施行法律的书，大概到这里就齐备了。深奥的地方得以看见，隐晦的地方得以显露，原习所主管的事情，从此难道就没有用了吗？我说，假如丘公在地下有知，一定会为这部书拍掌，也会为百姓感到庆幸。而九峰在自序中却说，是为了方便偏远地区的吏员胥吏传抄、讲读；这难道只是为一方之内的法律告示而作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司马公撰写《稽古录》，朱子称它可以供讲筵使用。事情没有比考察古代更重要的，言论没有比讨论治理更重要的；如果进言没有要旨，就等于没有进言。司马公曾经向他的君主仁宗说明修养身心、治理国家的要领。到了英宗时，他进献《历年图》，于是把这些内容载在图后的序文中。神宗即位后，他又把这些进献上去，并且自称平生学习和用功所得的内容，全都在这部书中。他进献《稽古录》时，所指陈的治国要领，大概正在其中。侍御顾君在我孝宗敬皇帝在位时，进献他所著的《稽古治要》。全书分十个条目，每个条目有总论一篇，备列典故十多则，并在下面作出评论判断。顾君特别蒙受皇帝嘉奖，书被留下供皇帝阅览。弘治末年，皇帝召见大臣，询问政治治理之道；圣德隆盛，远远可与虞、夏相比，谁能说这不是由于君主从这部书两卷中得到帮助，从而有益于国家呢？这部书援引经书、考证史实，融会古今，充分参议朝廷政务，详细涉及工程制度，确实是治理国家的要领啊！顾君的儿子、吏部主事拿出这部书给我看，我因此得以详细阅读。于是又感慨司马公的事迹与此书相类似，便在书后作跋，然后把书归还给他。

译《群方续钞》是我从群书中得到的药方，抄录下来流传，以续接琼山丘先生所抄录的药方。蜀人唐慎微考察各种方书，以及经、史、子、传、佛道藏书、药方和医论，并附在《本草》末尾，按证候分类，搜集的内容很多。琼山所抄的，是唐慎微以前遗留下来的，以及后来人的实践已经验证的方子。我所续抄的，又是琼山遗漏的方子。后人如果想记述唐慎微的贡献，难道不会从这部书中有所取用吗？琼山抄录药方时，自己作序说，因闲暇时记下避难、制止小儿啼哭的方法，最终编成了这部书。我续抄这些方子，大概也有自己的用意。今年两淮、三吴、浙江东西各地百姓饥荒，道路上因饥饿而相继倒毙。陶学士的大道丸方可以施用。往年江西、湖南百姓深受疫病之苦，苏学士的圣散子方可以收到疗效，只是人们不知道。我在这里确实对此特别留意。书中另外附录的四个方子，事情颇为涉及奇异之处，但或许能够应合神灵的契合，气机相通、义理相感，大概有些事情还不能妄加斥为虚假。读者一定不会认为它们迂妄。至于按证候分类之后所收录的后世名家诸方，医学著作已经刊行很多，专门学科也有成书。这同我有什么关系呢？弘治甲子年十月二日，燕泉居士题记。《金光明经》记载香药三十二味。所谓“跛”的药有：昌蒲、瞿卢、折娜、牛黄、塞鼻力迦、苜蓿、莫诃婆伽、麝香、末擦眵罗、雄黄、户利洒、合昏树、囚达罗、喝悉哆、白及、{艹阇}莫迦、芨▯、苫弥、枸杞根、室利、薛瑟得迦、松脂；“咄”的药有：桂皮、目萃哆、香附子、恶揭噜、沉香、梅檀娜、梅檀多揭罗、零陵香索；“瞿”的药有：下子茶、矩么、郁金、揭罗婆婆、律膏柰、刺柁、苇香、勿▯路、战娜、竹黄、苏泣迷罗、细豆寇、苦弥、哆甘松、钵怛罗、霍香、嗢尸罗、茅根、香萨利杀跛、芥子叶、婆你马、芹那伽、鸡萨罗、龙华须、萨折罗婆、白胶矩琵；其中还有青木。春任陕西使者时，邢御史劝我吃枸杞子粥，刘都御史曾经采集枸杞子送给我。事情办完后，我便把剩下的枸杞子送给公差陈进士。有一位胡进士，是学识广博的人。他来拜访我，请求少许苫弥，我说：“没有。”胡进士笑着说：“我求取的正是您刚才送给陈进士的东西。” 我说：“‘苫弥’，佛书说是枸杞根，不是枸杞子。枸杞根在《本草》中名为‘地骨皮’。我没有地骨皮，您凭什么来向我求取呢？”虽然如此，这也只是我偶然记得的事情；否则，这就成了‘配盐幽菽’那样的问答，惭愧的就是我了。现在把它写下来，也可以用来自我警诫。旧传张说有一颗“记事珠”。珠子呈深青色，遗忘了的事情，赏玩这颗珠子就又能够记起。国初，撒马儿罕附马帖木儿派使者奉表入朝，表中有“钦仰圣心，如照世杯”的话。“照世杯”，有人说他们国家旧传有一只杯子，光明通透，照着它就可以知道世间的事情，所以这样说。既然如此，世上真的有这样的杯子和这样的珠子吗？秦始皇照胆的镜子，大概一定是有这种作用的了。江浙官窑烧造供皇帝使用的瓷器。开始制作时，揉捏成形、涂饰加工，所追求的都是精致。到了开窑之日，反复比较衡量，美丑就分辨出来了。其中有些坯质相同，最终却形成不同的质地；有些颜色相同，却偏偏形成不同的色泽。水土相合的结果和人工技巧的作用，再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这就叫窑变。大概几十座窑所烧的上千万件瓷器中，才偶然遇到一件。然而监窑官看见窑变瓷器，必定把它毁掉。窑变瓷器虽然珍贵奇特，却不敢拿来进献给皇帝，因为它不是能够每年稳定供奉的物品。所以供皇帝使用的瓷器，只取形制端正、符合制度，晶莹而没有瑕疵、色泽一致的。唉！器物如果粗劣不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器物又何必一定要珍奇呢？民间烧制瓷器，过去听说有一两件发生窑变，大件的毁掉，小的盏Ａ３２藏起来，卖给富贵人家，价格与金玉相等。金玉是物产中的精华，圣人认为它们珍贵。那些瓷器虽然奇特，却是由窑变造成的。大的不能上用于宗庙朝廷，下面又使人不敢使用，免不了毁坏破裂，最终与瓦砾相同；小小的器物却拿来供富贵人家私下玩赏，何必还要窑变呢？我愿向主管陶器烧造的人请教：他们难道也会为这种器物感到惋惜吗？有人说：“这是造化的责任，我们无法知道。” 旧传沈万三家有聚宝盆一事。据说把少量物品放在沈家聚宝盆中，过一夜，便总会增满到一百，所有物品都是这样。别人拿来试验，却不灵验。事情传到太祖那里，太祖取来试验，也不灵验，于是又还给沈家。后来沈家被籍没，聚宝盆才再次归入宫禁之中。我曾经怀疑，世上难道真有这种东西吗？物品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近来看到宋初人吴淑的《秘阁闲谈》说：巴东下岩院的住持和尚在水边得到一只青瓷碗，带回去后折花供在佛前，第二天花就满了碗。又放入少量米，过一夜米也满了碗。钱和金银也都一样。从此以后，寺院便富裕兴盛。住持年老后，有一天过江检查田地，从怀中取出这只碗，扔进江心。徒弟们惊愕不已。住持说：“我死以后，你们难道还能谨慎自守吗？我把它抛弃，是不想让你们增加罪过。”既然如此，古人也曾传说有这样的东西，世上真的有这种物品吗？这位住持的见识很高明。正德丁丑年正月初三夜里，我梦见和人讨论字义：“俾”字从“人”、从“卑”；“使”字从“人”、从“吏”。“俾”就如同“使”。替别人做事的人，是别人所轻视的；受别人役使的人，是自我卑下。做官吏的人，能够役使别人；受别人役使的人，就是被别人役使的。《易经》说：“不侍奉王侯，难道不是因为他不肯被人役使吗？”《左传》说：“按照我的爱好行事，难道不是因为我不肯被人轻视吗？”只有不被别人轻视，才不会被别人当作吏役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云间志》记载的方言中，称别人为“渠”，自称为“侬”，问“怎么样”说“曰宁馨”，称“虹”为“鲎”。说完话必定在末尾加上“休”，以及“事际”“受记”“薄相”之类，这些都见于《苏志》。又如称“这”为“个里”，称“什么”为“忒煞”，称“羞愧”为“恶模样”，称“丑恶”为“泼赖”，问多少说“几许”。这些都有古意。至于语音的讹变，则有把两个字读成一个字的；把上声读成去声，把去声读成上声。韵音的讹变，则把支韵读入鱼韵，把灰韵读入麻韵，把泰韵读入个韵。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种，大体都是吴地的语音。

译洪武三年，皇帝诏告中书省臣说：“如今人们写信，大多称‘顿首再拜’‘百拜’，这些都不合实际。应当制定成礼仪，让人遵守。另外，百姓不懂避讳，往往取先圣、先贤、汉贤、国宝等字作为名字，应当禁止革除。”于是礼部议定：凡给尊长写信，称“端肃奉书”；答信称“端肃奉复”。给地位相等的人写信，称“奉书”“奉复”。上级给下级写信，称“书寄”；下级答信，称“书答”。卑幼给尊长写信，则说“家书敬覆”；尊长给卑幼写信，则说“书付某人”。名字中有“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汉、晋、唐”等国号的，全都命令改掉。这件事后来就不再讲求了。何子曾经夜里苦于多梦，梦中也常常痛苦地惊醒。不是醉得太厉害或劳累到了极点，即使天快亮时将要入睡而醒来，也不止十多次。他在梦中从来没有不知道自己正在做梦的。梦中的动静，和日常没有不同，他一定惊讶地说：“这是梦啊，却正好符合我的行动。”因此醒来。若事情与心愿相违，所见又不是思虑所能想到的，他又一定说：“这是什么事，难道不是梦吗？”因此醒来。偶尔梦见极其愿望的事，快乐超过平素的期望，他一定说：“我哪里会有这种事，原来是梦中遇到的。”因此醒来。梦见各种恐怖可怕以及厌恶的事，情感不合常理，按理又不应如此，他一定说：“这不是好梦，何必让它持续太久。”因此醒来。梦中经历奇异境界，会见古人，谈论非同寻常的事情，增长见闻，他一定说：“这样奇异的梦，怎么能长久相会呢？”因此醒来。梦中有人给他东西，他一定说：“梦中有人物和事物，能损害我什么呢？”梦中有所接受，他一定说：“接受梦中的东西，对我有什么关系？”因此醒来。梦中饮食时，他一定说：“我本来饿了，梦见吃东西是应当的；因为口渴，所以梦见饮水。”梦中飞翔或坠落，快速奔走而心惊，他一定说：“梦魂飘动，力量无法禁止。” 因此醒来。甚至梦见生死之事，梦见骨肉亲人被火灼烧，既高兴又哭泣，他一定大为惊惧，精神和意识相互扰乱，势必不能停留，因此醒来。一切事物，只要类似于过去听说的占梦之事，他一定又想道：“这应当对应某种占验；某种占验应当在这里得到验证。”因此醒来。何子每次枕着枕头睡一会儿，大概就做了好几个梦。做梦时若能经历完整始末，却没有意识到是在做梦，反而很快醒来，这种情况在一夜几十个梦中才有一次。他梦中所得的事情，占验第二天的事，没有不应验的。何子白天叹息说：“我大概是患了多梦之疾吧？谁能治好我的病，使我不再做梦？我听说至人没有梦，愚人也没有梦。我不能达到至人的境界，为什么不能使自己变愚呢？前辈通达之人把大梦比作处世，我白天不知道处世就是梦，到了夜里反而独自知道是在做梦。心神和眼光更加受到扰乱，这难道不是我的病吗？”有人听到后说：“先生梦多而且频繁醒来，只是因为您知道自己在做梦。知道是梦，就不会被梦迷惑；不被梦迷惑，难道还会被醒时迷惑吗？世上不可能人人都是至人，也不可能人人都是愚人，谁能没有梦？先生既然知道梦，就把梦中知道是梦的道理移用到处世上，那么就能知道应当怎样处世，以及处世之梦的道理了。这有什么病呢？先生却不是这样，反而拘泥于梦与醒的区别。白天经历的事情，是梦还是醒？两者究竟相差多少？不被梦迷惑，却被醒迷惑，这是被醒时的梦所迷惑，并不是真正知道梦。既然如此，这就是梦的疾病，先生又让谁来医治您呢？又让谁来医治您呢？” 京城夏天，蚊子很多的地方，人们苦于夜间被叮咬，想尽各种办法熏赶，仍不能入睡。没有蚊子的地方，即使没有蚊帐也可以。同一条巷子，彼此相隔竟有十几户人家，蚊子多少却完全不同；春[注：此处“春僦贷移徙此地多矣”文意有疑]迁居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巷道中这些琐碎的情况，不值得一一细数。顾学士对春说：“这种差异不只是京城有，我的家乡淞江也是这样：某一带蚊子多，某一带蚊子少。某个城门外的护城河中，距离城门可有一里左右，完全没有一只蚊子；人们在暑夜里，曾经把船移到那里，避暑住宿。那里没有蚊子的原因，实在无法推究。”春于是记起《梁元帝金楼子》说：荆州高斋，盛夏时没有白乌，我赶紧住在那里。等到把我移到别的斋舍，蚊声就像雷鸣一样。相隔几丈就有这样的差异，可见古人也曾对此感到奇怪。春的同年方给事矩，曾经把一种小鱼▯送给我，每筋有一千头，说：“这是我家乡浈池中的东西。”唐代段公路《北户录》说：恩州出产鹅毛▯延，细得像虾虫。这难道就是这一类吗？我们州的制字柳，以树木众多而得名，其中槠树最为珍贵。槠树作为树木，四季枝干和叶子都不改变；材质比桧柏坚硬，砍伐取材后，即使百年经受雨淋日晒，也不会蛀坏腐烂。建造房屋时把它放在迎受风雨冲击的地方，用作棺材埋在土中，也能和石椁相抗。这就是槠树珍贵的原因。槠树每年结子，小的比榛子还小，味道像榛子；大的有榛子那么大，但味苦。当地人把它采来作为果实，称小果实为“圆珠槠”，大果实为“苦珠槠”，据此分为两种，但它们的木材本来没有不同。考察《山海经》，前山的树木多有“{者卑}”，注释说这种树所结的果子可以食用，冬夏常青，做柱子不易腐烂。“{者卑}”难道就是这种槠树吗？《玄中记》说，大月支以及西域的胡人那里，有一种牛名叫“及牛”。今天割取它三四斤肉，第二天肉就已经复原，伤口也随即愈合。叶文庄《水东日记》盛说，庄浪有一种饕羊，当地人每年取它的脂肪，过不了多久，腹部又会重新充满。这大概是因为那里接近西蕃的偏远地区，地气使它如此吧。文庄曾经在陕西做官，他所说的一定是亲眼见到的。春出使经过武威时，遗憾没有来得及询问这件事。“饕羊”可以和“及牛”相对。叶文庄说这是因为接近西蕃的偏远地区、地气使然；我考察《玄中记》，确实如此。

译神木厂用来覆盖的大木头，都是永乐年间开始修建宫殿时剩下的材料。其中最大的一根，是樟木扁头，周长二丈，横卧着有四丈多长；骑马从它下面经过，高度足以让人藏身。近年覆盖遮蔽不及时，遭受风雨震击冲淋，已经有一半腐朽了。当时宫殿楼阁所用的木材，像扁头这样的，不知有多少。有人说，当时没有像扁头这样的木材，因为它太大而没有相配的用处，所以没有使用；难道真是这样吗？“神木”这个称呼，有人说是指非同寻常的木材，是朝廷特别选用的木材，所以特意这样称呼。春考察，曾西墅棨所作《工部尚书河南宋公礼墓志》说：永乐初年，朝廷商议营建帝京，宋公奉命采伐木材，在马湖得到大木，一夜之间自行移动了若干步，不借助人的力量。事情传到朝廷，皇帝下诏把那座山封为神木山。这样看来，神木厂得名，难道不也是因为这件事吗？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说：永乐四年，工部尚书礼到蜀地采木，在马瑚府得到若干大木，计算需要一万人的力量，砍除道路把木材运出。有一天夜里，木头忽然自行移动，到达平坦道路；经过之处，声音如雷，巨石自行裂开，越过险岩阻碍，木材表皮丝毫没有损伤，百工回头观看，欢呼雀跃。事情传到朝廷，朝廷大臣称贺，皇帝派官员前去致祭，封那座山为神木山。又诏令有关官府修建祠庙，按年按时祭祀，以报答神灵的恩赐。事情的详细经过大概就是这样。木头生长在山中，从萌芽长成合抱粗的大树，没有在斧斤下夭折，也没有倒毙于风雨之中，能够经历一千几百年，等待在盛世中发挥大用。神灵之所以护卫、呵禁它，使它显现这种力量，本来是有原因的。一天接受诏令，被寻求出来安置在皇帝面前，灵验很快显现，光明而显赫；这哪里是寻常耳目能够测度的呢？韩退之所说的山川所聚集的灵秀、灵气所感应的千寻名材，如果不能独自承担重任，又能怎么办呢？人才出生于世间，偶然际遇而恰逢时运，成为明堂的栋梁、法宫的横梁，岳降之神，确实不是偶然的。然而，偶然的命数也有不相合的时候。木材被斧斤砍伐、被风雨摧残，未能以材质显名的，我就不说了。幸而被皇帝选取并称为神木，像樟木扁头这样的，理应得到重用；却又免不了被放置在散乱之地，有腐朽的忧患，这难道不也足以让人想到人才而长叹一声吗？汉高祖经过柏人县，有人想在那里住宿，他心中忽然不安，便询问县名，回答说是柏人。柏人，就是“逼迫人”的意思，于是没有住宿便离开了。后来贯高的事情被发觉，汉武帝微服出行，到了柏谷，竟被一位老人困窘，他能够免祸，只是侥幸罢了。后汉岑彭讨伐蜀地，到了彭亡这个地方，遇到刺客，最终被杀。唐代马燧讨伐李怀光，率军扎营，营地设在埋怀村，高兴地说一定能擒获贼人，果然如此。辽主德光讨伐晋国，返回时到了杀胡林，便死在那里。宋代吴▯与金人交战，在兴州的杀金坪大败金军。近来，广西马参议▯玄与都司中一位同姓的官员征讨徭贼，到了双倒马关，都被贼人杀死。江西宁贼反叛，到了安庆兵败，在黄石矶停泊，问身边人这是什么地方；身边人回答了他。江西人把“黄”读作“王”的音，宁贼叹息说：“我本来就应当在这里失去机会。”不久便被擒获。春的族兄指挥铨，过去替人祈祷，事情常常灵验。春曾劝诫他说：“兄长怎么能和巫觋争能耐？何况生在名门不应做这种事，做官尊贵也不应做这种事；兄长本来从中没有什么利益，为什么还要做呢？”族兄说：“我偶然把心思专注在这件事上，自己也不能控制。可是如果能够每年早起，使各种疾病得到治愈，或许就是所谓救济众人的事情，我本来没有什么私利。我这套法术是从陈道人那里学来的。”凡是传授这种法术的人，都要向神发誓，事后不得接受一丝一毫的贿赂和酬谢。一旦接受了贿赂酬谢，后来就再也不会灵验了。春因为他的话又向其他巫师求证，他们也这样说。既然如此，这种法术不也胜过今天士大夫中某些人的作为吗？《东轩笔录》说，费孝先的卦影，得到应验的人很多，士大夫没有不作卦影的。只有王平甫不喜欢，说：“占卜是想预先知道事情，而卦影却要等事情发生以后才应验，有什么值得询问的呢？”春听说如今闽中九鲤庙可以问梦，梦境大多奇异而灵验。但开始时都无法理解，事情发生以后才醒悟过来；既然如此，梦又有什么用呢？弘治戊午年夏天，京师西直门有熊进入城中。守卫人员没有察觉，有人被熊伤害。大司马钧阳马公说，野兽进入城中不是吉利的征兆；他审问守卫人员之后，便请求严格整顿武备，以防备盗贼。春对同僚说：“熊所预示的事情，既然应当防备盗贼，也必须谨慎防火。”同僚都不明白。不久城内各处发生火灾，礼部被烧毁。有人问我，这件事是根据哪本占书推断出来的？春说：“我不懂占卜书，只是曾记得宋人的记载：绍兴己酉年永嘉发生灾害前几天，有一头熊从楠溪渡到城下。高世则认为熊有辅佐之意，赵允蹈说：‘“熊”这个字能引发火灾，众人应当谨慎火烛。’后来果然延烧官民房舍十之七八。我想起了这件事，所以这样说，没想到也应验了。” 春考察洛阳时，听人说：郡治南面，从前有两个农民因为一块石头到府衙争讼。其中一人说：“这是我耕地时得到的。”另一个人说：“它是从我的田里出来的。”知府命人把石头抬来查看，只见上面刻着：“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当时正是乙亥年，知府是南郑人虞廷玺。虞廷玺认为这一定是康节的窝，也就是安乐窝。于是就根据所得的石头，倡导百姓修建康节祠。这件事如今附载于《河南志》。然而《志》中记载虞廷玺所建安乐窝的记文，是郑安所作，只说：“先生故宅在金代为九贞观，元代末年毁于兵火。景泰甲戌年，虞廷玺来任知府。第二年，他在禾黍之间寻访到九贞观遗址，发现残碑并读了碑文，才知道康节过去夏居安乐窝的地方就在这里，于是为先生建祠。”从未提及石头上的十九个字。难道这件事是虚构的吗？还是确实有此事，只是郑安特意忌讳而没有说？我巡视民情之余，没有时间详细考究。星命家推算人的前程，以十二官来论命。官是数理起算的地方，但星辰有明有暗、有陷有旺，始终以官禄为主。若只论官、禄二星，又以禄星为主。禄多的人富有；官多而禄少的人，即使尊贵也贫穷。从前张南轩评论朱晦庵的命，说“官多禄少”四个字。朱晦庵说：“我一生辞官，相关文字很多；贤者对此，大概只是姑且借此一笑罢了。”星命之理究竟有没有道理，春没有时间考究。曾记得有个谈论星命而多次说中的人，对春说：“你的官确实胜过禄。”难道我不免贫穷吗？今天有个相士来，说我“禄胜官”。他的相法是从胡须来判断：上面的是禄，下面的是官。胡须多而髯少的人，主富贵而且长寿。春捋着髯说：“我这个穷书生竟然还有这种乖僻的命运；嘴上的毛，不要说成黔雷来戏弄我，我慢慢验证就是了。”

译逆瑾当权时，人才就不用说了。如今消磨世道，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百官的任命调动，从来没有一个能长期任职的。内官中侍郎以下、员外以上，外官中布政以下、知县以上，任职两三年之间，奔走钻营的人一定显达升迁；安于退处的人也会被贬谪。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时间就可以了；三年就会有成效。”今天的人才，难道都是孔子的门徒吗？张咏在蜀地时曾说，只凭一个“信”字，五年才能把事情做成；这件事有谁会想到呢？云南、广西各处都有土官割据，蛮洞之间彼此仇杀，成为地方的祸患。朝廷每次派抚巡司府的官员前去抚慰晓谕，动辄经过数年，仍不能停止战乱。这虽然是因为夷人的性情残酷执拗，也因为负责抚慰的人多是贪图利益之徒，才把事情养成这样。例如云南的木邦、孟养，广西的思恩，近来的事情就是如此。那些首领明白地说：“司府官不过是一条狗，给他一根大骨头就走了。”如今缙绅之中，遇到骨头掉在地上却不龇牙争夺的人，能有几个？可悲啊！一位不得志的朋友，自己感叹说：“辱骂声形成风气，谁能忍心煽动这群人的怒气；浮泛的诽谤像河流一样，而事实却源于一点小小的触犯。哭诉于偏僻角落啊，没有人怜悯你；叩击宫门呼号啊，你也只是徒然自若。眼睛昏花而泪多，何不把泪水向内流来滋润肚腹；牙齿坏了而舌头还在，还不如闭紧嘴巴，不再说话。” 人们所说的贤者，是说他有才，或说他有德。国家之所以寻求贤才，也是寻求有才和有德的人。才与德，在人身上没有不通过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的。然而士人尚未被任用时，居上位的人受地位和身份的隔阂所限，不能把他们全部了解，所以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府：在科举考场考察他们的言论，在选任官员时考察他们的行为。言论可以用来了解才，也可以用来了解德；行为可以用来观察德，也可以用来观察才。科举通过文章来评定高下，经义考试也只是取其中一部分。位列前面的人称为魁元；选任进士时，依照甲第的名次。至于台谏官，则专门从不固定的名次中选拔，作为重要职位；这又是有关官府特别留意，希望预先根据他们的才德来任用的人。考课制度起源于虞代。汉宣帝曾下诏给御史，查察计簿中有疑问、不像真实情况的事项。考察我朝的制度，考课完全取法古代。官员任满三年，才考核一次；牌册详细记载任职期间的政务、功绩。属官先由长官考核，记下他的主要政绩，再转送御史审核；御史也记下主要政绩，然后交给吏部，由吏部考察他的治理状况，评定优劣。这又是风宪官应当办理的事务。那么，进士的选拔、取得魁元、升任重要职位，恰好又到了考课之时，难道可以不设法自我表现吗？吕居仁记载前辈说：做官，公罪不可没有，私罪不可有。私罪固然不可有；如果连公罪也没有，那就是自保过度，没有任事的意向。春天我曾侍奉西涯先生，谈到近来的事情。先生说：“年轻人刚开始做官，承受上级领导、面对下属，怎么能一下子件件都合乎规矩？只要尽心做上几年，权衡停当，自然会逐渐成熟。如果是公子性，即使年轻也不该有；如果是秀才性，到了老年也不该没有。某人凭公子性做官，怎么会不获罪呢？”我说：“某人这类人，生来富贵，别人已经另眼看待他们；既然接受了命服，仍然习惯穿着华美的衣服，所以旧日的奢侈、傲慢和放纵，最终触犯了清议。受到小小惩罚而得到大的警诫，未尝不是幸事。只是想到如今官场中的士大夫，在做诸生时，高谈古今，历数卿相的罪过：谁奸诈，谁贪婪，谁谄媚，谁进谗，谁蒙蔽贤才，谁尸位素餐，谁依附权势，谁玩弄权力，谁随世俗浮沉，谁模棱两可、两面讨好；他们心中有确定的见解，口中有直率的话，都发誓一旦出仕事奉君主，就要以勇往直前的气概，堂堂正正地做事，必定要惩治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等到被错置在各个官署，辗转任职于内外，能够再坚持旧日言论的有几个人？仕途将要做成时，患得患失更加严重，能够再保有初心的又有几个人？” 做卿、做官署长官，就应当铲除奸邪和贪婪，铲除谄媚和进谗，不蒙蔽贤才，不尸位素餐，不依附权势、玩弄权力，不随世俗浮沉，不模棱两可、两面讨好；后来被人指责的，有几个人呢？像这些人那样畏缩迟疑、欲言又止，〔原文有缺损字样，无法确释〕，抛弃自己平生的志向，终于爬到高位，难道不算他们的幸运吗？可是国家的事情怎么办呢？我认为，如今做官的人中，有公子性的，没有不犯私罪的，不过他们的罪很小，只足以祸害自己；没有秀才性的，似乎可以不犯公罪，但他们的罪很大，将要祸害国家。”先生拍着手说：“确实如此！”

译宋代时，郡县每年征收的赋税，除朝廷应当收入的钱粮外，还有一种缴入库中的公费钱，不知现在把它归入哪一项。州郡库中的公使钱，就是所谓的无碍官钱，官府可以使用，例如雇佣钱、搬运钱之类，都从这里支取。此外，有司又可以用它来给过往官员送礼、设宴和支付路费。吕居仁《官箴》说，做官时收取雇佣钱、搬家钱，往往为此规定标准，却超过标准收取费用，所得极少，所丧失的却很多。殊不知这些钱是本分以外的财物。朱子任郡守时，也曾使用这些钱，只是用得很清楚，按照官员品级高低规定数额，定为成例，不像其他人那样借机作奸，并且用来收买私人恩惠。《语录》说，看到有人把官钱胡乱使用，便为此痛心。他两次任郡守，都是接任于弊政之后，使用钱财并没有明确规定，凡是送礼，都没有固定标准，只随着对象而定厚薄。我询问胥吏，他们说以前确实就是这样。于是便立下定例，看是什么等级的官员经过这里，就按照什么等级的例子送给他。从此便能够做到公平普遍。凡是进入广南任职的小官，也有五千钱的资助。由此看来，库中的积蓄不能说不多，难道就是如今审问刑事案件时收取的赎罪财物吗？还是均徭中每年剩余的数目呢？朱子说，当时有经总钱、牙契钱、倍契钱之类，有的被知州隐瞒藏匿，通判更加不敢与他争执。如今已经没有经总制钱的定额。客引钱，有的地方收，有的地方不收。田产契钱，各地都有，但数额不多，有司称它为堂食公用钱；到年终查核库中数目，十份中往往只剩两三份。至于审问刑事案件时收取的赎金，以及均徭中剩余的钱数，按法律都应当缴入库中，一文也不许擅自支用。然而那些品行卑劣、掌印相承而隐瞒的人，并不少见，不知当时是怎样辨别这些钱的。如今有司，除依法征收钱粮外，法律不许擅自支用一文钱。凡是为公事前往上级衙门，或向府、州、县发文，所谓可以动支无碍官钱，不过是空话罢了。如今若想辨明这些钱，并不是难事，但必须是爱护百姓、珍惜财物、廉洁而有作为的人，才能办到。郡县相连排列，哪里能保证都有这样的人呢？至于过往官员、公差和差役，没有动用官钱，而按照送礼的惯例，有司只好责令当值的里甲头目摊派征敛，雇车夫、雇马匹、购买下程等物，种种费用都由他们筹办；在交通要道上，每天的花费更是无法说尽。国家的禁令虽然还在，但人情世故难以阻止，百姓怎么能不陷于困穷呢？五代晋天福年间，南唐丈量田地、确定赋税。每一斛正苗，另收三斗，并向百姓征收盐二斤，称为“盐米”。这些数量随着正苗登记在簿册上，用朱笔批注明白，一并缴纳。后来后周世宗把盐场收归后周，盐便不再发给百姓。宋朝平定江南后，仍像原来一样收取米。祥符七年，运使陈靖；元丰五年，提举刘谊，都说这是百姓的弊病，按法律应当免除。奏疏留在宫中，没有施行。宣和年间，讲求财利的大臣忽然把它增加为六斗八升二合，百姓的负担大大加重。绍熙年间，各地守臣先后提出建议，陆续平均减免。但饶州的这一项负担，直到宋末才开始废除。事情记载在马端临《减苗记》中，可以考查。尽管如此，这件事在宋代只是原属南唐的那些郡才有，其他州没有这种祸害。本朝把户口和食盐分配给天下各地，每年收取相应的钱钞，称为“户口钞”，大概是以盐课折成的钱钞。如今已经有好几代不再分发盐了，但百姓每年仍然缴纳折银钱，户口钞照旧存在，天下都以此为苦。然而没有一个人向上申明。祖宗的良法美意无法推行，后来产生的弊病又不能停止，实在令人感慨。徭役制度很难做到平均，前代也不能没有弊病。因此，朱子曾说，乡有宽狭不同，富豪也有多少之别。狭小的乡里，富豪仅仅能够自给，一旦被征发服役，没有不破产荡尽的。只有彭仲刚任临海县令时，先计算各地的宽狭和富豪多少，然后分成两等，平均分配徭役，百姓感到非常便利。虽然这不是法令所明确允许的做法，但只要百姓认为合适，最终就不能改变。我考察认为，彭仲刚所做的事情，按今天的法令没有哪一件是不能做的，关键只在于有司用心如何。如今的法令，把户分为九等，把门第分为三则。各乡不能没有上、中、下户；即使是上上户，也不能没有中下门第。所谓富豪，有的人在这个乡被称为上上户，却还比不上另一个乡的中上户；有的人在另一个乡属于下上户，却可以相当于这里的上中户。治理州县的人，如果只计算各地的宽狭和富豪多少，却不考虑他们办事能力和财力的高下，一概加以通融，也未必能做到平均。马廷鸾《并都记》引用晦庵先生的话，来说明金山的事情。这只是一种大家共同承担、事情就容易办成的办法。并都、并里，在今天已经是极不得已的事情了。洪武十九年，议定工匠的编役办法。考核他们的丁力，规定以三年为一班，轮流赴京服役，每次做工三个月，按期交接，称为“轮班匠”。工部侍郎秦达后来又建议根据路途远近来确定班次，并且设置簿籍，制作勘合发给他们。到期时携带勘合到工部听候调拨，免除他们家中的徭役，并把这些规定写入法令。这样一来，各地工匠都觉得便利。如今勘合制度始于洪武十五年。在京城，五府、六部、都察院各衙门分别设置两本簿籍，把空白纸张对半相合，按照各地方编写字号，并押印完毕。外号底簿发给各行都、布政司、按察司，以及直隶、府州、卫所收掌；内号底簿和勘合纸本则由衙门收藏。凡是办理外地事务，便发下勘合，由勘合科填写字号和纸张，下发各地方；各地方比照朱、墨字号相同，把所开列的事项执行完毕后上报。等号纸用尽，便按照字号像以前一样接续编写。各该司、府、州、卫等到年终时，将发出的勘合连同底簿折叠粘连，具本奏缴；另外编写一本青册，送交原来发出的衙门，以便查核比较。这就是刻木剖竹、用符契革除奸弊的办法。开始时，半印纸交由内府收藏，临到使用时再前往领取。实行久了，因为有人提出建议，制度便更加便利。洪武二十四年，丰城典史马坚说，如今设置勘合作为凭证和印信，以文字作为字号，依次书写；彼此各自收藏一半，凡是征收时必须合在一起查验，双方相合后才办理，这很得革除弊端的要领。近来听说各司只把帖子交给吏胥，责令他们督促所属人员，稍有不合意，便施加鞭打，结果反而使百姓受到伤害。恳请增加设置勘合，发给各司，听任他们填写；差遣办事完毕后，缴回并报告所属衙门。这样也一定不敢轻易发遣，以免使百姓受苦；而且各项事务也不至于长期荒废。今天的事情，同样只在于执行的人究竟怎样办理。

译关于印信，唐代以前的制度没有详细记载。我私下推测，唐代各司因官署而设置印信，已经不止一种。宋代时，各衙门的长官和佐官都有印。官署中凡设置员外职位的，凡属兵、刑事务，以及专门上达和发给、收纳官物的官员，一切文书都使用所请得的印信办理。南渡以后，因战乱和兵火散失，诸司往往借用旧印；有人因为不方便而请求另制，又因费用太重而作罢。有人问：朱子上奏的奏状，是否也要借用县印？朱子说：“哪里只是县印，县印和县尉印也都可以借。我在同安任主簿时，曾到州里请印。当时有指挥使，还有一道家印，胥吏得到钱才肯发给。”由此完全可以知道，当时县里的主簿、县尉等官，也必须有印才能办理文书。朱子又说：“那时有县丞使用漕使的印，大概是因为各司的旧印可以借用，上下之间、彼此之间，都不加计较。”唐、宋之间，遇到非常时期，有倒用印信来应急办事的；但因而给坏人以便利、助长奸弊的，也数不胜数。本朝设置各司，每司设置一枚印，由长官掌管；长官职位空缺时，由副职署理。政务繁重的司，官员虽然很多，印信却不设两枚。京官中的十三道御史巡按，设有巡按印；外官中按察司副使、佥事分巡各地，设有分巡印。至于本道、各司所用的印，这是分明有别的。六部、都察院的侍郎、都御史等官员出外巡抚、巡视、勘察时，则发给关防。关防的制度，又和印信不同。本朝的制度超过前代，这也是其中一点。●卷五外篇 教育，在君王的政务中没有比它更优先的了。《成周遗册》足以证明这一点。夏、商两代以后，汉、唐、宋都是通达治道的朝代；但汉代还来不及办理学校事务，直到元朔年间才兴办太学。唐代沿袭魏代的制度，开始在郡县设立学校。然而唐代的郡县，还没有听说有专门负责学校事务的官员。宋代庆历年间，才开始设立学校并任命官员。那时宋朝已经传到第四代了。我们圣祖建立太学，是在还没有正式即位之前；正式即位第二年，就下诏天下府、州、县，普遍修葺学校，不论偏远僻地，都由官府设置教师，确定员额，有学长，有分教。大概是想挽回夏、商两代以来奔流不息的风气，用它来像船桨一样逆流而上，追溯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做法。文治的兴盛，不必等到积累很久以后才显现。学校官员的职责，到今天难道还不已经很重要了吗？如今的士人为什么要轻视学校官员？一旦做官而任学校官，便茫然不满、认为不合心意，这都是不知道学校官职的重要性。有人说：“这是有原因的。”祖宗时期，学校官员的选任，比各类办事官高一等，人人都以师道自守；节度使、岳牧等地方长官，没有不以礼相待的。如今大多不是这样了。唉！当权办事的人，不知道学校官员的职责重要；担任学校官员的人，又有谁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不辜负这一重要职责呢？唉！要尽到职责，不辜负这一重要职责，非大君子不能做到；而师儒的职责，本来就是君子所乐于担任的。如今的时代与祖宗时期不同，君子处在这个职位上，只要看自己如何自重、自持，就可以了。书院制度始创于宋初。当时郡县学校还没有建立，硕士名儒往往从书院中产生。如今学校遍布天下，文教兴盛和谐，书院也没有废止。大概家塾、党庠、术序，都是用来培养德行、造就人才的地方；按照古代制度考察，接近百姓的教育，设置得多一些并不令人厌烦。〔原文句首“途”疑为衍字或讹字，无法确定〕如今做官的途径不止一种，而其中正当的途径称为“科”和“贡”。科举、岁贡都出自学校的正途。通过正途做官，又有难易、迟速的不同。被乡里推荐、取得乡试资格，在礼部会试中报捷，列名于进士名册，就能接受优良职位，还可以逐步升至公卿大夫。在学校中，则要看是否食廪，以此作为资历和候补次序。至于贡生的常例，府每年一人，州三年二人，县两年一人，由主管部门上报礼部；送到内府考试，进入学校任职的，还要再次考试；不进入学校的，送入监中学习，送往各衙门历练办事，再送吏部附入选官名单。请假回家等待选用，通常要十多年才能得到一项任命，而且大多只能做到州县佐官为止。科举和贡生的途径，相差就是这样。唉！士子们在学校中低声读书，谁不把考中科举作为志向？志向不能全都实现，于是岁贡之士即使学识丰富，也不能不遵循常例。按照常例，也是正途。做官有难易、迟速的不同，难道人才本来就有等级吗？有学识丰富却仕途艰难而迟缓的人，难道不是命运使然吗？宋代开宝初年，下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凡被推荐的举人，一律发给往来的公券，命枢密院制定条例施行。大概从刚起程直到返回家乡，费用都由公家供给。后来法令废止，远方的贫寒士人预先获得乡荐，想参加礼部考试，却借贷乞求也得不到资助，于是宁可托人代为应试，也不去参加考试。宋初，远郡的小官任期届满，多半步行，屡屡拄杖赶路；不幸遇到父母丧服而解官，有的甚至离任后不能回家。咸平年间，下诏规定川、广、福建路的官员遇到父母丧事不得离开任所，大概是体恤小官的意思，但这并不符合礼制的要求。本朝统辖四海，在川、广这些可以通行舟船的地方，官员一定任用南方人。云贵地区陆路艰险，小官选授时，法律允许发给驿传，他们任职时不怕跋山涉水。新考中的举人前往礼部考试，都可以凭公据领取驿传，法律规定已经很优厚了。过去的举人，在云南又单独因为路远而发给脚力钱；其他地方虽然不是这样，但乡贡之士即使在礼部落第，也有升进任用的阶梯，不像宋代那样，考不中便返回，还要重新应试，承受再解试的辛苦。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国初时，只有南方士子中式的居多，而南方又以江西吉安最为兴盛。北方人中式的还不到十分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的人都以此为言。皇上于是命翰林儒臣重新挑选下第举人的试卷，选得六十一人，再举行廷试。提拔韩克忠为第一名，并仍然分别赐予韩克忠等人进士出身。韩克忠等人都是北方人。第二年，又考试寄监中的下第举人，中式的有四百一十五人，按等级排列，授为教授、教谕、训导；没有中式的八十七人，任为州吏目。洪武年间通过科举取士，大概到此为止。洪熙元年，确定南卷、北卷、中卷三种试卷，以此取士。从此以后，人才的任用才开始不偏向一方。